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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与固守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
文：资中筠
编者注：此文系2013年资中筠先生与阎连科先生应时代学园创立者与出资人林炎平博士之邀，前来加拿大蒙特利尔讲学时所作的报告。 资中筠，著名公知、资深学者、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杂志主编。资中筠精通英语及法语，是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因德高望重被尊称为“资中筠先生”。著有《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资中筠集》《资中筠自选集》等著作。
资中筠先生演讲的题目是《走向世界与固守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而阐述这一问题的角度是通过回顾中国留学生的历史， 横亘一百年。以下是演讲实录。
刚才阎连科讲的非常精彩，而且非常深刻。文学家的特点是形象思维。我呢， 缺乏形象的思维， 只是讲空洞的理论。其实理论我也不懂， 就是说理吧， 还有一些枯燥的历史事实。
在此之前，阎连科讲到中国作家的状况。我对中国当代文学很不熟悉，很少看小说。 但我注意到阎连科， 他是现在的作家中很少有的， 首先确实是关心民间的疾苦，不是只写历史、向后看的， 或写写身边的琐事，而是有一种震撼力。如果没有一种真正的，刻骨铭心的对父老乡亲关怀的感情，是写不出来的。还有就是他属于为数不多的已经摆脱了为功利而写作的作家之一， 写作是因为心里头有话要说， 不得不写， 而且是用自己的心在写。而不是像很多作家那样，写之前先想着写出来会有多少读者，或者能得什么奖。当然中国的作家还有一样很不幸的事，就是得想着能不能发表， 会不会被禁。所以， 阎连科的书常常很难找到出版的地方。如果一个作家能够摆脱了这些身外之物， 完全凭自己的良心来写的话， 那就会出比较好的作品。当然这里面也要求有作家自己的才华、天赋和想象力。
除了作家， 文学作品之外，所有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做学术研究的人，教书的人， 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简单一点，把身外的功利目的摆脱掉一些，说到底就是凭良心办事，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曾国藩有一句话， 学求其于世有济，事行乎此心所安。不管是做什么行业， 能做到这一点的话， 就能比较睡的着一点。我一般是不失眠的， 我想与此有很大关系。
下面进入我要讲的题目，就是海外留学生跟祖国的关系。我一般对历史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就想到几代的海外留学生对中国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或者有一些什么关系？有一些什么不同的心态。
我必须说明的是我没有留过学，不是留学生， 所以讲的东西很可能也是隔靴搔痒的，不是真正的亲身体会。此外我要讲的也不是中外交流史， 所以只讲留学生， 不讲其他的移民，和由于其他原因到海外的人。比如早期出来的劳工， 因在国内实在难以生活下去， 就出国做苦力的华人。也不讲现在贪官把家属送出来了。 只是讲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之后， 一批一批的留学生真的到国外来学习的，然后或回国或没有回国的一些状况。
若以粗线条来看， 大致有这么几个时期：
一九四九年以前
一、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
也就是1872年的容闳建议的幼童留美，出现一个小浪潮， 派了一大批幼童到美国去。清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 觉悟到需要到外国学习。但当时， 士大夫对留学还是不接受的， 是抵制的，好像觉得到国外留学是有失身份， 或者是怕苦。因为中国人有一种观念，远离家乡就是很苦的事情。何况又是飘洋过海到遥远的不知道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政府指派各级官员将孩子送出去留学时，他们常常会找替身。我的一个亲戚的父亲， 就是一个贵族的门房，结果当了替身， 替主人家的少爷去留学。
