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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的灵魂 ， 高贵的圣徒 ——读《索尔仁尼琴 流放的灵魂》
文：阮永松
这本书，我读了三遍，觉得书中的人与事，是那样的熟悉，那些问题是如此相似，似乎不是发生在遥远的外国，仿佛就在我们本国。
索尔仁尼琴，台湾翻译的名字是“索忍尼辛”，似乎更能反映主人公一生的境遇：他真的能忍耐，他真的很艰辛，他忍受了各种非人折磨，历尽了千辛万苦。以后翻译外国人名时，大陆的同行如果与对岸的朋友切磋一下，必有裨益。
强大的洗脑机器
索尔仁尼琴的母亲出生于虔诚的东正教家庭。但是，在上学期间，母亲也接受了红色政权的洗脑，与同时代人一起以全部的热情疯狂地追随着无神论、反教权主义的潮流。1918年的变故将她拉入了教堂。婚后不久丈夫悲惨离世，红色恐怖与国内战争所造成的恐惧与不确定性，所有这一切促成母亲重新燃起信仰的热情。
小索少年时代，旷野上到处是成堆的死尸，尸体周围是无家可归、自生自灭的野孩子，他们靠着偷窃和行乞存活。敏感的西方记者曝光后，苏维埃政府把他们抓起来，组成所谓“儿童共和国”，将他们培养成日后古拉格群岛劳改营中维持秩序的那些残酷无情的监管者。
一个基本上是基督徒的国家，在大规模红色恐怖和无神论的绞肉机下，已经被改造成培养野蛮人的托儿所。
小索在上学时，国家开始全面推行无神论化。在家庭，母亲、外婆，舅妈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严格按照东正教的要求进行日祷、斋戒和敬拜活动。家庭中，每一个人都是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母亲与舅母不断讲述内战的恐怖情景及给家人带来的灾难，外祖父财产被没收，舅舅被判刑，但是在学校里，布尔什维克却受到赞美，同学们睁大眼睛听老师讲红军的丰功伟绩，大家敲锣打鼓，歌颂苏维埃。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张力一直令他纠结。在互相告发与谴责的氛围中，同龄人的压力与苏维埃政府的宣传，使他拒绝了家人的“反动”说教，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信条和被歪曲的历史教育。
外公家的私有财产被没收，还一再遭受折磨和审问。老人家希望将财产留给外孙，但是被洗脑的小索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他认为财产是万恶之源。这让外公黯然神伤。
当时一个向秘密警察告发自己父亲的青年，竟成了苏维埃青年学习的榜样，在全国大力宣传推光。
索翁后来回忆说，我在基督教精神中长大，但是，苏维埃时期的青少年时代却使我离开了宗教，每当我重新阅读青年时代的一些信件和文学作品时，我就会被一种空虚的恐惧感控制住。
无孔不入的监控机器
他在学期间成绩优秀，出类拔萃。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后，索翁参军抗击纳粹侵略。在毫无人权的环境中，他绞尽脑汁去学习服从那些“不值得服从”的人，后来他带兵作战，所向披靡，屡战屡胜，获得军功章，职务也获晋升。正当平步青云、前程似锦的时候，他突然被逮捕了。因为与一位朋友通信，二人在坚持列宁主义全然正确的前提下，讨论了斯大林的政策。
一个战功赫赫的英雄瞬间变成了叛徒，象征军人尊严和职位的红旗勋章当场被撕下。开始他以为这是一场误会，不久就会有人向他道歉，他将会被释放，一切都会好起来。谁知此后监狱的折磨无休无止，睡在马桶旁边的稻草上。他亲眼目睹了被毒打后无法入睡之人的哀嚎，忍着恶心吞下监狱里动物饲料般的食物。即使是在牢狱中，红色苏维埃并没有放松监控。在被监禁的犯人中间，也有特别安排的线人，负责随时举报同伴的动向。
为了挣脱共.产.极.权宁愿加入纳粹的苏联人
