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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为做大事来——杰斐逊一生中的三个片段（下）
文：楚寒
十二
谈论杰斐逊不应该不提另外一件大事：创建弗吉尼亚大学。
弗吉尼亚大学存在于世已经将近两百年了，这所古老的、素有“公立常春藤大学”之美誉的全美一流公立研究型大学，是这位学者型建国之父研精殚思、精心设计的成果。这所大学两百年来的发展轨迹，深深地打上了其建校人创校理念的烙印。学者阮宗泽认为：“在美国历史上，还没有一所学府像弗吉尼亚大学这样，受一个人的影响如此深远。在世界上，也许更没有一所大学是创建人在75岁时用全副身心创建的。”
在我看来，也许还有更特别的。那就是，在人类源远流长的教育史上，那些著名教育家办学治校的宗旨无不从教育、知识、学术的目的入手，比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雅典城西北角创立的哲学学园，其旨在“讲学授徒”；又比如19世纪初德国教育改革家威廉•冯•洪堡创建的柏林洪堡大学，其创校理念是“研究与教学合一”、“现代大学应成为知识的总和”；再比如在北大校长任内革弊纳新、开“学术”与“自由”之风的蔡元培，就一直不遗余力地提倡“美学教育”，另外他十分强调“教育是国家兴旺之根本，是国家富强之根基”。相比之下，在19世纪初叶一手创建了弗吉尼亚大学的美国人杰斐逊，就显得有点与众不同了。晚年的他致力于在弗吉尼亚创建一所新的大学，主要并不是基于教育、知识、学术的目的，其着眼点仍在于“民主”和“自由”——他一生政治理念的两个关键词。正如他反复强调的，“教育是防止民主蜕化为暴政的重要手段”，同时，“只有由受过教育的人民组成的国家才能保持自由，教育为民主政治最可靠的基础。”
至于原因呢，杰斐逊是这样解释的：“在研究了欧洲政治发展史之后，我发现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中都有人类弱点的痕迹和腐败蜕化的苗子，为防止政府的腐败和暴政，必须让人民有监管政府的权利和能力。但是我看到，光有制度的完善和法律的约束，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和暴政，必须在教育上多下功夫。”、“应当普及和发展文化教育，实行思想、言论与新闻自由，使人民摆脱愚昧无知的状态。当人民的心智得到开发，具有了一定的政治素养、参政能力和判断识别能力，我相信他们就有能力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利，从而也就能够防止政府的腐败和暴政，从而让政治变得民主，人民获得自由。”
这番教育与民主自由之间的逻辑关系，说的真好。我觉得。
为此，我想偕同读者诸君一起回到两百年前，看看这位早已功成名就、如今身居高位日理万机的老人，怎样的去践行他一生的最后一项使命、最后一个梦想——创建弗吉尼亚大学。让我们一道看看这所誉满全美的公立大学怎样的从无到有，怎样的一步步按照其创建人的设想而最终成为州内最高学府乃至全美著名学府。
弗吉尼亚大学
十三
美国独立了，弗吉尼亚的宗教改革也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杰斐逊夙夜忧思的目光开始投向另一个领域：教育。
照常理来说，这样一位屡建功勋、仕途顺遂的政治人物，似乎没有必要再专门操心教育的事务了——那是教育专家的事。若就社会地位而论，如今年逾不惑的他已拥有全国性的知名度，官职已从州一级提升到联邦政府的层面，且前途被普遍看好，根本不需要靠教育事业的业绩来立身扬名，何况教育事业又是一件很费心劳神的事，但这个总是忙碌的中年人显然有着另一层次的思考。
“这个新的国家需要受过一定教育的公民”，这是杰斐逊常挂在嘴边的话，因此他的目光经常会注视这片土地上的座座校园，为教育领域的积弊忧心不已。早在1778年，当他还在担任弗吉尼亚州议员的时候，他就向州众议院提交了一份宣扬“教育平等”的关于公共教育的法案。这就是作为“美国公共教育的第一个宪章”而载入史册的法案——“关于更普遍地传播知识的法案”。
这份法案内含的“无差别教育权”的政治哲学精神，来源于《独立宣言》中那句“人人生而平等”的经典陈述。为此，杰斐逊一以贯之地坚持认为，教育的权利应惠及全民，无论贫富、性别、种族、信仰、阶级等身份的差别，所有公民皆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国家有义务为所有的人、尤其是无能力受教育的穷人家子女，提供正当的教育。
