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树山
1887年，光绪十三年，汤寿潜三十二岁，开始撰写《危言》一书。
晚清朝廷经历了太平天国的战乱，喘息未定，疮痍未平，而惊涛拍岸，外侮叠加，耸然而起的资本主义列强频频撞击古老帝国的大门，大清国内外交困，应对无术，已然病体支离。此时的汤寿潜正当盛年，霍然而起，有医国之志。
他在《危言》开篇第一句即宣称：“吾欲为策士……乃以医国。”这是他给自己的人生定位。“策士”者，决非以诗文装点太平，以文牍效力上司的御用文人，乃是运筹于庙堂，谋划于帷幄，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应对之策，开出疗救药方，且能身体力行的实干家。他对自己的人生，提出了两点期许：一是做一个地方官，守土安民，“小试吾道”，“掊击豪强”，抑恶扬善，以求风清气正，造福一方，而“不愿饱食仓粟，旋进旋退，以作大官”；二是代表国家“出使绝域”，宣扬朝廷的“宽大之政”，弘扬“孔孟之教”，用华夏文明统领世界：“万耳万目，骙骙观听，四海文轨，从此大同”。（这是国人难愈的心病，百余年后，据说已到了“三十年河东”，因此把孔子学院开遍欧美）我们读其述志之言也不必过于当真，当时的汤寿潜还没有进入朝廷的官场，顶多只能算“野有遗贤”之“贤”。所要表达的是满眼时弊，眼见得朝廷和社会百孔千疮而力图挽救的心情。《危言》就是他身为“策士”给风雨飘摇的大清国开出的一份医国药方。
大清国是病了，而且病入膏肓，无须诊脉，万种病象，历历在目，莫说关注时事的读书人，即使普通百姓，也知道大清国要完。朝廷乃传统读书人命脉所系，彼时，知识人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身份，他们的前程是做官，如果没有了朝廷，官就做不成。况且读书人比一般人视野更开阔，看问题更全面，家国同构，命运相关，所以大声疾呼力图救治的大有人在，汤寿潜只是其中的一个。但大清国究竟有什么病呢？不必探其病源，先看其症状。汤寿潜《危言》一书，计四卷，给大清国列了四十条病象，皆为应革之弊，举凡迁鼎（都）、尊相、考试、书院、部臣、停捐、鬻爵、冗员、兵制、乃至农业水利无不囊括在内，此皆为治国理政之实务，必须有具体的政策、措施和办法方可奏效，所以已上升到决策和具体操作层面。
如在“亲藩”一条中，汤寿潜提出未来帝国统治者也即皇位继承人的培养问题。帝王的德行和能力决定帝国的兴衰，清王朝不立太子，“故金枝玉叶与近支王公之裔，同在上书房读书。”他们之中必有一人将成为未来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可是教他们的老师都是八股取士的翰林，他们“足不出国门之外，业不过经史之常，于中外之情伪，稼穡之艰难，官吏之贪廉，将卒之强窳，国计民生之赢绌，天文地理之繁奥，未之及焉。”这样不懂中外大势，不接触实际的老师怎么能教出合格的帝王和未来的统治者呢？汤寿潜给出的建议是：以后上书房所课经史，但明大义，不必寻章摘句，浸淫于故纸堆中，而要多讲时务和科学，因为天下已经变了，必须睁开眼睛看世界。到了一定年龄，就要他们入同文馆，方言馆学习外语，既长，就要派他们出国，或到各省，接触实际和民间，了解社会，只有这样，将来才能“领袖各衙门“，执掌帝国的权力。汤寿潜敏锐地认识到，帝王和官僚集团已无法按照传统的统治术来治理国家了，统治者首先应该了解变化了的世界，与时俱进，才能维系老旧的帝国不致落伍和崩盘。
