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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什么害怕“占中
文：梁文道
那天我在大埔搭小巴去港铁站，就一路听着前座的男士畅论时局，他仿彿早已看穿了眼前局势，自信满满地说：“这还不都是泛民那帮人在搞鬼，他们的用心太险恶了……”由于他的友人表现出半信半疑的神情，所以他就更严肃也更用力地高声强调：“难道你还没听说过吗？其实有大量证据证明他们的背后有美国人支持。就连那帮学生，也都是英美煽动出来的。” 下车之后，我走进港铁站大堂入口，迎面就是几个穿着黑衣服的女孩在发传单，看样子应该是大学生吧。我接过传单，站到一侧仔细阅读，原来上头印着的是她们罢课的理由，以及她们对市民支持的呼吁。看完之后，我走到刚才把传单递到我手上的那个女孩跟前，叫了她一声“小姐”，结果吓了她一跳。这时我才想起，听说这一代的大学生比较习惯人家叫他们“同学”。然后我就试着用安抚的语气告诉她，这张传单上头少了印製和出版单位，这么一来，就算单张内容再清晰有力，但出处不明，好像也还是有些不妥吧。这位个子瘦小，一头汗水的“同学”很尴尬地笑了，斯文客气地近乎恭敬：“係噃！真是不 好意思，我一定会回去向同学们反映。很谢谢你呀，先生。” 我走开之后，又忍不住回头，看见她已经在和其他两位女孩认真地埋头研究那叠单张，背包上的“松弛熊”小玩偶一左一右地来回晃动。这时候，积压了几天的情绪一下子涌了上来，平常不太容易激动的我，终于在这最平凡的时刻湿了眼眶，原来这就是被“英美势力”动员出来的学生吗？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走到这一步？社会撕裂成完全无法坐下来好好说话的两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失去了就事论事讲道理的能力，一切都着眼于“用心”、“动机”，以及“背后的势力”。这么热的天气，还有这么多稚气未除的少年穿着黑衣走上街头，去为大家想望了30多年的梦想卖力；这难道不是我的过错，不是我这一代人的失职吗？为了追究自己没有做到该做的事，为了试着理解当前景况的来龙去脉，我现在必须整理一下过去两年多来的观察和思考，说一些或许不合时宜（而且来得太晚）的话。 我没有水晶球，执笔此刻也无法猜测目下这场声势浩大的占领运动的结局。但正如许多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样，它的长期效果反而要比短期的具体走向容易推论。就拿占领运动的杀伤力来说好了，许多论者在谈“占中”的时候，一直只盯着它对社会民生的干扰，怕它破坏交通，打击经济。然而，要是比起它结束之后才逐步发散的力量，它正在发生的时候所带来的影响，就真是微不足道了。 若是按照“占中三子”原来的预估，整个行动的参与者大概只在5000人上下，如果到了1万之数，就算是超出期望了。这1万人应该会乖乖坐在地上，不冲击什么，也不破坏什么，只等着警察清场时一个个把他们抬走。依照香港警方历来清理示威的表现推算，在这种情况下收拾“占中”应该不会花上太多时间，两三个星期就叫做很长了。真正的问题反而在把这5000到1万人统统捉回去之后。
不想占中如原来计划般发生
表面上看，警方在9月28日当晚的行动简直是愚蠢得匪夷所思。但我们不应该在解释事情的时候把人想得太笨，只用“脑残”等其实没有说明过什么的理由去敷衍，反而要尽量换位想像决策者的“理性”。如此一来，除了坊间流传的想在十一国庆前清场，以及接下来我还会详细分析的“鹰派综合症”之外，我想得到的原因就只能是他们不想看见“占中”的发生；准确地讲，是不想让“占中”如原来计划般发生。包括保安局和律政司在内的决策当局一定晓得“占中”倡议人戴耀廷先生的构想（因为他早已清楚地在文章里介绍过了），所以他们宁愿以催泪弹和武力迅速驱走多数群众，甚至像周融先生所说的，等民间反占中人士“自行清场”（他的意思是这两天我们所看见的涉黑暴力行动吗？），尽量不要让事情拖得太久，也尽量不要逮捕那么多人。 为什么？