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的危险所在 文：林炎平 美国还从来没有一次大选像这次这样引起如此广泛和深刻的爱恨情仇，几乎在每个有人群的地方，都会有非常两极分化的观点。很多情况下，倒不是由于谁更喜欢哪个候选人，而是更不喜欢哪个候选人。 如果不太深入研究这两个候选人，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女克毫无诚信可言，而川普就是一个无赖。但是随着帷幕的拉开和信息的浮出，我们也许应该得到这样的结论：川普有很大的问题，他上台会带给美国很大风险，但是，这些问题和风险和女克上台比起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我们先来看女克的危险，再来看川普的危险。 到底女克有多危险？这是一个问题。她的危险大致在这几个方面： 1）权钱交易的典范： 纵横看历史和世界，一个人从来都是在经济上成功后，才会来办慈善基金以做好事回馈社会。比如我们熟知的比尔盖茨等等。但是克林顿夫妇很奇怪，从白宫卸任后，按照女克的说法是他们当时几乎是一无所有，在经济上非常拮据。奇怪的是，却在这样的情况下，克林顿夫妇操办起了克林顿基金会来搞慈善。从那开始，克林顿夫妇在基金会风生水起的同时，也成为了富翁。 克林顿基金会的捐赠一开始并不顺利，但是从女克当上国务卿后，就突飞猛进了。现在揭露的事实表明，通常捐赠给克林顿基金会的组织也是邀请克林顿夫妇讲演的组织，讲演费动辄几十万美元。这样巨额的讲演费何以有人舍得付出？并非由于男克曾经担任过总统。在克林顿之前（里根、卡特和老布什）和之后（小布什）担任过总统的人都没有如此巨额的讲演费。诺贝尔奖获得者和美国英国科学院院士的讲演费也根本不能与之相比。 男克真的如此受人欢迎？他由于和莱温斯基的绯闻事件臭名昭著，还几乎被弹劾（众议院已经通过，只是参议院救了他）。他并没有理论的建树，也没有实践的业绩。他的总统业绩和里根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也绝无小布什的跌宕起伏。凭什么有人愿意付这样高额的讲演费？这显然是一个疑问。如果我们从希拉里担任国务卿的职位来看这个问题，就豁然开朗了。 理由很简单，这是由于女克的国务卿位置才使得男克获得如此高额的讲演费的。你要和我见面谈事情吗？你有求于我吗？先给克林顿基金会捐赠吧！这就是所谓的Pay to play，有一个拉丁语常用来表达这样的交易：Quid pro quo。其原意是：This for that。亦即“交换”。这是一种什么交换呢？这就是权钱交易：你给我个人钱，我用公权力给你方便，让你赚更多的钱。 比如摩洛哥国王他们家想让女克参加摩洛哥王室举办的一个活动的开幕式，于是就给克林顿基金会捐赠。女克答应去的，但是由于时机不对，无法出席，于是派了男克和女儿去。当然，一个开幕式是不值2,800万的。后面的优惠条件多了去了。有兴趣的可以在Google用关键词“Clinton”和“Morocco”搜到这些内容。沙特给克林顿基金会的2,500万后面是什么条件？如果不是权钱交易，沙特和克林顿基金会哪会有什么交集？ 还有很多很多，比如金融资本家索罗斯。 女克在国务卿这个位置上做的唯一有效率的事情，就是用国务卿的权力给自家牟利。在西方，权钱交易没有比克林顿一家玩得更大更猛烈。 2）三权分立被破坏： 我们且不说女克的邮件门问题，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本来是为了掩盖权钱交易而导致邮件门丑闻，而且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叛国罪。但是女克在系统上造成对美国的损害比这个要大得多。 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对“三权分立”的刻意破坏。克林顿一家为了能够做到Quid pro quo，使得其能够安全地进行，他们勾结了行政和司法。而这次选举就是他们要在立法上进一步整合。女克更明确地指出，她如果当选，就要任命不忠于宪法的自由派法官，以便在一系列问题上（传统婚姻和同性恋问题）和传统决裂。 所谓“三权分立”，是西方民主政体保障自由和公正的最有效的制度之一：行政，司法和立法的权力必须彼此独立和制衡。我们可以形象地比喻为体育比赛中运动员、裁判员和比赛规则的制定者必须不可以是同一个集团，否则我们不可能有公正的比赛。你想想，如果你的对方球队不仅是运动员，而且是随时可以吹哨的裁判，并且可以随心制定新规则，你觉得比赛的公正性会得到保证吗？ 从男克开始就在编织一张破坏三权分立的网，他们试图通过任人唯亲，把行政、司法和立法都整合起来。我们从女克邮件门就可以看到这点：本来，女克故意不按照规则使用政府提供的邮件服务器，而是用自己的私人邮件服务器，其目的就是要掩盖他们Quid pro quo的证据。但是，由于和克林顿沆瀣一气的司法部的干涉，这个调查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境地。2016年7月，FBI（联邦调查局）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宣布不再进行对女克邮件门的调查。局长Comey为此遭到正直的FBI同事的鄙视。最后这个合谋没有完美地完成是由于Comey出于新教徒的良心和迫于正义的同事们的压力，不得不把故意中断的调查重新开始。这一举动使得克林顿一伙大发雷霆：我们选错了人。 什么是“我们选错了人”？无非就是他们要把司法拉上贼船而没有得逞。但是，他们一直在做干扰司法的事情。DOJ（司法部）的任命在奥巴马克林顿任期内实际上就是在找他们在司法部门的代理。从原来的Holder到现在的Linch，都是他们的指望合谋的人。现在有人对Linch的司法部提起了诉讼，要求Linch和男克交出他们在亚利桑那州的机场里飞机上的会谈内容： Any and all records containing the names of any DOJ official, staff or employee who participated in any discussion regarding the meeting between General Lynch and Bill Clinton that occurred on Monday, June 27, 2016, at Sky Harbor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Phoenix, Arizona. 凭什么一个司法部部长要和一个什么公共职位都没有的男克在政府的交通工具上密谈？ 司法部本来是应该相对独立的，尽管这是一个在总统下面工作的和司法衔接的部门，其本来的功能是协调独立的司法操作，而不是干涉司法。但是Linch已经成了奥黑和女克的走狗。她居然居高临下要求Comey停止调查。这次Comey是实在无法忍受，大声质问“你要指令我做事吗？” 这就是典型的破坏三权分立的行为。一个行政部门居然要司法部门接受其命令！FBI是司法部门，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司法不受行政干预。而女克伙同奥黑想把司法变成其家丁。 3）金融资本的渗透： 最黑的金融资本就是索罗斯这类的。此人的公司完全不必缴纳美国税收，因为他的公司不在美国注册，而是在加勒比海的岛国（Curaçao and CaymanIslands）注册。但是，其传统的对权力的嗜血却对美国情有独钟。索罗斯对女克的总统竞选注入了大量的资金。索罗斯的投资和盈利都是建立在损害他人利益上的。他每赚一次钱，就要搞垮一个国家或者一种货币。这种典型的损人利己的文化，怎么可能用钱做好事？因此，只要索罗斯出钱赞助的一定是邪恶的力量。 可以想象，索罗斯是克林顿最好的搭档。一个腰缠万贯需要权力，一个手握大权需要金钱，还有什么比这更加匹配的合作？而且更加匹配的是，这两者都有着极低的道德准则。因此，他们的沆瀣一气是水到渠成一拍即合的。 索罗斯的理想是共产主义的翻版：一个没有国界的社会，在那里人人都平等如奴隶，而他们就是主宰。他的理想和布尔什维克的理想是一致的，都是世界在他们控制下的大同。索罗斯们对美国的危害和对世界任何地区的危害和他对任何货币的危害一样，已经昭然若揭，他们的金融垄断大大地伤害了美国的努力工作的中产阶级。 在一个发展不平衡的世界里，劳工总是从工资低的地方向高的地方迁徙，而资本总是从成本高的地方向低的地方流动。这是资本持有者和劳力拥有者的逐利本能，亦即人的本能。但是，人口的迁徙是受到国界的阻拦的，因此并不能自由流动。这样一来，资本的流动在金融资本家的斡旋下，首先由立法突破这个边界。资本在今天已经可以完全自由流动。我们已经见证了富裕的西方国家的资本向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流动。其结果是：在1976年到今天的40年里，美国的蓝领工人的工资没有任何增加（以1987年的美元计价）。他们曾经是中产阶级，但是他们现在正在走向贫穷的边缘。 现在，连自由的资本流动都不足以满足他们的胃口了，他们要完全自由的人口流动。如果这样，墨西哥和中美洲的人口当然会急剧向北美洲迁徙。这个严重的政治后果和经济后果不是索罗斯需要担心的，而且正是他们真正向往的。这样的世界，才是他们心仪的。这样的世界，他们就可以完全控制。索罗斯们是不会满足于加勒比岛国的公司和全球的资金的。如果他们仅仅可以控制金钱，他们最终还是不能控制世界。只有控制了人口，才可以实现控制世界的理想。布尔什维克用计划经济的办法试过，失败了。但是索罗斯们相信用自由经济和自由迁徙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现在该轮到我们说川普的问题了。川普的问题是严重的： 1）没有从政经验： 2）满嘴跑火车： 3）个人品质问题： 川普的问题和女克的问题一比，就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但是，川普和女克的问题都是JB问题，具体地说，川普的JB问题是“鸡巴”问题，而女克的JB问题是“基本”问题。 川普的问题应该由花边新闻小报去报道，而女克的问题需要所有不想失去自由的人去关心。 女克所代表的是疾病，而川普是一剂猛药。吃药还是不吃药，这是一个问题。也许病体虚弱，一剂猛药下去，本来还可以苟延残喘的，却因此一命呜呼；如果不吃药，那么也许有自愈的可能，但是更可能的是缓慢地一命呜呼。 一个正常的社会不需要川普，就如同一个健康的人不需要猛药。但是，美国今天已经不很正常了。看看克林顿夫妇的所作所为，他们在行政、司法和立法部门的安插和渗透，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把这样的情况视为正常。 如果你仍然希望“三权分立”，厌恶“权钱交易”，警惕“资本渗透”，那么女克不是选择。 为了尽早地告别猛药，让我们先消灭疾病。

为什么我们必须拒绝女克林顿？ 文：林炎平 2016年的美国总统竞选注定将载入史册。美国经历了8年的奥巴马政府，而奥巴马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无能和最具破坏性的总统。他是第一个当选为总统的黑人，这本身就证明了美国不存在系统的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但是在他当政8年后，美国的种族关系反而趋向更加激烈的冲突。他几乎在每次种族事件中都扮演了煽动黑人的角色，而由自由派把控的媒体总是把煽动黑人对抗社会打扮成反对种族歧视。 这仅仅是奥巴马所有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实，进一步消除种族冲突本来是他在任期内最应该做好的事情，也是他最容易完成的任务，而他不仅不为，反而倒行逆施。他的无能和自私，由此完全得到证实。 当然，这次总统竞选无关奥巴马，而是关于奥巴马可能的继任者——希拉里·克林顿。到底美国是否还要忍受另一个四年的奥巴马的无能缺德的后遗症？这是这次竞选的关键问题。女克林顿是奥巴马几乎所有问题的参与者和始作俑者，在外交和内政上不仅乏善可陈，而且败绩累累，隐患重重。 1）恐怖主义：女克林顿和奥巴马连RadicalIslamic Terrorism（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个名词都不敢说，还指望他们打赢反恐战争吗？明明恐怖主义就是在伊斯兰和穆斯林里面产生的，却不敢正视。知道女克林顿的竞选班子怎么对加州的穆斯林恐怖分子枪杀14名美国人的恐怖事件反应的吗？他们说“我真希望这个事件是白人干的。” 2）贸易逆差：美国和所有的贸易国都产生贸易赤字。这完全是政府谈判和政策的问题。这些协议都只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力。美国蓝领工人的工资在过去的8年里没有任何增加，而过去的8年是美国经济好转的8年，这种情形是说不过去的。 3）政府赤字：奥巴马在位8年期间，美国的赤字翻了一番，他任期内就制造了10亿美元的赤字。这是经济好转的8年，在这样的比较有利的大环境下，他居然可以如此增加赤字却没有增加基本建设或者服务，这是匪夷所思的。 4）外交灾难：IS是由于奥巴马的渎职才壮大到今天这个样子。本来，奥巴马只要在伊拉克维持一定的部队并有计划地撤军，IS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但是奥巴马执意要显示他结束伊拉克战争的能力和树立他反战的形象，不顾后果执意撤军留下真空，导致IS的形成和壮大。IS的主要成员都是伊拉克逊尼派的，是萨达姆的旧部。伊拉克战争本来不必要，但是如果不是奥巴马的撤军就不会有今天的IS。而女克林顿是奥巴马的帮凶。 5）班加西惨案：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的领事馆遭受恐怖袭击，美国驻利比亚大使Etevens等人被杀。女克林顿居然在事先有征兆的情况下不予理睬，事发当时居然不接紧急电话。事后她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她是国务卿，负责所有的对外事务。她却对自己的属下的安全毫不关心。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qsDN0TicwUfR8OGiaAia1kiatsfnheaMC0ZcRYO8oAxjWbo3TkU5nRuwN7eibtlKsoBnkrh5HPjicUUPg/0?wx_fmt=jpeg 6）医疗保险：奥巴马的医疗计划已经病入膏肓。保险费直线上涨，受保范围不断下降。这种医保是行不通的，看看加拿大就知道。你要到需要用到加拿大的医疗时才知道这种医疗计划有多糟糕。加拿大人看医生困难，遇到要动一些比较复杂的手术，不少现在不得不去美国做手术。等奥巴马的医疗计划全面落实，到时候也许不得不去墨西哥了。这种糟糕的情况甚至连男克林顿都说不能继续，但是女克林顿坚称她要继续推进这个计划。 7）税收问题：女克林顿居然要在中产阶级上继续加税。还许诺很多的免费服务给不工作的人，这些必然导致在努力工作的人身上加税。这是惩罚努力工作的人而奖励不工作的人。长此以往，美国很快将变成法国那样的社会：努力劳动者承受沉重税负，而不劳动者可以不劳而获。 8）犯罪率：美国在奥巴马就任之前已经连年犯罪率下降，但是经过奥巴马这几年的执政，近年来犯罪率重新上升。在90年代成功地将纽约的犯罪率大幅下降的原纽约市市长Juliani激烈地批评奥巴马政府的政策。纽约的Stopand Frisk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奥巴马居然想以种族歧视为由取消这一极大地降低了犯罪率的措施。黑人的犯罪率确实比别的种族高，那么他们在监狱里的比例当然就高，这怎么可以称得上种族歧视呢？NBA里的黑人球员就很多，难道NBA也要按照社会的种族人口比例分配球员名额吗？ 9）最高法院：去年保守派大法官Scalia去世，如果女克林顿上台，她将任命自由派的大法官。这将是美国的灾难。到底有多危险，设想一下男女共用的厕所即可。奥巴马下令厕所不按照实际性别分成男厕女厕，而是按照个人自认为的性取向随意进入。也就是说，一个男人可以随意去女厕所，只要他认为自己心理上是女性即可。如果你是女性，你投女克林顿的票，等到女克林顿上台你去女厕所碰到大摇大摆进来的壮硕男子将如何做想？ 10） BLM猖獗：这就是所谓的“黑人的生命也是生命”这一组织。名字如何我们暂且不理会，这个组织宣扬什么我们绝对要知道。他们居然声称要杀死白人警察，把白人警察当作火腿在火上烤。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恐怖组织，也是一个种族主义组织，但女克林顿却声称她支持这个组织。在美国，黑人骂白人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而白人稍稍批评黑人的问题便会被指责为种族主义。事实上，黑人谋杀受害者中的98%是被黑人杀死的，和白人没有关系，和白人警察更加没有关系。而白人受害人中的绝大多数是被黑人杀死的。因此抱怨的应该是白人，而不应该是黑人。但是，美国白人是不许指出这些事实的，只要你胆敢说出以上事实，你就是种族主义者。而你随便栽赃白人，你却不仅没有麻烦，还美誉为争取种族平等。这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美国已经在政治正确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了。什么是政治正确？世界上有两种互不相容的“正确”，一种是正确，另一种是“政治正确”。所谓“政治正确”就是以政治为目的把谬误和恶行打扮成正确。 11）克林顿基金会：这是一个极为阴暗的组织。克林顿夫妇一开始并没有想到他的基金会可以玩到这么大，但是随着奥巴马的上台和女克林顿就任国务卿，基金会开始了神一般的成长。到底谁是克林顿基金会的赞助者？这里是几个例子：卡塔尔赞助了100-500万美元，沙特赞助了2500万美元。这仅仅是中东的几个土豪政府而已，并不包括那些以个人名义（却有政府背景的赞助）。很多人称克林顿基金和女克林顿国务卿之间的运作关系是Payto Play，如果你捐款给克林顿基金会，你就可以见上女克林顿国务卿，如果你捐款数额大，你见得就快。也就是说，你钱打到克林顿基金会，这边国务卿就把你需要美国政府办的事情办了。沙特是谁？也许大家都知道在所有恐怖主义组织和活动后面都有沙特的影子，从本拉登到IS，都是这样。沙特自己拒绝接受任何一个中东难民，却承诺可以帮助欧洲建造清真寺，他们要让Minaret矗立在欧洲各地。知道什么是Minaret吗？就是清真寺的标志性清真塔。克林顿基金会何以在短短的女克林顿任国务卿的几年里筹集到几十亿美元？美国的历届总统都没有这样的能耐，难道克林顿就凭着莱温斯基的绯闻，还是他有什么特别的能耐？解释只有一个，女克林顿用她的公众职位和捐款者做交易：你把钱给克林顿基金，我就给你提供方便。克林顿夫妇是美国历史上最为腐败的政府官员。如果女克林顿当选为总统，她和男克林顿将把这种权钱交易更加发扬光大。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qsDN0TicwUfR8OGiaAia1kiatsaCY4MDrGyt9Ncia4E4SJ1IAws4EOIlzR4ZyiaBc1AIoicmNxs8M0bAKw/0?wx_fmt=jpeg 12）讲演费：女克林顿到处讲演，每次讲演所得数十万美元。在金融巨头GoldmanSachs的讲演就是一例，她许诺这家金融公司如果她当政将会如何做，当然是如何保证这些金融寡头的利益和开绿灯。一次讲演何以得到如此多的费用。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讲演的报酬是多少？一位英国科学院院士的讲演报酬多少？难道女克林顿比他们更有深度和广度？只有一个解释，这些讲演费不是讲演的价值，而是一种投资（这是仁慈的说法），其实是一种贿赂（这才是真实）。这是金融寡头压的宝，他们认为女克林顿有可能在他们的支持下获胜，这样他们的赌注就压对了。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遗余力指使他们有很大控制权的主流媒体黑川普挺女克林顿。 13） 缺乏可行的政策：女克林顿的竞选除了攻击川普个人，还有什么？为什么女克林顿阵营对川普的传言如此感兴趣而对川普的政策却很忌讳。理由很简单，他们相信他们无法不在挑战川普的政策时一败涂地，所以只好像花边新闻小报一样满篇都是川普的个人琐事。但是女克林顿自己的屁股更不干净。 14） 邮件门：女克林顿的邮件门比起男克林顿的拉链门更加恶劣。女克林顿为了躲开政府纪律，免得留下她使用公权力为自己的“克林顿基金”服务的记录，她居然使用自己的在商用服务器上的私人邮箱发送政府机密信息。然后她为了消灭证据，删除了35000份邮件。由于这些邮件中有不少属于政府高级机密，最近的Wikileaks披露，女克林顿居然贿赂FBI的高官，让他们改变对自己不利的邮件机密等级，从而使她脱罪。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qsDN0TicwUfR8OGiaAia1kiatjYV29IlAwl7Et5bOg5KqJ4GccBKiacCqdVoibfqUjz0NyspYoPjqVXsQ/0?wx_fmt=jpeg 15）媒体和资本：在美国，有两个因素是非常不民主但是却可以操纵影响民主的，这就是媒体和资本。这些自由派媒体为什么不约而同支持克林顿而黑川普，因为他们曾经投资了克林顿基金也赞助了女克林顿，如果女克林顿不当选，他们的投资就付诸东流了。看看这些媒体背后的老板，都是金融资本。美国已经几乎没有独立媒体，所有媒体在财政上都附属于金融资本。他们为了利润绝对会铤而走险。这就是为什么像CNN这样的媒体都赤膊上阵，连一点点脸面都不顾，去给女克林顿站台洗地鼓吹。为什么媒体不讨论两个候选人所倡导的政策，而是纠缠于川普的个人花边新闻？为什么媒体不渲染问题更多的女克林顿的花边新闻而只纠缠川普的花边新闻？主流媒体已经堕落为女克林顿的走狗。在2008年一些主流媒体，比如CNN，就是奥巴马的帮凶。今天它们是女克林顿的帮凶，完全成了女克林顿的喉舌。川普11年前的一段录像被主流媒体大肆渲染，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结果是川普在私人空间（更衣室）里和朋友胡吹如何追女人。川普只是在自己的私人空间和朋友胡吹乱侃，而男克林顿是霸王硬上弓真干。许多女人指责男克林顿性侵犯她们，而女克林顿对这些指责她丈夫的女人们威胁谩骂指责，无所不用其极。 16）奥巴马的执政记录：他积累的赤字等于他之前所有43任总统的赤字之和，失业大军达到950万人，领救济食品的人增加了1300万，800万人加入贫困行列。你希望让女克林顿继续奥巴马的无能吗？ 还需要更多的理由不投女克林顿的票吗？今天奥巴马支持女克林顿的言论正是美国不投女克林顿票的另一个理由。如果我们看看08年奥巴马和女克林顿争夺党内提名的时候奥巴马对女克林顿的攻击就知道，今天奥巴马对女克林顿的恭维是多么虚伪。媒体居然把奥巴马的老婆打扮成道德力量，让她出台挺女克林顿。奥巴马老婆俨然道德领袖到处讲演支持女克林顿，而她8年前这个时候却是到处奔波贬低这个女克林顿。我不知道这些媒体和奥巴马夫妇如何自圆其说，也不知道奥巴马老婆何以称得上道德，更不要说楷模。她做过什么值得这个头衔和可信度？难道美国人要这样一个蠢货的老婆来告诉他们如何投票？这简直是对美国人的侮辱。 如果你不喜欢川普也不喜欢女克林顿，这很正常，这说明你的道德标准很高，甚至连没有证据的恶行你也不能容忍。但是，如果一个人不喜欢川普却喜欢女克林顿，这就在逻辑上无法自洽了。女克林顿比川普恶劣得多，川普是嘴炮而女克林顿是真干，你怎么解释你对川普义愤填膺而对女克林顿无动于衷呢？拒绝女克林顿！投谁的票也不能投女克林顿的票！

