文：孙立平 ​ 在文明与野蛮之间，我们这个民族付不起迷失的代价。划出文明与野蛮的界线，比划分是他们的文明市场还是我们的文明市场更重要。文明发展的最大状态是跟野蛮划出界限。文野界限，从政治立规上说，第一，把人当人来看待，而不把人当手段来对待；第二，权力必须规范、平和、周期性地交接，约束政治上的权力滥用。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这点上，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https://mmbiz.qlogo.cn/mmbiz_png/T7cFJFn1N42pLrIwl0ibwjnCz4uzWs3sn8c3y3ibN7pIibSgkCrhqWC6vBXLUAwvSvIibad2UXicBr95sXandydILNA/640?wx_fmt=png 在文明与野蛮之间，我们不要迷失 https://mmbiz.qlogo.cn/mmbiz_png/T7cFJFn1N42pLrIwl0ibwjnCz4uzWs3sncL0cibxfJyNMkic0GXgiaJHO83w0HsUpXf9wEwF35YdtxYoiaZm79v8gJw/640?wx_fmt=png 在与野蛮相对应的意义上的文明，指的就是人类为了活得更好一点，在文化、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制度安排等方面所获的进步的积累。 文明与野蛮的大致轮廓是不能否认的。否认了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了是非。 前几天我说：“在眼花缭乱的变化面前，在莫衷一是的纷争之中，不要模糊了一条最基本的边界——文明与野蛮。”有时间想谈谈这个话题。 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对政治正确的反思，民粹主义的卷土重来，整个世界变得扑朔迷离，似乎清晰的图景又变得一片混沌。我想强调的是，在这变幻莫测、眼花缭乱的时候，我们不要迷失。如果说发达国家还多少有点迷失的本钱的话，我们付不起这样的代价。 几个月前我曾经提出过国家的方向感、精英和上层的安全感、老百姓的希望感的问题。在新的国际环境之下，这几个问题，尤其是前者，就显得更为现实。 这当中最关键的是，如果在一时一地的是非还难以澄清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模糊一个最基本的坐标，这就是文明与野蛮。 有人不承认文明的存在，说文明与野蛮都是相对的。这是一种相对论的诡辩。 我们承认不承认有生活得好一点有生活得坏一点的区分？承认不承认生活中有幸福和痛苦之分？在与野蛮相对应的意义上的文明，指的就是人类为了活得更好一点，在文化、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制度安排等方面所获的进步的积累。人类的历史就是脱离野蛮朝向文明努力的过程。当然，我也承认，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的谁也不敢保证。 我曾举例说，农村常有土地纠纷，有的地方是用古老的群体械斗的方式来解决，今天更多的是用现代法律的方式解决。这其间文明与野蛮的区别有疑义吗？ 往大了说，在国际上，用不断的战争征伐的方式来解决争端，与用建立国际组织、订立国际条约、谈判妥协的方式解决争端，这其间文明与野蛮的区别有疑义吗？ 在国内政权更迭上，是用死伤无数、血流成河的方式来实现，还是用人们认可的程序与选举的方式来实现，这其间文明与野蛮的区别有疑义吗？ 在公共事务上，由少数人专断与能有更多的人参与，从而使更多人的意志能得到体现，这其间文明与野蛮的区别有疑义吗？ 在社会生活中，一部分人有力量歧视和压迫另一部分人，与平等相处，在真正的平等不能实现的情况下，至少保障法律和权利意义上的平等，这其间文明与野蛮的区别有疑义吗？ 这样的区别还可以不断列举下去。 当然我同意说，有些情况下确实不是非黑即白的，比如佛教徒与基督教徒、无神论者对生活状态及其意义的理解就会有明显不同。但文明与野蛮的大致轮廓是不能否认的。否认了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了是非。 再说一遍，在文明与野蛮之间，我们这个民族付不起迷失的代价。 https://mmbiz.qlogo.cn/mmbiz_png/T7cFJFn1N42pLrIwl0ibwjnCz4uzWs3sn8c3y3ibN7pIibSgkCrhqWC6vBXLUAwvSvIibad2UXicBr95sXandydILNA/640?wx_fmt=png 划分文明与野蛮，比划分中西更重要 https://mmbiz.qlogo.cn/mmbiz_png/T7cFJFn1N42pLrIwl0ibwjnCz4uzWs3sncL0cibxfJyNMkic0GXgiaJHO83w0HsUpXf9wEwF35YdtxYoiaZm79v8gJw/640?wx_fmt=png 西方文明在进入非西方世界之前，你说那是西方的，这是对的。但西方文明作为强势文明进入了，跟你的文明已经发生了碰撞，你再说寻找自己特点的文明那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晚明以来，中西文化的交汇使人类的融合之势和文明层次的更迭之势、上升之势已鲜明地呈现出来，我们现在还试图去找一个碰撞之前的中华文明的政治规则，肯定是徒劳无功的。所以，未来的文明一定不是既定文明历史发展的结果，而是一个文明间相互碰撞的结果。这一点中国人自己没有接受。 长期专心致力于既定的中华文明，这对中国可能是一个出路，但对人类可能是一个灾难。因为没有人类情怀，我们常常不能摆正主次、轻重、先后、缓急，我们为既定文明辩护的热情远远超过了对文明未来的谋划。所以，我觉得今天中华文明的自我辩护一定要以美利坚文明的衰落为前提，这是非常好笑的。 这是排斥的文明形态，不是高级的文明形态。世界现代史表明，凡是迈过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文明形态没有一个被打回原形，被打回原形的都是现代转型中中途夭折的文明和国家。大英帝国虽然衰落了，但英国是落后国家吗？不是，它还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我们无法说明未来中华文明会是什么样子，因为它不是我们在书斋里可以归纳出来的，而是我们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下代干出来的。但文明的交汇永远比文明寻找自身的特点重要一百倍。希腊文明之所以逐渐领先世界2500年，是希波战争导致西方文明深刻地吸收、融汇了中东文明，同时也宣告了希腊传统文明的终结。 新生的一种文明是优势文明。中华文明真要有出路，先得对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持开放态度，得把西方文明好好消化、好好创新，否则别指望。所以我强调中华文明还有未来，一定是远东文明跟中东文明、西方文明会合起来，然后再次融合，实现文明升华的结果。换句话说，中华文明是要成为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区域发展的文明形态，是给人类带来福祉，而不是今天说的“中国必崛起，美国必衰败”。 当然，中华文明的另一种未来可能是往回走，重回封闭。最近几年，这种重回封闭的状态非常明显，我们把西方说得一塌糊涂。这有点接近于1914年之后，梁启超去欧洲看过之后写的《欧游心影录》，对欧洲大失所望，我们现在就差一个有名人士写一本《新欧游心影录》了。这个心态非常糟糕。 划出文明与野蛮的界线，比划分是他们的文明市场还是我们的文明市场更重要。文明发展的最大状态是跟野蛮划出界限。文野界限，从政治立规上说，第一，把人当人来看待，而不把人当手段来对待；第二，权力必须规范、平和、周期性地交接，约束政治上的权力滥用。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这点上，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文：郭锦萍 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认为，大学是关于知识和对真理的追求。 好莱坞名导史帝芬史匹柏（图左）及脸书创办人查克柏格，都曾应邀在哈佛毕业典礼上致词，图右即哈佛校长福斯特。 哈佛大学校长德鲁•吉平•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这学期的开学典礼致辞被放上网路后，很快就被大量分享和转载。她在演讲中最令人称道的论点包括：大学教育的意义在于对真理的追求，保持多样性是追求真理的重要前提。以下是致辞内容摘要。 欢迎你们，2021届的同学们。此时此刻，不仅对你们的人生意义重大，对国家和世界也至关重要。最近几周，我们听闻全球核战威胁，看到极端天气的恐怖模样。西班牙、芬兰、比利时和阿富汗的恐怖主义正在蔓延，美国大学城裡的仇恨色彩、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暴力事件同样让人不寒而慄。 在这样一个时刻，大学教育应该是什么？大学教育意味着什么？大学本身到底是什么？在这样一个充满挑战和不安的时刻，我们如何认识大学的责任，也就是我们此刻肩负的责任？ 首先，大学是关于知识和对真理的追求。 我们相信事实（facts），也相信人类不懈追求的力量。我们坚信教育和学习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和民主政府的基石。 我们相信，追求真理的过程需要经过持续不断的测试和评估，经过无数次地论证、挑战和辩论。我们从不盛气凌人，相信总有一天可以达成目标。 拥抱新观点 尝试新可能 真理既是渴望也是灵感。我们知道知识的探索永无止境，所以我们必须拥抱新想法和新观点，尝试新可能，即使我们偶尔可能犯错。这要求我们所有人具备勇气、慷慨和谦逊的品质，愿意参与到伟大的辩论中去。 培养重要的人类潜能 我们应该开放地吸纳别人的想法，有理有据地改变自己的观点。但我们希望你们培养其他至关重要的人类潜能，如判断力、评估力，以及在新的事实面前，虚心学习和自我成长的能力。 分辨胡说八道的能力 前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已故的杰里米·诺尔斯（Jeremy Knowles）曾形容他所认为的高等教育最重要目标就是，确保毕业的学生能分辨有人在胡说八道。你会在不断地挑战和被挑战中学到了这种能力，在面对各种分歧和异议中找到自己的方向。 The most important goal of higher education: it was to ensure that graduates can recognize when "someone is talking rot."──Jeremy Knowles 重要想法源于与他人互动 第二，相信校园的力量──保持多样性的互动关係。 接下来的4年里，你将会遇到的许多最重要的想法，都不会来自教授、实验室、书本或线上作业。它们将来自现在坐在你旁边的人。你提出的许多问题、你回避的困难、你接受的新观点，都将源于你和他人的互动。这就是为什么你的班级有必要代表最广泛的背景、经验和兴趣，覆盖最广泛的地理来源、社会环境、民族、种族、宗教、性别认同、性取向和政治立场。 我们相信校园的力量，那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力量。这个校园必须好好组建，才不会只简单地向你展示已知的东西，或是那些生活经历与观点和你一样的人。 正是它的多样性、它的陌生元素、它的不同之处，使你在哈佛的经历非同凡响，我相信终有一天你会发现。 我们很高兴地欢迎你们，2021届的同学们，因为你们自己就是伟大的教育家，注定会互相引导。当然，同时也帮助老师，因为你们的多样性所带来的缤纷色彩。当招生办公室决定录取你时，他们认为学校需要你的声音——你在这个百家争鸣之地所贡献的一种声音。所以不要保持沉默。 请不要只活在网路上，就像你没有来过这里似的！融入到其他人之中。 尽量发言 别人才可跟你学 尽量发言，这样别人才能向你学习。尽可能多听，这样你就能从别人学习。不要害怕犯错的风险。不要害怕承认你的错误，这是学习和成长的最佳途径，同时也慷慨地倾听他人。 将你的同学圈作为你在哈佛最大的礼物和机会。帮助我们在哈佛建立一个因多样而更加灿烂而不是分化的典范。 超越自己 探索忽略的领域 在哈佛的4年裡，我们希望你能超越你之前的自己。我们希望你去探索那些你所忽略的领域，并培养在多种不同的环境中成长的能力，这样你很可能在未来的岁月中发现新的自己。我们的这些计划使住宿区的生活学习环境充满朝气与活力。在3月的时候，将会随机将所有人安排到“3年生活学习社区”。这些计划也明确表示，那些歧视性、排他性、压倒性的团体组织与我们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在这个重要时刻，你加入了哈佛，现在，你已经成为哈佛大学这场将近400年的实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确保它继续致力于对真理的严格而理性的追求。我们必须确保这个校园的每一个成员的才能都受到充分的欢迎和完全的发挥。 尽己之力 成为最好的自己 让我们每个人都尽自己的力量，让哈佛成为相互尊重的地方，让我们所有人都成为最好的自己。面对各地不断涌现的仇恨和暴力事件，我们需要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团结在一起。在破裂和分化的时代，让我们努力成为团结的典范。我们从来没有像此刻一样期待这所大学的未来。欢迎来到哈佛！ 注：本文转载自联合报好读周报。

​文：程予东 早上看到几张截图，内心有挥不开的悲凉。面对美国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他们的语言表述不尽相同，但是大多是持欢呼鼓掌态度的。尤为悲哀的是右侧点赞摁钮，数千人拥着这样的留言。 我惊颤着，测想他们这样留言的动机，一时间不能确言。但是，一般情形下，当我们对某个对象心怀仇恨的时候，总是渴望那个对象倒霉，这样我们的内心就受到了安慰。这种安慰兴奋得遏不住，就鼓乐相庆。以这样的心理推测，这些鼓掌叫好的人大概也是这般思维吧。 他们心怀怨恨的对象是谁呢？那50多个被枪杀的人吗？那500多受伤的人吗？那些都是普通人啊，普通到和我们在任何一个音乐节上遇到的人一样。你们和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他们也没有伤害到你们分毫是不是？我这样说，大概你们也是能够认同的吧。可是我们又有这样的逻辑推理，爱屋及乌，恨屋及乌。我们喜欢某个对象，连带着喜欢和他有关的存在，我们恨某个对象，连带着恨和这个对象有关的存在。这是怎样的逻辑呢？大概就是情感亲疏判断吧。我们运用这样的逻辑看美国，也看其他国家，比如一衣带水的日本。当日本发生地震的时候，多少人兴奋难掩。死的人越多越好，最好日本下沉。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能够说什么呢？雨果说：治人者的罪行不是治于人者的过错；政府有时会是强盗，而人民永远也不会是强盗。换言之，美国和日本政府有时会犯错，但是人民不会犯错。人民是无辜的。无辜的人民受到灾难让人同情、伤悼，这是起码的人道。如果你具备起码的人道，就不会对无辜受难的人无动于衷，就不会对杀戮人民的凶手鼓掌欢呼，你一定会心怀仁爱和悲愤。 我们背离人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作为一名草根老师，我不由得想到了教育。我们的教育缺少逻辑教育和人性关怀教育。逻辑是一种基础工具，教人如何正确地思考和表达。科学研究对逻辑的倚重自不必说，人生随时随地之言（与人沟通交流）与行（思考、处理问题），都离不开逻辑。说话没逻辑，即不能有效表达和传递自己的想法；做事没逻辑，就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缺少逻辑常识，尤其容易沦为被他人愚弄的对象。 世界上很多国家在中学、大学阶段，都是将逻辑作为一种必修的通识教育。在中国，作为通识教育的逻辑课，已经缺席了数十年之久。我们看世界的逻辑是怎样的呢？问站队不问事实，问动机不问是非，问亲疏不问道理。所以，网络上，喷子很多，谩骂满天飞。有人给出证据，那些喷子也不看的，就是谩骂诅咒，让你不得不怀疑，他们是别有用心的人。 逻辑教育缺失外，人性关怀教育缺失也非常严重。教育的核心目的是培养人独立思考判断和道德自觉的能力。道德自觉也可以叫道德自律。这是人性所在，良知所在。人性是什么？人性就是看到别人遭难你有同情心；看到老弱病残你有怜悯心；看到仗势欺人你有憎恶心；看到作威作福你有愤恨心；看到阿谀奉承你有羞耻心；在强权面前坚守正义；在邪恶面前拒绝沉默；在暴政面前不助纣为虐；敬畏自然与生灵，坚守善良正义，拒绝谎言欺骗。在这起残忍的枪击案中，看到一则散发着人性光芒的温暖留言，一个男子伏在一群学生上面为他们挡子弹，“他们才20岁，而我53岁了，我已经过了一个美好的人生。”给我们人性震撼的是我们憎恨的。2014年南京青奥上做体操的17岁日本小姑娘从木马上摔了下来，全场中国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笑声欢呼声。小女孩淡定的爬起来给嘲笑她的人举了三个躬，全场鸦雀无声…… 如果泯灭了人性、良知，人会成为什么存在？别人遭难和自己无关；老弱病残扭头不看；觉得仗势欺人者本领不一般；作威作福令人艳羡；阿谀奉承演得欢；强权面前腰杆弯；邪恶面前沉默寡言；暴政面前为虎作伥；损毁自然生灵，谎言欺骗，事实面前瞒、瞒、瞒。没有良知缺乏人性的学生考了很高的分数，读了高等院校，计算机好的没准儿程序植入病毒，化学好的食品里勾兑苏丹红……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逻辑教育教人思考和表达，是认识世界，参与社会生活的基础，缺乏逻辑教育造成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网络上诉诸口水，生活中诉诸暴力。这样的情形非常普遍。人性关怀教育是良知的基础，缺乏良知的人，添加给世界的多是冷漠无情。 没有逻辑和人性关怀的教育，我们的教育要走向哪里？