这是那时国人对留学的看法。那批小留学生出去以后，政府发现他们很快就西化了， 一些官员觉得这样不行，找个借口没学完就让他们回来了。即使是这样，回来的人中还有一些有作为的。 比如说詹天佑起了很大作用， 造铁路等。另外一些，虽然地位不高， 但他们至少会外文，所以大部分在外交部当翻译。还有一些成了技术人员。 这是第一批留学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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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第一批留美幼童
此外， 除留美之外，还有派到欧洲去的，有福建的船政学堂、培养造船的工程人员和海军的军官，例如严复就是学了海军回来的。
二、甲午战争以后
甲午战争被打痛了，一个大清王朝被小日本打成这个样子，更觉得应向国外学习。当时官费送出去的大多是留日的。甲午战争是1895年， 那时的清政府已经摇摇欲坠了。所以当时留日学生虽是政府出钱派出去的，但他们绝大部分都干革命，在日本组织各种各样的革命团体，大多数都是反对清政府的。那批人中也有学技术的， 其中学医的比较多。因为日本的医学比较发达。 除了像鲁迅， 孙中山这样的中间转行的不算，留日的医生后来起了不少作用。所以后来中国的西医里分两派，欧美派和日本派。
以上这两拨留学规模都比较小，真正起作用最大的是“庚款留学”。
三、庚款留学
八国联军之后的辛丑条约，中国赔四万万五千万两银子，后来发现赔多了。 是美国带头算了一下，退还了几乎一半。 当然这里面也有中国外交官交涉的作用， 如驻美公使梁成，他就是那批幼童留学回来的，起了很大作用。他对外国的情况，美国的情况比较了解， 知道怎么跟他们打交道。一方面是中国外交官的争取，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有他的考虑，愿意这样做。因为1882年美国的排华政策引起很大的反弹，中国1905年左右出现排美运动。中国的学生和商人对美国反感，抵制美货。本来八国联军之后， 中国人的排外情绪就很高。加上出现义和团， 给美国很大的刺激。美国的有识之士就想， 一定要想办法培养能够了解中国，并且对美国友好的知识分子，将来好跟美国打交道。这样两方面的需要促成了庚款的退赔。
美国算了一下，中国不该赔那么多。原来美国分到的是3，293.9万多两银子。当时大约合2，400多万美元。占整个赔款的7.3%。后来重算的结果是，应退还1，190多万两。差不多等于是退回一半。从1909年1月开始， 按月退还多要的赔款， 要一直到1940年为止。
退还的钱有一部分就是接受中国的留学生。去留学之前要先学外文，中国就搞了一些预备班。1911年成立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前已经培训了三期， 180人。 这些人中有很多后来做出了很大的成就。
到了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教育中国化，所有的教会学校以及外国人在中国办的教育机构， 文化机构，都由中国人接手管， 如外国人校长变成了都由中国人担任，外国人做副校长或者教务长。
当时在美国的带动之下，也有一些其他国家， 如英国，法国和日本全退还了多要的庚子赔款。与美国的方式相同， 因此也有官费到这些国家去的留学生。中法大学就是用退还的庚款办的。
到抗日战争后， 美国在1943年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 等于把赔款都还了回来， 就成立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庚款留学的人数到1943年为止有三千到四千人。这个时期留学的规模大， 时间久，效率最高， 成才率最高。这批留学生与以前的不一样， 跟以后的也不一样，是对中国现代化贡献最大的，影响也比较深远。
因为这次派留学生已不是盲目的，确实是经过考试选拔以后，才派出去的。比如第一期是从600多人中选出63人，只有十分之一被选出来。有了清华学堂以后， 又先在那培养。所以出国时起点就比较高，又经过清华预备班。到国外直接插班到大学二、三年级， 水平比较高。 另外就是培养的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取他国之长， 补己国之短”。就是老老实实地向别人学习。