福斯特：捍卫人文教育 文：德鲁 福斯特 摘要：最近英国文化委员会一项调查显示，在国际上，超过半数的领导人持有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的学位，而75%的商界领袖表示，最重要的职场技能都与人文学科有关，即：分析问题的能力、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能力和写作能力。 今天来到西点军校，我倍感荣幸。我的家庭和军队有着很深的渊源，我的曾祖父1883年毕业于西点军校，我们家里一直以此为豪。 我曾祖父叫Lawrence Davis Tyson，我最近拿到他的成绩单，我才发现，他在他的年级里排名51。 这可能听起来不算差，但其实当年他所在的年级只有52人。他的成绩比1861年毕业的George Armstrong Custer（美国内战著名将军卡斯特）好，卡斯特是1861年毕业那届倒数第一；但是没有Ulysses Grant（尤里西斯·格兰特，美国第18任总统）好，1843年毕业的39人中，格兰特总统排名第21。格兰特总统曾说过，当时在西点军校时，他常常花很多时间看小说。最近我在读我曾祖父的遗稿，我发现他和格兰特总统相似，都喜爱文字。 我的曾祖父年轻时是少尉，曾在美国西部驻扎。就是当时，他遇到了我的曾祖母，开始给她写各种深情款款而又充满诗意的情书。他甚至在其中一封中这样写道，“我怕我写的太频繁你会厌烦。”在他们认识以后的第一个圣诞，二人互送礼物，是剑形的围巾扣。我的曾祖父把这看做二人结合的信物，他说，“再也没有争吵，没有战争……我们两个人已经对彼此缴械投降。”后来，我的曾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升任将军，当选为美国参议院的参议员，在任上去世。 而今天来到西点，我想谈谈，语言对于领导力，富有感染力的言论对于一个领袖，以及人文科学及艺术对于培养这些品质的重要性。 在西点谈领导力似乎有点“班门弄斧”，毕竟西点从1802年就开始成为领袖训练营了——尽管可能不为世人所知。“领导力”一词，从19世纪末开始，大量地出现于书中——亚马逊上关于它的书有18万多本，哈佛大学的图书馆里关于领导力的索引也有170多万条。 但是我们看到，这么多关于领导力的书，真正成为领袖的人却很少。所以我们会问：是什么造就了一位领导人？领导人是坚定果敢的，还是灵活多变的？他们应该有远见，还是应该更务实？他们应该多考虑自己，还是多考虑他人？我们如何才能培养出更多的领导人？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可能难以达成一致，然而有一点就是，领袖们往往可以激励其他人挑战自己，做他们觉得做不到的事情。同时，当我今天站在这儿，在这儿全球最好的领袖训练营，我似乎找到了问题答案：西点军校不仅是全国第一所工程学院，也是一所致力于人文教育的高校。 西点军校致力于人文教育，是有原因的。最近英国文化委员会一项调查显示，在国际上，超过半数的领导人持有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的学位，而75%的商界领袖表示，最重要的职场技能都与人文学科有关，即：分析问题的能力、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能力和写作能力。 然而，为人们传授这三种能力的人文学科，正在面临危机。一些立法者认为人类学、艺术史和英语专业的学位不实用。他们呼吁“多要电焊工、少要哲学家”，从财政上削弱对各个高等院校人文学科系部的支持力度，更对人文学科造成了伤害。 尽管在这种情况下，西点军校的人文科系却发展势头正好，这又是为何？当其他高校都在降低人文教育要求的时候，军事院校却在加强。在过去的50年间，西点军校已经将其课程转变为通识性质的人文教育，其毕业生具有广博的科学与人文知识，拥有将这种知识应用于变化无常的世界中的能力。在这里，人文学科正是构建自我意识、性格特点，以及真知灼见的源泉，也是保证领导人与他人交际的内在动力。 人文科学对于领导力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成为一个领袖需要洞见。小说家Zadie Smith说，作为一个领导人，有洞见很重要，洞见是一种“天赋”，是能够聆听多种声音，能够对不同情况充满敏感度。西点军校对于领导力发展的诠释是“一个人认知自己的能力，多视角看待世界的能力”。这种能力就像“护照”，能让我们穿越时空，多元思考。 我研究历史，通过研究过去，历史给了我多种认识自我、认识他人的视角。数据单独存在并没有价值；历史也不能告诉我们一切。正如巴顿将军给1944年在西点上学的儿子信中所写，“要成为一个杰出的军人，你一定要懂历史。日期还有详细的战术策略没有什么用，你需要知道，人的行为。打仗并不是要打败一个人的手上的兵器，而是打败他的灵魂。” 我的偶像，历史学家J.H.·富兰克林这样说道，“以知识武装自己，”以史为鉴，抗击种族歧视。“直面历史，正视过去，”他这么说过。一些历史遗留的传统，仍在控制着我们的思想与行为。富兰克林通过矫正这些传统中的错误改变传统，他对于事实与真相有着清晰的认知，尽管这些真相当时并不为人所知，亦或不为人所承认。 他花了一生的时间做这件事。写作需要耐心与毅力。但是回报也是巨大的。用历史破除愚昧，当我们有勇气挑战所谓的“真相”，就为我们的过去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诠释。正如富兰克林2003年所说，“正确的历史，是美好的现在与明天的基础。” 除了洞见，领袖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我常常说，教育和上岗培训不同。工作中，实际情况千变万化。战士知道，在战争中，我们一定要灵活，瞬间了然复杂局势。如果说洞见让我们看清情况的话，多视角就是给了我们创造性应对挑战的能力，而随机应变则能助我们应对意外之事。 在西点，我知道训练学生的方法是将其置于他无法控制的情况下，这叫做“Friction”。这样你的思考能力会超出你本身原有的能力。文学、艺术、音乐、历史–这些都是“Friction”，因为他们或令人费解或引人深思或激动人心，都会让我们质疑，前进，以全新的方式，重塑自我与世界。 我想说的第三点是，领袖如何运用语言变得更有说服力。丘吉尔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深知语言的力量。在桑赫斯特军事学院上学的最后一个学期，他做了人生中第一个公共演讲。他站在伦敦街头，集合众人，反对禁酒运动。数十年以后，在二战中，丘吉尔向英国人民发表演说，坚持抵抗德国侵略。所以，他最后拿到诺贝尔文学奖而不是和平奖，再合适不过了。 语言的力量是无法抗拒、无可争辩的。很多时候，给我们生活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往往是那些将语言视为行动的领袖们。正是这些领袖，激励人们，战胜内在惰性，敢于冒险。这些领袖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有语言天赋，都可以通过语言来鼓励他人。 所以，只有通过学习人文学科，才能够理解往昔决策者的智慧、灵活多变且能够作出正确决策，才能培养激人奋进的语言能力。 最后，我希望大家，代表你我，负起责任；代表国家，肩挑重担。同时，我也希望大家要代表人文学科，走在前列——因为人文学科代表着人类经验和人性洞见的传统。希望大家认识到人文所赋予各位的特质，在生活中重视人文，向他人宣扬人文。让《伊利亚特》成为你的枕边书，让自己成为人文的力量，成为人类未来的力量。 原文：……It is a supreme honor for me to be here today at West Point. I come from a family with deep roots in the military, and it is a great source of family pride that my great-grandfather graduated from West Point in the Class of 1883. His name was Lawrence Davis Tyson, and it wasn’t till I recently received a copy of his transcript that I discovered he was 51st in his graduating class. Now that doesn’t sound too bad, except that in the Class of 1883 there were 52 students. Great-Grandfather Tyson must have been deeply grateful for Clarence B. Edwards, cadet number 52, who saved him from being the “goat.” Now, of course, his ranking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George Armstrong Custer, who was the goat in 1861, but worse than that of Ulysses Grant, who was 21st out of 39 in the Class of 1843. And Grant confessed to spending a good deal of his time here devouring novels. Now, in fact, as I found reading through my great-grandfather’s papers, he seems to have shared with Grant something of an affinity for language. As a young second lieutenant, my great-grandfather was stationed in the West, where he met my great-grandmother and began writing her passionate and quite poetic love letters. He confessed in one: “I fear I should weary you if I wrote oftener.” For their first Christmas of knowing one another, they sent each other identical scarf pins in the shape of a sword—and they crossed in the mail. My great-grandfather took this as an “omen” of their unity, a bond that would bring him, he said—in his words, “No more quarrels or wars … each of us has surrendered to the other his sword.” He was trying to win with the pen what he had not yet won with the sword. His advances—on all fronts—raise a larger question. West Point cultivated in my great-grandfather a considerable capacity for leadership: He commanded a regiment in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and then in 1918 he served as a general on the Western Front, where his brigade took terrible losses as it broke through the Hindenburg line. While he was with his troops in France, his only son, a naval aviator, was killed when his plane crashed into the North Sea. Only after the Armistice did General Tyson go to England to claim the body. Tyson was later elec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where he was serving at the time of his death. Now, given his low marks as a cadet in almost every subject, the evidence provided by his eloquent letters might suggest that his way with words played a role in his eventual successes. Including, of course, with my great-grandmother, who he clearly hoped would surrender more than her sword pin. And here I am. I want to focus for a few minutes here today on the importance of language to leadership, on the interpretive and empathetic power of words on which leaders rely, and on the necessity of the humanities and the broad liberal arts education that nurture these indispensable qualities.……How, then, do we explain West Point, and its thriving humanities departments? As other institutions drop liberal arts requirements, military academies have been adding them. Over the past 50 years, West Point has transformed its curriculum into a general liberal arts education, graduating leaders with broad-based knowledge of both the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and the ability to apply that knowledge in a fluid and uncertain world. Here, the humanities are resources that build “self-awareness, character, perspective,” and enable leaders to compel and to connect with others. I want to touch on how that happens, in three crucial ways. First, leaders need perspective. Novelist Zadie Smith, quoted in Professor Elizabeth Samet’s new anthology on leadership, calls the capacity for perspective, and I quote her, the “gift” of the “many-colored voice, the multiple sensibility.” The West Point system for leadership development describes it as “the expansion of a person’s capacity to know oneself and to view the world through multiple lenses.” We might call it a passport to different places, different times, and different ways of thinking.……My own field of history offers perspective on ourselves and others, through interpretation of the evidence of the past. Data does not stand on its own; history does not actually “tell us anything.” Historians tell us. General Patton wrote to his son, then a West Point cadet in 1944, “To be a successful soldier you must know history … ates and even the minute details of tactics are useless,” he continued. “What you must know is how man reacts … To win battles you do not beat weapons—you beat the soul of man.” One of my own heroes is John Hope Franklin, a historian who—as he put it—“armed with the tools of scholarship,” deployed the past as a weapon against persistent racial injustice. “To confront our past and see it for what it is,” to use his words. The past lives, in what we see and do every day, in what he called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s” that “have controlled … attitudes and conduct.” Franklin helped to change those traditions by overturning their falsehoods, by training a clear-eyed gaze at facts and evidence no one had yet dug out or wanted to admit. It took him a lifetime. Writing requires patience and resolve. But the rewards can be great. History shatters the dark glass of ignorance, it gives us the courage to challenge accepted truths and to open new paths to the meaning of our past. As John Hope Franklin remarked in 2003, “Good history is a good foundation for a better present and future.” But, gaining perspective is not always easy. It can cost those who are brave. Chinese journalist Yang Jisheng documented the history of 36 million deaths from a human-caused famine in his recent book Tombstone. His employer forbade him to travel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accept an award for conscience and integrity in journalism, so instead he sent the speech he would have given. He wrote: “I want people to remember man-made disaster, darkness, and evil so they will distance themselves from man-made disaster, darkness, and evil from now on.” History not only tells us that things were once different, it tells us that they can and will be different again. And it reminds us that the nature of that difference is in large part man-made. It is up to us. If we can see contingency, we can identify the opportunity to act, and to change. Second, beyond perspective, leaders need the capacity to improvise. I often point out that education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training for a job. Jobs change. Circumstances evolve. Certainly, soldiers know, in the chaos of battle, that our knowledge needs to be flexible, as we grapple with complexity in an instant. If perspective opens eyes, its multiple lenses give us the ability to act creatively, to improvise in the face of the unexpected. Craig Mullaney, West Point Class of 2000, writes in his gripping book The Unforgiving Minute that the first rule of warfare in Afghanistan was this, and I quote him: “The closer you look, the less you understand.” One sergeant’s motto, he says, became “Semper Gumby” because of the flexibility each new crisis required from the troops. Mullaney writes: “Problem: no armor. Solution: drive faster. …We did what every infantryman in history has had to do in combat: We improvised.” Improvisation. Flexibility. Contingency.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This lies at the heart of why we pursue the liberal arts. Where there is no rulebook, turn to philosophy, turn to history, to anthropology, poetry, and literature. Take the wisdom and inspiration of the great thinkers and leaders who went before you, and then create your own. At West Point I understand that you are trained through what some here call “friction”—being in a situation that you realize is beyond you. This is how you learn to think past where you are. Literature, art, music, history—these are forms of friction because they are meant to be unsettling, stirring, mind-bending experiences that force us to question and push and to reinvent ourselves, and the world, in a new way. Winston Churchill, one of the 20th century’s greatest leaders, was a war correspondent before he turned 21. He recognized warfare as a kind of performance, wherein success can depend on the capacity to imagine ourselves into our roles. He wrote: “The courage of the soldier is not really contempt for physical evils and indifference to danger.” It is instead “a more or less successful attempt to simulate these habits of mind … to be good actors in the play.” Churchill soon found himself devouring books on history, philosophy, economics, and religion, driven by what he called “the desire for learning,” and because, as he put it, “I … had a liking for words and for the feel of words fitting and falling into their places like pennies in a slot.” Churchill put pennies in that slot again and again, delivering some of the most compelling words in the history of warfare. Which brings me back to now a third point—how leaders use the persuasive power of language. Churchill understood this powerful tool of leadership at a very early age. In his last term as a cadet at the Royal Military College at Sandhurst, he gave his first speech, standing on debris outside a row of London bars, rallying a rioting crowd against a movement to prohibit liquor. He said, to rapturous applause, “You have seen us tear down these barricades tonight, see that you pull down those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them at the coming election.” Now, another young man had started the protest by poking holes in the barricade, but Churchill finished it by telling them what it meant. Decades later, he did the same for England in World War II, creating a narrative of resistance that defied German bombs. How appropriate that his Nobel Prize was not for peace, but for literature.…….We have been telling war stories for millennia, endeavoring to understand, to reconcile the inhumanity of war with the humanity of words. As literature has struggled to capture war, its leaders have armed themselves with literature—because leaders necessarily strive to understand well enough to know and to explain why and where, and to what end, and what next. According to Plutarch, Alexander the Great slept with two things under his pillow: a dagger, and a copy of Homer’s Iliad. The power of language is undeniable, and irresistible. In no small part, changes that fundamentally shape the world we live in today resulted from leaders for whom language itself was a form of action. Those who inspire others to abandon the innate human resistance to change and risk a better future so often share an important common trait: a gift for language, and a capacity to compel others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spoken word. A leader must inspire others to believe in possibility in order to be able to motivate them to follow and to act.……And Lincoln. Lincoln, whose ability to make a compelling case for the war and for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last best hope of earth,” was no small part of why 2 million Northerners were willing to leave their homes and families to risk their lives for the Union. The Gettysburg Address, 272 words spoken in November 1863, created a different America. We know their cadence like a national poem: “dedicated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War defined a landscape of unimaginable death. Lincoln defined the purposes of the war. He said what he wanted it to mean. As historian Garry Wills has put it, “Words had to complete the work of guns.” Lincoln’s relationship to words illustrates another important aspect of language and leadership: the dynamic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the creators of words and their own language. Language often takes on a life of its own. Lincoln used the process of writing to clarify his thinking; to explore and pursue the logic and implication of ideas. I am sure you have had this experience in writing papers: Who has not written the introduction to a paper last? You finally know what it was you wanted to say once you’ve worked out all the intricacies of the language of saying it. As one novelist has put it, “How do I know what I think till I see what I say?” Lincoln embraced the emancipation of slaves gradually, through the words he shaped in a dialogue with himself. “I thought about it and studied it in all its phases,” he is said to have told a Union Army sergeant, “long before I began to put it on paper.” A lifelong conversation is not a bad way to describe the study of the humanities, a path of discovery where we set our inner compass as we go. The ability to have a dialogue with oneself is also the ability to have dialogue with others, across time and space. Lincoln’s words live long beyond their delivery date, leading on without him. Words have implications—and consequences. We are still trying to live up to the Gettysburg Address. No one is in a position to know the power of language and leadership better than all of you, the women and men of West Point. In 2008, before the ROTC program officially returned to Harvard’s campus after the end of “Don’t Ask, Don’t Tell,” I spoke to five graduating Harvard seniors commissioned as officers that year. I thanked them for their service and their sacrifice, and I told them, “I wish that there were more of you.” I spoke that day in the spirit of inclusion, in the spirit of Douglass and Stanton and Lincoln, on behalf of every student who should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erve in the military regardless of background or sexual orientation. But to you at West Point, especially those of you who are cadets, I say those same words today in a different and renewed spirit: According to a recent Gallup poll, the military is the last institution in which Americans have high confidence. Not organized religion, not government, not newspapers, not banks. You. You and all you represent. We need you now more than ever—as thoughtful, disciplined improvisers, educated broadly in the arts and sciences, as leaders who include and create new spaces for the humanities. I wish there were more of you. In Homer’s Iliad, a tutor comes to Achilles and his task is to teach the young man two vital things: “To be both a speaker of words and a doer of deeds.” A page on the West Point Department of English and Philosophy website opens with this quotation, and then adds, “This was Achilles’ ideal, and could be yours.” We share this call to action: To be speakers of words and doers of deeds. To lead, as my great-grandfather might have said, toward no more quarrels and no more wars. In closing, I ask you to heed that call. Lead on behalf of each other. Lead on behalf of the nation. Lead, also, on behalf of the liberal arts—of the traditions of human experience and humane insight that they represent.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the attributes they have given you, mark their presence in your lives, advocate for them in the lives of others. Keep your own Iliad under your pillow. Be the world’s best force for the humanities—and thus for human possibility. Thank you.

