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十）文：林炎平 “给我一个立足点，我就可以撬动地球。” ——阿基米德 第六章 思辨精神——质疑、探索和真理（下） 在华夏，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在学术上开放自由的时期，对于这一时期，我一直怀着特别崇敬和好奇的心情。这是华夏在哲学上唯一的春天，后来就一直是秋冬了，不同的只是深秋、初冬，还是严冬。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毕竟太短暂了，即便在绝对时间上还不能算太短暂，其留给华夏哲学家思辨的时间也是不够的。但是无论如何，那是一个我们必须景仰的时代。 只是，那个时代并未产生类似古希腊的学术。古代华夏并非没有哲学，只是其从一开始就更像是宗教和道德的附庸。换言之，古代中国的哲学还没有成年，就成了宗教和道德的童养媳。或者说在古代华夏，哲学还没有在思辨的艰难旅途上走多远，就一头栽进了宗教和道德的怀抱。当后来华夏的宗教和道德本身也沦为权势的附庸之后，哲学的境况就可想而知了。于是古代华夏的思辨先天不足又后天不幸，导致了辨有余而思不足。华夏古代的一些辨论文字，可谓十分精彩，但却有本质的缺憾。 “老庄哲学”是古代中国在思辨领域最为杰出的代表之一，也被当今一些国人推崇为可以与西方匹敌的关于认识自然的哲学。不妨在这里对比“老庄”和古希腊哲学家的不同。 老子的生平不易考证，传说他的生卒年代是公元前600年左右至前470年左右。《史记正义》这样记载：“老子，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名耳，字伯阳。一名重耳，外字聃。身长八尺八寸，黄色美眉，长耳大目，广额疏齿，方口厚唇，日月角悬，鼻有双柱。周时人，李母怀胎八十一年而生。”可见，他的130岁寿命值得商榷，完全不可置信的是老子的母亲怀了他81年他才出生。 庄子（约公元前369－286），名周，其著作《庄子》被誉为“天下第一奇书”，其中《秋水》篇又被人们公认为《庄子》中第一等文字。作为《秋水》篇中一则著名故事——《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实在精美绝伦。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此文意思是，庄子和惠子一道在濠水的桥上游玩。庄子说：“白儵鱼游得多么悠闲自在，它们很快乐。”惠子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的快乐？”惠子说：“我不是你，因此不知道你是否知道鱼的快乐；你也不是鱼，因此你也不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还是顺着先前你的话来说。你刚才所说的‘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的话，就已经先肯定了我知道鱼儿的快乐，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是在濠水的桥上知道鱼儿快乐的。” 极其精炼的语言，几乎通篇的对话形式，以子之矛陷子之盾，把辩论推向高潮。庄周的狡谲，惠施的机智，跃然纸上。双方的敏捷思路和睿智谈锋令人拍案。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庄周在最后有诡辩甚至耍赖之嫌，且手段并不高明。 但是，从这机智和狡谲的辩论中得到的仅此而已了。庄子和其他诸子的文字更倾向于文学和伦理，在语言和修饰上充分注重，而对于规律和本源却缺乏深究，这样的雄辩依然远离科学意义，而对此的津津乐道更阻碍了向科学的升华。庄周惠施的辩论和古希腊的思辨之间的不同，折射了华夏哲学和古希腊哲学的巨大差异。 在古希腊，哲学家绝不会满足于信口开河一些陈述。他们的思辨，充满着理性和智慧。在那些光辉夺目的古希腊思辨中，我们可以随手拈来一些例子。 在庄周和惠施辩论鱼的快乐之前很久，毕达哥拉斯学派中的一位小师弟证明了2的平方根是无理数。这个证明应该所有读过高中数学的都看到过： 命题：2的平方根不是有理数。 证明： 如果√2是有理数，则可表达为√2 = b/a，其中a和b是自然数，并且没有公约数。 那么，b2=2a2可知b2必是偶数，于是b也是偶数，并可以表达为b=2c，其中c是自然数，于是4c2=2a2，亦即a2=2c2，所以a是偶数。 至此，a和b都是偶数，它们有公约数2，这和原假定不符。因此，√2不可能表示为b/a，亦即，√2不是有理数。 这个狡猾的证明透射出的逻辑力量和智慧光彩在今天的大学课堂上也博得喝彩。 欧几里得对于有无穷多个素数的证明进一步展示了其思辨的伟力： 命题：素数的个数是无穷的。 证明： 假定素数的个数是有穷的，一共n个，其中Pn是最大的素数。可得n个素数的积： P1XP2X……XPn＝S 现在考察正整数 S+1。如果其是素数，那么显然大于Pn。如果其不是素数，那么肯定可以被一个素数整除，但是这个素数一定不是原来n个中的任何一个，因为原来n个素数中的任何一个被用来做除数都有一个余数1。 因此，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存在着比Pn更大的素数，因此我们最初的假定不能成立。所以最大的素数是不存在的，亦即，素数的个数是无穷的。 简洁明了的证明所隐含的思辨和逻辑的力量令人赞叹不已。这样的思辨和庄周的截然不同，前者是理性的思辨，而后者是艺术的争辩。在严谨的推断和简单的猜测之间的差距大概就是“思辨精神”。这不能简单地称为“差距”，而是“鸿沟”，一条人类思维和理念极难跨越的鸿沟，不妨称其为“古希腊鸿沟”。只有古希腊人跨越了它，而且跨越得如此优雅和轻松自如。我一直为这样充满智慧的逻辑所折服，不禁赞叹，这是何种伟大精神引导下所创立的人类思维的典范？ 以上所举出的和此后要举出的仅仅是古希腊“思辨精神”一些极少的事例，它们就像是我们在一个巨型仓库门口窥见几件随手摆放的巨大兵器，那不可思议的尺度和重量令人困惑：那些打造了这些兵器并且可以潇洒挥舞的到底是什么人？那满库尘封的兵器到底还有多少？ 庄子的《秋水》也很容易令人想起古希腊的芝诺（Zeno of Elea）悖论。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了芝诺悖论中的一个，即阿喀琉斯无法追上乌龟。另一个就是所谓的“二分法”，芝诺用其证明了运动的不可能性：如果一个运动要从始点抵达目标，那么它首先要抵达一半的地方，为了抵达这一点，那么还要首先抵达一半的一半的地方，依此类推，有无限个这样的点要首先抵达，这有限的运动物体，怎么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克服这无限的必经之路？不仅抵达终点不可能，而且实际上连任何一个距离的运动都不可能，因为任何一个距离都可以再被分作无限的1/2的数列或者级数。于是，任何运动都是不可能的。 从技术上说，芝诺的问题现在已经可以用微积分的方法解决，但是在芝诺的时代，距离现代微积分的诞生还有两千年的漫长时光。而芝诺所架构的“诡辩”，实际上就是后来微积分要克服的困难和解决的问题，亦即，在无限的过程和有限的空间之间的矛盾。毫无疑问，芝诺悖论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正是这显然的错误结论和严谨的逻辑所构成的两难将哲学置于必须直面的境地，这样在严谨逻辑支持下的“荒唐”结论恰恰构成了迫使哲学家不得不接受的严肃挑战。芝诺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困扰了世世代代的哲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家，从某种意义上深化了无穷和极限的争论和研究，促使了微积分的诞生。 今天所说的微积分是英国的牛顿（Newton）和德国的莱布尼兹（Leibniz）不约而同在18世纪发明的。但是，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两千多年前，阿基米德就已经非常接近了微积分，而且运用“穷竭法”计算出了球面积和体积。他得到了现在用积分才可以求得的球面积和球体积的解析解。阿基米德也运用“穷竭法”计算了圆周率，尽管圆周率的计算相对于球面积和球体积的计算要容易很多，但是阿基米德的圆周率计算方法是开创性的，他的记录直到700多年后才被南北朝的祖冲之（公元429－500）打破。祖冲之使用的方法“割圆术”有点类似阿基米德的“穷竭法”。 古希腊人对于理论和方法的重视远远超过具体数值。比如古希腊人对√2的具体数值并不感兴趣，他们重视的是寻找表达完美的√2的方法。对于阿基米德来说，计算圆周率主要是为了检验他的“穷竭法”，因此在他引以自豪的成果中，并没有圆周率的计算。阿基米德按照古希腊的概念，很可能认为对于哲学家来说计算圆周率是一种“蓝领”工作，既然方法已经有了，无非就是大量重复的计算而已，因此圆周率只是自己随手拈来的副产品。 过去我也“愤愤不平”：阿基米德你也太牛了，凭什么一个自己都不在意的副产品就把世界给镇了？毕达哥拉斯你也太不够意思了，要不是你，这定理不就算是华夏的了吗？古希腊你也太欺负人了，本来很壮观的华夏，有你在就没法提了。 说到庄子，我们应该知道他的无限可分的思想。这也是华夏的骄傲，他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其朴素的无限可分思想很有意思。但是，实际上一尺的木头棍子在这样“日取其半”不到一个月就不再会是木头了，因为那时就已经到了原子的尺度，远远小于了构成木头的最小组分，即分子，于是木头就不复存在，更不可能继续分下去。古人不知道分子和原子，这点我们不能怪庄子。不管如何，无限可分的思想还是值得称道的。 这也令人想起比庄子早一百年的古希腊德谟克里特提出的原子论。古希腊的原子论认为万物都是由最小的不可再分的物质组成的，这种物质就叫原子。在古希腊时代，完全不可能用实验证明原子的存在，这一杰出的思想将在两千多年后才被实验证明。原子确实存在，只是原子还不是最小的物质存在形式，其依然可分。现在看来，物质并不能无限可分，不管是否最终如此，古希腊的原子论无疑是人类伟大思维的一个杰出代表。这是一个对于世界本源探索的巨大创举，是古希腊思辨精神之伟大的一个例证。 古希腊人的思辨，当然不仅仅限于身边的事物，他们对于别的民族认为神圣不可触犯的天体也绝无畏惧，显然认为“思辨精神”是普适的，甚至“天堂”也不能例外。 太阳和月亮俨然天上的主宰，有许多美丽的传说。在古代中国有夸父追日、嫦娥奔月。那时国人也许并不完全相信太阳和月亮的确如同传说中一样，但也并无兴趣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然而古希腊人不这么看待这些似乎非常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而觉得这些都属于应该并且可以被认知的。于是，他们要看看这些天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古希腊人并不憧憬什么月宫嫦娥，他们的神就住在奥林匹斯山上，和他们很近，而且习性也差不多，都有人的缺点。既然太阳神就在奥林匹斯山上，月亮自然也不会远了。 于是，古希腊人的思辨就自然而然地涉及到了天体，阿那克萨哥拉不恭地认为太阳不过是一个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大小相仿的燃烧着的石头，比此更进一步，阿里斯塔克（Aristarchus，公元前310－230，图10-1）科学地测量了太阳和月亮对于地球的相对距离，计算了它们相对地球的大小，其方法让人拍案叫绝：当月亮正好呈现半月的时候，他测量了月亮和太阳的夹角，得到的结果是87°。这时的太阳、地球和月亮正好形成了一个直角三角形，月亮所在的角是直角。于是，月亮和太阳对于地球的相对距离就可以计算出来了。由此他算出地球和太阳之间距离是地球和月亮距离的20倍。当然由于当时的观测精度不够，这个结果误差比较大。正确的结果，由于月球的近地点和远地点以及地球的近日点和远日点的缘故，应该是角度在89°50’31”和89°51’48”之间，从而距离比在362和419之间。尽管误差难以避免，但是阿里斯塔克的方法是完全科学的，其结论也是很清楚的，亦即，太阳比月亮要远得多。由于太阳和月球圆面的视角相差无几，因此，太阳也一定比月亮要大得多。 图10 - 1 阿里斯塔克（Aristarchus） 阿里斯塔克还继续用月全食时地球阴影掩盖月面的时间计算了地球和月球的相对半径，他得出地球半径是月球的三倍，这已经和实际的3.66倍很接近了。因此，太阳也比地球大得多。这些结果很自然地导致了日心说，因为，小的物体绕大的物体转动显然更加合理。阿里斯塔克提出的日心说是如此地超越时代，这个学说在沉寂了1700年后在文艺复兴中再次被提出时，其掀起的轩然大波撼动了所有权威者和普通人的思想。 阿里斯塔克的观测和计算的结果本身已经非常伟大，更加值得称道的是驱使这样的观测和计算的思辨精神。我一直在考虑阿里斯塔克的办法为什么别的民族没有想到使用。诚然，如此大智慧并非谁都具有，但更重要的是勇气和精神。我们不妨把思辨称作理性至上和具有勇气的思维。许多民族把自己的思维禁锢在宗教和世俗的天地中，束缚在权势和功利的囹圄里，自然不会有这样的大智慧。 古希腊人认为宇宙万物按照一定的规律运行，并坚信这些规律是可以被揭示和认识的。比如，毕达哥拉斯确信宇宙间存在一种神圣的以数为基础的规律。毕达哥拉斯学派被称作有宗教色彩的学派，但其并没有后来的宗教那些特征，而是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认识世界。 这些思辨和实践，使得古希腊人更加坚信理性高于一切，自然和世界可以被认知，可以被理解。欧几里得的理论更告诉了人类，世界的认识是可以被演绎的，亦即从有限的知识出发，仅仅通过逻辑演绎就可以得到从前未知的知识。欧几里得把前人和当时的几何研究成果按照非常独特和完整的方式整理成书，亦即举世瞩目的《几何原本》。此书历经数千年，至今仍然是课堂里教材的直接蓝本。欧几里得几何是古希腊思辨精神的杰出典范，她不仅仅告诉人们世界是可以被认知的，而且告诉人们，这个世界可以从一些基本的公理通过演绎进行认知。这样的演绎是人类思辨精神的登峰造极之作。 当世界上所有其它民族都没有大地球形的概念时，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公元前276－194，图10－2）却不仅知道地球是球形的，还计算出了地球的子午线和半径。他发现在埃及的塞恩（今天的阿斯旺）夏至中午的太阳可以直射到井里，旗杆也没有阴影，而在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的旗杆则有一段阴影。他推断，只有大地球形才会导致这样的现象。于是他测量了亚历山大城到塞恩的距离，用几何方法就计算出了地球的周长（子午线）和半径。其和现代的准确值仅相差1%，这个结果到了非常近代才需要修正。我相信埃拉托色尼的结果如此接近准确值应有幸运的成分，但是他的方法无懈可击，因此他的结果并不偶然。一千八百年后的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在试图向西航行抵达印度时没有采用埃拉托色尼的结果，哥伦布对地球的尺度估计太小，以至于他认为从欧洲向西航行抵达东方的距离更短。如果哥伦布相信埃拉托色尼的这个结果，那么他就不会把他抵达的北美认作印度了。当然，也许他可能就不会取道向西去寻找东方的印度了。 图10 - 2 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 也正是这位埃拉托色尼，创造了研究数论寻找素数的一种方法，亦即埃拉托色尼筛法，至今还是经典的研究数论的方法。数论是数学中距离实际应用最遥远的理论，古代数论没有任何实际用途，只有具有纯粹并且强烈的求知渴望才有可能将如此枯燥且毫无实际功利的学术进行下去。 和埃拉托色尼和阿基米德同时代的阿波罗尼（Apollonius of Perga，公元前262－190，图10－3）所研究的圆锥曲线在当时也“毫无用处”。阿波罗尼用想象的平面以相对圆锥底面不同的倾角切割圆锥，他证明了所得到的平面和圆锥的交线就是圆、椭圆、抛物线和双曲线，并把它们开创性地统一为圆锥曲线。他对这些圆锥曲线的研究已经非常接近在1800年后文艺复兴后期笛卡尔的解析几何方法。他用纯粹几何方法对圆锥曲线的研究水平之高超，就是今人也不能出其右。近两千年后，科学家发现所有的天体运行都遵照这些圆锥曲线中的一种，其实，任何物体在保守场中的运动轨迹都必定是这几种圆锥曲线中的一种。 图10－3 阿波罗尼（Apolloniusof Perga） 这种“毫无用处”的数学研究还将由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城的刁潘都（Diophantus，约公元200－284, 图10 - 4）进一步推进，这位当之无愧的“代数之父”将古希腊以几何为中心的数学研究扩展到了代数领域。这些伟大的古希腊数学家和他们的成果，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科学方法，使得古希腊当之无愧地成为数学圣地。 图10 - 4 刁潘都（Diophantus） 难怪著名美籍华裔数学家陈省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的是希腊，弥留之际他数次说“我要到……希腊报到了。”并用颤抖的手写下“希腊”。 世人通常把不实用的称作“屠龙之术”，由于世上无“龙”，此“术”便无用，以此嘲讽那些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学术。古希腊人不在乎这世界上是否有“龙”，他们本来就不求实用，更不急功近利，于是他们对“屠龙之术”乐此不疲。这“屠龙之术”被尘封了千年后，终于被后世人们领悟其伟力。当那些急功近利和立竿见影的“雕虫小技”都随着岁月淡出后，古希腊的“屠龙之术”的光彩却与日俱增，让后世人赞叹这和尘世和功利看来毫不相干的思辨精神居然具有如此伟力。 医学是检验一个民族理性的另一个直接的标准。几乎所有民族一开始都是从草药、咒语和宗教仪式中寻求对于疾病的治愈，但是古希腊从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377，图10－5）开始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医学。希波克拉底并没有一蹴而就地创造了一个现代医学，而是从理念上和精神上奠定了现代医学的基础。 图10－5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希波克拉底将医学导向理性，把丰富的经验和合乎逻辑的推理相结合，使古希腊的医学从此超越了经验积累的框架而成为科学。《医学史》作者卡斯蒂廖尼（Castiglioni，公元1874－1953）这样评价：“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意义并且可能是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因为它说明通过实验、实际观察和正确推理，可以得到极有价值的宝贵材料。”古希腊人大胆的合理假说、严谨的逻辑论证和苛刻的实验检验使得古希腊医学成为现代医学的源头。 从那时开始，古希腊人已经坚信，人类的疾病可以用有效的方法治愈，而不应靠祷告或神的干预。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尽管当时的医药知识还非常贫乏，但是由于有这样的思想作指导，古希腊人不迷信，而是用一种求真求实的态度来对待疾病。在下一章将看到，希波克拉底不仅从学术上奠定了西方医学的基石，而且在道德上给予了医学以普适的人道准则。 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自己也对动物做了很多实验，试图了解心脏和脑的功能。亚里士多德的所作所为在古希腊很普通，一个哲学家动手做实验或者研究数学是很平常的事情，这是中国古代绝看不到的现象。作为哲学家的亚里士多德所进行的生物学研究是如此意义深远，以至于后来的达尔文（Darwin，公元1809－1882）这样说：所有现代的生物学家都应当认为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这绝不夸张。 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城的希罗菲勒（Herophilus，公元前335－280，图10－6）被称作解剖学之父，通过解剖他对人的脑和神经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同样是亚历山大城的埃拉西斯特拉图（Erasistratus of Chios 公元前304－250）被称作是现代生理学的奠基者，他深入研究了神经系统。古希腊医学上最著名的则是后来的盖伦（Galen，公元129－200，图10－7），当时在政治上已经是古罗马时期，但是盖伦在文化上仍然属于古希腊。他出生在Pergamon，也就是前几章提到的在小亚细亚的古希腊著名城市，在德国柏林有着那里出土的很多辉煌文物。盖伦本人是一个很好的外科医生，更是一个举世无双的解剖学家，他是希波克拉底之后的古希腊医学的集大成者。他把古希腊精神完整地体现在了医学上，他把希波克拉底奉为他在医学上的英雄，把柏拉图作为他在哲学上的榜样。 图10－6 希罗菲勒（Herophilus） 图10－7 盖伦（Galen） 古希腊医学从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克拉底到公元2世纪的盖伦走过了600多年的历程，奠定了西方医学的基础。而这个时候，中国医学也基本上从战国时期的扁鹊（约公元前5世纪－3世纪）走到了东汉的张仲景（约公元150－219）和三国时期（公元2世纪－3世纪）的华佗。这段时间中国医学并没有详细的记录，很多基于一些传说，关于扁鹊和华佗也不例外，甚至连他们的生卒年都没有记录。 如同古希腊的医学体现了古希腊精神，中国医学也渗透了中国的世界观。传说和夸张，而不是严谨的实验证实，成了中医的一大特色。关于华夏“医圣”张仲景的记载寥寥无几，除了他的《伤寒杂病论》外，还有晋代皇甫谧（公元215－282）的《针灸甲乙经》序中有关张仲景为“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看病的记载：“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汤而勿服。居三日，见仲宣谓曰：服汤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也？仲宣犹不言。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其言。” 如果真的有一种医学可以在一个人20岁的时候就预言他40岁会出现的症状和死亡的准确日期，那么确实没有任何医学，包括现代医学，可以与之比拟。但是，这传说显然是捕风捉影毫无根据的。这样的离奇故事，加上对其的广泛传播和相信，说明了在中国普遍缺少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如此离奇传说，与其说增添了中医的光彩，还不如说从根基上摧毁了中医理论的科学可信度。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科学各个学科的基本问题，几乎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希腊创造了任何其他民族都难以望其项背的科学成就，但这还不是古希腊留给人类最重要的遗产，更重要的是她所创立的科学精神和思想方法，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公元前610－546）和阿那克西美尼（公元前585－525）的自然世界观，毕达哥拉斯的规律观，留基伯（Leucippus，公元前5世纪）和德谟克利特的还原论，欧多克斯（Eudoxus，公元前408－355）和阿基米德的数理方法，欧几里得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体系，亚里士多德的博物学方法，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实验医学体系，……这个名单可以继续长长地列下去。 以上是古希腊的“思辨精神”在自然科学领域的贡献，而正是由于这样的“思辨精神”，亦使得古希腊对于社会科学领域的贡献绝无任何一个其它民族可以企及。 古希腊对于历史的态度采取的是实事求是、忠实记录和认真分析。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425，图10－8）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395，图10－9）等历史学家，把历史的进程和结果不再归结于上苍的旨意，而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历史可以这样结局，也可以那样结局，这并非上苍的旨意，而只取决于人。换言之，是人创造了历史，而非上苍。 图10－8 希罗多德（Herodotus） 图10－9 修昔底德（Thucydides） 希罗多德对于荷马时期的历史和修昔底德对于古希腊古典时期的历史都采取了一种非常实事求是的方式和态度。尤其是修昔底德，他对历史事件采取了非常冷静的态度。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最终败在了斯巴达的手下，雅典的民主政治也成了牺牲品。十分热爱雅典和民主制度的修昔底德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修昔底德并没有让自己的感情左右他笔下的历史，他冷静地记载了历史事实，分析了历史事件结局背后的原因。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修史中，神意和夸张都不见踪影，他们没有给神的意志和干涉留下任何地位，也杜绝了轻信和夸张。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修史奠定了整个西方修史的基础。实事求是的记录和客观逻辑的分析，成为了日后西方修史的特征。 古希腊的艺术也浸透了古希腊精神，闪耀着思辨的光彩。至今都无法出其右的古希腊雕塑，体现着真实和理性，一扫人间的恐惧和愚昧。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悲剧，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无一不洋溢着理性和激情。情节的跌宕起伏、对话的充满哲理、批判的深刻和讽刺的辛辣，必然导致悲剧的震撼人心和喜剧的发人深省，让古希腊精神直接在民众中引起共鸣。在下一章中将看到，古希腊的戏剧和剧场是如何平等地将这样的理念传递给了每个公民。 由于思辨精神在哲学、自然科学、医学、历史和艺术的全面体现，古希腊对于法律和政治的深思熟虑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了。思辨精神在政治领域的成就必然是一个合理的政府和制度。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普罗泰戈拉在伟大的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执政时期访问了雅典，伯里克利对其非常欣赏，并且邀请他参与了雅典的海外定居地Thurii（现在意大利南部）的宪法的制订。让哲学家参与宪法的制订，而这些哲学家都是科学家，这样的事实，我们今天听起来都会汗颜。还需要我们对古希腊的思辨精神做更高的评价吗？如果说古希腊社会是基于思辨精神的社会，那绝非溢美。政治家对于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敬重，不能理解为习俗，而是基于理性的行为，是一个崇尚思辨精神的民族的必然选择。 古希腊人不相信仅靠上帝就可以将正义带给人类，对于古希腊人来说，神和他们一样，有着与生俱来的缺点，也在艰苦地寻求正义。古希腊人需要神在道义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安慰，但是他们把正义的实现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把道义的重担义无反顾地挑在自己的肩头。他们相信，他们肩负着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神也无法分担。亚里士多德在政治上对于三权分立的设想很大程度上基于思辨精神：在直言不讳人的缺点的同时，也相信人的能力和智慧，在它们之间，必须有一种平衡和制约。三权分立的政治理念体现着古希腊的智慧、理性和勇气。柏拉图认为只有合格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才有可能成为合格的统治者，亚里士多德更进一步，认为即便如此也必须要从制度上对于权力进行限制。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正是这伟大理性的实践。 古希腊在“思辨精神”指导下的哲学和实践，使得古希腊文明在实事求是和逻辑思辨中成为了人类思想的典范，在与科学和理性的结合中成为文明的指南，最终走向了科学和民主的广阔天地。 今天人类的科学和社会进步被深深烙上了古希腊的痕迹，携带着古希腊的基因。如果没有古希腊的精神传统，科学将不复存在，世界也将面目全非，人类将不可能拥有如今的精神和物质成就。 阿基米德在他的时代并没有找到可以撬动地球的立足点，但是阿基米德和古希腊给人类留下了伟大的思辨精神和理性的梦想。人类今天已经可以翱翔蓝天，过去对人类是遥远梦想的飞翔已经成为现实；人类已经可以治愈绝大多数疾病，很多曾经的不治之症已经成为历史，很多可怕的瘟疫已经绝迹；“顺风耳”和“千里眼”不再是神话，而早已走入寻常百姓家；昔日可望不可及的“日行千里”已成了今天的微不足道；从时间上，人类已经可以了解遥远的过去甚至宇宙起源的那一刻，也可以预测遥远的将来宇宙的演变；从空间上，人类对于微观的理解已经深入到原子内部，对于宏观的认知已经达到宇宙的哈勃边缘；人类已经踏上了地球以外的天体，阿基米德所说的“立足点”已经找到；人类制造的航天器已经掠过太阳系最外层的行星轨道，向宇宙深空飞去，把阿基米德曾经居住过和扬言可以撬动的蓝色星球远远地留在了身后，那曾经仅仅是梦想中的天国，已经留下了人类智慧的足迹。 对于宇宙、世界、自然和社会，人类从古希腊开始有了一个准确无误的立足点，这就是“理性”，这就是古希腊的“思辨精神”。 我相信阿基米德无意真的撬动地球，而是要告诉我们，人类的理性将战胜无知和恐惧，没有什么比人类的理性更加伟大、更加值得赞美。 （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