​文：王小波 有些崇高是人所共知的虚伪，这种东西比堕落还要坏。 自打孔孟到如今，我们这个社会里只有两种人。一种编写生活的脚本，另一种去演出这些脚本。前一种人是古代的圣贤，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后一种包括古代的老百姓和近代的知青。所谓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这个意思吧。 七十年代发生了这样一回事：河里发大水，冲走了一根国家的电线杆。有位知青下水去追，电线杆没捞上来，人却淹死了。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 这件事在知青中间引起了一点小小的困惑：我们的一条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头？结果是困惑的人惨遭批判，不瞒你说，我本人就是困惑者之一，所以对这件事记忆犹新。 照我看来，我们吃了很多年的饭才长到这么大，价值肯定比一根木头高；拿我们去换木头是不值的。但人家告诉我说：国家财产是大义之所在，见到它被水冲走，连想都不要想，就要下水去捞。不要说是木头，就是根稻草，也得跳下水。他们还说，我这种值不值的论调是种落后言论——幸好还没有说我反动。 实际上，我在年轻时是个标准的愣头青，水性也好。见到大水冲走了木头，第一个跳下水的准是我，假如水势太大，我也可能被淹死，成为烈士，因为我毕竟还不是鸭子。 这就是说，我并不缺少崇高的气质，我只是不会唱那些高调。 时隔二十多年，我也读了一些书，从书本知识和亲身经历之中，我得到了这样一种结论：自打孔孟到如今，我们这个社会里只有两种人。 一种编写生活的脚本，另一种去演出这些脚本。前一种人是古代的圣贤，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后一种包括古代的老百姓和近代的知青。所谓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这个意思吧。 从气质来说，我只适合当演员，不适合当编剧，但是看到脚本编得太坏时，总禁不住要多上几句嘴，就被当落后分子来看待。这么多年了，我也习惯了。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个人总要做出一些牺牲——牺牲“自我”，成就“超我”——这些牺牲就是崇高的行为。我从不拒绝演出这样的戏，但总希望剧情合理一些——我觉得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 举例来说，洪水冲走国家财产，我们年轻人有抢救之责，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总要问问捞些什么。捞木头尚称合理，捞稻草就太过分。这种言论是对崇高唱了反调。 现在的人会同意，这罪不在我：剧本编得实在差劲。由此就可以推导出：崇高并不总是对的，低下的一方有时也会有些道理。实际上，就是唱高调的人见了一根稻草被冲走，也不会跳下水，但不妨碍他继续这么说下去。 事实上，有些崇高是人所共知的虚伪，这种东西比堕落还要坏。 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正如他有权拒绝下水去捞一根稻草。假如这是对的，就对营造或提倡社会伦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只顾浪漫煽情，要留有余地；换言之，不能够只讲崇高，不讲道理。 举例来说，孟子发明了一种伦理学，说亲亲敬长是人的良知良能，孝敬父母、忠君爱国是人间的大义。所以，臣民向君父奉献一切，就是崇高之所在。 孟子的文章写得很煽情，让我自愧不如，他老人家要是肯去做诗，就是中国的拜伦；只可惜不讲道理。臣民奉献了一切之后，靠什么活着？ 再比方说，在七十年代，人们说，大公无私就是崇高之所在。为公前进一步死，强过了为私后退半步生。这是不讲道理的：我们都死了，谁来干活呢？ 在煽情的伦理流行之时，人所共知的虚伪无所不在；因为照那些高调去生活，不是累死就是饿死——高调加虚伪才能构成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 从历史上我们知道，宋明理学是一种高调。理学越兴盛，人也越虚伪。从亲身经历中我们知道，七十年代的调门最高。知青为了上大学、回城，什么事都干出来了。 有种虚伪是不该受谴责的，因为这是为了能活着。现在又有人在提倡追逐崇高，我不知道是在提倡理性，还是一味煽情。假如是后者，那就是犯了老毛病。 与此相反，在英国倒是出现了一种一点都不煽情的伦理学。让我们先把这相反的事情说上一说——罗素先生这样评价功利主义的伦理学家：这些人的理论虽然显得卑下，但却关心同胞们的福利，所以他们本人的品格是无可挑剔的。 然后再让我们反过来说——我们这里的伦理学家既然提倡相反的伦理，评价也该是相反的。他们的理论虽然崇高，但却无视多数人的利益；这种偏执还得到官方的奖励，在七十年代，高调唱得好，就能升官——他们本人的品行如何，也就不好说了。 我总觉得有煽情气质的人唱高调是浪费自己的才能：应该试试去写诗——照我看，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都有诗人的气质——把营造社会伦理的工作让给那些善讲道理的人，于公于私，这都不是坏事。

文：木虫 有的学者喜欢划分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有的专家喜欢区分西方哲学和东方哲学。他们不但把两者严格区分开来，而且限定了适用范围。其实，所谓东、西方文明，不过是为了阐明知识和思想的来源，并不是说西方文明属于西方，东方文明属于东方。故此，所谓西方文明是一个伪命题。 世界上的真理，或最接近真理的道理，只有一个。 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是这样，哲学也是这样。比如，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不仅在西方国家来看是这样的，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来看都是这样的。这是一条普遍规律，不会因为地域的变化而变化。又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不单西方国家的人是进化来的，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都是进化来的。又比如，电灯、电话、互联网，世界上任何角落都可以使用。听诊器和CT扫描仪世界通用；原子和分子、量子和质子、以及化学元素表，世界通用。万有引力、浮力定律、相对论、微积分，等等，都不分西方、东方。同样道理，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世界通用。所谓文明是人类共同智慧。 自然科学是这样，哲学也不例外。康德的逻辑思维、道德的形而上学世界范围通用；佛洛依德的性理论，以及潜意识、意识、前意识之划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尼采的《权力意志和超人哲学》同样都适用于整个人类。西方国家的文学名著《罪与罚》、《巴黎圣母院》、《爱弥儿》、《悲惨世界》等，同样能感动中国人民。 人的基本权利也一样。西方国家人人有放屁、拉屎、撒尿、吃饭、呼吸、性爱的权利。东方国家同样人人有呼吸、拉屎、撒尿、吃饭、性爱的权利。这些权利是从娘肚子里面带来的，不是谁施舍的，也不是谁良心发现照顾的，更不是什么样的人特有的。人的权利不是那位思想家的发明和创造的，是一种本来存在。正如，天上的太阳、星星和月亮，大地上的河流、树木、野草，生来如此，就是如此。 但是，有的“文明”不能被世界普遍接受，只在某个时间段，某些区域称之为文明。比如，美国历史上的种族歧视、殖民统治、权力压迫；中国历史上的太监制度、女人裹小脚、皇权统治，等等，都属于人类文明的毒瘤。凡是不能为人类普遍接受的文明，最终不能进入人类文明行列，也不能称之为文明。 其实，这个世界上本没有哲学家和思想家，只有发现家。所有的思想不过是对客观存在的发现而已。只要你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是客观存在的。你就是思想家或哲学家。如果你没有任何发现，只是辩来辩去。那么，你既不是思想家，也不是哲学家，充其量是思想小贩和阴谋家而已。 马克思发现了资本和剩余价值，不是马克思创造了资本和剩余价值，而是资本和剩余价值本来就在那里。同样道理，不是美国学者罗尔斯创造了社会正义，而是正义就在那里。不是美国的潘恩创造了人的基本权利，而是人的基本权利就在那里。不是法国学者孟德斯鸠创造了法治，而是法治就在那里。法治有它自身的规律，你不按这个规律运行，就不是法治国家。最终，要受到规律的反弹和制裁。 宇宙间的道理和规律已经在那里了，不多也不少。 世界有三个方面的道理：一是宇宙和大自然方面的；二是人类社会方面的；三是人类思维和心灵方面的。迄今为止，人类最杰出的智慧都在这三个方面孜孜以求。然而，面对宏大的、岿然不动的道理，人类连百万分之一都没有发现。今天，人类最自满的智慧，在千年之后也会成为幼稚之见。 当地球越来越小，人类相互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广泛的时候，一切文明必然是全人类的文明。一切科学、哲学、思想必是全人类的科学、哲学、思想。只有属于全人类的，才是属于文明的。凡是属于文明的，必然属于全人类的。如果一种文明，只属于少数人和个别区域，它一定是落后的文明，甚至是一种反文明。 因此，西方文明或东方文明都是伪命题。

文：白岩松​著名新闻媒体人白岩松 一 这个社会的底线正不断地被突破，奶粉中可以有三聚氰胺；蔬菜中可以有伤人的农药；仅仅因为自己不舒服便可以夺走与自己无关人的性命；为了钱，可以随时欺骗，只要于己有利，别人，便只是一个可供踩踏的梯子。理想，是一个被嘲笑的词汇。 这样的情形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随处可见。 没有办法，缺乏信仰的人，在一个缺乏信仰的社会里，便无所畏惧，便不会约束自己，就会忘记千百年来先人的古训，就会为了利益，让自己成为他人的地狱。 有人说，我们要守住底线。但早就没了底线，或者说底线被随意地一次又一次突破，又谈何守住底线？可守的底线在哪里？ 一天下午，我和身后的车辆正常地行驶在车道上，突然间，一辆豪华车逆行而来，鸣笛要我们让路，可是正常行驶的我们无路可躲，于是，感觉被怠慢的那个车主，在车过我们身边时，摇下车窗痛骂一番。那一瞬间，我惊呆了：为这辆逆行而来的车和这个充满愤怒的人。车主是一位年轻女子，面容姣好，像是有钱也受过良好教育，然而，这一瞬间，愤怒让她的面容有些扭曲。 被指责的同时，我竟然没有一丝的愤怒，倒是有一种巨大的悲凉从心中升起。因为我和她，不得不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可能成为她。我们都无处闪躲。 二 如果是简单的坏，或是极端的好，也就罢了，可惜，这是一个人性最复杂的时代。 医生一边拿着红包，一边接连做多台手术，最后累倒在手术台上；教师一边体罚着学生，坚决应试教育，另一边多年顾不上家顾不上自己的孩子，一心扑在工作上；官员们，也许有的一边在腐败贪污着，另一边却连周末都没有，正事也干得不错，难怪有时候百姓说：“我不怕你贪，就怕你不干事！” 其实，说到我们自己，怕也是如此吧。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一边是坠落一边在升腾，谁，不在挣扎？ 对，错，如何评价？好，坏，怎样评估？ 岸，在哪里？ 三 有人说，十三亿中国人当中，有一亿多人把各种宗教当做自己的信仰，比如选择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还有一亿多人，说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再然后，就没了。也就是说，近十一亿中国人没有任何信仰。 这需要我们担心吗？ 其实，千百年来，中国人也并没有直接把宗教当做自己的信仰，在这方面，我们相当多人是怀着一种临时抱佛脚的态度，有求时，点了香带着钱去许愿；成了，去还愿，仅此而已。 但中国人一直又不缺乏信仰。不管有文化没文化，我们的信仰一直藏在杂糅后的中国文化里，藏在爷爷奶奶讲给我们的故事里，藏在唐诗和宋词之中，也藏在人们日常的行为礼仪之中。 于是，中国人曾经敬畏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尊重教育，懂得适可而止。所以，在中国，谈到信仰，与宗教有关，更与宗教无关。那是中国人才会明白的一种执著，但可能，我们这代人终于不再明白。 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一切被摧毁得荡然无存，我们也终于成了一群再没有信仰的孩子。这个时候，改革拉开了大幕，欲望如期而至，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在没有信仰的心灵空地放肆地奔腾。 于是，那些我们听说和没听说过的各种怪异的事情，也就天天在我们身边上演，我们每一个人，是制造者，却也同时，是这种痛苦的承受者。 幸福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的身边呢？ 四 钱和权，就越来越像是一种信仰，说白了，它们与欲望的满足紧密相联。 曾经有一位评委，看着台上选手用力地表演时，发出了一声感慨：为什么在他们的眼睛里，我再也看不到真诚和纯真，而只是宝马和别墅？ 其实，这不是哪一个选手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人群中，有多少个眼神不是如此，夜深人静时，我们还敢不敢在镜子中，看一看自己的眼睛？ 权力，依然是一个问题。 个人崇拜减少了，可对权力的崇拜，却似乎变本加厉。 不知是从哪一天开始，上下级之间充满了太多要运用智慧和心智的相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领导面前，下属变得唯唯诺诺，绝对没有主见？一把手的权力变得更大，顺应领导的话语也变得更多，为了正确的事情可以和领导拍桌子的场景却越来越少。 其实，是下属们真的敬畏权力吗？你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可能并非如此。或许是下属们早已变得更加聪明和功利，如果这样的顺从可以为自己带来好处或起码可以避免坏处，为何不这样做？ 但问题是，谁给了下属这样的暗示？ 五 每一代人的青春都不容易，但现今时代的青春却拥有肉眼可见的艰难。时代让正青春的人们必须成功，而成功等同于房子、车子与职场上的游刃有余。可这样的成功说起来容易，实现起来难，像新的三座大山，压得青春年华喘不过气来，甚至连爱情都成了难题。 青春应当浪漫一些，不那么功利与现实，可现今的年轻人却不敢也不能。房价不断上涨，甚至让人产生错觉：“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后来总经理们太过分，总理急了，这房价才稍稍停下急匆匆的脚步。房价已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 至于蚁族们，在高涨的房价和越来越难实现的理想面前，或许都在重听老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或许逃离北上广，回到还算安静的老家才是出路？ 浪漫固然可爱，然而面对女友轻蔑一笑之后的转身离去，浪漫，在如今的青春中，还能有怎样的说服力？ 如果一个时代里，青春正万分艰难地被压抑着，这时代，怎样才可以朝气蓬勃？如果人群中，青春中的人们率先抛弃了理想，时代的未来又是什么？ 信仰缺失，为什么而活就成为了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大家深思过吗？