中国本来自以为文明最悠久的国家，能够愿意汲取外国的文明精华，灌输到自己的文明中，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进步。就是说， 当时派留学生的思想本身就相当进步。 那些出去的留学生， 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学他国的精华来补自己的不足。所以他们学成回国后在各个领域都起到骨干作用，各界的开拓者中都有这一期间留学生的身影，无论是自然科学、工程、实业，金融、新闻、文化教育、政府官员， 特别是外交领域，自从有了这批留学生，充实到外交部门里， 对中国外交改善很多， 以前在外交中什么都不懂， 要么是妄自尊大， 要么是丧权辱国。那一时期出了很多有名的外交官。 如王宠惠、武平方等。但影响最大的还是教育，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回国留学生都是在教育界。很多学科的建设从无到有就是他们这些人做的。而且教育的特点是可以培养下一代。像种子一样，种下去。影响非常大。深远影响更难估量。
所以一般都认为，从1927年到1937年是中国向现代化过渡的黄金10年， 主要是有一大批留学生发挥了作用。在各个领域起到了骨干作用。可以说是人文荟萃、群星灿烂。我们随便就可以列出一些大家熟悉的名字， 例如像胡适、马寅初、叶企孙、蒋梦麟、潘光但等等。应该说，就是我当年上学时老师辈的那一代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界， 还可以点出很多人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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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
这又牵涉到动机和效果的问题，因为后来有人说美国是别有用心的，退还庚款就是要培养亲美派。当然他不会培养仇美派。他要培养的是对美国友好的知识精英。
中国方面尽那么大的力量争取，也是因为有一批官员就是要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双方的动机是合拍的，利益是相吻合的。
在外交上， 能够达成协议的外交都是因为利益是相吻合的。利益的汇合点就是达成协议的基础。汇合点越高越大，两个国家的关系就会越好。有一些自称的“爱国者”经常会说， 这个国家干这个事不就是为他自己的利益吗， 他就是动机不纯。我觉得一个国家的外交或者外交官，如果不是为自己的利益去办外交的话，就根本就没有资格当外交官。因此说这样的话就等于废话。但是我们现在很喜欢这么说。好像外交应该是无私的，这怎么可能呢？ 你为什么要去办外交呢？
所以当时庚款留学正好是符合两国的利益。而从得利来说，对中国好处更大。因为这一批人确实在那个关键的年代，对中国起了非常好的作用。也有人说，这些人对美国友好是美国得利， 可是当美国侵犯中国利益的时候，这一批人绝对不会站在美国一边，还是维护中国的利益， 而且知道怎样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利益。
后来到1945年， 抗战胜利以后，实际上庚款留学仍在继续，也仍是这样的传统。 而且那时出去的本来是准备回来的。后来有相当一批人没有回来。华人中文化水平比较高的留在国外不回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1945年以后不回来主要是政治原因。去留大都是政治的选择。
总结一下四九年前留学生海归的作用
不仅是庚款官派留学的，还有教会派出去的，基金会资助的， 还有自费的等，他们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是外交方面，出了杰出的外交官；像顾维钧等；
其次是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包括理、工、农、医、实业、金融、新闻、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各个方面都是起了骨干作用。
还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建设，从无到有， 效率很高， 出成果很快。
更重要的是引进了新的思想，是“西学东渐”的载体。 他们站在中西交汇的最高点，为中国的新文化的奠基，引进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引进新的可以想象的一种制度，为后来创建共和国奠定了基础。使清朝之后没有建成另一个皇朝。而且他们不是只引进一种思想，而是什么思潮都引进了，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局面，但这次与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不同，是世界性的各种思潮在中国争鸣。从无政府主义， 到法国的革命思想，到英美的自由主义思想， 从法西斯主义， 到马克思主义。也包括美术、艺术、音乐的各种思潮。
