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模式形成的两个因素（下）

中国历史模式形成的两个因素（下）

文：刘路新

二、体制的因素

1， 思想与体制

“周秦之变”后，大一统的中华帝国，与西方的帝国，比如公元前后的罗马帝国，以及后来的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或奥匈帝国，有很多的不同。

有学者认为，无论一个帝国是否君主政体，也无论存在时间的长短，只要有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强大的军力和扩张的特性，就可称为“帝国”。也有一些学者则认为，只有中国的历代王朝才是唯一“合法的帝国”，其特点是，有皇帝，有统一的疆域，有统一的文化，居于世界的中心。

这种神化的色彩既体现在君权的至高无上，也表现在国家的正统地位方面。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期如五胡十六国、魏晋南北朝，就不是“帝国”，其他的“化外之土” – 无论东夷西戎，还是南蛮北狄 – 都不能称为帝国，其君主也 不能称为“皇帝”，只能称为国王、汗或酋。

唐德刚先生在谈到中华文明何以能延续至今这个问题时，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有统一的文字。他认为，在中国广阔的疆土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说的方言千差万别，不过，因为我们有同一的书写文字，所以，我们的文明能够延续下来。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安徽”的唐先生可能错了。语言只是一种符号，一种表现工具，所表现的内容，所体现的精神内涵，非常重要。对中国人来说，这种语言符号所表达的神化的皇权观念和正统的帝国意识，至关重要。它是中华文明能够延续至今，也是中华帝国分裂后还能再合起来的重要原因。

因为中国文化中有正统与神化的观念，即使是在国家分裂或分治的时候，很多的中国人，特别是读书人，也在盼望统一。所以，简单的说，中国的历史可以分为统一的时期和盼望统一的时期。

中华帝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社会控制的严密，到达社会的最底层，控制到每一个人。秦汉之际形成的“中华第一帝国”，就具有这些特点。秦汉时期，小家庭取代传统的宗法制，成为社会政治的基础，因为自商鞅变法以来，“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用唐代诗人杜荀鹤的话说，“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要到一个朝代的末期，如东汉末年、明末或清末，社会控制才会有所减弱，所出现的空挡，一般由家族或乡绅来填补。帝国分裂的时期，如魏晋南北朝，社会控制也会减弱。葛剑雄研究发现，历史上的中国，“分裂、分治的时间是主要的，统一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

对统一的中华帝国来说，严密的社会控制，突出表现在思想的控制。这是通过软硬两个方面来实现的。硬的控制，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清代的文字狱，都属此类，以惩罚为手段，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乾隆帝编篡《四库全书》，则属于软的控制方式。这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收录了从先秦到乾隆年间的众多古籍，涵盖了几乎所有的学术领域，甚至包括西洋刚刚传入不久的科学技术书籍。

不过，乾隆编篡《四库全书》的目的，是“寓禁于征”。编辑的方式，用鲁迅的话说，可谓“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鲁迅进一步说，这一编篡工程“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他还把这件事与其他类似的事件联系起来，“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篡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

对这一浩大的工程，评论家唐弢说的更加直接：“《四库全书》将作者的思想和躯壳一起淹没，是近于消极的取消。至于改窜，是要借作者的名声，替改者说好话，使读者暗受其影响，看不出底细来。所以这不但是毁尸灭迹，而且还借刀杀人，要古人也和自己一样，让他们进反省院，写悔过书，从此变成正统。然而《四库全书》不但挂着钦定的招牌，便是删改和摈斥，在乾隆，也是不加深讳的。他的给《四库》总裁们的谕旨里，就常常明白地指示着：哪一种应该删改，哪一种应该厘定，大都说的很清楚”。

保证帝国正常运转的，除了思想的控制，还有一套早熟的官僚制度，以及等级分明、组织严密的官僚机构。

从康德到韦伯到福山，都对中国早熟的官僚体制给予高度评价。他们只是从社会治理的方面来说，没有注意到这种早熟的政治体制对于中国文明产生的负面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对思想的钳制，以及创造性思想的缺失。

以科举为例，这是“外儒内法”的传统治理方式的重要环节，是官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制度化的统一和钳制人们思想的有效手段。