西方社会的两大难题 文：林炎平 在西方民主社会中有两个最不民主的因素——媒体和资本。唯有它们基本上不受民主制度直接约束。媒体和资本以它们不是物化的产品为理由，逃避了质量监管；又以其不是权利机构为理由，逃避了政治监管。 当然，如果在一个健康和正常的竞争环境中，媒体和资本可以受到竞争的约束。但问题是，由于一些利益集团对于媒体和资本的控制，导致在这两个领域中，竞争机制已经不完全成立了，甚至完全不成立了。 媒体喜欢把自己打扮成监督政府的有力武器，但它们既不代表公民也不接受来自公民的监督。媒体实际上置于民主制度之外，置于公民之上。没有人可以通过民主程序来决定一个媒体应该如何行为，也不能罢免或者选举媒体的管理者。主流媒体不受任何党派的控制，但是它们的确受到了媒体大亨的控制。于是它们的“监督”作用完全可能是偏见的。 好莱坞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推出一些“大片”来把德国描写成恶魔，媒体每次都推波助澜。但是好莱坞从来都没有出过甚至一部片子描写苏联的恶行，媒体也对此毫不介意。好莱坞和媒体大亨们既忽视乌克兰饥荒、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等等苏联对东欧人民犯下的罪行，也看不到《古拉格群岛》揭示的铁幕后面苏联对自己公民的暴行。 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在其统治的短短数年间就杀死了 1/5 的自己的人民，这样的滔天罪行就在眼前，但是好莱坞的大亨们却从来没有制作过一部有关红色高棉罪行的影片。人们绝不能指望斯皮尔伯格会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拍摄苏联和红色高棉罪行的影片。 现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独立媒体已经很少了，很多不同名字的报纸实际上都被控制在同一家传媒公司，而整个传媒界都在几个媒体寡头的控制之下。媒体的公正性正在受到严重的影响。 同样，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资本成为一股巨大的不受民主制度管辖的力量。一个民主的社会，对于权力的监管来自公民，对于权力的赋予也来自公民，因此对于政府人员的营私舞弊行为，会很快得到纠正。但对资本却不然。 美国庞大的金融体系实际上没有约束，不受民主程序的监督，民选政府也缺乏对其立法。由于资本操纵者们沆瀣一气，也就没有了来自竞争的限制。2008 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正是这个有缺陷机制的问题总爆发。 有人把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归咎于次贷危机。这的确是原因之一，但却不是问题的根本。显然不能简单地把火灾起因仅仅归结于抽烟者的不小心，而忽略了整个防火系统和消防规则的缺失。换言之，如果没有次贷危机，那么也会有另外一个危机导致全面金融危机。这是一个没有完善消防设施和规则的系统，火灾迟早会发生。 这就是制度的重要性，其实西方对此知道得再清楚不过，民主就是为了避免独裁的最好的措施，三权分立则是制约执政者的最好的制度。但是这一切行之有效的制度，在金融体系中却没有。 没有了规则和监督，金融寡头们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他们在挣钱的时候把钱攫为己有，亏钱的时候要纳税人来买单。于是普通的纳税人成了最大的受害者，首先他们用自己的税后收入进行投资，他们辛勤所得的少量资本被金融寡头汇集成巨大的资本力量，进而被这些金融寡头用来谋取私利。当金融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还要通过政府用他们所纳的税向这些坑害了他们的金融公司注资。因此这些普通的纳税人的受害是双重的。 如果我们认真审视从 1900 年到现在西方的几次重大经济危机，没有一次是从实体经济开始的：制造业没有问题，服务业也没有问题，而危机都是从金融开始的。这些金融机构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设法进一步刺激繁荣，“创造”了并不存在的需求，使得本来并不严重的供不应求看起来更加严重，制造了虚假的需求信号；当经济进入衰退的时候，放大了本来并不严重的供过于求，制造了虚假的过剩信号。 在民主国家，理应所有的权力都属于公民，但是媒体和资本却不然，而仅仅属于极少数利益集团。由此，他们就在民主制度之外又创造了一个权力体系。只要把媒体和资本控制在自己的小集团手里，就可以获取暴利和控制思想，就可以左右政府和民意。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些媒体和资本背后的操纵者，会发现，他们都是背景极其相似的利益集团。于是，媒体和资本成为了不受民主约束的两个独立的权力机构。 当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将无可避免地遭受奴役。当媒体和资本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也将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今天的垄断金融资本家和媒体大亨们的所作所为令人非常不安。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媒体和资本两大难题不是民主制度特有的，也不因民主制度而恶化，相反，民主制度缓解了这两个问题，但未能彻底解决。因此，民主制度需要找到进一步解决它们的方法。否则，民主制度将是跛足的。

当公共知识分子变成“公知” 文：周濂 摘要：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像先知一样告诉他人必须做什么的人，也不是“强化观众之预设、重申并满足观众复杂愿望”的人，而是“一次次地针对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当然提出质疑，打碎人们的精神习惯、行为模式以及思维方式，驱散人们熟悉而接受的观念，重新审视规则和制度”的人。 一 晚年的爱因斯坦，和罗素一样“不务正业”。他品评时政指点江山四面出击，他写牛顿写开普勒写居里夫人写圣雄甘地，他探讨黑人问题犹太人问题，他反对核武器主张世界政府。当然，他也绝不会放过公共知识分子最爱谈论的那个话题——批判资本主义。 在1949年发表的《为什么是社会主义？》一文中，爱因斯坦抨击资本主义过度的竞争意识及其对掠夺性成功的顶礼膜拜，认为若想消除资本主义对个人的摧残，就必须以社会主义经济取而代之。 这篇短文引来了各种非议，根据理查德·A·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一书中的说法，直到1970年仍有经济学家撰文痛批“该文质量低下”。波斯纳更是因此把爱因斯坦当成专业化时代里“既聪明又愚蠢”的学者典范：聪明自不待言，拜托，他可是爱因斯坦！至于愚蠢，波斯纳的意思是说，即便伟大如爱因斯坦，对经济问题也可能不甚了了，一旦由于过度自信而贸然越界发言，往往就成了“砖家”，而不是专家。 出于好奇，我在Jstor搜出那篇批评文章——发表在《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的《激进的美国经济：1970年的调查》（Radical Economics in America: A 1970 Survey）——结果让人哑然。作者只用了短短三句话评论爱因斯坦，没有任何文本分析；所谓的“质量低下”，更像是专业人士对非专业人士的傲慢指责，以及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成见。反观爱因斯坦，虽然他天真地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有助于社会产品的公正分配，但是他的越界发言远谈不上愚蠢，至少，他还不忘提醒人们注意：“计划经济还不是社会主义。这种计划经济也可能同时带来对个人彻底的奴役。” 爱因斯坦既是理论物理学的权威，也是公共知识分子。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按波斯纳的说法，就是依托其智识资源，面向受过教育的广大社会公众，就涉及政治或意识形态维度的问题发表高见之人。由此看来，公共知识分子的本义就包含了越界发言，如果物理学家只准谈物理，经济学家只准谈经济，文学家只准谈风花和雪月，那就无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可见，越界本身不是问题，越界的方式、程度以及效果才是问题。 在所有越界发言的公共知识分子中，爱因斯坦的苏联同行、著名的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最让人神往。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KbygbUgkd3C4kz6W6XiajBLfzQ4T6pZibyIFYp0Io3AcbstByVtPk16hWE2KdgCC8BCScibnfJiazQw/0?wx_fmt=jpeg 安德烈·萨哈罗夫 1968年，在“布拉格之春”的影响下，萨哈罗夫在其发表的《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见解》一文中指出：“在现代社会里，思想自由面临着三种威胁：一种是来自蓄意制造的通俗文化麻醉剂，一种来自胆小、自私的庸俗的意识形态，第三种来自官僚独裁者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及它的得意武器——思想检查制度。因此，思想自由要求保护一切有思想的诚实的人。” 除了维护思想自由，这位苏联“氢弹之父”还热衷于反核运动，积极宣传绿色环保理念，抨击苏联入侵阿富汗。 1975年，萨哈罗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颁奖词中有这么一段描述：“萨哈罗夫……对精神自由的勇敢捍卫，他的大公无私以及强烈的人道主义信念，使他成为一个人类良心的代言人。” 二 萨哈罗夫应该感到庆幸，如果他生活在微博时代，恐怕也难逃“公知”的帽子而被网络水军的唾沫彻底淹没。 从公共知识分子到“公知”，如果我的记忆没错，这个变化仅仅用了两年时间。 两年之前，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一个让人尊敬的头衔，代表了社会的良知、人格的力量和理性的声音；两年之后，公共知识分子就被缩写成了“公知”，与此同时，被矮化的还有他们的人格力量、道德操守以及知识水准。 在一篇广为流传的博文里，“公知”的形象被简化成几个漫画式的特征，比方说“初级公知”需要熟练掌握的概念有七个：自由、民主、人权、体制、宪政、选票和普世价值；“中级公知”需要天天扫射专制、极权和暴政；而“高级公知”私下里要占尽体制内的所有便宜，但是表面上要为普天下的老百姓做义务代言人。此文结论是：“不管是什么层次的公知，其目标都是一样，那就是以最小的代价占据最多的公共资源。” 这篇博文的宗旨简直可以一言以蔽之为“破除迷信”。 什么叫做“迷信”？迷信就是“错误地相信某物是高贵的、超俗的、或者崇高的”。而破除迷信的方式就是把“看似高等的东西”还原成“低等事物的一个特例”，具体来说，就是“在崇高中发现寻常，把神圣还原到平凡，或者证明高贵者并不值得尊敬”。 以“公知”为例，这篇博文试图传达的基本讯息是，你是人类良心的代言人？错！你只不过是一个沽名钓誉之徒，满嘴自由民主实则蝇营狗苟，一心只想攫取公共资源。你是理性声音的传播者？错！“公知”的门槛很低，只要你活学活用“公知”速成手册，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一个合格的“公知”。 这种剥落金身、裸露泥胎的暴力解释法，目的就是制造某种刻板的印象，迎合并坐实大众所预期的“事实真相”。 但是另一方面，这通大棒也并非全无章法，不管是否歪打正着，它的确击中了一些要害，也正因为这种似是而非的准确性，才会让“被公知者”一方面有对号入座的忐忑和心虚，另一方面又有被污名化的愤懑与苦恼。 毋庸讳言，公共知识分子必须要为“公知”的污名化承担部分责任。 随着专业分工的日趋精细，必然导致“知识的深度以牺牲其广度为代价”。由于缺乏足够的知识储备，又没有深入事实细节的耐心，让某些公共知识分子习惯于停留在价值和规范的表面进行抗议，久而久之，这种被掏空了实质内容的老生常谈就会堕落成陈词滥调。如果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义愤和同情方向仅仅是由他们的意识形态所决定，那么迟早有一天人们会发现，除了掌握“对”和“错”的差别，他们对这个世界其实一无所知。 但是另一方面，被冠以“公知”的多为自由派知识分子，而那些举着“公知”帽子四处乱扣的则是非自由派或草根大众。如果从公共性的角度来看，某些“非公知”绝不比“公知”更少公共性；从自我赋予的使命和任务来看，“非公知”更是认为只有自己才代表了客观、公正、理性与良知。由此看来，把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污名化为“公知”的隐微目的，恰恰是为了争夺公共知识分子的正统地位：我才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你只不过是欺世盗名之徒。 随着“公知”成为烫手的山芋，“公知”已然成为一个没有任何指称功能、只具有骂战和污名化作用的伪概念：非自由派骂自由派是“公知”，自由派反骂非自由派是“公知”，自由派内部互骂“公知”，非自由派内部也互骂“公知”，草根则说你们全家都是“公知”……这场乱战至今尘埃未定，但是穿过硝烟弥漫的战场，我们已经隐然可见那座地基尚未打成就已成废墟的公共空间。 三 数年前，媒体披露广州地铁员工家属免费坐地铁，当时广州地铁负责人解释是为了“反恐需要”，有好事者则为此重新诠释淮南王刘安的鸡犬升天说——“为了防止拉登发动恐怖袭击、撞击天庭，我特意实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制，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能及时帮助疏散与救援，这是一个安全上的举措，并不是专门把成仙作为福利。” 以上论证看似荒诞不羁，但是换个角度想想，刘安们可是在煞费苦心地实践协商民主的核心理想：在公共问题上诉诸公共理由。 在某种意义上，对“公知”的最大指控就是，明明是身处利益冲突时代的“刘安”，却要故作清高地扮演社会的守夜人！如果单从利益分化的角度看，我不晓得谁是真正活在真空里？利益分化也许是一个分析的角度，但是如果本着利益还原论的思路去解释一切，则未免太过粗疏而且错漏百出。 但问题在于，在一个利益博弈公开化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利益代言人从幕后操盘手变成了台前主唱。各方都在变着法子，试图让公众相信自己是为公共利益考虑。 理想的状况固然是在每一个公共问题上，各方都能基于公共理由进行充分协商并达成共识，但更加现实的做法也许是，鼓励利益代言人为一己之私利充分地提供私人理由，而不必苦心谋划“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公共理由。 事实上，中国的问题恰恰不是利益分化的太过度，而是利益分化的还不够明白、不够彻底、不够公开，如果各种利益集团真的能够开诚布公地发表观点、选举代表，就政治权力和财富分配进行理性的博弈，那么中国的公共空间和政治未来将会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差。 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人假借公共理性的名义来混淆视听，一定会有人根据政治正确性站队并打压异己。 而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像先知一样告诉他人必须做什么的人，也不是“强化观众之预设、重申并满足观众复杂愿望”的人，而是“一次次地针对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当然提出质疑，打碎人们的精神习惯、行为模式以及思维方式，驱散人们熟悉而接受的观念，重新审视规则和制度”的人。他们当然也同样身处利益纷争的时代，并且不可避免地会被裹挟到利益的漩涡之中，但是与此同时，他们有着足够的意志和理性往后退一步，尝试着去质疑政府的权威、大众的神话以及自我的公正。 常有人批评“公知”面目丑陋言辞乏味，只知坐而论道不懂起而行事。所有这些批评古已有之，也常常击中要害。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总是认为，每个人的性情、认知、职业、思想背景各个不同，只要目标都是那前行路上的门槛，不管是“公知”还是非“公知”，也不管是公民还是草民，你喊号子我抡锤子，你拆地基我运垃圾，都是在拆除门槛，相煎何太急？ 注：本文转载自财新《新世纪》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东德）曾经是奥运会历史上一等的金牌大户，也可以说是中国举国体制的楷模。这个国家面积不到11万平方公里，与浙江省面积相当，人口在1989年时约1700万，相当于北京人口。但这样一个弹丸小国却在奥运会历史上创造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成绩。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日深夜，一道带铁丝网的屏障在柏林悄悄竖起，将整个柏林一分为二。后来，这道屏障不断被加固、扩建，最终成为冷战时期东西方阵营全面对垒的最触目惊心的标志——柏林墙。柏林墙存在了二十八年，逐渐被视为一个国家永久分裂的象征，也造成了成千上万家庭“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悲剧。但谁也没有想到，柏林墙居然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深夜被民众冲垮了。 因为东德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媒体发言人沙博夫斯基的一句口误，释放出边境从即刻起开放的信息，民众便像潮水般地涌向柏林墙，有历史见证者如此描述说：“当首批民众接近分界线时，东德边境卫兵还茫然不相信而仍然予以拦阻。是时成千上万的青年，攀上墙顶，振臂高呼，西柏林市放出探照灯光，照在五彩斑斓的墙面之上，教堂钟声齐鸣，香槟泡沫纷飞，交织成一幅感人的画面。”以此为标志展开的东欧和苏联政权迅速瓦解的过程，让所有人都眼花缭乱、手足无措。 虚幻的国家荣誉感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东德初露峥嵘，获得了9枚金牌，位列金牌榜第5，同届西德获金牌5枚。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东德开始发力，获得20枚金牌，紧跟美苏两大国之后，位列第3，同届东道主西德获金牌13枚。 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东德大爆发，一口气获得40枚金牌，将美国踩在脚下，紧随老大哥苏联位列金牌榜第二，同届西德仅获金牌10枚。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受到了西方国家的抵制，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东德达到顶峰，共获47枚金牌，老大哥苏联则获得80枚金牌（感觉跟中国参加亚运会一样），西德没有参加此届奥运会。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东德及其它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随老大哥苏联一起抵制。 1988年汉城奥运会，政治上江河日下的东德依旧获得了37枚金牌，以1枚的优势力压美国，位列金牌榜第二。西德获得11枚金牌。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统一后的德国以东德运动员为主体，获得了33枚金牌，列金牌榜第3位。 在长达二十年时间里，东德曾是与美苏鼎足而立的体育竞技大国，所夺奥运奖牌数量占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苏。尽管如此，东德的普通居民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是越来越疏离。当发现共产主义的迷魂汤逐渐失效的时候，东德领导人便努力营造所谓的“国家荣誉感”。国际体育比赛成为“国家尊严”的集中体现。 在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会上，人口只有1600万人的东德，位居奖牌榜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苏联。为了让东德运动员在国际排名上保持领先，莱比锡机构、东德科学院和耶拿制药厂无耻地勾结起来，许多运动员被迫或自愿地服用他们研制和生产的兴奋剂，不久之后他们的身体便不得不承受这些药物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领袖们说：为了国家的荣誉，这点牺牲算得了什么呢？我们的政权可是先辈流血牺牲换来的啊。西方禁药丑闻一般是运动员个人行为，但在举国体制下则是一种官方行为——东德甚至敢于要求运动员服用兴奋剂。东德当局曾长期系统地让至少一万名运动员服食各类禁药，并对如何有效通过赛事药检进行系统研究和实施。禁药使东德东德，曾经奥运金牌巨人的陨落史 文：转载自网络 在奥运上大放光芒，但也造成一百多名运动员猝死和无数运动员终身伤残，许多女运动员男性化，失去生育能力。两德统一后，受害运动员把东德体育部长和医学顾问霍普告上法庭，并要求赔偿。 今天，看一看某些人为运动会上官办体育运动员获得金牌后志得意满的表情，仿佛时光倒流、老片翻拍：某些中国人与柏林墙倒塌之前的昂纳克何其相似。 美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战后欧洲史》中评述1989年东欧的局势时指出：“执政者在认识到自己所处的不利势态时是多么的迟缓。”今天的某些中国人一样喜欢夸夸其谈，一样热衷于国家包办体育。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一浪高过一浪的奢靡，以及“万国来朝”的荣耀，包括苏联在内的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曾拥有过。 东德为了在与西德的对比中显示出所谓的“社会主义优越性”，采用举国体制办体育。所谓“举国体制”，官方的解释是“在国家综合实力还比较弱的情况下，为了短时间内形成突破，从而采取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攻坚的一种组织制度”。换句话说，“举国体制”就是调动全社会资源来协助操练少数精英运动员，尽最大努力在国际大型竞赛中夺取最多的奖牌奖杯。这种体制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国家资源的使用严重颠倒轻重，每年花费巨额国民财富用于培养精英运动员，但轻视国民大众的体育与兴趣爱好和强身健体的需求。 第二，选拔有运动天分的青少年进行封闭式集训，但目的只是让少数体育尖子去争夺奖牌，结果牺牲了数十万计运动员的青春，甚至给许多运动员造成终身伤害，毁了他们的一生。《中国体育报》报道，80％的运动员退休后因为没有文化，没有一技之长，谋生艰难，其中很多人还因运动过量而落得一身疾病，甚至成为残废。 第三，形成了一个明星运动员、教练和体育官僚三位一体的庞大利益集团。金牌给运动员和教练带来巨大名利，给体育官僚带来官运亨通的政绩，由此使举国体制成为体坛腐败的催化剂。 尽管东德曾获得了举世瞩目的金牌战绩，最后也避免不了垮台的下场；尽管获得了100多枚金牌，但最后却如昙花一样地迅速衰败。 但谁都不会否认今天的德国是个体育大国，德国不仅在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项目中（足球，篮球，田径，游泳，赛车，网球等）具备不俗的甚至是顶尖实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德国有着大量民间的体育协会。光在德国体育联合总会中就有八万五千多个分会，注册会员达到了2600万人，体育协会的会员占到总人口的32%， 经常参加运动的人有1200万人，说德国是一个全民体育的国度一点也不为过。 今天，奥运金牌榜上那虚幻的辉煌已与德国人渐行渐远，但体育已成为德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中国能否走出“制度雾霾” 文：张千帆 刚过去的“五一”长假，北京、河北等北方地区又被雾霾笼罩。如今北京等许多城市的空气完全是“靠天吃饭”，“风和日丽”再也不可能。因为要空气干净，就得使劲刮风。一日无风，就没有“日丽”了，雾霾立马聚集起来，一两天就能达到重度污染的地步。车辆限行、排污限制、产业升级政策似乎统统不管用。 岂止是雾霾，当今许多直接关系民生的问题都是政策“不给力”造成，而政策不给力的背后是制度“不给力”。今日中国问题的症结不是没有新鲜的空气，而是缺少控制污染所需要的发展模式调整；不是没有土地，而是缺少良好的土地制度和管理政策；不是没有教育，而是不合理的招生、考试、教育政策剥夺了人性化的教育；不是没有经济发展，而是缺少将财富和产品公平分配到国民不同阶层的机制；不是没有能干的官员，而是缺少正直、廉洁、对人民负责的官员。归根结底，问题的总根源是我们缺少人民能够参与决策并监督政府的制度，以至不能制定和落实能有效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政策。 我不是说西方没有问题，他们也有债务危机、种族矛盾、恐怖袭击等各种问题，但是西方和中国所面临问题的性质是不一样的。西方面临的是政策问题，有好的制度，但好的制度未必总能产生好的决策者，好的决策者也未必总能制定出有效的政策来应对社会问题，偶尔失手甚至会产生所谓的“危机”。但是制度摆在那里，执政失败就要下台，最后在台上的决策者终究会制定和实施能够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政策。而中国面临的则是制度问题。 有人说，好的制度不一定能得到好的结果。这不错，问题是，难道坏的制度才会出好结果？制度决定决策者是谁、决策机制是什么。这种决定作用不是绝对的，但是不绝对不等于不存在。制度和政策之间的关系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好制度不是好政策的充分条件，但显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现在有的人为了否定制度的重要性，竟然说日本明治维新本质上不是制度变革。如果明治维新都不算制度改革，那我就不知道什么才是。当年美国“黑船”造访日本，把闭关锁国的日本人吓坏了。日本的启蒙“公知”福泽谕吉宣扬“脱亚入欧”，就是因为日本原来学中国文化，但是到了明清，中国已经堕落了，他们找到了更好的学习榜样。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相继照搬法国和德国的法律体制，极为迅速地建立了现代法律体系。现在中国教科书里的法学和科学词汇，基本上都是从日本引进的。1889年，日本模仿普鲁士宪法制定了“明治宪法”。 中日之间的差距就是在这二三十年之间体现出来。在日本全面吸收西方法治文明的时代，中国还是放不下架子，依然纠结于“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这样的大而无当的形而上问题。直到甲午战败，中国朝野才受到震动，认识到制度改革原来是一道绕不过的坎儿。康梁借此造势宣传，中日之间的根本差距在于有没有一部宪法。这是19世纪末期中国朝野的共识，但今天似乎被彻底遗忘，甚至还有否定明治维新是一场制度革命的显然违背历史常识的说法。 和甲午之前的中国一样，今天中国的根本问题首先在于，是否承认制度改革是一道绕不过的坎儿。归根到底，当今中国社会所有重大问题的根本症结都会归结为同样的几个关键词，因为制度问题就那么几个。比如说雾霾问题，近几年中国意识到该问题的存在，这是一个进步，但是解决起来不会那么容易。即便在西方工业化国家，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很难，在中国更难，因为首先这个问题就不让充分讨论。 记得去年柴静制作了一个视频“穹顶之下”，点击量很高。让全民都来讨论雾霾，当然很好，这样能够把雾霾的形成机制、有效的治理方案弄清楚。也许一时实现不了，但首先要把雾霾的来源、可能的对策、涉及的成本都搞清楚，这是治霾的基本前提。西方之所以最后治理了雾霾，首先因为他们有公开讨论这个问题的自由：大家先把这个问题弄明白了，然后把适当的议员、政客选进去，制定有效的立法并监督实施，所以才解决了雾霾。但是在我们这儿，柴静的视频播了没几天，网上就不见了。如果这个问题说都不让说，解决问题的基本条件就不存在。 即便让说，最后大家达成了共识，产生雾霾的“真凶”是什么、如何治理，这个问题也未必得到解决，因为政府未必会制定有效的立法，制定了也未必去积极实施。如果我们的结论是解决雾霾就必须关停并转众多污染企业，政府会干吗？现在北京周边关停并转了不少污染企业，但是这些企业出了北京，不还是在中国污染吗？关闭企业会涉及很大的经济成本，让已经放缓的经济发展雪上加霜，直接危及执政基础，所以政府是不会干的。它不会先去碰硬的东西，而是先捡“软柿子”捏，譬如机动车实行限号、限行，甚至传言要把奥运期间实行的单双号限行常态化。在这种制度下，哪个最好管，先把哪个管起来，但是限制机动车究竟多大程度解决了雾霾呢？给公民交通带来了多大不便、增加了多少成本？这笔账似乎没有算，或也许算过，但至少没有对我们公开，我们也就没有机会评判它算得是否合理。 问题的根本在于，大众的逻辑和执政者的逻辑是不完全一样的。执政者首先考虑某一项政策是否有利于稳固自己的执政根基，大众则主要考虑自己的生活是否幸福，空气和水是否干净，食品、药品和疫苗是否安全。当然，这两种逻辑没有必要矛盾，但是要做到基本一致，人民必须通过周期性选举选择决策者；如果执政者没有这层压力，那也就没有什么能保证他们会以大众的逻辑而不是自己的逻辑做出决策。如果决策者的选择机制出了问题，执政者按照自己的逻辑决策，那么雾霾也是解决不了的。 雾霾问题涉及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选择。上世纪80年代，北京也没有这么严重的雾霾问题。发展了三十年，经济大干快上了，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雾霾只是整个资源环境中的一个方面，还有很多其他问题，水污染、土壤污染、各种食品污染等等，也都很触目惊心。经济发展速度快是政府的主要政绩，而由此带来严重代价则是我们广大老百姓来承担的。如果发展慢一点，但是发展方式更加有利于我们的资源环境，我相信今天中国该有的还是会有，会有电脑，会有手机，会有各种网络技术……但是这种发展的成本、大家付出的代价是不是会小一些？问题是，我们对发展模式并没有选择的自由，执政者替我们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中国模式”原先被奉为一个不可置疑的神话，绝大多数中国甚至外国学者都对它顶礼膜拜。现在出问题了，今天的经济似乎发展到了所有人都不满意的地步，不仅“右派”不满意，“左派”好像也不满意。经济问题在中国还是可以相对自由讨论的，问题是讨论完后没有什么用。即便全社会都形成了一个共识，说我们想换一种发展模式，但是如果政府不同意，还是没有任何办法。 政府的决策逻辑跟民众是不一样的，执政党首先要确保经济不能放缓，失业率不能太高，否则会影响社会稳定。当然，民众也很在乎社会稳定，但是“稳定”的定义未必一样。执政者认为，你只要上街抗议就是不稳定，但民众认为，这只是公民表达诉求的一种方式；不让表达，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受重视，恰恰会损害稳定。如果我们自己来选择中国发展模式，在自由讨论和充分知情的情况下，我们很可能会选择一种不同的模式。 土地和产权是经济的命脉，但是现行土地政策当中就有不少不可触碰的红线。一线城市房价这么高，泡沫很严重，土地政策脱不了干系。中国“地大物博”，显然不缺地，我们缺的是合理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管理政策。比如以18亿亩“耕地红线”为由，不允许农村建“小产权房”。不是说这些红线绝对不能划，小产权房也许也可以受到一定限制，但是限制的逻辑从来没有交代清楚。如果政府有责任回应民意的要求，鼓励全社会讨论并公开某些自己掌握的调查数据，这个问题是不难讨论清楚的，政府的土地管理政策肯定会变得更加合理。在一个合理的土地制度和管理政策框架下，有效的土地供给会增加，京沪等大城市的房价肯定会下降，老百姓对房屋的占有率肯定会提高。这一切为什么没有发生？根本还是因为决策者不是我们选的，民意可听也可不听。 最后，举一个和经济也有关系的教育问题。中国教育领域问题实在太多了，各种政策不合理真是“罄竹难书”，导致全国数以亿计的儿童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状态之下。这么说是一点不夸张的。而且跟我们成年人不一样，我们有什么苦闷和郁闷还可以说说，他们连表达和抗议的自由都没有，甚至都不知道怎么表达，因为他们从出生就把这种教育模式当作是一种正常状态。我们小时候放学回家，甩了书包就可以去玩，但是教育“改革”了三十多年，却从小学开始就把每个孩子都变成作业和考试的奴隶。 为什么中国的学习那么紧？道理其实很简单，它是和中国优质大学严重供不应求决定的。为什么发展了三十多年，每年都培养了大量的博士，他们教教中小学总是合格的，但优质教育还是如何严重供不应求呢？这是国家用计划模式来管教育造成的。以前搞计划经济，中国穷成什么样？市场经济改革后，物质供给不缺了，但是中国还有最后一个雷打不动的计划堡垒，那就是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只要实行计划模式，供给就必然受到极大制约。管什么，必然缺什么；把高等教育管死，必然造成优质高等教育稀缺。优质大学少、考生多，高考压力能不大吗？高考压力一层层压下来，导致了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甚至幼儿园，中国儿童从1-18岁全都成为严重畸形的应试教育受害者。 其实，要改变这种教育模式并不难，放开高等教育就基本解决了。废除大学的三六九等，让国内大学自由发展，让民办院校和国立大学平等竞争，让供过于求的国际知名教育机构自由来中国办学，让耶鲁、哈佛、牛津、剑桥多到国内开分校，多造几个北大、清华出来，升学压力不就大大减小了吗？这个道理不难明白，但为什么还是不做呢？无非是决策者出于某种我们不知道的原因不想做，最后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反而管了。你说多了，他不高兴，就可以封杀你的言论；许志永等人组织随迁子女家长去教育部、北京市教委抗议，要求落实“异地高考”，还可以把人抓起来。以这种方式“管理”，中国教育就和雾霾问题一样解决不了。 2012年底，新一届政府刚上台的时候，国内曾有几十位知名学者给政府上书，提出了六点改革建议，包括政治、经济与法治改革。现在看来，经济与法治改革似乎在往前走，政治改革却不进反退。但没有政治改革，中国就走不出雾霾，因为雾霾之所以这么严重，正是因为经济改革走偏了；经济发展之所以走偏，正因为政治制度改革没有跟上。 政治改革主要有三点：言论与新闻自由、党内民主与党政分离、基层民主选举。这些都是老生常谈，譬如党政分离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就提出的口号，后来再也不提了。现在则是党政一体化越来越严重，党内集权也更加厉害。但是某种制度长期得不到实现，并不表明它就不符合“中国国情”。这些基本制度是各国长期摸索出来的治国规律，中国也不能例外。拒绝这样的制度，我们就不仅制定不出应对社会问题的有效政策，而且还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各种社会问题，今天一个雾霾问题，明天一个疫苗问题，后天工人大规模抗议企业欠薪……不仅人民深受其苦，而且执政者也应接不暇。 如此昭然若揭的制度问题，任何人都不可能视而不见，但某些知识精英因为制度问题一时解决不了，说多了可能給自己惹麻烦，就把它们包装成“中国特色”、“中国模式”，好像这样一来，缺点就成了优点。可惜，雾霾不会因为“易容术”而消失。如果不诚实面对实质问题，那么各种投机取巧的逃避迂回终究只是自欺欺人、贻误时机。在所有制度中，言论和新闻自由尤其重要，因为这个问题不只是取决于政府，更取决于我们自己。当前中国左右撕裂严重，其实没有必要相互打个你死我活，尤其不要把政府卷进来，除非对方构成诽谤或严重侮辱。不要以为政府站在自己这边，就指望通过国家去管制对方的言论，甚至给政府“递刀子”。毕竟，国家不是你家，不可能随时为你所用。专制必然是人治，人治必然是任意的，今天可能站在你这边，明天觉得这样对他不利，就会改变方向。“文革”对所有中国人都是一大浩劫，但死得最多的不还是红卫兵“造反派”吗？因此，让政府来干预言论，对谁都是很大的危险，也许目前对“右派”风险更大，但是对“左派”也绝不是没有风险。 既然如此，左右双方尽可以自由交火，也可以在政府那里兜售自己的主张，但是不要指望政府来管言论。如果左派想利用政府来整右派，右派有机会也想利用政府来打左派，那么双方谁都摆脱不了因言获罪的命运。只有双方达成共识，尊重对方的言论自由，才有可能让政府尊重我们自己的言论自由。 中国雾霾的源头是“制度雾霾”。如果不进行政治制度改革，中国永远走不出制度雾霾，也就别想走出大气雾霾。

