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拾遗轻易被感动，轻易被激怒，轻易被吓住，轻易被诱导……当下横亘在人群中最幽深的分野，已经不是信息多寡所形成的“知沟”，而是判断力强弱所分化出的“智沟”。在这个信息爆炸时代，我们应学会守脑如玉。一一天，苏格拉底上课时，从短袍中掏出一个苹果：“大家集中精力，嗅闻空气中的气味。”然后，他回到讲台，举着苹果问：“哪位同学闻到了苹果的味道？”几位同学回答：“我闻到了，淡淡的苹果香味！”其他同学你望望我，我看看你，都不作声。苏格拉底再次举着苹果从学生丛中走过，“请务必集中精力，仔细嗅闻空气中的味道。”回到讲台，他问：“大家闻到苹果的味道了吗？”学生们异口同声回答：“闻到了！”苏格拉底说：“非常遗憾，这是一个假苹果。”我们，其实很喜欢随大流。二心理学家阿希做过一个从众实验：当参加测试的大学生走进实验室时，发现已经有5个人先坐在那里了。他不知道，这5个人都是托儿。阿希让大家作个判断：卡片上4条线段，哪两条一样长？线段差异明显，正常人很容易作出判断。但5个托儿故意同时说出一个错误答案。于是，一大串测试者跟着选择了错误答案。每个人都有潜在的从众心理：别人做什么我跟着做什么，我的行为就是正确的。你去参加音乐会，在路口遇见一群人。他们都在仰望天空，于是你也跟着仰头观望。音乐会上，一个人带头鼓起掌来，你也跟着鼓掌，整个大厅掌声雷动。音乐会结束，你去更衣室取外套。看到前面的人将一枚硬币扔进碟子，你也慌忙从兜里找出一枚硬币扔进去。……我们常以为自己很有主见，其实恰恰相反——我们习惯依附于他人，没有自己的思想；习惯跟随别人瞎起哄，没有自己的主见；习惯人云亦云，没有判断事情真伪的能力。三1895年，勒庞写了一本经典著作《乌合之众》。此书出版后，以每年再版一次的速度疯狂传播。这本书为何具有如此魔力？它道出一个真谛：聪明的个体陷入群体就容易变成傻逼。个体大多是聪明的、理性的、冷静的，但一旦陷入群体或成为群体的一部分，就容易变得迷信、盲从、愚蠢、暴力：1. 群体不善于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2. 群体冲动、急躁，易受暗示和轻信；3. 群体的智慧，低于个体的智慧；4. 群体充满原始的暴力和嗜血的欲望;5. 群体的道德水平十分低劣。所谓乌合之众，就是说再聪明的人都有傻逼的潜质。“一旦融入一个群体，你就会传染上他们的动作、习惯以及思维方式，做出一些荒唐可笑但毫不自知的事情。”四21岁的蔡洋，从南阳来到西安，一直老老实实地刷了两年墙。他生活无比简单，上班，下班，看看抗日剧，玩玩游戏，偶尔在网络中倾诉对爱情的渴望。但他生活的轮盘在2012年9月15日突然翻转。那一天，反日的标语贴满了西安，狂热的人群占领街道，呐喊声似要掀翻古城。拥挤在人群中的蔡洋无比亢奋，他急于想找个目标做些什么，以示爱国。终于，他盯上了一辆日系车。他抓起一把U形锁，狠狠砸在车身上。车主李建立急了，跑出来理论。蔡洋高高跃起，对着李建立的头一顿猛砸，一下，两下，三下……浓稠的血与脑浆喷涌而出。而等待蔡洋的，是10年牢狱之刑。个人陷入群体，很容易就会成为“蔡洋”，在乌合之众中变成“群盲”。五不要以为蔡洋傻，我们聪明不了多少。《罗一笑，你给我站住》一文一刊出，我们毫不琢磨思考，立马随手转发。《罗尔有三套房产，是两家公司法人代表》一刊出，我们又纷纷调转枪头，骂得罗尔体无完肤。《罗尔说“罗尔事件”》一刊出，我们又无比同情罗尔，觉得“善良是伪装不出来的”。《对罗尔的宽容，是对好心人的犯罪》一刊出，我们又觉得罗尔可恨，“损害了本来就脆弱的社会诚信”。观望这两年发生的热点事件，没有一件躲得过这个铁律——听到甲方发声，我们义愤填膺；听到乙方发声，我们觉得甲方不是东西；听了丙方发声，我们又觉得甲乙都不是好鸟。我们就这样轻易被感动、轻易被激怒、轻易被吓住、轻易被诱导……世界名著《动物农场》中有个例子——动物领袖斯诺鲍和拿破仑又发生了分歧。拿破仑觉得当务之急是设法建立武装队伍。斯诺鲍认为应先煽动其他庄园的动物造反。动物们先听了拿破仑的，又听了斯诺鲍的，竟不能确定谁是谁非。实际上，讲话的是谁，他们就会同意谁的。失去脑子的我们，不就像这群动物吗？正如评论家曹林说：“当下横亘在人群中最幽深的分野已经不是信息多寡所形成的‘知沟’，而是判断力强弱所分化出的‘智沟’。”六柴静刚进央视时，老师是陈虻。陈虻啪地将一盒烟拍到桌子上。问柴静：“这是什么？”柴静回答：“烟。”“我把它放医学家面前，说请您写三千字。他肯定会写尼古丁含量，吸烟的人肺癌发病率是不吸烟人的多少倍……”“我让经济学家写三千字，他肯定会写：烟草是国家税收大户，烟草走私对经济的影响……”“我让搞美术设计的写三千字，那哥们肯定会写：色彩、标识的个性创意……然后，陈虻翘起腿，对柴静说：“现在，请你写三千字，你会写什么？”柴静一下蒙了，不知从何入手。陈虻说：“你有自己看待世界的坐标系吗？”借用陈虻的话：你有看待事物的坐标系吗？遇到一件事情，你想过这五个问题吗？1、这个事情有没有证据和理由支撑？2、这个理由/逻辑是否能够推出结论？3、这里面是否隐藏了某种价值观假设？4、其中的证据/事实是否能有效支撑理由？5、是否存在隐藏或模糊不利的证据/事实？如果你不能明确判定，那就请：1、不要轻易妄下结论；2、不要轻易急于站队；3、不要轻易评价别人；4、不要轻易被别人的评论左右；5、不要随便说什么感同身受。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守脑如玉”。七乔任梁自杀后，井柏然因没及时表达哀伤，而被无数网友谩骂：“你应该代乔任梁去死。”陈乔恩因没及时表达哀伤，遭到数万网友恶毒攻击。有人留言：“乔任梁都死了，陈乔恩你为什么还不死？”这句留言，竟然获得了3000多个赞。但以前，我们不也是这般咒骂乔任梁的吗？乔任梁曾感叹：“每天看着这么多人骂我，诬陷我，想着干脆死了算了。”刘瑜在《观念的水位》中讲述了一种“平庸之恶”——当一个恶行发生后，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普通人都觉得自己无辜。“普通人甲，不过是给犹太人做种族登记的小办事员。乙，不过是奉命把犹太人押送到一个隔离区的警官。丙，不过是把犹太人赶上火车的乘务员。丁，不过是维持集中营治安的保安。戊，不过是负责收尸的清洁工……凭什么让他们对这些人的死负责呢？他们不过是一个巨大机器上的小螺丝钉而已。但是，让希特勒一个人负责吗？600万人，他一天杀一个，也得杀一万年。”雪崩的时候，没有一朵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只有“守脑如玉”，才不会犯下可怕的“平庸之恶”。正如王尔德所说：恶，莫大于轻浮。八当年，小泽征尔去欧洲参加指挥家大赛。他被安排在最后一个参赛。小泽征尔全神贯注地挥动着指挥棒。突然，他发觉乐曲演奏得有些不自然。他以为演奏家演奏错了，要求重奏一次。但重奏的乐曲依然不够自然。评委会郑重声明：乐谱没有问题。小泽征尔大吼一声：“不！一定是乐谱错了！”他喊声一落，评委们立即站起来，报以热烈掌声，祝贺他大赛夺魁。原来，这是评委们精心设计的圈套。前面选手虽也发现了问题，但都放弃了意见。1998年，香港廉政公署公招首席调查主任。43岁的蔡双雄参加了这次选拔考试。可是，最后一道题把蔡双雄难住了。题目是：唐太宗李世民为保护环境采取了哪些措施。分值20分，答不出就意味着出局。蔡双雄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半点举措。最后，他在试卷上写下：我想不起他采取过什么举措，我不会答。两周后，结果公布：只有蔡双雄入选。原来，李世民根本没有采取任何举措。这道题，目的是测试应试者的诚信度。守脑如玉，才能有这般的定见和远见。九胡适先生在赠言北大哲学系毕业生文章里，曾引用禅宗的一位高僧所言：“达摩东来，只是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何为“不受人惑的人”？胡适先生说：“他不容许偏见和个人的利益，来影响他的判断和左右他的观点。他一直都是好奇的，但是他绝对不会轻易相信人。他并不仓促的下结论，也不轻易的附和他人的意见，他宁愿耽搁一段时间，一直等到他有充分的时间来查考事实和证据后，才下结论。”胡适先生的话，更适合用于这个时代。在这个信息、思想、流言、谎话满天飞的时代，愿你我学会“守脑如玉”。

文：尹保云过去流行的“现代化”这个词的含义很清楚，就是向现代文明转变，是向先进国家学习。为什么中国老是对现代文明的意义认识不清？陷入一次次迷茫和争论？不少人认为是反改革的“特权集团”为了守住自己的特权和利益，故意装聋作哑甚至颠倒黑白。这种看法并不完全正确。也许“特权集团”真的是不懂现代文明，因而其所作所为总是被幻想所左右。不容讳言，我们民族的整体智慧目前是比较弱的，精神是昏暗的。虽然改革开放来教育普及成就巨大，但在对文明的认识上，我们基本还是一个“文盲”国家。有众多会打字的“文盲”，还有不少副教授、教授级别的“文盲”。与某些宗教盛行地区的情形相似，尽管识字率很高，还有大量高级知识分子，但却总是不能理解现代文明，人们的大脑被反文明的观念所统治。这样的国家搞起现代化来，要比真文盲的国家更加困难。西欧现代化就是在真文盲的基础上起步的，中世纪时期，别说普通民众了，连很多国王都不识字。真文盲有天然的工具理性，更容易接受新东西，乐于学习外来思想。而能够识字的、有学问的“文盲”就不同了，他们坚守自己的观念而排斥别的知识。苏联传播来的教条主义知识体系是反现代文明的。改革开放来，教条主义被逐步削弱，一些正常的知识得以进入教材。但这个过程很缓慢。就像拉美地区二战后的天主教改革一样，改来改去总是改不掉其反资本主义和反文明的本质。教条主义思想体系有两个主干，砍掉它的一些枝丫，因为这两个主干完好无损，它们不断地长出新枝丫，一代代地构造人们的认知框架，导致个人和民族的智商下降：一、经济决定论的世界观顾名思义，经济决定论的特点是认为经济决定一切。这套理论本质上是对启蒙思想的颠覆。启蒙思想认为现代文明的核心是自由民主制度，而经济决定论却认为现代文明的核心是经济和技术。这一颠倒带来很多的问题：首先，它歪曲了世界现代化历史。把西欧现代化解释为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发展宪政民主。而实际上，西欧现代化是在世界最落后的社会土壤上起步，广泛地吸收了世界其它地区的文明元素。它并非是启动资本主义，然后推动其它变迁。因为资本主义早就存在，就像恩格斯临死前的一篇文章说的资本主义在一万年前就存在。西欧现代化是因为蒙古人入侵引起巨变，儒学的一些思想和对中华文明的向往激发和滋养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思想上和政治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万年前就存在的资本主义因素获得了现代的环境，在一个与宪政制度和法治秩序共存的文明系统中，它才变成了“现代的”。然而，教条主义却宣布先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然后有宪政民主制度，把政治进步解释为经济发展的结果。这一因果颠倒，不符合现代文明发展的真实历史，构筑了一套扭曲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与此相关，它导致把经济作为单一目标而不顾其它。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大跃进、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大干快上，等等，无一不是经济运动。经济搞砸了导致政治斗争，回头来还是按照老路子搞经济。改革开放后盛行的GDP主义，同样是经济决定论的产物。经济决定论在大量政府官员和社会民众中成了一种宗教，一出问题就是全国性的，而且得不到深刻反思。因为对其它现代性事物的理解处于“文盲”水平，所以也只能不断地搞经济运动。从来理解不了市场经济与宪政制度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认识不到很多经济问题都是由政治体制造成的，因此，解决的方案也常常是倒因为果的。甚至经济之外的问题，如社会冲突、民族矛盾、国际关系等等，只会金钱手段来摆平。其次，它使社会精神进一步庸俗化。中国人的观念本来是很世俗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千里来做官为的吃喝穿”、“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样的思想渗透历史，缺乏超越精神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局限。然而，经济决定论的一套理论，进一步把人们引向物质主义和动物本能，使整个民族精神更加庸俗化。这种极端的物质主义，相当于头（精神）还藏在肉身之内。就像黑格尔认为的，中国比波斯还要落后一个档次，因为埃及的狮身人面像的人头（精神）冒出来了。以我们这种物质主义境界来理解现代文明，无异于井蛙窥月。二、斗争与诡辩的方法论尽管欧洲古代也有事物不断变化发展的思想，但教条主义体系中的辩证法则来自于中国先秦就有的阴阳五行说和道家思想。黑格尔一边抱怨中国资料翻译太少，一边利用中国古代思想而建立起他的辩证法体系。其实，黑格尔的辩证法比他的客观唯心主义要糟糕得多。这种方法论无非是披着理论外衣的诡辩论，研究越多就越糊涂。通过它的灌输，人们貌似有了深刻思维，实际上连正常的识别能力就丢掉了。首先，辩证法教导把事物分成矛盾对立的双方，并把双方的斗争看作事物发展的内部动力。这连接着阶级斗争思想，把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推动力。这种斗争理论别说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即便是与封建皇帝相比也是一个巨大的堕落。中国古代的皇帝尽管经常陷入权力斗争，但他们信奉和宣传的从来都是“和为贵”哲学。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很多人只会运用矛盾斗争的框架来分析问题。没有一分为二的框架，他们就不知道该如何分析事物；不把人分成对立的群体、不搞斗争、打压和控制，他们就不知道该怎样管理社会。甚至在有的人眼中，别说资产层了，就连普通的学者、教师、律师、公务员等中产阶级也不属于“人民”，只有下层穷人才是“人民”。智商堕落到如此程度，何谈现代文明？其次，它鼓励诡辩而削弱科学理性。辩证法喜欢阐述各种诡辩色彩的大道理：坏事变好事；传统也有好的，现代也有不好的；先进国家也有落后的东西；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新事物取代旧事物，今日兴盛则明日衰落，如此等等。不能说这些道理没有一定的经验基础，但毕竟都是大而化之的认识，与科学认识完全是两回事。波普尔说：辩证法的思想“不可证伪”，所以不是科学。辩证法以模糊思维宣布任何事物都是合理的又都是不合理的。而现代思维则是建立在牛顿之后的实验科学的基础之上，以定量的、实证的、具体的分析为特征。按照现代思维，一家国有企业好不好，查查它的账本便可认定。而辩证法则不然，它要从坏中找到好，竭力为那些该倒闭的国企诡辩。智力衰退到连一个企业的好坏就不能判定，又怎能识别文明系统的高低优劣？辩证法总是显得振振有词、考虑问题全面，实际上毫无科学理性，与阴阳八卦的学问没有区别。其三，它的正-反-合（否定之否定原理）的思维模式，把人们引向历史迷途。怀恋“正”（过去），向往“合”（未来），就是不敢正视现实。它忽视了人类历史的现实性和现世性，认识不到人类历史进步是由现实的竞争超越所推动，认识不到先进事物就在眼前。换句话说，它把人们的思想引向迷途，只相信虚幻的东西，只相信自己的凭空设想。左一个方案、右一个设想，就是不愿意向眼前的榜样（即先进国家）学习。这就是完全脱离了正常人的思维轨道。以上只是分析了两个主干，这两个主干还横生和许多枝丫。砍掉一部分，又会生长出新的，从而使这一毁灭教育的大树不死。一套反文明的知识体系的灌输，必然导致整个民族的理性精神不断下降。当然，事物是千差万别的。不是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如此，现在也不乏理智的知识分子和开明的政治人物。但主体倾向却是如此。我们的教育体系一方面在普及识字率和提高文化水平，一方面在培养会读书看报的、会写文章的和有各种头衔的“文盲”。学理工科的人可能会认为自己幸免于此，其实不然。因为这一套思维框架是在中学时期就已经通过学校和社会而灌输了的。按照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人们的认知结构在14岁时就定型了，极少数人后来能发生一些改变，大多数人则不会有很大改变。这就是说，我们目前的民族精神整体上不是理解现代文明，而是抵制现代文明。这种精神会变换花样而不断传承，从而把中国固定在文明金字塔的底部区域。能够稳当地呆在底部区域也是一种选择，怕的是不能。因为金字塔的塔尖-中部-底部的梯级结构虽然在很长历史时期不会轻易变动，但这个金字塔作为一个整体却是随着时间而不断提升的。那些处于底部区域的国家如果不能随之提升，最后连现在的梯级也呆不稳了，就会发生崩溃、瓦解和重组了。

转载自《世界华人周刊》缺乏体质锻炼，不是因为国人懒，而是各个年龄层次的人把日子都过错了。国人体质逐年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虽然统计局每年都给我们报告人口平均寿命怎么怎么提高，但我们周围童年患白血病的，少年得癌的，学生体测猝死的，青年、中年过劳死的新闻，已经不再是新闻。 江浙一带8成儿童体内兽用抗生素超标，某地八成公务员身体亚健康，中国已经进入癌症爆发期……这些，都早已摆在我们面前。有数据显示，中国2015年全民医疗支出已达4万亿，这意味这什么?意味着全民生产总值的近百分之十，被用于看病看掉了。 我在评论中认为，全民饮食垃圾化是体质下降的主要原因，而缺乏合适的锻炼，也是诱发体质下降的重要因素。缺乏体质锻炼，不是因为国人懒，而是各个年龄层次的人把日子都过错了。 请让我简单分析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 　　人的孩提时代，应该怎么过?应该是以玩为主，通过玩游戏来认识世界，锻炼体质意志，从而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兴趣和身体的好底子。但我们的孩子，现在在幼年时期都在干什么?小小年纪就在玩命地学习。一句极具煽动性的口号，把全国的儿童都推进了深渊，那就是：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于是，你家孩子两岁学唐诗，我家必然一岁就学，你家孩子一岁学外语，我家孩子胎教就学外语!总之，恨不能把孩子的起跑线划到妈妈的肚子里。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又是画画，又是弹钢琴，凡是天下的知识，恨不得三岁前全部灌到孩子的肚子里。孩子在玩的过程中锻炼的机会和天性被生生剥夺，太多的孩子还没上学，就已经戴上了眼镜。 谁都知道这不对，但谁都不会带头纠正，因为变态的社会竞争必然带来变态的被动适应，人人觉得危机，便人人不能自拔。 再看看青年人都在干什么?青春期本来是用来学习的最好时光，可今天的年轻人，都在拼命的玩手机、玩游戏。 正所谓玩物丧志，玩垮了意志，玩毁了青春，也玩坏了体质。这里也有一句迷惑人的口号，叫“我的青春我做主”。 我的儿子，考取的是国内一流的大学，可自从进入大学校园之后，就完全沉溺于网络游戏，四年大学，居然只去过两次校内图书馆。每天晚上，上网玩到深夜两点不睡觉，白天经常因为起不了床而逃课。每门功课基本都是60分万岁。可怕的是，今天的大学里，基本都是这样。 刚刚走上社会的青年人，为了扩大人脉，适应黑色竞争，争相出入吃喝场所，动不动喝得烂醉如泥，长身体长智慧的年龄，却被活生生地糟蹋掉了。 中年人能顾及一点身体的健康吗?更不能了。因为上有老要孝敬，下有小要培养，一个家要经营，一套房子的贷款要月供。职场打拼从来就是没有人性可言的，除了拼命赚钱，还能有什么别的奢望? 我们冷静地看看，也只有老年人因为感觉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为了能在这个世上多看几眼，才开始拼命地健身!那帮跳广场舞的老头老太，才是把身体当回事的人。 孩子们该玩，却在拼命地学习; 青年人该学习，却在拼命地游戏; 中年人该顾惜身体，却在拼命赚钱; 老年人该颐养天年，却开始拼命地健身。 中国人从小到大，全把日子过错了，过反了，这不仅是每个社会成员的悲哀，更是这个社会的悲哀。这是一个把人逼迫得不能正常过日子的社会，特色社会究竟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想，该有人出来说说了。