还有就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形成民间一种坚韧的精神力量。成为精神支柱，教育栋梁，如西南联大在当时那么艰苦的情况下，还是继续坚持高水平的教育， 培养人才，靠得就是这批人。 西南联大的校长、教务长、名教授， 还有南开大学、燕京大学等，都迁往内地， 继续办学。一直坚持下来。都与这批留学人员的作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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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
为什么当时的留学海归能起到这些作用
首先，从主观条件方面看，这批留学生出去之前自身的中国文化修养已经很高了，在起点较高的情况下去吸收外来的文化，能够选择外来文化的精华。他们对中国文化本身的弊病体会很深，刻骨铭心。都是抱着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明确目的；
第二从他们的主体来讲，保持了人格的独立。不管是继承了中国士大夫的风骨， 还是从西方接受了自由民主的思想，都有独立的人格，比较有骨气，即使到政府里做官， 也很少是贪官。 从整体来说没有被权势所收买；
第三就是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较高。作为洋行职员是被人家看不起的。现在说在外企是很好的工作， 那时社会地位不高。 直到四九年以前都是这样。对文化人是很尊重的；
第四也有一个客观的条件是，那时国外的歧视还是存在的，华人在国外受歧视，进入高级职务的机会比较少。而这些留学生出身大都在中上层家庭， 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 他们若回国是物以稀为贵，一般都能有较好的职位，较高的待遇。
第五个原因就是， 无论在晚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虽然政府不怎么样，昏聩贪腐， 一些武夫打来打去，但他们对文化人还是比较尊重的。特别是对留学回来的海归们，都是当作很珍贵的人才， 争相聘用， 给予很高的待遇， 放手发挥他们的作用。另外在私营领域当时也比较容易起到作用，例如办实业、现代化的银行开始建立，特别是办教育，余地比较大。自主创业的机会较多。所以回来之后能够一展所长。
第六是当时没有“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思想领域自由度比较大。 你回来之后，信奉什么没人管你，如胡适宣传的“杜威主义”，巴金崇拜的“无政府主义”，或是其他人崇拜另外的思想，不受控制。 他们自称是“偷天火的人”，像普罗米修斯一样， 把外国的好的东西拿回来充实中国。有百家争鸣的空间。
有了以上这些主客观的条件，1949年之前的留学生对中国的现代化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但也是相对的，因为时局动荡，政府财政拮据，要办大事很难，经费总是不足。比如一位回来的海归要建地质研究院，就非常困难。后来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勉强才办成。
一九四九年以后
这之前的留学生很少想要移民的。从四九年以后留在海外不回国的人比较多了。留下的都是不得已的，心情也不好，有一种“孤臣逆子”心结。对国民党已经完全失望， 对共产党又不能认同， 只有留下来。
留下来糊口是没有问题，但并不能得到应有的地位，得到发挥所长的机会，有“海外孤儿”的感觉。觉得是流落他乡，心情不愉快。
例如原来的图书馆馆长袁崇礼，在国内的地位非常高，但在美国定居以后，只是在国会图书馆的东方部做一个输入目录的普通职员。只是利用他懂中文。
即使那些留校任教， 得到终身教授教职的人，也有很多并不得意。 我八十年代出国时碰到这一批老的留在国外的人中，心情都不愉快。 例如一位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 职务在华人中已经算挺高的了，他跟我见面聊天时也是牢骚满腹。
还有一个哈佛的教授， 爱写诗，记得其中有一句是“忍教小儿学胡语”，（笑声），说不得已要教下一代学外国话了， 心里很不舒服。
那个时代留在国外的知识分子，留下来是很不得已的。也是很不得意的。原来是应该可以回去发挥作用的，结果因政治上的变动没有能够回去。
