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极简欧洲史》

读《极简欧洲史》

文：亦远（蒙特利尔）

    简要：作者从三大元素即古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教义和日耳曼蛮族入侵的融合来描写欧洲之所以成为今日欧洲。笔调轻松，取材精简，是了解欧洲历史的入门佳作。如果读者在看了笔者介绍觉得没讲明白或者产生疑问，那么笔者就成功了：请看此书。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11年出办澳大利亚社会及政治历史学博士约翰。赫斯特（John Hirst）的书《极简欧洲史》（TheShortest History of Europe）。到去年年底已经第12次印刷了。这本书得到中国学者钱理群，钱文忠和公孙策的联合推荐，后者还为本书写了推荐序。本书是台湾席玉苹翻译的，文笔流畅。如果能配上序者建议的欧洲历史地图就更好了。

    这部欧洲史的确够短的，才12万字。作者试图回答一个问题：欧洲在现代跑了个第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于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特别是和共和国同龄的人们，在他们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真是对欧洲历史一无所知，笔者也是其中一员。在今天中国要重新站立起来的历史关头，我们这些人不由想知道欧洲的文明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为什么无论是万恶的资本主义还是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都是从欧洲起源的。他们为什么无论向右还是向左都跑了第一呢？

    可惜笔者年龄日长，记忆日衰，大部头的欧洲史啃不动了，也记不住了。那天在三联看到这本《极简欧洲史》真是莫名高兴，好像是量身定著的。这本书分两大部分共八章，外加引言和结语。第一部分“欧洲，是个混合体”，第二部分“迈入文明”文字不多，却把欧洲历史从不同的角度说了六遍。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写法。作家不是从流水般的历史事件和五彩般的国家民族变换来叙述，而是纲举目张，抓住了欧洲发展的骨干。作者提出了三个重要的元素作为骨干：

   

    然后作者一一作了反复的解释：

    现代文明的源头是希腊，而希腊的辉煌时期并非单一的国家，而是众多的城邦。民主政治的原型就是在这些小城邦里萌生，尽管只是局限在男性公民而不包括妇女和奴隶。我们现在学习的几何是承袭希腊的。他们能把现实中的形状抽象为有定位无量值的点和有长度无宽度的线。并由此定义出园，平行线，再推理出各种形式的关系（角度）。据作者说，希腊人并不是为了生产的实际用途发明了几何，他们认为几何学是引导人类认知宇宙本质的一个途径。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好奇心。而我们往往习惯于这样的论述“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那么作者的说法对不对呢？笔者只想反问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生产斗争几千年，非常需要几何学，可为什么就没有产生几何学呢？人类自古就梦想登月，这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完全没有关系，只是源于人类的好奇心。而正是这持久的好奇心，终于在上世记六十年代，通过生产和科学实现了这个恒古的梦。

    罗马人比希腊人更骁勇善战，在治国方面也高希腊人一筹，但是罗马人承认在其他方面希腊人比他们高明，因此不是摧毁希腊的文明，而是心甘情愿地卑躬屈膝，复制仿效。这显然使希腊的文明得到了发扬光大。（第11页）

    世界绝大多数宗教都是多神教，中国的迷信里连黄鼠狼都是神，但基督教的前身是犹太的单神教。犹太人的宗教和道德密不可分，提出十诫，至今仍是西方的道德核心。而犹太人的法规也是由此衍生出来的。这和希腊罗马的宗教不同。看希腊和罗马神话，我们经常发现那些神常有失德之事，沾花惹草，勾心斗角什么都来。而犹太人耶稣是基督教的始祖，他把犹太人的道德教训转化成了宇宙大爱。虽然由于内讧，耶稣被罗马统治者犹太人处死，但基督教在大传教士保罗的带动下形成，脱开了必须先成为犹太人的教条，在三百年的时间，遍布罗马帝国。（第21页）

    混合体的第三个要素是入侵罗马帝国的日耳曼蛮族。按照维基百科的说法：“日耳曼”一詞的語源尚無定論。目前最可信的理論認爲“日耳曼”一詞由高盧語的“鄰近”（*ger）和“人”（*mani）組成。日耳曼人是一些语言、文化和习俗相近的民族（部落社會）的总称。这些民族从前2千年到约4世纪生活在欧洲北部和中部。日耳曼人不称自己为日耳曼人。在他们的漫长历史中他们可能也没有将自己看作是同一个民族。在一些不正式的用法中，會將日耳曼人代指為現在的德国人。这本书里显然不是指德国。

    中国古代把异族称为蛮夷。古罗马人，把文明形态低于自己的周边各族人，称作日耳曼诸蛮族。因为这些民族缺乏文字，崇尚武力，他们入侵罗马帝国，最终取代了罗马帝国。可见在历史上，无论是古代的欧洲还是中国，并不是落后就要挨打，却往往恰恰相反。