文：邓程 一 随着钱仲联、杨明照先生的逝世，老一代学者终于全部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人们再一次发出沉重的叹息：完了，最后的大师消失了。 于是九斤老太的名言“一代不如一代”似乎再一次在高校获得了广泛的称誉。——老实说，它已经快要成为一句格言了。九斤老太生前恐怕是没有想到这一点，否则她会向鲁迅要著作权的版税的。 对于这个现象，人们有一个现成的答案：时代造成的，现在的人整天数理化，以前的人整天线装书，能比吗？ 确实，现代教育制度科目的重心向理工科倾斜，使得此后几代人的国学功底大不如前，这确实是文史哲学者功力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我有一个疑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光文史哲一代不如一代，而且其他社科院系也一代不如一代，尤其是，为什么理工类也感叹一代不如一代？”是啊，理工类也一代不如一代，这是最不可理解的，随着重理轻文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他们应该一代胜过一代才对。然而不，中国的大学再也没有培养过杨振宁、李政道，也再也没有出现过华罗庚、陈景润。 不可思议，确实不可思议。 在一间著名大学的博士生宿舍里，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某某先生真是圣人啊!你看他对自己的学生多好啊!他对学生的帮助真是不遗余力啊!” “是啊!” 沉默。所有的人都羡慕得流口水。 突然，有一个花白胡子的博士抬起头，恍然大悟地说：“行了行了，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你们知道为什么某先生对学生那么好吗？” “为什么？” 花白胡子一板一眼地：“因为那些学生都是蠢货。” 众人一愣，哄堂大笑： “哈哈! 酸葡萄酸葡萄! 你这是酸葡萄心理。” 话虽这么说，也引起了众人的反思。大家都想起了学术界的普遍现象：优汰劣胜现象。你要想成功地被学术界接纳，你首先得平庸。 这和传说中的官场何其相似! 如果你不平庸怎么办呢？至少你得比你的导师平庸。如果你不比你的导师平庸呢？那你就得装得很平庸。如果你没有装得平庸怎么办呢？你表现得总有一天会超过导师，你甚至于现在就显得比导师高明？ 那你就死路一条。 这就是为什么学界一代不如一代的原因。 二 熊庆来慧眼识华罗庚，华罗庚慧眼识陈景润。是啊，这是一个多么动人的故事啊!我们这个民族的茶余饭后充斥了类似于这样的故事。每个人对这类故事都津津乐道。这正是我们民族的悲哀，我们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少数人的高尚的品德和极其偶然的发现上。如果高高在上的权威人物没有熊庆来、华罗庚的品德和求贤若渴的动机呢？如果他们没有那偶然的发现呢？于是我们就煞有介事地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也。” 这说明我们的发现人才、保护人才的机制是多么的脆弱。 天才人物真的会自动成功吗？谁都知道,那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一个人只要基因是天才，那么他就一定会是天才的话，那我们就不用谴责文革对文化对文明的摧残了。不管天才地才，用老子的话来说，大器晚成。成材的过程是非常漫长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而且其对环境的依赖性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所以对于学术界来说，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发现人才，保护人才的机制，可想而知，是多么的重要。 三 我们当然希望“六亿神州尽舜尧”，可惜，最终我们发现，在经历文革十年的“斗私批修”以后，发现人们的“私”不仅没有被批掉，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们终于承认，品德高尚以天下为公的人总是极少数，而大部分普通人都是自私的，而且大部分人都是疾贤妒能的。普通人作为普通人生活，有点小毛病并无大碍，反而使人觉得更可爱，可如果这样并不怎么高尚的普通人掌握了生杀予夺的权力，那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了。 让我们重温一下发生在一个古代的强盗群落的真实故事吧! 林冲初上梁山泊求职，还带了柴大官人的推荐信，自己又有教授职称，还是长江奖励学者，以为到梁山泊当一个强盗应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了。然而王伦不这么想，他想：“我不过是一个落第秀才，本无才学，宋迁杜万又没十分本事，这林冲一来，我等怎么压得他住？”于是决定打发他走路了事。 看看，当强盗都这么难，遑论其他？《三国演义》中有一个情节，是《三国志》等正史里所没有的。那就是著名的周瑜与诸葛亮斗法，周瑜最终因为失败而气死，并发出 “既生瑜何生亮”的哀叹的故事。周瑜因此成为和王伦齐名的疾贤妒能的典型。人们论及此往往觉得这是对历史上真实的周瑜的不公平，是小说里编的。其实，正是从这里，体现了小说对人情世故的深刻考察和对人性的细微体认，这正是小说之所以区别于正史，它所以存在的理由。西方基督教认为人有七宗罪，排在最前面就是骄傲和嫉妒，从某种意义来说，嫉妒可说是人类的原罪。 四 中国当今的导师制正是打击优秀、压制异己、扶植平庸的制度来源和保障。 中国现今的研究生培养制度还是用的中世纪的作坊制，采取师傅带徒弟的办法。导师对学生负有全责，负责原材料的采购和产品的加工出厂的全过程。且不说这样会使学生的眼光尽可能的狭隘，而最可怕的还是导师的近乎无边的权力。在目前的中国，在任何一个领域，在任何一个行当，也不可能有研究生导师这么大的生杀予夺的毫无监督的权力。在这里，甚至于连舆论都是跟着导师走。导师不会有错，叫做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剥下导师与学生的关系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我们只看到主人与奴才的关系。而得意门生与失意门生的区别仅仅在于鲁迅的著名概括：一种是做稳了的奴才，一种是想做奴才不得而已。 原因很简单，这一切均来源于研究生导师的几乎无限的而且毫无监督的权力。我们先假定所有的或大部分的导师都是高尚的天下为公的人，于是放心把权力全部交给导师。然而，正如我们前面说的，这种假定是最靠不住的。在这种氛围里，研究生的命运完全控制在导师的手里。导师不满意这个学生，如果这个学生喜欢发怪论呢，可以说他是 “神经病”；如果学生有新观点呢，可以说他“不扎实”；如果学生很扎实呢，可以说他“没创新”。总之，用王朔的话来说，要毁你太容易了。反过来也同样。最可怕的是，论文答辩的能否通过，能否顺利毕业，也全掌握在导师手里.。研究生期间，学生对老师奴颜婢膝，胁肩谄笑，惨不忍睹！老师对学生猜忌刻薄，百般侮辱，莫此为甚！这种野蛮残忍的中世纪导师制维持至今，匪夷所思！ 毕业以后呢，无论毁誉你仍逃不出导师的掌心。最简单最常用的方法是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和关系给学生毕业求职的学术单位打一个招呼，或者推荐信里，或在各种场合宣扬这个学生桀骜不逊，缺乏合作精神，并且把这个学生的成绩一笔抹杀。可以说，导师可以轻轻松松把自己看不惯的学生置于死地。 同时，现在的高校普遍用一种莫名其妙的所谓“留校”制度，在文史哲，导师采取轮流坐庄的办法来留自己的学生。采取这种办法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人们通常认为，这种办法带来最大弊端是近亲繁殖，那就是学生与导师学术思路过于一致，缺乏广泛的接触，思维局限性太大。其实这只是皮相之谈。 留校制之所以是“一代不如一代”现象的直接根源，最主要的还不是因为近亲繁殖。最主要的还在于导师选择留校的接班人的思维方式的问题。 我们可以承认确有个别导师如熊庆来华罗庚希望自己的学生超过自己，我们也有“苏步青现象”，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大部分导师都是不希望学生超过自己的。谁不愿意自己天下第一？谁愿意一个刚刚认识的不相干的小后生超过自己？ 这就是留校的原则和标准：一个“优秀”的、比平均水平稍好、但是比自己稍差的学生，是留校的最佳人选。比别人好，比自己差，这就是一切。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在所有的学术单位，都不约而同地整齐划一地采用这种标准选择学术接班人。 在这样一种制度里，要想一代胜过一代是万万不可能的事。它的结果只有一个，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一代不如一代。而最早采取这种制度的人就一层层地被尊为至高无上的大师，无可逾越的顶峰。在传说中，在回忆录里，一个又一个宗师道貌岸然，无所不知，聪明睿智，比圣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还不仅如此。导师利用手中的权力，还可以轻而易举粉碎比自己强的人的学术梦想。资源在他手里，他一方面贪天之功，自命为人才的导师，人才要向他感恩戴德。一方面他利用各种权力，调动各种关系，把超过他的人置于死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导师=杀人犯。所谓木秀于林，风必催之，导师就是这种普遍的嫉妒心理的化为行动的执行者，导师就是那直接的催林的风。 五 许纪霖先生有一篇文章《“甘朱事件”的制度性反思》（《中国新闻周刊》190期，2004年8月2日），他指出：“博士培养制度，通常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欧式的单一导师负责制，考生从一开始就选定某一老师，从一而终。另一种美国式的导师集体负责制，考生考的只是某一专业，由该专业的教授集体指导，最后博士资格通过，再选定论文指导老师。”说得对。“欧式制度，有点像中世纪的收门徒，一对一指导，以心传心。招收学生，依据的是个人口味，考察是否能够培养成特定的‘那一个’。这当然只能由个人说了算，别人无权置啄。虽然导师权力不小，但责任更大。”“美式制度，洞察考生的，与其说是特殊的研究能力，不如说是一般的专业素质。因为是集体决定，必须讲究程序正义。招谁不招谁，由教授们组成的招生委员会，按照事先定下的游戏规则，共同讨论，集体决策。”非常精辟。“这两种博士招生培养制度，哪个更好，难有定论。欧式制度培养出来的学生风格鲜明，学有所承。美式制度让学生兼收并蓄，视野开阔。但也有各自的缺陷，前者继承有余，开创不足，而后者造就出来的，可能只是符合一般学术规范的庸才。”不过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这个结论其实靠不住。而且这种思维方式仍然是师傅带徒弟的思维方式。道理很简单，其实一切人都是自学成才的，所谓“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恰恰相反的是，在中国，变形的欧式制度，培养的才是真正的庸才。因为天才是一定要被中国化的欧式制度赋予导师的权力所扼杀的。 许先生还说：“中国过去博士招生有限，博导要由国务院来批，所以采取的是学徒式的欧式制度，导师选拔严格，学生学得认真，相安无事十来年。” 其实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建国以后的1952年院系调整是中国学术体制的一个重大转折。除了说得很多的我们已经很熟悉的专业调整，还有就是导师制从欧式美式混用到“一边倒”学苏联，全部改用欧式体制。 清华的国学研究院显然用的美式体制。举一个例子：《中国古文法》是王力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当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指导他撰写论文的导师有两位：一是梁启超，一是赵元任。梁启超对论文的评价很高，在论文的封面写的总评是“精思妙悟，为斯学辟一新途径”，文中还有“卓越千古，推倒一时”的评语。与此相反，赵元任是专挑毛病，最严厉的批评是“言有易，言无难”。王力显然超过了赵元任。赵元任面对王力的天才，显然从内心深处产生了要掐死王力的欲望。但是由于还有梁启超，赵元任只好酸溜溜的扔下“说有易，说无难” 的话了事。 “说有易，说无难”这一闷棍可以使人昏厥，但还不至于置人于死地。如果欧式体制，恐怕就难说罗。 六 何兆武先生说：“‘江山代有人才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 （何兆武《何兆武回忆联大七年》）影响学术进步的因素很多，人才的选拔，外部的物质条件，外部的管理，内部的管理，都对学术影响很大。对目前来说，中国学术界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外部的物质条件和外部的管理干预，而已经纯粹是一个内部的管理问题了。问题在于学界内部的学术专制，使学界几乎没有任何学术自由。 现在的学界学术腐败横行，学术水平低下。充斥在主流学术媒介的作品大都人云亦云，毫无创新，面目可憎。真可以说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学界高度的学术专制。一部分权威垄断了学术权力和学术资源，不同的声音就无法出现，即使出现了也进入不了主流媒介，人们也无法听到。权威们利用权力扶植亲信，排斥异己，打击新锐，压制言论，对不顺眼的小人物残酷迫害，围追堵截，穷追猛打。他们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为所欲为。 那么，面对学术界这么严重恶劣的形势，我们该怎么办呢？ 七 我认为，中国当前应尽快摈弃那种几千年不变的专制思维，把学术体制的核心——师徒制民主化，改为导师集体负责制。 导师集体负责制，即由多位学者组成导师组，负责一批学生的招生培养和毕业，有多方面的好处。由于是集体负责，权力分散，互相监督，在招生上腐败，权利交易的现象可以从根本上遏绝。在学生培养上，对学生中的中才而言，他可以开阔眼界，调整自己的方法和思路，广收博取，扬长弃短。对学生中的天才而言，就能有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而不用忌讳来自嫉妒或者不理解的压制。在学生的毕业上，同样由于权力分散，互相监督，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的杜绝徇私舞弊，为不合格者大开绿灯。一方面，天才学生又不至于由于导师的嫉妒而遭扼杀。这样学生质量一定会大幅度的提高。 还不仅如此。 采用导师集体负责制，还可以解决学界权力集中，资源垄断，学术专制的根本问题。学霸学阀控制学术界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自己的门生弟子进行控制。打击异己，培植亲信，然后这些亲信又被安插进各个要害部门。学术界就这样，被少数学霸逐渐控制，成了他们的私家花园，学术腐败也就顺理成章了。 好的制度激发人性的善，恶的制度激发人性的恶。采用导师集体负责制，既可以保护人才，又可以成全导师的道德文章，还可以防止学术专制，遏制学术腐败。中国未来学术之成败，在此一举。 注：本文转载自爱思想网站。

文：辛允星 追剧半月有余，终于等到尘埃落定。认真欣赏《人民的名义》这部热剧，我最大的感受是两句话：负面人物被塑造得太真实，而正面人物则显得太虚假；在揭露社会现实方面“大尺度”，而在隐喻化解之道方面“很保守”。鉴于已有太多的网文围绕该剧发表各种各样的评论，我只好从“实”与“虚”两个方面对该剧作一个简单的对照性分析，尝试指出其创作之得失，并根据该剧所透露的微妙“信号”来推测中国政治未来几年的演进方向和可能后果。 首先，我认为该剧“较为真实”地揭露了当前中国政治生态环境之中所存在的诸多严峻问题，比如官场内部的裙带关系和帮派（山头）现象、公共权力寻租和官商勾结问题、国家政治权力结构中的“一把手”被监督难题、司法严重受制于行政权力和根本不存在法理上的制衡之现状，国家公务人员的“唯上”与“唯权”思想等等。具体来看，作为本剧故事线索的检察院在开展本职工作的过程中可谓是处处受到党政权力的干预，很难独立行使检察权，若没有所谓的“政治斗争”，剧中所描述的“反腐行动”似乎早就被“团结”的声音和内部干预停止了；而通过这一系列的情节展现，我们会发现：中国政治仍旧停留在“权治”状态，与“法治”的理想目标还有着遥远的距离，“权在法上”的现实丝毫没有得到改变。 同时，该剧还顺带揭露了一些“连带性”的社会问题，比如，社会阶层固化与流动受阻、社会关系网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女性的“身体物化”现象、各级教育部门的腐败和教师人群的功利主义思想等。据说，因为这个事情，妇联工作部门还提出了“抗议”，我真想对他们说：在众所周知的事实面前，就不要作无谓的“辩护”了吧？你最多质问周梅森——“中国社会处于整体性黑暗时期，你为什么专黑我们？”我认为这问题根本用不着周老师来回答，我可以用常识给出答案：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不可能展现全部社会现实，而只能从某些局部来揭示一些突出的现象；教育工作者在本剧中几乎是“全军覆没”，不也没人出来抗议吗？为了“照顾”下观众的小心脏，也不能让全部丑陋集中呈现嘛，所以，咱且稍安勿躁，等待其他作品带给我们心理平衡，“鲜活”的社会现实，还怕被“文化人”忘记？ 总的来说，本剧在揭示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方面确实显现出了“大尺度”的特征，其典型标志是其中角色人物涉及到的官阶明显高于之前的绝大多数类似剧目，直接承认官商勾结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权钱、权色交易已经渗透到中国的日常政治生活之中。然而，我认为该剧在塑造“正面人物”形象方面具有颇多“败笔”——侯亮平、陈岩石、沙瑞金、易学习这些人物显得“太纯粹”，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也正是凭借这一点，他们做到了“百毒不侵”、“无欲则刚”、“洁身自好”...这几乎就是中国传统的“清官”文化之鲜明写照！我之所以难以从这些人身上获得“真实感”，是因为自己从未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过类似的人物，甚至也未曾听说过“足以让我相信”的真实事迹。 透过本剧，我还发觉到了一种沉重的“隐忧”，那就是它所传达出来的政治讯息。剧中正面和负面人物的鲜明对比似乎在暗示：正面人物因为坚守信仰而“正义”，负面人物因为丧失信仰而“堕落”，因此，中国的反腐败政治大计将主要依靠“革命信仰”的重建来实现，这完全延续了中国传统“道德理想主义”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该剧虽然也通过汉东省纪委书记田国富等表达了“制度建设”的必要性，指出了一把手的权力需要接受监督，但很显然，在中国这个特别强调“核心意识”和军事斗争的国度里，同级纪委对一把手的监督难以真正落实。在这种情况下，道德重建必然会遮蔽制度创新，剧中角色陈岩石最大的悲剧就在于，他至死都没有认识到，他的信仰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不可能被广泛接纳，而沙瑞金的诡异笑容（即“心知肚明”）则传达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暧昧”前景。 进而言之，假如本剧所暗含的“政治信号”代表着中国最高政治当局的一些想法，那么，他们的执政理念可以概括为如下两点：坚守源于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改革开放就是要在这种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上推行具有市场化取向的各项经济与社会变革。显然，这完全符合最高政治当局几年前提出的“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说法，它延续着经济改革右转、政治变革左行的基本路线方针，是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政策的再阐释。众所周知，运用革命年代的意识形态“社会动员”方式来开展现代市场经济建设，这应该是人类社会很少被尝试过的政治创新，但我认为，这恰恰是最要命的“保守”思想。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历史已经证明，在这个思路指导下建设起来的所谓的“市场经济”一定是“权贵经济”加“国家资本主义”，而与真正意义上的、基于自由平等竞争而形成的市场经济形态可谓是南辕北撤，最终它也注定会因为违背客观经济发展规律而走向失败。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看似“大尺度”的同时，《人民的名义》实际上充满了“保守”的味道；它将自己业已揭露得淋漓尽致的那些“不堪现实”交给了革命信仰，交给了道德理想，交给了明君清官，却唯独忽略了“人性的复杂”，简化了“制度的必要”，忘却了法治社会的本质特性，从而给“清醒”的观众们留下了一笔“糊涂账”和无尽的忧心忡忡。马克思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意思：重要的不是解释现实，而是改造现实，这句话对当下的中国具有超强的现实价值，那么，如何改造现实呢？我相信这样一句话：一旦方向错了，不管你怎么努力，都不可能达到预定的目标！当然，领衔的“改造者们”也许在私下预定的“目的地”本来就与公开说到的“目的地”不是一个地方，若如此，这个民族的千年悲剧必将要继续重现了。 注：本文转载自爱思想网站。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今天的争论 文：资中筠 对于“五四”精神有两种侧重点，一是“爱国”运动，一是“新文化”运动。本文要讲的是“新文化”运动。其实新文化本身就是从爱国而来，其目的是变革图强，振兴中华民族。 “新文化”运动不是从1919年5月4日开始的。狭义而言，是从陈独秀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开始，有一些人大力倡导新文化，并且与守旧派展开论战。广义而言，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在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中，有一些人意识到西方的先进不仅在于“船坚炮利”，而是全面的制度、文化，如郭松焘、王韬、严复，以及稍后的梁启超等人。远在1919年“五四”之前，废科举、倡新学就已经开始了。“五四”是承前启后的一个高潮，而且争论也达到高潮，各种观点表达得最充分。所以后人讨论中西、新旧文化就以“五四”为符号。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又有过几次关于中西文化之争，包括当前尊孔读经之风又起。其实今天弘扬传统文化所持的观点，差不多没有超越1915年开始的那场争论。只不过，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人可能在文化上危机感更强烈。 我从不讳言自己一向是新文化运动精神的捍卫者。现在不想重复历来关于“西化”与“传统”之争。只想就当前来自两方面的否定“五四”精神的论点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其一，认为“五四”运动反传统过分，甚至把当时的非孔与文革的“批林批孔”相提并论。把“文革”浩劫后的文化断裂归咎于“五四”的反传统。此说主要发源于海外华人学者，近年来也颇盛行于内地。 其二，认为“五四”受法国革命影响太大，而没有引进英美模式的渐近改良，使激进思想占上风，终于导向追随苏俄十月革命的暴力模式，以致我们现在还承其弊。这一派还认为文化改造并非中国的关键问题，关键是要建立宪政、民主制度，“五四”健将们致力文化革新是重点错了。照此逻辑，等于是把后来妨碍我国走向民主宪政之障碍归咎于五四运动。 当前影响较大的观点是第一种，所以本文也着重讨论第一种： 一、决不能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革”相提并论 由于“五四”期间有人提出过“打倒孔家店”，流传至今，把这句话概括为新文化运动的“口号”，这本已是极端简单化的以偏概全，又与五十多年后的“批林批孔”运动相附会，人云亦云，似乎“五四”应为后来的“文革”负责的罪名就成立了。其实这是经不起认真分析的。 第一，主要力量。“五四”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身受传统文化的浸淫，有很深的旧文化底蕴的饱学之士，决非盲目的批判和扬弃。在这个高度上，他们对外来文化就有判断力，知道如何取其精华。另外，他们是一批手无寸铁的读书人，无权无势，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智慧、良知和对民族社会的责任感。而他们的对立面是强大的政治、军事权力，和全社会的顽固习惯势力，因此需要大声疾呼，有一些语言比较激烈也不足怪。 第二，方向。五四运动反传统的方向是向前进的。当时为什么要反传统？因为顽固的旧礼教、僵化的思想和习惯势力如果不打破的话，新思想进不来，制度改革无从谈起，民族无法新生。今天我们可以从容不迫地来研究儒学，可以有各种诠释和理解。但是不应忘记，几千年的皇权专制是以孔孟之道为说辞的，种种罪恶也假此以行。前面提到，晚清的仁人志士已经意识到文化革新的必要性，“五四”只是代表一个高潮，成为“新文化”的符号，其方向是向科学和民主推进。 第三，客观效果。如果尊重客观事实的话，应该承认，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并没有断裂，而且无论是在道德伦理上还是在各个领域的建设中都有中西优势互补的成果。我国现代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实业，包括前几年举行百年校庆的许多著名中学和名牌大学，都奠基于那个时期。近年来关于20世纪上半年的文化、人物的研究和介绍方兴未艾，是大好事。那一代人所体现的人格、精神和学养以及他们对中华民族振兴的贡献，是存亡继绝而不是断裂。特别是那一代知识分子都经受了抗日战争的考验。以西南联大为代表（当然绝不止西南联大），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发扬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天下兴旺、匹夫有责”。从相当优越的生活条件跌到最底层，贫病交加，依然弦歌不辍，在艰苦卓绝之中坚持下来了，而且那个时候最出成果、最出人才，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道德的最高境界：“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同时又体现了新的民主、科学精神。他们这一代或两代知识分子，都经历过“五四”的洗礼，应该就是五四运动的产物和继承者。文化断裂了吗？如果在文化上沿着那样一条道路走下去，我们也许不至于陷入今天的困境。 第四，追求真理的言论空间。“五四”前后的思想辩论是无拘无束畅所欲言，可以说是在春秋战国之后最大范围的百家争鸣，没有外力的压制，也没有什么权威来“定于一尊”。它所起的作用就是打破迷信，解放思想，使其他选择都成为可以想象的。所以上世纪20～40年代复古与疑古，尊孔与非孔并存，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思潮都在中国的思想舞台上发出过声音，各有代表人物，包括自由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只不过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影响深远。 所以我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启蒙运动，其对象是上面的专制主义和下面的奴隶主义，作用是解放思想。“五四”精神概括起来就是承载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知识分子吸取外来文化之精华，以振兴我中华。 反观“文革”的“批林批孔”，在上述几个方面都是完全相反的。 首先，主要力量。“文革”是最高掌权者发动，服务于高层的权力斗争，是政治斗争甚至是政治阴谋的工具，全民被迫盲目追随，谁也不知道孔子和林彪有何关联，更少人体会暗中影射又是批周恩来，除了都叫“周公”。愚夫愚妇更少人知道其实那个古代的“周公”不姓周而姓姬。这是一场悲剧和闹剧，与“五四”的反传统风马牛不相及。 第二，方向。是进一步走向专制。“文革”本身一头是高度集权，另一头是被剥去理性的群氓，上下结合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批儒扬法”，树立的是秦始皇，宣扬“百代都行秦法制”。有一则我亲历的故事，类似“黑色幽默”：“批林批孔”初期，张良是被认为“反动”的，因为他代表“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势力”曾企图刺杀代表“先进的法家”的秦始皇。我一位同事因工作于此时出国，过了8个月他回国后发现在统一的宣传口径中张良变成了“好人”，因为他辅佐刘邦有功，而刘邦，当然还有吕后，是被肯定的“先进势力”。他惑然不解，问我怎么回事。我说：在你出国期间张良的思想改造好了！总之，那场荒谬的运动不是解放思想而是高度禁锢，反科学而归愚昧，反民主而强化专制，而且“在一切领域内实行专政”。与“五四”精神百分之百背道而驰。 第三，客观效果。那才是真正的文化的断裂，在“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不论中国的、西洋的、苏东的、古今中外所有新旧文化都被否定，只剩下一部“红宝书”，“八个样板戏”。一代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已经学到的文化则进行“去文化化”的清洗。历史完全被隔断。但是也不是完全“断裂”，继承的是皇权专制中最黑暗、最残酷的糟粕，国民性中最恶的劣根性得到张扬。“文革”使一代人受害，而“五四”使几代人受益。我们今天如果还有不绝如缕的新文化的一线传承，还是受益于“五四”前后的那几代人。“上山下乡”之后有幸重新上大学的一代人，赶上了受业于劫后余生硕果仅存的老先生们，应该体会最深。 第四，追求真理的言论空间。与“五四”时代的百家争鸣相反，“文革”时期思想专制和文字狱达到空前的程度（希望是“绝后”），一言丧命，屡见不鲜。这是许多人记忆犹新的，不必赘言。如果没有70年代末那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辩论，我国后来的三十年改革将无法启动，所以那场辩论应该可以算一次“再启蒙”。 因此，“五四”的反传统与“文革”的批林批孔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反的，根本不可相提并论。 二、“五四”与激进的暴力革命的关系 以导向暴力革命责备“五四”者，当然是见到暴力革命的负面后果，主张渐进的改良的。原则上，笔者并不反对。但是改良还是革命，取决于客观形势多种因素，并非少数人的思想倾向能决定的。 陈独秀在1915年时确实非常推崇法国革命以及整个法兰西对现代文明的贡献，可能有点偏爱，有点夸大，但总的没有错。毕竟，“人权宣言”是法国革命的宣言。“法兰西”对陈独秀的吸引力主要是“自由、平等、博爱”。后来他和李大钊等人又曾高度赞扬美国威尔逊总统，因为威尔逊主张公理战胜强权，并且尊重弱小民族的权利。但是1919年巴黎和会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没有主持公道，反而支持日本，令他们非常失望，而此时十月革命成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他们就转而接受了这方面的影响。应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打破思想禁区，为各种思潮，包括最激进的暴力革命，在中国传播提供了条件，但“五四”精神本身并不等同于暴力革命。是和平改良还是暴力革命决定在于统治者的态度和特定的形势，包括国际形势。这是另一个问题，非本文的主题。至少“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倡导集权和专制，而是相反。事实上那个时期已经有人主张中国应该先经过专制主义再实行民主，已为胡适等人所批驳。当时的骨干们后来在政治上走了不同的道路。对每个人不同时期的言行可以做出不同的历史评价，但是把后来中国所经历的一切负面的事物，从强制性的“思想改造”到“文革”的根源都算在“五四”头上是不公平的。 三、把力量用在革新文化上是否着力点错了 关于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本人已另有文章详述（见《随笔》2008年第2期“文化与制度，鸡与蛋的关系”）。此处主要谈与“五四”有关的问题。 文化保守主义者持所谓文化决定论，也就是“国情例外论”，主要就是以“民族特色”来否定平等、自由、人权、民主的普世性及与之相配的制度。认为“五四”批判传统实际是主张“西化”。而我华夏几千年辉煌文明自己另成系统，只需要继续发扬光大。实际上这些论点在民国初期的辩论中都已提过。现在又兴起，只不过多一些新的名词，包括从海外引进的话语。按这种逻辑，似乎在遭遇海外列强之前，中国以“三纲五常”为经，皇朝专制为纬的社会，本是和谐天堂，如今需要的不是进一步改革，而是回到从“五四”以来被贬低的文化传统。所以，否定“五四”精神说穿了，就是拒绝政治和社会向着现代民主、宪政方向转型。 另一方面的论点则认为“五四”健将们把重点放在革新文化，而不是着重在改变政治制度，是凌空蹈虚，着力点错了。文化是虚的，制度才是实在的。 实际上所谓“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在悠长的历史中，在一种制度下形成的、渗透到民族的血脉中的集体记忆，一种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行为模式。这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有很强的韧性，在刚性的制度变革之后还会长期存在。制度的变革和实施总是靠人来做的，即是人就有思想。中国的皇朝专制连同与之配套的政治文化在农耕社会达到很高的水平，所以欠发达的游牧民族以武力征服中原后，都被融化、同化。惟其设计周到、精致而坚韧，也就更难突破。所以直到19世纪中叶在代表工业文明的外来力量的残酷冲击下，才出现了“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才撕开了裂口，现代的平等自由思想、宪政、民主制度就是通过这个裂口从外面传进来的，这一事实毋庸讳言，也无需讳言。从晚清到民国致力于变革图强的仁人志士在改革制度方面没有少努力，并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他们到处碰壁，即使通过武装起义，建立了共和，仍然新瓶装旧酒，深感存在于国民中的旧势力、旧思想之顽强，所以才倡导新文化运动。今日之青年对那段历史已经陌生。不了解这种旧文化之顽固和由此生发出的种种反人性的罪恶，也就无法理解那一批原来受过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熏陶而又有机会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的打破枷锁、冲出牢笼的强烈要求。 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和《北京人》、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等大批文艺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正因为它们深刻而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旧式宗族的腐朽、没落、无望、旧道德之伪善、旧礼教之摧残人性，以及开始觉醒的青年冲破牢笼的挣扎和奋斗，这是“五四”精神在文艺作品中的体现。这些作品对一代人的启蒙作用影响深远，是怎样强调也不为过的。所谓“启蒙”，其对立面是“蒙昧”。就是让理性之光照亮为专制统治的愚民政策所蒙蔽的心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一旦拨开迷雾，承认客观事实，顺应人性，用常识判断，人人得以接近真理。“启蒙”有时表现为轰轰烈烈的“运动”，但其成效却不是一蹴而就，立竿见影的，因此采取急功近利的态度就会认为它“远水救不了近火”。事实上思想的启蒙与制度的变革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没有千百万人的思想变化，很多制度变革只能停留在表面形式，终至流于失败；反过来，一种新的制度的实施也有助于大众的思想的革新。 当然，“五四”那一代人也有其局限性，他们不可能预见到半个世纪以后中国可能发生的种种曲折和劫难，以及今天在全球化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例如现在有人认为当年只强调了“民主、科学”，而没有强调“自由”、“人权”；有人认为过分强调理性而忽视宗教的积极作用；有人认为对欧美民主制度的得失利弊探讨不够；另外，一种主张成为“口号”，就容易流于简单化，真理向前一步就会变成谬误，例如倡导“科学精神”不能等同于如今为人诟病的“科学主义”。我理解的“五四”精神不是凝固的，而是发展的。那一群代表人物自己的思想也不是一成不变，其后来的轨迹也有所不同。例如陈独秀晚年的反思近来也见诸报刊。 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极为丰富，可供有志者不断深入发掘。在我国进入艰难的社会转型的时期，进一步发扬“五四”精神仍是题中之义。我们可以不满足于当年的口号，但是不可否认，我们今天如果在某些方面走出了蒙昧，“五四”先贤们功不可没。而他们所遇到的阻力和挫折今天并未完全消失，因此他们所发出的呐喊，所倡导的精神，仍值得大力发扬。 注：本文选自《民主与科学》2008年第3期。