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九） 文：林炎平 拉斐尔画作《雅典学院》局部图，为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以米开朗基罗的脸绘制） 继续我们的古希腊文化之旅。输入关键词林炎平13及林炎平14，可提取《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系列文章。 第六章 思辨精神——质疑、探索和真理（上） 什么才能使得我们从未知走向已知？……思辨是唯一的方式。—— 苏格拉底/柏拉图对于宇宙、世界、自然和社会，人类从古希腊开始有了一个准确无误的立足点，这就是“理性”，这就是古希腊的“思辨精神”。——作者 “给我一个立足点，我就可以撬动地球。”发现杠杆原理的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Archimedes，公元前287－212，图9－1）的名言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即便是在对于古希腊精神非常陌生的中国，也为所有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人所知晓。但是，并没有很多人真的理解其深刻的含义和坚实的基础。 图9－1 阿基米德（Archimedes） 这位伟大的古希腊科学家所说的，不是口号，亦非大话。阿基米德的名言是理性和思辨的宣言：这个世界是可以被认知的，人类的理性超越任何神圣，也将战胜任何愚昧，理性的力量将把人类从对超自然力的恐惧中解放出来。 人类文明是从认识世界开始的，人类的进步本质上就是对世界认知的进步，亦即思维的进步。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旅程就是用理性代替本能和用思辨代替直觉的过程，人类文明的进步就是人类的行为逐渐远离直接功利和走向“间接功利”（相对非功利）的过程。人类的思维创造了人类的文明，人类思维的进步带来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和其它动物的本质区别就是思维能力和由此而来的创造力。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物质成果，而精神文明则是人类思维的结晶。 崇尚理性，寻找解释，追求真理，就是人类理性思维的最高境界。这就是本章所要讨论的古希腊所具备的独一无二的素质之一的“思辨精神”。 给思辨精神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并非易事，但是可以说“思辨精神”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 1．理性至上：不以宗教或任何超自然因素为解释现象的理由，蔑视权威。 2．注重逻辑：寻求现象的本源和它们的内在关系，而不满足于归纳和猜测。 3．抽象概括：形成超脱于具体事物的理论。 4．直面证据：正视和理论相悖的现象，欢迎挑战和悖论，勇于对已有的理论进行检验。 5．超越尘世：蔑视功利，不以实际应用为目的。 理性至上是古希腊思辨精神的首要特征。人类文明的几大体系，即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在数千年前几乎同时诞生，并且世代传承下来，影响着当今社会的基本价值。在这些文明中，有的以神权至上，有的以皇权至上，有的混迹于其间，唯有古希腊文明挣脱了神权与皇权的束缚，将理性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思辨精神使然，这也使思辨精神进一步得到弘扬。 功利曾经是人类文明初期活动的直接动力和目的。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功利表现得不那么直接了，一些看起来和功利并无直接关系的行为逐渐出现了，比如艺术，继而道德、宗教和哲学。它们不再是直接功利的，而和直接功利渐行渐远，但是它们仍然有着虽然间接的但是不容置疑的功利特征。这毕竟是人类文明从最初走来的必由之路。 人类行为和直接功利的距离可以视作文明程度的标志。如果一个民族的社会行为主要就是寻求当天的食物，那么其文明水平就很低，而如果其一部分社会行为从事非直接功利的事业，比如艺术，那显然其文明水平就较高。 道德、宗教和哲学是一个社会的世界观和行为准则，因此，它们和功利的距离代表着文明程度。如果说道德和宗教代表了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那么哲学就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哲学无疑是一个民族最高思维的代表，因此哲学和功利的距离就是文明的程度。 古代文明的哲学，通常有着非常强烈的功利特征。华夏的古代哲学就处于这样的境况，甚至华夏近代的哲学，都没有摆脱此境况，其具有强烈的实用性和入世情节，它实际上是为更加功利的道德和权势服务的。 许多古代哲学都与道德和宗教混生。在中国，哲学一直和道德纠缠得难解难分。由于道德本身没有严格的衡量标准，于是哲学在其中也折腾得昏天黑地。另外一些民族，比如犹太民族，哲学和宗教混生在一起，由于宗教的不容置疑，遂使哲学成为了宗教的仆人。华夏后来更加不幸，道德和宗教都沦为了权势的奴婢，因此哲学也难逃同样的命运。 但是，“思辨精神”却使得古希腊与众不同，这是古希腊哲学和其它民族哲学的分水岭。“思辨精神”最伟大的意义就是使得“哲学和科学的结合”成为可能。在其它的文明中，哲学或者和宗教结合，或者和道德结合，但都没有形成哲学和科学结合的格局。哲学与科学的结合，同时哲学和宗教的疏远，以及哲学与道德的竞争，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古希腊特质。 “思辨精神”正是形成“哲学和科学结合”的充分和必要条件。在古希腊，由于“思辨精神”的存在，宗教既不能成为哲学的教条，也不能成为哲学的伙伴，于是哲学和宗教是非常疏远的，宗教充其量只能成为哲学的“注脚”；同时，也是由于“思辨精神”的存在，哲学对于道德的质疑也使得道德不能成为哲学的准则或指南，因此道德至多是哲学的“副产品”。 哲学和科学的结合是古希腊学术最典型的特征，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可以说是一个典范。他不仅仅是一个大哲学家，而且是一个大科学家，他在许多自然科学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并非凤毛麟角的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规律，因为不仅仅是亚里士多德，而且所有的古希腊哲学家都对自然科学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厚的造诣。 于是可以理解，阿基米德的思想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这就是整个古希腊世界的世界观。他关于“杠杆和地球”的名言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古希腊人把理性和科学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主宰大地和宇宙的不是神秘的上帝，而是理性，世界和宇宙是可以被认知的，如果必要，也是可以被改造的。于是，意识和存在之间将由理性的“杠杆”联系起来，这意味着意识对于存在的认识和干涉是可以实现的。于是，人间的无知和恐惧在古希腊文明的科学理性和求真勇气面前淡去了，而天上万能的上帝根本就没能在这个充满理性的古希腊世界落脚。在古希腊世界，神不是人的主宰，亦非永远正确的偶像，而是人的朋友、战友和竞争者。 宗教在人类文明中的出现带着浓厚的功利目的。宗教的现实和它所声称的“超凡脱俗”完全背道而驰。任何一个民族的宗教都有这样的特点：上帝保护他们，对上帝的虔诚会有丰厚的回报。人们在贫困和恐惧中从宗教寻找慰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在发展史上都出现了宗教信仰，俨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经之路。出自洪荒的人类要在这不可知和充满敌意的大自然中生存下去，期望克服恐惧，解释现象和认识世界，以求得内心的安宁和生存的信心。宗教应运而生，提供了这样一条“捷径”。毋庸讳言，人类最初的宗教信仰的基础是恐惧、无知和功利。 不难理解，一个文明的发达程度也是其与无知和恐惧之间的距离。而思辨把人类从原始的无知和恐惧中解放出来，思辨精神的意义在于给予人们以追求精神解放的勇气。正由于思辨精神，古希腊的宗教具有非宗教的特点。所有产生在古希腊以外的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许质疑神和他的教导。但是古希腊人却完全不同，他们不仅质疑，而且把神塑造成和他们一样的外形和内心。古希腊神和古希腊人一样，具有人的缺点，这就是古希腊人对神的极大不恭，也是对神的极大信任。 正是由于思辨精神，古希腊的宗教和所有其它民族的宗教有着本质的区别。古希腊的宗教，对古希腊人来说就是神话，是古希腊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绝不影响他们对于真理的追求。他们没有把神话和科学事实混为一谈。古希腊的神话更像是小说，并不干涉作为学术的古希腊哲学和科学。别的古代宗教，甚至一些现代宗教，把自己打扮成真理的化身，逐字逐句的教义成为了人们必须信仰和履行的教条。而古希腊的宗教截然不同，其大致有如下的一些特点： 完整的神谱——古希腊的众神有着清晰的来龙去脉。曾经有人把古希腊的科学思维归功于古希腊人的逻辑思维，古希腊的科学得益于完整和逻辑的神谱。也许更应这样表述：他们的神谱得益于对完美和逻辑的追求。 没有清规戒律——和后来的宗教（基督教、佛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相比，古希腊对神的信仰（或称“宗教”）没有什么清规戒律。他们在意的是人的福祉和社会的和谐，而不是宗教的狂热。古希腊的奥运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神本身的人性化——是古希腊宗教的一个特点。古希腊的众神和人几无区别，只是他们比人更加强大。他们也有人的缺点，偷情、阴谋，甚至暴力。古希腊的神由于这样的特点变得更加可爱和容易被接受。当然也正由于此而被后来的宗教视为异教。 政教分离——其它宗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政教合一的，这使得宗教信仰变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准则和法律，从而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甚至直接导致了宗教迫害。但是古希腊不同，其政教分离是如此彻底，就是近代社会也不能做得更好。欧洲通过文艺复兴用很长时间才逐渐回到古希腊政教分离的传统。而在中国历史上，政教从来合一，唯一不同的是，其皇权大于神权，神权只是皇权的附庸，因此政教合一更加彻底，只是人们对于宗教的服从远逊于对于皇权的服从。皇权至上也使得中国的政教合一具有更加反人道的本质。古希腊的政教分离应归功于思辨精神和理性至上的理念，也归功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后者将在下一章阐述。） 宗教和学术的分离——宗教无权对学术进行限制或控制。这也就是将会在后面的章节中阐述的古希腊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Pericles）在悼念阵亡将士时的著名讲演中几乎完全没有提到神。在古希腊，神和人是如此的接近，他们就是人的邻居和朋友，人们可以拿神开玩笑，可以和他们同甘苦共命运；但是同时，神又是和人如此的疏远，他们既不干涉人的政治，也不干涉人的学术。唯一的解释就是，古希腊人把理性远远置于神或者任何超自然力以上。在古希腊人的思辨精神面前，任何神圣都必须让位，任何权威都必须俯首。 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绝对无法让他们信服。对他们来说，如果有《圣经》这样一本书，那么也仅仅是一家之言，而且是不会占有多少地位的一家之言。古希腊人会对《圣经》进行质疑，从而发现《圣经》的说教本身无法自洽。古希腊人必定会从《创世纪》质疑其真实性，从《约伯书》质疑其道德准则。这也就是当时的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对古希腊文明恨之入骨并欲彻底铲除的原因。 神秘主义通常伴随恐惧和听天由命，而在思辨精神占了主导地位的古希腊，神秘主义不会有市场。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发达的古希腊的哲学和思辨没有发展出一套共同的宗教教义或者编纂出一套宗教经典。思辨精神也直接导致了古希腊社会的公正、宽容和理性。 正是这样的思辨，使得古希腊人的哲学选择了一条和世界上其它民族的哲学完全不同的道路。古希腊的“思辨精神”创造了古希腊独一无二的哲学和科学，而它们进一步使得古希腊的“思辨精神”的持续发展成为可能。 于是，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挣脱了尘世的羁绊，从而可以高屋建瓴、超凡脱俗，其达到的高度是任何其它民族的学术远远无法企及的。哲学和科学结合的传统也直接导致了西方的学术高于神权和皇权的格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阿基米德才能给出如此伟大的宣言。 阿基米德的时代已经是希腊化时期，距离古希腊的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Thales，公元前625－547，图9－2）已经过去了近四百年。泰勒斯曾经成功地在公元前585年预言了公元前584年5月28日希腊地区的那次日全食。比预测日全食本身更加重要的是，它表明从那时开始，古希腊的哲学家不再认为这些大自然的奇观是神秘和不可知的，而是坚信这些看似变化万千难以捉摸的现象背后是有规律的，并且这种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显然，古希腊的哲学家从那时开始就把揭示这样的规律作为自己的使命。于是，超自然的神秘和不可知的黑暗在理性的光芒下消失了，人类理性的黎明是在古希腊出现的。 图9－2 泰勒斯（Thales） 这种规律，希腊人称之为“逻各斯”（Logos）。这个词的含义表示理性、真理、概念、逻辑等，今天中文的“逻辑”音译自西文Logic，而其词源就是Logos。古希腊人为此倾注了巨大热情，远远超过了对神灵的关注。注重逻辑推理，是古希腊思辨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科学不可缺失的一环。 理性总和尘世有着距离，泰勒斯曾经由于晚上走路还在一心留意天上的星星，居然掉进了路边的沟里。他的仆人笑话他光知道研究天上的东西，连自己脚下的路都看不清了。还是二百多年后的亚里士多德惺惺惜惺惺，举例说明哲学家并非不了解尘世的事情——有一年泰勒斯靠了解天文气象而投资橄榄榨房而赚了不少钱，哲学家要赚钱并非难事，只是他们的志向不在于此。确实如此，古希腊哲学家研究天文地理和自然科学，并无什么眼前的利益可以追逐。在古希腊几乎没有富裕的哲学家，如此甘于清贫的物质生活而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因此，古希腊人追求对于世界和宇宙的认识出于一种和眼前的功利根本没有关系的动机。正是超脱于功利，使得古希腊人在学术上能够超越尘世。古希腊数学完全是抽象的，这和一些其它古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许也正因如此，古希腊人对于改造世界并不像对认识世界一样热衷。他们对于世界和环境采取的是一种顺其自然与和谐的态度，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更多的是理解自己和周围的世界，以及让自己和周围的世界和睦相处。他们并不热衷于把在探索未知世界中获得的知识用于日常的功利目的。 阿基米德在浴缸里突然发现了浮力定律，激动得没顾得上穿衣服就出门狂奔，还高喊“Eureka”（希腊语“发现”的意思），为了这“成功发现”欣喜若狂；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公元前580－500，图9－3）在证明了直角三角形三边的关系后，也就是后来以他命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杀了上百头牛来设宴庆祝。阿基米德的故事细节也许并不真实，但正是这样的传说得以流传的社会背景，体现了不仅仅是阿基米德，而且是整个古希腊民族对于知识近乎“疯狂”的渴求和景仰。这正是所谓的“希腊性格”，一种其它古代民族不具备也不理解的道德素养和价值观念。我相信古希腊阿基米德的“裸奔”是虚构的，就如同华夏“范进中举”中的范进由于突然的仕途亨通而发疯是虚构的一样，但是对于这些虚构的广泛流传和会心认可，则体现了古希腊民族的独特性格背景。 图9－3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of Samos），雕塑，陈列在罗马的Capitoline Museums 好奇的激情和沉思的美德，这是构成古希腊性格的重要部分。古希腊语的“Eureka”（“尤里卡”），伴随着人类社会走向理性和现代的步伐，在世界的所有角落回响。“尤里卡”揭开了过去未知的神秘面纱，也改写了曾经笃信的普遍常识。古希腊性格无可争辩地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阶段和现代社会中显现：越合理的社会，这样的性格就越明显；这样的性格越明显的地方，社会就越合理。 正是由于思辨精神，使得古希腊哲学脱离了直接功利。古希腊的哲学所研究的看来完全没有实际用途，而正是这“毫无用处”，体现了文明的更高层次，她对于人类的物质利益，居然要在千年之后才被逐渐理解。我相信，古希腊人并不确定他们所研究的具有如此深远的间接功利，但是他们对于直接功利的疏远，却证实了他们已经完全不同于其它同时代民族的目光短浅，而具备了我们甚至今天都不易理解的高瞻远瞩。古希腊的基于思辨精神的学术，居然在两千年之后，还不得不使我们对其思维的高度和深度赞叹不已。 正是古希腊人的抽象思维，使得我们现在所知的数学成为可能。毕达哥拉斯是一个里程碑，在此前的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数字总是和具体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而毕达哥拉斯把数字和具体的事物彻底分开，于是数字就是抽象的数字，不再和具体的实物相联系。逻辑证明，是古希腊的数学和其它文明（比如华夏）的算术的另一个分水岭。暂且不说“毕达哥拉斯定理”从广义上被证明本身是一个伟大事件，更重要的是其体现出的对于数学定理的逻辑证明这一理念：从普遍意义上证明一个规律，而不仅从众多的现象中归纳或猜测。这是古希腊人对于人类思维的一个举世无双的重大贡献。从无穷无尽的现象中统计一种规律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普适的逻辑证明，任何统计都是不完备的因此也是不可靠的。而古希腊人开创了逻辑证明的先河。 在华夏，“勾三股四弦五”也很早为人所知；在更早的古巴比伦，有人知道包括“勾三股四弦五”在内的十多种构成直角三角形的边长组合。但是这些都只是一些特例而已，并无法称作定理。 古希腊人不满足于直觉和个别特例，非上升到理论决不罢休。英文的“theory”即来自古希腊文的“theorein”，中文译为“理论”。古希腊文的“theorein”是一个动词，意思是研究事物，推导出普适的结论。数学定理是从一系列公理出发，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而得到的。所以，只要公理正确并且逻辑严谨，那么定理就是正确的和普适的。这一原则和方法在后来的欧几里得（Euclid，约公元前325－265，图9－4）几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欧几里得几何是古希腊科学方法的代表和集大成者。其对后世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近代西方物理学家相信，只有把对于物理现象规律的解释表达为“美丽的数学公式”，才算上升为了理论。 图9－4 欧几里得（Euclid），雕塑，牛津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 古希腊人的思维当然也涉及到了“上帝”。有的学派认为上帝是存在的，而有的学派则不然。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公元前500－428，图9－5）认为有一种神圣的精神在冥冥中主宰了宇宙，创造了万物并给予了意义。但也正是他，认为太阳也是物质组成的，其大小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差不多大。可见他的“上帝”并没有干涉他寻求理性的解释。德谟克里特（Democritus，公元前460－370，图9－6）所代表的学派则来得更加彻底，认为这样的“上帝”并不存在。近代的一些哲学家，给不同派别的古希腊哲学贴上了不同的标签，比如“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但这都不足以描述古希腊哲学的本质。其实不管是哪个古希腊哲学学派，不管是以上哪种哲学观点，都和其它民族对于“上帝”的解释和对大自然的认识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些古希腊哲学派系的伟大思想尽管各自独树一帜，但是它们都准确无误地表明，古希腊人允许“上帝”参与他们对于真理的探索，但是拒绝让上帝来主宰他们的思想或干涉他们的判断。古希腊的思辨精神如同灯塔，指明了真理探索者的道路；如同阳光，撒向曾经是黑暗的尘世。 图9－5 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 图9－6 德谟克里特（Democritus） 图9－7 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 在自然哲学中，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公元前490－420，图9－7）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受到了来自以德谟克里特为代表的原子论者的挑战，但是原子论者也碰到了同样的困难。亦即，如果我们认定存在和观测无关，那么观测对于理性就不再必要，于是理性赖以生存的证据就无法获得。亦即，没有了观测，对于存在就不可能有理性的认识，于是对于理性来说，就没有存在。这导致了两难境地：如果客观存在和观测无关，那么也就和理性无关，于是也否认了理性对于存在的认识和描述，那么，一个理性不可认识和描述的存在还算存在吗？如果是，又如何判定呢？这个争论实际上定义了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亦即，意识和存在的关系。究竟存在是否依赖于意识？在二千四百年后的关于量子力学理论基础的探讨中将激烈地重开这个争论，几度硝烟弥漫，尚未尘埃落定。那只诞生于哥本哈根的“薛定谔猫”，怎么看都像祖籍为古希腊。由此可见，古希腊的思辨是何等地超越时代。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和思考方式，在数千年后仍然是我们探索真理的启迪和指南。 比古希腊所创立的那些伟大理论更为重要的是古希腊讨论问题的方式和探索真理的勇气及智慧，其对人类思维的发展可谓极其重要并且举世无双。这就是古希腊的“思辨精神”伟大之所在，其最高层次地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和理性。思辨精神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其提出的理论之正确与否，而是在于其对于真理追求的态度和精神。思辨精神允许错误，但不允许欺骗；允许权威，但不允许扼杀异议；追求真理，但是从来不以真理自居；解答疑问，但是鼓励质疑。 正由于此，古希腊人创造了求真和宽松的学术环境，从而使得科学的发展成为可能。这样的精神也创造了理性和宽容的社会环境，从而使得民主的诞生成为可能。 （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

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六） 文：林炎平 第四章 批判精神——平等、宽容和真诚（上） 先生，我厌恶你所写的一切，但是我仍然会用我的生命捍卫你继续写作的权利。—— 伏尔泰那些不许质疑的，必定是不能自洽的。——作者 毋庸置疑，如果没有古希腊的精神和理念，人类社会迄今的进步将绝无可能。概括来说，古希腊对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是四大公理和两大定理，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精神文明。 四大公理即：思辨精神、人本主义精神、竞争精神和批判精神。 两大定理即：科学和民主。 古希腊的精神文明系统如同欧几里得几何，由一个公理系统通过严格的演绎而形成，这个公理系统就由以上四大公理组成，而科学和民主就是由这些公理出发经过演绎得到的“两大定理”。这四大公理和两大定理不见于任何其它文明。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亦即“古希腊奇迹”的最重要的构成部分。 我从大学时代开始对古希腊文明从点点滴滴的印象变成全面的好奇，继而是无数的疑问和深入的探讨和思考。在如此庞大和繁杂同时又是如此深刻和逻辑的文明系统面前，我觉得无从下手，只是随着了解的深入越来越觉得古希腊文明和华夏文明的反差之强烈。同时我也感觉到了古希腊文明清晰的脉络和逻辑。也许是我的科学和工程的背景给了我理解古希腊文明深度的可能。于是，古希腊文明的公理和定理逐渐呈现在我的眼前。 我将分别阐述和讨论这四大公理和两大定理，在顺序上，之所以首先来讨论“批判精神”，是由于本书在对比其它文明的同时，贯穿了批判。 古今中外，多少仁人志士由于批判而招来粉身碎骨、家破人亡。那不许任何人质疑的“皇权”和“神权”导演了一幕幕迫害异见的惨剧，比如神权所制造的布鲁诺事件【1】和皇权所设计的文字狱【2】。但是，唯有古希腊可以坦然对待批判。批判，是古希腊不同于任何其它文明的独特性格。 批判无外乎这样几种类型：批判他人或者被他人批判，以及自我批判（或者称之为反省）。对于批判的态度，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非常不同。批判自己，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对待来自他人的批判，以及以平等的心态去批判他人，也同样不容易。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是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在中国也被反复引用。这句话的含义：感情不能等于真理，师尊不能取代批判。这比批判外人和批判自我（即反省）需要更大的勇气，因为需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重压，以及来自内心感情上的责难。在这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批判精神”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继承，在古希腊意味着超越、发扬光大，甚至分道扬镳。苏格拉底（图6 - 1）、柏拉图（图6 - 2）和亚里士多德（图6 - 3），这三位古希腊哲学巨匠，也是三代嫡系师生。在国人看来，既然是三代师生，那么应该是一脉相承从无分歧。但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哲学见解上的分歧是很严重的。 我们不必讨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底谁的见解更加正确，应该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对于别人责难他对老师的批判时，他的回答之坦然而自信。他残酷地假定老师的教导和真理不吻合，并且坦承此时作为学生应该采取的态度。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亚里士多德不是象征性地对自己的老师进行批判，也不是指出具体的哪个细小的问题，而是从根本上和自己的老师有分歧。其争论之激烈，我想任何中国的师生都受不了。但这并没有影响古希腊这两位师生的关系。对自己的导师苏格拉底顶礼膜拜的柏拉图，面对自己离经叛道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却毫不介意。 图6－1 苏格拉底 图6-2 柏拉图 6-3 亚里士多德 爱利亚学派在古希腊的学术上并不占很重要的地位，但是其著名门徒芝诺（Zeno of Elea，公元前490－425，图6－4）的一些悖论却由于其独到的批判和诡异的特点永垂青史。他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悖论就是阿喀琉斯无法追上乌龟。阿喀琉斯是古希腊神话中伟大的神之一，要用这样的神来开涮，在其它的宗教里是不可想象的。这个悖论的本身也非常有意思，阿喀琉斯是神，速度比任何凡人要快得多，但是芝诺仍然证明他无法追上乌龟。理由是，当阿喀琉斯开始追赶的时候，前面乌龟也开始跑了。当阿喀琉斯跑到了乌龟原来所在的位置的时候，乌龟已经向前跑了一小段距离。当阿喀琉斯再跑到乌龟目前的位置时，此乌龟又向前跑了一小段距离。于是，这样的过程可以无限重复，无限地继续下去。 图6－4 芝诺 这是一个看来可以用极限理论来解决的问题，但是实际上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芝诺有类似的四个悖论，每个都看来荒唐诡异，但却困扰了科学家和哲学家数千年，至今我们仍然不敢说已经彻底地解决了芝诺悖论。这样的困难使得芝诺悖论看起来成为一个搅局的东西，但是在欢迎百家争鸣的古希腊学术中，尽管这样的批判可能一时不被接受，但是显然在整体上受到了容忍而且赞赏。 在东方，则不然。继承是顶礼膜拜、粉饰和抄袭。于是，以上在古希腊被完全宽容和鼓励的行为，在东方毫无例外都会被视为违逆纲常犯上作乱，甚至导致行为者被逐出山门。批判遥远的他人，在东方可以被容忍，但是要针对尊长，批判自己的小圈子，那可就不行，师道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家丑不可外扬”是一条铁的纪律。一旦上升到对于小圈子的批评，那更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一致对外，同仇敌忾，绝难善了。学派和团体之内的批判，以及一个国家内部的批判，一个政党内部的批判，这些在具有古希腊传统的西方是极其正常的。但在东方国家，情况就大不相同，普遍缺乏批判和自省的能力和勇气。 批判，对于古希腊人来说习以为常。古希腊人常到国外去旅行，其阅历之丰富令其它民族相形见绌【3】。古希腊人在旅行时总是带着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眼光来进行观察。他们探究一切事物，将所有的问题都搬到理性的审判台上加以考察。古希腊人的特征可以归结为：虚心、勤于思考、渴求学习、富有常识。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明确宣称“未经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因此，在古希腊进行政治批判就顺理成章，那些古希腊的剧作大师们，对于时事政治的针砭肆无忌惮。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公元前480－406，图6－5）支持给予奴隶和外国人更多的权利，主张妇女解放，抨击战争，严厉批评了政府当时的政策。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公元前446－386，图6－6）更加激烈，他的喜剧充满对时事政治的讥讽，他在《吕西斯忒拉忒》中描述了雅典和斯巴达的妇女厌恶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她们约定如果不结束战争就不和她们当兵的丈夫过性生活。剧情诙谐幽默，令人捧腹，在笑声中对政府的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判。雅典政府对此绝不干涉，须知当时雅典正处在和斯巴达的严酷战争中，这样的气度，就是二战中最民主的国家也望尘莫及。 图6－5 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古希腊公元前4世纪雕塑的罗马时代复制品，现存罗马博物馆（museo Pio Clementino） 图6－6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还有更加尖锐的，在《骑士》一剧中，阿里斯托芬激烈地批判了当时的政治家。他是通过剧中人将军和小贩的对白来进行他的批判的： 小贩：您能告诉我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大人物吗？ 将军：这太容易了，你已经具备了享有成为大人物的一切条件：出身卑贱，做过买卖，蛮横无理。 小贩：我觉得还是不行。 将军：不行？看来你还有良心。你父亲是绅士吗？ 小贩：完全不是，我全家老小都是无赖。 将军：那太好了，这是多么好的成为大人物的开端！ 小贩：可我是文盲。 将军：要成为政客，最麻烦的就是你什么都知道。适于做领袖的不是那些有学问的和诚实的人，而是那些无知和卑鄙的人。你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好机会。 我为古希腊这些伟大剧作家喝彩，同时更为他们感到庆幸：许多历史和现代的文学家剧作家受到了难以想象的迫害，仅仅是由于他们的作品使统治者不舒服，为此，他们有的身败名裂，有的更是家破人亡。但是古希腊的文学家和剧作家从来不曾由于持有不同政见和进行尖刻批判受到任何惩罚或迫害。阿里斯托芬不仅没有由于他的“恶毒攻击”给他带来任何不方便，而且还是全希腊最受欢迎的剧作家之一。想到这里，我不由地为古希腊社会的宽容和豁达而感到由衷的钦佩。如果现代世界上每个国家都能像两千五百年前古希腊一样对不同的见解采取如此平等、宽容和真诚的态度，那么这个世界该是多么美好！ 是的，两千五百年前！古希腊！一提起这对数字和名词，总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叹惜、惭愧、困惑。任何激情的口号和吹嘘，任何自封的伟大和正确，在这数字和名词面前都会立即变得渺小可笑、分文不值。 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和对批判的坦然宽容，正是古希腊文明的一个特点。古希腊的学派形形色色、多种多样，各种学派有着不同的理论，但是古希腊学派之间从未有过由于观点不同而导致压制和诋毁。并且，古希腊政府也不曾镇压过任何一个学派，更没有对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家、艺术家或公民进行任何压制或迫害。这样的争论和分歧体现了古希腊崇尚学术自由和追求真理的精神，这样激烈的批判一方面反映了批判者对于社会的关心和使之完善的渴望，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古希腊政治环境的宽容和平等。这是古希腊民主政治之所以可以形成和实践的关键，也是科学诞生在古希腊而不是别的地方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继承了古希腊传统的西方，批判是极其正常的事情。自然科学的发展离不开批判，社会科学也不例外。在西方，批判是平等的，批判者从不杀气腾腾，被批判者也心平气和。但是到了东方就不行了。被批判者总觉得批判者别有用心，于是被批评者一旦可能便非置批判者于死地不可。批判变成了利益和权力斗争的工具，成了置人于死地的手段，接受批判成了对于罪名的默认；于是“自我批判”（即“自省”）成了苟延残喘的伎俩，成了寻求宽恕的乞求。 审视自己在历史上的过失，是一个人和民族内心力量的展示。美国对于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这一军事行动的反省，反而比日本对其挑起的战争和由此给其它民族带来灾难的反省来得更多更深刻。美国人一直在非常真诚地回顾这个军事行动所有的细节，质问自己当时原子弹袭击到底是否必要。其实美国在进行轰炸以前已经做了很多使平民免受伤亡和文化古迹免遭破坏的工作。最初选择的目标中有京都，但很快就被否决了，理由是京都有很多文化古迹。最后选定的目标是广岛、小仓和长崎中的两个。而小仓由于天气原因躲过了这一劫。 2007年底，执行那次轰炸任务的轰炸机“Enola Gay”的飞行员去世了。由于他直到去世也没有对于这次军事行动表示过任何忏悔，许多美国媒体居然对他很不客气。这看来很不公平，这位飞行员是按照上级的命令执行任务，而且我觉得这个军事行动在当时是完全正义的，完全没有必要在今天表示遗憾。如果不是那次轰炸，太平洋战争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许多平民和盟军士兵会因此丧生。我并不理解为什么美国要反省这样一个拯救了许多美国军人的生命和及时结束了太平洋战争的军事行动。我只能说，美国人比我有更加宽广的胸怀。 但是日本人就不同了。日本有一个人写了关于广岛和长崎应该被炸的文章，结果受到了来自日本国内的死亡威胁，这和美国人的胸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且，每年的原子弹爆炸纪念日在日本各地都举行悼念仪式，搞得沸沸扬扬，而对于二战的历史和日本为什么被炸却遮遮掩掩。不了解历史的人还以为日本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而不是始作俑者。日本对于其发动的战争中对亚洲各国所犯下的罪行迄今还闪烁其词。于是有这样强烈的对比： 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和加拿大政府都不信任其国内的日本移民，为了防止他们捣乱，就限制他们的活动，甚至把他们关押了起来。对此做法，美国和加拿大进行了反省，认为如此对待这些旅居其国家的日本后裔有悖于人道主义原则，于是在多年前就此向这些日本后裔及其后代进行了道歉。于此相反的是，日本对其二战期间的恶劣行径却拒不向其加害的周边国家的人民道歉。 西方对于自己的批判和反省每天都在进行，所有的报刊杂志电视台电台都在质疑本国历史上的一些做法，批评现今政府的政策，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西方，几乎看不到媒体说政府的好话，也很难听到赞扬政府的历史功绩，而连篇累牍都是批评和质疑。加拿大的“全国新闻”，从不赞美政府，政府干的好事基本不提，因为觉得这是政府的工作，做好了是应该的，而做不好挨骂也是应该的，于是，对政府的问题和缺点，不厌其烦细细道来。因此，“全国新闻”几乎没有好消息。我刚到加拿大时，发现新闻里不是职工失业，就是房屋失火，要不就是交通事故，最多的就是批评政府政策不当，连篇累牍不绝于耳。如果不熟悉西方的自我批判精神，会以为简直是世界末日了。只是第二天早上走到大街上，融入到那个社会里，才发现原来天下如此太平，社会如此公正，生活如此轻松。 加拿大政府在过去（1885年）曾经以叛国罪判处了加拿大梅蒂人（英法人和当地印第安人的后裔）Louis Riel死刑。LouisReil为了梅蒂人的利益以武装暴动反叛加拿大政府，在当时看来他“罪有应得”。但是后来，加拿大政府意识到，当时的加拿大政府没有很好地代表梅蒂人的利益，因此梅蒂人的暴乱是可以理解的，而Louis Riel为梅蒂人争取权益的行为是高尚的。因此，加拿大政府追认LouisRiel为英雄。 加拿大政府不久前对加拿大华人就一百年前的人头税法案进行了道歉和赔偿。当时加拿大的法案在于限制华人的入境，于是对每一个移民加拿大的华人征收入境税，而其金额远远高于其他欧洲移民。对于一个在那个时代的特殊环境下出现的不公正，虽然有很多的理由和因素促使其所以然，但是加拿大政府还是在一百年以后以非常坦荡的胸怀和态度做出了道义上的道歉和经济上的补偿。这样的行为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这样的反省绝不容易。 就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2008年），加拿大政府对于一百多年前对于印第安人寄宿学校政策事件给予了正式道歉。加拿大政府在19世纪70年代强制土著印第安人的子女接受现代教育，而这些印第安子女有许多在寄宿学校里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有的甚至受到了虐待。这样的事情，完全可以解释成为了印第安人的下一代的利益和他们的长远利益，即便有问题也是好心办坏事。但是加拿大政府没有这样找借口，而是勇敢地承认了自己的过失。 一个政府，能够审视自己和前任的过失，进行深刻的反省，这不能不让我钦佩。任何人都会有过失，任何团体和政府也一样。对于自己的过失的态度可以是文过饰非，也可以是深刻反省；可以是钳口压制，也可以是坦然以对。加拿大之所以是一个非常宽容和正直的国家，就是由于她有如此理念的人民和由他们选出的政府。加拿大，不仅让我感到道义上的归属，而且给了我深刻的道义影响。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是上古流传的圣人教诲。中国曾崇尚自省。早在先秦时代，儒家就非常看重自我反省，把这作为修身齐家治国的起点。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说：“我每天在三方面反省自己：为别人做事，是否尽心、忠实？和朋友交往，是否真诚？对老师所传授的知识，是否认真复习？”） 曾子的自省正是后世国人所缺乏的，我为华夏曾经有过这样勇敢的自省而骄傲。但是中国的自省还不是批判。不幸的是，绝大多数华夏的自省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它们都是一个意思：自己是否与上级和教条保持一致了。这就是华夏“自省”的现代表达，这就是中国式自省的基本内容。而批判，实际上并不存在。不允许批判的自省更像是对上祷告和自我审查，而不是对于真理的追求。因此就不难理解，曾子三省中的最后一省只是反省自己尽心学习导师的传授，而绝不是质疑导师的教导。 中国式的反省不鼓励批判，更加忌讳对于权势的批判。这实际上就把一个社会变成了像是一个没有泄气阀的锅炉，一直静默到爆炸。而到了爆炸的时候，就不是批判，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你死我活完了以后，这个怪圈继续运转，直到下一次你死我活。而真正的反省，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集体，都同样困难。 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曾经在中国科技大北京研究生院听过著名美籍华裔数学家陈省身的一个讲演。他有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深刻，当时出乎意料。他说：美国没有种族主义，只要你优秀，你就可以得到承认。在美国两百周年国庆的时候，他作为唯一的数学家代表美国出访欧洲参加庆祝美国建国两百周年的学术活动。一个亚洲人，在一个欧洲后裔占多数的国家的两百周年国庆作为唯一的数学家代表访问欧洲，这样的信任和承认无疑出于真诚和信念。 陈省身如此对美国的评价，实际上是对一些总是把自己的挫折归罪于他人和环境的说法的批判。我相信陈省身作为一个人和科学家的道路绝不一帆风顺，只是像有陈省身这样觉悟的人毕竟太少了，绝大多数人还远远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于是，直面现实、正视历史就体现了一个个人和一个民族探索真理的态度。中国历史上历代多有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不能正视历史。弄得李白这样的蔑视权贵和直言不讳的诗人也不得不用“西风残照，汉家陵阕”来曲指“唐朝宫阙”。而清朝更是一个以篡改历史著称的政权，以不择手段来逃避批判。正因如此，导致有人说，历史就像一个小姑娘，你把她打扮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而其本身真实的长相则是第二位的。国人所看到的历史就是一个经过刻意打扮的小姑娘，浓妆艳抹、珠光宝气和厚重服饰，使得我们根本无从知道其真实的长相。 而经过“文艺复兴”的西方对于历史的审视则如同古希腊的雕塑，几乎都是裸体的。古希腊的年轻女性和男性的身体被这些伟大的雕塑家严肃而不加掩饰地展示给人们。比如前面提到的《米洛的维纳斯》的雕塑不仅是一个伟大时代的艺术代表，而且是一个伟大时代对于真理的追求的象征。没有掩饰，没有犹豫，只有尽致的美丽和真诚的坦然。一个允许别人说话的统治者，一个允许别人批判的统治者，才可以审视自己和改善自己。一个敢于并且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思想和意见的人民，才可以称作公民。具备这样特点的社会，才可能成为一个公正的社会。 1644年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对英国议会作了题为《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的讲演【4】，他的讲演稿的扉页引文源自古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剧作《恳求的妇女》（Suppliant Women）： “只有天生自由的人在公众面前可以自由地演讲，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如果他能够也愿意自由地演讲，便能赢得崇高的赞誉。相反，如果他不能或不愿意的话，也能保持他的沉默。在一个国家里还有什么比这更公正的事情呢？” 而他的讲演稿的标题“Areopagitica”本来并非一个英语词，而是一个古希腊名词——“雅典最高法庭”，其原本的词义和“言论自由”并不相关。正是古希腊法律对于言论自由的充分肯定才使得文艺复兴后的英国和启蒙者把这个名词升格为普适的言论自由。弥尔顿要说的是，一个文明和公正的国家，必须以最高的仲裁形式把言论自由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篇演讲稿，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捍卫言论自由的哲学文献之一。弥尔顿阐述了古希腊时代的言论充分自由，敦促他的时代和社会以此为榜样。以古希腊雅典的最高法庭为标题，以古希腊欧里庇得斯剧中台词为扉页题词，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古希腊的批判精神对于一个社会走向文明和公正的伟大作用？其实，仅用“伟大”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这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公正的本源。 【1】指罗马教廷在罗马鲜花广场对倡导“日心说”的布鲁诺处以火刑。 【2】例如在中国经久不衰的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3】 L.S. Stavrianos，A Globle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21st Century，Prentice Hall，7th edition，1999 【4】Areopagitica一词源于古希腊雅典的一处地名Areopagus，那里曾经是雅典最高法庭（亦称作Areopagus）所在地。以雅典的最高法院引申出来的“出版自由”，可见古希腊雅典的言论自由程度。 （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