    这三个很不兼容的元素如何混合呢？首先是罗马帝国的宽容，只要你规规矩矩不惹事，表示对罗马君主的敬拜，他们都可以让你高度自治，信仰你原来的宗教。只是一开始罗马人虽然宽待犹太人，却迫害基督徒。出现奇迹的是在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信奉了基督教，由此罗马帝国变成了基督教的天下，完成了三大元素的第一个连接。而基督教组织几百年的发展，有了和君主一样的教皇，甚至制定了自己的法律。教皇的地位随罗马帝王权力的衰落，逐渐和国王们平起平坐了，从而完成了三大元素的第二个连接：教会成了罗马人的教会。而这个教会并非如我们想象火被告知的那样摧残科学，而是把希腊和罗马的学术保存下来，尽管他们认为古希腊和罗马的伟大哲学家和道德学家只是触及了部分真理。这是第三个连接：基督教会将希腊和罗马的智识成就保存下来。

    更令亚洲人惊讶的是，日耳曼蛮族虽然入侵，却只想抢占最肥沃的土地，而愿意承认罗马君主的统治权。最后罗马君主由于没有领地统治而走到了尽头，取代的是拥有武力却没有多少文化的蛮族首领的分治和战乱。为此国王必须依赖分封的贵族，而没有绝对的权力。这造成“并非所有东西都归国王所有”的概念，这是后来欧洲政府思维的基石。也许这和中国周朝的情况有些相似。但那时的“中国”缺乏一种“普世价值”的宗教，科学也没有达到希腊的水准。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从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的封建制度结束，走上了皇权至上的道路。

    “对政府有所限制”对经济的发展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欧洲经济之所以能一飞冲天，成长速度非其他地区所能比拟，“商人有保障”是个关键。（第29页）

    而蛮族的征服者接受了被征服者的宗教，完成了三大元素最后的连接点。如果读者觉得这不可思议，不妨想想中国的例子。中国所谓的汉族，其实是不断融合北方入侵民族，“五胡乱华“，鲜卑人，蒙古人直至最后的满族而形成的，习惯上称之为汉化了。满族统治中国最长， 被汉化得最彻底，以致本身的文字都被淹没了。但中国没有一个国教，北方民族只不过儒化了。

    当然这样的三结合是个动态的，经历了几百年，在公元1400年开始了文艺复兴。所谓文艺复兴的起因或许可以说是由于一个古老的文化最终要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发展的累赘。那时许多学者游离于教会之外，向往希腊和罗马在创造这些知识时的世界样貌而意图加以拟造。（第37页）

    表面上的复古其实是企图摆脱开基督教包拢万物的教义，使思想变得大胆开阔，天马行空。虽然文艺复兴的学者并非直接攻击基督教。

    接着时势造英雄，修士马丁。路德破除了教会解释圣经的特权，用德语翻译圣经，使得人人都能阅读，成为自己得救的主人。这就是新教。新教认为行善积德虽然是应当做的，但不能因此得救。要得救必须崇信上帝，而只有崇信上帝，上帝就会让你得救。（第47页）

    这样的“理论” 其实是把教皇控制的天主教会架空，因为崇信上帝就不需要崇信教皇。马丁赶上了当时的信息革命-印刷术的发明，使他一夜成名，教皇措手不及，无法把马丁送上十字架火烧。这就是16世记的宗教改革。（第48页）

    十七世纪，是现代科学的发軔期，牛顿的力学证明是太阳，而不是地球才是天体系统的中心。这其实是否定了当年希腊的天文观，动摇了希腊学术的权威。

    于是上面那张图就演变成为：

    这就是欧洲的进步史。方框里标注的是主要的潮流。

    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是用一些具体的史实来说明作者第一部分的观点。看看各章节的中文标题，就可以帮助读者理解作者的观点了：

    第三章争战一千年

    第四章民主意识，这样开始的

    第五章有国王的民主，没国王的极权

    第六章皇帝和教皇到底谁大？

    第七章语言：从两种变几十种

    第八章平民百姓的生活面貌

    罗马帝国遭到三次大规模侵略：日耳曼蛮族，穆斯林和北欧维京人。然后欧洲趋于稳定，开始了欧洲的扩张：十字军东征，逐穆斯林出西班牙和哥伦布航海开始的殖民。这段历史说明欧洲的战争虽然融合了欧洲大陆，但和穆斯林的争夺却由于宗教信仰，或者说文化，而未能融合中东。笔者认为直到今天，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而殖民战争，二次大战之后基本结束，原来在非洲，北美，南美，亚洲和大洋洲的地区不是复国，就是独立成为新的国家。这些地区除了亚洲，在西方入侵之前几乎都没有形成国家。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1993年在《外交季刊》上发表论文《文明的冲突》(TheClash of Civilizations）似乎就是探讨这个问题， 尽管处于政治上的考虑，亨廷顿不想说得很明白。