文：邵建 ​ 一 人文知识分子之所为，唯“灵魂”二字，所以人们常说，知识分子是“人类灵魂的工作师”（这当然首指教师和作家）。不知怎的，我对这个耳熟能详的称谓则有点感冒，总觉得它太使命、太教化、太馆阁体了。有两种说法让人耳目一新，一说知识分子是“灵魂的猎者”，很精采，但不知话主是谁。他分明把人的灵魂当作一个同外宇宙一样浩瀚无际又神秘无比的内宇宙，当作有着无限诱惑力而又深不可测的“黑洞”，知识分子则如骁勇之猎者，纵横其中、追逐其中、求索其中、冒险其中，它所追猎的是什么呢？人类灵魂的无限可能性。当它在这无底的黑洞中猎逐出一块精神的处女地时，无疑便是给这黑洞投注了一束人文的辉光。另一说是王朔，大杀风景，但也不乏精采。这位“顽主”把知识分子损为“灵魂的扒手”，刻薄，却又肖像传神。灵魂非是实物，何以扒去得了，王朔的意思，无非指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外表冠冕堂皇好为人师，内心世界却十分卑劣低下，它们自己把自己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灵魂给抛弃了。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在王朔的作品中，我们有所领教，的确令人反胃。 “猎者”也好、“扒手”也罢，包括那个“工程师”，尽管价值评价不一，有一点共同，都认为人文知识分子以“灵魂”为业。“灵魂”不免有点缥缈，自然是个象喻，它喻指什么呢？人类的精神世界。“精神”才是“灵魂”的实在内容。精神谓何？它是本能的对立面，是人类物质生命的“巴比塔”，是人类自然躯体的形而上。人猿相揖的两个辉煌成果，除去外在自然世界的人化之外，另一就是人类精神生命的诞生。它是人类最深刻的文化创造和现象。如果说外宇宙日月星的天体变化谓为“天文”，那么内宇宙知意情的精神现象则谓“人文”。所谓人文并非人类文化的缩略，而是文化最内在的结晶，它晶化为以语言为表征的精神本身，故人文实乃人之文化的精神现象学。今有讨论人文精神者，殊不知，人文本身即精神，人文世界即精神世界，它超越于人类的物的世界和自然世界之上，成为人类诗意栖居的托命之所。反者，人类也正因其人文的润泽与精神的濡染，那黄土抟成的生命才受到莎翁“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礼赞。 谁是人类精神的锻造者？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在人类感性生命的混沌里建立了一个带有诗性光泽的精神王国，作为马克思所说的精神生产者，知识分子以其自身的职责和使命为这个智性王国制定价值规范、提供观念系统、形成知识谱系，从而造就一种形而上的“意义形态”，为人类社会输送有效的精神资源。宋张载“横渠四句”曾为多少人激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首句所谓，正是这份意思。《礼记》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为天地“立心”，这便是“立人”，人之不立，则无以成为“宇宙之精华”。而人之所立，又在于“立命”，“人禀天地之衷以生，所谓命也”（《左传》），命者，性也，故《中庸》有言“天命之谓性”。然则“立命”并非儒学所谓尽其天性，在我看来，恰恰是在人的本性之上，额外地锻造人类精神，熔铸人类的理性灵魂，这，才称得上是“立”，而这份“立”的工作，便是“人文”，从事这立的人文工作者，就叫作“知识分子”。在个人的意义上，我一般不把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划在知识分子的范围，他们更多是作为知识者而存在。知识分子和知识者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区别，但在最外观的层面上，则是这种工作域的不同。时下有学者兴谈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呼唤知识分子回到岗位，那么岗位到底是什么呢？是从事人类精神创造的独立王国。它不是有形的，而是无形的，更多表现为一种自我认定的职守。尤其在功利滔天的今天，“人欲堕，赖以柱其间”。 二 现在我们来看所谓的“人文精神的失落”。这个问题居然还引起了争论，京海两边就此构成了又一轮冲突。但“失落”之说是毫无疑义的，尽管这个词的分量可能还轻了一点，也尽管对“失落”肯定还有不同的理解。在我看来，人文精神的失落，实质上是知识分子本位的失落。人文即精神，它是知识形态的，而人文精神则精神之精神，即一种内在精神的品格显现，它是实践形态的。因此，在这里，知识分子面临的实际上是两种失落，一是人文即知识话语的失落，二是其精神品格的失落。 具体言，人文的失落指谓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独特的话语形态和知识谱系。近半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精神生产者的身份已纪买办化和官方化了，它仅仅困在主流社会的体制内从事被动的精神运作，以“注经”的方式成为主流社会之思想体系即意识形态体系的一种阐释性存在，这种存在也正因处在主流社会强大机体的压制下，因此它不断地根据意识形态的需要一而再地被阐释，这样从根本上来说，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在社会主流精神之外建构另外一种精神话语的可能性，当它狭隘地、单一地被容纳进主流社会信仰需要的功能渠道，它便只能成为这种信仰体系的“代言人”。从“精神生产者”到“代言人”，乃是使知识分子从自我言说的精神主体质变为一种言说他者精神的工具性媒体。“述而不作”便是这种状态的最好的描述，其结果便是以知识分子自身话语的取消加固了主流社会话语体制的霸权地位。因此不难质询：在主流社会一元化的话语霸权面前，知识分子本己的话语形态又在哪里？知识分子的话语形态是在主流话语之外的自己的精神建构，若为其命名，我个人倾向于称它为“意义形态”，它是作为与“意识形态”相对应而存在的又一种知识谱系。其不同在于，“意识形态”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它的存在便是为政治统治服务，因而在本质上它是一种政治文化体系或以政治为核心的能指体系：“意义形态”的差异性是它的人文性，作为一种理性的价值体系，它的研究领域不在政治而在人类自身之精神，它所提供的当然不是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思想信条，而是给人的世俗存在提供各种形而上的超越，如哲学的超越、美学的超越、文学艺术的超越，甚至包括负向性的宗教超越。因此，就像意识形态最后完善的是本阶级的政治，意义形态则力图完善人的存在。这两种话语形态的关键词不一样，一个姓“政”，一个姓“人”，一个属于“政统”，一个则表现为“道统”。应该说，两者都是一个稳态社会所必需的“合理性存在”，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种合理性的存在却极其不合理地遮蔽了另一种存在，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的“在场”几欲吞噬了意义形态出场的可能，尽管“政治”在姿态上一概地承认人文，但却把它控制于自身的意识形态的铁门限内，人文打上了它的烙印，几乎本能地政治化了。而知识分子则在这种政治化了的人文领域内，让人文本身完全地去为政治服务（比如过去对“为学术而学术”的排斥），由此可见，知识分子的失落，首先就是这种本位性意义上的自身话语的失落即人文的失落。 人文的失落，必然导致知识分子精神品格的失落，或者也可以反过来，两者几乎是互因的。这种失落的表现一是崇拜权威，二是成为附庸。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对人类精神的担当，在这一点上，它的工作和宗教非常接近，所不同者，宗教乃是使人的精神趋赴于“存在的神性”，而知识分子追求的则是“存在的诗性”。因此，在宗教那里，神是绝对的权威，如上帝，而对知识分子来说，只有打破一切神圣的权威才有自我精神建构的可能。尼采所以是一位伟大的知识分子，就在于他敢冒天下大不韪宣称“上帝死了”，并以一种知识的勇气宣布“重估一切价值”，并把它称为“人类最高自我觉悟活动的公式”。尼采的伟大，首先就是“反叛”，因此他成为两个世纪之交的文化转折不是偶然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然，尽管它一向不重神权，但它却像奴一样臣服君权；它可以轻松地拒绝超验的上帝，却一点也不能突破世俗的政治。它和政治的关系，倒正像宗教上信徒与上帝的关系，在政治这位世俗的上帝面前，它天生就有一种“原罪感”。因此，知识分子尽管仍然号称精神生产者，但它绝不可能像尼采那样，以个体的权力意志去创立属于他自己的“权力意志”的学说，相反，在一切需要精神运作的地方，它总是战战兢兢地以权威作为自己的知识原则，而崇拜权威则是它的思想方式。这样我们就不断看到了那种“贬杜以扬李”式的以学术作迎合的知识闹剧。然而当知识分子一旦放弃自己的精神原则和价值立场，异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其结果便是知识分子以其主流社会附庸性的存在取代了自己作为独立精神主体的存在。道理很简单，语言是存在的显现，当知识分子失落了自己的语言时，它的存在也就变得可疑起来。然而附庸性的存在不是本然的存在，而是一种“被存在”，那个著名已久的“毛皮之喻”便是这种被存在的最精采的注脚。知识分子是什么？是毛？它依附在统治之皮上随风招摇，是保护、还是文饰、抑或乞讨？这样一种象喻，乃是两支社会力量在交往关系上的扭曲反映，它是不合理的，但又是现实的，在这样一种现实状况中，知识分子精神品格的失落也就是必然的了。 因此，人文精神失落乃是一个无需争议的问题。它由来已久，并不仅仅是在市场化的今天。相反，市场化的推进，倒有可能使知识分子借此东风从过去单一的社会政治结构中分离出来。因此，我十分赞同有些学者提出的“重建人文精神”的口号，只是我以为这个重建的对象首先似乎应是那个人文精神的主体“知识分子”。 三 现实是历史的延伸，历史是现实之镜。现实中人文精神的失落，或曰知识分子本位的失落，不难于知识分子自身的历史传统中捉住其远因。说起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学者们总是言必称先秦，那个时代诸子百家自由争鸣的盛况确实令当代知识分子追慕不已。但我独对此不以为然。先秦诸子，虽可号称知识分子，但究其出身，无不出于某种官守，所谓“诸子起于王官”。后世知识分子与政治那化解不开的死结，早在周秦之时就布下了。不同在于，愈往其后，知识分子愈是被动地为政治所控制，而在先秦，却又表现为知识分子主动地侧入。“夫阴阳、儒、法、名、墨、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司马谈）。我尚不太清楚先秦诸子是如何由周代职官演化出来，但我知道，周代学在官府而又官学合一，职事之官同时又兼职事之师，随其王朝衰落，官职解体，官学便也散落民间，慢慢变成私学。而诸子是否正是由私学中成长起来？至少儒学如是。值其天下大乱，诸侯并争，各种私学，或者没有聚徒讲学的纷纷摇其口舌、振其笔杆，急急申以各自之道术，诸子终于蜂拥而出，蔚成气候。这虽然是据情推测，恐未为确，但，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身份是“王官”，却是无以复疑的，套用文革中的“血统论”，只能说，中国知识分子出身不好，它出之于政又归之政，永远也就绕不出政的怪圈。受政治的控制是一回事，问题更在于自己本身就想成为一种政治。试看当时诸子争鸣，争来争去为的是个什么呢？儒家是要“助人君”、“明教化”；法家则主张“信赏必罚，以辅礼制”；道家一反儒法，鼓吹“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各家苦于名实之辩，盖因其“名位不同，礼亦变数”；墨家强调“选士大射，是以上贤”，何也？“尚贤者，政之本也”；杂家自己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干脆“兼儒墨，合名法”，故“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事至此已明矣，所谓“助人君”，所谓“政之本”，所谓“南面之术”，所谓“王治”，真正是“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途殊”。途殊者，“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同归者，“以此驰说，取合诸侯”。说到底，中国这第一代知识分子本质上都是搞政治或热衷于政治的一群，虽然他们各有其学问，但这般学问究竟是问“学”还是问“政”？从先秦开始，诸子们就铸定了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模式。 知识分子的本位正是由此沦失。知识分子使命政治化，实际就是知识分子的取消。这并非说知识分子可以不过问政治，这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但它却不必直接进入政治并操作政治。知识分子从业的是人类精神创造的领域，政治则是世俗利益管理的领域，两者本不同道，亦不相谋。因之，知识分子如若弃取对人类精神形而上的追求，而是以其学问问鼎政治，并且身体力行，那么这就是“串位”之为。“立人文以建精神”，乃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所在，固然这人文可为政治所取纳，但它并不主动取纳于政治。这里是很有区别的。尼采当年创“权力意志”之说，用他自己的话，是“诞生了作为意义创造者的新人的观念”，然而他的学说不幸后来为法西斯政治所奉扬，致使尼采在我国初被介绍时，被泼上了不明不白的污水。其实，这一切与尼采何干？尼采是无辜的，他只是建构了自己的一种学说，仅此而已。然而，中国先秦，直接是另一种气象，诸子们用政心切，恨不能一下子使自己的学说成为统治之术。两者相形，差距何殊。 《新约·马太福音》载：法利赛人企图陷害耶稣，故意问他“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他们希望听到否定的回答，但耶稣知其恶意，坦然地指着印有该撒头像和名字的银钱说：“该撒的物当归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这桩记载后来成了西方著名的典故“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凯撒是世俗界的统治者，上帝则是精神信仰界的指归，耶稣所以把税收的事务推给凯撒，正表明他对自己的职事十分清楚，他从事的是上帝的事业，而非下界政务。因此在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耶稣划出了一道“三八线”，这道线并不在于两者互不相犯，它的意义只是强调上帝的事务和凯撒的事务是两回事而非一回事。先秦的问题恰恰在于诸子们把两回事搞成了一回事。他们身事“上帝之业”（借喻意义上），却又以此过问凯撒的业务，所以先秦中几乎没有哪一家潜心去做自己的精神学问，相反在他们看来，学问做得如不能有助于时，那无异于是“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而只有说这话，并以此自鸣的庄周，才是一个“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例外。 这一切，历来都被视为“社会关怀”和“使命意识”而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正面传统，但它那巨大的负面效应却往往为人们所忽略，人文与政治的混淆，导致人文政治化和政治人文化，然则人文与政治历来是分则两利，合则俱损。中国传统人文，以儒学为主体，不是在人的精神存在上开拓，却专在人的德性上下功夫，“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因此这种人文类型，于哲学上展开不够，在伦理上扩张有余，上迄天子，下自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即修道，身禀天地阴阳以生，是乃天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而修道之谓教，故修身之道即成为儒学文化之“道统”。这是“内圣”，它虽然强调“修”的功夫，但“修”并非目的，内圣还要走向“外王”，故从修而齐而治而平，这才是儒家治理社会的步骤与模式。如果说“内圣”为“道统”；那么“外王”则为“政统”，非内圣无以外王，非道统则无以政统，也即非上帝无以凯撒。看起来道统至尊，位于政统之上；但恰恰相反，道统直指政统，它是因为政统才成为道统，因而它必须宿命般地走向政统，“化精神为操作”，将已融于政统之中。上帝与凯撒，原本是两个独立并列的结构性空间，在这里却变成了一个线性的空间，它因果目的一体化了。对道统的阐发即学统，道统融于政统，学统也就随其而入。梁任公说：“内圣外己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部”，这实际上就是说，中国学术的全部一举包括于“外王”之彀中。人文至此，已然全盘政治化、御用化了，它丧失了自己自由的精神空间，也丧失了凭借身之力以获独立发展的可能。它的命运牢牢地与政治绑在了一起，并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的其政治服务。 人文政治化的另一面即政治人文化，当政治干涉人文之时，人文也在干涉政治。以道说御政统，历来是儒家以知识为权力的欲望，它所希望的是“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王夫之）。所以即使贵为天子，也得同庶人一样“修身为本”，使自身成为“有大德者”。以此而治，是为王道。因此王道所施乃仁义之德，这正是传统人文的典化，是从人文推向政治的结果。在孔丘看来，“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这种政治推行的是统治者个人的道德风范及其教化作用，因为只有“君君”，方才“臣臣”。就像柏拉图认为哲学家才配当统治者，或者统治者应当是个哲学王，孔儒眼中的统治者无疑应当是个“道德王”。然而，政治与这种人文的教化华竟是两回事，前者本质上是一种利益性的管理，这种管理最重要的是依一种契约式的“法理”，而绝不能仅仅依赖统治者的个人风范，无论是孔儒的道德风范，还是柏拉图的智慧风范。后者所形成的政治，依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只能是“卡里斯马型”的个人魅力式政治，它所导致的是独断型的“人治”而非公平型的“法治”。因此，儒家这种“政教合一”、“人文化政治”极大地延宕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乃至二十世纪历久，中国政治仍未能走出“卡里斯马”的阴影而达于现代法理水平。 政治人文化本不在文章的议论范围，且不再表。人文政治化的结果非但是人文的异化，而且也是知识分子的异化。当人文成为意识形态时，知识分子也就从精神生产者变成了政治上的“候补”。在上我们看到，先秦诸子本来就与王官有着割不断的血缘干系，周王朝的衰落，使它们脱离了原来的体制并逐渐演变为自由的学派，然而，随孔学在汉朝成为钦定的“经学”之后，知识分子再度重返体制，集体成为“政统”的帮办。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存在来看，似乎有一种先在的力量，驱使着他要在政治上主动入伙。孟子说“士者，仕也”，犹农人之耕稼也，把知识分子为政做官，当作天然的职份，这与古希腊赫拉克利特“宁肯找到一个因果解释，也不愿获得一个波斯王位”恰可形成对照。并非简单地说中国知识分子喜欢做官，真正喜欢做官以光宗耀祖者，此处不议。他们之做官，乃是为了从政，而从政又是为了“治天下”。正是在这点上，知识分子常有“天降大任”的自作多情感。因为“治天下”从来不是也不应是知识分子的职份，知识分子除去其形而上的精神探求之外，当然还有“关心天下”的义务感，但，“关心天下”并不等于“治天下”，两者不是一回事。一个在外，一个在里，一个操作，一个舆论，它们各有不同的方式和功能，行使不同的职责，完成不同的任务。因此，知识分子与其直接去“治”，不如站在它的对立面，对“治”进行舆论之“治”。然而这在封建社会又是完全行不通的，不仅统治者不允，“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连知识分子自己亦不取。所谓“君子出所学以事主”，“匡君而靖国”等等，知识分子总是要扎在体制之内克尽职守，这是古代读书人的唯一道路，除此而外，便是遁迹山林，但走上这条路的一般都是庙堂上的不得志者。从这反面也可见，知识分子乃志在庙堂，似乎只有在体制之内，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 这种情状带来的问题是，知识分子一入体制便不再可能是他自己，体制是一种强大的制约，既在体制之内，首先就要对它负责。这时，“天下”的概念常常不知不觉为“君主”的概念所替换，“治天下”变成了“佐人主”，对“天下”负责变成了对“君主”负责。封建社会愈往后，知识分子的忠君倾向愈发严重，明代东林，虽以“天下事”为怀，然党争失败，天下百姓激于义愤，群起而围攻前来捉拿他们的阉党，然而东林的表现何其令人失望，他们居然拒绝人民的声援，自就镣铐以不负“君恩”。在阉党面前，他们宁死不屈；可在君主面前，他们却又宁可屈死。“君王”是他们过不去的一道关，在“君王”那漫长的政统内，中国知识分子留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篇章，又上演了多少可慨可叹的悲剧。 四 “知识分子何为”？让我们从历史的跋涉回到现实、回到当下。历史拖着它那蹒跚的步伐已经走入世纪末，在新世纪的曙光前，知识分子能否走出存在的暗夜和贫乏的时代？这其中，知识分子自身将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事实上，知识分子只有站在体制之外，才能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王蒙当部长时，尽管不时有作品问世，但他基本上已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的重新归队，则是在他卸职之后，现在则愈发现出他的知识分子本色。这种本色又是在官僚的位子上很难发挥出来的。因此，知识分子何为，以我之见，首先是真正地做一个“知识分子”，以我们目前的情状言，则是“重返知识分子”。 这好像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其实不然。这里我所谓的知识分子，绝非中国传统的尤其不是先秦孔儒型的，当然也不同于柏拉图之主张，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在我看来是柏拉图的教师苏格拉底，这位形貌丑陋但头脑过人的智慧者把古希腊的哲学从天上拉到地上，以一种哲学的目光关注人本身，探求人生的底蕴及其意义（这正是知识分子的话语形态），除此之外，他与他的弟子柏拉图最大的不同是他非但不主张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政治，相反，他身体力行的倒是批评国家政治，甚至为此付出了性命。苏格拉底是这样阐述自己的使命——在我看来也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我这个人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说，是一只牛虻，是神赐给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家好比一匹硕大的骏马，可是由于太大，行动迂缓不灵，需要一只牛虻叮叮它，使它精神唤发起来。我就是神赐给这个国家的牛虻，随时随地紧跟着你们，鼓励你们，说服你们，责备你们。” 这段著名的自述，不但有效地述及知识分子的神赋任命，而且也摆正了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治的位置和关系。知识分子不是在体制内部充当它的零件，需是在其外成为它的对应的力量。所以苏格拉底宣称：“不敢参加你们的议会”，“决不能担任公职”，并将此托之于神，“就是这个灵机阻止了我从事政治活动”。苏格拉底是正确的，不进入体制，乃是保持知识分子独立存在的空间，议论政治，则是行使知识分子自由批评的权力。 “论政而不治政”，自苏格拉底之后，几已成为西方知识分子的别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在中国则是难以找寻的。尽管中国知识分子并不缺乏论政的热情，“齐有稷下先生，喜议政事”，但这一切都是在体制内进行的，就说春秋齐国的稷下学派，人们常称其为“不治而议论”，但事实并非如此。“不治”仅仅表明不具体操作政务，但官的职位分明是有的。司马迁指出，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这是稷下先生对官的主动求取，“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可见他们享受大夫之禄，尽的是谋略之策，这实际上就是为统治阶级豢养了。后代的所谓“谏官”，很可能就是由此发展而来，宋代欧阳修派定给知识分子的两种身份，一是台阶上的宰相，另一就是台阶下的谏官了。它们都在政统之内，用不同的方式为统治阶级服务。 然而有着苏格拉底传统的西方知识分子，显然是另一种景象。美国语言学家、转换生成语言学派的创使人乔姆斯基，以学者身份对政府政治进行激烈的批评，以至他的著作四十多本，一半是专业，一半是政论。 知识分子何为？这正是知识分子之所为！然而，批判，是知识分子的基本职能之一。却不是它的唯一的职能。批判是“破”，它自己还须有所“立”，这个“立”也就是前文所引张载之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是一种为人类创造精神价值的使命，是知识分子第一之所为。也正是依据于这种形而上的精神尺度，它才有权力对世俗政治保持不介入的批判。但，现在的问题是反过来，只有走出政统，走出由漫长历史所形成的单一的政治社会，知识分子才有可能重新获得独立的精神立场，在这个前提下，也才能谈得上不傍不依以自律性的精神追求去建构新的知识谱系，这样一种人文性而非政治性的话语形态，即我所谓的“意义形态”。意义形态的生成，最终表明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作为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它拥有自己的人文语法，贯彻自己的价值标准，因此它无须受控于意识形态的运作，也不必看意识形态的眼色行事，更不必像过去为完成某一“中心任务”而为意识形态帮腔。根据意识形态的需要，知识分子曾经把《水浒》统统读解为“要害是投降”，然而本着“意义形态”精神自由的原则，每一个知识分子在对象面前无疑都拥有自己的判断权和论断权。你可以把《水浒》读为“投降”，也可以说《水浒》是“不法之徒，替天行道”，怎么说都在允许范围，关键是见由己定、论从己出。“意义形态”不搞舆论一律，这样一种知识话语，权威是它的死敌，反权威则是它的思想方式。不妨借用法国学者利奥塔德的意思：意义形态奉行的不是专家的同一推理，而是发明家的谬误推理。同一性在它那里没有市场，差异性则成为它的天然追求。也正是这种求异不求同的精神品格，才能有效地使知识分子对人类精神的无限可能性作无止境的探究。当然，对“意义形态”的进一步表述，应当是另一篇文章的事，这里姑且提出，将其与知识分子的摆脱政统和重返本位结合起来，用以作为知识分子存在形态和思想形态的努力方向。在新的世纪面前，知识分子的存在应当是独立的，它的思想应当是自由的。把“应当”变成现实，这就需要知识分子作出批判性的努力，而这努力本身，在我看来，则意味着知识分子跨世纪的文化选择。

