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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吧，我就知道等我长大了，我应该做一个作家。在十七岁与二十四岁之间，我试图放弃这个念头，不过我放弃时却很明白，我是在违背我的真实天性，迟早我应该沉下心来写书。
我在家中三个孩子里居中，不过和两边都相差五岁，而且我在八岁之前，很少能见到我的父亲。因为这个原因以及一些别的原因，我难免感到形单影只，不久我养成了一些不招人待见的举止，这让我在上学期间没有什么人缘。我养成了孤僻孩子惯有的编织故事的毛病，喜欢和想象中的人物对话，而且我从一开始就认定我在文学上的种种志向，和被人孤立、被人小看的感觉掺和在一起。我知道我善于遣词造句，面对各种令人扫兴的事实有能力对付，而且我感觉这能创造一个私密的世界，我在其中可以得心应手地对付我日常生活中的失败。不过，拿得出手的——就是说，从内心认可的——作品，我整个青少年时期写出来的东西，拢共也不过六七页纸。我四五岁上写出了我的第一首诗，我母亲还把它记了下来。关于这首诗，我什么都记不住了，只记得那是写一只老虎，说那只老虎长了“椅子一样的牙齿”——措辞很不错，不过我猜测那首诗是剽窃布雷克的《老虎》的。十一岁上，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战争爆发，我写了一首爱国诗，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两年之后我又在当地报上发表了一首诗，是悼念基奇纳的。我长得更大一点后，一次又一次模仿乔治朝代的风格，写作蹩脚的“自然诗”，通常都半途而废。我还两次试手短篇小说，结果一败涂地。这就是我在那些岁月里白纸黑字写下来的所谓拿得出手的东西。
不过，在这段岁月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的确从事了一些文学活动。首先，这种闭门造车的东西我可以信手拈来，只是无法给自己带来愉悦。除了学校的功课，我写打油诗，就是诙谐讥讽的诗，一挥而就，速度之快现在看来都令我不可思议——十四岁上，大约一个星期，我模仿阿里斯托芬，写出了一部整本押韵诗剧——我还帮助编辑校刊，有的是出版过的，有的是手稿。这些杂志都是一些不足挂齿的滑稽可笑之物，你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我对付这些东西小菜一碟，比我现在对付分文不值的新闻报道要省劲多了。不过，与此同时，在十五年多的时间里，我还在进行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学联系：那就是在为我自己杜撰一个连续不断的故事，一种只在脑子里存在的日记。我相信，这是儿童和少年共同的习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总在想象，比如说，我是罗宾汉，把自己想象成那个打家劫舍的英雄好汉，但是没有多久我的“故事”不再沉迷于这种舞枪弄棒的自我陶醉，而改弦易张，越来越喜欢局限于描写我所做的事情以及我所见的东西。有时，我脑际会连续几分钟出现诸如“他把门推开，走进屋子。一缕黄灿灿的阳光，从细纱窗帘漏进来，斜照在桌子上，一个半开的火柴盒放在墨水瓶旁。他右手插在兜里，穿过屋子，走向窗户。下面的街上，一只黄狸猫在追逐一片枯叶”等等这样的描写。这一习惯一直持续到我二十五岁左右，正好贯穿了我没有进行文学写作的岁月。尽管我不得不搜肠刮肚，也的确愁得令人头疼，去寻找合适的词句。但是我似乎是在违背我的意志做这番描写的努力，是迫于外界的一种驱使。我估量，这个“故事”一定反映了我在不同的年龄所崇拜的各种作家的风格，不过就我所记得的，我始终具备上面提到的注重细节的描述性质。
到了十六岁上，我突然发现仅仅词语就能产生的快活，比如说，单词的发声和种种联想，像《失乐园》的这两行诗：
就这样他历尽千辛万苦地
前行：他尝遍了千辛万苦，
如今我似乎不觉得这有多么奇妙了，可当时却让我的脊梁骨阵阵抖动；而且用强音读“他”增加了一种快活。至于描写东西的必要性，我早已了然于心。所以，那时候要是可以说我想写书的话，我想写作什么样的书是很清楚的。我想写作砖头厚的自然主义小说，结局都很不幸，细节末端的描写充斥全书，醒目的比喻俯拾皆是，还有成段成段的华丽辞藻，词语一半都是因为它们的发音而被启用的。事实上，我的第一部完整的小说，《缅甸岁月》，就是类似的一本书，写出来时我已然三十岁，不过构思则要早得多。