唐太宗李世民有一次“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天下英雄便纷纷跻身仕途。在赵国的中牟，半数的种田人放弃耕作，进入私学读书，以图为国所用。宁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位十五岁弃稼而学的少年郎，三十岁学有所成，为西周君主所器重。战国时期，政治的动荡和社会的混乱，更为读书人提供了机会。出身于魏国寒门之家的张仪，投奔楚国，成为相国的门下客。一次饮酒时，相国丢了一块玉，怀疑是张仪偷的，“殴数百下”。张仪仓皇逃回家中，妻子说：“你要是不读书，不游说诸侯，怎么可能受这样的侮辱？”张仪不为所动，问他的妻子：“快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妻子笑着说：“在”，张仪马上回答：“那就够了。”

自隋朝605年开科举，到1905年废除，在长达1300年的时间里，科举制度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教育和人文思想，影响深远。

从正面来说，科举为中国历代发掘、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起到推动作用。不过，从反面来说，僵化的考试内容、迂腐的八股文风，限制了人们的思想，束缚了思考和创造能力。发掘的人才，也只是“帝国”这一庞大机器上的螺丝钉。明清两朝，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技术方面有成就的大家，多是科场失意之徒，就反正了这一点。用顾炎武的话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科举，成了读书人唯一的追求目标。在我们的农耕方式越来越精细的同时，我们的文明形式和制度，也越来越成熟，对人的控制，也越来越缜密。

不断修正的早熟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僵化的科举考试，不仅固化了中华民族的思想，也让我们的心胸变得越来越狭隘。

2， 体制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理论首先由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提出，是说人们一旦做出某种选择，便会形成一种惯性的力量，不断地自我强化，再次遇到类似的问题时，还会做出相似的选择。

诺斯以此理论解释经济制度的演进规律，获得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路径依赖”理论认为，制度一旦走上某条道路，会夸大过去的绩效，也会产生一种自我强化机制，对未来有很大的影响力。这时，无论是往好的方向，还是往坏的方向，都会产生一种“路径依赖”，会顺着惯性前行，甚至进入一种“锁定”状态，像是物理学中的“惯性”。

有的人一夜暴富以后，还想一夜成为贵族，就是自我强化。热恋中的男女，对对方的小毛病视而不见，或者认为对方下次一定会改，这种一叶障目的情况，就是“路径锁定”的现象。

一旦出现“路径依赖”，制度的改变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甚至困难重重。一般来说，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主要有三：第一是正式的制度和规则。它们在制度演变过程中是连续的，累积的，影响着每个人的行为。其次，非正式规则对制度的连续性影响更大。这些规则多是内生的、连续的、缓慢的，和传统文化关系密切。第三，一种制度形成后，会产生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会希望巩固和强化现有的制度。虽然制度的改变会对多数人有好处，也会受到利益集团的阻挠，也不会轻易得到改变。不只是这种既得利益集团，哪怕是其他人，也会反复考虑这种改变需要付出的成本和所可能获得的利益，很多的人会采取英语谚语所说的，“如果没坏，就不要去修理”。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在回忆过去时，会有不同的选择机制。痛苦的事情，会觉得时间短暂。而幸福的时光会觉得时间相对较长。孔子的要恢复西周，可能就是出于这个方面的原因。虽然“吾生也晚”，没有经历过西周的美好时光，孔子还是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是说自己只是叙述和继承西周的礼仪规矩，并不是要新立一套礼仪规范。这是主动的“路径依赖”。

举一个“路径依赖”的实验。实验将五只猴子放进一个笼子里，并在笼子中间吊上一串香蕉。只要有猴子伸手去拿香蕉，就用高压水教训所有的猴子，直到没有任何一只猴子再敢动手。然后，用一只新猴子替换出笼子里一只猴子。新来的猴子不知这里的“规矩”，竟又伸出上肢去拿香蕉，结果触怒了原来笼子里的四只猴子，于是它们代替人执行惩罚任务，将新来的猴子暴打一顿，直到它服从这里的“规矩”为止。实验人员如此不断地将最初经历过高压水惩戒的猴子换出来。最后，笼子里的五只猴子全是新的，但是，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去碰香蕉。起初，猴子怕受到“株连”，不许其他猴子去碰香蕉。后来，在实验人员和高压水都不介入的情况下，猴子们也恪守“不许碰香蕉”的制度。

中国历史上，这种“路径依赖”的例子，举不胜举。

汉承秦制，唐承隋制，清承明制，都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中国的历史，就这么样，从秦始皇开始，一路“依赖”下来，千年不变。

