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tzWnkCFQTBwnSicBN8icj3QZtr1daaqnczLtJwfsPy0w1Xh0qdyjS3zsZFv1icGtCRQevEpUDN7TnNBVVrDD24nUQ/640?wx_fmt=jpeg 我说这些话，不是在夸耀我们这个时代，而是强调这个时代虽然还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但总还是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去做。有一句话不是说，你的价值在于你的敌人的分量。对于我们而言，我们的价值在于这个时代苦难的分量，以及在此基础上我们有多大的改造决心与勇气。 个人如何改造社会？这话听起来有些雄心壮志，因为它暗中断定“个人可以而且能够改造社会”。通常，我们听到最多的是个人势单力薄，无法与社会抗衡，改造社会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此，我的判断是个人是可以改造社会的。 就个体而言，你是社会的一部分，当你发生改变时，意味着社会也随之改变。虽然这种变化很微小，但不管有多小，它在客观上都是真实的。就社会影响而言，“蝴蝶效应”积聚。社会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尤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一次微小的改变或者介入，都有可能引发一场摧枯拉朽的小风暴。 一、以己任为天下，救起你自己 过去我们常说以“天下为己任”，这是一种崇高的情怀，但是如果你明白好社会从何而来，就知道更可靠的说法应该是“以己任为天下”。电影《辛德勒名单》里有一句话，“凡救一人，即救全世界”。这个人包括你在关键时候需要救起的他人，同样包括你自己。 退一步说，如果你自己都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是一个假躯壳，你又怎么可能真正救得起他人？如果你甚至都不能判断这个时代朝着哪个方向走，看到小区里有人装了个卫星天线便跑到公安局去报案，你又怎么能帮得了他人呢？ 二、找到你的兴趣与使命 我是个幸运的人，很早就知道了自己兴趣和使命，只是由着自己的心性做些喜欢的事情，日子过得也简单。我常和我的学生们说，在大学期间最重要的是找到你的兴趣，寻到你一生为之努力的事情，也就是发现你自己的使命，这比学到任何东西、找到一份好工作重要得多。有人可能会说，这太不现实了。 我承认，我是个理想主义者，然而事实上，我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只不过我所尊重的现实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上，正如海明威说的，很多人花一辈子才明白的道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实在太少。温暖的阳光、清新的空气、松软的泥土，这些不需要争取便可得到的大自然的恩赐，我们却在用一生的奋斗远离它们。 人类发展到今天，即使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人也都已做到衣食无忧。然而，有几个人在按着自己的兴趣生活，几个人寻得了自己一生的使命呢？“这样的生活是为什么？”我常常会想起卢安克有此一问。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停下来想一想，什么是我们一生的选择与期许。生由不得我们，父母因为一夜风流将我们带到世界上；死由不得我们，顽皮的死神总有一天会在不经意间将我们带走。生死之间，是我们近乎茫然的今生今世。如果在有生之年，永远不能够心有所想、身体力行，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人生无穷役，那真的是没有什么意义与指望了。 三、以独立之心，做合群之事 人需要有独立的精神。客观上说，也没有谁能够脱离群体生活。 2009年去台湾旅行，我最大的收获是对慈济会的缘起有了些了解。据说，证严法师在年轻的时候，见着一个孕妇小产，跑到医院却因为交不起八千元的保证金而不得不抬回去。她为此十分忧伤，后来又有些机缘，让她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既然佛教说“人人都是观世音”，如果能团结一些有爱心的人一起来做事，那么每个人都是“千手观音”了。如果能集合众人的善心与力量，济贫救难不是难事。 这些话深深打动了我。多么遗憾啊！多年以来，我只顾写作，独自一人，却忽略了可以与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牵手做事。常听别人说“以出世的心情，做入世的事业”，而我期望自己能够“以独立之心，做合群之事”。 四、保持一点抵抗的精神，守住自己的良心一厘米 人需要合群，否则社会无法运，但是合群并不只是跟着群体走，无论什么时候，人都要保持一点抵抗的精神。这种抵抗的精神，可以让你不至于在茫茫人海中丢失自己，甚至与船同沉。 一个社会没有底线，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公民的抵抗精神的丧失。其实每个人都是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抵抗的。抵抗权这个概念在中国法律中确立起来，已经是一个进步。遗憾的是，中国的法律学者在这方面几乎没做什么有意义的推广。 这个时代需要进步，这是共识。在还没有取得进步之前，需要保留耻感和痛感。所以，每当我在新浪被删帖时，我都会表示抗议。也许你改变不了什么，至少你可以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对的。让我不能理解的倒是有些人，他们会出来说，“其实他们也不容易”。还有一些人，看到一条貌似政治不正确的帖子时会说，“肯定要被删了”。 林语堂说得对，“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有些人发言，另一帮人会说，你这话没有“理性，建设性”，可是发言是他的权利啊。为什么要完成你预设的目的？为什么要让发言者成为你心目中的谏臣？ 抵抗精神，不只是战场上的浴血奋战，更在日常生活中。而且，抵抗精神也不只有面向国家的公民不服从，还应该有面向社会、面向人群的个体不服从。面对国家施与人民的不公，你可以像雪莱、梭罗、托尔斯泰、甘地、艾莉斯·保尔、穆思特、马丁·路德·金一样反抗，但这些先贤的抵抗并不止于不道义的权力，还包括他们不能接受的文化、时兴的观念。一方面要引领时代，跟得上时代，另一方面，也要和时代保持一点距离，所以梭罗去了瓦尔登湖边。 五、心有所想，身体力行 我向来认为，中国人从不缺少扶危济困、改造社会的热忱。我也知道自己平素是如何懈怠，一事无成。日复一日，漫不经心，忙于种种芜杂之事，而我们最想做的事情，绝大多数时候都停留于美好愿望，或未得机缘，或缺少行动，终不能像证严法师一样，做到“有愿、立志、力行（努力行动）”。 好在我有所醒悟，知道自己点滴做事的意义。人人多流一滴汗，社会少见一滴血。如果我们不能改变大环境，那就改变小环境，如果小环境也改变不了，至少可以改变自己，所以我说，你不能决定太阳几点升起，但是能决定自己几点起床。你不能决定中国有没有华盛顿，但你能决定自己是否成为那个为华盛顿鼓掌的人。 六、悲观是卧底，不要活在恐惧里 我承认，恐惧乃人之常情，人不能没有恐惧和敬畏之心，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说也要依靠人内在的恐惧得以正常运。否则，人会无法无天。 但是，有美好理想的人不能终日生活在恐惧的怀抱里。“出师未捷身先死”是悲剧，更大的悲剧是很多人还没出师，便被自己吓死了。恐惧应该是用来增进我们的理性，而不是消灭我们的理性。 不要用过去毁坏我们的现在和将来，也不要用归纳来全盘指导我们的生活。归纳不是科学，它只有心理基础，而没有逻辑基础。不要相信“历史告诉我们”那样的鬼话，罗素说过，一只每天被主人照常喂养的鸡，怎么也归纳不出自己终有一天会被主人拧断脖子。 反过来说，即使你每天的努力都没有让你自由，你也是归纳不出你将永远不自由的结论的。没有你在，这个世界都会变化，何况有你？ 我说悲观是卧底，是因为悲观会里应外合摧毁我们的斗志。以我有限的观察，许多人有理想却一无所成，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处世悲观，过度强调环境的负面因素，然后用这种负面因素指导自己的生活。别人限制你一次，你限制自己一生。这种过度的自我审查与其说是慎思慎行，不如说是自我毁灭。 七、相信时间 人是时间单位。许多人不自由，是因为失去了时间维度，而只在空间的牢笼挣扎。 因为相信时间，你知道一辈子什么最重要，也知道从容做事情。我自小在农村生活，陪着自己撒播的种子走过四季，知道万物生死枯荣都有一个过程。 八、相信大势 我说过，集中营是用来逃跑的。对囚犯如此，对狱卒也当如此。柏林墙从砌砖的第一天起，就有守卫者逃向了西柏林，说明柏林墙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坍塌。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

文：蔡越 我这两天担心得几乎夜不成寐。我大儿子Michael，申请到了克林顿基金，要去西非的塞拉里昂(Sierra Leone, 也译为狮山共和国），做4个月义工——就是那个爆发伊波拉病毒、前两年刚刚结束内战、医疗条件差到去年才进口了全国第一台CT扫描仪、疟疾横生、死亡率超高……的国家。我咬紧牙关表示支持，其实心里很害怕，我怕他不能平安回来。我丈夫个性极其温和，从不干涉孩子的决定，但这一次他也问儿子，能不能换个国家？因为这个国家医疗条件太差了！儿子回答：就是因为医疗条件太差，他才要去做义工，帮助那个国家改善医疗环境。当地电讯条件很差。据说4个月内，孩子和父母基本失联，父母很难知道孩子的消息。只有患上重病时，国际组织救援组织会把孩子送回美国来。我起初对大儿子说：“你能不能不去？”结果我小儿子Richard回答：“妈妈，你认为应该谁家的儿子去？”我不得不说， 因为这件事，我平生第一次，真正开始关心世界的贫困和不幸的人，而不是像往常一样，仅仅是跟着教会捐款。我给大儿子发短信说，这件事让我反省自己两点：1，我过去并未真正关心贫困的人，我只愿意付出自己多余的去帮助他们，并没有准备好牺牲自己。2，我目送你进藤校的时候，是希望你将来有更好的生活（you have a better life)，最后却变成，你想要一个更好的世界（you want a better world)。是我没有跟上你的成长。是的，当我们这些家长送孩子进入美国最好的学校、希望他们受最好的教育的时候，我们并未真正明白那意味着什么。所谓的精英教育，不仅让孩子成绩更优秀、找到更好的工作、赚更多的钱，更是将“以世界为己任“的价值观，放在了孩子心中，包括：牺牲自我、付出代价，去帮助不幸的人。这会成为他们终身的价值观，指导他们一生的生活方式。准备送孩子进美国名校的家长，你们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了吗？愿上帝保守Michael平安回来。愿他在西非的经历，成为他一生的财富。（最后还有一点好笑的感想：我们做父母的移民美国，在这个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努力工作、站稳了脚跟，终于给孩子创造了条件，让他能去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了！）

文：孙浩东 又到高考季，看看这位上海中学生的高考作文，会让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禁不住汗颜！也许能让一部分天良未泯的“公知”们扪心自问！这才是中国的希望啊！ 2011年上海高考语文作文题材为：犹太王大卫在戒指上刻有一句铭文：一切都会过去。契柯夫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在戒指上也有一句铭文：一切都不会过去。这两句寓有深意的铭文引起了你怎样的思考。要求考生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理性的声音永远不会沉默 孙浩东 德国总理默克尔最近显然未能躲过一场风波：由于她在得知本·拉登被击毙后当众表示“十分”高兴，而惨遭德国知识界的集体质疑。尽管她已多次道歉以希望这场风波快点过去，但这似乎依旧难平众怒，甚至还有法官准备为此起诉她。（开篇无应试习气） 作为德国基督教民主党领袖的默克尔理应知道：根据基督教教义，任何生命都是等价的，都应该被尊重，哪怕是罪犯。正因为犯了这样一个看似微小的常识错误，即使她是权威的领袖，在涉及德国知识分子的底线问题时，她也最终无法过去。（拉登确应惩处，但不能“十分”高兴。有独到见解。这就是“理性的声音”。） 依旧是在德国，依旧与默克尔有关。前不久，德国前国防部长的博士论文涉嫌抄袭一事引起德国国内一片哗然，为了保护这位将大有作为的政治新星，默克尔以“我们需要的是政治家而非学术研究人员”为之辩解，但是德国两万名教授联名上书反对，直截地表达了德国知识分子的态度。因为他们担心这将会成为日后学术不端的借口，他们又一次没有给默克尔面子，再一次让她“一切都会过去”的计划继续泡汤。（见解深刻，视野开阔！） 我感动于这样一群理性声音的存在，也欣然于确实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对于任何权威都能以这种“一切都不能过去”的态度才最终成就了德国学术圈严谨的优良传统。（主题登场，自然天成） 然而，如此理性的声音又何曾仅仅嘹亮于德国？它又何曾沉默于经历过五千年光辉、五千年昏暗的华夏大地？（笔锋一转，到华夏） 尽管受到当时政治的压力，梁思成“拆掉北京的一座墙就等于扒掉我的一层皮”掷地有声，时至今日仍在我们耳边余音缭绕。当我们面对现在的北京已与其他城市毫无区别，当我们眼睁睁地看到古老的北京城只活在文字上、照片里、记忆中的时候，我们终究不禁感叹先生的先见之明，敬佩先生不顾一切的理性呐喊。也许政治的压迫一度埋没了先生的呼喊而让一切都过去了，但是历史的拷问却永远不会让错误过去。（在我们民族的热土上，古今敢于“忠谏”的志士仁人、知识分子数不胜数，何止一个梁思成！比干、屈原、司马迁、董狐、魏征……只不过到现代被“阳谋”整得没脾气了，才成了“濒危”动物！） 回望历史，多少统治者以权威的姿态、以“一切都会过去”企图将真理掩埋的时候，又是多少知识分子毅然决然地站出来，以一句“一切都不会过去”来回答而绝对不容置疑。（责任感） “一切都不会过去”，这是理性的声音永远不会沉默；“一切都不会过去”，这是知识分子的呐喊永远不会沉默！（再次点题，有个性，又中规中矩） 作为一名社会的准知识分子，当我们面对祖国日新月异变化发展的同时，倘若我们对于社会的阴暗面置之不理而臣服于表面的和谐，不勇于揭开那些隐藏在这表面和谐底下更多不和谐的元素，这又何尝不啻为一种真正的悲哀呢？（一个正常发展的国家，需要喜鹊报喜，也需要乌鸦报忧！） 真心希望有识之士在听到“一切都会过去”时，都能异口同声地以一句“一切都不会过去”来捍卫真理，以坚守住最后的底线。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而我们——是社会的良心！（说得太好了！如雏凤清声，似乳虎啸谷！想引龚自珍的诗来表达编者的呼吁：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 简评：什么叫大气，什么叫深刻，这就是！一个中学生放眼世界，回眸历史，关注现实，不偏不倚，着重分析“理性的声音不会过去”，何等可贵！文章虽重点谈“一切都不会过去”这一面，但隐含着对某些人以为“一切都会过去”的侥幸心理的批评。这是一个有大情怀的学生。读罢文章，我真高兴！我们的下一代有希望！我们的民族有希望！

4月29日是北京大学学生林昭的忌日。检索人民日报有关林昭的报道，仅此一篇，这一篇的分量不轻，在几十年“阶级斗争为纲”的噩梦过后，相当准确地表达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愤怒、悲痛和大彻大悟。 这是林彪江青集团十名主犯进行终审判决后，人民日报发表的长篇通讯《历史的审判》，刊登在1981年1月27日第3版，作者是新华社记者穆青、郭超人、陆拂为。穆青时任新华社总编辑，一年后接任新华社社长；郭超人也在穆青之后执掌新华社。 三位记者写道：当我们坐在特别法庭的记者席上，十年动乱中一幅幅惨不忍睹的场景不时从我们眼前闪过，我们耳边又仿佛响起了千百万受难者的悲吟。一个老工人由于打扫领袖塑像上的灰尘，变成了“现行反革命”，被“专政”多年；因为他的手抓过座像的颈部，那姿势有“谋杀之嫌”。一个五岁的孩子在游戏中误把一枚像章挂到了小猫的头上，母亲就不得不抱着孩子一起接受“革命”的批斗。印刷工人无意排错了一个铅字，贫农社员不慎喊错了一句口号，机关干部粗心地把印有照片的废报纸丢进了废纸篓……都毫无例外地成了“恶毒攻击”的“阶级敌人”。 在这种政治条件下，那些敢于向林彪、“四人帮”以及他们制造的现代迷信挑战的人们，便不能不受到“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话）以至“千刀割、万刀割”（江青的话）的惩罚。张志新被割断喉管送上刑场，已为人所共知。遇罗克的遭遇宛如“一个冬天的童话”，也已家喻户晓。然而，如果翻一翻那地下室里堆积如山的档案，听一听人民群众饱含泪水的诉说，人们还会了解到更多至今仍隐姓埋名的人们可歌可泣的事迹。 在我们熟悉的朋友中就有这样一位同志。这是一个勇敢纯真的南国女性，名叫林昭。由于她不愿意向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屈服，被关进了上海的监牢。但是，她坚持用记日记、写血书等种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心甘情愿地戴着“顽固不化”的枷锁，过早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她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我们只知道这样一个消息：1968年5月1日清晨，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找到了她年迈的母亲，宣告林昭已于4月29日被枪决。由于“反革命分子”耗费了一发子弹，她的家属必须交纳五分钱的子弹费。这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闻！在中世纪被判“火刑”烧死的犯人无须交付柴火费，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用“电椅”处死的犯人也从未交过电费，唯有在林、江的法西斯统治下，人们竟要为自己的死刑付费，这不能不说是又一个“史无前例”的创造发明！ 林昭，原名彭令昭，苏州人，1954年以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母亲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大舅舅曾任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在四·一二事变中牺牲。林昭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1960年起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1968年4月29日被秘密枪决。1980年8月22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精神病为由撤销原判决，认定该案为冤杀无辜。1981年上海高院再次做出复审，认定以精神病撤销判决不妥，撤销1980年裁定，宣布林昭无罪。 据说，这篇通讯见报后，上海警方很恼怒，“肯定是林昭的那些记者同学干的！”本文第三位作者陆拂为，的确是林昭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和北京大学的两度同学。但三位记者在这里传递的，是一代人劫后余生、渴望光明的正义呼声。 人民日报一整版的通讯沉痛地写道：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全民族都真正感到了羞耻，那它就会像一头准备向前扑去而往后退缩的狮子”。经过了十年羞耻的退缩，我们民族终于像一头雄狮一样，冲出了封建专制和现代迷信的牢笼，勇敢地向林彪、“四人帮”一伙扑去，并把他们捕获到今天的审判台前。 80年代党和人民冲破牢笼的豪迈之情，跃然纸上。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长驱直入的黄金年代，党内外的思想情感水乳交融。党内老干部和党报的良知担当更是令人感奋。早在1977年10月7日，纪念粉碎“四人帮”一周年纪念日，胡耀邦与人民日报策划发表长篇评论《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耀邦动情地说：“千百万同志和他们的数以亿计的亲属都在眼巴巴地望着哩!”10月6日下午的“编前会”上，人民日报管理层一致同意发表此文，如有风险，集体承担。值班副总编辑李庄更是当仁不让地表示：“如果发生什么问题，我一个人写检讨。” 已经担任党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的胡耀邦，在共青团系统“右派”全部宣告改正后的各省市区团委书记会议上，向团中央机关及所属单位所有挨整的“右派”同志表示道歉，走到主席台前向全场同志三鞠躬，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胡耀邦当众发誓：“我还要强调的是，今后这种整人的事，不要再发生了！”

文：丁林 2001年4月24日，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法庭上气氛凝重肃穆。本地的联邦检察官德格·琼斯面对12位陪审员，强压激动，深深地长吁一口气，“女士们先生们，很久很久了！37年前，差不多38年了！” 对托玛斯·伊·布兰顿涉嫌参与38年前的黑人教堂爆炸案的刑事审判，终于开始了。 16街浸礼会教堂2005年的照片 那是1963年。那时候，美国几个落后的南方州，仍然依据历史上形成的法律，实行学校和公共设施的种族隔离。这一区域性的制度和生活方式，最终在60年代被联邦政府和美国北方的精神主流以及南方黑人的觉醒反抗所打破。可是，那里旧有的保守势力在竭力抵御这样的反抗，尤其是他们中的极端分子，主要是KKK组织的成员，他们甚至企图用暴力抵挡种族平等的历史潮流。 于是，在最落后的两三个州，60年代发生了一系列由仇恨驱动的暴力案件。阿拉巴马州是其中的典型。伯明翰市是阿拉巴马州的重要城市，黑人居民比较多。KKK分子多次在黑人教堂等地方引爆炸弹，以致于伯明翰以此出名，人们把“伯明翰（Birmingham）”叫做“爆明翰（Bombingham）”。 美国南方宗教气氛浓厚。阿拉巴马人，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多数是基督教浸礼会的信徒。星期日早上，他们会打扮齐整，领着自己的孩子上教堂。带孩子的家庭通常会早去一个小时，为的是让孩子们在礼拜之前，可以参加一个小时的“周日学校”，那是牧师特意为孩子们开的圣经学习班。在南方人心目中，没有什么比参加“周日学校”的孩子更圣洁的了。他们就是天使的象征。这是南方文化的一个传统。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伯明翰市第16街浸礼会教堂，一个黑人社区的教堂，地下室里，一颗炸弹轰然爆炸。这颗炸弹炸死了正在教堂地下室里的四个黑人女孩：14岁的安迪·柯林斯、辛西亚·维丝丽、卡罗尔·罗伯逊和11岁的丹尼斯·麦克纳。教堂对街的商店里，一只钟在强震下停摆，记录了这个罪恶的时刻：1963年9月15日上午10点24分。 四个遇难女孩 调查立即证明，这是有人蓄意安放的炸弹。很快就有证据指向当地活跃的KKK组织的成员。这个罪案震动了全国。虽然在60年代转型时期的南方，曾经发生了多起震动全国的“仇恨谋杀”，但是，没有什么能够比这四个女孩子的被杀更令人震惊的了。先是阿拉巴马州司法部，后是联邦调查局，针对这一罪案展开了一系列调查。结果，联邦调查局却没有起诉他们调查锁定的四名嫌疑犯。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案子没有直接证据，没有找到目击者和直接的物证，而只有一系列间接证据。仅仅依靠间接证据的案子，在法庭上要定罪往往非常困难。关键是这样的证据必须能够说服陪审员。 根据美国的司法制度，在陪审团没有认定有罪之前，必须假定嫌犯无罪，必须保障他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法律要求对刑事指控的证据必须是合法取得的，并且是“超越合理的怀疑”的。这些证据必须确凿到能够说服陪审团的所有12名陪审员，达成一致意见才能定罪。一票不同意，就不能认定被告有罪。 根据司法程序，这样的谋杀案件必须在本州审理，必须由当地居民担任陪审团。当时在这几个落后的南方州，白人大众中普遍赞同种族隔离，KKK成员在当时相当普遍。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直接证据，几乎可以肯定地预见，检察官无法得到陪审团一致的“有罪判定”。 就这样，虽然联邦调查局知道是谁干的，在当时的形势和司法程序的限制下，却没能立即将罪犯绳之以法。可是，正是这四个黑人女孩的死，惊醒了美国南方白人的良心。在联邦政府和全国民众的谴责下，持有种族隔离观念的南方白人，那些普通的农夫和工人们，开始反省了。 阿拉巴马州的州长乔治·沃利斯在60年代以支持和鼓吹种族隔离闻名全国。在他的传记影片里，有过这样一个镜头：乔治·沃利斯政治上的前辈、在竞选时给予他强有力支持的一位老人、阿拉巴马的前任白人州长，得知四个黑人小女孩被炸死的消息，如五雷轰顶。他要沃利斯改变对白人保守势力的支持，嗓音沙哑而沉重：“那可是去周日学校的孩子啊”！ 这个罪案成为南方民权运动的转折点，它使KKK这样的极端分子开始人心尽失。与凶手的愿望恰好背道而驰：它不仅没有阻吓南方黑人对于平等和自由的追求，相反却促进了南方种族偏见的保守势力的迅速崩溃。一年以后，联邦参众两院通过了历史性的1964年民权法。美国南方持续了百年之久的种族隔离制度和对黑人的歧视立法，被彻底废除了。 1964年7月2日，Lyndon Johnson总统签署1964民权法案 时光像流水，冲刷着人们在沙滩上留下的印记。伯明翰第16街教堂早已修复一新，看不出爆炸的痕迹。似乎只有四个黑人女孩的亲人，还会在深夜万籁俱寂时想起她们的音容笑貌，想起她们突然中断的人生。 可是，在美国，还有更多的人没有忘记她们，没有忘记那件罪案。这个爆炸案和四个黑人女孩的被害，写进了学校的教科书，谱成了歌曲，男女老幼几乎人人皆知。我们在电视上曾经无数遍地看过一部叫《四个小女孩》的文献片。这部长达三个小时的影片记录了四个单纯女孩如花般的生命。影片采访了女孩们的众多亲友。我们看着她们生前天真无暇的一张张照片。一个女孩的同学，在影片拍摄时已经是个青年，他讲起他们一起上完最后一堂课，怎样同路一起回家，回忆着路上两个孩子最后的对话，以及在家门口成为永诀的告别。第16街教堂的牧师，讲述他怎么抱起女孩们叠在一起的血肉模糊的尸体。父亲回忆他怎样给女儿拍摄她抱着布娃娃的照片，老泪纵横。母亲回忆自己听到死讯时候，只能重复着：“我的宝宝，我的宝宝……”泣不成声。影片把失去亲人之痛，无可回避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时时提醒着人们，她们死了，正义却还没有得到伸张。 阿拉巴马州的新任司法部长，是新一代的本地白人。他说，他在法学院读书时，读到这个爆炸案，就发誓要把安放炸弹的人带上法庭。从他担任州司法部长那天起，每天上班时，他都要听一遍那首讲述四个黑人女孩的歌，提醒自己，为被害的四个女孩伸张正义，是他的使命。 琼斯竞选参议员海报 联邦调查局也没有忘记这个罪案。对他们来说，最要命的是怎样得到能够在法庭上说服陪审团的证据。案发多年来，调查在悄悄地进行着。早在1964年6月，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科尔文就伪装成一个开卡车的工人，在本案嫌犯布兰顿家隔壁租了一个公寓，和布兰顿的厨房只有一墙之隔。在这墙上，他安装了窃听器，布兰顿在厨房里的所有讲话都被录了下来。就在这些录下来的讲话里，布兰顿亲口向友人讲到，KKK有一个会议，是要商量怎样制作和安放炸弹。这段录音成为这次庭审中的主要证据。联邦调查局还发展了一名KKK分子作为内线，让他带上微型录音机，录下布兰顿的讲话。 当证据渐渐收集起来的时候，时代也变了。出于种族偏见而诉诸暴力，伤害无辜，这是一种不可姑息的罪恶。这一点，已经成为南方所有人的共识。让安放炸弹的人到法庭上去面对正义的时候到了。1977年，在事件发生14年之后，四名嫌犯中的首犯罗波特·强布利斯首先被起诉，判定有罪。他在监狱服刑8年，死于狱中。1994年，第二名嫌犯死在家中。 2001年春天，伯明翰市第16街教堂爆炸案的最后两名嫌犯的刑事诉讼案同时交到法庭。其中一名，71岁的巴比·切利，在开庭前的最后时刻，法庭确认他有精神问题，没有能力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依法延迟审判。而如今62岁，在38年前25岁时参与爆炸杀害四个黑人女孩的布兰顿，终于被带到了法庭上。 2001年5月1日傍晚，陪审团宣布，布兰顿被判定有罪。根据阿拉巴马州的一项古老法律，法官判处布兰顿四重终身监禁。当年爆炸发生之后，在许多年头里，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布兰顿出门时，即使不顺路，也要绕到第16街，从那个他参与爆炸的教堂前走过。现在，法官一声令下，他戴上手铐，终于踏上了他早就应该去的监狱的道路。 在宣判那天的法庭旁听席里，来了许多和当年四个女孩一样年龄的孩子，他们在家长和老师的带领下，来亲眼见证今天的历史。他们会记住检察官琼斯的话：“真是太迟了。人们说，正义的延迟就是正义的丧失。……在今天法庭判决的一瞬间，我不同意这个说法。迟来的正义还是正义，我们得到了它，就在今晚，就在这里，伯明翰。” 在任何社会里，都会有罪恶发生。人们怎样对待这样的罪恶，社会怎样对待这样的罪恶，标志着这个社会的集体良心状态。而对罪恶的集体记忆力，是这个社会之集体良心的第一指标。容易遗忘罪恶的社会，必定会一再地姑息罪恶。一个遗忘和姑息罪恶的社会，必定走的是道德的下滑线。38年过去了，62岁的布兰顿终于被绳之以法，没有逃脱法律的惩罚。整个社会对于受难者们恒久的纪念，以及对罪犯不懈的追猎，表现了这个社会的每个人，所有的人，对罪恶的记忆力。只有这样的记忆力不衰退和丧失，社会才可能有正义。今天美国阿拉巴马州对38年前的罪恶的审判，其意义在于它向全社会传递的信息，这信息就是检察官琼斯说的：“披露真相永远不迟，治愈创伤永远不迟，要求一个罪犯承担罪责永远不迟。”

朱光潜先生 朋友： 岁暮天寒，得暇便围炉嘘烟遐想。今日偶然想到日本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和《走向十字街头》两部书，觉得命名大可玩味。玩味之余，不觉发生一种反感。 所谓“走向十字街头”有两种解释。从前学士大夫好以清高名贵相尚，所以力求与世绝缘，冥心孤往。但是闭户读书的成就总难免空疏虚伪。近代哲学与文艺都逐渐趋向写实，于是大家都极力提倡与现实生活接触。世传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搬到地下，这是“走向十字街头”的一种意义。 学术思想是天下公物，须得流布人间，以求雅俗共赏。威廉•莫里斯和托尔斯泰所主张的艺术民众化，叔琴先生在《一般》诞生号中所主张的特殊的一般化，爱迪生所谓把哲学从课室图书馆搬到茶寮客座，这是“走向十字街头”的另一意义。 这两种意义都含有极大的真理。可是在这“德漠克拉西”呼声极高的时代，大家总不免忘记关于十字街头的另一面真理。 十字街头的空气中究竟含有许多腐败剂，学术思想出了象牙之塔到了十字街头以后，一般化的结果常不免流为俗化（vulgarized） 。昨日的殉道者，今日或成为市场偶像，而真纯面目便不免因之污损了。到了市场而不成为偶像，成偶像而不至于破落，都是很难的事。老庄经过流俗化以后，其结果乃为白云观以静坐骗铜子的道士。易学经过流俗化以后，其结果乃为街头摆摊卖卜的江湖客。佛学经过流俗化以后，其结果乃为祈财求子的三姑六婆和秃头肥脑的蠢和尚。这都是世人所共见周知的。不必远说，且看西方科学哲学和文学落到时下一般打学者冒牌的人手里，弄得成何体统！ 寂居文艺之宫，固然会像不流通的清水，终久要变成污浊恶臭的。可是十字街头的叫嚣，十字街头的尘粪，十字街头的挤眉弄眼，都处处引诱你汩没自我。臣门如市，臣心就决不能如水。名利声势虚伪刻薄肤浅欺侮等等字样，听起来多么刺耳朵，实际上谁能摆脱得净尽了，所以站在十字街头的人们——尤其是我们青年——要时时戒备十字街头的危险，要时时回首瞻顾象牙之塔。 十字街头上握有最大权威的是习俗。习俗有两种，一为传说（Tradition），一为时尚（Fashion）。儒家的礼教，五芝斋的馄饨，是传说；新文化运动，四马路的新装，是时尚。传说尊旧，时尚趋新，新旧虽不同，而盲从附和，不假思索，则根本无二致。社会是专制的，是压迫的，是不容自我伸张的。比方九十九个人守贞节，你一个人偏要不贞，你固然是伤风败俗，大逆不道；可是如果九十九个人都是娟妓，你一个人偏要守贞节，你也会成为社会公敌，被人唾弃的。因此，苏格拉底所以饮鸿，伽利略所以被教会加罪，罗曼罗兰、罗素所以在欧战期中被人谩骂。 本来风化习俗这件东西，孽虽造得不少，而为维持社会安宁计，却亦不能尽废。人与人相接触，问题就会发生。如果世界只有我，法律固为虚文，而道德也便无意义。人类须有法律道德维持，固足证其顽劣；然而人类既顽劣，道德法律也就不能勾销。所以老庄上德不德绝圣弃智的主张，理想虽高，而究不适于顽劣的人类社会。 习俗对于维持社会安宁，自有相当价值，我们是不能否认的。可是以维持安宁为社会唯一目的，则未免大错特错。习俗是守旧的，而社会则须时时翻新，才能增长滋大，所以习俗有时时打破的必要。人是一种贱动物，只好模仿因袭，不乐改革创造。所以维持固有的风化，用不着你费力。你让它去，世间自有一般庸人懒人去担心。可是要打破一种习俗，却不是一件易事。物理学上仿佛有一条定律说，凡物既静，不加力不动。而所加的力必比静物的惰力大，才能使它动。打破习俗，你须以一二人之力，抵抗千万人之惰力，所以非有雷霆万钧的力量不可。因此，习俗的背叛者比习俗的顺从者较为难能可贵，从历史看社会进化，都是靠着几个站在十字街头而能向十字街头宣战的人。这般人的报酬往往不是十字架，就是断头台。可是世间只有他们才是不朽，倘若世界没有他们这些殉道者，人类早已为乌烟瘴气闷死了。 一种社会所最可怕的不是民众肤浅顽劣，因为民众通常都是肤浅顽劣的。它所最可怕的是没有在肤浅卑劣的环境中而能不肤浅不卑劣的人。比方英国民众就是很沉滞顽劣的，然而在这种沉滞顽劣的社会中，偶尔跳出一二个性坚强的人，如雪莱、卡莱尔、罗素等，其特立独行的胆与识，却非其他民族所可多得。这是英国人力量所在的地方。路易•狄更生尝批评日本，说她是一个没有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的希腊，所以不能造伟大的境界。据生物学家说，物竞天择的结果不能产生新种，须经突变（sports）。所谓突变，是指不像同种的新裔。社会也是如此，它能否生长滋大，就看它有无突变式的分子；换句话说，就看十字街头的矮人群中有没有几个大汉。 说到这点，我不能不替我们中国人汗颜了。处人胯下的印度还有一位泰戈尔和一位甘地，而中国满街只是一些打冒牌的学者和打冒牌的社会运动家。强者皇然叫嚣，弱者随声附和，旧者盲从传说，新者盲从时尚，相习成风，每况愈下，而社会之浮浅顽劣虚伪酷毒，乃日不可收拾。在这个当儿，站在十字街头的我们青年怎能免仿徨失措？朋友，昔人临歧而哭，假如你看清你面前的险径，你会心寒胆裂哟！围着你的全是肤浅顽劣虚伪酷毒，你只有两种应付方法：你只有和它冲突，要不然，就和它妥洽。在现时这种状况之下，冲突就是烦恼，妥洽就是堕落。无论走哪一条路，结果都是悲剧。 但是，朋友，你我正不必因此颓丧！假如我们的力量够，冲突结果，也许是战胜。让我们相信世界达真理之路只有自由思想，让我们时时记着十字街头肤浅虚伪的传说和时尚都是真理路上的障碍，让我们本着少年的勇气把一切市场偶像打得粉碎！ 最后，打破偶像，也并非卤莽叫嚣所可了事。卤莽叫嚣还是十字街头的特色，是肤浅卑劣的表征。我们要能于叫嚣扰攘中：以冷静态度，灼见世弊；以深沉思考，规划方略；以坚强意志，征服障碍。总而言之，我们要自由伸张自我，不要汩没在十字街头的影响里去。 朋友，让我们一齐努力罢！ 你的朋友 孟实 注：本文摘自朱光潜先生《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一书。

