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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内加尔的日子（3）—— 我的非洲朋友们
文：刘婷（蒙特利尔）
编者注：本文作者刘婷为瑞士驻蒙特利尔领馆领事夫人，她将自己在非洲生活的经历写成系列回忆录，本博将陆续刊载。
我们在达喀尔（Dakar）的官邸是租用了几十年的老房子,当我们俩带着一只小狗走进这座巨大的老宅的时候,都觉得这么大的空间对于我们实在是太奢侈了。
更让我们惊讶的是，老宅里居然有五个佣人在等着我们，安和丝黛拉负责内勤，她们俩一个在官邸服务了十多年，一个超过二十年。年纪最长的瓦利是我们的看门人，马马杜负责花草，菲利普清洁泳池和室外场地。后来由于达卡城市交通状况复杂，我们又雇佣了司机迪里。随着孩子的来临，还雇佣了小保姆艾米丽。这七位土生土长的塞内加尔人是我所能接近和了解的当地人，也是仅有的几位。在非洲这两年，我们这些外国人和当地平民之间似乎一直有着一堵无形的墙，很遗憾我无法跨越，也无从跨越，我时常想起三毛在撒哈拉的经历，不得不由衷感叹，她是一位勇敢的女性。
在瑞士国庆活动上服务的家政人员。
我永远记得抵达达喀尔的第一天，这里正值干爽的旱季，气温在二十五度上下，我很高兴地换上短袖T恤，准备出门采购。瓦利正守在门口呢，他一身装束着实吓了我一跳，头上一顶毛线帽，身上一件长大衣，脚上穿的居然是棉靴。我问他：“晚上冷么？”他点着头说：“很冷。”“现在您还觉得冷？”瓦利很严肃地告诉我：“现在是冬天。”后来我还真发现不少塞内加尔人在二十多度的天气带着毛线帽子，市场上大衣、长靴一样卖得动哦。瓦利大叔性情温和，他已经六十出头了，可能因为是守门人的缘故，他很严肃，我基本上看不到他的笑容，也难得能和他说上话。他高大魁梧，一脸严肃的样子确实很有威慑力，但接触多了，我发现他实在是一个“慢超人”。一回头一举手，包括从椅子上站起来所花费的时间，绝对让人刮目相看。我常设想着如果有个小偷来行窃，瓦利大叔只要负责瞪眼和大吼一声就可以了，跑腿的事儿还是交给别人吧。
达喀尔长期电力供应不足，每天都会出现数次突然性停电，有一天晚上停电后，我和先生索性摸黑坐在客厅里聊天，突然我的小狗发疯似地狂吠，我们俩起身观望，只见落地窗外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身影，象极了《巴黎圣母院》里的驼背卡西莫多，还是断了头的，脖子上似乎插着根棍子！他一路缓缓走过，身边还不停晃动着电筒的光圈，怪不得我的狗会吓成这样。我们都知道是瓦利大叔在巡夜，但是很好奇他怎么整出这么有效果的影子来，开门一看，谁都乐了。瓦利大叔把一床棉被兜头披在身上，肩扛一根长警棍，一手举着手电四处晃悠呢。尽职尽责的瓦利在停电的时候每十五分钟巡行一圈，那天我们的狗狗兴奋地守在楼下，每十五分钟狂吠一场。而我们俩一想到瓦利大叔的形象，至今都忍俊不禁。
在达喀尔，不论是餐饮、家政还是旅游，当地人从事服务行业非常普遍。
在赛内加尔，服务于外国人的人有一个名称叫白手套，这是从殖民地时代延续下来的称谓，但因为报酬相对比较好，现在的塞内加尔人并不反感这项工作，但我还是能感觉到他们对于西方人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来自中国的我似乎比我先生更能接近他们，瓦利大叔见到我会很松弛地邀我品尝他的手抓饭，我记得他很认真地对我说过：中国人和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相互理解。
我们的花匠马马杜和我更是一见如故，一见面就可以聊家常了。和普通的塞内加尔男人一样，他健谈，活跃，还有点小滑头。我刚到非洲，希望在空荡荡的室内添些花草，马马杜捧了本又大又厚的植物画册给我选，我一边赞叹着他的专业和热情，一边兴致勃勃地研究了一番，选了心仪的品种，拜托他去问价格，最后直到我们离开非洲，他也没搬来一盆。因为他那本画册里的植物别说达喀尔，恐怕就是整个塞内加尔也找不到。马马杜服务于我们大使馆和两个外交官家庭，因此工作时间非常灵活，只见他成天风风火火，骑着摩托车到处揽私活。我们的花园里连坚韧的罗勒都枯萎了，三叶梅疯长到邻居家里，我先生略有抱怨，他立马跑来收拾干净，临了还爬到泳池边的椰子树上砍俩椰子送我品尝，我喝着自家的椰子汁，自然也就心平气和，完全把他忽悠我买室内植物的事给抛到脑后了。
马马杜三十五岁，已经是五个孩子的爹了，作为虔诚的穆斯林，他全心全意地爱护自己的妻子和儿女，生活的重担全部扛在自己肩上。他告诉我还会继续要孩子，而让我大跌眼镜的原因居然是孩子容易夭折，多要几个会比较保险。后来我才知道塞内加尔五岁以下孩子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六，他们只能这样寻求家庭的安全感。
我们离开非洲前，马马杜突然瘦到走型，他告诉我小女儿得了心脏病，为孩子能尽快手术他发疯地挣钱，累得不行。我望着马马杜原来明亮有神的大眼睛，那里尽是些疲惫和忧伤。我们的圈子里常有一种声音提醒大家不要随便为救治病人掏腰包，因为在达喀尔，以孕妇和孩子需要治病为由借钱的谎言十分盛行，即便是在家服务多年的佣人，也常有让人目瞪口呆的欺骗。但我还是选择相信他，希望这个尽心尽力的父亲能看到希望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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