苏维埃兴起后，对农民是强征暴敛，生杀予夺，对教会财产也是毫不留情、抢劫一空。 战争中，索尔仁尼琴他惊奇地发现，一些在共.产.极.权压迫下的苏联人（包括俄罗斯人），把纳粹德国入侵当作天赐良机，大批苏联人加入纳粹德国军队，甚至与纳粹签订了雇用合同，成立了俄罗斯解放军。他们对美英与苏俄结盟感到痛心疾首，期盼纳粹德国给他们带来自由，至少不要阻碍他们挣脱苏维埃共产极权制度。
当时竟然有数百万苏联人跟随德国人一起撤退了。他们不仅仅是普通的带路党，他们在与苏军作战中奋勇击杀，毫不留情，他们更要做苏维埃的掘墓人。苏联人民对苏维埃制度的非正义之痛恨，由此可见一斑。当时的索尔仁尼琴对这些还无法理解，觉得他们是国家的叛徒。 （我在阅读这些章节的时候，内心里非常感慨，这与国内某些人所说的带路党何等相似。谈国民性、素质论是多么肤浅的讨论呀。八国联军时期、抗战时期，不也有类似的中国民众吗？人性渴望自由是理所当然的。不分人种，不分民族，谁不渴望自由呀？）
从地狱到炼狱
在监狱，索翁经历了地狱般的生活，睡在马桶旁边的腐烂稻草上，与臭虫蚊子作伴，吃着动物饲料一样的食物，干着繁重的体力活。这与今天一些天朝人.权活动家出狱时描述的大同小异。此时，他依然认为自己是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是正确的，是斯大林背叛了革命，在监狱里，他依然为列宁辩护。索翁一次次给妻子写信，让她期待当局的大赦，他与美丽的妻子望穿秋水---他们的青春都耗费在徒劳、无尽的等待中。一次次的等待，一次次的失望，最终让他彻底放弃了对大赦的幻想。那令人绝望的漫长刑期，让他遭受重击，使他穿过地狱的核心，进入炼狱。
在监狱里，他遇到的东正教神父基普尼奇谴责马克思主义……基督徒帕尼讲述苏维埃政府摧毁教堂、抢劫民众财产，剥夺信仰自由，俄罗斯人民在极权政府重压下人格变得畸形，陷入了可怜的顺从，无神论的专制制度不仅会玷污一个人，还会令一个人变得丑陋不堪，只有深刻的宗教信仰才能给他提供一个有力的保护层。共.产.主.义的无神论和纳粹的异教信仰，都是同一枚邪恶硬币相反的两面。
教宗庇护12世指出：极权主义使政治权力超过了它应用的限制，并因此将所有合法的生命形式——包括个人的、地方的、专业的——都压缩到一个以民族、种族或者阶级为标签的机械统一的集体中。这位教宗还指出唯物主义教条的无用性：无论哪一种体系，只要这种体系本身从原则上是唯物主义的，在实际上是机械的，那么我们个人主义和唯物主义社会的创伤就得不到医治，深刻的分歧也得不到消弭。 索翁经过与难友进行灵性与理智的深入讨论，开始反省自己的信仰：自己的信仰是被强行宣传灌输的结果，是在相互谴责与不断告发的氛围中接受的，许多人的信仰是在残酷迫害下放弃的。索翁与监狱中观点对立的难友进行过无休止的争论，从来没有变成争吵，反而加深了友谊，索翁开始认识到监狱不仅是咒诅，而且也是祝福。
1950年，索尔仁尼琴被转移到苏联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集中营，这个集中营围着带刺的铁丝网，狼犬虎视眈眈地巡游，全副武装的敬畏随时监视。他在空间上离妻子越来越远了，相互的通信中，索翁更多地提及上帝，这是他力量的源泉。但是他的上帝信仰被妻子视为软弱，妻子接受的是苏联教育体系的无神论教育。妻子在经历漫长无望的等待后，在绝望中和另一个人（后来被证实是克格勃的密探）“结婚”了，从而结束了这段饱受折磨的十六年的关系。
索翁经历了不足果腹的粮食分配、在零下四十度的冰天雪地里被强制劳动，后来却被另一种疾病击倒了。1952年1月，他被诊断得了癌症。劳改营的绝望心情，临终病榻钱的凄凉，从死亡边缘的挣扎，到最终战胜死亡，他都一一经历了。他的医生科恩费尔德向他介绍了自己从犹太教改信基督教的漫长经历，科恩费尔德告诉他：没有什么在尘世生活中临到我们身上的惩罚是不应得的。这次会面成为促使索翁皈依基督教的临门一脚。
他已经成熟到足以理解、并超越科恩费尔德的普遍生命律了，为什么命运不惩罚加害者呢？为什么作恶者在享福？对此，唯一的答案就是：尘世生活的意义不在享福，而在于灵魂的发展。折磨我们的人已经受到了可怕的惩罚，他们正在变成卑劣的人、没有平安的人，他们脱离人性向下坠落。为义受逼迫的人则是发展着的人，充满喜乐、平安和希望的人。 他认识到：照亮道路每一处转弯角的，既不是我的理智，也不是我的激情，而是一束有着更高设计的平静的“光”，这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能把握住的唯一。而现在，当我用新发现的“节制”，品抿生命的水，我才发现，创造万物的主啊，我的信仰复原了！我曾背弃你，但你却与我同在。