​文：徐贲 良心（conscience）一词是从拉丁文conscientia一词而来，原来的意思是人与人之间“默契的知识”。与他人的联系其实早已包含在“良心”最早的意思里了。良心不只是一种直觉的情感或情绪，而且更是一种基于道德知识的，针对具体事情和境遇的实践性判断和行为。良心的价值不只在于它是一种知识，而且在于它能成为行动。行动是良心的表达，也是良心的活跃状态。不能表达良心，人便渐渐变得没了良心。在有的环境里，良心被降低到了不能够活跃的状态，许多人碰到与善恶、是非有关的事情，不敢管也不愿管，甚至连议论都不敢或懒得麻烦，他们独自躲在一旁，失去了彼此的道德联系。 人们常常把良心与勇气联系在一起，而这二者之间的纽带便是道德知识，所谓“知耻近乎勇”或“知耻后勇”。从良心情境来看，勇气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其中，行善需要勇气，而拒绝作恶则可能需要更大的勇气，人们往往把这两种勇气都称为良心，当这两种勇气普遍消失的时候，社会就变成了一个没有良心的地方。更可怕的是，人们开始怀疑讨论良心问题究竟是否还有任何现实意义。人们会问，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良心”这个东西？当大多数人从怀疑转变为否定和拒绝良心的时候，社会便陷入了犬儒主义。 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精致的道德虚无主义，一种集体的假面游戏。犬儒主义能机敏地“看穿”道德面目后面的自私、贪婪、嗜权、阴谋和欺骗，擅长于察觉现实与假面的距离、冲突和矛盾。但是，由于它的道德虚无主义，它并不拒绝假面，而是在清醒的状态下，自己也加入假面的游戏。正因如此，他的看穿并不能成为一种有道德抵制作用的知识。 犬儒主义首先是对“人”失去了信心和希望，它断言，人的一切善行和利他行为后面都一定有利己功利和不可告人的动机。它因此根本不相信人能有引导自己善行和利他行为的良心。基耶斯说，这种犬儒主义在前苏联和东欧特别普遍，“人们不断地被待以谎言，长期受压制（无法及时揭穿谎言），谎言多种多样，后果非常严重，令人痛苦。除了对家人之外，人们的犬儒主义已经成为第二天性。”对人性的彻底失望是从对政治人物、先进分子、社会精英的失望开始的，他们的道貌岸然和道德说教掩盖着普通人无法想象的贪婪、残忍、欲念、欺骗和伪善。于是许多人会就此认为，所谓的爱、同情和良心都不过是空洞的说辞，在真实的生活世界里，良心不过是人类虚妄的迷思梦想，只有彻底受金钱和权力支配的贪婪和自私才是人性最真实的本质。 犬儒主义对“制度”也同样失去了信心和希望。人们期待完美的制度，当一种制度不断产生腐败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便会对整个制度产生失望和不信任。而极少数人这时则又会以攻击其他制度的方式来为这个制度辩护。这种辩护未必奏效，但却在一般民众心里撒下了怀疑和否定所有制度的犬儒主义种子。既然天下没有完美的制度，既然所有的制度本质上都是维护少数人特殊利益的烟幕弹，那么，区别民主与专制、宪政与极权、公民选举与臣民服从顶多不过是口头空谈，完全没有实质意义。 今天，我们期待的政治改革和社会道德提升，无非是从两个方向来设想求变的可能和希望：一个是以好制度对抗失德的社会，另一个是以个人或社会的道德提升来倒逼制度改革。无论是坚持制度还是道德优先，改革的希望都离不开正义和公正的政治、社会价值。一旦让犬儒主义瓦解了我们对人性、制度和正义价值的信心和希望，任何良性社会、政治变革的可能也就不复存在。 犬儒主义是一种得过且过、随遇而安的无目的生活方式，它否定希望的价值，也毒杀了希望本身。与犬儒主义相反，希望是一种对事物变化的积极思考方式，在困难和停滞的时刻越是要保持希望。当今中国的犬儒主义是一种放弃求变希望，自我劝说顺从、服从和随遇而安的理性生活方式。对于良心行为的行动主体，多面合围的犬儒主义形成了一个丝鹅绒的牢笼，文明、和谐、安逸。它看上去不过是一种理性而聪明的生活方式。犬儒主义是一种以自我调适来应对政治、社会和生活危机的处世方式，它不把这些危机看成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而是只要自己想办法就可以安然应付的“不方便”。在这样的生活里，不合时宜的求变希望和行为会违背“难得糊涂”的生存智慧和“不作死就不会死”的真理原则。 这是一种社会契约被私欲、顺从、沉默和逃避重新规划过的犬儒式生活，它利用私欲、酬劳顺从、犒赏沉默、鼓励逃避。思想和观念的管制成为学者、教授、专家、艺术家、新闻工作者和政治人员共同参与的合作结果。曾有网上评论曰：“遇上雾霾，我们默默地买口罩戴上，遇上有毒食品，我们默默地去学习各种鉴别技术，遇见水污染，我们默默地去超市抢购瓶装水。我们默默地忍受、顺从，但这一切没有因为我们的忍耐而变得更好，于是我们慢慢地，一起滑向深渊。”社会中多一个像点评者这样的明白人，自然就多了一份打破犬儒主义的力量，也多了一份为政治、社会改革有所共同良心行动的希望。

文：周保松 ​ 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这样的：它能让我们自自然然做个道德的人，快快乐乐过上有德的生活。在这样的世界，有尊重、关怀、忠诚、信任、公平、承担、诚实、正直、恻隐、付出、自由和爱。这样的生活，才是美好的生活。 这个学期我教的一门政治哲学课，学生坐满两百人的课室。我在第一课说，政治离不开道德。政治的终极关怀，是建立合理公正的制度，藉此界定我们的权利义务，公平分配社会资源，并解决各种可能纷争，从而确保所有人能好好生活在一起。没有道德的政治，政府将难言有正当性，社会难言有真正稳定，人与人之间难言建立休戚与共彼此信任的合作关系。 一 有些同学听完，眼中充满困惑：政治世界，真的有道德可言吗？政治的世界，难道不就只是赤裸裸的权力争夺和利益算计？说道德，要么是伪善，要么是傻瓜，要么是徒劳。 伪善也者，是认为道德只是权力的包装，又或虚假的意识形态，专门用来欺骗无知大众。傻瓜也者，是因为人性自利，所有人的行事动机都是为了一己利益。与自利者谈道德，好听是过于理想，不好听是天真无知。徒劳也者，是即使我们想谈道德，也将无从谈起，因为道德一如人的口味，主观相对，没客观理由可言，注定流于自说自话。 这三种态度，问题性质并不一样，但往往混杂在一起，并导致对政治道德的整体不信任，即在关乎所有人根本福祉的公共议题上，道德不可能在场。 政治哲学既不实用也不易读，我相信选择来修我的课的，不少是对政治有关怀对世界有不满对生命有要求的学生。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对政治道德有如此深的不信任？这有点教人不解。因为这样的立场，很难自圆其说。 例如我问同学，你们支持香港一人一票选特首吗？大家都说支持。我再问，你们支持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你们坚信民主较专制好？大家于是提出不同道德理由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 讨论一旦开始，同学们很快便发觉，他们不可能说自己伪善，不会形容自己是傻瓜，更不会接受自己的论证注定徒劳，因为一旦这样，他们将无法为自己的政治信念作出合理辩护。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在政治价值上有所坚持，同时相信所坚持的是有所据的，我们便已站在某个道德的观点。这个观点，使得我们成为道德的存有，并进入政治道德的世界。 二 有同学或会说，他们觉得政治道德不可能，指的不是自己的信念，而是真实世界的现实政治。现实政治充满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腐败暴力，那有什么道德可言？这是许多人对政治的最直接感受。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感受，同时这种感受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这种感受的表达，往往不是在否定政治道德，而恰恰是站在某种道德观点对现实政治提出批评，因为这里我们不是抱着一种事不关己没有所谓的中性态度去描述一个社会现实，而是在下一个道德判断，即这样的政治是恶的政治，并应该受到谴责。好的政治，政府理应廉洁公正，尊重公民权利和关心人民福祉，并使得每个人能够自由平等地发展。 所以，当我们对现实政治感到愤怒时，我们是在表达一种道德情感。情感的背后，往往预设了这样的信念：这个政治社群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不是这个社群的异乡人；这样的恶的政治，不是必然的，而是人为的，因此是可以改变的；我们作为公民，有能力去共同想象和实践一种好的政治。也就是说，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和批判，其实是在肯定政治本身是有好坏对错可言的。 有同学或会继续说，你这样太乐观了。无论我们对现实政治有多强的道德要求，我们始终站在政治的外面，对政治世界没有分毫影响。我们可以围观调侃八卦，但却不可以参与。而真正的局中人，是不会跟你谈道德的。这种观点非常流行，但却并不合理。第一，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权力的正当性问题。用卢梭的话，统治者如果不能将权力转变成权利，服从转变成义务，无论他有多强大也总不能持久。而在现代开放社会，国家统治的正当性不可能建立在暴力恐惧和谎言之上，也不可能建立在神秘的宗教或古老的传统之上，而必须诉诸道德理由来说服人民，它的制度、法律、政策及普遍公权力的行使，是值得我们支持的。否则，这个国家便会陷入正当性危机。 因此，在一个正常的现代国家，道德规范必然是权力正当性的重要基础。但这种规范的约束力从哪里来？为何统治者有责任向被统治者证明自己具有统治的权利？那必然是因为人民有所要求，而这些要求对统治者构成了道德压力。试想像，如果一国之民根本不关心政府的管治成效，对政府所做一切总是毫无异议或默默承受，那么这个政府向人民问责的压力自然很小，权力导致腐败的机会自然很大。 独裁之恶，是它将政治从我们的生活中异化出去，成为支配我们却又与我们无关的外物，并使得我们整个生命失去公共性的一面。我们在这个世界吃喝玩乐生老病死，但这个世界不属于我们，并时时刻刻受到有形无形的权力宰制。久而久之，我们或会渐渐忘记，没有公共性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生。我们遂对权力漠然，对苦难漠然，对恶本身漠然。但这是制度带来的恶果，而非人的本真状态。作为政治社群平等的一员，我们理应活在政治之中而非之外。而要打破这样的困局，我们每个人必须在道德上较真，不犬儒不冷漠，相信每个公共议题都有对错好坏可言，并努力运用实践理性去寻找答案。在这样的时代，我们需要一种较真的政治。愈较真，我们愈能看到道德在公共生活中的份量和力量，愈能恢复我们生命本真的一面。 三 谈到这里，有人或会提出一个更根本的质疑：你以上所说，都是建基于一个前提，就是人真的是个道德存有，真的在乎道德。但实际上真的如此吗？我们见到别人贪腐而心生不懑，难道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机会坐在那个位子吗？我们奉公守法循规蹈矩，难道不仅仅是因为迫不得已吗？于是，我们又回到最初的结论：自私自利才是人的本性。这样的想法，很流行。当人们如此说时，好像在描述一个自然事实，这个事实意味着，不道德才是人的正常状态，因为道德总会在某些时候要求我们牺牲自己的利益。既然如此，对个体来说，追求较真的政治，不仅徒然且不理性。问题是：我们真的是如此活着吗？我们真的愿意接受，我们应该如此活着吗？我认为两者都不是。 人作为道德存有，有四个基本能力。一，会使用道德语言。二，会使用道德语言作道德判断；三，会根据道德判断作出道德行动；四，会因应道德判断和行动而产生相应的道德情感。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中，我们自小就会培养出这些能力，并在日用而不知的过程中，逐渐成为道德人。 试观察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每天都在做道德判断。我们反对强拆，追求自由，珍惜人权，争取民主，抗议暴力，憎恨贪腐，谴责歧视，重视公义。我们也尊敬师长爱护家人，对朋友守诺重义，对弱者同情怜悯，甚至关心动物权益。当我们受到不公对待时，我们会感到愤怒；受到歧视时，会感到屈辱；做了错事时，会感到歉疚。在我们追求一己人生理想时，我们渴望得到别人的肯定，期许自己成为正直的人，希望自己从事的工作有价值有意义有道德重要性。即使在最平常的生活细节，我们也离不开道德。例如在微博上和不相识的人讨论时，尽管彼此意见分歧，我们也在努力学习平等待人，用心聆听，善意沟通，用理由而不是用语言暴力令对方屈服。即使有时我们做不到这样，我们大抵也会同意，这样的境界值得向往，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也就是说，我们从出生起，就已活在各种各样的道德关系当中，并在这些关系中建立和肯定自我，了解和承担对他人的道德义务，并在不懈的道德探索中寻找生命的意义。道德不是外在之物，而是我们存在的基础。试想像，如果有人将我们的道德语言、判断，行动和情感通通拿走，我们将无从了解自己。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无可选择地成为道德存有。 许多人一谈起道德，就会想起道德说教或政治思想教育，因此心生抗拒。但我们要知道，反对某种道德教育的方式或某种道德教条，和反对道德本身，是两回事。当我们批判某种道德立场时，我们其实是基于另一种我们认为更合理的道德观点，而不是站在道德之外的虚无之境。而这种批判性，正正彰显了人是具有反思能力和自主判断的道德主体。因此，我们应该努力在公共领域中，发展和累积我们的道德资源。这些资源愈丰厚，愈能拓阔我们的道德想象力，愈能对政治现状作出有力批判，也才愈能使社会有道德进步的可能。要做到这些，我们必须在道德上较真。 四 当然，即使以上所说为真，也不表示人没有自利的一面，更不是说人不会因为自利而做出伤害他人的不道德行为。远非如此。但人会不会道德，或在多大程度上道德，与我们活在怎样的制度密切相关。在今天的中国，要做一个正直廉洁的人，是如此之难，但这绝非因为人性本恶，而是制度环境使得我们难以过上合理的伦理生活。在一个极度不公正的社会，选择做个公正的人，极为不易，而这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道德情操的高低。 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这样的：它能让我们自自然然做个道德的人，快快乐乐过上有德的生活。在这样的世界，有尊重、关怀、忠诚、信任、公平、承担、诚实、正直、恻隐、付出、自由和爱。这样的生活，才是美好的生活。 有人或会说，你这样将走进一个循环的道德困局：要过上有德的生活，需要公正的制度。但要建立这样的制度，需要道德上较真的人。的确存在这样的困局，但困局并非不可打破，因为我们不是活在一个无缝的封闭的世界，我们也非没有反思能力和价值信念的人。我们每个人每天的道德努力，即使看来如此微不足道，其实都是在一次又一次完善自己，改变世界。我们，非如此不可。

​文：萧翰古希腊公民大会 绵长时空里常有些引人遐想的人和事，比如中西古今那么多连缀着历史蜿蜒的各种会议，似乎就标示着政治智愚、文野的分际。 古代雅典早在古风时代的公元前八、七世纪，就有了贵族议会制与公民大会制（《荷马史诗》不就是从两位半人半神的英雄吵架开始的吗？），虽然后者的作用最初并不突出，亚里士多德的残稿《雅典政制》一开篇“断篇3”就提及雅典的建城者忒修斯“…在一个平等一致的基础上宣布使它们统一起来。”（“它们”是指各部落）普鲁塔克的《名人传》里甚至说得更为明确，认为忒修斯建城最初的动因就是各部落居住得太分散，“很不容易集会讨论攸关共同利益的事务。”据说忒修斯召集公开集会时只用了一句极普通的话：“所有您们众人，都到这里来”。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成立了400人议事会，由每个部落推选100人组成，又过了将近九十年，克里斯提尼改革则建立了500人议事会，作为公民大会的程序性组织委员会，这被认为是雅典民主制进入成熟期。 在政治史家眼里，古罗马的政治智慧高于古希腊，他们的政体设计更为复杂，也不属于在古代有暴民政治恶谥的民粹化民主政治，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在会议或议会制度的设计方面比古代雅典要科学。 开始于公元前500年左右的罗马共和国时期，有三个公民大会，即平民会议、百人团大会（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森都里亚大会）和公民大会。其中平民会议不属于正式的政制机构，虽然遵循与公民大会类似的议程，而公民大会则是立法机构，如果按照博丹的主权理论，公民大会就是罗马共和国的主权机构。这些公民大会甚至允许奴隶参与旁听，虽然他们没有在大会上演讲的权利和投票表决的权利，能够在公民大会上演讲的通常是政府官员，比如执政官、保民官、监察官等，以及被政府官员点名演讲的其他公民。古罗马的这些公民大会与元老院、执政官、保民官等政府机构共同构成了古代世界政治治理的典范政制。 不独希腊人、罗马人口开会，在塔西佗史着《日耳曼尼亚志》中，古代日耳曼人的会议制度也饶有趣味。据他说，小事通常由各部落的首领商量决定，但大事就得由全部落议决，“人民虽有最后决议之权，而事务仍然先由酋帅们彼此商讨。”会期是固定的，但要筹备两三天，开会时由祭司主持，接着在国王或部落首领中推举一人演讲，推举他是因为他的口才好，善于讲理说服人，听众们不满意时就叹息，满意就挥舞长矛，用武器表示同意是最高的赞誉。 无论与古希腊的雅典或斯巴达比还是与古罗马比，日耳曼人的这一制度要粗糙得多，但无论如何，再粗糙也是人类早期的民主制度之一种，它至少承认部落成员对处理公共事务的参与权。其实，日耳曼人这种在现代看来很粗糙初级的公共事务参与权，却被主流政治学家公认为与英格兰后来走上法治与宪政之路有着某种显著的历史关联，正如当今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古希腊民主制度和古罗马法治制度和英格兰普通法传统在现代的合流、扩展和完善。 历史像条河，源头的涓流只有在它遥远的入海口回望时，才让人恍然细味到历史沧桑之缘由，如果中途不改道，入海的巨流只是滥觞涓流的不断汇流与扩张。这种历史的况味，不独证之于西史，同样证之于国史──哪怕是以相反的内容。 中国古典十三经里的《尚书》充满了所谓古代圣王们的“雄才大略”，以及权力的说一不二。除了语重心长面授权力机宜的《康诰》，还有世界上最早的禁酒令《酒诰》，但绝不会有“圣王贤臣”之外的普通人议事，那里没有古希腊意义上的“众人”，这一伪会议现象直到现在人们都在时刻感同身受。 “圣王贤臣”们召集的会议并不像古希腊人、古罗马人那样为了讨论以至辩论一件事情该如何处理，而只是通知臣属──“事情我打算这么处理”或者干脆“事情我已经处理完了”，而被通知的对象也是王公贵胄，不会有“众人”──正如黎鸣老先生的精到论断，中国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里缺乏平等的酵素，其他一切政治文明因此难以生长。开会──非等级制传达决定意义上的开会要的就是得有基本的平等观念，它承认人们（至少很大部分人）──对于公共事务具有参与甚至参与决定的权利，有了这样的基本平等精神，才会允许纷纭的意见表达及其分歧与辩论，以及最终人们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投票的权利。 《尚书》所开启的这种伪政治传统，缺乏生气的阴鸷、缺乏光明的寒漠，还有生杀予夺的狠戾，都涂抹着血缘的温情血水和伐异的无情泥浆，混杂一处。那里没有古希腊人热衷于争辩的超越低级氏族伦理的正义观念，政治斗兽场上除了奴役，就是赢者通吃和斩草除根，并没有建立在平等人格基础上的合作与共和。很大程度上说，中国古代读书人读这些“必读书”，政治智慧不但无法增长（除了学会一些害人害己的权谋），甚至越读越蠢。在这样的历史墓穴里闭关修行，能不被毒害者几何？ 因此直到晚清之前的近3000年里，这个被禁锢的帝国从未出现过任何平民可以参与讨论公共事务的制度性安排（一个可怜的“子产不毁乡校”被传颂两千年，传颂背后暴露了权力私有化传统下的严酷事实）──换句话说，这个国家在前现代从未有过作为处理公共事务意义上的政治会议，广受推崇的唐朝政事堂、宋代君臣共治，也都离上述政治会议制度极其遥远。直到西学东渐日久，连绵不绝的西方政治经济与文化巨雷，才将部分中国人从政治昏迷中惊醒，而惶恐与迷乱依然主宰着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 20世纪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古代西亚苏美尔地区同样有着与西方类似的早期民主雏形，但不得不承认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源于古代地中海沿岸的希腊罗马城邦。政治中的平等精神与政治自由密切相关，前者是后者的逻辑与事实结果，并且从政治自由扩大到选举权等政治权利，从最初排斥妇女和奴隶的民主制到目前西方普遍承认甚至已经成为政治正确的普选制，是西方平等精神逐渐扩张的历程。以地中海为中心的这股民主浪潮像落水的石子激起同心圆波纹，跨越25个世纪向全球扩散，中间经历了罗马帝国的崩溃、欧洲中世纪的教权制和封建制，以及文艺复兴之后威尼斯、佛罗伦萨等意大利诸邦、荷兰、英格兰的宪政崛起，直到在美国建立起第一个现代民主国家，最后甚至波及从未听说过什么是真正的开会和议会的古老东方。 如果可以通俗一点，民主制的这一历程不妨归结为开会技艺不断生长与累积的过程。作为一种政治文明的技艺，作为政治性会议显著标志的议会民主制，在历史上从来都是毁誉具隆。即使今日，以普选权为基本标志的民主制几乎已成为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对它满怀狐疑的依然大有人在，即使不敢公开反对，私下的否定性讨论也从未绝迹，甚至民主制国家的许多选民也对它多有不满。 确实，人们有普遍参与甚至参与决策权的各种政治性会议，并不意味着它总能产生善的结果，尤其不可能产生所有人满意的结果。雅典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严重的恶性民粹事件，最后甚至直接导致雅典民主制的崩溃，以至于18世纪之前，民主在西方甚至是个被等同于暴民政治的贬义词。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500人议事会判处苏格拉底死刑事件，成为迄今为止最著名的坏民主和多数人暴政典型案例；雅典的坏民主中还有备受争议的陶片流放制度以及战争状态下滥杀将军，包括著名的小伯利克里（大政治家伯利克里与其情妇阿斯塔西娅之子），也是被投票处死的；雅典的坏民主还包括雅典企图在地中海建立帝国，蔑视当时的国际法准则，包括最悲惨的远征西西里全军覆没事件，阿西比亚德（苏格拉底的学生）通过如簧巧舌的演讲说服雅典人远征西西里，前后五万多人的远征军──雅典精锐──全军覆没后直接导致了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落败，直至不久的未来只能彻底匍匐在亚历山大大帝的铁骑之下，与其希波战争时联合斯巴达大败波斯帝国以及伯利克里掌权的全盛时期形成鲜明对照。 不独古代民主制下的政治性会议存在诸多弊病，即使现当代的民主制也不保证事事成功，不仅存在包括多数人暴政在内诸多制度BUG的可能和现实，甚至不当的民主制度设计会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和70年代的智利都是政治制度设计不当导致民主政体崩溃的典型案例。 然而，这不构成否定普通人参与政治性民主会议的理由。程序恰当、协调制度合理、高效有序的民主会议，具有无限的善治与良制潜力。1787年费城那个闷热的夏季，最初55人后来减少到42人激辩127天的著名会议，就诞生了迄今最了不起的民主国家联邦美国。费城制宪会议的议程设置中，有些不为人注意的细节，例如，开会规则规定：“代表起立发言，需先向主席致意；”除了这是理应如此的发言礼仪，也是防止会议辩论转向个人意气之争的防护带设置。即便如此，代表们的激辩依然导致了制宪会议一度无法继续，直到代表们一起祈祷之后才完成剩余的制宪使命。反观目前新兴民主国家的议会，议会暴力十分频繁，比如印度、乌克兰、日本、台湾等，除了部分议员表演双簧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缺乏演讲、辩论、争议、分歧深远传统的国家，人们还不习惯各种异见。在民主和法治的互动中，这些国家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费城制宪会议 1876年，因感于普通人不会开会而议事效率低下，美国亨利.罗伯特将军以美国众议院的会议规则为蓝本，撰写了一本议事规则，这就是后来备受推崇的《罗伯特议事规则》。这本书不但成为美国人公共会议的常备书，也成为新兴民主国家参政议政者的重要参考书。学会如何开会，已经成为现代民主政治中极其重要的大事，它与民主政治的有效性直接相关。 时空的舞台上千年沧桑如瞬，无论早已习惯政治性会议的还是迄今尚不能也不会开会的民族，都汇聚了无数人的死与生、泪与笑、悲与欢，昭示着人类各个时期的光荣与梦想、耻辱与幻灭。不知随着人类开会的技艺不断提高，让人震颤的血与火是否会越来越少，也不知思与辩是否会成为政治舞剧的最终编剧──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制的福山预言会实现吗？

文：黄卧云 关于这个话题，可能马上有人会问：中国人有信仰吗？从信仰的严格意义上说，中国人并没有信仰，从信仰的不那么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国人也有信仰。 信仰是人们对人生和生命活动存在所持的终极信念。 不管科学技术发展到何等程度，人的有限性是不会改变的，虽然我们知道的比2000年前的人们多得多，随着知识的增加，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获得了进展，但一些新的困惑又会产生，而在有些问题上，比如在死亡所引起的恐惧这一人生终极问题上，则几乎没有取得进展。 人类在欲知和未知、在有限和无限之间的鸿沟，与他们的祖先相比，缩小的幅度可能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在这道鸿沟里，既生出希望，也生出恐惧，这就给信仰留出了地盘。人类永远需要信仰，要依靠信仰尽力拉近有限和无限的距离。 因此信仰和人们一般所说的信念有所不同。信仰回答的是人生日常关切最有深度的方面。信仰的对象也是崇拜的对象，在人类经验领域内的万事万物，一切无不是有限的，也只有有限的价值，这些只具有有限价值的事物很难作为信仰对象。信仰是为了超越，超越一切有限，惟有超越现实的无限才能真正成为弥补人自身局限性的希望。 例如，上帝的真理便是人类寻找到的超验真理，对上帝的信仰不是任何经验命题可以相提并论的。 基督教试图在人的短暂生命之外去寻求永久的生命意义，于是它把人引向对来世的期待。人们信仰上帝，追随基督，他们得到的并不是财富和人世间的享乐，相反，跟随耶稣的门徒都必须忍受贫困、饥饿和痛苦，他们一无所有，他们的权利都在主的意志中。基督徒得到的最好回报，是他们的罪被赦免，在死后升入天国，获得永生。主给他们的赏赐是在天上，不是在尘世。在基督教中，有福的概念与世俗的富贵没有丝毫联系。财富只会阻碍人与上帝接近。基督的教诲是，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与无节制地享受人生相对立的道德观。 在所有人的心中都存在某些固有的最为重要的原则，这些原则通过信仰的形式，更加深刻地嵌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信仰是人们最重要的精神生活，对超验真理——启示真理——的信仰，使人的精神也具有一种超越性。精神对物质的超越是精神的特点，也是精神的价值所在。人是物质的实体，但在最有意义的方面，在更高级的形态方面，人是精神的实体。人的高度是以精神的高度度量的，保持精神的高度，才能保持人性的高度。 如果从信仰的精神特性也就是信仰最本质的特性方面去看待信仰，我们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只有在信仰的不严格的意义上，把信仰仅仅理解为信念的层次上，我们才可以称是有信仰的。中国人对神祉的崇拜，不但一直停留在原始的自发状态，与巫术难分难舍，而且始终停留在对物质利益的关切上，没有擢升到精神范畴。 从最早的有文字记录的商周时代起，人们就借助神鬼来达成现实的利益目标。土神（社）和谷神（稷）由于分别主管着与大众生活联系最密切的土地和谷物的情况，受到民众的共同供奉。当然能给自己最大荫庇的还是祖宗的神灵，从天子到百姓，祭祖都是重要仪式，也是最经常的宗教性活动。在周代，“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祭祀和打仗都是国家的头等大事。 祈福在汉语的语境中，既有消灾避害的意思，更有希冀富贵的含义。追求财富和地位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信念。孔子自信地说“不义而富且贵，与我若浮云”，可见在孔子的时代，在比孔子更早更远的时代，人们就普遍把富贵作为人生追求了。孔子也不例外，他不同的是拒绝用非正当的手段获取财富和地位。孔子是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编订“六经”是他总结前人文化遗产的伟大成就，他的言论和思想成为后世的行动指南。作为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者和现实主义者，他只关心现实问题，他不在经验之外谈论什么。那些超越现实的话题，在他看来都属于“怪力乱神”而不予置评。他推崇的是尧舜、周文武这样的古代圣贤和政治英雄。孔子一生关心权力，积极参与政治，知其不可而为之，开启了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 而把目光全部都集中于现实生活，极大地限制了中国人的心智和对智力活动的兴趣。古代知识人的最好理想也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没有更宽广的思想视野，不去关注世界和人生的终极问题。作为一般大众，关心的问题就更专注于实惠，吃饱肚子才是最真实的生活。人生最基本的问题——如何面对人生短暂的苦恼，好象是回避了，但其实是以另一种方式作出了回应，即活在当下的现实主义态度中——因为人生短暂，所以要把握今生。当人的思想中只有此生此世的单一维度时，他就会产生及时享乐的思想，有了地位和财富就可以充分满足享乐的愿望。从此生和实现的角度看，富和贵也许是最重要的人生目标，权力始终是一种极大的诱惑，并滋生出对权力的崇拜。 人的生命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使人们对怪异和超自然的事物怀有很普遍的敬畏之心，并把它们当作寄托希望和战胜恐惧的最后庇护所，这也是各种宗教迷信活动长盛不衰的根源。民众情不自禁地崇拜英雄，他们把他当成超能力的神，从孔圣人到关帝，到当代超级权力英雄，都是顶礼膜拜的对象。 这些神同时也是人，或曾经是人，他们虽被供上神位，但作为人的有限性依然没有消除，通过有限不可能达到无限和永生。他们并不是无所不能的万能之神。他们都是局部之神，只在局部发挥有限的作用，祖宗之神发挥作用的范围就更受限制，仅仅只能为家人提供某些庇护，信奉他们的人都知道，不能依靠他们通向无限的永福之地，于是还需向要别的神灵寻求保佑。多神教使人的心灵在各种不同的神之间游离和漂浮，人的精神依然无所皈依，人的灵魂没有安定下来。正因为如此，多神教只能是宗教的一种不成熟的原始形态。 偶像崇拜正是基督教坚决反对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圣经十诫的第一条诫命。第二条诫命是：“小子们哪，你们要远避偶像。” 所谓偶像崇拜，就是人把自己和自己的力量偶像化，要变为他自己的上帝。这是一种颠倒的信仰，它导致各种纵欲和贪婪之罪。根据基督教义，人的根本的罪是偶像崇拜。上帝统治着一切，主宰着一切，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有罪之身，他并不是从无罪堕落到有罪，而是本来就处于罪中。基督教只承认圣父的权力，人世的任何权柄都是上帝所赐，即使信奉基督教国家的君主，其权力也不过是“上帝陛下的侍女”。 人的权柄本来系上帝所赐，权力不过是一种低级的存在，对权力这种低级存在的崇拜导致人的自我矮化，成为权力的奴隶。对于被崇拜者，它使人把一种暂时的、表面的、非本质的东西当成永久的、核心的、最高的人生价值对待，权欲的暂时满足又促使他追逐更大的权力，欲望无休止的膨胀，直至自己完全无法驾驭。在我们这个时代，见到了太多的官员为了权欲而走向毫无意义的自我毁灭。对于崇拜者，它使人把自己变得势力，趋炎附势，点头折腰。对于社会，它把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都扭曲成依附关系、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人们不是用真理和正义的标准去评判和要求他们的统治者，而代之以“成王败寇”的恶俗逻辑。 基督教的特殊魅力就在于，在它所呈现出来的极其温顺、逆来顺受的外表下，藏着极大的颠覆性力量，就像地壳之下的熔岩蕴藏着可怕的力量，它让人间的最高权力缴械。皇帝和国王虽然掌管着世俗事物的大权，但他也只不过是基督信徒中的平等一员，其权力的获得和继承就需要教会的加冕方才生效，它否认国王有权根据自己的个人意志进行统治，国王的统治只是遵从和执行上帝的法律。教会权力对世俗权力的持久约束力，证明了基督教信条约束世俗统治者的效力。 没有什么比把绝对权力交给天上的神更明智、更安全和更可靠的了，也没有什么比把绝对权力交给人间的神更盲目、更愚蠢、更危险的了。上帝的绝对权力不是通过压迫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爱建立起来的。世俗社会总是有好的统治者和坏的统治者，而上帝的统治却是绝对完美的。基督受难对邪恶是最终的胜利，对世人是爱的最高表达。在基督统治的上帝之城，成员为上帝之爱而结成平等伙伴关系，而尘世之城由纯粹的利益连结在一起，由利益纽带联结起来的社会其成员陷入彼此对立的战争状态，由于有了以爱至上为原则的基督徒世界从中调和，从而使人们更有可能去接近理想的生活方式。 人把全部理想和信仰都放在现实的和物质的利益之上，由此造成的精神匮乏是可想而知的，权势的炙热、物质的丰裕不但不能避免因精神空虚陷入无法摆脱的人生困境，而且加剧了人生的虚无感，《红楼梦》中的《好了歌》简练表达了争权夺利的无益和对人生的无奈： “古今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人没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为了权财，不得不运用各种手段，勾心斗角，费尽心计。这真的就是幸福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各种冲突的实际利益所破坏，联结人们的利益纽带随时会被对立的利益所扰乱和中断。相互猜疑、相互算计、相互损害，是人际关系的常态，这时，只有血缘关系才是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的可靠基础，在家族基础上，形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紧密地包裹自我的便是家族。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立足于自我；儒家所言五种人际关系君臣、父子、夫妻、昆弟、朋友，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儒家施行仁政的具体方法是推己及人，把自我作为施政标准。 利益至上必然导致个人利益至上的绝对利己主义。人们常常抱怨中国社会是一盘散沙。事实上，这个社会历来就被冲突的利益所深深地分裂。 皇帝把整个天下当成自家的财产，官员通过为皇帝服务来实现自己升官发财的梦想，至于升斗小民，就只能各人自扫门前雪。从上至下的利益追逐既没有宗教的约束，更没有制度的约束，利己主义朝向极端化发展。生产商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完全无视消费者的生命和健康利益，父母官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把他们所代表的人民赶向绝境。利益冲突少有调和的余地，最后只有依赖于武力才能解决。西方社会因为宗教纷争屡屡发动战争，中国社会则是为了物质利益不断地同类相残。既然利益至高无上，利益的争夺也以最激烈的形式——武力的形式呈现，家族之间的冲突由小规模的暴力（械斗）解决，官民之间的冲突由大规模的暴力（战争）解决。 我们社会一直流传着一种观点，认为东方重视集体的价值，西方重视个人的价值，坚持集体的价值还是坚持个人的价值就是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所在。对这一误解，人们似乎早已习焉不察。其实，无论是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都是西方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两个分支，更具体地说，是基督教文化的两个分支。基督教把跟随基督、获得上帝的启示真理当成高度个人性的事务，个人主义是一种独立探索真理的态度。集体主义则始终以上帝之城为蓝本，集体成员的平等的伙伴关系是集体价值的重要体现，如果没有爱奠基的集体，是一个冷漠的、被个人利益所支配的集体，一个依靠强制、实行内部剥削的集体，根本就不是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精神基础，社会主义的理想其实就是集体主义的理想，在社会主义先驱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社会主义构想中，社会成员的平等、互助互爱，制度的公平，都是基本特征。 显然，中国既不存在上述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同样也不存在上述意义上的集体主义。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它与西方的集体主义有些许貌似，然而却全然不同，家族主义只是个人利己主义的稍许放大，变成家族利己主义。把中国的家族主义当成集体主义，一如把中国的利己主义当成个人主义，都是对中西文化的简单而错误的类比所致。 中国久远的绵延不断的权力世袭制体现了家族主义的生命力，当代还有人称，把权力交给自己的儿子才是可靠的。家族在中国还有扩大的形式，或者称模拟的形式，有某种集体的外在形式，在古代是社会下层的兄弟结拜入会，进入现代是权力阶层的利益结伙。模拟形式的家族没有血缘特征，但在利益追逐的无原则性和排他性上是相同的。 强权社会比自由社会更喜欢集体的形式，更喜欢有组织性，对组织性、纪律性表现出病态的喜好。但有集体的组织形式并不等于有集体主义。如果真的有所谓集体主义的话，就不会有千千万万孤苦无告的人们年复一年地奔走于毫无希望的上访途中，就不会有血淋淋地强制拆迁，受害者都是集体的一员。湖南的唐慧也是集体的一员。集体主义不过是权力意志的幌子，权力意志以集体主义之名打击异己，强迫服从。 中国把共产主义信仰作为自己的官方信仰，这是否就改变了中国人的信仰？共产主义学说的创始人马克思象他那个时代西方的其他一些哲学家一样，凭着西方在18、19世纪取得的一点科技进步就以为可以单靠理性就能认识世界万物了，宣布“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而尼采更是激进地说“一切要重新评估”，“上帝已死”。但即使在今天，科学发展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让一个西方人信仰上帝的权威不是件很困难的事，但让他们崇拜人间的不完美的权威依然很难，中国却能毫无困难地把一个外国人和他的学说奉为神明，崇拜之至。这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无根基性所致。精神的无根基性使它的人民可以崇拜任何神，人间的和天上的，国内的和国外的，死去的和活着的，它可以是马克思，也可以是列宁，还可以是斯大林。但是一种信仰的传播效果，最终能否被人接受，跟信仰的对象有关，也跟传播信仰的信徒有关。除了上帝代表绝对真理和绝对完美，任何学说都是不完美的，都只有相对的真理性，把它作为绝对完美、绝对真理就会成为谬误。 马克思许诺的天国与基督许诺的天国相比，前者是一个更注重物质的世界，其“按需分配”的原则就揭示共产主义天国降临的前提是物质极大的丰富，它也要求人们的道德水平极大提高，在人人都成为天使之前，由一批特选的天使（先锋队）带领众生砥砺道德。 基督教的天国是主的圣所和得救的义人居住之地，它之所以被信徒们无限向往，是因为在那里能和主一起相处，跟物质生活没有关系。 暴力是人类在进入共产主义人间天国的必由之路，先必须经过阶级大战，然后由胜利的无产阶级进行专政：一个时间上也没有进度表的非常漫长过程。进入神的国却是一条爱的通道，信徒在得救之前，人人都是罪人，他们只有努力充实自己，洗掉自身的罪，才能被主接入天国。 基督教信徒以其艰苦的工作传播基督的福音，争取更多的信徒，扩大基督教的影响。以早期来中国的传教士为例，他们抛家舍业来到异乡他国，除了要克服语言障碍和其他生活上的重重困难，还要面对中国人强烈的排外、仇外情绪和因此带来的危险。在清末，全国不少地方都发生过“教案”，即杀害传教士、纵火焚烧教堂的恶性事件。为了获得当地人的认同，他们积极从事慈善事业，扶危济困，帮助穷人，创办教会医院给民众医治疾病，建立教会学校帮助民众医治愚昧。他们对传教事业的热情，以及他们不图权势，不羡名利，忘我工作，证明自己无愧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 世界的马克思信徒都把获取统治权作为目的，他们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来的国家都没有使人民获得自由，掌权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绝对权力的迷恋暴露了他们的目的不纯，败坏了自身的声誉。马克思的信徒越来越少，最后名只剩下一些既得利益者还在名义上信奉他的学说。 我们每个人都同时处在两个世界中，一个是物质的世界，一个是精神的世界，获得幸福需要保持两个世界的平衡，它们能够相互影响和渗透。精神世界依靠信仰来维持，物质世界则依靠规则来维持。信仰缺失，精神世界就会荒芜，塌陷。精神是物质世界进步的源泉。在一个缺乏精神世界有效平衡的物质化世界里，物质利益成为人们评判外部世界的唯一标准，把一切人的行为动机都纳入到利己主义的考量中，对自己以外的世界进行拒斥，他们只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真理，并认为之外再无真理，于是，反对和痛恨腐败的人，一定是酸葡萄心理作怪，美国打伊拉克、干涉利比亚一定是为了石油。他们从不相信没有牟利动机、仅仅是出于正义、理想和信念的行为。在拒绝以善的心态评价外部世界时，也拒绝了善良本身。每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都需要在物质利益之外确立自己的信念，作为社会的基本共识，也作为社会成员保持起码的相互信任的基础。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缺失，说到底是对政府官员失去信任。身处高位，如果没有与处于高位的灵魂相匹配，不管其外表看上去如何风光，不管如何呼风唤雨，始终掩饰不了狭隘的、空洞的内心，其行为缺乏坚定的信念支撑，犹如大厦缺乏坚实的地基支持，其举止总是缺乏应有的从容、镇定和得体，既做作，又虚假，不是失之张狂，就是失之猥琐。 精神世界依靠信仰来维持，物质世界则依靠规则来维持，当两者都良性同时存在，不可缺失的文明秩序就出现，人类的文明就完美展现 ，人类社会就真正呈现出符合人性的正常性发展。 所以，我们必须找到一种信仰，为精神找到一片安顿之地，使自己的精神寄托于此，扎根于此。偶像崇拜在现代社会行不通。信仰必须与人们共同的生活期盼相和终极关怀一致。基督教思想中的平等和博爱是生活的普世真理，这也是基督教得以在世界广泛传播的基础。上帝的观念其实是真理的观念。即便如此，在一个科学为王的世界里，上帝的观念受到的挑战是不可能置之不理的。除了上帝，还有别的信念能够成为人类的信仰吗？这就是自由。自从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被确定以来，自由实际上就成为比宗教信仰更高的信仰。宗教信仰自由的含义是人们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惟有自由是不能否定的。自由比其他目标有更高的价值，自由从来都是人类追求其他目标的前提条件，理想社会就是人们能够自由追求生活的幸福和自由追求真理。人类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都是自由创造的成果。自由还包含了人类另一个永久性的价值目标：平等。没有平等的自由是不可想象的；没有自由的平等只能是另一种形式的奴役，被平等即被奴役。每个人平等的自由受到尊重，社会的正义就得到了保障。 《圣经》是基督教世界的宪章，自由就是世俗世界的宪章，在上帝面前的人人平等，转换为在法律面前享受自由而平等的权利。 自由不是西方人的专利，就如奴役不是东方人的专利，热爱自由就是热爱人类。自己的自由只有当与其他人的自由获得同等尊重时才可能实现，个人自由与普遍自由不可分割。牺牲绝大多数人的自由满足极少数人获得不受约束的自由其实只是放纵，与自由无关。它是一条灵魂毁灭之路。一个真正热爱自由的人，都必须超越自身的自由去关心他人的自由，在自我利益之外关心普遍利益。这正是只关心世俗实惠的民族非常缺乏的精神。 在重庆“打黑”的内幕完全暴露于天下后，所谓“薄王新政”的拥护者依然不乏其人，尤以重庆当地民众为多，理由是薄、王让多数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使社会治安有了明显好转，至于其践踏法律的种种罪行，如任意关押公民、大量使用刑讯逼供、捏造事实罗织罪名，则事不关己。对他人权利和自由的漠视，不只是中国官场的特性，也同样是中国民众的一般特性。 但是更深刻的改变也已经开始，中国人最近30年最大的精神变化是对偶像的怀疑渐成趋势，越来越多的人有了对普遍自由的认识。我完全同意我的朋友的意见： 中国人目前最迫切的需要还不是精神解放，而是精神有所皈依。对自由的皈依使精神有了根基，精神解放才有了起点。当人们的精神还没有扎根于自由的土壤之中时，无论怎样提倡思想解放，都只能带来一些表面的热闹，甚至可能连表面的热闹也没有。