又如在考试一节，汤寿潜抨击八股取士“徒使庸妄之辈充塞天下。”他主张改变考试的科目，“今请并经义、子、史、古学为一场，时务为一场，洋务为一场。”把实务和洋务作为取士的科目，未来的官员不仅是“贤人”而且必须是“能人”，打开国门，顺势应变。 “自海禁既弛，虽尧舜为之君，管葛为之臣，势不能闭关谢客，如再讳疾忌医，事变不穷而人才已穷，不特游刃有余者无其人，恐求一敷衍能了者亦不可得，大局何堪设想？”中国从传统僵化、千年不变的腐朽教育向现代化教育转型过程中，汤寿潜的的疾呼可谓振聋发聩。他在《学院》一节，谈及教育现状，语气沉痛：“五十年来，创不谓不巨也，痛不谓不深也，而尚聚讼于汉宋，桎梏于八股，湛溺于声律，规抚于楷法……抑中国之大，人才之众，而所教非所求，所求非所用，所用非所习欤？”他明确主张，学校应聘请谙习西学者为老师，“致知格物，实事求是”，为国家培养“出使之才，翻译之才，制造之才，法律之才，武备之才。”
再如他论及改造帝国庞大的官僚集团，在“冗员”一节表述说：“整顿吏治，必先遣散冗员。”国家财政养的官员太多，“十羊九牧，官多民少”，不仅百姓负担太重，而且会滋生腐败，毁坏国家的统治机器。他引述贵州政府官僚集团超出编制，恶性膨胀的例子，说：“以边瘠之省，而蓄群虎狼于其中，吾民有几许脂膏，常供若辈之吮吸也？”边远落后的省份如此，内地富裕的地区则更甚。这其实是专制帝国的老病，有文化和制度方面的原因，救治之难，超乎想象。中国传统社会是个官本位的社会，文化精英的出路唯在做官。汤寿潜在“限仕”一节论及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时说：“嗟乎！自选举之典废，而牙牙学语便以仕进歆动之，其未仕也，如饥蝇慕膻；其既壮也，如驽马恋栈。”人人都想做官，做了官就一直要做到死，因有荣华富贵在焉。“夫头童齿豁而尤营营于仕宦，此非天下之至庸极愚，可悯而不足惜者乎！”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官本位的毒深入骨髓。国民之心理与制度相关，专制帝国官贵民贱的制度不改，社会导向和民众的文化心理无从改变，官和吏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滥，越来越贪，所谓“遣散冗员”只能是一句空话。此又非大清国一朝之顽疾也。
书生议政，旁观者清。《危言》四十条，条条皆为国家应革之弊。这是在西风东渐，国事阽危的时刻，一个心忧国事的读书人对国家治理层面的深刻反省。有些病病根甚深，已触及到文化和制度层面，是基因带来的，千年沉疴，无药可医，这一点，他已经隐约感到了。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只有进入到专制帝国的国家机器中去，从内部去改良它，对国事才有所补益。汤寿潜渴望当官，与最高统治者共担国运。
汤寿潜
汤寿潜1856年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天乐乡（今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大汤坞村汤氏祖宅，是从中国农业社会耕读传家的传统中走出来的士子。从小攻读四书五经，聪颖上进，少年时就自负地说：“青紫可芥拾，求田问舍，非吾事也。”已确定了当官的志向。到了三十岁，他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仍然滞留田舍，看不出有经国治世，大展宏图的可能，于是，对唯一上升的阶梯——科举制度产生了愤懑和怀疑，说：“大悟五百年时文之毒，天下遂成虚病……欲矫虚病，求人足自食，非急行事业不可”。汤寿潜深感此时满腹经学无补于生计，如果不寻找出路，他将成为后来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于是，在他三十一岁那年，入山东巡抚张曜幕，做了地方官员的门客。