为逃避苏维埃集体化宁愿与世隔绝的基督徒
皈依基督教后，索翁比以往更同情因宗教信仰受逼迫的人，在埃基巴斯图兹，他与许多因信仰而坐牢的基督徒朝夕相处，惺惺相惜。听闻这些基督徒在斯大林俄国的敌对环境中，为了保持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所进行的斗争，他越来越佩服他们。《古拉格群岛》中他详细介绍了雅鲁耶沃的旧教徒为了逃避苏维埃集体化的故事。整个村庄连根拔起，然后消失在茫茫的俄罗斯旷野深处，二十年来，这些绝不妥协的基督徒在波德卡缅纳亚—通古斯流域的广大盆地，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躲开外部世界的窥探，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
直到1950年，这种隔绝的生活状态被迫结束了。这个外部无人知晓的居住点，被人从飞机上发现了，并把它的位置报告了政府。当苏联的部队到达时，他们发现了一个小型但繁荣的村社，这个村社的人度过了二十年与野兽为伍、但是自给自足的生活，而不是悲惨的生活。他们都穿着自制的外衣和长靴，他们还特别强壮。整个村庄的人都被逮捕了，他们的罪名是进行反苏宣传和建立敌对组织，他们和索尔仁尼琴在同一个劳改营中。可见极权统治者是不可能容忍任何一点微型的自治组织。
引爆真相
1953年斯大林死亡，赫鲁晓夫上台，1956年，索翁被宣布无罪释放。一夜之间，他由一个人民公敌变成了战争英雄、敢于批评斯大林缺点的勇士。索翁决心要将自己经历的集中营中各种苦难——全部的、毫无删改的真相，全部公布于世。
他要点燃这个炸弹。此时的索翁已经变得空前强大了，心灵也得到了净化，他将单枪匹马，打破这种沉默的共谋，他已经准备好随时在一个预料不到的文学世界引爆这个炸弹。
赫鲁晓夫上台后，揭发劳改营暴政的作品【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获准出版发行，看见风向转变，真理报评论员，长期以来为秘密警察告密、揭发自由作家的、趋炎附势的共.产.主.义写手，过去批判索翁的人，突然将索翁描绘成人民的英雄。这些党棍文痞，在共产极权唯物论统治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苏俄、黄俄，不都是如出一辙吗？有什么必要扯国民性呢？唯物主义、无神论才是可怕的刽子手！
孤独的圣徒
索翁希望他的朋友在获得自由的同时，重拾斗争精神，但是他的希望很快破灭了。他去看望青年时代昔日志同道合的朋友尼古拉，与他讨论诺贝尔文学奖《日瓦戈医生》在苏联掀起的暴风雨般的争议，不料对方对人类灵魂、精神财富这些话题毫无兴趣，他只关心工作单位的权力斗争和个人的晋升前景。环顾四周，许多朋友都变成了谋求发迹的机会主义者。
后来他的作品也遭到查封没收，为了保存作品不得不东藏西躲，为了写作安全，他常常抛下妻子离家到远处写作。而他的妻子娜塔丽娅，不能意识到他丈夫的工作对这个世界的意义，也不能意识到它对索翁的重要性，她无法分享他的使命感。妻子娜塔丽娅在西方出版的回忆录，包含着许多使人痛苦的对真相的歪曲，这使索翁怀疑她被克格勃利用。
他一直多年来在寻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发现都是徒然。他与体制内的作家格格不入，不久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
索翁告诉他的迫害者们，他们首先是人类，需要的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敞开、诚实和完全公开，这是一切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条件，包括我们自己的社会。如果有谁不让我们的国家拥有这种公开性，那么，她就完全不关心他的祖国，他考虑的就仅仅是自己个人的利益。谁不希望他的祖国拥有这种公开性，他就不想消除祖国的疾病，而是想把疾病引入祖国，使她溃烂。