因此，在他拟定的这份法案当中，他殷切呼吁“建立广泛的公立学校制度”，比如属于基础教育的公立小学，应当为所有的男女儿童提供三年免费的小学教育。同时，法案还规划出了一整套涵盖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具体教育方案，包括学校建设、教学计划、教育方式等等。这套教育方案的目的，也是杰斐逊的良好愿望，在于发展教育普及教育，不断扩大受教育的对象，使全体公民都能有机会接受良好的知识的熏陶。
尤值得注意的，是法案中若干关于高等教育的条款和建议——无疑这是杰斐逊最为关注的领域。在法案中，他对自己的母校——威廉与玛丽学院（杰斐逊16岁时入读该校）——进行了一连串大胆的教学管理改革和学术改革。改革的内容，包括重新修订学校章程、改变学院的管理机构、改变教授职位的现状，直至成立全美各大学中的第一个选修制度、建立全美首创由学生自治的荣誉法则，等等。
按照这位教育事业热心者的设想，母校应当通过改革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州立大学”，成为培养人才的摇篮，而非如目前弊端重重的现状，比如学院每年仅招收100多名学生，导致一些优秀的学子或无法入学，或因为贫穷无法完成学业；又比如，他愤愤地说，学院真可谓十足的奴颜婢膝，只知道巴结权贵，学院的管理工作主要由政府官员——而不是教授负责；再比如宗教界人士对学院的影响过大，等等。
这些使人听起来不太舒服的刺耳声音，传递着一个毕业生对母校、对高等教育事业的拳拳盛意。
尽管杰斐逊提出的教育方案包括了小学、中学和大学，但他主要还是将目光盯在发展高等教育身上。因为依他之见，小学无需很多的准备工作和费用，随时都可以组织起来；中学教育则可依照私立学校的方式，靠收取费用来创办；而高等院校在北美没有什么经验可供借鉴，在这一领域大有用武之地。并且他认为，提高全民的思想素质就需要培养出一批优秀的高级人才，这样才能满足国家各方面发展的需要。如今首要的工作，是在弗吉尼亚创办一所新型的大学，以将自己的教育理念付诸行动。
1800年，是杰斐逊就任副总统的任期第三年，他开始酝酿在弗吉尼亚建一所新大学的计划。这年年初，他写信给当时著名的化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熟谙教育的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牧师，在信中他详谈了自己建校的构想。他想要建立的大学是一所新型的高等学校，它应该是一所“面非常广、自由空气浓厚和非常现代化的学府，使公众认为值得赞助，也能吸引其他各州的年轻人来共同分享一杯知识之羹，同我们亲如兄弟。”
1800年夏，他再次致函这位他打心底信敬的化学家，请求这位对教育、对治校颇有心得的学者帮他起草一份创立大学的计划。他在信中希望普里斯特利的计划，应该是“十分广泛，十分开明和现代化，因而值得用公款赞助，首要要有个完备的计划。”
这两封信后来被学者梅利尔•彼得森编入了《杰斐逊集》，才得以让后人读到，让后人得以了解到杰斐逊创建大学的思想脉络。其实还有更多的信件比这两封信更加深入地探讨过大学问题，真不晓得杰斐逊是怎样在那么纷扰的政治环境当中思考建校事宜的。据说他有时在白宫会用自己的薪金招待谙熟教育的学者，甚至还会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法国名贵葡萄酒，只为了向有识之士“取经”。长期的公职生涯他竟然没有积攒下一分钱，到了晚年他不得不为生计而忧虑、忙碌，看来他为了创办一所大学真是没有什么舍不得的。
杰斐逊的办校计划随着他于1801年2月当选总统、3月份就职而不得不暂且搁置。1806年，是他的第二届总统任期的第二年，尽管主持联邦政务，每天总有忙不完的公事，他还是在百忙中抽空向弗吉尼亚州议会提交了一份建大学的提案。然而，弗州议会并没有买这位从家乡走出来的总统的账。这份议案在州议会里宛如石沉大海，提案一事一直没有下文。
自从担任州议员时提出过一份教育议案之后，在杰斐逊后半生长期的公职生涯当中，因为陆续担任州长、民主共和党领袖、国务卿、副总统和总统，公务繁多的他实在腾不出时间、分不出精力来着手于教育事宜。
但创办一所大学，始终是萦绕在他心头念兹在兹的一大心愿。
十四
时机终于来临了。