文：林炎平​150年前的今天，一个国家诞生了。这个国家的诞生是如此的平和：咱们一起成立一个国家吧！没有战争，没有伤亡，没有刀枪，只有辩论和商谈，只有语言和笔墨。就这样，一个政权就建立了，一个国家就诞生了。这个国家，就是加拿大。这个国家的名字甚至没有任何前缀或后缀，她不是大不列颠加拿大，不是加拿大王国，也不是加拿大共和国，更不是加拿大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她的名字就是——“加拿大”。加拿大也许可以比作大不列颠的孩子。150年前的今天，他就像是一个长大了的懂事讲理的孩子，对自己的父母说：“我长大了，让我自立门户吧。”作为父母的大不列颠王国是一个饱经沧桑的慈祥长辈：“那你去吧，别忘了长辈。”于是这事情就办成了。没有人被指责为分裂分子，也没有人成为侵略者。当然，大不列颠也不总是这么慈祥。你看隔壁那个叫美利坚的兄弟，在加拿大自立门户前100年就和不列颠闹得很不痛快。不列颠大骂其不肖子孙，但是无可奈何。加拿大就是这样一个建立在公民的自由意志上的国家，这个自由意志，既是个人的，也是整体的。而这种对自由的崇尚，同时是加拿大的价值，也是大不列颠的价值。这是她们立世的共同基石。而这个基石的源头，我们将在文章最后重提。正是这个基石，使得加拿大和不列颠能够以平和的态度和理性的方式分道扬镳，又能共续友情，可望殊途同归。当然，也正是这个基石，使得美利坚和不列颠在剑拔弩张同室操戈之后，重新结为最亲密的盟友，成为世界秩序的倡导者和维护者。自由！这是这些国家共同的价值观。正是由于这个共同的价值，使得散落在世界不同经纬度的国家亲密无间。比如，和加拿大比邻的美国，以及和加拿大美国几乎球面旋转对称的在南半球和东半球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她们正是在这个共同的价值上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如果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同出于大不列颠才惺惺相惜，那么，整个西欧、日本、韩国、新加坡就彻底说明了价值观如何决定了谁是同路人与何为目的地。如果价值观相左，即便是同族，也形同陌路。回顾二战后被铁幕隔开的东欧和西欧，看看南韩和北韩，就理解这个道理。寻祖追宗、鲜血凝成、诅咒发誓、山水相连，都是靠不住的，唯有共同的价值观才是可靠的。“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不知道这句震耳欲聋的不无叛逆的警句最初出自谁，但是这并不重要。世界上有很多自由的国度，一个人不可能把她们都称作祖国。但是，如果祖国可以被选择，那么自由一定是一个必要条件。“God keep our land, glorious and free.”加拿大国歌如是说，表述了加拿大最重要的价值——自由。当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人选择加拿大作为他们的国家，亦即他们后代的祖国时，他们未必忘记自己和先辈从哪里来，但显然他们更加关心自己和后代向何处去。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想起一首歌曲，“唱吧，让我们唱一首新歌，歌唱这片土地、希望和梦想……这片土地属于明天，明天的时光属于你”这首新歌，就是加拿大；这片土地，就是你的梦想；明天，属于你。不管你曾经有多少旧歌，为了明天，让我们共同唱响这支新歌。加拿大，是我们后代的祖国，如果你还不能把她称作祖国的话。点击此处欣赏song for canadaSing! Sing a new song,Sing loud and strong,Sing of this land of our hopes and our dreams.Rich harmonies of races and creedsJoin in the chorus from sea unto sea:Where the whale's ancient lullabyMeets the song of the wind in the whispering pines,All our voices come together, always singing,"Land of tomorrow, your time has come."自由，是的。但是自由的边界何在？今天，并非所有人都在庆祝加拿大的诞辰，不少印第安人甚至把今天当作他们的“国殇”。这不无道理。如果欧洲移民不进入北美，这里将是印第安人的土地。那么，欧洲殖民的历史到底是文明的拓展还是野蛮的侵略？这是一个没有悬念的问题，但也是一个在今天这样的政治正确主导的禁忌中无法大声回答的问题。自由，绝非没有代价。文明，并不会自然弘扬。如果欧洲移民不进入这个国家，那么这块土地上将是印第安土著的领地，加拿大也不会存在，我们这些新移民也不会来这里。如果我们为加拿大自豪，那么我们必须为殖民正名。正是欧洲文明的扩张和欧洲的殖民使得加拿大的存在成为现实。如果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殖民，那么我们必须反对加拿大的存在。我和McGill大学的一位教授就殖民问题进行辩论，其是坚决反对殖民主义的。我打开世界地图，标出文明的国度……一种文明，以这样的方式，扩张到全世界。她带来的福祉，她裹挟的悲剧，她的伟大，她的卑微，她的仁慈，她的残忍，她的成就，她的失败……我们作为后人，可以随意按照我们选择的视角给予评论。但是，请切记，正是这样的文明，才是我们不远万里，背井离乡，飘洋过海，义无反顾地来到加拿大的理由。当然，自由确实是有边界的。我们不可能容忍旨在消灭自由的自由。我们看到了那些残忍的恐怖主义者和北朝鲜的国家恐怖主义。它们的失败是必然，但是我们对野蛮的容忍却是我们更长久的敌人。在野蛮的和文明的决斗中，我们到底有多大的胜算？回顾历史，在文明和野蛮的较量中，胜出者不总是文明。野蛮有各式各样，不管是宗教的还是非宗教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仇视自由。自由思想和自由竞争，是他们最恐惧的敌人。文明并非完美无缺，也并非没有过错，她可以有缺点，她可以犯错误，但是，你坚信，她就是你的未来。不管你如何抱怨，不管你如何恐惧，给你一个机会，你就可以为她义无反顾背井离乡。这就是文明的魅力。在这个国度，你可以凭借你自己的能力，追逐自己的梦想；在这个国度，你即便一败涂地，依然可以过得有尊严；在这个国度，你即便有过失，也可以得到一个公正的法庭审判；在这个国度，你即便在陌生之处，人们也不会形同陌路；在这个国度，你不会由于贫穷而被医院拒之门外；在这个国度，你永远可以站着争辩，而绝不必跪着申冤……理由无比简单：这里有自由，和捍卫自由的一系列规则。但是，自由是有代价的，那些不想付出代价的人是不配享有自由的。公元前431年，雅典的一位杰出政治家在他的流芳百世的演讲【1】中这样阐述：“只有自由，才能幸福；只有勇敢，才能自由！”2448年过去了，这个曾经在雅典上空震耳欲聋的宣言并不曾消逝，它掠过地中海、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它横扫欧亚美非大陆。它激起的共鸣和回声，历经久远的时间，跨越广漠的空间，依旧回响在这个星球的上空。勇敢的民族，终将获得自由。自由的国度，公民才有幸福。为了这个理由，我们祝福：加拿大万岁！自由万岁！注【1】古希腊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讲演。本博文章《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十二）》对该演讲有详细的分析和解读，可参考阅读。

​文：林炎平第十一章  拷问古希腊——当代的自责   我们从来不乏拷问久远过去和遥远他乡的“勇气”，但是我们真的敢于拷问自己的时代和脚下的故乡吗？  ——作者 人类真的在数千年前曾经有过一个我们今天都难以企及的文明吗？随着叹惜和感慨，我们承认：是的，这就是古希腊。她创立了科学体系，诞生了民主制度，她孕育的竞争精神、思辨精神、批判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是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基础和准则。 但古希腊并非天堂，亦非完美无缺。让我们把古希腊请出来细细拷问，因为我们不想让此时此地输给遥远的他乡和过去。 古希腊有奴隶的存在是其不完美的重要特征。在古希腊，奴隶没有公民的权利。任何一个将人划分成不平等阶层的社会都不能被称作完美的社会。因此，古希腊是不完美的。不过，古希腊奴隶的生活条件并不像国人想象的那样悲惨。国人曾刻意把久远的过去和遥远的他乡描绘成人间炼狱，以便让此时此地的现实显得容易忍受。但是随着深入了解古希腊奴隶生活状况，我不禁额头渗出冷汗：绝非由于古希腊奴隶境况之悲惨，而是相比之下我的经历更加不堪。 古希腊的奴隶有两种，一种是为家庭服务的奴隶：当一个家庭接受奴隶的时候，必须举行一种仪式，比如把干果甜品洒到新来的奴隶头上和身上，此形式和一个家庭领养孩子是一样的。此后，此奴隶就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奴隶死后也葬在这个家庭的墓地里。另一种是为社会服务的奴隶：他们的工作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社会领域，也包括了经商和金融。 奴隶经营生意的利润在理论上都属于他所服务的对象，但实际上作为主人的总是把利润的一部分给奴隶。所以才有了奴隶在经济上非常成功的例子，比如前面章节中徳摩斯梯尼讲述的那两个奴隶，他们在银行工作，后来不仅成为富翁，还成为了公民。回想我当初在太行山那“人不如驴”的亲身经历，绝无底气对古希腊的奴隶居高临下。 和奴隶问题相当的还有古希腊的妇女问题。细心的读者应该注意到在本书的附录《伯里克利在殉国将士葬礼上的讲演》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也应该对那些今后成为寡妇的人讲一些妇道美德。我只说简短的忠告。你们最大的光荣是不要让自己表现得比自然赋予你们的更弱，并且，不要让男人以任何理由议论你们，无论是由于好还是坏。” 正如伯里克利精辟地论述了雅典的民主制度，他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古希腊社会对妇女的偏见。古希腊社会的妇女社会地位低于男子，她们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因此，在古希腊的民主中，没有妇女的直接的参与。这绝非一个完美的社会应该有的现象。 但是古希腊的妇女不必裹脚，不必成为男人的殉葬，不必遭受即便近代妇女也难以避免的虐待。妇女可以不从命于丈夫，可以拒绝和丈夫做爱，显然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并不比男人低多少。古希腊社会有钱人家妇女的活动范围通常限于家中，而家境比较差的和奴隶阶层的妇女却为了谋生而抛头露面于社会。不管社会地位如何，妇女都有自己经常的社交和聚会，也可以理所当然地到剧场和男人一样看演出，参加庄严的聚会和仪式。 即便在近代妇女地位得到了很大改善的西方，其政治权利也来得相当晚。不少欧洲国家的妇女到20世纪后才得到了选举和被选举权。而西方以外的很多国家，妇女至今的境况绝不乐观。 由于奴隶和妇女的问题，古希腊的民主权利就并非人人拥有，而仅属于成年的男性公民。即便如此，也很难说古希腊的民主就不如今天的民主。现在民主国家的议会由议员组成，他们代表了各自选区的公民，而古希腊的议会（公民大会）由全体公民组成，他们肯定也兼顾了那些不能投票的家庭成员的利益，所以公民大会中的公民类似于现在议会中的议员。在结构上和制度上，现代民主更加精细，也更加完整，但是古希腊的公民大会比现在任何形式的代表大会制度都更直接地体现了选民的意愿，古希腊公民的参政比今天任何国家的公民都更认真和更具责任心。 我们还可以指责古希腊人有“种族歧视”，理由是他们经常把其它民族说成是“野蛮人”。这显然可以构成今天我们定义的“种族歧视”。 古希腊人确实把自己和所谓的“野蛮人”区别开来，但是在古希腊人眼里，所谓“野蛮人”并非是智力的问题，而是人品的问题。因此很难说古希腊人有种族歧视，也许有文化歧视的嫌疑，但是绝非种族歧视。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在《波斯人》中这样定义了“野蛮人”：他们追求奢侈；不约束自己的感情和行为；俯首让独裁者统治。对于古希腊人来说，这三条是构成“野蛮人”的最根本的特征，至于民族背景，却并不重要。 和古希腊时代的哲学、科学、艺术、文学的完美相比，古希腊时代的法律显得稚嫩和逊色。后来的罗马人在法律上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的传统，这是罗马人超越古希腊人的唯一领域。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古希腊在法律上的持续进步。人类历史上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做法：一人犯法，全家治罪，甚至一人犯法，株连九族，古中国也不例外。而古希腊在荷马史诗时代就已经开始废除连坐治罪。 德拉古（Draco，公元前7世纪）（图18-1）是古希腊雅典的立法者。当时法律之严厉，令后世的西方从德拉古的名字派生出一个形容词Draconian以形容严酷，这想必出自后世的角度。但也正是这个德拉古用准确的文字将宪法和法律公之于众，并细化了罪行的分类（比如故意杀人和过失杀人），他也彻底废除了连带治罪，从此仅仅罪犯本人被惩治，而其家人朋友不受牵连。图18-1  德拉古（Draco） 古希腊也有酷刑。有一种酷刑是用桎梏固定犯人的手足和头部，然后弃之不管，直至饿毙。今天看来很残忍，但这和其它民族的酷刑相比，则仁慈了很多。在华夏历史上，炮烙、车裂、凌迟等等，不胜枚举。相比之下，这类似于绝食而死的酷刑就相形见绌了。研究也表明古希腊死刑中可能包括把犯人钉死在十字架和砍头，而类似阉割这样旨在消灭人尊严的酷刑，从未在古希腊出现过，而是东方的发明，包括波斯和古代中国。 我觉得古希腊雅典最不能被原谅的错误是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苏格拉底的定罪过程非常复杂，但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和由于什么环境和背景，这都足以指明雅典的法律缺陷和民主制度存在的问题。苏格拉底面对指控的答辩词显示了他仍然有权利和机会申诉自己的观点，他当时也可以选择流亡而免予死刑，但是高贵的苏格拉底拒绝选择流亡。 苏格拉底的罪名是用异端邪说教坏了年轻人，但是这个罪名实际上在法庭上也是不能成立的。当时的雅典对异端邪说的宽容程度从对阿里斯托芬的讽刺喜剧的普遍被接受和欢迎中可见一斑。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彩》是一个典型，其剧情是这样的： 一对父子，由于生活方式不对，欠下了一屁股债。于是商量如何应对，此时父亲听说在雅典有一个学校，专门教授知识给“聪明的笨蛋”，据说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那里找到解决的办法。在父亲的建议下，儿子去了那里学习。学的东西不着边际，但是很新颖。他了解到，真正对人类生活起作用的不是人，也不是神，而是天上的云彩。并且，一切权威都可以蔑视。正讲授着，雅典最聪明的哲人苏格拉底坐着箩筐由别人抬进来了。学问到手，儿子就回家了，但是还债还是无从谈起，父亲质问他为什么没有学到办法，儿子想到了蔑视一切权威的教导，于是推论，既然所有的权威都可以蔑视，那么父亲也不例外，于是他就把父亲捆了起来，痛打一顿，赶了出去。但是债务问题依然如故。 从这个令人捧腹的的剧目可以看到，在民主的雅典，言论自由，苏格拉底由于名声远扬，所以也就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要想蛊惑人心也实在不容易，树大招风倒是很有可能。苏格拉底自称牛虻，意为用刺痛的方式教育民众。由此看来，雅典人并非圣贤，还是有被激怒的时候。雅典容忍了阿里斯托芬的辛辣讽刺，但是雅典人还是证明了他们不是圣贤。又有谁是圣贤呢？连古希腊人所创造的诸神也非圣贤。 我们需要把古希腊理想化为完美无缺吗？著名研究古希腊文明的学者Robert Flaceliere这样说雅典人：“他们的伟大远远超过了他们的不足，以至于根本没有必要来粉饰和理想化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确实，雅典人不公正地置苏格拉底于死地，但是，苏格拉底自己也是雅典人，作为人来说，世上还有比苏格拉底更伟大的吗？”【1】 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是民主的典范，但是强大的雅典也奉行了霸权主义和对海外的扩张。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图18-2）更是霸权的典型。如果说亚历山大对于波斯的一些过激做法还情有可原，那么他对于古希腊城邦、诗人品达故乡的底比斯（Thebes）的杀戮就绝难被原谅。不管亚历山大的文治武功对于传播古希腊文明起了多大的作用，这一罪行必定是亚历山大乃至古希腊的污点，被人诟病千年也咎由自取。 图18-2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但是亚历山大在东征中普遍开明的做法使得其大军沿途得到了很多民众的支持。毕竟是波斯首先在亚历山大之前侵略了古希腊，因此亚历山大的东征更像是解放者，尤其是对被波斯占领的爱奥尼亚地区的古希腊城邦来说。亚历山大善待了被打败的波斯国王大流士的妻女家人，也善待了波斯民众和军人。而他的扩张所随之带去的文明使得他的远征不仅仅是征服，随军东进的自然哲学家不仅带回各种动植物进行研究，而且也带去了古希腊文化。而他所创建的以他名字命名的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随后超越了雅典成为希腊世界的学术中心。在他英年早逝后兴起的希腊化时期，是人类在古希腊古典时代后最重要的文明时期。 至于雅典的霸权和扩张也许是人类历史中过程和结果都是最文明的霸权和扩张了。如果后世的霸权都如雅典，也许人类历史就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了。­­­­ 今人还可以指责古希腊的有，古希腊的科学不注重应用，因此没有给古希腊带来本应更加广泛的技术应用和生产力的提高。但是，科学是否一定要以实际应用来衡量其价值？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争论。科学的力量通常要经过很久的沉淀才可以显现，而古希腊人有这个耐心，因为他们不急功近利。这恐怕难以说成是古希腊的弱点。相反，古希腊科学的非功利特征和古希腊文明的从容不迫也许正是现代人类文明需要回归的本源。 科学进入近代给人类带来的不仅是福祉，也有灾祸。正是科学，使得核能的利用成为可能，一方面，作为能源造福人类，而另一方面，作为武器威胁人类。科学，带领人类告别蒙昧，又让人类面临更大威胁；治愈了许多可怕的绝症，但又制造出众多人为的灾难；赋予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但又让人类的任何错误都变得不可宽恕：一场由棍棒做武器的战争，即便竭尽全力也伤亡有限，但是一场核战争，一个错误就可能摧毁人类文明。科学就是这样一柄双刃剑，在帮助人类所向披靡的同时，也让人类面临利刃的威胁。当人类庆幸越来越远离洪荒的时候，却陡然发现，终极的灾难是如此近在咫尺。难道我们数千年为了远离洪荒的艰难跋涉终究会变成走向毁灭的不归之路吗？ 人类也许必须责怪德谟克里特和古希腊，如果不是他的原子学说和古希腊的科学精神，世界不会认识核能，于是也不会有核武器，不会饱受核威胁。但我们能如此责怪德谟克里特吗？如前所述，古希腊人其实并不急于把知识转变为改造世界的生产力，这是一个从现代角度来看的缺陷，但也是一个人类久违了的美德。如果现代社会也如同古希腊那样不急功近利，那样从容不迫，那么我们的科学应用就会审慎得多，于是未必就会有这么多的副作用。 我本想写出古希腊的不足之处，从而说明古希腊并非一个完美的社会，以此显得公允，也使得具有东方背景的我，心态可以更加平衡一些。在为此绞尽脑汁搜肠刮肚之中，逐渐意识到我在做一件极不公平的事情：我在用当代世界最好和最辉煌的成就做标尺来衡量古希腊的不足。但这以今人的标准和眼光审视古希腊的不足之拷问，最终仍然演变成了对我自己和当代世界的拷问。诚然，必须要用今天的社会和准则来搜刮古希腊的不完美，这本身就是对古希腊的褒奖。 在迄今不可思议的物质成就下，当代人可能忘乎所以起来。当顿然意识到所有这些物质成就都来自于科学技术，而科学正源于古希腊时，我们所有的高傲立即代之以卑谦。数千年过去了，如果除去技术进步带来的生活便利，当代世界少有资本可夸耀自己优于古希腊。可以不夸张地断言：我们所有的成就都是在古希腊的框架中取得的，而所有的麻烦，都是背离了古希腊原则的结果。 和古希腊相比，现代社会少了一些理性，多了一些功利；少了一些超脱，多了一些现实；少了一些崇高，多了一些世俗。比起古希腊来，当今社会的问题更多、更严重。古希腊不会信奉一个被称作完美的权威，让人类世世代代为了祖先曾经偷吃的一个苹果而承担沉重的罪责，比如宗教所教导的；古希腊不会为虐待妇女制造理论上的依据，比如一些民众所笃信的；古希腊更不曾把公民当作自己权势的垫脚石和可以随意牺牲的数字，比如所有的近代独裁者所奉行的。古希腊，不曾有过被迫或从被迫演变成自觉行动的蒙面隐形的妇女，不曾有过从未见过选票更不知选举为何事的所谓“公民”。 当我用同样的标准来审视现代社会时，骤然发现，把我们指责古希腊的不完美之处放大百倍，就是人类社会今天需要解决的问题。难道这些现代的困难和尴尬不正是背离了古希腊精神的缘故吗？如果我们今天在物质文明中仍然保有了古希腊的竞争精神、思辨精神、批判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我们便不必有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今天可以把科学和民主作为真正的理想和行动准则，就不必有如此困境。 这正是在我，作为当代人拷问古希腊时，来自内心的自责，对此我愕然和语塞，因此我额头沁出冷汗，身上汗流浃背。面对这数千年前的伟大精神文明，我们应该不再将其尚不完美之处作为自我骄傲的理由和自我辩护的借口。在这个伟大文明面前，我们每次试图作为仲裁的努力，都会以更像被告而告终。我们不必追究古希腊社会是否完美，因为古希腊精神已经足够让我们自叹弗如。 于是，我将中止对古希腊的拷问，而转向我们自己的时代和社会，也许，这才是需要我们真正拷问的。 但是，我们有这样的勇气吗？我们从来不乏拷问久远过去和遥远他乡的“勇气”，但是我们真的敢于拷问当今的时代和脚下的故乡吗？【1】R. Flaceliere，Daily Life in Greece at the Time of Pericles，London，Phoenix Press，2002年，第278页（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