开除出作协的做法，却使索翁成了国际性的轰动人物。1970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苏联官方恼羞成怒，官方喉舌宣称，开除索翁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西方境外势力授奖是别有用心，诺贝尔奖是对苏联的挑衅。
1972年，他发表公开信，首次公开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此前，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他的基督教信仰，出于谨慎，此前他尽量避免提及他的宗教信仰。公开信发表后，在昔日许多盟友中引发敌意，由于【四旬期书信】鼓励牧首要勇敢面对苏维埃政权的无神论，他的自由派朋友认为东正教是过时的、陈旧的东西，对索翁的观点感到意外和反感。连他最忠实的支持者，也开始破天荒地反对他，坚决拒绝为他打印这封信。
从此以后，由于基督教信仰浮出水面，许多人开始与他格格不入。他恍然大悟：人们支持我，是因为我批判斯大林，批判苏维埃，当我批判斯大林时，人们就热血沸腾，满心支持我。人民的兴趣止于咒骂斯大林。一谈批判之外的如信仰回归、社会重建诸事，人们就兴趣缺缺。（这与今日中国何其相似！）索翁认为，唯物主义无神论是整个共产主义体系的核心，他为敞开自己失去了许多朋友，但是仍旧没有屈服。
1971年8月8日，索翁在商店排队时，克格勃用毒针刺入其皮肤，企图立即谋杀他。万幸的是，他全身剧痛、多处浮肿之后，上帝保全了他。迫害他的人不但没有受到处理，反而飞黄腾达，进入政治局，后来当上总书记了。
【致苏联领导人的一封信】呼吁：停止污染土地，呼吁为下一代留下一片空气清新、水流干净的土地，克服短期经济思路，削减军事力量，减少空军飞行训练，减少噪音。保护信仰自由，平等对待所有宗教。
索翁不仅仅是揭发苏维埃过去的作恶，也致信苏联领导人，力图说服苏维埃政府，让它相信政府的职责是未来的守卫者。他在信中说，我们愚蠢地挥霍着我们的资源，甚至连头都不回一下，使我们的土壤贫瘠….污染着我们的土地。让我们及时醒悟吧，让我们改变我们的行动方针吧！为了保护未来，并为我们的子孙保留一片空气清新、水流干净的土地，必须克服短期经济思路，放弃许多会造成有毒污染物的工业生产形式。
他还呼吁：削减我们的军事力量，使我们的天空摆脱成群的飞机令人厌恶的轰鸣声---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在上帝创造的所有时刻，它们都在我们辽阔土地的上空无休止的飞行训练，轰鸣的噪音扰乱了人们日常的生活、休息、睡眠和千百万人的神经。请还给这个国家一个健康的宁静吧，没有这片宁静，你们就不会拥有健康的国民。
此外，他还请求当局公正地对待所有的思想和道德流派，尤其是平等对待所有宗教。他说，从个人角度看，基督教是唯一能承担起俄罗斯灵性治疗人物的精神力量，但是他并不请求基督教有特权，只是认为应该受到公正的对待，不应受到压制。除了信仰自由，他还呼吁有自由的艺术和文学，允许进行自由的哲学、伦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这将会给俄罗斯带来丰厚的回报。
呼吁悔改与自制
索翁就像当代的施洗约翰，他呼吁俄罗斯同胞悔改，并保持自制。他提醒说：我们俄罗斯人不是正在壮丽的荣光中跨进天堂，而是正无望地坐在一堆另行灰烬上…如果我们不会悔改，我们的祖国就会灭亡，还会拖着整个世界与它一同灭亡。只有通过许多人的悔改，俄罗斯的空气和土壤才会得到洁净，一种新的、健康的民族生活才会成长起来。我们不可能在错误的、不健康的、不知悔改的土壤中种植出洁净的庄稼来。
他进一步阐述。悔改和自我限制的概念不仅仅适用于民族，也适用于每个人，因为任何民族的悔改都只能从每一个人的心灵和头脑中开始。我们总是急切地留心如何抑制他人的过度贪婪，但是，还没有听说过，有人断然抛弃了他自己过度的贪欲。正是这种潜藏在人心最深处的自私与骄傲，才是社会问题的根源。