由近日几则加拿大新闻解读何为法治社会 文：陆岩 今年以来，中国大陆出现了一系列有争议的司法案例。先是一月份，宁夏33岁的马永平因屡次讨薪不成，反而遭到警方为难，气愤之下点燃了301路公共汽车。随后又有四川阆中公检法联合，以“恶意讨薪”的罪名将多名民工五花大绑。进入5月以来，北京年轻父亲雷洋被蹲点的警察‘抓嫖’，莫名其妙地死在警方手中。此案的迷雾还未拨开，又传来深圳一对姐妹因为没带身份证就被警察推上警车押走。6月又有南宁的吴良述律师到法院立案，被法警枪走手机，撕掉一条裤腿，露出内裤，使其蒙羞。所有这些案件，都在社会上和国际上引发巨大的关注和争议。民众对大陆司法系统的担忧越来越大，而对建设法治社会的口号越来越怀疑。 法治是维护一个社会正常运行的最最基本的保障。怎样的社会才能算是法治社会，这是一个包括了政治制度，司法体系等多方面因素的整体概念。笔者在加拿大生活了20几年，真切感受到一个法治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民众来自不同政治制度和迥异的文化背景，社会能够如此和谐的原因之一就是有成熟，完整的司法体系，而且真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恰好，最近加拿大媒体登出了几篇涉及司法案件的报道，而且涵盖了立法、执法和司法各个方面。解读这几篇报道，有益于我们认识一个法治社会应该是什么样。 立法：安乐死法案在参众两院“打乒乓球”未必是坏事 加拿大的法律完整、稳定，但有些条文会随时代的发展作出调整。目前正在制定的“医生协助死亡”法案就是一个重大调整。它起自于最高法院去年对一项要求有安乐死权利的诉讼案所作的裁决，要求政府取消原来刑法中“任何人帮助别人死亡都属于刑事犯罪”的条款，使安乐死合法化。高院开始给政府一年的时间完成修订，后来因执政党更迭又延长了四个月，最后的期限是6月6日。 加拿大的立法机构是众参两院，任何法律都是先由众议院提出，经过一读、二读的程序在议会辩论，作出修改完善，三读时投票表决，多数议员同意才能通过。然后提交给参议院审核，参议院同意后形成法律。 但此次制定安乐死法案，不仅在党派、议员之间有很多不同意见，还出现了两院之间的分歧。 参议院赶在5月31日前通过了三读，批准了有关安乐死的C-14法案，并希望参议院能够迅速审议，在最高法院规定的6月6日最后期限前出台。 可参议院却没有着急，反复讨论后在6月15号晚间投票否决了C-14法案，退回给众议院，要求对其中的几项条款作出修改。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删除要求“安乐死的申请者必须明显接近死亡”的条件。因为这违背了最高法院当初裁决的初衷，即“所有患了不治之症且遭受持久性痛苦折磨的人都应该有权利要求医生协助死亡，而不应仅限于那些很快就要死亡的人”。 众议院不得不重新讨论已经表决过的法案，接受了参议院提出的部分修改意见，但在要不要取消“必须是接近死亡的人”这一限制条件上难以达成一致。 这使‘医生协助死亡法案’的制定陷入了一种僵局。也有人说这是两院之间在“打乒乓球”。而笔者认为，这种“打乒乓球”正好反映了两院在制定安乐死法案上的认真态度。 本来加拿大的参议员并不是民选的，参议院也有“橡皮图章”之嫌。可这次他们在涉及到生命的重大立法上是超认真的。这难道不是好事吗？它恰恰印证了我们平时的说法，民主社会在制定法律时都是要反复推敲的，产生争论时以多数人的意见为主。而法律一旦定下来，所有人都要遵守。 当然，旧法作废，新法却未能及时出台会造成一段时间的法律真空，在这段时间里“医疗协助死亡”没有法律条文可以遵循。但在加拿大这样法制成熟的社会里，并不会出乱子。因为还有省政府的管理，有医生协会和民间组织的监督。 当然，出台明确的新法规还是必要的，否则像1988年最高法院取消了堕胎属于刑事犯罪的法律条文，却一直没有新的法律出台，造成加拿大社会至今在堕胎问题上仍争执不断。 司法：边境局执法不仅也需守法，还需讲点人性 上周另一篇报道是，加拿大边境安全局自2012年以来，与电视节目制作公司和国家地理频道合作，拍摄并播出到各个执法现场的录像。由于节目没有脚本，真实地记录边境官员执法的过程，一时吸引了不少观众。 但这一节目随着播出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一些加拿大人认为节目中充斥着粗鲁的行为和对执法对象的剥削。例如边境安全局突袭一个建筑工地，抓捕非法劳工。观众在节目中看到，墨西哥工人躲躲藏藏，被抓出来带上手铐押走。这让很多加拿大民众看不下去。 BC省“公民自由协会”把这一节目告到了人权委员会，起诉边境局播出这样的录像是侵犯非法劳工的隐私权。因为执法人员拍摄之前，并没有征求被拍摄对象的同意，后来让他们签字同意播出的文件也并非是出于自愿。诉讼期间，还有一些市民上街游行，高呼口号：“不要关押人，不要突袭式搜查”。民间组织的负责人甚至说：“对非法劳工弱势群体进行这样的拍摄是失去人性的。而把录像用到以营利为目的的娱乐节目中更是卑鄙的”。 上个星期，联邦政府隐私专员丹尼尔·塞里恩（Daniel Therrien）在对此事调查后做出评判，说边境安全局到建筑工地抓非法劳工，并将抓捕过程放到电视节目上，确是侵犯了非法劳工的隐私，并要求停播这一节目。 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边境安全局原来的本意是通过现场录像、在电视上播出这种方式让更多人知法守法，可做法却触动了加拿大人心中同情弱者那根神经。而隐私专员则对民众的意见做出了权衡，使这场民告官的博弈，民方实现了诉求。 如果这件事还不足以展示加拿大司法的公正，那前不久安大略省检方要求法庭对一名警察从重判处的例子就更具代表性。那名警官因在2013年执勤时开枪打死了一名滋事少年被起诉。2013年7月，18岁的少年亚提姆（Sammy Yatim）在多伦多的电车上持刀威胁乘客。警方赶到现场时，车上已无乘客。少年站在电车门口。警察叫他放下手中的刀，站着不许动。但亚提姆往前迈了一步，警官福斯洛随即开了三枪。亚提姆倒地后，福斯洛又开了6枪。9枪中有8枪击中亚提姆，导致其当场死亡。 亚提姆的死亡在多伦多引发民众对警察过度执法的大规模抗议浪潮。法庭判决时，陪审团决定判处警官福斯洛二级谋杀罪。因为他在亚提姆倒地后没有理由再向他开枪。按照加拿大刑法，二级谋杀罪的最低刑期是5年，最高是25年监禁。检控方认为，这是警察过度执法的最典型案例，因此建议对福斯洛的量刑应高于最低刑期。这名警官仍在上诉，但预计最后的裁决会高于5年。 这使人联想起去年5月在黑龙江安庆火车站，45岁的农民徐纯合被警察开枪打死的事件，虽然民间和官方对此事件有不同的看法，最后也是不了了之，让人们产生司法包庇执法的怀疑。 执法：嫌犯抗拒抓捕受伤也可告警察“执法伤害” 上面的案例实际已经涉及警察的过度执法。警察执法过程也是要依据法律规定的。比如没有法院的逮捕令不能任意抓人；警察在执法现场要对出现的各种情况做出正确判断，采取适当行动，而不能“执法过度”。 上周，安大略省的警察行为监督机构对一件去年的案件作出裁断。警方在一个枪击案现场试图逮捕嫌犯时，遭到顽强反抗。后来警察在别人的帮助下，把嫌犯按在地上。但随后嫌犯感到脚腕剧痛，被送到渥太华医院检查，确诊是脚踝骨折。这名男子后来状告警察在执法时使用暴力，用扫蹚腿扫倒了他，造成脚腕骨折。 安大略省负责调查警察执法是否恰当的第三方机构“特别调查组”随后介入调查，在访问了8名现场目击者和12名警员后，得出结论说： “当时由于嫌犯难以制服，警员曾要求救急车上的人员帮忙按住嫌犯的双脚。男子脚踝受伤最可能的原因是医务人员踩着了他的右脚，因为他说是倒地之后才感到脚踝痛的。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警官确有扫蹚腿动作，也无可指摘，因为男子没有服从警员的命令。受伤是他反抗导致的不幸后果”。 此案最后得到明确的解决。这一案件的意义在于，警察执法带来的争执应该由谁作出评判。加拿大各省市都有专门的第三方调查组织，它是由退休专业人员和民间人士组成的，不会偏袒涉案任何一方。因此作出的评判很少受到质疑。 通过以上的解读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加拿大，从立法、执法到司法的各个方面，都是有完善的制度互相牵制的，而这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法治社会。