文：梁启超 ​ 每年八九月之交，都会有一大批年轻学子怀着对未来的憧憬迈进大学校门。上大学到底为了什么？100多年前梁启超先生在清华大学的一次讲演，或许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和启迪…… 为学与做人 梁启超 问诸君 “为什么进学校？” 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辞的答道：“为的是求学问。” 再问：“你为什么要求学问?” “你想学些什么?” 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诸君啊！我请替你们总答一句罢：“为的是学做人。” 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所以教育应分为智育、情育、意育三方面，智育要教导人不惑，情育要教导人不忧，意育要教导人不惧。 怎么样才能不惑呢?最要紧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想要养成判断力，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智识，再进一步，还要有遇事能断的智慧。假如一个人连常识都没有，听见打雷，说是雷公发威，看见月蚀，说是蛤蟆贪嘴，那么，一定闹到什么事都没有主意，碰着一点疑难问题，就靠求神问卜看相算命去解决，真所谓“大惑不解”，成了最可怜的人了。 学校里小学所教，就是要人有了许多基本的常识，免得凡事都暗中摸索。但仅仅有点常识还不够，我们做人，总要各有一件专门职业。这门职业，也并不是我一人破天荒去做，从前已经许多人做过，他们积了无数经验，发现出好些原理原则，这就是专门学识。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它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 做工、做商等等都各有他的专门学识，也是如此。教育家、军事家等等，都各有他的专门学说，也是如此。我们在高等以上学校所求的智识，就是这一类。但专靠这种常识和学识就够吗?还不能。宇宙和人生是活的，不是呆的，我们每日所碰见的事理是复杂的，变化的，不是单纯的，刻板的，倘若我们只是学过这一件，才懂这一件，那么，碰着一件没有学过的事来到跟前，便手忙脚乱了，所以还要养成总体的智慧，才能得有根本的判断力。 这种总体的智慧如何才能养成呢?第一件，要把我们向来粗浮的脑筋着实磨炼他，听他变成细密而且踏实。那么，无论遇着如何繁费的事，我想可以彻头彻尾想清楚他的条理，自然不至于惑了。第二件，要把我们向来昏浊的脑筋，着实将养他，叫他变成清明。那么，一件事理到跟前，我才能很从容很莹澈的去判断他，自然不至于惑了。以上所说常识学识和总体的智慧，都是智育的要件，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 怎么样才能不忧呢?为什么仁者便会不忧呢?想明白这个道理，先要知道中国先哲的人生观是怎样。“仁”到底是什么?很难用言语说明，勉强下个解释，可以说是：“普遍人格之实现。”人格要从人和人的关系上看来。所以仁字从二人。总而言之，要彼我交感互发，成为一体，我的人格才能实现。我们若不讲人格主义，那便无话可说；讲到这个主义，当然归宿到普遍人格。换句话说，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们的人格，和宇宙无二无别。体验得这个道理，就叫做“仁者”。 然则这种仁者为什么就会不忧呢?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曰忧成败，二曰忧得失，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成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所以《易经》六十四卦，始“乾”而终“未济”。正为在这永远不圆满的宇宙中，才永远容得我们创造进化。我们所做的事，不过在宇宙进化几万万里的长途中，往前挪一寸、两寸，哪里配说成功呢?然则不做怎么样呢?不做便连这一寸两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真真失败了。 “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肯做事便不会失败。所以《易经》说：“君子以自强不息。”换一方面来看，他们又信得过凡事不会成功的几万万里路挪了一两寸，算成功吗?所以《论语》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忧呢?再者，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便不会忧得失，为什么呢?因为认定这件东西是我的，才有得失之可言。连人格都不是单独存在，不能明确的画出这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家的，然则哪里有东西可以为我们所得?既已没有东西为我所得，当然也没有东西为我所失。我只是为学问而问，为劳动而劳动，并不是拿学问劳动等做手段来达某种目的——可以为我们“所得”的。 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得失可忧呢?总而言之，有了这种人生观，自然会觉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自然会“无入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教人做到“仁者不忧 ”。 怎么样才能不惧呢?有了不惑不忧工夫，惧当然会减少许多了。但这是属于意志方面的事。一个人若是意志力薄弱，便有丰富的智识，临时也会用不着，便有优美的情操，临时也会变了卦。然则意志怎么才会坚强呢?头一件须要心地光明。孟子说：“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又说：“自反而不缩，名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俗语说得好：“生平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 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这是第一著。第二件要不会为劣等欲望之所牵制。《论语》记：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一被物质上无聊的嗜欲东拉西扯，那么，百炼钢也会变为绕指柔了。总之，一个人的意志，由刚强变薄弱极易，由薄弱返刚强极难。一个人有意志薄弱的毛病，这个人可就完了。自己作不起自己的主，还有什么事可做?受别人压制，做别人奴隶，自己只要肯奋斗，终须能恢复自由。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情欲的奴隶，那么，真是万劫沉沦，永无恢复自由的馀地，终身畏首畏尾，成了个可怜人了。 孔子说：“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我老实告诉诸君说罢，做人不做到如此，决不会成一个人。但做到如此真是不容易，非时时刻刻做磨炼意志的功夫不可。意志磨炼到家，自然是看着自己应做的事，一点不迟疑，扛起来便做，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才算顶天立地一世人，绝不会有藏头躲尾左支右绌的丑态。这便是意育的目的，要教人做到“勇者不惧。” 梁启超 我们拿这三件事作做人的标准，请诸君想想，我自己现时做到哪一件——哪一件稍为有一点把握。倘若连一件都不能做到，连一点把握都没有，嗳哟！那可真危险了，你将来做人恐怕就做不成。讲到学校里的教育吗，第二层的情育，第三层的意育，可以说完全没有，剩下的只有第一层的知育。就算知育罢，又只有所谓常识和学识，至于我所讲的总体智慧靠来养成根本判断力的，却是一点儿也没有。这种“贩卖智识杂货居”的育，把他前途想下去，真令人不寒而栗！现在这种教育，一时又改革不来，我们可爱的青年，除了他更没有可以受教育的地方。诸君啊！你到底还要做人不要？你要知道危险呀，非你自己抖擞精神想方法自救，没有人能救你呀！ 诸君啊！你千万别要以为得些断片的智识，就算是有学问呀。我老实不客气告诉你罢，你如果做成一个人，智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是越多越坏。你不信吗？试想全国人所唾骂的卖国贼某人某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知识的呢？试想想全国人所痛恨的官僚政客——专门助军阀作恶鱼肉良民的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有知识的呢？诸君须知道啊，这些人当十几年前在学校的时代，意气横历，天真烂漫，何尝不和诸君一样?为什么就会堕落到这样的田地呀?屈原说的：“但昔日之芳草兮，今真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着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坏路上走。诸君猛醒！现在你所爱所恨的人，就是你前车之鉴了。 诸君啊！你现在怀疑吗？沉闷吗？悲哀痛苦吗？觉得外边的压迫你不能抵抗吗？我告诉你：你怀疑和沉闷，便是因不知才会感；你悲哀痛苦，便是你因不仁才会忧；你觉得你不能抵抗外界的压迫，便是你因不勇才有惧。这都是你的知、情、意未经过修养磨炼，所以还未成人。我盼望你有痛恨的自觉啊！有了自觉，自然会自动。那么学校之外，当然有许多学问，读一卷经，翻一部史，到处都可以发见诸君的良师呀! 诸君啊，醒醒罢！养足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保护好你的自由意志。你成人不成人，就看这几年哩！

文：转载自网络 一个人，可以看他的学识，他的气质，他的丰采，他的谈吐。　　看一个国家，可以看它的大学。　　我每到一个国家，一个城市，风景区可以不看，但大学和博物馆一定要看。 　台大的老校长傅斯年，掌理台大的时间其实不长，但这位胡适的得意门生，前北大校长，却给台大奠立了很好的基础，把北大的学术风气和自由学风带到了台大，把大学的庄严地位和神圣使命清楚地传达给一代又一代的台大人。傅老给台大师生留下一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名言：“贡献这所大学于宇宙之精神”。是啊，“宇宙之精神”，多么庄严神圣，多么亘古长新。 　美国东岸的耶鲁、哈佛、哥伦比亚，西岸的柏克莱、史丹佛我都去过，也待过；大陆的北大和上海交大、我也去过。　　如果要我说出大陆的大学和美国、台湾的大学，最根本的不同之处，我想就在于对于大学的地位、使命、格调的定位不同上面。　　大陆的大学，即使是名牌大学，培养的是螺丝钉；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培养的是人材。大陆的大学，即使是名牌大学，比较像职业学校或技术学院；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培养的是独立研究独立思考的领袖人材。大陆的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很像是在开店开公司；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则把自己看得很重，看作是学术殿堂。所以，台大可以出几个诺贝尔，大陆十多亿人，却无法“填补空白”。　　上海的同济大学，也是老牌菁英名校了，尤其是以建筑系闻名；然而，电视广告里，它下属的“同济大学装潢公司”，居然用同济的金字招牌，拉装潢生意。　　上海交大，也是百年名校，当年曾为国民政府培养出多少栋梁之材；现在的交大，不但有股票上市公司（当然，同济、北大、清华等大陆名校都有），走在它的校园里，简直就像逛一个市场。　　在广元西路的校门旁边，交大用临街校地盖了一座6层大楼，一楼二楼是电脑商场，里面分隔成许多狭小的店面，租给商家卖电脑或组装电脑。走道是那样的狭窄，商家再把桌子搬出来拉客，让人走都不好走。人人手上一根烟，那空气真叫一个污浊。　　三楼是交大昂立书店，纯粹以营利为目的，连中小学生到幼儿的参考书都卖。你能想象柏克莱、史丹佛的大学书店里面，卖非学术方面的书？　　四楼以上则是交大昂立学院，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英语电脑进修学院。进了校园，到处可以看到广告，有交大的这个英语培训班，那个电脑培训班，原来交大不止一个昂立进修学院，还有好几类似的学店呢。　　学生宿舍的一楼，被出租给某个培训班当教室，大白天的也会听到，这个那个英语培训班里传出托福GRE听力模拟测验的录音机声音。小卖部旁边，还有一间店面是卖仿制的青铜器。还有个地方，墙壁上用手很粗糙地写着：假肢，洽询请进。　　交大还有用学校名字作商标的“交大昂立一号”补品，呵呵，西方人真笨，怎么不搞个剑桥海狗丸、牛津隆胸素、哈佛脑钻石、耶鲁减肥茶。　　交大的系、所，分得真是细，大概中国人都喜欢自立山头，都喜欢拥有好听的头衔，所以交大有无限多的系主任、所长、院长。比方说，居然还有个“机器人研究所”。耶鲁大学整个工科，就是一个系：工程系。　　当知识变得如此支离破碎的时候，你还指望能培养出有全局眼光的栋梁之材？　　当大学校园变得像个市场商场的时候，你还指望能熏陶出什么优雅之士？听上海的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的谈话，永远都只围绕着“个人”问题，出国啦，读学位啦，学英语啦，学电脑啦，工作啦……　　在美国和台湾，大部分的社会变革和进步，都是由学校和民间的知识分子推动的；在上海，知识分子是这样的幸福，一切事情都只需要等着上海市政府做。知识分子读书，只不过是为了赚钱、结婚、传宗接代而已。这也不奇怪，丛林里的猩猩猴子也是这样呢。

​文：转载 近日，一名印度工程师所写《令人忧虑，不阅读的中国人》红遍网络。他说，或许不应过分苛责。但我只是忧虑，如果就此疏远了灵魂，未来的中国可能会为此付出代价。 全文如下： 我在从飞往上海的飞机上。正是长途飞行中的睡眠时间，机舱已熄灯，我吃惊地发现，不睡觉玩iPad的，基本上都是中国人，而且他们基本上都是在打游戏或看电影，没见有人读书。这一幕情景一直停留在我的脑海里。其实在法兰克福机场候机时，我就注意到，德国乘客大部分是在安静地阅读或工作。中国乘客大部分人要么在穿梭购物，要么在大声谈笑和比较价格。 现在的中国人似乎有些不耐烦坐下来安静地读一本书。一次我和一位法国朋友一起在虹桥火车站候车，这位第一次来中国的朋友突然问我：“为什么中国人都在打电话或玩手机，没有人看书？”我一看，确实如此。人们都在打电话（大声谈话）、低头发短信、刷微博或打游戏。或喧嚣地忙碌，或孤独地忙碌，唯独缺少一种满足的安宁。 据媒体报道，中国人年均读书0.7本，与韩国的人均7本，日本的40本，俄罗斯的55本相比，中国人的阅读量少得可怜。 在中国各地中小城镇最繁荣的娱乐业就算麻将馆和网吧了，一个万多人的小镇，有几十个麻将馆五六家网吧是常事。中老年人参与到麻将，青年人上网，少年儿童看电视。中国人的娱乐生活几乎就浓缩为麻将、上网和看电视。不管是在网吧，还是在大学的电脑室，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都在玩游戏，少部分在聊天。在网上和图书馆查阅资料或读书的学生少之又少。再看看各部门领导，一天忙于应付各种检查、应酬、饭局。读书已经变成了学者的专利，也许很多学者也不看书了。这确实让人担忧。 中国人不爱读书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国民文化素质偏低。二是从小没有养成阅读的良好习惯；三是”应试教育”，让孩子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读课外书；四是好书越来越少。 日本管理大师大前研一的著作《低智商社会》意外地触动了中国人的敏感神经。他在书中说：在中国旅行时发现，城市遍街都是按摩店，而书店却寥寥无几，中国人均每天读书不足15分钟，人均阅读量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中国是典型的"低智商国家"，未来毫无希望成为发达国家！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国家的人最爱读书，一个是以色列，另一个是匈牙利。以色列人均每年读书64本。当孩子稍稍懂事时，几乎每一个母亲都会严肃地告诉他：书里藏着的是智慧，这要比钱或钻石贵重得多，而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犹太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文盲的民族，就连犹太人的乞丐也是离不开书的。在犹太人眼里，爱好读书看报不仅是一种习惯，更是人所具有的一种美德。这里说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安息日”，所有的犹太人都要停止所有商业和娱乐活动，商店、饭店、娱乐等场所都得关门停业，公共汽车要停运，就连航空公司的班机都要停飞，人们只能待在家中“安息”祈祷。但有一件事是特许的，那就是全国所有的书店都可以开门营业。而这一天光顾书店的人也最多，大家都在这里静悄悄地读书。另一个国家匈牙利，它的国土面积和人口都不足中国的百分之一，但却拥有近两万家图书馆，平均每500人就有一座图书馆，而我国平均45.9万人才拥有一所图书馆。匈牙利也是世界上读书风气最浓的国家，常年读书的人数达500万以上，占人口的1/4还多。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一个崇尚读书学习的国家，当然会得到丰厚的回报。以色列人口稀少，但人才济济。建国虽短，但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有8个。以色列环境恶劣，国土大部分是沙漠，而以色列却把自己的国土变成了绿洲，生产的粮食不但自己吃不完，还源源不断地出口到其他国家。而匈牙利，诺贝尔奖得主就有14位，涉及物理、化学、医学、经济、文学、和平等众多领域，若按人口比例计算，匈牙利是当之无愧的“诺奖大国”。他们的发明也非常多，可谓数不胜数，有小物件，也有尖端产品。一个区区小国，因爱读书而获得智慧和力量，靠着智慧和力量，将自己变成了让人不得不服的“大国”。 记得有一位学者说过：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应该是一个人的阅读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社会到底是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就看阅读能植根多深，一个国家谁在看书，看哪些书，就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未来。读书不仅仅影响到个人，还影响到整个民族，整个社会。要知道：一个不爱读书的民族，是可怕的民族；一个不爱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拿破仑唯一随身的行李就是书。书籍是力量！ 没事到图书馆走一趟，而不是电影院，不是大街上！ 为国家的兴旺而读书，为个人的发展而读书！

文：张鸣儿童节到了，不少做了父母的学生诉苦，现在的娃子真苦，自打上了幼儿园，天天得跟人比拼，有没有嚷得很凶的鄙视线不好说，但家长互相较劲比试，却无日或无。在有些孩子家长眼里，我的孩子是一定要赢的，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已经落伍老土了，现在则是在子宫里就不能输。子宫里的胚胎怎么个比试法，还不是孩子的妈妈之间的拼搏，吃穿度用外加高强度的胎教。每天听多少小时的古典音乐，看多少小时的名画，对着肚皮念多少首唐诗。如果胎儿真的有感知，一落地就差不多可以拿学位了。幸好没有人提不能输在受孕时，否则，男子射精，也得有讲究了。在子宫里就拼成这样了，落地之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战斗场面可想而知。每日里，看着一个个面皮蜡黄，背着大书包，被父母押着上各种兴趣班，晚上八九点钟才能回家的孩子们，真感到我们这代人真是幸运，如果我也生在这个时代，非得早早跳楼不可。当然也有家长不乐意这样，可竞争事态已成，想不被卷人，也是不可能的了，战火蔓延，一个都跑不了。我真是感到奇怪，不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不提消灭帝修反了吗？怎么家家的大人还让孩子生活的这么有战斗性。成天在拼，不是跟阶级敌人拼，而是跟周围人拼。无论如何，都要赢，不能输。人家娃子学钢琴，我家娃子五短的手指，跟胡萝卜似的，也得学。人家娃子学奥数，我家娃子对数字深恶痛绝，但也得学。当然，如果人家娃子考了100分，我家娃子99分，简直是奇耻大辱，晚上豁出来不睡觉，请家教，也得赶上去。人活在世上，明里暗里的比试少不了，彼此较劲，甚至打架竞争，也是有的。但人生毕竟不是比赛或者战斗。不跟人家比，不较劲也死不了。学校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热衷于搞比赛，那是人家的生意经，你家娃子实在有兴趣，参加一下也无所谓，可千万别拿这事当营生，把你家好好的娃子当成了竞技运动员。最关键的是，所有的竞技，娃子自己，未必真的乐意，无非是被家长拖着干这事儿的。如果拖来拖去，拖出兴趣了还好，如果没有拖出兴趣，最后的结局，也许就是悲剧。武侠小说里，常说的一句话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现在则是，人在童年，身不由己。童年所该有的嬉戏和玩乐的权利，轻而易举就被大人夺走，还非说是为了孩子好。其实，现在的家长，尤其是那些小有家资的家长，给孩子的东西不是少，而是太多，多到让孩子无法负荷。而孩子真正想要的，一点游戏的闲暇，就无论如何都不肯给。因为，按他们的说法，给了，孩子就输了。俗话道，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战胜了一班的，还有二班的，都战胜了，还有别的学校的。世界很大，把全世界都赢了，太累。不这么比，不这么战斗，其实也可以活。可能活得还挺滋润。

