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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金: 只爱国不爱家是一种病态
文：吴永熹
在哈金去年11月出版的新书《背叛指南》(A Map of Betrayal)中，主人公尚伟民是一个高级间谍。尚是清华毕业生，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因语言才能突出，个性沉稳，很快被组织相中，派他进入美国一个化身文化机构的情报组织担任翻译，任职后伟民改名为加里。
内战胜利后，加里服从上级命令，跟随供职的文化机构去了美国，继续从事间谍工作，并加入了中情局。当得知回国与妻子团聚无望时，历经矛盾与幻灭的加里与一个白人女人结了婚，并加入美国国籍。当其身份在80年代被美方识破时，中方没有为营救他做出任何努力，最终在监狱里含恨自杀。小说由两条线交织而成，两部分叙事交错出现。一方面是加里的人生图谱；另一方面是他与白人妻子生的女儿莉莲在当代中国寻找父亲家人时的见闻及与中国人的碰撞。随着小说的进展，我们认识到一个间谍的心路历程——他的忠诚在“国”与“家”之间撕裂，他的认同感在中国与美国之间摇摆，他的感情在妻子与情人之间徘徊。作为间谍，加里是一个背叛者，但他同时也受到背叛——被造就他命运的上级与国家背叛。
59岁的哈金的早期作品集中讲述毛时代的故事，背景多设定在作家的故乡东北，揭示底层生活中的残暴、蒙昧与压抑，比如1999年出版的《等待》(Waiting)，这本书为哈金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小说讲述的是因为部队一条规定，军医孔林为和没有感情基础的妻子离婚，足足等了18年。
从《自由生活》(A Free Life, 2007)以后，哈金的许多作品都设定在美国，关注在美国的中国移民生活。这当然与哈金本人的经验有关，包含了作家本人的切肤之痛。哈金原名金雪飞，14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文革后考入黑龙江大学英语系，后在山东大学攻读美国文学硕士学位。1985年他前往美国布兰迪斯大学继续深造，后选择留在美国。
像纳博科夫、康拉德一样，哈金是极少数以外语写作立身的作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哈金迄今已用英语出版七部长篇、六本短篇小说集及数本诗集，除了《等待》在1999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他还将笔会/福克纳奖(2000、2005)、笔会/海明威奖(1997)等文学大奖悉数拿下。哈金曾任教于艾文理大学，现任教于波士顿大学。2014年，哈金入选美国艺术与文学院。
在哈金看来，国家认同是移民生活的一个重大议题，而《背叛指南》将其推到了极限。哈金在《背叛指南》中深入探讨了爱国主义的命题，质询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责任与义务，对当下中国深具警醒作用。哈金日前接受了《纽约时报》中文网的邮件采访，谈新作里爱国主义，谈写作的感情与能量，谈当前的创作状态。
以下的对话整理，经过删减编辑，未经哈金本人确认。
问：这本书写了多久？能否简单说说你的写作习惯？
答：前后三年吧。一般我在暑假写一个粗糙的初稿，开学后再慢慢修改。真正的劳动是在修改的过程中。如果我是在写长篇，就必须每天都做一点，哪怕是半个小时，否则整个故事可能会冷下来，会走样的。如果不去学校教书，我一般要写一整天。这一两年因为太太生病，我很难有一整天都坐下来的时候。
问：我看到报道说你起意写这本书是因为电视剧《潜伏》，你的夫人不喜欢它的结局。在《潜伏》结尾，余则成被组织派往台湾，无法和翠平有情人终成眷属。如果是你来写，会为它安排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我们是否可以将《背叛指南》的结局看作你选择的结局？
答：我不会写那种电视剧的，也根本写不好。我小说的结局主要是展现对世界的看法。这样的思想是不会被中国政府接受的，因为国家本身也是背叛者。如果说悲观，那现实就是这样：国家往往会毫不犹豫地背叛它的公民。
问：我看到报道说你有的小说会改几十遍。这种修改是一个段落改好了再进行下一段，还是一种滚动式的工作，不断对不满意的地方进行修改？
答：基本是滚动式的。修改的过程不光是把句子和段落做好，也是一个认识和阐释的过程，有些过去没注意到或没想过的东西只有在不断的重复修改中渐渐变清晰起来。所以，对我来说，这种长期的修改是必须的，是写作的有机部分。
问：你很长一段时间的小说都在讲述中国经验，而最近十年来的很多作品转而处理美国经验，美国变成了故事发生的地点。你认为这一点对你的写作有什么深层次的影响吗？很多人认为一个人成长阶段的经验是他最深刻的经验。
答：题材跟自己的处境分不开。中国一直不让我回国，连我母亲去年去世前也不让我回去看望。这样，我必须寻找自己的题材。题材有的是，只是作者很难对每一个故事都有切肤之痛。没有感情的牵扯，就不愿去写。
