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25）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25）

文：林炎平

中国的“西化”——恰如西方的“希化”

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国家几乎毫无保留地认同了古希腊文明。这些最先义无反顾地接受古希腊价值的民族，个个社会随之进步，而无一因此失去了自我。——作者

慈禧太后——反西化斗士

毋庸讳言，现代中国的改革和开放的历程就是“现代化”的历程，而国人耳熟能详的和国际“接轨”就是和“现代化”国家的接轨。这里的“现代化”就是以西方现代的现实为标准的。但是，与此同时，国人对“西化”却讳莫如深。

对于“西化”，国人历来有不同寻常的恐惧，世界上似乎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像华夏一样对外来的文化如此恐惧万分。尽管不同阶层的恐惧理由不尽相同，甚至完全不同，但是那份恐惧却是普遍的。

诚然，每个民族都会对自己不熟悉的文化和文明进行本能的抵触。如果说这是最初本能的行为，那么随之而来的就应该是理性的思考和基于理性的行为。回顾西方的历史，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方并非自古以来一成不变的西方，实际上西方也经历了被外来文化所改造的历史。

“文艺复兴”的实质是欧洲的“希腊化”，“文艺复兴”使得整个欧洲都经历了本土文化被古希腊文化改造的过程。但是欧洲不仅没有恐惧，而且还热情拥抱了这次改造。在“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意大利，人们没有恐惧今后他们会不意大利了，也没有由于自己辉煌的古罗马历史而觉得被一个自己过去曾经征服过的民族的文化所改造是一件丢面子的事情。既然意大利人都不恐惧，很自然地，法国人也没有理由恐惧今后会不法国了，德国人也没有怕自己以后不德国了，英国人也没有怕自己不英国了，后来的俄罗斯人也没有怕自己不俄国了。但是到了中国就不行了。

清朝末年，王朝内外交困、统治岌岌可危。为保住爱新觉罗的江山社稷不丢，慈禧太后允许由改革派大臣李鸿章、张之洞主持进行改革和“西化”，亦即“洋务运动”。但是改革还未开始，慈禧太后就首先定下了“四个不能变”，即：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自己的最高皇权不能变。

这样，改革和西化在中国就不可能是本质上的了。现在中国的反西化“斗士”应该对慈禧太后感恩戴德顶礼膜拜，因为正是他们的太后勇敢地抵挡了西化的浪潮，不愧为反西化的中流砥柱。他们今天的勇气大概也一部分来自于慈禧太后，至少和他们的太后异曲同工。

在华夏，祖宗之法不可变之类的原则似乎根深蒂固，老祖宗的东西是如此之好，以至于绝对不能受到外来的影响，或者被外来文化所改变。不过颇具讽刺意义的是，那时的中国，距离上一个汉族王朝的灭亡已经有两百多年了，华夏已经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外化”，亦即“满化”。如果没有武力的强制执行，这样的“满化”是完全不可能在华夏进行的。那时的“满化”比中国后来可能的“西化”要严重无数倍。“西化”仅仅是文化上的，而“满化”却除此以外还带有严重的侮辱性。但是，在最初的顽强抵抗后，华夏彻底屈服于武力，义无反顾地进行了“满化”。

满族入主中原后，为了政权的需要，强迫汉人和其他民族进行“满化”，接着其自己也进行了“汉化”。满族统治者为了其政权的巩固，所有可以做的都做了。从大规模的屠杀，到严厉的户籍管理和残酷的连坐治罪，到文字狱，到篡改历史，甚至到接受汉文化，清朝都不遗余力去做了。满族在文化上被汉化了，汉族在文化和外表上被满化了，更加本质的是，整个华夏土地上的民族，主要是汉族，但不仅仅是汉族，在性格上被进一步地奴化了。清朝的高压统治使所有在这个政权下生活的人不得不在所有方面都服从清朝的意志和遵循清朝的规则。既“杀人”也“诛心”，这是清朝的统治手段，他们认为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就是靠这两手才坐稳了江山，于是他们也必须这样做，只是他们决心做得比他们的前任更加彻底和残酷。