自由的教育 文：周保松 教育的目的，总是要将人由一种状态，带到另一种状态，带到另一种更理想更圆满的状态。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那个有名的洞穴的比喻，便是说教育的本质，是要将人从虚幻的洞穴中带出来，见到那象征善的理念的太阳。而康德在回答什么是启蒙的时候，也是要人勇敢地公开运用理性，将自己从不成熟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因此，讨论大学教育改革和通识教育，首要问题必然是：大学想培养什么样的人？我们希望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具备怎样的素质？ 回答这个问题，也便等于在回答什么是大学的理念。而一谈理念，则必然牵涉到两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一，人是什么？二，我们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既然教育的目的是育人，那么任何教育观都必然预设了某种对人的理解。什么是人的本质？什么构成人的幸福？什么潜能和德性，是人应该发展的？我们对人的理解，在最深的层面，决定教育的方向和意义。但人又离不开时代。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问题，和它面对的独特的挑战。谈教育的理念，不能和时代脱节。而在现代社会，教育不再是一小撮人的专利，而成了公共事业，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大量投入，因此社会不同群体必然对它有不同的期望。但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却常常充满张力。我们对理想的人的理解，和当下主流社会对人的理解，往往会有强烈冲突。以下我就此略谈我的一些很初步的看法。 在当今中国的大学，有两种对教育的主流看法。第一种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政治服务。它希望透过各种方式，灌输给学生某种意识形态，令他们接受某种对自我及社会的看法，从而完全服从国家的领导，并诚心为国家服务。这是一种集体主义和效益主义式（utilitarian）的教育观。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这种观点的流弊，有目共睹。它最大的问题，是完全漠视了人的主体性。它并不重视培养个体的独立人格和批判意识，而只是要求将人培训成满足集体利益的工具。它要的是服从，而不是人的理性能力的充分运用。这种教育观，违反了我们一个基本的道德信念：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追求和价值信仰，我们应该尊重个体的独立和选择，并鼓励他们发展自己的个性。 第二种观点则恰恰相反，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市场服务，也即要培养出能够充分为资本主义社会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什么是市场资本主义的特质？还是马克思的说法最为经典：“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又或者用龙应台最近的说法，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是“追求个人财富、讲究商业竞争，以‘经济’、‘致富’、‘效率’、‘发展’、‘全球化’作为社会进步的指针。”　可以预见，中国未来的发展，第二种观点将会逐渐取代第一种观点，并成为主导性的教育理念。 资本主义社会要的是这样的一种人：在市场中竞争力强；将所有人视为满足自己欲望的手段；懂得无限制地鼓励自己及他人消费；将人生中的大部分价值，还原化约为经济价值；人的尊严和社会认同，建基于个人财富的多寡；视自己和别人为完全理性自利的人；将市场和竞争合理化为自然而然的秩序，并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自然律。一旦接受这种观点，大学教育的目的，便只是要培养出一个又一个的经济人。 我不认同这种教育理念。理由很多，但说来也简单：资本主义这样看人，是将人贬低了，矮化了，扭曲了，是将人囚于重重的精神桎梏之中。它不仅没有提升人，反而将人向下扯。它不仅没有教人成为有德性的人，反而鼓励人将人最自私最竞争性的一面表现出来。它不仅没有教人要学会与人及自然和谐相处，反而要人将自己和他人及自然对立起来，使得人与人、人与自然，甚至人与自己，变得愈来愈疏离。更严重的，是它透过教育传媒广告和各种制度，以无孔不入的方式要我们相信：人本来如此，理应如此，不得不如此。 我们遂看不到其它可能性，遂失去想象的能力。 没有人会说经济生活不重要，没有人会否认资本主义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但人不能仅仅是经济人。人还有其它身份，还有其它的价值追求。而这些身份和价值，是不能也不应简单化约为经济价值的。而一旦这样做，很多活动原有的价值便会被扭曲以致消失。我们欣赏艺术，是因为艺术中有美；我们享受友谊，是因为友谊中有信任和扶持；我们皈依宗教，是因为宗教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安顿；我们探索自然的奥秘，是因为我们有求真的欲望；我们读历史，是因为我们想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追求正义，是因为我们想好好的合理的活在一起。同样道理，我们接受教育，是希望追求知识，陶冶性灵，实现人作为人的一些好的品质，培养德性，能对生活作出反省，并学会好好活着，且活得更好。 （但我们不必持一种本质论（essentialist）的观点，认为所有活动均自有永有地存在一种普遍性的目的。我不否认，不同社会不同时代，对于各种领域的活动的意义，可以有不同的诠释。即使在同一社会或传统，也可以有很多争议。我想这是正常的。我这里要强调的，是一个众多领域同时存在的多元社会的重要性。对于这个问题，最值得参考的是Michael Walzer， Spheres of Justice ，Oxford: Blackwell， 1983。） 我们的生活有不同领域，不同领域体现了不同的价值。一个真正多元的社会，不仅在于有多少东西可供我们选择，还在于不同领域不同性质的价值，能否各安其位，并受到好好尊重。帕斯卡尔（Pascal）对此有极为传神的分析： “暴政的本质，就在于渴求普遍的，超出自己领域的统治。强者、俊美者、智者和虔敬者，各在自己的领域领风骚，而不是在别的地方。有时他们相遇，强者和俊美者争着要统治对方，这其实很愚蠢，因为他们主宰的其实是不同的领域。他们彼此误解，谬误之处，便在于人人都想统治四方。” 一个以市场价值为主导的社会，危险之处，正在于商业社会运作的逻辑，会极其强势地入侵和摧毁其它领域的自主性，使得一切活动最后都只剩下工具性价值──以能否促进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为衡量标准。艺术也好文化也好，体育也好科学也好，通识也好专才也好，都要看它的经济效益和市场价值。所谓教育商品化的问题，说到底，是因为我们仍然相信教育不应只是一种商品，不应只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投资，而应有其它更深层更值得重视的价值，而这些价值，是商品的逻辑无法理解和容纳的。如果我们在讨论大学教育改革时，忽略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而只是一味不加批判地拥抱市场，一味用市场的逻辑去判断学术的价值和教育的成效，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会不会将是另一种形式的奴役？ 所以，回到我最初的问题：大学到底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 我的答案，是培养自由人。 我所说的自由，这里不是指人能不受任何外在限制，可以为所欲为之意。它更接近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更接近密尔（J.S. Mill）在《论自由》中所说的有个性（individuality）的人，也更接近康德笔下那些勇于运用理性，对公共事务作出批评的启蒙人。说到底，更接近苏格拉底那种终其一生，不断对人该如何活着，该如何活在一起这些根本问题作出反省批判的人。我相信，人的高贵（如果有的话），系于人有这种自我的价值批判意识。我也相信，这种意识愈得到发展，人愈自由。而人愈自由，才愈能知道自己想过什么生活，愈能感受到生命的天空海阔，也才愈能对既有制度作出反思，并令一个社会变得更多元丰富健康。大学教育大可以有其它的目的和功能，但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实在应该视如何培养出具备独立人格和价值批判意识的自由人，作为大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正因为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自由人，通识教育便显得尤其重要。要知道，通识教育的要旨，并不只是要文科的学生懂点科学，又或理科的学生识点艺术文学，而是体现出某种大学的理念。我们希望透过通识教育，拓阔学生的视野，令他们认识及欣赏生命中不同领域的内在价值，从而看到生活多一些的可能性，并有力量去抗衡那潮水般涌来的市场压力。我们更希望，透过对历史文化伦理科技环境等等的探索，提高学生的学养，令他们懂得反省自身反省社会，学会思考如何才能令自己活得更好（How Should I Live），以及如何才能和他人更好地活在一起（How Should We Live Together）。

我们为什么不认错？ 文：易中天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们已经不肯认错，不敢认错，甚至不会认错。当然，也不会质疑，不会批评，不会辩护，不会道歉。 一、认错曾经要资格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认错这事，越来越难了。而且，越是地位高、名气大、粉丝多，就越难。要么矢口否认，要么一声不吭，要么倒打一耙，要么把水搅混，甚至把质疑他的人统统说成是“文化杀手”。痛痛快快说声“对不起，我错了”的，几乎没有。就算有，也凤毛麟角，屈指可数。 于是国人感叹：这究竟是怎么了？ 感慨也很自然。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似乎很鼓励认错。谁不知道“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蚀）焉”（《论语•子张》）？但不知是否有人想过，这其实要有资格。资格，就是“君子”。在孔夫子的时代，君子首先是贵族，即“君之子”。其中地位高的，是“王子”（天王之子）和“公子”（公侯之子）。最低一等，也是家君（大夫）之子。这就是“士”，也叫“士君子”。这样的人，犯了错误，当然都看得见（人皆见之）；改正错误，当然都崇敬他（人皆仰之）。如果是小人（庶人、平民、普通老百姓），犯了错误，有可能“人皆见之”吗？不可能。改正错误，有可能“人皆仰之”吗？更不可能。认错，是不是要有资格？ 所以，认错曾经是一种贵族待遇，也是一种贵族精神。那时，一个真正的贵族，如果有错，要么自己辞职，绝不等别人弹劾；要么自己去死，绝不等别人动手。这就叫“刑不上大夫”，也叫“士可杀不可辱”。至于小人，则根本就不存在认不认错的问题。他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伏法受刑”，没资格“自裁免辱”。这就叫“礼不下庶人”。 秦汉以后，贵族慢慢地没有了。最后只剩下两个等级：皇帝和臣民。于是，皇帝以外，包括官员，所有人都没资格认错，只能“认罪伏法”。甚至没有罪，也要声称有罪，比如上奏时口称“诚惶诚恐，死罪死罪”。无罪而称死罪，哪有真实可言？不过一种“姿态”。真正的错误，也就不会有人去认。结果，认罪也好，认错也好，便都变成了“表演”。 二、认错曾经是表演 表演最“出色”的，是皇帝。因为只有皇帝，才有资格认错。方式之一，则是在遭遇自然灾害时下“罪己诏”。这看起来是“严于律己”，实际上是“自欺欺人”。你想啊，闹地震发洪水，是因为皇帝“失德”吗？那他岂不是神？这就正如他们的“称孤道寡”，你说是谦虚还是自夸？ 然而效果却极佳。天下臣民，感激涕零；颂圣之声，不绝于耳。可见所谓“罪己”，名为认错，实为表功；名为自责，实为标榜。实际上圣贤们讲得很清楚：君子之所以要知错就改，固然因为瞒不住（人皆见之），也因为有红利（人皆仰之）。那么，没人看见，或者没人捧场，还认错吗？多半不会。就算儒家主张“慎独”，做到的也没几个。道理很简单：既然是表演，没人喝彩，谁肯粉墨登场？ 有趣的是，这样一种表演，到了四十年前“斗私批修”的时候，就成了全民性的。因为所谓“斗私批修”，乃是一场全民的“道德运动”。目的，则旨在把所有人都打造成道德意义上的“君子”。于是，每个人都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每个人都在“狠斗私字一闪念”。当然，每个人也都要检讨自己，批判自己，甚至痛骂自己。那些把自己骂得最凶的，往往能得到领导表扬、群众肯定，在掌声中体面地下台，甚至成为帮助别人的“先进分子”。那可是中国人最肯“认错”的时期。只不过，事后想起，却是惊恐莫名和羞愧难言。许多人今天的不肯认错，就源于对那场运动的“心有余悸”。 三、认错曾经很危险 事实上，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批判自己固然是自我救赎的途径，逼人检讨也是搞垮别人的手段。因为一旦检讨，承认错误，就意味着“有了污点”，在气势上就“落了下风”。就算这会儿不整你，把柄却落到别人手里了，随时随地都可以翻出来，老账新账一起算。我们毕竟不是皇帝，谁都担不起这风险。 其实就连皇帝也不敢。要知道，皇帝之所以能“君临天下”，是因为“奉天承运”。这就不能犯错误。犯错误，就不是“天之骄子”了。也因此，皇帝决不能认错，更不能忏悔，最多只能后悔，比如“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检讨自己。但那责任，却全在酒。说到底，还是不负责任，因为他根本就负不起。 皇帝都担不起的，官员也担不起。何况“受命”的是皇帝，“亲政”的也是皇帝，怎么能向官员问责？不能问责，就只能“问罪”。罪责不明，就只能“诛心”。诛心，就是问动机，比如问官员“是诚何心”，也就是问他“居心何在”的意思。这其实也是问不得的。什么叫“居心不良”？最起码也是“谋私”，弄不好就是“谋逆”，谁担得起？也只好极力洗刷自己，设法栽赃于人。大家都标榜自己“动机纯正”，指责政敌“居心不良”，也就非搞阴谋不可。最后，阴谋论和动机论，就成了派别斗争的常规手段。这时，还有人敢认错吗？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过去的苦难记忆犹新。这就使许多人成为“惊弓之鸟”，十年怕井绳。所以，我虽然坚决反对“阴谋论”和“动机论”，但对怀疑他人动机的被批评者，还是留有一份理解和同情。 四、不会认错又如何 这，大约就是中国人的“认错史”。由于这样一种历史，我们已经不肯认错，不敢认错，也不会认错。比方说，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该向谁认。曾经有某官员私生活出了问题，检讨的话却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其实他那档子事，顶多对不起老婆，跟党和人民有什么关系？这样“大而无当”的认错，一听就是“言不由衷”。 不会认错，也就不会道歉。曾经有某媒体，因“报道失实”向某机关道歉，其实这个机关，或者部门，或者单位，是靠纳税人的钱来维持的。纳税人的钱怎么花，有没有铺张浪费，媒体当然可以质疑，可以监督。就算报道不够准确，有误差，更正即可。即便要道歉，那也该对读者，哪有向监督对象道歉的道理？这是典型的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不会认错，也就不会批评，甚至不会提问。比方说，开口就问人家的动机，甚至预设一个“道德污名”，问人家是不是。同样，要为自己或自己人辩护，也是拿对方的动机做文章。其实动机这事，往往无法证明。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毫无意义。有分量的批评，都是摆事实、讲道理，或者看事实有没有出入，或者看逻辑有没有漏洞，然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可惜，这种方法，我们常常不会。 实际上，对自己缺乏反省的人，也很难真正地了解别人。自己的错误都不能发现，又岂能抓住别人的要害？也只能纠缠于表面现象和枝节问题。大家都不讲事实，不讲道理，思维能力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恐怕就成了永无期日的事。认错，是不是很重要？ 五、学会认错待何时 那么，我们何时才能学会认错？恕我直言，恐怕任重道远。 别的不说，面子这关，就多半过不去。中国人的心理很奇怪。一方面，大家都知道“瓜无滚圆，人无十全”；另方面，又往往不能容忍别人出错，更不能容忍别人挑错。在我们看来，犯错误是丢人的。犯了错误又被“揪出来”，就更丢人。这人如果还是政要、名流，是商海巨鳄、江湖大佬、学界领袖，那就丢死人了。不但自己丢人，还会连带亲朋好友、哥们姐们、徒子徒孙，一齐没有脸面。 因此，不但自己不能认账，粉丝拥趸们也要一哄而上，百般抵赖，誓死捍卫。哪怕说得漏洞百出、逻辑不通，也得死扛着。死扛着也振振有词：对社会名流和成功人士的追究，会导致斯文扫地、体面无存，打击我们民族的自信心。 这可真是奇谈怪论！难道我们民族的脸面是纸糊的，一捅就破？难道我们民族的自信是塑料的，一烤就化？真金不怕火炼，事实就是事实。认不认，事实都不会变。不认，只能显得心虚；认账，则至少像条汉子。比较一下，哪个更体面，哪个更丢人？ 我同意凡事不可过头，更反对“全民扒粪”，那将变成第二次“文革”，第二次“斗私批修”。但宽容的前提是认账。认账不等于认错。认错是承认错误，认账是承认事实。认账之后，错与非错，还可以讨论商量。但如果连事实都不承认，那就什么都谈不上。因此第一步，是要先学会认账，即弄清事实。这是“真伪判断”。然后，才能讨论是对是错。这是“是非判断”。至于“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只能放在最后，甚至未必一定要有。 可惜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往往是反着的。事情还没有弄清楚，道德批判就先开始了。这样一来，谁还敢认错？只怕连账，都不敢认。“事实判断”都难如蜀道，“纠错机制”岂非侈谈？我们前面的路，还真不知道有多长。

从孔子的“三畏”到老子的“三宝” 文：许锡良 喜欢中国古典著作的人一定很熟悉，孔子有“三畏”，而老子则有“三宝”。古人很喜欢用“三”这个数字来表示多。孔子的“三畏”是这样说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老子则这样表达自己的生存宝贝的：“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孔子第一畏的“天命”是什么？孔子自己对于天也有过这样的解释。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可见孔子在这里叙述的天意，并不是西方的天堂与上帝。而更倾向于我们日常理解的大自然。即“四时行”、“百物生”，另外最多再加上一片蓝天白云之类的天空而已。而这些“四时行”、“百物生”再加上那一片蓝天白云，很快就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下变成了天子的私有财产了。孔子的思想中缺乏宗教情怀，或者最多只能说是拥有准宗教情怀，而多有的是世俗的功利计算而已。这是无需再为尊者讳了。无论怎样牵强附会地把孔子的言行解释为有宗教情结，都是没有意义的。现实的中国在孔的思想影响下的历史与现实就是没有类似于宗教的东西。如果以“敬畏天命”而引申到“敬畏大自然”，其实也还是不错的。可惜的是，孔子的敬畏之后是采用了回避的态度，和愚昧的态度。而不是像西方那样的理性态度来达到以人为主体的对天命的审视。在西方，宗教与理性始终都是交织和相互渗透在一起的。后来的“天人合一”，客观上并没有产生我们后来乐观的“保护环境”的作用，而是这个天，很快就被“天子”所取代了。“天人合一”有点类似说“皇帝代表了天下老百姓的利益”，所以天子一开口便要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所以，孔子所敬畏天命，其实乃天子之命而已。 天子当然是头号的敬畏的对象，接下来当然应该是王公大臣了。这就是孔子所谓的“大人”。不论王公大臣的品德与操守究竟如何，只要他们在那个位置上，就足以让孔子敬畏了。这也就是中国老百姓始终怕官情结的文化源头了。圣人之言，由于多是历史上的达官贵人之言，在时间上已经成为过去时，其利害计算不是直接的，所以自然把它放在第三位。自己敬畏也就罢了，对于不像他那样去做的人，孔子简直恨之入骨，统统称之为“小人”。“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小人”级别太低，所以接不到天子的圣旨，所以不知道敬畏天子的命令。“狎大人”，就是对王公大臣不恭敬，类似一些人想弄个西方式的自由化。什么“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之类。孔子所言显然是有所指的。类似于后来的墨子的兼爱，很显然是在小人之列。因为他不懂上下尊卑秩序。难怪后来孔子的嫡传孟子会对为我的杨诛、兼爱的墨翟有那么大的火气。孔子胆小，怕这怕那，但是就是有一点不怕老百姓。有他的名言为证：“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百姓只是供大人们驱使的工具而已，没有必要对他们讲道理。谁说剥夺公民的知情权是现在专制思想的表现？翻开历史来看，这也早已经是“古已有之”了。 如果说，孔子只是一个精神上的驼子，天性胆小的话，那么老子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三件宝贝就是明证。“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在这里就算是慈爱吧，但是慈爱的对象是谁？根据老子的一贯态度，这种慈爱主要是对于恶来说的。因为他说过要“以德报怨”，在这一点上，孔子胆子倒是比老子要大一些，因为孔子说要“以直报怨”多少在这一点上还显示了孔的一点正义感。你做了什么，你应该得到什么报应。这在孔子看来是应该的。但是在老子这里却不行。所以，老子这所谓“慈”其实是对恶的放纵。当然，老子也有老子的难处。他一生当到最大的官只是周朝的国家图书馆长而已。按我们现在的级别顶多算个正厅级干部，而且是没有什么实权的。面对社会上的恶劣的暴行，老子只能当一个缩头乌龟。并且为自己的这样的言行辩护，用了一个美妙无比的词“慈”。很容易使人想到老子对天下老百姓很慈爱。其实，大错特错的。老子对天下老百姓的态度与孔子其实并无二异。他甚至来得更厉害一些。他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多智。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在愚民方面又实在比孔子更进了一步。这又使我想起了那句话：“人民一思考，政府就害怕”。开启民智，在中国始终是一个最大的禁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的口号也喊了几十年了。到头来才想起，这也原来是要解你的思想放到他们预计的一个地方去。并不是放权于你可以自由思考了。想想还是没有超出孔子、老子的意思。 说起老子的这第二个宝就是“俭”，俭者，节俭也。照说不错的。但是我很快就想了那个孔融让梨的故事。不是去多种梨树，生产更多的梨，而是在少量的物质上显示品德。我从小就被教育要节俭，那时节俭的故事与名言非常之多。足够让老子汗颜。什么“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破破烂烂再三年。”那时，我老爸硬是把一件外套穿了十二年。后来看电影《焦裕禄》，这个焦裕禄一出来就是屁股上两个大补丁，一看就是有一种异常的熟悉感。中国人确实是非常愿意节俭，但是节俭的首要原因是因为皇帝、王公大臣们需要搜刮民财。你们小民都放肆地消费，吃得营养过剩，他们怎么能够挥霍无度？再说每每周期性的“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时候，身无分文，不节俭又能够怎样？这样就用了一个漂亮的词掩盖了一个“免于匮乏的自由”的需要。中国人非常善于制造语言来掩盖一个问题的实质。 老子的第三件宝贝就是“不敢为天下先”。这是最典型的中国式犬儒了。当然后来，就为老子的这句话，生出了太多的成语：“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等等，都是老子的宝贝“不敢为天下先”的最好注脚。如果说孔子是精神的驼子的话，那么老子便是得了精神上的软骨症。甚至是软体动物。后来老子的继承人，庄子就由山上的树验证了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他从山上看到一些长得很优秀的树被率先砍掉得到的结论是坚决不做一个棵优秀的树，要做就做那种既不能够做栋梁的树，甚至也不能做柴火的树，让你烧不着，而且烧了以后只出水，并且发出浓厚的臭味。这样的树，我小时候砍柴确实遇到过。没有人去砍，结果满山遍野都这庄子所说的这种树。 老子真是太聪明了，他太懂得养生之道及保全性命的秘诀了。难怪中国的圣人居然没有一个是遇到不测，而死于非命的。他们生前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人间。全部寿终正寝。但是死了以后却得到了圣人的待遇。也许正因为他们生前能够很好地保全自己的性命，才被中国人所敬重。在这里作为中国人精神支柱的“福、禄、寿”三星高照的幸福观与价值观就是明证。如果你不能保全自己，不能安享晚年的幸福生活，你就没有资格当圣人。这与西方的苏格拉底为道义主动选择死，并且说，“让我去死，让你们去活，但是我们还不知道谁更幸福。”简直是两重世界里的人在说话。后来西方的耶稣为了代替人类受过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西方人居然也把它当成上帝的替身。把这样一个血淋淋的场面时刻挂在自己的脖子上。这样正视人类的罪恶的民族，在现实生活中却比我们得到了更多的善。 说到最后，我突然想起孔子说的小人“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孔子似乎早就已经有预料有人会批评他的言论。所以预先就准备了一顶帽子，给敢于批评他的人以“小人”的荣誉称号，我说了以上的话，不幸已经被孔子及其嫡传们目为“小人”了。不过，我并不在乎这个帽子，干脆小就小到底，小也要小出点特色才行，把小人的位置坐实了，就没有什么不敢言说的思想了。

