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与人类自由精神

文：林贤治

文字符号自创造之日始，其自然而不规则的组合便呈现为一种散文形态。对于散文，希腊人称为“口语著述”，罗马人称为“无拘束的陈述”，都是就散文的本然状态而言的。被称为散文者，质朴而富有张力，几乎披覆了历史学、哲学、宗教学、政治学、文学的所有著作，甚至自然科学著作。诗是灵物，既不宜思考，也不宜叙事，只宜承载幻想和情感；其中有益的成分，往往因敷设以取悦感官的韵律所破坏。散文则不然，枝叶留在空中，庞大的根系深入地下，始终谋求精神与生活的汇通。

后来有学者出，从中把格局较小，篇幅较短，且富于文采者分割出来，谓之曰“狭义散文”、“艺术散文”、“美文”、“随笔”等等，有如古代的分封诸侯，另立疆界，自成一统。其实，散文并非王国，乃颇类联邦共和国：在每一块疆土之上，弥漫着同一种共和的空气：人类的自由精神。

卢梭有一句名言：“人是生而为自由的，而又无时不在束缚之中。”在这里，“束缚”固然可以作关于必然性的形而上的理解，具有实际意义的阐释，应当是民族文化传统、制度、宗教、法律、道德、舆论等对人类个体的规限和压迫。奴役与自由的斗争，贯穿着人类的全部历史。社会的开放程度，宽容与否：文人集团的素质、意识、人格、生存状态，都直接影响到散文的盛衰。

中国自近代以降，曾经一度兴起全面反传统的思潮，以至今日，仍然有人持汉民族不存在“蓝色文明”的看法。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则认为，中国远在春秋时期是自由的。的确，那是一个思想与政权得以平起平坐的时代，所以有灿烂的诸子散文。及至秦汉，先是焚书坑儒，继则废黜百家，知识分子三缄其口，文学方面便只剩下赋了。贾谊的政论和司马迁的《史记》，实际上可以视作春秋诸子的遗风。汉赋大而无当，夸饰过甚，连屈赋里的一点“高级牢骚”也没有，从形到神都是反散文的。魏晋以后，文学走向自觉时代。建安诗人以诗为文，创立一种称之为“风骨”的罕有的风格；当此黑暗与战乱之际，同时出现逃避现实的另一种倾向：幽玄，散淡，放逸，颓靡，琐细。极权主义变得松弛之后，思想容易流于瘫痪。散文化小说《世说新语》，很得文学史家的推崇，其实是末代士风的写照。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以散体扫荡骈体；他倡导的古文运动试图在复古口号的掩护下解放散文，却陷人了“文以载道”——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大峡谷。好在当时的古文大家还有几分气魄，写得出像《封建论》一类文字；到了明代，大兴文字狱，行世便只有小品了。清末留学生运动打破了千年禁锢的局面，五四狂飙继起，揭橥“个性解放”和“文学革命”的大旗，不出数年，出现了一批操使现代话语的文学作品。其中，散文成绩最大，公认在诗歌小说戏剧之上。肮脏的马厩毕竟不是一个早晨可以打扫干净的。新文学传统尚未完全确立，就又附上了古老的鬼魂。在中国亟待大批战士出现的时候，相当部分战斗过来的前驱者却退下阵来，以调和、闲雅、幽默的态度同旧世界对话。都说30年代是散文的盛期，其实危机已然发生。所谓危机，本质上是“角色危机”，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溃退。于是，鲁迅成了绝唱。

俄罗斯文学的历史并不长，如果从普希金算起，也不过二百年时间，却见大师辈出。他们的散文，不为一般文体的容器所限，而更多地保留在回忆录、评论、书简中间，著名的如拉吉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等。这些作品，一样高扬自由的灵魂。可以说，俄罗斯文学是真正的“自由文学”。它的产生，并不依靠统治者关于“自由”的种种恩赐；相反，是作家以团体的自由意志对抗专制政体而自然形成的。这样的文学，以社会自由解放为艺术目标，因而颇异于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仍然有所赓续和补充：蒲宁、高尔基、曼德尔施坦姆、爱伦堡、索尔仁尼琴……他们以各自的精神创造，让艰苦备尝的人类记住了他们。而记住了他们，就记住了俄罗斯。

鲁迅不只一次说，中国没有“俄国式的知识分子”。俄国知识分子是特殊的一群，理想的一群，殉难的一群。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指出：“知识分子是俄罗斯现象”，“知识分子感到自由受到历史的重压，他们对这种历史重负发难。”他由衷赞美道：“俄国知识分子的敏感与多情是罕见的。”在世界文学中，正是他们，提供了以人格和思想创造文学的光辉例证。

说到西方散文，人们总是把蒙田和培根例举为始祖式人物，其实这是囿于狭隘的文体观念所致。在此之前，从柏拉图、西塞罗、琉善，直到奥古斯丁，已经写下许多博大而深邃的文字了。“中世纪”严格说来是一个西方概念。在中世纪，上帝的绝对统治建立起统一的世界观念，人与神的对话，乃至异端的声音遂得以广泛地传播。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颠覆了神的秩序，人类的自由精神渐渐复苏。在英国，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洛克的《论宗教宽容》、密尔的《论自由》，都是震聋发聩之作。弥尔顿宣称，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因此，他不能不猛烈抨击“书籍大教区的大主教”，一批“铁锈式人物”对思想学术的“暴君式统治”。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资本积累培育了广大的市场，雄心勃勃的资产阶级，以及活跃的竞争机制。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同时在这里找到了合适的土壤。18世纪初期，报纸杂志相继涌现；

