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百年来，是人类打破地理分隔而走向全球化的历史时段。这个过程是由欧洲启动的，也是由欧洲推动的，并且也是由欧洲引导的。所以，全球化虽然是各大洲的交会与碰撞，但是从一开始就带着浓重的欧洲色彩。那么，这个欧洲色彩的主色调是什么？如果我们把全球化看作是人类不同族群从“四面八方”走向了“世界”，那么，我们真正问的是，在全球化过程中，欧洲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欧洲给世界带来的是珍贵的礼物，还是致命的毒药？这类问题从全球化开始就伴随着全人类，并且在思想者那里一再被提起。旅法学者陈彦博士新作《民主与乌托邦》毫无疑问就会再次在人们心里引发这类问题。
实际上，这类问题既是欧洲自己不得不一再反思的问题，更是所有其他大陆族群首先面临的问题。作为一个具有本原性文化的大陆，中国的近代史就开始于追问：我们被迫遭遇到的欧洲究竟携带着什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观念下的洋务运动，再从“戊戌维新”到“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直至三十年前的市场经济改革与今天思想界对自由、人权的全方位思考，其实都是这一追问的延续与深化。而这一追问的深化既是对欧洲认识的深化，也是我们自我认识的深化。换言之，我们在深入欧洲的同时，深入了我们自己。这部作品里有一篇作者与另一个旅法学者、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先生的对话，在这篇对话里，程先生提到了一个非常有见证意义的观点：一个人正是在与他者进行最高度的交流时，他身上最优良的部分也才发挥出来；同样，当我们进入另一个文化的最深处时，我们也必定能够回到自己文化最优良的部分。
从近代遭遇欧洲开始，就一再有人强烈担心中国在接触、了解、学习欧洲的过程中会失去自己的文化精髓，甚至失去自己的灵魂，所以，总有一些“爱国人士”以“中国魂”守护者自居而树立各种文化敌人，好像中国有一种封闭的、无需与异域文化交往的传统文化。实际上，中国从来就没有这样一种封闭的文化。如果有，那么它一定早已经消亡。因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本原性的文化，而本原文化作为对绝对性本原的一种觉悟和守护的文化，它恰恰永远是一种开放性的文化，因为作为绝对的源头，本原本身包含着一切可能性而敞开着一切可能性。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化才具有力量穿越千年岁月而开辟出了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历史。它不仅化解了边疆无数强悍的民族，而且化解了具有高度思想力的佛教的挑战，还教化了整个东亚世界，而近代以来更以高超的思想力回应着欧洲的到来。中国的历史在根本上就是中国文化自我展开、自我丰富与自我深化的历史，同时也是与异域文化不断接触与交融的历史。正如中国思想曾通过与佛教的碰撞和融合而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一样，通过深入文化欧洲的深处，中国文化不仅不会失去自己，倒恰恰必定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因为我们无法想像，只有中国有圣人，而欧洲或其他地方没有圣人；我们更无法想像，与西方圣人对话，我们竟会失去了灵魂。我倒更愿意相信，与越多圣人的交流，我们的灵魂将因获得更高的提升而越健全与越自主。因为不管是何方圣人，圣人之为圣人，就在于他的伟大心灵能光照人类灵魂的最深处，能够光照每个心灵的最高点。所以，直面西方圣人，深入欧洲深处，只会使每个中国人在灵魂深处更成为他自己，使中国文化在高度上回到它更优良的传统。实际上，面对他者与异域，只有肤浅的灵魂才会害怕失去自己，也只有没有深度的文化才会害怕失去传统。
《站在未来的立场上》 黄裕生/著