你希望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文：张千帆 一 朋友，你希望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先让我们猜一猜你的答案： 你一定想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国家，你的基本人身和财产安全不仅不会受到政府的随意侵犯，而且在受到其他私人威胁的时候可以指望政府的保护，政府既不会动不动就来征你家住房下面的那片地，更不会雇用地痞流氓来拆你的房子；你一定想生活在一个健康的国家，你不用担心自己吃的粮食经过有毒的处理、吃的猪肉注射过“瘦肉精”、吃的蔬菜喷洒过量的农药、喝的牛奶掺杂过三聚氰胺；如果不幸大病一场，你不用担心医药费过高，因为政府提供了可以承受的医疗保险，大病小病都能免费报销；你一定想生活在一个富足的国家，不仅衣食无忧、安居乐业，而且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满足合理的消费需求；你一定想生活在一个美丽的国家，这里的山河依旧适合人类的生存，清新的空气没有太多灰尘，纯净的水没有经过化工污染；你一定想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你可以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和理想，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在网上批评或调侃一下自己看不顺眼的领导，而用不着担心自己经受不必要的干涉甚至“跨省追捕”的恐惧；你一定想生活在一个比较平等的国家，政府的法律规章不会因为你的户籍、族群、性别、年龄、身高、相貌、政治面貌或不相关的健康状况歧视你，也不会允许其他人、企业或机构歧视你，你在农村也能接受和城里孩子大致相同的基础教育，你能上哪所大学全凭你自己的能力和成绩，而和你父母的户籍在哪个省无关；你一定还想生活在一个秩序井然的法治国家，什么事情都在公开的规则里说得清清楚楚，办事不需要看官员的脸色，子女上学不需要托人情、走后门，即使和官府发生争执也完全可以在独立公正的法庭上公堂对簿，而完全用不着通过跳楼、自焚等极端手段吸引公众注意，最后贪官污吏得到惩治，社会正义得到伸张……二要求确实不少，不过平心而论，都不算过分。归根结底，我们作为人都想活得有尊严，你也只是想过一种有尊严、值得过的生活而已。然而，所有这一切虽然不算奢侈，但也不纯粹取决于你的个人努力。你可以洁身自好、独善其身，这是个人尊严的起步，但是仅此未必就能活得有尊严。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说过，人类是群居动物；群居的需要与能力可以成就人类，也可以毁灭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境遇、我们的财富、我们的生活质量乃至我们的人格尊严都部分取决于别人的作为。你想生活在一个美丽、清洁、健康的环境，他却偏偏把一吨吨工业垃圾排入经过你家的那条河流，工厂烟囱整天冒着大把黑烟，你的梦想能实现吗？你想吃新鲜水果蔬菜，但是农民偏偏为了增加收成在庄稼上面打上大量农药，外表还装饰得很好看，其实都是通过对健康不利的处理，你能维持健康吗？如果没有一套法治规范的市场秩序，人人相侵、尔虞我诈、假冒伪劣产品满天飞，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能有多少尊严吗？事实上，如果人和人之间不能诚实合作，市场和社会分工都不存在，我们每个人都只有回到自食其力、茹毛饮血的洪荒时代。在这样的世界，你连一个人走路都不安全。一旦人类沦落到霍布斯所说的“孤独、贫困、龌龊、野蛮与短命”的自然状态，人人各自为战，连基本生存和安全都保不住，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尊严”！为了让每个人都安分守己，我们需要一个政府。所谓“政府”，就是我们授权让它为大家做事的机构或“国家机器”；我们每个人都通过纳税等渠道为这台“机器”输血，让它招兵买马、研制兵器，目的是保护我们不受其它民族的侵犯，同时也禁止和惩罚国内那些伤害他人的行为。当然，这台“机器”不能自说自话、自行其是，而是要受我们控制的；禁止什么、允许什么，都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这样一来，暴徒不敢杀人了，否则《刑法》会治他的罪；工厂不敢冒黑烟、排污水了，因为政府会依照《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罚款，使其得不偿失；农民不敢以违规的方式喷农药或在奶粉里掺加三聚氰胺，因为一旦被发现就得承担《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法律责任，轻则罚款、重则坐牢甚至掉脑袋；制造、销售假冒伪劣的奸商收摊了，否则要按照《消费者保护法》为出了问题的产品买单……市场诚信建立起来了，你我就安居乐业了，至少能达到“衣食足、知荣辱”的境界。这下该有尊严了吧？且慢，你我享受的这等生活全都是靠政府才得到保证的，但“政府”是谁呢？它就真的那么好吗？它为什么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一旦问起这些问题，就牵扯出一大套学问来；正如美国先哲麦迪逊(James Madison)所说，人类统治的最大难题是如何以人统治人。原来“政府”不是什么神秘的“机器”，就是你我这类有血有肉的凡人而已；政府机构就是由你我这些凡人填塞的实体，即便国家领导人也不过是你我凡人而已。他们靠我们养着，帮我们做事，但是为什么我们凡人会杀人放火、会假冒伪劣、会污染空气、会三聚氰胺，他们却只会依法办事、为人民服务呢？这似乎没有道理。确实，政府应该但是未必只做好事、不做坏事。我们之所以创建并供养这个政府，还给它那么大的权力，本来是要政府这群人为我们做好事的，但是他们也完全可以用这些权力去做坏事。警察本来是要抓坏人、放好人，但是他们为了完成上面交给的任务，可以捏造证据把一个好人抓起来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甚至错判死刑、滥杀无辜；政府的基本义务本来是保护人民的财产，但是如果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人民的财产，又何乐而不为？如果可以强征农民的土地、强拆城市的房屋，征收补偿很低而收取开发商的土地出让金很高，征地拆迁岂不成了政府无本万利的生财机器？政府本来应该检查食品安全、惩治环境污染、取缔假冒伪劣，但是如果肇事者偷偷给执法人员塞钱请其“高抬贵手”，他自己可以继续违法牟利，执法人员则牺牲执法换取外快，“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俩“双赢”了，你我的食品安全、环境卫生、产品质量还能得到保证吗？无论是《刑法》还是《食品安全法》、《环境保护法》、《消费者保护法》，如果不能执行就是一张废纸。因此，要保护自己的基本尊严，我们既不能指望过着看似逍遥自在的无政府生活，也不能建起和供养一个政府就丢下不管，因为你不管它，它迟早会来“管”你。一个不受政府统治的民族是野蛮民族，一个乖乖接受政府统治的民族是奴隶民族；无论是奴隶还是野蛮人，都算不上有尊严的人。要生活得有尊严，我们不仅要维持一个政府，而且还要建立一套制度或规则，让政府为我们大家而不是为自己服务。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要比自己眼前这点利益看得远一点、做得多一点。如果你受了欺负只得忍气吞声，那你还是乖乖接受欺负吧，别指望政府会来保护你这样的人，因为你自己就太弱了。欺软怕硬是人的本性，由人组成的政府也一样；如果只能是它对你如何如何，而你不能对它怎么样，它凭什么来保护你？它袖手旁观甚至助纣为虐，你又能如何？既然已经把自己定位于一个奴隶，又怎能指望政府把你当主人对待？三绕了一大圈，挺玄挺复杂的。“尊严”二字说说容易，要实现起来则不容易；做奴隶容易，埋头干活就完了，做主人则有许多操心事。你还想做一个有尊严的人吗？如果还是回答“是”的话，那么——就来学宪法吧！因为宪法说到底只做一件事，就是如何保证政府只做该做的事、不做不该做的事。要实现你的梦想，也只有通过落实宪法，或者说实行“宪政”；如果宪法不落实，政府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人民对政府没有发言权，那么我们的利益就不可能得到保护，我们大家也就不可能过有尊严的生活。宪法如何帮助我们控制政府呢？宪法说到底就是一套基本规则，告诉政府不该做什么、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我们人民呢，则不能把宪法丢在一边不管，而是要按照宪法规则在一旁监督评价，政府做得对可以掌声（或选票）鼓励，做错了则至少要给予“围观”压力并要求它及时改正，将错就错、一错再错的必须让它下台换人。譬如说，怎么保证政府制定的法是对大家有利的良法呢？我们每个人都自私，我立法对我有利，你立法对你有利，政府立法对官员有利而对我们大家不利；要制定一部对大多数人都有利的法，我们所有人都得对立法有发言权，最后采取多数赞成的方案。但是我们平时有别的工作，没时间也没那么大兴趣直接参与每一部立法，那就委托一群叫“议员”的人帮我们立法，他们的工作就是在一起开会商量立什么法；他们可不是白干，而是从我们纳税人这里拿了相当高的工资才做这件事情。这样，我选最能代表自己利益的议员，你也选最能代表自己利益的议员，最后看我们和你们谁选的议员多，多数议员通过的法就是代表多数人利益的良法；如果代表我这边利益的议员上台后变卦了，我下次就不选他；不选他的人多了，他就下台了，而他想要在台上拿那份工资就得好好代表我们的利益。 再譬如说，法律制定出来还得执行，如何保证执法人员如实执法呢？如果他不依法办事，我可以去他领导那里告他；如果那个领导不行，就再去领导的领导告，一直告到最高领导人那里。最高领导人也袒护他怎么办？宪法可以规定，我们人民和选议员一样把他选掉，或紧急的话没到下一次选举就把他罢免掉，或通过议员间接把他弹劾掉；总之，我们大家认为如何有效就如何规定。如果执法者违法，还可以上法院告他。不过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了，怎么保证法院如实按照法律来判决，而不会买他的人情或受他控制呢？要保证法院依法判决，法官一定要独立；如果我今天判你败诉，你明天就把我免了，我怎么还敢依法审判呢？因此，要保证判决公正，必须保证法院和行政、机构和机构之间一定的分权；否则，正如法国先贤孟德斯鸠早已洞察，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一个机构甚至一个人手中，他呼风得风、唤雨得雨，那就一切全完了。你也许会说，这么高深、这么繁琐、这么头疼啊！这个“尊严”我还是不要了！要想生活得好，我不仅得努力工作，还得选举啊、诉讼啊、请愿啊，这些事情可都要受领导批评的。再说即使我学会了这些并按照书上说的去做，我一个人有什么用呢？我一张选票能把不合格的代表选下来吗？我一句批评能把那些贪官污吏撤下来吗？我喊破嗓子，司法改革能往前进哪怕一小步吗？面对体制，个人的力量太微弱了；与其以卵击石，我不如放弃。是的，做人不易，做一个有尊严的人更难。一个有尊严的人就是儒家以前所说的“君子”，当然比自私自利、鼠目寸光、狭隘短视的“小人”难做。君子不但有道德、有远见，看得到家人、社会以及更遥远的制度和自己的关系，而且有担当、有勇气，虽然未必需要为了真理舍身成仁或“摩顶放踵为天下”，但是至少除了家里的油盐酱醋之外愿意为这个社会付出一点额外的努力，而不会坐等搭别人的便车。宪法保障我们每个人的尊严，但是我们自己首先要有尊严，才有资格享受宪法保障；一群狭隘自私的小人斤斤于眼前一点蝇头小利，本来便撑不起宪政的宏伟大厦，最后也确实得不到宪法赋予的实惠，更谈不上什么尊严。其实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一旦宪政成为我们大家的一种生活习惯，这套东西很快就会成为一种常识。我们可以保证，只要你有考上大学的智商，就不会有任何困难掌握这本书的内容；只要你有和商贩讨价还价的耐心和勇气，就没有困难将其付诸实践，做一个有尊严的共和国公民。当然，你一个人努力会碰到不少钉子，但是如果我们大家都一起认真对待宪法，按照宪法的要求监督我们的政府，你马上会发现人民的力量是何其不可小觑；反之，如果你不在乎宪法，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不在乎宪法，官员连高兴还来不及呢，但是那样一来大家就惨了。我们希望你没有对自己失去信心，没有对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失去信心；也希望如果我们重复开头的那个问题——你想生活在一个什么国家，你不会回答说，有尊严的生活只有在你们毕业后想方设法移民出国才能讨得到……宪政难乎哉？不难也！只要每个人为落实自己受宪法保护的权利多做那么一点点，你会很快发现自己生活的这个社会和现在何其不同。如果你不愿让自己的天赋权利被剥夺、自己的正当利益被瓜分、自己的内在尊严被践踏，如果你不愿意战战兢兢地生活在一个不受批评、不受监督、不受控制的政府高压管制之下，如果你不愿意提心吊胆地居住在随时可能被拆迁的房子里、呼吸被盲目“发展”严重污染的空气，或用微薄的薪水为制度造成的高房价、低保、“三公消费”买单……那么就来学宪法吧！这部宪法就是为你制定的。它至少能告诉你什么是有尊严的生活，并在全体公民努力下实现之。让我们一起认真对待自己的宪法，共同建设一个有尊严的宪政国家。

Left Is Right and Right Is Wrong（3） 文：林炎平 Beautiful Slogan vs. Ugly Reality We all know French revolution. Liberty, Equality and Fraternity were the slogans of the revolution. However, the reality of French Revolution was nothing remotely resembling to these values. Do not believe any politician, even the good ones. Once a person is given power, the corruption is inevitable. Just like what Lord Acton said in 1887: “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You may have heard that P. Trudeau (J. Trudeau’s father) was a great primeminister. I have completely opposite opinion. He was one of the worst PM in Canadian history. Look how he damaged the economy in Canada. You may know there is an airport called Mirabel, which located nowhere between Montreal and Ottawa. It was such a big airport built on the insistence of Trudeau, citing that the location was so good that it could serve both Montreal and Ottawa. It ended up serve neither Montreal nor Ottawa. Huge money was wasted and P. Trudeau and his liberal knew it. This was why they used their power 20 years later after the disaster to name Dorval airport, rather than Mirabel airport, “Trudeau Airport”. Logically, they should name Mirabel airport, an abandoned laughing stock, as “Trudeau”, for it was really built on Trudeau’s idea and insistence. Mirabel Airport, Pierre Trudeau's White Elephant Like father like son. Now it is younger Trudeau’s turn to hurt Canada and Canadians. I love Canada and Canadians, but I sometimes are disappointed by the Canadians because of their naïve and readiness to be misled. A person without long and clean public service credential or successful and honest business track records should never be trusted into office, like Trudeau and Obama. Obama’s presidency has been a disaster. He must be ranked the most stupid and useless presidents in the USA. We may not blame him for everything because he is not a capable person, and his most suitable profession should be comedian. But one thing he definitely should have done and he had the best opportunity and position to do it because his background, which is the relation improvement between Black and White. He failed miserably. Never Vote for the Party that Represents Poor When young people without much financial resources, they tend to think the parties on the left theirs because these parties usually claim that they represent poor people. Their claim is indeed true. However, this is also the very reason for you not to vote for them. Why should a poor person not to vote for a party that claims to represent the poor people? Is this a sane statement? Yes! When I was a student 25 years ago, I was pretty poor, since $880/month should be considered to be poor enough. But I never complained because I was in a great country and enjoyed great freedom. It was my choice to be here in Canada and I love freedom. I genuinely believed that I was given a fair start line and the rest was on myself. It is a fair society and I am treated fairly. That time, there was a party claiming it represented poor people. I never considered it as my choice. And I had a very philosophical reason for my conviction: If such a party gets into power, its first priority is to keep you poor and make more people poor. For once you are out of poverty, they will lose your vote, and once there are insufficient poor people, they will be out of power, all because they represent the poor people. If you look into history, you will see exactly the evidences that support my theory. From Soviet to all these so called communist or socialist countries then; and from Zimbabwe to Venezuela now, we see the same pattern: The poor people’s parties were rushed into power by enthusiastic poor people, then these parties made their poverty into permanent and deeper. For the same reason, you should never believe someone like Sunders, the contender for the presidential nominee for Democratic Party in USA 2016 election. He is even more dangerous than Clinton. Obama shouted “change” 8 years ago, which helped shovel him into the White House. What has he done for 8 years? Nothing, except he wasted huge amount of tax money. He played a golf game at the cost of USD3,000,000 of taxpayer’s money. He used Air Force One for campaigning for Hillary’s presidential bid. Then he ran up the debt equivalent to that accumulated by 43 presidents before him. He is greedy and stupid, to say the least. The Dead Castro and the Moaning Left This day (Nov. 26, 2016) Cuban’s former dictator Castro died. Many Cubans are crying. For what? For USD15/month pension? But many Cubans are indeed weeping genuinely. It is a sickness, called Stockholm syndrome, i.e. the abused developed an affection and sympathy towards the abuser. Trump called today Castro “a brutal dictator”. J. Trudeau called Castro “the remarkable leader”, expressed his condolence towards Cuban people and recalled his father proudly called Castro a “friend”. Obama sends his condolence to Cuban people to help them cope the difficult time. Of course, there is Putin, the dictator in Russia, who is making his best words to Castro, the dead dictator, without much reservation. There is also Jesse Jackson, a leader of African American movement leader, who was fond of Castro so much. It is worth being noticed that Jackson was once a contender of presidential candidate of Democratic Party in the USA. Let us hear what exactly the incumbent Canadian Prime Minister Trudeau praised about Castro. If it makes you sick then you are still on the right side of justice. He mourned and praised: “a larger than life leader who served his people for almost half a century.” “While a controversial figure, both Mr. Castro’s supporters and detractors recognized his tremendous dedication and love for the Cuban people who had a deep and lasting affection for ‘el Comandante,’ ” Trudeau’s statement went on: “I know my father was very proud to call him a friend and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Fidel when my father passed away. It was also a real honour to meet his three sons and his brother President Raúl Castro during my recent visit to Cuba.” The prime minister ended his statement by calling Castro a “remarkable leader.” Since Cuba is not significant in any way to Canada, Trudeau did not have to be diplomatic on what he said, which means he really meant what he said, and what he said reflects his true mind. Is this despicable? Canada’s reputable national magazine, Maclean’s, commented: “Trudeau made himself synonymous with Canada. He made Canada cool again. It was fun while it lasted.By the early hours of Saturday morning, Havana time, Trudeau was an international laughing stock. Canada’s “brand,” so carefully constructed in Vogue photo essays and Economist magazine cover features, seemed to suddenly implode into a bonspiel of the vanities, with humiliating headlines streaming from the Washington Post to the Guardian, and from Huffington Post to USA Today.”I always remind my friends that the left, like Trudeau the father and son, are the most dangerous factors to the West, because they are inside of the West and they can achieve what they can never achieve against the West. The ultimate destiny of the left will inevitably merge with that of Bolshevik. Obama is another Trudeau. What is the difficult time that Obama meant? The day that Castro died? Or the decades that Castro imposed on his people? The Cuban exiles are at this moment celebrating Castro’s death. They hated him and this was why they escaped to Miami. Castro was leading the Cuban Communist Party to fight for the poor working class in Cuba, at least this was what he claimed. 70 years have gone by and their struggle has been so successful, because they made every Cuban poor, except themselves. I strongly question the morality of Trudeau and Obama. How can they side themselves on the side of the dictator? This is another reason I cannot like Trudeau and Obama. Since they are on the left, so I cannot like left. Now you know that my conclusion is well founded. Do not vote the parties representing poor people. Do not be led into the road by their propaganda. Their priority is to keep you poor and make more people poor. If you still do not believe me, visit Cuba and tell me how you feel. Political Correctness vs. Truth Political correctness is never about truth, rather it is only about politeness. There are two kinds of correctness: correct and politically correct. Since political correct is so emphasized on “political”, it is impossible not to compromise “correct”. When you meet a person and her hairdo is horrible according to your taste, you will probably say that “it looks nice”. It is politically correct. She spent money to make the hair and she likes it, why should you ruin her mood? If you say “it is ugly to my taste”, which is correct, but it is not politically correct. Therefore, political correctness is a politeness, not truth. We here can talk about a sensitive issue, which is culture. Is every culture equal? Should every civilization deserve the same respect and praise? Of course not! How can a culture that created science, citizenship, rule of law and freedom be equal to the one that created none of these? They are not equal, just like in a class the best students and the worst ones are not in the same level. If anyone told you that every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is the same, you have to be very vigilant. You may consider him to be polite, but he does not tell the true, regardless whether he knowingly misleads or simply blindly follows. If you want to be politically correct, you can politely say “yes”, but you have to know that it is scientifically incorrect. Democracy vs. Truth I am very proud of Alexander’s question to Prof. Dunn, when we met him at Cambridge. At the dinner, you asked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emocracy and republic?” Prof. Dunn spent so much time to explain it for you. I am not sure you understood. It does not matter. It was a great question and you have whole life to search its answer. Prof. Dunn is a renowned political theorist and he will appreciate to see what you can do in this area. Regardless if you will be studying politics, one thing you should know is that democracy is not about voting for truth. Democracy is about the last defense line of fairness in term of the dignity of the people. Truth cannot be voted out, rather truth has been historically in the possession of very few people before it was widely accepted. Let us imagine we are in 1522 CE, when Magellan just finished the navigation around the world. This very event proved the Earth to be round, not flat. However, if the human race held a referendum then, guess what the result would be? The Earth would be flat,democratically flat! Democracy can go wrong easily. French revolution was an example how it could go wrong. This is why democracy must work with rules of law. This is why we need checks and balances. Left is Right and Right is Wrong? It is not our enemy outside of the fortification that we should fear, rather, it is our comrades inside. When the evil communism at its very beginning stage, it was the campuses in the Western world that nursed and facilitated it, disguising it with an intellectual outfit and making it attractive to innocent and naïve people, especially the youth and students.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left did not give the birth to the communism, but they nurtured and upbrought it. And the campuses were serving the communism as cradles. Intellectuals and campuse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Platonic Academy by Plato, Lyceum Academy by Aristotle, and even earlier Schools of Ionia and Pythagoras, had been distinguished and respected for their rationality and reasoning. But with the separa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philosophy, many intellectuals on the philosophy side lost the opportunity of scientific training. As the result, they either willingly or helplessly abandoned the priority of rationality. It was not that they did not like rationality, rather it was that the delusion was too attractive to reject without proper training of science. I do not mean that one with scientific training will be immune to delusion, but rather that without such training it is gravely easy to be overwhelmed by delusion. This is why I urge you to take science courses and trainings seriously regardless what you want to do in future. Scientific thinking and method are the only way to lead you out of delusion, just as it led mankind out of it two thousand years ago in Greece and 500 years ago in Europe. It seems that nowadays the schools teach pupils about tolerance to everything,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to illegal immigrants, from LGBT to dictators, but failed to make you be tolerant to the criticism on delusion. Just like that they expressed their condolence to the Castro’s death, the left shows at every important historical moment that they have been statistically on the wrong side. In this sense, left is wrong. Now that we have discussed much about the left and right in the sense of direction, justice and politics, we have some confidence to reach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In direction: Left is not right and right is not left. In Justice: Left is less right and right is less wrong In politics: Left will ultimately go wrong and right will eventually go right. This is the story about “Left is Right and Right is Wrong”. I hope you reach the conclusion as I do: Be Right! （the end ）

Left Is Right and Right Is Wrong（2） 文：林炎平 The Wall – Nothing Wrong with It Trump made quite loud about his policy of building a wall on the border of Mexico to prevent people from entering the USA illegally. The media cried against this even louder than Trump’s vow. What is wrong with a wall? Don’t you live between walls? Does not your yard have fences? Your yard has fences to prevent unwanted people from entering. Your parents work hard to make it possible for you to live within walls, so that you do not have to live wall-less streets. No one needs fences if safety is not a concern. No nation needs a defended border if no unwanted people cross it. Look at the border between the USA and Canada,undefended and free border of 5,000kms, which means the USA is not a lover of wall if not for running out of options. The ultimate question is “Why should a nation allow unwanted people to come freely?” This question is the equivalent to this one: “Why should a family allow uninvited people to enter freely?” Why should a family allow uninvited people to enter freely? Building a fence to prevent uninvited people from entering is justified, just like your home and your backyard. It is a home. If you build a wall to prevent the people inside from getting out, then it is wrong, because it is a jail. That is why the wall or fences Trump wants to build on Mexico border is justified and that is why the Berlin wall built by the communist region was not. Two Issues that the Left Went too Far As we mentioned before, left is pro-changes. It is never a bad thing to progress, but it is indeed bad to change for the sake of change. Here are two issues that the left obviously went too far in my view. I also want you to know that I am not a social conservative. Every time I made tests to see my position in the political spectrum my results put me in the liberal side rather than conservative side. My values on LGBT and minority rights have always scored as liberal. But it is the liberal in extreme that I am against. The LGBT – an Over Protected Group LGBT can stage a parade that is literally erotic, which straight people can never be allowed to do. LGBT groups have already been enjoying greater rights than the straight. Of course you will argue that this is the only thing that may look unusually more favourable to the LGBT than the straight ones. Yet, it is not. We have to conclude that LGBT groups are no longer the vulnerable ones. Do we still have systemic discrimination against LGBT? No. They already have the equal rights as the others. The only thing that can be argued is the marriage issue. They already have the equivalent to the legal marriage, which is “civil union”.i.e. they can enjoy everything that a legal marriage provides, e.g. tax benefit and others for legally married couples. The only thing that they still do not have somewhere is the name of “marriage”. But they want to call their union “marriage”. Why should they call it marriage? If they want to call their union marriage, we have to redefine “marriage”. In short, LGBT is no longer a vulnerable group. Rather, it is an over protected and over promoted one. BLM - A Real Racist Organization BLM ( Black Lives Matter ) is a racist group, which is not a surprising matter. But it is that it is not only a legally existing racist organization but also a promoted one that is astonishing. Its very existence shows the justice is leaning against European Americans. If one dares to change the B to W, he will immediately be labelled “racist”. This organization shouted killing the whites and police. This is bad enough yet the worse is that such behaviour has no consequences and drew little criticism from media or intellectuals, which is extremely worrisome. This is also where Obama has failed miserably during his presidency. He had the best opportunity to fix, or at least improve, the racial relation between Black and White. He is black and his very presidency is the proof that there is no systemic racism in the USA. However, he did the complete opposite, fanning up the racial hatred by the African Americans towards the European Americans. After his 8 years in Oval office, the relation between White and Black reaches its lowest point and the rift between them at its widest, in decades. The rise of the racist group of BLM is just a superficial symptom. Deep inside is a dark current against the European Americans promoted by the left. Left and Right in Politics Someone said that if you are not “left” at your 20s, you have no heart; if you are not “right” at your 40s, then you have no brain. I forgot who exactly said such first, but I remember a friend of mine said to me with his own experience. He is a French Canadian named Denis. One day about 20 years ago a strange guy dropped into my office. Soon we became friends partially because his infectious laugh. He told me that he went to China during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he was a member of Canadian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Not anymore.” Seeing I was surprised, he continued. “Why?” I was curious. “If you are a communist when you are 20, then you could be generous. If you are still a communist when you are 40, then you are stupid.” He finished with aquite laugh, followed by mine. Left when You Are Young It makes it look like there is a learning curve between 20s and 40s. The question is: You are right (justice) when you are “left”, or you are right (justice) when you are “right” (politics)? So, which one is right (justice) and which one is wrong? If the political view at your 40s, which is right (politics), is right (justice), then the one at your 20s, which is left, is wrong. We certainly cannot justify being wrong by the excuse of being young. After all, when you are 18, you already have the right to vote, which means you should make a right decision for you, your family, your society and your country. If all young people at their 20s are wrong and feel justified, it is enough to take a country to a wrong direction. We certainly can use the youth and less experiences as the excuse to mitigate our guilt and responsibility for being on the wrong side, which is left (politics), but is this really justifiable? It is considerably easy to promote generosity when you do not have much, since it is not going to make you pay dearly. I would be the most generous person in the world if I were a panhandler. I would promise you the whole world “if I had it”. Since I do not have it, I can only serve you with my words, which does not cost me anything. That is also why when you are a student you tend to be on the left. Things will change when you get something. You get a job, you get a house, you get a family and you get your savings. At this moment, will you deliver what you promised before? Forget about the world that you promised to give. You will probably not give up you house. Statistically, no. People will not donate everything then live on street themselves. This should not be criticized. It is the original promising that should be denounced as being hypocritical. But I know the hypocrisy is genuine, since the youngsters who made the promises really meant it. Only later when they find out they are not willing to deliver when they really possess themselves valuable somethings. When a young student who promise the society with the whole world when he has nothing, he knows that he has nothing to offer but his words. The real instinct intention is that he wants the society to offer him everything, e.g. free education, free living, and free everything. They sincerely believe that, since they genuinely offer the society the whole world once they have it but they do not have now, then the society really owes them everything the world has now. “Since I am so generously offer you the whole world in future, why should you offer me with everything that I need now?” This is what their mentality and I was one of them but just was not addicted to it as long as them. They indeed feel responsible for the society too, so they would work as volunteers with genuine enthusiasm. However, it is the mentality that they are saving the world and the others are ruin it that gets them think that they are on the right (justice) side of the world and history, which is left (politics). Left on Campus Yes, young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be misled. With their enthusiasm, they can accept different ideas, right ideas and wrong ideas. With their already left leaning in instinct, they can be easily led into this direction with minimum efforts. Our campuses are usually on the left (politics). More professors are on the left than right.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in the social and arts sections. Why are the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more prone left in arts and social science? According to my observation and understanding, it is that these disciplines require les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raining. Those who without such proper trainings tend to be unrealistic and fanatic. They think things are easy: “As long as you have a right attitude, which is left, you are on the right (justice) side of the world and history. Once the society has the right (justice) attitude, which is left, all the problems of the world will be solved.” Sartre, a French philosopher, is a typical intellectual who led the students into a wrong political direction. Since it is not the right direction, it must be the opposite direction to the right, i.e. left. He was extremely fanatic about the left, and was very much obsessed with Soviet Union, so much so that even after he knew what catastrophe the Soviet caused and what crimes the Soviet committed, he continues to praise it and led the followers to the direction, which is the left. May 1968 events in France influenced by Satre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owever, you cannot distort an observation or make a machine work by boasting or merely by enthusiasm. You simply cannot brag a machine into working condition. Regardless how fanatic you are, the machine will not work unless you design it and make it right. Since they cannot make the machine right (justice), they have to be on the left (politics). Once you are on the left, you do not have to be responsible for making the things right. It sounds like a joke but it is exactly like this.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make things right (justice), which is why it is difficult to be on the right (politic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so easy to make thing swrong, which is why it is easy to stay opposite to right, which is the left. However, the difficulties caused by the left will occur later with much more serious consequences. Famine is one of them. If we examine the human history, we know that every extreme left caused famine. Unfortunately, the young students in the West have probably never heard of famine, let alone experiencing one. They do not have even any remote idea about what it is like. Equality vs. Justice Left (politics) is always more attractive in appearance than right (politics). The most attractive part of the left usually starts with equality. There are two great values in humanity, which are liberty and equality. Together with fraternity, they give us the most beautiful values: liberty, equality and fraternity. The first two are the rights of people, the third one is responsibility. Young people are enthusiastic yet less wealthy. They have too much hormone to spend and too little wealth to share. Thus, equality is the most attractive idea to them, economically, along with fraternity. Young people have less, so equality means they will take in more than share out. Then thing will go wrong from here. Why? The first value is liberty, which means everyone has its right to be free to do what he wants. But freedom has aboundary because you cannot deprive the other people’s freedom. i.e. your freedom cannot be expended at the cost of others’ freedom. It is for this sake, equality is important. It simply means that the other people are as free as you are. Equality can be readily understood with liberty as: liberty is your freedom and equality is others’ freedom. The problem I just mentioned is caused by the reversed priority, i.e. equality prevailing liberty. If liberty is second to equality, all the problems occur. Once liberty is inferior to equality, equality is no longer the equal start rather is reduced to equal finish. Let us talk about Matthews's law: For unto every one that hath shall be given, and he shall have abundance; but from him that hath not shall be taken even that which he hath. It basically justifies that deprive those who have less to reward those who have more. In human society, this law must be artificially limited, otherwise we are like animals and vegetables. However, once we need competition, this law must be followed. Let us observe the scenario in a Marathon competition at its start line. The best record holders are placed in the most front position, which are for two obvious reasons: preventing the slower runners from hindering them, and rewarding the faster ones for their previous achievements. It means your hard work and good performance are appreciated and rewarded. Without this mechanism, evolution of society stops. But without limiting this mechanism, we would be in a society of social Darwinism, in which the weak will be let perish. So, between total competition (no protection for the weak) and total protection (no reward for the strong), there should be an optimal point to take care both sides. An ideal society should be “the stronger can prosper with glory and the weaker can survive with dignity”. Where should be the line drawn? This is the question. We can understand now: so called left is that it values more equality than liberty; so called right is the opposite. The left at its extreme is the communism, where everyone is getting the same regardless his contribution. The right at its extreme is the Darwinism, where everyone is free to pursue his goal even at the cost of the others. The right at its extreme is exactly like our normal Marathon competition, and the left at its extreme is like a Marathon that forces every competitor to finish at the same time. The latter is of course really ridiculous. No one will really watch this kind Marathon as spectator. And no one will really make any effort as competitor, because there is no winner, or you can call everyone winner, or more accurately, loser. ( to be continued )