父亲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文：悟空孙 写下这个标题，突然想起来鲁迅先生早在1919年就写了一篇同样标题的文章。那么我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看100之后的中国人做父亲是否有了进步。 当然，时代总是不断的向前，今天的父亲早已不是百年前的父亲，今天的中国已不是“亲权重，父权更重。” “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了。随着女性地位的不断提高，如今母亲在家庭中也越来越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严母慈父”早已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了。 因此，“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其实在问：“我们怎样做父母”？ 100年前，鲁迅之所以拷问怎样做父亲，那是因为我们的旧传统将孩子看成了父母的私产，将父母的生养当成了恩典，以至于父亲必定一言九鼎，子女必须孝敬，顺从。于是强制的道德戒律产生了“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我从古以来，逆天行事，于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缩，社会的进步，也就跟着停顿。” “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倘如旧说，抹煞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乖剌的种子。” 鲁迅的眼光惊人的犀利，道出了中国社会愚昧的本质，也给后来人指明了方向。鲁迅说，生物界的现象无外乎是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吃饭，是为了养活自己，使自己快乐，所以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是为了生出子女，同样使自己快乐，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 “父子间没有什么恩”——鲁迅这样断言。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9PM5ibWicfMrvibZRaw35WGnTEtKuMlYIoS5suzCKP8pMEyGCcjxLGhY8jCRJbmk2GEzCB8bibQ5Xtw/0?wx_fmt=gif 鲁迅与爱子周海婴 然而，100之后，我们还有父亲仰仗着自己生儿育女的“功劳”，高举“不孝”的狼牙棒，对儿子说“考不上一本你就去死！老子不会掉一滴泪……”；我们还有父母包办孩子的一切：从吃饭到穿衣到入学到就业到恋爱结婚……；我们还有长辈倚老卖老，对教育孙辈指手画脚，自己对现代价值观则一无所知；我们还有父母从不尊重孩子独立的人格，逼着孩子做这做那，拿别人孩子与自己孩子横比竖比，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而拔苗助长；我们更不乏父母以为这些都是为了孩子好，自己付出多么大的牺牲，日后等待着子女加倍的报答养育之恩。 还是让100年前的鲁迅来开导现在的父母们： “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领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领，将来还要交付子女，像他们的父母一般。” “动物界中除了生子数目太多一一爱不周到的如鱼类之外，总是挚爱他的幼子，不但绝无利益心情，甚或至于牺牲了自己，让他的将来的生命，去上那发展的长途。” “富翁的杏酪和穷人的豆浆，在爱情上价值同等，而其价值却正在父母当时并无求报的心思；否则变成买卖行为，虽然喝了杏酪，也不异‘人乳喂猪’，无非要猪肉肥美，在人伦道德上，丝毫没有价值了。” 今天的父亲们，我们要做的是解放自己，解放孩子：“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不要向100年前的父亲们和某类“长者”们，“不但不肯解放子女，并且不准子女解放他们自己的子女；就是并要孙子曾孙都做无谓的牺牲。” 对于年轻的一代，我们都是“老人”了，然“中国的老年，重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譬如早晨听到乌鸦叫，少年毫不介意，迷信的老人，却总须颓唐半天。”今天的父亲要勇于承认，我们和这个时代脱节了，我们有很多东西弄不明白，既然自己“悟不过来”，就不要对下一代指手画脚，“乌鸦”要叫，就由它叫去吧！父母养育子女只不过是自然赋予老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大可不必“儿子上学堂，母亲在家磨杏仁，预备回来给他喝，你还不孝么？！” 所以，“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就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父母不要对子女无微不至“好”得过了头，不要把自己的情感都寄托在子女身上，更不要以“为你好”的名义给压制子女；另一方面，子女要理解父母的一片深情，但也不必太在意父母高兴不高兴，而给自己增加太多的压力和负担。尽力去做一个独立的个体，将自己父母的关爱回报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父母，将来再用同样的爱去关怀自己的后代，这样，才是最大的“孝”，孩子的未来才有希望，父母的生活才能安详，我们的社会才能进步。 “父亲”们，请记住卡夫卡对他父亲的呐喊：“你大体上觉得是这样的：你一辈子艰苦工作，为你的孩子们……牺牲了一切……你并不为此要求我们感恩，但我们至少得做出某种迎合姿态，一种同情的信号；我不是这样，反而从来就躲着你……。你这样责备我，好像那是我的责任，而你对此连一点责任都没有，要有就只有一点，也就是你对我太好了。”（卡夫卡：《至父亲》）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一个健康快乐的普通人，而不是卡夫卡那样郁郁寡欢，性格怪癖，生活如一团乱麻，生前默默无闻，死后方名声大噪的名人。 祝福每一个快乐的孩子，祝福每一个称职的父亲。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x9PM5ibWicfMrvibZRaw35WGnOUMgFicQD1yJGCaicmysNxM89tM5kjiatwKeSOZON8W6XXQy8xAH8SORg/0?wx_fmt=jpeg

让权力在笼子里裸奔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如何看待和处置权力？中国、耶路撒冷和雅典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 中国把权力拥有者神圣化，其随即就成了神的化身，成了道德的化身。他不受任何约束，他就是最高主宰，而且，其人民也相信这点。于是，世俗变成了神圣。 耶路撒冷把权力归于上帝，让世俗的权力披上了神的外衣，但执政者仍然坚称是上帝的仆人。因此教会所代表的神权和国王所代表的世俗权力之间并不等同。亦即，神圣加冕于世俗。 唯有雅典其统治者的权力是由被统治者赋予的，并且，执政者的权力被分散给了不同机构，它们之间互相制约，并有着明确的不可逾越的界线，亦即所谓“笼子”。权力最初是被古希腊的雅典关进笼子里的。 正是这些关键的不同，诠释了人类社会三种不同的形式： 官本主义：以中国和古波斯为代表；在思想上表现为哲学和道德的联姻，“以德治国”即源于此； 神本主义：以耶路撒冷和后来的伊斯兰国家为代表，在思想上表现为哲学和宗教的联姻，宗教法庭即源于此； 人本主义：以古希腊和后来的西方社会为代表。在思想上表现为哲学和科学的联姻，民主政制即源于此。 “神本主义”的危害应该为后人所警醒，其造成了欧洲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之后数百年的黑暗。如此危害，今天仍然在一些宗教狂热地区继续。 “官本主义”的危害更不言而喻，中国漫长的毫无制度和道德进步的历史就是证据。而今天的北朝鲜更是一个保存完好的标本。 “人本主义”的直接政治成果就是自由平等和民主宪政。民主的核心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人本主义”，它同时顾及了多数和少数的利益和尊严。 这些不同理念，导致了截然不同的文化艺术形式。比如，只有古希腊文明中的神是裸体的，因为他们不必掩饰。他们身体之裸露，正如古希腊人思想之坦然。 或曰，古希腊的神没有裤衩。后来不幸被古罗马人遮掩上了“裤衩”（无花果叶），这样的遮掩正是从光明磊落的“人本主义”的古典文明堕落为遮遮掩掩的“神本主义”的中世纪黑暗的先兆。欧洲被耶路撒冷带来的黑暗笼罩了近千年，直到“文艺复兴”才逐渐重返光明。 而华夏更为悲惨，子民们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青天大人”和“大救星”身上。数千年来一败涂地，但至今痴心不改。国人对“以德治国”的热情，就源于“官本主义”的理念和传统。 “神本主义”至少坚信在神面前人人有罪，因此有着原罪的平等。但是在“官本主义”社会，官就是神，甚至官高于神，从而使得任何平等成为不可能。 中国历史，对于权贵，就是一部权力交替史；对于子民，就是一部青天大人盼望史，从“以官为本”沦为“以食为天”。 所谓“以德治国”和“以民为本”是“官本主义”的表象。“人本主义”社会是不需要凡事冠以“民”的，而只有在官民对立的社会，才需欲盖弥彰地冠以“民”。“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虽一字之差，却云泥之别，前者基于所有人的平等，而后者只是在一个官民对立的社会中官对子民的恩赐和粉饰。因此，“以德治国”只是“官本主义”社会中子民的意淫。 久而久之，子民们养成了一种独特的道德缺陷。他们既不能以“人本主义”所特有的自由平等原则对权势进行批判，也不敢以“神本主义”所特有的信仰对权势进行质疑，他们只好以“官本主义”所特有的怯懦对权势歌功颂德。他们对大救星的企盼有别于“神本主义”社会对上帝的信仰——后者最终还会让自己付诸行动，而前者只会跪求“青天大人”。他们对权势者的“以德治国”抱有异乎寻常的热情和期盼，而对于设立制约这些原本凡夫俗子的权势者的制度却不感兴趣。 于是，他们会用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把权势者打扮成道德和理想的化身，自己则匍匐于其下。这就是“以德治国”的最终结局。“神本主义”至少认为“神是完美的，但任何人都不是神”，而“官本主义”却相信“神是完美的，而权高位重者就是神”。只有“人本主义”直言“神和人一样，都有缺点，我们和神在道义上没有高低”。 “以德治国”最终必然导致道德破产。中国今天的道德破产不始于今天，也不始于毛泽东，也不始于马克思，而是始于汉武帝秦始皇甚至更早，然后巅峰于康雍乾，集大成于毛时代，病入膏肓于今天。任何对“以德治国”的想往都是对“大救星”的企盼，救星一定不会来，来的一定是灾星。 因此，我们应从最坏的可能去估计人性和权力。权力本身并无善恶，因此掌权者的善恶就是权力的善恶。权力越大，善恶的后果就越严重。人的本性希望他人对自己行善，而未必会制止自己对他人作恶。因此，当被制约时（法制），人的善良便容易体现；而缺乏制约时（人治），丑恶就常常毕露无遗。因此，被制约（笼子里）的权力常可行善，而被纵容（笼子外）的权力鲜不作恶。 也正因如此，把权势者的“裤衩”扒下来，亦即把权势者的道德伪装扒下来，是符合道德的。对那些自称“裤衩”里没有私利的权力，用任何方式把他们的“裤衩”扒下来都是合理。这就是为何重庆朱瑞峰的行为是值得称道的，至于他个人的品质和动机，那是另一回事，正如同台湾议会的打架不应被用来非难民主代议制。我们不能仅仅指望某种高尚的道德力量，而应该设计一种世俗功利的制约制度。 宪政就是用制度限制人性之恶，中国的宪政之路需要我们抛弃“以德治国”和“大救星”的神话。宪政对中国之重要和之困难都在于此。一方面，中国如无宪政则永远是一个奴才和主子的国度，而另一方面，由于充斥着奴才和主子使得宪政的实现格外困难。 如果必要，我不介意在走向“人本主义”时路过“神本主义”。“神本主义”至少比“官本主义”要好。但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人本主义”。 中国必须走上宪政之路：统治者的权力必须仅由被统治者授予并被明确界定——此曰“笼”；权力规则必须透明——此曰“裸”；同时，权力不能被供奉，而必须努力为全体公民服务——此曰“奔”。 因此，让权力在笼子里裸奔吧！

雷锋是个“可爱”的孩子 文 / 天马（蒙特利尔） 说雷锋“可爱”，第一是因为他做的都是“好事”，当然被人们称为“最可爱的人”；说雷锋“可爱”，第二是因为雷锋做的事太“可爱”：比如，在大白天打着手电宣称是夜读毛选，在当年中国的《人民日报》及其跌破眼镜的印刷技术上，老百姓估计要花很久才能认出照片上印的是人还是一只大熊猫。雷锋用大白天打个手电代替黑夜这办法还真有创造力，真高明！又比如，雷锋爱和你们玩捉迷藏的游戏，做了好事偏偏不告诉你我的名字，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的部队的编号，考考你们和我捉迷藏找我的能力；还有，雷锋手上戴一只瑞士英纳格手表，对着一双臭袜子要补上一千遍给你们看他是如何的节俭，哈哈，估计对这双袜子有特别的恋袜癖。更奇的是，雷锋春节不休息在大城市里满大街捡小孩粪便，居然一天能捡到300斤。那时候估计满城市里的孩子等着雷锋来，熬了10天的大便一天在门外解了送雷锋。哈哈，想想也真可怕，那时的城市怎会有这么多的门前屋后的大便，没有雷锋，还不臭气熏天，居然还是春节阶段！ 雷锋确实做了好事了，偷偷写在日记本上，偷偷告诉你我部队的编码。这些日记，这部队的编码，就是今后受表扬的最好的证据。雷锋很可爱，故弄玄虚，像一个孩子，等着妈妈对他的表扬！ 这个世界，做任何事，都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为了信仰，一种是为了认可。信仰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相信，不需要任何回报。认可是一种需要回报的行为。为什么说雷锋像孩子？因为孩子从出生起，是没有信仰的，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模仿大人，从大人的眼里，他慢慢地明白什么行为会被大人认可和受到赞扬，什么行为会被大人批评和谴责。小孩子从幼儿园起，就被教育要和别的孩子分享自己的玩具，甚至食物。大人教育他：只有你今天和另一个孩子分享了，明天你才有可能得到这另外一个孩子的玩具和食物。这就是回报。但是其实没有一个孩子天生愿意分享的。这种回报教育的效应，尤其是几个回合实践摩擦下来，小孩果真明白了这个道理：大人是对的，否则我就不可能玩他的玩具，要有回报，就得分享！孩子做什么事，都是为了一种认可。 信仰和认可，表现在工作上，便是有人选择自己最爱的事业为工作，有人选择最高薪高回报的行业作为自己的工作。表现在爱情上，便是有人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人结婚，有人选择能给自己提供最好条件的人结婚。这两大类里，最最不同的是当遇到挫折时，为了信仰的人和为了得到认可的人会表现出极大的不同，信仰本来就是一种真诚的感情，他不需要回报，也不需要外界的承认，是发自内在的热情。一个热爱自己事业的人，就是低薪回报，还是会非常高兴地做下去。 而为了认可而工作的人，他的一切行为的衡量是有条件而外在的。比如说一旦高薪变成0，或这个社会不再承认这个工作的重要性，这个人会认为一切努力都变成无用之功，悔都来不及啊。所以美国和西方文化中，一再强调，你最好去做自己有“Passion”的工作，而不是为了挣钱去做自己不热爱的工作。如果你有passion （激情和热爱）去做一件事，你将对一切结果无怨无悔。 雷锋捡粪是为了信仰还是为了认可？　有时发奇想，如果哪一天雷锋不小心捡的粪，粘上了墙上红色的大标语（粪不认字啊），被别人揭发雷锋是个破坏革命的坏分子，雷锋还会继续捡他的粪吗？回答是肯定的，不会！这粪带给雷锋的是耻辱，而不是光荣，哈哈，此粪已不是雷锋要捡的粪了！这分界线就出来了：如果说雷锋捡粪是为了城市卫生（信仰），雷锋应该继续捡他的粪：如果雷锋捡粪是为了表扬（认可），当然这个使之成为反革命的粪就是万恶的粪了。 雷锋是个好孩子，但是如果雷锋做这一切好事是为了一个信仰，他将真正成为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如果他真的是为了一个信仰，他不需要大白天打手电读毛选登报纸，他不需要捡了粪非要拿到秤上去秤出个几斤几两。所以外国人参观雷锋纪念馆，非常不解地问：既然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名，那么最后你们怎么会知道是他做的好事呢？外国人太愚蠢吧，他们就事论事，以为不留名就不可以留部队的编号，以为不留名就不会在日记上记下几斤几两的粪。这帮脑子不转弯的外国傻瓜！

没有医学素养的悲剧 文：辰思 2010年8月，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文章《中国医生：威胁下的生存》称：“中国医生经常成为令人惊悚的暴力的受害者”，“医院已经成为战场，因此在中国当医生便是从事一种危险的职业”。 通常人们都知道高风险职业是司机、井下工等，没有一个国家会认为医生是高风险职业。在中国医生为什么成了最危险的职业？医患的结症究竟在哪里？ 大家都习惯于从医-患之间找原因，或者在医疗机构内部找原因，认为主要原因有：医患之间缺乏沟通；医德医风滑坡；群众法律意识在提高；患者对医学的期望过高等等。出于这种认识，于是各大医院的“医患沟通办公室”应运而生。但是医患沟通办公成立10年了，医患纠纷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近十年间，医患暴力冲突呈井喷式爆发”(引10月13日人民日报《聚焦？医生执业状况调查》)。尤其是在《侵权责任法》生效后医患纠纷和医患暴力冲突不仅未见减少，反呈增多趋势。这是为什么？ 平心而论，若作横向的比较，医院的道德素质与服务态度并不比商业服务、公安、法院及公务员系统更差。在中国的法院里，被错判、错杀的人数决不会比医疗事故致死的人数更少；论性质，滥杀无辜更比医疗事故恶劣万倍。但为什么停尸闹丧等砸打行为只发生在医院，而不会发生在法院？我不否认患者是弱势群体。但中国的弱势群体的屠刀，总是杀向更弱势的群体的。近年来，连续报导了多起弱势人群，因他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并经多年上诉上访无效，最后他拿起屠刀杀向毫无防范能力的幼儿园的小朋友，就是证明。 可见，问题的结症并不在医患之间，而有更深层的社会和制度上的原因。 我认为，造成医疗纠纷呈爆炸性增长和医疗执业环境恶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一是法学界对医疗行为、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没弄明白，即定性不准；二是医疗投入不足，且医疗资源配置不公，医疗风险保险机制缺失；三是整个社会缺少宽容。三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一句话，就是制度或体制的原因所造成的。 正因为我国法学界对医疗行为、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没弄明白，所以，在错误理论指导下而制定的一系列调整医患关系的所有法律法规都不可能是正确的，有的甚至是恶法。并由此误导了我国医疗政策的走向和舆论的导向。如《侵权责任法》就将医疗侵权当作一般的民事侵权来处理，废除了在我国已经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医疗侵权只有在构成事故的前提下，才予赔偿的原则，错误的将具有特殊性质的医疗赔偿，回归到了一般的“损害责任”的概念上；降低了赔偿的门坎，扩大了医疗赔偿的范围。由此，必然毒化或恶化了医疗执业环境，扩大了医患冲突的机缘。《侵权责任法》的起草者们，不仅没有认识到这是医事立法上的一种倒退，还自认为这是本次立法的一个“亮点”、一种“创造”。 在中国法学界，普遍也承认“医疗行为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行为”，但要问：究竟“特殊”在哪里，他们多不堪了了。所以一旦由他们来制订相关法律或者处理具体的医疗争议案件时，他们就会很自然地用大民法的视野去进行审视，并由此制定出同一般的民事侵权赔偿并无区别的规则或处理意见。 有人作过很形象比喻，交通事故好比将花瓶打碎；而医疗事故好比别人送来了一个破碎的花瓶让你去修复，但你未能将其修复或未能完全修复。这两种责任显然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医疗赔偿，为什么必须要以构成事故为前提的原因。不仅中国的法律是这样，其实，世界各国的医疗赔偿法律规定，都必须是要以构成事故为前提的。如果法律对这两种责任的制裁不加区别，适用同一标准，这显然是有失公正的。 也不光是医疗赔偿是这样，其实还有空难、交通、铁路运输、邮政、厂矿重大责任事故等赔偿，都是要以构成“事故”为前提的，在这些领域均不适用一般的“损害责任”概念。 除中国外，美国的医疗政策也是相对糟糕的。最新的统计表明，全美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为4570万，另有2700万靠临时保险苦苦支撑，随时有失去保障之虞。在美国，失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同时失去医疗保险，这是目前许多美国民众的心声。45岁的乳腺癌患者约兰达？科尔曼病情严重，癌细胞已扩散至骨头，她原本可凭借医疗保险接受3轮化疗，但因无法工作而失去医疗保险后，现在基本上没有接受任何治疗。但美国的医患关系仍然牢固而信赖，并没有出现过一起砸打医院或暴力伤害医生的事件。论维权意识，美国公民显然要高于中国公民，但美国的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并不高，医患冲突也并不激烈。 究其原因，相对中国，美国法学界对医疗行为的特殊性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充分注意到医学不是万能的，医学尚有其局限性，医学是把双刃剑，每个个体都有差异性，医疗合同不以结果为目的等特征。因此在处理医疗纠纷时，能严格按照医学科学规则和医疗行为的特点定案，而不会苛求于医学。在赔偿追责原则上只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不适用公平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这就大大减轻了医方的赔偿负担。 如近年在美国加洲的一家医院里发生了一起医疗纠纷：一名刚出生的新生儿因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需要输氧，护士遵医嘱将氧气给输上了。不久孩子死亡。这时发现，护士虽然将氧气管给插上了，但并未将氧气通道打开。得知这个信息后，孩子的父母很气愤，将医院和护士告上法庭。经过医学鉴定，认定护士虽然未将氧气通道打开，有医疗行为上的过错，但孩子的死亡仍是因为先天性心脏病，而非未输氧造成。结论为不属医疗事故。患者息诉。 这个案件若发生在中国，一方面患者不大可能会接受这种鉴定结论；另一方面即使患者接受了这个鉴定结论，法院也仍然会判医院败诉。这不仅是因为《侵权责任法》已摒弃了“医疗事故”的概念，回归到了一般的“损害责任”的概念上；更要命的是《侵权责任法》还规定有对医方不利的推定过错，即公平原则(第58条)和无过错责任赔偿(第五十九条)。 其次，在医疗事故的防范与处理上，美国是注重于从源头和制度上加以防范，而中国则不大注意从源头和制度上加以防范，而只注重在事件发生后对人的处罚上。似乎只要抓了人，判了刑，“平民愤”了，政府就尽到责任了。 九十年代，在美国的一家医院里发生紧急情况，医生在忙乱中，错将乙醚当氧气给病人输入，造成病人当场死亡。病人家属很不满，对医生提出指控。医院领导出面解释说：这不是医生的错，问题是由于“乙醚接头与氧气接头可以通用而造成的，在紧急情况下医生难免出错，这是医院的管理有问题。”病人家属表示理解，放弃了对医生的指控。通过这个案例，从此将全美的氧气插管接头均换成专用接头。这样，如果医生即使在慌乱的抢救中抓错了氧气插管也无妨，因为那是插不进去的；从此在全美再也没有第二例类似的悲剧发生。 而在中国，将氯化钾当氯化纳进行静脉推注而造成病人死亡的案例，就重复发生过多起。发生后就将药师和护士抓起来判刑。其实，要防止类似悲剧的重复发生是很容易做到的，只要将氯化钾和氯化纳注射液的外包装和安培的颜色和标志作个醒目的区别就行了。但我国就是不通知厂家应作这方面的改进，结果致使类似悲剧不断重复发生。 再次，美国的医疗卫生投入要远高于中国。 从1993年到2003年，美国的医疗开支从9000亿美元增长到16790亿美元，人均开支从每年3354美元增长到5670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3％。政府负担医疗费比例达45.6％，另有36％是由私有保险部门投入的，真正由国民个人“自掏腰包”的费用只占16％(老穷残全免)。这样，即使医疗效果不满意，也不致陷入人财两空的窘况之中。 在中国，以2007年为例，全国卫生总费用达10966亿，其中医疗投入为1418.85亿，其中免费医疗开支270余亿，占总医疗投入20％。从上面的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卫生经费，真正用于医疗保障的仅占卫生总投入的15%。就是这很少的医疗保障投入，其中又有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殷大奎2006年9月16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第二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以卫生人员平均年工资30000元计算，全国卫生人员的年工资为1800亿以上，也就是说，2007年中国的医疗投入完全拿来发工资还差近400亿。因而，中国老百姓不仅要承担全部的医药费，还必须为医疗机构支付至少700亿的工资和公费医疗的开支。这样，中国的普通百姓看病贵看病难也就在情理之中。 再者，美国有医疗风险的强制保险制度，而中国则没有。 在美国，医疗风险的强制保险有两块：一块是医生购买的，专门用于医疗事故的赔偿；一块是患方购买的，专门用于医疗意外的风险救济。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医疗责任保险业务的国家。据估计，美国医生每年大约将1.5万美元用于购买医疗责任保险，大约相当于其工资收入的8％，在风险更高的外科部门这一数字则更高。其实，患方的医疗风险强制保险是无须另行购买的，因为这笔保险费用实际上已经包含在医疗保险金中。如果是没有买医疗保险的人发生医疗事故或医疗意外，也会适用国家赔偿使患者得到救济。所以，在美国无论发生医疗事故还是医疗意外，无须打官司患者都能得到救济。 再再次，美国的民众所受的教育是感恩教育，普遍都崇尚博爱和宽容；而中国对民众实行的是阶级教育，崇尚的是暴力和恐怖。 美国的民众是有信仰的，无论是基督教、天主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是教人向善和崇尚宽容的；而中国的民众自小接受的是无神论和阶级斗争教育。人们长期以来所接受的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连国旗都是用鲜血染红的，挂在少年儿童脖子上的是被鲜血染红的红领巾，即红旗的一角。 什么叫宽容？1991年11月1日，中国留美学生卢刚在刚取得博士学位不久，用左轮枪，枪杀了他的两位导师，一名系主任，一名副校长，中国留学生同学山林华博士和一名女学生秘书6人，随后，饮弹自尽。除女学生茜尔森被击中脊椎，颈部以下全身瘫痪外，其余五人全部丧命。枪击事件发生后，在美中国留学生想到的是仇恨，怕遭到仇恨的美国人的报复，一时间不敢上街上超市。但美国人不仅没有仇视中国留学生，反而受害人之一的安妮？克黎利女士的家人，在事发3天，通过媒体发表了一封给卢刚家人的公开信：“……当我们在悲痛和回忆中相聚一起的时候，也想到了与我们同样悲痛的卢刚一家人，并为你们祈祷……安最相信爱和宽恕。我们在你们悲痛时写这封信，为的是要分担你们的悲伤，也盼你们和我们一起祈祷彼此相爱……我们知道，在此时，比我们更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请你们理解，我们愿和你们共同承受这悲伤。”美国死者家属们感到，如果我们早一点关注卢刚，悲剧也许不会发生，于是4位美国死者家属将他们的遗产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基金会，用来帮助像卢刚这样有精神障碍的人。其中就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得到了这个基金会的帮助。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许多中国人当得知这一信息时，甚至被惊得目瞪口呆。 与此形成明显反差的是周国平先生。2000年3月13日《检察日报》第6版，刊登了周国平先生的一篇文章《医学的人文品格》。在这篇文章中，周先生将发生在医院里的极个别现象说成是普遍现象。他说“现在医院带给我们美好的回忆却如此稀少”，“医院如今是最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之一。”这是因为周先生的爱女“妞妞”因患有双眼多发视网膜母细胞瘤，不幸早夭。周先生在事后获知，他的爱女所患的这种发病率为1.2万分之一的视网膜母细胞瘤，可能与X光的照射有关时，便断定，妞妞的病肯定与其母在怀孕5个月时，患肺炎后的一次X光透视检查有关(笔者注：其实，现代医学对于视网膜母细胞瘤的产生原因并不十分明了。但可以肯定的是遗传因素有着的重要作用，约40%的视网膜母细胞瘤具有遗传性，如果父母中有任何一方患有此病，子女发病的机会为1/2。此外，视网膜母细胞瘤基因的携带者发生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危险将增加1万倍。目前，尚没有事实证明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发生与X光的照射有必然关系)。从此，他只要走进医院便“觉得自己是面对着一群野蛮人”，“是一些穿着白大褂的蒙昧人”(见周国平《医学的人文品格》)。于是在他的潜意识里便产生了对医院的恐惧和对整体医生的仇恨心理。周先生自己也承认“我心里还是恨，怎么能不恨呵，有时候杀人的心都有，杀女医生，杀医学博士……”(引《周国平文集》第5卷89页)。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著名哲学家周国平先生尚且如此，那么，普通平民碰到类似的情况，还不真拿刀子去捅医生吗？