我把这一背景情况全都交代出来，是因为我认为，你不了解一个作家的早期成长过程，是无法考量他的各种动机的。他所想写的东西，是由他所生活的时代决定的——至少在像我们自己这样的时代，风云变幻，革命涌动，决定主题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在他落笔写作之前，他会获得一种感情色彩，他以后永远都无法逃脱这种态度。毫无疑问，他的任务就是锤炼他的性情，避免在不成熟的阶段就陷入泥淖，或者迷失于一种反常的心绪：然而，如果他彻底摆脱了自己早期的种种影响，那么他会绞杀了他的写作冲动。除了活着必须谋生这条，我认为写作还有四种重大的动机，至少写作散文是必不可少的。这四大动机在每一个作家身上存在的程度因人而异，而且在每一个作家身上，这四大动机的比例会随时变化，为他所生活的氛围所左右。这四大动机分别是：
一、十足的自我主义。渴望似乎很精明：为人谈论，死后为人铭记，让那些在你童年看不起你的大人们刮目相看，等等，等等。硬要说这不是一种动机，不是一种强烈的动机，这话是欲盖弥彰。作家也是人，和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律师、士兵、成功的商人——简而言之，和人类的整个上层精英一样，都有这种特性。人类庞大的群体实际上才没有这样的自我中心。他们年过三十以后，就会放弃个人的志向——在很多个例中，真的，他们几乎连个人存在的感觉都完全放弃了——主要为别人活着，或者只是在单调乏味的工作重压下应付生活。然而，也有少数有天赋有韧劲的人，决心把自己的生活进行到底，而作家就属于这一类人。严肃的作家，我应该说，比之新闻记者，更图谋虚荣，更加自我为中心，尽管对钱比较淡薄一些。
二、审美上的热情。洞察外部世界的美，或者，在另一方面，洞察语言和它们的正确搭配。获得声音的冲击力带来的快活，或者一种声音对另一种声音的冲击力产生的快活；获得优秀散文的坚实质地的快活，或者精彩故事的节奏的坚实质地的快活。渴望分享一个人觉得有价值而且不应该省去的经历。审美动机在很多作家身上是非常脆弱的，不过就是一个小册子作者或者教科书写手，都会有偏爱的字词和短语，对他来说这些东西难舍难分，不计功利；要么，他们也许对印刷字体感觉强烈，对书页的宽窄等东西十分在意。只要超过火车时刻表水准的，不管什么书都不能摆脱审美的种种考虑。
三、历史的冲动。渴望看见事物的本来面目，追寻事实真相，把它们汇集起来供后人使用。
四、政治上的目的——把“政治”这个词儿使用到该词义的最大化。渴望把世界推向每种特定的方向，改变其他人群应该为之奋斗的某种社会理想。再强调一遍，没有什么书能够真正做到脱离政治倾向。艺术应该彻底摆脱政治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
不难看见，这些迥异的冲动一定会彼此冲突，狼烟四起：看得出它们会如何影响这个人后又影响另一个人，一次又一次地影响。从本性上讲——把你的“本性”从你最初成为大人时所达到的状态算起——我这个人的前三种动机是压倒第四个动机的。在歌舞升平的年代，我也许写些文字飞扬的作品，或者只写一些描述性的书，而且会依然故我，几乎意识不到我的政治忠诚。事实上，我是被迫成为某种小册子作者的。首先，我在一个很不适应的职业里浪掷了五年时间（分别在印度和缅甸帝国警察署任职），然后，我品尝了贫困和失败的感受。这增加了我对权威的天生憎恨，第一次让我彻底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而在缅甸任职则让我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一些理解：不过，这些经历还不足以让我产生一种明确的政治方向。后来，希特勒来了，西班牙内战紧随其后，等等。时至一九三三年底，我还没有达到一种义无反顾地选择的程度。我记得一首小诗，是我在那个时期写下的，表达了我的困惑：
若生在两百年前，
我也许会成为一个幸福的牧师，
宣讲永恒的命运，
看着我的胡桃树成长抽枝。
然而，天哪，生在这邪恶的时代，
我错过了快活的天堂，
因为我的上唇长出了须毛
而教职人员要把胡须剃光。
后来时代变得阳光明媚，
我们便见到阳光就灿烂，
我们摇动我们纷乱的思想，
沉睡在树丛的胸膛中间。
我们全然愚昧却竟拥有
那些我们现在掩饰的欢乐；
苹果树枝上的金翅
都能够让我的敌人哆嗦。
可是姑娘们的肚子和杏子，
在遮蔽的小溪里透亮晶莹，
马儿和鸭子在黎明时飞驰
这一切只是一个梦境。
再入梦境是被禁止的；
我们肢解或者藏匿我们的欢畅；
马儿用镀铬的钢铁做成，
矮小的胖子骑在马背上。
我是从不添乱的小人物，
是没有后宫的公公；
介于牧师和政委之间，
我像尤金·阿拉姆一样走动；
收音机在播放时，
政委给我讲解命运，
可牧师应了奥斯丁七世，
因为达杰一直在演奏。
我梦见我栖居在大理石厅里，
醒来发现这是真的；