本文是林炎平博士写给孩子和孩子家长的一篇关于此次美国大选的社会政治科普读物。因为 right 一词的语义双关，难以在中文里体现，此文就不翻译成中文了。有兴趣和希望培养独立思考、逻辑思辨能力的读者请读英文原文。 Left Is Right and Right Is Wrong - Direction, Justice or Politics?林炎平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my two sons, Alexander 13 and Oliver 11. Close to the US election, they often came back from school uttering out some curses against Donald Trump, then the presidential candidate and now the president-elect of the USA. I did not know how to discuss with them on this issue. It seems that their usual tolerance towards almost everything at the school suddenly took the opposite direction. They knew little about US politics or election, let alone Trump. What they were criticizing Trump was exactly the replica of that of CNN and other so called “main stream media”. How could youngsters utter out such content full of hatred against someone they did not even know? Actually, I was not surprised, but deeply worried. Here is what I have to say to them. Hopefully some otherparents will find this useful in talking with their children in the similar topics. Dear Sons, I feel I have to talk with you in a serious way. Maybe writing you serves this purpose better.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I am not only your father, but also, more importantly, your friend. I hope you regard me more as a buddy than a parent. I know Alexander likes debate and is a sharp debater. I also know Oliver has strong opinions with nice and polite disguise. I am usually so confident on your school that as long as your school teaches you, I don’t need to pay extra attention. This time, it is a bit different, because it is exactly what you brought back from the school that worries me. I here talk with you by written words, which serves as a reference that you can refer later to check its lasting correctness or incorrectness or as a target that you can criticise now and in future. The topicis about politics. Once you talk about politics, there is a spectrum constituted by different positions, from left to right. Yes, we are talking about left and right in the sense of politics. Somehow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s it came to this mutual reference: the left means the minds that are more liberal and want to change; and the right means the minds that are more conservative and want to preserve status quo. The Beginning of the Story Let us clarify the title of this article. What the heck is “left is right and right is wrong”? It sounds so wired. In the sense of direction, how can left be right? Or, in the sense of justice, how can something that is correct be wrong? It is ominously confusing and it can generate much misleading, just like what we found in our politics. Of course, it means more than just direction or justice. It can be politics and it is confusing just like politics. The story of its origin is a true one. It happened to me many years ago, when I took my road test for my driver’s license in Montreal. It was my second year in Canada after getting into McGill University to pursue my Ph.D. The monitor in my car for the test instructed me to turn left at the next corner. Somehow some road noise blurred his voice and I had to confirm: “turn left?” “Right.” replied him. Then at the corner I turned right. At the end of the test, the monitor told me that he should fail me, because I did not obey his instruction and turned opposite direction to his instruction. “I asked if it was left, you told me it was right!” I argued. “I said ‘right’ to confirm left.” He shot back with his detectable French accent. The arguing went nowhere, and at the end I thought I would fail the test anyway. “So, you meant left by telling me right? So, right means left?” “Yes. Left is right and right is wrong!” He concluded. “ Left is right and right is wrong? What the lousy language is this?" Realizing there were so many confusions and conflictions in this short sentence, I could not help but just let it go. “What did you say? Lousy language?” He looked amazed. I thought I said something gravely politically incorrect and so I was doomed. “Great! You are so right. It is indeed a lousy language! Anyway, your mistake was not that big and the rest was perfect. Go to the waiting area for your paper.” He smiled friendly and cunningly. Passed? I could not believe my ears. I knew, or I guessed I knew, the reason many months, if not years, later. I love Quebec and Quebecois. I love Canada and Canadian. This incident was just one of thousand reasons for me to understand, value and love this great nation. I indeed love both official language too. After all, which language does not have funny confusions? OK. “Left is right and right is wrong.” All the confusions are originated in the word “right”. Are we talking about direction or justice? This is the question. To go Right or not to go? To do Right or not to do? These are the questions and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m here, followed by politics. The Spirit of Criticism Is the Key Let us put this dilemma aside for awhile and talk about life and politics. Only those that allow you to criticize are worth being loved. I try very hard to apply this to myself because I want to be adorable. This is why I always allow you to criticise me. Remember the argument we had that day we had lunch together? I asked Alexander not to only eat rice cooked with pork and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Alexander got annoyed: “You eat the same things that you like every time. I only eat my choice but you not merely eat your own same stuff, but try to persuade everyone to eat the same thing as you do.” This could get many parents angry, but I really saw the merits of Alexander’s argument and also appreciated his sharpness. Probably this was one the reasons that he got the highest mark at school debating. “You may eat the same foods all the time as long as you have enough variety.” This was my point. I want you to be critical on things. It i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 For this reason, we all, including you, should face the criticism from other people with open mind and serenity. You both like chess. Criticism and debate are like chess games. The only thing you should dislike is your mistakes. Learn from them, improve and go on. You have very good logic ability and I really love to see that. Here I am going to have a discussion with you and it is based on logic. After all,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left, right and logic, which are huge part of the education you are having now. Let us refresh the opening dilemma: Left is Right and Right is Wrong. This time, not only direction and justice, but also politics. A Few Trump Questions It is not Trump that is the question, rather it is our prejudice that is. You came back from school, cursing Trump as a racist, sexist, xenophobe, gay hater and Muslim hater. You called him stupid. Calling names on politicians is the unique valuable right possessed by the citizens in the West. I often exercise my right too and I call B. Obama “useless” and J. Trudeau “stupid”. I called Trump “stupid” too when he verbally attacked the Muslim couple whose son died in Afghanistan as a brave serviceman, just because they criticised him in the Conference of DNC (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 But what troubled me is that you showed unusual intolerance against someone whom you did not really know in the game that you understood little. The person is Trump and the game is politics. I am not sure whether what you said was from your fellow classmates or the school teachers. But either way, it is a worrisome issue, because either your school influenced you with such intolerance or did nothing when you were influenced by such intolerance. It is OK to call some or all politicians stupid and useless, but we have to admit that we are all useless and stupid somewhere and sometimes. In this sense, we are all equal. But, at the end, we have to justify what we claim. Is Trump of anything that is labelled on him as we just mentioned? There is no evidence. It is extremely unfair to charge some one with such fabricated titles. Let us look into another case. A convicted criminal called Barry was elected as the mayor of Washington DC, by mostly African American voters, which happened about 20 years ago. Media did not cry much or even did not cry, then and now. Barry was a drug dealer and he committed his crimes during his mayoral. To everyone’s surprise, he was re-elected as mayor in DC. He was black and the voters wereover 90% black. Marion Barry Did the media do anything to criticize him? Almost nothing! On the other hand, Trump does not commit any crime but he was portrayed as a criminal. If you don’t believe it, let us research this issue further. Anti-immigration – A Fiction Trump vowed to prevent illegal immigrants from entering the USA and get them out if they were already in. This was labelled as anti-immigrants. Since it is anti-immigration, it is racism. That is enough to prove Trump is a racist. It is pretty powerful logic, but it is only good for illogical fellows. How can stopping illegal immigrants be distorted into against immigrants? Huge number of people want to immigrate into the USA and they are requested to follow the immigration laws. What are the immigration officers of USA doing inside and outside the USA? They are working hard to let the ones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in and keep those who do not out. Are they anti-immigration? Of course, not. If they are not, why should Trump be labelled as one? We have to ask: since when the illegal immigration equals immigration? Would you consider someone uninvited by you entering your home something you should tolerate? If they are not invited, should you ask them to leave? If they do not leave, would you ask for the help from the police to force them to leave? Deporting the illegal immigrants is exactly like this. And deporting those who with criminal records is even urgent and legitimate. Some young students defend the interest of the illegal immigrants. They want their school to be the sanctuary to the immigrants. However, ask them if their parents want to live inside the neighbourhood of the illegal immigrants. Let us investigate which of them eventually choose to live in neighbourhood of illegal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Tax Evasion – without Substance Media also are loud on Trump’s tax return, calling him cheating on income tax. Their logic went like this: since Trump did not release his tax return, it is the proof that Trump committed tax evasion. But the reality should be: if Trump had violated the tax law, the taxman and police would have gone after him. Since Trump has not been in trouble with taxation,it can only mean one thing - he did not break the law. Then one can persist: why did not he release his tax return if he is clean?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a person with business, especially with big business, usually has very complicated tax return. Also, they, like every one of us, want to pay as little tax as legally possible. It is wise for Trump not to release his tax return, because once he released it,it could be interpreted, by so called experts hired by his political opponents, in any way they want. The ordinary citizens do not and have little time to try to understand the legal details of his tax return, which would end up they have to buy or be influenced by the interpretations of these hostile experts. With the media doing the fanfare work, people would have no chance to distinguish which side is truthful. After all, there is no law to force a presidential candidate to release the tax return and there is the legal system dealing with tax crime, why should we be interested in Trump’s tax return? Clintons’ Problems – A Real Issue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 must to investigate Clintons’ foundation and Hillary Clinton’s using private email address to handle governmental affairs. Is not it strange that the dealing of Clinton’s private foundation was mixed with Clinton’s official position as secretary of state? There is an obvious and unexplainable question: How did Clintons become rich by running a foundation? We all know that when people made a lot of money, some of them, like Gates,establish a foundation to reciprocate the society. Foundation is a charity entity and you do not make money by running it. However, in Clintons’ case, it is totally contrary. They left White House, according to Hillary Clinton, virtually bankrupted. Then suddenly they started a foundation in their names, and then in a blink of eye, they became so rich. By what means can this be achieved? What is the mechanism for such amazing financial success? Everyone, who is not completely stupid or fanatic, knows there is a problem. This is a real issue in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but most media conspicuously ignored this. （To be continued.）

编者注：本文作于2011年12月17日，谨以此文纪念胡适先生诞辰125周年。话说胡适与郭沫若的十项全能 易道禅 今天是伟大的民主先驱者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 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在一篇悼念胡适的文章中说道： “胡适是中国学术史上的槃槃大材；是一位九项全能的专家学者。我为什么不干脆用通俗的体育名词‘十项全能’，而减掉一项呢？因为十项全能和‘万能’一样，除在体育场之外，只是个抽象的形容词，言其百能百巧而已。而我这‘九项全能’，则是经过适之先生生前自己认可的具体项目。他自己承认他在这九个项目里，都‘做了一些工作’。这九个项目是：一、哲学思想，二、政治思想，三、历史观点，四、文学思想，五、哲学史观点，六、文学史观点，七、考据学，八、红学的艺术性，九、红学的人民性。”前面才讲了九项全能的好处，最后唐德刚先生却忍不住说要给胡适再加上第十项，即“佛教禅宗批判”，结果还是“十项全能”。 我认为唐先生这十项并不准确，例如第八、九两项完全可以合为一项“红学批判”。如果以我来划分，胡适的十大全能项目应该是：一、白话文学开拓；二、哲学思想；三、历史观点；四、美学思想；五、哲学史观点；六、文学史观点；七、考据学；八、红学批判；九、禅宗批判，十、自由主义与民主观。我以为最不能忽视的就是第十项，因为胡适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所作出的贡献，无论是理论建树或是实践行动，都独具非凡的意义，愈来愈为后人所理解所珍视。 无独有偶，郭沫若在世时，曾有人赞誉郭是十项全才，即在十大领域都作出了非凡成就，这十大领域是指：一、诗歌；二、戏剧；三、历史学；四、考古学；五、古文字学；六、先秦哲学；七、翻译；八、书法；九、社会政治活动；十、科学组织活动。前面九项都好理解，最后一项不知为何，莫非是指郭沫若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和兼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但据说郭沫若当时还很有自知之明，颇为自嘲地说自己是十个指头按跳蚤，一个也没有按到。 不论是虚心还是心虚，郭的态度似乎证明他自己在这些领域还不算顶尖，能够这样自嘲，也说明郭还是有大家气度。平心而论，无论世人怎样痛斥和贬损郭沫若，他早期在文学、史学和古文字学的成就是无法一笔勾销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胡适与郭沫若这两位大家放在历史的天平上来考量，毫无疑问砝码的重量会朝向哪一边。胡适在历史剧创作、甲骨文研究和书法艺术方面比不上郭沫若，但在其它领域，我认为郭沫若则是无法追上胡适的。至少有三样东西，郭沫若更是不能和胡适相比，一个是思想，一个是人品，还有一个是治学态度。 新文化运动是胡适一生中最为辉煌的起点，从此以后胡适便一直笼罩在这种光环中，其它成就差不多在这之下成为了影子。新文化运动以思想启蒙为起始，胡适一出场就以启蒙思想家的地位占据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的第一篇章。不管是白话文学的理论与创作，还是《中国哲学史大纲》所阐发出来的观点，而今在大陆或台湾，现在几乎都不可否认胡适在其中所体现的开山意义和思想价值。 从五四起就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精神，直到后来的对自由主义的阐释和对民主人权的呼吁，胡适的每一步都是那样地清醒透明，没有丝毫的含糊或卖关子。哪怕他在蒋介石身边周旋，也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知识分子最看重的操守和气节，落到根本就是独立性和自由精神。他的《民主与极权的冲突》和《容忍与自由》，是他作为思想家最光彩的能量释放。胡适一生给我们的启示，就在于他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胁迫不能从，谩骂不能失，此谓文化人中大丈夫。现代中国有两个这样的大丈夫，一为胡适，另一为鲁迅。鲁迅是摧毁旧体制的破坏者，胡适却是对于新社会有远见的建树者，二者不尽相同，但均不失为真正的思想文化伟人。 郭沫若在思想上跟他早期的诗歌一样，狂热却很抽象。那个时候，创造精神以及泛神论，对于郭沫若对社会的认知还是起到积极向上的一面。郭沫若对于古代文化确有别开生面的见解，但一面临现实社会，就显得比较糊涂，特别是一旦与政治因素沾上边，他就失掉了曾经的自我。他以恩格斯的观点研究中国的古代社会，可以说不会有历史的真知，他以毛泽东的喜好研究李白与杜甫，更是扭曲了文化的价值。几曾有自己的思想？ 郭沫若最具个人价值的东西，依我看是他的春夏秋冬四部历史剧，即《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英雄主义情结和反暴政反专制的思想贯穿始终。他的十篇历史小说，也有着对历史对现实异常清醒冷静的思考。然而遗憾的是，这位崇尚儒学的大儒，把儒家最糟粕的一面学到了手，仕途利益重于个人操守，逐渐陷入不能自拔的悲哀境地。要说晚年他不能自知自己的灵魂缺失，我未必相信，他其实很清楚自己将来的个人地位，但他已无能为力改变这一切。那样的社会机制，不可能产生鲁迅，更不可能产生胡适，只能产生郭沫若。建国二十多年了，一个掌管科学和文艺的大管家，却还在呼唤科学的春天和文艺的春天，实在是一场大悲剧，他不反思寒冬的根源，只动情地歌唱带来寒冬和春天的同一个体制。这个时候，虽有聪明的大脑，却毫无寸丁思想了。 公平地说，从文学创作上来看，胡适颇似一个旧文化人，郭沫若倒象一个新文化人；而从思想建树上来看，郭沫若却是一个旧文化人，胡适倒是一个新文化人。可惜郭沫若后来的创作就不能以新旧来论，简直是宦官讴歌文化集大成。而胡适后来的个人修为和思想境界，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人文精神。这就不能不使人感慨，同样学富五车的大家，思想意识的高低为何如地平线与天际线那样分明？胡适与郭沫若都是十项全能者，但在同一个相近项上（胡适为“自由主义和民主观”、郭沫若为“社会政治活动”）的经历结果，就使得胡适成为现代圣人，而郭沫若则成为现代文丑，这不能说不是一部现代文化史上的世说新语或拍案惊奇了。 仅以此文纪念胡适先生120周年诞辰。胡适先生千古！ ——作于2011年12月17日胡适先生诞辰纪念日

一个民族需要仰望星空的人 文：姚国华 关注天空，还是关注脚下？ 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大学？我的回答是，百年中国的绝大多数时候，尤其是近20多年来，并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大学是什么呢？我要讲远一点。 孔子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建立了一个学校，通过它普及了一种理论，世世代代传下来。公元前5世纪前后，世界上有几大文明各自形成自己的经典，把各自民族的文化用文字传承下来，于是全球进入了轴心时代。今天，西方人之所以强大——他们后来超过其他所有的文明古国，尤其在全球化时代，一种强大的力量逼迫着其他文明去改变自己，去迎合它，这种力量从哪里来的？是从大学来的。 越是文明的社会，越是需要有一批专业学者来构造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文化认同。而这些有智慧的知识精英形成的共同体，就是大学。 这样的大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西方最早在柏拉图时代，就建立一个叫 AcaDemy 的东西，柏拉图的 AcaDemy 要干什么呢？西方人认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它背后有一个抽象的能够用数学、用逻辑、用语言精确表达的Logos，按今天的话，一种规律、一种规则，那才是万物的根本。只要把握了这个Logos，把握了万物的规律，你就把握了万物。这种柏拉图的信念，也就是古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 这与其他思想不同，尤其与中国人注重直觉与感性思维不同。中国的农业文化相信，我们的直觉、感悟，我们在人和对象之间建立一种生动的、感性的、直觉的关系，这是中国人的特色。而在柏拉图时代，他鼓励他的学生去寻找万物背后的逻辑、数学、几何学，从这些抽象的理念、概念里探索万物的和谐秩序和规律。柏拉图的这种智慧，传到亚里士多德，传到亚历山大时期的科学，传到罗马时代的法律，一直传到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 公元5世纪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第一次大综合，把基督教由一个光是信仰的宗教，变成了一个理性的宗教，一个讲道理的宗教。基督教越来越能够讲道理，讲究严格的理论推理，于是就有了最早的大学。两个月前，我去了西方第一所近代意义的大学，就是意大利的博罗尼亚大学。这所最古老的大学，有近一千年历史，还力图保持老样子，那些房子已经非常老旧了，实在撑不住，才搞一根水泥柱把它顶上，一些残垣断壁也都很好地保护在街上。这些大学干什么呢，要寻找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时赋予的规律、规则，一种抽象的道理，要寻找万物背后的Logos。 博罗尼亚大学 我们知道，邓小平的一个伟大智慧是“不争论”：学任何东西，看任何书都要管用，没用的东西就不要搞。读马列也要管用，否则干什么呢？争论多了妨碍行动，所以提倡不争论。深圳那个小渔村怎么富起来的？靠的就是“做”而不是“说”，说了就搞不成了，先做了再说，打点“擦边球”没关系。甚至连“擦边球”也说不上，完全放开，不然为什么叫特区呢？结果，今天中国人都默认，说的东西往往不能做，做的东西往往不能说；闷声发大财，这是最大的聪明。 但是西方学院文明恰恰相反，先是靠说，而且说的东西还不管用，说的是些什么呢？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上帝把亚当身上一根肋骨变成了夏娃，那男人身上是不是会少了一根肋骨；秃头复活以后，在天堂里面长不长头发；上帝可不可以是女人的样子；亚当和夏娃不是娘肚子里生出来的，有没有肚脐眼。这些问题看起来无聊可笑透顶，在我们看来毫无意义，但它具有另一种意义，它确立了一个信念：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的道理，而且这个道理是可以推理、可以寻找、可以证明、可以争出来的。越争论，真理就越明白。最早的大学就开始干这些事情，把道理搞清楚了，什么事情都能够朝有序化、理性化的方向发展。所以，西方精英们从一开始就相信，社会必须有一种超越任何个人意志，超越物质外表的一种道理、一种规则、一种规律、一种秩序，它虽然抽象，却严格遵守逻辑、数学与实证的规则。这就是希腊理性思维，这就是柏拉图的Acaemy留下来的精神，这就是现代大学精神。 四大文明古国都是自然主义的文明，人们的生活完全依靠大地、天空，靠四季轮回、靠土地里面长出的东西来养活人，依靠自然生态的循环。 但是与柏拉图对应的希腊文明是另外一种文明。我两个月前去了希腊，这个地方在今天看来是不可能产生伟大文明的：山上光秃秃的，生态恶劣，水土容易流失。所以，希腊历史上经过几次反复，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总是几百年就不行了，可能都是这个原因。后来多利亚人崛起，当这块土地提供的粮食接近危险的极限时，他们受了腓尼基人贸易活动的影响，不再靠土地上的收获直接养活自己，而是靠航海、商业、还有手工业，与外部的生产分工和相互贸易来实现生活的供给。他们的山上能够种葡萄和橄榄，这两种作物不仅不造成水土流失，而且还能够保持水土，这两种作物不能当饭吃，但是可以酿成葡萄酒，榨出橄榄油，而他们又有非常好的航海条件。他们把葡萄酒和橄榄油拿去跟别人换，于是一种特殊的文明就产生了。 商人们航行在单调枯燥的海上，跟农民以感性的方式直接与大地接触不一样，他们看到的除了茫茫大海，就是太阳、月亮、星空，于是他们的天文学、几何学就很发达；商人总是盘算着数字比例关系，于是数学思维很发达，毕达哥拉斯主义就产生了；航海与贸易需要发达的手工业，而手工业制品通过商业推广又更加发达，手工业的发达导致了原子论的产生，机械唯物论的产生，导致了最初的分析式的自然科学的产生。 我们知道，今天西方人除了以科学作为改变世界的有力工具外，还有一个东西用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上，这就是法律。中国人怎么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通过面子，通过感情，通过人情关系，通过道德，最后通过权力来把握。而西方人主要通过法律，通过契约，通过社会公德，通过每一个人心中把握的客观尺度来约束所有人的行为。这种法理思维，跟自然科学思维如出一辙，相信所有个别事物之上，有一个抽象的规则、法则和规律在支配着一切，而且这种抽象的规则是能够以严格的逻辑和数学方式表达的。 今天西方人强大的奥妙，就是两个东西，一个科学，一个法律，都是从希腊哲学演变而来的。这两个东西看起来好象不一样，法律是管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律是管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的，但在西方语言中是一个东西，都叫Law。它们都是从柏拉图那里来的，相信万物背后有一个普遍的共性在起支配作用。这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用人的理性思维去把握。 大学就是柏拉图的那个 AcaDemy 延续下来，到中世纪就是经院，近代就是University，执著追求万物背后的规则，相信道理越争论越明白。这种把求知当作最高追求的人生态度，几乎体现在每一位哲学家身上。 泰勒斯是代表希腊智慧的第一个人。他本是个商人，可是他不好好经商赚钱，老去探索一些没用事情，所以他很穷，有一点钱就去旅行花掉了。所以有人说哲学家是那些没用的人，赚不到钱的人。据说，泰勒斯有一年运用他的知识赚了一大笔钱，当然这个说法可能是杜撰的——他知道那一年雅典的橄榄会丰收，就租下全城所有榨橄榄的机器，乘机抬高垄断了价格，赚了一笔钱，以此来证明哲学家如果想赚，他是可以比别人赚得多的，但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有更乐于追求的东西。还有一个故事，一个晚上泰勒斯走在旷野上，抬头看着满天星斗，他预言第二天会下雨，正在他预言要下雨的时候，脚下一个坑，他掉进去了，差点摔死，别人把他救起来，他说谢谢你，你知道吗？明天会下雨啊！于是又成了一个笑话，哲学家是只知道天上的事情，却不知道脚下会发生的事情的人。两千年以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谁都不代表真理 亚里士多德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西方大学与中国大学有个很不同的地方，我们的书特地选择拉斐尔的《典雅学派》与《孔子讲学图》对比做封面，显示看出两种大学的区别。《雅典学派》是非常著名的一幅画，在梵帝冈博物馆里，画面所有的人都在一个大厅里面，没有地位等级，大家各自干各的事情，或是在相互交流，亚里斯多德与柏拉图平列走在一起，争论得面红耳赤。谁都不代表真理，老师也不一定有真理；真理高于一切，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去领悟真理。可是中国的大学呢，一定是老师在台上，老师显得很大、在中央，学生画得很小、在旁边；学生什么都不知道，一个个在问老师，老师什么都知道，他是发布真理的。这是中国的大学。 拉斐尔油画《雅典学派》​ 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吃喝玩乐中间，柴米油盐酱醋茶中间，生活在世俗生活中间，但是如果只有这个的话，这个民族是不可能拥有最高的文明。近代欧洲城市里，总有一个中心是 Acaemy ，或者是University，它们在整个社会当中起着核心作用、灵魂作用。所以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是不可想象没有大学先立起来的。 我的结论是，西方现代文明是城市运动和大学运动，现实操作和理想引领，两个东西的呼应才产生的。事实也是这样，文艺复兴之前就有博罗尼亚大学，法国的崛起有巴黎大学，英国的崛起有牛津剑桥，美国的崛起有哈佛。十九世纪初德国要崛起的时候，就有柏林大学。当时德国四分五裂，被拿破仑打得呜乎哀哉，割地、赔款、求和，穷得不能再穷，窝囊得不能再窝囊了。一位最有远见的人物是洪堡，他影响了普鲁士皇帝，相信民族崛起的关键是民族的精神崛起，而精神崛起的最高手段就是大学。洪堡成为内阁当中最重要的人，他建立了柏林大学，柏林大学的首任校长就是哲学家费希特。 威廉·冯·洪堡 柏林大学（原洪堡大学） 中国20世纪最大的骄傲与不幸 美国之所以为美国，大家都知道，美国比拉丁美洲要富裕得多，今天仍是如日中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有所谓拉丁美洲现象，就是拉丁美洲被卡在一个无望的摆脱不了的陷阱里，为什么美国和拉丁美洲会有如此区别呢？因为拉丁美洲的开拓者就像我们深圳、海南的开拓者一样，只是去捞一把钱的人。其实当时中南美洲的条件比北美要好得多，北美连高级的印第安文明都没有，而中美和南美有辉煌的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有玛雅文明。但什么导致了北美的强大呢？今天人们都知道北美最早移民是五月花号船上搭乘的103名清教徒，其实五月花到达北美时，那里已经有一千多移民了，可是所有美国历史书都从五月花开始写起的。为什么历史学家这样偏爱这103人呢？那是因为五月花上的人们的信仰，代表了美国精神的源头，形成了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这些新教徒上岸后只有16年，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就建立了北美最早的大学，第二年以最大捐赠者名字命名为哈佛。由此看来，北美移民一开始就很特殊，其一，他们是清教徒，其二，他们建立了大学，这是美国今天这么强大的奥妙。清华大学著名学者秦晖也研究拉丁美洲和北美的区别，他认为美国之所以比南美优越，是因为有一个好的制度。我并不反对这种说法，但是我要强调，美国的制度八字还没一撇的时候，清教徒们一上岸就与伊比利亚人不同，他们只过了16年就建立了大学，160年后才建立了美国和美国宪法。你说文化重要还是制度重要？先有大学还是先有宪法？ 今天以色列很强大，它建国只比新中国早一年，建国后第二天就开始打仗，它处在百倍的敌对人口包围之下，但今天几乎已经没有平级的对手了，没有一个国家敢主动向它挑战。凭什么以色列这么牛？因为以色列是有大学的，大学比什么都重要，在它还根本无法建国的时候，犹太智者就建立了希伯来大学，建校校长魏茨曼就是后来以色列的开国总统。希伯来大学比他们的国家还早25年。 再看看日本。这么一个小小岛国，自古笼罩在中国文化的阴影里面，可是今天它比中国强大。为什么它会有今天？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时，日本的水平远远不能与中国比，可是有一个关键人物叫福泽谕吉，今天日本钞票最大面额是一万日元，上面的那个头像既不是天皇，也不是任何政治军事人物，而只是一位只写了几本书，办了一份报纸，办了日本第一所大学的福泽谕吉，这样一个人成了现代日本民族的灵魂人物。他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这三个方面的顺序，应该先是心灵，再是政治体制，最后才是经济。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表面上看是捷径，但最后是走不通的。近代日本基本上按福泽的路走的，它成功了。 日本钞票上的福泽谕吉 同一时期的中国，却走了一条福泽谕吉预言走不通的路。最早打开国门就是搞洋务运动，搞经济建设，把西方的坚船利炮买过来，再开始造，然后才发现还要政治体制变革。戊戌变法一百多天，一场闹剧结束了，甚至倒退。社会矛盾尖锐冲突，只好搞革命。辛亥革命以后，制度的除旧布新看起来已经没问题了，可是整个社会却陷入水深火热、军阀混战之中，打倒一个皇帝，出现无数个土皇帝。人们在绝望的时，才有梁启超发现日本人早就说出这条路走不通，梁启超才倡议新民运动，这可以说成为中国的20世纪全新的开始。文化立国，教育立国，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或者说现代中国的真正开端。这个开端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蔡元培手下的北京大学变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学。 蔡元培从德国回来，以柏林大学模式拿来治理北京大学，只几年时间就把它变成一所真正的大学，变成整个民族精神的摇篮，从而开创了中国的20世纪。对此，我们无论怎么高的赞美都不为过。蔡元培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真正伟大的一个人，甚至远远超过孙中山。蔡元培才是一个新时代的旗帜，虽然那个北大的崛起已经有点晚了，而且北大也没有办法按照蔡元培的理念发展多久，只有几年时间，整个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新文化运动马上就变成了政治运动。 蔡元培 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变成了政治运动之后，于是出现了一种妥协，这就是黄埔军校。我们知道，孙中山一生本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屡战还屡败，一事无成。后来，他以列宁主义模式，以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改组国民党，建立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跟军阀不一样，军阀是为了地盘，为了直接利益打仗，而黄埔军校是为了一种民族主义信念而打仗，有了一个比升官发财，吃喝玩乐更高的理念，凝聚一个集体，形成一个组织，建立一种制度。蒋介石一生的权威，都来自于他是黄埔军校的校长。 所以，在中国没有大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准大学，介于大学与军阀之间，这就是黄埔军校。 共产党后来也是这样。毛泽东一生的奥妙都在延安，延安实际上就是一所军政大学校，当然也是一所准大学。毛泽东把共产主义理想变成了照耀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这么一种信仰，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倒更近似西方现代文明，所以共产党很快就取得了政权，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迸发出巨大的力量。在这一点上，唯一能跟蔡元培相比拟的，把握中国最有力量人，第二个就是毛泽东了。毛泽东在延安那八年，深深地改变了中国。 八年抗战中在大后方组建的战时大学，以西南联大为代表，也包括当时的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这五大名牌大学共同培育了抗战中一代民族精英。这是一些真正的大学，即使处在穷山恶水间，在漏雨的平房里，在破庙里，在茶馆里，却毋庸置疑地构成世界上最一流的大学。 在破庙里，在最简陋房子里的西南联大就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国民政府无论多么腐败，但在抗战八年间，它把仅次于军费的第二大财政开支放在教育上面，比政府的行政费用都高。这是什么概念呢？国家都要完蛋了，大学还能办吗？当时有很多人说，大学就不要办了，年轻人还呆在学校干什么？赶紧打仗去，救国家去。如果说要办大学的话，那也是化学系教造火药，物理系教造枪炮，力学系教造桥梁，外语系就培养翻译官，哲学系就培养政治教官吧。可是，当时蒋介石居然听从了少数人的意见，大学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在整个抗战时期，大学不仅没有萎缩，而且人数成倍增加，大批年轻人跑到大后方去上大学，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尽管蒋没有得到好处，大都被新政权收过来了，但他们造成了新中国之后的辉煌。 西南联大 我可以下一个结论，中国20世纪所有的骄傲，都归结到中国能够在最绝望的时候，有很少的一些中国人，他们能够办起几所大学或准大学，支撑起整个民族的文化。中国20世纪最大的骄傲都归结于北大、黄埔、延安，以及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而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就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没有完整人格的修养所，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培养工具，培养听话的螺丝钉的地方。 内心的崛起 如今，在我们中国一切都要有用的，大学也要有用的，所有的专业都要有用的，连人都要有用。可是，真正的大学是没有用的，因为大学是培养人的，人不是要为人所用工具，人本身就是目的。用俗气一点的话说，人是老板，人不是人才，不是打工仔。我说的老板，是自己知道该怎么做，而且能够指导别人怎么做的人。中国没有老板，有老板也是跟着别人跑的，最终来说仍然是人家的打工仔。所以中国今天没有在世界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没有领先的潮流的领域、品牌、标准。我们用尽了资源，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环境破坏，更大的破坏是人心灵的瓦解，内心世界自信心和创造力的完全丧失，只有依附于外部智慧，去换取满足欲望膨胀所需要的消费资料，换取GDP数字的增长。 这种接轨所造成的对西方依赖的程度是惊人的。中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在西方卖高价钱，在欧美，中国人在面对西方人是抬不起头的，因为中国制造是低劣的代名词，你做得再好，再漂亮，你也只能卖到别人价格的一个零头。 中国必须改变这条道路，必须要有自己的大脑，自己的智慧，要有自己真正的大学。未来中国的唯一出路是文化立国。世界上所有成功的现代国家都是文化立国的，在日本早就有文化立国，韩国都有文化立国。但中国大陆，这个声音还传不开来，因为无数蠢货占着舞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都熟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过了N年以后，终于有一批知识分子出来说，制度建设也是关键，制度建设比经济建设更重要。然而，中国人却无法能够接受内心深处的改变，而这是一切问题的真正关键。 所以，我说中华民族的崛起取决于大学的崛起，而今天中国大学的崛起还相当遥远。怎么办，我们能做的只有自己内心的崛起，现实中没有真正的大学，但我们可以做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在自己的心灵中，在自己行动中，营造健全的大学生活。真正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讲坛，不在那些嚣张的东西，就在每个灵魂的生命里，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就是超越的对话与交流，形成一种学术氛围，一步一步蔓延，把越来越多的人包裹在其中，真正的大学就形成了，很快就会变成了一场文化运动，就会有一批真正有智慧的精英起来，整个国家就有了希望。

美国的宪法和中国人的洗衣房 文：曹青桦 益和—霍普金斯案 (Yick Wo v. Hopkins) 是我认为中国人都应该知道的案例。一个叫益和的中国人在美国旧金山开洗衣房，因违反市政条令被拘禁。他和市府对峙公堂，一直打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尽管违反市政条令属实，却以胜诉告终。 案子要从旧金山的城市环境说起。旧金山是美国西部最美丽的城市，风景如画、气候宜人，吸引了很多人来此工作和居住。但是城市三面环水，面积无法扩大，因此人口密度大、房屋间距小。那时旧金山市区九成的房屋都是木结构（直到现在美国中西部大多数民房仍旧用木材建造），防火十分必要。洗衣房的洗涤和烘干设备产生大量热能，是火灾的隐患。旧金山市颁布了第156号市政令，其中第一条规定，未经市议会同意任何人不得在非砖石结构的建筑物内开设洗衣房。之前，益和等三百来个洗衣房已经在木结构房屋经营。条令发布后，益和向市议会提出申请遭拒绝。他继续经营，被发现后拒缴罚款，被逮捕入狱。他（由律师代理）便起诉市府对他非法拘禁，要求获释，一直打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案审期间益和不是美国公民。益和的法律论据是，旧金山156号市政令，由于歧视华裔，应属违宪无效。有证据表明，旧金山当时有320家洗衣房，其中310家开在木结构的房屋里。这310家当中，益和等200多个华裔业主向市议会提出经营申请均遭拒绝，而其他80多个非华裔业主，除一人外，均获批准，尽管这些洗衣房的作业环境基本相同。最高法院在审理了有关证据并听取了双方辩论后认为：“…… 旧金山市政条令实际上并不要求市议会根据每个洗衣房的实际情作出决定，而是给了他们赤裸裸的武断权力，使他们可以不仅仅根据地点、还可以因人而异地决定是否批准申请。这样，即使申请人的条件都符合要求，市议会只须告诉申请人按法律他们有权批准也有权不批准其申请。他们既不需要给出理由也不需要承担责任。这种权力并不要求市议会依法做出决定，而是可以随意施加个人意志，纯属没有任何约束和指导的专断。 “…… 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并不仅仅限于保护公民。它规定：‘任何州政府不得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财产、和人身自由；也不得在其管辖范围内否定任何人受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 一个人的生命、谋生手段、或者任何享受生活的基本权利被迫屈从另一个人随意摆布，是任何一个自由国家所不能容忍的，因为它实质上就是奴役。” “…… 旧金山市议会针对某一个群体选择性执法这一事实使我们不得不下这样一个结论，即：不管颁发这些条令的旨意是什么，代表州政府的官员们以不平等的态度压迫性地实施些条令已构成了对益和等上诉人平等保护的否定；而享受平等保护恰恰是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所赋予上诉人的权利。旧金山市的这些条令尽管表面上看似乎公平合理，但是，一旦被官员们带着一只邪恶的眼和一双不公平的手去执行的时候就产生不公正的非法歧视，是宪法不允许的。” “……对益和等上诉人的歧视除了他们的种族和国籍以外没有其他理由，法律难容。公务人员实行歧视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否认，是对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践踏。因此，对益和的关押纯属非法拘禁，必须立即释放。”益和—霍普金斯案是第十四修正案有关平等保护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案例，被数不清的民权案参照和引用。美国法学院使用的宪法教科书都收录了此案。 每每读罢益和案都会思绪万千。谁都知道基础设施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殊不知，基础设施不仅仅是桥梁、铁路、港口，包括法律在内的上层建筑更是必不可少。益和案就清楚地说明，没有法律的保护连个洗衣房也开不成！当年我在旧金山读法学院的时候，学完了这个案例才发现判决日期竟然是1886年！（我本来想当然地以为这是二战后美国民权运动时期的案例。）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眼前这些闪光的文字居然出自一个1886年的判决书。我不禁想到了中国的1886年，那是中国的清朝，那仍是“龙颜”一怒就可让千百人头落地的时代！记得改革开放伊始，报刊上的忧患文章惊呼我们在工业和科技上已经落后西方五十到一百年。直到我学了益和案，才发现我们还有更落后的地方，而且是更致命的地方。后来，我继续阅读法律历史，越看越吃惊。美国是普通法国家，其法律思想源于英国。很多重要的法律思想和理念，比如有名的“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 竟是出自1354年英国的《大宪章》(Magna Carter)。再往后追溯，又发现许多法律思想远在古罗马时期已经成熟，直到今天，不少法律术语仍然沿用原拉丁语。每想到这个差距我都万分压抑。我在上文《“大某”密苏里号》里为中国人不曾拥有“密苏里号”那样的坚船利炮叹息，为北洋水师悲吟。但我深知，我们没有“密苏里号”、我们的水师全军覆没，有根深蒂固的原因。当年民国创立，全国剪辫子。剪掉那根“猪尾巴”不再让人瞧不起。后脑勺上的辫子一刀就可以剪下，可脑子上那根“辫子”剪掉没有呢？益和案提到美国宪法不仅仅保护“公民”，而是保护每个“人”。这至关重要。（顺便说一句，咬文嚼字是做律师最起码的基本功。往往“一字之差”会成为“一槌定音”。）只要在美国的土地上，任何人，公民也罢、偷渡客也罢、罪犯也罢，都受宪法保护。宪法赋予的权利是任何人不能剥夺的。2001年9/11袭击后，美国发动了反恐战争，把在阿富汗抓获的大批俘虏关押在关塔那摩湾海军基地 (Guantánamo Bay)，迟迟不敢把他们转移到美国本土。这倒不是出于安全考虑，而是法律的担忧。这些人一旦上了美国本土，美国政府的法律噩梦就锁定了。美国的民权律师们会挥舞着宪法大棒让许多俘虏获得自由，甚至会让法庭宣布美国政府对他们的关押是非法拘禁。这个险谁冒得起！ 美国的另一个特点是，超前的思想、深刻的卓见，往往出自有话语权和统治权的政治家，如法官、国会议员和政府高级官员。他们可以把这些思想或者以法律的形式铸成统治性的理念，或者通过行政资源将其具体实施。他们确实起着“领导”作用。（益和案的思想并没有一帆风顺地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法律思想。美国后来出现过排华法案、二战期间囚禁日裔美国人以及对黑人的长期歧视。但平权思想最终占了上风。这段曲折的发展过程此处不赘述。）相比之下，没有地位的知识分子，其理念不管多么先进和正确，只能靠“公车上书”和仰仗明时。法学院毕业前，同学聚餐时，老师让每人要说出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我当时说，我希望把益和—霍普金斯案介绍给我的国人。好多年过去了，每天疲于案牍累累，几乎忘了这件事。现将本文草草写出与志同者分享。（本案原文很容易在互联网上找到。在搜索引擎输入Yick Wo v. Hopkins, 118 U.S. 356 (1886) 即可。本文的照片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版权公共。）