大人物的“痛哭” 文：黄东黎（蒙特利尔）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人生一世总有不顺与悲伤之时，哭，也就很难免，尽管它不是“常态化”。男儿有泪不轻弹，是指男人要比女人天性坚强，不容易掉泪。所以大男人的哭显得特别，而尤以大人物的“痛哭”，能引起人们惊异，甚至社会“震撼”。 前不久，微信群里有一个十分醒目的标题《蒋介石晚年痛哭评价毛泽东，感动全球50亿人！》，该文转载自“百事通”。不用说，这很吸引人，蒋介石和毛泽东斗了一辈子，水火不相容，他被打败逃离大陆反倒痛哭起老对手了。 此文开头：朝鲜战争后，蒋介石仰天长叹，对儿子蒋经国及毛人凤等军事将领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毛泽东的对手，盟国（美国）说我蒋介石不行，我看他们西方国家也是一群蠢猪。毛泽东是中国人的骄傲啊，中共有多少能者，我都不放在眼里……毛泽东打仗是艺术，各方面的领导都是艺术！蒋介石突然把声音提高了八度“是高超的艺术！要研究、学习毛泽东！” 接下来是：台湾首度解密蒋介石临终遗言，蒋介石说过：“毛先生才是伟人，我干了一辈子坏事，愧对国人，愧对毛先生。”蒋介石之将死，其言也善，他最后说：“没有毛先生，中华就四分五裂了。我死后，请把我灵柩朝北京摆放，我要向毛泽东请罪。” 文章未属作者姓名，短短的到此为止，并没有蒋介石“痛哭”的字样，文不对题嘛。不要紧，下面有“阅读原文”标记，点击后却无法显示原文，“百事通”是何路门神？我没必要去查找，因为看了这有板有眼的“导语”，就已确认它不是真事。但肯定有不少人相信，链接分享——蒋介石痛哭评价毛泽东是“中国人的骄傲”，忏悔自己“干了一辈子坏事”，“要向毛泽东请罪”，于是人们对老蒋的“深明大义”伸出大拇指，给“解密”的文章点赞，并且“感动全球50亿人！”作者不仅解密，还有数据统计，果真如此，那要谢谢“百事通”了。 还记得此前有一篇文章，说是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兴奋地把这一消息报告给毛泽东，没想到毛泽东面无表情的挥挥手，坐在沙发上沉思，没有吃饭，一天没出屋，后来竟独自失声痛哭。文章解释，毛泽东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是在想自己的这个老对手，怎么就先走了？ 哭，大多是伤心的流露，也有乐极生悲。毛泽东爱子毛岸英在朝鲜牺牲，身边人员回忆他没有掉一滴眼泪，风烛残年的毛泽东却为蒋介石的死而哭，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你能相信吗？但文章就是这么写的，大概是另一种“解密”，自然就满足了某些人的好奇心理。而后，才有了蒋介石“痛哭评价”毛泽东。 我又想起四五年前见到的一篇奇文，说1971年发生“9.13” 事件，蒋介石得知林彪机毁人亡后，伤心哭了起来。这无疑又是个“新闻”。林彪是中共名将，长征中率领红一军团披荆斩棘，一路突破险关，保卫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解放战争率四野抢占东北，指挥辽沈战役消灭几十万国军精锐，再率百万部队进关一直打到海南岛，为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立下盖世之功。建国后的文革中，林彪成了毛泽东的接班人。 对蒋介石来讲，中共副统帅林彪是叛徒，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他却为林彪之死而哭，令人匪夷所思。文章解释道：蒋介石是黄埔军校校长，林彪是他的学生，蒋介石认为林彪接班掌握大权后，会念及师生一场与他合作，实现其“光复大陆”之志，林彪意外身亡，蒋介石的希望破灭，因此伤心哭泣。如果这个逻辑成立，不是老蒋患了神经病，就是作者“一厢情愿”的梦想，不过是表明蒋介石不计前嫌，博大胸怀，知人重情义而已。大概是《作家文摘》转载的文章，所说的这件事不见出处，我也没记作者是谁，看后便当废纸扔掉了，事后觉得，应该把它留作茶余饭后的“聊证”。 毛泽东是伟人，蒋介石是不是呢？有点不好说。当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在宴会上举杯高呼“蒋委员长万岁”，毛泽东称过谁“万岁”？所以蒋介石也应该是伟人，后来毛泽东把这位前中国领导赶到了台湾，此一时彼一时。但他们都是世界级大人物，去世三四十年后，有人推出了毛蒋互相“痛哭”的杰作，不知是捧还是骂。 俗话说人有七情六欲，贫贱之家百事哀。平民百姓的哭，比起那些大人物，更让人相信，也同情，因为真实。却也不全如此，苏东坡可谓大人物，中国宋代的大文豪，看看他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这是苏东坡梦见早逝的爱妻王弗，凄怆不已，直抒悲怀，写下了这首沉痛感人，千古传诵的悼亡词。后人确信作者的“梦”是真实的，而不是假托的。 近代洋务派首领、晚清重臣李鸿章，也是家喻户晓的大人物。他师从曾国藩近30年，当闻恩师逝世，悲从中来，在给其弟书信中写道：“（曾国藩）谋国之忠，知人之明，昭如日月。生平公牍私函，无一欺饰语……中流失柱，滔滔如何？一朝仙去，不复归来，为公为私，肝肠寸裂！兄本为拟文哭之，无如一字落墨，泪寄千行……”。李鸿章的这段话，评述他认知的曾国藩，表达了对师长的深情厚谊，字里行间朴素真挚，颇为感人。他的“泪寄千行”，我认为是真实写照。 中国人讲顺其自然，凡事相信，凡事就少有自己的思想判断，但也喜欢猎奇，更善于“传诵”。这种习风下来，于是有文人墨客，不知从哪里弄来或者裁剪出种种隐秘，自以为得计而有益。更有无聊的人，不时搞出一些无聊的消遣，“痛哭”都成了一项炒作，也有不少写周恩来某时为某事的痛哭，标题显眼，却不知其真假与究竟有何用。诸如此类，许多人便去相信，或者甘愿受欺听之，还口笔相传，以致无聊的东西长存于世间。就像舞台上的变戏法，一套一套的，总有人会看的。 当下互联网时代，写东西比白纸黑字的书报来的容易，捧骂几乎没有成本，传播更方便，更快更广，什么揭秘、爆料、惊现、解密、震惊层出不穷，美其名曰“任性”。而不管这些是否真实，是否臆造，有无现实意义，有风即是雨，随帖的、点赞的、写评语的接踵而来，似是而非，不辨真伪，偏有人跟着闲聊，舍得花时间消遣。 从微信群看到“蒋介石痛哭评价毛泽东”，想到了这许多，对于一家之言的“猛料”，无论涉及什么方面，报纸还是网上的，都需过过脑子，融入自己思考，有必要就研究一下，不然干脆不看，也不致于轻易相信。人云亦云的“传讹”，更不可取，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先贤“公牍私函，无一欺饰语”，我们今天做起来还真难啊。

焦虑的中国需要一场秩序重建！ 文：云禧 中国人的集体焦虑 当今中国最大的特征，就是进入政治焦虑、经济焦虑、信仰焦虑、生存焦虑等等全面焦虑期，上至政治领导人、各类精英，下至普通百姓，都缺乏安全感。 　　中国数十年的野蛮成长，没有能够建立有效的精神秩序、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在丧失精神凝聚力的背景上，丧失了基本的政治伦理、经济伦理和社会伦理。 　　于是，所有的权力、财富和荣誉都失去了合法性和可持续性，都经不起法律和伦理的拷问与推敲，因而全部失去了安全感。 　　当你把财产托付于股市，股市崩溃；当你把精神信仰托付于寺庙，方丈贪腐；当你把美好的念想托付于精英，精英们又丑闻不断。这就是今天中国的实际境况。 　　政治焦虑 　　当今，中国最缺乏安全感的阶层当属政治家，职位越高，安全感越低。当我们看到诸如周永康、徐才厚等家藏成吨的美钞、数十支枪支时，你会认为他们仅仅是贪婪吗？ 　　其实，他们最主要的是缺乏安全感。那么多人把孩子移民到美国，仅仅是崇洋媚外吗？其主要原因仍然是缺乏安全感。因为中国缺乏正当且安全的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和社会逻辑。 　　在中国的历史上，“腐败”与“反腐”从来都是封建王朝的政治手段。在以儒文化为基础的人治结构中，官员之间的制衡恰恰是“你腐败、我放心”，你能授我以柄，那就形成了政治制约的“投名状”。 　　发现了你的软肋，我才可以任用你，因为这样你才必须效忠于我，形成生死同盟。有的则是为了消除帝王对自己的提防，故意自毁名声、假作平庸，以求自保。如曾国荃、蔡锷等。 　　在人治的政治环境中，官员的权力来自于他的上级而非民众，所以他只需要对上负责，“忠君”意识成为主流。由于缺乏合法性和制度的保证，个人的兴衰荣辱，也都系于政治帮派之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中国，这些寄生于政治帮派之上的官员，每天处于极度的焦虑之中。 　　经济焦虑 　　中国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可以说是挖空心思，什么“一带一路”、什么“PPP”、什么“全民创业”等，频频出招，足见中央政府出于极度的经济焦虑中。但是，这些密度极高的经济号召，其社会的响应却很低，这些经济手段缺乏内在动力。而以往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地方政府的政府负债已达56万亿，再采用大规模负债的方式刺激经济显然不妥。 　　应该说引导民众创业是对的，但不能搞拔苗助长式的创业“大跃进”，尤其是“大学生创业”。因为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不足5%，当今城市的创业成本极高，一味鼓励所谓的“大学生创业”无异于杀鸡取卵，其95%的失败率会耗蚀多数家庭的资产储备，而每一个家庭的创业损失，实际都是国家损失。而且，中国主要的经济资源集中在央企和政府，并没有向公众开放，又如何能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呢？ 　　作为经济的主体，企业家无疑是当今最焦虑的群体。 　　许多企业家难以摆脱原罪的阴影：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中，按照完全合法的原则做生意很难发家，因为最主要的经济资源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中国的顶级富豪多是房地产或能源型产业的经营者，要获取这些资源，往往需要参与权力寻租。同样，如果不避税的话，按照正常的税赋企业可以存活吗？如果不超载，长途运输还能赚钱吗？也就是说，中国既没有形成民众公平共享的经济资源环境，又没有形成民众可以正常经营的政策环境，在此环境中的成功者，很大一部分属于官员腐败的共犯或违法经营者。政府为了保持经济的稳定，尽可能不动这些商界精英，但许多企业家难免原罪的恐惧和焦虑。 　　社会焦虑 　　首先，在中国股市上有大量的借钱炒股、代客理财类型的炒股者，此次股市塌陷之后，如果短期股市不能解套，无数家庭面临债务纠纷，大批股民陷入“股市焦虑症”。很显然，中国股市已被境内权贵资本和境外财团劫持，中国股市“欠安”！ 　　其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工资收入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社保金负担越来越高等等。在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的中国，民众居然还生活在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等生存危机的焦虑中。 　　其三，中国有近3亿徘徊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工阶层，这是中国真正的工业产业大军。在中国制造业总体下滑的今天，进城还是回乡，也是深深焦虑的事情。 　　其四，中国大学生的就业焦虑、发展焦虑。他们的父辈已经透支了他们的生存资源，破坏了生态环境，他们今天可以拿着iPhone手机逍遥于市，殊不知等待他们的是极度的资源匮乏和极度的生存危机。 　　 中国如何重建秩序 　　由于体制原因，中国政府习惯于将各类难题留给后人，一届一届地往后拖。但到了今天，对于本届政府来说，所有的问题已经再无推诿的余地了。很显然，小修小补的方式已经无法持续，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能依靠简单的对策论，而是必须进行整体性的全面构建。 　　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秩序。 　　重建精神秩序 　　精神秩序的创建，取决于中国未来构建什么样的价值取向。 　　此前的三十年，中国依靠激发人的物欲来驱动经济发展，但到了经济资源枯竭的今天，再采用“激发欲望”和“满足欲望”的凯恩斯经济逻辑驱动中国的发展已经走不通了。可以想象，一个把欲望当做信仰的国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在中国高歌猛进搞经济的三十年间，美国却悄悄地占领了中国青年人的精神领地，被美国文化武装起来的80后、90后已经在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的主导群体。国家高唱“中国梦”，但中国青年却在默默地营造“美国梦”。 　　那么，还有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可以重新号召和动员中国的社会力量呢？ 　　在中国，传统国学派、毛派、西方民主派等等，互不兼容且严重对立，导致中国难以找到精神秩序重构的接口。很显然，现有的意识形态理论已经不能解释中国和世界的现状，在当下世界，精神秩序的重建无法回避普世价值和普世文化的取向。 　　而真正实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并不是要闭守于自己的国粹文化，恰恰需要主动性地拥抱世界文化。 　　事实上，中华文化的基因，完全具备对接世界普世价值的接口，但被一家独大的儒文化遮蔽。如不能超越儒文化的局限，中华文化就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兴。另一方面，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恰恰需要西方文化的激活，意识形态重建必须启动第三方话语权，才有可能形成新的文化生命力。 　　重建政治秩序 　　在一个成熟的政治秩序中，可以选择平庸的政治家，比如美国的小布什等。但在中国政治秩序重建中，则需要伟大的政治家，因为政治秩序重建需要大破大立。 　　一个按照人治构成的政治网络，到今天都没有被完全打破，从结网到破网要经历三十年以上的时间。但是，会不会形成新的人治网络？中国政治秩序重建的切入点自然是法制，但长期习惯于依附人治的中国司法，能否真正进入法制的轨道，这是最令人担心的事情。 　　重建经济秩序 　　如果不建立经济秩序，再依靠拍脑袋的方式决策，一窝蜂地搞什么“开发区运动”“全民创业运动”等，都只会使中国陷入更大的困局。基于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目前尚有相当的经济存量，中国必须能够在3-5年内完成这些经济存量的合理转换，如果失去了此机会，中国将丧失前三十多年所有的经济积累。 　　重建经济秩序的切入点在“民生经济”即“安民工程”，而非大兴土木的基础建设和极度的刺激消费。简言之，就是将中国尚有的经济存量，及时地转移到民生经济领域，而非滞留在消费经济领域。这种选择的目的，是为了保住中国社会崩溃的底线，也是根本上“安民工程”“安心工程”。 　　不要再无节制地刺激中国人的梦想了，也不要妄称“中国崛起”，那会把中国变成一个疯子。中国经济进入世界前二位其实只是一个幻象，中国经济的实际质量很低，充其量只是世界金融的试验场，有一天浮云散去，你会发现留在中国大地的只是经济的废墟。 　　未来中国需要数十年的韬光养晦，扎扎实实地建立自己的精神安全体系、政治安全体系、经济安全体系和社会安全体系。 　　当然，无论是政治秩序重建，还是经济秩序重建，都涉及到如何对待政治原罪和经济原罪的核心问题，必须采取文明的方式，有效沉淀政治资产和经济资产，而不能采取武断的革命手法。 　　否则，中国的政治文明和经济文明建设就会重新归零，而不能累进和成长。 　　在此，真诚地祝愿吾国吾民安好！