时光来到1809年的3月21日，在他的继任者麦迪逊的总统就职典礼之后不久，杰斐逊带着他心爱的外孙、几大箱子的书籍，乘坐马车离开首都回到家乡蒙蒂塞洛。这年他已经66岁了，告别喧嚣纷扰的政治舞台，归隐宁静的家园，重新穿梭于熟悉的田间、农场、果园和庄园之间，创办大学的心愿如热血奔涌般不可抗拒地再次占据了他的心头。
过着安隐、静憩的退休生活，他庆幸，自己终于有机会一偿夙愿了。
现在他再也用不着操心那些烦人的政务了，除了操持必要的农场事务和家务以外，他可以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专注于教育的事了。以前在欧洲担任外交使节期间，他得以有机会对欧洲一些有名的大学进行实地考察，还在欧陆各国购买了不少有关高等教育的书籍，为此留下了大量的考察日记、读书笔记，更是带回来了汗牛充栋的书籍。如今的退休日子，他每天都会拿出大块的时间细细阅读、研究这些书籍、笔记和日记，真个是潜精研思，乐此不倦。此外，尽管过着隐居的田园生活，杰斐逊仍和外界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他与国内和欧洲的一些教育家、学者频繁通信，与他们交流、请教、探讨有关高等教育的种种。
如今，年逾花甲的他体力多少有些衰弱，精力也大不如从前，有时候在书房工作了大半天会感到神疲劳倦，头脑昏昏然的只想睡上一觉，便会局局促促地躺在椅子上休憩片刻。虽说体力精力减退，并且多种疾病缠身，但他的思维能力却并没有减弱，工作的勤奋也不减当年，视野的开阔、思想的敏锐、对现实的洞察甚而更甚于从前。在阅读了大量书籍、与国内外教育专家交流之后，这个过着退休隐居生活的高龄老人啊，竟然仍是慧眼独具，你来看看他晚年的思想结晶，他的高等教育观：“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一代比一代更改进、更完善，人类历史便是一部进步的历史。而这所有的进步，都依赖于科学、文化知识，尤其依赖于教育。每一代人都继承了上一代人所取得的知识，并且把自己所取得的知识及新发现加进这个知识宝库中去，再把这个知识宝库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样的累积一代比一代更丰富，这就无限期地一步一步增进人类的幸福。印第安人之所以过着悲惨的生活，就是因为他们顽固地崇拜他们祖先的所谓智慧，并且荒谬地认为为了追求更美好的事物必须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似乎在渴望返回吃橡树皮的时代。”
“除了教育以外，还有什么能够使我们超越我们的土著邻居的状态？如果人类的生活，如我们所想象和希望的那样一步一步地得到改善和提高的话，教育应该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主要手段。教化和教育的普及是为了改进人类生活、促进道德和提高人们的幸福而最应该依靠的手段。教育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能够有利于民主政治的确立，防止当政者腐化堕落，而且对于每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都可以说是极其重要的。而且，我希望在当前把教育的好处扩展到人类广大群众的潮流中，可以看到人类幸福的巨大提高；而且这个提高将是无止境的。”
“高等教育是要增进国家的福利和光彩，它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培养政治家、立法者和法官，因为共同的繁荣和个人的幸福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们；协调和促进农业、制造业和商业的利益，靠渊博的政治经济学见识给公众以自由发挥其勤奋的机会；培养我们年轻人的推理能力，扩大他们的胸怀，培养他们的道德，向他们灌输德行和秩序的戒律；用数学和物理科学教育他们，因为这些科学推动工艺发展和促进人类的健康，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总之，大学要培养他们思考和正确行动的习惯，使他们成为与人为善、自身幸福的榜样。”
这是一个老人留给这个国家的最后一份精神遗产。
这些阐述高等教育的观点大多写于19世纪的头十年，时至今日已经整整两百个年头过去了。即便在两百年后当今这样一个资讯昌明的时代读起来，也依然让人感到大有裨益。