你穿的每一条牛仔裤都在毁灭我们的未来 文：李小丢 每一条平平整整叠放在货架上的牛仔裤，是以什么样的代价出现在你眼前的，你以前想过吗？大自然和人类又为了这些便宜的货物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一条牛仔裤引发的蝴蝶效应到底有多大？我们作为消费者该有的责任又要如何践行？ 若论时尚界最普及的一件单品，我想非牛仔裤莫属。牛仔裤已经远远超出了“时尚”的范畴，成为了人们衣柜中最常见的基本款，它也许是唯一一款打破了阶层藩篱的时尚单品，人们尽可以按照自己的消费能力在一线大牌、轻奢品牌、快时尚品牌店、连锁超市、批发市场甚至是夜市路边摊里买到不同价位的牛仔裤。售价一千块的牛仔裤和售价九十九元的牛仔裤在外形看来也没有太大的区别，水洗、刀割、破洞……最流行的时尚因素它们全都有。 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无论是昂贵的还是便宜的牛仔裤，都意味着罪恶。当你走进一家快时尚品牌人声鼎沸的卖场的时候，映入你眼帘的往往是在货架上堆积成山的牛仔裤，各种深深浅浅的蓝色看起来是如此地令人着迷，蓝色，本就是一种让人心情愉悦的减压色。但是当你看完这篇文章之后，你再看到这些蓝色恐怕就再也无法让你平心静气了。 带着这些疑问，他们从德国品牌Kik卖场里的一条9.9欧的牛仔裤开始追溯它的历史，找到了这条牛仔裤出生的地方——中国·广东·广州·新塘，在这个每年生产2.6亿条牛仔裤的小镇里看到的一切，彻底颠覆了他们对牛仔裤和时尚行业的认知。最终，他们将这些见闻剪辑成45分钟的纪录片，名为《牛仔裤的代价》，于2012年3月上映。 然而这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纪录片在国内一直没有激起太大的水花，几年前曾经有过小范围的讨论，很快也就不了了之了，四年之后，我在豆瓣电影本片的详情页上看到，只有不到一千人看过这部纪录片。 这部片拍的不好吗？不，我恰恰认为这部片拍得太好了，好的以至于让人感到害怕，因为我们可以对自己的无知心安理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宁愿没有人叫醒我们，让我们看到事实的真相。我将按照我归纳整理的思路来介绍本片，并非严格遵循片中的叙述顺序，希望更多人能看过我的介绍之后去完整地看下全片： 01一条牛仔裤=3480升水，一边在浪费，一边在污染 绿色和平 邱波摄影 新塘镇一家牛仔洗水厂排出的污水，这些污水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了蜿蜒围绕村庄的小河，而这些河水最终流向东江。除了纪录片截图，以下没有特别说明的，都是邱波拍摄的作品。 美国《时代》杂志报道过，2007年美国某品牌牛仔裤对其制作的一款牛仔裤所需的资源进行了一次评估，结果得出了一项惊人发现——牛仔裤几乎就是由水制成的，从棉田到棉布再到洗衣机，一条牛仔裤一生之中居然需要耗费3480升水，如果按成年人每天需摄入两升水来计算，一条牛仔裤的耗水量足以满足一个成年人接近五年的饮水量。 也许你会反驳说，棉布又不仅仅用于制作牛仔裤，如果牛仔裤如此费水，那么其他棉制品不也差不多吗？不，你错了，差得多了，因为其他棉制品衣物并不像牛仔裤这样，需要用很多化学原料来实现做旧水洗的效果。如果你不懂什么是做旧水洗，看下面这条牛仔裤，膝盖附近褪色的部分，大腿部的褶皱，还有某些款式中磨破的部分，都是人为刻意制造出的“做旧”效果。 丙烯酸树脂、粘合剂、漂白粉，酚类化合物，偶碳化合物，次氯酸盐，钾金属、偶氮染料，高锰酸钾，铬、镉等你叫得上或者叫不上名字的重金属原料都是让牛仔裤变得“时尚”的必需品。每生产一吨牛仔产品，会污染200吨水，更直观点说每生产1公斤，也就是3条牛仔裤，就需要200升的水。约有2500种化学物质会被使用在不同牛仔产品的染色和整理过程中。 新塘镇的牛仔纺织服装生意始于20世纪80年代，大敦村是最早聚集起一批牛仔裤生产企业的村庄之一。在卫星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大敦村附近的一条河流，在流入东江的河口处，黑色的河水和浅色的江水形成了鲜明对比。 绿色和平的工作人员正在新塘镇大敦村附近一条被污染的河流边调查。村民们反映说，排污严重的时候，这里的河水简直已经不是污水，而是毒水。味道恶臭刺激，如果不小心接触到，皮肤还会发痒甚至溃烂。 为了达到出口时的质量检测标准，牛仔裤的生厂商会通过反复的洗涤以使远在欧美的顾客察觉不到化学品的存在，一条牛仔裤出厂前要经过反复20次脱水打磨，然后磨破、漂白、重新上色。为了洗的尽可能干净，水里会添加大量的表面活性剂。之后这些污水基本上不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了水沟，最终汇入珠江。 然而这样的洗涤不过是走走过场，让牛仔裤“闻”起来不是那么刺鼻而已，实际上对人类的伤害并没有显著的减少，在皮肤出汗的时候，这些隐藏在牛仔布料中的有毒致癌物质便会被释放出来，和你的肌肤直接接触。浪费和污染了那么多水之后，达到的不过是个自欺欺人的效果，我真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 02牛仔裤背后的非法生产方式，血汗工厂摧毁的不只是工人的健康 在生产牛仔裤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人停机器不停的，工人们轮流上夜班和白班。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nemibh04TvjAibHYTEIA9KkQpO9qO8sgW1JdLy3zsIibVJ1pyWqRmX26uWgDic4GM6zulbzdjuq6YJg/0?wx_fmt=jpeg 忙碌了一整夜之后，一名工人终于可以休息一下。可悲的是，牛仔裤上的蓝色尘埃正无情地侵蚀着他们的肺。 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每月只能休息一天的高强度工作只是这份工作给工人带来的最轻度的伤害了。在穿着的时候都有可能会接触到牛仔裤上遗留的致癌物质，何况生产它们的工人呢？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只是迫于生计而无法选择。比如喷砂这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已经被明令禁止列为非法的牛仔裤处理工艺，在中国的工厂里却可以明目张胆地进行。 硅肺病就是以前说的矽肺病，矽肺是尘肺的一种，是严重的职业病。游离的二氧化硅粉尘通过呼吸道在人的肺泡上发生堆积，影响气体交换，最后人的肺泡失去作用，肺组织全部纤维化。用老百姓的话说，肺变成一个土疙瘩。卫生部专家曾讲过矽肺病人的灌洗治疗：把病人全身麻醉，往肺里灌水冲洗，洗出来的水是浑浊的，静置一段时间，水会分成水和泥沙两层。 目前，全世界没有能够治愈矽肺的特效药，患了矽肺等于判了死刑。 这个看起来有60岁的工人胡兴磊其实才刚刚40岁，他以前做的就是喷砂的工作，在他生病不断咳嗽之后，他换到了洗衣间工作，工资比以前低了不少，而且同样得忍受高温和臭气的煎熬。 还有些懵懂的年轻人，并不知道现在的劳动对他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下面这样的年轻人就像是牛仔裤工厂的食料，会在几年之后被吐出，成为体无完肤的残骸，上面胡兴磊的遭遇，就是他们的明天。 这种紫色的喷剂具有极强的腐蚀性，然而这个年轻工人在工作时不戴口罩，因为通风排气设备不好，车间里闷热的吓人，工人们不得不穿得极少，已经无暇考虑化工原料是否会粘到自己身体之上。 相比起致命的硅肺病，其他的粉尘、噪音污染，似乎都轻飘飘不值一提了。 03成本价4.3欧的牛仔裤，承载着消费者的妄想和订货商的贪婪 我之所以屡屡在文章中嘲讽以H&M和ZARA为首的快时尚品牌，因为它们要为牛仔裤制造的罪恶承担最大的责任。 它们的经营策略是用质次价低却紧跟流行趋势的服饰来不断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如果一条牛仔裤的售价是200欧元，中低阶层的消费群体也许一年只会购买一条，而且会将它至少穿上五年。但是人们现在可以在H&M、沃尔玛等卖场里买到9.9欧一条的牛仔裤，就算是进城务工人员，每个月也可以毫无压力地买上一两条穿穿。 在英国，人们如今拥有的衣物数量是30年前的4倍，每个人一年平均花费625英磅购置衣物，每年新购衣服28公斤，全国每年消费172万吨时尚产品。值得注意的是，每年有同等重量的衣物被扔进垃圾桶，尽管它们远算不上旧衣服。尽管中国只是个发展中国家，但是我想情况也差不多，越来越便宜的服装价格和越来越方便的购物方式是促使消费者过度购买的元凶，9.9欧一条的牛仔裤，就是“口红效应”在今时今日的最好体现。 大家都知道，口红效应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也叫“低价产品偏爱趋势”，简单地说，就是在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之下，诸如口红、香水、牛仔裤、电影票这类“并非必须的小小奢侈之物”就会成为消费者欲望的出口被大量消费，其销售额甚至远远高过于经济向好的时期。因为人的消费能力会被经济大环境所影响而下降，但是人的消费欲望是不会随着消费能力的下降而消失的。 买不起贵的，买一件便宜的也好，人就是这样来满足自己的。这种低价产品偏爱趋势的心态，同时也适用于当下消费能力不强，但是消费欲望旺盛的90后们，快时尚品牌里销售的牛仔裤，就和校门外格子铺里十块钱一瓶的指甲油，二十块钱一支的口红一样，既能满足他们的消费欲望，又能满足他们走在时尚前端的幻想。 现在舆论的趋势是嘲笑新富阶层对于奢侈品牌的无脑追捧，认为他们是“人傻钱多”，花几万块钱去买一件衣服一个包，真是浪费钱。但是我想告诉你们一个残酷的真相，当今社会真正的浪费，并非是高消费群体对手工制作的奢侈品的盲目追捧，恰恰是中低消费群体对粗制滥造的快时尚品牌的过度消费。 这就是牛仔裤市场的规则：人们想要便宜的裤子，却不想穿太久，因为几乎每周快时尚品牌都会推出新的款式告诉他们这才是现在最流行的，他们要尽快买新的，所以崭新的牛仔裤得要看上去像旧的，承受这个妄想风潮所带来的痛苦的是这里的人们和他们的自然环境。H&M之流将牛仔裤卖得那么便宜可不是为了做慈善事业，它们给到生产商的价格，每条牛仔裤不会高于4.3欧元。 刨除制作牛仔裤的原料、工人工资、厂租、机器损耗、各项税费，4.3欧元里还能剩下多少呢？我们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地一味指责工厂主黑心，难道远在欧美的订货商们相信4.3欧元能够买到一条无需经过有毒化工品处理的做旧水洗牛仔裤？我十岁就没那么天真了，我知道卖一毛钱一颗的糖吃到嘴里会把舌头和嘴巴都染得通红，而且那个糖，是发苦的。为无限降低成本的愿望买单的只能是质量，你想用9.9欧买到一条牛仔裤，不要指望它是精品，它不是垃圾，就是有害物质。 其实小工厂的工厂主们也想拿出钱来给工人加薪、改善工作环境、购买处理污水的设施。可是他们发现，一旦他们做了这些，势必会提高单条牛仔裤的造价，而订货商是不管你有多少正当的理由的，你只要涨价，他们就会迅速把订单转给其他不那么环保和人道的厂子里去，他们的理由非常冠冕堂皇：总归他们并没有违反中国的法律法规，在欧美不允许做的事情，在这里是没人管的。 中国加工业的现状就是，我们赚取的可能只是一个产品1%的加工费，但在我们的国土上，却留下100%的污染。 孩子从一家染整厂流出的污水中走过，而他丝毫不知，他淌过的污水会对人体健康产生潜在危害。 他们就是要一条成本价4.3欧的牛仔裤而已，至于这条牛仔裤是怎么来的，他们不想知道更不想管。前一秒钟还说这种生产环境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的德国厂商，后一秒钟听到记者问“是否可以多付一点钱，改善下工厂设备也给工人多赚点钱”的时候就暴走了：他说售价就算是相差一千倍的裤子，也是在这样的工厂里做出来的，而且他不认为他多给了钱，工厂主就会把钱多分给工人。 他说的也许是真的，并不是说售价100欧的李维斯就毫无问题了。总部设在荷兰的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组织”2012年公布过一项调查结果：该组织在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购买141件服装样品，检测结果显示，这些样品中，有89件被检测出NPE，占到总样品数的三分之二，并几乎涉及全部品牌。除含有NPE与邻苯二甲酸酯外，ZARA与李维斯这两个国际品牌中的两款服装又被验出含有致癌物质“芳香胺”。31件带有胶印图案的样品中有4件样品被检测出高浓度的环境激素邻苯二甲酸酯。 NPE在纺织生产中广泛用于印染和水洗环节，被排放到环境中会迅速分解成毒性更强的环境激素壬基酚。壬基酚对水生生物有强烈毒性，能够干扰内分泌系统并影响生殖系统。同时还具有持久性，难以降解，可以通过食物链进行累积。邻苯二甲酸酯可以通过手口接触进入人体，具有生殖毒性，可导致精子数量减少和雌性的不孕不育，对儿童和孕期妇女的威胁尤其值得重视。 另外大多数样品上都被检测出多种不同种类的具有潜在危害的工业化学品。根据产品标签，经化验的衣服产于18个国家。其中原产于中国的就有34件，而这当中有70%被测出含有害物质。 然而因为中国人力成本的逐年提高，已经有很多订货商将自己的订单给到了更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甚至计划未来在非洲设立新的工厂，这种迁徙无非是将在中国出现过的这一切搬到别处再上演一遍。也许只有到了在非洲生产一条牛仔裤的成本也不低于100欧的时候，问题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只是假装不知道。”大概所有的人，包括消费者，设计者，销售商，中间商，委托方，都是帮凶。我们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而沉默着，代价是付出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平衡，以及不计其数的廉价劳动力的健康和生命。这一切的一切，为的只是获取一条我们大概穿不到两年就会丢弃的牛仔裤，看过这部纪录片之后再看看自己身上的牛仔裤，感觉双腿沾满了工人肺里的尘和咳出的血。 整个悲剧里面谁是凶手，谁又是同谋？现在和未来谁将为它买单？不仅仅是牛仔裤们，任何一件流动的商品背后都有一个类似的悲剧。 也许我们已经麻木了，早已习惯了雾霾的天空，需要过滤才能烧开饮用的自来水，门前散发着古怪臭气却没有任何活物的小河，只有明天H&M又会上市什么新品才能激发出我们的一点点兴趣，也许这样的麻木也是一种幸福吧，无知者，是最幸福的。 如果你不想成为沉默的同谋者，那么你可以做的是： 从自己安全考虑： 不要购买廉价的散发着刺鼻气味的衣物，避免出汗时致癌物质直接和我们的皮肤接触，购买的新衣在穿着之前一定要先洗涤一次再穿。 出于环保考虑： 少购买快时尚品牌的衣物，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购买质量过关且耐穿的经典款衣物，减缓衣物换新的速度。少买做旧款式的牛仔裤，如果可以尽量购买原色款，买了牛仔裤也减少洗涤次数，自然晾干。 出于社会责任考虑： 建立一个自己的品牌黑名单，将那些媒体曝光过的质量检测不合格的品牌、使用血汗工厂生产商品的品牌列入这个名单里，减少光顾它们的次数。 注：本文来源：识装

爱因斯坦论教育 文：爱因斯坦 按：《培养独立工作和独立思考的人》是爱因斯坦1936年10月15日在纽约州立大学举行的“美国高等教育30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稿。这一年爱因斯坦57岁，已经是一个享誉世界的伟大物理学家。 在纪念的日子里，通常首先是追溯往事，尤其是要怀念那些由于发展文化生活而得到特殊荣誉的人们。这种对于我们先辈的亲切的纪念仪式确实是不可少的，尤其是因为这样一种对过去最美好事物的回忆适宜于鼓励今天的善良的人们去勇敢奋斗。但这种怀念应当由那些从青年时代起就同这个州联系在一起，并且熟悉它的过去的人来做;而不应当由一个象吉卜赛人那样到处流浪把各种各样国家的经验兼收并蓄起来的人来做。 这样，就没有什么东西可留给我讲了，除了讲一些同空间和时间无关的，而过去和将来始终同教育事业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在作这一尝试时，我不能以权威自居，特别是因为各个时代的有才智的和善意的人们，都已讨论过教育这个问题，并且无疑已清楚地反复讲明了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见解。在教育学领域中，我是个半外行人，除却个人经验和个人信念以外，我的见解就别无基础。那末我究竟凭什么有胆量来大发议论呢?如果它真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人们也许会被这样一些考虑弄得哑口无言了。 可是，对于能动的人类事务来说，情况是不同的。在这里，单靠真理的知识是不够的，相反，如果要不失掉这种知识，就必须以不断的努力来使它经常更新。它像一座矗立在沙漠上的大理石像，随时都有被流沙掩埋的危险。为了使这座石像永远照耀在阳光之下，必须挥手不停地为它工作。我也要出一臂之力。 学校向来是把传统的财富从一代传到下一代的最重要手段。与过去相比，这种情况更加适合于今天。由于经济生活现代化的发展，作为传统和教育的传递者的家庭已经削弱了。因此，比起以前来，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健康，要在更高程度上依靠学校。 有时，人们把学校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工具，靠它来把最大量的知识传授给成长中的一代。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要为活人服务。它应当发展青年人中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才能。但这并不是意味着个性应当消灭，而个人只变成像一只蜜蜂或蚂蚁那样仅仅是社会的一种工具。因为一个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规格统一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相反地，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不过他们要把为社会服务看作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就我所能判断的范围来说，英国学校制度是最接近于实现这种理想的。 但是人们应当怎样来努力达到这种理想呢，是不是要用道德说教来实现这个目标呢?完全不是。言词是并且永远是空洞的，而且通向地狱的道路总是伴随着理想的空谈。但是人格决不是靠所听到的和所说出的言语，而是靠劳动和行动来形成的。 因此，最重要的教育方法总是鼓励学生去实际行动。这对于初学的儿童第一次学写字是如此，对于大学里写博士学位论文也是如此，就是在简单地默记一首诗，写一篇作文，解释和翻释一段课文，解一道数学题目，或者进行体育运动锻炼，也都无不如此。 但是在每项成绩背后都有着一种推动力，它是成绩的基础，反过来，这种推动力也通过任务的完成而得到加强和滋养。在这里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同学校的教育准则的关系极为重大。做同样的工作，它的出发点，可以是恐怖和强制，可以是追求威信和荣誉的好胜心，也可以是对于对象的诚垫的兴趣和追求真理与理解的愿望，因而也可以是每个健康儿童都具有的天赋的好奇心，只不过这种好奇心往往很早就衰退了。同样一件工作的完成，对于学生所产生的教育影响可以很不相同，这要看推动这项工作的主因究竟是怕受到损害的恐惧，是自私的欲望，还是对快乐和满足的追求。没有人会认为学校的管理和教师的态度对塑造学生的心理基础会没有影响。 我以为，对于学校来说，最坏的事是，主要靠恐吓、暴力和人为的权威这些办法来进行工作。这种做法摧残学生的健康的感情.诚实和自信;它制造出来的是顺从的人。这样的学校在德国和俄国成为惯例，那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知道在美国这个国家里，学校中不存在这种最坏的祸害;在瑞士，以及差不多在一切民主管理的国家里也都如此。要使学校不受到这种一切祸害中最坏的祸害的侵袭，那是比较简单的。教师使用的强制手段要尽可能地少，学生对教师的尊敬的唯一源泉在于教师的德和才。 第二项动机是好胜心，或者说得婉转点，是期望得到赞许和尊重，它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的本性中。要是没有这种精神刺激，人类合作就完全不可能；一个人希望得到它的同类赞许的愿望，肯定是社会对他的最大约束力之一。但在这种复杂的感情中，建设性的力量同破坏性的力量密切地交织在一起。想要得到赞许和表扬的愿望，本来是一种健康的动机;但如果要求别人承认自己比同伴或者同学更高明、更强，或者更有才智;那就容易在心理上产生唯我独尊的态度，这无论对个人和对社会都是有害的。因此，学校和教师必须防范使用那种容易产生个人野心的简单办法去引导学生从事辛勤的工作。 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以及同它有关的选择的理论，被很多人引证来作为鼓励竞争精神的根据。有些人还以这样的办法试图伪科学地证明个人竞争这种破坏性经济斗争的必然性。但这是错误的，因为人在生存竞争中的力量全在于他是一个过着社会生活的动物。正像在一个蚂蚁窝里的个别蚂蚁之间的交战说不上什么是为生存所必需的，人类社会中各个成员之间的情况也是这样。 因此，人们应当防止向青年人鼓吹那种以习俗意义上的成功作为人生的目标。因为一个获得成功的人，从他的同胞那里所取得的，总是无可比拟地超过他对他们所做的贡献。然而看一个人的价值，应当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 在学校里和在生活中，工作的最重要动机是工作中的乐趣，是工作获得结果时的乐趣，以及对这个结果的社会价值的认识。启发并且加强青年人的这些心理力量，我看这该是学校的最重要任务。只有这样的心理基础才能导致一种愉快的愿望，去追求人的最高财产一一知识和艺术技能。 要启发这种创造性的心理能力，当然不像使用强力或者唤起个人好胜心那样容易，但它是更有价值的。关键在于发展孩子对游戏的天真爱好和获得赞许的天真愿望，并且把孩子引向对于社会很重要的领域;这种教育主要是建立在希望得到有成效的活动能力和社会认可的愿望之上的。如果学校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工作很成功，那末它就会受到成长中的一代的高度尊敬，学校所规定的作业就会被当做一种礼物来领受。我知道有些儿童就对在学时间比对假期还要喜爱。 这样一种学校要求教师在他的本职工作上成为一种艺术家。为着要在学校中得到这种精神，我们能够作些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正像无法使人永保健康一样，并不存在包医百病的万灵丹。但是还有某些必要的条件是可以满足的。首先，教师应当在这样的学校里成长起来。其次，在选择教材和使用教学方法上，应当给教师以广泛的自由。因为强制和外界压力无疑也会扼杀他在安排他的工作时的乐趣二。 如果你们是一直在用心地听取我的想法，有一件事也许你们会觉得奇怪。我所讲的完全是，依照我的见解，应当以怎样的精神来教导青少年。但是我既没有讲到课程设置，也没有讲到教学方法。究竟应当以文科为主，还是应当以理科专业教育为主呢? 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照我的见解，这一切都是次要的。如果青年人通过体操和走路训练了他的肌肉和体力的耐劳性，以后他就会适合任何体力劳动。思想的训练以及智力和手艺方面的技能锻炼也类似这样。因此，有个才子讲得不错，他对教育下这样一个定义:“如果一个人忘掉了他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每一样东西，那么留下来的就是教育。”就由于这个理由，对于古典文史教育的拥护者同注重自然科学教育的人之间的抗争，我一点也不想偏袒哪一方。 另一方面，我也要反对认为学校必须直接教授那些在以后生活中要直接用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种观点。生活所要求的东西太多种多样了，不大可能允许学校采取这样的专门训练。除开这一点，我还认为应当反对把个人当作死的工具来对待。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照我的见解，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对技术学校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尽管技术学校的学生将要从事的是一种完全确定的专门职业。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他白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他一定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 最后，我要再一次强调一下，这里所讲的虽然多少带点绝对肯定的样子，却并不要求它比一个人的个人见解具有更多的意义，这种见解所根据的只不过是他自己在做学生和当教师时所积累起来的个人经验而已。

