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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进步与普世价值
文：赵敏（蒙特利尔）
有关普世价值和社会公平、人民幸福、国家富强、世界和平关系的论证已经汗牛充栋。其实，普世价值与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也是唇齿相依。
由于在中国和加拿大都学习和工作过多年，最近几年又长期在中国出差，我一直比较注意观察和分析两地之间的各种差异及成因。其中包括探究为什么西方人总是在世界上领科学之潮流、执技术之牛耳，而中国人总是难以望其项背、老在后面紧赶慢追呢？
我发现除了中国的科技发展起步晚、教育体制僵化等诸多众所周知的原因，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一个社会是否尊重和践行普世价值。具体地说，一个国家是否社会民主、思想自由、遵守法制、尊重人权，对科学技术人员的个性形成、人格锻造、自信心培养、创造力发挥，成才的环境等等，都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深刻影响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
只有社会民主，人人平等，形成公民社会，消除官本位，每一个科技从业者才可能是一个自信自尊的人、有着阳光心态的人、充满活力和创新精神的人、勇于进取且敢于担当的人。而在中国则常常看到另一种景象:在领导面前，工程技术人员毕恭毕敬，谨小慎微。很多技术问题无论巨细，都等各级领导来拍板定论，技术人员不愿也不能承担责任。不少技术人员以领导意志为准则，还有人为弄个一官半职而费尽心机。在那里，你看到的是很多技术工作者不同程度的尊严丧失，精神萎靡，权利敬畏和人格压抑。这样的科学技术队伍怎么能有科学创新的勃勃生机，和敢为天下先的独立担当呢？难怪最后基本上只剩下山寨和复制的能力。
在加拿大公司开会，如果领导迟到而座位已满时，是没有任何人会为领导让座的。领导只有自己到外面找一把椅子进来，否则他就只有坐在桌子角上或窗台上主持会议。因为在这里无论职务高低，人格和尊严是平等的。在社会生活中也几乎看不到任何政府官员前呼后拥、招摇过市。几年前在北京参加一个国际性科技会议，当一位高官到会时，我被其怪异的场面惊呆了：他不是一个人来到会场了，而是一艘由数百人组成的“大船”浩浩荡荡地开进来了。“船首”是若干保镖和众多摄影记者，“船舷”两旁是密集的随从和警卫，“船尾”是一大堆跟班和更多的保镖。旁边人都与他保持一种预先精心设计的距离，以便留出一个以他为圆心、直径约五米、并不断向前匀速移动的圆形空间突出他的领导人地位。而他走在这艘人形大船的中间，昂首挺胸、双目朝上、气宇轩昂、威风凛凛。那一瞬间，我产生了时空错位的幻觉，从二十一世纪的现实中倒退到几个世纪前的“某某王朝”：他换上了顶戴花翎，套上了织锦朝服，旁边人穿上了长袍大褂，“肃静”和“回避”牌开道，锣鼓和唢呐声齐鸣，一幅“奉旨出朝、地动山摇”的排场和气势。在忍俊不禁的同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真切地感觉到，这里距落后封建社会仅相隔咫尺，离现代公民社会还路途遥远。
另一方面，只有思想的自由、言论的无拘，异见的碰撞，辨争的启迪，才能充分展开科技人员想象的翅膀，完全释放科技人员创造的潜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认识和观察这个客观世界，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寻找其规律和奥秘。
只有在一个多维宽松、包容异质的社会环境里，科技人员才能张扬个性敢于创新，才能形成一种朝气蓬勃的科研氛围和生机盎然的科研能力。一个没有思想和学术自由、且学术屈从于权力的软环境，只能泯灭个性、桎梏心灵、鼓励平庸、呼唤单一。
其实，这也是之所以产生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因。
每当中国的同学朋友问我中国和西方到底有什么区别的时候，我都会说：在中国，每一个人都是人上人的同时又都是人下人。很多人在享受下级讨好谄媚的同时又对上级卑躬曲膝，最后都是一个不同程度心理扭曲和人格分裂的人。而在加拿大，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立于天地之间、被大自然拥抱的人。在这个社会里，他既不需要讨好谄媚，也不需要卑躬屈膝。他要做的就是持阳光般的童心，全身地投入到工作和创造之中。除了第一代移民的语言困难外，这里几乎没有任何障碍阻挡你施展才能，但有很多因素都可以激发你锐意创新。
我眼中的“盛世”标准不是基于引进西方技术、利用廉价民工、透支环境资源之上的GDP 总量。我觉得成为“盛世”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能够在人类科学技术的研发中贡献大约四分之一的原创或首创。到那一天，才可以当之无愧地说进入了一个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代。而遵循普世价值是实现这个目标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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