1814年，已逾古稀之年的杰斐逊被任命为位于弗州中部的阿尔伯马尔学校的理事，他开始利用这块阵地来推行自己的教育规划。不久后，他拟订了一份详细的教育计划：“在州的中心和环境好的地方建立一所大学。讲授有用的科学的所有学科各个科学分支如何分类及需要多少教授，在超过十个的情况下，由视察员确定人选。”
那么，什么地方，才是“州的中心和环境好的地方”呢？关于这所大学的选址，是盘旋在杰斐逊脑海中多年的一个问题。
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开始征询并收集各种各样的意见，如今有多处可设立校址的地点摆放在他的案头。洛克里奇县的莱克星顿，奥古斯大县的斯汤顿地区均在竭力争取，而最具竞争力的，则是弗吉尼亚的东部历史名城威廉斯堡。杰斐逊在仔细研究了弗吉尼亚的地图，精心比较了弗州各地的气候、地理、人口状况、风土人情等情况，最终选定了自己任职的阿尔伯马尔学校的所在地、也是阿尔伯马尔县府的所在地——夏律第镇——作为新大学的校址。
理由是，这里气候宜人，有益于人体的健康，并且地理位置优越，处于弗吉尼亚的中心地带，比其他几处更接近本州白人人口的地区。因而从总体上来看，杰斐逊自信满满地说，这里比所有其他备选地点都有利于作为一所新大学的校址。
后来，州议会专门成立的创校视察委员会经开会讨论，接受了将夏律第镇作为弗吉尼亚新大学校址的提议。于是，寂寂无闻的小镇有福了。
十五
1817年，已是74岁高龄的“蒙蒂塞洛哲人”正式开始筹建大学。他研精致思地制订了一个既雄心勃勃又审慎周详的教育计划，这份计划将教育制度分为三大部分：初级学校、高级学校和大学，不用说，计划的侧重点在于高等教育——大学。
杰斐逊简略地阐述了初级和高级学校的计划，接下来就花了大量笔墨来谈大学的宗旨：“大学是最高学府，它应该由许多职业性学院组成，专门培养建筑师、音乐家、雕刻家、经济学者、科学家、园艺学家、农学家、医生、历史学家、牧师、律师及各级管理人才。”他想要创建的这所大学，应当是一个“讲授所有科学学科的学校，并且要达到人类头脑所能承担的最高限度。”——看得出来，他不想办一所仅限于地方一级的高校。
翌年，即1818年，在杰斐逊好友、创办大学的有力支持者约瑟夫•卡贝尔先生的推动下，弗吉尼亚议会终于接受了杰斐逊所提的创建一所大学的议案，并为此专门拨款15，000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州议会同时指定了一个“24人筹备委员会”，责成该委员会处理有关的建校事宜，委员会中除了杰斐逊、麦迪逊、约瑟夫•卡贝尔外，还有科克、时任总统詹姆斯•门罗等人。
杰斐逊当仁不让地担负起了起草“弗吉尼亚大学筹备委员会报告”的任务，以便借此机会将自己的建校理念尽诉其中。在这份洋洋洒洒上万字的报告中，这位博学多才的创校校长在课程设置上费了一番思量，他将弗大的学科领域分为10大类，包括古代和现代语言、纯数学、建筑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化学、动植物学、解剖学、医学、政治学、哲学、历史、法学、伦理学、文学和美术、修辞学、观念学等，学科之齐全，文理之兼备，在当时的美国高等院校中实属罕见。报告建议本校聘请10位教授从事教学事务，为此他希冀能以高薪从大西洋两岸延揽各学科第一流的学者，他还希望这所大学不但招收本州的学生，也能够吸引外州的青年学子前来求学，从而使弗大成为他们珍视的母校。
1819年1月，州议会正式通过成立弗吉尼亚大学的议案。两个月后，75岁的杰斐逊众望所归地当选为弗吉尼亚大学首任校长——他一生的最后一项公职。从此刻起，他将自家的庄园事务尽都交由孙辈处理，而将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大学的各项事务中去。这位须发皆白的校长已经顾不上身体的老衰，一股强大的精神动力支撑着他殚精竭虑，孜孜不倦。
他几乎包揽了创建学校的一切重要事务，比如勘查校址、决定馆址、设计校舍建筑蓝图（教学馆、教授公寓、学生宿舍等）、绘制图纸、调整和修订建筑设计、物色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监督工程进展、雇佣大理石雕刻师、雇佣砖瓦工和木工，以及各样琐碎、繁杂的学校事务。此外，他还派人到英国牛津、剑桥、爱丁堡大学等著名学府，四处物色欧洲的优秀学者来校任教。最困扰他的一大难题，莫过于建校资金的匮乏，州议会的那1万五千元拨款，对于一所高校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为此，他四处求爷爷告奶奶，一会儿请求州议会再拨出更多的款项，一会儿请求州政府从本州的一些基金会那里获得贷款，一会儿又发起了一个“募捐基金运动”，恳请社会各界对本校的捐赠，总而言之为了筹措建校基金，这位弗吉尼亚大学的“首席管家”搜肠刮肚想尽了一切招数。