文：冯学荣 ​ 中国的历史学家是一个笑柄多多的群体，今天我们谈谈，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历史学家笑柄一：双重标准 中国历史学家最大的笑柄之一，就是看问题有双重标准，例如大清帝国的铁骑在嘉定屠城，是罪行，但同样是大清帝国的铁骑，将准噶尔汗国的人不分男女老少屠杀干净，这叫做“平定准噶尔”。 同样是大屠杀，杀的对自己不利，叫做罪行；杀的对自己有利，则叫做功绩。 还有，匈奴不可以打进我的国土，但是我可以进攻大漠、追杀匈奴，别人杀进来是侵略，我杀出去则是自卫。汉武帝南征北战，将大片别人的土地收入自己的囊中，然而这件事，我没有见到任何一个历史学家站出来，发出过一丝的批评，为什么？屁股决定脑袋。 历史学家不堪面对的是，如果没有侵略，广东只是俚人的天下，汉人的疆域从哪里来的？ 打来的。 日本人吞并台湾朝鲜成为日本帝国，是侵略，然而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中华，则是历史的功臣。 你所在的立场，决定了你看到的世界。 还有，分裂蒙古是罪行，分裂朝鲜则是功绩。 还有，美国水兵在民国耀武扬威，是国耻；大清北洋水师在日本长崎耀武扬威，则为国庆。 还有，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原住民手中夺走宝岛，叫做侵略，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夺走宝岛，叫做收复，而原住民作为宝岛的主人，则在历史中失去了位置。 还有，英国在上海设租界，是侵略，大清帝国在朝鲜设租界，是亲善。 各种双重标准，各种流氓。叹为观止。 照照镜子，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历史学家笑柄二：逻辑混乱 中国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很爱面子的群体，因此就算是亡国这种事情，都可以被他们写成一段优美的历史，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蒙古帝国吞并汉人帝国（宋朝）的事情。 明明是汉人帝国亡国于蒙古，中国的历史学家却说那也是中国的一个朝代，叫做“元朝”。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元朝”，所谓的“元”，不过是当时横跨欧亚两大陆的大蒙古帝国（The Mongol Empire）的一部分。在当时蒙古统治者的眼中，汉人是贱民，是被征服者，元朝根本就不是中国。 当年忽必烈派兵进攻日本，这件事在日本的历史中叫做什么？叫做“蒙古袭来”，为什么日本人不把元朝侵略日本的战争叫做“中国侵日战争”呢？因为元朝根本就不是中国。 所谓元朝，不过是汉人前后97年的亡国史，仅此而已，根本不存在什么“元朝”，成吉思汗也不是中华的民族英雄，元朝也不是中国人的国家。 如果一股侵略者亡了我的国家，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然而他们的国家在历史中后来又变成是我的国家，那么试问所谓的抵抗侵略，又有什么意义呢？ 逻辑混乱。 大清帝国也一样，也是汉人亡国的历史，前后268年，大清帝国是不是中国？不是。这一点，丁汝昌邓世昌们看不清楚，然而孙中山却是看的很清楚，所以在甲午战争爆发那一年，孙中山急急忙忙找了日本驻香港领事馆，干嘛？要钱，要枪，孙中山要日本出钱帮他，他要组建一支武装，在南中国和日本实现南北夹击之势，共同攻击大清帝国。 孙中山为什么要和日本联手攻击大清帝国？因为大清帝国不是中国。中国在1644年已经亡了。这一点，孙中山看的很清楚，当年的同盟会上上下下，基本上都看的很清楚，所以孙中山要日本帮他推翻大清，然后恢复一个汉人的国家。 所以我们回首再看两次鸦片战争，我们中国老百姓应该帮助谁？答案是：应该帮助英国人，赶跑满清鞑子，然后在英国人的扶持下，恢复一个汉人的国家，然后作为报酬，向英国全面开放中国的市场，这才是正确的路子。 注意：史料显示英国并无领土野心，与英国合作并无亡国风险；且开放市场对双方均有利，此乃经济常识。 所以我们说两次鸦片战争，是谁挨打了？是“我们”挨打了吗？不是。是满清侵略者挨打了。以自由贸易为旗帜的英国代表先进的文明，我们如果是有眼光的人，我们应该站到英国一边去，共同推翻大清，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汉人国家。 历史学家笑柄三：自欺欺人 中国历史学家还是一个很狡猾的群体，他们懂得删减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而迎合读者的喜好。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886年大清帝国北洋水师在日本长崎耀武扬威的事件。这件事今天从历史资料看来，毫无疑问，是大清的水兵先动的手，然而在中国历史学家的笔下，几乎所有关于这件事的历史图书、影视作品等，清国水兵先动手这个情节，都变成了日本警察先动手。 骗人能长久不？不能长久。因为人性求真。总有人站出来说真话。例如我。 你一个泱泱大国的水兵，倚仗自己的炮舰强大，到人家的国土上去动手打人，事后不但不反省，而且还堂而皇之在历史书里公然撒谎，说是人家先动的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 都喜欢骂日本鬼子？自己又是什么？五十步笑百步，仅此而已。 还有火烧圆明园，你把人家谈判使团的人给杀了，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谁的祖宗教导的？杀了人家使团，怪人家烧你的园林？1979年你派个使团到河内，被人杀杀看？你会怎么想？ 还有义和团事件，历史学家只告诉你辛丑条约，然而山西巡抚毓贤在太原对传教士不分男女老幼实施大屠杀，我没见一个中国历史学家下笔写过一个字。 阉割前因，只留后果，这就是中国历史学家欺世盗名的惯用伎俩。 然而，自欺欺人只能爽一时，时间一久，一切都会水落石出，大白天下。 双重标准，逻辑混乱，自欺欺人，他们这一代已经没救了，我们寄希望于下一代，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将来个个都是明白人，不要再做这样的骗子。

文：张维迎我今天讲的题目是“理念的力量”，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用中国人的话讲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即你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就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而我今天讲的是“脑袋可能指挥屁股”，也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会影响你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情，甚至决定你将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在传统的经济学里，我们一般讲人的行为是由利益支配的，而且每个理性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是什么，所有人的行为都可以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社会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即除非损害别人，否则没有任何人的状况可以得到改善的一种状况。在我们研究社会变化时，按照这一假设，所有的社会博弈都是利益的博弈，社会变革其实就是一种利益战胜了另一种利益，或者是在权威人分析了变革的成本与收益之后，得出的一个非常理性的决策。100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艾奇沃斯讲过一句话，“The first principle of Economicsis is that every agent is motivated by self interest.”这句话准确地概括了刚才我讲的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但是，如此一来，我们就面临一个困惑：按照经济学假设，每个人的利益自己都知道，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无论有没有经济学或是其他社会科学，人们的行为都是一样的。这样一来，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都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和人的行为是给定的，既不会因为我们有了这些学问更好，也不会更坏。我们也没有办法解释人类为什么会犯错误，因为按照经济学的假设，从事前看，每个人的决策都是正确的，尽管事后可能运气不好，如投资亏了，事前讲并没有错。但事实上，人类犯了好多的错误。其中历史上非常巨大的错误，就是“计划经济制度”，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支配世界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我今天强调理念的重要性，这个观点其实也不新，至少我们可以追溯到两百多年前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他是位哲学家，也是位经济学家。他说，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的所有事物，都是由观念支配的。几十年前，凯恩斯讲过类似的话，他说经济学和政治家的思想不论正确与否，都比一般想象的更有力量，世界其实是由他们支配的。他还说，或迟或早，无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与凯恩斯站在完全不同立场上的另一位经济学家，也是哈耶克的老师，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讲过类似的话：“人所做的一切是支配其头脑的理论、学术、信条和心态之结果。在人类历史上，除开心智之外，没有一物是真实的或实质性的。”“一般认为社会学说的冲突是因为利益的冲突，如果这种理论成立的话，人类的合作就没有希望了。”我们来看一下历史和事实。人类历史上很多变革，不是一种利益战胜另一种利益，而是一种思想和主义战胜另一种思想和主义，或者新的理念战胜了旧的理念，也可以说理念战胜了利益。许多变革表面上看似乎是利益的胜利，实际上是理念的胜利。比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农民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战胜了地主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而是马克思主义战胜了其他的主义，所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胜利。乔治·华盛顿在200多年前建了美国这样一个体制，他没有当皇帝，当总统也只当了两届，显然不能从利益角度看，只能从理念角度来解释。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也不是出于他自己的利益，而是出于他的信念与理念。法国大革命，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理念的产物。而这些理念的很多创造者属于贵族阶级，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很多也是出身于贵族或者受到贵族的资助。如卢梭30%的通信者、伏尔泰50%的通信者，都是贵族。中国共产党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并不是出身于工人阶级，而是旧体制下的精英阶层。这些出身于统治阶级的人为什么要起来闹革命？因为他们接受了一种新的理念——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什么理念如此重要？理念和利益究竟有什么关系？简单说，利益本身是由理念构造的，也就是说，尽管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但利益本身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客观的标准，而是依赖于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信念去理解它。好比说，几十年前，当农民被告知他们的利益和地主阶级利益是冲突的，工人被告知他们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是冲突的时候，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就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就起来闹革命，尽管事后来看，他们并没有得到自己所期望的东西。　　 人们的利益不仅仅是物质利益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长期以来，利益的概念在经济学里定义得比较狭义，即指物质利益。经济学假定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这个效用通常被理解为是物质欲望的满足程度。这样的理解是非常有局限性的。人们的利益不像传统经济学所狭义假设的那样，仅仅是物质利益，我们有很多非物质的利益。这些非物质的利益，对理念的敏感程度更高。好比说我们生活在社会中，要重视我们的名望，因为别人怎么看待我们很多程度上会决定我们的幸福水平。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声誉，我们做的事就必须正当，符合别人的预期。而什么事正当，什么事不正当，依赖于我们的理念，有关正当性的理念一定会影响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知道，人是地球上唯一理性的动物。什么叫理性动物？就是人是会思考的。人做事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不是完全凭本能做事，而是根据自己相信的东西，根据我们认识到应该采取某种行动的理念采取行动。这就是一般讲的人作为理性动物的含义。如果理念不影响人的行为，人与动物就没有区别。如果人是理性的，我们做任何事一定要找一个正当性的理由，这就追溯到，人生活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曾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人的目的是eudaimonia，一般翻译为“幸福”。在20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康德也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人类的本质性目的是幸福和完善，这个幸福和完善与快乐不一样，幸福是对个人所追求目标的和谐整合，完善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一个人在道德和肉体上的潜能。我理解，康德讲的和亚里士多德讲的含义是一样的，人类是追求卓越的，希望自己身上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再进一步看，我们可以把人类对幸福的追求，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延伸。时间维度很简单，我们看重的是一生一世的幸福，而不是一时一刻的快乐。比如今天在这里开会，我们并不是就这一件事考虑这件事，而是着眼于更长远的考虑，今天做的事可能影响我们的未来，我们一定不会简单地按照短期利益来决策。人类在意的很多问题，甚至超出了我们生命的长度。所以有时候，为了身后的名声，人们愿意忍受一些身前的痛苦。当然我们知道，人类也有一个弱点，这个弱点就是我们近视，看近处的东西比远处要大，未来一块钱肯定比不上今天的一块钱。但作为理性人来讲，我们要努力克服这样的弱点。如果更为理性地思考，我们会发现，未来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看到得那么小，眼前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看上去那么大，这样我们才能做出一个更好的决策。幸福的空间维度来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动物，所以人的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和别人的关系，或者别人对你的看法。如名誉、地位、权力等这些东西，都会影响你的幸福。如果你认为做某种事是不对的，做这件事即使得到了物质的好处，但会受到别人的谴责，损害你的名声，从而减少了你的幸福感，你就不大可能做它。所以非物质的利益对人的理念更为敏感，有什么样的正义观念决定你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理性应该是欲望的主人，而不是奴隶　　 我还要继续谈一点对经济学的看法。我是一个经济学家，但我要做一点自我批评。经济学讲的理性，我们叫工具理性，简单说，就是人的目标是给定的。理性意味着我们尽量选择最有效的方式满足这个目标，最大化我们的偏好，最大化我们的效用。在这个意义上，按照工具理性，理性只是欲望和情感的奴隶，理性在制定人的目标方面没有什么大的作用。我认为人作为理性存在物最重要的是目标理性，也就是说我们究竟应该追求什么，而不应该追求什么。人作为动物、作为一般的生物有很多欲望，哪些欲望应该满足，哪些欲望不应该满足，这是人区别于动物最重要的东西。根据康德解释，理性就是帮助我们选择目标本身，理性应该是欲望的主人，而不是欲望的奴隶，道德是约束人的偏好。生活中的大多数人是根据一定的伦理原则选择自己的目标。2000多年前，中国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荀子也有类似这样的话，“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什么意思？欲望是一种动物本能，如果我们以我们的理性（“道”）指导我们的欲望，这时候就达到了乐而不乱，否则，我们只是简单地满足给定的欲望，却不对欲望本身做选择，就变成了“惑而不乐”。一个人伟大与否，是低俗还是高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目标定在什么地方。越是短期内易满足的欲望，持续的时间越短。如果你只追求物质的快乐，你会变得非常平凡甚至庸俗。但如果你追求超越了一般动物性的欲望，包括对名声的重视，甚至本身在人类作为理性存在物这样一个概念的追求上，就可能变得高尚。所以说，仅仅强调工具理性是不够的，人类非常重要的是目标理性。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家、宗教家与经济学家不一样，经济学强调的是工具理性，哲学家和宗教学家强调的是目标理性。因为目标理性如此重要，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宗教创始人才影响了我们这个社会如此之久。亚里士多德讲过人有三种生活，一种是享乐的生活，一种是政治的生活（追求权力和荣誉），一种是沉思的生活。每个人都必须有享乐的生活，但我们又不能仅仅满足于享乐的生活。他建议我们，如果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水平后，应该追求沉思的生活。这种沉思的生活不依赖于外在的因素，是一种自我满足，是一种近乎神性的生活，本身就是目的。　　 理念和领导力的双重结合引导社会变革接下来我简单谈一下理念的力量在中国的实践。任何社会变革都是从理念的变化开始的，中国的改革也不例外。理念是人创造的，也是人实施的，这就引出另外一个问题——领导力。我们可以用理念和领导力的结合来理解社会的变革。理念可以正确也可以错误，领导力可能强也可能弱，这样在二维图形上，我们有四个组合，最好的组合是第一象限，即正确的理念和强的领导力，其次是正确的理念和弱的领导力，最糟糕的组合是第四象限，即理念是错误的，但领导力很强。为什么过去三十年为什么取得那么大的进步？因为我们有一个处在第一象限的人物——邓小平，他有比较正确的理念又有比较强的领导力，在中国发起并领导了市场化导向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未来会怎么样？从图形上可以看出，如果处在第一象限，有正确的理念和强的领导力，可以完成中国法治建设和民主化的变革。邓小平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伟大的制度企业家。他有正确的理念，又有非常高的领导力。我们可以用高考制度的恢复来说明这一点。邓小平在1977年再次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主管教育和科技，他搞的第一项改革就是改革招生制度，即大学招生由原来单位推荐改成考试录取。这是他的一种理念，他认为要实行现代化没有人才是不行的，要有人才，大学是最重要的，而大学要做好，选拔优秀的年轻人是最重要的，所以就决定恢复高考。但当时，教育部部长和其他教育部的官员还比较左，不太认同，所以就想方设法拖延，跟邓小平汇报说，高考很复杂，今年来不及做，我们需要更长时间的准备。邓小平说，你们有能力做就做，你们没有能力做，我就找有能力的人做。这样的理念和领导力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未来，中国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是否能成功，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理念和领导力。思想市场的自由引导社会进步　　 最后要特别强调的是，理念既然如此重要，从哪儿来？理念来自思想市场！所谓思想市场，就是不同的观点、信仰、理念、学术思想、主张可以同时并存，而且它们之间可以有平等和自由的竞争。人类做的很多事，在还没有实践检验之前，就需要选择做还是不做，这时候就要靠思想市场的竞争来帮助我们做选择。如果到实践之后再来选择，就变成了事后的检验，可能已经犯了巨大的错误。思想市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学术市场，是创造新理念的，这些新理念由哲学家、思想家、学者、理论家来提供；第二个层次是理念的传播市场，包括媒体，特别是公共知识分子、出版商、教师等，哈耶克称之为“思想市场的二手交易商”；第三个层次是理念的实践市场，包括政策的制定者、政治领袖。这三个层次都非常重要，但一般来讲，新的理念和思想是从第一个到第二个、第三个循序渐进的。这三个市场通常由不同角色的人承担。因为角色完全不一样，甚至有冲突，比如，哲学家关注的是合理性。政治家更关注可行性。所以，尽管柏拉图主张过哲学家当国王，但事实上，当哲学家就不可能当国王，当国王就不可能当哲学家。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每一个角色都非常重要，但功能不同。我要强调的是，中国经常有一种观念认为，如果某一种理论观点不具现实的可操作性，就没有价值。这是不对的。真正的理论在最初提出的时候都不具有可行性。孔子的儒家学说一开始并不被认可，但经过了350年左右的时间，到了汉武帝时确立了统治地位。耶稣被十字架吊死时，罗马帝国只有1000名左右的基督徒，经过了300多年以后，基督徒增加到3300多万，罗马帝国皇帝最终于公元392年把基督教确立为国教。思想市场的历史经验，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春秋战国时，中国有发达的思想市场，出现了百家争鸣，出现了儒家的思想。在南北朝时期，思想也比较自由，佛教在中国得到蓬勃发展，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是正面的例子。而无论秦始皇焚书坑儒，还是汉武帝独尊儒术，都是对思想市场产生了严重的破坏，制约了后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过去30多年的改革，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思想市场的结果，如果没有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没有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有邓小平的改革。大量的经济改革是通过经济学家讨论的结果，如果没有经济学家的讨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可能写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文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写入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文件。我个人亲身经历了双轨制价格改革，1984年之前人们脑子里的价格改革就是价格调整，我当时写的文章改变了这个理念，我说任何政府制定的价格不可能是合理的价格，改革的唯一出路是逐步放开价格，也就是通过双轨制，走向市场决定价格的体制。有了这个新的观念，我们才找了价格改革的正确方式。总而言之，思想、理念是非常有力量的，而只有自由的思想市场，才能为我们的改革创造新的思想和理念。