比读书更重要的是什么 文：叔本华 不管任何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假如不加整顿杂乱无章的话，它给予我们的利益还不如那些规模小藏书少，但整理得条理井然、分类清楚的图书馆，同理，不管你学识如何的渊博，如若不能反复思维咀嚼消化的话，它的价值，远逊于那些所知不多但能予以深思熟虑的知识。何以言之?因为我们若要将所学得的知识消化吸收，变为己有，并且能够充分应用发挥的话，就必须经过思考的过程，把自己的知识在诸方面相结合，或是把你的真理和其他的真理互相比较，当然，我们所能“深思熟虑”的东西，范围狭窄得很，它只局限于我们所熟知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求上进，不断地学习。 读书或学习，我们可以随心之所欲，爱读什么就读什么，爱学什么就学什么，但这里的所谓“思考”，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它像在风中煽火一般，必须始终不断地煽动，才能维持火焰不熄;思考时，必须要对思考的对象发生“兴趣”，不断地刺激它，并且要持之久远不可懈怠。思考兴趣发生的原因可分为两类：一是纯粹客观性的;一是主观性的。后者是在有关自我的事件时引发了思考的兴趣;前者是对宇宙万物发生兴趣，这一类人之所以思考，就如同我们的呼吸一般，纯属生理的自然现象，当然，这类人并不多见，连一般的所谓学者，真正在思考的，为数也少得可怜。 思考和读书在精神上的作用，可说是大异其趣，其距离之大，恐令人难以置信。本来人类的头脑就有着个别的差异，有的人喜爱读书，有的人迷于沉思，再加上前述的距离，使得这原有的差异，越发扩大起来。读书的时候，精神的一切活动全为书本所支配，随书本之喜而喜，随书本之忧而忧，此正如把印章盖在封蜡上一样，其喜怒哀乐的情绪，原不属于自己的精神所有。思考时则不然，在思考的瞬间，精神和外界完全隔绝，随着自己的思考而活动，它不像读书，被别人特定的思想所控制，而是按照当事者的禀性和当时的心情，供应一些资料和情绪而已。所以，一天到晚沉浸于书中的人，他的精神弹力便要消失殆尽了，这就和长时期被重物所压的弹簧一般、它的弹力必定会消失的。你如果想做个没有个性没有思想的动物，去当个“蛀书虫”确是不二法门。大概说来，一般“博闻多识”的人，大半都无较佳的才慧，他们的著作所以不能成功的道理，正是因为一味死读的关系。这类人正如波普所云：“只是想做个读者，不想当作者。” 所谓“学者”是指那些成天研究书本的人;思想家、发明家、天才以及其他人类的“恩人”，则是直接去读“宇宙万物”。 严格说来，有他本身根本思想的人，才有真理和生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有对自己的根本思想，才能真正彻底的理解，从书中阅读别人的思想，只是捡拾他人的牙慧或残渣而已。 经阅读后所了解的思想，好像考古学家从化石来推断上古植物一样，是各凭所据;从自己心中所涌出的思想，则犹似面对着盛开的花朵来研究植物一般，科学而客观。 读书不过是自己思考的代用物而已。我们只可以把书本当做“引绳”，阅读时依赖他人把自己的思想导向某方面。但话说回来，有很多书籍非但无益，而且还会引导我们走向邪路，如果轻易被它们诱惑的话，我们势必陷入深渊歧途不可。所以，我们心中要有个“守护神”，靠他来指示迷津，引向正道。这个守护神，只有能够正确思考的人才有之。就是说，唯有能自由而正当思索的人，才可发现精神上的康庄大道。所以，我们最好在思想的源泉停滞之时，才去读书。思想源流的停滞，连最好的头脑也经常有此现象。不如此，而手不释卷地孜孜勤读，把自己的思想放逐到僻静的角落，这对思想的圣灵实是罪过。这类人正如一些不得要领的学画者，成天看肴于枯的植物标本，或铜版雕刻的风景，而把大自然的景物置于脑后一样。 思考的人往往会发现一种现象：他搜索枯肠，绞尽脑汁，经长时间研究所获得的真理或见解，闲来不经意地翻开书本来看，原来这些论调，别人早已发掘到了。泄气?失望?大可不必。这个真理或见解是经过你自己的思考而获得的，其价值自非寻常可比。惟是如此，才更能证明该种真理或见解的正确性，它的理论才更能为大众所理解所接受，如是，你成了该真理的一员生力军，这个真理也成了人类思想体系的一支。并且，它不像一般读来的理论，只是浮光掠影而已，它在你的脑海中已根深蒂固，永远不会消逝。 自己思索的人，他的意见以后可能被举为权威的例证。这时候的“权威”和一般书籍哲学家所据以为“权威”的情形不同。前者的意见和他自身有着强而有力的连结;后者不过是搜集整理归纳别人的意见。它就好像是用些不知名的材料所做成的自动木偶一样，而前者与之相比，则是个活脱脱的生人，因为它是从外界在“思考之心”中植下胚胎，经过受胎、妊娠、分娩等过程而产生出来的。 靠着学习得来的真理，就好像义手、义脚、义齿或蜡制鼻子及利用皮肤移植术等，附着在身体的器官一样也许还不如它们来得逼真。而自己所思索得来的真理，则好像自然的身体四肢，确确实实属于自己所有。哲学家和一般学者的最大分野在此。由是之故，他们在精神上的收获也大异其趣。哲学家有如一个画师以正确的光影、适当的比例、调和的色彩，画出一幅动人的杰作。而学者呢?他只是把各种色料加以系统的排列而已，它酷似一个大的调色板，既无变化也不调和，更没有丝毫意味。 读书是意味着，利用别人的头脑来取代自己的头脑。自己思考出来的东西，尽管它不见得是严密紧凑，但总是个有脉络可寻的总体，我们可赖它向某种体系开展，比起看书吸收他人的思想，可说是利多害少。为什么呢?因为后者的思想是从各种形形色色的精神而得来，属于别人的体系，别人的色彩。它不能像自己思考的人，已把自己的知识、个性、见解等融合成一个总体、他的脑子里三教九流，诸子百家的思想纷然杂陈，显得混乱不堪，这种思想的过度拥挤状态，攫夺了一个人的正确观察力，也使人失去主见，并且很可能导致精神秩序的紊乱，这种现象，我们几乎在所有的学者身上都可发现。所以，在健全的理解力和正当的批判力等方面来说，这类人远不如那些所学无几的人。 以读书终其一生的人，他的知识完全是从书本汲取而得，他们有如阅读了许多山水、游记之类的书籍，对于某地或某国的有关知识虽可粗枝大叶地说出来，但是甲地和乙地是如何地联络?人文、物产、习俗又是如何等等，则说不上来。反之，以思考终其一生的人，就像土生土长的父老，一打开话匣子便能把本地事事物物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事实或传说和事物的总体关系等，如数家珍般地道出来。

做一个有思想的人 文：许锡良 记得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曾经说过：“无论就男性或女性来说，我认为实际上只能划分为两类人：有思想的人和没有思想的人，其所以有这种区别，差不多完全要归因于教育。”人有许多划分的方法，这里将人分为有思想的与无思想的，实在是抓住了人之为人的要害。只是有没有思想是不是完全归因于教育，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但是，无论如何，教育肯定是影响思想形成的最重要的原因。 那么什么是有思想的人呢？通俗地说就是“这个人有自己的脑子。”有脑子的说法是比较形象的，其实就是说，一个人面对人生、社会与世界有自己独到而系统的看法。其世界观与人生观的支持系统严密而强大。因此，有思想的人，内心一般都比较强大。一个人一旦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支持系统，就不容易轻易改变。但是，这不会是先天自然就有的，而是要伴随漫长的人生阅历，同时像卢梭所说的那样，要归因于教育。 好的教育，让人学会独立思考，从而变得有思想；坏的教育，给人洗脑，从而变得没有思想，只会一个传声筒，或者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让人学会独立思考的教育，不会将答案直接告诉学生，而是提供材料，提供不同的思想观点，然后让学生自己去思考，去选择。弄到最后也没有一个是标准答案，只要你能够说出自己的理由，只要你遵循逻辑与事实的原则，那么怎样看都是可以的。 有思想的人，就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那个独特而有灵性的生命。你的感受就是出自你的脑袋与你的独特感受，怎么可能让别人轻易代替？ 人的生命在茫茫宇宙中，其实很渺小、很脆弱。但是，如果你有了思想，你就会很坚强，很强大，而且会充满自信。不再会在乎外在的力量给你贴了多少标签。只要你内心里认定了的，即使千万人，也会发出“吾往矣”的气概。 因此，一个有思想的人，其实也就是已经觉醒的人。佛教里称为已经觉悟的人。觉悟，就是要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生命，来自哪里，现在如何，将要去哪里。康德在其名著《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到过人类理性的三个永久性问题（康德著，邓晓芒译，《纯粹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612页。），他认为这是我们理性兴趣集中所在。这三个问题就是： 1、我能够知道什么？ 2、我应当做什么？ 3、我可以希望什么？ 人一生中，其实也一直在这三个问题中挣扎。一个人活得明白还是糊涂，就要对这三个问题进行审察，然后作出自己的回答。康德说，第一个问题是单纯思辨的。第二个问题是单纯实践的。第三个问题，既是实践的，又是理论的。 一个有思想的人，一定是喜欢与有思想的人打交道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如牛顿所说的那样：与柏拉图为伍，与亚里斯多德为伍，更要与真理为伍。这也成为后来哈佛大学的校训。 人活着只是一张臭皮囊，如果除却了思想灵魂，其实什么也不剩下。因此，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区分，就是他们蕴藏在躯体里的思想灵魂。因此真正的朋友，也就是心灵伴侣。 一个人有学问不同于有思想。有学问的人不一定有思想，但是，有思想的人必定是有学问的人。因为思想必定要借助学问所寄寓与附着。否则，就成为无根之木，无苗之本。 学问家常常要求朝一个方向打一口井，并且要求要打出水来。但是，思想家不是这样的。思想家常常是能够对人类的历史开出长河的人。但是，人类的悲剧常常就在于，人们喜欢用打一口井的标准来要求开一条长河的人。他的见识总是远远超出了他所处的时代。因此，脱离庸众，为庸众所排斥，就在所难免。 因此，人类，自古以来，有思想的人的世俗生活并不是很完美。愤怒出诗人，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司马迁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曲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其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思想常常是专制的死敌。在自由开放的社会，有思想的人，常常是幸福的。在民主法治健全的自由开放国家，有思想的人常常有很大的声誉，受到社会的尊重，常常长寿，且无疾而终。 有思想的人，是天赋与教育的共同产物。人们在无限复杂多样的世界里,当然可以自由选择。这里又回到一个老问题：是做一个不满的苏格拉底还是做一头满足的猪更为幸福？有思想的人自然而然会得出他自己的答案。不过，有一点是必须强调的，人与一般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比一般动物多了一层思维的乐趣，发现与创造，有思想的人总是乐此不疲。

文：秦朔http://mmbiz.qpic.cn/mmbiz/P1chKeAo8dpuhdeFneeYibmdoL5wf0jAicw3hhk2iaApCV7vDAiad6cwG9G106tianRSrT5l6K0t8FEa4ZFu6vuTnuw/0?wx_fmt=png 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生之重，法治之重 http://mmbiz.qpic.cn/mmbiz/P1chKeAo8dqXcuD6n9aDRDHnfsvPhB1e5CSz7tU2FyaXD6tYUlqZQQfvZxmsiawaLXAqtib0pN539Hk43N4unQBQ/0?wx_fmt=png 一个外地到广州的打工者、染美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美术设计师，因为没有办暂住证，晚上外出忘了带身份证，被收容，被遣送，被毒打，三天后结束了27岁的生命。这就是发生在2003年3月的孙志刚收容案。当真相曝光，举国皆惊，最后凶手被严惩，通行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公布。从此，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乞讨不会被收容遣散，而会得到救助。 被殴致死9个月后，孙志刚的葬礼在家乡湖北黄冈陶店乡幸福村举行。墓志铭上写道：“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生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 “人之死，有轻于鸿毛者，亦有重于泰山者，志刚君生前亦有大志，不想竟以生命之代价，换取恶法之终结，其死虽难言为舍生取义，然于国于民于法，均可比重于泰山。” 不幸的孙志刚长眠在幸福村里。“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生之重，法治之重”，要是没有这四“重”，幸福在哪里？不知道。只知道不幸会随时降临，如同2016年5月7日晚，北京昌平，29岁的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本硕毕业生、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公职人员雷洋的命运。http://mmbiz.qpic.cn/mmbiz/P1chKeAo8dqPMicSfgRhibjR8606IsT72KVg1Kn6sm2UuZKOl5VnLUIyrjib4m5QicIiaHeXM7DkEtEhQucjWRwicung/0?wx_fmt=jpeg 从孙志刚到雷洋，13年过去了，同样是普通公民之死，都掀起了社会的巨浪。塞缪尔•亨廷顿说：“一个高度传统化的社会和一个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其社会运行是稳定而有序的；而一个处于社会急剧变动、社会体制转轨的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往往充满着各种社会冲突和动荡。”中国正处在转型转轨期的关键阶段，要克难攻坚的地方很多，亟需凝聚共识，同心协力，化解矛盾，减少冲突。而雷洋案所折射的，恰恰是社会沟通、社会信任的不足，其警示既意味深长，又刻不容缓。 http://mmbiz.qpic.cn/mmbiz/P1chKeAo8dpuhdeFneeYibmdoL5wf0jAicZ66Xgib2tLNq6rL0JwDvRfMuPNVzTBdupYhk0rt66gEKDZWKfiaj44HA/0?wx_fmt=png 社会资本流失的危害 http://mmbiz.qpic.cn/mmbiz/P1chKeAo8dqXcuD6n9aDRDHnfsvPhB1e5CSz7tU2FyaXD6tYUlqZQQfvZxmsiawaLXAqtib0pN539Hk43N4unQBQ/0?wx_fmt=png 我们的社会是由很多资本支撑起来的共同体，比如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 如果说5.12汶川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资本的损失，但由于全社会情系汶川，心手相连，社会资本得到了增加，最终实现了汶川的重建；在雷洋案中，虽然人力资本的消失只一人，但社会资本——“个人与社会连接过程中所形成的信任与规范”——不知流失了多少。社会资本的损失，又连带着导致其他损失，更无可计量。 人心流失雷洋案的舆情关键词，有一个叫“移民”。“我要考虑移民了”，“警方的回应相当于给移民公司做广告”，“薄督的出现引发了中国富豪的移民潮，雷洋案一旦处理不好将可能触发中产的移民潮”，等等。这就是社会资本损失的后遗症。“玩不过，不玩了。”伤了社会信任以及公民的社会参与热情。即使足不出境，心态也会改变。 凝聚力流失和传统的熟人信任、血缘信任不同，现代社会的信任是能在陌生人之间建立信任的“系统信任”，它通常来自于对权威（有合法性的公权力）的信任，对有专业知识和规范的专家系统的信任，对法律、规则、制度的信任。社会凝聚力也建基于此。而在雷洋案中，当事一方的警员忽而发布情况通报，忽而接受采访，全是自己证言，运动员裁判员集于一身，明示社会雷洋案就这么回事。如果不是舆情滔滔，检察院是否介入都存疑。由于“系统”的可靠性远不如校友的表现，人们对“系统”的信任就会大打折扣，未来的社会动员效率将降低，社会响应成本将增加。 心理恐慌和消费“拒买”社会资本的流失会加剧人们的心理恐慌和焦虑。消费者心理学研究表明，恐慌性心理既能产生购买（“抢购”），也能产生“拒买”，即死死握紧钱袋，对买什么都不感兴趣。空空如也的商场，和网购的兴起有关，和经济的下行有关，也和预期不佳、消费意愿降低有关。 效率的降低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经济学家发现，单用传统生产要素（如物质资本、劳动力、技术）来解释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缺陷，于是开始从社会因素，比如合理的社会安排（social arrangement）等角度理解经济增长。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提高效率的保证。通过信息共享(information sharing)、群体认同(group identity)以及团队合作(community cooperation)，社会资本可以同时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善个体福利，使知识生产和经济增长的速度加快。但如果信息不共享，群体不认同，团队不合作，社会资本就会折旧，并大大降低社会生产的效率。 按照世界银行的财富分类，财富被分为生产性资产、自然资本、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四种，其中社会资本被定义为“个体与制度相联系的混合物，它决定为何一个社会在给定一笔资产变成可持续福利方面比另一个社会更有效”。设想一下，有着同样储蓄和财产状况的人们，为何在不同社会所表现出的投资意愿、消费意愿、安定和幸福感有所不同？相同的物质财富，在社会资本充沛的地方，人们感觉很富足、很安定，敢花未来钱，而在社会资本不断流失的地方，人们会觉得“还是很不安”，还要多挣钱、多存钱。哪种情况下人们活得更有制度自信，一望即知。 http://mmbiz.qpic.cn/mmbiz/P1chKeAo8dpuhdeFneeYibmdoL5wf0jAic8tG3icBuERia0sL7D7VtQFZmKr34CiaGnKK3LibWtFHdia766giaS7FaFBEg/0?wx_fmt=png 以人为本的公权力会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 http://mmbiz.qpic.cn/mmbiz/P1chKeAo8dqXcuD6n9aDRDHnfsvPhB1e5CSz7tU2FyaXD6tYUlqZQQfvZxmsiawaLXAqtib0pN539Hk43N4unQBQ/0?wx_fmt=png 既然社会资本是社会成员的财富感、幸福感的变压器，那么，怎样才能保证社会资本呈现出正向的上升趋势、以增加人们的财富感、幸福感呢？ 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只要相信人民，给人民自主负责的权利，让每个人迸发出智慧和奋斗精神，社会经济就会充满活力，社会资本就会不断累积。邓小平说过，“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他强调“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他始终坚持从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中吸取思想营养，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很显然，当人民得到更多尊重和鼓励时，社会信任就会增加，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社会资本也会增加。 伟人的情怀有类似性。基辛格在悼念李光耀的文章中说，伟人之所以伟大是他拥有超越物质盘算的愿景，（在被马来西亚驱逐出联邦时）李光耀选择了独立建国，缘于他对新加坡人美德的深刻信心。他坚信，一座建在沙洲上、没有任何经济资源可用、以殖民海军基地为主的产业已经消失的城市，可以通过发展自己的主要资产实现繁荣，赢得国际地位，而这些资产就是新加坡人民的智慧、勤劳和奉献。 很多学术研究表明，社会资本作为人和社会的一种连接关系，是一个社会综合能力的体现，尤其是有效地组织和管理社会的能力。在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所肇始的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资本的积累，既和民族传统、文化等因素有关，更和国家治理与法治水平有关。历史证明，受约束的、以人为本的公权力会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专制的、不受制约、滥权私用的公权力则是社会资本积累的腐蚀剂。 在所有限制公权力的故事中，最出名的大概是“威廉一世和磨坊主”的故事，尽管有考证说故事不准确，但它依然流传至今。话说19世纪的德国国王威廉一世攻城略地，声名显赫，皇家为犒劳他，在柏林西郊的波茨坦建造了一座“无忧宫”——桑苏西宫。1866年10月13日，凯旋归来的威廉一世登上行宫，发现对面山坡有一座破旧的风车磨坊挡住了视线，就下令拆掉。领命而去的人回来报告说：那是一家私人磨坊，磨坊主声称是祖传财产，不卖！威廉一世下令“强行拆除”，磨坊被夷为平地。拆房时,磨坊主站在旁边说：“为帝王者或可为此事，但德国尚有法律在，此不公平之事我必诉之于法庭解决。”控状送到德国地方法院，法院判决国王败诉，要求将磨坊按原样重建，并赔偿拆毁房子的一切损失。判决做出后，国王一一履行。http://mmbiz.qpic.cn/mmbiz/P1chKeAo8dqPMicSfgRhibjR8606IsT72KEQq6CmSNwmFYBXvzibLrDIItBJfpuYUHulUQycvUXr2bIvTia8ia2iaib2g/0?wx_fmt=jpeg 社会信任的基石正在于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小小磨坊主的私产，纵使国王也不得侵犯。或曰：找个公益的理由不就拆了？不行。因为“以人为本”不是抽象的概念，它表现在每一个公民的具体命运中。如果公权力是以统治、怀疑、予取予夺的态度对待私权和个体，那么永远不可能建立社会信任，而只能建立奴役或者反抗的关系。相反，如果公权力的行使是以尊重私权为前提、以法治为依托，公权、私权之间的良性沟通就有了可能，社会资本就能积累起来。 http://mmbiz.qpic.cn/mmbiz/P1chKeAo8dpuhdeFneeYibmdoL5wf0jAicibicpia6LqAUwJw0Tc3J1icYrl8jKWd9FqAVzib7cWbNickliaDuSjxzjic5xQ/0?wx_fmt=png 谁在腐蚀社会资本的积累 http://mmbiz.qpic.cn/mmbiz/P1chKeAo8dqXcuD6n9aDRDHnfsvPhB1e5CSz7tU2FyaXD6tYUlqZQQfvZxmsiawaLXAqtib0pN539Hk43N4unQBQ/0?wx_fmt=png 每个社会都需要公共秩序，公共秩序的代表就是公权力，就像交通秩序的维护者是交警。公共秩序不属于私人物品，在某种程度上还会“束缚”一部分私权。但为什么大家愿意服从于公权力？因为秩序让所有人的公共利益最大化，让公平正义由可能变为现实，为此让渡一部分个人权利是应当的，也是值得的。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城邦以正义为原则，……正义恰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我们尊重宪法，尊重警察，尊重法庭，是因为它们代表社会正义。 而在雷洋事件中，警方的做法符不符合正义的要求呢？ 雷洋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师提出了一系列疑问：警察未着制服执法是否符合法律程序？警方在什么情形下可以对雷洋进行盘问，本案中警察盘问雷洋是否符合法律程序？警方在何种情形下可以带离雷洋？警方强行带离雷洋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警方使用约束性器械是否符合程序？对雷洋的死因调查应遵循的程序是什么？收集本案证据应遵循的法律程序是什么？他们建议：由上级人民检察院组成专门调查组，依法查处本案中可能存在的违法犯罪行为；建议由专业第三方组织鉴定雷洋的死因；建议由调查机关统一发布信息。http://mmbiz.qpic.cn/mmbiz/P1chKeAo8dqPMicSfgRhibjR8606IsT72KC3zJA7QRYg7IFX6yLQPOZ5ZTRXxYs3qt8CDCTKQtnmPmFu9Htj2bdg/0?wx_fmt=jpeg 如果把雷洋改成公民，上面这些提问也都非常合适。一旦公权力受私人偏好影响——无论是先入为主的敌意，还是体制化了的随意——就无法保证沿着公共福利最大化的方向运转。无论是立法权、执法权还是司法权，都具有权力的天然属性，那就是缺乏监督必然导致腐败。没有严密的法治监督，没有确保宪法法律得以有效实施的责任机制，这些权力都可能违背设立时的初衷。 今天是5月16日，50年前的今天，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五一•六通知》通过，提出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开展彻底批判，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 “文革”早已终结，但是，“疑罪从无”原则并没有真正建立，带着怀疑眼光在人民内部搜寻“敌人”、寻找“阶级敌人新动向”的习惯和思维并没有终结。当年去网吧的孙志刚，今天从足浴室出来的雷洋，都是被这种眼光“有罪推定”的“敌人”。他们的悲剧就从被认定为“敌人”的这一刻开始。这完全是“前现代社会”的逻辑，即人与人是不平等的，总有一部分人是边缘化的，需要被另一部分人整治和处理。而事实上，自以为天然地具有处置另一部分社会成员权力的人，往往是法治和公共秩序最大的破坏者。“文革”打倒的“走资派”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反动学术权威”都是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而另一方面，按照《党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方可提前或延期。只是因为某个人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八大到九大之间隔了13年，可以说基本的规矩都没有了，特殊情况变成了一般情况。 “文革”是一场中国社会资本的浩劫。当人被带进你死我活的“动物丛林”，信任成为首先被牺牲的葬品。没有平等，就没有信任，就只有伤害。罗尔斯的《正义论》指出，“每个人都应该在最大程度上平等地享有和其他人相当的基本的自由权利”。何谓法治社会？就是把人与人的平等权利作为基本价值原则、用法治手段加以落实的社会。 http://mmbiz.qpic.cn/mmbiz/P1chKeAo8dpuhdeFneeYibmdoL5wf0jAicU7RenSh5QjseaB3uoBeEpKc3wic4iaFmYkicE62Za9UiapxsM0Z2hQr78g/0?wx_fmt=png 共建我们的法治未来 http://mmbiz.qpic.cn/mmbiz/P1chKeAo8dpuhdeFneeYibmdoL5wf0jAicH6bx1hibicmGiaSlL1IK8J5NiaymFDiaazt79rAm3NibWI1V9ibt4ibdliaoZPQ/0?wx_fmt=png 每一次重大的公共事件，都可能成为改革的契机。2003年最早发生在广州的SARS，使当时的领导人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一腿长一腿短”的问题，间接催生了科学发展的观念。孙志刚案后，“收容”改为“救助”，更好地保障了人权。在西方，英国的《警察与刑事证据法》、日本的《少年法》、美国的《梅根法案》，很多旨在保障人权不受意外伤害的法案设立或其修改，都和一些悲惨案件的发生有关。 希望雷洋案也能起到类似的作用。借用新华社的评论，雷洋案之所以备受关注，“在更深层次上，还是对自身安全和执法公正的关切”，“即便一个人私德不检，哪怕是犯罪嫌疑人，其基本的人身权利和生命安全也应受到保护，不能不明不白死去。如果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每个人都会有安全焦虑”。http://mmbiz.qpic.cn/mmbiz/P1chKeAo8dqPMicSfgRhibjR8606IsT72KM8O42l7VI8au4Rur9LEGB0vFur8K2OUU93wwu80PVGO9zI6CQZiangw/0?wx_fmt=jpeg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十八大提出的战略部署。习近平指出，纵观人类政治文明史，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行驶可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行驶则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强调，“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可见，法治之基，就是人民的权益。 中国社会资本的发育，社会信任的增益，归根结底，要靠法治手段更好地保障人民权益。 我们需要更多地相信和挖掘蕴含在每个人身上的善意和潜能，需要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资源进行更加公正的配置，需要阳光化的、平等、民主的社会沟通与社会参与，需要让更多社会组织参与到公共服务中、扩大服务的广泛性和有效性，需要更具制度化的对公权力范围和使用形式的监督，当然，也需要更加理性、负责、自律的公民意见的表达。如果我们只有权利意识而没有规则和责任意识，法治的实施成本会无限高，像亨廷顿所说的“政治超载”（权利意识的觉醒大大超越责任意识）的危机将会爆发。 http://mmbiz.qpic.cn/mmbiz/P1chKeAo8dpuhdeFneeYibmdoL5wf0jAicUSR70KaoSpML18S7Hqpv8pW50iac4utFUOdnPjCr4qsnic2OxrD8qquw/0?wx_fmt=png 雷洋案，一个永远的提醒 http://mmbiz.qpic.cn/mmbiz/P1chKeAo8dpuhdeFneeYibmdoL5wf0jAicH6bx1hibicmGiaSlL1IK8J5NiaymFDiaazt79rAm3NibWI1V9ibt4ibdliaoZPQ/0?wx_fmt=png 雷洋已经不在人间。他留给世人的最后印象是一种惊惧感，是面对便衣警察的惊惧感，是高压之下、人人自危的惊惧感。但“怕”永远建立不起社会信任。 一个更多由害怕而不是自觉认同所支撑的社会治理，一个更多体现封闭环境中的控制思维的社会治理，不是有效的治理。很难想象这里能生长出自由绽放的创新的种子。 和经济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可以从周期性、结构性、制度性等多个角度观察。长周期地比较，中国的社会资本仍处在上升期，但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只有从思维上和制度上，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在此基础上培养公民意识、公民精神，我们才能在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同时，强化人们之间的信任规范，构建可持续的社会资本。 法治原则赋予了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具有平等地位，市场经济的自由开放特征又加强了人们交往空间的广泛互动。法治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将是复合多元、自主选择、协同友好、竞争有序的，也必将推动中国新的社会资本的形成。http://mmbiz.qpic.cn/mmbiz/P1chKeAo8dqPMicSfgRhibjR8606IsT72Kbkl7PMewBJDmiaf9dI7CTVD1QPTnz1ur4eSc05ZPawEiaAmtto5r0xrg/0?wx_fmt=jpeg 在雷洋案中，我们的社会没有一个胜利者。凌辱公民的公权力，不管凌辱的程度是深是浅，都是一种“恶”。陷雷洋于死者，自取其恶，而绝不是胜利者。 雷洋不是完人，可是我们听不到他的反思了。而对生者来说，雷洋的惊惧则像一个魔咒，成为永远的提醒：让我们一起努力，为了一个坦坦荡荡、不再惊惧的未来。希望有那么一天，祖国的天空中不再飘过惊惧者的身影——那也是我们的中国梦。