问：《自由生活》和《落地》(A Good Fall, 2009)中有多少你个人经验的影子？《自由生活》中的武南移民美国是想要寻找“自由”，历尽艰辛之后，发现只有实现自己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才能得到自由——自由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一种自我发现。
答：对，自由是一种心态。很多人生来是自由的，但从来没生活得自由。做自由的人是需要勇气的。《自由生活》中有些小细节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但大故事不是我的。我没在中餐馆里打过工，在美国也没有从前的女友。其实，武南的诗人朋友哈里森的工作是我的工作——我在埃默里大学做了八年驻校诗人。我比武南幸运得多。《落地》里几乎没有自传的成分，我写的是生活在底层的华人移民。
问：你写的这些底层华人移民的生活，你本人并没有真实经验。你曾透露，《落地》中的有些故事素材来自新闻报道。你是否会担心作品与新闻素材太过贴近？你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
答：新闻一般只提供一个故事的核心或起点。那并不是故事，所以写小说是重建和丰富的过程。新闻可能只是一段话，但把它写成二十页的故事就是重新创作。更重要的是小说要提供独特的看法和角度，甚至是洞见。所谓“太新闻”是指小说没有上升到文学，还停留在新闻报道的层次。
问：你的小说中刻画了许多一生都在忍耐的人。有评论家称您的《等待》是一本关于中国人“过份的忍耐”的小说，在我看来《背叛指南》也是。加里的一生也可以说是过份忍耐的一生——这似乎是你为中国人的处境所提炼出的一个最重要的总结？
答：这个“忍耐”也包括无限地容忍，容忍各种外部力量欺压自己，随便地让它们来塑造自己。如果忍耐是有意义的，是建立在诚信上的，忍耐可以是美德。但很多忍耐是以欺骗为基础的。
问：在很大程度上，加里是愚昧的，盲从的。他一生都在为自己的忍耐寻找借口，自己将其内在化、合理化，他的日记中有一句话：“对我来说，自我牺牲是甜蜜的。”你认为这是对许多中国人人生选择的一种有效的解释吗？
答：那句话本身并不愚昧，托尔斯泰说过类似的话。
问题是加里用它来做托辞，来安慰自己。我写的男人们大多是聪明人，有学问和教养，但他们在情感上不成熟，往往被某种古老的情感纠缠住，挣脱不出来。
问：这种古老的情感具体指的是什么？
答：本质上就是盲目的爱国主义，把国家跟宗教混淆在一起。
问：加里的悲剧还在于他一生中其实并末发展出真正的情感——只有责任。即便他找了一个情妇，但那也不是因为真正的爱情或激情。可以说他是一个不完全、不健全的人，因为他压抑了他的自我，或者说从未真正想过这个问题。而这种或许出自善意的自我压抑其实对他身边的人造成了深刻的伤害。
答：可以那样说，但他到底有多大的行为空间？他如果全心全意地爱身边的女人，就会造成别样的背叛。无论他人在哪里，总有国家的手在掌控他。
问：加里死后，他和白人妻子生的女儿去中国寻亲。她是另外一种代表，在“家”和“国”之间，她选择“家”。可以将这认为是一种典型的美国式价值观吗？
答：不是。在欧洲最早的文献中，国家是指你家那片田园，你那个村子。就是在汉语中“国家”也无法跟“家”分开。如果只爱国不爱家，那是一种病态，容易使人疯狂。还有，如果国家不能保护你的家，那样的国家就不值得去爱。理查德·艾尔曼在乔伊斯的传记的结语中把他对自己家庭的热爱列出来作为他的美德，虽然他死后连尸体都不准运回爱尔兰。
问：你已经用英语写出了十多部作品，现在和英语的关系是怎样的？
答：在小说方面我已经走得很远了，以后想多写些诗。就是说英语仍是我的创作语言。当然我也用汉语写作。
问：写诗对你来说是回归，因为你的文学创作是从诗歌开始的。能谈谈写小说的哈金和写诗的哈金有怎样的区别吗？写诗时是否会调用不一样的经验和感性？
答：不能说是回归，因为从来也没离开过。即使写英文，汉语也在其后提供语言资源。写诗意味着更纯粹的写作，难度更大，更从语言本身来考虑自己的写作。当然，诗歌不需要长篇小说那样的完整故事，但戏剧性也是必须具备的。我觉得再不集中精力写诗可能就晚了，可能就没有那样的能量了。
问：你在2014年入选美国国家艺术与文学院，这当然是一份重要的认可。这种认可会让你对自己身为“美国作家”的身份更确信了吗？还是说这一点对你来说并不重要？你理想中的读者是谁？
答：并不很重要。作家必须靠作品立身，别的都是辅助的。我的理想读者是我热爱的作家，他们大部分都是死去了的人。
问：能说说这些作家都有谁吗？
答：这要看自己当下在写什么。当然也有永久的理想读者，比如，契科夫、托尔斯泰、果戈理、叶芝、哈代等。
问：会对中国作家保持关注吗？最近有没有读谁的作品？
答：那当然，但书太多，看不过来。刚开始读张大春的《大唐李白》，很有意思。
注：本文来源《纽约时报》，略有删节，作者吴永熹是自由撰稿人，独立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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