再见康桥 文：林炎平 自从有了徐志摩的名诗，任何国人的初访剑桥都必然会变成“再见康桥”。从未踏足，却如故地重游。这是一座古城，更是一所大学，也是一座永恒的“桥”，一头接着过去，一头连着将来，我们在桥上忐忑徘徊。它不仅仅存在于现实中，而且印刻在心灵里。 当然，那不仅仅是由于徐志摩那《再别康桥》中让人难以释怀的诗句：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久仰多年，终于今天我到了剑桥。那徐志摩诗中的桥还在，甚至那诗句也镌刻在桥边的石头上。 徐志摩诗中的康桥 桥边的石碑 我到剑桥，倒不是为了凭吊徐志摩，而是为了拜访剑桥大学的一位教授。同行的是浙江大学的一位教授，我们和Dunn 教授长谈将近四个小时。这位剑桥著名学者研究古希腊和现代政治理论，他的一本著作也许说明了他的领域，《民主——未完成的旅途，从公元前 508 年到今天》。 显然，剑桥是沉重的，似乎整个人类历史和宇宙空间都积聚在这里；然而，剑桥也是轻松的，任何历史和现代的重负都在这里失去了压迫感；无疑，剑桥是复杂的，科学和人文的所有难题都在这里纵横交错；同时，剑桥也是简单的，所有的错综复杂在这里都会被梳理出头绪。 也许剑桥是Areopagitica 的最忠实的身体力行者，而约翰•弥尔顿正是这篇现代言论自由檄文的作者，他是剑桥人。370年前他毫不妥协地呐喊“思想和出版必须不被审查”。他重申的是一个2500 年前的古希腊原则，这篇名著的标题就来自于古希腊，扉页上还引用了古希腊悲剧的台词。 剑桥三一学院的苹果树还在，据说牛顿就在这棵树下看到苹果落下，从而产生了困惑：为何不掉向天空？这是一个任何自作聪明的庸人会立即取笑的“傻冒”问题，尤其是“聪明”的中国人。我们太聪明了，聪明得只会复述而不会质疑。牛顿开创了一个时代，一个永远令人景仰的时代。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大门 进化论所激起的惊涛骇浪至今还不曾平复，剑桥人达尔文当时离经叛道的学说至今依然遭遇刀光剑影，但是那伟大的思想和想象力，让人类从此对探索自己的源头不再恐惧。 也许剑桥诠释了这个道理——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名言的作者剑桥人培根提出了“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智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剑桥不仅仅是一个学习知识的学校，而且是一个创造知识的圣地。 如果你觉得剑桥人凯恩斯还没有彻底理清尘世的经济问题，那么就随着剑桥人霍金去潇洒一回宇宙的美妙吧。如果觉得那更复杂，那么还是让剑桥人拜伦的浪漫唤起你对生活的激情。如果剑桥人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还不能让你望而却步，那么就来剑桥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做客吧。…… 剑桥，那幽深的庭院，古旧的建筑，静谧的氛围……在今天的阳光和微风中显得永恒。多少个百年过去了，这个古老的大学所产生的思想是如何改变了这个世界？我们难以衡量，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尺度。 剑桥也无疑改变了一些中国人，而他们也立志改变中国。徐志摩是其中一位，留下了这样一首轻轻的小诗，他轻轻地走了，没有带走云彩，却留下了沉重的叹息。这也许还隐含着一个民族的沉重叹息。最终，中华民族也没有能够从剑桥带走一片“云彩”。那源于古希腊的科学和民主，经由欧洲，经由不列颠，经由剑桥，带去过中国，却没有能够落户。我们都无奈地挥一挥衣袖，叹息，“德、赛”两先生在故国依旧是海市蜃楼。 剑桥叹息桥 说到故国，那里的大学越来越像市场，在五花八门的标语口号后面是张牙舞爪的无聊空虚。说那里的大学像市场，那是客气的，实际上是“屠宰场”——智力和思想的屠宰场。那花花绿绿的大幅标语叫嚣的实际上是准备屠宰的内容和对象。 在剑桥两天，我没有看到一幅标语，没有听到一句口号。唯一有人向我兜售的是在康河里撑船的机会。“Doyou want punting ？”勤工俭学的帅哥靓妹前来询问。如果真的有时间，一定会在康河中撑船穿过剑桥的诸多学院，穿过徐志摩为之留下脍炙人口诗篇的那座小桥。 我没有时间康河泛舟，但是在和Dunn教授的谈话中我们不仅仅穿越了康河和剑桥，不仅仅穿越了空间，还穿越了时间，从今天走回到公元前 508 年，又返回到了今天。这是一个未完成的旅途——人类的民主历程，一如 Dunn教授的书名。 剑桥，再见！

自由人的礼赞 罗素 在浮士德博士的书房里，梅菲斯特向浮士德讲述了创世之史： “天使们合唱的无休止的赞美已开始令人厌倦；当然，终究上帝不该受到天使们的赞美吗？上帝不是已经给予他们无穷的快乐吗？得到不应得到的赞美，由他所折磨的人来崇拜，这难道不是更加有趣的吗？他发自内心地微笑着，并决定这伟大的剧作应该开演。” “在无数年前，灼热的星云毫无目的地在宇宙中回旋。经过漫长的岁月它开始成形，中心的云团抛出行星群，行星群就冷却下来，沸腾的海洋和燃烧的群山起伏震荡，从墨云团中降下的滚热成片的雨水，在赤裸的凝固的地面上泛滥。而后第一个有生命的微生物在海洋深处形成，在适宜繁殖的温暖中迅速成长为广袤的丛林，巨大的蕨类植物从潮湿的沃土中伸长出来，海洋动物生长繁衍，竞争，吞食和消亡。在这些动植物的演化展现中人类诞生了，他有思考能力，拥有分辨善恶的知识和对崇拜的极端渴望。人类看到，在这个疯狂而又奇异的世界中，万物匆匆，一起生命物都在无情的命定的死亡来临之前，不顾一切地挣扎着去攫取短暂的生命瞬间。于是人说：“有一个潜藏着的我们只能领悟的目的，而这目的是善的；因为我们必须敬畏什么，而在这个可见的世界中却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敬畏。”于是人从斗争中走出，断定上帝想要通过人类的努力从混乱中产生和谐。而当他服从由上帝传达给他的从他的祖先那里传下来的捕食动物的本能时，他称之为罪孽并请求上帝的宽恕。但是，他怀疑在他创造一种平息上帝愤怒的神圣方案之前，他是否被公正地宽恕。而且既然现存的世界是如此地糟，他就使它更糟些，以便将来可能会更好。因此，他感谢上帝给了它去放弃那些可能得到的欢乐的力量。上帝微笑了；当他看到人在放弃和崇拜上变得完美时，他投送另一个太阳穿越天空，撞破人类的太阳；而所有的一切又复归于星云。 “是的，”上帝自语道，“这是一场好戏，我会让它再演一次。” 概言之，这就是科学所提供给我们信仰的世界，现实的世界甚至比这更为没有目的，更没有意义。生命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我们的理想从今以后须找到一个归宿，如果有这么一个归宿的话。人是原因的产物，我们无法预知这些原因会取得什么结果。他的由来，他的成长，他的希望和恐惧，他的情爱和信仰，只是原子偶然组合的结果，没有什么热情，没有什么英雄主义，没有什么强烈的思想和感情，能超越坟墓而保存一个个体生命；古往今来所有的努力，所有的热诚，所有的灵感，所有的如日中天的人类天才，都注定要在太阳系的无边无际的死寂中灭绝。而整个人类成就的殿堂，必定无可避免地被埋葬在毁灭了的宇宙的瓦砾尘埃之下—所有这些，尽管并非毫无异议，但仍然是如此地几乎确定无疑，以致任何哲学想否认它们都会站不住脚。只有在这些真理的构架中，只有在坚定的绝望的坚实基础上，灵魂的居所才能安全地建立起来。 在这样一个疏远而又无情的世界里，像人这样脆弱的动物怎样才能使他的渴望经久不衰呢？自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神秘，它万能而又盲目，它在无限的空间里长期不断地变迁着，最后产生了一个孩童，他仍然受制于它的力量，但却富有洞察力，赋有分辨善恶的识别力，赋有对他那不可思议的母亲的一切工作的判断力。 尽管死亡是自然控制力的记号和标志，但人仍然是自由的，人在他稍纵即逝的有生之年，去审视、批判、认知、并且在幻想中去创造。在他所知道的世界中，这种自由属他独有；在这种自由中，他优越于控制他的外在生活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在自然的强力面前，野蛮人像我们一样感到他的无能为力的压抑；但他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比力量更值得尊重的东西，他自愿拜倒在“神”的面前，而并不探究“神”是否值得崇拜。悲惨而又骇人的是，为了抚慰妒忌的神，人忍受了漫长的残酷与折磨，自贬与人性牺牲的历史。当然，当最珍贵的东西已被自愿付出时，胆战心惊的信徒会认为，他们的嗜血的欲望必定被平息，除此之外就无须做更多的事情了。摩洛克教—诸如此类的信条可以这般通称—在本质上是奴隶的卑躬屈膝的屈服，身为奴隶，他甚至在心里也不敢产生他的主人不值得受到谄媚的念头。既然理想的独立性还未被认识到，权力就可能被不加约束地崇拜，并且得到无条件的敬畏，尽管要遭受它的反复无常的折磨之苦。 然而，当道德品行逐渐变得更加大胆时，人便慢慢感到需要有一个理想的世界；假如崇拜不停止，这种崇拜就会传给与野蛮人创造的神不同的另一种类型的神。有些人虽然感到了理想的要求，并且有意识地拒绝这些新的神，但仍然坚持赤裸裸的权力是值得崇拜的。上帝在回答约伯关于旋风的问题时，淳淳教诲说：那是在炫示神的权力和知识；但是，对于什么是神的善没有半点暗示。这同样也是我们当代人的态度，他们把道德建基于生存竞争之上，并认为幸存者必定是适应环境的人。但由于其他人对这种道德意义上如此可憎的回答感到不满，他们采取了我们习惯于称之为特殊宗教的立场，宣称在某种神秘的方式中，事实世界和理想世界实际上是和谐一致的。因此，人类创造了全能而又至善的上帝，创造了所是与应是的神秘统一体。 但是，事实的世界是不完善的；而如果使我们的判断依从于这个现实世界，就会有一个奴性因素存在，我们的思想势必被这种因素冲涤殆尽。因此在一切的事物中，最好是通过把人从非人的权力暴虐中尽可能地解放出来，从而提高人的尊严。当我们认识到权力多半是起坏作用时，人，做为具有善恶观念的存在物，在这个没有善恶观念的世界中，仅仅是一个孤立无助的原子，人类再次面临抉择：我们应该崇拜权力，还是崇拜善？我们的上帝存在并且是恶的吗？或者他应被看作是我们自身良心的创造？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极为重要，并且会从根本上影响我们的整个道德观念。卡莱尔，尼采以及军国主义信条使我们习惯于权力崇拜，这种崇拜是我们无法维持自己的理想以对抗敌对世界的结果：它本身是对邪恶的屈从臣服，使我们对摩洛克神的一种最大的牺牲。假如力量确实应该受到敬畏，就让我们敬服那些拒绝虚伪的“既成事实”—这种既成事实未能认识到事实通常是坏的—那些人的力量。让我们承认，在这个我们所知的世界中，有许多其他事物可能更好些，而我们拥有并必须坚持的理想并没有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过。让我们对真，对美，对完善的理想保持敬意，这些都是有限的生命不允许我们获得的，尽管其中没有一项是与无意识的宇宙相一致的。假如权利是坏的，就像它看起来的那样坏，那就让我们打心眼里拒绝它。在这种拒绝中体现了人类的真正的自由：决心只崇拜由于我们自己对善的热爱而创造的上帝，只尊敬激励我们洞察生命最美好瞬间的天堂。在行动上、在欲望上，我们必须屈服于外在力量的专横暴虐；但是，在思想上、在渴望上，我们是自由的，不受任何的约束，甚至在我们的生命旅程中面对死亡的暴虐也保持着自由。那么，就让我们领会信念的力量，它能使我们在对美好的憧憬中继续生活下去，让我们永远以美好的想象为前导，在行动上下降到现实世界中去。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xHibnqj60Ztwq1Bo7Jb83vQn5gECWic85bStL5eTnem791R0NaHvDS3oDzib9EUH7h5iaJJD1U7ibflDQ/0?wx_fmt=jpeg 当事实与理想的背反开始变得明显可见时，一种激烈的反抗精神，一种激烈的对神的憎恶，似乎是对自由的必要肯定。以普罗米修斯的坚韧去蔑视充满敌意的宇宙，永远认清宇宙的罪并永远主动地憎恶它，以此拒绝权利的恶意可能创造的任何欢愉，这显然是一切不愿在不可避免的命运面前低头的人的责任。然而，愤慨依然是一种拘束，因为它迫使我们的思想被一个邪恶的世界所占据。愤怒是我们思想的一种屈服，但不是我们欲望的屈服；由智慧构成的自由是建立在我们欲望的屈服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我们的思想屈从之上的。从我们欲望的屈服中产生了忍让的美德；从我们的思想自由中产生整个艺术、哲学和美的想象的世界，由此，我们终于征服了这个令人生厌的世界。但是，美的想象只能存在于无拘无束的沉思中，只能存在于不被热切期望重压之下的思想中。因此，只有那些不再要求生活给予他们任何个人好处的人，才能获得自由，因为个人好处是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的。 尽管自我克制的必要性是罪恶存在的证据，但基督教在传教中就已显示出超越普罗米修斯反叛哲学的智慧。必须承认，在我们所欲求的事物中，尽管有些被证明为是不可能的，但仍然是实在的善的事物；另一些被我们热烈期盼的事物，无论如何，不能构成完全纯净的理想的一部分。必须放弃的信念是坏的信念，尽管有时是错误的，但比起不受抑制的热情想象所造成的错误要小得多；宗教教条，通过提供一种证明它永远不会错的理由，并由于它发现了许多严正的真理而成为净化我们希望的手段。 然而， 在顺从中有一种更进一层的因素；即使在实在的善不能获得时，也不该烦躁地欲求它们。对每个人而言，伟大的自我克制或早或迟都会光临。对年轻人而言，没有什么目的是不可达到的；他们不相信以热忱意志的全部力量去追求美好的事物会不可能成功。但是，我们必须明白，由于死亡、疾病、贫困或责任之声的存在，世界并非为我们而设计，即便如此，无论如何美好的事物还是我们渴求之物，尽管命运可能阻止它们。当不幸降临时，我们要有勇气去忍受，而不是抱怨我们希望的破灭，我们要远离思想上的徒劳无益的悔恨。这种顺从于力量的程度，不仅正当而且正确：它恰是智慧之门。 但是，被动的自我克制并非智慧的全部；因为并非仅靠自我克制就能建造起崇拜我们自己的理想的殿堂。萦绕着殿堂的预兆呈现在想象之域，音乐，建筑，不受干扰的理性王国以及抒情诗对金色落日的想象之中，在这些领域中，美在照耀和生长，远离悲痛的感触，远离变化的恐惧，远离现实世界中的失败和惊醒。在沉思这些事物中，天堂的景象在我们心中形成，立即给予我们一块判断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现实世界的试金石，给予塑造我们理想的灵感，这种灵感可以作为构造神圣殿堂的基石。 在能够进入圣堂之前，除了生而无罪的宝贵精神外，还要穿越一个黑暗的大洞穴。大洞穴之门是绝望，它的地面是用绝望的基石铺成的。自我必定在那里死亡；苛求和未驯服的欲望必定在那儿窒息，唯有如此，领会才能从命运的主宰中解放出来。但是，在穿越大洞穴之后，自我克制之门又重新导向智慧之光，在智慧之光的照耀下，新的洞见，新的欢愉，新的柔情，照亮了朝圣的心。 那时，我们没有无能为力的反抗的辛酸，我们已学会顺从命运的外在统治，并且认识到非人的世界是不值得我们去崇拜的，最终我们有可能改变和再造无意识的宇宙，在想象的熔炉中使它变质，以一种新的闪耀着金光的意象去取代旧的泥偶像。在千奇百态的事实世界中—在森林，山峦和云彩的可见的形式中，在人类的生活事件中，甚至在死亡的无穷威力中—创造性的理想主义的洞见能发现由它自己的理想首先塑造的美的反照。以这种方式，心灵肯定了它对无思想的自然力量所作的精妙控制。心灵所对付的材料越坏，未驯服的欲望越横行，它在引导人们克服障碍，开发它蕴藏着的宝藏中的成就就越大，就越能在驱动反对力量去增长它的成功中取得更值得骄傲的胜利。在一切艺术中，悲剧是最有成就，最辉煌的；因为它在敌方的正中心，在最高山峰的绝顶建立了耀眼的城堡；从坚固的了望塔上四望，它的军营和兵工厂，它的纵队和要塞，都尽收眼底；在它的城垣内自由生活继续着，尽管存在大量的死亡，痛苦和绝望，所有的服从暴虐命运的首领为不屈不挠的城市自由民带来新的美的奇观。幸福属于这些神圣的堡垒，更幸福的是那些饱览功绩的城堡中的居民。荣耀属于身经无数年月战斗的勇敢的战士，他们为我们保护了无价的自由遗产，使渎圣的侵略者不能征服城堡，保持了它的纯洁无暇。 但是，悲剧的美仅仅构成一种可见的性质，这种美的性质或多或少以明显的形式总是出现在我们生活的一切方面。在死亡的情境中，有一种神圣，一种压倒一切的敬畏，一种博大精深的对存在的无限神秘的感觉，在这里，犹如痛苦的某种奇异的结合那样，受苦者因为悲痛的结合力和这个世界维系在一起。在这些领悟的瞬间中，我们失去了一切对短暂欲望的渴望，一切为了渺小的目的所作的争斗来竞争，一切在肤浅的观点下构成一天又一天的日常生活的些小琐事的关注；我们看到，由于人类友情之光照亮了狭窄的救生筏，我们在黑暗海洋的咆哮波浪中只作短暂的飘荡；没有一句令人心寒的怨言从这个避难中的伟大的夜空中出发；处在敌对力量中的人类所有的孤独都集中在个人的灵魂中，它必须独自挣扎，竭尽它所有的勇气，与丝毫不顾人类的希望和恐惧的整个宇宙抗争。在与黑暗势力斗争中，胜利是荣耀的英雄伙伴的真正洗礼，是人类存在对美的支配的真正开始。在灵魂与外在世界的可怕冲突中，忍让，智慧和博爱诞生了，随着它们的诞生，一种崭新的生活开始了。深入我们灵魂深处的，使我们似乎成为玩偶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死亡和变化，过去的不可变更性，以及人类在宇宙从虚无的盲目急变面前的无能为力—能够感觉这些东西并且认识它们就能够去征服它们。 这就是“过去”为什么具有那么大魔力的原因。它的不动的静态图景的美就如同晚秋令人陶醉的纯洁，那时的树叶，尽管一阵清风就会使它们飘零四落，但他们依然以金色的荣耀面对蓝天而在闪烁。“过去”不再变化或斗争，就像邓肯那样，在经过生命的适时的狂热之后，它就安眠了；曾经是渴望和执求的东西，曾经是细微而又易逝的东西，都已逃遁无迹；曾经美好而又永恒的东西，就如同夜晚的流星，闪过而又消逝了。它的美，对于一个无法与之相匹配的灵魂来说，是不堪忍受的；但是，对于一个已经征服命运的灵魂来说，它是信仰的关键。 从外观看，同大自然的力量比较起来，人的生命确实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奴隶注定要崇拜时间、命运和死亡，因为它们比努力能在自身中发现的任何东西都要更伟大，而且因为他们所考虑的一切都是被它们毁灭的。尽管它们是伟大的，但伟大地思考它们、感受它们没有热情的光辉，则更为伟大。而这种思想使我们成为自由的人，我们不再以奴隶式的屈从在无可避免的命运前低头，而是吸取它，使之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放弃为个人幸福而作的争斗，摒除短暂欲望的一切渴求，热情为永恒之物而燃烧－这就是解放，这就是自由人的崇拜。这种自由是通过对命运的思考而实现的，因为命运本身已被心灵征服，而心灵已被时间的炼火净化而变的纯洁无瑕。 自由人以最坚固的所有的纽带，以共同命运的维系，使自己与人类同胞联系在一起，由此他发现一种心的景象总是伴随着他，爱之光辉照射在他的每一件日常事务中。人的生命是一种穿越黑夜的漫长的行程，绕在这漫长征途四周的是看不见的敌人，人受着疲惫和痛苦的煎熬，朝一个很少人希望达到的目的地前进，在那儿没有人长期逗留过。当他们行进时，由于被无限强大的死亡的无声命令所掌控，我们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我们能够帮助他们的时间是及其短暂的，我们有责任在他们的征途中洒播阳光，以同情的慰籍来减轻他们的痛苦，给予他们一种永不怠倦的爱的纯洁的欢乐，增强正在衰弱的勇气，在绝望的时刻，逐步灌输信念。让我们不要用恶意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的功绩与过失，而让我们只考虑我们的需要－悲哀和痛苦；让我们记住，他们是同一个黑暗环境中的难友，与我们一起都是同一出悲剧中的演员。因此，当他们的生命历程结束时，当他们的善和恶由于过去的不朽而变成永恒时，正是我们感受到他们在哪里受苦，在哪里失败，我们的行为不是造成他们痛苦和失败的原因。但是无论在哪里，圣火的火花照亮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准备鼓励、同情他们，用勇敢的话语激起他们高昂的勇气。 人的生命是短暂而脆弱的；缓慢而又确定的命运使他和他的同类陷入无情和黑暗之中。对善和恶的盲目，对毁灭的满不在乎，无穷的困难伸展于人生的无情之路；对人而言，今天被判定要失去他至爱的人，明天是他自己将要穿越黑暗之门，唯一还值得追求的是，在横祸来临之前，他所拥有的是使他短暂的生命历程变得高尚的崇高思想。鄙弃命运之奴隶的懦弱和恐惧，崇拜自己的亲手建立起来的圣地；不因机遇的主宰而丧气，从统治他们外在生活的专横暴虐中解放出来，而保存着心灵；骄傲地向那暂时容忍他的知识和判定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挑战，像疲倦而又不屈的阿特拉斯（传说被罚用双肩在世界极西处顶住天的巨人）那样，独自支撑他以自己的理想塑造的世界，而不顾无意识的践踏，勇敢地行进。 注：本文摘自罗素著《自由之路》一书。

我理解的俄罗斯灵魂 文：刘再复 我理解的俄罗斯灵魂，不是东正教的经典和教堂，而是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名字。 一 一九九三年六月，我和一群参加斯德哥尔摩大学“国家、社会、个人”学术讨论会的朋友，乘船到彼得堡游览。此次旅行，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这个刚刚崩溃的革命大帝国没有东西吃，街市上一片萧条，地摊上到处都在拍卖英雄勋章。我知道，俄罗斯正在经历又一次社会大转型，这种艰难岁月只是暂时的，因为我在涅瓦河畔，一直想到俄罗斯那些伟大的灵魂。相信有这些灵魂在，俄罗斯早晚会恢复它的元气。 我理解的俄罗斯灵魂，不是东正教的经典和教堂，而是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名字。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和我的祖国的最伟大的诗人屈原、杜甫、李白、苏东坡、曹雪芹一起，总是悬挂在我生命的上空。 我的性情除了生身母亲赋予之外，还有一部分是他们的作品与人格铸造的。当我走进彼得堡，真正踏上俄罗斯的土地时，首先不是对政权的更替和历史的沧桑感慨，而是对这片土地上的伟大心灵，充满感激之情。那一瞬间，从少年时代积淀下来的情思和眼前的檞树林一起在血液中翻卷着。一个中国南方的乡村孩子来了，一个在黄河岸边的风沙中还偷偷地读着《战争与和平》的书痴来了，来到他的精神星座上，来到你们的身边!你们能感知到吗，长眠着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罗斯大街与大旷野? 在彼得堡的商店里，面包短缺，处处可以感受到这个国家的萧条与悲凉，但是，我相信，有托尔斯泰这些名字的支撑，有如此雄厚的文化根基垫底，这个民族是拥有未来的。时间对于具有伟大心灵的国家是有利的。当世界的道德正在走向颓败时，俄罗斯这片大森林有托尔斯泰们的阳光照射，它不会腐朽。 二 踏上彼得堡的第二天，我记起契诃夫的一句话：“俄罗斯总是看不够。”俄罗斯是他们的祖国，这片辽阔的森林与原野确实是他们的情感倾注不完的。而我想起这句话时，做了一点延伸，变成“俄罗斯心灵也总是看不够”。 我从十五岁读高中开始，就阅读俄罗斯作家的作品，至今四五十年，总是觉得读不够。出国之后，我仍然继续阅读。阅读俄国文学，与阅读欧美的诗歌小说感受很不相同。我喜欢从卡夫卡到萨特、加缪、卡尔维诺的小说，喜欢领悟他们对人类生存困境所作的批判和批判背后的悲伤，这是人类失去精神家园之后的大彷徨。“我是谁?”他们发出的是世纪性的大提问。我常与这些提问共鸣，然而，我还要活下去，我必须活在托尔斯泰们“我是人”的答案中。托尔斯泰曾说：“他是人，所以我们要爱他。”这句话的对应意义就是：我是人，所以我有被爱的权利。托尔斯泰的伟大人生公式只有一个：我爱，所以我写作。这一公式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蕴藏在俄罗斯文学中的爱意，我永远领悟不够，它像永恒的宇宙和永恒的大自然，一次性的短暂人生之旅绝对无法抵达它的尽头。 托尔斯泰曾说，我写的作品就是我的整个人。“整个人”就是身心全部，就是应当如此活着的整个人格与整个心灵。列宁说，有两个托尔斯泰，一个是哭哭啼啼的地主，一个是时代镜子似的作家。这种说法值得商榷。托尔斯泰是完整的。正如罗曼·罗兰所说：“对于我们，只有一个托尔斯泰，我们爱他整个。因为我们本能地感到在这样的心魄中，一切都有立场，一切都有关联。”我也确信，只有一个托尔斯泰，只有一个用爱贯穿人生的完整的托尔斯泰，只有一个大慈大悲笼罩着整个人类世界的托尔斯泰，也只有一个用爱统一自己的生命也统一精神宇宙的托尔斯泰。从来没有一个地主的托尔斯泰，尤其是剥削者意义上的地主。他永远支付着他的大爱。他的确常常哭泣，眼泪一直流到死亡的那一刻。在弥留的床上，他哭泣着，并非为自己，而是为不幸的人们。在号啕的哭声中他说：“大地上千万的生灵在受苦，你们大家为何都在这里照顾一个列夫·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正是以他的整个心灵哭泣着。眼泪没有前期与后期之分，托尔斯泰的眼泪任何时候都是真实的。 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在描述契诃夫的时候只用四个字加以概括，一是“天才”，二是“善良”，契诃夫是社会讽刺的天才，文字都含着最善良的眼泪。而他自己，也像托尔斯泰那样哭泣过。帕乌斯托夫斯基批评契诃夫的各种回忆录都忽略了眼泪，对契诃夫曾经痛哭一事只字不提。只有吉洪诺夫、谢列勃罗夫写过契诃夫的眼泪，这是在黑暗中独自奔流的眼泪。他生性善良高尚，且刚毅木讷，因此常常把自己的眼睛瞄着底层的弱者。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xXLIO7ZOHGmdHsicJ1b4tJmTia8P1chIjEAo49szEb1R0EzE0ONtqsSsdhBVtLVTz6bicL6yXhrgqWA/0?wx_fmt=jpeg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契诃夫与托尔斯泰 俄罗斯作家是天生爱哭还是不能不哭?他们的眼泪是难以抑制的，一颗巨大的慈悲心，负载着比谁都沉重的人间不幸，不能不常常落泪。 在彼得堡阳光明媚的海滩上，对着墨绿色的波浪，我之所以想起了俄罗斯心灵的眼泪，是因为这些眼泪曾经滋润过我干涸的血脉，还帮助我浇灭过狂热的喧嚣，在疯癫的“文化大革命”岁月中，它一滴一滴地往我心中滴落，使我规矩了很多，使我没有为虎作伥，没有与狼共舞。 我的年轻时代正是热火朝天的六七十年代，那时候，我就感到自己与时代很不相宜。我降生错了，不是降生的地点错了，这个地点是我永远爱恋的中国，是降生的时间错了，我不该降生在“横扫一切”的年月。我完全无法理解这个时代，也完全无法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终日紧张，朝不虑夕，神经日夜不得休息。 当我看到人们带着愤怒走向批判台，像狼虎对着诗人学者吆喝的时候，我就在台下发抖，并意识到，这个时代属于他们，只有他们敢于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口号下横扫人类的一切精华。这个时代不属于我，这个时代的每一分钟都那么漫长，都逼迫我去面对一个问题：对于被审判的牛鬼蛇神，我应当恨他们还是爱他们?在大彷徨中，我听到了托尔斯泰的号啕大哭，他的眼泪洒向我惊慌的内心，我听到托尔斯泰的声音：爱一切人，宽恕一切人，哪怕他们是敌人，也要爱敌人。何况他们不是敌人，而是你的兄弟、师长与同胞。托尔斯泰的哭泣拯救了我。他让我知道：此时，我的懦弱是对的，身心发抖是正常的;此时，勇敢便是野兽，只有懦弱与动摇能远离野蛮。一切理由包括革命的理由都高不过“人类之爱”的理由，唯有“爱”的真理是四海皆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经过托尔斯泰的提醒，我在黑暗的森林中又走出了一条小路，再一次看到无遮蔽的碧蓝的星际，正像《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在临终的时刻又看到高远的无限的天空。 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想起托尔斯泰的眼泪，觉得每一滴都是热的，我该怎么感谢这些眼泪的滋润和他那些爱的绝对命令呢?这些眼泪与命令对我是何等重要!那个时代的风烟、阴影、噩梦、深渊，完全可以毁掉我，完全可以剥夺掉我的全部善良与天真，把我变成一个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妖魔，一个没有心肝的政治生物，一个只会在方格纸上爬行的名利之徒，一个把持权力、财富却不知人间关怀的小丑，一个摆着学术姿态却丧失真诚的骗子，甚至可以变成一匹狼，一条狗，一头猪，一只长着邪恶牙齿的老鼠。活在这个时代，真是一次灵魂的冒险，堕落只是一刹那。在这个时代里，我有过错，但毕竟没有堕落，这是何等幸运!想到这一点，我对托尔斯泰就充满感激。 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是奇迹。人，真了不起。但是，我并不太喜欢二十世纪。这也许与我自身的体验有关，我只觉得，生活在这个世纪的人太艰难了，我想努力去做一个人，但不知道怎么做人。人得有一些与兽区别的品格，例如人必须善良。没有善良，人就会像野兽一样随意吞食自己的同类。天才一旦失去善良，就会变成希特勒。可是，在这个世纪里，善良遇到空前的嘲弄。人们说：革命不是温和与善良。善良者不过是糊涂虫，是怜悯狼的东郭先生。人们还说善良没有饭吃，善良看不到敌人的面孔，善良是无用的代名词。这些世俗的谎言遮蔽了道德，潮水般的笑声使善良的品格像囚犯似的抬不起头，人类的一种基本品行像星星一样陨落了，连作家诗人也丢失了善良，于是，他们便理直气壮地向另一些作家诗人开火，到处都是攻击与咒骂，时代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烽烟。我差些被烽烟熏死，差些被潮流卷入深渊。幸而托尔斯泰的名字仍然在我心里，想到这一名字，我就想起他那一句绝对的、几乎是独断的话：“我不知道人类除了善良之外，还有什么美好的品格。”这句化入我肺腑深处的话，一直保卫着我，保卫着我道德的最后边界，人与兽的最后边界。守住这一边界，我才分清了清与浊、净与染，才想到：把人送入“牛棚”，不是小事，这是重大历史事件。我感谢托尔斯泰，感谢他让我知道丢掉善良的全部严重性，及时地进行一场自救。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xXLIO7ZOHGmdHsicJ1b4tJm0jH7qvZ4eVZO8ibX7CbsMiccrqMas4DYUmK36tEtZNHlLsyDnAqVdCdw/0?wx_fmt=jpeg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进入八十年代之后，又是托尔斯泰帮助了我。这个年代，满身是污泥，满身是血腥味。当朋友们在抚摸伤痕、谴责社会的时候，我也抚摸与谴责。一个错误的时代的确糟蹋了所有的诗意。时代是有罪的。就在这个时候，托尔斯泰告诉我：勿忘谴责你自己，应当有坦白的英雄气，唯有“坦白”能拯救你自己。坦白承认自己参与了错误时代的创造，坦白承认自己在牛棚时代里的行为并非属于人类，而属于兽类与畜类。我记得托尔斯泰就有这种坦白的英雄气。 那一年，在度过一段放荡的日子之后，他自己憎恶自己，在日记上写道：“我完全如畜类一般地生活，我堕落了。”他把生命作为战场，与“自身的罪孽”搏斗，在临终前，他仍然反复地说：“我不是一个圣者，我从来不自命为这样的人物。我是一个任人驱使的人，有时候不完全说出他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在我的行为中，这更糟了，我是一个完全怯懦的人，具有恶习，愿侍奉真理之神，但永远在颠蹶。如果人们把我当作一个不会有任何错误的人……那么我的本来面目可以完全显露：这是一个可怜的生物，但是真诚的，他一直要而且诚心诚意地愿成为一个好人，上帝的一个忠仆。” 托尔斯泰这种坦白的英雄气，像雷霆一样震撼了我。他如此伟大，又如此谦卑。当年他读到卢梭的《忏悔录》时，就如同晴空霹雳，因为他从中找到拯救自己的生命之舟：坦白。他这样礼赞卢梭：“我向他顶礼。我把他的肖像悬在颈下如圣像一般。”他不仅礼赞，而且也写出自己的《忏悔录》。通过忏悔，通过正视曾有过的“畜类的生活”，正视在时代所犯的错误中自己也有一份责任。于是，他返回人类，从牛棚返回人间。托尔斯泰提示我，强大的人无须撒谎、隐瞒和掩盖自己的弱点。而且还启迪我：我的确参与创造错误的时代，给牛棚时代提供了一块砖石，我的每一声呐喊、每一张大字报都是罪孽的明证。我不应害羞，应当坦白地承认自己曾经唱过高调，曾经追随过“造反有理”的呐喊，浑身是匪气;还曾经千百次发誓要当一头老黄牛和一只愿意夹着尾巴生活的狗，浑身是畜气;甚至向所谓“走资派”伸出利牙，浑身兽气。 那个牛棚时代，那段历史，那些无所不在的污泥浊水，真的进入了我的生命和腐蚀过我的生命。我的脾气变了，小丑般跟着人家嘲笑唐僧是“愚氓”，恶鬼似的到处寻找“落水狗”来痛打，戏弄一百遍“宽恕”，践踏一千遍“温情主义”。暴力的病毒侵入了自己的骨髓。换血，要吸髓，要把病毒从脉管里吸出来，挖出来，倒出来。我对托尔斯泰这样保证。 也许因为反省，我终于在告别这个世纪的时候，也告别革命。无须卖弄学术姿态，无须做学院式的词源考证，我要告别的革命当然是暴力革命。无须隐讳活在我心中的托尔斯泰催生了我的思想。已经很久了，在我耳边总是震荡着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发出的声音：“法国大革命宣告了无可置疑的真理，但真理一旦被诉诸暴力，便都成了谎言。”一个对人类怀着大慈悲的人，不可能支持暴力。在托尔斯泰的眼里，手段比目的更重要。没有什么使用残暴手段的伟大目的。杀戮永远是一种罪恶。所谓恶，就是暴力。托尔斯泰并非主张“勿抗恶”，而是主张勿以恶抗恶，勿以暴力征服暴力，从而陷入暴力怪圈中。 托尔斯泰指示我：这个世界缺陷太多了，这个世界的道理太多了，我们应当有一个最高的道理。对人间不要求全责备，但可以要求有一个没有暴力的世界。放下武器难道比制造武器更难吗? 在彼得堡的那三个白天，还有三个夜晚，我其实不是在游览，而是在游思。我知道托尔斯泰不仅写过彼得堡，而且最后长眠在彼得堡。在这个地方，在波罗的海的岸边，我不能平静。唯有在这个地点，我能做出如此倾吐，如此诉说，能痛快地抒写久藏于心中的情思。 注：本文转载自共识网。