    民主国家是古希腊的发明。他们还发明了政治，这个词（Politics）是从希腊文城邦（Polis）衍生而来。

    在古希腊，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即所有公民（平民和贵族的男人）齐聚一堂，通过辩论决定政策。这与现代的民主不一样。现代的民主是代议制，并不是所有公民都有权参与辩论，决定政策。他们需要通过选举代理人，由他们通过辩论决定政策。这样不但在人口几百倍于古希腊时具有操作性，而且可以避免平民因为知识的欠缺，目光短浅，做出可怕的决定。比如当年雅典公民表决，处死了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有一个名词叫民粹主义，用一句名言来概括就是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完全否定精英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当然代议制并不能完全避免这个弊病。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是靠民主选举上台的（只不过他们上台之后，废除了民主制度）。而一些特别的政策也需要有全民的表决，例如刚刚举行的英国苏格兰独立的全民公决。同样代议制也不是完美完善的民主，因此还需要辅以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示威游行自由和三权分立的互相监督。

    封建这个词在中英文中含义是一样的，就是分封土地。欧洲这个制度一直保存到近代，而中国这个制度在秦朝就基本结束了。因此，在现代汉语里，我们使用的封建主义和欧洲的Feudalism不是一回事。

    正是因为欧洲延续了千年的Feudalism，所以欧洲的国王和皇帝并不具备绝对的权利，他们必须和分封的贵族妥协。君臣见面要互相亲脸颊，以示平等，这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所以西欧自有王国开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就有不成文的契约关系，这个信念从来不曾完全消失。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国际礼节上，欧洲两国元首互相亲吻脸颊，就是古代这种表示平等的礼节演化来的。如果回顾上个世纪社会主义阵营元首的交往，因为苏联是老大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令中国领导人略显尴尬的举动。（第129页）

    这样的弱势国王，自然会孕育出贫民的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没有得到允许不能进”的私有权概念，也同样生成了地方（当时是城邦）自治的概念。即使今天西方国家的国家元首和各省（州）和市（县）长官的关系都不是上下级关系。地方官员直接由当地选举产生，无需上一级行政官员或机构承认。

    国王和国会一直是权力的两个方面，有合作，有斗争，权力也是此起彼伏，归根结底有相当的制约。这不是什么人设计的，是历史形成的。

    作者还认为英国建立的自由国家的制度，是“奠基于对天主教的敌视，不是因为推崇自由原则才走到这个局面、”（第147页）

    另一方面，欧洲的历史也使我们看到有没有国王并不是有没有民主的条件。英国是个君主制国家，可英国是民主政体。尽管《人类与人民权利宣言》是法国大革命的先声，是现代民主的奠基文件，法国大革命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可建立的是一个极权的政体，犹如一台绞肉机。在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时，西方对此有很多重要的反思，普遍不认为是一个成功的社会改革。

    欧洲在走向近代，形成了大大小小十几个国家。但是教会是跨越国界的，尽管有种种教会之争，但是其基本教义仍然是一本完全相同的圣经，或者说一个主义。于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就在历史上反复提出：皇帝大还是教皇大？毫无疑问，皇帝，无论是直接执政还是君主立宪，都是世俗的，就是负责国家行政的。而教皇，尽管还在罗马城有一个小国梵蒂冈，但毫无疑问是企图控制人的思想的。可喜的是教会没有行政的权利了，政教分离，教会失去了强迫人们信教的能力而必须依靠“正义”来吸引信众了。拿破仑对此有他独特的贡献。（第180页）

    当然拿破仑还有一个更伟大的遗产，那就是《拿破仑法典》（第178页）该法典基于个人主义思想和自由平等的观念，是近代民法的典范。其核心为所有权的绝对化、契约自由及过失责任等三项原则。《拿破仑法典》几经修改，至今仍在法国有效。法典规定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以及人身自由、契约自由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基本准则。

    欧洲今天五花八门的语言来源于拉丁文和希腊文，均属于印欧语系，和中文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按照作者的说法来看，拉丁文在一定历史时期和中国的文言文有相似的地位，是一种精炼的官式语言，和民间的口头语言有相当的差别。由于拉丁文饶富词尾变化，因此能言简意赅，非常适合当座右铭。（第184页）。同样我们至今在很多成语中还是使用文言文，以致不少人并不明白这些成语的本意。