文：林炎平第九章  现代的危机——和再次“文艺复兴”（下） 20世纪西方政治的一系列错误绝非偶然。在这些错误后面，是民主社会中两个最不民主的因素，即媒体和资本的作祟。这就是要在这里讨论到的两个现代西方社会最严重的问题——媒体和资本。 媒体和资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前面的章节所分析的，今天的资本是昨天的劳动力，而今天的劳动力就是明天的资本。正因如此，控制了媒体就相当于左右了今天劳动力，而控制了资本则掌握了昨天的劳动力和今天的生产资料；于是，控制了媒体和资本就等于控制了今天和明天的生产资料以及昨天和今天的劳动力。 在西方，唯有媒体和资本基本上不受民主直接约束。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想方设法竭尽全力对这两者进行投资和控制的原因。作为私有财产的资本和作为私营公司的媒体，都可以借自由的名义不受任何监管。在西方受到监管的是公共设施和政权，由于他们是民选的，他们必须受到监管。于是媒体就当仁不让地参与“承担”了监管的“任务”。但是媒体自己又由谁来监督呢？没有！资本也同样不受监督。媒体和资本以它们不是物化的产品为理由，逃避了质量监管；又以其不是权利机构为理由，逃避了政治监管。 当然，如果在一个健康和正常的竞争环境中，媒体和资本可以受到了竞争的约束。但是问题是，由于一些利益集团对于媒体和资本的控制，导致在这两个领域中，竞争机制已经不完全成立了，甚至完全不成立了。 比如，一些不同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实际上属于同一家公司，而即便那些属于不同公司的媒体由于它们所属的股东沆瀣一气，也失去了竞争的环境，于是媒体的公正就失去了保证。 1991年的洛杉矶骚乱完全是媒体的不公正报道一手导致的，媒体片面报导了洛杉矶警察对一个黑人（Rodney King）过度使用武力，因此导致了民众的抗议。但是关于此事件的报导是极其不公正的，媒体没有报导这个人在被警察制服以前是如何酒后驾车，拘捕，并且和警察对着干的，也不说明此人是一个罪犯，尚在服刑期间，却利用假释的机会继续犯罪。相反，媒体一味掐头去尾仅仅显示警察采取的制服罪犯的行动，而罪犯的犯罪事实却被删去。面对自己引起的洛杉矶骚乱，那些主流媒体还要把自己打扮成公正的英雄。其实，在一些问题上，美国的媒体通常采取非常不公正的立场。他们很大程度上极不公正地把警察描绘成种族主义者，而把罪犯描写成警察暴力的受害者。 媒体的偏见是显而易见的，北美媒体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责难很难说得上公正。我通常对宗教持有温和的批判态度，但是我觉得批判应该是公正的，而北美媒体对于基督教持有的显然不公正的态度使得我不得不同情基督教。媒体的势力非同小可，他们面对明显多数的信仰基督教的人们，仍然可以在舆论上营造出轰轰烈烈。 北美的媒体基本上是由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控制的，由于民主制度，他们不得不使得自己看起来不偏不倚，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并非如此。所以，当你越来越了解美国媒体和他们背后的操纵者，就越来越怀疑它们在一些特殊问题上的动机和公正性。它们真正忠于的，并非美国人民或西方人民，亦非西方利益和西方价值，而是一小群特殊利益集团和他们的利益。 美国的媒体喜欢把自己打扮成监督政府的有力武器，但它们既不代表公民也不接受来自公民的监督。媒体实际上置于民主制度之外，置于公民之上。没有人可以通过民主程序来决定一个媒体应该如何行为，也不能罢免或者选举媒体的管理者。主流媒体不受任何党派的控制，但是它们的确受到了媒体大亨的控制。于是它们的“监督”作用完全可能是偏见的。 作为媒体的重要部分的娱乐领域，好莱坞对历史的歪曲和偏见更是显而易见。当然在好莱坞里也有不同的声音，但是其在好莱坞难以生存也难以成为主流。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位好莱坞著名导演制作了一部影片《耶稣的激情》（The Passion of Christ），这部并不过分的影片招来了犹太人组织和媒体的责难。我本人并不喜欢这部影片，但是我不觉得这部影片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仅仅由于影片按照圣经描述了耶稣受难中犹太人的负面作用，所有的犹太组织和媒体对影片进行了不公正的报导和责难。但是，好莱坞的年复一年连篇累牍的对于德国人进行整体的污蔑，却得到了好莱坞本身和媒体的赞扬。斯皮尔伯格（Spielberg）用摄影机进行的对于历史的歪曲得到了好莱坞和媒体的一致喝彩，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伙的。 千万不要到好莱坞的影片中挖掘真理，那些我曾经以为反映了历史真实的好莱坞电影，实际上多是用谎言堆砌起来的，如果他们没有彻底歪曲了历史，那么他们也刻意隐瞒了历史。 这些媒体和特殊利益集团不仅仅把他们自己塑造成权威的化身，而且还竭尽全力企图封堵不同的声音。 尤斯塔斯·穆林斯（Eustace Mullins）写了一本书“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美联储的秘密》）【1】，用他的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严厉的批判。我本来对于这本书一无所知，是由于一个不可思议的事件而决心买来一读的。事情是这样的，我在蒙特利尔报纸上看到了犹太人组织破坏一位作家在蒙特利尔和多伦多的讲演，理由是这位作家写过反犹太的书。这个作家就是Mullins，他们说的书就包括《美联储的秘密》。我很震惊，在加拿大这样的民主国家，居然有一些利益集团可以用这样卑劣手段封堵他人的话语权。我因此决心一读此书，结果发现，书中并没有什么偏见，只是对美联储的形成和作用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书中确实批判了一些人，但总不能由于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犹太人而不许批判吧？退一万步说，就是对犹太人批判，那么又有什么呢？难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可以由于他们的民族背景而不被质疑或批判的吗？ 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害怕民众对他们的质疑和批判，于是就在言论上进行控制。不少冠以“反歧视，求公平”宗旨的组织实际上的行为和目的恰恰背道而驰，比如Anti Deformation League，Simon Wiesenthal Center，B’nai Brith 等组织，一开始我还真的以为他们是什么民权组织，结果都是犹太极端分子背景的，他们的宗旨实际上就是制止他人对于犹太极端势力的批评。本来在西方批评是一种极正常的民主手段，但是他们却把这样的民主手段描绘成煽动“仇恨”。破坏Mullins的讲演就是B’nai Brith牵头行动的，他们以民权组织的名义从政府得到了经费，用纳税人的钱为他们自己的私利服务，破坏西方的民主政治，在西方有识之士中引起极大的愤慨，在西方普通民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 好莱坞和媒体的背景基本相同。好莱坞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推出一些“大片”来把德国描写成恶魔，但是好莱坞从来都没有出过甚至一部片子描写苏联的恶行。他们似乎对苏联的恶劣的人权记录视而不见。原因很简单，好莱坞的大亨们代表的小集团利益和整个人类文明的价值大相径庭。好莱坞的大亨们既忽视乌克兰饥荒、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等等苏联对东欧人民犯下的罪行，也看不到《古拉格群岛》揭示的铁幕后面苏联对自己公民的暴行。《古拉格群岛》在西方人民中享有盛誉，其作者还得到了诺贝尔奖，但是好莱坞却选择了不予理睬。好莱坞的斯皮尔伯格们可以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地“艺术”地描写德国的暴行，但是他们绝无兴趣把任何以上的历史事实搬上银幕。 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在其统治的短短数年间就杀死了1/5的自己的人民，这样的滔天罪行就在眼前，但是好莱坞的大亨们，却只字不提，从来没有制作过一部有关红色高棉罪行的影片。人们绝不能指望斯皮尔伯格会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拍摄苏联和红色高棉罪行的影片。 这些好莱坞和媒体的大亨们，对于带给人类更大灾难的一些历史事件讳莫如深，对于要建立以上受害者的纪念设施居然如丧考妣。他们连篇累牍甚至添油加醋自己的辛酸往事，轻描淡写甚至只字不提别人的苦难经历。这样的截然不同的对待历史只能说明那些大亨们只是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走狗，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正义也没有历史，有的只是利益和特权。于是，他们所艺术描绘的历史故事的真实性，也大可怀疑。 他们如此的不公大行其道的同时，自然是他人的权利被损害。英国一位历史学家David Irving由于对于二战中一些事件的看法不同而被以所谓的“否认大屠杀”罪被判3年监禁，而且他不是唯一的由于对历史事件的见解而被囚禁的人。在以自由和民主为宗旨的西方社会里，居然会有人由于不同的政治见解而被定罪和坐牢，简直难以想象！这是现代西方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在西方，你可以质疑上帝，可以批判圣经，可以痛斥总统，指责政府，但是你不能质疑一个称作“大屠杀”（Holocaust）的历史事件。奇怪的是，对任何别的民族的大屠杀都可以质疑，苏联对于自己公民和东欧的人民进行的屠杀可以质疑，日寇在亚洲的暴行也可以质疑，但是对于二战中犹太人的“大屠杀”事件却不能质疑。这让西方蒙受了政治上的巨大损失。西方在二战的欧洲战场上中输掉了物质，而且也输掉了精神。 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不允许质疑的必定是不能自洽的。只有那些禁不起质疑的理论，才需要用法律或者武力来封堵质疑。剥夺人们陈述观点和表达思想的权力，是一种愚不可及的做法，是让西方丢尽道德原则和丧失道德底线的愚蠢行为。 就在有人为质疑历史事件的描述而坐牢的同时，一个同样在二战中犯下了屠杀和残害平民罪行的罪犯Solomon Morel却可以逍遥在法律之外。此人在二战结束后在苏联占领的波兰建立了一个集中营，把所有他可以找到的德国族裔的人囚禁在集中营里，这些囚犯都是没有参与战争的平民。他对于他囚禁的德国人进行惨无人道的残害，其残忍使历史学家不得不说“对比Morel所经营的集中营，德国纳粹的集中营就像是夏令营了。”这个罪犯现在躲在以色列，逍遥于法律之外。犹太人组织和以色列还嘲笑波兰试图引渡这个罪犯回波兰接受法律制裁的努力，“居然你波兰还有权利想惩罚犹太人”，意思是，你波兰算老几。以色列仗着美国的支持，俨然这个世界上他们不受法律约束和正义惩罚。 对于这个罪犯，通常大声疾呼严惩二战战犯的Anti Deformation League，Simon Wiesenthal Center，B’nai Brith却视而不见、沉默无语。那份“矜持”，对比他们通常的凶神恶煞、气急败坏，充分说明了这些所谓的“人权组织”只寻求个别利益集团的利益，绝非为了普适的人权。他们的所作所为的目的只是要把历史事件打扮成他们希望的样子，为他们今天的利益服务。 在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的主流媒体采取了非常不公正的态度，几乎一边倒支持奥巴马（Obama），有意忽视奥巴马的一些问题，而穷追猛打迈凯恩（McCain）阵营的问题。如此偏袒，实在不忍目睹。CNN一开始还对其偏见羞羞答答、遮遮掩掩，但是到了竞选后期整个赤膊上阵了，简直就成了奥巴马的竞选班子的一部分。这些媒体试图把自己的政治主张通过他们把持的系统灌输到民众之中，这和新闻公正的原则背道而驰，其所作所为严重地降低了美国媒体的可信度。 现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独立媒体已经很少了，很多不同名字的报纸实际上都被控制在同一家传媒公司，而整个传媒界都在几个媒体寡头的控制之下。媒体的公正性正在受到严重的影响。这些媒体的权利和影响巨大，而且它们想如何解释事情就如何解释事情，想批评谁就批评谁，想袒护谁就袒护谁。由于媒体的私营性质，其权力既不来自于人民，也不受监督于民主的机构；由于媒体的被垄断，他们的行为也不受限制于竞争。 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20世纪后，人口问题是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但是对于这个问题，很多深入的讨论都被禁止了。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一位教授曾经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一些严肃的关于人口数量和质量的讨论，结果被冠以种族主义而打入冷宫。当时其所在的安大略省的省长振振有词：“我们不要坏科学。”言下之意就是一旦被扣上来“坏科学”的帽子，就只能被禁止了。这是对人类进步的双重反动，一方面任凭影响人类前途的人口问题恶化，另一方面破坏了科学得以生存的思想和言论自由。 现在我们可以来讨论资本了。和以上已经阐述到的艺术、政治和媒体相比，资本既不属于经济基础也不属于上层建筑。资本是经济和政治之间的介质，资本同时具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意义。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资本还不仅是金钱，而是管理和金钱的混合体。 如果资本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那么即使是民主社会，对资本的行为也无能为力。一旦极少数人拥有极大的资本，那么实际上这些人就已经操纵了金融。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资本流向任何他们希望的地方，资本的到来会带来经济繁荣，而资本的离去会引起经济萧条。由于资本的操纵者拥有支配手中资本的绝对自由，于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资本将成为一股巨大的不受民主制度管辖的力量。 正如我们在科学和民主一章中论述的那样，资本作为昨天的劳动力具有的力量甚至比今天的劳动力还要巨大。今天的劳动力具有独立的思想，难以被操纵，民主制度保证了这些劳动力的话语权，他们手中的选票就是对权力最好的限制。（正因如此，一些利益集团希望通过对于媒体的控制来左右今天人们的思想）。但是昨天的劳动力却没有选票，其一旦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些“劳动力”的话语权就完全控制在这些少数人手里。 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利益集团在西方受到民众普遍的痛恨，这并不是由于西方存在着种族主义，而是由于这样的资本运营总是在由这样一些人操纵，而他们的道德准则显然背离了西方普遍的原则。在美国，华尔街的大亨们被美国普通民众痛恨，但是对于这些人，民主没有办法制约。一个民主的社会，对于权力的监管来自公民，对于权力的赋予也来自公民，因此对于政府人员的营私舞弊行为，会很快得到纠正。但资本的支配并不来自公民，而是极少数的操纵者。 政府和资本在民主社会中形成了对立，前者是民主的，而后者是独裁的。由于资本的伟力，资本成为一种权力。资本操纵者的权力不来自人民，没有三权分立，因此资本可以为所欲为。资本的操纵者使用杠杆方法，把手中的资本放大到极限去为他们自己谋取利益和权势。后者的独裁不仅仅源于私有资本集中在极少数富人的手里，而且也由于绝大部分普通民众的资本也由极少数人操纵。他们创造出所谓“基金”和“财富管理”，把不属于他们的钱也圈到他们的手下，成为他们谋取利益和权力的工具。他们的权力之大，不是一般人容易想象的。金融资本才可以呼风唤雨，翻江倒海。就那么几个“金融大鳄”，就可以掀起金融风暴，把一个国家的货币升上去，降下来，甚至打倒。 美国的联邦储蓄机构其实名不副实，它既不联邦，也没有储蓄，其本身并非政府机构，而仅仅是一些私营大银行联合的一个空架子。因此由它制订的货币政策很难保证不带私心。美联储主席的人选和政策都无法说是民主的。不错，美联储主席需要美国总统的推荐和国会的确定，而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是由全体公民选出的，在这点上说没有问题。但是中间环节太多，以至于我们无法判断美联储主席的选择到底是基于公民还是廊说者的意愿。因此，美联储制订的政策也很难判定其是否以美国公民的利益为出发点。 有人这样说：“重要的不是谁当总统，而是谁当美联储主席。”虽然不免有些夸大，却不无道理。美联储主席想怎么调整利率就怎么调整利率，没有人可以干预他。原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多年，而正是他对于最近的美国金融风暴以及由其导致的全球金融风暴负有难以推托的责任。他的低利率政策首先引发了股市的泡沫，在股市泡沫破裂之后又继续以低利率刺激房屋市场，制造了房屋市场的泡沫，引发了“次贷”危机，最终导致全面的金融危机。当然这个帐不能全部算在格林斯潘身上，因为这样一个其规则漏洞巨大的金融体系，不是格林斯潘也会有别的人制造这样的经济混乱。 美国庞大的金融体系实际上没有任何约束，其既不受民主程序的监督，也不受政府的控制，由于资本操纵者们沆瀣一气，也就没有了来自竞争的限制。这样一个金融体制，实际上是独裁和专制的系统。其唯一目的就是利润，其手段就是利用手里的资本和其控制的金融规则来操控市场。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正是这个有缺陷的机制的总爆发。 有人把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归咎于次贷危机。这的确是原因之一，但却不是问题的根本。显然不能简单地把火灾起因仅仅归结于抽烟者的不小心，而忽略了整个防火系统和消防规则的缺失。换言之，如果没有次贷危机，那么也会有另外一个危机导致全面金融危机。这是一个没有完善消防设施和规则的系统，火灾迟早会发生。 这就是制度的重要性，其实西方对此知道得再清楚不过，民主就是为了避免独裁的最好的措施，不仅可以防止不合适的人进入政府，而且可以把不合适的政府扫地出门。三权分立则是制约执政者的最好的制度，可以对任期内的国家各管理部门进行强有力的监督，使得任何人都不能滥用由公民赋予的权力。但是这一切行之有效的制度，在金融体系中都没有。 我们来看看作为金融危机导火索的“次贷”危机是如何产生的。低利率刺激了普通人们的贷款欲望，而银行则进一步兴风作浪把这样的欲望变成贪婪和铤而走险。房屋抵押贷款（按揭）本来对贷款者审查严格，因此几无风险。但是审查严格就减少了贷款者，于是银行就放宽审查，这就有了“次贷”（Sub-Prime），亦即把钱借给了信誉和还贷能力本来不够格的人。 比如银行A有100亿美元，为了暴利，它进行30倍的“杠杆”操作，于是它就有了3000亿的运作资金。因为只有把钱借出去才可以赚钱，于是就到处找人来借它的钱，其中就有很多“次贷”。但是A并不傻，他并不自己承担风险，而是找另一家金融机构B为这些贷款做了保险，这就是CDS合同（Credit Default Swap），如果A不能偿还，这些合同就归了B，由B来承担。但是B也不傻，它买了公司C的保险。这样的一层层的投保，每层的保险公司都很精明，按照常规的坏账率计算，都是只赚不赔的。但是房屋市场价格一跌，那些本来指望着房屋涨价出手赚钱的“次贷”贷款者的如意算盘落空，只好断供，接着，公司A根本无法对付如此大量的断供者，于是找B来赔偿。这样一层层到最后的担保者，但它也同样赔不起，于是它就不得不完蛋了。它一完蛋，所有的都一起完蛋。 因此，“次贷”仅仅是美国金融问题的症状，而远非问题的根源。美国金融系统的规则和操作，才是根源。 在美国，所有的产业和产品都有质量标准机构。比如食品和药品有FDA（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食品药品总署），各种材料有美国测试和材料学会ASTM（American Society of Testing and Materials），但是对于资本最集中的金融机构的产品和运作，却几乎没有任何监管，甚至没有任何标准。格林斯潘振振有词说金融机构自己会管理自己，再退一步，市场也会管理它们。自由市场的确有调节机能，但是其必须通过竞争起作用，而由于金融寡头们的控制和勾结，自由竞争实际上已经不存在，所以市场调节也就不存在了。格林斯潘一直指望这实际上不存在的竞争机制来调节金融业，因此他自己就不必做什么，却火上浇油把本来过低的利率调得更低。怪不得他每天拎一个不足半公斤的皮包把美国经济导向了危机。 没有了规则和监督的金融寡头们，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在股市上扬、经济繁荣的时候，他们不许任何机构监督它们，美其名曰“自由竞争”。但是当股市大跌、出现亏本的时候，这些大银行却要国家（亦即纳税人）来拯救它们。它们在挣钱的时候采取的是资本主义，而在亏本的时候采取的是社会主义；挣钱的时候它们把钱攫为己有，亏钱的时候要纳税人来买单。 那些普通纳税人通过金融机构的投资本来就回报甚微，没有哪个基金从长远来看跑赢了大市，股票市场本身就是一个难以给股民带来财富的机制。从1966年到2006年的40年间，纽约的股市增加了14.5倍，这折合成年利6.90%。而这段时间的年通货膨胀也有4.56%，再减去由于投资所得回报的税收，实际上，投资的回报还跟不上CPI（消费者价格指数），亦即普通投资者的财富并没有增加。 于是普通的纳税人成了最大的受害者，首先他们用自己的税后收入进行投资，他们辛勤所得的少量资本被金融寡头汇集成巨大的资本力量，进而被这些金融寡头用来谋取私利。当金融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还要通过政府用他们所纳的税向这些坑害了他们的金融公司注资。因此这些普通的纳税人的受害是双重的。 显然资本的流动很多时候并不符合西方人民的利益，而仅仅符合资本运作者的利益。难怪西方所有领域的发展都迟缓于发展中国家，究其原因，资本追求的利润在发展中国家高于西方国家，于是这些由西方创造的本可留在西方的资本和技术被投到了发展中国家，这些由西方创造的本可留在西方的工作机会流向了发展中国家，这正是资本和其运作者使然。 如果我们认真审视从1900年到现在西方的几次重大经济危机，没有一次是从实体经济开始的：制造业没有问题，服务业也没有问题，而危机都是从金融开始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供需平衡有一个自然的周期，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会经常出现，但由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负反馈作用，它们只在小范围内波动，不会酿成大规模的危机。 1929年始于美国的“大萧条”，美联储要负很大责任。这个1913年被创造出来稳定金融系统的机构，却恰恰没有起到稳定所需的负反馈作用，而是以正反馈使本来并不严重的经济问题演变成危机。 那些金融机构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设法进一步刺激繁荣，“创造”了并不存在的需求，使得本来并不严重的供不应求看起来更加严重，制造了虚假的需求信号；当经济进入衰退的时候，放大了本来并不严重的供过于求，制造了虚假的过剩信号。 如果说今天的劳动力决定了政府，那么昨天的劳动力（资本）则影响了政策。政府是由公民决定的，不管财富多少，每人有一票，也仅仅有一票。但是在政府形成之后，作为昨天劳动力的资本就会以各种形式影响政府的政策。当然，公民，也就是今天的劳动力也会以有组织甚至示威游行的方式对政府施压，但是资本的拥有者和运作者对政府的施压通常是非常隐秘的。在西方有一个常见的政治现象——“廊说”（Lobby）。这是一些利益集团利用手中的资本和其它资源，向政府和议会施压和谏言，从而影响议会通过的法案和政府的决策。 古希腊的科学和民主彻底解决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正是由于科学和民主所到之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必然减轻，所以一些寻求自己特殊利益的人和集团必然会躲避科学和民主。于是在民主的社会中总是有一些人和集团设法制造它们可以控制的同时又是游离于民主制度以外的机制，以便使他们可以逃避责任和约束。这就是西方媒体和资本现状的成因。 媒体和资本成为了不受科学和民主约束的两个独立的权力机构。之所以说它们是权力机构，是由于它们实际上享有的影响力和权力。可以说，媒体和资本是民主国家中最严重的两个问题。在民主国家，理应所有的权力都属于公民，但是媒体和资本却不属于公民，而仅仅属于极少数利益集团。正因如此，一些利益集团竭尽全力对媒体和资本进行控制。他们知道，控制了这两个，实际上就左右了政府的政策和民众的思想。于是就在民主权利之外又创造了一个权力体系。这个权力体系和独裁没有什么两样，只要把媒体和资本控制在自己的小集团手里，就可以获取暴利和控制思想，就可以左右政府和民意。这正是独裁者梦寐以求而无法在民主国家实现的梦想，但是通过这样的对于媒体和资本的控制就可以梦想成真。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些媒体和资本背后的操纵者，会发现，他们都是背景极其相似的利益集团。 当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将无可避免地遭受奴役。当媒体和资本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也将遭到不同程度的奴役。今天的垄断金融资本家和媒体大亨们朝思暮想的就是要进行资本和媒体的垄断——用资本控制过去的劳动力，用媒体左右今天的劳动力。 西方必须对自己社会中最不民主的两个因素，媒体和资本，进行彻底的审视和改革。如果不能解决这两个问题，民主制度将是跛足的。 这是现代民主的一个漏洞，这样的漏洞不可能由堵塞去解决问题，因为仅仅靠堵塞就会造成更大的独裁问题，而是要有一个竞争系统和机制来解决。在这一点上，古希腊的竞争精神仍然给予我们很好的启示。如果我们真正地使古希腊的四个公理（或者说是四种精神），亦即竞争精神、思辨精神、批判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成为我们行为的准则，把古希腊的两个定理（科学和民主）作为我们的指南，我们就必然会彻底解决这个现代民主社会的问题。 人类迄今的历史表明，文明和进步的社会不一定可以战胜野蛮和落后的社会，这就如同人的健康肌体未必可以战胜癌细胞。代表了恶势力的癌细胞可以依靠它在某些方面的强大扼杀健康的肌体，并且用它强大的扩张能力占领整个肌体，从而让整个肌体死亡。在开始的时候，癌细胞可以在数量上和能量上都很小，但是如果不及时清除，原本健康的肌体将最后死亡。人类的历史也如此。 如果说人类在古希腊文明后期被迫地接受了她的消亡，那么人类在文艺复兴后的今天主动地扬弃了文艺复兴所弘扬的价值。古希腊文明已经是数千年前的事情了，文艺复兴也过去了数百年，曾经高举古希腊文明和文艺复兴大旗的西方已经逐渐远离了作为其文明源泉的古希腊文明。在人类文明最重要的精神领域，西方实际上已经在背离古希腊和文艺复兴的传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古罗马的悲剧会再现吗？这绝非杞人忧天或耸人听闻。我们绝不希望到失去之后才理解曾经拥有的意义。 古罗马人最终丢失了古希腊文明，从而欧洲步入了漫长的暗夜。人类是幸运的，在这几近千年的漫漫长夜后，迎来了以“文艺复兴”为代表的古希腊文明的复苏。如果我们现代人最终也丢失了古希腊文明，那么我们也将无可避免地再次进入漫漫长夜。在那长夜的尽头还会有再一次的“文艺复兴”吗？人类的失而复得的幸运未必会重复，人类未必会有再一次的机会。 因此，让我们在还未失去的时候就开始珍惜吧。也许，现在是需要重温“文艺复兴”的时候了。【1】 Eustace Mullins, 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ers Research Institute, Staunton, VA24401，1952（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

​文：林炎平第九章  现代的危机——和再次“文艺复兴”（上） 在艺术和政治领域，西方已经逐渐远离了古希腊的原则；而媒体和资本，是民主社会中影响力巨大但却最不民主的因素。 ——作者 “文艺复兴”已经远去，她来的时候潜移默化，离去的时候亦不轰轰烈烈，然而她留下的足迹深刻无比，她激起的巨浪至今仍然涟漪犹存。“文艺复兴”无可争辩地复兴和弘扬了古希腊文明，直接铺平了通往近代和现代文明的道路，奠定了建造近代文明和现代文明大厦的基础。但是，毕竟她远去了。其实，人类总是要走向未知的空间和时间。 人类历史已经处在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不妨把这个时代称作“后文艺复兴”时代。这个时代是以西方的状态来界定的，19世纪应该是这个时代的起点。我们今天已经在这个未知“海域”航行。我们曾经毫不犹豫地进入了这个“海域”，但是随之而来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并不知道目的地，甚至不知道现在的航线。看似平静的海面暗涛汹涌，晴朗天空的边际已经开始出现了乌云。 人类社会已经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问题，尽管那些耳熟能详的问题都是物质的，比如环境污染、能源浪费和短缺、人口爆炸，而真正和本质的问题是精神的。曾经让人类激动不已的精神领悟变得模糊了，让人类信心坚定的归属感开始动摇了。我们在精神上会重蹈古罗马的覆辙吗？今天的西方会像古罗马把继承来的古希腊精神逐渐抛弃吗？ 这样的担忧有着充分的理由。在艺术、政治、媒体和经济等几个不同的领域里，“文艺复兴”以来的传统已经遭到了严重的侵蚀。 将巴黎称作“艺术之都”绝不过分，因此用巴黎来诠释艺术是恰当的。在巴黎，如果想按照时间顺序参观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博物馆，可以先到卢浮宫，然后到奥赛博物馆，最后到蓬皮杜（Pompidou）中心。在这些博物馆里，你会依次看到以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时期为代表的古典艺术，以印象派为代表的近代艺术，和以抽象派为代表的现代艺术。但是，你将看到的除了不容置疑的区别外，也许并不能让你感觉欣慰。 卢浮宫所代表的艺术和蓬皮杜中心所代表的艺术似乎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如果说卢浮宫里陈列的艺术品给人的感觉是无法超越的赞叹，那么蓬皮杜中心给人的冲击多半是出乎意料的困惑。介于两者之间的奥赛博物馆则似乎是她们之间并不完美的桥梁。当参观塞纳河右岸的卢浮宫后，来到塞纳河左岸的奥赛博物馆，仍然可以感觉到她们之间的联系甚至亲情，尽管奥赛博物馆似乎在奋力摆脱卢浮宫那巨大和辉煌的影响，试图独树一帜。而蓬皮杜中心已经彻底和卢浮宫没有了关联，和奥赛博物馆的藕断丝连也显得牵强附会。 仅在建筑风格上，卢浮宫（图16－1）和蓬皮杜中心（图16－2）就截然不同，卢浮宫是典型的古典建筑，庄重而典雅；而蓬皮杜中心却非常“前卫”，浮躁而张扬，其所有按照常理本应隐藏在内部的管道，都故意夸张地暴露在建筑物的外表，俨然一个人的肠子长在了身体外面。蓬皮杜中心以法国前总统蓬皮杜命名，以纪念这个对标新立异有着异常热情的政治家。蓬皮杜甚至想把整个巴黎的老城区都改造翻新，也许都翻新成蓬皮杜中心的样子？还好巴黎人没有理睬他，否则巴黎就面目全非了。由原来的火车站改造而成的奥赛博物馆（图16－3）则比较好地继承了古典建筑的风格，她把大工业时代的内容隐含在了古典的风格之中。她的建筑风格和陈列内容似乎在谦逊而婉转地和作为“长辈”的卢浮宫诉说离“家”出走的愿望。而蓬皮杜中心的里里外外则如同彻底的叛逆，不仅已经离“家”出走，而且决心和“长辈”一刀两断。 16－1  卢浮宫（Louvre），巴黎，笔者摄 图16－2  蓬皮杜（Pompidou）中心，巴黎 图16－3，奥赛（Orsey）博物馆，巴黎蓬皮杜中心侧面有一个著名的“丁格尔泉”，由一个水池和里面的雕塑组成，这是一个典型的粗制滥造的现代作品。一个如此简陋的摆设被称作了“著名艺术品”，不禁令慕名前往的我大失所望。充斥蓬皮杜中心内外的基本上就是这样风格的“艺术品”。 不仅仅是巴黎，这类“艺术品”在当今各艺术馆备受推崇，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在大西洋另一侧，加拿大的国家艺术馆的陈列风格类似于奥赛博物馆和蓬皮杜中心，而其建筑风格比奥赛博物馆要现代，但比蓬皮杜中心却要保守得多。加拿大从文艺复兴的后期开始才受到欧洲文明的影响。在此以前，这里是印第安文明的边缘地区。作为新兴的西方国家，加拿大的艺术无可避免地经历了西方艺术近代变迁的影响。 我曾经在加拿大国家艺术馆中看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作品。一个是一幅油画（图16－4），与其说是油画，不如说是一幅油漆。在5米多高2米多宽的画布上（543.6 cm x 243.8cm），规则地漆成三条等宽的不同颜色，两侧是相同的蓝色，中间是红色。这幅画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Voice of Fire”（火之声）。加拿大国家艺术馆花了180万美元购置了这幅“画”。当时有人质疑如此代价是否值得，馆长辩解说：这画已经涨价了。言下之意，这幅画买得很值。我当时愕然，这是给艺术馆购置艺术品呢，还是买股票呢？ 图16 - 4  火之声，现存于加拿大国家艺术馆有一个渥太华地区的油漆工更加坦率和实在：“这画值这么多钱吗？给我180加元，我就可以给你这样一幅画。”诚然，此“画”确实只要两桶油漆，一个小时就足够了。尽管你可以说艺术和刷油漆截然不同，但是这样的“艺术品”真的比油漆工的作品更像艺术吗？ 有一件加拿大国家艺术中心的“作品”是把小便池吊在门框上。更有甚者，另有一幅作品是用新鲜的牛肉连在一起做成了一件“连衣裙”，旁边展示着一幅照片，照片上是穿着这件连衣裙一个女子。这件“牛肉连衣裙”作品如此受到艺术家的青睐，以至现在陈列在巴黎蓬皮杜中心（图16－5）。牛肉已经干燥，成了牛肉干，唯有照片还显示了当时人体模特穿上新鲜牛肉“连衣裙”的“风姿”。图16 - 5，牛肉连衣裙，用新鲜牛肉制作，目前陈列品已经成了“牛肉干”；小图是当时由人体模特穿上的效果。（笔者摄于巴黎蓬皮杜中心） 蓬皮杜中心也有一个小便池作品，但我不能肯定其就是曾经在加拿大国家艺术馆展出过的那件作品。这个在蓬皮杜中心陈列的作品有一个很优雅的名称——“喷泉（fontaine）”，实际上就是一个旋转了90度放置的小便池（图16－6）。图16 - 6，冠以优美名称“喷泉”的作品 —— 旋转90度放置的小便池。（笔者摄于巴黎蓬皮杜中心） 但还是有不少人认为这确实是艺术，于是问题是，什么是“艺术”？在这个问题上，文艺复兴和古希腊之间没有分歧。但发展到现代分歧就非常大了，而且越来越大。如果说古希腊和文艺复兴的艺术是寻求美好和理想，那么一些现代艺术仅仅在追求刺激和幻觉。 我并非不能欣赏这些“艺术”，对作者的幽默甚至恶作剧也常莞尔。但是，就此而已了。如果把它们和古希腊和文艺复兴的作品相比，就如同正剧幕间的杂耍比之正剧。如果他们安于这样的地位，那未尝不可，但是问题是，他们要以此取代正剧。如果他们还不敢如此狂言的话，那么他们也在跃跃欲试。 对于那些“见仁见智”的“艺术”，我们不妨使用“垃圾原则”和“平庸原则”进行判别。亦即，把那些所谓的“艺术品”和垃圾放在一起，和平庸的日常物品放在一起，看看它们是否可以被识别。不少这样的“艺术作品”就是在垃圾堆里也无法“鹤立鸡群”。既然如此，那么这些“艺术品”就应该是垃圾和平庸的同类。 现代西方音乐也有同样的问题，我并不对现代音乐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我也可以欣赏现代音乐。但是现代音乐和古典音乐之间的差别不仅仅是距离，更是高度和深度。如果说古典音乐是对理性的崇尚，那么现代音乐就是对于感觉的宣泄。理性的深刻和感觉的浅薄就是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的区别。现代的“重金属音乐”以及类似的音乐，只能说是给麻木神经的刺激。越麻木，需要刺激的程度就越强烈；越刺激，神经越麻木。 当我们驻足在古典艺术面前，会感到由衷的钦佩和发自内心的赞赏，而面对现代艺术则可能即便经过很久的困惑也不得其解。也许，现代艺术表达了现代人对于现代的愤怒和困惑？如果说古典艺术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共鸣是由于崇高和美感，那么现代艺术所引起的共鸣就更多地是愤怒和焦虑。愤怒和焦虑是很可以引起共鸣的，正所谓“同病相怜”，这也许是现代音乐可以流行的原因。现代艺术不需要观赏者理解，而只是让观赏者一起困惑，只要可以引起共同的困惑，那么就是佳作，如果可以引起愤怒，那么就是上佳之作了。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往往对人生和社会态度积极进取，而后来的前卫艺术家不少却常常从毒品和酒精带来的幻觉中寻找灵感和宣泄感情。这绝非偶然。 显而易见，古典艺术是如此伟大，要超越她们显然已经不可能，甚至望其项背都极其困难。对此，现代艺术家心知肚明，因此唯一的选择就是标新立异。这就像是一个能力不够且别出心裁的跳高选手，面对自知无法越过的横杆，他选择了从下面钻过去。这种急功近利的方式必然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原来的精细不见了，代之以粗制滥造。面对一些现代艺术品，你会感到那些“艺术家”是在侮辱你的智慧。那些“作品”令人想起“皇帝的新衣”。 这使我们更加理解为什么“文艺复兴”运动如此多地表现在了艺术领域。确实，艺术是可以引起所有人共鸣的对世界观的表述，对于艺术的赞赏和对于艺术形式的认同，反映着人们对于世界的看法。于是，我们的艺术表现，就是我们世界观的流露。 如果我们对不喜欢的艺术可以选择回避，那么，政治就是无法回避的了。 文艺复兴后的西方已经所向无敌，整个世界由于大航海时代的完成而一览无余，生产力由于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应用而突飞猛进，整个世界都已经在西方的掌握之中。任何非西方和西方的冲突都以前者的惨败和后者的完胜而告终。但是，西方内部的冲突却随之而来了。 西方内部的冲突令人想起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希腊城邦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两败俱伤，雅典作为战败者失去了希腊世界的领导地位，而从来不具备领导希腊世界的精神力量的斯巴达也在战争中大伤元气。由雅典代表的民主政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严重地倒退，古希腊古典时期的黄金时代随之结束。整个希腊世界只有很不情愿地等待后起之秀马其顿的到来了。好在马其顿还是希腊世界的一员，亚历山大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嫡系弟子。否则，如果由于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最终导致波斯的统治，那么世界的历史就要改写了。 西方内部的冲突绝不比伯罗奔尼撒战争更有道义上的意义。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冲突，英国和法国的冲突，俄国和北欧的冲突，最终是德国和英法的冲突。这些冲突实际上利益远远高于道义，不管谁在冲突的最后成为胜利者，其在道义上都没有更高尚的地位。 19世纪以来的一些西方内部的战争实际上可以避免，比如美国旨在脱离英国的“独立战争”、美国国内的“南北战争”。加拿大并没有进行“独立战争”，但是加拿大今天也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虽然加拿大人民仍然把英国女王奉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加拿大并不比美国有丝毫的不公正，由此可见，美国的“独立战争”未必必要。如果美国的“独立战争”是不必要的，那么“南北战争”显然更不必要。 进而，二战的欧洲战场也是可以避免的。二战的发动主要归罪于希特勒（Hiitler），但是英国对于德国的政策促使了这本来可以避免的结果。对此，西方不少有识之士耿耿于怀，美国政治家、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争者布坎南（Buchanan）就直言不讳美国参与欧战是一个错误。 二战结束不久，欧洲悲惨结局的始作俑者丘吉尔（Churchill）便装模作样地大声疾呼“铁幕正在落下”，好像那个他、罗斯福（Roosevelt）和斯大林（Stalin）在苏联度假胜地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今天乌克兰境内）划分战后势力范围的会议他没有在场。他们明明知道这样的结局，但是却为了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和自己的短期利益，出卖了整个自由世界和整个人类的进步。在“铁幕”落下来之后，大半个欧洲都在铁幕后面了。 如此结局让一些西方领导人，如“和稀泥大师”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一生都为此追悔莫及。由于他的命令，巴顿（Patton）强大的集团军不得不在距离布拉格不到50公里的地方停止前进，巴顿愤怒地指责最高统帅部的愚蠢决定，他知道欧洲的明天将是暗淡的。巴顿扬言要写的《我所知道的二战》由于他不幸死于车祸而未能问世，而这本书正是西方政治家非常不想看到的。按照巴顿的说法，其对二战的观点和描述将和大众所知的大相径庭。捷克的Plzen是巴顿大军占领的最西边的欧洲城镇，我由西向东驱车去布拉格途经这个小镇，从那里到布拉格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 我在柏林至今还旧貌尚存的“查理检查站”（Check PointCharlie）（图16 - 7 ) 驻足很久。这是当时的西方和苏联军事管制的结合部，如此敌意和对峙的“盟军”恐怕是空前的，但愿也绝后了。“查理检查站”似乎诉说着这铁与血的破碎的光荣与梦想，以及铸就的愚蠢与荒唐。 图16 - 7  查理检查站的今天（笔者摄）当欧洲的普通民众真正认识到这个战争的结局是如此地不美妙时，已经太晚了。他们的利益已经在雅尔塔被丘吉尔和罗斯福出卖了。铁幕后东欧的民众仰天长叹，幸免于难的西欧的民众愤怒怀疑。战争胜利的喜悦很快就被出卖和欺骗的糟糕感觉所代替。 布拉格是一个非常美丽和精致的城市，其旧城保存得很好。在布拉格狭窄的小巷里，那古典的气息几乎迎面扑来，把人带回到几个世纪以前，也把人带回到数十年以前（图16 - 8, 16 - 9）。1968年，著名的反抗苏联统治的“布拉格之春”运动就发生在这里。为了镇压民众，苏联的坦克开进这些狭窄的小巷，整个西方和很大一部分世界都愤怒了。尽管我到布拉格时已经是在“布拉格之春”后几乎40年了，苏军坦克留下的痕迹已经难在巷陌中寻觅，但是捷克人对于这段历史却绝难忘记。图16 - 8  布拉格市景（笔者摄） 图16 - 9  布拉格市景（笔者摄）大错已经铸成，铁幕已经落下，现实必须面对。冷战成了整个世界的现实，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东西对垒、军备竞赛、穷兵黩武、剑拔弩张……整个世界都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惨重的代价并没有给人类社会带来稳定和安全，反而更加危机四伏。这个历史教训，西方吸取了，但却矫枉过正，犯下了另外一个严重错误。 今天让西方头疼不已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实际上是西方自己培育的。西方在冷战时和苏联集团的危险对峙和博弈中，已经不择手段，不管什么国家，即便是独裁和专制的国家，只要它们反对苏联，或者可以被西方用来牵制苏联，都被西方精心培育，即便牺牲西方的原则也在所不惜。如此策略虽然可以被理解为别无选择，但是却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后果。 为了抗衡苏联集团，西方培育了伊朗的巴列维政权，激起了伊朗的反美情绪，直接导致了“伊斯兰革命”。在推翻了亲西方的巴列维皇室之后，伊朗成了西方最大的敌人之一。但是西方并没有吸取教训，继续把伊拉克的侯赛因拉扯大和伊朗对抗。结果伊拉克在侯赛因的领导下成了美国更加头疼的敌人。本拉登和阿富汗的恐怖主义训练基地，也是西方在和苏联的抗衡中刻意培养的，本拉登得到了来自西方的财政和武器的支持。曾几何时，本拉登的“圣战者”们被西方媒体描绘成“自由战士”。但正是这些“自由战士”在世界各地制造了反西方的恐怖事件，以及在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震惊世界的“911事件”。至此，西方才如梦初醒，面对由自己精心培育出来的凶恶的敌人，长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但是西方并没有彻底醒悟问题所在，实际上至今还在“已知明日，执迷不悟。” 当苏联解体后，西方对俄罗斯的政策是令人费解的。在二战时，苏联是西方最凶恶的敌人，但那时，那些胆小鬼，比如丘吉尔，不敢与之对峙，而选择了拱手相让。但在俄罗斯不再是西方敌人的时候，却一再采取挑衅的姿态，把导弹放在了俄罗斯的家门口。西方应该理解这和当年的“古巴危机”中苏联把导弹架在古巴的性质是一样的。如此不明智的举动也许是西方试图补偿半个多世纪前自己在二战中对苏联的屈服和出卖，也许是西方试图伸张自己二战决策错误导致的难以下咽的屈辱。于是，在二战结束半个世纪后，西方似乎要再犯一次错误以抵消过去的那次错误。但是，两次错误并不构成一次正确，就如同两个缺德并不构成一个美德。（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