在文化上，清朝的罪过不是让中国和他一起落后, 而是把中国的传统包袱几乎毫无舍弃地发扬光大下来，而且增添了他们自己的包袱。本来，他们自己没有多少历史包袱必须承担, 也没有多少文明可以发扬光大。入主中原后,在其强悍的外表下，藏着谦卑的内心。满族其实除了服饰和礼仪外什么都舍弃了，在文化上的彻底汉化对满族自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在表面上的彻底“满化”又顾全了清朝的面子。但是这“相得益彰”对华夏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不过，即便没有清朝，这个错误的本质中国未必就可以避免。中国从秦朝到明朝几无变化，因此即便是李自成，而不是清朝，成为下一个统治者，我们也可以想象其不会比清朝更加有作为。但是，作为一个朝代，明朝对于西方的接受还是远远超过了清朝。

清朝最大的罪过是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尊严，从性格上进一步奴化了中国人。

满族统治者对于中原和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征服的方式是极其残酷的。只是由于满族成了中国的一员，不胜枚举的惨烈屠杀被认为是民族内部的问题而被淡化了，被遗忘了。

清朝的汉化是不可避免的。清朝对于中原的征服是一个典型的落后对于先进的征服。由文化和物质上落后的民族对于相对先进的民族的征服只有两个出路，一个是如同成吉思汗的蒙古，其征服了中国和欧洲后，由于拒不接受被征服地区相对先进的文化，其统治很快分崩离析。另一个是古罗马的选择，其征服了古希腊和其他广大地区，但是很明智地接受了古希腊文化。古罗马的文化其实就是古希腊的翻版，只是古罗马人没有古希腊人的特质，抄来的虽然好用，但是精神却没有继承下去。清朝的选择基本上和古罗马一样，只是没有古罗马的气度和运气，其所接受的文化没有古希腊的特质，而其自己没有古罗马的勇气。应该坦率地说，即便有接受古希腊文化的机会，清朝恐怕也不会有这样的勇气。毕竟，华夏文化是一种为集权服务的文化，而古希腊文化就完全不同了。以清朝当时和后来的所作所为，即便有古希腊文化其也不可能接受。古希腊文化不可能山呼万岁，也不可能制造奴才，这就是清朝绝不可能接受的理由。

康熙的汉化和彼得大帝的西化

就在清朝入主中原，开始接受汉文化也迫使汉人接受满装的时候，在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也发生了重要的变革。当时落后的俄国开始向西方学习。俄国一开始并没有沾上太多“文艺复兴”的光，但是彼得大帝（1672－1725）使俄国出现了转机。彼得大帝的西化和康熙开始的汉化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被国人誉为“千古一帝”的康熙（1654－1722），和俄罗斯的彼得大帝是同时代人。康熙比彼得早18年出生，早3年去世。康熙7岁继位，彼得10岁继位。康熙在忙着全盘汉化和奴化，而彼得却在忙着全盘西化。这个后来被称作“彼得大帝”的俄罗斯人远比后来被中国人奉为“千古一帝”的康熙粗鲁，也比康熙谦卑。他学得一手好木匠活，并以此为荣，还乔装成普通随员混进他自己组织的参观团到西方取经（1697年），回来后立志把俄罗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改造成西欧的样子。

彼得大帝

彼得大帝首先要把俄罗斯的服装全部改成西欧样式，把俄罗斯男人的大胡子统统剃掉，并且这项改革就从宫廷和大臣开始做起。如此改革必然遭到守旧的大臣们的激烈反对，在当时的俄罗斯，男人不留胡子就如同光着身子。但是彼得大帝的决心已下：“胡子和脑袋, 你们可以选择一样留下来，并且只能选择一样。”俄罗斯的西化就这样大刀阔斧地推进了。这令人想到在此不多年前发生在华夏的正好相反却极其相似的事件，清朝让所有的汉人削发留辫，清朝统治者所喊的口号 “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和彼得的几乎相同。不同的是彼得用西方的装束改造了自己的民族，而清朝用自己的装束改造了华夏民族；彼得仅仅在宫廷里从大臣开始进行了旨在表示决心的形式上的西化，为实质性的西化铺平道路。而清朝则是在民间通过极其残酷的杀戮来强迫执行旨在满足清朝统治者虚荣心和掩饰他们恐惧的“满化”。