    但这两种语言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字母一个是象形文字；一个是和字母的发音或拼音联系在一起，一个是发音和字体完全脱离。可以想见如果中文也是拼音文字，那么今天的广东话（粤语），福建话（闽语），甚至湖南话，四川话都会自成语种。其实粤语不但在发音上和普通话差别极大，就是在语法上也有很大的不同。普通话说“你先走”，粤语则说：“你走先”。今天的普通话并不是历史悠久的“话“，是元朝以后混合了中原，蒙古，满洲等语言形成的，反倒是粤语，闽语保留了古汉语的一些发音和词汇。例如闽语中的餸，在现代汉语中早就不用了。

    那么统一的文字对统一有帮助吗？恐怕不一定。因为朝鲜和越南都使用汉字，却变成了独立的国家，反倒是使用不同的文字如藏语，维吾尔语和蒙古语的地区并没有脱离中国。今天，朝鲜和越南都废除了汉字，而中国的宿敌日本还在使用相当多的汉字，他们对现代汉语词汇的贡献远远超过中国本身。

    本书没有涉及阶级斗争，谈到了阶级（Class）和地位（Estate）。笔者认为作者实际上使用矩阵关系来描述两者的。（第132页）作者用了一章来描述平民百姓的生活。根据他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古时期农民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能过吃饱就是莫大的享受。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是由于他们的起义和暴动，而是土地的所有权和生产的提高。

    需要探讨的是这个词， Estate的翻译。其原意是一群人的意思。在欧洲封建社会，通常指神职人员，贵族和平民这三个人群。可是马克思不是这样来划分社会人群的，他使用的是阶级（Class）。中文“阶级”这个词是从日文翻译马克思著作来的，于是就没有一个贴切的中文Estate名词.(Estate还有一个房地产的含义，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本文作者认为上述的三个人群中都有明显的贫富之分，或者笔者用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三种人群中，都只有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与中国的社会很不一样。中国没有贵族，即便是有世袭特权的开国元勋和皇亲国戚，其后代也是级别辈减，刘备是东汉初中山靖王之后，到了东汉末却是打草鞋的个体户。而神职人员在中国社会基本没有社会地位，甚至是被嘲弄的对象。至于平民，应当包括地主。中国由于子女分家继承的传统，往往是富不过三代，贫富交替非常频繁。

    笔者还要指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几乎密不可分。在1949年作为工人的绝大多数不是农民的儿辈，就是农民的孙辈。到了今天，绝大多数的工人还是从农村来的第一代，被称之为农民工。而八千万左右的共产党员中的大多数也还是农民。所以笔者认为中国社会现代的阶级划分有点照搬一个西方理论，没有符合实际。有一个名词是在中国几乎天天听到的，就是“中国特色”，可是社会结构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大问题上，却很少在主体论述上听到强调中国特色。

    作者说：“这两场革命（英国的工业和农业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变迁是痛苦的。然而，世上第一个工业兼都会国家提出这样的远景：它将带领过去只够活命，饱受艰辛的平民百姓，迈向一种无可想像的富裕。”（第221页）

    本书的结语就是开始的问题：欧洲，为什么可以抢第一？

    作者提出的第一个回答是自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西欧再也不曾出现一个统领整片疆土的强大力量。“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属于国王”，这是欧洲自由和繁荣的基石。欧洲的历史演进泰半从奠基的这一刻起便已注定。（第224页）

    为此作者对比了欧洲和亚洲特别是中国古代皇权的绝对性。记得李慎之先生对笔者说过：中国历史上独裁的程度是世界其他任何地区所没有的。

    作者提出的第二个回答是“权力分散，遗产多元”。他认为欧洲在政治上虽然四分五裂，但仍是一个完整的文明，中世记以降就一直被称为基督教文明。表面看这和亚洲中原地区一直以儒家为文明的基础是相同的。不同点在于，欧洲的国王和教皇是“二权分立”互相既支持又制约，给思想的多元化留有空间。而中国对儒家的解释是皇帝的特权。可以说儒家是皇帝的驯服工具，结果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没有人敢说超越前人。

    欧洲的权力不但分散，精英文化也是个大拼盘，与君权统治之间的系带并不牢固。所以为作者提供不少灵感的伊斯兰文化专家家帕特里夏。克龙这样来问：“欧洲究竟是跑了第一？还是怪物一个？”在她看来，欧洲毋庸置疑，不折不扣是个“怪物（Freak）”（第227页）英文这个词含有“非常特殊和出乎意料”的意思。所以更准确的翻译或许是：欧洲有欧洲的特色，无法复制。这倒吻合了中国的官方说法：不能照搬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