有名的《评论报》、《闲谈者》和《旁观者》，创造了专栏作家和一种流行文体。这种文体，力求迎合有闲阶级的需要：雍容、细密、洒脱、有趣，是典型的英国式随笔。比较起来，法国散文有着很大的差异。这是与两个不同国度的知识分子的特性有关的。自卢梭之后，好像幽灵似地，法国总是不断出现向社会挑战的斗士或狂人；大革命的火焰，搅拌了所有作家的血液，无论共和派、保守派、颓废派，都表示出了对政治的关切的热情。在19世纪，法国经历了共和与帝制的急剧的更迭。此间，一批知识分子如雨果、基涅、路易·勃朗和欧仁·苏等，因为坚持强硬的共和反对派立场，拒不接受政府的赦免。“我忠于我对良心许下的诺言。”雨果发表声明说，“我坚持到底，与自由一同流亡！”对独立、自由、民主的热爱，法国知识分子的表现是十分突出的；本世纪60年代的“五月风暴”，未始不可以算是上一世纪大革命的又一个回声。比起俄国知识分子，他们的斗争富有浪漫主义的特质。雨果说：“浪漫主义，就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说到法国文学，包括散文，确乎特别的自由犷放，深具冲决的力量。至于德意志，这是一个盛产哲学头脑，先知与疯子杂处的地方。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德国统一的时间相当晚近；可是，在满布容克地主的小王国里，知识分子居然拥有那么超迈的世界性眼光，这是不能不令人惊异的。他们写下许多震撼世界的散文著作，从路德到马克思，从歌德到海涅，从黑格尔到尼采：有意味的是，竟没有一个纯粹的散文作家。

美国远离欧洲大陆，但是文明的源头在欧洲；英国的清教，对于美国精神的影响尤巨。那些清教徒的子孙，冒险者，战斗者和拓荒者．他们历经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从事西部边疆的开拓，在现代民主和经济建没的进程上，始终充满着英雄主义和实验精神。在这个年轻的移民国家里，知识分子并没有自视高贵，却能够在平民本色的保持中，深明自身的职责。从初始的政治斗争，及至后来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他们一直致力于个人性的捍卫。在爱默生们看来，只有在个人不受侵犯的情况下，社会才是健全的。幸运的是，他们的政治家并没有妨碍他们，而是跟他们一道进行社会的改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许多出色的散文，包括演说辞、文告、通信，都出自政治家的手笔。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完成对美国的考察以后，在他的著作中指出：“美国人在任何方面，都不规定思想的总方针和工作的总方针。”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美国散文，必定是盛大的，裸裎的，强健的。即使在“垮掉的一代”中，他们的文字，仍然有着对自我的执著的关注。

霍布斯把自由分为两类：“行动自由”和“愿望自由”。一般而言，自由当指行动自由：对于作家来说，即是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愿望自由是主体的，内在的，相当于俄国哲学家斯洛基所说的“意志自由”。行动自由是事实性存在，而意志自由是应当性存在，是以价值存在为最后依据的。意志自由是对行动不自由的反拨，对既定的、必然的存在的对抗。鲁迅所以强调“奴隶”和“奴才”的不同，正在于奴隶虽然没有行动自由，却有“心的反抗”，也就是说还有意志自由。从历史上看，当然不能说政治文化高压政策一点效力都没有：罗马帝国，秦王朝，除了暴政以外，不是很少留下其他东西么！可以想见，专制政体于散文写作的威胁是致命的。奥威尔说：“在极权时代，诗有可能幸存；有些艺术或半艺术门类，比如建筑，也许还发现暴政的好处。只有散文作家没有选择的余地——要么沉默，要么死掉。”他断言：“任何极权社会，如果得以延续两代人以上，就算已有四百年发展历史的散文，也有可能完结。”问题在于，意志自由是无法扼杀的。这样，暴君同样有可能落在不甘沉默的散文作家的手上，从而失去平索生杀予夺的自由；具罪恶的黑手非但不能掩尽天下目，反之，将被文字永远钉在耻辱柱上。倘世间果然没有这样的文本，我们凭什么知道尼禄、赢政、伊凡四世和希特勒？最可怕的是，倒是知识分子自身对自由的渴望的弱化；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内部不自由”。这比什么都严重。这些知识分子，在专制主义的统治下，把个人著作为自己赢来的声誉，也即“知识特权”，当作社会已经获许的普遍自由而加以滥用。单是文学史，例子便不鲜见。

密尔指出：“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人类的自由精神，在许多时候，都是依仗着个人思想家薪火相传。如果连他们也放弃了这种责任，借用杜勃罗留波夫的题目，“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也要消失了。

自由精神表达的形式、内容和深度，决定个人散文，以及不同国家民族的整体散文写作的特点与成就。在这里，我们分别集取了六个文化大国的代表性作品，名为《世界散文丛编》，以作精神现象的艺术的或一面见证。让阅读者用比较文学的眼光，看看散文——其实也是文学——怎样随同人类走向进步，或者竟不进步。知识和经验，未必一定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而精神存在本身，是可以不问时间的迟早或长短的。马克思有一个经典的说法是：希腊艺术和史诗，至今就某方面而言仍是高不可及的范本。他指出，要理解这一点是困难的；但接着，他本人便解释说，因为这些古代作品表现了一个“正常儿童”的“天性”。而这，大约也就包含了同样一层意思的罢？

注：本篇原为《世界散文丛编》总序，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