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杰​伊利亚•爱伦堡  “这个时代不需要爱，而需要生铁……”作为时代的幸存者，爱伦堡把自己的幸存看作是“命运的赏赐”。作为新闻记者和作家，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内战、西班牙内战、斯大林的暴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格局形成等重大历史事件。同代人多已烟消云散，在１９６０年代写作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的时候，爱伦堡几乎是硕果仅存的、曾经在巴黎见过列宁的“老革命”。这是一个痛苦的世纪，爱伦堡坦诚地说，自己并不比别人勇敢，也并不比别人聪明。既然命运让自己逃过了一次次劫难，那么自己就有责任把过去的一切都写下来，因为对于一个依然深陷在苦难中的民族来说，“活着”的同时还必须“记住”。 《人•岁月•生活》的出版，是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社会“解冻”的标志之一。当时，多少苏联人把这本书当作“透气孔”和“萤火虫”啊。１９７０年代，这本书翻译到了中国，在“文革”的背景下，它属于“内部发行”的书籍，却成为那一代青年如饥似渴阅读的“启蒙读本”。而在苏联帝国崩溃之后十多年的今天，重读这部１４０万字的巨著，我们不仅重温了那段冰冻的历史，而且还从中发现一颗又一颗被苦难折磨、却又不屈服于苦难的心灵。爱伦堡在写那些悲惨死去的大师和朋友的时候、在追忆与他们亲密交往和激烈辩论的时候，一定是一会儿发出会心的微笑，一会儿又流下怜悯的泪水。俄国乃至欧洲几乎所有最优秀的作家、诗人、画家、音乐家、哲学家和新闻记者，都栩栩如生地出现在爱伦堡的笔下。“人们早先是发现大陆、岛屿，不久大概就要开始发现行星，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无论在过去或是在未来的一切时代，最重要的则是发现人的心灵。”是的，“发现人的心灵”，多么简单，又是多么艰难啊！ 在爱伦堡的笔下，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身材矮小，体质虚弱，长着一撮毛的头总是向后仰着”。曼德尔施塔姆并不漂亮，却有一种特殊的高贵的气质，爱伦堡用了“公鸡”这样一个比喻——“他喜爱雅典卫城墙边那只以歌声打破静夜的公鸡的形象，而他自己在用男低音唱自己庄严的颂歌时，也像一只年轻的公鸡。”然而，这只“公鸡”还没有叫出黎明的讯息，就被黑暗卡住了喉咙。革命和战争有自己铁血的规则，而绝对不会在意诗人的感受如何。因此，无论是“白军”还是“红军”，都不喜欢这个疯疯癫癫的诗人。１９１９年，曼德尔施塔姆被白军抓获，被当作重要的间谍来审问。在审问的时候，他居然打断侦察员的话：“您最好是说，您放不放无辜的人？……”在动辄枪决犯人的反间谍机关中说这种话是荒唐的，而充满孩子气的诗人却宣称：“我生来就不是蹲监狱的。”命运偏偏与他作对，监狱的影子始终笼罩在他的头上。１９３８年，这位“生来就不是蹲监狱的”诗人，死在离故乡一万公里的西伯利亚。他躺在篝火旁边读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对此，爱伦堡动情地写道：“这个怕喝一杯未开的水的人，身上却有真正的勇气，这股勇气陪伴了他一生，直到篝火旁的十四行诗。” 奥斯普·曼德尔施塔爱伦堡还写到了几位选择自杀的诗人和作家：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法捷耶夫……的确，对于每一个还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活着，还是死去”是一个时刻煎熬着心灵的问题。