在此前，中俄尼布楚条约已经在1689年签订。这个条约据一些国人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部平等条约。应该指出的是，这部条约是用拉丁文、俄文和满文写的，以拉丁文为准，中文根本没有出现在正式的条约上，只是后来在非正式的石头碑文上和满文、蒙文、俄文和拉丁文一起刻了上去。后世的国人可能不理解这是怎样的一个讽刺，连自己的文字都没有出现在其上的条约居然还可以是“平等”的？一个外来的民族代替华夏签订了一个没有中国自己文字的条约，而国人却把这个条约奉为“第一部平等条约”。至于那个“第一部”的说法，也许没有异议，因为像这样的“平等条约”应该是“空前”的，以前尽管无耻过，但还没有无耻到这步田地，可惜的只是没有“绝后”。对于这些国人，就差一部仅有日文而没有中文的“平等条约”了。

“尼布楚条约”签订时康熙皇帝35岁，在位已经28年；而继位10年的彼得大帝才17岁，还没有亲政。这两个统治者的较量还没有真正开始，但是这两个民族的冲突已经无可避免。东进的俄罗斯和西进北扩的清朝，必然导致这两个民族在地域上迎头相撞，这是在利益上的冲突，从历史的角度看无可厚非，每个民族在历史上都扩张过。而这两个民族对于她们要继承的文化的不同选择，注定了他们在此后的统治中南辕北辙，而这样的统治所留下的痕迹也会截然不同。这个痕迹可以是社会的，政治的，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和民族性格的。

彼得大刀阔斧对俄罗斯的改革并非不残酷，他为了俄罗斯更接近西方，接近海洋，他选择了波罗的海沿岸一处兴建他的新首都，这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兴建圣彼得堡极其艰辛，俄罗斯人为了彼得大帝的西化理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彼得在所有这些艰辛中也身先士卒。有一次圣彼得堡未竣工的皇宫失火，在夜色和火光笼罩下的救火人群中，有一个高大的身影，手里拎着水桶，上蹿下跳和灭火者一起折腾，这就是身高两米的彼得。他至少在驱赶俄罗斯走向西化的过程中以身作则。俄罗斯在被彼得驱赶着走向西化的过程中是跛足的，俄罗斯在意识形态上和社会制度上的西化远远落后于其物质和形式上的西化。但是对比清朝的完全拒绝西化，俄罗斯从彼得大帝开始的西化已经值得赞扬了。康熙没有这个胆量和见地，他既不敢割辫子也不敢改服饰，更不必说实质的问题，他的“雄才大略”就是要用尽一切手段驯服他版图内的人民和扩大他的版图。

对于满族统治者来说，统治的稳定是第一重要的，“满化”和“汉化”都是他统治的需要。他的运气绝不比彼得差，应该说他的天时地利都胜于彼得，人和也不差。如果说他接受汉文化出于不得已，那么他实行西化的难度其实不会比他的父辈强迫汉人“满化”更大。他还有过学习西方的念头和举动，对西方的传教士还算容忍, 对西方的科学还试图理解和看重。今天来责难康熙没有西化未必公正，他没有这个远见卓识也并非不正常，只是他的俄罗斯对手彼得大帝有点太“不正常”，那实在是一个决心用外来文化改造自己民族的“狂人”。

西化的机会，康熙是有的，明末已开始了西学东渐；强制的手段，康熙也同样有，就如同强迫汉人满妆。虽然康熙不是彼得，但是他还有胆量用一个外来的文化改造他自己的民族，只是这个外来的文化是可以为他统治所用的汉文化。如果说康熙还有一点点对于西方文化的容忍，那么到了他的孙子乾隆(1711－1799)那里也就彻底没戏了。乾隆也算个盛世皇帝，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此人应该被历史记住的不应该是盛世，而是他对他爷爷的“文字狱”暴行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升级、下江南的挥霍和歌舞升平，以及对于一些外族，比如准噶尔部落等的虐杀。在他给自己封为“十全老人”的盛名之下，是整个华夏人格的全面堕落和对于华夏周边民族的种族清洗。