许锡良​记不清是谁说过，人无非在用两种方式来感受这个世界，一是用大脑，一是用肚子，有的人主要是用大脑感觉这个世界，有的人则完全是在用肚子感觉这个世界。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是这样变得比人与狗的差距还大的。这个概括实在是太精妙了。其实不仅人与人之间有这个区别，而且不同的民族也有类似的分别。而且这样的分别，从各自的文化源头上就有了明显的差异。苏格拉底毫无疑问是在用大脑感受这个世界的，他一生流浪街头，不去挣钱，也不去享受口福，而孔子更多的时候是在用肚子感受这个世界，他不仅直接说了许多关于肚子之口福的话，如什么“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之类有关于肚子的经典之语，而且其他关于精神思想方面的东西，比如学与思，废寝忘食之类，大概也是离不开肚子的感受的。所以，后来“学而优则仕”，也就直接推演出了“书中自有”的几个方面，如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之类，就是赤祼祼了。孔子Vs苏格拉底 日本人的吃与中国人有很大的不同。日本人认准的美味佳肴，以新鲜与营养为标准，对于人工味道不是十分讲究。而中国人追求味觉，特别在乎肚皮的感受。因此，中国这个民族就是用肚皮感受世界的民族。用肚子感受世界的民族，你也可以看到，在这里没有什么真正的精神生活，一切活动都不过是围绕着肚子，人生在世，吃穿二字。所以，爱情的结晶——结婚自然是大吃的，过生日也是要大吃的，谈生意当然也只有在餐桌上才有希望成功。连见面问候语都离不开“吃”字，我们这个民族自己把这种情况概括为“民以食为天”。而且在汉语中用了那么多的“吃”字。比如“吃香”、“吃亏”、“吃不了兜着走”、“吃皇粮”、“吃天主教”、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叫“饭碗”，稳定的工作岗位叫“铁饭碗”。民间的俗语是“宁可乱吃，不可乱说”。可见“吃”总是比“说”要令人放心。虽然我们也有过“病从口入”的警告，但是相比“祸从口出”来说，还是要安全得多。这也是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偏爱用肚子来感受这个世界的原因。 嘴巴功能除了“吃”外，还有“说”的功能。但是，为什么单单是我们这个民族只剩下“吃”的功能？其实，这并不难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专制文化，专制文化必然制造文字狱，在这种肃杀的背景下，人们只有潜心研究“吃”法了。所以，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吃”法，从天上到地上，从汉人的烹饪手法，到满人的菜谱，满汉全席，据说已经可以做出二万多道菜来。数不胜数，也难为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他们有的是时间与精神，也有的是那份心情。研究吃，其实并不是为了营养，事实上中国人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饮食业，却没有吃出一个好身体，只吃出了一个个“东亚病夫”的身体。其实如果中国人能够从吃中研究出“营养学”来，那也不算是纯粹是在用肚子感受这个世界了。可惜，我们这个民族的眼界就是这样狭小，世界有无限丰富性与趣味性，但是，在我们这个民族的眼光中，全部变成了食品。饿了几千年，我们民族的智慧就是“民以食为天”，这也算是用肚子思考出来的真理吧。据说，古代的皇帝为了摆明自己的身份高人一等，也是从吃入手的，他们一顿饭要吃几百只鸡——当然是吃不了———于是就扔掉，连证明自己身份高贵的方法都想不出别的来，还只会想从肚子的尊严入手。 我记得西方有谚语说：“吃饭是为了活着，而不是活着为了吃饭。”这对于西方文化来说可能是这样的，可是对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传统来说，却刚好要反过来才是：“活着是为了吃饭，而不是吃饭为了活着。”种种迹象事实已经表明，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吃饭。过精神生活？连那些专弄学问的人也是一种奢侈品。 用肚子感觉世界的民族与用大脑感受世界的民族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用肚子感觉世界是不可能出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创造出人间的许多奇迹的。在用肚子感觉世界的民族看来，这个世界可以分成两类：可以吃的与不可以吃的。但是，即使是这个界限有时也是非常模糊的。有饭吃的时候，当然基本上是能够分清的。但是，饿坏的时候，也就开始烹食自己的同类了，还有北方的一些人开始把观音土也拿来吃了。他们只知道观音土的样子很像面粉，不知道面粉之所以能够充当食品，与观音土有着根本不同的化学性质。但是即使是不饿肚子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仍然不会被开动了去感受这个世界，而是用来思考如何把天上飞的天鹅打下来煮了吃，弄一对熊掌尝尝，或者把其他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弄来吃吃。越是听说珍稀的动物，越是要弄来吃。而且有这么一个逻辑：为什么珍稀？为什么需要保护？可见其滋阴壮阳的价值与功能了。内心世界的精神空虚由此可见一斑。

​文：纪思道本文作者纪思道（Nicholas Donabet Kristof，直译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系美国著名记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和评论家。为什么人文学科不应被摒弃？修读人文学科和广泛的阅读对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至关重要。“世人被知识压死，智慧却少得很。”E·O·威尔逊( E.O. Wilson)一语道破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困境。但一些人给出的应对之道竟是鄙弃智慧。“拥有更多人类学家是本州的关键利益所在吗？”佛罗里达州州长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曾经这样问道。某著名互联网公司的负责人曾经告诉我，该公司把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当成一个人是否有才的具有启发性的有用依据，但并不认为大学教育本身有什么参考价值。学生和家长们正按照这类准则行事，纷纷摒弃人文学科。1971年，商科本科毕业生和英语系本科毕业生的比例是2：1。现在，两者的比例是7：1。（我学的是政治学专业；如果可以重来一次，我会去学经济学，同时选修人文学科。）自从读了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颇有见地的新书《捍卫人文教育》(In Defense of a Liberal Education) 之后，我一直在思考这一现象。和扎卡里亚一样，我认为人文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具有“启发性”等漂亮话就更不用说了）。《捍卫人文教育》 法里德·扎卡里亚 著人文学科可以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有时甚至可以充实我们的钱袋子。为了回应怀疑论者，我在此给出三点理由。首先，人文教育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沟通和人际交往能力，在职场上，这种能力可以给人带来巨大的回报，尤其是在跟技术能力共同起作用的时候。“在21世纪的经济体系中，宽泛的人文教育是通往成功的重要途径，”哈佛大学的劳动经济学家劳伦斯·卡茨(Lawrence Katz)说。卡茨称，纯技术能力的经济回报已经趋平，既具有软能力——善于与他人交流和协同工作——又具有技术能力的人获得的回报是最高的。“因此我认为，一个人文专业的学生，如果对计算机科学、经济学、心理学或者其他学科也颇有研究，就会很有价值，在职场是会有很大的灵活性的。”卡茨说，“但在我看来，你必须‘脚踏两只船’，才能最大限度地挖掘自己的潜能。一个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或者是计算机专业、生物学专业、工程学专业、物理学专业的学生，如果正经八百地修过人文和历史课程，也会成为一个更有价值的科学家、金融专业人士、经济学家或者企业家。 ”我的第二个理由：我们需要通晓人文学科的人来帮忙做出明智的公共政策决策——甚至是和科学有关的决策。科技公司必须不断对伦理决策进行权衡：Facebook的默认隐私设置应该是什么样的，该容忍些许裸体影像的存在吗？Twitter该关停似乎对恐怖分子颇为同情的账号吗？谷歌(Google)该如何处理关于性与暴力的内容以及诽谤性文章？在政策领域，我们人类必须做出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决定：是否允许修正人类生殖细胞基因。人类生殖细胞基因修正或许可以消灭特定种类的疾病，减少痛苦，让我们的后代更聪明、更美丽。但它同时也会改变我们这个物种，会让富人有机会炮制出犹如超人的子女。这真是既令人振奋，又透着恐怖。要权衡这类问题，监管者不仅要具有一流的科学素质，还要具有一流的人文素质。毕竟，早在3000年前，荷马(Homer)就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在《奥德赛》(The Odyssey)中，美丽的仙女卡吕普索(Calypso)向奥德修斯(Odysseus)许诺，只要留在她的岛上，他就可以长生不老。跟仙女有了一段风流韵事之后，奥德修斯最终拒绝了这个提议，因为他思念自己的妻子佩涅洛佩(Penelope)。他拒绝像神一样永生，选择面对人类必须面对的痛苦和死亡。同样地，总统生物伦理委员会 (President's Council on Bioethics) 2002年发布题为《人的克隆与人类尊严》(Human Cloning and Human Dignity) 的报告时，既援引了科学杂志的内容，也提到了欧内斯特·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 的《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即便事关科学，在做出涉及伦理、限度和价值等方面的判断时，也要借助人文学科。第三，不论从事什么职业，我们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我们如何跟周围的人交流。有一些证据表明，涉猎文学有助于提高情商。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过的五项研究表明，比起阅读非虚构类作品或者通俗小说的研究对象，阅读文艺小说的研究对象能够更好地评估照片上的人处于何种情绪之中。文学似乎提供了与人的本质有关的课程，帮助我们解读周围的世界，帮助我们更好地与人相处。文学还可以架设起理解的桥梁。托妮·莫利森 (Toni Morrison) 帮助整个美国理解非裔美国人的生活。裘帕·拉希里 (Jhumpa Lahiri) 阐明了移民群体面对的种种矛盾。卡勒德·胡赛尼 (Khaled Hosseini) 打开了观察阿富汗的窗口。总而言之，在当下这个时代，学习编程和统计学固然意义重大，学习历史和文学同样十分重要。1780年，约翰·亚当斯 (John Adams) 在给妻子的一封信里写道：“我必须修习政治学与战争学，才能让我们的后代拥有修习数学和哲学的自由；我们的后代必须修习数学、哲学、地理学、博物学、造船学、航海学、商学及农学，才能让他们的后代拥有修习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刻、绣织和瓷艺的权利。”这话一点没错。

文：沙叶新作家沙叶新注：本文为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在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各位前辈、各位同行、各位朋友们好！感谢大家给我这样的荣誉、这样的机会，站在这样的讲台上，来和大家见面、聊天。谢谢，真诚的谢谢！苏州有个德源文化研究所，是个民间机构，上月四月十一号举行学术年会，请了这个文化研究所的五位导师前来演讲，其中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章诒和先生，她在讲台上，甫一站定，便环视台下，问道：“下面有卧底的吗？”哗，此言即出，全场哑然。先声夺人，平地春雷！我今天站在这里，相信台下没有卧底的。我多次说过，我天下无敌，普天之下我无敌人，来者都是客，交往都是友。我不怕卧底，也不怕告密。章诒和问过有没有“卧底的”之后，就举起手中的讲稿说：“我所有的演讲都有讲稿，白纸黑字，如果要现场查我，我就以讲稿为据，但我出门就不认账！”我不像章诒和，没有讲稿，只有腹稿，全在肚子里。如果查我呢？我只好剖腹产。其实我肚子里什么都没有，没腹稿，没文章。有的倒是一颗不改的痴心、一腔滚烫的热血，一根心口如一的直肠子，外加满肚子的不合时宜。毛泽东宣称的文艺作用和目的我今天要讲的话题是：不为权力写作。为什么要写作？写作的目的又是什么？因人而异，无奇不有。有人为名，有人为利，有人为了赚钱，有人为了升官。有人把写作当作一种习惯，有人把写作视为一种乐趣；还有人说他年轻时写作为了泡妞，中年是为了提级，老年是为了宣泄。甚至有人把写作看作是一种生理需要，就如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爱了就上床；写欲如同性欲。职业作家们呢？王朔写作是为了心理治疗，王小波是为了追求智慧，刘震云写作是为了以文会友。毛泽东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同志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他还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他又说：“要使文艺……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毛泽东首先认为文学艺术是分阶级的，有资产阶级的，有无产阶级的，他们是敌对的，是你死我活的。而写作目的呢？是为了教育人民消灭敌人！古今中外，有哪个帝王、哪个君主、哪个总统、哪个元首，敢像毛泽东主席这样公开宣称文艺的作用、文艺的目的是消灭敌人！什么是消灭敌人？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杀掉被认为是与你为敌的人！不但要消灭战场上的敌人，消灭敌对阵营中的敌人，还要消灭自己队伍中甚至消灭自己文艺队伍中的"敌人"。只要你的言论，你的作品，你的文艺观念，你的写作目的，不符合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不符合党的文艺方针，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文艺政策，也会把你当作敌人，也会让你挨整、判刑，甚至被杀。延安的王实味不就是这么杀了吗？一九四九年之后，历次政治运动，都以文化界为对象，反胡风，涉案几千人，死了多少人？反右派，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文化人，是作家、是艺术家，死了多少人？“文革”当中，仅以反对毛泽东革命文艺路线、歪曲革命样板戏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就枪毙了不少人。当时全国各地的剧团、电影厂、文联、作协自杀的又有多少人！为什么？就认为你的文艺观念是资产阶级的，你的写作目的是反动的，你的作品是有毒的，就把你迫害致死。怎能想象在最需要真善美，最需要自由、博爱、平等的文艺百花园林之中，会像在中国这样充满暴力、充满血腥，充满屠杀呢？园林变成了刑场。邓拓有两句诗："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对权力的蔑视、嘲弄、解构我为什么写作？起先的目的很“纯正”，很“崇高”。我受中国古代传统文艺观的影响。曹丕的《典论·论文》上的一段话，我至今不忘：“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此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写作干吗？为了“经国”，就是治理国家，而对作家本身来说，就是为了声名传之于后，永垂不朽。所以中国古人，要立功、立德，立言，我当然也要立言，就是这个道理。后来，尤其在文化革命中，我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为政治服务，为革命写作。因此写了个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话剧《边疆新苗》，还参加写作歌颂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话剧《农奴戟》。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吧，我甚至还参加写过攻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的戏，虽然我极不愿意，是分配的任务，但我毕竟参与了。我在文革中的所谓作品，都是垃圾，都是帮闲甚至是帮凶之作。现在真是“悔其少作”，其实那时我已经不“少”了，二十多岁了，快步入中年了。虽然“悔其少作”，但是还没有“悔之已晚”，还没有“悔之莫及”；还不为“晚”，还可“及”，这是因为正当我悔之当初，就欣逢三中全会，让我脱胎换骨。那时国外各种文艺思潮、各种文艺流派，纷至沓来，相继涌入洞开的国门，像什么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英国的荒诞剧，法国的新小说，加缪、卡夫卡、乔伊斯、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川端康成、村上春树……五光十色，令人惊艳！中国也相继出现了朦胧诗、裸体画、小剧场、恶搞片，还有"超级女声"歌唱，"芙蓉姐姐"跳舞，以及"下半身"写作。前年还诞生了梨花体诗，去年又出现了"山寨春晚"。争奇斗艳，炫目刺眼。今年更轰动，爆出了"草泥马之歌"：在那荒茫美丽的马勒戈壁，有一群草泥马。他们活泼又聪明，他们调皮又灵敏，他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草泥马戈壁，他们顽强，克服艰苦环境。噢，卧槽的草泥马！噢，狂槽的草泥马！他们为了卧草不被吃掉，打败了河蟹，河蟹从此消失，草泥马戈壁。用的都是谐音，全是粗口，有辱尊耳，幸勿见怪！这不是我写的，我无此大才。但我对这一切都很理解，并不排斥，甚至还支持，为什么？因为所有这一切的主义、流派、思潮、表现，这些诗歌、戏剧、舞蹈、视频和"草泥马"，都是对权力的蔑视，对权力的嘲弄，对权力的挑战，都是对权力的解构；使得权力者不安，使得权力者无奈，使得权力者惶恐，使得权力者愤怒。所以"山寨春晚"的出现，才使得"央视春晚"以及一些权力机构、权力官员，甚至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等准权力者都如临大敌，加以阻止。生活在逐步多元的前民主社会当然我说的权力，是指极权。极权或者极权主义最早出现于一九二五年，它强调的是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和独自裁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专制独裁。极权主义的政府不仅要控制国家所有的政治事务和经济活动，还要控制人民的思想信仰和日常生活。一般来说，极权主义有三类：有种权主义，或者叫种族主义，比如以前的南非共和国；有神权主义，比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党权主义，比如已经完蛋的纳粹德国和现今还在世袭着的金氏政权。一九九四年南非共和国经过民族和解终于放弃了种权主义，可喜可贺。如今世界上只有极个别的国家，还残存着神权主义和党权主义这两种极权主义。中国属于哪一种呢？有人说中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又有人说中国是具有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有人说中国是这两种的主义的混合体。这是从经济形态来分析的。我也早就这么分析过，写在了很早的文章里。如果从政治形态来分析，从权力结构来分析，有人说中国是共和国，有人说中国是极权国。我现在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变化、正在转型的国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是从三十多年以前的以"文革"为登峰造极的极权社会在转向改革开放之后的后极权社会。但我喜欢把如今一直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当代中国称之为前民主主义的政权，这不但好听一点，同时也表达我的善意和期待。正因为我们生活在经济已经逐步开放的年代，也正因为我们的时代正在蹒跚前进，变化得已经不完全是僵硬的全极权社会，而是松动的后极权社会，或者如我所说的是逐步多元的前民主社会，所以我们才有可能进行有限制的自我选择，才有可能部分地调整了文艺观念，每个人也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写作目的。但不论我们现在的写作目的有什么不同，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再为政治集团、为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不再为权力而写作了。权力：腐败、愚蠢、折腾、残忍为什么呢？一、权力使人腐败。英国阿克顿爵士的“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这句话已成为政治常识，而且已经在当代中国被越演越烈的腐败所证明。中纪委、反贪局，反腐多年，破案无数，大案要案，层出不穷。你立案侦察，贪官就远逃国外；你实行双规，污吏就上下勾结。一两个贪污犯倒下去，千万个贪污犯站起来，越反越贪，恶性循环，前"腐"后继，奋勇向"钱"。这是因为权力不受监督，无法制约所致，因为贪污是和权力共生的，你怎么反？又怎么能反彻底！目前的反腐只是维持在百姓不至于造反而权力不至于失控的限度之内。有些地区完全是腐败分子在领导反腐，或者说是潜在的腐败分子在反已经暴露了的腐败分子。二、权力使人愚蠢。美国学者乔纳森·本道用数学理论证明，在日理万机的国家要找到良好对策，就应该尽量扩大民智，鼓励官员独立思考。但权力者的本性就爱独裁，一言九鼎，钟爱"圣断"；自以为天纵聪明，其实是反智低能。他们总以自己的"思想"为"指导思想"，总爱在不同的时期提出各种不同"主义"、"思想"、"理论"、"荣耻观"、"代表观"、"发展观"，来统一全国的思想。因此不可能民主选择，不可能科学决策，于是在政策的制定和行政的措施上，往往就显得愚蠢。使得权力者和智囊团，无法发挥正常的政治智慧，无法施展聪明才智来应对社会难题，都变成了可笑的蠢才。他们的水平只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造座大桥过河。三、权力使人折腾。也正因为权力使得唯我独尊的权力者和唯唯诺诺的智囊团的智商下降，所以在治理国计民生时，不但会反复无常，还会倒行逆施。明明是风调雨顺，偏说是自然灾害；分明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右派都打错了，还坚持说反右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明明近几年来农民为了土地，城市居民为了拆迁，群体性事件不断出现，每年都发生千万起悲剧，可官方背景的《社会蓝皮书》居然说近八成城市居民感到生活幸福，而农村居民幸福感更强于城镇居民。这是无耻的谎言！这种思想上的反复无常，认识上的反复折腾，带来了社会的极大不安定，不得不使"草泥马为了卧草不被吃掉，而打败了河蟹"。四、权力使人残忍。所有权力者都会被权力聚焦效应放大，而因此获得成就感或幸福感或快感这样的高峰体验。按照马斯洛的理论，这种高峰体验不会持久，更无法忍受它的消失，所以只有不断地攫取权力、使用权力、扩大权力，才能满足对权力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如同吸食海洛因。吸毒者为了获取毒品会丧尽天良，无所不用其极。权力者为了夺取和扩张权力也不惜使用最残忍的暴力。夺权和吸毒的过程完全一样，只是权力的毒害大大超过吸毒。吸毒者不可能依靠自己戒毒，需要他人的强制。权力者也不可能依靠自己来消除权力所产生的毒害，必须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衡。当权力者不接受权力之外的监督和制衡时，它就立刻会变得毫无理智，毫无人性，如果你还想共享权力或者更迭权力，它就会变得疯狂，变得残忍，甚至动枪、动炮、动坦克，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独立的品格，自由之精神如果你是一个作家，你为权力写作，你就是为腐败服务，为愚蠢服务，为折腾服务，为残忍服务。如果你是被迫的，还情有可原；如果你是自觉的，那你怎能逃脱帮凶之责、贩毒之嫌？我再说一遍，我说的权力是极权，是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是不由民主选举所赋予的极权。不为权力写作，包括不为权力意志写作，不为权力的意识形态写作。六个一、主旋律、献礼作品、政绩节目等等，都是权力意志、权力意识形态在文化政策上的表现。真正能够打动读者心灵的，真正能传之久远、为中华文化的积累作出贡献的，绝不可能是权力意志的产品。老舍写过《青年突击队》《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方珍珠》等等，都是主旋律的、权力意志的作品，至今还有谁能记得呢？后来他的《茶馆》恰恰不是根据权力意志，而是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写出来的；是抛弃了原来的政治任务，选择了自己的创作计划，所以才成为经典的。今年是《梁祝小提琴协奏曲》诞生五十年，上海在隆重庆祝。当初创作小组上报了好几个题材，其中排在第一个的是《大炼钢铁》、第二名是《女民兵》，而《梁祝》排在最后，当时的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孟波却点了这最后一个。这一圈一点相当重要，是起死回生，于是才有了今天的《梁祝》。《大炼钢铁》、《女民兵》光听名字就知道是权力意志的题材，而《梁祝》表现的却是深刻的人性，恒久的爱情，才能感动了好几代人。如今在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优美的旋律，但是不是主旋律，是真正的艺术旋律。她是今世的经典，也将是传世的经典。如今还有孟波这样的领导者吗？真应该向他鞠躬致敬，他维护的不是手中的权力，而是心中的艺术，才有这可敬可爱的一圈一点！性格即命运。作家的性格决定着作品的命运。你的性格是怯懦的，你的意志是软弱的，你低三下四，你左右逢迎，你唯命是从，你讨好巴结，你怎么能够写出有尊严，有个性、有生命、有艺术的作品呢？不可能。可见作家最重要的素质就是独立的品格，自由之精神。总之，一个称职的作家，一个有尊严的作家，一个真正想为这片多灾多难的热土、为你深爱着的人民写出好作品的作家，必须：独立苍茫，顶天立地。天马行空，无傍无依。无拘无束，豪放不羁。不当奴才，不做工具。不接圣旨，绝不遵命。敢想敢说，敢于直笔。敢爱敢恨，敢于犯忌。敢哭敢笑，敢于放屁。只信科学，只服真理。心灵自由，不为权力！