上述这些工作日志，他记录得很认真，我们读起来很感动，为着一位高龄老人的办学热忱、事必躬亲。我想应该可以这么说吧，自从担任校长之后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完全就是为这所大学而活的。
如何执掌这所弗吉尼亚州内全新的高等学府，他想了很多，也想得最多。他以前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对于政府的服务职能——保障民众的自由和人权——深有体会，那么一所大学校方的服务或管理职能究竟又是怎样的呢？对待高等学府里的学生们，是不是要像对待公务员那样需要纪律严明呢，还是听任他们自由发展？抑或是，在“约束”和“引导”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对此，他思考的结果是，管理人数众多的青年集体的最好方式，的确是我还没有掌握的要务。但我有理由相信，对于品格的自豪感、值得鼓励的抱负和道德气质，是一个适当的大学管理体制所必须的。这一体制如果是建立在理性和礼貌基础上面，将更有可能会在我们的青年人当中，培养一种秩序和自尊相结合的精神。——也就是说，大学校方既要注重校内各项事务的“秩序”，又要兼顾学生的“自尊”。
但我想，最能体现这位创校校长自身特质的，莫过于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大学推行的自由教育、校政民主的理念。他试图在大学内营造一种浓郁的自由气息、民主氛围，进而培养出有自由民主思想倾向的学生。在这方面他有软的一手和硬的一手。软的一手是，学校鼓励学术自由和思想的自由，让每一个学生都可以自由地去他选择的学院上课，并且只能由他自己来进行选择。弗大的校政事务实行民主，大学领导层由教授选出，教授在校务上享有发言权、建议权乃至决定权，也即实现“教授治校”的大学管理模式。在学生中间实行教授指导下的“自治”，也即学生们的自我管理。在这方面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弗吉尼亚大学颇具特色、声名远扬的“荣誉制度”，也即要求弗大每个学生的每份作业、每篇论文及每张试卷，都要声明“我以一个弗吉尼亚大学的荣誉起誓，我没有从他处接受帮助。”，而这一制度的具体执行者是全体学生。依靠“荣誉”二字来鼓励学生的自我约束，建立学生的自我管理制度，两个世纪以来一直为世人所称颂，以至于有人说，杰斐逊留给弗吉尼亚大学最大的财富就是——学生的自治传统。
至于硬的一手呢，是让大学尽量免除不当的宗教限制和政治影响。他摒弃了其他大学聘请神学教授的做法，而根据宗教自由的原则，建议本校不聘请神学教授来校任教，在学科上也不开设宗教课程。另外，这位校长还要求教会和神职人员不得参与学校的管理，政府公款不得用以资助教师的教学活动。总之就是，要在大学里让“教育”与“宗教”和“政治”分离，既避免宗教势力对大学的桎梏，又警惕政治权力对大学的影响。这些做法的结果是，弗大成了美国第一所与宗教学说完全无关的大学，校园内以图书馆为中心，而不是当时大学普遍的以教堂为中心。在大学与“政治”分离方面，弗大留下的一个典型传统是，历任美国总统都不能主动到公立大学发表演讲，以防止公权力对大学自治和学术思想自由的干涉。今年8月我看到一则新闻，白宫原计划借用弗吉尼亚大学校园的剧场和图书馆广场，为奥巴马总统安排一场谋求连任的造势演说。但弗大以“学校的教学将因此受到干扰”为由婉拒了白宫的要求，让奥巴马吃了一次闭门羹。
要我说，这软硬两手不单只是校政管理上的行动，更是一种人格力量的倾注。这两手行动最后都无可避免地汇聚成同样的目的：让学生和教授成为大学的主人，让宗教和政治远离大学，让大学成为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大学”。
十六
岁月是一台公正的收割机，收获了一个老人多年来的辛劳和筹谋。1825年3月7日——杰斐逊晚年最难忘的一个日子——弗吉尼亚大学在经过数载艰辛的筹建工作之后，正式开学了！
