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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复生 二月河的“清帝系列”中的第一部《康熙大帝》（四卷）出版于八十年末期，后两部《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均出版于九十年代初。从形式上看，它似乎还残留着一点“改革小说”的痕迹，尤其是《雍正皇帝》（三卷）很多内容写雍正的变法。他整顿吏治，修订治国方略，尤其是力排众议，强硬推行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养廉银等新政。这可以看作对前一时期历史小说总主题的某种惯性延续，但是，“清帝系列”的叙述重心已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改革的必要性已经不再是小说所要论证的问题。虽然二月河所要处理的历史过程或历史素材涉及改革，但改革本身却已经不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在这个注定要成功的摧枯拉朽的改革过程中，帝王所展示的雄才伟略，以及他们乾纲独断的胆魄，高超的控制局面的权术和驾驭臣子的手腕。他们所焦虑的不再是改革的成败，而是来自权臣鳌拜、“三藩”和朱三太子或“八王党”、年羹尧的挑战。 小说叙事的核心是帝王的专断权力，甚至可以说，改革本身，有时也只不过是控制绝对权力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二月河的笔下，只有帝王登基之初，受权臣控制，不能完全掌权的痛苦，而不会再有改革过程中孤立无援，怀疑人生式的心灵挣扎（《少年天子》）。如果说雍正在掌权后还有悲情，那也只是没有对手的孤独，不被世人所理解的委屈，以及个人情感上的痛苦——这是权力所不能充分达到的领域。有趣的是，在雍正那里，他的创伤性情结，以及最终的个人情感的悲剧（与乔引娣的乱伦）根源还是在夺嫡时期埋下的，那时他还没有足够的权力保护自己的爱人。雍正在改革中遇到的阻力只是技术性的，他唯一要防范的不是抵制改革的反对派，而是反对派借反对改革挑战他的九五之尊。在二月河这里，改革只是实现帝王伟业和走向盛世的一个环节而不是目标。这和凌力的小说大异其趣。 其实，二月河小说是“新权威主义”的形象教科书。 “新权威主义”兴起于改革面临困难的八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在农村主要是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则主要围绕着经济上的分权与扩大企业经营的自主权而展开。改革开始阻力较小，但是，至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遭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其中既包括利益集团的阻挠，又包括旧有社会主义体制的“负担”，触及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于是，各种社会矛盾集中显露，并浮现政治危机的征兆。改革进入深水区，触及天花板，或者说，到了必须为改革明确方向的时刻。这是一个晦暗不明的时刻，蕴含着多重可能性的时刻。但是，这同时是一个我们身在其中不能充分理解的时代。在当时现代化的改革思维中，虽然大家普遍有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进行甚至不可避免的感受，但一般仍认为需要沿着既有改革方向，继续对旧有社会主义体制深化改革。而在旧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急需引入新的政治权威来确立社会秩序，推进面向自由市场秩序的现代化改革。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儒家资本主义的新加坡成为新的可以参照的典范。尽管对于某些知识分子来说，这个违反现代原则的权威主义似乎让人疑惧，但为了追求“自生自发的秩序”，借助这个自然神论意义上的第一推动力也是个不得已的最优选择。简而言之，建立在“看不见的手”基础上的市场，需要借助“权威”这只“看得见的手”猛力推一把。 于是，八十年代后期，“新权威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思潮，隆重登场，并迅速溢出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借助于这种中性的权威主义提法，它回避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和方向的敏感讨论，为市场化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新权威主义”者的理论来源是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提出了“权威主义转型”的资本主义类型。它把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依靠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创新政策，促进社会和经济改革，为市场化转型提供政治秩序、法制环境，为现代市场秩序开辟空间。亨氏认为，这是后发国家必须走的现代化道路。受此启发，众多中国“新权威主义”者认为，西方的企业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应由行政主导，借助政治权威手段，快速复制，以覆盖旧体制。所以，关键在于，要确立推行市场化改革的新权威，不容商量，由上到下，强力推行仿效西方市场制度的改革。也有稳健派的“新权威主义”者指出，新权威要以传统政治文化资源为依托，不宜太激进。这就和八十年代以来的现代化取向的保守主义者，如新儒家一拍即合。 于是，带有保守主义色彩的权威主义呼之欲出了，到开创盛世伟业的历代名君那里去寻找榜样和灵感是再正常不过了。 当然，“权威”只是“一种必要的祸害”，“新权威主义”者对它的专制也是担心的，他们只要推进市场化改革和为市场护法的新权威，不要所谓唯理主义的乌托邦方案，更害怕通过激烈的革命方式来实现。正因如此，“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萧功秦才那么在意由独立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市民阶级所组成的公共力量。在他看来，只有这一领域的发展壮大，才能有效地防范“权威”的腐化，从而避免倒退到单纯的专制政治。这也是为什么在“清帝系列”中，所谓知识分子形象何以那么引人注目。伍次友、邬思道、高士奇等人，都扮演着帝师的关键性角色，然而却都是虚构的人物，仅此一点就颇耐人寻味。显然，他们代表了某种理想性人格。他们始终保持着超越性和独立性，虽一手促成“威权”上位，却又若即若离，随时可以抽身而出。他们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治国平天下的士人形象，和“改革型历史小说”中那些以天下为己任，拼命硬干的改革家知识分子形象截然不同。作为帝王师，他们只是为了促成新秩序，为“权威”提供理念，从不涉入实务，而且功成身退，绝不贪恋功名利禄。他们对政治力量本能地不信任，充满疑惧，所以，回转天地入扁舟，从此隐入市井或山林，逍遥自在去了。据此，有些研究者认为这是写出了传统士人的儒道互补人格，体现了作家的道家情怀。非也，如果我可以牵强附会的话，伍次友、邬思道们的选择，隐喻式地对应了现代市场中的中产阶级的角色定位。他们走向的不是传统的山林，而是想象中的所谓非政治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 其实，不只是“新权威主义”，加强国家能力建设在九十年代初几乎成为某种共识，不同学者从各自立场上都指出过这一问题。他们针对的都是八十年代分权导致的国家能力涣散现象，只不过各自的解决路径和目标不同罢了。这些共识共同推动了国家政策的调整，比如1994年施行的“分税制”改革。 不必问我，二月河是否直接受到过“新权威主义”思潮的影响。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处身于这个催生了“新权威主义”的社会土壤和历史情境，处于某种弥漫性的意识形态氛围中，而这正是作家们写作的第一前提，是他无法逃逸的历史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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