加拿大的“土”和中国的“洋” ——我看加中两国城市的不同 文 / 拉拉（蒙特利尔） 如果看惯了北京、上海、深圳等中国大都市的繁华、气派，那么当你站在皇家山上的观景台俯瞰加拿大第二大城市蒙特利尔时，眼前虽然秀色可餐，你还是难免心生失望：就这么些高楼，还都那么“中规中矩”。失望之余竟也许还觉着点得意：咱北京可不逊这儿。 在蒙特利尔，高楼林立的市中心不过天安门广场大小，出此区域，某些街道甚至让你想起国内的“城乡结合部”。这地方真的挺“土”。窄窄的人行道是水泥浇筑的，断裂的地方留有明显的补痕，与国内越建越宽、配有几何图案造型、甚至光可鉴人的人行道不可同日而语；车道也是坑坑洼洼，“裂”迹斑斑，哪像国内的柏油康庄大道，光洁、标致；这里的许多商场，灯光昏黄、水泥涂墙，天花板还有漏水污渍，看上去年久失修，哪像国内的“巴黎春天”、“东方商厦”、“来福士广场”，标新立异、气宇轩昂；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这些国人熟知的快餐品牌，在这里的店铺，内部装饰、桌凳都透着陈旧的气息、几分“老大色衰”的无奈，但在国内的店铺，却都明亮洁净，装潢闹中带雅、舒适怡人，犹如打扮入时的妙龄女子，让人流连忘返；这里的居民住宅，多是两三层楼高，砖砌外墙，哪像国内动辄10多层，钢筋水泥，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层层叠叠；这里，车行至城市外围的高速公路，两边都是有如国内工业园区里才能见到的低矮宽大的建筑，它们大都是商场、公司，就像一个个方块码在一起，看上去单调乏味，叫人提不起兴趣，唯有感慨加拿大地广人稀，才能如此“奢侈”地使用土地。连高速公路中间的隔离带都有十来米宽，两边高，中间低，成“波谷”状，长满了野草。记得2007年我第一次坐车从蒙特利尔去往北面的拉瓦尔市，行在15号高速公路上，看着两边“平庸”的房子以及大片形同荒原的土地，感觉像下乡似的。不过，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有那刻与“老天爷”“亲密接触”的惊奇，天空从来没有如此让人觉得触手可及，大团大团的云朵犹如千军万马迤逦压境而来，这样的恢宏气势对生活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的人而言是文字上的想像。一句“野旷天低树”竟让我在西方找到了注解。 在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步伐驱动着物质文明的突飞猛进，漂亮的公共汽车、地铁、马路、摩天大楼、霓虹夜景让外国游人啧啧称赞，感叹中国二十年巨变的不可思议。“唯'物'主义”如“星火燎原”之势在神州大地上蔓延开来，不管是一线二线还是三线城市，市政建设的指标似乎就是看谁的楼房盖得高、奇，因此也就有了类似“大裤衩”、“生殖器”等地标建筑的出现，不一而足。与之伴随的却是人们“世界观”的越来越狭隘和扭曲，以为高楼大厦、不夜城代表繁华，以为豪华轿车、游艇、私人飞机代表尊贵，以为航空母舰、太空飞船代表实力，我们在物质上不断地向西方发达国家看齐，到如今有过之而无不及，却在精神层面上背道而驰，渐行渐远。“眼珠长了没？”、“找死啊！”在国内，我一不小心没留意到疾驰而来的助动车，就会招致骑车人恶语相加；行人过马路要急吼吼地跑，像在逃命，须知国内司机号称“马路杀手”，你敢气定神闲地走吗？还有什么“黑蛇”、“白蛇”、“眼镜蛇”，专谓警察、医生、教师等一众人，世道至此，什么高铁啦、磁悬浮啦，予人的感官享受又能深入到骨髓几分？去过中国的朋友会感慨祖国城市的崭新面貌，但他们可能不知道，那漂泊大雨一来，威尼斯就有了“山寨”版，甚至还可能演变成“水漫金山”的人间悲剧。中国的城市，缺乏给力的防洪排涝、预防自然灾害的健康完善的“中枢神经系统”，经不起风吹浪打、地动山摇。 蒙特利尔虽“土”，但这背后却有理性的经济成本考量、人民决断的参与。老百姓觉得道路修修补补即可，政府就不能大兴土木。“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理普天下人都明白，加拿大人可以监督政府是否把纳税人的钱花到该花的地方，而在中国，这还是天方夜谭。翻阅朋友家人相册，让我惊讶的是蒙特利尔这座城市的大部分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呈现出现在的模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居住条件还停留在半世纪前的水平。房屋结构、外貌被保留，内部设施却随着建材的革新和审美的变化“与时俱进”。鱼和熊掌的取舍，人们似乎在这里已做得得心应手，既合情理，又遵循经济规律。 同样记得第一次坐车从蒙特利尔去往河对岸的城市，行入尚普兰大桥不久，视野便豁然开朗，不仅是因为此处圣劳伦斯河河面异常开阔，更是因为前方的城市竟被淹没在一片浩瀚的林海之中，除了郁郁葱葱的树冠，几乎看不见房子，惟有临河的几栋居民楼和散落于林海当中的教堂尖顶突兀而出，这与隔岸我身后的蒙特利尔市区的现代化楼宇建筑形成巨大反差。城市地理仅一河之隔，面貌却有天壤之别，一个摩登霸气，一个小家碧玉，让我大感意外。望着眼前圣劳伦斯河远道而来的壮阔景色，我的脑海中顿时蹦出李白的诗句：“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嗨，为什么加拿大老让我想起先人笔下的大好山河呢？朋友在向我介绍圣劳伦斯河时的一番话至今刻骨铭心：在加拿大，我们有条名叫圣劳伦斯的大河，它的重要程度，她想了想后继续道，如同你们的长江，她流经我们蒙特利尔，你看，这就是她。我极目远眺，恰是水天一色，波涌云汉，江鸥疾下，浪逐琼花。那泓澄净的水体，岂是如今的长江可比？！听罢她言，我徒“空悲切！” “好山好水好寂寞，好脏好乱好热闹”是对北美和中国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的写照，我初识此话时也很有同感。据说有一部分移民因耐不住这里生活的寂寞和单调而选择回国。这背后是不是另有隐情我不妄加猜测，但是好山好水的背后是理性，好脏好乱凸显的却是盲动。在这样的寂寞和热闹之间，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寂寞，在寂寞中思考，在单调而波澜不惊的生活中感悟生活的真谛。

为何没有出现东方民主？ 黄卧云 一 公元前206年，抗击秦军的两支最大力量——刘邦的10万之众和项羽的40万大军——集结到了秦帝国首都咸阳附近，相距不过20余里。项羽的大本营就设在新丰鸿门。这天，总司令部正在等待一位特殊的客人——刘邦——的到来，项羽的亚父范增早已安排刀斧手布置好了口袋，到时只等项王一声令下就可以一劳永逸地不费吹灰之力解决刘邦。正在等待之际，刘邦率领一支百余骑的精干卫队来了，一下马就向项王谢罪，说，我没想到自己能先入关破秦，一直在等待将军的到来，您一定是误会了。项羽昨天就从项伯那里知道了事情的原委，看到眼前楚楚可怜的刘帮主，颇有几分歉意和心软，说，贤弟的左司马曹无伤告诉我你要称王，不然何至于此! 项羽被刘邦谦恭的表象蒙骗了，他哪里知道这个刘邦同他一样胸怀天下，是他最危险的对手。只有范增识破了刘邦的韬略，一个素来贪恋美色财货的人忽然变好了，志在天下啊。刘邦在项羽为他举行的招待宴会上遭遇了传奇般的项庄舞剑，然后利用上厕所的机会得以脱身而去。他回到军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处决了曹无伤。 鸿门宴的故事预示了此后楚汉争霸的结局，它千百年来在中国尽人皆知，对后人具有极大的警示作用。对于胜利，背弃就是信用，欺诈就是谋略，谎言就是智慧，而仁慈必定招致失败，相信对手只有自取灭亡。项羽在历史上从此也就永远定格在妇人之仁的失败者形象上。由于他放虎归山，4年之后只得自食其果，在四面楚歌声中他留下一首让世人唏嘘不已的悲歌《虞美人》，在乌江边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事情过去了2000多年后，到了1945年，鸿门宴故事重现江湖。中国人民的8年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共同抗日的中国两大武装部队立即转入楚汉争霸状态。8月28日，中共领袖和军事统帅毛泽东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一起坐飞机离开延安，到达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在8月14日，就是日本投降的同一天，国民政府主席和国军统帅蒋介石即向毛泽东发出邀请到重庆“共商和平建国大计”，此后又接连两次发出邀请电报。尽管有美国政府承诺保证毛在重庆的安全，中共中央还是担心重庆谈判是蒋介石安排的一次鸿门宴，它通告党内，蒋介石“请毛往渝，完全是欺骗”，而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目的也是为了揭穿国民党假和平的真面目。 重庆以盛大的宴会接待毛泽东。蒋、毛两大军事领袖虽然互相看不起对方，一个绝对坚持民无二主，一个霸蛮要出两个太阳，但在欢迎酒宴上却相敬如宾，毛泽东一度高举酒杯高呼“蒋主席万岁”，这一刻可能造成蒋委员长短暂的失忆，忘记了毛泽东是自己的对手。在10月10日国庆节这天，国共共同发表了《双十会议纪要》的公报，双方同意建立政治民主，统一全国武装力量接受委员长领导。同毛泽东的多次会晤之后，蒋介石更加确信国共的政治和解是不可能的，中国分裂已不可避免，他甚至产生过对毛泽东进行“拘留审判”的念头。这次为毛泽东挡剑的不是项庄，而是美国和苏联，是蒋介石慑于两大国的力量而不至于采取极端行动。毛泽东回到延安告诉他的同志，在重庆协商的声明“还只是纸上的东西”。双方都只是把谈判当作斗争的策略，目的在争取斗争主动权，至少不能在国际和国内舆论中处境很被动。双方都相信，只有战场上才能见分晓。1949年，就在共产党军队将要取得彻底胜利的前夕，毛写诗告诫全党要以项羽为前车之鉴：“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西楚霸王鸿门失败的教训两千多年来一直萦绕于人们心中。 二 欧洲。公元前494年，罗马共和国与邻近部族发生战争，紧急关头，平民却拒不听从元老院召集打仗的命令，发表宣言称如果不废除对平民不公正的法律，不增加平民在公共事务上的权力，他们将不再替政府卖命。一场内乱可能将就此爆发。元老院和贵族被迫做出让步，同意平民的要求，设立民选保民官。平民运用自己的力量进一步要求将法律以明文的形式公之于众，直接促成了《十二铜表法》的产生，人类历史上于是有了第一部成文法。 1700多年后的1215年6月，一个类似的场面出现在英格兰的尼米德草地上。一小群贵族在等待他们的国王约翰到来。英格兰贵族对国王没完没了的征税、征兵以便继续与法国国王的战争已经忍无可忍，于是决定用军事手段限制国王的权力，其时，国王在对法战争的失败更加坚定了贵族们的信心。贵族们准备了一个简单的文件要国王签署，其中最著名的条款有“任何自由人，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王国法律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国王一行策马而至。国王虽然知道这是一份城下之盟，但在看了文件后当即表示同意。这个文件就是如今闻名世界的《大宪章》。英格兰法律至上的基本思想通过《大宪章》确立为指导王国不可动摇的原则。 从罗马法律到英国宪政，构成了西方政治史的主要链条，这根链条一直延伸到现在。2015年6月15日，《大宪章》签署800年之际，英国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英国女王和政府首相出席了庆典，首相卡梅伦在演讲中称，《大宪章》改变了世界，永远改变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权力平衡。 三 鸿门宴的故事和《大宪章》的故事代表了两种相反的行为哲学或者说行为方式，一种是谋略的行为哲学或方式，一种是法律的行为哲学或方式。谋略的行为哲学以获取绝对胜利为目的，其行为不需要规则，更确切地说，它是反规则的行为。文韬武略是该行为哲学的理想境界，斗争取胜在于掩饰自己，乘其不备，出其不意。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使诈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包括语言上的欺骗和行动上的欺骗。伪装，伪善，越具有欺骗性越好。实则虚之虚则实之，是最经常的使诈手段，而实则实之虚则虚之，同样是欺敌之法。一旦对手知道你的真实企图，识破你谋略，掌握你的意图，你就会遭受重大损失。没有欺骗性，或欺骗失败，就是战术失败，也是战略失败。诚实是谋略的大敌，所有按规则的行事或者按照常规出牌，是将自己完全暴露在对方的火力之下。双方的协议和承诺，仅仅是为了某种临时性目标的达成，或出于某种需要。协议和承诺本身就是一种麻痹对方的欺骗行为，而并不是需要兑现的约束，一如刘邦对项羽的“承诺”。厚道的、轻易相信“承诺”的人必定上当。 我们再来看法律的行为哲学，它在每一个方面都与第一种行为哲学相反，它是以包容所有人的利益为目的，一视同仁是其最基本的准则。一视同仁就是包容，每个人享有相同的权利，我能有的利益别人也能有，别人没有的利益我也不能有。理性地对待自我利益，也就是理性对对待他人的利益，它不是追求绝对的自我利益的方式，而是追求合理的自我利益的方式。它抑制人们的贪欲。法律就是利益理性产物，所有人都受同样的法律约束。 人们不同的行为习惯、行为方式造就不同的政治。在法律至上的社会，政治也是法律行为，政治也在法治的框架之中。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只要看看它的司法状况就足够了，具有良好政治的国家，人民受到法律的公平对待，因此它的人民也普遍相信法律，国家受到良好的治理。在治理恶劣的国家，人民普遍不相信法律，因为法律没有在社会生活发挥权威作用，而是权力意志在发挥作用。宪法说到底是人民和统治者之间的契约，是两者相互之间的承诺，在没有成文宪法之前，这种契约和承诺就早已存在了，存在于社会习惯中。它不可能被随意解除。它也就是埃德蒙.柏克所说的，是现在活着的人、已经故去的人和即将出生的人之间的协议，而不仅仅是活着的人之间的协议。因此它具有不可违反的性质。成文宪法代表了国家的意志，它是国家承诺。当美国一位大法官说“我国曾对一项原则作出过深远承诺：对公共事务的辩论应当不受限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指的就是美国宪法。国家承诺是极其严肃、必须敬畏、不可违反的誓言，变更宪法、违反宪法就更是大是大非之事，除非轻薄之徒，随意变更宪法或违反宪法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在依靠谋略治国的社会，政治被称为是一门艺术。说是艺术，是因为它变幻莫测，难以琢磨，因人而异。艺术不需要规则，艺术与一成不变的规则和法律格格不入。每个人都可以搞一套自己的艺术，挥毫泼墨，存乎一心。政治艺术只不过权术的代名词，听起来显得高大上。艺术和权术都天然地反抗规则，厌恶规则，它们需要突发奇想。皇帝依靠临时的命令进行统治，这些命令很多出自于皇帝对各类奏折的批示。皇帝要花大量时间阅览奏折，随即批发各种最高指示，交给大臣和各级官员去执行。它们可能相互矛盾。审时度势是政治艺术的根本，时和势是不断变化的，皇帝根据朝廷的利益需要发布命令。皇帝从来不需要对臣民承诺什么，朝令夕改是由于时和势的变化。最大的时势变化当然是权力的移交——新皇帝上位，因此通常这也是改革开始的时候，新的皇帝要按照自己的想法管理国家，包括整顿和调整班子。皇帝不受自己过去的约束，也不受自己前任的约束，因此在政治艺术中，改革就成了一种常态。除了皇朝的利益是不变的，不可改革的，不可违反的，其他什么都可以变，都可以改革，都可以违反。皇帝依靠自己的智慧治理国家，无论贤与不肖，聪慧与愚妄，明智与昏聩，他们的自负都是一致的，他们无不是圣明的，伟大的，洞察一切的。他们就是法。这样的社会不可能建立起对所有人都适用的法律体系，因为，首先，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法，其次，皇帝不在法律之中，而在法律之上，法律之外，再次，极少有长期发挥效力的普遍规则。只有两条规则适用所有的人，且长期有效，一条是对父母尽孝，人类和动物出于本能都遵循的法则，一条是死亡法则，皇帝也没有找到超越于它之外的办法。 四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世界多数国家的都实现了民主制，如果在地图上用统一的颜色进行标志，那么便会看到在地球陆地部分连片的“民主色”相当可观。但如果我们退回到300年前，这个颜色就仅仅只出现在欧洲边缘的一小块部分。纵观历史长卷，它也只有几个小点，分别在希腊半岛、意大利半岛，再加上不列颠岛。也就是说，自由民主制度的出现是例外。今天民主在世界的大力扩张是其他国家广泛学习民主和复制的结果。供我们比对的三个样本也就是全样本不算多也不算少，十分有利于进行比较分析。 自由，民主，法治，宪政，资本主义，这些都在同一个社会出现绝非偶然，它们的关系不是彼此独立，而是相互联系，有了其中的一个，就有两个，有了两个，就有三个。它们有一个共同特性，就是包容竞争各方的利益，反映了这个社会的人们普遍具有的利益理性。自由是指每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这一自由是《大宪章》所肯定的自由，也是亚当斯密所指的自由，这位经济学家鼻祖发现的真理是，每个人自由追求个人财富对社会做出的贡献，远比那些声称自己为社会无私奉献的人的贡献大得多。 当不同阶级的人们以协商的方式协调他们的利益矛盾时，一种民主的和法律的解决方式就出现了。民主和法治制度是利益竞争和包容的产物，是对每个自由追求利益的人加以保障。梭伦对雅典民主的开创性贡献，是他平衡了富人和穷人的利益，一方面，他禁止借贷以人身作担保，把穷人从富人手中解放出来，使平民获得自由，另一方面，他以财产划分阶层，财产多的在公共事务中获得权力更大，保护了富人的利益。梭伦让平民和贵族彼此有了更多的包容，缓和了过去少数人奴役大多数、平民反对贵族的激烈的阶级矛盾，使雅典的民主政体更加稳固。在罗马共和国，罗马贵族包容了平民的利益才建立了稳定的法律秩序，其中一些法律具有永恒的现实性和普世价值。 资本主义产生于自由社会，也只有自由社会中才能获得健康发展。资本主义就是每个人自由追求利益的经济制度。自由放任时期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初期或者称原始积累时期，带有强烈的血腥和野蛮气息，它与奴隶贸易、血汗工厂、卢德运动等历史性标志紧密联系在一起。工人与资本家一度处于尖锐对立状态。资本的海外扩张是在帝国主义枪炮的庇护下开始的，它曾经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普遍反抗。但是，绝对利己主义的资本主义是没有前途的，靠通过拼命压榨工人来获取利益的资本家是没有前途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海外殖民地随着殖民地人民的觉醒分崩离析。资本家的最大利益必须依靠最大程度的调动劳工积极性，必须依靠技术进步。福特的汽车流水生产线早就证实了资本家和工人的双赢模式。资本家和工人不是天然的敌人，而是天然的盟友。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消除了血腥味，与国内工人运动的发展有一定联系，与本国民主法治制度的完善有一定的联系，但更主要的是资本主义内生动力使然。资本主义天然地具有利益包容性，它不仅在国内推动人们的普遍福利提升，还通过产业转移和技术扩散推动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发展。跨国公司向劳动力便宜的国家和地区产业转移和输出技术，实现了互赢互利。资本主义第一次使人类财富创造力呈现爆发式的显著增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普及之前，世界的人均收入一直只有很低的水平，且只有很少的增长。 能够发展民主的社会有一个共性，即把融入作为解决阶级冲突的基本方式，通过融入实现了阶级合作。融入就是一种合作状态，不是一个阶级接纳另一个阶级，而是阶级的相互接纳，平民接纳贵族，贵族也接纳平民，工人阶级接纳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接纳工人阶级。英国工人阶级对民主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争取普选权，通过获取选举权把自身融入到英国的宪政制度，反对按照马克思的建议建立自己的阶级专政。英国贵族对民主作出的最大贡献，是它始终包容来自不同利益的诉求，从自由民到资产阶级，到工人阶级。英国国王不仅以逐步放弃权力来适应社会各阶级的利益要求，而且本身就是英国自由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国人不习惯没有国王的自由，就像美国人不习惯有国王的自由。 五 中国是一个内战频繁的国家，内战一方面可能导致改朝换代，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国家分裂，频繁的战乱和政权变动成为阻碍建立稳定的法律体系一个显性原因。以最近这次战乱和政权易手为例，持续的内战和日本入侵打乱了国民党“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步走，没能及时兑现它实施宪政的承诺，而抗战胜利后在内战的炮火中开始的“行宪”随着国民党快速败退台湾而告终。 但战争只是表面的原因。历史上的英国也是战争频仍，除了同老冤家法国火拼不断，内战也没少，国王同贵族的战争，以及王室家族之间的王位争夺战，是英国政治的突出因素。贵族的重要职能就是打仗。贵族或者国会同国王的战争不是为了夺取王权，而是向国王争取权利，因而战争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抑制了王权。《大宪章》是国王在战争威胁下签署的。1688年，贵族把荷兰国王威廉的军队进入国内，赶走了专横的詹姆斯二世，从此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与英国和欧洲相比，中国的内战具有两大独特之处，第一，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反抗都是来自社会底层民众，主要是农民和游民。第二，夺取天下、建立政权是其最终目的。人们特定的行为习惯和行为方式是由特定的社会结构决定的。在权力高度集中的皇权社会，皇帝和依附于皇权的官僚阶级构成了统治阶级，这个阶级处于社会上层;在它之下，便是一个完全无权、也几乎没有财产的广大的农民阶级。官民两大对抗阶级在缺少一个强大的土地贵族阶级或中产阶级作缓冲的情况下，其对抗模式呈现如下特点： 首先，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只有一个权力中心，它必定也是一个权力通吃的社会，获取权力是人们向上流动、满足个人荣誉和野心的唯一方式，权力成为社会博弈的唯一对象。 第二，科举考试虽然面向所有社会成员，为所有成员提供了向上流动机会，但这种机会之门事实上只对很少的人敞开。人们不能依靠土地和财富获得权力，而只能依靠权力获取土地和财富。科举考试进一步强化了权力通吃的游戏。 第三，夺权对希望改善生存状况的底层民众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以夺权为目的的社会反抗同皇权及其官僚阶级的利益是水火不相容的，由于没有一个更加克制的有产阶级从中协调，冲突只能以最惨烈的形式进行，即战争的形式，且只有一个结果，成或者败，生或者死，两个阶级的冲突具有彻底性，残酷性，不妥协性，不包容性。 第四，贵族和农民、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那样的阶级合作不可能在皇权和官僚阶级之间出现，无论是贵族和农民之间，还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在利益上虽然有对立的一面，但更有包容和依存的一面，包容的一面超过对立的一面。而贵族与其土地上的农民近距离的生活和相处，在感情上的接近更加密切了两者间的关系。中国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则在利益上是绝对对立的，统治阶级可以对被统治阶级施舍恩惠，但双方不可能平等协商、达成协议和共同遵守。农民感受不到对皇权和官僚阶级的依赖，山高皇帝远只会让他们觉得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少的苛捐杂税，而皇权和官僚阶级的利益倒是完全依赖于底层生产者(农民)的税收，这种单方面的依赖使底层生产者更加容易走向反叛，而统治者只有镇压一途。官民之间是一种零和游戏，官之所得就是民之所失。 第五，战争是解决阶级冲突的唯一方式，但是由于官民两大阶级不能产生共存共享的利益包容制度，阶级冲突是永恒的。战争并没有消除冲突的根源，社会并没有达成永久性和平，战争仅仅是消灭了旧的压迫阶级，但没有消灭压迫本身，战争的胜负只是决定由哪一部分人来垄断社会资源和掠夺天下人财富。 六 ‍民主制度就是利益包容制度，自由，法治，宪政，也是利益包容制度，民治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自由、法治和宪政制度，自由、法治、宪政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民主制度。它们起源于利益各方的协商和协议的达成，形成于对协议的共同遵守。 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利益理性或者说包容理性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只要一个社会的人们或掌权者还抱着赢者通吃的信条，拒绝与社会利益各方达成利益共享协议，或者拒绝不折不扣地遵守已经达成的协议，民主和法治制度就不会产生。利益理性包括如下几个要点：1，承认他人的利益的正当性一如承认自己利益的正当性。2，通过达成协议、形成规则，来确立利益的共同分享机制。3，遵守承诺和规则。 中国缺少的就是这种利益包容理性。有官民两大阶级构成的社会主体，其利益不包容的冲突性质，限制了他们以理性地态度看待彼此。谋略政治是把社会治理始终看成军事行动，这是因为官民之间始终处于战争状态，即使在和平时期，在全面战争结束之后，局部战争也从未结束，官民只是暂时的休战。因此之故，维护社会稳定其实是一种准军事行动，半军事化行动，军事谋略在政治中自然延伸。在法治社会，政治则不需要任何韬略，它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护法治秩序。 把民主制度看成利益包容制度，那它对立的那种制度——专制制度就是利益排斥制度。经常有人预言民主制度的衰落，好像只有高明的人治才是医治民主弊端的良药。如果这个世界真有这么一天，抛弃包容所有人利益的制度而去选择排斥大多数人利益的那种制度，那这个世界的所有人，至少是大多数人就真是疯了，或吃错了药导致深度脑残，而且不可救药。