文：林炎平马克龙就职仪式当天的凯旋门法国大选日（5月7日）我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法国新总统就职仪式日，也就是今天（5月14日）我在巴黎。巴黎是世界上最大的法语城市，而世界上第二大法语城市不在法国，是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美国和加拿大构成了“新大陆”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所以称作“新大陆”，是从欧洲的视角来看的，因为欧洲是“旧大陆”。法国的这次大选和美国的刚刚过去的大选一样意义非凡。我对此极其关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几周反复播放德沃夏克（1841-1904）的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作于1893年），现在想来，这其实是一种潜意识。聆听这首乐曲，用我自己的话形容是，令我热血沸腾脊椎发冷。德沃夏克和他的《自新大陆》看似和法国毫无关系。德沃夏克是捷克人，《自新大陆》作于他美国之行期间。但是，我可以明确地感到的是他在新大陆受到的强烈感受，和他对旧大陆的深切怀念。从新大陆看旧大陆，一个大洋的彼岸，数千公里以外，数千年的传承和更迭，我可以明确地感到这种情绪，但是我无法确定德沃夏克的结论。介于新大陆和旧大陆之间的是英国。这是一个和旧大陆同根同源却特立独行的文明。捷克布拉格高堡墓园里的德沃夏克墓我想说的就是她们：欧洲文明的发祥地——旧大陆，欧洲文明的近代先驱——英国，欧洲文明的现代代表——新大陆。让我们从今天的旧大陆说起。法国大选终于落下帷幕，在5位候选人中初选出两位：马克龙（Macron）和勒庞（Le Pen）。在5月7日的最终对决中马克龙胜出。许多媒体把马克龙至于五位的中间，号称是中间派。在他的左边是阿蒙（Benoit Hamon，社会党人），右边是菲永（François Fillon，共和党人），最左边是（Jean-Luc Melenchon），最右边是勒庞（Marine Le Pen，国民阵线）。看看这些人的主要政策倾向：阿蒙要把工作时间缩短到每周32小时，向机器人征税（谁用机器人就罚谁）。Melenchon要实行的是彻底的消灭资本主义，给每个人发工资而不管其是否工作。菲永向往的是撒切尔主义，断供懒汉，减少福利，削减政府开支。勒庞要脱离欧盟，禁止穆斯林移民，阻止法国穆斯林化，但是却坚持工时每周35小时，同时要国有化一些企业。马克龙很难称作中间派，实际上他自己曾经是左派的社会党政府里的经济部长，刚刚从奥朗德的政府辞职，退出了社会党，自己组织了前进党，以中间派的面目出现在大选里。本来大选也没有他的什么戏，但是由于菲永爆出经济丑闻，在原来执政党期间让自己的太太挂虚职领工资。这本来也仅仅是指责而已，并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是法国人可以容忍总统有情人，但是不能容忍总统占纳税人的便宜，于是菲永失去了胜选的可能。玛丽安·勒庞被贴上极右的标签是由于她的父亲的反犹言论。自从老勒庞的国民阵线被他女儿玛丽安·勒庞接手过来后，国民阵线的反犹立场不复张扬，但是极右的标签却被永远贴上了。这次法国居然有1/3的人投票给勒庞，于是勒庞的国民阵线已经不再是过去可以被简单地贴上极右标签而打入冷宫了。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投票给勒庞，这是多么大的一股政治势力？还有人可以忽略它吗？马克龙胜利了，但是法国胜利了吗？我从来不是左派的拥趸，对于马克龙这样的左派政党中出身的人，我自然有一种天然的警惕。我从来都喜欢右派，理由很简单，他们是自由的保护者。但是，说勒庞是右派并不十分恰当。说她是极右派，那是左派要搞臭一个人的手段。但是我确实不希望勒庞当选法国总统。我也不希望马克龙当法国总统，但是更不希望勒庞当总统。我的理由基于如下几个判断：1）勒庞的经济政策根本不右，而是左派。2）勒庞要退出欧元区。3）勒庞要退出欧洲共同体。我认为这些政策都是把法国带入灾难的途径。法国必须向右，但是勒庞并不是右派。勒庞的社会政策确实很右，我倒是喜欢她的这些政策。包括限制外国移民入境，限制外国移民领取社会救济，限制穆斯林的极端说教，等等。但是她的经济政策和左派并无二致。Macron在胜利演说中声称“在5年后，让那些投票给勒庞的人不再会有理由投票给极端的候选人。”如何做到？让选民向左，还是让政府向右？其实左右都不能保证，因为勒庞到底是左还是右并不能简单界定。左和右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时是容易区分的，但是极左并不是是向左无限延伸，极右也并不是向右无限延伸，吊诡的是：它们在向各自的方向延伸一段后就向后划出一个大的弧形，最后在我们无法看到的表象背后殊途同归。我认为，极左和极右的初衷是这样的：极右是以消灭批判的方式来保护自由，极左是以消灭竞争的方式来求得平等。但是，一旦没有了批判，自由便不复存在；一旦没有了竞争，平等就化为乌有。如果有兴趣，我们可以看看历史上的极左和极右，它们的结局都是相似的。法兰西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至少我可以像景仰德意志和不列颠一样景仰法兰西。我有一次开玩笑和朋友们说：法兰西随便“拉”出几个就把东方文明比下去了，比如拉瓦锡、拉普拉斯和拉格朗日。这还仅仅是法国伟大的科学家里的冰山一角。但是法兰西在社会学上总是乏善可陈。从早期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法兰西都是温床。1871年的“巴黎公社”更是法国的伤痕。在今天的拉雪兹公墓有心者仍然可以找到“公社社员墙”，只是没有几个法国人还知道有这么一个历史事件。但是法国人都还记得萨特。萨特在法国甚至在世界上还有市场，这本身就说明了法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萨特之流是文明世界的癌症。文明世界并不是没有能力治疗萨特式的癌症，而是文明世界里有太多天真的人喜欢萨特之流。我想起我刚读完的“The Capital in 21st Century”（21世纪资本论），作者是法国经济学家皮克提（Piketty）。这是一本红极一时的大部头，甚至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都来捧场。我硬着头皮看完了这本书，就如同明知饭是馊的却硬是把馊饭吃完。掩卷长叹：是什么理由使得他得出这么荒谬的结论？皮克提的书通篇都在说他的r-g理论，核心就是社会财富越来越不平等，导致社会阶层越来越不平等，政治的目的就是要消除这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如此地急需解决，否则社会将越来越不稳定。我的评价是：无稽之谈，愚蠢至极！我在这里没有篇幅批判皮克提的理论，但是确实在写一篇文章《从r-K走向r-g，左派理论家是如何拿平等做幌子用消灭竞争来消灭自由的？》所谓“r-K”理论说的是，物种总是要设法生存的，不是以质量竞争，就是以数量竞争。因此高等生物再生数量少，但是存活率高，比如猴子；而低等生物则以高数量以克服低存活率，比如青蛙。问题是，当竞争被人为压抑，那么劣等的便立即以数量胜出。而r-g要干的就是后者。皮克提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的倾向。这种倾向并不始于今天，而是由来已久。结果就是，法兰西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却几乎从未选出一个像样的政府。比之英国和美国，令人唏嘘。我们该回到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了。这次我们回到比德沃夏克更早的时代，那是托克维尔（1805 —1859）的时代。他的著名的《论美国的民主》出版于1835年，比德沃夏克出生还早6年。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1848年，届时《论美国的民主》已经再版了12次。经过了从写作到第12版的15年间，他以更加的自信给出了他著名的再版前言。尤其是，1848年法国人革命重演，再次推翻了他们曾经复辟的王朝。托克维尔在撰写《论美国民主》中正警告和预言了这样的革命。如下是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第12版再版前言部分文字：不管最近发生的事件多么突然和重大，对本书作者来说都不感到吃惊。其在15年前写此书时脑海一直被那正滚滚而来的不可阻挡且铺天盖地的世界民主潮流所占据。…………美国的体制在皇权统治下的法国看来只是一个奇观，但是今天其应该被共和的法国所研究。使得新政府得以安全的不是武力的强大，而是法律的良好。战争之后便有法律，前者摧毁而后者重建。目前的问题不是我们到底要一个皇权还是一个共和，而是一个浮躁的共和还是一个安详的共和，一个有序的共和还是一个无序的共和，一个和平的共和还是一个好战的共和，一个自由的共和还是一个压迫的共和，一个威胁私有产权和家庭的共和还是承认和保护这些权利的共和。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问题，不仅仅是对法国，而且是对所有文明国家。……现在这个对我们看来是崭新的问题却由美国在60年前解决了。我们今天才引进的人民自主权原则，在那里过去的60年里一直畅通无阻，并被直接地、无限地和绝对地付诸实践。……在那里，共和制度不仅仅没有骚扰这些权利，而且保护了它们。私有产权在那里得到了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好的保护。在那里，无政府主义和专制政治一样闻所未闻。我们从哪里还能找到比这更好的希望和教训？我们应该从美国的体制中理解那些我们可以借鉴的……那些使得美国宪法得以成立的原则，比如秩序、权力平衡、真正自由、对法律的真诚和深刻的敬仰，却是对所有共和国不可或缺的。它们对所有共和国都是普适的。我们可以这样毫无风险地预言：所有那些不具有这些特征的共和国很快就会不再是共和国。托克维尔此时并不知道美国将发生的事情，而主角是出生比他晚4年，去世比他晚6年的林肯（1809-1865）。在12版再版前言发表后13年的1861年，美国爆发内战，美国的制度受到严峻考验。托克维尔没有活着看到美国内战的爆发和结束，但是他的预言并没有让人失望。托克维尔是理性和冷静的，但是法兰西并非如此。在1856年，他去世前3年，托克维尔写了《旧制度和大革命》（The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在结尾，他是这样痛心疾首也是充满热爱地描述法兰西民族的：法国革命对于那些只愿观察革命本身的人将是一片黑暗，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个时代才能找到驱除这片黑暗的灯火。……但是人们若不深入到我们民族的性格中去，这种透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当我考虑这个民族本身时，我发现这次革命比它历史上的任何事件更加惊人。它在行动中如此充满对立，如此爱走极端，不是由原则指导，而是任感情摆布；……只要无人反抗，一根纱线就能牵着它走，一旦什么地方出现反抗的榜样，它就再也无法控制；……请问世界上有过这样一个民族吗？只有它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然、彻底和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没有我所陈述的那些原因，法国人绝不会进行大革命；但是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都不足以在法国以外的国家导致类似的革命。不得不说，托克维尔真正明白法兰西民族。但是，法兰西却没有多产出几个托克维尔。今天的法兰西，在自我作践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曾经的美德，今天已经成为了政治不正确；曾经的龌龊，今天登上大雅之堂。今天的政治正确，否决了曾经的几乎所有美德。首先破坏的就是竞争精神，而皮克提之流以学者之名为此背书。接着失去的便是自由。一个半世纪前的托克维尔的告诫并没有唤醒法兰西。我还是想继续听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但是，这块新大陆是旧大陆勇敢的拯救者还是孤独的逃离者？美国的校园左派似乎并不比法国的温柔。美国也许顾不上旧大陆了，而英国也决意逃离了？英国的离开，理智还是胆怯，还是兼而有之？马克龙会带法国走向何处？我当然希望马克龙向右，他完全有这样的可能，他今天就任命了右翼的共和党人作为总理。其实，马克龙想怎么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法国人自己到底意向何处？就职仪式当天的香舍丽榭大道我们无法躲开，也无法逃离。新大陆不是世外桃源，英伦三岛更不能独善其身。唯有拯救旧大陆，才能拯救全人类。这里是自由的故乡，理性的故乡，科学的故乡，民主的故乡，公民的故乡……我可以长长地列举下去，这些人类文明独一无二的特征都诞生在这里也仅诞生在这里。正是因为如此，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才会如此动人心弦。正是因为如此，旧大陆才必须永不沉没。因此：法兰西万岁！欧洲万岁！始于从蒙特利尔至巴黎的航班上，急就于雷恩和巴黎。2017年5月15日星期一

文：林炎平​第九章  自由、平等、博爱——公民终极的尺度 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只有自由，才能幸福……我们不会因为慷慨而后悔。—— 伯里克利 如果说“科学和民主”是社会进步的标志，那么“自由、平等、博爱”就是人格进步的尺度。—— 作者 “自由、平等、博爱”，（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这几个简单的词语深刻地体现了古希腊精神所蕴含的人文主义价值。有心人经常可以在法国街头看到这样的字样，它们并不是用标语或者广告张贴在外面，而是镌刻在学校和一些公共设施的墙上，通常并不显眼，如不细看有时还未必看得清楚。但这种理念已经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深深地铭刻在公民心中，融入到血液里面，未必一目了然，但是永志不忘： “自由”——在保证他人享有同样的权利、不干涉他人的权利和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平等”——在法律面前，无论奖惩，人人一视同仁，所有的公民都有同样的权利担任高级官员、政府职位和就业，决定其是否胜任的仅仅是其能力、品德和才干。 似曾相识吗？是的，我们在古希腊伟大政治家伯里克利的讲演中看到过非常相似的观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自由、平等、博爱”是源于古希腊的价值观。 “博爱”——中文直译是“兄弟般的情谊”。和“自由”、“平等”不同，她不是政治权利，而是道德义务，是对于集体和他人的道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点，正是这三个支点，使得整个系统成为稳定的。如果说“自由”和“平等”是两维，因此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平面的话，那么“博爱”就是第三维，和其它两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三维空间。 也许我们此时耳边会响起贝多芬作于1824年的《第九交响曲》中的最后一个乐章《欢乐颂》。这个乐章是一组大合唱，气吞山河荡气回肠的旋律与和声给予了德国剧作家席勒的歌词“让全人类皆成兄弟……”更加感人的含义。我第一次听到《欢乐颂》便顿时为其神圣、崇高和正义所感染。 而这些理念，正是古代中国所欠缺的。 古中国不曾有过“自由”这一理念。晚清启蒙思想家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说：“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中国对于“自由”的恐惧是全社会和全民族的，不仅仅帝王如此，圣贤也如此。严复指出，由于缺少“自由”的理念，中国的一切都和西方不同。 古中国没有“平等”的概念，有的是不同等级之间的裙带和逢迎、主仆之间的效忠和赏识，但并没有平等。严复指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的等级观念和任人唯亲，以及只有对上的敬畏，而缺乏对民众的尊重，导致社会没有平等，遂使中国以血缘和利益关系治国，使“天下为公”成为一句空话。严复对中国缺乏平等理念的刻画可谓恰如其分。 “博爱”更在中国历史上难觅踪影，在过去的中国，现代意义的“爱”并不存在，这个汉字通常和其它的汉字连用，比如“宠爱”、“仁爱”、“关爱”、“热爱”、“溺爱”、“恩爱”、“喜爱”、“爱护”、“爱戴”等等，并无“博爱”中“爱”的含义，而是更多地表达了一种拥有和独享的特权及占有和依附的欲望，比如皇帝对臣妾的“爱”、主人对宠物的“爱”和主子对奴才的“爱”。 西方的“爱”之渊源在古希腊。在古希腊，“爱”被区别成不同的种类，比如： Agape：这是“心灵之爱”，也可以说是神圣的“爱”，其不源于理智的思维，也不由于功利的需求； Philia：这是“思想的爱，也可以说是“公正的爱”，其不带有感情的色彩，而是充满了理智，因此这是理智的“爱”。源于古希腊的术语“哲学”，就是由古希腊语的“爱（Philia）”和“智慧（Sophia）”所构成。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一种对于朋友和社会的美德的“爱”； Eros：这通常解释为“肉体的爱”，包括了“情爱”和“性爱”，但是柏拉图也升华了这个定义，因此其也包括对美好和真理的充满激情和忘我的爱，也可理解为有别于理智的狂热的“爱”； Storge：这是“自然的爱”，比如长辈对于晚辈的爱； Xenia：这是“慷慨的爱”，是一种超脱利益的爱，是对于陌生人的不求回报的慷慨。在古希腊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理念，荷马（Homer）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一再表现和赞扬了这种“爱”。 在这些希腊人的“爱”中，如果说Agape被后来的基督教以其自己的解释广泛弘扬的话，那么Philia和Eros是文艺复兴后人文进步的一个重要象征。在“自由、平等、博爱”中的爱，应该主要是Philia，同时也包含了Agape和Eros辅以Xenia和Storge。 人类社会走向“博爱”的过程同步于走向“自由”和“平等”，而“自由、平等、博爱”的进程和“科学和民主”是一致的。 如果说“科学和民主”是社会进步的标志，那么“自由、平等、博爱”就是人格进步的尺度。人类的人格进步史就是“自由、平等、博爱”战胜其对立面“禁锢、等级、仇恨”的历史。如果说“公民”人格完整地反映了“自由、平等、博爱”，则“奴才”人格全面地体现了“禁锢、等级、仇恨”。因此，一个社会的进步和落后的斗争，也是这个社会的公民和奴才人格上的搏斗。 公民是一个合理社会的基础，也是目的。奴才是一个不合理社会的基础，却不是目的，而只是工具。可以说，奴才是“自由、平等、博爱”终极的反面。“自由、平等、博爱”和“奴才”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盛产“奴才”的地方必无“自由、平等、博爱”，而奉行“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难有“奴才”。 那么什么是公民？除了他人格上的完整，亦即“自由、平等、博爱”之外，他需要履行公民的职责和具有公民的权利。在作为一个“个人”和一个“公民”之间是有所不同的。古希腊对于公民的培养和对公民理念的教育甚至令我们今天自叹弗如。古希腊人在“个人”和“公民”之间达到了非常和谐的统一。这也是为什么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可以运作得如此完好的最终理由。 古希腊梭伦（Solon，公元前638－558，图15－1）的立法实践典型地解释了古希腊的“个人”和“公民”。首先，他把自己想象为一个和他人无关的独立的个人，以他自身的能力创建和接受法律条文。然后，采取强烈对立的方式：使得把此假定的独立个人重新置于他所在的团体之中，从而让自己和所有其他公民一样，置于自己制定的法律之下。【1】 图15－1  梭伦（Solon），National Museum，Naples，意大利 古希腊给予了公民最大的权利和自由，每个公民自己决定如何生活和工作，苏格拉底所提倡的道德个人主义和古希腊社会提倡个人行为自由的风气，使得古希腊公民的个人自由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维护。每一个公民都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具有独立的思维和见解。因此，古希腊公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自由和独立的。 但古希腊同时又是一个非常重视集体利益的社会。古希腊公民享有的民主权利即使现代社会的公民也难以企及，但他们对于责任和义务的理解境界也令许多现代人自愧弗如。对古希腊公民来说，做一个有责任心的参政者，既是社会立法的要求，也是自己道德的准则。他们可以置自己的私事于不顾，却绝不可以不参加城邦的议政活动。 回顾本书中引用的伯里克利的讲演，以上这些理念都在其中出现过。梭伦、苏格拉底、伯里克利所鼓励和赞扬的，所要培养和造就的，就是“公民”。这就是古希腊社会的立身之本，也是现代合理社会的全部基础。 古希腊为人类奠定了一个独特和空前的社会形式——“公民社会”。由于公民的权利和职责，使得公民本身的素质成为一个社会的进步标志和最终目的，因此公民的素质和标准便成为一个公民社会必须关注的焦点。 欧洲语言中的“Idiot”（白痴）一词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时专指那些只忙于个人私事而不关心公众事务的人。这样的人在古希腊被认为是忽视了真正重要事情的“白痴”。可见古希腊人在对于个人价值重视的同时，是多么重视作为整体的社会价值。 令人感慨的是，在中国，“Idiot”（傻瓜、白痴）却被用来形容那些热心公众事务的人，特别是那些把公众利益置于自己利益之上的人。中国的父母会告诫孩子不要为了社会的利益抛头露面，免得麻烦缠身。“做人要聪明一点，不要傻乎乎的。”意思谁都知道，就是不要关心公众和他人的事情。 于是，用古希腊的标准来衡量，国人该都是“白痴”了；而按照国人的标准，古希腊人才是“Idiot”。亦即，古希腊人用中国人的标准衡量则都是“傻瓜”，而中国人按照古希腊的标准则都是“白痴”。民族性格和社会理念差距之巨大莫过于此了。 这种不关心他人和国是的态度常令经过古希腊文明洗礼的西方人不解。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在《中国人的德行》一书中提到，满清时有个西方传教士古伯察（Evariste-Regis Hue）一行在中国游历，适逢1851年道光皇帝死后，继位者未定，政局变幻莫测。一天他们到一个小酒馆喝茶，看到有几个中国人在座，于是这些西方人就此提出一些政局猜测，以期那几个中国人参与讨论。但是这几个“大清子民”经过一段时间的无动于衷后，终于发话了，不无讽刺地教训这些外国人：“听着，朋友！这不是我们的事情，干嘛要我们为此费神？朝廷里的领俸禄的官是干什么的？他们拿着俸禄，这是他们的事情。让咱们琢磨，那才是傻瓜呢！”周围的国人此时也大声附和道：“就是这个道理！” 这就是华夏数千年来没有公民的结局。他们关心的仅仅是他们鼻子下的一点点利益，没有心情也没有勇气关心社会或者集体。 直到今天，不少国人也未必理解公民的意义。在2008年加拿大的联邦大选正在进行之中，一位国人知道我为了投票耗时一个上午，就对我说：“你真的就这么关心这个事情吗？”我说这是我的民主权利，也是我的社会责任。他不解：“你真的这样想吗？”我觉得很奇怪：“难道不应该这样想吗？”他更觉奇怪：“你的这张票可以改变什么呢？有没有你这张选票，社会肯定都不会由此改变？” 我告诉他，投票点等待投票的人排成了长长的队伍，其中不少颤颤巍巍的老人，他们为了投下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一票甘愿等待很久。由每一个并不起眼的选民组成的集体，正是一个社会之所以民主和公正的根本原因。反之，如果每人都像明恩溥书里所描述的国人那样不问国是，那么朝廷永远不可能代表他们的利益，“民有，民治和民享”的社会就永远不会实现。 仅仅我这一张选票确实改变不了什么，但是参与国家的管理，是作为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理念本来在古希腊就深入人心，但在华夏许多人却置若罔闻，至今依旧一窍不通。况且，这不仅是一张选票，而是千百万张选票的组成部分。那摧枯拉朽的巨浪不都是由不起眼的水滴汇成的吗？我不禁想起了古希腊时代那些到访雅典的波斯人听不懂“公民”、“民主”和“自由”的故事。我想必也曾经如此。 有言道：自古英雄出少年。因此，也有“自古公民出少年”，于是也有“自古奴才出少年”。人格是从小培养的。如果一个教育制度不能有效地培养公民，那么受教育者最终将会很大比例成为公民的反面——奴才。这奴才中可以包括“顺民、暴民、良民、刁民。”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走向“自由、平等、博爱”的反面——“禁锢、等级、仇恨”。 我自然想到，一个加拿大的普通小学是如何教导小学生的。这是这个小学的宗旨：“本校的使命是精心培育孩子与生俱来的好奇，开发他们学习的热情，激励他们的智慧和创造的主动性，让孩子成为有责任心的、宽容的和自信的世界公民。” 在学校的一面墙上贴着一位美国仍然在世的作家H. Jackson Brown Jr.的语录（他不是什么大官也不是什么显赫人物）：1．  以身作则。2．  以慷慨的行动度过每一天。3．  从不错过表达你爱他人的机会。4．  持之以恒地锻炼身体。5．  不管经济条件是否允许，都设法和家人度假。6．  即便孤立无援，也要坚持你的原则。7．  用你所拥有的平和、健康和爱来衡量你的成功。8．  当他人需要你的时候挺身而出。9．  忠实于你的配偶、奉献于你的孩子。10．为你的社区和国家服务。11． 勇敢地面对逆境。12． 说真话。13． 保有一颗感恩的心。14． 明智地理财。15． 在寻求生活更大的快乐时，不要忽视小的乐趣。16． 认识虔诚的力量。17． 理解宽恕的力量。18． 对人的爱胜于对物的爱。19． 寻求善。20． 追求真理。21． 期望最好的结果。 其中有一些警句无疑是给成年人的，因此我相信这些警句既是给小学生的，也是给教师和家长的，让其出现在小学里也用心良苦，小学生不仅会随着这样的教导走向成熟，也会从小就开始理解成年后的生活意义和责任，甚至现在就会带回家里去和父母共享。这样教育出来的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不会是趋炎附势的奴才。我希望不久中国的小学里也可以有类似这样的教导，而不是假大空连篇的说教。 公民教育，永远是一个社会的首要任务。古希腊的教育不仅仅在课堂里，而且在体育场、剧场、图书馆。 我们已经知道古希腊的剧场是如何把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和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等的戏剧带给公民的。那些剧目中有正剧、悲剧和喜剧，但是没有“颂剧”，亦即歌颂统治者的剧目；也没有“怨剧”，亦即哭哭啼啼寻找青天大人的剧目；也没有“闹剧”，亦即没有幽默却糟蹋人格的剧目。 我们也知道古希腊的体育场馆是如何培养孩子们健康体魄和竞争精神的。 而图书馆，也是古希腊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希腊的图书馆是面向所有公民的，而不是私人的藏书楼。许多古代民族也有藏书楼，那只满足了极少数人的嗜好，而非全社会共享。以弗所（Ephesus）不仅有巨大的剧场，而且有可观的图书馆。那图书馆的遗址令人可想见其当时的规模（图15－2）。 图15－2  小亚细亚（今土耳其境内）以弗所的古希腊图书馆遗址（笔者摄）我有时想，在古希腊这样的环境中，就是不想做有权利有责任感的公民，也难。 在华夏艰难的岁月里，无缘“自由、平等”的不少人也坚持用自己最卑微的行为诠释了“博爱”的含义，想来让人唏嘘不已。在我的太行山岁月里，我的房东大爷曾经是我最好的“社会学老师”，小山村的老乡也用最慷慨的赠予使得我至今仍然对中国普通民众充满信心，我相信，中国人的素质问题是环境和文化使然，而非与生俱来。 74年4月底，我高中毕业后作为知青被迫来到那个太行山上的小山村。知青住房铺位不够，我暂时住在一户人家院子里的南房侧面的小屋里。小屋朝北，不见阳光，仅仅放杂物，只有约6平方米。院子里一共有三个光棍，一个老大爷，将近70岁，还有两个他的侄儿，40来岁。如果加上我，就是四个光棍了。只是当时我年少，还算不上光棍。 转眼到了11月，此时太行山上已非常冷了，没有炉子的小屋寒冷难挨。睡觉时，钻进被窝，戴上棉帽子，哆嗦一阵，才可入睡，而起床更为艰难，以至我每天想到睡觉就发愁。结果一天老大爷来了，“娃娃，这不行，太冷了，到我那里去吧，反正炕大，你睡一边。”在这样境地中的人大概是不会推辞的，我很高兴就答应了。那是北房，朝南，里面有一个小炉子。我终于可以过冬了。 我渐渐从老大爷那里知道了很多我当时完全不可能从别处知道的事情。他早年走西口，随他叔叔去甘肃做生意，还娶了一个那边的老婆回来。1958年大炼钢铁时他老婆得病，但是上级不让休息，又得不到治疗，就死了。老大爷唏嘘自嘲，并不觉得他是最不幸的人。他告诉我，他曾经吃过很多我甚至未曾听过的东西。那时候到了晚上经常饥肠咕噜，自然说到吃的就格外兴奋。他说，尽管自己是一个小伙计，挣不了多少钱，但是吃得还是很好的。每天都可以吃肉和鸡蛋，他还说到一种饼子，“手抓住中间，往上一拎，就像一串挂面，放下来，就又是饼子了。”说得我口水直流。他还很同情地说：“你们娃娃凄惶【2】啊！甚好东西都没有吃过，见都没见过。”晚上的聊天总是这样结束的，咽着口水，用贫乏的脑袋拼命想象那美餐，终于抵挡不住那沉重的眼皮，在饥肠咕噜中睡着了。 我就这样住了两年。想起那两年，我给老大爷做的顶多是挑几桶水，拌一些煤。煤要和黄土搅拌在一起，这样粘结在一起容易烧得比较稳定且长久一些。老大爷的水缸不大，一担水就满了，够半个月用。第一次我把挑来的往水缸里一倒，下面沉淀都翻了上来，各种各样的虫子的尸体都有，把我吓一跳。好不容易掏干净了，下一次还有，只是少了一些。虫子喜欢潮湿，竞相往水多的地方去，乐极生悲，很多就淹死在了里面。后来发现，我们知青灶房也一样，水缸里都是死虫子。我吃在知青灶房，晚上住在老大爷家里，一分钱也没有给过他。两年后，终于知青那里有空房子了，我也就搬了过去。只是有的时候还给老大爷挑一担水。 我从老大爷那里搬出来大约半年后的一天晚上，冬天了，我正在知青的食堂里，突然身后有人拉我的衣角，回头看是老大爷。他神秘地说：“你过来，我和你说一个事情。”到了屋外，他说：“我弄了一些肉，炖好了，你来吃。” 那个时候肉是很难弄到的，我推辞：“不行，你自己吃吧。”他故意找借口：“我吃肥的，你吃瘦的，瘦的我咬不动。”我馋得很，就不再推辞。他炖的肉很好吃。他说，肉是他在邻村看到有人杀猪，求人买的。那个年代，这样的肉显然属于“不合法”。这顿“资本主义”的肉，是我终身难忘的美餐。 当我有能力回报老大爷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每当想起他，心情总是难以平静，在写这些文字时，我不禁热泪盈眶。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有许多这样心地善良的人，但是这样的精神为什么不能形成社会风气呢？我回到山村去给他扫墓，重新做了花岗岩墓碑。他不仅仅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了我物质上的帮助，更加重要的是他给了我精神上的鼓励。在那充满了冰冷和仇恨的岁月，使我更记得他温暖和善良的行为，以至这么多年后仍然影响着我，让我重新审视人生的意义。 我2004年回到太行山，这小院子（图15－3）和村子（图15－4）依旧如此熟悉，甚至煤和黄土还堆在院子原来的地方，好像还需要我再来把它们搅拌在一起。但小院已经空无一人，在老大爷去世后不久，他的大侄儿也患病去世了，而他的小侄儿，也一身病痛，山上受不了，就寄居到了早年嫁到平原农村的他姐姐那里。我当年就睡在图中那扇破损的窗户里面的炕上，我靠窗，老大爷睡在靠里面。我那时经常看着被月亮照亮的纸糊的窗棂，梦想太行山外的世界。四个太行山春秋，两个小院冬夏，故地重游，物是人非。图15-3  笔者当年住过的太行山小院子 （笔者摄） 图15-4  太行山山村 （笔者摄）四月的太行山，寒冬已经过去，但是春意姗姗来迟，只有无处不在的看似弱小的嫩绿宣告着这不容置疑的趋势。这绝不应该仅仅是自然的趋势，我确信，这也理应是人文的。 像老大爷这样的善良人给那个冰冷和充满仇恨的时代增添了一丝人间的温暖，在天高皇帝远的太行山上的经历，使我坚定地相信，华夏还是有希望的。我爬上了远离村子的山峰，去给老大爷扫墓，环顾那贫瘠的山间地块，那曾经就是我当年曾经为羊群守夜和与狼作对的地方（图15－5），想起那些歌颂“狼图腾”的人们，从“龙图腾”走到“狼图腾”，如此从没出息走向更没出息，令人嗤之以鼻。我不禁想到：不必推崇狼性了吧？多点爱心吧！ 图15-5  笔者当年为羊群守夜和与狼作对的地方（笔者摄）                                                                    当然，那个小山村也不是世外桃源。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会渗透和折射到这个遥远偏僻的地方。那些不愉快的记忆每个知青都有过，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记住应该感谢的人和事，淡忘那些你不屑的人和事，改变整个社会的不公，而不仅仅是报复个人的怨恨。这是我所理解的“博爱”，源于多年在西方的经历，也出于那个贫瘠的太行山村落。于是，当往事如烟，重返太行山把自来水接到小山村家家户户的时候，我确保了每个住户都得到相同的待遇，而不管其主人当年对我的恩怨。 “博爱”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唯有“博爱”才能使得世界不再进入仇恨的怪圈。报复只有使得仇恨升级，每次的报复都将成为下次仇恨的理由，最初的矛盾将愈演愈烈为刻骨仇恨。唯有“博爱”可以制止如此变本加厉的怪圈。我不相信“以德报怨”，但是反对“变本加厉”和“矫枉过正”。合理的惩处和尽可能的宽容都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有一颗“博爱”的心。努力记住别人曾经的善举，尽量忘却别人有过的恶行，一个“博爱”的华夏也许可以慢慢出现。 2008年巴黎一个寒冷阴雨的冬日，我作为游人走进了著名的拉雪兹公墓（图15 - 6）。对于中国人和西方人，这个公墓都非常著名，只是著名的理由不同。对于西方人，是由于公墓的历史和长眠在其中的名人；而对于国人，则是由于那里有“巴黎公社社员墙”。这两者都是我造访的理由。 图15-6  巴黎拉雪兹公墓那天的雨不大，但风使人感到格外寒冷。我的伞很小，随风的雨斜打在我身上，很快大部分衣裤就湿了。公墓很大，那天人很少，俨然我只与凄风苦雨同行，有时漫无目的，要想的太多，觉得脑海里就如同这天气，风雨交加。 在巴黎，如果你问一个普通的法国人有关“巴黎公社”和“社员墙”的事情，那么95%以上会说不知道。确实，誉满华夏的“巴黎公社”对现在的法国人来说并不知名。这并非法国刻意淡化了“巴黎公社”在历史上的地位，而是法国和巴黎的重大历史事件实在太多，“巴黎公社”只能算作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来公墓的人带着各种各样的理由，而寻找“公社社员墙”的，多数是中国人。“公社社员墙”在拉雪兹公墓的东北角（图15－7），并非我想象中的残垣断壁，而是公墓围墙的一部分，墙外就不是公墓了。没有雕塑，没有墓冢，只有镌刻在墙上的法文字样“AUX MORTS DE LA COMMUNE 21－28Mai 1871”（献给公社在1871年5月21－28日的死难者）。 图15-7   巴黎公社社员墙那天在墙角下有几束花，其中一束上有一些文字“KOMUNARLAR KAVGAMIZDA YASIYOR”，虽然我不认识这文字，但知道这不是西欧文字，也不是斯拉夫文，好奇之下，我到处询问，最终打电话到土耳其大使馆得到了一点线索，那里有人说最后一个词是土耳其文，意思是“死了，但是还没有死”。我想这就是中文的“永垂不朽”吧？但是他们仍然不确定其它两个词。我猜整个意思应该是“共产主义同志永垂不朽”。署名却是法文的“马列主义共产党”。年复一年在拉雪兹公墓的一角，总有一些人送来一些花束，以今天的门可罗雀凭吊着当年的轰轰烈烈。巴黎公社曾经用暴力对抗社会，而这个社会也以暴力镇压了巴黎公社。在硝烟过去后，公墓同时宽容了两者。 拉雪兹公墓本身，大概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见证。它不仅有“公社社员墙”、《国际歌》词作者欧仁鲍狄埃的墓、前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的墓，也有巴黎公社的敌人梯也尔的墓，当然也有其他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的墓，也有不少普通人的墓，包括旅法华人的墓。在拉雪兹公墓中长眠的，政治上有左中右，经济上有上中下，职业上有三教九流。公墓不为某个政治派别所设，也不为某个经济阶层所设，也不为某个社会地位所设，也不为某个民族或种族所设。拉雪兹公墓，就是一个公墓，它庄严肃穆，给不同背景的每个长眠者以同样的宽容和礼遇。除了西方，没有哪个社会允许一个举世瞩目的公墓接纳如此多的生前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宗教信仰、社会背景、职业、民族和种族的人。他们生前有的曾经不共戴天，但是公墓以同样的宽容接纳了他们，期待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和睦相处。一个敢于给予那些扬言并且付诸行动要颠覆自己的人以如此宽容的社会，必是一个博爱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钢琴家和作曲家萧邦（Frederic Chopin，1810－1849）也葬在公墓里，创作油画《梅杜萨之筏》的画家杰里科（Theodore Gericault，1791－1824）葬在这里，大数学家傅立叶（Jean Fourier，1768-1830）葬在这里，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Gioachino Rossini，1792－1868）葬在这里，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罗瓦（Eugene Delacroix，1798－1863）也葬在这里。 对于学工程的人来说，傅立叶是一个熟悉的名字，我在大学里学到以他命名的“傅立叶级数”和“傅立叶变换”时，为其对于波的根本性解释所折服，也因此彻底理解了音乐和声音的物理本质。一曲由乐器奏出的或者人声唱出的美妙旋律中的音符实际上可以分解成多个甚至无限个单调的“简谐振动”（即正弦波），亦即，任何一个周期振动都是由基波和高次谐波合成，前者具有最低频率和最大振幅，决定了音高，而后者由和基波成倍数的频率和逐渐减小的振幅构成，决定了音色。任何一种频率的简谐振动都只能产生单调的音色，而美丽的乐音只能由基波和不计其数的高次谐波共同完成。一个社会不也是这样吗？ 这凄风冷雨的天气很容易令人想到陈列在卢浮宫的油画《梅杜萨之筏》（图15－8），一叶木筏，海天一色，同舟共济，奋力拼搏，奄奄一息，远处一丝活着和解脱的希望，周围弥漫孤独和死亡的恐惧。画面以它直击人心的力量表达了画家的思想，每个人都会被这幅感人的绘画带入自己的想象空间。杰里科把他这幅画作为他墓冢的标记是为了暗示这就是我们人类文明的旅途吗？ 图15-8  西奥多·杰里科画作：《梅杜萨之筏》卢浮宫里德拉克罗瓦1830年的油画《自由女神引导人民》（图15－9）讴歌了“自由、平等、博爱”，半裸的古希腊式的女神高举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在硝烟弥漫的战场率领身着平民服饰的普通民众前进。画家把自己也画在了自由女神的右侧，以表达他的信念和参与。我最早看到这幅画是在大学里，当时被画面深深感染，因此牢牢记住了画家的名字。漫步在他长眠的公墓，想到第一次看到他的《自由女神引导人们》，恍若隔世。近200年来，自由和民主已经在世界很多地方蔚然成风，德拉克罗瓦应该感到欣慰，但是世界并不完美，他也必然为之遗憾。图15-9   欧仁·德拉克罗瓦画作：《自由女神引导人民》历经200多年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只有三个词，中文译文也仅有六个字。但是其含义，却并不容易理解，更不容易实践。诚然，“自由、平等、博爱”从她诞生以来历经艰难坎坷，法国大革命的泥沙俱下和西方世界的跌宕起伏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质疑这口号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但是，这差距一直被西方坦承直面，他们对不完美的批判不遗余力，对完美的向往坚定不移。如果说“自由、平等、博爱”尚非西方的现实，那么至少已是付诸实践的理想。已经硕果累累，依旧征途漫漫。 “自由、平等、博爱”，这不正是公民必备的人格吗？这不正是人格进步的千里之行的最终目的吗？ 是始于足下的时候了。【1】Vincent Farenga，Citizen and Self in Ancient Greec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7页【2】“凄惶”在山西晋中地区方言中是“可怜”的意思。（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

