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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解放日报 作者 | 张宏杰，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盛世为何这么少
我写乾隆，有两个动机。
第一个动机，乾隆是我认真阅读了解的第一个历史人物。读大学期间，我常常连倒四辆公交车，到大连市图书馆看书。在那里，我读到了一本书，叫《乾隆帝及其时代》。
以前我对历史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因为刻板的教科书让人提不起兴趣，比如封建帝王就是“地主阶级的总头目”，或昏或暴，都不是“好东西”。但《乾隆帝及其时代》中的乾隆改变了我的想法。原来他和我们每个人一样，有雄心、有欲望、有成功、有失败，也有纠结，是一个有温度、活生生的人。这本书让我意识到，历史可以是非常生动有趣的，并且，历史与今天密切相关。这本书和《万历十五年》《草原帝国》等书一起，成了我的历史启蒙。
后来，我开始从事历史写作，关于乾隆的资料我总是更为留意，直到后来起意，要专门写本关于乾隆的书。
第二个动机，则是为了解剖中国文化中的“盛世梦”。
中华民族历史上有几种“梦”，总让人魂牵梦绕：除了明君梦、清官梦和侠客梦外，还有一个就是盛世梦，生逢盛世，是每一个中国人对时代的最大期望。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盛世出现过三次，即汉文景之治、唐贞观开元盛世及清康雍乾盛世。除了这三大盛世，还有过几个小规模的盛世或治世，比如东汉“光武中兴”、隋“开皇之治”、明“仁宣之治”。
虽然历代中国人梦想盛世，但盛世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得实在太少了。文景之治持续近40年； 唐贞观开元盛世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两个阶段并不接续，贞观之治持续23年，开元盛世持续约30年。康雍乾三代皇帝接力统治近140年，其中公认的盛世期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算起，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为止，不到100年时间。有人统计过，数千年中国历史，盛世和治世累计不过400年左右，剩下的都是充斥着灾荒、动乱和腐败的平世、衰世。
盛世为什么出现次数少、持续时间短？这是我写《乾隆》想要回答的一个根本问题。
“高分”背后的高昂“学费”
“盛世”本身就蕴含着无奈和不祥，因为“盛”与“衰”相对。与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国家多元交错发展不同，中国历史是线性发展的，其规律是一治一乱，一盛一衰。正如同没有黑就没有白，没有高就没有低一样，没有衰世，就没有盛世。
首先，中国历史上的每个盛世，都有一个大规模的祸乱之世作为前奏。
在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出现前20年，中国刚结束了历史上首个大规模的战乱之世。我们先不计及秦始皇时代穷奢极欲、敲扑天下，给天下带来的巨大痛苦，只计算一下秦末十余年战乱给中国造成的人口损失，便可感受到乱世之苦。《汉书》说，在刘邦即位12年之后，全国统计人口数只有秦的十分之二三。考虑到其中有逃亡造成的流失，历史学家一般认为，秦汉更替带来的战乱使人口损失了一半。
经济损失更是惨重。大汉王朝建立之初，大概比任何一个王朝都要狼狈。史料记载：“天下既定，民亡盖藏，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就是说，老百姓没有一点存粮，连皇帝的马车都配不齐马匹，宰相出门得坐牛车。
另一个为人称道的盛世是“贞观之治”加“开元盛世”，但盛世背后一样是空前惨痛的人口损失。在李世民登基前三年，隋末的大规模战乱方才平息。隋朝盛时全国户数达到900多万，而直到贞观十三年，人口才恢复到300万户，也就是说唐朝建立20多年后，账面人口仍不及隋代全盛时的三分之一。
清代盛世也是在持续数十年的大屠杀和大破坏之后来临的。明清易代人口损失至少4000万，其中死于清军屠城的多达700万。
为什么极衰之世的大破坏成为盛世出现的某种必然条件？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的增长给旧王朝带来压力，大战乱则为新王朝解脱了人口压力，提供了兴盛的舞台。事实上，在大动荡过去之后，新王朝只要能保证几十年内不发生大的政治动乱，那么并不需要它提出多么高明的发展策略，只需无为而治，顺势而行，自然就会收获一个丰盈的经济自动恢复期。所谓天道好还。每一次盛世，都是对前一阶段大灾难大破坏的一种反弹，一种弥补。许多时候，新王朝取得的统治成果其实并不那么辉煌，但却在刚刚过去的祸乱痛苦的映衬下显得分外耀眼。这一点在贞观之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其次，盛世的出现，得益于衰世提供的经验教训。