当然也有一些回去的， 五十年代初期听到国内好像一切都是欣欣向荣，反右以前国内是有一些新气象，政策是希望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不过主要指的是从事自然科学的留学生。
知识分子其实很简单。例如学化学的傅鹰，在美国听到“紫石英”号事件的报道，就因解放军回击长江上英国军舰的挑衅， 觉得扬眉吐气， 一高兴就回国了。后来差点打成右派。 总之除了像钱学森这样的回国后得到极高的待遇，因为要他造原子弹， 其他很多热心回国的人， 到了反右的时候就遭到了厄运。所以，那些准备回国的人也就不再回国了。
以上是讲四九年以前出去留学的。之后主要是留苏了，主要是学语言和学技术。但这个时间很短，因为到六0年就与苏联闹翻， 不再派留苏学生了。这一段可以忽略不计。
再下来就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留学大潮，那是不可抗拒的。很多青年学子都想出国。那时虽然自费的很少，因为家长工资还很低，不可能自费出去留学。 但当时由于欧美等国，尤其是美国鼓励中国改革开放， 所以奖学金的机会比较多，还有一些基金会。此外政府也有政策公派留学生出去。
但在这次的留学大潮中，不回来的相当多。 我当美国所所长时，对此非常伤心。我亲自跟福特基金会驻华代表谈，跟他们要名额， 然后又确定派出去的人的研究方向。出去的人走之前都是振振有词地说，我一定会来。 刚去的时候还给我写信， 到第二年就不写信了。以后就没消息了。原因之一主要是派出去的大多是访问学者，不念学位。可很多人都有机会得到读学位的奖学金。所以那时一去不复返的特别多。但这批留学生基本上是好好念书的，而且还要半工半读，做助教，图书管理员等。他们确实在努力读书， 相当多的就留在了学校了。
到八十年代末年是一个大的转折点，有本来想回来的也不回来了。因为八十年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是很有希望的。那批年轻人曾当过知青，恢复高考后考进大学，比较优秀，也很有自学的能力。出去了也很愿意回来为中国的现代化出力的， 希望做一番事业。但那个事件一出， 很多人就不回来了。回国也做不了什么事了。甚至有回来的又出去了。那时有一句话，“不是进去了，就是出去了”。（笑声）
再下来就是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了，世界公民的概念越来越上升了。民族的界限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分明。在国外不再觉得那么舒服，很难融入。二战以后的种族歧视也比较少了。在国外受歧视的感觉也不像以前那么强了。视个人出路而决定去留成为一个主要的决定性因素。这无可厚非。
过去有一种观念， 留学生不回来就是不爱国，起码是说你没良心。但现在这个观念已经没有了，每个人都有权利争取自己最好的出路。
如果说八十年代出去的留学生还好好读书，那到九十年代就不一样了。年龄越来越小，出去的良莠不齐。 家长越来越阔，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出去。纨绔子弟也越来越多。留学生的观念与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的政府与以前的政府也不一样了。
到了21世纪以后，中国的经济起飞了，就业的机会越来越多， 开始有一小部分留学生回流。这部分回流的人中在跨国公司工作的比较多。也有一些是到大学和科研机构工作的，但毕竟是少数。因此也出现了一种现象，有一些海归觉得自己身价高，要求较高的待遇。
现在的情况就更多元化了。要再像四九年以前那样“吸取他国之精华”， 为国内的改革服务就比较难了。 刚才说了主观原因， 还有客观原因， 就是现在的政府跟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甚至于跟晚清政府都不一样了，由你自由发挥的余地就比较少了，一定要根据政府的政策，党的需要，完全要看政治是否需要你。对像钱学森那样需要的人， 可以什么都给你。但对另外一些不需要的人，你提出科研的要求很难得到满足，而且动辄得咎。再后来的话，由于中国社会更加复杂了，要面对的不仅是与学术研究有关的事，还要对付人事上的关系，各种潜规则。这样发挥作用就比较难了。
这样就造成留在国外的更多了，很多人用脚投票，不再回国。 总之哪里有更好的发展就到哪里， 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无可厚非。
你留下来就把自己当作这个国家的公民，肤色是没有关系的。如骆家辉，他代表美国来中国做外交官，当然代表美国的利益和中国政府打交道。他是第二代移民， 更无可指责。