文：陈丹青我到罗马旅游，找到两条专卖古董的大街，一家一家进去看。有一家进去后，我就埋头看小雕塑、小文物，然后向一位老先生问价钱。问了几件，老先生都说不卖，我说：“为什么不卖呢？”他就说实话了，他说：“这是我的店，你进来了，不跟我打招呼，就在那里看，然后问我卖不卖，我不卖。”在罗马，在文艺复兴的故国，不经意之间，小时候“文革知青”那种没教养，那种粗鄙的人格，就露出来，这位老人把我点醒了。有一次在大学厕所里正撒尿，一个仪表堂堂的青年，二十四五岁的样子，是个研究生，非常帅的小伙，立刻跑过来站在我后面大声说：“你是不是陈老师？我是从江西来的，你在江西插过队，我要跟你照个相。”我非常尴尬，因为我正在撒尿。出了厕所，他早已准备好了照相机，把我像人质一样一把夹住，不由分说就拍照。这种情况我不止一次遇到——虽然并不是每次都在撒尿——但一上来就拍照，拍完就走，然后跟人说，你看！我跟陈老师合影。我们小时候，所有大人都不许我们这样对待人，可是如今变成大学里司空见惯的事情。不是对我一个人，所有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或必须认识一下的，都这样，行话叫做“混个脸熟”——这就是没教养。所谓教养就是细节：1.别人给你倒水时，不要干看着，要用手扶扶，以示礼貌。2.别人对你说话，你起码要能接话，不能人家说了上句，你没了下句，或者一味地说着啊啊啊、是是是。3.有人盯着你看的时候不要直视对方，假装没注意到。4.女人一辈子不能手心朝上向男人要钱花。5.吃完饭退席时说：“我吃完了，你们慢用。”6.给人递水递饭一定是双手。7.坐椅子不要翘起来。8.吃饭要端碗，不要在盘子里挑拣，不要拿筷子敲碗。9.最后一个进门要记得随手关门。10.送人走要说：“慢走。”11.洗了手不要随意甩手，水会甩到人家身上，很不礼貌。12.递刀具给别人要记得递刀柄那一端。13.不揭别人的短处。14.听别人说话的时候，眼神不要游移，否则会显得很没礼貌。15.帮别人倒茶倒水之后，壶嘴不要对着别人。16.站有站相，坐有坐相。17.说到就一定要做到，做不到的就不要承诺。18.屋里有人的时候，出门要轻关门。19.这个世界不相信眼泪。20.盛饭或端茶给别人时，如果中间隔了人，不要从别人面前经过递，而要从别人后面绕过递21.学会温柔学会聆听。22.去别人家里，不要坐在人家的床上。23.吃饭的时候尽量不要发出声音。24.捡东西或者穿鞋的时候要蹲下去，不要弯腰撅屁股。25.别人批评你的时候，即使他是错的、也不要先辩驳，等大家都平静下来再解释。26.做事情要适可而止，无论是狂吃喜欢的食物还是闹脾气。27.到朋友家吃完饭，要主动帮忙洗碗清理桌子。28.生活中会遇见各式各样的人。你不可能与每个人都合拍，但是有一点是四海皆准的：你如何对待别人，别人也会如何对待你。29.任何时候对任何人不要轻易告诉对方你的秘密。30.学无止境，不仅要学书本知识，更要学会怎么待人处事，社会远比你想像的要复杂。31.最勇敢的事情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旧热爱生活。不要害怕欺骗，但要知道世界上存在欺骗。32.擦桌子的时候要往自己的方向抹。33.打电话接电话第一句话一定要是：“喂，您好！”挂电话的时候，对方如果是长辈，或者你的上司，那么就等对方先挂了你再挂。如果你自己就是长辈或上司，那就主动先挂电话，别让电话那边的人等。34.不随地吐痰扔东西，如果没有垃圾箱，就拎回家扔垃圾筒里。35.走路手不要插在口袋里。36.不管什么条件下，仔细刷牙，特别是晚上。37.早上一定要吃早餐，没有早餐也一定要喝杯水。38.停车要入位，给别人开车门留好空间，车头向前，方便离开。39.如果是弹簧门，不管是拉还是推，请先出后进。如果身后有人应主动把门扶好，防止门弹回拍到别人。别人为自己开门一定要说谢谢。40.有礼貌应该是对所有人，无论是上司、长辈、餐馆服务员或是路边捡垃圾的老者。

父亲节，一起来重温鲁迅先生写于近一个世纪前的这篇不朽之作。此文对于今天的父母而言，虽时代变迁，依然发人深省，不乏教益。我作这一篇文的本意，其实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总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但何以大模大样，用了这九个字的题目呢?这有两个理由：第一，中国的“圣人之徒”，最恨人动摇他的两样东西。一样不必说，也与我辈绝不相干；一样便是他的伦常，我辈却不免偶然发几句议论，所以株连牵扯，很得了许多“铲伦常”“禽兽行”之类的恶名。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但祖父子孙，本来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决不是固定不易的。现在的子，便是将来的父，也便是将来的祖。我知道我辈和读者，若不是现任之父，也一定是候补之父，而且也都有做祖宗的希望，所差只在一个时间。为想省却许多麻烦起见，我们便该无须客气，尽可先行占住了上风，摆出父亲的尊严，谈谈我们和我们子女的事；不但将来着手实行，可以减少困难，在中国也顺理成章，免得“圣人之徒”听了害怕，总算是一举两得之至的事了。所以说，“我们怎样做父亲。”第二，对于家庭问题，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二五、四十、四九)中，曾经略略说及，总括大意，便只是从我们起，解放了后来的人。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譬如早晨听到乌鸦叫，少年毫不介意，迷信的老人，却总须颓唐半天。虽然很可怜，然而也无法可救。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还有，我曾经说，自己并非创作者，便在上海报纸的“新教训”里，挨了一顿骂。但我辈评论事情，总须先评论了自己，不要冒充，才能象一篇说话，对得起自己和别人。我自己知道，不特并非创作者，并且也不是真理的发见者。凡有所说所写，只是就平日见闻的事理里面，取了一点心以为然的道理；至于终极究竟的事，却不能知。便是对于数年以后的学说的进步和变迁，也说不出会到如何地步，单相信比现在总该还有进步还有变迁罢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生命的价值和生命价值的高下，现在可以不论。单照常识判断，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了生物的意义。生物为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本能，最显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摄取食品，因有食品才发生温热，保存了生命。但生物的个体，总免不了老衰和死亡，为继续生命起见，又有一种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发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竟与这道理完全相反。夫妇是“人伦之中”，却说是“人伦之始”；性交是常事，却以为不净；生育也是常事，却以为天大的大功。人人对于婚姻，大抵先夹带着不净的思想。亲戚朋友有许多戏谑，自己也有许多羞涩，直到生了孩子，还是躲躲闪闪，怕敢声明；独有对于孩子，却威严十足。这种行径，简直可以说是和偷了钱发迹的财主，不相上下了。我并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人类的性交也应如别种动物，随便举行；或如无耻流氓，专做些下流举动，自鸣得意。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领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领，将来还要交付子女，象他们的父母一般。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个过付的经手人罢了。生命何以必需继续呢?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个体既然免不了死亡，进化又毫无止境，所以只能延续着，在这进化的路上走。走这路须有一种内的努力，有如单细胞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繁复，无脊椎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发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但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又恰恰与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我也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孙子理应终日痛打他的祖父，女儿必须时时咒骂他的亲娘。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况且幼者受了权利，也并非永久占有，将来还要对于他们的幼者，仍尽义务。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切过付的经手人罢了。“父子间没有什么恩”这一个断语，实是招致“圣人之徒”面红耳赤的一大原因。他们的误点，便在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利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殊不知自然界的安排，却件件与这要求反对，我从古以来，逆天行事，于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缩，社会的进步，也就跟着停顿。我们虽不能说停顿便要灭亡，但较之进步，总是停顿与灭亡的路相近。自然界的安排，虽不免也有缺点，但结合长幼的方法，却并无错误。他并不用“恩”，却给与生物以一种天性，我们称他为“爱”。动物界中除了生子数目太多一一爱不周到的如鱼类之外，总是挚爱他的幼子，不但绝无利益心情，甚或至于牺牲了自己，让他的将来的生命，去上那发展的长途。人类也不外此，欧美家庭，大抵以幼者弱者为本位，便是最合于这生物学的真理的办法。便在中国，只要心思纯白，未曾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发现这一种天性。例如一个村妇哺乳婴儿的时候，决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娶妻的时候，也决不以为将要放债。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进化。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纲”。倘如旧说，抹煞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乖剌的种子。有人做了乐府，说是“劝孝”，大意是什么“儿子上学堂，母亲在家磨杏仁，预备回来给他喝，你还不孝么”之类，自以为“拚命卫道”。殊不知富翁的杏酪和穷人的豆浆，在爱情上价值同等，而其价值却正在父母当时并无求报的心思；否则变成买卖行为，虽然喝了杏酪，也不异“人乳喂猪”，无非要猪肉肥美，在人伦道德上，丝毫没有价值了。所以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无论何国何人，大都承认“爱己”是一件应当的事。这便是保存生命的要义，也就是继续生命的根基。因为将来的运命，早在现在决定，故父母的缺点，便是子孙灭亡的伏线，生命的危机。易卜生做的“群鬼”(有潘家洵君译本，载在“新潮”一卷五号)虽然重在男女问题，但我们也可以看出遗传的可怕。欧士华本是要生活，能创作的人，因为父亲的不检，先天得了病毒，中途不能做人了。他又很爱母亲，不忍劳他服侍，便藏着吗啡，想待发作时候，由使女瑞琴帮他吃下，毒杀了自己；可是瑞琴走了。他于是只好托他母亲了。欧 “母亲，现在应该你帮我的忙了。”阿夫人 “我吗?”欧 “谁能及得上你。”阿夫人 “我!你的母亲!”欧 “正为那个。”阿夫人 “我，生你的人!”欧 “我不曾教你生我。并且给我的是一种什么日子?我不要他!你拿回去罢!”这一段描写，实在是我们做父亲的人应该震惊戒惧佩服的；决不能昧了良心，说儿子理应受罪。这种事情，中国也很多，只要在医院做事，便能时时看见先天梅毒性病儿的惨状；而且傲然的送来的，又大抵是他的父母。但可怕的遗传，并不只是梅毒；另外许多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也可以传之子孙，而且久而久之，连社会都蒙着影响。我们且不高谈人群，单为子女说，便可以说凡是不爱己的人，实在欠缺做父亲的资格。就令硬做了父亲，也不过如古代的草寇称王一般，万万算不了正统。将来学问发达，社会改造时，他们侥幸留下的苗裔，恐怕总不免要受善种学(Eugenics)者的处置。倘若现在父母并没有将什么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交给子女，又不遇意外的事，子女便当然健康，总算已经达到了继续生命的目的。但父母的责任还没有完，因为生命虽然继续了，却是停顿不得，所以还须教这新生命去发展。凡动物较高等的，对于幼雏，除了养育保护以外，往往还教他们生存上必需的本领。例如飞禽便教飞翔，鸷兽便教搏击。人类更高几等，便也有愿意子孙更进一层的天性。这也是爱，上文所说的是对于现在，这是对于将来。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假使古代的单细胞动物，也遵着这教训，那便永远不敢分裂繁复，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类了。幸而这一类教训，虽然害过许多人，却还未能完全扫尽了一切人的天性。没有读过“圣贤书”的人，还能将这天性在名教的斧钺底下，时时流露，时时萌蘖；这便是中国人虽然雕落萎缩，却未灭绝的原因。所以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日本近来，觉悟的也很不少；对于儿童的设施，研究儿童的事业，都非常兴盛了。第二，便是指导。时势既有改变，生活也必须进化；所以后起的人物，一定尤异于前，决不能用同一模型，无理嵌定。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第三，便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这样，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但有人会怕，仿佛父母从此以后，一无所有，无聊之极了。这种空虚的恐怖和无聊的感想，也即从谬误的旧思想发生；倘明白了生物学的真理，自然便会消灭。但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应预备一种能力。便是自己虽然已经带着过去的色采，却不失独立的本领和精神，有广博的趣味，高尚的娱乐。要幸福么?连你的将来的生命都幸福了。要“返老还童”，要“老复丁”么?子女便是“复丁”，都已独立而且更好了。这才是完了长者的任务，得了人生的慰安。倘若思想本领，样样照旧，专以“勃(奚谷)”为业，行辈自豪，那便自然免不了空虚无聊的苦痛。或者又怕，解放之后，父子间要疏隔了。欧美的家庭，专制不及中国，早已大家知道；往者虽有人比之禽兽，现在却连“卫道”的圣徒，也曾替他们辩护，说并无“逆子叛弟”了。因此可知：惟其解放，所以相亲；惟其没有“拘挛”子弟的父兄，所以也没有反抗“拘挛”的“逆子叛弟”。若威逼利诱，便无论如何，决不能有“万年有道之长”。例便如我中国，汉有举孝，唐有孝悌力田科，清末也还有孝廉方正，都能换到官做。父恩谕之于先，皇恩施之于后，然而割股的人物，究属寥寥。足可证明中国的旧学说旧手段，实在从古以来，并无良效，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的多受些人我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独有“爱”是真的。路粹引孔融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汉末的孔府上，很出过几个有特色的奇人，不象现在这般冷落，这话也许确是北海先生所说；只是攻击他的偏是路粹和曹操，教人发笑罢了。)虽然也是一种对于旧说的打击，但实于事理不合。因为父母生了子女，同时又有天性的爱，这爱又很深广很长久，不会即离。现在世界没有大同，相爱还有差等，子女对于父母，也便最爱，最关切，不会即离。所以疏隔一层，不劳多虑。至于一种例外的人，或者非爱所能钩连。但若爱力尚且不能钩连，那便任凭什么“恩威，名分，天经，地义”之类，更是钩连不住。或者又怕，解放之后，长者要吃苦了。这事可分两层：第一，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在这样社会中，不独老者难于生活，即解放的幼者，也难于生活。第二，中国的男女，大抵未老先衰，甚至不到二十岁，早已老态可掬，待到真实衰老，便更须别人扶持。所以我说，解放子女的父母，应该先有一番预备；而对于如此社会，尤应该改造，使他能适于合理的生活。许多人预备着，改造着，久而久之，自然可望实现了。单就别国的往时而言，斯宾塞未曾结婚，不闻他(亻宅)傺无聊；瓦特早没有了子女，也居然“寿终正寝”，何况在将来，更何况有儿女的人呢?或者又怕，解放之后，子女要吃苦了。这事也有两层，全如上文所说，不过一是因为老而无能，一是因为少不更事罢了。因此觉醒的人，愈觉有改造社会的任务。中国相传的成法，谬误很多：一种是锢闭，以为可以与社会隔离，不受影响。一种是教给他恶本领，以为如此才能在社会中生活。用这类方法的长者，虽然也含有继续生命的好意，但比照事理，却决定谬误。此外还有一种，是传授些周旋方法，教他们顺应社会。这与数年前讲“实用主义”的人，因为市上有假洋钱，便要在学校里遍教学生看洋钱的法子之类，同一错误。社会虽然不能不偶然顺应，但决不是正当办法。因为社会不良，恶现象便很多，势不能一一顺应；倘都顺应了，又违反了合理的生活，倒走了进化的路。所以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会。就实际上说，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其实早已崩溃。这也非“于今为烈”，正是“在昔已然”。历来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拚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我们试一翻大族的家谱，便知道始迁祖宗，大抵是单身迁居，成家立为；一到聚族而居，家谱出版，却已在零落的中涂了。况在将来，迷信破了，便没有哭竹，卧冰；医学发达了，也不必尝秽，割股。又因为经济关系，结婚不得不迟，生育因此也迟，或者子女才能自存，父母已经衰老，不及依赖他们供养，事实上也就是父母反尽了义务。世界潮流逼拶着，这样做的可以生存，不然的便都衰落；无非觉醒者多，加些人力，便危机可望较少就是了。但既如上言，中国家庭，实际久已崩溃，并不如“圣人之徒”纸上的空谈，则何以至今依然如故，一无进步呢?这事很容易解答。第一，崩溃者自崩溃，纠缠者自纠缠，设立者又自设立；毫无戒心，也不想到改革，所以如故。第二，以前的家庭中间，本来常有勃(奚谷)，到了新名词流行之后，便都改称“革命”，然而其实也仍是讨嫖钱至于相骂，要赌本至于相打之类，与觉醒者的改革，截然两途。这一类自称“革命”的勃(奚谷)子弟，纯属旧式，待到自己有了子女，也决不解放；或者毫不管理，或者反要寻出“孝经”，勒令诵读，想他们“学于古训”，都做牺牲。这只能全归旧道德旧习惯旧方法负责，生物学的真理决不能妄任其咎。既如上言，生物为要进化，应该继续生命，那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三妻四妾，也极合理了。这事也很容易解答。人类因为无后，绝了将来的生命，虽然不幸，但若用不正当的方法手段，苟延生命而害及人群，便该比一人无后，尤其“不孝”。因为现在的社会，一夫一妻制最为合理，而多妻主义，实能使人群堕落。堕落近于退化，与继续生命的目的，恰恰完全相反。无后只是灭绝了自己，退化状态的有后，便会毁到他人。人类总有些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精神，而况生物自发生以来，交互关联，一人的血统，大抵总与他人有多少关系，不会完全灭绝。所以生物学的真理，决非多妻主义的护符。总而言之，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帐，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但世间又有一类长者，不但不肯解放子女，并且不准子女解放他们自己的子女；就是并要孙子曾孙都做无谓的牺牲。这也是一个问题；而我是愿意平和的人，所以对于这问题，现在不能解答。一九一九年十月（原载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6卷6号）