我若没有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
会是史密斯？是琼斯？是你？
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三七年中，西班牙内战以及一些别的事情扭转了这一局面，此后我知道我站在什么地方。自从一九三六年以来，我写出来的严肃作品的每一行字，就我所理解的，直接或间接地，都是针对极权主义的，都是拥戴民主社会主义的。处在像我们自己的时代，想想你可以避开这样的主题而写作，在我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这完全是一个站队问题，是一个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你对自己的政治倾向越清楚，你就越有机会在政治上践行，而不会牺牲你的审美和理智的完整性。
在过去的整整十年中，我极力想做的是，让政治写作成为艺术。我的起始点一贯是一种党派偏见之感，一种偏离公正的意识。当我坐下来写作一本书时，我不会跟自己说：“我要写作一部艺术作品。”我所以写书，是因为世间有某种谎言，我想揭露，有某种事实，我想引起世人的关注，我的初衷是让世人聆听不同声音。然而，如果写作不是一种审美的经历，那我不能只为写一本书而写作，哪怕写一篇发表在报刊上的长文也不行。凡是留意检查我的作品的人，都能看到哪怕是写一则直截了当的宣传品，它都会包括一些职业政治家会认为毫不相干的内容。我不能，也不想，彻底放弃我在童年获得的世界观。只要我还活着，身体健康，我就会继续强烈地对散文风格十分在意，热爱地球的表面，从实实在在的主题和零碎的无用的信息上获取快活。压制我自己的这个方面，怎么用劲都徒劳无益。要做的事，是把我根深蒂固的喜欢和不喜欢东西，和基本的、公共的、非个体的种种活动调和起来，因为后者是时代强加给我们所有的人的。
这并不容易。这会引发结构的麻烦，语言的麻烦，而且还会以全新的方式引发真实性的麻烦。我不妨举一个在所难免的赤裸裸的困难的例子。我写西班牙内战的书，《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不用说是一部坦率的政治书，但是主要部分都用一种超然和尊重的态度来表现。在书中，我不遗余力，讲述全部真相，而不让我的文学本能受到伤害。但是，在别的部分里有一大章，全都是引自报纸上的东西以及诸如此类的内容，为那些被指责与佛朗哥勾结的托派分子进行辩护。显然，这样一章内容，只需一两年，便会失去一般读者的兴趣，一定会毁掉这本书。一个我很尊重的批评家，为此教训了我一顿。“你为什么把那种东西塞进书里呢？”他说，“本来是一本很好的书，你把它糟蹋成了新闻报道了。”他所说很对，然而我别无他法。我赶巧知道真相，可英格兰几乎无人被允许知道无辜的人们遭到了谴责，全然一派胡言。如果我对此事没有义愤填膺，我是怎么都不会写这本书的。
这种麻烦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再次冒出来。语言的麻烦说来话长，不会花过长的时间来讨论。我只能说，后来的岁月里，我尽量不那么绘声绘色地描写，而是更加实事求是地写作。无论如何，我发现等你完善了任何一种写作风格时，你又总是会超越这种风格。《动物农场》是我尝试的第一本书，完全意识到我在干什么，把政治目的和艺术目的合二而一，成为一体。七年来，我没有写小说，不过我希望很快写出另一部小说。它注定会是一次失败，每部书都是一次失败，然而我相当清楚地知道，我想写作哪种书。
回首最后一两页，我发现我所写出来的东西，看上去仿佛我写作的动机全都是公共精神所致。我可不想让人觉得这就是最终的印象。所有的作家都虚荣、自私和懒惰，在他们的动机最底层，藏着一个秘密。写作一本书是一种恐怖的、劳神的挣扎，如同患了一场痛苦的大病。如果你没有被某个你既无法抵抗又无法理解的恶魔驱使，你是永远不会承揽这样的苦差事的。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恶魔只不过是让一个婴儿哭闹而引人注意的同一种本能。但是，除非坚持不懈地挣扎，把你自己的个性磨掉，否则你是写不出什么可以阅读的东西的。优秀的散文如同窗户玻璃。我无法十拿九稳地说，我的哪种动机是最强烈的，但是我知道哪种动机值得追随。回顾我的作品，我看出来只要我在哪里缺乏了政治目的，我在哪里就不可避免地写出来没有生命力的书，被鼓捣成了华而不实的段落、没有意义的句子、修饰性的形容词以及连篇累牍的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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