前代统治者倒行逆施的严重后果，给后代统治集团以极大警醒。三大盛世的君主们，都非常善于从前人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
汉王朝建立之后，整个政治高层都在思考强秦何以暴亡，并因此明智地提出了“与民休息”、“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文景之治”说高明也高明，说简单也简单，一言以蔽之，凡是秦始皇赞同的汉文帝就反对，凡是秦始皇反对的汉文帝就支持。贞观之治的出现，更要感谢隋炀帝这个“反面教员”。唐太宗“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贞观政要·论刑法第三十一》）贞观年间大臣们上奏章谏议，动不动就引用隋炀帝的事例来警诫皇帝。唐太宗下达诏旨，也经常拿隋炀帝说事。与此相似，清初的几代帝王，也无不以晚明弊政作为自己施政之镜鉴。从康熙到乾隆，皇帝们都恪守“永不加赋”原则，怕重蹈晚明覆辙。
因此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盛世，都是极衰之世付出高昂学费后考出的高分。
只靠自觉，容易走向自己的反面
盛世出现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遇到一个英明的帝王。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都是由素质强的君主造就的。事实上，一代帝王的精明强干还不够，而要几代人接续努力。盛世出现的规律：一个英明强悍的开国帝王为新王朝立定规模，打下基础；开国帝王去世后，往往会出现一个小小的磨合动荡调整期，再由另一个精明强干的子孙打破王朝发展的瓶颈，将王朝推上盛世。
出现一个英明的帝王，在历史上本来就是小概率事件，而连续几代帝王都是雄才大略，那概率就更低了，所以历史上的盛世很少。
盛世的前奏是衰世，盛世的结局也是衰世。
前面提到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而且，盛世的倾颓，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定局。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号称“全盛”，繁荣景象史所未见，但“安史之乱”的狂飙瞬间吹散了旷代繁华。
康乾盛世是何等辉煌，但乾隆死前三年就爆发了白莲教起义，清朝自此陷入了风雨飘摇、落后挨打的窘境，再也没能恢复昔日荣光。
汉武帝前期统治是汉代统治达到的最高峰。然而武帝在极盛之后，鞭扑天下过甚，很快导致了衰败。他即位之初，本来“人给家足”，府藏皆满，但连续征战之后，却变成“海内虚耗”，到元封四年时（前107年），已经险象环生，关东流民达到200万口。晚年更是天下大乱，起义烈火几乎葬送大汉王朝。
从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是这些盛世的出现依赖的是人治，而非法治。中国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正如雍正所说，“从来有治人无治法，文武之政布在方案，其人存则其政举，朕有治人即有治法”。
虽然许多英明的君主都或多或少地推进过专制政治的制度创新和微调，比如汉武帝的独尊儒术、隋炀帝和唐太宗创立和完善的科举制、康熙制定的永不加赋、雍正创立的养廉银，但总的看来，几千年间，中国专制制度的框架和运转规则没有根本性的突破和进步。统治绩效如何，更多地依赖于统治者个人的精神振作与否。中国专制政体如同一驾历代相沿的马车，如果驭手全神贯注，不断鞭打约束，则马车会走得又稳又快。如果驭手提不起精神来，动不动就打盹，那当然会遇到倾覆之灾。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是人治逃不过的规律。没有内外条件的严厉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由胜而骄，由劳而逸，是人性不变的规律。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与昏聩集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他们通常既是辉煌成绩的创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汉武帝、唐玄宗和乾隆都是晚节不保的典型例子。
在中国，王朝的兴衰，往往起于皇帝的一念。董仲舒说过，天下之治乱，唯系于皇帝之一心，“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反过来说，皇帝心不正，则天下必然大乱。也就是说，在中国式专制政治中，朝政的清明与昏怠，官僚机器的振作与衰败，完全视皇帝一个人的精神力量强弱而定。
回顾乾隆的一生，从早年的明智到晚年的颟顸，从早年的勤政到晚年的懈怠，从早年的谦虚到晚年的自大，这种剧烈的变化，确实令人惊讶。不过回过头来想，乾隆这个人，从乾隆元年，到乾隆四十五年，基本上保持了勤政不懈。而乾隆四十五年之后，也仍然能每天按部就班地工作，批阅大量奏折，应该说，差不多已经达到了人类意志力的一个极限。历史上其他皇帝是很难做到这样的。乾隆在登上皇位后四十五年才出现懈怠，被大臣们捧了四五十年才开始得意忘形，到了老年，才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乾隆的变化，只能说明，没有制度的保证，只靠个人的自觉，任何一个人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制度、科技和商业