在"林炎平研究中心"举办的国际会议 "全球正义的新方向"上的讲演 (中英双语) 女士们、先生们、教授们和同学们： 感谢大家前来参加这个颇有意义的会议。你们有些人甚至不远万里从非洲和澳洲赶来。欢迎来到麦吉尔大学！ 这个会议是关于全球正义，涉及的问题应该有移民、殖民和重圆【1】。 它们是极大的话题，但也是一些悖论。那些支持移民的人通常反对殖民，难道它们不是一回事吗？那些渴望重圆的人也往往是不想做出让步的，没有让步何以重圆？ 在今天的语境中，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变得更加紧迫。这是一个现代社会中不寻常的时代，整个世界都看起来不太正常。从大西洋两岸的恐怖袭击，到世界各地的政治运动，它们都是被长久忽视的社会疾病的症状。 我长久思索如下的四个问题，也许你们可以给出一些答案： 1. 政治正确不再确定政治正确这一理念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批评和怀疑。在学术界，我们无法忽视这样的挑战。政治不正确应该被容忍甚至被鼓励。 2. 殖民主义被激辩 我相信殖民和移民是这个世界的永恒话题，特别是在今天的语境下。而由于马斯克的企图，这个问题会更加成为话题，因为他正在计划殖民火星。我当然鼓励他如此做，但是也为他担忧。因为在他成功500年后，火星人会把火星上的所有问题都归罪于他的殖民主义。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lzW56s3hKJUZyZHuvtD6UjJkdnhgKvQRdgibpXtZficCqoQhUoYy1onx9BXCia5dvH3vPZtIdvE1MQ/0?wx_fmt=jpeg 3. 公众理性必不可少 民主正在所向披靡，而政治混乱也在到处蔓延。如果缺少公众理性，民主不太可能给他们带来好处。民主的局限源于一个简单的事实：真理不是由投票选出来的。麦哲伦从1519年到1522年进行了环球航海，直接证明了地球是圆的。但是如果在那时进行全民公决的话，那么结果是地球还是平的——从民主上来讲是平的。福山博士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难以解释为什么同样的政治制度在过去曾经运作平稳而现在却不再如此。正是公众理性的丧失使然。 4. 重圆是关键 我认为重圆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最伟大的理念。我多年来一直试图理解为什么Reconciliation这样一个单词无法翻译为一个单一对应的汉语词，后来我终于意识到，在汉语里没有这样一个词与之对应，而其理由正是我困惑并在思索的。我相信有许多语言和民族难以找到一个单一的词和其对应，因为这个理念并不存在于每个文化和每个民族。正因如此，这个理念应该被移植到所有文化中。这是人类文明的终极目的。 当谈到重圆，我希望推荐各位从这个角度欣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其四个乐章正是从个人挣扎，到集体冲突，到深刻反思，最后到全人类的重圆。 我相信你们在这里研讨将使得这个相对暗淡的时代变得光明一些，并给予我们的社会以某些指南。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lzW56s3hKJUZyZHuvtD6Uia3iaEcyoN6Oa6B8uInVhmQTc8hW9GTQnSjV7d7R3GCD3UDgx3gQkEWQ/0?wx_fmt=jpeg 附英文原稿： The Speech on the Conference ofNew Directions in Global JusticeInaugural Conference of the Research Group on Global Justice September 8 and 9, 2016 (Thurs-Fri)McGill Universityby Yan P. Lin Ladies, gentlemen,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 for this meaningful conference. Some of you came as far as Africa and Australia. Welcome to McGill! This conference is about global justice, in terms of immigration, coloniz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They are great topics. They are also paradoxes. The one who supports immigration is usually against colonization. Are they the same thing? The one who wants reconciliation usually does not want to make concession on his part. Without concession, where is reconciliation?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lzW56s3hKJUZyZHuvtD6UotADjT42KdADibZOOfj95LZ07gkUnL3iaETk9AHIm0icCuUxOHlibR9Kwg/0?wx_fmt=jpeg It is even more urgent to discuss and understand these issues in the current circumstance. It is indeed an unusual period of modern time. What we have seen, is a world gone mad. The terrorist attacks on both sides of Atlantic Ocean and the political movements in all over the world are the symptoms of long ignored social diseases. I have been reflecting the following 4 issues and hope you can provide some answers to them.1. Political Correctness Is in Doubt Never before, is political correctness facing such criticism and skepticism. In academy, we cannot afford to ignore such challenges. Political incorrectness should be accommodated and encouraged in academy. 2. Colonialism Is Debated I believe colonization and immigration are forever the topics, especially in today’s world. Even more if we know what Elon Musk is trying to do. He is planning to colonize Mars. I certainly encourage him but also am worried about him, because 500 years after his success, he could be criticized for his colonialism by all Martians for all the problems that they face then. 3. Public Reasoning Is Essential Democracy is prevailing but political chaos are spreading. Without public reasoning, democracy might not do much good for us. The limit of democracy is rooted in one simple fact, which is that truth is usually not found out by voting. After Magellan sailed around world from 1519 to 1522, the world was proven scientifically round. But if we had held a referendum then, the earth would have still been flat - democratically flat. Dr. Fukuyama’s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has difficulties to interpret why the same political structure that worked relatively smoothly before, suddenly does not work as well. It is the decay of public reasoning that is the cause.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lzW56s3hKJUZyZHuvtD6U0AcC5ZwOvp27otIPRYNypOfI2r5jYDTBlfomMTiaLicU3SXGoCqc7yJA/0?wx_fmt=jpeg 4. Reconciliation Is the Key I believe reconciliation is by far the greatest concept in human society. I spent many years to try to understand why this word could not be translated into a single Chinese word. I finally have to admit that there is no equivalent word in Chinese to express this concept, for some reasons I am still struggling to root. I believe there are many other languages that cannot translate this word easily. This is a concept that does not necessarily exist in all cultures and all nations. Yet it is a value that should be colonized into all cultures. It is an ultimate destina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Talking about reconciliation, I would recommend everyone to enjoy Beethoven’s 9th Symphony from this perspective. Its 4 movements demonstrate Personal struggle, Collective conflict, Deep reflection and Reconciliation of whole mankind. I believe what you discuss here can shed some lights on the relatively dark period of our time and provide certain guidance to our societies. 注【1】重圆是我采用的英文单词reconciliation的汉译。Reconciliation难以翻译为准确对应的汉语词。

荒诞的现实与扁平的文学 编者注：此文系2013年阎连科先生与资中筠先生应时代学园创立者与出资人林炎平博士之邀，前来加拿大蒙特利尔讲学时所作的报告。 阎连科，中国著名作家，被文学界普遍认为是继莫言之后最有希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之一，被誉为“荒诞现实主义大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二十几种文字。代表作有《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炸裂志》等。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FrtGK5FiagZwU6I1MkxyrT4XuU7dOE0oyG1sXILqzlDBIYLSPI7bFiaYdCYFBwT2RtuCdPmGTtV6A/0?wx_fmt=jpeg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x64qmuCiaOtgwicwdYia7DVsia4blBWw78ibnoAhOm2TO23SBYphicNIm5BK4Aib9eZa2rpIej4XYNcSBSQ/0?wx_fmt=jpeg 报告会上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x64qmuCiaOtgwicwdYia7DVsiaIx30FydIZ0peLgB7OAIgwo19UKgeNCKpFYSqukVX7NMQTXpicIGhR8Q/0?wx_fmt=jpeg 阎连科先生、资中筠先生与林炎平博士在时代学园编辑部楼前 以下是讲座全文： 我要讲的题目就是“荒诞扭曲的中国现实与扁平简单的中国文学”。 像刚才炎平讲的那么庄重、重大的问题我其实很少做过思考，超过文学的事我不大说得来，所以还要和文学扯在一块。 首先，为什么说今天中国的现实是荒诞、复杂的呢？ 说到这一点，其实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中国今天的社会制度， 绝对不是大家想象的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当然是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情况是不是大家也都知道。当然我们今天说的市场经济，也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我们今天既不是美国、也不是朝鲜，当然也不是加拿大，更不是十年、二十年前的中国。 最令人可喜的是今天已有来自民间的民主自由，再也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混合体。今天已有来自民间的民主监督，那种非常复杂、微妙，虽然微小随时可能被抹煞，但又永远是“野火吹不尽”的那种东西的存在。他让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扭曲，越来越复杂。 我们也看到今天的领导人和昨天讲话不太一样，那不是他们不会讲话，而是他对这个社会也完全不知道如何把握，在中国是说中国梦，可到了美国也说与美国梦是差不多的。（听众发出笑声）我想不是习主席对这个梦没有把握，说与美国梦是相通的。而是不是也因为他对今天中国的现实，不知道如何去把握。中国今天的现实不是任何一位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一句话能够讲清楚的。 今天的中国，在网上，你们在国外可能都听到很多不可思议的故事：今天再说地沟油的问题已经不算什么，因为它的问题很明显简单。我们还听到有毒奶粉、毒韭菜和鸡蛋，甚至又听到来自广东和湖南的大米也有问题了。种种问题在全世界、在中国已不是什么新闻。还有北京的雾霾今年有多么多么严重，是美国的500倍，是欧洲的300倍。 总之，在当今中国，发生任何事情都不值得大惊小怪，可如果一周内没有什么令人大惊小怪的事发生，那才是值得大惊小怪。（听众笑声） 我想中国到了这样的情况，可能与我们的文化和传统有关，与我们刚才说的，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有关。更重要的是来自民间的非常巨大的监督的力量。今天我们说到网络、说到微博等等，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很夸张的东西。但我们完全不能低估这种监督的力量。恰恰是这种监督的力量使社会或多或少地进步， 或多或少地使政府处于两难的境地，他不能一步跨入资本主义，又不能一步退回到朝鲜那边去。正是这种情况使我们的社会变得异常复杂。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x64qmuCiaOtgwicwdYia7DVsiarPGfB4cOwicyy1OzzPDOdqh68FVcX6wzeMdk9KB9UNeqaPqwN4e2G1g/0?wx_fmt=jpeg 从表面来看，这只是社会没有了秩序，但还可以把握。只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更可怕的是道德的沦丧。沦丧到超出任何人的想象。我来之前重庆那个区委书记雷政富，就是被女孩拉下水那个。我们就想象不到，他被审时竟然对所有法官说，我是在与女孩谈恋爱。这是一个正厅级干部，是共产党的苗子。他在当县委书记时犯了很多错，贪污了很多钱，但照样升任为区委书记。可以想象他是被共产党认为可以培养的。但他在道德上已经沦丧到让我们正常人不可思议的地步。他甚至说，我这个人并没有贪污多少钱，就是有点好色。这就是出自一个正厅级干部之口的话，它可以让我们认识到道德沦丧到什么程度了。 这是说到干部，在说到城市中的年轻人，讲点最简单的例子。你们可能想象不到，我在部队当过26年兵，军队相对来说好象一块净土。但现在也沦丧很厉害，比如说，军队文工团的女孩子， 她们都是20多岁， 能歌善舞，个个年轻漂亮。她们周末可以脱下军装，出去玩，临走前四五个人坐在一起时打赌，谁都不带一分钱，看谁周日晚上回来带回来的名牌多，包包里的现金多。她们把这当成日常的生活和游戏。她们是军人且这样，艺术院校就更不用说了。像舞蹈学院、戏剧学院，周五下午都会有很多豪华轿车，等在学校的门口，把那些女孩子一个一个接走。 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其实我们对这些孩子也无可厚非。二十多岁她想过好的生活，而她的家庭可能有些困难。但她们都是大学生呀，我们的社会到底堕落到了什么程度。北京大学是中国排名第一的大学，一个一年级女学生发微薄说，我家庭比较困难，我读书四年期间，想寻人包养，一个月给她多少钱，她就与谁同居四年，上完学后分手。我们能够理解她可能有困难，但不能理解她用这种公开的方式。 以上说的是有文化的、城市的人，乡村按说应该是比较传统，保守的，也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 以我老家所在的河南洛阳的一个村子为例，每次我回去都会听到看到一些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我老家所在的是一个较大的村庄，有六千多口人，可20多年几乎没有那个家庭的青年结婚去领结婚证，完全回到了民国时期的情况。有一次县委书记告诉我说， 你们那个村庄已经20多年既没死人， 也没有生过人，也没有人结婚。（听众笑声）包括我家的那些亲戚，侄女都是不领结婚证，举行个仪式，就同居住在一起了，完全不可思议。而他们有他们的理由，没有领结婚证就可以逃避计划生育。 而更可怕的是道德的沦丧。那孩子人人都要拜金，都要挣钱，打工。河南人口多，也不可能都出去打工，留在家里的二十多岁的男孩子干什么呢？每天的早上四点钟起床，开着拖拉机，拿着电动的锯，开出去偷树，筏树。整个把方圆几十里以外，凡是达到碗口粗的树，全部偷光。偷的树都锯成三米长，一车一车地拉回来。而大街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木材加工厂，收购木材，加工成板材或家具。先偷远的，再偷近的，直到三四年前，我在春节期间到父亲的坟地去上坟，结果看到坟地里已经一棵树都没有。我就对我的侄子说，这都是你偷人家的，人家偷我们的。回头再看，整个山坡上都没有树了。挖祖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可现在坟地的所有树木被偷光了，没有人觉得这件事有什么不正常。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x64qmuCiaOtgwicwdYia7DVsiadI7DaSqMHAtqs8eDfYibuM6c5WzwyvFTlxLiawwckkp3C2X34hz4p7AA/0?wx_fmt=jpeg 触目惊心的盗伐林木 周边的村庄都是这种情况，整个的社会拜金主义，人心的欲望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如果想到那些非常具体的事情，就会处于非常绝望的状态。我们今天的整个中国社会几乎每个人想的就是一个字“钱”。当谈到钱字，什么都成了合理的。偷、抢、卖淫，什么什么都有了合理的解释，任何事情从逻辑上无法解释时，当放到钱字下面就全解释得特别清楚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社会现状，拜金、堕落， 钱可以解释一切现象。反过来说，我们的作家，知识分子在做什么？ 第二，看看知识分子在做什么？ 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绝望。有很多像资（中筠）老师这样的有气节的人。不论他们的声音大、声音小，都不断地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来。 但就作家这个行当来说，我可能更熟悉些。 一个作家可能所起的作用有限，但种种原因，今天中国的作家几乎都不愿面对中国的现实。我们最喜欢的作家，最有才华的作家，把他们的代表作拿出来，突然发现，最有价值的小说与中国的现实是没有关系的。 这种情况已经非常普遍，让人觉得每一位作家都在绕道而行。没人关心中国现实， 没有人关心中国今天的文学是什么样子， 人心到了什么程度。大家可能知道我写艾滋病题材的小说《丁庄梦》，小说写得好与不好先不管它，几乎我的所有作家朋友都对我说，你根本犯不上去做这件事情。虽然鲁迅关心政治成了伟大的作家，可沈从文不关心政治也是伟大的作家。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WeVdwDUTAIYbAlyvqGvvFO0bDvicMwAias6NGFlGTarlqWZ8qGk63XtqbcVufU5OgkVm00Bgajmiag/0?wx_fmt=jpeg 文学的奇妙恰恰就在这里，屈原、鲁迅是伟大的作家，可陶渊明、沈从文也是伟大的作家。这就是说，如果文学有两条道路可走，不关心现实也可以成为伟大的作家，同样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来。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注意，如果所有的作家都像沈从文一样，像张爱玲一样，与现实拉开距离，完全不关心的话，那整个中国的文学会是什么样子。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什么样子。中国的文化又是什么样子。而现在的情况就正是这样。 中国今天的文学虽然可以分为多种类型的写作，一种就是名正言顺的在中国作协系统的作家，他们既拿名，又拿利，政府也喜欢他们的写作，读者也喜欢他们的写作，批评家也喜欢他们的写作。这些作家是最受欢迎的，有的还当了作协主席，副主席。他们确实是最有才华，小说写得非常好，我也非常喜欢。问题是这样的人太多了。 再有一个就是今天的写作完全被市场所左右了。每一个作家都想读者多、挣钱多，这无可厚非。但从80年代以来，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后，我们的写作都是直奔市场，直奔读者的口袋去的。无论是网上还是书面的写作。没有人愿意承担什么。文学当然不能承担过多的东西，但是如果没有思考的时候，文学就几乎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样的文学丰富还有什么意义，我们中国今天的文学就恰恰是这样一种情况。任何作家非常明白中国的出版制度，审查制度，中国的读者，中国的媒体，是个什么状况。这也正是文学的复杂之处，也是作家可以逃避的一个理由。 还有一个是非常值得警惕的，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要警惕的。中国非常优秀的作家很多，他可以在海外讲一套海外喜欢的话，回到国内又讲一套让国内喜欢的话。他会讲另一番道理，恰恰我们要面对现实，我们有严格的审查制度，和出版制度，这一恰恰让我们在艺术上找到一种更加含蓄，更加艺术的创作道路。这条道路无疑就是更加逃避的、更加隐讳的，更加让人喜欢而不自觉的文学道路来。今天几乎所有作家都在遵循的就是：我不面对现实，我也要写出伟大的作品来。而且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这就是我们今天中国作家的一个现状。 第三，这样的写作真的能使中国文学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吗？ 中国文学并不像大家想象得那样，政府想象的那样，真的就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了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并不认为是这样，而且在世界文学中，中国当代文学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尽管我们拿了诺贝尔奖，但这并不等于你就是世界文学了。不拿诺贝尔奖也不等于你就不是世界文学。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x64qmuCiaOtgwicwdYia7DVsiagdibBwQYwbzD2ag3H9dF83BoWmiaeRs7axv2gQaOPlyjIf0j5KAYbtwA/0?wx_fmt=jpeg 莫言是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我们多不喜欢，但他的小说在中国还是相当有名的，我们可以谈论很多问题。今天的莫言已经不是昨天的莫言了，而他的作品都是昨天写出来的。（笑声）我想它既不证明为什么我们有一个莫言拿了诺贝尔奖，整个中国欢呼雀跃，是为了文学欢呼雀跃，也不仅是为了这个奖。而是认为，我们中国文学终于可以像政治、像经济、像军事一样，走向世界，给世界一个有力的还击。把文学当作拳头，打向世界。我们拿到这个奖，证明我们的文学也像经济一样发达了。而离真正的文学研究还差得非常远。这种情况也会引导中国作家走向另外一个方向。 据我所知，莫言获奖后，中宣部每年会拿出一个亿，将中国的作品向海外翻译。凡是正规翻译出版的任何语种，都会给你相当高的补助。这会吸引很多的出版社。每年的６月份到１２月份，只要出版社签订了翻译的合同，就可以到中宣部领钱。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下有一个五洲出版社，这个出版社的具体任务就是，针对中国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的较多，而翻译成西班牙语的较少，花大钱把中国文学带到西班牙语世界去。三年的时间已经带出去一本书了，本来计划中有１５本。 但这些翻译成西班牙语的书，都在中国印刷，然后给孔子学院，自己再买走两千册。我们先不说这里有洗钱的嫌疑，仅从这种能够自己翻译，自己印刷，自己发行的情况就说明，我们用很多的钱推销本国文学。而这是慢慢有效果的。我们看到中国人在瑞典办出版社，在西班牙办出版社，你不翻译我的作品出版，我自己在这出版。我们不要笑，时间长了是有效果的。更可怕的是，这种出版方式引导了整个中国作家的写作。有才华，有思想的作者都被引导到这样的创作方向上去了。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中国的文学是不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了。如果是，也不是特别大，如果不是，也没有那么严重。问题严重在我们可能会有相当一段时间的写作会像今天这样止步不前，不会有太大的发展。文学永远不是靠一两个作家可以把一个国家的文学带动起来，他一定是靠一大批作家共同的理想和努力，让这个国家的文学走出国门，走得更远。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很多国家的文学作品都在影响着中国的写作，我们走遍任何国家几乎找不到一个作家说是因为中国哪位作家的作品好，读了他的作品开始写作的。我们可以听到大江健三郎说是受了鲁迅的话的影响，“世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才开始写作的。但大江健三郎只在中国说过这个话，他到其他国家从来没这么说过。（听众笑声） 从以上情况，我个人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上可以忽略不计。中国作家的作品可以用几十万去翻译出版，可荷兰六个汉学家要翻译《红楼梦》，申请了四年拿到4万块钱人民币。这里当然也有人际关系的问题，非常复杂。 第四，中国文学真的没有希望吗？ 恰恰相反，中国的文学现在恰恰是一个最好的写作时期。因为中国的复杂性，荒诞性和扭曲性。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今天是一个扭曲的，但却是蓬勃向上的社会。虽然及其扭曲，可你走到北京、上海，走到农村，到处都充满着希望。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阎连科对这个社会是绝望的，你会发现大多数人，包括那些完全不识字的人，和大学教授，都对这个社会充满着希望。这是更不可思议的。对一个作家来说，无论你处于一种多么糟糕的写作环境，但面对现实都有写不完的，用不完的写作资源。 这就像歌德说的那样，勇气并不简单是勇气，勇气是作家的一种才华。对一个作家来说，不是简单的敢写什么，还要有这样一种才华。我们不能说禁书当然就是好书，但如果禁书是为了表达我们的内心世界，用最个人的方式表达最真实的内心，这应该成为我们写作的方向。这是我们今天中国的作家长期面临的课题。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x64qmuCiaOtgwicwdYia7DVsiaDkBEY1ybiaxHItka0hMhIZMpTkpszyzJkIIJSNjBDRTa1CiaiczQN5k0w/0?wx_fmt=jpeg 我们长期处于一种积极的写作环境下，从四九年以后我们看到十个作家都是一种写作风格，到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甚至今天也大致如此。 今天我们看到的文学好像很丰富，但有一个共性就是每一位作家都大量地吸取外国作家的经验。这就形成了个性中的共性。今天中国的小说确实是不缺少技巧，不缺少任何主义，对整个世界文学的熟悉和借用都达到了一种极致。但缺的是如何摆脱西方文学经验的能力。我们有没有把握中国现实的能力。 虽然中国的作家对西方作品如此熟悉，可对西方又如此地不了解。对西方如此了解，又对我们传统的文学那么隔膜。如果和台湾作家比较，你会发现，他们的生活如此单调，可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熟悉大大超过我们。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拥有大量的写作资源，但我们有没有能力用最个人的方式，最有才华的勇气来写这些东西，表达这些东西。所以我经常说，最近几年，无论如何，中国的作家开始觉醒，更明白我们急需要面对中国的现实。 第五，文学的继承人问题。 当今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更活跃一些，七十年代的弱一点，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还没有形成气候。而若寄希望于五六十年代的作家，他们虽然有丰富的经验，个人经验和社会经验，但到了这个年龄，就要走下坡路了。我不觉得一个作家到了７０岁比５０岁时写得还好。个别情况另当别论。整体上看，五六十年代的作家在走下坡路。每一位作家都已经非常非常疲劳，都难以写出我们渴望的作品。而我们的现实又这么丰富，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作家的可能性就特别大。当前中国文学就是这么一种情况。你坚持下来可能就往前走一步，坚持不下来就是往下滑一步。那么再过十年、二十年，如果这一代作家没有写出我们渴望的伟大作品，那我不相信八０后的孩子以今天的写作方式能够写出伟大的作品。 就我个人来讲，我也基本上到了日薄西山的情况，有很多可写的东西，但有些写不动了。那么文学到了这种时候，就是充满了希望，也充满了失望。 但有一点，最近几年，无论是王安忆，无论是于华，无论是莫言，都开始重新关注中国近３０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的人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人可能还没有写出最伟大的作品，但他们都在不约而同地关注中国当下的现实，而且敢于面对中国的历史，这虽然还没有达到最好的时期，但这个转向已经开始了。我们还是可以抱有一定的希望的。 好，我就讲到这里。（掌声持续十几秒）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x64qmuCiaOtgwicwdYia7DVsiagOkqauGJmrruvWOOaBWluibFqicvxdBsV4pjK1Y6kFH9kuB0flM4PjcQ/0?wx_fmt=jpeg

民主是普世价值辨析──与吴江先生商榷 文：许良英 许良英（1920年5月3日－2013年1月28日），中国知名科学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長期专于爱因斯坦的著作翻译与研究工作。 吴江先生在2009年8月21日《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慎言“民主的普世价值”》一文，否认民主是普世价值。文章引经据典，似乎头头是道，但定睛细看，不难发现，从基本概念的理解到历史事实的论述，都是经不起分析的。现择要评论如下。 此“价值”非彼“价值” 文章开头定义“普世价值”为：“那种普天之下、普地至上、任何时候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适用价值的措施、行动等。”这里首先需要作两处文字矫正。一是“普地至上”，显系“普地之上”之误植。二是随后提到的“人的主权”，应该是“人的权利”。因为“主权”是指统治、管辖之权，“人的主权”，意义不明，而与“自由、平等”并列的，只能是“人权”，即“人的权利”。 认为“价值”是“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适用价值的措施、行动等”，这与当前热闹的关于“普世价值”争论双方对“价值”概念的理解如出一辙，而所有中文词典也都是这样解释的，应该是天经地义，无可质疑了。可是，在西方文献中，“价值”一词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涵义。“价值”译自英文value，只要查查普通的英文词典，就会发现，它除了通常为大家所熟悉意义“效用”（worth）之外，还有一个在当前中国知识界可以说是陌生的涵义：社会伦理道德准则（standards）。它通常用复数values。“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s）是指全人类都遵守的伦理道德准则，与“有适用价值的措施、行动”无关。 多数决定 ≠ 民主 文中谈论民主制内容时只讲到“多数决定”，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多数决定＝民主。实际上，多数决定只是实现民主的一项措施。“民主”一词来源于2500多年前的希腊雅典城邦，希腊文democracy中的demo意为村社，是城邦的基层单位；cracy意为统治或主权。Democracy意为全体村社公民掌握城邦政权。它的实施主要是通过定期举行全体自由民参加的公民大会，由多数决定原则作出决定。 文章引述《南方周末》上胡文辉论文《中国上古多数决定原则的痕迹》（这是一篇值得一读的好文章）说“西周（胡文辉原文是西汉）则有裸露左右臂而决定多数的形式，按多数原则行事。”可是并未说明这与民主有何关系。中国古代某些君主在对重大问题作出决策前要征询臣民意见，在意见有分歧时，往往采纳多数人的意见。但是最后决定权始终为君主掌握，即主权在君主，多数决定仅供参考。民主则是主权在民，由人民自己当家作主。 “多数暴政”的恐惧症 文中着力渲染由多数决定可能产生的“多数暴政”，借以否定民主。“多数暴政”的论据是什么？不妨听听最早提出这一论点的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 1735~1826）的说法。它是美国开国元勋，是《独立宣言》起草者之一，并在大陆会议上提名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是敢于直言的激进民主派。可是十年后，他却转向贵族政治，主张强力政府。在1789~1790年间出版的两本著作中，他强烈地表露对所谓“多数暴政”的恐惧，断言“多数人永远而且毫无例外地剥夺少数人的权利。”并且说：“人类与其在民主制下过穷日子，还不如在君主制下过富裕日子。”（与此相反，2400年前，希腊哲学家原子论创立者德谟克利特（Democritius，前460~370）有句名言：“在民主制下受贫穷，也比在专制统治下享受所谓幸福好，正如自由比受奴役好一样。”）约翰•亚当斯不相信人是生而平等的，由于出身门第、财产和所受教育的不平等，人基本上是不平等的，因而主张官职应世袭，不应由选举产生。不过，在联邦宪法生效并选他为副总统（总统为华盛顿）后，他不再流露反共和主义的情绪。 对“多数暴政”的恐惧症还强烈地反映在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的成名之作《论美国的民主》，这是他1831~32年在美国的考察报告。当时正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非富裕世家出身的总统杰克逊（Andrew Jackson, 1767~1845）当政，已实现了重大的民主改革。首先是取消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限制、宗教限制，实现了成年男子一人一票的普选制。所有公职向公众开放，而不限于特定人选。托克维尔肯定美国民主制有强大生命力，对欧洲将产生深远影响。但他囿于贵族政治的偏见，对美国开始实行的普选制很不以为然。他受到过总统杰克逊的接见，但对这位平民总统并无好感。他无中生有地诅咒所谓“多数暴政”：“说在政治方面人民有权决定一切，这是一句邪恶的、极为可恶的套话”；以为“可以给人民代表的多数以完全的权力”，是一种“奴隶的语言”；美国“立法机构代表多数，并且盲目服从多数”；“行政权力是多数人任命的，是多数人手中驯服的工具”；“在美国，是穷人统治，富人总是害怕穷人的滥用权力”。但他还是承认：美国人是自由的，他们的精神是独立自主的，他们有信心并善于合作。既然如此，何来恐惧之有？ 卢梭并非真正的民主主义者 文中视卢梭为民主思想家的代表，指责卢梭，就是攻击近代民主。这种看法不足为奇，在我国已流传了上百年。人们习惯于把卢梭看作是民主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民主革命。我自己30年前也是这样看的。可是，在我系统地认真阅读了近代政治文明发展史文献以后，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继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之后，对公众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他满怀热情地宣传“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做人的资格”，并且大声疾呼“主权在民”。这些声音，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但是他的思想和人格却充满矛盾。他反对启蒙运动所尊崇的理性与科学，而主张以感情、道德、信仰来取代；他把社会上种种罪恶归咎于理性、科学和社会进步，而向往人类原始的自然状态。他虽然也强调人权，但他认为，众多人通过社会契约结合成一个集体时，“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完全转让给整个集体。”他把社会集体类比为生物有机体，认为它有自己的意志，即“公意”；并且认为，“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 卢梭这种以“公意”或集体“主权者”的名义可以随意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主张，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这就是他的狂热信徒、雅各宾派首领罗伯斯庇尔掌权时所奉行的恐怖政策（名为“雅各宾专政”）。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有将近4000人被送上断头台，连革命家丹东和和化学家拉瓦锡都不能幸免，最后罗伯斯庇尔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法兰西共和国也随着被葬送了。 不仅如此，卢梭的“公意”理论，经过黑格尔的继承与发展，到了20世纪，成为“极权主义”的理论根据。这个由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斯大林来实现的主义，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灾难。 何谓“民主”？ 现在回到正题，讨论民主是不是普世价值问题。首先要对“民主”这个概念的涵义有个准确的理解。 何谓“民主”？最早也是最经典的表述是公元前431年雅典城帮首领伯里克利（Pericles, 公元前495?~429）在阵亡战士葬礼上所说的：“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时，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优先于他人负担公职时，所考虑的不是某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的真正的才能。”“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和宽容的；但是在公共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公元前384~322）称民主政体的标志是“自由”和“平等”；并且推崇“法治”，贬斥“人治”，认为人治就是“在政治上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在他的心目中，人是理性动物，也是政治动物。这些至理名言，对于今天中国知识界似乎有点陌生。 雅典人创造了彪炳千古的辉煌的人类文明，创造了顺应人性的政治制度──民主制。但他们没有形成个人权利（即“人权”）概念，没有认识到：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不可侵犯和转让的基本权利（生命、自由、财产、追求幸福），建立政府就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权概念出现于17世纪，成为现代民主理论的基础和前提。有了人权这个前提，“多数暴政”根本就不可能出现。 民主是普世价值 既然“价值”是指伦理道德准则，民主是政治概念，与伦理道德有何关系？知识渊博、思想深邃的亚里士多德早已解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政治学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且是最高的和终极的伦理学。并且认为自然科学是从事态出发，探索其原因；而政治学则是从一个目标出发，探索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这表明。“价值”概念在伦理学和政治学领域都可适用，但不能用于自然科学。 人在社会活动中，为了求生存、谋幸福，形成了对全人类（至少对文明人类）基本上是共同的是非、善恶观念和行为准则。它们构成了人类社会集体理性的基本内容，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理”。他们是超民族、超阶级的，因此成为“普世价值”。他们渗透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如人“不可说谎”；“不可损人利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心比心”等等。 上升到政治领域，体现于“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政治诉求中，向往“自由”、“平等”正是普遍人性的体现。同样，要求尊重个人权利（即“人权”）和实行“法治”，也是文明人类的基本诉求。由“自由”、“平等”、“人权”、“法治”作为基本元素所组成的政治制度“民主”，自然也是普世价值。 如何医治腐败？ 吴江文章最后用不小篇幅谈论腐败问题，可惜没有说到点子上。现在谁都知道，腐败根源在于滥用权力。早在1748年法国法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就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同千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由此他提出三权分立理论。 1887年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Load Acton, 1834~1902）说了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遗憾的是，目前所有中译文几乎都不准确，与原意有出入）不受约束和监督的权力必然腐败。这种绝对腐败不仅出现于掌权者身上，也绝对地出现于整个社会。 要杜绝腐败，必须使权力随时处于全体人民的监督之下，是权力的运作处于高度透明状态，首先是要受到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的监督。每个官员及其家属的财产都必须公之于众，这就是所有民主国家都早已实现并行之有效的阳光政策，而在我国却未见踪影。阻力何在？一目了然，毋庸赘言。