其间，他协助张曜从事地方政务，治理黄河，对清王朝的政治有了比较深入的观察和体验。汤寿潜有管晏之志，不甘心做一个地方官的私人幕僚，但科举上升的路如此艰难而漫长，汤寿潜必须找到进入帝国官僚体制的捷径，他要对国事发言，使统治者知道他的治世之才，让人们认识到他虽是一介布衣，但绝非沉溺于八股帖括的庸人。汤寿潜不仅研读和摘抄《通典》、《通志》和《通考》等传统的中国典籍，从那里寻找读书人的立身之本，并且留心西方思想和文化，从制度、风习、技术等层面寻找差距，加上在幕僚任上参与实践和观察，他深感自己对国事已有了心得和发言权。1887年，他回到了家乡撰写《危言》时，正当壮岁，不缺少激情和进取心，对自己的前程也满怀期许。历时四年的时间，到三十五岁那年，他完成了《危言》四卷的写作。这期间，他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得中第六名举人，但这不能使他进入帝国官僚体系，他仍然是帝国政治的局外人。1890年，他参加了一次会试，名落孙山。1891年，汤寿潜三十七岁，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再次赴壬辰科会试，这次的主考官是翁同龢，他幸运地得中第十名贡生，殿试二甲，赐进士出身，朝考二等，授翰林院庶吉士。同榜得中的还有蔡元培、张元济、叶德辉、唐文治等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文化名流。汤寿潜的试卷得到了主考官翁同龢的好评。此时，青云有路，丹墀可攀吗？非也。“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汤寿潜只被授予国史馆协修（或许相当于一个助理编辑），根本没有参政的资格。他在国史馆待了两年多，作为体制内的文人，在故纸堆中讨生活。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大清朝引以为国之干城的北洋海军覆灭，朝野震动。如久病之人被揍了一闷棍，挣扎醒来，四顾茫然，手足拘挛，心跳气喘，至此方思救治之术。汤寿潜于翌年三月，被外放到安徽青阳去做知县，临行，翁同龢召见并与之长谈，3月8日，翁在日记中写道：“汤生寿潜所著《危言》二卷，论时事极有识。今日招之来长谈，明日行矣，此人必为好官。”这年4月17日（三月廿三日），战败的清王朝与日本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当天，翁同龢将《危言》进呈光绪帝，其后，朝中大臣孙家鼐也向皇帝力荐此书。翁同龢身为光绪帝的老师，翁、孙同居中枢之重，对汤寿潜及其著作如此称许，似乎汤的仕宦之路会很顺畅，他对大清国开出的医国药方也得其用哉！
九重宫阙，云路迢遥，汤寿潜的《危言》虽然上达天听，他仍然要以微末之身到青阳去上任。他在《危言》开篇，即述志说“吾欲乞斗大山城，为之牧宰，小试吾道”云云，如今真给他个“斗大山城”，按说他会令行禁止，纾解民瘼，践其言而行其道，把青阳县搞成大清国的模范县才是。可他到任不足三个月，就撂挑子不干了。我没有看到他在青阳知县任上的任何资料，似乎他也没留下这次出仕为官的只言片语。但我们可以推测的是，官场绝非他想象的那样简单，容许有抱负的官员放开手脚，兴利除弊。各种关系，各种潜规则，各种牵绊和陷阱，将使初入者无所适从。腐朽帝国的官场是恶人和小人的角逐地，有理想报复的读书人无所容其身，或许这是汤寿潜抽身而退的原因。