文：张维迎​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人类为什么会犯错误，甚至是灾难性的错误？我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人类犯错误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的无知，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无耻。当然，从佛教的观点看，无耻本质上也是无知的表现，不知道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好心干坏事就是由于无知，不知道我们采取某种行动的后果是什么而犯的错误。父母出于爱而干涉儿女的婚姻导致的爱情悲剧就是一个例子。也有大量的是坏心干坏事，为了个人的私利损害他人，就是由无耻导致的错误，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当然，现实中，大量的错误是无知与无耻结合的产物。文化大革命就是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共同造成的。少数人为了权力斗争发动了这场运动，多数人由于无知而积极参与，等明白过来悔之晚也，结果造成了一场毁灭人性、毁灭文化的历史大悲剧。而且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人类历史上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导致的灾难是非常多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比如义和团运动，拳民们以为修炼100天、念念咒语就可以刀枪不入，这是无知。对慈禧太后和刚毅、惇亲王载濂、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庄亲王载勋这些满清统治者来讲，既有无知的一面，更有无耻的一面。他们想利用义和团的运动进行宫廷权力斗争，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无耻。清廷中也有很多人将义和团当成升官发财的好机会，也是无耻。结果是生灵涂炭，民族危亡。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搞“东南互保”，是因为他们比慈禧太后等人更明白一点，从而使整个东南中国避免了义和拳运动的影响和外国的入侵。再比如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发起大跃进，全民炼钢铁，吃大锅饭，可以说是无知的表现，但是大跃进当中，那么多的浮夸、虚报：亩产一万斤、十万斤等等，就不仅仅是无知，而是无耻了。为了个人保官位而虚报浮夸，视民众如草芥，即使看起来是无奈，实际上都是无耻的表现。人类历史上由于无知导致的最大灾难是什么呢？就是在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多的国家中自上而下强制实行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我们叫它“计划经济”。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为什么当时那么多聪明的学者，那么多高智商的政治家、政府官员，居然能够相信中央集权的计划机关能够告诉全社会应该生产什么，怎么样生产，为谁生产，定多少价格。但那时，这些人对这个制度深信不疑。仔细想一下，搞计划经济不仅是无知，而且是无知到不知自己无知。老子告诫我们：不知知，病也。明明自己不知道，还以为自己知道，由此导致巨大的经济和社会灾难，真是可悲至极！特别想提醒一点，当时搞计划经济的理论依据，不仅仅是来自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来自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兰格就是用新古典经济学模式论证计划经济是可行的。他把新古典经济学为证明市场的有效性而做出的假设当做现实本身，宣称计划可以模拟出竞争市场体制，可以像市场一样有效地配置资源。结果，兰格被认为是有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行性大论战的胜利者，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推崇，而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反对计划经济的学者则成为人们讥讽的对象。我们仔细想一想，真的太可笑了。计划机关要收集好多的信息，这怎么可能？更不用说，经济是一个动态过程，在没有市场和企业家的情况下，所设想的信息根本就不存在。想一下，在iPad没生产出来的时候，怎么统计对它的需求呢？现在做的好多事情，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主流经济学家也根本没有搞明白市场究竟是怎么运行的，但他们以为自己明白。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怎么样正确对待科学？科学总的目标是减少人类的无知，但是科学的进步有时候也会增加我们的无知。比如说，一直到19世纪早期的时候，欧洲的医生、植物学家仍然号召各国砍树，目的是改善公共卫生。为什么呢？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好多传染疾病是由于苍蝇、蚊子传染的，把树砍了以后，苍蝇、蚊子没地方呆了，疾病就可以减少了。这是科学家提的建议。幸运的是，人们很快发现，这样做导致的是生态灾难。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问题更为严重。那么多的社会“工程”，这个工程那个工程，甚至有什么“国家创新工程”，“培养1000个乔布斯工程”。我们以为科学的创造、自主知识技术的开发、企业家的成长，可以像工程师设计大楼一样设计出来，用工程师的思维考虑社会问题本身就是无知的表现。回顾一下我自己对价格改革的认识。在1983年下半年开始准备硕士论文，研究价格改革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都认为正确的价格是可以计算出来的，所谓价格改革就是政府怎么调价。分歧在什么地方呢？分歧在是应该按照劳动价值定价，还是按照生产价格定价，或者按“均衡价格”定价？还有就是“大调”一步到位还是“小调”分步逐步到位？但很少有人怀疑价格本身不能由政府计算。政府高层决策者也深信这一点，所以在1981年成立了国务院价格中心，找了50多位经济学家和价格专家，买了大型计算机，收集了全国的投入产出数据，编制出投入产出表。这确实有一点不可思议，但是当时大家很虔诚，相信肯定能计算出来。中央领导等着，什么时候理论价格计算出来了，我们就可以调整价格了。当然大家知道这个正确的价格一直计算不出来，或者即使计算出来了也没人敢相信它。这是我当时了解到的情况。我从一开始就对政府计算价格的能力有怀疑。对我来讲，价格怎么能计算出来呢？我花大量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究竟一个正确的价格怎么样形成？我的基本结论是，只要是政府制定的价格就不可能是真正的价格，价格只能在交易市场中形成。我当时用了一个比喻，政府定的价格，类似用不胀钢做的一个温度计，即使初始确定的温度指数是合适的，但之后外边的温度怎么样变化，温度计本身不反应，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中国的价格改革，无论大调还是小调都不能解决问题，绝不应该把“宝”押在价格调整上。我当时提出一个思路，唯一的办法就是“放”。怎么放价格呢？就是通过双轨制逐步放开。双轨制的思路其实很简单。按当时形成的历史，将计划指标固定下来，不再扩大，按照官价交易，计划外的价格全部放开，这就形成同一产品的双轨价格。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措施(包括先调后放)，怎么样使得计划内的逐步消失，最后都变成完全的市场价格，那是技术性的问题。为什么不能把价格一下子都放开？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我们无知，二是要照顾既得利益。市场定价就是企业定价，但当时的国有企业已经习惯于政府定价，一次放开震动太大，会使企业无所适从。用我当时的话说，“放活市场，企业要由生产型转变为生产经营型，这就类似要让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的孩子独立生活，总得有个适应过程。”另一方面，牌价供应的原材料和生活资料本身就是企业和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改革要尊重既得利益，双轨制就是在尊重既得利益的前提下逐步走向市场经济。这就是《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的基本内容。这篇文章完成于1984年4月21日，大概比莫干山会议早4个多月，刊印在1984年6月国务院经济技术中心能源组的内部刊物《专家建议》第三期，是我入选莫干山会议的论文。莫干山会议之前，我已有了第二稿，发表在《内蒙古经济研究》1984年第四期，那是个公开的刊物。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认识到人类本身的好多无知，解决体制问题的办法就可能有不同的思路。如果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知道得很多，以为我们非常的聪明，我们实际上在花大量的时间，浪费在那些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没有答案的方面。就价格改革来说，如果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什么是合理的价格，我们要做的就是怎么调整价格，走进死胡同。如果我们承认不知道什么是合理的价格，思路就自然转到了如何放开价格上来，才会有双轨制的改革思路。今天也是类似的问题。比如，根据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好多人认为我们对货币、就业、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知道得很清楚，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降低利率，什么时候提高利率。是那样吗？过去几年的历史，证明不仅是中国，全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对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很无知的。无知的情况下最好的政策是什么？以不变应万变，不要那么瞎折腾，一会儿看着经济有问题了，大量放水，一会儿看着通货膨胀来了，猛抽信贷。不承认无知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再看产业政策。好多的政府部门仍然相信，政府可以知道未来什么是核心产业、主导产业，我们应该怎么样发展。从历史来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犯了太多的错误。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究竟什么是未来的核心的主导的产业，什么是未来技术发展的方向，这些工作只能交给企业家去探索。宁波市出钱培养一千个乔布斯，更表现出我们太无知，却以为自己知道。回到老子的话，我们有病。其实，政府的产业政策经常变成无知者与无耻者合谋攫取公共资源的寻租手段。某些个人或企业出于自身利益忽悠政府，负责分配资源的政府官员搞不明白，几千万甚至几亿的资金就拨下去了。还有一种情况是，起先由于政府部门的无知投错方向投错了人，但为了掩盖自己的决策错误又继续追加投资，从无知走向无耻，错上加错。几年前暴露的上海交通大学(微博)某教授的自主知识芯片开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应该不在少数。为什么要市场经济呢？其实很简单，只有市场经济才可以避免由于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相结合导致的人类灾难。市场经济是分散决策，资源也分散在众多的所有者手里，即使少数当权者出于自身的利益想搞大运动，他们也动员不了那么多资源。如果当年搞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可能有大跃进吗？可能死那么多人吗？市场经济下有贫富差距，地震可以死人，龙卷风可以死人，但是在市场经济情况下，不会因为粮食短缺而饿死人。市场经济其实也减少好多的无知。在市场当中，正确的知识、对未来判断的准确程度决定利润的大小，决定成败，这就给企业家一个动力，怎么样减少自己的无知。市场是企业家不断地发现、创造、加工信息的过程。这些信息在没有企业家的计划经济下是不存在的。市场经济也使我们的自利行为不变成伤害他人的无耻行为。市场就是好坏别人说了算，而不是自己说了算。在竞争的市场当中，你要谋求自己的利益，首先要给别人创造价值，给消费者创造价值，给客户创造价值。市场竞争就是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的竞争。而在计划经济下，谋取个人利益的最好手段是损害他人，攫取别人的劳动成果，占别人的便宜。这就是我们需要市场经济的原因。如果说当年搞计划经济是因为无知，现在再搞计划经济就是无耻了。我怎么保证我以上所说的不是由于自己的无知甚至无耻才这么讲的呢？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思想自由，学术竞争。任何一种思想，无论是哲学的还是宗教的，无论创始人多么伟大，无论在创造时多么正确，一旦变成取得垄断地位，就会变成无知的助推器，无耻的保护神，就会滋生无知和无耻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所以我们的希望在于我们未来的学术环境，如果我们能够有学术自由，如果我们允许思想竞争，我们就会少一点无知，少一点无耻，少一点灾难。

​文：辉格 海德沙龙2008年，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G. Carr）发表文章《谷歌把我们变傻了？》（Is Google Making Us Stupid?），告诫世人，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泛滥，正在剥夺我们的专注力，变得浮躁而浅薄，不再有深入阅读和独立思考的习惯，也逐渐丧失记忆力，最终将变成信息技术的奴隶；此文轰动一时，2010年作者又将其观点扩充为一本书《浅薄》，并以此赢得2011年普利策奖。也常听媒体业者说，微博时代，阅读碎片化了，媒体快餐化了，没人看书了，写长文章没意义了；然而，这些耸人听闻的哀叹毫无事实依据，就在卡尔文章发表之后的四年里，尽管手持终端迅猛普及，网络媒体渗透率不断提高，但图书出版、销售和阅读量也在快速增长，美国图书销量增长了14%；读者对长内容的热情并未消减，连抗拒多年的微博也终于接受了长文章。诚然，对于个人，卡尔的告诫是有益的，过于丰富的信息源确实容易让人分心，也可能占用过多时间；但人是善于调整适应的动物，每个人反应也不同，新媒体的总体效果，远非个别观察和体验所能把握；实际上，传播介质的每次重大革新，总会引来像卡尔这样貌似深刻的警世之语，却无不在事实面前化为其自身浅薄和缺乏想象力的证据。出现此类认知偏差，是因为这些观察者只盯着某个局部，缺乏系统性视野和统计头脑；常有人说50年代的小学生毕业生如何写得一手好字，算得一手好账，他没意识到，这只是说明，那时最有天份最好学的孩子也只有机会读到小学；那些哀叹电视挤掉了图书的人也没意识到，今天整天沉迷于电视的人，若没电视，八成是在搓麻将，蹲在墙根晒太阳，或围着火炉子搓手。新媒体确实产生了大量肤浅和碎片化的信息，但不是因为它挤掉了长篇深度内容，而是因为它成倍扩大了受众面，要满足这么多受众，其多数内容必定是肤浅和碎片化的，基于人类的认知局限，深度阅读只能是也从来都是少数人在少数时候能够且愿意做的事情；没有新媒体，或许有些人会多翻几本书，但那未必是深度阅读，因为不是所有被钉进书籍里的都是深度内容。图书业的规模经济对篇幅有特定要求，无论一个主题的适当篇幅是多少，要出版就得迎合这个要求，太短的拼凑成文集，太长的切割为多卷；顾炎武《日知录》煌煌32卷，其内容之碎片化与微博无异，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才六万多字，全部组织在一句话里，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不足百页，但通篇只谈论一个主题，两者的深度和对阅读专注性的要求，皆非普通长卷所能比；新媒体只是解除了对篇幅的无谓束缚而已。很多人大概想象不到充分利用互联网可以让阅读达到何等深度，为了弄清一个问题，你可以在一晚上读几十条维基，做上百次搜索，下载查阅十几篇论文，核实几十个数据来源，在过去，即便你能利用最好的图书馆，类似过程也要几周时间，只有专业研究者才会去做，而在今天，只要有足够好奇心和专注力，任何人都可以进行如此深度的阅读。很可能，在篇幅束缚解除之后，媒体市场会发生这样的分化：鸡汤手和段子手们在新媒体中找到更有利生态位之后，将退出图书市场，因为他们的目标受众不读书了，书籍本来就不是鸡汤和段子的好容器，原先只是没有其他选择才用，而这一变化根本不会减少深度阅读，因为鸡汤书和段子书再厚不会有什么深度。从印刷术、报纸、广播、电视，到互联网、智能手机、社交网，新型传播媒介始终在拓展大众的信息来源，开阔其眼界，让他们认识到生活还有更多可能性，从来没有人因为信息来源更多而变得更愚蠢、更不自由，只有一些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才会像比皇帝还着急的太监，每次都跳出来惊呼太多信息会让民众迷失堕落变蠢乃至丧失自由。自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的《娱乐至死》出版30年以来，历史已经证明他完全错了，乔治·奥威尔才是对的，自由的丧失，从来都是从信息源的剥夺开始，而这一剥夺必须依靠强制才能做到，动物庄园的建设者们，无不视新媒体为大敌，必欲除之而后快；不幸的是，今天仍有众多像卡尔这样的人，一遍遍拾起波兹曼的牙慧，以愚昧大众拯救者的姿态，攻击他们刚获得的新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