即使是不同宗教之间的相遇而需要判教，在今天，也不可能以把其他宗教判定为谬误与敌人这种方式来进行。以独断方式判教而把其他一切宗教拒之对话门外的宗教都不可能真正把自己维持下去，因为在人类从四面八方走向世界的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心灵和理性要求所有真理都必须在对话中呈现自己的真理性何在。换言之，只有在与其他宗教的对话中，判教才是有意义的。
其实，这部著作的作者与程抱一先生就是大胆走进欧洲深处的案例，他们以各自杰出的成就见证着通过深入欧洲传统而深入中国传统的道路，见证着通过走进欧洲文化深处而升华自己灵魂、深化自己心灵的道路。实际上，近代以来，具有这种见证意义的个案并不鲜见。从严复、胡适到牟宗三都是典型的范例。
那么，欧洲深处究竟有什么？毫无疑问，欧洲曾带给世界殖民与战争。如果说一切战争与殖民都是出于追求特殊利益与特殊优越而言，那么，欧洲曾给世界带来的就是特殊性事物——特殊主义观念与特殊价值观。但是，这并非欧洲带给世界的全部，我们甚至要说，这并非欧洲给世界带来的最重要的东西。因为欧洲还给世界带来了普遍性事物，那就是普遍主义原则与普遍价值观，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自由、民主与科学。这也是欧洲深处最基本的东西。如果有人以为这是老调重弹，那么，我要说，他一定压根还不知道自由、民主与科学究竟是什么！
虽然科学实际上是有界限的，但是，在这个界限内，科学的普遍性是无庸置疑的。所以，今天很少会有人质疑或否定科学知识的普遍性。但是，对于自由与民主是否具有普遍性，却仍有人（在个别地方甚至是大部分人）持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被欧洲殖民的国家或地区据以反抗与摆脱殖民统治的旗帜和理由恰恰是来自基于自由的相关理念，诸如关于个体拥有平等的尊严与权利，以及主权在民、民族自决等普世性思想。否则，人们凭什么理由反抗殖民压迫与外来统治？又凭什么理由寻求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实际上，近代发生于各大洲的反殖民斗争与民族解放运动无不以产生于欧洲的普世价值为旗帜。正是拿起了产生于欧洲的权利思想，各大洲才最终突破了欧洲的殖民统治。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关于自由、权利与民主的思想虽然首先产生于欧洲，但是，欧洲首先也只是在各自国家范围内缓慢地实践这些思想，而并没有同时把它们当作全球性的普遍原则来遵循与践行，否则也就不会有殖民统治与贩卖黑奴这类充满血泪与罪恶的历史。倒是基于这些思想的反殖民运动反过促使了欧洲逐渐自觉地把这些思想当作看待与处理全球关系的普遍原则，并因此加速了殖民时代的结束。
在这个意义上，殖民时代的终结既与各大洲被殖民者的反抗和斗争相关，也与欧洲殖民者在政治理性上走向成熟也即走向普遍价值原则相关。作者有篇题为《殖民历史与集体记忆——法阿殖民史反思》的文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直接的历史印证：1962年法国戴高乐政权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签署了停火协议，结束了法国对阿尔及利亚132年的殖民统治；不过，这并非因为法国在军事上的失败而不得不退出阿尔及利亚，而是“当时戴高乐政府作出的……顺应世界大势的政治选择”。什么世界大势呢？基于自由的人权原则、平等原则、主权在民原则、政治民主化原则成了越来越多国家处理国内与国际问题的法则，简单说，基于自由的那些原则越来越成为全球性的普遍法则。这就是世界大势！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曾谓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世界大势！