这年7月，他辞官回乡，成为民间的读书人，所谓“医国”之志，终成泡影。同年，他被聘为金华丽正书院山长，已出离体制，靠学问谋生立世。此时，国势日蹙，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冲击着华夏文化的堤岸，汤寿潜对西方制度和文化的认识日渐加深，认识到这个老大腐朽的帝国只有学习西方，加速改革，才有生路，他不仅在丽正书院讲求时务之学，如西方的宪政和法律、国际公法、契约关系（约章）、地理（地舆）、制造业、科学普及知识（格物）、数学等西方学问，而且结交当时力图变法图强的知识名人，与张謇、汪康年等加入了康有为创立的“强学会”，成为最早一代启蒙知识分子的一员。
这期间，在康、梁以及朝中维新派的推动下，光绪皇帝也积极振作，力图学习西方，改革弊政。由于汤寿潜《危言》的刊行以及朝中大臣的举荐，光绪皇帝也知道了这位有见识有远见的“策士”，皇帝正在网络维新人才，1898年，汤寿潜43岁，光绪两次下旨地方官，要他入都，由有关部门带领引见。此时，维新派的帝党和顽固派的后党已成水火，庙堂充满诡谲和凶险的气氛，汤寿潜以母病为辞，拖延进京。9月，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被囚禁，康、梁外逃，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溅菜市口，轰轰烈烈而急图躁进的维新运动彻底失败。
汤寿潜没有进京朝见皇帝，向皇帝陈述学习西方的变法主张，也没有被皇帝任用，成为帝党一员，这使他逃过了一劫，但他的“医国”主张也成为了纸面文章，对时政毫无补益。数年间，他游走于苏、浙、沪一带，出入于官署，讲学于书院，结交人物，热心教育，痴迷于学问文章，因此声名日隆，成为江南著名的士绅。像汤寿潜这样曾有过科考功名的人，即便游离体制之外，由于他的身份，能够广结官员和士人，其社会基础不容小觑。他对地方政治有发言权，也有可能被召回体制，授以实职。1900年，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入侵京津，两宫外逃，就是汤寿潜等人出面，说动几省地方大员，结“东南互保”之盟，使东南半壁江山免于战乱。张謇为汤寿潜作《家传》有语云：“国之不亡者，仅君往说两江总督刘坤一、两湖总督张之洞，定东南互保之约，所全者大，其谋实发于君。”汤寿潜以在野之身，在地方政治上有如此作为，殊为可贵。这也是他自诩为国之“策士”，最得意辉煌的一“策”吧！
从甲午之败到庚子之乱仅仅五六年，大清国连遭重创，实在挺不住了，因此朝野上下皆思改弦更张之道，立宪变法的呼声日渐高涨。民间的士人成为推动立宪的重要力量。1901年，46岁的汤寿潜撰成《宪法古义》一书。这部著作标志着汤寿潜对西方宪政制度的认识已十分成熟，它应该成为大清国君主立宪制度的设计蓝图和普及读本，使汤寿潜跻身于清末启蒙思想家的行列而毫无愧色。《宪法古义》三卷，分别论述了元首的权利、议院的权利、行政和立法之关系，法院的权利，国民的权利等内容。他在叙（序）中引管子之言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反观中国，“无数百年不斩之统，无数十年不乱之省”，王朝更迭，动乱不休，皆根源于没有一部为统治者和国民共同遵循的根本大法。中国自古讲礼，礼者，别尊卑也；西方讲利，利者，公而平也，没有平等，当然也就没有宪政。中国的士大夫谙于旧习，颟顸僵化，不知专制之外还有民主政体，所以一谈立宪，闻之变色。戊戌变法，无一字言立宪，可无知者偏以立宪归之，以重其罪，立宪一词，成为当局之大忌。“庚子乱后，救亡无术，立宪之说，渐腾于朝野。”君主立宪运动是国内外形势倒逼的结果，由于统治者的顽固拖延而功亏一篑，随着大清国的覆灭而寿终正寝，然而它留下的思想资源却不可湮灭。
