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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的生命关切
文：李文倩
自由是现代人眼中最核心的价值，甚至借用传统的哲学术语说，自由是现代人的“本质”。一个人如果对此没有明确的认识，则很难称得上是一个现代人。自由意味着自我主宰，自我主宰则意味着责任。在一个政治社会中，自由人理应享有基本的保障自由的权利。在纯粹概念的层面上，上述说法毫无问题。不过，如果从经验的维度出发，将人视为自由、自主和具有责任意识的个体，则好像有点儿问题。一个人在未成年之前，因为尚未发育成熟，很难将其视为一个理智健全的人。正因为如此，未成年人犯罪，在法律上有区别于成年人的特殊规定。这还不算，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是有血有肉的，都有七情六欲；因此即使是成年人，在许多情况下，也很难克制冲动和抵御诱惑。如此一来，将人视为自由、自主和具有责任意识的个体，是否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虚构？
在传统的政治思想中，臣民被视为是理智不健全的人，因此出于保护他的目的，君主在许多情况下，都充当“父亲”的角色，替自己的子民们做选择。在《利维坦的道德困境》一书中，吴增定指出：“不管是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政治哲学，还是以阿奎那为代表的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尽管他们在具体立场上存在分歧甚至严重对立，但在一个根本原则上都保持一致——它们都是秘而不宣的‘家长制’。”在政治领域如此，在家庭领域同样。中国传统思想中儿子必须服从父亲，妻子必须服从丈夫等伦理原则，有一个基本的预设，就是在一个家庭中，只有家长才有资格决策。上述观念，无论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都不承认人作为自由的个体这一普遍的观念。作为首领的君主或家长，同样不能被视为自由的个体，尽管他们在实际生活的层面，无疑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
正因为有上述看法，政治在传统社会中，承担着教化子民的功能。但现代政治的基本前提，正是对这一点的反对。吴增定说：“洛克之所以坚决否定‘家长制’、进而否定政治的教育功能，正因为他觉得，即使最贤明的统治者也没有能力和资格教导被统治者什么样的生活对他来说才是‘正确’（right）或‘美好’（good）的生活。”在许多情况下，人不过是冲动和欲望的奴隶，这当然不错；不过，既然统治者也是人，就难免不犯错。如此一来，洛克的反对就相当有力。但反对归反对，人何以在根本是自由的，这一点尚未得以阐明。
根据吴增定对洛克《教育漫话》的政治哲学解读，在自由人身份的确立中，他人的承认至关重要。也就是说，自由人身份的确立，是他人承认的结果，而非自我确认。“名誉要靠他人‘承认’，虚荣则是自我确认或‘自我中心’。”这种承认是相互的，或用流行的哲学词汇说，是主体间性的。普遍自由人身份的确立，必定以自由人之间的互相承认为前提。因此，洛克教育思想的关键所在，即“所谓教育，就是在肯定孩子自由的前提下，通过家长权威培养他的自由，最终使得他不再需要这种权威。”从这一观点出发，吴增定指出：“自由的意义不在于是否真的自由，而是在于是否被‘承认’为自由——这一点适用于孩子，焉知不能适用于政治社会中的自由人？”
对自由的个体而言，自由人身份的确立，一定是以相互间的承认为前提。但光有这种承认尚不够，任何一个个体，如果想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自由人，还得有充分的独立意识。周保松在《走进生命的学问》一书中写道：“……人要为自己而活，就一定要有独立意识，一定要告诉自己，我不是任何人的附庸，我有能力走自己的路。”独立意识的觉醒，意味着自由个体的成熟。
做个自由人，意味着责任的承担，对苦难的担负。在成为一个自由人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对自身生命意义的寻求，是对诸多困惑的尝试性解答。周保松说：“所有意义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之所以困扰我，说到底，是因为我意识到‘我’的存在，意识到‘我’在活着自己的生命，并在规划属于自己的人生。”没有对“我”之存在的自觉意识，就无所谓生命，无所谓生活，亦无所谓未来。在跟陈特先生的对话中，周保松说：“人之所以会追问意义的问题，之所以要努力摆脱各种内在外在的限制，说到底，正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是个自由人。如果我们不在乎这个身份，很多价值便无关宏旨。”