在康熙的孙子乾隆潜心“文字狱”和“下江南”的同时，在俄罗斯出现了彼得大帝的外孙媳妇叶卡捷琳娜（1729－1796）开拓的俄罗斯黄金时代。这位远嫁到俄罗斯的德国公主，继承和扩展了彼得的事业，成为了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大帝。

叶卡捷琳娜二世

而乾隆的目标就越来越不对了，他越来越守旧，越来越不容忍不同的见解。他的唯一政绩也许就是“文字狱”了，乾隆发扬光大的“文字狱”可算是空前，只是没有绝后。乾隆比叶卡捷琳娜早18年出生却晚3年去世，他的长寿使得华夏的灾难更加深重。

在叶卡捷琳娜辞世的时候，由彼得大帝倡导的西化和叶卡捷琳娜大帝更加深入和广泛的西化使得俄罗斯已经不是那个彼得大帝尚未亲政时签署《尼布楚条约》的那个俄罗斯了。因此，被中国称作“不平等”的但是被俄方称作“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和《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等就注定要在半个世纪以后签订了。

“康雍乾盛世”——普世价值的灾难

在华夏的历史和今天，“康雍乾盛世”之说不绝于耳，但是这个“盛世”却是华夏在自我封闭的道路上越走越没有出路的时期。本来那个时代还是很有可能进行各种改革的，包括政治改革。但是清朝的那几个“盛世”统治者的食古不化和妄自尊大彻底葬送了改革的机会。

但是，说清朝出卖了中国领土是完全不公正的。满族入主中原像是一个自己找上门来的“倒插门女婿”。中原其实根本就不要它，但是它用武力迫使中原接受了它作为“倒插门女婿”。那些北方的土地本来就不是那时的“娘家”的，而是这个“倒插门女婿”的，只是顺便带来做了“嫁妆”。“娘家”（中原或者中国）的人后来就把这“嫁妆”当作了自己的财产。正因如此，如果说清朝割让了国土的话，那么也是它自己的“嫁妆”，本来和中原毫无关系的嫁妆。而且它割让出去的“嫁妆”比起带进来又留下来的“嫁妆”要少很多。中国的国土在清朝手里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任何指责清朝出卖了中国领土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乾隆死时距离日本的明治维新（1867－1868）还有几十年。本来中国也是有可能在这个时候进行改革的，但清朝的守旧使得类似的改革一直要到日本的明治维新后，在清朝的危机更加深重后才勉强开始进行。这样勉为其难的改革，也由于慈禧太后的几个不能变而注定夭折。

清朝改革的失败不仅仅是清朝统治者的问题，也是中华民族的问题。清朝的后期，不少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居然如此地认同清朝，以致国学大师王国维拖着大辫子穿着满服投湖自尽以表示效忠清朝和拒绝变革。“砍头倒是不可怕，怕的是割辫。”国学大师如是说。不得不令人叹惜，是什么样的奴化可以如此深刻和无可救药？但是这位王国维仍然值得敬重，不是由于他对于清朝的痴情，而是由于他至少还有忠心耿耿的对象和视死如归的胆量，当然也由于他的学识造诣。

相比之下，今天的一些国人，他们什么都不怕，没有任何信仰，有的只是对于权势的恐惧和对利益的追求。在这一点上，王国维远比他们正直和高尚很多。

民间当时普遍存在的对于清朝统治和其价值观念的认可，使得一些精英的改革诉求既没有精神底气也没有社会基础。改革被普通民众看作与己无关，被朝廷显贵看作危害自己，又被不少知识精英怀疑，这样的改革，自然难以成功。朝廷无疑是改革的最大障碍，但是知识精英并不具备足够的动力，而无知和麻木不仁的百姓则是朝廷最后屠杀改革的勇气。

华夏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公民。那些假公济私的高官，贪得无厌的巨富，逆来顺受的赤贫，各扫门前雪的小康，绝无可能创造一个公正的社会。正如我曾经阐述的，华夏不乏顺民、良民、刁民和暴民，而唯独缺少公民。不想改革的岂止是慈禧太后，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和很大一部分知识精英都不同情改革。这样的改革哪里有成功的希望？那些为了慈禧太后和“大清江山”而如火如荼的义和团运动和那个为了不面对改革愤而投水自尽的国学大师不正说明了整个民族被奴化的广度和深度吗？不正是改革夭亡的最好注解吗？