你还记得因为戴口罩而向中国道歉的那个外国人吗？ 文：喵汤圆小姐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一觉醒来，生活的城市不见了。2016年12月16日，大范围重污染天气正进入最严重时段，今日进一步扩散至17省区市。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橙色预警，专家表示，截至19日，全国重度霾影响面积达58万平方公里，这是今年来范围最广、时间最长、强度最强的霾过程。 而石家庄PM2.5今天更是爆表破千了，这浓度大概可以嚼着吃了吧…… 于是网友无奈赋诗一首： 雾霾自救方案: 1.个人疗法：戴口罩。 2.全家疗法：买重疾保险。 3.有钱又有闲的疗法：去外地旅游。 4.土豪疗法：移民。 5.国家疗法：等风。 6.全民疗法：吸光它！从2008年外国人在北京戴口罩被国人谴责，到如今中国雾霾被全球侧目，PM2.5爆表，昨日北京半数以上路人戴口罩，政府发出了红色警报。这个一二十年后知后觉的过程难道不值得决策者、官员和全体国民反思吗？这难道仅仅是哪一个人的责任吗？是什么使得中国人如此后知后觉，直到难以呼吸才想起来红色警报呢？2003年以前，没有人有关于雾霾的印象，因为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沙尘暴吸引了。说起帝都北京，就是满脸满嘴的沙子。 2004年，美国NASA在中国上空监测到了一片“褐色的云”，并在向其他国家扩散。然而此时中国人民还根本没听说过雾霾这个词。 2005年，国内媒体报道里开始出现“雾霾”的字眼，但只是在专家报告中一带而过，和“强对流天气”、“龙卷风肆虐”放在一起，没人注意。当年广东的雾霾时间已经有100多天，但大家依然以为那只是雾，甚至媒体们都没有把它们分清楚。 2006年，当NASA还在孜孜不倦地给中国的雾霾绘图，当外媒已经开始热切研究雾霾对中国经济和奥运会的影响时，国内媒体还在把雾霾当作“罕见大雾”报道，只关心这种天气对交通的影响。但学术论文库里开始出现雾霾的论文，百度知道上开始有人问“什么是雾霾？”。 “一场罕见的雾霾天气于近日持续袭击了我国中东部多个省市。能见度小于500米的大雾笼罩山东全省大部分地区，个别地区出现能见度不足100米的浓雾，大雾导致济青、京福高速公路山东段被迫封闭，山东各机场航班出现延误。”——新华社 2007年，国外专家开始研究中国雾霾的致命性，硅谷小伙子开始看中雾霾商机准备建生态大楼，日本抗议雾霾天天往他们那飘。全世界人民都在讨论中国人每天吸毒。 2008年，几个外国运动员戴着口罩到北京参加奥运会，激怒了全国人民，被媒体一顿猛骂，说他们“侮辱中国公众”、“居心叵测”。最后他们向北京奥组委递交了道歉信，还对全中国人民公开道歉。同年，美国大使馆开始更新每日北京pm2.5的数据。 “我想大家没有这个必要考虑戴口罩的问题，如果一定要戴口罩，那就是给你的行囊当中多增加了一点份量，我想它是用不上的。”——北京环保局 2009年，中国开始有人关注美国大使馆发布的北京pm2.5数据，当年最高值达到712µg/m。但媒体依旧将此作为天气预报来报道，只有学术界开始大量发表雾霾相关的论文。 2010年，百度百科第一次出现pm2.5的词条，新华网开始提醒公众雾霾可能造成健康威胁，但措辞谨慎，其实说的是雾的危害。 “雾的出现将会诱发支气管炎、过敏性鼻炎、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气象专家提醒相关地区人们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外出戴上围巾、口罩，保护好皮肤、咽喉、关节等部位。尤其提醒对环境敏感的人注意预防呼吸系统疾病。”——新华社 2011年，北京市环保局质疑美国大使馆的雾霾数据不准确，当年pm2.5仍未被列入我国空气环境指标。 “但必须记住的是，这些改变唯一的根据是我们中国、我们北京自己大气污染防治不断深入发展的需要，而不是看哪个大使馆在干什么。”——北京市环保局杜少中2012年，中国环保局直指美使馆发布空气质量数据是“干涉中国内政”。但就在这一年pm2.5终于纳入了中国的空气质量指标。 “中国的环保具有叠加、多因素、压缩式的特点，所以希望大家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暖风吹得游人醉，莫把中国当美国。”——中国环保部部长周生贤2013年，东北三省在十月供暖季，开始出现了大规模严重的雾霾天，严重到进入了百科词条，pm2.5突破了1000µg/m，封城3天。2014年，北京市长王安顺说北京会投入7600亿来治理雾霾，还说出了那句流传至今的“2017年实现不了空气治理就‘提头来见’”。 2015年12月7日晚，北京市应急办发布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全市于12月8日7时至12月10日12时启动预警措施。这是北京第一次发布的空气污染红色预警，我们都是见证历史的人。一个人、一个企业和一个国家一样，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先知先觉者高瞻远瞩，把握根本，优先解决根本而重要的问题，因而能够内外兼修，标本兼治，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无论是个人身心，企业发展还是国家社会可以长期保持良性循环。后知后觉者被既得利益推着走，被眼前的矛盾和问题带着走，总是解决那些很迫切但并不重要，而忽略根本重要的真问题，结果越是忙乱，问题却越多，矛盾越错综复杂，但在最后成为不可药救的并发症发作之前，尚能翻然觉醒，饮下苦口良药，敢于刮骨疗毒，甚至壮士断腕。不知不觉者则是身体并发症袭来，或者企业已经岌岌可危，或者社会大危机已覆顶而来，仍然得过且过，歌舞升平，甚至准备脱逃而去……却终于躲不过灭顶之灾，最后时刻悔悟又有何用？！十几年来，中国人对于雾霾的反应，已经充分证明我们是一个后知后觉的民族。这和我们的国民性有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喜欢从众顺从不喜特立独行、喜欢锦上添花不喜犀利忧言。近年来，更是被空前的拜金主义蒙蔽了双眼，变得更加短视。这也跟主流精英更看重个人和家庭的既得利益扩张，而缺乏国家民族的担当，更不要说抛弃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由于我们十几年的后知后觉，我们现在终于为严重雾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翻然醒悟还来得及。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举一反三，比如中国各矿山城市的地下已经挖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地陷，我们是不是该为子孙后代计，对开采后的坑道用废石回填？又比如土地招拍挂制度已经造成了世界最高的房价，已经使年轻人背起了无比沉重的负担，成为房奴，如何能释放出青春活力和创造力？还比如金融开放，如何防范经济结构调整、资本项目自由化等三重风险的叠加？等等。由于过去多年的后知后觉，现在很多问题已经积累在一起，错综复杂，已渐显并发症之状，这时候，要想守住底线，进而扭转乾坤，走上良性循环。需要立身国家、民族、人民和子孙后代的根本；广开言路，能够甄别，善于纳谏；能够系统思维，各归其位，纲举目张，有条不紊，各得其所。更需要背水一战的勇气和魄力!

折射制度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 文：曹立群 2016年多伦多电影节令人兴奋。听说有冯小刚导演、范冰冰主演的《我不是潘金莲》的首映式，在网上抢票抢到手软。电影节的首映票价格不菲（$55/张），但是和其他票一样，不对号入座。因此许多影迷提前三四小时就去排队。鲁波、袁勋夫妇在市中心上班，他们下班、吃完饭就去排队。我们九点赶到电影院门前找到鲁波时，已是人头攒动，绕树三匝，火爆非凡。 我们问鲁波为什么这次如此积极。鲁波说，范冰冰的母亲是他的中学校友，高他两届。在那个只有八个样板戏没有其他娱乐的时代，他和范冰冰的母亲一起在中学宣传队演过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片段。当年范母演吴清华，他演洪常青的警卫员小庞。世界真小！ 电影开场前，冯小刚首先登场，穿着打扮和往年一样，拘谨而老实地站在台上，和生活中的冯小刚判若两人。今年的女翻译，不如去年的翻译。和去年当演员不一样，这次，冯小刚讲到艺术创新，他谦虚地说他在这部电影中尝试了新的画面设置，但他不敢保证人人都会喜欢。他幽默地说，如果要骂，都冲着我来吧。 范冰冰领衔，其他演员一一上台。范冰冰长裙拖地，酥胸微露，讲起话来字正腔圆。她也提到她的艺术创新及戏中形象。说这是她第一次演下层人物，与她以前的戏路完全两样，离现实生活中的她本人相差很远。其他男演员，我都不认识。从前一排就坐的女孩的尖叫声中，我知道，这几个男演员也都是腕，只是我过时了。这几个青年演员很开放，大胆拿范冰冰开刷。 电影是根据刘震云的小说改编的，以冯小刚地道的北京画外音开场，娓娓描述一个平凡的故事，范冰冰扮演的李雪莲为了分房子跟丈夫秦玉河假离婚，结果弄假成真，秦玉河不要她了，娶了别的女人。所以李雪莲去告状，她要法院来确认她和秦玉河的离婚是假离婚，确定和秦玉河是夫妻后，再来一次真离婚。而法院根据离婚证和秦玉河的口述，认定离婚就是离婚。李雪莲不服，要认个理，从此走上坚持上访十年不辍之旅。 电影里面的其他角色，王公道，贾聪明，史为民，马文彬等都是官场中人，他们机灵、谋智过人，跟李雪莲、赵大头等野夫村妇相比，更显如此。在他们无法实现“案结事了胜败皆服”的时候，也面目可憎，却自始至终也没有完全泯灭人性。相反，影片中的他们受制于官场体制，推诿拖延，处处表现出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让人感到憋闷的愤怒，也不时怜悯、会心而笑。 这部电影的内容层次丰富。雨中山村从圆形画面展开，到方形城镇、再到宽荧幕、大气派的皇城根下，涉及社会面极广。影片里插播的那一段京剧“三岔口”，两个武生摸黑相斗，似乎隐喻人生及电影的主题：人心隔肚皮，谁也摸不清谁。在一个差序格局很大的社会里，人们彼此无法沟通。为了一桩鸡毛蒜皮的民间小事，闹了十几年，挖山不止，断送了一个又一个领导人的乌纱帽，从镇上，到县里，到市上，甚至到北京。 整个故事和水浒中的潘金莲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李雪莲的前夫说过一句：你是李雪莲吗？我咋觉得你是潘金莲呢？气得发昏的李雪莲要告诉大家：我不是潘金莲。这就是电影标题的来历。潘金莲不冤、冤的是李雪莲，以及想看潘金莲动作片的年轻观众。 这是每天发生在中国成千上万访民中的一个故事，却又不是一个含冤受屈的典型访民。荒诞戏里说现实，嬉笑声后品讽刺。电影外景拍得很唯美，但剪辑得不够简练，稍微有点拖拉。据说原小说里的结尾有点阴暗，表达对人性和社会的批判，但电影设计了一个光明结尾——李雪莲从闭塞的农村去人们梦寐以求的北京工作。 如果说作家是为人类的记忆与感受作笔录的人，那么导演和演员就是让记忆和感受重新再现的荧幕。小说是联想艺术，电影是视觉艺术。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一旦上市，就会有自己的生命。对小说、电影的不同解读引人而异。比如，主角李雪莲的身份。在各级官员眼中，她是专业上访户、刁民；在观众眼中，她是法盲；在前夫眼中，她是潘金莲；在李雪莲自己眼中，她则是被冤的窦娥。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以变以新为时尚，大家的生活环境有日新月异的感觉。城市的大楼，居家面积，装潢、家具、交通工具等都今非昔比。然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是所有人东西都在变，许多本质的东西，如所谓的“本土资源”自古以来就没有怎么变。 此话怎讲？在一个“熟人”社会，大家知根知底，没法骗人。李雪莲理解不了当代的“生人”社会与法制社会。为了占便宜，在镇上分一套房，结果被骗。当她醒悟时又发现：我这么冤枉、这么委屈，却没有一个人理解我，没有一个人帮助我。她的逻辑是一个旧时代的回轮。 类似的事件发生在过去，乡绅长老把各方召集到一起，本着家和万事兴的理念，要么冰释前嫌，要么老死不相往来，忍了、认了。如果发生在法制方式深入人心的社会里，无论当事人服与不服，法院的判决总是要接受的，所谓恶法也是法。而上访是一件带有中国本土资源式的“斗法”。 从李雪莲告状反映出中国社会在变革中形形色色的各阶层人民，有适应形势、跟上改革开放的。也有像李雪莲一样，难以理解现代社会，难以懂得“生人”社会必须依靠各种纸张和证书来支撑。在农村的“熟人”社会里，我是你妈，难道还需公证吗？难道法律公正比我站在你面前还有说服力吗？然而在大规模的“生人”社会，谁也不真正认识谁、了解谁，空口无凭，于是必须依赖各种“证明”。观众们看得明明白白，而剧中人却感觉 “芝麻变西瓜”般愈演愈荒诞。 再看现代官场，我们有法院，有县长，有市长，有省长，还有中央。好像我们生活和世界很接轨，生活在一个现代化全新制度的世界。然而，作为本土资源的中国式一元化领导，却又一直没变！这个故事，从李雪莲去法院打官司开始，就切入现行体制，讲的不再仅仅是李雪莲，而是朝廷文化的现代版，一个向上谄媚、向下威吓的世界。而正因为这样，这个故事才会如此引人入胜、顺理成章地荒唐下去…… 影片中法院院长被县长指着鼻子骂，战战兢兢畏畏缩缩不敢还嘴，比孙子还乖，让人唏嘘。这种本土资源的组织形式，和宪法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宪法有规定一府两院差半级关系。然而电影里的县长，和过去县太爷的所作所为一模一样。外表上看上去和西方一样的法院制度，根本不独立，根本起不到监督行政大员的作用。 这部电影就是当今中国官场关系的写照。据说电影《秋菊打官司》曾被法学界的一帮人拿来说事，成为否定西方分权、普适价值的样本。如今中国官场如此腐败，不知道这帮法学家们如果利用本土资源把权力关进笼子？如何在没有分权、没有相互制衡的一元化的领导下的反腐？如何解释看上去、听上去像国外一样的东西，在本土资源的酱油缸里一建立，就变得和秦、清王朝一个样？难道这也是学西方的恶果？当然，这是一部虚构的故事片，我们的分析属于“后真相”，不能过分解读。 范冰冰饰演李雪莲，绝活，到位。电影里的范冰冰扮相并非惊艳，活生生被化妆成一个普普通通、满街可见到的人物。电影中的李雪莲，倔强，拧巴，百折不饶，宁折不弯，举手投足都是戏，人们看不到往日尤物般的范冰冰，眼里只有李雪莲。由此可见，女人的长相并不是最重要的。内心的幸福，内在的教养，反映在穿衣打扮上，显现在行姿上，吐露在女人的言笑之间，美就是这一切的完美组合。 电影要创新、要另辟蹊径，但必须接地气反映现实。在电影业一片欣欣向荣的尘嚣中，冯小刚的作品主题没有迷失在大国梦里，没有钻到钱眼里，没有蜕化成纯粹的娱乐、自恋。他锐利的眼光总能穿透人生的细微、日渐固化的社会分层让人感受到一股新清，总能让飘摇不安，不知何所去从的生灵感受到一丝暖心的共鸣，总能超脱那些困守在颓废中的自我心酸，总能为五味杂陈的观众开启更大思考、追寻的空间。说到底，我喜欢冯小刚的电影是因为这些电影里一直保持着悲天悯民的情怀。 冯小刚爱读小说，他从出道起的大部分作品都改编自成熟作家的小说。冯小刚爱读的是有批判性、启迪性、思考性，有阴暗情节、黑色幽默的故事。但是，他的电影却又总是改变原著的阴暗结局，不论是由张翎的《余震》而改编成的《唐山大地震》，还是改编刘震云的《一九四二》，每每留给人以希望。这或许就是他每次都能打擦边球，而不被禁的诀窍。