首先，警方根本没有能力去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过万警员每日超时工作，取消假期一两个月，这不只是分散了正常的警力分布那么简单，更是实实在在的士气问题与资源问题。不要忘了，取消休假和加班，这全都是白花花的银两；泛民议员更可能会在将来拿着下一份政府预算中的保安开支兴师问罪。一个理性的决策者不可能想不到这种问题。 其次，更大的问题，也是“占中”真正厉害的地方，是那几千甚或1万被告进入司法检控程序之后的场面。按法律学者王慧麟先生的分析，依照香港法律，这1万人是不能以集体代表的形式应讯的，他们必须按照具体“罪行”的类别分批甚至是单独上庭。请想像一下，单是一个被告在警方那里做口供笔录的时候已经能够玩出很多花样了（正如好些大律师所言，一个读历史的大学生大可在忆述当时情景时说一下自己正在看的书，从女娲补天一直说到1949年共党建政，而警员则必须一字不误地死死记录）。然后他们的案子还要经过律政司那里一一审视，接下来才是出庭受审。1万被告，整个司法程序走完（还不算上诉的工夫），三五年的时间大概是跑不掉的。到时候，有瘫痪危机的就不是港岛交通，而是整个香港的司法体系（除非特首颁布紧急状态，以简易程序处理。但这又会触发另一轮更大的问题了）。 稍识公民抗命历史的人都晓得，它的主要舞台从来不在现场，而在法庭，尤其是在堪称独立健全的司法制度之下。那1万人每上一次庭，就是慷慨陈辞表白良心的机会，这会为社会带来多少触动呢？假设有一位70多岁的“冯伯”今天要出庭了，会不会有支持者在庭外集会“力撑冯伯”，然后即时发动一次小型占领行动？那几千人在等候出庭的时候总不能不准保释长期扣留，于是就能像现在好些行动人士一样，被告期间又重回战场，小股作战地反覆抗命反覆被告。在整个程序期间，在媒体和民间舆论的关注底下，更大规模的公民抗命就有可能在道德感召的情况下发酵。比如说抗税，同样是犯法，同样要上庭，但在司法体系被拖慢效率，一大批被告都还在街上逍遥而用不着收监的状态里，这岂不是一个成本很低而又很有吸引力的良心行动？万一抗税等一连串的公民抗命持续爆发，那就是没完没了的不尽循环了，并且可能有往外扩散涟漪般的效果。与这种局面相较，目下两三个礼拜的交通不便和股市波动，实在算不上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当戴耀廷先生曾在上个月声称尽量不要在工作日发动“占中”，以免影响金融市场，很多批评他“没出息”的论者大概是一时忘记了“占中”的重点所在。
一次不计成效的道德运动
没错，当前的占领运动已经超出原来的预想，几千人呆坐场上等人清理的局面可能是不会发生的了。不过，除非所有市民自愿和平散去（我们都知道这个机会不大），否则迟早还是要有一次清场行动。警方可以只清场却不逮捕不落案吗？就算真有如许荒谬的发展，或者他们只带走少数几百人；他们又能制止部分意志特别坚定的行动者去主动投案自首吗？又能阻挡将来各式各样小规模抗命行动的“遍地开花”吗（不要忘了，十几二十万参与过占领行动的市民要是全都没有后果，那就等于变相鼓励未来更多的公民抗命）？因此，或迟或早，前述景象还是要来的。9月28日的警方行动，可能是想制止这类情形的出现，但反而却推动了它的提前实现，而且还早一步地扩大了这次行动的国际影响（国际社会的关注本来也就该在“占中”的剧本当中，只不过未必会来得这么快，也未必会来得这么大罢了）。 最近几天，很多支持占领行动的朋友都在讨论整件事应该如何收场，其中重点往往集中在它的短期目标和诉求；但万一这些目标和诉求都达至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答案很简单，不必怎么办，静坐便好。因为这场运动就像戴耀廷先生所说的，早在人大决定颁布之后，便已注定“失败”（因为它的目的本来是要中央让步，开放一个在提名上不受限制的特首选举）。自那时起，它就成了一次不计成效的道德运动。但另一方面，它却也为港府和北京带来了日后许多年都不可能彻底解决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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