但也有相当多的人自然而然念念不忘乡亲父老的，虽然因各种原因在国外定居了，但在感情上，思想上关心中国前途，这是很自然的。 在可能的条件下还希望做些什么事情， 促进中国向健康的方向发展。这是很值得尊重的。
但还有一种现象，是我看到的而且很不喜欢的，有一些人两头通吃，回国吹嘘在国外有怎样的地位，能见到什么要人； 忽悠了中国人以后，回到所在国又吹嘘自己能影响中国的政策，骗得外国人的青睐，两边骗来骗去的谋私利，抬高自己身价。
还有一种在国外并不一定很得意，这种人有野心，在国外满足不了，就回到国内。很快就能融入中国现在这种畸形的社会。 他们非常懂得权贵们需要什么，然后与国内的贪腐势力和潜规则同流合污。而且以他在国外，似乎很了解国外的这种身份，制造一种统治者赏识的舆论，说其实外国很糟糕的，腐败也很厉害，民主没什么好，中国千万不要走西方的道路。这样的话在中国很能被接受，他通过这个换得自己需要的东西。
例如有一本畅销书，就是因为被领导看中，才畅销的。作者说，民主好在哪，我走了190多个国家，风景这边独好，中国的制度是最优越的。他说非西方国家实行民主没有一个效果是好的。说明非西方国家是不应该实行民主制度的。更岂有此理的是，他自己是在阿尔卑斯山下买了房子，呼吸新鲜空气，他说中国治理污染最好。（笑声）我觉得这话说得太没良心了。但是中国领导人特高兴。所以这本书就变成了畅销书。这是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说明这样的情况还是有的。
我也理解在海外华人还有一种心理状态，就是在海外希望祖国强大，自己身价更高，于是希望中国崛起，中国梦。这种人是把主观愿望当客观事实，然后到处讲中国如何了不起。这实际上是帮倒忙，误导外国人，他们只看建起了多少高楼大厦，觉得外国的城市很落后。对于中国民间的疾苦，从长远角度讲存在的隐患，他不在乎， 因为它不需要为此负责。 有一个外国人就对我说，中国现在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后来我说你应该到西北、西南的地方去看看。 他很坦率地说，你们有这么多贫困人口是你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外国人关心中国是有限度的。他也不管你还有几亿的贫困人口。
如果海外华人真的关心中国命运的话，你不能忽视还在水深火热中的那些民众，就像阎连科写的艾滋病村的情况。
外国人对中国的人权经常很关心，但它只关心那些头面人物，一些政治活动家受到的压制，他并不知道、或者并不关心有那么多底层的老百姓的人权， 天天在被剥夺。所以我觉得， 要靠外国人施加压力改变中国希望不大，因为他们不会因为底层老百姓事得罪中国政府。对此不应抱有幻想。在海外的一些人游说美国政府，要求其对中国施加压力，我觉得无效， 即使暂时有一点，也很有限，不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进步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中国人自己，而且应该说是在中国的中国人。（掌声）
但是在海外的中国人如果真正关心中国民运的话，可以用各种办法推动中国向宪政和民主的方向发展。千万不要助纣为虐， 为专制唱赞歌。
中国现在有两种思想倾向要避免，一种是极端民族主义， 表现在为钓鱼岛砸汽车这类的事情上，这种情绪化的东西； 另一种是民粹主义， 他把权贵所造成的不公平和贫富悬殊归咎于是市场经济造成的， 所以怀念毛泽东时代，大家都穷还比较好。实际上， 现在50岁以下的人就不太知道毛泽东时代是什么样了， 他们也没挨过饿。但“回到毛泽东时代”这个口号很能够忽悠人。
这两种倾向中， 在海外比较能够起作用的是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希望中国显得特别强。我记得八十年代出来接触到台湾的一些左派，他们居然希望中国马上出兵打台湾。他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真要打起来他们在海外不受任何影响，还不是在中国的中国人最倒霉，然后他们在一旁摇旗呐喊，说这真好。 给我们争气、长脸。这是不可取的。
在海外真想关心中国的话，应该做些推动向民主、宪政方面前进的事，或者能够进一步开启民智的事，例如以亲身的经历和研究介绍西方的制度，各种值得学习的社会现象，开启民智。现在出版社出版翻译的书比出版本土的书尺度要更宽松些。读者也会多一些。
（掌声1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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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