这是弗吉尼亚大学令人难忘的第一天，却是一个场面冷清、简陋寒碜的开学日子。来参加开学典礼的，仅有区区30名的新生。只见叶绿如洗的草坪上，有10个帐篷形状的亭子，师生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亭子里，或彼此交谈，或倾耳聆听。校园内的各项设施还不怎么齐备，提供给新生入住的学生宿舍设备极其简单，里面只有几张床铺和一排高高的书架，图书馆大楼的内部装修还没有完工，馆外墙立面装修的脚手架也是醒目得很，一座教学楼只好临时先用作图书馆。尽管如此，这场开学典礼的仪式却是庄重的，高雅的，有板有眼的，在场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欣喜的微笑，尤其是在典礼上致辞的那位最年长的校长先生，语调激昂得像个少年人，面容欢快得又像个孩子，欢喜的欣慰的心情溢于言表。
正如他在开学数星期后的一篇日记里所写的：“以创办和扶植一所教育我们的后来人的学校，来作为结束生命的最后一幕，我深感欣慰。我希望学校对他们的品德、自由、名声和幸福都起到有益而永久的影响。”
受杰斐逊之推荐，詹姆斯•麦迪逊后来继杰斐逊之后担任弗吉尼亚大学的第二任校长。
至此，他已觉可以无憾地走向生命旅程的终点。 十七
1826年6月下旬，美国各地举办了形形色色的纪念活动，以庆祝下个月初即将到来的《独立宣言》发布50周年纪念日。这时，在家中卧床休息养病的杰斐逊，接连收到来自首都的请柬和信件，邀请他前去华盛顿参加庆祝活动。如今已届83岁高龄的老人身体已极度虚弱，患有严重的风湿病、腹泻病和泌尿疾病，连下床都非常的困难。他强撑着写完了人生的最后一封信，在信中对邀请表示感谢，但遗憾的是，自己现在连家门都出不了了。
数日后，他请来了自己的医生、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教授罗步利•邓格利森博士，向他询问自己的病情。自知来日无多的他，随即将一家人全都叫到了床前，留下一份遗书交给女儿玛霞，并与他的外孙伦道夫就后事做了安排与嘱咐。7月1日和2日连续两天病情恶化，无论白天夜里他都处于昏迷状态，间或会苏醒片刻。
到了7月3日，他就几乎一整天都昏迷不醒了。傍晚时分，他突然醒了过来，看见儿孙们全都守候在床前，随即缓缓问道：“今天是7月4号吗？”声音沙哑而又模糊。但显然，病榻上的老人思维还是蛮清晰的，他是想实现自己的最后一份心愿——在他起草的《独立宣言》发布50周年的日子，告别人世间。回答是：“还有几个小时。”数小时过后，午夜前夕。他又问道：“4号到了吗？”回答是：“马上就到了。”
7月4日中午1时许，昏迷数日的他血液循环渐渐地更加缓慢，手腕上的脉搏几乎已经没有了。蓦地，他又清醒了过来，再度问身边的亲人，“今天是7月4号吧？”这回的回答是：“是的，今天是4号。独立日。”只见他带着满意的表情微笑了一下，以极其微弱的嗓音喃喃自语了一句：“噢，上帝！”，然后，静静地闭上了双眼，再也不醒过来。
此刻他不知道的是，在他离世仅仅数小时后，他晚年通信最为频繁也是最亲密的友人、《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之一、同属“国父群”之一的约翰•亚当斯也溘然长逝，追随得那么急促。
这真的是个特别的日子，让他戏剧性地在自己最看重的一个日子去世。50年前，他起草的那份宣言传遍了世界，成为这个新生国度最重要的一个节日；50年后，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的他，以及他心目中“独立宣言最佳的辩护人”在同一天离去。真的是一天也不差。
也许，这是上帝给一个耄耋老人的特别恩典。上帝满足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愿望，让他没有遗憾地离开人世。上帝还知道这位中年丧妻的鳏夫太过孤独，所以特意安排他晚年的好友与他携手同行。尤其是，上帝怜悯这个老人长年累月的辛劳。这个娴熟的小提琴手，一生演奏了许多华丽的乐章；这个勤勉的美国人，一生干了那么多漂亮的事，他一定非常的疲累。现在，是该好好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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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顶卡
变色卡
千斤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