伊丽莎白时代与乾隆时代有许多巧合。伊丽莎白女王与乾隆同是25岁即位，与乾隆一样，也是一位理智又灵活的政治家。伊丽莎白统治英国45年，与乾隆一样在任内大力加强君主集权，提高了英国的行政效率和军事实力。她登基时英国还是个贫穷衰弱的二流小国，而当她逝世时，英国已经跻身于欧洲强国之列。特别在她任内的1588年，英国通过一场大规模海战彻底击垮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成为世界头号海军大国。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她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之一。她的统治期因此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为“伊丽莎白时期”。
与中国的盛世不同，“黄金时代”之后，英国并没有衰败。“黄金时代”成了一个国家长久上升的起点，在那之后，英国国势继续蒸蒸日上，在随后的几百年间一直领先于世界。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是它能够长期领先的根本因素。
事实上，英国的崛起之路，每一步都伴随着制度创新。虽然有伊丽莎白女王这样的“明君”通过强化君主专制的方式在一段时间内迅速提高了英国国力，但是英国人并不迷信专制的力量。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推翻了君主专制统治。“光荣革命”后的《权利法案》将实际权力转移到议会手中，逐步形成了君主立宪政体。君主立宪制的出现，标志着英国的统治方式从人治转向法治。但《权利法案》还没有解决国家行政的决策和执行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英国政治家将内阁逐渐独立出来。内阁本是国王召集的咨询行政机构，为配合君主立宪政体的运作，革命后内阁由对国王负责转变为对国家集体负责，并与首相在政治上共进退，责任内阁制逐渐发展成熟。
1714年乔治一世即位后，国王逐渐不出席内阁会议，由议会多数党领袖主持内阁，从而使内阁被议会多数党控制。伴随着制度的不断演进，英国也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强大的力量。
除了英国之外，美国的发展也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美国建国至今，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繁荣强大之中，享受了200年的盛世。这种长期的稳定繁荣背后也是一系列制度创新。一位名叫托克维尔的法国贵族在19世纪时曾对美国做了9个月的访问，在比较了北美这块大陆上的三个国家即加拿大、美国、墨西哥的情况后，得出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结论：与加拿大、墨西哥比起来，美国的特点在于不安于现状，在不断地变革，总是在旧的文明之上创立新的概念和新的边界。
美国对等级制度的抛弃，其实是在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争取的个人权利上的发展。林肯总统时期，美国消灭奴隶制度，为美国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统一的更广阔的天地。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开辟了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的先河，使美国度过了大危机。在上世纪70至80年代，美国深受滞胀困扰，高新技术的优势一个个被蚕食。美国人又在高新技术的开发应用方面寻找突破，取得了“新经济”的突出成就，开拓了人类历史上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网络经济新纪元。
从根本上说，是政治制度的创新带来了美国在科技和商业上的创新，从而构成国家创新的三个重要方面：制度、科技和商业。美国是一个善于运用制度创新来提高竞争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国家。虽然美国社会始终存在种种无法根本克服的矛盾，但是由于这种独特的政治模式使得每一次的矛盾冲突都能够得到及时化解，不至于让整个国家陷入混乱和衰退。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历史的发展，已经从自身的一治一乱循环转向与世界大潮合流。“历史的周期律”是一定可以打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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