在概念的层面上，人生而自由。但在具体的经验世界中，对某一个体而言，自由人格的养成，是教育的结果。完备的现代教育，塑造出崇尚自由的现代公民；没有完整而合理的现代教育，就不可能有具备自由意识的现代公民。但中国目前的教育，在根本的意义上，还不是自由人的教育，而是在大批量制造掌握一定技能的工具。人在这里，尚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在自由人的教育中，知识一定不只是一种外在于人之生命的应试能力，而是根植在人的生命中。周保松指出：“教育的最高境界，是让学问走进生命，同时让生命启迪学问。这是我的教学理想，多年来为此倾注心力。”
自由教育的根本，是个体性独立意识的养成，而对一所大学而言，就在于培养出具有自由人格和独立意识的学生。正如周保松所言：“一所真正伟大的大学，不在于高楼，不在于大师，而在于学生，在于是否有能力培养出具独立精神和自由意识的知识人。”在真正伟大的大学所提供的教育中，一个人得以看清自己，也得以看清他人。周保松说：“……教育最高的目标，是使人学会了解自己善待自己，学会看到他人的苦难，学会爱。如果大学教育没有这些，那么读多少理论修多少学分掌握多少技能，都没有触及教育的根本。这是一种人性教育。我们透过‘教’来‘育成’人，使人理解和感受到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价值所在。有了这些，我们才能开始谈如何追求美好人生和建设公正社会。”
正如上面已谈及的，自由人身份的确立，在逻辑上以相互间的承认为前提。而对某一个体而言，自由人格的培养，在完整的现代教育中成型。但以上两个“条件”，尚不足以成全一个完整的自由人。一个人只有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在做人和做事的过程中，有所坚持有所担当，才能体现出作为一个自由人的价值，保持住作为一个自由人的身份。
要保持住作为一个自由人的身份，首先需要面对的，是真诚地面对自我。这正如周保松所言：“人常常自欺，也常常不知自己的价值和信念从何而来，更不知它们为何是好的和对的。这需要很深的自我理解，以及真诚地面对自己。”而要真诚地面对自我，需要以世界为参照；没有外部标准的自我反省，有可能正是自欺的一种形式。因为“我们不是在世界之外，而是在世界之中。我们改变，世界就会跟着改变。我们快乐，世界就少一分苦；我们做了对的事，世界就少一分恶；我们帮了一个人，世界就少一分不幸；我们站起来，那堵看似坚不可摧的高墙就少一分力量。”
一个没有思考能力的人，无法做到真诚，因为他没有辨析能力。对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言，借助于学术进行思考，是一个基本的要求。这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去做学术，而是说一个人要进行有效思考，如果有一定的框架或结构，则要有益得多。对这一问题，周保松指出：“思考一定要有结构，而结构的搭建，有赖理论。不少同学有理论恐惧症，总以为那些都是高大空的艰涩东西，可以说没有理论，我们不知如何理解社会和自我。”
周保松的专业是政治哲学，在他那里，政治哲学不光是一门学问，更是一种人生实践。关于这一点，典型地体现在他对政治的看法上：“政治的本质，不是权力争斗，不是利益交换，而是关系人类如何好好活在一起。”如此一来，他对政治哲学的看法也就“顺理成章”：“政治哲学不是关心权力如何操作，而是关心权力如何才能具有正当性。换言之，我们不将社会当作自然状态式的斗兽场，人们无时无刻不活在贪婪恐惧当中，彼此奴役互相压迫。不是不会如此，而是不应如此。现实政治当然有暴力丑陋的一面，但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实然就是应然，也不愿永远停留在这个状态，而总是希望通过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克服和超越这种状态。”
对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周保松上述有关政治的看法，有助于人们在黯淡的现实中，对未来保持一点信心。在根本的意义上，无论在何种黑暗的生存境遇中，对现实做清醒的认识和判断，是每一个自由人生存的必需。因为对一个自由人而言，我的生命是我的，我的生活是我的，我的未来是我的，我必须为其负责！
（周保松：《走进生命的学问》，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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