国 家 失 记文：阎连科 编者注： 阎连科，中国著名作家，被文学界普遍认为是继莫言之后最有希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之一，被誉为“荒诞现实主义大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二十几种文字。代表作有《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炸裂志》等。本文最初在海外发表，本微转载时因故略做删节。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ZYREcDkd1ZSUicm0ibsq00zP2wNufzsH9KjbXGIxia2yLdnu8rm4iaibHgsdG0l8Ds6ibrybUy4LpIlFQ/0?wx_fmt=jpeg 阎连科 一 一位在香港工作的老师告诉我，有次她问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们：“你们听说过在那场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中国饿死了三千万到四千万的百姓吗？”她的这个问题，让那些学生们不禁哑然，而且面带惊愕的疑怀，仿佛这位香港教师，正在讲台上公然编造中国的历史，攻击他们正在日渐崛起的祖国。自此之后，那个早被人们私下议论的中国问题——国家性遗忘，便如楔子样楔入我的头脑和骨血的缝隙，时时忆起，都会隐隐听到体内淌血的声息，都会有与国家遗忘相关的一连串的问题，马队般踏着记忆的血道，狂奔着来到我自责的广场： 那些出生在八0、九0年代，而今都是二十至三十岁的中国的孩子们，是否真的成了遗忘的一代？是谁在让他们遗忘？他们被遗忘的方法是什么？我们这些有着记忆的长辈，应该为他们遗忘承担些什么责任？ 清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感觉遗忘的称谓，在中国应该被称为“失记”更为准确。因为遗忘更多的是让记忆抛弃过去和历史，而失记，则包含着“对现实与历史选择的抛去和留存”。是的，正是这个失记的境况，在我的国家，让新一代的孩子们，成了“有选择记忆的植物人”。历史和现实，过去与今天，都正在失记和被失记中，正在被一代人所整齐、干净、力求不留痕迹的遗忘着。失记和遗忘、真相与失忆，每天都在备受关注的一些语言、文字、头脑中发生着冲撞和争夺。我们一直以为，历史与人类的记忆，最终会战胜暂时的忘怯，而回到良知的真相中。而事实上，事情却恰恰相反。在今天的中国，失记已经战胜了记忆，虚假已经战胜了真相，臆造早就成为了历史和逻辑连接的链条和接口，就连今天刚刚目睹发生的事情，也在以惊人的速度，被选择性失记所抛弃，只剩下一些真假难辨的碎片，残留在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头脑中。 二 必须承认，四九年之后，革命和被革命一直席卷着这个泱泱大国。革命在创造政权，创造历史，创造现实。而记忆和被记忆，自然失记和被迫性失记，都在国家有选择的失与记的范畴中，成为一种革命的选择与手段，被有序渐进地推进和实施。封建历史的一切，因为都是封建的，帝王将相的，当然就不再提他了。辛亥革命也已经遥远了，把孙中山的名字留下来，而与这个名字相关、无关的重大事件和历史之细节，也都从史书和教科书中有选择地删去着。就是今天还活着的中国老人都还历历在目的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共有哪些党派、军队、志士在前线抗日流血和牺牲，也都被有选择地记住和遗忘。这一关于失记的行为，是一种国家性策略，及至到了后来，这个国家在以一个人的热情，带动着整个民族沸腾的建设中，最早以运动延续战争，以革命替代生产的发生在1951至1952年的“三反五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官僚主义），因为它为1957民族灾难的“反右”清理奠定了实践基础，因此，关于它和那场直到今天想来都还让人不寒而粟的“反右”运动，都被强制地从人们记忆的库房移向了失记的仓库。而后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与随之而来的遍及整个中国、有数字统计饿死三到四千万人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以及让整个世界都随之起舞的十年“文革”，都因其荒诞、残酷、广众和令整个人类都为之惊震与哑然，因此而不敢、不能、也不愿再去还原这一旧有的恶貌，让孩子们的记忆中有着历史的真相。延续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后，和越南那场无为的战争，无论中国或越南阵亡了多少士兵和死去多少无谓的生命，也都只字不再去提了。发生在1983年的那场“严打”，所谓法律，就是权力的上牙和下牙的一次敲碰，因此有多少人在街头亲吻，而被当作流氓送进了监狱，有多少人因穷盗物而人头落地，也不再回头追问了。 在这一切所发生的国度，人们和孩子们，都在经济高速发展，国力快速强盛的欢呼中，对它们感着陌生了，大体忘怯了。还有什么呢？还有今天所发生的一切，爆发在九十年代中期的面际之广、人数之众让人无法查考、因卖血而起的艾滋病；黑煤窑、黑砖窑隔三错五的瓦斯爆炸和大塌方；毒饺子、毒奶粉、毒鸡蛋、毒海鲜、地沟油和遍布甚广的含有严重致癌物的青菜、水果和昨天计划生育中的暴流产，今天城市、乡村无处不在的强拆和对上访人员恶截的不法与无礼，如此等等，现实中所有有损国家形象与权力机制的负面事件，都会迅速因国家失记而成为昨日之烟尘，在一切报纸、杂志、电视、网络和可有文字记忆的地方通过删去、禁言的方式，达到失记和忘却的目的。 失记不是所有人的病症和意志之特征，而是国家管理的策略和社会制度的一种必然。其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在意识形态中实行禁言的政策与方法；通过权力的控制，割断一切可以延续记忆的渠道，如史书、教材、文学和一切文艺的表现与表演。这些并不是哪个国家的独创和独有，世界上凡是集权的国家，或是某一集权的历史阶段，无不是采用这种权力对语言的压迫，从而使那些记忆良好的知识分子们，首先沉默和失记，渐次地再在统治的时间中，把失记扩展到民间、基层和百姓的生活里。因此，当下一代对此一无所知后，这种强制性失记就大功告成了。 历史就被完美地重新改写了。 三 强制性失记，是一种强汉对弱女的奸淫，其强汉的暴行，其实廖无新意，一如某种动物对自己领地的捍卫。没有这种捍卫，也就没有那种动物的生存和生命。而集权之所以会在意识形态中采用对历史和现实的强制性失记，也正是集权对集权的巩固之必须。然在今天的中国，问题并不能简单、笼统地归咎为国家与权力，还要去质问那些在强制性失记中心甘情愿的知识分子们。他们甘愿渐次地失去记忆，而最终达到权力所需的完全的忘记，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与其它国家、民族和历史最大的不同。以作家而言，前苏联的白色恐怖，其目的也是为了集权、独裁而采取着“文字狱”的遗忘之法，可结果，在那儿却产生了布尔加科夫、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和雷巴科夫等等一大批的作家和作品。他们的写作，与其说是对权力、制度的抵抗，倒不如说是对记忆、遗忘的修复和疗救。昆德拉的《遗忘》，是直接探讨强权对他的国家和民族记忆的伤害和剥夺；匈牙利作家雅歌塔.克里斯多夫的《恶童三部曲》，则把民族最黑暗的记忆，拉至一切有着阳光照晒的地段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而中国——今天的中国，已经决非三十几年前的那个如今日之朝鲜样的国度，一切通向光明的门扉、窗口都是关闭、锁死的。今天的中国，一扇窗子（经济）是向世界开放的，而另一扇（政治）则因权力对其社会、人们的管理之需要，是关闭或穷力关闭的——问题就在这儿。与记忆、遗忘相关的中国式的国家性失记的特性，就在这半开半闭的窗妙里。 首先，在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笼罩下，那半开的窗口是被意识形态笼罩监督的。没有人可以监督国家的意识形态，而国家的意识形态却无时、无处不在监督着知识份子每个人的口与笔。 其次，因为那打开的一扇窗子有阳光透进来，世界之风之光也无可阻地进来了。可以让人感受到改革、开放和开明了。法律在记忆和遗忘中没有具体意义，几乎形同虚设，它既不保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和作家想像的自由，也不保护那些不愿失去记忆的人们有记忆的权力。一切都寄希望领导人的开明和道德之情操。而这已经打开的窗口和门扉，与其说是知识分子的思考换来的，不如说是权力在开明时候恩赐的。一如长久关闭在黑暗监狱中的人，已经给你打开了一扇透光通气的窗户后，难道你还有权力要求狱门大开吗？于是，有选择的记忆，就在这打开的窗口进出流动着；必须的失记，就永远封闭在了那扇关闭的窗户后。这就是今天中国的作家和知识份子们，甘愿在规定可选择的记记中写作和被迫性失记中沉默忘记的环境与根由。心甘情愿，是一种智者的集体妥协，是群体记忆放弃后的相互理解与彼此心照不宣的认同——今天已经有我呼吸的空气了，也就不需要再为明天的春日清风去做无为的牺牲了。 第三，对失记的默认与赞同，还源自这个国家的富裕和奖惩。赞同失记的，无论你是作家、教授还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只要你只看到只让你看到的，不去看那不让你看到的；只要你只去讴歌那需要你讴歌的，不去描绘那需要遗忘、失记的；只要你的想像只去想像权力、历史、现实需要你虚构、加工、创造想像的，而不要把想像的翅膀延伸到必须遮掩、失记的土地和天空中，那么，就把权力、荣誉、金钱全都奖给你。反之，就把疏冷、禁止奖给你。 在这个国家里，金钱有一种无可比拟的强大和力量，它可以让双唇紧闭，让笔水枯干，让文学想像的翅膀，借助金钱的力量，飞向反真实和良知的方向。然后，再以艺术和艺术家的名誉，堂而皇之地完成历史遗忘中的虚构和现实假像那有砖有瓦的华丽重建。在这儿，真相被埋藏了；良知被阉割了；语言被权力和金钱轮奸了。而被权力驾空的时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帮助着国家性失记的完成；也在生养、培育着每个人的习惯性失记和对怀疑的怀疑。怀疑者总是受到惩罚，而甘愿相信虚假、虚伪与虚构的人，不怀疑黑色的下边原有耀眼底白的人，他们把所有的奖励都收入囊中了。于是，国家性失记的历史之工程，也就大业告馨了。 在中国式的国家性遗忘、失记的策略中，强制性是全世界共性的相通，妥协性与奖励性则是今天中国现实的独特。三十多年前，中国对记忆者不肯失记采取的是绳索、铁链的高压和强制；而今天，这个富裕的国家，灵活而大方的运用着他大把大把的金钱，采取奖励的方法，使你在记忆中妥协和放弃。在中国，就文学艺术而言，没有一家民间或个人组织的国家奖项。几乎所有的评比和奖励，都是党和国家的。所以，所有的文学、艺术、新闻和文化奖，也都是在失记和规定可选择的记忆中运作进行的。不是说这些奖项是绝对的不公与不合理，而是说，它允许你在规定可选择的范围内创作、创造和想像。只要在这可选择的范围内，你有成就了，自然可以获得各种的荣誉与奖项。 四 最近，瑞典作家、诗人埃斯普马克正在中国出版他的七卷本长篇小说《失忆的时代》。其中第一卷的名字就叫《失忆》，写了主人翁对他前半生包括爱情在内的一个人记忆的全面丢失和寻找。这是一部独特而奇妙的小说，探讨了个人记忆的来源和无来源。它与中国式的失记所不同的是，中国式失记是一种国家行为，是国家权力对它的人民管理之策略，丢失的是民族的历史和记忆，荒诞的现实和未来，而个人获得的是金钱、权力和荣誉；是用自己的失记去领得一份诱人动心的换取物。《失忆》在中国的出版——是中国式失记的寓言和预言。是一个国家性失记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和延续。我们在失记的过程中，首先丢失的是历史中的民族记忆；然后再丢掉现实中的一切真相；第三步，每一个有记忆的中国人，就都该像《失忆》中的“我”一样，失去自己对自己生平的记忆、对情人的记忆、对恩爱仇怨的记忆、对欢乐苦恼的记忆。让大脑中记忆的区域，成为一张洁净的白纸，等待着社会、权力依照他们的需要，重新去告诉你历史是什么样子，社会是什么样子，你和你的过去是什么样子。 国家、权力和社会，渴望他们管理的人民——每个区域、阶层和环境中的人，智商都如三至五岁的幼儿。他们希望对一个国家的管理，如同幼稚园中老师对孩子们的管教，让他们吃了就吃，让他们睡了就睡，让他们娱乐了，他们就面带天真、纯净的笑容，举着头大的红花，在别人写好的脚本上，投入自己的感情进行歌唱和表演。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只能让有记忆的人失记，让能表达的人沉默，让成长中的下一代，脑子洁净如洗，如同一张等待随意涂鸦的白纸。然后，一个国家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幼稚园，成为等待重新开垦并随意沙漠或种植的处女地。然而，如同幼稚园中总有叛逆的孩子，总希望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些什么，而不是老师让做什么，才去做些什么。在这个国家，也一样如此，总是还有那些不愿失记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们，他们总在争取自己的发声，争取让自己想像的翅膀，沿着灵魂、良知和艺术的途径，飞越规定可以创作的区域，到任何历史与现实的角落，创造出承载记忆的作品来。 记忆不是衡量一部作品好坏的唯一标准，但却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党派、一个民族真正成熟的最有效的尺度。为此，我总是抱着一个作家天真的幻想，延续着当年中国老作家巴金先生的记忆之梦——不仅在中国建一个文革纪念馆（其实，今天连这个建馆的建议也没人再提了）——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三十余年，它该成熟了、完善了，该有着巨大的包容、自省、记忆能力了。那么，就在世界上最为阔大、游人最多的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建一座“民族失记碑”，刻写下我们国家自某一历史时期以来的全部伤痛与记忆，如反右、大跃进、三年饥荒、十年文革等，凡此种种的民族之灾难，都记刻在最为醒目的广场上，告诉所有的国人与世人，我们的民族是完善的、成熟的，敢于记忆的。 因此，它才真正是伟大的、可敬的，敢为世人榜样的。