正如近代各种伟大的科学发现产生于欧洲一样，有关自由的思想以及基于自由之上的那些普遍原则是由近代欧洲启蒙思想家确立的。不同的是，重大的科学发现大都很快被用来改造这个世界，但是，那些由启蒙思想家确立起来的自由原则却需要经过多个世纪的曲折才在实践中逐渐得到遵循与践履。不过，正如各种科学知识具有普遍性，因此虽然人们可以违背它，却必定会付出代价一样，启蒙思想家以科学方式确立起来的自由思想与自由原则也同样具有普遍性，因此，哪里遵循并践履这些原则，那里就必定是一个更公平、更正义、更光辉的国度，相反，哪里拒斥乃至违背这些原则，那里就必定要付出不得不忍受一个充满不公、不义的腐化社会的沉重代价——这是近代之前人类几千年来一直付出的代价。如果说一个国度有古代与现（近）代之分的话，那么这个时代分界线不在具体的某一年，而在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领域里是否开始遵循并贯彻这些自由原则。在这个意义，我们把这些自由原则看作是国家的现代性原则。
实际上，一个国家或民族，只有当它通过自己的学者精英在思想上确立起那些普遍的自由原则时，它才有可能自觉地在实践中遵循并践履这些现代性原则。而当一个国家一旦自觉地践履这些自由原则，那么它将不仅以这些原则作为处理国内与国际事务的普遍法则，而且也将以这些原则作为理解和反思自己的历史与行为的基准。德国与法国在二战之后之所以能够各自对自己历史上的黑暗和不光彩行为作出深刻而令人信服的检讨，它们之所以有勇气直面自己历史上的污点并向受害者作出真诚的道歉，不是因为别的，只因为那些自由原则不仅已被它们的知识精英们确立起来，而且已成了它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努力要自觉地加以遵循与维护的原则。根据陈彦先生在《承担历史黑暗与民族心灵叩问》一文介绍，法国在二战的贝当政权期间，曾主动在全国搜捕犹太人，把七万六千名犹太人押送到德国纳粹集中营。对于这一不光彩的历史，法国经历了回避、承认到反思自醒的过程。1995年时任法国总统的希拉克宣布了法国作为一个国家在这一事件上负有的责任。他表示：“法兰西，启蒙思想的祖国，人权的诞生地，……在那个时候却犯下了不可挽回的罪行。她违背了诺言，将那些受其保护的人送交给了刽子手。我们对他们欠下了永远不可偿还的罪责。……承认国家也犯过错误，不遮掩我们历史上的如何黑暗，不是别的，仅仅是为了维护人之理念，人之自由，人之尊严。”
这是多么铿锵有力的反思，又是多么令人感动的检讨！然而，如果没关于人之自由的理念的确立，如果没有关于人之尊严的自我觉醒，因而如果没有自觉地把那些自由原则当作人类普遍的实践原则来维护与贯彻，那么，如何会有这样的反思与检讨呢？比照今日之日本以及东亚世界，这一点不就更显而易了吗？
的确，其他大陆曾经利用基于自由的那些现代性原则来反抗与摆脱欧洲的殖民统治，但是，这些原则却没有在这些地方的思想文化中被确立起来，简单说，这些地方没有经过思想启蒙的洗礼。因此，在亚非拉国家的社会政治实践中通常是以功利主义态度来对待和理解这些自由原则，以至这些原则或者成了只是宣传与动员的旗帜，或者成了可以随意加以解释的概念（如民主竟成为一个与法制或集中相对应的概念），甚至成了自欺欺人的幌子。所以，这些现代性的自由原则并没有随着这些地方的国家获得独立而被自觉地遵循与践履，更没有成为这些国家理解与审视自己历史的道义原则。
在东亚世界，特别是在日本，情况尤其如此。在美国的占领与主导下，日本虽然建立起了现代民主的社会政治框架，但是，作为现代民主之精神基础的自由理念以及那些现代性的自由原则迄今仍未在它的思想文化中得到真正的确立与自觉，所以，日本迄今仍然完全是以国家利益去肢解和利用普世价值和自由原则，而不是以它们去理解和规定国家利益。对于这样的日本，世人如何能期待它在政治实践中能自觉地去遵循与贯彻自由原则？又如何能期待它能够像德法那样把这些自由原则作为反思和审视自己历史的道义原则？
近代以来，日本虽然在科学技术上直追欧美，但是在思想文化里，在灵魂深处，日本远没有真正确立起普遍的自由理念与现代性原则，远没有对人的绝对尊严与普遍权利的觉醒，简单说，远没有深度的启蒙思想，所以日本人迄今仍以自己对东亚的扩张行为与殖民统治为荣。也正因为如此，日本人会把侵入中国说成“进入”中国，会把强征东亚女性为日军提供性服务说成为东亚女性提供工作机会，而最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甚至认为“侵略迄今在国际社会没有定义”，“殖民不等于侵略”，“到靖国神社祭拜英灵是日本人的自由”等等。试想，如果真正懂得并承认主权是基于不可侵犯的民权，还会把自己国家军队肆无忌惮地开入另一个国家说成是“进入”而不是“侵入”吗？