文：林炎平第八章  科学和民主——人类永恒的主题 科学的本质是以严肃的方式探索自然界的真理，民主的本质是以妥协的方式寻求人类社会的公正。—— 作者 科学和民主解决了人类社会最棘手的问题——“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作者 通过此前的阐述和对比，伟大的古希腊精神理念已经展示在我们面前。我相信阐述这些伟大精神的文字，必定在读者心中引起多种不同的感受，无论是对古希腊文明的不可置信，还是对华夏文明的情有独钟，但这都不妨碍我们感受到内心的荡气回肠和外界的风雷激荡。重返心平气和之后，我们回味：难道这些都是真的吗？是的！不仅这些伟大的古希腊精神是真实的，而且由这些精神所必然导出的结论将更加让我们感到不可置信，但又无可置疑。 这四种古希腊精神，即竞争精神、思辨精神、批判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可以被理解为古希腊文明的四个公理。从这四个公理出发，古希腊人导出了决定人类命运和社会公正的两个伟大定理——科学和民主。这些公理和定理为古希腊独有，不见于任何别的民族和文化。 古希腊人第一次把理性和科学带给了人类。在世界其它地区尚处于蒙昧和恐惧的时代里，是古希腊人首先把理性的光芒洒向了人间。古希腊学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崇尚理性的知识分子，理性至上的原则诞生于古希腊，在她向其它地区扩展以前，也仅仅存在于古希腊。 古希腊人首先提出了民主的理念并进行了民主的实践，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公民”、“主权在民”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概念，这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源头。前面提到的伯里克利的伟大演讲描述了古希腊雅典民主的实践和理想，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进一步从哲学的高度将民主政治系统化和理论化，并提出了为了防止独裁，将议事、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分立，形成三足鼎立相互约束的设想。这是现代民主“三权分立”【1】学说的最初起源。 于是，人类文明从古希腊开始出现了科学和民主，欧几里得几何和雅典政制成为了科学的典范和民主的榜样。 科学并非正确的代名词，科学具有“思辨精神”和“批判精神”的所有特点，她允许错误，但不允许欺骗；允许权威，但不允许扼杀异议；追求真理，但从不以真理自居；解答疑问，但鼓励质疑。她最本质的特点是对于真理的不懈追求和对于批判的无限宽容。 民主也绝非多数的代名词，民主在尊重多数人意志的同时，也保护少数人的利益。民主的本质是“人本主义精神”和“竞争精神”，她由基于多数意志的统治和对于全体公民的尊重两方面构成。亦即，不管多么“多数”，都不能以任何方式迫害“少数”；不管如何“少数”，都不会丧失公民应该享有的任何“权利”。 一个合理的社会，科学和民主是完全不能分割的，她们必须同时存在。我们将在稍后对此探讨。表象上，科学是一种传统，民主是一种制度。但实质上，科学是由精神形成的一种传统，而民主是由意识导致的一种制度。在她们背后，是理想和理念，是人的精神和意识。因此，科学和民主都要求有高素质的公民。 科学的本质是以严肃的方式探索自然界的真理，民主的本质是以妥协的方式寻求人类社会的公正。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就是这两个概念的梦想史；一部人类的进步史，就是这两个概念的普及史。在真理和公正之间，在严肃和妥协之间，古希腊人制定了人类社会永恒和崇高的原则——“科学和民主”。 科学和民主是普适的。科学是人类的共同语言，不管什么文化背景、民族背景、宗教背景，科学都使用了同样的标准。民主也绝不例外。科学的语言不仅对地球文明是普适的，而且完全有理由相信其对于任何其它地球以外可能的文明也是普适的。美国的航天器携给“地外文明”的信息中就有数学公式，因为我们确信，科学是所有文明共同的语言，也许书写的形式不同，但所表达的内容都必然一致。 百年以来，“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逐渐走进了普通国人的视野。请进来，还是拒之门外？这是近代中国进步和反动的根本之争。这两位“先生”，对一部分国人来说，如慈禧太后，是来自西方的噩梦；对另外一些国人，如仁人志士，则是遥远的憧憬；而对还有相当一部分国人，比如阿Q之流，则是不可理解的多余的痛苦——有饭吃的时候，这纯粹是吃饱了撑着没事找事；没饭吃的时候，其又不能当饭吃。于是，无论是吃饱了还是饿着，对于阿Q们，科学和民主毫无用处。确实，这不能直接吃喝的科学和民主极难成为他们的理想和实践。 难以想象，今天在世界许多地方仍然不被理解的科学和民主，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古希腊即已成为理想和现实。对于我们曾经引用过的学者安·邦纳对古希腊文明的评价——“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它同时既探索世界也探索人，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里所说的探索人的一方，就是人本主义、民主；而探索世界的一方，就是自然哲学、科学。 但这人类最伟大的理念和实践，却在古希腊消亡后的漫长岁月中销声匿迹。随着文艺复兴，这古希腊理念在西方重生。辗转徘徊，历经坎坷，人类作为整体距离这一梦想的实现似乎已近在咫尺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对于很多国家和民族来说，其中也包括中国，用“艰难坎坷、任重道远”来形容科学和民主从梦想走向现实的旅途绝不为过。 人类社会的进步，无非就是精神和物质的进步。人类社会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分成不同的阶段，可以按照材料和工具的使用分成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钢铁时代和复合材料时代；也可以按照社会产品的所占比重分成游牧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类似的划分不一而足，但都不曾对人类社会用精神标准做一个划分。人类社会真正意义上的进步，是精神文明。如果从这个出发点考虑，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划分仅仅需要按照精神文明标准，作为人类精神文明最重要的部分“科学和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与否的关键标志，也是衡量文明的尺度。 在社会演变中，精神和物质必然是互相影响的。精神的进步促进了物质的发展，同样，物质的进步给予精神的进一步提高提供了更好的条件。比如，科学的进步是精神的，其导致了技术的进步，导致了仪器的改进，这就是物质的了；而仪器的改进给予科学的发展以更加强大的工具，从而给予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和有力的手段。但是，物质进步并不能保证精神进步的必然发生。在深入地阐述科学和民主对于人类社会的意义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些本质上的困难。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总会有两个困扰，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是指社会的财富非常贫乏，不管如何分配，都无法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而“相对贫困”是指社会的财富由于分配不均匀而导致了一部分人占有的财富在比例上远远少于另外一部分人。人们在肉体上对于“绝对贫困”较为敏感，但是在心理上则对“相对贫困”更加敏感。 在人类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以及在此以前的史前时代中，每个部落都处于“绝对贫困”之中。那是物质赤贫时代，没有由物质作为标准的社会阶层可言；同样，那是精神赤贫时代，也没有由精神作为标准的社会阶层可言。但此状况在人类进入青铜时代后逐渐改变了。 但是，物质改善并不一定导致同步的精神进步。华夏汉朝以前的物质进步和古希腊古罗马不相上下，但是华夏从来没有发展出科学或民主；古罗马在物质上的进步超过了古希腊，但是古罗马在科学和民主上都落后于古希腊；美洲的阿兹特克文明、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都曾经在物质上达到过古希腊时代的水平（尽管年代晚了很多），但是它们都不曾产生科学或者民主。因此，人类的精神文明并非物质文明的必然产物。 因此，仅仅从物质的角度，无法解释科学和民主在古希腊的诞生，也无法解释直接导致了科学和民主的四种精神在古希腊的诞生。换言之，竞争精神、思辨精神、批判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的诞生以及科学和民主的诞生都不直接源于物质文明。世界上的古文明各种各样，但没有一个曾经诞生了这些人类伟大理念中的任何一个。 于是，人类社会诞生科学和民主这一现象，与其说是必然，还不如说是奇迹。现在很难想象，如果人类没有科学和民主将会是何境况，就如同很难想象，如果今天的社会没有电的应用将会如何。 科学和民主在今天已经没有争议，即便她们最凶恶的敌人也不得不伪装成忠实的信徒。如此无可争议和叹为观止的伟大却诞生在距今两千五百年前的古希腊那片相对贫瘠的土地上，古希腊人创造了这样一个精神文明，她至今都是人类社会的典范和榜样，一个至今我们尚且难以完全理解和难以达到的典范和榜样。 文艺复兴后的西方，重新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人类社会在精神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并因此物质上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是古希腊的精神文明导致了文艺复兴后的西方社会的深刻变革和进步。诚然，文艺复兴后的西方并不是简单地回到了古希腊，而是在更高的物质发展层次上再现了古希腊的精神文明。 此后的社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由于物质的高度发展，反而导致了一些过去未曾出现的社会问题。“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变得越来越瞩目了。我们将看到人类最伟大的精神文明——科学和民主，如何解决了人类最棘手的物质困难——“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随着财富的逐步积累，人类从整体上减轻了来自“绝对贫困”的威胁。财富的积累使得财富分配的不均更加容易发生，从而加大了“相对贫困”。正是这样的相对贫困造成了不同经济状况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对抗。在欧洲，文艺复兴后的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直接导致了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突飞猛进的提高，整个社会已经就此摆脱了绝对贫困；但同时也由于社会二次分配制度的不完善而导致了严重的相对贫困。本来绝对贫困已经缓解，但是相对贫困的扩大使得人们反而认为绝对贫困更加严峻。这样的情况在进入大工业生产的社会后的初期显得更加严重，因为，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远远超过了社会法律和道德与其同步和适应的能力。 正是这样的社会管理领域的滞后，亦即法律和体制等对于生产领域的滞后，被一些学者以为是精神对于物质的滞后。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错的，但是，这些滞后的部分并非精神文明的全部，而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亦即仅仅是精神文明中的对于物质文明的管理部分，而不是精神文明中的创造部分。 谈及文艺复兴后的大工业时代，即一些学者定义的资本主义时代，就不得不谈到资本。其实资本和金钱之间并没有区别，金钱用于投资就成为了资本。人类社会对于金钱的感情是极其复杂的：人们诅咒金钱，称之为万恶之源；人们追逐金钱，为之铤而走险；人们痛恨金钱，认为其使社会道德沦丧；人们热爱金钱，因为没有了它就寸步难行。但是金钱是什么？ 在金钱出现以前，社会的交易是以物易物进行的。这样的不便，由于金钱的出现而克服了。但是，社会商业交易的实质并没有变化。过去以物易物，现在用产品换到了的是货币。这个货币并非持有者最终希望拥有的，它仅仅是一个媒介，当一个人把要出售的产品变成货币，这个交易实际上并没有完成，直到他用此货币再购买了他所需要的另外的产品，这个过程才算是暂时完成了。但是这样的对于一个人来说已经完成的过程，对于另外一个人很可能是一个交易的开始，所以这样的交易和流通实际上并没有完成的时刻。每一次把货物变成货币和把货币变成货物都是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一个永远没有终结的过程的一部分。 一个人把自己生产的物品出售换到的货币，一个人做工一天后领到的工钱，都是他们对于社会贡献的证据。从这个意义上，金钱是劳动的证据。在一个合理的社会中，金钱是一种社会认可的符号，它表明其持有者为社会提供了某种产品或者服务，从而他有权利在他需要的时候向这个社会索取等值的产品或者服务。于是我们恍然大悟，金钱本身绝非万恶之源。但是，正由于金钱具有如此地位和功效，导致一些人不择手段追逐之，甚至坑蒙拐骗、杀人越货。这不择手段背后的动机，才是万恶之源。 在进入大工业化后演变成资本的那部分金钱更是无比强大，引来不尽的崇拜和诅咒。如果说劳动是明天的金钱，那么金钱就是昨天的劳动。或者说，金钱是已经实现了价值的劳动，而劳动是尚未实现价值的金钱。当我们今天并不消费昨天的劳动成果时，资本的积累就开始了。大工业时代急剧增加的生产力已经使得人们根本没有必要在今天把昨天的劳动所得全部消费掉，而是积累得越来越多。就如同大工业时代的劳动力具有越来越巨大的力量一样，金钱作为昨天的劳动力，其力量自然同步增加。 如果说今天的劳动成为明天的金钱还有不确定的因素，因为毕竟风险是存在的，劳动未必总是可以得到预期的回报，那么金钱作为昨天的劳动，则是更加确定的，因为这是已经实现了价值的劳动。同时，由于劳动力的集约化所需要的高超组织和集约化后的劳动力的巨大力量，使得由于社会分配不均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金钱实际上比等值的劳动力具有更加强大的力量。这些金钱由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就相当于等同数量和价值的劳动力由极少数人调动和指挥，并且这些劳动力绝对服从，因为金钱绝不会罢工或异议。可想而知，金钱拥有者的影响力是何等之大。 资本和劳动力作为生产的两个重要因素，从来没有像进入工业化以后这样形成激烈的对抗。其实，资本和劳动力的矛盾并不是进入“资本主义”阶段才有的，而是存在于以前的所有社会形式。只是由于那些时代资本稀缺，其无法和劳动力形成广泛对立。进入大工业时代后，由于资本的积累和分配的不均，造成资本和劳动力的拥有者通常是不同的人群。绝大部分资本被少数人拥有，但是劳动力却属于所有大众。 资本主义的产生需要两个条件——资本和自由。仅仅有资本是不够的，还要有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选择。资本主义的真正含义是资本和劳动力可以自由地结合。允许这样结合的，就是资本主义，而不允许的，就不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含义是，在那里不仅仅产品是自由出售的，而且劳动力和资本也是自由出售的，因此资本和劳动力的结合就是自由的。资本可以雇佣劳动力，劳动力也可以通过借贷来雇佣资本。通常，民主制度尊重和允许个人的选择，在那里实行资本主义很容易，于是，所谓的资本主义时代，在西方民主国家首先到来了。 由于民主国家通常会自然地产生资本主义，因此导致了有人把民主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资本主义不仅可以在民主国家产生，也可以在不民主的国家出现。比如国家资本主义就可以在集权国家出现。通常集权国家由于一些严厉的限制造成资本和劳动力无法结合，此时资本主义就无法形成。但是如果在政权的有意倡导下鼓励资本和劳动力的结合，那么同样可以形成资本主义，在国家倡导下形成的资本主义就是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高度不均衡的时代，穷国政府所倡导的引进外资的政策，实际上就是在国家倡导下的由富国的资本和穷国的劳动力的结合，因此这也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这些不同的资本主义形式实际上和民主的关系并不唯一。亦即，民主国家一定会有资本主义产生，但是资本主义并不限定在民主国家。 资本和劳动力都以各自的方式寻求最大的利益，尽管采用的方式不同，但它们对于利益的追求都必须通过和对方的结合而进行。它们彼此依赖，也互相对立，至少它们的相对利益是对立的，其矛盾似乎不可调和。其实在大工业化初期，这两者确实显得不共戴天，进而导致从19世纪开始，有学者断定，资本主义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不可避免，而且愈演愈烈，亦即，大工业时代必然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我相信下这个结论的人一定熟知“马太定律”并且认为这是一个普适的规律。本来，如果没有环境制约或者人为限制，“马太定律”是必须遵守的自然和社会定律。“马太定律”可以表述为“剥夺那些所剩无几的，给予那些绰绰有余的。”“马太定律”在自然界的例子很多，在非生命领域，例如，那些大肥皂泡以吞噬小肥皂泡的方式越长越大，而小肥皂泡越来越小，直至消失。学过金属物理的读者知道，在金属的结晶过程中，那些大晶粒以吞噬小晶粒的方式长大。在生命领域，那些个体比较强壮的会由于可以得到更多更好的食物而更加强壮，而那些弱小的，却由于相反的原因越来越弱小。因此，“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理论仅是“马太定律”在社会领域的另外一种陈述。 但是，历史证明西方大工业时代并没有导致“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愈演愈烈，而且逐渐缓解和解决了这两个问题。那么，为什么这个看似普适的“马太定律”在这个领域的应用是完全错误的呢？我一直在考虑到底是什么拯救了人类社会于看似不可自拔的困境，解决了人类社会中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 答案就是——“科学和民主”。 科学的发展带来了技术的改进，科学技术是最大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和竞争制度给这种生产力提供了海阔天空的环境，于是社会生产力大幅提高，整个社会从整体上迅速摆脱了“绝对贫困”，因此也有能力让每个社会成员脱离“绝对贫困”。在一个崇尚科学的国度里，“绝对贫困”是不可能存在的。 “相对贫困”的被消灭是民主的功绩。在整个社会的财富激增下的财富分配肯定会不均匀，从而使得一小部分人占有多得不成比例的社会财富。幸而，由于民主的存在，选票掌握在每个人的手中。极富的人数比较少，而普通的劳动者却具有人数上的绝对优势。民主程序使得政治家和立法者不得不代表选民的利益而不断地修正法律，从而使得社会的分配和二次分配逐渐趋于公平。人们手中的选票将决定议会立法者的倾向和最终的立法，于是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都会逐渐对大多数人有利。西方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就是这样产生的，其是“相对贫困”被消灭的一个重要象征。 今天在我居住的加拿大，“绝对贫困”早已不复存在，最贫困的加拿大公民，也有足够的政府提供的基本生活费保障他基本的衣食住行和医疗。当然，一个人不可能用政府津贴生活得很好，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政府给低收入者的津贴实际上来自那些辛勤工作的人向政府纳的税。因此政府津贴领取者的生活水准绝不应该和正常工作的人一样。 我攻读博士时候的报酬完全可以使得我生活得很好，但是由于希望有所积攒，我的花费实际上是自觉限定在官方的绝对贫困线以下的。即便这样，我也生活得很好。因此，我自己的经历说明，加拿大实际上完全告别了绝对贫困。所谓的“贫困线”以下并不意味着真正的绝对贫困。 加拿大还真正做到了老有所依。每个老人都可以领取到退休金和养老金。甚至对于那些从来没有在加拿大工作过的在退休后才成为加拿大移民和公民的人，加拿大政府也给予了一视同仁的照顾。一些以和自己的子女团聚为理由从中国移民到加拿大的老人，到了加拿大几年后就有资格从加拿大政府领取养老金，只要他们的年龄超过65岁。而且这份养老金是不薄的，超过了每月1000加元，相当于人民币6000元。 我是拿加拿大的研究助理奖学金才得以完成我的博士学业的，当时每个月可以领取到900加元，当时仅用其中不到一半的钱就可以生活得很不错，所以我明白1000加元/月可以生活得很好。我从加拿大大学得到的这笔奖学金不仅让我完成了学业，也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加拿大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的立世原则。 加拿大如此慷慨，使得在她国土上合法居住的所有人都没有“绝对贫困”之忧。至于“相对贫困”，今天在西方也只是学术上的术语而已。在西方，每次选举都会把社会仍然存在的贫困现象拿出来重点讨论。政府在如何花纳税人的钱方面特别谨慎，一方面政府要尽可能缩小贫富差别，另一方面，政府必须让辛勤劳动者有更好的回报。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的竞选和政府执政中，税收的多少和如何花费永远是一个重要的竞选纲领。 税收的使用和花费，永远在公众和媒体监督之下。每年政府财政预算总是在国会里吵得沸沸扬扬，就是因为反对党和执政党对于纳税人的钱如何花的看法不同。如果政府预算在议会通不过，政府就垮台了，就要进行重新的选举。政府在税收的使用问题上的任何闪失，都会立即导致公众和媒体的铺天盖地的批评。在下次选举中，执政党肯定要因此下台了。下台后的执政党也就卧薪尝胆，争取更好的表现，以求选民下次再给它一次机会。要执政总会有错误，所以总会有下台的时候。但是由于别人也有下台的时候，于是它也会有东山再起的一天。关键是，善待公民和他们所纳的税收。 正因为如此，政府要证明自己善待纳税人的钱，至少如何花纳税人钱的账本是一清二楚的，到底什么花了多少，都有记录也可以随时备查。比如，教育花钱多少，医疗花钱多少，军备花钱多少，对外经济援助多少，拨款给市政建设多少，公路花钱多少，等等。而且每项都有更加详细的花费记录。 在西方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修路的地段上类似这样的标语：“你所纳的税正在为你工作！”、“你纳税的每一元钱都在为你工作！”意思就是，政府明白这是纳税人的钱，也在努力善用之。政府对纳税人的谦卑和对税收使用的谨慎由此可见一斑。 宽容的人民、求真的理念、科学的态度和民主的制度，在这样的环境下，政府必然代表选民的意愿，从而逐渐完善了社会的第二次分配。所谓的社会第二次分配是通过政府税收和政府开支完成的，首先，收入高的公民要缴纳更多的所得税，比如收入低的缴纳的税率低，有的甚至是零，而收入高的税率可以高达50%。亦即一些收入高的，其收入的50%都作为税收给了政府。所以收入高的不仅仅纳税总额高，而且比例也高。这些税收都由民选的政府安排来做一些有益于民众和社会的事情，其中包括了给予生活比较困难的以补贴。 当然，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是不可能平均的，因为如果这样，就完全摒弃了竞争精神，一个社会就会陷入惰性和停滞。我们庆幸古希腊也给人类留下了竞争精神。正如我们已经在前面阐述过的，所谓竞争，就必须公平。这样的公平必须是起点和过程的公平，而非终点的一致。也就如同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所有的赛跑者在同时同地起跑，而最终结果的参差不齐则是公平竞争的一部分。这样竞争的公平避免了一个社会“大锅饭”或“平均主义”的产生。在一个合理的社会中，每个人的财富占有率一定是不同的，这是竞争的必然。只要竞争还存在，在终点的参差不齐就不可避免也不应该避免。 伦敦，也许是当年科学和民主在大工业时代战胜社会贫困和不公的最瞩目的战场，而大英博物馆（图14－1）无疑见证了这一切。大英博物馆，这个如雷贯耳的名词，她不仅意味着艺术、文化、历史和政治，也倾注了几乎所有人的想象和争议。她也是我从巴黎坐“欧洲之星”列车去伦敦作“一日游”的唯一目的地，清晨从巴黎出发，两个小时后就抵达了伦敦。我一头扎进大英博物馆，一整天全都花在了那里。博物馆像时空隧道，让我一日便游历了万年，把我从现代带回到了史前文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和近代，再回到现代。在这浓缩的历史长廊里，文明和野蛮的较量，进步和倒退的对比，令人感慨万分。在古希腊时代那睿智和平和的哲学背景下，大工业时代的激越和冲突更显得突兀。图14-1  伦敦大英博物馆（笔者摄） 当我带着犹如乱麻的脑袋从大英博物馆钻出来时，已近黄昏。原本以为对大英博物馆已经了如指掌，参观仅仅是证实一下自己的看法，看来并非如此。但是，错综复杂之间，那头绪却是更加清晰了，正如同那块陈列在博物馆中神秘的古希腊托勒密时代亚历山大城的“罗塞塔石（Rosetta Stone）”（图14－2），尽管镌刻于其上的古埃及文扑朔迷离，却由于有古希腊文的同在而有了解答的办法。我没有走向火车站，而是朝相反的方向，走向了泰晤士河，以期泰晤士河的晚风梳理我头脑中的乱麻。虽然大工业时代初期的嘈杂，已经远离了这座城市，但是仲夏泰晤士河的黄昏，依旧喧嚣。在这里，和许多当年热情地拥抱了“文艺复兴”的地区一样，“绝对贫困”已经无可救药地远去了，“相对贫困”的“葬礼”也正在进行之中。为它们送终的，是诞生在古希腊时代的两位巨人——“赛先生”和“德先生”。图14-2  古希腊托勒密时代（公元前4 - 1世纪）亚历山大城的“罗塞塔石”。石碑上用三种不同的文字表达了相同的内容：上部是五千年前的官方古埃及文，中间是当时托勒密时代日常通用的埃及文，下部是古希腊文。“罗塞塔石”因此成为解密古埃及文的线索（笔者摄于伦敦大英博物馆） 在夜幕降临时，我再次登上“欧洲之星”列车，离开伦敦，穿越英吉利海峡的海底隧道，奔向巴黎。在舒适的车厢里，我想到了脚下平稳的铁轨，四周坚实的隧道和头顶波涛汹涌的海峡。这一切都显得如此轻松自如，但是这一切曾经是那样步履艰难和困苦卓绝。是“文艺复兴”后的大工业时代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生产力，使得过去的不可思议成为今天的轻而易举。脚下的铁轨已经铺向所有大陆，四周的隧道已经遍及全世界，把曾经看似无法征服的自然天堑，变成在谈笑间便可穿越的坦途。我陷入到无法避免的思考和质问之中：所有这一切，离开了“文艺复兴”可能吗？绝无！没有古希腊文明就没有“文艺复兴”，没有“文艺复兴”也就不会有工业革命。 总而言之，正是科学和民主消灭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也只有科学和民主可以消灭“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只有在那些没有科学的社会才无法消除，而“相对贫困”只有在没有民主的社会才根深蒂固。人类的精神文明成果——科学和民主，最终战胜了人类物质文明的终极挑战——“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学过数学和逻辑的，都知道术语“充分必要条件”的含义，科学和民主就是消灭“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充分必要条件。让我们用一句拗口的逻辑语言阐述这个结论：当且仅当科学和民主存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就必然被消灭。 这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胜利。需要提醒科学和民主的诞生时间和地点吗？两千五百年前，古希腊！ 应该指出的是，在古希腊，科学和哲学的诞生和存在并非意在解决民众的衣食住行，而是为了认识自然和人类自己，理解自然和人类存在的意义。这伟大的对知识的渴求和对理性的信念，终于在成为人类最伟大的精神财富的同时，也派生为人类最伟大的物质财富。超脱自然和淡泊名利是古希腊精神的特征，因此，在古希腊哲学中，从来没有把人类分成不同的阶级从而进行斗争的学说，更加没有充满仇恨的让人类对立和不共戴天的理论。古希腊哲学的睿智平和、超凡脱俗和淡泊功利，却在不经意间，为人类提供了解决人类社会最棘手的问题的方法。 在科学和民主为主导下，西方社会从总体上是非常公平和公正的，事实上，在任何具备科学和民主的国度，不管他们是在西半球还是在东半球，在北半球还是在南半球，都显现国家繁荣、人民幸福，更加重要的是公民人格的健全。尽管这样的国家也有问题，人民也有抱怨，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她们具有别的国家不可比拟的优势。 科学和民主是不能分割的一个完整的文明体系，亦即，仅仅科学是不够的，而仅仅民主也是不够的。一个仅仅有科学而没有民主的社会将忽略了社会之本——人；而一个仅有民主而没有科学的社会将不可能成为一个理性或求真的社会，因此民主也不可能长久。 民主并不是发现真理的充分条件。每次人类发现和接近真理都是通过极少数人的智慧和勇敢，而他们在当时的观点一般不为绝大多数人认可。因此，人类向真理跨出的每一步都非常艰难，这艰难的一方面来自揭示真理本身的困难，而另一方面则是来自社会多数的对于真理探讨的抵制和不理解。 例如，大地球形和日心说从提出到最终被人们普遍接受居然历经近两千年。从古希腊的阿里斯塔克到文艺复兴的哥白尼（Copernicus，图14－3），日心说的经历是人类探索真理之艰难的缩影；从古希腊的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到文艺复兴后的哥伦布（Columbers，Christopher，图14－4）和麦哲伦（Magellan，Firdinand，图14－5），对大地球形的认识是科学由少数人掌握的真理战胜大众偏见的典范。直到哥白尼之后很久，绝大部分民众仍不接受日心说。至于大地球形，在被麦哲伦1519－1522年的成功环球航海直接证明之后，仍然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如果那时让全人类对大地是否球形举行全民公决，其结果一定是：大地是平的。 图14－3  哥白尼（Copernicus） 图14－4  哥伦布（Columbus，Christopher） 图14－5  麦哲伦（Magellan，Firdinand） 如果今天让全体人类来投票表决近代物理的“哥本哈根解释”是否合理，结果很可能是否定的。“哥本哈根解释”对于不谙近代物理的绝大多数人来说，简直荒谬绝伦。但正是它，很好地解释了过去无法解释的现象并且准确预言了一些现象。即便“哥本哈根解释”还不是终极真理，它也比那些看起来逻辑正常的对立面（比如爱因斯坦的观点）要正确得多。 因此，民主和真理并没有直接关系，真理不可能由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这就是民主的局限，离开了科学，民主将名存实亡、误入歧途，其非但不可能带领人类走向理性和真理，反而会导致集体的愚昧和平庸。 同样，仅仅有科学而没有民主也不能形成一个合理的社会。因为如果这样，社会将失去真正的目标。一个社会如果不能以人为本，那么这个社会就失去了对于人类来说的合理意义，一切成就都会和这个社会的公民毫不相干。 因此，科学和民主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一个自洽和完整的系统，它们缺一不可。科学和民主是形成合理的人类社会的充分必要条件，亦即，如果一个社会有科学和民主，其必定是合理的；如果一个社会的科学和民主不完整，其必定是不合理的。 如果说伯里克利的讲演是民主治国的缩影，那么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科学治国的纲领。柏拉图强调了国家领袖必须精通哲学，其大部分即今天所说的科学。正如柏拉图的学园禁止不懂数学的入内，柏拉图也要禁止不懂科学的进入国家管理阶层。 今天的世界，已经绝少有人正面否认科学和民主的价值，即便是最不民主的人也要用“民主”标榜自己，最不科学的人也会把“科学”挂在嘴边。科学和民主的普适性已经不容怀疑。但是对于科学和民主的抵抗却并没有由此而减少或减弱。其实，既然科学和民主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和价值，何必在意其来自何处？ 古希腊伟大先哲们开启了科学和民主的先河，留给人类社会难以估价的精神财富和永不消逝的理性共鸣。科学和民主在古希腊成为理想、付诸实践并且变成现实，这无疑是一个奇迹。人类也许至今还不解这奇迹诞生的理由，但世世代代都将承蒙这奇迹的恩泽。 科学和民主的坎坷历程令人无限感慨，她们曾经随着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被焚烧的浓烟从人类社会消失，那完全可能成为古希腊文明的绝响，人类社会完全可能再也无法领略其风采。且幸凤凰涅槃，文艺复兴使得这个奇迹在千年沉寂后再次降临人间。 我们可以不信神迹，但难以质疑这是上苍对人类最慷慨的馈赠和最神圣的启示。 科学和民主，人类社会至高的价值、终极的标准和永恒的主题。【1】“三权分立”在英文中称作“Checks and Balances”，意即“制约和平衡”，亦称作“Separation of Power”，意即“权力分割”。更加准确的表达是其拉丁语词源“Trias Politica”，意即“三权分立”。（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