你以为你是谁？ 文：孙立平 经常弄不清自己是谁；放历史情境里，更不知道自己会是谁。 多年前的一天，我列举了中国历史上一大堆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教育家、政治家等著名人物，然后问学生们：你最崇拜其中哪一位？ 被选择最多的群体是政治家，政治家中被选择最多的是可想而知那几位，可想而知那几位里被选择最多的是成吉思汗。 理由是，当时国家最强，打的最远，疆域最大，一代天骄，举世无双，“有威名、有魄力、有智慧、异常英勇……” 接着，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恰好活在他那个时代，想一想，你会是谁？ 问题显然有点出乎意料，众人一时摸不着头脑。 好吧，我来帮你们设想一下。 首先成吉思汗就一个，成为他的可能性几乎没有。退而求其次，宗室诸王、万户官、千户官，一共分封还不到百人。 你不怕流血厮杀，想象当个勇猛的骑士也不错，这也一共才几十万。 就是整个蒙古民族，当时不过百多万，在中国版图内各民族人口中属于很少一部分，就整个欧亚大陆来说更是如此。 成吉思汗曾说，男子最大之乐事，在于压服乱众，战胜敌人，夺取其所有的一切，骑其骏马，纳其美貌之妻妾。历史记载，蒙古铁蹄所到之处，屠城无数，哀鸿遍野，文明摧毁，满目疮痍。 而你，从概率上看，最有可能是家产遭掠，亲人被夺，沦为奴役，甚至死于非命的被征服民族中一员。 就算你熬过了战乱，别忘了蒙古统治者还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即中西亚人；汉人；南人，也就是南宋人。后两种人按规定被打不能还手，十户一把菜刀，结婚蒙古人有初夜权，人老直接送坟墓等死，不准集会、不准拜神、不准打猎、不准买卖……你觉得你更可能是哪一等？ 就算你幸为蒙古人，那又如何？蒙古人也要提供大量赋役，遇到征伐，还要自备马匹、兵械、衣食出征，为筹备这些有人甚至要出卖妻儿。出征一次多少年，常常一去不复还…… 说到此，我停下望着他们，底下一片沉默。 现在，社会变迁，思维多元，但弄不清自己是谁这种症状并未明显减少，依然经常有所表现。 那年，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竟有那么多人欢呼喝彩。国际上每每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尤其针对西方国家，都不乏叫好之声。恐怖主义本来是无规则、无底线、无差别的反人类，是世界公敌，好多人却当成了反对霸权的英雄。后来，塔利班组织在巴基斯坦一个高山上，杀害了多名登山者，其中包括两名中国人，有些人才惊异的意识到，恐怖分子原来也杀中国人。你以为你是谁？ 有次国庆节在家看电视，又见圆明园里一女游客在镜头前谈爱国，说看了遗址心里特别不舒服，侵略者把我们这么美好家园给破坏，现在他们不敢了，我们人民也不允许这样。一时间声泪俱下。 且不说那场战争的发生清朝有多大责任，更不为事实俱在的抢劫辩护，我只想小声提醒一下这位女士，如果您不姓爱新觉罗，就请注意点产权问题。那圆明园是皇帝的私家园林，好像没您什么事儿，别我们我们的，那时候就算没烧，能让您进去？就是现在，您也是买了门票的吧。 最近，又时常听到有人怀念、颂那个“火红年代”。先看看下边这些，你觉得你那个时候会是谁：“造反有理”的学生；“广阔天地练红心”的知青；遭遇“自然灾害”的农民；“停产闹革命”的工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知识分子；“地富反坏右”或他们的子女；被打倒的“走资派”；被揪斗的“牛鬼蛇神”；死得不明不白的将军、元帅、国家主席…… 你对伟大领袖“与人斗其乐无穷”、“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迈敬佩得五体投地，你怎么知道被斗的不是你，牺牲的不是你？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你怎么知道你不是死的那一半？ 当你为一种力量的崛起而叹，乃至热血沸腾的时候；当你为一种力量的覆灭而悲情，感到愤怒屈辱的时候；当你为一种力量的肆虐而欢呼，感觉事不关己，幸灾乐祸的时候，最好先想一想这个问题： 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会是谁？！ 注：本文转载自爱思想网站。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26）文：林炎平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走不通的老路 比起日本来，当时的中国，也就是清朝，不仅没有西化的行动，甚至连西化的想法都没有。“西方”对于清朝来说，就是一场噩梦，一场突如其来的噩梦。尽管早就有这个噩梦的兆头，但是直接威胁到大清的江山，还是始料未及的。康熙时代噩梦的兆头刚刚呈现，乾隆时代用更加闭关锁国的政策抵挡了这个噩梦的到来，慈禧时代虽然已经难以抵挡，但是她抵抗的努力甚于她的前辈。把慈禧称作反西化“勇士”绝不夸张，所有可能的抵抗她都做了。 很难理解为什么清朝可以接受汉文化，汉族可以接受满文化，两者却无一愿意接受西方文化。1861年咸丰经过“圆明园事件”的惊吓后驾崩，年仅5岁的同治帝继位，慈禧的垂帘听政就这样开始了。作为咸丰的配偶，慈禧理应知道“圆明园事件”的内幕和始末，作为同治帝的母亲，她知道自己垂帘听政的权力之至高无上。因此，慈禧明白社稷有必要她也有能力进行类似“明治维新”式的改革。 日本的“明治维新”要在慈禧垂帘听政开始后第6年的1867年才开始。同治在1874年18岁时就死了，根本就没有亲政的机会，继位的光绪是慈禧一手挑选的，她自己继续垂帘听政，顺理成章大权独揽，慈禧就这样统治了48年直至去世。从时间上，三个短命的皇帝加起来也不抵一个长寿的“垂帘听政”；从力量上，三个性格廻异的男人合起来也不敌一个坚韧不拔的女人。慈禧对于西化抵制之坚决，甚至不惜完全断送她儿子光绪的政治生命，也许直接就是光绪的生命。如此“大义凛然”和勇猛顽强，遂令慈禧堪称后世反西化“勇士们”的“楷模”。“继承太后的遗志，发扬太后的精神！”这是发自每个反西化“勇士”心底的前赴后继的誓言，“太后啊！你走了，我们来！”也许他们嘴上不能这么说，但是行动胜于言辞。 华夏的统治者不接受西方文化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其内涵将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华夏的百姓拒绝西方文化也可以理解，毕竟他们已经被奴化到不再具有自己的思想和勇气；而华夏的知识分子的行为则令人困惑，他们理应知道西方文化更深的内涵和对于华夏的意义。但是，即便就是像和利玛窦一起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徐光启和接受西学比较积极的李之藻、梅文鼎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夜郎自大，认为西学还不如中学，因此他们并不准备接受西方文化，而只是想用西方文化来给华夏文化做陪衬。这个想法肯定不会有任何出路，因为太离谱了，就像用太平洋给西湖做陪衬一样荒唐。到头来，他们也两头受气，里外非人，公正的人显然对他们的荒唐嗤之以鼻，而独爱“西湖”的人则指责他们用“太平洋”来“寒碜”了西湖。 这就不难看出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对西学并不真正理解，不过徐光启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是进步的，他们的功绩值得肯定。但另一些居心叵测的“高级知识分子”则不然。康熙时期有一个叫杨光先的“御用知识分子”，是宫廷主管天文的监正，居然散布“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言论，听起来很耳熟，就像文革时期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此人进而诬告汤若望，使汤若望被判死刑，后来又诬告南怀仁，几乎再次得逞。但是他自己实在不争气，身为宫廷“天文学家”，却算不准基本的天体运行，对比南怀仁准确预测的行星位置，此人终于败露靠嘴皮子和诬告过日子的劣迹。 南怀仁是比利时人，毕业于鲁汶（Leuven）大学。这是一座古老的建于中世纪的大学，在布鲁塞尔东边不远的小城Leuven。我偶然去拜访这所大学和小城时，还不知道南怀仁就是这里毕业的。古旧安静的小城，居民中学生占了很大比例，平和的环境和高贵的气氛令人感慨宗教和科学最终不无争执的和睦相处。在宗教和科学的激烈纷争后，各执己见的愤然平息下来，在这座小城里找到了共存的意义。 与科学和宗教在Leuven的和睦相处不同，在中国，西方的学说受到了来自所有阶层的抵触。华夏可以死心塌地接受辫子和裹脚布，但是却容不下西方的观念和思想。本来，既然科学和基督教可以和睦相处，那么在中国儒教和科学也是可以和睦相处的，但是实际上却不行。这倒不是中国儒教的问题，而是社会现实和文化的问题，是民族性格和统治者心胸的问题。 很难理解为何国人把外来文化看作是洪水猛兽，本来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可以互相受益，并且文化交流并不能导致一个国家成为另外一个国家的附庸。唐朝曾有鉴真东渡日本传授中国文化，这并不能把日本看成是中国的一部分；朝鲜接受了华夏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朝鲜就属于中国；唐朝引进了来自印度的佛教，这也不意味着华夏就归属了印度。文化交流并不能看作是侵略或者皈依。但是国人的逻辑是这样的，他们觉得华夏文化传到了哪里，哪里就成了华夏的属国，朝鲜是这样，越南是这样，别的地方也应该是这样。于是，他们的恐惧也恰恰来自于此，因为如果以上逻辑成立，那么学习西方文化就使华夏成了西方的属国。也许正是这种心理，加上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使国人对外来的文化充满了恐惧。 于是，向西方学习对于国人来说在心理上有着巨大障碍。哪怕就是中国向西方学习了，也要说成是自己的东西，祖上就有的，只是“失传”了而已。国人是好学生，老师教什么就学什么，但在这个问题上，国人的学习能力出奇低下。一个能把一条强加于自己的“猪尾巴”留在脑后长达两百多年并且誓死捍卫的民族，却对于新的显而易见的道理置之不理甚至顽强抵抗。这样的现象确实令人费解。即便在这辫子剪掉之后，内心的辫子还依然如故，一有时机，这根“猪尾巴”就会露出来！ 如果把国人内心世界的问题仅仅归罪于清朝，也不公平。清朝的残酷统治的确进一步摧毁了国人的道德体系，但清朝不是唯一这样做的统治者，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应该对此负责。至少从秦朝开始的统治者都是无法推卸责任的。 然而，没有在思想和政治领域进行西化并不等于不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从明朝开始的“西学东渐”从许多方面影响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国的西化实际上从那时就开始了，只是步履艰难一波三折而已。尽管这样，中国在物质上的西化和表面上的西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华夏自己的文化。 和国际接轨——邯郸学步 中国今天城市已经没有了传统特色，城市建设中的“现代化”，实际上是跟随了和照抄了现代的西方，只是这样的照抄只有形似而没有神似，只有表面而没有实质。一些值得保留的旧城在以“现代化”为借口的急功近利中消失了，比如北京的老城和杭州的老城。中国现在的城市更像是给汽车建的，而不是为人造的。宽阔的马路，给汽车的行驶提供了足够的方便；但那因拓宽马路而铲除的寻常巷陌，也使得昔日曾经的人居环境荡然无存。 比如拿杭州来说，本来的旧城区确实老旧，翻新后的新城区完全不见了老城区的踪迹。原来狭窄的小巷子并不适合汽车行驶，但是对居民来说不无方便。而新城区的宽阔马路款待了汽车，却未必对居民有好处。城市中心成了汽车的集散地，噪音和废气使得居民的环境恶化。 而立志“脱亚入欧”和“全盘西化”的日本，却相当好地保存了日本城市的风格，我在日本的小城成田所看到的景色让人确信现代化并不一定要和古朴说再见，“西化”绝不意味着传统的消失。 中国喜欢说自己“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但是实际上一千年以上的建筑都不容易找到了，而两千年以上的就只有地下的坟墓了。而在欧洲，却很容易看到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建筑和有数千年历史耸立的古建筑，而废墟就更加不胜枚举。巴黎旧城保留完好并非完全归因于其坚固的石头结构，更重要的是其城市现代化的理念。巴黎旧城里现代化建筑非常少，绝无仅有的是类似蓬皮杜中心和蒙巴拿中心这样的建筑，但并不代表巴黎。巴黎的马亥（Marais）区更是保留旧城区的典范。 巴黎的新城在旧城外面，如果以凯旋门为中心的话，卢浮宫在凯旋门城内的方向，而其反方向相等距离的城外，就是著名的巴黎新城——防卫区（La Défence）。高大的现代化建筑，反映了当时潮流的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理念都淋漓尽致地在防卫区中得到了体现。有的至今还不失时髦，有的风光已过。防卫区所体现的理念和巴黎老城所坚持的原则，形成了对于“现代”和“经典”的解释。我从巴黎圣母院（图1）开始步行，经过卢浮宫（图2），穿过协和广场（图3），沿着香舍丽榭大道（图4），抵达凯旋门（图5），再漫步到巴黎新城防卫区（图6，图7），这10公里的距离，也许是人类社会从中世纪，文艺复兴到现代工业文明的漫长征途的缩影。当我抵达防卫区后，赞叹之余，就会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巴黎的老城。这也许就是人类今天的心态：在“现代化”的美梦成真后，立即发现，其实，那经典的美却是更加永恒和持久的。那时髦一时的很快就会老去，而那古旧的经典却青春永驻。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o3wwkTa2suyVFcZB04wM9X1cMtU07bMKhocbjVo7IxRabYpgB7LGJRb4CCS6MZyQDthr3nbQkg/0?wx_fmt=jpeg 图1 巴黎圣母院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o3wwkTa2suyVFcZB04wMeHVibXvdxWpTBvlgkT7QxB1SpFbUOMhV7BJ4UugE0Q2BicNza5XN6t0g/0?wx_fmt=jpeg 图2 卢浮宫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o3wwkTa2suyVFcZB04wMaNrr2g55guIz32UZw2Y96fbnDw36N46mSgf1BEUS9TicLbHoyXgPxYA/0?wx_fmt=jpeg 图3 协和广场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o3wwkTa2suyVFcZB04wMAYia3hdPOQn9P5WKElQWViaKuAEIYCRECqlZpgmtTHd4yrkCoaAYeVDg/0?wx_fmt=jpeg 图4 香舍丽榭大道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o3wwkTa2suyVFcZB04wMud8LhE9PfPZEonTXmWfHqric5Z3OeG4VAELEnzQwbZ4icZsBdkmQYZYg/0?wx_fmt=jpeg 图5 凯旋门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o3wwkTa2suyVFcZB04wMJXjz0Cl12YYAa0474Nicvn5wWhOLl7ia98VLocX1MKjsSJLujE4wFgmA/0?wx_fmt=jpeg 图6 巴黎新城防卫区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o3wwkTa2suyVFcZB04wMbaicibgfkNo2rXPTo6KPibpaq9TxYM2Bmy8YiclettRLRchHAmV588xn8Q/0?wx_fmt=jpeg 图7 巴黎新城防卫区新凯旋门 在北美，历史尽管相对短暂，但是仍然将旧城的保护作为市政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美国的波士顿，在古旧的街景背后是崭新的现代设施，旧的门面，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但是又不失古典的风格。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整个老城被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图8），面对圣劳伦斯河，老城和老港似乎讲述着这个新兴国家数百年来的历程。石块铺就的街道并不青睐现代的车辆，而亲切地把人们带回到数百年前大工业时代的前夕。蒙特利尔新城紧挨着老城，给予老城以新的时代意义，同时又衬托出老城更加深远的底蕴。现代和古典、时髦和经典、今天和昨天，新城和老城就这样比肩并立，有心的人们似乎可以看到她们之间的眼神和微笑，听到她们彼此的耳语和叹惜。 https://mmbiz.qlogo.cn/mmbiz/tzWnkCFQTBzGo3wwkTa2suyVFcZB04wMPrZ9TMWPIoReO0Edce9F0PY5UCSLIsReKeNTVUXXUPMPW23YUL166w/0?wx_fmt=jpeg 图8 蒙特利尔老城 国人没有直面废墟的胆量和勇气，也没有欣赏废墟的深刻和感悟。他们需要的是强大的安慰，这在废墟中无法找到；他们需要的是眼前的利益，这在废墟前无法实现；他们需要的是上苍的庇护，这是废墟无法做到的。 如果现代化的城市形象就是西化的象征的话，那么中国已经在很多城市西化了。一些玻璃幕墙包裹的大楼在低纬度地区本来完全不合适，环境气温和夏季阳光使得这样的大楼即便把空调开足也无法抵挡玻璃幕墙造成的温室效应。这些大楼的设计者和欣赏者之所以青睐这样的生吞活剥，没有别的理由，只是由于急于在形象上西化，既非这样的大楼适合他们地区的气候，亦非这样的大楼符合他们的用途，而是其形象体现了他们所理解的“现代化”。他们松了一口气：终于和西方“接轨”了。 上个世纪中期的大屋顶建筑，以及最近到处照抄西方现代的大楼设计，都是这种不自信的体现。一方面觉得如果不保存民族特色，就不中国了；另一方面又担心，如果不抄别人的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他们在时代和民族之间筑起了一道高墙，无可救药地认为时代和民族之间是不可调和的，在混乱的逻辑中，最后即得不到时代进步也丢失了民族传统。在由直接引进西方技术和资本而取得巨大物质进步的同时，在精神上却只能陷入对于历史的忘却和对于现代的恐惧的不伦不类的泥潭。 如果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密，那么建筑就是一个民族的气质。建筑，我们创造了她们，然后她们影响了我们。一个民族的理念将无可避免地体现于其建筑，而这些建筑，将毫不留情地重塑这个民族的性格。在急功近利和生吞活剥的建筑形式中，对于实现“现代化”的急切心情和对于产生这个“现代化”的文化内涵的恐惧心理同时体现了出来。 现代国人的婚礼，更是一个无法自洽的场景。绝大多数新人都选择了完全西式的婚纱和礼服。对于婚纱这样完全西式的服饰，国人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我也觉得这很正常。就如同恋爱自由一样，婚礼穿什么就更加自由了。但是，那些根本就不信基督教的新人也要选择在教堂里举行婚礼，这就多少令人疑惑，因为，正是这些人，对于“西化”也同样恐惧。 一些西方的节日，被许多国人急不可耐和囫囵吞枣地引进来，比如情人节和圣诞节。其实很多国人根本不了解这些节日的含义。比如情人节（St. Valentine’s Day）在西方是一个含义很广泛的表达“互相尊敬的爱意”的节日，这样的表达可以是男女朋友之间的，可以是夫妻之间的，也可以是普通朋友之间的，兄弟姐妹之间的，长辈晚辈之间的。但是在中国却被歪曲了，只成了情人之间的了。 这不禁令我想到在太行山时的一则趣事，一位被村民尊为学究的老汉把“成吉思汗”这四个字大大地写在了打谷场和仓库多处。问其用意，曰“成功了，吉利了，不要忘记当时的出力流汗。”我当时比小屁孩也大不了多少，但是也忍俊不禁。 这些不理解内涵的向往，本来不足为奇，但是和国人的内心价值观念相比，就不伦不类了。这是国人在一种两难境地中的挣扎。一方面，国人对于西方的物质成就和风俗习惯有着强烈的模仿意向，但是同时，意识形态上的长期偏见使得他们在面对真正的西方文明时却恐惧万分。这恐惧最初不是民间的，而是慈禧太后式的，但是长期自上而下的教育和宣传，加上传统文化的缺陷，使得国人在对于西方文明精髓的接受上和对西方文明形式的追逐上的表现截然不同。对前者恐惧万分，而对后者趋之若鹜，这也正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的“西学为用，中学为本”的延续。这样的延续还没有尽头，在可见的将来也看不到尽头。 对这种冠以“现代化”的物质方面的西化，似乎国人已无心理障碍，但是在真正的文化和思想的深层，国人却对西化有着异乎寻常的恐惧，同时却对这西化到底是什么又几乎毫不理解。在对西方的崇拜中，夹杂着莫名其妙的民族情绪。在对于西方形式趋之若鹜的同时，却对西方的本质拒之千里。对于一个并不理解的事物如此趋之若鹜，同时又这样恐惧万分，如此自制的“两难”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东方和西方——走向共同的价值 那么国人所恐惧的西化，到底有多可怕？让我们来看看中国最西化的地区香港。香港在英国式的统治下的西化并没有使得香港失去中国的特色，世界上没有人会说香港在文化上是英国的。 香港的“西化”不仅在社会制度上没有伤害香港人，在文化上也没有丢失香港的特色，在人的素质上更使得香港人远远高于内地人。一些内地国人喜欢称香港为“文化沙漠”，但这是偏见和抹黑。我过去也曾经这样看待香港，现在看来很狭隘。香港在近代政治上一帆风顺，经济上风调雨顺，于是缺少了跌宕起伏的艺术题材。毋庸讳言的是，香港人的普遍素质要远远好于内地人。 我由于工作需要不时去香港，港人的待人处事给了我很好的印象。香港人对于英国颇有好感，认为英国人是讲道理和重感情的，这种态度曾被内地媒体说成是“殖民地思想”。但是很坦率地说，有殖民地思想的不是香港人，而是大陆人。大陆在成为秦始皇和清朝的殖民地后所形成的殖民地思想，至今阴魂不散。也许，这仅仅是反唇相讥，其实是否曾经是殖民地根本不重要，加拿大和美国曾经都是殖民地，但又怎么样呢？加拿大至今的国家首脑还是英国女王，但是加拿大人的坦然、宽容和富有社会责任感等品质恰恰就是国人缺少的。 世界上西化得好的国家都相对社会繁荣公正、人民幸福高贵。一个国家的进步和这个国家的反西化程度成反比，越是激烈地反西方的国家，越不民主不人道。现在世界上最痛恨和恐惧西方的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亚洲的“北朝鲜”，一个是非洲的津巴布韦。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对内虐待人民，对外诅咒西方。任何一个国家，其最反西化的时期，就是它最黑暗的时期，而随着反西化的减弱，其社会也随之进步。这是一条规律，绝无例外。 其实，所谓“西化”并不始于西方，而是古希腊人发明的。之所以称之为“西化”，是由于西方皈依了古希腊的价值。 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国家几乎毫无保留地认同了古希腊文明。这些最先义无反顾地接受古希腊价值的民族，个个社会随之进步，而无一因此失去了自我：意大利仍然是意大利，英国仍然是英国，法国仍然是法国，德国仍然是德国。今天所谓的“西方价值观念”和“西化”实际上是从古希腊来的，并非西方所固有。 如果华夏当时也接受了古希腊的观念和价值，那么今天和西方在文化上就没有什么差别。难道只有西方才可以接受古希腊而华夏就不可以吗？古希腊文明并不专属于西方，我们今天继承的奥林匹克传统不就是古希腊价值的一部分吗？既然我们可以接受这一部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受更重要的部分呢？ 接受古希腊对于华夏来说也绝不会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始于玄奘取经的佛教普及实际上是华夏的一次文化异化，其发生在唐朝而不是别的朝代也许正说明唐朝的开明。盛唐并没有由于接受了西天来的文化而不盛唐了，而是更加昌盛了。遗憾的是古希腊没有在印度这个地方。如果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没有英年早逝，那么他既然已经统治了印度河流域，就会影响印度的文化传统，于是玄奘去的时候就可能会碰到苏格拉底、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的学生的学生，或者是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的门徒的门徒。那么，玄奘带回来将不是佛教经书而是古希腊文献。于是华夏就会可能先于当时正处在中世纪黑暗中的欧洲而进入“文艺复兴”。顺理成章地，文艺复兴最丰硕的成果也就可能在华夏首先出现，科学和民主，这两位国人近代才知道的“先生”就会提前千年来到中国。但是，即便这样，华夏会接受古希腊文明吗？历史无法假设，于是我们不得而知。 玄奘取经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其价值不在经书，而在于取经行为的本身和对于“异端邪说”开放和包容的勇气。尽管佛教的普及绝不能和古希腊精神的弘扬相提并论，但是唐代坦然对待外来文明的态度却是在华夏历史上难能可贵的。佛教在华夏的普及并没有使中国不中国，于是可以断定，如果“希腊化”亦即“西化”从玄奘开始，那么华夏也不会就此不华夏。唯一改变的将是那惨痛的历史进程，华夏不必到了明清才始知希腊和西方，清朝和那些大屠杀就不必发生了，那根头上的辫子和内心的辫子也就不必出现了。 20世纪后期，有一种思潮和政治倾向，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只许讨论不同，而不许评价高低。于是古希腊文化也就不能被评价比别的文化好。但是，我们应该有勇气指出，在世界上所有存在过的文明中，只有古希腊文明带给了人类现代文明。现代文明是古希腊文明的继续，而其他文明无论如何吹嘘其辉煌、悠久和连续，都只是一个残存的外壳，其内涵早已寿终正寝。古希腊的“科学和民主”独树一帜，仅此一点，我们就应该学习和普及这个文明，就应该像西方在文艺复兴时代所做的一样，把古希腊文明继承为我们自己的文明。 华夏许多人认为古希腊文明源于西方，好像由于此，西方才接受了古希腊文明，而对于华夏所在的东方来说，这就是一个外来的文明，于是就不易接受。 其实从地理上来说，古希腊文明对西方和东方几乎等距。古希腊文明诞生在地中海地区，其中相当一部分古希腊哲学家生活在属于东方的小亚细亚。西方人之所以接受古希腊文明并非由于其地理，我相信，即便古希腊文明的创造者不是希腊人而是东方人，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人也会接受她。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马克思主义倒是诞生在西方的德国和英国。但西方摈弃了它，而东方却更有它的市场。 西方在文艺复兴的数百年中“希化”了，亦即“希腊化”了，如果华夏可以如此“希化”，何尝不是一件幸事？难道我们对于“科学和民主”还有什么犹豫吗？难道我们对古希腊的竞争精神、思辨精神、批判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还有什么怀疑吗？这些人类普适的价值，绝无可能分成“西”和“东”。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一部把代表这些价值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请进来还是拒之门外的历史。我们有太多试图把他们拒之门外的人，有太多的“叶公好龙”式的人，有太多的“慈禧太后”和她忠实的追随者，却没有足够多真正的勇敢的改革者。 中国应该“西化”。如果你嫌这个术语太刺耳，那么就说，中国应该“希化”，或者用更加顺耳的说法，中国应该“现代化”，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而且是思想上的。 简言之，中国应该补上“文艺复兴”这一课。 （全文完）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25） 文：林炎平 中国的“西化”——恰如西方的“希化” 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国家几乎毫无保留地认同了古希腊文明。这些最先义无反顾地接受古希腊价值的民族，个个社会随之进步，而无一因此失去了自我。——作者 慈禧太后——反西化斗士 毋庸讳言，现代中国的改革和开放的历程就是“现代化”的历程，而国人耳熟能详的和国际“接轨”就是和“现代化”国家的接轨。这里的“现代化”就是以西方现代的现实为标准的。但是，与此同时，国人对“西化”却讳莫如深。 对于“西化”，国人历来有不同寻常的恐惧，世界上似乎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像华夏一样对外来的文化如此恐惧万分。尽管不同阶层的恐惧理由不尽相同，甚至完全不同，但是那份恐惧却是普遍的。 诚然，每个民族都会对自己不熟悉的文化和文明进行本能的抵触。如果说这是最初本能的行为，那么随之而来的就应该是理性的思考和基于理性的行为。回顾西方的历史，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方并非自古以来一成不变的西方，实际上西方也经历了被外来文化所改造的历史。 “文艺复兴”的实质是欧洲的“希腊化”，“文艺复兴”使得整个欧洲都经历了本土文化被古希腊文化改造的过程。但是欧洲不仅没有恐惧，而且还热情拥抱了这次改造。在“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意大利，人们没有恐惧今后他们会不意大利了，也没有由于自己辉煌的古罗马历史而觉得被一个自己过去曾经征服过的民族的文化所改造是一件丢面子的事情。既然意大利人都不恐惧，很自然地，法国人也没有理由恐惧今后会不法国了，德国人也没有怕自己以后不德国了，英国人也没有怕自己不英国了，后来的俄罗斯人也没有怕自己不俄国了。但是到了中国就不行了。 清朝末年，王朝内外交困、统治岌岌可危。为保住爱新觉罗的江山社稷不丢，慈禧太后允许由改革派大臣李鸿章、张之洞主持进行改革和“西化”，亦即“洋务运动”。但是改革还未开始，慈禧太后就首先定下了“四个不能变”，即：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自己的最高皇权不能变。 这样，改革和西化在中国就不可能是本质上的了。现在中国的反西化“斗士”应该对慈禧太后感恩戴德顶礼膜拜，因为正是他们的太后勇敢地抵挡了西化的浪潮，不愧为反西化的中流砥柱。他们今天的勇气大概也一部分来自于慈禧太后，至少和他们的太后异曲同工。 在华夏，祖宗之法不可变之类的原则似乎根深蒂固，老祖宗的东西是如此之好，以至于绝对不能受到外来的影响，或者被外来文化所改变。不过颇具讽刺意义的是，那时的中国，距离上一个汉族王朝的灭亡已经有两百多年了，华夏已经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外化”，亦即“满化”。如果没有武力的强制执行，这样的“满化”是完全不可能在华夏进行的。那时的“满化”比中国后来可能的“西化”要严重无数倍。“西化”仅仅是文化上的，而“满化”却除此以外还带有严重的侮辱性。但是，在最初的顽强抵抗后，华夏彻底屈服于武力，义无反顾地进行了“满化”。 满族入主中原后，为了政权的需要，强迫汉人和其他民族进行“满化”，接着其自己也进行了“汉化”。满族统治者为了其政权的巩固，所有可以做的都做了。从大规模的屠杀，到严厉的户籍管理和残酷的连坐治罪，到文字狱，到篡改历史，甚至到接受汉文化，清朝都不遗余力去做了。满族在文化上被汉化了，汉族在文化和外表上被满化了，更加本质的是，整个华夏土地上的民族，主要是汉族，但不仅仅是汉族，在性格上被进一步地奴化了。清朝的高压统治使所有在这个政权下生活的人不得不在所有方面都服从清朝的意志和遵循清朝的规则。既“杀人”也“诛心”，这是清朝的统治手段，他们认为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就是靠这两手才坐稳了江山，于是他们也必须这样做，只是他们决心做得比他们的前任更加彻底和残酷。 在文化上，清朝的罪过不是让中国和他一起落后, 而是把中国的传统包袱几乎毫无舍弃地发扬光大下来，而且增添了他们自己的包袱。本来，他们自己没有多少历史包袱必须承担, 也没有多少文明可以发扬光大。入主中原后,在其强悍的外表下，藏着谦卑的内心。满族其实除了服饰和礼仪外什么都舍弃了，在文化上的彻底汉化对满族自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在表面上的彻底“满化”又顾全了清朝的面子。但是这“相得益彰”对华夏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不过，即便没有清朝，这个错误的本质中国未必就可以避免。中国从秦朝到明朝几无变化，因此即便是李自成，而不是清朝，成为下一个统治者，我们也可以想象其不会比清朝更加有作为。但是，作为一个朝代，明朝对于西方的接受还是远远超过了清朝。 清朝最大的罪过是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尊严，从性格上进一步奴化了中国人。 满族统治者对于中原和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征服的方式是极其残酷的。只是由于满族成了中国的一员，不胜枚举的惨烈屠杀被认为是民族内部的问题而被淡化了，被遗忘了。 清朝的汉化是不可避免的。清朝对于中原的征服是一个典型的落后对于先进的征服。由文化和物质上落后的民族对于相对先进的民族的征服只有两个出路，一个是如同成吉思汗的蒙古，其征服了中国和欧洲后，由于拒不接受被征服地区相对先进的文化，其统治很快分崩离析。另一个是古罗马的选择，其征服了古希腊和其他广大地区，但是很明智地接受了古希腊文化。古罗马的文化其实就是古希腊的翻版，只是古罗马人没有古希腊人的特质，抄来的虽然好用，但是精神却没有继承下去。清朝的选择基本上和古罗马一样，只是没有古罗马的气度和运气，其所接受的文化没有古希腊的特质，而其自己没有古罗马的勇气。应该坦率地说，即便有接受古希腊文化的机会，清朝恐怕也不会有这样的勇气。毕竟，华夏文化是一种为集权服务的文化，而古希腊文化就完全不同了。以清朝当时和后来的所作所为，即便有古希腊文化其也不可能接受。古希腊文化不可能山呼万岁，也不可能制造奴才，这就是清朝绝不可能接受的理由。 康熙的汉化和彼得大帝的西化 就在清朝入主中原，开始接受汉文化也迫使汉人接受满装的时候，在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也发生了重要的变革。当时落后的俄国开始向西方学习。俄国一开始并没有沾上太多“文艺复兴”的光，但是彼得大帝（1672－1725）使俄国出现了转机。彼得大帝的西化和康熙开始的汉化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被国人誉为“千古一帝”的康熙（1654－1722），和俄罗斯的彼得大帝是同时代人。康熙比彼得早18年出生，早3年去世。康熙7岁继位，彼得10岁继位。康熙在忙着全盘汉化和奴化，而彼得却在忙着全盘西化。这个后来被称作“彼得大帝”的俄罗斯人远比后来被中国人奉为“千古一帝”的康熙粗鲁，也比康熙谦卑。他学得一手好木匠活，并以此为荣，还乔装成普通随员混进他自己组织的参观团到西方取经（1697年），回来后立志把俄罗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改造成西欧的样子。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BHXhEH9WE7z49yPxlsugCKycrYtIZfCcvjqzdTpjaVapnPkRcbFcCj3SGwdSpFwcumQnGpibibfcQ/0?wx_fmt=jpeg 彼得大帝 彼得大帝首先要把俄罗斯的服装全部改成西欧样式，把俄罗斯男人的大胡子统统剃掉，并且这项改革就从宫廷和大臣开始做起。如此改革必然遭到守旧的大臣们的激烈反对，在当时的俄罗斯，男人不留胡子就如同光着身子。但是彼得大帝的决心已下：“胡子和脑袋, 你们可以选择一样留下来，并且只能选择一样。”俄罗斯的西化就这样大刀阔斧地推进了。这令人想到在此不多年前发生在华夏的正好相反却极其相似的事件，清朝让所有的汉人削发留辫，清朝统治者所喊的口号 “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和彼得的几乎相同。不同的是彼得用西方的装束改造了自己的民族，而清朝用自己的装束改造了华夏民族；彼得仅仅在宫廷里从大臣开始进行了旨在表示决心的形式上的西化，为实质性的西化铺平道路。而清朝则是在民间通过极其残酷的杀戮来强迫执行旨在满足清朝统治者虚荣心和掩饰他们恐惧的“满化”。 在此前，中俄尼布楚条约已经在1689年签订。这个条约据一些国人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部平等条约。应该指出的是，这部条约是用拉丁文、俄文和满文写的，以拉丁文为准，中文根本没有出现在正式的条约上，只是后来在非正式的石头碑文上和满文、蒙文、俄文和拉丁文一起刻了上去。后世的国人可能不理解这是怎样的一个讽刺，连自己的文字都没有出现在其上的条约居然还可以是“平等”的？一个外来的民族代替华夏签订了一个没有中国自己文字的条约，而国人却把这个条约奉为“第一部平等条约”。至于那个“第一部”的说法，也许没有异议，因为像这样的“平等条约”应该是“空前”的，以前尽管无耻过，但还没有无耻到这步田地，可惜的只是没有“绝后”。对于这些国人，就差一部仅有日文而没有中文的“平等条约”了。 “尼布楚条约”签订时康熙皇帝35岁，在位已经28年；而继位10年的彼得大帝才17岁，还没有亲政。这两个统治者的较量还没有真正开始，但是这两个民族的冲突已经无可避免。东进的俄罗斯和西进北扩的清朝，必然导致这两个民族在地域上迎头相撞，这是在利益上的冲突，从历史的角度看无可厚非，每个民族在历史上都扩张过。而这两个民族对于她们要继承的文化的不同选择，注定了他们在此后的统治中南辕北辙，而这样的统治所留下的痕迹也会截然不同。这个痕迹可以是社会的，政治的，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和民族性格的。 彼得大刀阔斧对俄罗斯的改革并非不残酷，他为了俄罗斯更接近西方，接近海洋，他选择了波罗的海沿岸一处兴建他的新首都，这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兴建圣彼得堡极其艰辛，俄罗斯人为了彼得大帝的西化理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彼得在所有这些艰辛中也身先士卒。有一次圣彼得堡未竣工的皇宫失火，在夜色和火光笼罩下的救火人群中，有一个高大的身影，手里拎着水桶，上蹿下跳和灭火者一起折腾，这就是身高两米的彼得。他至少在驱赶俄罗斯走向西化的过程中以身作则。俄罗斯在被彼得驱赶着走向西化的过程中是跛足的，俄罗斯在意识形态上和社会制度上的西化远远落后于其物质和形式上的西化。但是对比清朝的完全拒绝西化，俄罗斯从彼得大帝开始的西化已经值得赞扬了。康熙没有这个胆量和见地，他既不敢割辫子也不敢改服饰，更不必说实质的问题，他的“雄才大略”就是要用尽一切手段驯服他版图内的人民和扩大他的版图。 对于满族统治者来说，统治的稳定是第一重要的，“满化”和“汉化”都是他统治的需要。他的运气绝不比彼得差，应该说他的天时地利都胜于彼得，人和也不差。如果说他接受汉文化出于不得已，那么他实行西化的难度其实不会比他的父辈强迫汉人“满化”更大。他还有过学习西方的念头和举动，对西方的传教士还算容忍, 对西方的科学还试图理解和看重。今天来责难康熙没有西化未必公正，他没有这个远见卓识也并非不正常，只是他的俄罗斯对手彼得大帝有点太“不正常”，那实在是一个决心用外来文化改造自己民族的“狂人”。 西化的机会，康熙是有的，明末已开始了西学东渐；强制的手段，康熙也同样有，就如同强迫汉人满妆。虽然康熙不是彼得，但是他还有胆量用一个外来的文化改造他自己的民族，只是这个外来的文化是可以为他统治所用的汉文化。如果说康熙还有一点点对于西方文化的容忍，那么到了他的孙子乾隆(1711－1799)那里也就彻底没戏了。乾隆也算个盛世皇帝，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此人应该被历史记住的不应该是盛世，而是他对他爷爷的“文字狱”暴行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升级、下江南的挥霍和歌舞升平，以及对于一些外族，比如准噶尔部落等的虐杀。在他给自己封为“十全老人”的盛名之下，是整个华夏人格的全面堕落和对于华夏周边民族的种族清洗。 在康熙的孙子乾隆潜心“文字狱”和“下江南”的同时，在俄罗斯出现了彼得大帝的外孙媳妇叶卡捷琳娜（1729－1796）开拓的俄罗斯黄金时代。这位远嫁到俄罗斯的德国公主，继承和扩展了彼得的事业，成为了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大帝。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BHXhEH9WE7z49yPxlsugCxJ0YHP5IDhIEtic6bBVg2AWfHdCtwFBVj3hk17icopWetaB5OBWACqMw/0?wx_fmt=jpeg 叶卡捷琳娜二世 而乾隆的目标就越来越不对了，他越来越守旧，越来越不容忍不同的见解。他的唯一政绩也许就是“文字狱”了，乾隆发扬光大的“文字狱”可算是空前，只是没有绝后。乾隆比叶卡捷琳娜早18年出生却晚3年去世，他的长寿使得华夏的灾难更加深重。 在叶卡捷琳娜辞世的时候，由彼得大帝倡导的西化和叶卡捷琳娜大帝更加深入和广泛的西化使得俄罗斯已经不是那个彼得大帝尚未亲政时签署《尼布楚条约》的那个俄罗斯了。因此，被中国称作“不平等”的但是被俄方称作“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和《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等就注定要在半个世纪以后签订了。 “康雍乾盛世”——普世价值的灾难 在华夏的历史和今天，“康雍乾盛世”之说不绝于耳，但是这个“盛世”却是华夏在自我封闭的道路上越走越没有出路的时期。本来那个时代还是很有可能进行各种改革的，包括政治改革。但是清朝的那几个“盛世”统治者的食古不化和妄自尊大彻底葬送了改革的机会。 但是，说清朝出卖了中国领土是完全不公正的。满族入主中原像是一个自己找上门来的“倒插门女婿”。中原其实根本就不要它，但是它用武力迫使中原接受了它作为“倒插门女婿”。那些北方的土地本来就不是那时的“娘家”的，而是这个“倒插门女婿”的，只是顺便带来做了“嫁妆”。“娘家”（中原或者中国）的人后来就把这“嫁妆”当作了自己的财产。正因如此，如果说清朝割让了国土的话，那么也是它自己的“嫁妆”，本来和中原毫无关系的嫁妆。而且它割让出去的“嫁妆”比起带进来又留下来的“嫁妆”要少很多。中国的国土在清朝手里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任何指责清朝出卖了中国领土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乾隆死时距离日本的明治维新（1867－1868）还有几十年。本来中国也是有可能在这个时候进行改革的，但清朝的守旧使得类似的改革一直要到日本的明治维新后，在清朝的危机更加深重后才勉强开始进行。这样勉为其难的改革，也由于慈禧太后的几个不能变而注定夭折。 清朝改革的失败不仅仅是清朝统治者的问题，也是中华民族的问题。清朝的后期，不少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居然如此地认同清朝，以致国学大师王国维拖着大辫子穿着满服投湖自尽以表示效忠清朝和拒绝变革。“砍头倒是不可怕，怕的是割辫。”国学大师如是说。不得不令人叹惜，是什么样的奴化可以如此深刻和无可救药？但是这位王国维仍然值得敬重，不是由于他对于清朝的痴情，而是由于他至少还有忠心耿耿的对象和视死如归的胆量，当然也由于他的学识造诣。 相比之下，今天的一些国人，他们什么都不怕，没有任何信仰，有的只是对于权势的恐惧和对利益的追求。在这一点上，王国维远比他们正直和高尚很多。 民间当时普遍存在的对于清朝统治和其价值观念的认可，使得一些精英的改革诉求既没有精神底气也没有社会基础。改革被普通民众看作与己无关，被朝廷显贵看作危害自己，又被不少知识精英怀疑，这样的改革，自然难以成功。朝廷无疑是改革的最大障碍，但是知识精英并不具备足够的动力，而无知和麻木不仁的百姓则是朝廷最后屠杀改革的勇气。 华夏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公民。那些假公济私的高官，贪得无厌的巨富，逆来顺受的赤贫，各扫门前雪的小康，绝无可能创造一个公正的社会。正如我曾经阐述的，华夏不乏顺民、良民、刁民和暴民，而唯独缺少公民。不想改革的岂止是慈禧太后，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和很大一部分知识精英都不同情改革。这样的改革哪里有成功的希望？那些为了慈禧太后和“大清江山”而如火如荼的义和团运动和那个为了不面对改革愤而投水自尽的国学大师不正说明了整个民族被奴化的广度和深度吗？不正是改革夭亡的最好注解吗？ 对汉族来说，接受满族作为统治者和接受西方作为统治者在民族自尊上本来没有什么差别，都是外族的统治。当然，后者比前者温和与开明得多，至少后者从未制造过任何类似“扬州十日”或者“嘉定三屠”的惨案。和满族对于中原的入侵和统治相比，西方的作为相对文明得多。但是，在清朝末年，在内外危机中，清朝统治者试图让国人认为，他们代表了中国的利益，而西方则是来损害中国利益的，以此煽动国人对西方的恐惧和仇恨。慈禧对于义和团的纵容和利用就是典型的例子。 对于清朝以前的中原来说，满族只是另外一个蒙古，是另外一个国家。满族在入关以前和华夏的关系就如同当时的日本和华夏的关系一样。甚至，前者比后者更加疏远，无论从文字，语言，宗教和习俗来说，日本对于中国比满族对于中国更接近。 从明朝开始，中国和多个外民族的交流频繁了起来，这包括了满族、蒙古、西域国家、日本、西方。其中比较密切的是和满族和日本。北面日益强大的满族令明朝惶恐不安，东边的日本更多被注目的是骚扰东南沿海的倭寇，西方的影响更加遥远一些，但是驻扎台湾的荷兰人和进入大陆的传教士们已经让明朝不容忽视了。对于当时的中原来说，这些都是外来的民族和文化，都被夜郎自大的中原所看不起。 西学东渐——中国拒绝，日本欢迎 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不同于满族和日本，他们进入中国进行文化活动和鉴真东渡日本是一样的性质。这样的活动并不会使中国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就如同鉴真的东渡并不会使日本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鉴真东渡仅是为了把他的理想和信念带给日本，这很正常，所有的宗教都赋予人使命感，西方的传教士到中国来，也是由于这样的目的和使命感。 从很多历史记载来看，当时这些从西方进入明朝的传教士是真正以文化为目的的人士。他们给中国带来了许多当时中国根本不知道的西方文明和文化。就像中国的僧侣以普渡众生为目的一样，这些西方的传教士也以普传基督教福音为己任。而且，他们带来的还不仅仅是宗教，还有文艺复兴以后的价值观念和科学。明朝还是对西方文化感兴趣的，万历年间开始，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接踵而至，直至清朝雍正年间1732年时被禁。其中来华最著名的传教士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向中国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科学知识和宗教观念。 明朝并不准备接受以上任何一种外来文化的影响，把倭寇赶出了东南沿海，把满族堵在山海关之外，对西学不置可否。如果真的可以这样长期维持下去，那么历史就简单多了。但是，明朝还没来得及细想，就被其中一种它最不看好的外来文化给灭了，这就是满族。华夏于是被迫接受了满族的意志和安排。 但是，从咸丰开始，清朝就必须选择，到底是“西化”，还是反对“西化”。当时明朝未来得及做的选择，放在了清朝面前。此时，同样面临“西化”选择的还有日本。如果说俄国在“西化”的问题上和清朝截然不同的态度是由于其在地理上、历史上和宗教上和西方有着比较近的血统和渊源，那么西方对于日本和华夏这两个民族来说都同样遥远，甚至，对日本更加遥远。从地理上，日本不仅距离西方更远，而且还隔着一个海洋；从历史上，日本和西方的交流更少；从宗教上，西方的传教士要先到中国，才能抵达日本。在这样基本相同的甚至是对中国更加有利的条件下，中华民族和大和民族在19世纪前后对于“西化”截然不同的态度十分发人深省。 日本的历史其实经过了汉化和西化的两个过程。日本首先进行的是汉化，那是从中国的唐朝时期开始的。从语言上，日本借鉴了汉字；从建筑上，日本几乎照抄了唐朝的风格；从宗教上，日本直接引进了已经经过汉化的佛教。 日本原来仅有语言而没有统一的文字。汉字的传入使得日本很自然地采用了汉字并且和他们自己的假名系统结合。所以日文中有很多汉字，而且几乎所有汉字都有“音读”和“训读”两种不同的发音。比如日本东京有一个“浅草寺”。作为地名的“浅草”，读音是“阿萨苦撒”（asakusa），这就是“浅草”的“训读”，而作为寺院的“浅草寺”，就读做“桑扫极”（sansaoji），这就是“浅草寺”的“音读”。训读产生于汉字传入之前，而音读产生于之后。 日本人对于中国唐代文化非常崇敬，日本许多寺庙都具有唐朝的风采。很多在中国现在已经绝迹的唐代建筑形式在日本还可以看到。然而，进入近代后的日本转而向更加先进的西方学习。日文也充分显示了这点，日文中有许多外来语，而且几乎与日俱增。很多日本上了年纪的人现在抱怨他们都不认识日文了，太多的西方词汇在日文中用片假名按照发音直接拼写出来就算完事，这样的“日文”，由于片假名的发音局限，如此拼读并不标准，因此对日本人学习西方语言的帮助不大，而造成那些不懂西方语言的日本人的阅读困难倒不小。但是，日本人这样的直截了当的学习精神却令人叹服。 中国则不然。在中国直接拼读的西方词汇很少，只有过去的上海比较多一些，比如“水门汀”（Cement），“贝铃”（Bearing），其不仅局限于个别地区，也成了过去，今天它们被翻译成“水泥”和“轴承”。中国通常会把外来语经过意译后成为中文，至少看起来是中文。中文翻译得非常传神的既“音译”又“意译”的有“基因”（Gene）、“幽默”（Humour）、“引擎”（Engine）。而更多的外来语是用完全和发音没有关系的意译完成的，比如“电视（Television）”，“晶体管（Transistor）”等等。然而，它们在日文中却是按照英语发音用片假名直接拼读的。 “Laser”的翻译可以很好地解释了不同的文化如何不同地对待外来的影响。在日本，这个词汇连想都不想就用片假名标出发音就完事。在中国大陆，Laser被翻译成“激光”，这是一个非常达意的翻译，因为Laser是英文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的缩写，意思就是“受激发射的光”。于是，一个完全外来的术语被改造成了几乎不带任何外来特征的中文词。而在受日本影响相当深的台湾，则被很巧妙地翻译成“雷射”，兼顾了发音和意思，当然也残留了一些外来语的痕迹。因此，对于日本人来说，承认“Laser”为外来的术语是理所当然；但是对于中国大陆人来说，非把“Laser”改造成没有外来特点的“激光”不算完事；而理念上介于之间的中国台湾人，采取了折衷。 这些文化上和心理上的细节也说明了当时为什么日本在面对西化时所采取的态度和华夏完全不同。日本对于“西化”的热情和向往，于他们“明治维新”的实践和此后的“脱亚入欧”的决心中昭然若揭。日本对于欧洲的向往是他们对于一种新文化的憧憬，其中有多少理性和审慎我难以界定，但是其热情不容否认。日本民族是现实的，其有着和华夏几乎相同的实用主义的哲学根源，在选择外来文化的影响时，标准也是实用的。当他们发现这是一个比华夏文化更加富有活力的文化时，很快就决定“西化”和“脱亚入欧”了。在这“忘恩负义”和“义无反顾”之间，日本民族对于现实和进步的勇气却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 当然，日本“明治维新”尽管已经开始触及到“西化”的精神和本质，但更多是在物质和形式上。尽管在制度的形式上已经进行了“西化”，比如“君主立宪”，但是实际上和西方的理念和制度还有着天壤之别。日本真正的“脱亚入欧”是在二战后美国人的“大棒”和“胡萝卜”下才取得真正的进展。此后的日本，虽然距离真正的“西化”仍然还有不小的距离，但是比起其他的亚洲国家，说它“脱亚入欧”了也绝不为过。 “明治维新”是日本西化的开始，“脱亚入欧”是日本民族的强烈向往，但是即便这样的西化，也并没有使得日本不再日本。这证明，担心“西化”会丢失民族特点的想法实际上是“杞人忧天”。当然这仅仅是从文化的角度上看如此，如果从政治的角度就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了。在“明治维新”中天皇的权力一部分给了议会，如果这是可以被清朝容忍的，那么清朝可以进行改革。但是清朝却做不到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