对汉族来说，接受满族作为统治者和接受西方作为统治者在民族自尊上本来没有什么差别，都是外族的统治。当然，后者比前者温和与开明得多，至少后者从未制造过任何类似“扬州十日”或者“嘉定三屠”的惨案。和满族对于中原的入侵和统治相比，西方的作为相对文明得多。但是，在清朝末年，在内外危机中，清朝统治者试图让国人认为，他们代表了中国的利益，而西方则是来损害中国利益的，以此煽动国人对西方的恐惧和仇恨。慈禧对于义和团的纵容和利用就是典型的例子。

对于清朝以前的中原来说，满族只是另外一个蒙古，是另外一个国家。满族在入关以前和华夏的关系就如同当时的日本和华夏的关系一样。甚至，前者比后者更加疏远，无论从文字，语言，宗教和习俗来说，日本对于中国比满族对于中国更接近。

从明朝开始，中国和多个外民族的交流频繁了起来，这包括了满族、蒙古、西域国家、日本、西方。其中比较密切的是和满族和日本。北面日益强大的满族令明朝惶恐不安，东边的日本更多被注目的是骚扰东南沿海的倭寇，西方的影响更加遥远一些，但是驻扎台湾的荷兰人和进入大陆的传教士们已经让明朝不容忽视了。对于当时的中原来说，这些都是外来的民族和文化，都被夜郎自大的中原所看不起。

西学东渐——

中国拒绝，日本欢迎

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不同于满族和日本，他们进入中国进行文化活动和鉴真东渡日本是一样的性质。这样的活动并不会使中国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就如同鉴真的东渡并不会使日本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鉴真东渡仅是为了把他的理想和信念带给日本，这很正常，所有的宗教都赋予人使命感，西方的传教士到中国来，也是由于这样的目的和使命感。

从很多历史记载来看，当时这些从西方进入明朝的传教士是真正以文化为目的的人士。他们给中国带来了许多当时中国根本不知道的西方文明和文化。就像中国的僧侣以普渡众生为目的一样，这些西方的传教士也以普传基督教福音为己任。而且，他们带来的还不仅仅是宗教，还有文艺复兴以后的价值观念和科学。明朝还是对西方文化感兴趣的，万历年间开始，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接踵而至，直至清朝雍正年间1732年时被禁。其中来华最著名的传教士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向中国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科学知识和宗教观念。

明朝并不准备接受以上任何一种外来文化的影响，把倭寇赶出了东南沿海，把满族堵在山海关之外，对西学不置可否。如果真的可以这样长期维持下去，那么历史就简单多了。但是，明朝还没来得及细想，就被其中一种它最不看好的外来文化给灭了，这就是满族。华夏于是被迫接受了满族的意志和安排。

但是，从咸丰开始，清朝就必须选择，到底是“西化”，还是反对“西化”。当时明朝未来得及做的选择，放在了清朝面前。此时，同样面临“西化”选择的还有日本。如果说俄国在“西化”的问题上和清朝截然不同的态度是由于其在地理上、历史上和宗教上和西方有着比较近的血统和渊源，那么西方对于日本和华夏这两个民族来说都同样遥远，甚至，对日本更加遥远。从地理上，日本不仅距离西方更远，而且还隔着一个海洋；从历史上，日本和西方的交流更少；从宗教上，西方的传教士要先到中国，才能抵达日本。在这样基本相同的甚至是对中国更加有利的条件下，中华民族和大和民族在19世纪前后对于“西化”截然不同的态度十分发人深省。

日本的历史其实经过了汉化和西化的两个过程。日本首先进行的是汉化，那是从中国的唐朝时期开始的。从语言上，日本借鉴了汉字；从建筑上，日本几乎照抄了唐朝的风格；从宗教上，日本直接引进了已经经过汉化的佛教。