中国有精英教育吗？ 文：宋石男 当代中国没有精英教育。 　　什么是精英?按照古代中国人的说法，“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刘劭《人物志》)。精英不但拥有智慧，还得富含勇气。而按照17世纪法国人的说法，精英意指“精选出来的少数优秀人物”。精英是稀少的，而且是被精选出来的。 　　无论依照古代中国人还是17世纪法国人对精英的定义，当代中国或许有精英，但没有精英教育。 　　看上去，高等教育有精英教育的意味。但中国大多数高校已经是大众教育，2014年全国高考录取率约为74.3%，足以佐证。 　　少数录取率低的名校，如北大、清华，仍然不是精英教育，而是针对应试精英的大众教育。 　　北大、清华一类名校，主要只能通过高考来选拔人才。高考显然不是挑选精英的机制，而只是让应试精英脱颖而出的机制。应试精英中或许也有日后的精英，但它并不等同于精英本身。应试精英只能证明自己演算的能力、记忆的能力和按照章程完成任务的能力，他们无法证明自己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审美能力，当然更不能证明自己拥有出类拔萃的的道德勇气、坚如磐石的责任心和正道直行的价值观。 　　应试精英无法证明他们拥有这些珍贵的特质，多年的应试教育已经很大程度上摧残了培养这些特质的可能性。在应试方面越是得心应手，在其他方面就越可能相形见绌。我们的中小学教育是一种摧残性的体系，它不致力于培养整全的人，相反，它恰恰要趁你还没有成长为整全的人之前，利用你的不成熟和机械性来控制你。 　　升入高校之后，这种局面仍然不会得到扭转。应试精英进到名校，接受的只是大众教育与政治教育。大众教育意味着他们可以获得职业技能，通过对应的知识传授与实践训练，但他们无法获得通识与判断力。政治教育意味着他们会在惩罚与规训中习得服从的品性，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做一个中规中矩的好学生，但无法培育对尊严与权利的渴求，从而无法形塑精英所必须具备的道德勇气。 　　即使在北大、清华等名校，人们也只是学习怎样成为社会机器中一个更有效的齿轮，学习一大堆除了没用外没有任何缺点的东西，然后兴高采烈地进入社会，作为一个精巧的自利者而奋斗终身。无论在知识层面还是人格层面，他们都未能通过高等教育而变成整全的人。 　　然而，精英必须是整全的人。 　　在知识层面，精英需要具备通识。他不能仅仅学会从淘宝上购买钻戒就认为自己懂得了爱情的真谛。正如1946年华盛顿大学诺斯兰教授所言，具备通识的人，致力于个人的整体健全发展，包含提升生活的目的、提炼对情绪的反应，以及运用我们最好的知识来充分了解各种事物的本质。而在当下的大学，我们看不到什么通识教育的迹象。 　　在人格方面，精英需要培育自己的责任感与道德勇气。在这个层面，精英教育既要帮助年轻人成为独立的个体，拥有独特思想和个性化生活，又要使他们能适应公共生活，成为公民和共同文化的继承者。在当下的大学，我们同样看不到有什么苗头，来帮助一个人成为未来中国的脊梁与良心。 　　成为精英是一条孤独而艰难的道路。在中国的高等教育里，集体主义被强调，世俗功利被置于首位，从而背叛了孤独与艰难。 　　孤独本是人类命定之事。孤独是一个人渐渐湮灭的旅程，但在此旅程中，他多少会留下些什么，以使自己不至于那么孤独。一个人要成为精英，就得学会与孤独和睦相处，妄想战胜孤独就如同爬上一堵倒向自己的墙。如果在某种教育之下，一个人学会的只是如何在集体中与他人虚与委蛇并且抱团取暖，步调一致然后党同伐异，那么他是不可能成为孤独者从而成为精英的。 　　艰难意味着通过真正的思考和有价值的生活来发现自我，寻找时代的真相。艰难意味着康德发出的那条古老指令：“敢于去认识”。然而，在中国的大学里，多少人被迫卸掉了艰难地思考自由、追求自由、实现自由的重负，最终变成一块被使用多年的肥皂，磨掉棱角以便在社会上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正因如此，我们这个时代即使有精英，也不是任何教育制度所培养的，而是他躲过了命运中一次又一次可能使其萎缩、畏缩、猥琐的劫难，凭借自我教育这种最高等的教育，终于使自己成长为精英。再说一遍，我所说的精英，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而是一个整全的人，无论他是否拥有名位、金钱或权力，只要他具备通识与判断力，富含道德良心与公共责任，并将之付诸实践，那么他就是/才是精英。 　　杰弗逊对自然贵族(真贵族)与人为贵族(假贵族)的区分，或能增进我们对精英问题的理解。1813年，他给友人写信说：“在人和人之间有一些自然贵族，因德行和才能而优秀。还有一种是因为财富和家庭身世而成就的假贵族，他们既无德又无才……自然贵族是社会教化、信任和治理的宝贵的人才…………假贵族是良政的祸害，应该有制度防止他们得到升迁”。 　　自然贵族与人为贵族，或者说精英与伪精英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为了价值而活，后者则为了价格而活。这里讲一个故事，未必是真，但饶富意味。有人问亚里士多德：“你和平庸之人有何不同?”亚翁答：“他们活着是为了吃饭，而我吃饭是为了活着”。同样，精英吃饭是为了活着，而伪精英活着只是为了吃大餐。 　　中国没有精英教育，五花八门的伪精英教育于是招摇过市。近乎于相亲的商学院，近乎于行骗的国学班，以及近乎于精神病院的灵修培训，价格高昂，招牌闪亮，但无论它们如何标榜自己的高大上，仍然只是培养老鼠和弱智的学堂。 　　最近的例子是今夏一个“北大清华文化深度之旅”，其声称“全方位体验北大清华的优质课程，帮助精英家庭的孩子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10天收费29800元”。夏令营聘请北大清华名师授课，高考状元全程陪同，开设马术、高尔夫等实践课程，“以培养孩子的贵族气质和领导精神”。 　　要傻到什么地步，才能相信这就是真正的精英教育呢?

命运说 文：王亭苏 中国的一切古老的东西，都有一种命定的色彩，娟丽超拔。区别于任何文化特质。 中国人也愿意用宿命解释一切。宿命是柔软的，质地温良，令一切来自生命的坚硬都变得更柔软，以至发生最彻底的妥协。 虚无主义在古老中国是一种新兴的宗教，在任何时代盛行。虚无就是伸向现实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描画出无形和有形的物质和精神，这一生是另一生的活泼再现，它的在场让一切都发生因果。 我受到宿命的蛊惑是在少年时，恍惚听见人说：瓜子面尖俏下巴颏儿的女子多半薄命，尤其是尖的下巴颏儿更是福禄薄相，不容质疑的阴森语调，在夏天落日后的暑温里升腾起一阵惊悸，似乎一生都被满脸皱纹的阿婆轻佻的注解。 多半是心虚，于镜前流连，正面照后侧面照，尖俏的下巴颏儿似乎无可改观，只觉得心底的一片绚丽随之死去。 命运一说，在中华文化里被发展成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一支主干，江湖术士也因此得以衍生。 人体本身就是命运的映射，五官，气色，脸颊额头，手的命纹，手指长度，宽度厚度，臀部线条，走路姿态，名字，出生年月日时辰等等都饱含命运的暗示，房屋宅第，祖坟方位，室内景观等重大问题更不必赘言。 古代每诞生帝王，必是出生神奇，有比普通人曲折离奇千百倍的征兆，人的猎奇心理得到空前满足，天子的信誉威权也因此得以建立巩固，天命昭昭，令凡众臣服，代表了中国人普遍的天命观。人类历史由无知向有知的演进，就像人自身的一部命运史，出生，成年....老病死，福禄寿......无尽的黑暗向光明的进取，解释出更多神秘主义的规律戒条。一切都逃不开宿命的枷锁，精神上也上了锁...凝固的哀怨......。人越发淡漠疏离，压抑热的和冷的爱憎。然而擅长咬文嚼字的中国人总能在一片僵死的灰里找到活力，命运二字因而被破解。命和运分开进入同一命轨，命被视为与生俱来，生命之本色，好坏由天不由人，是死在人类精神温床上的不败的花朵，而运则是变化的，有时间性，时间的恒定性是本质，变化也是本质，运的起伏变化就是时间的另一种本质，吉凶祸福虽有定数，但却可不变中生变。命如顽石，固守原地，而运如皎月，时而入云，时而云开月出，光华满人间。因而，人总能怀抱希翼，断绝自己怀疑人生的坏念头。 宿命论的积极和消极就像左右手，淡然，平和，相互制衡，彼此需要。 《周易》云：命运为常数，非定数，有可变数。命运的存在，尤其承认命运的存在是经过人类数千年社会活动，认识自然和认识自身的经验获得。佛家讲因果，周易讲阴阳五行及命运观。诸子百家中独墨家排斥命运之说，儒圣孔子经过大半生熬炼后“五十而好易”，云：“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广被民间传颂。又云：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等等，皆可观照到孔子的命运观，死心塌地，无可置疑。东汉学者王允所著《论衡》，专辟章节论“命运寿禄”。命运之说，归根结底人自身局限所致。命运于股掌之间翻云覆雨，皆起于心念，人向善，福未至祸远离，人不好善，祸未至而福远离。 周易之数，穷痛有变，万变不离天道矣。 命运是一场春华秋实，你才是它真正的主人。

台湾小游感怀 文：一沙（蒙特利尔） 我不算悲秋客，素不擅附风雅，但值此深秋时节，竟痛感“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凉。为了抚平枕边人心中一层叠一层的伤痕，老妻寄望于类似33 年前那次同样的时节、但意境相迥的“九天台湾环岛豪华游”蜜月之旅。 对这次的4天豪华台北旅游，我没有什么期待，只想满足一下怀旧的心理。想当年，从香港去台湾的游客，哪怕是粗茶淡饭、辛苦过日子的打工仔，只要能照足旅游公司的潜规则，随身携带指定的少量物品入境，如参茸海味、云南白药、华洋名酒、万金油、牛仔裤之类，但事先一定要剪掉或刮掉“中国制造”这4 个字，就连内衣内裤也不能掉以轻心，那么，就等于免费得到往返机票以及九天的富豪般的享受了。尤有甚者，这些港客中，只要身上还有足够的雄性荷尔蒙激素，随时还会饱尝飞来无边艳福，享尽宝岛超限温柔，“何日君再来”莺啼不绝于耳。当时，环岛无处不充斥着南宋偏安的情结，所见的民众，脸上没有多少笑容，即便是点头哈腰地接待豪气的港客之后。带团的导游比站错队的红卫兵更加愤昂，豪华盛宴中最扣人心弦的押轴合唱，场场都是令全台湾人黯然落泪的爱国歌曲“梅花颂”。 在淅淅沥沥的秋雨中抵达台北新机场入境大楼，眼前这位爽朗健谈的中年女导游，在短短的四天行程里，却把我从躲不开的哀思，抛进另一个欲理还乱的思索。对着我们这批中、老年港客，虽然素未谋面，但是，她讲话似乎完全没有什么避忌，一路上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台湾有哪些好的，她说，有哪些坏的，她也说，不卑不亢，很专业，非常自信，笑声朗朗的，没有一点八股味的宣传。她坦荡相告，自己出身贫困，靠自学成才，以大学的学历在此行已经纵横十多年。她有屡获口碑的事业，有幸福圆满的家庭，有丰盛的现代化生活，她们一家都是信佛的，自愿地从丰厚的收入中抽出一部分，捐给慈善机构。她感激老蒋，也钦佩小蒋，对李登辉的经济建设功绩不吝溢美，对陈水扁不无惋惜，只是多补白一句：活该！对台湾首富郭台铭更有一番极富人情味的好评。 无论是在骄人的101摩天大楼，在偏远的九份山城，在人头涌涌的故宫博物院，在三流九教混杂的士林夜市，还是在庄严肃穆的忠烈祠，在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舒畅的诚书屋，在熙熙攘攘的西门町，我细意观察南来北往的台湾人，果然脸上多是自然的笑容，言谈举止多是热诚的应对，与整洁简朴的市容，宛然一派和谐，印证了女导游娓娓所言：台湾老百姓正在享受着文明国家应有的优渥的教育、医疗和住屋等等的国家福利，而所有这些，并不要求台湾老百姓以当奴才为代价去换取；恰恰相反，在台湾当官的，面对着老百姓，往往是谦卑的，甚至是毕恭毕敬，稍一不规矩，就会丢掉乌纱帽、当阶下囚。 中正纪念堂 在参观中正纪念堂的前一天，她特地给我们出了一道IQ 题：既然蒋介石和宋美龄有一套完美设计的政治婚姻，还缠绵着几十年风雨同舟，至死不渝的夫妻恩爱，可是，为什么宋美龄始终拒绝和蒋介石同房呢？次日答案揭晓，在一幅幅巨大而珍贵的历史像片前，人群涌涌，她笑着说：因为蒋公年轻时与青帮为伍，染上了梅毒。望着我们这些啧啧称奇的游客，她还不忘向身旁巨大的蒋介石全身铸像打个招呼：你们看看，蒋公的样子多么慈祥！她好像是在与一帮老朋友侃大山，笑谈远方亲戚的老祖宗的风流韵事一样，无所谓要不要为尊者讳。是的，凡是与老百姓的切身有关的见不得光的假、丑、恶，老百姓都有权无情地曝光，无情地嘲讽，无情地赶尽杀绝。 短短一代人的人生道路还未走完，台湾人已经讨厌歌颂残暴的伟大，还随时唾弃卑鄙的光荣，棒杀荒谬的正确，诸如此类的随心所欲，绝对地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这种人文环境的反差巨变，对比不但可以是纵向的，也可以是横向的，而纵向对比的史料令人慨叹，横向对比的现实令人无语。两岸的族群，似乎都在装修家居，各自忙着调校自己喜欢的颜色。绿和蓝的纠缠，无论多么噪耳，都是空调机的嗡嗡，总会给他们换上新鲜的空气；红和黑的忽悠，无论是多么精明的算计，用地沟油捣鼓出来的蛋糕，不管它多大多美，总叫里里外外的人作呕。 一滴水，固然不能透视天空的阴霾和风暴，但是，灿烂的阳光肯定可以被这滴水珠映射出来。在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离我们越来越近的年头，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高唱入云的当下，从东海那边飘来的阵阵秋雨，会让我们看到什么？请允许我引用苏格拉底的一句哲言：“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不幸的“言中” 文：黄东黎（蒙特利尔） 叙利亚难民席卷欧洲，伊斯兰国（IS）恐袭全球，当今世界怎么出了这两块大“毛病”？ 前不久曾写了一篇博文，根据这几年的表象，认真剖析病根儿，寻找治疗的办法，总比“局外人”站在那东拉西扯指责，自以为是的“解读”有点用。 ​说一千道一万，叙利亚难民源于国内政治冲突，早在四年多前，民众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强烈反对“阿萨德二世”的巴沙尔政府，军队开枪抓人造成流血事件，难民就开始了外流。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燃起战火，IS组织乘机侵占叙利亚，实施恐怖暴力，老百姓哪还受得了，最怕的是IS魔爪，便大批逃离家园。美国轰炸了一年多，巡航导弹再准也炸不完IS，叙利亚人看不到希望，难民首选欧洲纷纷涌入，谁叫欧洲是富有的“乐园”呢。 美国打IS可不像打塔利班那么卖力，有自己的算盘，他要让巴沙尔下台，IS也要推翻巴沙尔，美国一下子灭了IS不就帮了巴沙尔？俄罗斯想保住巴沙尔，在中东这块战略要地楔上一颗钉子对抗美国。近来一个月，俄罗斯派战机炸IS捎带着威慑反政府军，普京亮出了“大国腕”。但也没能把IS怎么着，更别提消灭，俄罗斯航班爆炸死亡280多人的惨案，俄方调查出是IS恐袭干的。 难民危机也波及到加拿大，新上任的帅哥总理特鲁多，硬要在一个多月里就接受2.5万叙利亚难民，引起许多群众不满，纷纷签名反对。大家知道，叙利亚难民中大都是青壮年，如此短期的“政审”，能否查清有无恐怖成分？我在《叙利亚难民潮的“源与治”》一文（编者注：刊发于本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难民可提取此文）中说，加国民众是讲道义的，并没有过多考虑经济负担和纳税，担心的是国家和社会稳定、人身的安全，要求对难民甄别清楚后再进行接收，这并不过分，也很让人理解。特鲁多盲从的难民政策，没有细致的审查程序和准确结果，难免会出现大问题，但愿不被我“言中”。 加拿大政府愿意在难民身上出钱，新领导想有所作为，还应该有更多考量，听听民众的呼声。即便草率承诺，接收的难民没有事与愿违，也只是“大潮”的杯水车薪。 我说，现在最紧迫的是彻底打垮IS，让叙利亚少一个最严重的“人道灾害”，光靠美国和俄罗斯的空中炸弹不能奏效，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力量。对IS这样极端残暴的恐怖组织、威胁世界的公敌，你跟他讲不通任何道理，就要用战争和强大的武力去消灭，使其不能死灰复燃。然后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协调叙利亚停止内战，监督举行全国大选，尊重人民意愿，选择认可的政府和领袖，改变陈旧官僚政体，走民主自由的发展道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难民潮。 文章加图片整整一版，见报的当天，发生了巴黎遭连环爆炸枪击事件，平民死伤近500人，举世震惊。据调查这次恐怖袭击是IS组织所为，抓获、击毙的恐怖分子中就有来自叙利亚并持有该国护照的人。不幸的是，祸患被我“言中”了。 对共同的敌人IS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对恐怖分子防范不严，酿成了又一场人间悲剧。前天在土耳其召开的G20峰会上，各国首脑为巴黎恐袭死难者肃立默哀，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显出几分沉重神情，不知他此刻内心怎么想。 法国总统奥朗德宣布，恐袭是对法国的战争，随即加大了对IS据点、指挥系统的轰炸。而一些国家仍然动嘴不动手，似乎大祸没降临到自己头上。如中国一句老话“各扫门前雪”，只对IS表示谴责而不进行打击，就能解决恐怖威胁和难民问题，岂不是开国际玩笑。什么叫姑息养奸？这就是。而事实上，IS的魔爪几乎无处不在，他们不管哪个国家、什么人权、道德、无辜平民，随时都可能制造出血腥灾难，谁能保证自己就是“局外人”？ 叙利亚被搞得四分五裂，连年战火不断，20多万人丧生，IS以“国中之国”为根据地大开杀戮，制造全球性的人肉炸弹、恐怖暴力，四五百万难民流离失所，搅得世界不得安宁，这个国家现领导和政府负有什么责任？还应该不应该存在？巴沙尔的“正统”还就是存在着。但无论其背后有什么推手和动力，我认为巴沙尔在总统宝座上不会再呆多久。也许，这是另一个 “不幸”的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