还会出现一个国家的政府首脑竟会认为“侵略”迄今没定义这样的笑话与妄论吗？如果真正懂得并承认人的尊严就在于其拥有不可剥夺的自由与权利，还会振振有词地把在刀枪下被迫提供性服务说成是工作吗？如果懂得人类的真正自由要以尊重和维护他人同样的自由与权利为界限，否则就是否定人类的自由本身，那么，还会把那些曾经残酷地践踏东亚人民的自由与生命的甲级战犯当作英灵来祭拜吗？允许日本人祭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无异于允许德国人立祠祭拜希特勒。欧洲允许德国人这样做吗？世人允许吗？为什么不能允许？因为祭拜希特勒与祭拜日本甲级战犯一样，表明祭拜者毫无反思地认同被祭拜者的暴行，甚至以之为荣，表明祭拜者不仅无视希特勒与日本甲级战犯对人类的自由、尊严与生命的严重践踏，甚至认同他们对人类的这种犯罪。对于这样的祭拜者，世人如何能够期待与之友好相处？
安倍上台之后，一再声称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应纠缠于历史，而应面向未来。但是，人类的历史与它的未来并非没有关系，因为人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直接影响到如何去理解和构建自己的未来。一个没有道义勇气去直面、反思自己的历史罪行的日本，如何有能力以道义原则去担当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可靠未来？一个不愿意诚实地承认并反思自己的历史错误的日本，如何能够不在未来重犯一样的错误？一个无视自己国家的历史罪行的日本，也就是一个无视人类普世价值与普遍自由的日本，如果说这样的日本还能谈论与其他国家的未来，那么这不是无知，就是自欺欺人。
这并不是说，在启蒙与实践上，东亚其他国家都做得比日本好。实际上，相比欧洲，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东亚国家，都还没有在自己的思想文化中真正达到对自由、权利与尊严的普遍自觉，因此，东亚国家都未能在自己的社会政治实践中自觉地遵循与维护那些基于自由和权利之上的现代性原则，更未能自觉地以这些原则去看待与反思自己的历史。
人类总有相当一部分人经常生活在身脑分离状态：身体虽然已进入了世界的新时代，而脑袋却停留在旧时代。如果说近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那么，这个新时代的根本标志就是自由理念与权利原则在人类的思想文化中得到了觉悟与确立，并因而成了人类的一切行为与历史的合法性根据。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和东亚世界就仍处在身脑分离的状态，因为整个东亚世界还徘徊在基于自由与权利的新时代边缘。那么，东亚世界的出路在哪？
这个出路就在康德所说的“出口”——启蒙。整个东亚世界都仍需要深度的思想启蒙。而这个任务需要由中国来承担，也只有中国能担当起这个任务。因为整个东亚世界是由中国的思想文化教化出来的，因此，只有当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对自由与权利的深度自觉而完成彻底的深度启蒙，并在社会政治实践领域自觉地遵循与维护现代性原则，才能既在思想与价值观方面，又能在实践道义上赢得对日本的优越性，从而才能推动日本的反省与新生，并因此才能推动整个东亚结束身脑分离状态而完整地走进由欧洲开辟的现代性世界。在这个基础上，东亚才可能走向基于自由与民主的可靠未来。
这也是欧洲能带给东亚与世界的礼物。不过，这个欧洲礼物不是现成的，它需要每个个人、每个民族在自己的思想深处完成光照与启蒙才能得到。所以，这个欧洲礼物不在欧洲，也不在别处，而在每个人的身上，在每个民族的灵魂深处——这个礼物实际上就是自由。而人类一旦觉悟到自由，民主政治就是人类不可避免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民主是欧洲礼物的一个配件。
注：本文节选自黄裕生《站在未来的立场上》
| 
置顶卡
变色卡
千斤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