思维的乐趣 文：王小波 一 二十五年前，我到农村去插队时，带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奥维德的《变形记》，我们队里的人把它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以致它像一卷海带的样子。后来别队的人把它借走了，以后我又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见到了它，它的样子越来越糟。我相信这本书最后是被人看没了的。现在我还忘不了那本书的惨状。插队的生活是艰苦的，吃不饱，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是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倘若可看的书很多的话，《变形记》也不会这样悲惨地消失了。除此之外，还得不到思想的乐趣。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我插队的地方有军代表管着我们，现在我认为，他们是一批单纯的好人，但我还认为，在我这一生里，再没有谁比他们使我更加痛苦过了。他们认为，所谓思想的乐趣，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用毛泽东思想来占领，早上早请示，晚上晚汇报，假如有闲暇，就去看看说他们自己“亚古都”的歌舞。我对那些歌舞本身并无意见，但是看过二十遍以后就厌倦了。假如我们看书被他们看到了，就是一场灾难，甚至“著迅鲁”的书也不成——小红书当然例外。顺便说一句，还真有人因为带了旧版的鲁迅著作给自己带来了麻烦。有一个知识可能将来还有用处，就是把有趣的书换上无趣的皮。我不认为自己能够在一些宗教仪式中得到思想的乐趣，所以一直郁郁寡欢。像这样的故事有些作者也写到过，比方说，茨威格写过一部以此为题材的小说《象棋》，可称是现代经典，但我不认为他把这种痛苦描写得十全十美了。这种痛苦的顶点不是被拘押在旅馆里没有书看、没有合适的谈话伙伴，而是被放在外面，感到天地之间同样寂寞，面对和你一样痛苦的同伴。在我们之前，生活过无数的大智者，比方说，罗素、牛顿、莎士比亚，他们的思想和著述可以使我们免于这种痛苦，但我们和他们的思想、著述，已经被隔绝了。一个人倘若需要从思想中得到快乐，那么他的第一个欲望就是学习。我承认，我在抵御这种痛苦方面的确是不够坚强，但我绝不是最差的一个。举例言之，罗素先生在五岁时，感到寂寞而凄凉，就想道：假如我能活到七十岁，那么我这不幸的一生才度过了十四分之一！但是等他稍大一点，接触到智者的思想的火花，就改变了想法。假设他被派去插队，很可能就要自杀了。 谈到思想的乐趣，我就想到了我父亲的遭遇。我父亲是一位哲学教授，在五六十年代从事思维史的研究。在老年时，他告诉我，自己一生的学术经历，就如一部恐怖电影。每当他企图立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官方思想体系里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只老母鸡要在一个大搬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一样。结果他虽然热爱科学而且很努力，但在一生中却没有得到思维的乐趣，只收获了无数的恐慌。他一生的探索，只剩下了一些断壁残垣，收到一本名为《逻辑探索》的书里，在他身后出版。众所周知，他那一辈的学人，一辈子能留下一本书就不错。这正是因为在那些年代，有人想把中国人的思想搞得彻底无味。我们这个国家里，只有很少的人觉得思想会有乐趣，却有很多的人感受过思想带来的恐慌。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以为，思想的味道就该是这样的。 二“文化革命”之后，我读到了徐迟先生写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那篇文章写得很浪漫。一个人写自己不懂得的事就容易这样浪漫。我个人认为，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能够和同行交流，是一种起码的乐趣。陈景润先生一个人在小房子里证数学题时，很需要有些国外的数学期刊可看，还需要有机会和数学界的同人谈谈。但他没有，所以他未必是幸福的，当然他比没定理可证的人要快活。把一个定理证了十几年，就算证出时有绝大的乐趣，也不能平衡。但是在寂寞里枯坐就更加难熬。假如插队时，我懂得数论，必然会有陈先生的举动，而且就是最后什么都证不出也不后悔；但那个故事肯定比徐先生作品里描写的悲惨。然而，某个人被剥夺了学习、交流、建树这三种快乐，仍然不能得到我最大的同情。这种同情我为那些被剥夺了“有趣”的人保留着。 “文化革命”以后，我还读到了阿城先生写知青下棋的小说，这篇小说写得也很浪漫。我这辈子下过的棋有五分之四是在插队时下的，同时我也从一个相当不错的棋手变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庸手。现在把下棋和插队两个词拉到一起，就能引起我生理上的反感。因为没事干而下棋，性质和手淫差不太多。我决不肯把这样无聊的事写进小说里。 假如一个人每天吃一样的饭，干一样的活，再加上把八个样板戏翻过来倒过去地看，看到听了上句知道下句的程度，就值得我最大的同情。我最赞成罗素先生的一句话：“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大多数的参差多态都是敏于思索的人创造出来的。当然，我知道有些人不赞成我们的意见。他们必然认为，单一机械，乃是幸福的本源。老子说，要让大家“虚其心而实其腹”，我听了就不是很喜欢；汉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我看来是个很卑鄙的行为。摩尔爵士设想了一个细节完备的乌托邦，但我像罗素先生一样，决不肯到其中去生活。在这个名单的末尾是一些善良的军代表，他们想把一切从我头脑中驱除出去，只剩一本270页的小红书。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某种程度的单调、机械是必须忍受的，但是思想决不能包括在内。胡思乱想并不有趣，有趣是有道理而且新奇。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幸就是有些人完全拒绝新奇。 我认为自己体验到最大快乐的时期是初进大学时，因为科学对我来说是新奇的，而且它总是逻辑完备，无懈可击，这是这个平凡的尘世上罕见的东西。与此同时，也得以了解先辈科学家的杰出智力。这就如和一位高明的棋手下棋，虽然自己总被击败，但也有机会领略妙招。在我的同学里，凡和我同等年龄、有同等经历的人，也和我有同样的体验。某些单调机械的行为，比如吃、排泄、性交，也能带来快感，但因为过于简单，不能和这样的快乐相比。艺术也能带来这样的快乐，但是必须产生于真正的大师，像牛顿、莱布尼兹、爱因斯坦那样级别的人物，时下中国的艺术家，尚没有一位达到这样的级别。恕我直言，能够带来思想快乐的东西，只能是人类智慧至高的产物。比这再低一档的东西，只会给人带来痛苦；而这种低档货，就是出于功利的种种想法。 三有必要对人类思维的器官（头脑）进行“灌输”的想法，时下正方兴未艾。我认为脑子是感知至高幸福的器官，把功利的想法施加在它上面，是可疑之举。有一些人说它是进行竞争的工具，所以人就该在出世之前学会说话，在三岁之前背诵唐诗。假如这样来使用它，那么它还能获得什么幸福，实在堪虞。知识虽然可以带来幸福，但假如把它压缩成药丸子灌下去，就丧失了乐趣。当然，如果有人乐意这样来对待自己的孩子，那不是我能管的事，我只是对孩子表示同情而已。还有人认为，头脑是表示自己是个好人的工具，为此必须学会背诵一批格言、教条——事实上，这是希望使自己看上去比实际上要好，十足虚伪。这使我感到了某种程度的痛苦，但还不是不能忍受的。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总有人想要用种种理由消灭幸福所需要的参差多态。这些人想要这样做，最重要的理由是道德；说得更确切些，是出于功利方面的考虑。因此他们就把思想分门别类，分出好的和坏的，但所用的标准很是可疑。他们认为，假如人们脑子里灌满了好的东西，天下就会太平。因此他们准备用当年军代表对待我们的态度，来对待年轻人。假如说，思想是人类生活的主要方面，那么，出于功利的动机去改变人的思想，正如为了某个人的幸福把他杀掉一样，言之不能成理。 有些人认为，人应该充满境界高尚的思想，去掉格调低下的思想。这种说法听上去美妙，却使我感到莫大的恐慌。因为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总和就是我自己；倘若去掉一部分，我是谁就成了问题。假设有某君思想高尚，我是十分敬佩的；可是如果你因此想把我的脑子挖出来扔掉，换上他的，我绝不肯，除非你能够证明我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人既然活着，就有权保证他思想的连续性，到死方休。更何况那些高尚和低下完全是以他们自己的立场来度量的，假如我全盘接受，无异于请那些善良的思想母鸡到我脑子里下蛋，而我总不肯相信，自己的脖子上方，原来是长了一座鸡窝。想当年，我在军代表眼里，也是很低下的人，他们要把自己的思想方法、生活方式强加给我，也是一种脑移植。菲尔丁曾说，既善良又伟大的人很少，甚至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这种脑移植带给我的不光是善良，还有愚蠢。在此我要很不情愿地用一句功利的说法：在现实世界上，蠢人办不成什么事情。我自己当然希望变得更善良，但这种善良应该是我变得更聪明造成的，而不是相反。更何况赫拉克利特早就说过，善与恶为一，正如上坡和下坡是同一条路。不知道何为恶，焉知何为善？所以他们要求的，不过是人云亦云罢了。 假设我相信上帝（其实我是不信的），并且正在为善恶不分而苦恼，我就会请求上帝让我聪明到足以明辨是非的程度，而绝不会请他让我愚蠢到让人家给我灌输善恶标准的程度。假若上帝要我负起灌输的任务，我就要请求他让我在此项任务和下地狱中做一选择，并且我坚定不移的决心是：选择后者。 四 假如要我举出一生最善良的时刻，那我就要举出刚当知青时，当时我一心想要解放全人类，丝毫也没有想到自己。同时我也要承认，当时我愚蠢得很，所以不仅没干成什么事情，反而染上了一身病，丢盔卸甲地逃回城里。现在我认为，愚蠢是一种极大的痛苦；降低人类的智能，乃是一种最大的罪孽。所以，以愚蠢教人，那是善良的人所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决不可对善人放松警惕。假设我被大奸大恶之徒所骗，心理还能平衡；而被善良的低智人所骗，我就不能原谅自己。 假如让我举出自己最不善良的时刻，那就是现在了。可能是因为受了一些教育，也可能是因为已经成年，反正你要让我去解放什么人的话，我肯定要先问问，这些人是谁，为什么需要帮助；其次要问问，帮助他们是不是我能力所及；最后我还要想想，自己直奔云南去挖坑，是否于事有补。这样想来想去，我肯定不愿去插队。领导上硬要我去，我还得去，但是这以后挖坏了青山、造成了水土流失等等，就罪不在我。一般人认为，善良而低智的人是无辜的。假如这种低智是先天造成的，我同意。但是人可以发展自己的智力，所以后天的低智算不了无辜——再说，没有比装傻更便当的了。当然，这结论绝不是说当年那些军代表是些装傻的奸邪之辈——我至今相信他们是好人。我的结论是：假设善恶是可以判断的，那么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发展智力，增广知识。然而，你劝一位自以为已经明辨是非的人发展智力，增广见识，他总会觉得你让他舍近求远，不仅不肯，还会心生怨恨。我不愿为这样的小事去得罪人。 我现在当然有自己的善恶标准，而且我现在并不比别人表现得坏。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按这个标准，别人说我最善良，就是我最邪恶时；别人说我最邪恶，就是我最善良时。当然我不想把这个标准推荐给别人，但我认为，聪明、达观、多知的人，比之别样的人更堪信任。基于这种信念，我认为我们国家在“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丧失了很多机会。 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有很多的理由封锁知识、钳制思想、灌输善良，因此有很多才智之士在其一生中丧失了学习、交流、建树的机会，没有得到思想的乐趣就死掉了。想到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就心中黯然；想到此类人士的总和有恒河沙数之多，我就趋向于悲观。此种悲剧的起因，当然是现实世界里存在的种种问题。伟大的人物总认为，假设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像他期望的那样善良——更确切地说，都像他期望的那样思想，“思无邪”，或者“狠斗私字一闪念”，世界就可以得救。提出这些说法的人本身就是无邪或者无私的，他们当然不知邪和私是什么，故此这些要求就是：我没有的东西，你也不要有。无数人的才智就此被扼杀了。考虑到那恒河沙数才智之士的总和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庞大资源，这种想法就是打算把整个大海装入一个瓶子之中。我所看到的事实是，这种想法一直在实行中，也就是说，对于现实世界的问题，从愚蠢的方面找办法。据此我认为，我们国家自汉代以后，一直在进行思想上的大屠杀；而我能够这样想，只说明我是幸存者之一。除了对此表示悲伤之外，我想不到别的了。 五我虽然已活到了不惑之年，但还常常为一件事感到疑惑：为什么有很多人总是这样地仇恨新奇，仇恨有趣。古人曾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但我有相反的想法。假设历史上曾有一位大智者，一下发现了一切新奇、一切有趣，发现了终极真理，根绝了一切发现的可能性，我就情愿到该智者以前的年代去生活。这是因为，假如这种终极真理已经被发现，人类所能做的事就只剩下了依据这种真理来做价值判断。从汉代以后到近代，中国人就是这么生活的。我对这样的生活一点都不喜欢。 我认为，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此种事实说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域。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别人做价值判断，那就太简单、太舒服了。讲出这样粗暴的话来，我的确感到羞愧，但我并不感到抱歉。因为这种人士带给我们的痛苦实在太多了。 在一切价值判断之中，最坏的一种是：想得太多、太深奥、超过了某些人的理解程度是一种罪恶。我们在体验思想的快乐时，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不幸的是，总有人觉得自己受了伤害。诚然，这种快乐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体验到的，但我们不该对此负责任。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取消这种快乐，除非把卑鄙的嫉妒计算在内——这世界上有人喜欢丰富，有人喜欢单纯；我未见过喜欢丰富的人妒恨、伤害喜欢单纯的人，我见到的情形总是相反。假如我对科学和艺术稍有所知的话，它们是源于思想乐趣的浩浩江河，虽然惠及一切人，但这江河绝不是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为他们而流，正如以思想为乐趣的人不是为他们而生一样。 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人当然有不思索、把自己变得愚笨的自由；对于这一点，我是一点意见都没有的。问题在于思索和把自己变聪明的自由到底该不该有。喜欢前一种自由的人认为，过于复杂的思想会使人头脑昏乱，这听上去似乎有些道理。假如你把深山里一位质朴的农民请到城市的化工厂里，他也会因复杂的管道感到头晕，然而这不能成为取消化学工业的理由。所以，质朴的人们假如能把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看作是与己无关的事，那就好了。 假如现在我周围的世界又充满了“文革”时的军代表和道德教师，只能使我惊，不能使我惧。因为我已经活到了四十二岁。我在大学里遇到了把知识当作幸福来传播的数学教师，他使学习数学变成了一种乐趣。我遇到了启迪我智慧的人。我有幸读到了我想看的书——这个书单很是庞杂，从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一直到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这最后一批书实在是很不堪的，但我总算是把不堪的东西也看到了。当然，我最感谢的是那些写了好书的人，比方说，萧伯纳、马克•吐温、卡尔维诺、杜拉斯等等，但对那些写了坏书的人也不怨恨。我自己也写了几本书，虽然还没来得及与大陆读者见面，但总算获得了一点创作的快乐。这些微不足道的幸福就能使我感到在一生中稍有所得，比我父亲幸福，比那些将在思想真空里煎熬一世的年轻人幸福。作为一个有过幸福和痛苦两种经历的人，我期望下一代人能在思想方面有些空间来感到幸福，而且这种空间比给我的大得多。而这些呼吁当然是对那些立志要当军代表和道德教师的人而发的。 注：本文最初发表于1994年第9期《读书》杂志。

川普！然后如何？文：林炎平不可思议成为了现实，川普终于当选，或者说川普居然当选。11月8日整整一个晚上，没有一个关心美国政治的人能够坐得住，甚至包括已经休市的美国股市和世界股市。 东部时间11月8日23:55，随着川普的胜算基本定局，股市疯狂下跌，S&P跌去5%，导致交易停止。DOW跌去900点，底至17,421。所有股市都同样疯狂下跌。 过了一个多小时，东部时间11月9日凌晨1:40，在美联社认定川普赢了宾夕法尼亚州后，股市却已经开始回升。 再过了不到一个小时，东部时间11月9日凌晨2:31，美联社指出川普将赢得这次大选，股市却趋向平稳，此时DOW已经从最糟的谷底反弹了300点。 The King is dead! Long live the King! 这是英语世界调侃的话。这看来毫无逻辑的两个陈述说的是：老国王死了，新国王登基；还来不及悲伤，喜悦已经降临。 再过了不到12小时，东部时间11月9日14:00，DOW不仅收复午夜左右开始的全部失地，而且上涨了200点。 The King is dead! （悲伤中DOW跌去900点）Long live the King!（喜悦中反弹1100点） 股市对于老国王（女克林顿）的忠诚，就是以这么坑爹的方式结束了。也许还有续集，拭目以待吧。就看新国王（川普）的了。 川普不是国王 美国是一个文明的国度，这里实行的是宪政民主，没有独裁者，因此川普不是国王。作为总统，其权力受到很大的制约，因此不可能随心所欲。 这里没有政变，也没有你死我活。克林顿在意识到选举失败后的凌晨3点，给川普打电话祝贺他当选。不管有多么不情愿，都必须接受选民的决定。这是文明的一部分。川普随后在竞选中心的讲话中也赞扬了克林顿对美国的贡献，全然没有了在竞选中的那份仇人相见似的剑拔弩张。 我不喜欢女克林顿，也不喜欢男克林顿，但是对希拉里的态度和她随后在9日上午的竞选失利讲演，我表示非常赞赏。 倒下的，不必恐惧绝望，而可以尊严地站起来离去；对倒下的，无人再踏上一只脚。这是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区别。 制度的制约川普到底有多危险，这是很多反对川普的人的最大忧虑。 美国的制度决定了任何一个个人的破坏力都是有限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不受三权分立的制约。简单地说，就是你不可以同时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还是比赛规则制定者。这个制度是美国公正和稳定的最大保障。但这不是没有担忧的。 美国最大的忧患美国最大的担忧，就是三权分立被破坏。所谓三权分立，就是立法、执法和释法的互相独立和制约。这在后面的释法的担忧中将进一步谈到。 即便在同属于执法这一分支的行政和司法，也是相对独立的。我在以前文中提到克林顿在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任人唯亲。当DOJ（Department of Justice，总统直属的司法部）和FBI（相对独立的联邦调查局）沆瀣一气时，执法的公正性就遭到了破坏。而奥巴马和克林顿确实在向这个方向努力。这正是美国有识之士担心的，甚至很多民众也意识到这点。 川普的人品由于媒体的倾向性大量报道，以及川普本人的口无遮拦和别的缺点，川普给很多人以非常危险的印象。有人甚至觉得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暴力倾向者。其实，这都是不准确的。 川普实际上是比较自由派的，在共和党里属于中间偏左。他对流产的态度和对同性恋的态度都曾经是自由派的。当然，由于他在共和党里要争取Evangelical（福音派）的选票，他必须和党的主流保持一致。这在政治上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川普到底人品如何，我们可以从坏的方面去想象。无非是好色和偷税。但是至今并无犯罪事实。谁不好色，谁想纳税？只要不犯法就好。像川普这样可以说是非常有钱有势的人，一直没有什么丑闻，这也说明了一些问题。 川普的总体是宽容的。比如，他的女儿Ivanka和犹太人Kushner谈恋爱，先是崩了，因为Ivanka是基督徒而Kushner是犹太教徒。而犹太教就喜欢一直继续犹太教的香火，所以一定要子孙都是犹太教徒。但问题是，犹太教的规矩是：子女必须随母亲的信仰，也就是说：母亲是犹太人而父亲不是，则子女是犹太人；反过来却不成立。后来Ivanka自己为爱改变信仰，而川普也予以同意，结果Ivanka改信犹太教，这才成全了这门亲事。川普根本可以不同意，他也没有必要攀这门亲事，别人来攀他还差不多。但是他居然可以允许女儿改变信仰，去学那至少我们看来是落后复杂的犹太教义，并让自己的孙子辈成为犹太人。 媒体的偏袒在这次总统竞选中，媒体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尤其是CNN。CNN在08年就赤膊上阵为奥巴马竞选。当时我看到这样的情形非常不满：怎么一个媒体可以如此不公允？不是客观报道，而是择边群殴。这次其明显的偏袒令我不再看这个频道。而许多别的媒体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只有Fox表现得公允一些。当然，对很多人来说，Fox是极右的。但是，看看最终的结果，不得不说Fox是更加接近事实的。因此不是Fox太右，而是别的媒体太左。判断一个媒体的标准，应该是它的准确性和公正性，而不是它的高昂的政治激情。 媒体的偏袒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绝大部分的媒体都偏左，这也许和媒体从业人员的自身训练有关，他们多数是人文研习有余，科学训练不足。一个没有经过科学训练的人通常会不切实际，于是倾向乌托邦也可理解。但是媒体也和控制媒体的幕后力量的利益相关。这就是我们要谈到的资本的角色。 这次表现最为出色的是自媒体。互联网的普及使得话语权不再被个别媒体所垄断。自媒体将在将来的民主化进程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资本的渗透我曾经指出，在民主社会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不民主的因素：一个是媒体，一个是资本。而它们对民主可以产生很坏的影响。 这次竞选，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媒体最恶劣的就是CNN，资本最恶劣的就是Soros。而这两者都和克林顿紧密地联合起来。他们认为只要用钱把谎言堆砌1000次就会变成真理。但是所幸美国人没有买他们的帐。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美国人是受到他们的影响的，只是他们阴差阳错没有能够左右这次选举的结局。  Soros 资本本身没有善恶，就如同武器没有善恶，但是如何使用资本就有了善恶。索罗斯（Soros）给克林顿捐赠的大笔金钱并非仅仅是政治赞助，而是寻找代理人。他的公司在加勒比海的岛国（Curaçao and Cayman Islands）注册，以躲避美国的税收。他屡次三番从搞垮一个国家的货币入手以赚钱，把自己的盈利建筑在一大群人的损失上，他不创造任何财富，而只靠伤害他人——尤其是中产阶级和普通民众——来赚取巨额利润。这种典型的损人利己的文化，怎么可能用钱做好事？因此，只要索罗斯出钱赞助的一定是邪恶的力量。 释法的忧虑美国的三权分立中重要一极是释法，而释法中最重要的是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由9名大法官组成，他们都由当时的总统任命，一经任命，终生在职。这个设计本来是为了避免政治对法律的影响：你总统可以任命法官（当然要两院通过），但是你不能在发现法官不如意时撤换他。所以法官一经任命就基本上是独立的，只听从他自己的信仰和理想，而不会由任何权力左右。 但问题是，一个左倾的总统通常任命左倾的法官，一个右倾的总统通常任命右倾的法官。而最高法有权对宪法进行解释。也就是说，宪法的解释权在最高法手里。我经常说，圣经不重要，对圣经的解释权才重要。基督教的两千年教会之争就是解释权之争。谁拥有了对圣经的解释权，谁就拥有了基督教。谁拥有了对美国宪法的解释权，谁就拥有了美国。所以，从长远意义上说，最高法比总统更加重要。 最高法现在有4位自由派法官，一位中间派，他们曾经一起把美国宪法诠释为允许同性恋婚姻。去年保守派法官Scalia去世，他的继任者的任命立即成为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冲突焦点。如果替代他的人是自由派，那么美国就会彻底向左。奥巴马已经试图任命自由派法官，但是被共和党把持的两院坚决拒绝。共和党等待的就是这次大选的可能的胜利以产生一位共和党总统，这就是为什么这次选举如此重要。  Ginsburg 最高法院里最自由派的是这位Ginsburg。此人让我想到妖怪，请原谅我出言不逊。但是这有原因：她作为法官，居然在竞选中发表公开言论诋毁川普。这显然违背了三权分立的原则，是典型的干预政治。这正是这次竞选可能加深的危机。如果克林顿当选，这危险就变成现实。 中产阶级被损害 美国最辛苦的是中产阶级。如果你很穷，政府会为你承担很多。如果你很富，那你当然很滋润。但是中产阶级享受了最少的福利却承担了最大的责任。 美国的中产阶级在过去的17年里收入没有丝毫的提高。这些努力工作却无法实现美国梦的人成了川普的票仓，而那些不想工作却希望得到福利的人则多是克林顿的支持者。 美国生产力红利的外流美国的大资本和大媒体对全球化赞美不已。但是我们看看美国的做法和德国的做法就可以知道美国有很大的问题。德国在对外贸易中非常注意不把自己的核心技术出让给别人，而是把关键的制造业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留在德国。而美国却非常慷慨，把相当一部分的核心技术和设备输出到国外，让那里的廉价劳动力为自己生产。 其结局是：美国国内的中产阶级首当其冲。美国式的全球化的受益者的顺序是这样的： 1）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这是由于税收和生产力的输入。 2）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本家：几乎是天上掉馅饼。 3）美国的资本家：包括金融资本家和企业家，他们因此是全球化的推手。 4）第三世界的工人：他们是食物链的最后一道，但是毕竟还是受益者。 而受害人的顺序是这样的： 1）美国的各级政府：由于工厂搬出工人失业而失去税收基础。 2）美国的蓝领工人：失去工作，他们是全球化的感受最深刻的受害者。 乏善可陈的奥巴马的政绩左派媒体总是炒作奥巴马现在还有这55%的美誉度（Approval rating），这纯属意淫。如果不是媒体自己的调查不对，那么就是被采访人不想说冒犯人的话。奥巴马的哪项政策受到了多数选民的欢迎？几乎没有。 这次选举川普胜出实际上就是对奥巴马的否定。而克林顿声称要继续奥巴马的政策本身，也伤害到了克林顿的得票率。 但是对于奥巴马11月9日表现出的要像当年小布什对自己这样要和川普好好交接，我还是给予高度的赞赏。毕竟是美国，这些友好高效的政权交替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1月10日，奥巴马邀请川普到访白宫，他们的交谈友好而坦率，令人怀疑一年来的刀光剑影是否真实。但是，这就是文明。奥巴马真诚地表示，他会像小布什对他那样来友好地对待川普，使得交接高效而平稳地进行。 华人的选择华人不应该恐惧川普，更不应该和少数族裔联合起来和白人过不去。白人是华人最好的朋友。试想，这个世界上有哪个不是白人控制政权的国家你胆敢移民过去？ 只要看看谁做Attorney General，就知道你选的总统对否。看看奥巴马任命的Attorney General，Holder和Lynch。两个都是黑人，行政和执法已经严重向黑人倾斜，却还要说对黑人不公。奥巴马一再这样声称，给BLM这样的极端专制主义组织以实际上的支持。美国如果要想有公正的执法，奥巴马和他任命的Attorney General绝对不是答案。  Holder  Lynch 校园左派的威胁校园通常是左派的地盘，而且越是人文的院系越左。学生受左的影响，要到成年很久后才会意识到自己当年太左了。一般是随着年纪的增长会向右偏移，因此，为什么我们不一开始就不那么左呢？ 想想当年苏联兴起的时候和二战期间的西方校园里的左翼知识分子，难道我们不应该提高警惕吗？今天如果你在西方的校园里，批判右派根本不需要勇气，批判共和党也不需要勇气，需要勇气的是批判左派和BLM。 还记得二战期间和之后的奥威尔吗？ 右派的困境通常，右派都是比较政治不正确的。比如乔治·奥威尔，今天我们对他十分尊敬，因为他的《动物庄园》和《1984》是如此前瞻地预见了苏联和布尔什维克的危害和结局。但是，当年他的处境如何？一个“惨”字都不足以形容。欧洲全面禁止他的书籍，因为欧洲民主当局指责这些书籍“抹黑了苏联”。听到没有？“抹黑苏联”！苏联需要抹黑吗？ 反观罗斯福这样的政治家，对斯大林很有好感。而丘吉尔是明知斯大林的问题而不说。那些左翼知识分子就是鼓吹斯大林和苏联的主力军。他们打着社会公正的旗号，以社会弊病的批判者的形象出现，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他们所开出的药方却比疾病本身更加糟糕。 只有奥威尔这样的人，才能够说出真相。而往往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是不受欢迎的。而那些左翼知识分子和校园做派在祸害了世界和社会并被证明错误后居然还享有盛誉。看看法国的萨特之流，在苏联的罪恶昭然若揭后还为苏联辩护。萨特之流是我们必须警惕和批判的。 美国之所以尚未陷入欧洲的处境，就是由于有一群非常坚定的保守派，或曰“右派”。他们是美国宪法忠实的捍卫者。他们在这次选举中支持了川普。 新的魔鬼大选结束了，共和党居然大获全胜：白宫、众议院和参议院都收入囊中。这是美国从1928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局面。也就是说，今后共和党的提案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畅通无阻。这样一来，福山（Fukuyama，著名政治理论家）所诟病的Vetocracy（提案总是无法通过，谁都可以否决，而谁也不能通过）在这4年将不再存在。 但是，这样是否权力过于集中？ 两个魔鬼胜过一个天使。让我们警惕川普和他的共和党人。 预测11月9日凌晨我做出了这样预测，让朋友们立此存照： 1）股市虽然急剧下跌到17,300点（DOW），但是明年到这个时候将上涨25%。（当然第二天就涨了） 2）全球化不再热衷，但是全球战略依旧。 3）奥巴马将以最愚蠢无能的总统载入史册。 4）中小企业发展，就业强劲。 5）基础设施和武装力量投入增加。（这是川普的政策） 6）IS彻底完蛋。 7）南海问题照常。 8）西方国家对川普的印象将迅速改善，西方将更加团结。 9）川普将很快意识到他的一些承诺是无法兑现的，比如流失的大部分工作不能回流。 结语：为了这次选举，很多华人踊跃参加，也因此意见相左，而伤了和气。这是正常的，这是民主的一部分。 美国和世界上有不少人会对川普的当选忐忑不安，一些人充满敌意。我相信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媒体的渲染。 我的一位法国朋友来邮件说：美国有新总统了，估计有很多美国人会移民到加拿大去吧？ 他是一位典型的法国人。美国人说：如果法国人反对，那么事情多半是做对了。我对法国非常尊敬，但是对最近几十年的法国不以为然。 放心好了，不会有几个美国人移民到加拿大来的，倒是会有很多中东的难民移民来。作为法国，不要担心美国人去哪里，还是关心那些穆斯林难民去哪里吧！ 竞选已过，那些由于观点而反目成仇的人应该意识到自己内心的狭隘。一些人虽然把民主挂在嘴上，但是却对民主的过程和结论拒不接受。这些人往往是前几天还在嘲笑川普，因为他不敢承诺如果失败他也接受。 你可以批判，你可以试图让制度更加完美，但是请和希拉里和奥巴马一样，接受这个结果，然后努力为你的理想奋斗。 不管你曾经支持还是反对川普，都应该团结起来，为社会公正而努力。

