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杂谈
文：韶烽（蒙特利尔）
王安石的儿子王元泽，从小聪明伶俐。
一天，一个朋友用笼子装了一头獐和一头鹿送给王安石。朋友见王元泽在就试着问他：“笼子里的，哪头是鹿，哪头是獐呢？”小元泽没有见过鹿和獐，自然说不出。不过，这孩子略加思索，回答说：“鹿旁边的是獐，獐旁边的是鹿。”真是妙语惊人。
说话，的确是一门艺术，更是大智大慧的体现。
诸葛亮能言善辩，舌战群儒，促成了孙刘联合北据曹操。苏秦游说于各诸侯国，合纵约立，六国拜相。都是经天纬地之才。
说话，对于一般人来说，只是生活与感情上的交流。
说话，有真话，有假话，也有笑话。
国内办事说话，要求“与中央保持一致”。这就给言论的自由度打折了。退休前，我在报社做编审，报刊每发表一篇文章或广告，都首先要进行政治审查。政治环节上出了问题，那是要追究责任的。
鲁迅先生说过一个现象：你说一个孩子长大是会当官的，尽管这还不是事实，孩子的家人也会相信，会很高兴，因为这话吉利，是他的期望值。假如你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尽管这是事实，你这样说，孩子的大人一定会很生气。生活就是这样，约定俗成。
皇帝称“万岁”。人活万岁是不可能的，你不敢在皇上面前实话实说。这就是政治了。政治影响到说话，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是如此。
我是一个爱说话，也随意的人。太太不止一次地在我面前说：“就你这心直口快，好说实话，运动来了划你个大‘右派’是没跑的事。”看看别人被划成“右派”的原因，回忆自己说过的话，我还真有点怕。
在党的“九大”上，林彪被法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党章》。在哥哥面前，我说：这不妥吧？林彪以后要是变了，怎么办？”此言把我哥吓得一愣一愣的。接着，哥哥对我就是一顿风驰电掣般的呵斥：“想死呀你？你这是反党，反革命，知道吗？”
我在部队时，党提出“要防止和平演变”。班务会上，我很随便地说：“我就不信帝国主义只能演变我们，咱们好好干，把国家建设好，中国富强了，咱也把苏修和美帝都演变过来。”说出此话，我被领导抓了个典型。在全连大会上批判我的“反动言论”。
“文革”中学习《老三篇》，首长让大家轮着发言，亮活思想，想到什么说什么，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轮到发言，我说：“愚公要解决门前的出路问题，移山这方法不科学。我要是愚公，我就搬家，那不容易得多吗？”这话和领袖著作相悖，领导立即找我个别“谈话（批评）”，说我的思想认识“问题严重”。
说话虽是生活的一部分，但说话要三思，开口也并不轻松。
童话《皇帝的新衣》里，那皇帝明明被骗，没穿衣服上街炫耀，却被众大臣夸奖他的“新衣服”漂亮。后来，还是一个小孩子说了句实话“他没有穿衣服”。中国古代，有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很多大臣为讨好赵高，都言不由衷地也把鹿说成马。那么多的人说假话，都被各自的目的左右着。
林彪说过“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这像是林彪的人生感言吧？林彪爬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地位。可以想象，在其步步高升的过程中，他说过多少假话？
假话，也叫谎言。谎言，也有善意的，被人称为“美丽的谎言”。母患绝症儿行瞒，是孝顺。兵不厌诈，是谋略。然而，谎言的大部分是欺骗性的，是撒谎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蒙蔽他人。坑蒙拐骗，人所恶之。所以，诚实是美德。
郑州有个当官的，当记者采访他时，他说，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此人一语惊天成了新闻，很快就被撤职了。这个官说的话群众和领导都那么敏感，是假话呢？还是真话？
“口喊‘竞争好’，而干部却是任命的，是上级说了算。”有人这样说。
说话的忌讳不少。古有“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劝言，今有“说真话，领导不高兴；说假话，群众不高兴”的说法，也有“不说白不说，白说也想说，说了也白说”的无奈。
在天天讲“紧跟”的那个年代，我工友说了一句笑话：“我跟得紧，我都踩住毛主席脚后跟了。”很快，车间开大会批判她，分析说：“你踩住毛主席的脚后跟了，那林副统帅在哪里？你想前面踩倒毛主席，后面绊倒林副主席？真是罪该万死！”看，这一分析一上纲，罪名吓死人。
按理说，实话好说，有事实在，照实说就是了，容易。而说谎话需要编造，还要考虑令人信服，这就要难得多。人之所以舍近求远地编假话，一般地讲，非是私心所致也是被迫无奈。
俗话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有道理。
社会上，舆论有“导向监督”，说话有“要求一致”时，民主是被“削足适履”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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