日本原来仅有语言而没有统一的文字。汉字的传入使得日本很自然地采用了汉字并且和他们自己的假名系统结合。所以日文中有很多汉字，而且几乎所有汉字都有“音读”和“训读”两种不同的发音。比如日本东京有一个“浅草寺”。作为地名的“浅草”，读音是“阿萨苦撒”（asakusa），这就是“浅草”的“训读”，而作为寺院的“浅草寺”，就读做“桑扫极”（sansaoji），这就是“浅草寺”的“音读”。训读产生于汉字传入之前，而音读产生于之后。

日本人对于中国唐代文化非常崇敬，日本许多寺庙都具有唐朝的风采。很多在中国现在已经绝迹的唐代建筑形式在日本还可以看到。然而，进入近代后的日本转而向更加先进的西方学习。日文也充分显示了这点，日文中有许多外来语，而且几乎与日俱增。很多日本上了年纪的人现在抱怨他们都不认识日文了，太多的西方词汇在日文中用片假名按照发音直接拼写出来就算完事，这样的“日文”，由于片假名的发音局限，如此拼读并不标准，因此对日本人学习西方语言的帮助不大，而造成那些不懂西方语言的日本人的阅读困难倒不小。但是，日本人这样的直截了当的学习精神却令人叹服。

中国则不然。在中国直接拼读的西方词汇很少，只有过去的上海比较多一些，比如“水门汀”（Cement），“贝铃”（Bearing），其不仅局限于个别地区，也成了过去，今天它们被翻译成“水泥”和“轴承”。中国通常会把外来语经过意译后成为中文，至少看起来是中文。中文翻译得非常传神的既“音译”又“意译”的有“基因”（Gene）、“幽默”（Humour）、“引擎”（Engine）。而更多的外来语是用完全和发音没有关系的意译完成的，比如“电视（Television）”，“晶体管（Transistor）”等等。然而，它们在日文中却是按照英语发音用片假名直接拼读的。

“Laser”的翻译可以很好地解释了不同的文化如何不同地对待外来的影响。在日本，这个词汇连想都不想就用片假名标出发音就完事。在中国大陆，Laser被翻译成“激光”，这是一个非常达意的翻译，因为Laser是英文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的缩写，意思就是“受激发射的光”。于是，一个完全外来的术语被改造成了几乎不带任何外来特征的中文词。而在受日本影响相当深的台湾，则被很巧妙地翻译成“雷射”，兼顾了发音和意思，当然也残留了一些外来语的痕迹。因此，对于日本人来说，承认“Laser”为外来的术语是理所当然；但是对于中国大陆人来说，非把“Laser”改造成没有外来特点的“激光”不算完事；而理念上介于之间的中国台湾人，采取了折衷。

这些文化上和心理上的细节也说明了当时为什么日本在面对西化时所采取的态度和华夏完全不同。日本对于“西化”的热情和向往，于他们“明治维新”的实践和此后的“脱亚入欧”的决心中昭然若揭。日本对于欧洲的向往是他们对于一种新文化的憧憬，其中有多少理性和审慎我难以界定，但是其热情不容否认。日本民族是现实的，其有着和华夏几乎相同的实用主义的哲学根源，在选择外来文化的影响时，标准也是实用的。当他们发现这是一个比华夏文化更加富有活力的文化时，很快就决定“西化”和“脱亚入欧”了。在这“忘恩负义”和“义无反顾”之间，日本民族对于现实和进步的勇气却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

当然，日本“明治维新”尽管已经开始触及到“西化”的精神和本质，但更多是在物质和形式上。尽管在制度的形式上已经进行了“西化”，比如“君主立宪”，但是实际上和西方的理念和制度还有着天壤之别。日本真正的“脱亚入欧”是在二战后美国人的“大棒”和“胡萝卜”下才取得真正的进展。此后的日本，虽然距离真正的“西化”仍然还有不小的距离，但是比起其他的亚洲国家，说它“脱亚入欧”了也绝不为过。

“明治维新”是日本西化的开始，“脱亚入欧”是日本民族的强烈向往，但是即便这样的西化，也并没有使得日本不再日本。这证明，担心“西化”会丢失民族特点的想法实际上是“杞人忧天”。当然这仅仅是从文化的角度上看如此，如果从政治的角度就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了。在“明治维新”中天皇的权力一部分给了议会，如果这是可以被清朝容忍的，那么清朝可以进行改革。但是清朝却做不到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