汤寿潜论及元首之权利时强调国家统治者的权力来于人民授权，并非神授，也非天经地义。“若立宪民主，则为人民所委任，皆在法律之下。”又云：“三法鼎峙，有利无弊”在《议院之权利》中强调议院对国家财政的监督：“预算非议院许可，不得征一兵，不得用一钱。”在《法院》一节，强调法院的独立审判权，“独立不羁，权归法院。”“明法为一国所遵守，虽天子亦不能以私违之。”在《国民之权利》首先强调言论和出版自由：“言论不外二种，一著述，一论议。孔子之作《春秋》，语多微词。两汉经生，各尊所闻，未尝奉一家之言以为主，此说经之自由也。司马迁作史，力陈武帝之非。班固著书，不讳元后之恶，此作史之自由也。周末九流并兴，各持一说，此著书之自由也。若论议之自由，征之古代，厥证尤多。”汤氏强调中国有出版和言论自由之传统，和当代立宪之说并不矛盾。之后，他对人民的集会自由、迁徙自由、信仰（尊信）自由、产业自由、居住权、人身劝、通信权、起诉权、鸣愿权（上书言事权）、服官权（不分职业，民皆可为官）、参政权和缴税、服兵役等各项自由及权利义务均分条论列。
汤寿潜的《宪法古义》当然有它的历史局限，“古义”者，即云宪法之精神和各项条款中国往昔皆有之，所立之宪，乃我华夏“沉渊之珠”，并非来自西方的洪水猛兽。这对于消除为政者和顽固派对立宪的疑虑或许有用，但它的立论根据则大可怀疑。无论远古的《尚书》中有多少“宪”字，此“宪”非彼“宪”也。无论中国的商鞅、申韩等法家如何强调“法”，此“法”非彼“法”也。“历代都行秦政治”，三千年的专制帝国只有帝王“口含天宪”，哪里有统治者和百姓共遵之法！清末立宪派之“宪”尽管竭力维护君主的权威和权力，但它本质上仍然是西方人权、平等和自由基础上的东西，汤寿潜端来的是中国的古瓷大碗，里边装的却是西药，然而让手里紧紧抓住专制权杖的危重病人喝下这碗药谈何容易呢！他知道自己病得要不行了，但他就是不肯喝，他的眼里满是疑虑和恐惧，围在病榻前的人们泗涕交流甚至以头抢地力劝敦促，病人也声称准备喝——预备立宪，但终于还是以各种理由推诿，把药碗凑近唇边又推开。
统治者推诿的理由不过以下几条：一是借口人民教育程度低，不配搞宪政，汤寿潜驳斥说：“惟其低也，汲汲需开国会，以便人民实地练习，得以增长其智力。”也就是让人民在民主政治中学习管理国家，借口人民程度低，拖延几十年，让人民在专制制度下捱日子，难道人民程度就会提高吗？二是怕人民权力太大，从前的专制权力无法行使。这正是统治者恐惧立宪的最大心病。汤寿潜说，如今国家弄到如溃瓜，如败叶的地步，难道不是人民没有权利的结果吗？“未闻人民有权力之国，而列强敢于凌辱者。”第三涉及到立宪的具体操作层面，说是中国户籍法尚未制定，统计局未能遍设，人口与财产之实数未能切实调查，选举将无从着手。汤寿潜以日本为例：“查日本明治三十九年之户口，东京府与警视总监所调查差六十余万，而日本国会已开十九年矣。”以此为理由拖延开国会，搞立宪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以上见汤寿潜《代拟浙人国会请愿书》汤寿潜针对大清国的危局和现状，沉痛地说：“似宪政而非宪政，似集权而非集权，峻法无救人心之涣散，兵力适为敌国之驱除，益为中国危之。”
1909年，光绪和慈禧两宫宾天后，三岁的宣统即位，摄政王载沣执政，大清国在满清权贵的操弄下，更加危殆。这年11月，汤寿潜上《为国势危迫敬陈存亡大计标本治法折》，举凡内政、外交、教育、财政等弊政皆有论列，但这无异对一个危重病人大谈体育健身之道，权贵们心不以为然，云何起而行之？同年，汤寿潜再上《为宪政维新沥陈管见事》，对清廷重用权贵以练海军、官吏肆意钳制舆论和朝廷的秘密外交严加斥责：“舆论之不可以空言尊重，而以钳制之实状风示天下也。”对于官吏滥权，封杀舆论，他说：“为国家发扬舆论，办报者何负于国家？纵不能尽从舆论以儆官邪，奈何反纵官邪以压舆论！匹夫无罪，传达舆论乃其大罪！且他罪虽重而可以贷，传达舆论之罪虽轻而拘挛无赦，办法出于五刑之外。”