文：林炎平第七章 人本主义精神——人、信仰和权威（下） 在东方社会中，人的普世价值被严重低估了。于是在某些时代，极少数人的价值出奇地高昂而绝大多数人的价值接近于零。黎民百姓不断被告知必须为了某个利益牺牲个人的利益，但是没有人知道那个利益到底是什么，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在其中的角色是什么。最后我们既不知道为之奋斗的利益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我们曾经以为是为了集体利益在奋斗，其实在那个整天叫嚷集体利益的年代，每个人的利益都被蔑视，每个人的权利都被践踏，甚至后代的利益也遭到了破坏。所谓的集体利益变成了蔑视个人权利的借口和践踏所有人权利的理由。 而我自己的真实经历也毫不客气地迫使我思考极其尴尬的现实：从口号中的“主人”到现实中的奴隶，从理论上的“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到现实中的一无所有。这曾经令我困惑万分的反差，终于由于一件事而让我如梦初醒。 那是在太行山上的一个夏天，我们正在地里干活，下雨了。当时我们都觉得可以趁着下雨休息一下了。毕竟，当时完全没有休息日，起早贪黑牛马般的劳作令人倒头就可以熟睡。但是，我们被告知，人不能停，必须继续干，而牲口去避雨。蹲点（到基层监督）的公社书记这样下令。 我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村子里的老乡却已习以为常。他们告诉我，人是自己的，牲口是生产队的。人得了病，是自己的事情。要是牲口得了病，问题就大了，一是治疗昂贵，二是暂时没有牲口可用，要是死了，那么生产队就受大损失了。 不可思议的是，这样蔑视人的价值的事情发生在距伯里克利讲演近两千五百年后。这漫长岁月中人本主义的理性和实践的波涛巨澜，竟然在世界一些地方被屏蔽得如此风平浪静，不见丝毫涟漪。 这样的难堪，自然会使得一些人争辩古希腊仍然实行的是奴隶制，以此减少我们的惭愧。在中国过去的教育中，社会被分成了几个阶段，“奴隶社会”处在最底层，其给予我们的印象是残酷和血淋淋的对于奴隶的压迫和剥削。不错，古希腊有奴隶存在，但是古希腊社会并不建立在奴隶制上。在古希腊，奴隶从来不占人口的大多数，极盛时期的雅典也仅占了人口的30%，至于整个希腊世界，比例更低。而古希腊奴隶的地位和生活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在雅典，法律明文禁止虐待奴隶，甚至奴隶无需为公民或自由民让道。在城市里，人们无法辨别谁是奴隶，谁是公民，奴隶的穿着和举止和公民并无二致。奴隶可以从事文书管理，经商行医，甚至担任警察，他们只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已。而且，他们还可以通过努力脱离奴隶地位，成为自由民，乃至公民。 “此奴隶非彼奴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古希腊社会中的奴隶更像是今天西方国家的外来移民。在没有成为公民以前，移民没有选举权或被选举权以及其它一些仅仅公民才享有的权利。古希腊的雅典就有许多这样的外国移民，其中一部分就是奴隶，他们虽没有公民的权利，但仍能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挣取报酬，并和雅典公民一样由衷地热爱着这片土地。 我们没有必要美化古希腊的奴隶生活，但必须恰如其分描述它的情景。在古希腊雄辩家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公元前384－322，图13－1）的一些讲演中，我们知道至少两个奴隶的故事，一个是帕西昂（Pasion），为银行工作，由于他的勤奋和聪明，最后被提拔，成为银行家并且脱离了奴隶身份，甚至获得了雅典公民的身份。后来他在遗嘱中，并没有把自己的财产和职位传给他的儿子，而是给了和他同样经历了从奴隶到公民的佛米奥（Phormio）。 图13－1 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梵蒂冈博物馆，罗马梵蒂冈，笔者摄 古希腊世界对待奴隶的态度还可以从著名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誓言中看到，希波克拉底不仅仅奠定了西方医学的理论基础，而且申明了其道德准则。誓言摘录如下： “我以阿波罗、阿斯克勒庇俄斯、海吉亚、帕娜西亚以及众神的名义起誓：……我将依据我的能力和判断医治我的病人而绝不伤害任何人。我进入病人的住处仅仅为了使得病人得益，我绝对不做任何有可能伤害他人的事情……，对自由人和奴隶都一视同仁。对于任何我可能在行医时听到的隐私我都将保守秘密绝不传播。” 希波克拉底誓言声明了行医不应该和被治疗者的社会背景或身份有任何关系。这是一个古希腊宗旨，后来成为西方对人的价值之普遍态度。希波克拉底誓言是如此地超越时代，以致今天仍然作为行医的准则而被全世界广泛认同和实践，至今医学界仍然要求行医者以希波克拉底誓言宣誓。毫无疑问，人道主义始于古希腊，因为人本主义精神是导致人道主义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希波克拉底誓言只能产生在古希腊而不是世界的任何别的地方就不难理解了。在华夏，希波克拉底誓言难以产生，更难实践。就是今天，面对希波克拉底誓言，我们也不得不羞愧满面。 和“人本主义精神”的理念形成强烈反差的中国文化中，不乏关于人际关系的教诲和实践，但绝非以人为本或人人平等，而是“感恩”和“施惠”。臣民对于皇帝的感恩，黎民百姓对于官僚的感恩；皇帝对于大众的施惠，官僚对于子民的施惠。但是这些都不构成任何平等的概念。 平等的互助和不图回报的帮助在中国很少在制度上和道德上得到肯定和弘扬。当一个人帮助另一个人前，通常前者会问自己，为什么要帮助他，而后者则会问自己，我回报得起吗？的确，后者和前者可能素不相识并且以后再不相逢。那么帮助的功利基础何在？施惠的目的是得到感恩，感恩的目的是回赠施惠。但是平等的帮助则不同，其功利基础是更加广义的。当你帮助一个人，并非由于这个人曾经帮助过你，亦非他今后会帮助你，而是，你相信，这是你道义上的职责，并且你相信，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在社会的某个角落某个时刻，一个和你素昧生平的人会挺身而出。这应该是平等互助的功利基础，也是其道德准则。 这需要更加远大的目光和理念才可以实现，因此其道德准则是更加高尚的。这样的道德准则不仅仅需要功利基础，还需要哲学基础。“人本主义精神”就是使之实现的哲学基础。在“人本主义精神”的普照下，“感恩”和“施惠”消失了，代之以人的权利和职责，人的社会责任感和自我价值观。人不再是施惠的受者，亦非感恩的施者。这才是“平等”的基础，在此上，“公民”才得以产生。这一切，只能在“人本主义精神”的普照下才可能实现。 中国数千年来，不乏物质辉煌，不缺文化灿烂，但是一旦进入科学领域，便乏善可陈，一旦进入人文领域，即十分畸形。平等的“人”，不见于中国数千年历史。 宋代被很多人誉为文采风流、礼重士人的黄金时代，号称“人文大宋”。但那仅仅因为皇帝允诺不杀士大夫、不杀言事者，然而士大夫在整个社会中的比例能有多少呢？允诺归允诺，从苏东坡乌台诗案险些丧命，怒斥徽宗佞道的和尚被炮烙凌迟，当时社会的言论自由程度可想而知。仅仅因为一首“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咏桧树的诗句就被以诽谤时政的名义罗织入狱，匍匐在皇权脚下的大宋文人的权利远不及古希腊的奴隶。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奴仆婢女被随意买卖、虐待，甚至杀害却无人过问的例子史不绝书。宋人洪适《夷坚志》载有宋代兵马统辖王瑜，凡婢女侍妾稍有拂逆，或裸身鞭打，或以薄板批颊讯杖；或专捶足指，皆滴血堕落；甚至压以重石，火烤水浇，无有不死，前后甚众，全部埋在后园中。 南宋号称名将的杨政的虐杀行为更是令人发指，姬妾若不称意，杨政不仅杖而杀之，而且将她们的尸体剥皮，钉于壁上示众，其数达二三十人之多，多年后还能看到人皮挂在墙上留下的痕迹。我不知道这些地位卑微的人是否被称作奴隶，但她们的命运，绝非一个社会地位的名词可以形容。 甚至在清代以后的中国，由家族的祠堂杀人也绝非孤立的事件。族长可以处死被认为有通奸行为的妇女。处死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一种是把棺材里盛放一半生石灰，把要处死的妇女活着放进去，钉死棺材盖板。然后由族人滚动棺材，让里面的女人活活呛死。这样的处罚并不是由某个统治者强加于被统治者的，而是由民间自己进行的。 古希腊的“人本主义精神”确实超越时代，是人类理性的难以企及的典范。伊迪丝·汉密尔顿（Edith Hamilton）如此满怀激情地讴歌道：“在非理性起着主要作用的世界中，希腊人作为崇尚理性的先锋出现在舞台上。……在他们之前或者存在于他们周围的所有的伟大人类文明，都不能成为他们仿效的模式。西方精神、现代精神是希腊人的发现。希腊人是属于现代世界的。”现代的人文准则就源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精神”。 古希腊尊重的是人本身，而不是人的地位或者身份。古希腊城邦的主人是公民，而公民在城邦中的职务取决于他的能力，而不是他的经济地位或者家庭背景。为了避免少数人或家族控制行政职务，古希腊甚至采用了“陶片放逐法”来避免独裁的可能。只要在公民投票中（多用陶片，因此得名），多数人赞同放逐某个高官，此人就不得不离开本国到外地去。但是被放逐的人并不会损失财产也不会受到另外的惩罚，他仍然可以回来，或者是期限到了，或者是城邦需要。由此可见，古希腊人需要的政府，绝非一个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而是一个旨在照顾全体公民利益的管理组织。古希腊人需要的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都是被关怀的对象，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他人之上，任何人也不必依附于他人之下。 古希腊人是公民，他们可以骄傲地宣称作为公民的他们是城邦的主人，他们独立自主，言论自由，他们决定国家的政府组成和官员任免。这样的政制仅仅发生在古希腊，在其它几个文明古国都不曾出现。因此，古希腊是非常特殊的。“公民”和“公民权”等概念，从来不见于古中国，也不见于古埃及、巴比伦或古印度等早于古希腊或与古希腊同时的“东方”各文明。确实，把人的价值放在神和统治者之上的文明唯有古希腊。 我从大学时代就一直困惑古希腊的人本主义精神的来源，后来把它归于古希腊文明的四大公理之一时并非没有疑虑，我曾经考虑它是否应该是一个“定理”，而不是“公理”。但是发现，仅仅从竞争精神，思辨精神和批判精神并不能直接导致人本主义精神，因此，它应该是一个公理。这显然和古希腊的其他几个公理一样令人对其来源不解。在欧几里得几何中，公理的定义是“无需证明也无法证明的自明的真实”。那么，为什么这样自明的真实对于其它文明来说却如此地难以理解呢？ 古希腊人礼赞的是人类本身，他们关心真实的现实世界，也同时关心完美的理性世界，古希腊的雕塑就是典范，其在真实和裸露的人体与浪漫和完美的理想之间找到了平衡。 在人类社会中，存在一些关键的社会元素，其中最重要的必定是：人、信仰、权威。它们被重视的相对位置决定了社会价值和形态。在华夏历史上，其顺序永远是：权威、信仰、人，这就是“官本主义”。在别的文明中，也有这样的顺序：信仰、权威、人，这就是“神本主义”。唯独在古希腊，其顺序是：人、信仰、权威、这就是“人本主义”。 有了“人本主义精神”，人类才得以平视和俯视“神权”和“皇权”，这才有了古希腊的剧场形式，有了伯里克利的讲演，有了灿烂的古希腊雕塑，有了辉煌的古希腊戏剧，有了希波克拉底誓言，有了民主政制，也使科学成为可能。 在古希腊以外的民族，“神权”和“皇权”至高无上、不可置疑。但是在古希腊，在经过“文艺复兴”的西方，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权威统统必须让位给具有理性的“人”。在文艺复兴的后期，伟大的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Laplace，1749－1827）的一件轶事也许给了“文艺复兴”所复兴的古希腊“人本主义精神”作了很好的注释。 拉普拉斯写了巨著《天体力学》，为了尊重作为皇帝的拿破仑（Napoleon），就送了一本给他，皇帝看了并不理解，但问题还是有的：“为何书中只字不提上帝？”拉普拉斯的回答堪称经典：“陛下，我不需要那个假设！” 拿破仑当然不能再说什么，这意思都已经很明白了，连上帝都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假设”而已，自己只是一个皇帝，还可以说什么呢？拉普拉斯为什么敢在皇帝面前这么牛？为什么敢于蔑视上帝？古希腊使然，文艺复兴使然！ 也许，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图腾”，这一人类文明史中颇为普遍的现象。几乎全世界所有民族都曾经有过自己的“图腾”和“图腾崇拜”。图腾被原始部落的人们认为是他们的象征，和他们有着某种血缘的和神圣的关系。图腾的形式各种各样，或是怪兽，或是变形的人像，或是某种图形，甚至生殖器。 如果这样的象征和符号才可以称得上“图腾”的话，那么，唯有古希腊没有图腾。或者说，古希腊的图腾就是人本身，那从未扭曲的人的本身。在所有的古希腊神殿中，人以及那些和人一模一样的古希腊神是所有雕塑的主题。如果有怪兽，那么仅仅是作为敌对的势力，或者是以陪衬而出现的。 我曾经造访过不少中国的寺庙，在那里，可以看到佛和观音的塑像，还有金刚和罗汉塑像，他们的面目被夸张了，不管是面部特征已经汉化的菩萨，还是继续保留了印欧特征的金刚和罗汉们，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引起人们的恐惧，我可以肯定这是刻意造成的效果。 我曾经在著名的杭州灵隐寺的大雄宝殿中驻足徘徊，有一次游人极少，我置身于几无他人的大雄宝殿中，天国的威慑、权威的恐惧和世人的渺小，像一种气息逐渐在周围弥漫开来，衍生出一种压抑、不安、逃离的感觉，如果不能逃离的话，也许只能服从了。坦率地说，我很不喜欢这样的感觉。 但是，多少年后当我带着忐忑和怀疑的心情走进古希腊神殿的时候，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我置身于柏林Pergamon博物馆的古希腊出土复原神殿（图13-2，13－3）中，看到古希腊的人和神的雕塑时，感觉到的是一种亲切和高尚。那些石雕体现的多是战争题材，并无天国的诱惑或彼岸的许诺。英勇作战的战士和试图保护正义一方的女神，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里出现。我看到了被弘扬的善的一方和被贬抑的恶的一方之间的决斗。作为善和正义一方的英雄、战士和女神都有着欧罗巴人特有的极富雕塑感的外貌和身材，如果暂时忘记他们的神或者英雄的身份，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们当作和我们一样的兄弟姐妹。那种亲切感和召唤感，不禁油然而生（图13－4）。在尚存的雕塑残迹呈现给我们的是那些战胜强大的丑恶的英雄们的音容笑貌，比如陈列在大英博物馆的古希腊神话中的战胜恶兽的英雄梅利埃格（Meleager）（图13－5）。 图13-2， 13-3 古希腊帕加马城神殿（公元前281-前133年）遗址出土复原，德国柏林Pergamon博物馆，笔者摄 图13－4 柏林Pergamon博物馆陈列的古希腊雕塑，英雄和龙搏斗，笔者摄图13－5，古希腊雕塑（公元前340－330）梅利埃格（Meleager，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的古罗马时代的复制品，大英博物馆，笔者摄。 我也曾经造访过不少西方的基督教教堂，比如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德国科隆大教堂和法国巴黎圣母院，它们给我的感觉介于灵隐寺和Pergamon神殿之间。我一再试图寻求这种感觉上巨大但微妙的不同究竟来自何处。应该说，这些文化对于我来说都曾经是不熟悉的，在和它们相遇之前，我不曾了解佛教，不曾审视基督教，也不曾到过古希腊的神庙，但是那第一感觉是如此天差地别。 日积月累的思索和深究，使我逐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在古希腊的神庙中的雕塑所表现的英雄和神是和我们一样的人，是没有被扭曲的人，有着和人一样的面貌和体态。她们美丽，他们强健，如果说他们和我们有什么不同，那么就是他们更加完美，是我们心仪的榜样，从而给予我们一种使自己更加完美的冲动。他们的健美不会使我们产生恐惧，而是产生了认同、想往和追求，他们坦然而刚毅，友善而勇敢，不由地令人产生认同和鼓舞。 正由于此，我不由地想到了龙，不知何时开始龙成了华夏的象征，这个完全由人编造和堆砌出来的“怪物”，成了国人顶礼膜拜的图腾和恐惧的对象。进而成了国人的自我标榜和骄傲。如果说“人之初，性本善。”那么“龙之初，性本恶。”龙的历史是从残暴和凶恶开始的，历史上“恶龙”比比皆是，而“善龙”却不见踪影。国人对于龙的崇拜正是由于龙的“凶恶”和“强大”，这足以构成恐惧。由于恐惧，所以图腾。图腾的目的就是用对恐惧的粉饰和崇拜去接近凶恶，从而获得心安理得。而聪明的国人，并不仅仅渲染这种恐惧，而是给予了恐惧以足够的粉饰——在龙缠绕的柱子上加上了祥云，这就是华表（图13－6）。如此独具匠心的龙和祥云的结合，便将恐惧用吉祥淡化了。于是，恐惧变成了可以托付的权威。那么，华表是中国的图腾柱吗？我并不怀疑。 图13－6 中国的华表 在一个完全不同于欧洲和亚洲文明的地区，美洲的印第安人创造了另外一种顶礼膜拜的形象。印第安人的图腾（图13－7）是独特的，但其有着和华夏的图腾同样的效果——恐惧。印第安图腾上的人物和动物显示了一种恐惧的神态，很难想象创造这样图腾的人不具有恐惧的心态。 图13－7 印第安人的图腾柱 可以很肯定地说，“恐惧”是除了古希腊以外的所有民族所创作的各种图腾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试图理解此特点背后的含义，以及如此普遍的对于恐惧的崇拜和复制恐惧的热忱。 因此，图腾不能被理解为一般的艺术，它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艺术家的思想和理解，也不是一般的象征或寓意。图腾的含义远远超过了以上的范围，它被倾注了一个民族对世界的信念、态度和向往，它实际上是一个民族世界观的缩影和民族性格的象征。 但是，和中国人、印第安人相类似的图腾和图腾柱不见于古希腊。如果一定要牵强附会，那么也许可以考虑古希腊的廊柱（图13－8）。古希腊的廊柱是如此具有特点和象征意义，以至于古希腊的所有神殿和高尚场所的建筑必须有廊柱，甚至今天的西方和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地方都把廊柱作为最重要的建筑特征。但是，廊柱上除了挺拔的槽线、柱底和柱帽，就没有别的图案。如果图腾柱必须有图腾的话，那么图腾图案就在接近廊柱顶部的三角形的山墙上。 图13－9是典型的古希腊山墙的雕塑，这是陈列在大英博物馆里的雅典帕特农神庙上的山墙上左侧的雕塑。所有的古希腊山墙上的雕塑都是这样的风格，雕塑群中主要是人物，其中可能还有英雄们使用的战马，极少有怪兽，即便有，也是作为邪恶的一方。 图13－8 古希腊帕加马城出土的廊柱，建于公元前281-前133年。图为典型的爱奥尼亚式廊柱（笔者摄于德国柏林Pergamon博物馆）图13-9 雅典帕特农神庙山墙上的雕塑，作于公元前5世纪（笔者摄于伦敦大英博物馆） 古希腊的雕塑，洋溢着一种理智的勇敢和正义的坦然。人物没有夸张，赤裸的身体每块肌肉都真实可见，即便有衣裙也无法遮掩女性的美好和男性的伟岸。那是对于人的本身的讴歌。人，才是宇宙和大地之间最值得称颂和关注的焦点和目的；人，才是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陈列在卢浮宫的古罗马时代复制的古希腊雕塑家莱奥卡雷斯（Leochares，公元前4世纪）的狩猎女神（Artemis）的雕像（图13 - 10）表现了这样一位女性，她行进在征服野兽的征途中，英姿飒爽、自信美丽，不曾有任何一个民族以这样的形式表现过一位女性。她是当之无愧的女神，但是驻足她身边时，你更觉得她是你的榜样，你是她的同路人，她的征程，就是你的必由之路，因为它通向人类的目的。 图13 - 10 古希腊狩猎女神的大理石雕像。原作是青铜像，Leochares 作于公元前325年，已佚失。图为古罗马时代的复制品（公元1-2世纪）（笔者摄于巴黎卢浮宫） 在奥林匹亚出土并陈列在那里的古希腊伟大的雕塑家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公元前4世纪）的雕塑《赫耳墨斯（Hermes）和小酒神（Dionysus）》（图13－11）和佚名的古希腊雕塑“维纳斯（Venus）”（图13－12）再次告诉我们古希腊人歌颂和崇拜的目标——人，完美的人，这就是古希腊人所歌颂和崇拜的终极价值。 图13-11 普拉克西特列斯的雕塑《赫尔墨斯和小酒神》，作于公元前340-前330年， 笔者摄 图13－12，古希腊雕塑（公元前4世纪）《维纳斯（Venus）》的古罗马时代的复制品（公元1－2世纪），大英博物馆，笔者摄。 相比那些把怪兽奉作图腾顶礼膜拜的文化，古希腊显得如此格格不入，如此超凡脱俗。因此，我特别崇敬和赞赏古希腊的雕塑和建筑，不仅由于她的精美绝伦，更由于她所体现的人的价值，以及正义、理性和勇气。在古希腊的建筑和雕塑中或隐含或彰显的是——人本主义精神，那是情不自禁的流露，无可掩饰的自白。 古代的希腊没有图腾，文艺复兴的欧洲没有图腾，有的却是对人的赞颂和人类精神的弘扬，这，就是“人本主义”。 如果没有了“人本主义精神”，一个社会将会怎样？我们从人类历史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没有了“人本主义”的社会将是一个畸形的社会，所有的貌似正义的说教，都会在其中扭曲变形，其所谓“正义”，将蜕为恃强凌弱；其所谓“民意”，将沦为以众欺寡。 民主的基石和本质必须是人本主义，而非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后者是必须的形式，而前者才是真正的本质。正是作为民主本质的人本主义精神的存在，才使得多数人的统治不会导致对于少数人的迫害。人本主义精神之伟大和深远就在于此。如果没有了人本主义作为民主的基石和精髓，民主的形式仍然可以在某个阶段存在，甚至可以如火如荼，但是随后就会转变为暴民的统治，最终必将无可救药地走向暴政和独裁。 我们今天的人道主义、民主政制和普适人权，无一不出于古希腊，无一不基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精神”。 “人本主义精神”，是古希腊赠予人类的永恒的礼物！今天的我们，不得不赞叹古希腊人超越时代的智慧、勇气和贡献，如此伟大以至于我无法找到恰当的表达，还是让我们引用伯里克利永垂千古的讲演中的一句话吧： “正是由于这些对于我们力量的无可争辩的证明和普遍的认可，我们成为人类今天的奇迹，也同样会是后世的赞叹。” 是的，这还不仅是过去的奇迹和今天的赞叹，而且是今天的准则和明天的指南。 （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