然而，他的朋友和他的敌人一样冷落排挤他，无法接受他的思想。
1973年12月，揭发苏联劳改营黑幕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在巴黎出版，苏联当局怒不可遏，索翁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在家中被捕，然后被驱逐出境。索翁从未想过离开自己的国家。他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留在自己的国家。六个星期之后，家人获准前往瑞士，加入流亡生活。妻子临行前重复十二月党人的话：虽然我就要来到他的身边，但是，离开俄罗斯确实让人极度痛苦的。
《古拉格群岛》在法国、在美国出版发行，索翁马上预测：苏联共产极权必将崩溃，而且即将崩溃，他可以活着回到俄罗斯。因为极权是靠谎言维持的。谎言一旦捅破，崩溃就不远了。所以他一再表示，回家近了，他可以活着回家了，对俄罗斯信心更足了。
对西方民主的认识
流亡瑞士后，他欣赏瑞士的民主制，基层民主、地方自治，民众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瑞士的一个地方城市可以决定接纳外国异议人士申请政治庇护，无需中央政府批准。索翁对此激动不已，他说：当一个城市可以自行决定国家政策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出自基层的民主。
1974年索翁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对瑞士民主制度赞不绝口，认为：第一，瑞士的政治制度是完全沉默的，悄无声息地运转着；第二，它是倒立的金字塔，地方级政府所掌握的权力比行政区政府更大，行政区政府所掌握的权力又比联邦政府更大。此外，民主制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每个人都宁愿节制自己的需求，而不愿破坏整体的结构。
在索翁看来，瑞士的民主制度体现了他本人对自我限制的热忱信念。
西方的世故与势利
索翁虽然是流放寄居的生活，但是并不仰人鼻息，并不是对美国处处讨好。当美国试图与苏联缓和时，他婉转地提醒美国不要牺牲良知，不要与邪恶做交易。索翁对美苏缓和政策的含蓄的批评，令国务院基辛格深感不快，福特总统宁愿接见球王贝利，也不愿接见这位人权斗士。美国国务院官员直接开骂，认为索翁愚蠢自负。但美国人对此愤愤不平。1975年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决议，授予索翁美国荣誉公民称号，但是国务院再次干涉，阻止决议落实。这也是基辛格们采取报复行动的另一个例证。
1976年他造访英国，拜会BBC电视台，直言不讳批评BBC俄语节目质量每况愈下。他呼吁BBC向苏联境内的少数民族播出节目，最重要的是BBC俄语节目应该包括宗教讯息，基督教是俄罗斯最有生命力的表达异见的方式，一些社区距离教堂有两三百英里之遥，BBC能够而且也应当将教会送到他们的家中。
索翁认为，东西方都患了同一种疾病：唯物主义的疾病，道德标准缺乏的疾病。正式这种道德标准的缺乏，才造成象苏维埃这样的极权制度的出现，才造成西方社会一样贪婪的消费社会的出现。他解释说，这一问题的源头在于从中世纪向文艺复兴的转型，这是唯物主义对于灵性在中世纪的过分扩张的一种反抗，从此人类变得越来越物质化了，越来越忽视自己的灵性，所造成的结果就是物质性的全面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灵性生活的衰落。他再次警告，让报纸大卖的是丑闻，不是灵性价值，因此占据早晨头条新闻的正是丑闻。
英国伦敦的柯莱特国际书店承认，由于担心冒犯苏联，暂时停止出售索尔仁尼琴与萨哈罗夫的著作。作为补偿，书店收到苏联大笔资金。
芬兰当局禁止向阿兰群岛上讲瑞典语的居民播出索翁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改编的瑞典语电视剧，担心损害与苏联的关系。