西汉建立后，基本上承袭秦的体制：皇帝总览全国大权，以丞相为核心的中央官制，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制度。萧何以秦律为蓝本完善了法律制度，叔孙通以秦的礼乐为模板制定了汉王朝的礼乐制度，张苍在秦制基础上，制定并完善了立法和度量衡制度。其他如赋税制度、官吏的选任和管理，以及对地方官员的监察，等等，也都是在秦制的基础上，略作修改。

唐承隋制首先表现在，唐朝继承了隋朝的以三省六部制为核心的中央官僚体制。唐还继承了隋朝的郡县制，只是将隋的“州”改为“道”而已，对于隋的均田制和以《开皇律》为代表的法律法律制度，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隋朝首创科举，并以科举制度代替九品中正制，也为唐朝原封不动地继承。

清承明制是说清朝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源于明的框架，只经过些微的调整和改变，比如，将三院改为内阁，设大学士，继续“票拟”制度，等等。皇太极仿明制设都察院和宗人府，前者作为最高监察机构，纠察弹劾文武官员；后者则负责管理皇族事务。清的创新表现在，仿明制设六部，却不像明代那样直接对皇帝负责，而且，六部都实行复职制，各设满、汉尚书一人。

除了上述明显的“路径依赖”以外，中华帝国还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也得以继续下来。

奴才成为大臣，内朝变为外朝，就是一例。

秦的丞相是三公：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汉武帝时，以地位卑微的尚书制衡丞相，虚置相权，以尚书为主的内朝的权势越来越大。到了东汉光武帝时，一变而为六朝尚书，正式成为政府的部长。隋朝成为尚书省。唐太宗李世民改尚书省为中书省，尚书令为中书令。唐朝末年，地位较低的“同中书门下平章正事”开始参与朝政，到了宋代，成为外朝，称“同平章事”。宋末时简称“平章”，实为宰相。朱元璋在胡惟庸案后，废除宰相，陪皇帝读书的“大学士”地位日渐提高，成为“内阁大学士”，又称“东阁大学士”，其中的“首席大学士”，即是“首辅”，地位相当于“丞相”，“内阁”也成为中央政府的简称。大清入关后，康熙十六年，在内阁外设立“南书房”，雍正设立“军机处”，乾隆以后，“军机处”成为政府机构，“军机大臣”也成了实际上的“宰相”。

为监督地方官员，朝廷经常派员巡视各地。这些巡视官员，虽然官职不大，因手握“尚方宝剑就”，令封疆大吏不敢怠慢。很多情况下，日子一久，这些巡视机构就变成了常设机构，甚至成为一级政府，巡视官员也慢慢地从“过江龙”成为“坐地虎”。

汉武帝派“刺史”去地方检查工作，全国几十个郡分为13州，称为“十三州刺史”，这时，州还不是常设机构，刺史也不是常任官员。随着驻扎时间的推移，州就成了一级行政区，原来的郡实际上降了一级，成为州下面的一级政府。到了东汉末年，刺史就成了州牧。唐代按察使所巡视的“道”，宋代的“路”，都有和“州”一样的演变历史。这样，从中央到地方的机构越来越多，秦汉的郡县制，后来就增加两层，郡上有州，州上有道。这两级政府，都是由巡视机构演变而来的。

到了元代，“行省”成为一级政府，它的首长“行省平章”，成为地方官员。明代成为“布政使司”。明代两代的“部院”，先是作为工作组指导地方工作，慢慢地成为地方的常驻官员。

不只是被动的路径依赖，历史上有不少人，主动地试图回到从前的路上去。

王莽改制就是一例。这位胡适眼中的社会主义皇帝，掌权后，开始仿照西周“盛世”的制度，如更改官制和官名，一再改变币制，恢复井田制，等等。钱穆说他是“书生式的政治家”，黄仁宇说他天真地认为，“金字塔可以倒着砌”。

北周政权的奠基者宇文泰，仿照《周礼》的官制，设立六官机构：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和冬官。他之所以主动地回归，采取这种复古的官制，是希望取得中原地区汉族地主的拥戴。

结语

因为这种惯性的传统思维方式，因为这种“路径依赖”，我们常常把民族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等同于改朝换代。所以，即使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是一再地回到传统的老路上去。

现代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只是物质的丰富，而且是精神的解放与升华，如人的权利和尊严得到保障，人的价值得以实现，以及人与人的平等。

西方的现代化是把人从神的国度里解放出来，相比之下，中国的现代化是把人从人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难度也更大。

没有划时代的思想的解放，没有脱胎换骨的体制的转换，像蛹变为蝴蝶那样，中国的现代化就难以实现，就会继续在历史的磨道里转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