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十二） 文：林炎平 第七章 人本主义精神——人、信仰和权威（中） 我将伯里克利演讲的全文的中译本附录在本章的后面，这篇演讲是研究古希腊古典时期非常重要的文献，理应在此把完整的译文呈现给读者。伯里克利演讲原有一些中译本，但都不能让我满意，于是我决定自己翻译。我之所以把全文忠实和完整地翻译出来给读者，是由于我不仅希望读者了解伯里克利当时说了什么，而且知道他当时没有说什么。 这是一篇应该被永久置放在所有的政治家办公桌上的演说。当然，这也是一篇一些自命不凡的权势者绝不敢面对的演说，因为，这是一面永不蒙尘的镜子，将映照出他们丑陋的内心；这是一杆永不折弯的尺子，将衡量出他们侏儒的胸襟。 我在翻译这篇演讲时不得不多次离开书桌而徘徊，我不仅仅是在推敲和寻找合适的中文，而且是为这样一个时代而感慨和内心无法平静。伯里克利的讲演似乎把我带到了另一个时间和空间——当时的雅典。似乎我就是当时一个阵亡将士的兄弟，悲伤、慷慨和责任同时充满我的胸膛。 这些激动人心的言辞准确无误地展示了古希腊雅典的价值观，在古希腊的雅典，公元前400多年，政府由公民选出，社会以公民为本，政治为公民服务。2200年后的美国独立宣言几乎是伯里克利讲演的另一个版本。 在这篇讲演中，伯里克利论述了国家、人民、政权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他明确指出：国家属于人民，政权属于公民，政府由公民选出，由公民所有。任何公民都有同等的机会和权利进入政府，不管他的社会背景和经济状况如何。 伯里克利提到了法律。他指出，约束公民行为的标准是法律以及作为法律基础的道德，而绝对不是个人或者政府的好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特别提到了那些旨在保护弱者的法律和人们心中不成文的法律，也就是道德，认为他们同样是约束和指导人们行为的标准。 他指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影响对于出类拔萃的认可。他鼓励了出类拔萃，并且赞扬了鼓励这样出类拔萃的制度。 他还提到了人民的日常生活，包括娱乐和居住，认为雅典的强大使得雅典公民可以更多享受到生活的乐趣。这样的生活也是人民用生命来捍卫国家的一个重要理由。 他还提到了教育和军事，认为这些都是服务于人民的，而不是相反。他认为公民不应该为了遥远的危险而放弃正常的生活。一个公民有着正常生活的国家，是一个更加能够面对危险和困难的国家。 他还提到了公民的责任。公民的责任不是为了抽象的国家概念，而是为了一个城邦的整体和每个个人，为了每个人的美好生活和自由民主的权利。 他赞颂了古希腊雅典的祖祖辈辈以及当时在场的和不在场的活着的人。他高度评价了他们在历史上的贡献和留下的伟大遗产，以及在世的人们继往开来的努力和成绩。 他提到了老人、妇女和孩子，以及对于他们的关心，特别是对于为国捐躯者后代的照顾。 他当然赞美了为了雅典而捐躯的烈士们。他没有详细列举他们的业绩，而是对他们的献身给予了崇高的评价。他赞美他们为雅典的精神和制度献身的勇气和实践。 但是，他几乎没有提到神，而是仅仅在作为娱乐的祭祀中轻轻带过。伯里克利的伟大演说全文都没有提到人对于神的敬畏或者神的作用。 他根本没有提到任何特殊集团的利益，也没有提到任何党派的利益，也没有抽象的意识形态，更没有提到要为以上任何一个而牺牲公民的利益。 他没有把服从作为烈士的优点，甚至完全没有提到服从，无论是对神的服从还是对权威的服从。而是，他给出了勇士们为之献身和奋斗的理性的理由。 他没有渲染仇恨。在这样严酷的战争中，在祭奠死者的时刻，他着重于自己公民的正义和牺牲以及对于自由和民主的捍卫，却没有煽动或鼓励仇恨。他绝无意向把自己的公民降格到仇恨的地步，而是用居高临下的姿态，以一种宽恕的态度，阐述了敌人致命的缺陷和自己必胜的理由。 他没有任何许诺或者声称那些已经或者将会为国捐躯的勇士会进入天堂。对于古希腊人来说，人间可以建成天堂，也可以变成地狱，所以理性和勇敢就是为了实现前者而避免后者。伯里克利对烈士完全没有许诺天堂或彼岸，这表达了古希腊人的人生观。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彼岸，而是为了人的未来。古希腊人可以相信自己会再生，但即便再生，也是在这个世界，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这个世界是他们和他们的神共同存在和生活的唯一居所。相比那些用天堂的富贵和彼岸的荣华来欺骗人们献身的说教，真是云泥之别。 “……请牢记：只有自由，才能幸福；只有勇敢，才能自由。” 自由和民主，这西方文明的特征和根基，现代文明的趋势和准则，起源在两千五百年前的雅典，跨越广漠的时空，至今听来倍感亲切。伯里克利的讲演是他所在的那个伟大时代精神的缩影。在这样庄重的由国家为阵亡将士举行的葬礼中，显然有祭祀的成分，但是即便如此，演讲的中心仍然是“人”而不是“神”。我们生活在距离这个古希腊黄金时代近两千五百年后今天的人们，甚至可以直接把这篇演讲放在当今的重大国际活动中而不觉得突兀，如果删去和古希腊有关的词句，我们完全会以为这出自某个现代政治家，而绝不会想到这是来自两千五百年前的古希腊。要知道，我们今天的国际社会是经过了多少坎坷和代价才树立了以人为本的精神。 如果说人权始于古希腊，那是恰如其分名至实归的。古希腊的公民意识和以人为本的精神，就是今天人权概念的直接来源。中国千百年来的关于人的冗繁道理和谆谆教诲，一旦和伯里克利的讲演相比就立即黯淡无光、相形失色。 有人说基督教使得人的平等成为可能，因为每个人都有“原罪”，因此在背负“原罪”的基础上人人平等。这说法不无道理，但不准确，因为基督教的平等绝无法和古希腊相比。古希腊文明中甚至人和神之间亦无大差别，古希腊人在神面前都不必自卑，毫无疑问，古希腊的平等比基督教来得合理和彻底。古希腊人不必惧怕在天国里偷吃一个苹果而世世代代带着“原罪”，并为此忏悔；他们更不必恐惧对于权威的怀疑而被打入地狱万劫不复。古希腊人对于神的崇敬带着友谊和调侃，古希腊的众神气度非凡，因此古希腊的神不会带给古希腊人恐惧，古希腊人忙着和众神一起探索真理，没工夫也没必要对他们恐惧。这就不难理解伯里克利甚至在那样严肃、悲伤和慷慨的祭祀中都没有想到要神来做一些什么事情，他显然认为，这些烈士本身以及和烈士一起英勇战斗的人的所作所为已经足够神圣。 驻足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伯里克利大理石胸像（图12－1）前，想到他的演讲，令人绝难平静。这座雕像是古罗马时代根据古希腊原作的复制品。伯里克利像刚结束战斗或在战斗间隙的战士一样，把头盔和面罩推向头顶，让呼吸更加舒畅，让视野更加宽广，他似乎在告诉世人，他不仅是雅典民选的最高行政长官，同时也是一个普通的公民和战士。他从容的表情和远眺的目光，显示了雅典的坦然和自信。 胸像底座的说明上冠以“伯里克利，公民和战士”。这是伯里克利对自己地位的骄傲称呼，也是雅典人对于伯里克利的赞美。看到这里，我恍然大悟：这就是古希腊和其它文明的根本差距，这就是“人本主义”和“官本主义”的最大不同。 图12-1 古希腊雅典行政长官伯里克利雕像，古罗马根据古希腊雕像仿制（笔者摄于伦敦大英博物馆） 如果有哪个国人胆敢把这对古希腊首席行政官的最大赞扬的头衔给华夏的任何一级官员，那就成了大逆不道。如果有谁胆敢称呼华夏的皇帝为“黎民和兵丁”，那必定招来杀身之祸，甚至满门抄斩。不要说是皇帝，哪怕知县都不行。在华夏，百姓不得不把任何在他们头上的芝麻官称作“大人”，把稍大一点的官称作“青天大人”，把皇帝称作“圣上”，而绝无可能或胆量把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称作“黎民”或“兵丁”。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至此，我们应该理解古希腊的“人本主义”和华夏的“官本主义”的差别了吧？ 我希望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读者都能认真阅读伯里克利的演讲词（见本章附录），希望读者在阅读时记得此讲演发生在公元前431年，距今大约2500年前。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出现，在日后称作中国的土地上还是战国时期，秦始皇灭六国还要等200年后才发生。 我希望读者把伯里克利和秦始皇进行比较。一个在古希腊雅典的阵亡将士的葬礼上阐述了人的价值和民主政治的理念，而另一个在两百年后世界的另外一个地方为他自己的墓冢和陪葬倾尽了全国的人力和物力；一个在意在世者的利益和过世者的荣誉，而另一个仅仅在意于他可以永远统治下去，不管是活着还是死后；一个开启了西方民主的先河，一个却树立了东方专制的榜样；一个永远被民主世界尊为民主的身体力行者，而另一个仍然被一部分国人尊为统一的缔造者而被另一部分中国人贬为残害人民和文化的暴君；一个竭诚和自己的公民一起建设和捍卫自己的城邦，而另一个处心积虑恨不得让整个世界作为他的陪葬。 秦始皇的个人品质不是我所最关心的，对于正直的人来说，他是丑恶的典型；对于奴才来说，他是永远的主子；对于独裁者来所，他是心仪的榜样。我更关心的是，国人对于秦始皇的评价。这是每个国人都应该警惕的。 我们在赞颂什么？我们在弘扬什么？我们在容忍什么？这都是我们不得不责问我们良心和理性的问题。我们绝不能把强权尊为功绩，把残暴誉为胜利，我们必须领悟这样一个道理：广泛的人文关怀远比辽阔的版图更加重要，高尚的人类理性远比一统天下的野心更有价值。 附录：在殉国将士葬礼上的演讲词 作者：伯里克利（Pericles 公元前495－429年），古希腊雅典政治家，于公元前431年 整理：修昔底德（Thucydides 公元前460－395年），古希腊历史学家 中译：林炎平，转译自BenjaminJowett，SusanCollins和H. G.Edinger三种不同版本的英译。【1】 过去许多在此地讲演过的人赞扬我们在葬礼上发表悼词这种习惯。他们觉得，用悼词给予阵亡将士以荣誉是一种恰当的方式。在我看来，我们举行的葬礼形式本身已经充分表达了我们对于这些在战场上用勇敢的行为带给我们光荣的人们之尊敬。你们刚刚看到国家在这个葬礼中表达的对他们的深深敬意。我们相信，这些将士的英雄气概绝不应该由一个人的演说词好坏而增减一分。说得恰到好处是很难做到的，甚至即便中庸也未必使大家感到完全真实。那些熟知死者的可能会觉得我说得不够；而那些不了解死者的却可能在听到这些超越他能力的事情后觉得是夸张。人们总是有这样的倾向，即在他们听到那些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时还可以接受，否则，他们就会妒忌和怀疑。尽管如此，由于我们的父辈已经建立了这样一个习惯，那么我也必须按照这样的习惯和法律尽我所能满足听众的希冀和信念。 首先我要说到我们的祖先。在这样的仪式上，回忆他们的作为，以表示对他们的敬意，是理所应当的。在这块土地上，我们的祖辈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世代承传，直到现在。正是由于他们的勇敢和美德，才保有了这个国家的自由。他们无疑是值得我们歌颂的。尤其值得歌颂的是我们的父辈，因为他们除了从祖辈继承来的土地之外，还用鲜血和汗水扩展了我们今天赖以生存的国土。今天在这里集会的人，绝大多数还正当盛年，然而我们已经在各方面使得我们国家更加强盛，并使得雅典成为无论在和平还是战时最为富足的城邦。我不想就你们熟悉的话题来作一篇冗长的演说，所以我不谈我们用以取得我们势力的一些军事行动，也不谈我们的父辈英勇地抵抗敌人的战役，无论这敌人来自蛮族还是希腊内部。我所要说的，首先是解释我们是如何取得今天的辉煌的，我们的政治体系是什么，以及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特质，然后我将歌颂这些阵亡战士。我认为这样的演说，在目前情况下，是恰如其分的；同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在这里集会的全体，包括公民和外国人在内，都听到我想说的。 我们的政治制度不是从我们邻近城邦那里模仿来的。相反，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典范。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在解决私人争端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但同时，一个人出众的优秀也被社会所认可。选举一个人担任公职的标准是其才能，而不是由于其属于某一个特殊阶级。任何想要为国效力的都不会因为其社会地位的低下和贫穷而被拒之门外。不仅仅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和公开的，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自由的。我们不会对我们邻居做他自己喜好的事情而愤怒，甚至我们不会冷眼相向使对方难堪，尽管这样的方式并非直接指责对方。在私人生活中，我们是宽容的和不冒犯别人的，但是在社会事务中，我们谨慎守法，因为这些法律都得到了我们深深的尊重。我们尊重权威和法律，从而不做坏事。我们特别注重那些对于弱者提供保护的法律，以及那些给违法者以道义谴责的不成文的法律。 我还要说的是，我们比任何其它城邦都更加注重劳作后的休闲。一年从头到尾，都有各种戏剧演出、体育比赛和宗教祭祀。我们的住宅漂亮且高雅，其赏心悦目消除了我们的忧郁。我们的城邦如此伟大，世界各地的各种产品都汇集于此，使得我们觉得享用外国的产品就像我们本地的产品一样自然。 另一方面，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同于我们敌人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城邦向全世界开放。我们从来不制订旨在限制外国人在这里视听的法律，尽管他们可能窃取机密使得我们的敌人得益。我们城邦的安全并不仰仗于防务安排或秘密，而是依靠当国家召唤我们时涌自我们内心的勇气。 就教育而言，我们的敌人让他们的孩子从幼小的年龄开始就进行苦役式的训练以期望他们勇敢。尽管我们的生活方式无拘无束，但是我们在面对危险的准备方面丝毫不逊色于他们。一个简单的证明是，当斯巴达人进攻我们的时候，他们从来不会独自前来，而总是要纠集起他们所有的同盟军。而我们攻击周围的城邦时，我们通常是靠自己的力量取胜，尽管我们是在敌人的土地上作战，而我们的敌人是在保卫他们自己的土地。没有任何敌人曾经和我们全部的军事力量交过手，这是因为我们的主要关注是在我们的海军，以及其它的陆地军事出击上。但是，如果我们的敌人和我们的军队的一部分交手时取得了胜利，他们就会吹牛说他们打败了我们整个军队；如果他们被打败了，他们就会说他们是被我们的整个军队打败的。因此，我们并不是靠严厉的纪律迫使我们直面危险，而是我们从容的自信。我们天然的勇敢来自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来自于法律的迫使。我们并不成天准备迎接将来才可能发生的痛苦，但是当痛苦降临时，我们的勇敢面对绝不比那些每天备战的人差。雅典应该为她具有的这些品质得到景仰，也应该为她所具有的其它品质得到景仰。 我们爱好美丽，但是没有因此而变得奢侈；我们崇尚心智，但是没有因此而变得柔弱。我们把财富当作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没有把它当作可以夸耀的本钱。谁也不必以承认自己的贫穷为耻，真正的耻辱是不尽力摆脱贫穷。我们每一个人在关心私事的同时，也关心国家的事务。就是那些最忙于他们自己事务的人，对于政治也很熟悉。我们认为，一个不参与城邦生活的人不仅仅是一个只顾自己的人，而且是一个无用的人。我们公民们参与公共事务的辩论，参与制订我们的政策。我们不认为讨论会延误行动，相反，我们相信，在大众的充分辩论之前就开始行动才是有害的。我们在行动前具有独一无二的思考的力量，而另外一些人则由于无知而无所畏惧，一经细想就踌躇不前。最坚强的人是那些完全理解生活中的丑恶和甜蜜并且义无反顾地直面危险的人。 进而，在如何和别人相处的问题上，我们也不同于其他大多数人。我们结交朋友的方法是给他人以好处，而不是从他们那里得到好处。帮助其他人使得我们成为更加有价值的朋友，因为这就使我们的友谊更为可靠，因为我们要继续对他们表示好意，使受惠于我们的人永远感激我们。那些欠债于我们的人对友谊冷漠，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回报我们曾经给予他们的慷慨时将不会被认为是我们将亏欠他们，而是他们在归还人情债。在这方面，我们是独特的。当我们真正给予他人以恩惠时，我们不是因为考虑我们的得失才这样做的，而是由于我们的慷慨，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做而后悔。 总之，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我们每个公民是比别人更加独立自主的个体，在各个方面表现得无与伦比的温文尔雅和多才多艺。 这并不是在这个典礼上的自我吹嘘，而是真正以我们的城邦的强大而证实的具体事实。而我们城邦的强大正是上述优秀品质的结果。只有雅典，在遇到严峻考验时可以证明她比其名声更为伟大。也只有在雅典，入侵的敌人才不以战败为耻辱；受她统治的属民也不因统治者不够格而抱怨。正是由于这些对于我们的力量的无可争辩的证明和普遍的认可，我们成为人类今天的奇迹，也同样会是后世的赞叹。我们不需要荷马的歌颂，也不需要任何人的赞美，因为他们的赞颂尽管可以使我们欣喜一时，但是这些表达并不足以代表我们真正的成就。我们的探险精神使得我们可以进入海洋和陆地的每个角落，我们所到之处都树立了永恒的对于我们的敌人给予痛击和对于我们的朋友给予慷慨的记忆丰碑。 这就是这些烈士为她英勇而战、慷慨而死的城邦。不言而喻，我们每个幸存的人都将为了雅典而继续他们未竟的辛劳。 正因如此，我说了这么多话来讨论我们的城邦，因为我要很清楚地说明，我们所捍卫的远远高于其他那些不享有我们的特权的人。同时，我也给予了清晰的事实以证明我的赞颂。 对于他们的歌颂的最重要的部分，我已经说完了。我已经歌颂了我们的城邦。是这些烈士和那些类似他们的人的英雄业绩和辉煌成就造就了我们的城邦。能够像雅典这样得到如此赞美而不过奖的城邦在全希腊也是凤毛麟角。 他们的献身，证明了他们非凡的英雄气概，不仅仅在开始的勇敢，更加重要的是这样的勇敢在最后的关头也毫不动摇。他们中间有些人也许是有缺点的，但是我们所应当记着的是他们抵抗敌人和捍卫祖国的英勇行为。他们的优点抵消了他们的缺点，他们对国家的贡献多于他们在私人生活中的缺憾。 他们这些人中间，没有人因为想继续享受他们的财富而变为懦夫，也没有人苟且偷生以期日后脱离贫困获得富裕。他们要严惩敌人，而不是别的，他们把面临这样的艰难险阻当作无上的光荣。他们责无旁贷，把自己的利益置之度外，坚定地打击了敌人。尽管成败不可预知，他们只能让希望女神去决定。但是付诸行动时，在真正的战斗中，他们相信自己。他们宁可坚守战斗到死而不是逃脱放弃而生。他们的确逃脱了，他们逃脱的是任何有损荣誉的指责。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在战斗中顶天立地，用他们的生命的顶峰完成了他们的职责，没有恐惧，只有无上的荣光。 他们的行为无愧于他们的城邦。我们这些尚还生存的人们因此可以期望更加安全的生活，但是我们必须对我们的敌人展现我们具备和烈士一样的勇气。我们必须理解具备这种勇气的好处，不仅仅是以演讲者的言辞和我们众所周知的故事，而是从击溃敌人而可以给我们带来的所有利益来考虑。你们应该每天瞩目雅典的伟大从而成为她的忠实爱国者。当她的伟大激励你的时候，再反省和深思，所有的这些都是由这样一些人取得的：那些勇敢的人，那些有责任心的人，那些有高尚情操的人，那些把失败当作耻辱的人，那些不幸失败但不失美德而毫不犹豫奉献生命的人。他们为了国家和大众贡献了他们的生命，至于他们自己，则获得了与世长存的赞美和独一无二的墓冢——不是现在他们遗体所在的坟墓，而是他们在我们心中的永恒记忆和在将来重大决策和行动中对我们的不断感召。对于这样的具有英名的烈士，他们的墓冢是整个世界。纪念他们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墓碑上的镌刻，同时也是所有海内外那些牢记他们的心灵。 他们应该是你们的榜样。请牢记：只有自由，才能幸福；只有勇敢，才能自由。因此，绝不要过低估计战争的危险。那些不幸的和没有指望的人并不比幸福和充满希望的人更加敢于用生命争取胜利，因为失败对于后者意味着所有的丧失，而幸存只是苦难的开始。对于一个自尊的人来说，来自怯懦的侮辱远比在全神贯注为希望战斗时不知不觉到来的死亡更加痛苦。 因此，我不应该和这些烈士的父母一起悲伤，而是应该安慰他们。他们知道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兴衰变迁的世界。这些烈士的光荣献身和我们的深切哀悼是一件幸事，他们的生命由于死亡和幸福同时到来而更加完整。我知道很难让你们确信这点，因为你们将在看到尚且健在的人们的幸福时勾起你们的对于和过世者曾经共享幸福时光的回忆。真正的悲伤并不来自丢失那些从未经历过的幸福，而是来自那些曾经熟悉的但却永远逝去的往事。如果你还在盛年，你应该找到继续生儿育女的希望。这些新的孩子并不会让你忘记那些逝去的人，但是他们会给予我们的城邦更大的帮助，避免她荒无人烟，使得她更加安全。一个自己的孩子并没有面临这样的生命危险的人，他的忠告是苍白的。但是对于那些已经不再年轻的人，我希望你们回顾你们曾经幸福的大半生，并且庆幸痛苦的日子也不会很久了。让你们儿子的英名振奋你们的精神。对于荣誉的热爱是唯一永不衰老的感情。当一个人衰老和无用时，使得他们欣慰和幸福的不是财富，而是荣誉。 而对于那些今天在这里的烈士的儿子或者兄弟们，我觉得只有和他们一样奋斗才是你们应该做的。每个人都自发地赞美那些逝去的人，超越他们的英勇是难以做到甚至难以接近的事情。如果说在他们生前对他们还有妒忌的话，他们的逝去使得这样的妒忌不复存在，他们受到的尊敬和荣誉没有任何参杂。 我也应该对那些今后成为寡妇的人讲一些妇道美德。我只说简短的忠告。你们最大的光荣是不要让自己表现得比自然赋予你们的更弱，并且，不要让男人以任何理由议论你们，无论是由于好还是坏。 我已经依照法律上的要求，说了我所应当说的话。对于烈士我们已经做了祭献，将来他们的儿女们将由公费抚养，直到他们成年。这是有力的奖励，和花环一起，雅典加冕她的儿子们，无论是过世的还是幸存的，作为他们经得住考验的酬谢。凡是对于美德奖赏最大的地方，最优秀的公民就会涌现。 你们对于阵亡者已经进行了哀悼。现在，你们可以散开了。 【1】（古希腊雅典的首席行政长官伯里克利的这篇演讲是研究古希腊古典时期的非常重要的文献，古希腊的伟大政治思想从中可见一斑。我曾经希望找到一篇现成的中译本，但是我没有找到令我满意的。我将一些中译本和英译本作了对比，发现了其中的一些误译和歧义。伯里克利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政治家，他的讲演是由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整理的，从英译本可以看出讲演词原文的精彩。但是我所看到的从英译本转译的现成中译本并不相称。于是我决定重新翻译，由于我不懂古希腊文，只好从英译本转译。由于英译本本身也有不同的版本，彼此也有不尽相同之处，这样的转译难免会把英译本的一些不恰当的地方传承过来，为了尽量避免这一点，我参考了几种不同版本的英译本，主要有Benjamin Jowett，Susan Collins和H. G. Edinger的译本。） （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

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十一） 文：林炎平 第七章 人本主义精神——人、信仰和权威（上） 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 ——伯里克利广泛的人文关怀远比辽阔的版图更加重要，高尚的人类理性远比一统天下的野心更有价值。 ——作者 人本主义，顾名思义，即以人为本，以人为社会价值的起点和终点，以人为终极关怀对象，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 在西方哲学史上，人本主义的兴起是文艺复兴以后的事了，但其精神追根溯源来自于遥远的古希腊文明。现代学者如是说：“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它同时既探索世界也探索人，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安·邦纳） 古希腊的普洛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和修昔底德“人第一重要，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的豪迈宣言，体现了古希腊人的世界观是以人为中心的。关心人的命运，看重人的感受，为了人的福祉，这一思维方式贯穿了古希腊人的全部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在古希腊，用人作为万物的尺度并非没有争论，但是其争论仅仅在究竟是人的感知作为万物的尺度，还是理性的本质作为万物的尺度。其实无论哪个论点，都把人置于最高的地位。可以说，人本主义精神是古希腊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最本质的特征之一。 和人本主义对立的是“神本主义”和“官本主义”。“神本主义”把神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人是微不足道的，必须按照神的意志生存，神的意志高于人的存在；“官本主义”把权威放在世界的中心，人只是权威的附庸，权威高于人的存在。而古希腊的“人本主义”把人的价值远远置于信仰和权威之上，与“神本主义”和“官本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全世界的宗教都鼓吹“存天理，灭人欲”，要求人按照神的意志行为，按照神的意志思维。而古希腊人却别出心裁地创造出了一群与人几无差异的奥林匹亚诸神。公正却风流的众神之父宙斯，智慧却嫉妒的天后赫拉，勇敢但喜欢惹是生非的战神阿瑞斯，美丽温柔但轻浮虚荣的爱神阿芙洛迪特，智慧好学的缪斯，喜欢热闹狂欢的狄俄尼索斯……他们同时具备人的优点和缺点，就连古希腊人非常崇敬的智慧女神雅典娜也会因为妒忌而参与毁灭特洛伊城。这些像我们自己和邻居一样有缺点和极富人情味的诸神，和别的宗教中的全知全能永远正确的上帝、真主和菩萨截然不同！其它宗教鄙视人间的欢乐，推崇绝对的服从，祈求天国的永生，唯有古希腊神话，更多关心人间的欢乐，关心人间的公正，甚至调侃神的缺点。神和人一样多情多欲，并且不时到人间来畅游享乐，他们同样喜欢美酒与音乐，喜欢美丽的少女和英俊的男子，敬重勇敢的英雄。他们更像人的朋友，而不是其他宗教中那些高高在上、令人必须仰视却不敢正视的主宰。 除了古希腊，世界上所有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人的价值被严重低估，而神的价值被无限高估：神是人的救世主，大千世界的创造者，人需要匍匐在地感激在心；神是权威的化身，最高的仲裁，人需要俯首帖耳畏惧万分；人被降格成神的附属品。这难免导致了这样一种社会道德准则，即人为了神而生存，即便神的意志不是人生存的目的，那么也是人生存的准则和真理的标准。圣经《旧约》的《约伯书》塑造了一个典型：上帝为了向撒旦显示约伯对于自己的虔诚是无条件的，他纵容撒旦一步步让约伯的土地荒芜，牲畜死亡，孩子和妻子丧生，甚至让约伯自己也失明、残疾。上帝最终在和撒旦的打赌中胜出，因为约伯的虔诚的确最后丝毫未减。上帝高兴之余，随即恢复了约伯的健康，重新娶妻生子，牲畜成群，土地丰饶。这就是基督教《旧约》体现的价值观，试图让世人相信对于上帝的无条件信仰的重要和有益。不错，约伯由于矢志不渝的虔诚而得到了最终的回报和奖赏，但是，因为上帝和撒旦打赌而无辜死亡的约伯妻子和儿女又得到了什么呢？ 但是古希腊却不同，她对于神的描述没有这样恐怖和不逻辑，她对于神的尊重并没有妨碍对人的赞美和对大自然的理性。只有在古希腊神话中，神不能主宰人的命运，反而和人一样受到命运的捉弄。古希腊的神灵同样会为情所苦，伟大如太阳神阿波罗也征服不了自己心仪的美人，那位美丽的凡间少女宁肯化作一棵桂树，也绝不接受太阳神的求爱。当古中国人用童男童女的生命为祭品，祈求老天下雨的时候，在古希腊不朽的《荷马史诗》中，却记载着战神阿瑞斯被人间英雄狄俄墨得斯的长矛刺伤的故事，伟大的战士竟可以战胜神！这在其他民族的神话中，是不可想象的。《荷马史诗》被誉为“古希腊人的第一部人生教科书”，其所描绘和教导的，和成书时间远远晚于它的《圣经》、《可兰经》和《佛经》截然不同。虽然《荷马史诗》的时代还是古希腊比较不发达的时期，而其中的英雄正是古希腊人的偶像和楷模，史诗折射出了古希腊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真正的英雄为正义而战，绝不畏惧神明。 图11-1 荷马史诗 古希腊的宗教信仰中所体现出来的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的特点，体现了古希腊文明中的人本主义精神。古希腊文明的最与众不同之处是她把人，而不是神，放在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中心。《世界文明史》的作者伯恩斯如是说：“希腊人的神是为着人的利益而存在的，所以他赞美神也就是赞美自己。”这一评价恰如其分。为赞美众神之父宙斯而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何尝不是对于人类自身力与美的赞美？《荷马史诗》中对英雄的讴歌，何尝不是古希腊人意志与勇气的自我写真？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论述，何尝不是对于人类理性和公正的追求？只有理解古希腊的“人本主义”，才能理解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才能理解真正的古希腊精神。 一个幸免于“神本主义”的文化并不一定可以幸免于“官本主义”。在春秋战国以前的中国，也有诸多可爱的神，如夸父、女娲、后羿、姜子牙……虽然古代中国的众神没有如同古希腊那样严格和精确的谱系，但是他们的世俗化程度和古希腊的众神不相上下。我想到古中国文明和古希腊文明的这些类似之处时，总不免扼腕叹息：为什么华夏文化没能沿着古希腊文化的发展轨迹？如果说是由于古希腊林立的城邦国家导致了这样的区别，那么其实中国那时分封的小国林立，独立程度并不亚于古希腊。就在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山西，就有多个小国。如果我们把所有责任都推给秦代以后的大一统，那也难以自圆其说，希腊化时代的托勒密王朝就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一统，而正是在那里，古希腊文明创造了进一步的辉煌。但是为什么中国文化幸免于“神本主义”的深渊，却走向了“官本主义”的泥潭？唯一的解释，就是因为古代中国缺乏“人本主义精神”，因此华夏的众神传说和古希腊的众神传说貌似神离。 我曾在华山上看到传说中的“大禹脚印”，传说他一脚在华山，另一只脚就已经踏上太行山了；我也曾在太行山脉的一些山峰上抠出过很多贝壳化石，当地人说这就是大禹治水的遗迹。这些自然景观和地质演变的痕迹，被添加到传说之中，百姓对大禹之爱戴，由此可见一斑。我那时也憧憬，如果大禹在世，我们就不必这样起早贪黑事倍功半地“农业学大寨”了。因为大禹片刻功夫就会把山水治理好了。大禹没有盼来，但是大禹传说中的“三过家门而不入”却被用来教导我们不要回家。那时我们清晨不吃饭就出工，早饭和午饭都由专人送到地头，以节省回村吃饭的时间。那冰冷的粗粮，令人更怀念大禹的神通，但不是他的“三过家门而不入”。 后来随着岁月流逝和思考阅历，逐渐质疑大禹在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被视为美德的道德基础。很难想象如果大禹和他的妻子、家人感情很好的话他会这样做。这些远古的飘渺传说之真伪已无法考证，但如此造神手法，却无疑体现了中国式英雄的标准：“不爱家人，也不爱自己，却爱世人。” 如此说教，为害匪浅，一方面将原本源于民众的英雄奉上无法亲近的神坛，另一方面，刻意在民众和英雄之间挖掘了永难跨越的鸿沟。难以想象，一个对家人漠不关心的人拥有普济世人的胸怀。这类说教把道德和情感对立，塑造出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缺少七情六欲的神仙和圣贤，也许可敬，却不可亲。中国的神话没有勇气创造和人一样有优缺点的神，因为其认为人本身是不应该被赞颂的，只有压抑人性，才算英雄圣贤；于是一旦成为英雄，便人性全无。这和宗教倒是异曲同工。 华夏这些“神”化了的人实际上就是“官”的原型，历史上的官就这样被描写成了完美的“神”。于是，国人所需要做的，就是期待一个青天大人，一个明君，一个大救星，然后托付一生，剩下的就是顶礼膜拜和歌功颂德了。多么简单和省力的事情！这“官”远比“神”来得更加直接，更加现实，更加权威，因此顶礼膜拜“神”还不如歌功颂德“官”。于是在中国，宗教在任何时期都和权力共生，权力本身就包含了宗教，而宗教则成了权力的附庸。 秦灭了六国，秦始皇就是宗教；汉代以后，为朝廷所用的儒学就是宗教。相对于权势，宗教只能处于附庸的地位，于是宗教在中国一直是世俗的。古希腊的宗教也有世俗的特点，但是古希腊的宗教是为人服务的，而中国的宗教是为权力服务的。古希腊的神是人的朋友，而中国的神则是权力的搭档。于是在华夏，“神本主义”被“官本主义”取代了。因此，在“官本主义”盛行的华夏，造神运动就是必然的实践，毕竟“官本主义”和“神本主义”是孽生的。 由于这些“官”被神化，他们就不再具有人的缺点。而古希腊则不然，柏拉图的《理想国》【1】描述了苏格拉底和朋友毫无顾忌讨论人的生活、人的缺点、统治者的缺点。正是直面所有有关人的问题，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才有可能在《理想国》中描述统治者的素质：他们必须懂得哲学。古希腊时代，“科学”这个词尚未出现，那时古希腊哲学很大一部分就是“自然哲学”，亦即今天的“科学”。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根本没有谈及神的意志，没有给予神在统治中任何地位，他们所论述的是人和国家的意义和关系，讨论的是如何选择合格的统治者。他们明确指出：一个国家必须由理性的人来统治，由懂得哲学的人来统治；一个国家的制度就是要保证其统治者是合格的哲学家。嗟乎，“官本主义”在如此强大的哲学思想影响下的社会里哪里还有生存的空间？ 柏拉图的《理想国》的书名原文是“πολιτεία”（Politeia），其英译本翻译成“Republic”（共和国）。由于书中充满了理想和理性，于是被后来的国人称作“理想国”[2]。不管是哪种译名，都体现了作者对一种国家形式的追求——这样的国家，既不靠神，也不靠官，靠的是公民，理性的公民和公民的理性。 古希腊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公元前525－456，图11－2）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Bond）诠释了人、信仰和权威，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的幸福而盗天火，宁肯受痛苦的惩罚也绝不屈服于天庭的淫威，其境界截然不同。“我宁愿被缚在岩石上，也不愿做宙斯的忠顺奴仆”。普罗米修斯不屈不挠和义正辞严的正是他的信念和古希腊人至高无上的价值准绳——人的价值。普罗米修斯最后被半神半人的英雄赫拉克勒斯所救，这也颇具象征意义：他的获救终究来自战友的努力而不是权威的恩赐。古希腊悲剧以其人格力量和道德勇气成为培养合格公民的一个重要方式，这样的艺术形式和主题不见于任何其它文明。 我深究了所有我可能查找的文明和社会形式，除了古希腊外，没有一个敢于这样质问和对抗神。无论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还是各种各样的其它宗教，都没有任何勇气进行，也没有任何可能允许，这样的质疑或对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唯有古希腊文明把人置于神之上，也唯有古希腊文明把人置于官之上。 图11－2 埃斯库罗斯（Aeschylus），Capitoline Museums，罗马 谈到古希腊的戏剧，就不得不谈谈古希腊的剧场。所有古希腊的定居点，都有这样的剧场。剧场是扇形的，观众席以舞台为圆心形成弧形，观众席第一排和舞台等高，然后每排的高度随着半径的增加而升高。在雅典卫城脚下的狄俄尼索斯剧场遗址，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德尔菲剧场遗址（图11－3），在以弗所（Ephesus）的剧场遗址（图11－4），米利都（Miletus）的剧场遗址（图11－5），甚至在古希腊文明的边远地区黑海北岸塞瓦斯托波尔（今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的古希腊剧场遗址，我都特地坐在观众席上试图体验作为观众当时的感受。我发现每个位置的视野和视角都很好，在任何一个位置的观众都可以毫无困难地观赏演出。剧场规模根据所在城市的人口而定，有的可以容纳数千人，而有的更可以容纳数万人。以弗所的剧场可以容纳25,000名观众，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图11-3 古希腊德尔菲剧场遗址（笔者摄）图11-4 可以容纳25000名观众的古希腊以弗所剧场遗址（笔者摄）图11-5 古希腊米利都剧场遗址（笔者摄） 这些剧场的观众出入和疏散通道也体现了对于普通观众的安全和方便的考虑。米利都剧场的观众通道（图11－6），和现代体育馆的观众通道的设计很相像，设在剧场的背后位于观众席半腰的高度，照片中显示的光亮处就是通向剧场的入口。我当时还在这个通道里休息片刻，凉爽驱散了仲夏的炎热，静谧代替了曾经的喧嚣。我风尘仆仆、匆匆而来，但晚了两千多年，因此没能赶上当时的精彩，却俨然故地重游，拾起不再完整但永恒的记忆。我毫不犹豫地打开最现代的书写工具，在这荒野中古老的米利都遗址，写下了我的观感，其中一些文字，就在这本书里。 图11-6 米利都剧场的观众通道遗址。图为在剧场观众席的半腰处（笔者摄） 古希腊的剧场形式是如此地独一无二，观众席高于舞台，演员和演出是注意的焦点，但观众高高在上，才是“主宰”和“法官”。由于这样的剧场设计，当时的古希腊小孩子也可以在观众席上毫不费力地欣赏演出。 这样的剧场设计揭示了古希腊人对待人的态度，表达了对公民的重视和对权势的限制。这些看来似乎偶然的细节，实际上体现了深刻的内涵。这是根深蒂固的观念和原则的不经意的流露——在古希腊，是“人本主义”的体现，在那里，从孩提时代开始，就拒绝了任何“官本主义”的可能。 西方议会的阶梯形式，也必然来自于古希腊。当领袖们在议会的中心部分但却是最低的位置发表演说时，民选的议员和旁听的民众都坐在比这些演说者更高的位置。对国人来说不可思议的是，任何公民都可以到议会旁听。我参观过加拿大议会和欧洲议会的旁听席，旁听席占据了最高位置，旁听的公民俯瞰政治家在议会中的演讲和争论，俨然把统治者置于监督的中心，而非权力的顶峰。 图11－7，欧洲议会，议员和主持人在会场的下方，画面近处的都是身份为普通欧洲公民的旁听者。我不是欧洲公民，但是也被允许进入议会的旁听席。整个会场立即令人想起古希腊的剧场。古希腊的剧场也是会场，艺术家的演出和政治家的讲演和公民集会都在那里举行。欧盟总部，比利时布鲁塞尔，笔者摄。 在古代中国，无法想象皇帝会在古希腊式剧场发表演说，而让平民听众从同样的高度平视他或从高处俯视他。在民主的古希腊，普通公民决定高官的任免，至高无上的是公民大会；而在专制的古代华夏，在民众之上是层层加码的官僚，至高无上的是皇帝。在古希腊的体制下，公民是社会的根本；而在中国的社会里，官是社会的主宰。“人本主义”和“官本主义”甚至在细微的社会文化生活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看似自然而然的古希腊剧场的平等交流，胜过了多少出自高高主席台的声嘶力竭和冠冕堂皇。前者润物无声却深入人心；后者震耳欲聋却苍白无力。 匍匐在地，隔着太监聆听皇上圣旨的层层官僚和芸芸众生怎么可能把“民为重，君为轻”当真？而平视甚至俯视其民选领袖的公民，却很难不感到自己肩头当家作主的重任。 在古希腊的神话中，人和神的界限模糊了，古希腊在人化神的同时，也神化了人。因此，人和神相比不再微不足道。古希腊人创造的神就是他们的榜样，其实，古希腊人就是按照这样的榜样生活的。别的宗教要求人们按照神所说的做，而不是按照他所做的做，但是在古希腊恰好相反，古希腊人就是要像神所做的那样去做，而对于神所说的竟不在意，他们把神的行为看作生活的榜样。没有任何其它宗教有如此的信念，也没有任何其它民族有如此的勇气。 其它文明中，人和神的关系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人（包括官）为神而存在，人所有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神的目的，此即“神本主义”；另一种是神为极少部分人（即官）而存在，统治者通过宗教从道义上和心理上加强对被统治者的控制，此即“官本主义”。但是，古希腊人却勇敢地让神和他们一起为了同样一个目的而不辞劳苦也尽情享受。正是由于这样的理性和勇气，古希腊把公民远远置于政府之上，政府由公民所决定，为公民而存在，由公民所拥有。这不就是两千多年后林肯（Lincoln）在葛提斯堡讲演中的“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吗？ 在普遍以神权和王权凌驾于人民大众之上的人类早期文明史中，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是如此独一无二举世无双，如此地超越时代，以至于我们只能称其为“希腊奇迹”。应该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早期文明史”其实并不“早期”，因为至今还在许多地方继续存在着，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一个极其不谐和的现象。 埃斯库罗斯的另一部戏剧《波斯人》，描绘了希腊城邦击败庞大的波斯大军的过程，更是一曲自由的伟大颂歌。剧中骄傲地宣称，希腊人是出于自由意志而保卫自己的国家，为捍卫个人尊严、拒绝奴役而战，并把希波战争的胜利归因于古希腊的民主制度优越于波斯的专制独裁。 “他们没有主人吗？”波斯皇后这样问信使。 “没有。”信使这样回答，“他们不是奴隶，不是谁的臣民。” 这就是真正的希腊精神，自由早已深入他们的灵魂。骄傲的希腊人甚至对神灵祈祷时也是站立着的，在他们看来屈膝于神灵也有悖于人类的尊严，因为，古希腊诗人品达（Pindar）这样说：“诸神与人类是同一个种族；我们都从同一个母亲那里获得生命。”古希腊人相信，他们和神之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友谊和契约，因此绝不需要祷告和祈求；他们和神之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他们和神同样平等和神圣。 在埃斯库罗斯的眼里，是雅典的民主击败了波斯的强权，而不是靠宙斯或者命运女神。他这样描述希波战争胜利的意义： “他们将不再匍匐在地，表示对极权的敬畏，因为帝王的威势已不复存在。 他们将不再羁锁自己的舌头，因为他们已获得自由，可以放心地发表言谈。” 在埃斯库罗斯的对希腊的赞美诗句中，他没有一句提到疆域的辽阔和胜者的辉煌，描绘的只是一个普通公民的感受——他是自由的，他为此而骄傲。在公元前400多年前演出的埃斯库罗斯戏剧所表现的现实，甚至对于今天很多社会还仍然是可望不可及的理想。 埃斯库罗斯本人也正是公民理念的极佳典范，虽然因其伟大剧作而享誉整个希腊世界，但他在自拟的墓志铭上却仅仅希望以“雅典人”和希波战争“马拉松战役中的重装备步兵”的身份被世人记住，而只字未提他作为伟大的极受希腊世界喜爱的剧作家的身份。也许他这样做是为了在战役中阵亡的兄弟，也许是由于他更加热爱他曾经用生命捍卫的民主和自由的雅典，也许他更加为自己是一个马拉松战役的重装备步兵而自豪。不管是哪种情况，埃斯库罗斯体现了一个古希腊公民的崇高意识。 埃斯库罗斯自拟的墓志铭是这样的： 在这墓碑下躺着雅典人，欧福里翁的儿子，过世在丰饶的杰拉的埃斯库罗斯； 对他的英勇，马拉松的草木可以引言作证，长头发的波斯人更心知肚明。 这朴素和谦虚，衬托了埃斯库罗斯的高贵和伟大。对比之下，那些把自己粉墨神化让大众歌功颂德、顶礼膜拜、山呼万岁的达官圣上，便立即分文不值。 在埃斯库罗斯之后二百年面世的尊为华夏文明瑰宝屈原的《离骚》则表达了不同的理念。我非常喜欢屈原，具有这样高尚品格的人在华夏实属凤毛麟角。但是，屈原的思想和理念还无法和古希腊的思想相提并论。在《离骚》这篇政治抒情诗中，屈原表达了对于帝王的忠心，宣泄了不受重用的苦闷，鞭笞了阿谀奉承之徒的卑劣行径，但是，并无迹象显示屈原理解人的权利和平等的理念。屈原不能理解独立和自由的人格远比得到君王的重用更加重要，他更加不能理解的是，应该是统治者寻求公民的授权和重用，而不是相反。虽然如此，屈原依然是我最崇敬的华夏伟大人物之一。屈原的正直和才能永远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不应苛求屈原，只是我们需要理解我们尚不具备的思想。 这些人本主义和民主思想在政治家伯里克利的演讲中表达得更为清楚。伯里克利的时代，被称为古希腊的古典时代，也被称作黄金时代。公元前431年，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讲中指出： “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选举一个人担任公职的标准是其才能，而不是由于其属于某一个特殊阶级。任何想要为国效力的都不会因为其社会地位的低下和贫穷而被拒之门外。” 掷地有声，回响千年，共鸣世界！至今听来令人振奋，使人惭愧，也令不少人汗颜！ （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 【1】 Plato，Republic，Translated by G.M.A. Grube，Revised by C.D.C. Reeve，USA，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92年 【2】《理想国》的希腊文原名“πολιτεία”（Politeia）无论英语还是汉语都没有与之相准确对应的单一名词。对古希腊哲学家来说，“Politeia”有“宪法和管理国家”的意思。因此无论译成“Republic”还是“理想国”都只部分表达了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