索翁在哈佛大学，直言不讳批评西方世界的道德败坏，在西方，已经到了该捍卫人类义务而不是人类权力的时候了，自由遭到了滥用。草率和肤浅，这些是二十世纪的精神疾病。
索翁夫妇在国外不仅勤于笔耕，揭发苏联黑幕，也积极筹款，向苏联境内的良心犯家属邮寄衣服和圣经，而苏联的打压阻挠，更是无孔不入，克格勃密探在海外四处出没，收集受捐者信息。
中国人过于拔高了戈尔巴乔夫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中国过于高看了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在1986年4月，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苏联当局依旧是封锁消息，高级干部从附近大学悄悄接走自己的孩子，火车站人满为患，直到瑞士气象专家发现放射性云团，苏联才承认真相。此时正是戈尔巴乔夫大讲公开性的时期。对出版索翁的著作，戈尔巴乔夫的党中央也持消极态度。戈氏还对许多加盟共和国的抗议活动进行过军事镇压。
重建俄罗斯
1990年索翁发表《重建俄罗斯》，表示稿费将捐给切尔诺贝利核灾受害者，表明对环境的关注是他的思想关注的一个核心。文章指出，苏联的一系列灾难都是由于强行追求盲目的有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乌托邦，包括农民阶级及其村落的毁灭，土地失去了丰收的能力，城市被粗放工业的污染物所污染，河流、湖泊、鱼类都被毒化。水源、空气、土壤资源遭到破坏，核辐射加剧了污染的进程。我们砍掉了茂密的森林，掠夺了富饶的土地，这些财富是我们子子孙孙无可取代的遗产。
索翁警告，新俄罗斯面临的危险是，从马克思主义过度浪费盲目跳跃到唯物主义放纵无度的贪欲。
索翁认为，自治应该扩展到小村落，甚至家庭。分权的精神包括从中央计划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权利，各省应当在经济、文化方面获得完全的自由，要有强大的地方自治政府。
耐心地、持续不断地扩大地方村落的权利，是整个国家有机体逐渐重塑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只有通过一个强大的、具有生命力的地方政府，真正的民主才能够存在。没有适当地组织起来的地方自治政府，就没有稳定的或者繁荣的生活，公民自由的概念也会失去所有的意义。
红色苏联七十年极权统治将私有财产宣传成万恶之源，这样的思想在苏联人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索翁呼吁重新培育独立的公民，呼吁保护私有财产，因为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独立的公民。他说，必须将拥有适量的、不压迫他人的财产看做人格不可分裂的一部分，并且是有益人格稳定的一个因素。中国古人不也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吗？
他指出，健康的个人进取心必须获得广泛的活动自由，应鼓励和保护各种类型的私营小企业，它是确保地方快速繁荣起来的力量。对未受约束的资本集中，应该进行严格的法律限制；在任何领域都不允许形成垄断。
1990年之前，大多数俄罗斯人十分讨厌和厌倦政治，他们所要的就是摆脱共产.主义混乱状态的立竿见影的简易方法。当时，俄罗斯人梦想已经破灭，只想找到捷径。索翁的建议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复杂了。
当时的苏联人还是喜欢听各种预言家自吹自擂的承诺，他们承诺会出现有着无限的消费品的世界，一个追求自我满足的民族，几乎不可能被索翁自我限制的主张所吸引。索翁已经看到这种危险，并预知到他的后果：如果一个民族的精神能量已被耗尽，那么，即使是最完美的政府机构或者所有的工业发展，都不可能从崩溃中拯救出来，因为一颗根基腐烂的树无法站立起来。
对土地的看法