从自己看世界，还是从世界看自己？ 文：吕嘉健 我离开中国以后，很多人曾经问过我两个问题：为什么要移民？你对于失去的权益后悔么？ 我说：我希望在有生之年重新获得一些在别处生活的经验和见识，我想在世界之中重新发现我自己，在远离中国的地方学习和经验我在中国得不到的东西，将我从书本上获得的智识转化成一种活的感受。果然我打开了我的心性视野，update了我的整个头脑，改变了视角之后我学会了反思。我看智慧重于金钱，再说我对在原地踏步做的事情已经清晰地看到了可见的将来，不可能再有任何令人兴奋之处。 其实当时我深知我的移民不会有激动人心的前景，当时仅仅记得一句话：“中年移民没有什么幸福可言。”到澳洲后，很快就听到当时澳洲的移民部长安德鲁说：“移民不仅仅是一个事件，还是一个过程。”后来更深切体会到那句话端的不是空言。 今天我对这耐人寻味的关键词“过程”的理解就是“渐入佳境OR NOT的转变”。它包括生活方式的转变，身份认同的转变，看待问题和事情之视角的转变，还有融入主流文化的转变。 作为移民来说，会从秉持着原住国的文化身份与思想方式，过渡到入乡随俗、逐渐学会运用移民国的价值观来看问题，这样就会逐步具备一个包含或融合双重价值观的精神结构。只要你的观察视角多样化，善于调整单一立场，在比较之中，学习掌握更开放的视野思考问题，为了公正和平等，你会愿意以一个世界公民的身份和兼备根性与殖民性的思想来看待一切。我发现，进化了的移民更讲道理，更有现代性。你会既从自己看世界，也会从世界看自己。—— 不过我同时发现，中国移民整体来说，在转变方面表现得不那么出色。 中国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从历史至今天，是一个极少移民进入的国家，这无疑是一个缺陷。基本同质、同源的人口结构所构成的社会，会变成一种思想老化和精神单一的集合体，习惯于高度统一，更喜欢中央集权和天下一家，不接受分权和自治。其内部没有世界不同文化的多元化冲突，则缺乏作为反对派存在的思维方式和合作式的个人主义文化人格，从而缺乏自我更新的激素，也会失去对外部世界的包容性。这个心性带来的一个固执便是：只愿意从中国看世界，不需要从世界看中国。 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太多人，历史和文化过于久远绵长，太大一統，那么带来的影响力是什么呢？使到一般的中国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固我”之价值观和思想方法。即使作为移民，中国人只是把家搬了一个地方而已，用一句中国人熟悉的成语来表达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这种状况美其名曰是“对老家的忠诚”，坦率而言是“对发达世界贪图现实的功利”。吃着、占着东家的，不为东家的宪政输诚，这是对历史的依恋和对当下处境的背叛。从自我的精神质量来说，依然保留着过去单一的价值观底色，这是保守的另一种特征。 整体而言，中国人既开放，又依然相当保守。虽然西方人对中国了解很少，但是他们的知识和思想没有固置的障碍；中国人对西方的知识很多，但是中国人的思想和智慧的空间相当狭窄，心中只有“中国”和“中央”的观念，还没有同时养成用世界眼光看问题的习惯。中国人习惯“从中国的立场看世界”，而西方人的惯例是兼顾“从世界的立场看自己”。这是根本的区别。 举个例子来说：中国人一直认为中国美食世界第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习惯开口就说中国菜最好吃。其实平心静气地了解事情的本质应该是：一个世界公民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美食，没有这个概念。说到趣味无可争辩，美食之美是对享用者而言，他从小习惯的和醉心的食品就是美食，各花入各眼。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例如说澳洲人最喜欢的是围炉啤酒BBQ，我想全球人民都会盛赞澳洲的牛羊肉吧，但是澳洲人不会说澳洲美食世界第一。澳洲还有龙虾、雪蟹、大虾等等精品海鲜呢，你让他们放弃虾蟹牛羊去欣赏佛跳墙和满汉全席？想都别想。我看过无数的烹饪节目，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陶醉于自己的菜肴，各地域、各民族都有自己很出色的美食，对于他国、他民族的佐口，偶尔尝个新鲜罢了，持开放性的立场。——这是一个并不矛盾的观念：最喜欢自己传统的美食，但不说自家烹饪世界第一，会适时地品尝异域各种有趣的美食。从世界的立场看自己的极品，知道这仅仅是太仓一粟罢了。 从美食联想到文化，道理一样。我的意思是：人不排除适当地自恋，然而更需要时时看过他者之后再来重新反思评估自己；从全球看自我，知道自己的斤兩、位置和应取的份额；从自我看全球，以同情之心获得平等的立场。在此基础上谈判合作。“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篇》）有普世价值观则不会意、必、固、我，自然会有妥协之心，有智慧者则由此“极高明而道中庸”。 中国人传统的目光一直都是向内看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中国之外皆王八！这个问题在今天格外重要：今天中国强势走向世界，改变了韬光养晦之政策，大家都急不可待地看着扬眉吐气和民族振兴的一天之到来，国家老大也说过，现在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候了！可惜这个引导，弄得许多人沾沾自喜于世界第一的感觉，其实真正的水深在哪里，关键时候的较量又在哪里，一头雾水哪。如果一国民众被冲昏头脑不知道在振兴的过程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则总是与世界发生冲突而永远只会归因于他者。封闭的时候从固置的自我看世界犹自可，在立体竞争的全球化时代，还是继续从自己的立场看世界，就没法理解别家的和公共的立场，看不清整体大势，变成不讲理和不遵守国际惯例也不自知了。这是今天极大的问题。—— 人走出去了，思想还在原地不动。 再举例子来说。现在很多中国人在西方鼻子已经翘到天上去了，看到欧洲城市老化，街道狭窄，就不无鄙夷地嚷嚷，比咱北上广差了多少层次了！我们二线城市的景观也可以跟紐、伦、巴媲美。西方不就是一大农村么？这是一种言论。另外一种想法是，今天相当大一部分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常态就是不带钱包，不带信用卡，就可以完成生活中所有的支付，这在美国许多地方都还无法实现。中国已经超过美国了！中国人的钱太多了，为什么就说西方是富国，咱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呢？这个地位要倒过来！还有一种激动人心的聊天就是，我们在南海建岛，在非洲扩展，在西方收购他们的资产，我们准备控制那些海域，支配他们的资源，将来把国际航道封锁了，重新改写世界经济和军事霸权的历史，现在暂时还和美国平分天下霸权，很快就是我们说了算了，等等。 这种眼光就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说的：“‘世界的中国’”意指把中国置于世界全局，找到坐标，自我定位。‘中国的世界’则指以我为主，着眼中国利益和战略目标，去塑造世界的未来。（苏格：我们如何看世界，听听国际问题专家怎么说，新华社，2016年04月16日） 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则这样说：“鸦片战争后很长时间里，中国人看世界目光主要盯着西方发达国家，心里主要想着如何比肩、超越。在新形势下，中国人应该如何看待世界？首先是‘立于’中国看自己；其次是‘迈出’中国看世界；再次是看世界的过程也是世界在看我们的过程。”（同上） 这些中国智库说话的潜台词是：我们在打量整个世界，中国要重新安排世界秩序，至于世界看我们，就是“世界期待着中国”！王义桅说，“中国现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在摆脱过去历史悲情的同时，更需要跳出认识的局限和束缚，增强中国传统文化胸怀天下的责任感。”言必称“中国”，而没有世界立场的大国其实成不了强国。 我想这无论如何都是另一种封闭性的思维方式，没有任何智者和成功者考虑问题总是从自己看外界的单一角度来自我激动的。智库们口口声声都是“中国的大战略”，但是他们始终没有一个居于世界秩序的立场反思自己的视角！没有从世界既有格局和制度规则看待自我融入与合作的思维。 遵照既有的世界规则逐渐融入与合作是一个学习和适应的漫长过程，而不是一冲出去就想改变既有格局的挑战架势。有两种进入新世界的方式：一种是强势挑战，一下子使自己成为人人的敌人；另一种是在其中逐渐成为有智慧和贡献的影响者，为世界大家庭带来新的活力。首先需要将既有合作方式娴熟掌握了，成为其中的专家、大家庭的一分子，成为世界制度和规则富有创造性的领头羊。这个过程是逐渐在广大的范围内一点一点地贡献自我优质的正能量，并不是仅仅凭着有钱而争夺话语权的思维。 走到世界之后，为什么最需要“从世界看自己”而不是“从自己看世界”？因为对中国来说，首先是去掉一直挥之不去的怨恨报复心理，这个积怨心理已经压抑了一百多年，从自己看世界，就是脱不掉从固有的怨恨心态看问题的潜意识。仇恨是一剂毒药，积怨加不服气，会使一切事情都变质。从世界看自己，会看到世界不再是过去粗糙野蛮的丛林时代，特别会看到在西方以及多元现代化的世界里，有一个发展了几个世纪的现代化的内在惯例和思维惯性，这个惯性已经成为大世界中很多人的文明心性。即使是多数进入西方世界的第三世界族群，也在根子里很接近西方文明铸造的现代化。理解他人是合作的前提。 这是在校正差距，以普适规则看自己，发现自己不合适的地方，反思是什么原因，努力进化。你必首先属于世界，才能让世界认同你。认同可以产生和谐和默契，如果不能认同，一定会总是在冲突中受到很大的限制，代价很大，且不说能够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了。为什么不能认同呢？有些人和民族是不愿意认同普适规则的，即使在世界中央，他还是要“从自己看世界”，要求世界适合我，在他而言，特色比普适重要。这有可能是“自我过度强大”，有可能是“自我仍然封锁”，转身很难。 二 关于挥之不去的封闭性，我尤其看重的是普通中国人看问题的思维心性，多数人的心性是最后决定整个国家民族价值观的影响力。我举一个普通的例子：我看本人故乡，整个省的知识分子，在中国一流的思想网站和智识分子圈内，几乎完全没有参与的热情和资格。我看过那么多的网站和大事、思想类的热门讨论，几乎没有广西精英的声音！而且我发现，广西人似乎不大浏览广西之外的互联网站。中国之大，只是看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就满足了，没有精力和兴趣关心本家之外的世界，遑论全世界？我想这种情况全中国很多地方的人们可能有共同的心性。这个细节很有典型性，这是自足的保守狭窄，和自满的封闭和低层次，连从自己看世界的基本层次都做不到。 我想，智库们和普通人的思维方式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心性，这样的心性决定了他们共同的文化观念。心性的半径有多大，思想的边缘就有多大；心性的逻辑方向是怎样的，他们的思想就只能走到哪里。而且价值观情感总是左右着人的理智。 我们需要冷静地反思。在一个信息社会里，我们可能还是生活在一个农村社群的心理环境之中：我们只与熟悉的人打交道，而且我们熟悉的亲朋好友乡亲同事圈子已经足够丰盛，我们无暇应对更广大的外围信息。圈子本身的固置决定了我们精神层次的固置：即使我们参与讨论世界局势，但是我们却是用小家子气的自我精神尺度来幼稚地理解这个世界。这是单一地“从自己看世界”的后遗症。 由此发现：我们一直都是生活在自我日常经验的反应式之中，我们缺少的是超越性的思想；我们依然只有狭窄而热闹的熟人社会生活，但是我们缺少思想精神生活。物质过度充塞我们的心灵固然是一层障碍，而过度熟悉而实际的人事关系圈子也会阻塞我们思想的超越性。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实际的思想能力和精神范围只是和我们的实际生活圈子等同。 这种状况生成了我们“只能从自己看世界的思维方式”的认知图式，在这个信息社会里，我们不可能不关心全球化，全球化天天在冲击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无数刺激性的信息在冲击着我们的感官和大脑，但是你的观察范式和思维方式却在被固置中没有获得进化。一个人的感知方式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进而决定了他的精神能力。为什么大城市、国际大都市的人们会具有更全球化的反应方式和精神层次呢，因为他们的社会关系是“全球化的”。人们的社会关系圈子的质量决定着他们的信息品质，同时决定了他们所担负着的事业使命，决定了他们关注主题的重要性。当你和来自全球的移民或者走遍天下的精英们一起共商事务之时，你同时使用着“从世界各种角度看自己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 这就是说，从自己看世界这个“自己”可能是一个“小城心态的自我”，也可能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中的世界公民的“兼容并包的自我”。即使你每天都关心世界大势，但是如果你只有一个“小城心态的自我”，那么你只会更多地采取“自卑情结”进行防卫，或者用自恋情怀对优质的他者加以拒绝。越是小地方的人越会被实际经验制约，越是如此他们越是缺乏通过高级阅读和深度思考来更新自己精神世界的压力和冲动。 即使在一个国际大都市里，从传统文化过来的社会依然有强大的制约力，有很多人依然在一个固置的熟悉的小圈子里保持着自我的优越感，习惯了只是在经验范围和传统心性中按照熟悉的知识和思维方式来工作，这种人同样会是大城市中的“小城心态的自我”。他们主要的思维方式也是仅仅从自己看世界，不习惯从世界各种角度看自己。“由于他的不安全感，他从未把他的兴趣扩展至他最熟悉的少数几个人之外。他怕跟别人相处时，他就不能再依照他习惯的方式来控制局势。”（阿德勒《自卑与超越》，P49） 有一种典型的情境值得分析：当遇到强大的外来挑战时，从自己看世界的心性方式也会产生自卑情结。阿德勒说：“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以自卑感为基础的。”又说，“对优越感的追求是所有人类的通性。” 自卑感总是造成紧张，故争取优越感的补偿动作必然会同时出现，但是其目的不是在于解决问题。阿德勒说，这种态度在对公共场所怀有恐惧症的案例中，表现出一种信念：“我不能走得太远，我必须留在熟悉的环境里。”（《自卑与超越》，P48） 阿德勒讲述过一个故事情境，以象征自卑感的三种表现方式：有三个孩子被带到动物园去，当他们站在狮子笼面前时，一个孩子躲在母亲的背后，全身发抖地说道：“我要回家。”第二个孩子站在原地，脸色苍白地用抖动的声音说道：“我一点都不怕。”第三个目不转睛地盯着狮子，并问他的妈妈：“我能不能向他吐口水？”事实上这三个孩子都已经感到自己所处的劣势，但是每个人却都依他的生活方式，用自己的方法表现出他的感觉。（《自卑与超越》，P46）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象征。除了躲避、口头勇敢之外，吐口水的方式也是表示自我保护，在害怕之下可能会表现出逆反心理。但是他们共同的问题都是仅仅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或者优越感，并没有调整自己的心性来获得一种冷静的平衡。障碍始终还在自我的心理，因为被自我的恐惧完全笼罩住以后，失去了从周围环境看待自我的能力。 归根结底，从自己看世界还是从世界各种角度看自己的思维方式表现了人们精神能力的本质心性，在这个世界上，有时是环境促进动机，有时候是目的促进行动，有时候则是“能力”决定目的和动机。有能力者才会做与此等能力匹配的事情。能力同样是“禀赋效应”。 长期在一个自足-满意的内向环境里固置生活的人，为了保持优越感，便不想向外发展，一旦进入到一个自己不熟悉的人和环境里，强大而迅疾的挑战性会接二连三地毁掉其优越感，而导致他内心里充满了自卑情结。但是一旦他具备了向外扩张的能力时，他可能还没有改变其禀赋习性，走到外部世界时，还是习惯了从自己看世界的心性，归根结底无法与人合作。 总是从自己看世界会在过度自尊的外表下掩藏着自卑，不愿意接受广大世界普世价值的观察方式；从世界看自己才可能产生超越感，视野开阔才不会固我，不会小家子气。这是一种世界观的认知图式，是在潜意识里主导我们的意识观念的。 总之，任何人都会首先从自己看世界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人类的自私本性。然而一个民族中越多的人们同时采用从世界看自己的范式，整体公民所表现出来的“民意”会比较理智，则这个民族才会兼容并包，善于合作。只有当你的思想和想象力抚摸过更大的世界，你才会变得豁达和通畅，消解掉仇恨心，善解人意，超越早期历史经验和狭小环境的局限性，置换一个不断更新的头脑，这样的人们才会获得公共理性。 注：本文转载自爱思想网站。

义和团、红卫兵和华人川粉 文：吴菊生此轮美国大选，精彩纷呈，就中国视角而言，当以大批华人深度介入最为亮眼。众多的来自大陆的华人第一代移民，以前所未见的勇气和热情，奋不顾身地投入其中，堪称美国大选的一道别具风情的靓丽景象。其间，令人诧异，大跌眼镜之处颇多，不胜枚举。华人川粉的疯狂表现已经让很多人联想到百年前的义和团，以及五十年前的红卫兵。他们到处串联，各种名目的“战斗队”如雨后春笋（美国各州都有此类组织），如潮涌来的传单乃至谣言，不绝于途（包括动不动搞个“十六条”跟文革一样）。也许，中国人“政治癫狂症”五十年一发作的时间周期又到了。不巧的是，这回选择了美国大选做为战场。我在网上看到一位朋友发了这样的帖子：“今年是文革50年。在这次美国大选下的华人社区里，我隐约看到了文革的影子。我们有个人 崇拜：In Trump We Trust!不管他有什么样的人格，不管他做过什么，不管他说过什么，我们义无反顾，他是真理，他是道路。我们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Clinton, Bush家族为代表的民主，共和两党的上层精英后台和Obama当局。他们正在把美国引到邪路上去。我们有反动文人：几乎所有的大牌正规媒体都是。他们竟然一面倒地不支持Trump.我们有红卫兵：华人社区里的川粉和他们的同盟军。这里“川粉”是他们骄傲的自称，有公开发布的“川粉动员令号”系列为证。我们有红袖章：红字白底的 “Chinese-Americans for Trump” T-Shirt；我们有串连夺权：我们呼啸而来，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微信群。我们满腔热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们有自己的宣传平台：微信就是我们的战场。我们有自己的草根理论家。我们的文章气势磅礴，耸人听闻，造谣传谣，只及几点，不顾其余。为达到我们伟大的目的，我们可以不择手段。我们有大标语：高速公路旁有我们的广告牌。天上时时飘过我们的誓言：Chinese Americans for Trump。我都有点糊涂了：我们是在文革时的中国，还是在二十一世纪的美国？我们是十几岁的懵懂少年，还是学有所成，有点资产，有点社会地位的青年，中年，老年？我希望我看到的只是一个影子，一个即将消失的幻影。”我不知道上述文字何人所写，但相信所有身历其境的华人朋友都知道，这种描写是真实可信的。我曾在一个美国微信群看到一幅图片，在一次川普本人出席的竞选造势大会上，一个华人女川粉站在川普身边，右手高举，打出标准的希特勒德国法西斯手势。在一个集体主义社会的土壤上，只要气候合适，很容易生长出这类“恶之花”—极端政治狂徒！这类华人几乎全部来自并且生长于中国大陆。在此我不打算细究华人川粉产生的具体原因（我的《为什么华人精英右翼多》一文已有论述），单单就这种极度夸张的表演，就已经让世人不免心生忧虑：难道中国人真的不适合搞民主？川普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通过左中右各类媒体的实况报道和无情“挖掘”，世人皆已知晓。他的名言之一：“我就是在纽约第五大道朝人群开枪，他们也会支持我”（可见此人之极端和狂悖）。当然，川普的这些话主要是对他的“白人支持者”说的。美国社会确实有一大批“怒气冲天”的白人中下层失意者，在二十世纪以来上演的全球化大潮中“失”去了很多。此中虽有资本的因素，但也不能排除其自身的不求上进。他们中有的人真的很“蠢”，受教育不够，大多高中以下，智商也确实够低，分不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唯一能煽动他们的就是那些夸张的种族主义言论和情绪，这在美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当年的“排华法案”就是如此来的，其后的三K党也是这种思路，川普不过是再次祭出这面旗帜。斯事而已，岂有他哉！可笑的是华人川粉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再不济的也是一个大学本科，硕士博士多如牛毛，且不乏博导教授之类。一个显而易见的“种族主义者”竟然博得如此掌声，令人叹为观止！政治智商低的真是没商量。看到一个数据可以说明问题：亚裔中川普支持者16%，但华人高学历川普支持者竟高达70%。这些华人川粉中不乏曾经的普（京）粉，在尊崇服膺强权强人这一点上两者是相通的。更有甚者，还有一些好事的华裔学人，给川普“戴”上了一顶“保守主义”的高帽，以便名正言顺、气壮如牛地支持其人。这种实用主义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良知”都没有了，谈主义还有用吗？华人啊华人，哪天你们不再把那些“主义”真当一回事，你们才能真正获得自由！需要强调说明的是，在整个亚裔族群包括华裔族群里，川普支持者是少数，全力支持他的华人第一代移民也大都属于在其母国受过完整洗脑教育的那一部分所谓“精英”。众多的来自全球各地的华人移民是反对川普这样的“种族主义者”的。中国“精英”跟世界主流精英的巨大差异说明了哪些问题？这种差异跟“喝狼奶长大”有什么关联？这些都只能留待以后去解答了。一百年前的义和团（包括红灯照—华人极端女川粉一如其先辈）最终没有得到好的下场，虽然他们“紧跟”西太后不动摇；五十年前的男女红卫兵同样没有好果子，虽然他们“紧跟”伟大领袖不眨眼；可以预料，今天美国大地上的华人川粉对川普大人的“忠心不二”也绝不会有令他们满意的结局（美国是现代文明社会，性命自然可保无虞），无论川普能否梦圆。寄希望于华人移民第二代！http://hx.cnd.org/files/2016/11/cp.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