立宪运动之始，汤寿潜就是积极的参与者，不仅写书宣传立宪，而且上书言事，敦促朝廷尽早立宪，他认为唯有立宪才能挽救大清国之颓势，救其于未亡。但他自觉偏处东南，不在中枢，身微言轻，无力影响国势之走向，因此，曾致书朝中大臣章一山（翰林院编修、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瞿鸿禨（时任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期待他们负起立宪改良之责。1906年，汤寿潜对朝廷“预备立宪”满怀期待，这年九月，他在致瞿鸿禨信中写道：“以五千年相沿相袭之政体，不待人民之请求，一跃而有立宪之希望，虽曰预备，亦极环球各国未有之美矣。”他寄望于这些近臣，希望他们推动立宪，成为中国现代政治的“伟人”。但这一切很快归于失望，“内政未完，外侮交至，其岌岌不可终日之势，亦既为臣民所共见闻，非必待流涕痛哭之言而后知之也，然病此深矣，救之之药，终无以起沉疴而复其健康者，”（《为兴亡大计决在旦夕国势忧危亟应挽救沥陈管见伏祈圣明财择折》）如汤氏其人，既中科举，终为体制中人，身在乡野，而又随时可入庙堂。他辞去安徽青阳知县九年后，曾被任命为两淮盐运使，1909年8月，又被任命为云南按察使，同年11月，转任江西提学使，以上任命，汤氏皆没到任。尽管如此，汤氏自觉和朝廷休戚相关，大声疾呼，沥血陈词，冀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但终“可怜无补费精神”。戊戌变法时，光绪两次召其入京朝见，虽因延宕而未成行，但君主眷顾之殷，于此可见。1909年，汤寿潜五十四岁，竭数年之心力劳顿，他所主持修建的沪杭铁路全线通车，“工程质量之优，造价之廉，为全国商办铁路之冠。”按说，这是他一生事业最辉煌的时刻，然而他的心境也最为寥落黯然。这年11月20日，他奉命进京请辞云南按察使，陛见摄政王载沣，千言万语壅塞心头，但却无话可说了，堤岸溃决，大厦将倾，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摄政王要他“尽欲所言”，他伏地顿首，也只能说出一句：“愿朝廷勿再用袁世凯。”此言一出，摄政王也只能默然以对。大清国此时大限已近，所谓肩不能使臂，臂不能使指，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那碗救命的药已经凉透，病人牙关紧咬，手足痉挛，想喝也喝不进了。不到两年，武昌那边一阵乱枪，大清国两腿一蹬，呜呼哀哉！任君纵有回春手，应知病国不可医。汤寿潜医国之志终成泡影，只能坐待其覆亡。
汤寿潜一生勋绩当以在浙江铁路公司总理任上主持修筑沪杭铁路为最，他用民间资本干成了这件大事，走的是实业救国的路子（袁世凯当总统后，铁路被收归国有）。他是一个实干家，著作文章皆关涉时事，不作空谈，不尚玄远，皆“策士”之言也。他是清末民初走在时代前列的人，自云：“寿潜时文出身，足不及东西洋，所见时事皮毛，不过得之转译，出于激刺。”这就是他的可贵之处，一个传统的读书人，有感于国事艰危，在有限的视界内，眼光向外，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向统治者进言，向国人发声，其启蒙之功，意义深远。
民国肇始，汤寿潜任过三个月浙江军政府都督，又被任为临时政府交通总长（未到任），后来归家就养，不问时事。民国六年（1917年）病逝于家乡老宅，享年六十一岁。临殁前遗言子孙，死后用家常衣服入葬，不称故官，不惊动当政者，不受赙赠，也不接受官方对他的“追饰之礼。”
汤寿潜终以一个自然人回归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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