苏联解体后，索翁主张，土地应该私有，而且只能是属于农民，而不是其他任何阶层的财产，不是掠夺者或地主的财产。他主张应该无偿把土地返还给那些在苏联时代被剥夺了土地并被流放的人们的后代。这是平均地权论政治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1994年5月索翁重返俄罗斯，踏上俄罗斯土地的第一站，他选择了马加丹，这是苏联集中营体系的中心。激烈的政治变换中，俄罗斯人淡忘了数百万的受害者。他表示要向这片土地鞠躬，那里埋葬了无数被杀害的同胞。根据古老的基督教传统，埋葬无辜受害者的土地是要成为圣地的。
对教会的期待
索翁具有独自反抗暴政的无法抑制的勇气，但是，他却常常受到蔑视。这是当下浮华时代精神的悲哀。在一个懦夫的时代，勇气显然要受到贬抑。许多人对索翁的敌对态度，来自他们对他的基督信仰根深蒂固的敌意。他呼吁教会要在公共场合远离“虚伪的、以上电视为目的的政府皈依教会的活动，这是有损尊严、迷惑人心的活动，他还呼吁教会接受并发挥它在社会和人民生活中的作用，当教会合法地分离与政治权力时，它却不应当远离社会及社会痛苦的需求。
对俄罗斯的忧虑
索翁认为，俄罗斯由政党主导立法机关，缺少实际意义的地方自治政府，继续困扰俄罗斯社会的大肆腐败，这是致命伤。俄罗斯缺少监督制衡普京政府的反.对.党，他说：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来说，强有力的反对派是必须的，也是令人向往的。此外，共产主义解体时，俄罗斯没有进行一个净化过程，没有听到任何一个党政官员的一句忏悔的话语。他为此深感遗憾。索翁认为，不进行这种忏悔，俄罗斯人就丧失了历史净化的根本经验。
人类的出路
他在研究吞噬了六千万人民的俄罗斯革命史时说，如果要我简洁地概述二十世纪的主要特征---那就是“人们忘记了上帝”。
他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法国大革命的观察，对教会的激烈憎恨是大革命的典型特征，革命必然从无神论开始，对上帝的憎恨是马克思主义背后根本的动力。
他认为，现代性的特征、二十世纪的心理疾病，就是匆忙、仓促、急速、间歇性和浅薄。无限的技术进步，正威胁着有限的地球资源，它威胁着人类灵魂的生命。面对技术中心主义，及其带来的肤浅信息的海洋，人类的灵魂正变得越来越浅薄，灵性生活正在日趋退化。消费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没有带来人类灵性的提升，反而是灵性的坠落，人类离上帝越来越远。人类必须过有敬畏和节制的生活，才有未来。
对民族的理解
民族灵魂的概念是索翁整个世界观的基石，既然文化实质上是灵性的，那么，从某种神秘意义上来说，它就拥有一个灵魂，既然每一个本土文化都可以提供给世界某种独特的东西，那么她就有一个自身独有的神秘灵魂。
他说，我深深地相信，无论是每一个人的生活中，还是在列邦列族的生活中，上帝都是在场的。近年来，主张在当代文明的熔炉中，消除个民族、各色人群之间的差异的说法，越来越流行，我不同意。列邦列族的消失，将会使我们变得贫瘠，就像所有人都变成了同样的人一样，有着相同的性格和相同的脸。列邦列族是人类的财富，是它具有普遍意义的个性。就是最小的民族，也有自己独特的色彩，自身包含着上帝之设计的某种特殊恩典。 他引用一位哲学家的话说：你要爱所有其他的民族，就像爱你的民族一样。
索尔仁尼琴在红色苏俄的监狱受尽折磨，但出国后也没有为五斗米折腰，没有刻意讨好西方，没有高喊“来生不做俄国人”。中国流亡海外的人士中，许多人满腹苦毒，自我中心，深陷在唯物主义的陷阱中，不知寻求上帝，不知认罪悔改，不知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对比一下，灵魂与肉体层面，孰轻孰重？中国人该从索翁身上反思什么？继续怪东怪西，不思悔改？我们是继续寻找借口，把一切责任全部推给外部，推给历史，推给文化，推给体制，推给国民素质，自己不准备承担一丝一毫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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