一生歌颂革命的马雅可夫斯基，曾经说自己有一张“象皮”，爱伦堡却认为“他连普通的人皮也没有”，爱伦堡的评语更接近真实。在马雅可夫斯基死后，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写道：“作为一个人而活，作为一个诗人而死……”其实，这也是茨维塔耶娃对自己命运的真切预见。有人说，茨维塔耶娃是一个天生孤独的人，爱伦堡不同意这种说法：“她从来没有逃避生活的意思，恰巧相反，她愿意同人们一起生活：孤独对于她而言不是纲领，而是该诅咒的东西。” 茨维塔耶娃充分地估计到了在一个寒冷而残酷的世界上坚持爱情和美的困难，“在这个最忠于基督教的圈子里，诗人都是犹太人”，但她一直都没有放弃自己“注定负有的特殊使命”。“注定负有特殊的使命”一词可能会使人莫名其妙，但茨维塔耶娃认为“犹太人区”并不是一种傲慢的孤立，而是命运的安排：“古往今来的诗人哪一个不是黑人？”她的丈夫死去了，儿子也死在战场上，而她死后唯一的安慰是：她那五岁时就会背诵她诗句的女儿最终将母亲的诗歌整理出版。玛•伊•茨维塔耶娃 作为幸存者，也许要比那些死去的人们更加痛苦，正如契诃夫所说的那样：“你看着人们作假，听着人们说假话，人们却因为你容忍他们的虚伪而骂你傻瓜。你忍受侮辱和委屈，不敢公开说你跟正直和自由的人站在一边，你自己也作假，还微微地笑……”爱伦堡曾经沉默过，但他又表示：“我平生从来不认为沉默是一种美德”、“沉默对于我不是膜拜，而是可诅咒的东西，在一本记述已经历过的生活的书中我不能避而不谈。”他通过描述苏联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们的悲惨命运，从一个特别的角度解释了斯大林体制的罪恶与残暴——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他自己的命运。爱伦堡说出了许多一般人所不知道的斯大林时代的真相，却不敢否定整个专制体制，而采取了一种妥协的态度——他毕竟不是一个斗士。 １９４９年２月，所有的报刊突然停止发表爱伦堡的作品，他的名字也被从评论家的文章中删去。在苏联，这预示着什么样的结局，大家都心知肚明。爱伦堡每夜都等候着门铃声。电话也不响了，只有十分亲近的朋友探寻他的健康状况，熟人们小心翼翼地用自动电话机打来电话，想知道他是否已经被抓走，当他回答一句“是我”的时候，他们就把电话放下了。１１年以前，在１９３８年大清洗高潮中，爱伦堡曾经惊恐不安地倾听电梯的声音：他已经准备好了一个装着两套换洗衣服的小皮箱。但这一次，他没有想衣服，只是无所谓地等待着结局的到来。他已经厌倦了恐惧——令人厌倦的恐怖才是最大的恐怖。 有一次，深夜两点，门铃响了。妻子柳芭前去开门，爱伦堡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看了看她。他们心照不宣：这也许是爱人间最后的一次凝视了。不料，来的是西蒙诺夫的司机——原来老朋友西蒙诺夫想来看他。 这种生活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于是，爱伦堡冒险直接给斯大林去信。第二天，马林科夫亲自打来电话。此后，爱伦堡家中的电话机马上又响个不停，各报的编辑部都对他说：“发生了误会。”那一次，爱伦堡已经站在灭顶之灾的边缘。不知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斯大林导演了这场猫捉老鼠的闹剧。也许斯大林仅仅是想恐吓爱伦堡一下，也许他觉得留下爱伦堡还可以向西方显示苏联的“创作自由”。 “我憎恶漠不关心、窗上的帷幔、使人隔绝的残忍和残酷”，在我看来，这正是爱伦堡写下这部宏大回忆录的内在动力。同时，作家自己也宣称：“我既不会忘记如何去爱，也不曾忘记如何希望，今后大概也不会忘记。”在回忆录的最后一章，爱伦堡向当时还是文坛新人的索尔仁尼琴表达了真诚的敬意，他看到了一个将比自己更了不起的大师的雏形——果然，一部更伟大的时代的纪录将在索尔仁尼琴手上诞生，那就是《古拉格群岛》。

文：朱学勤有些事情是不能说破的，一说破，大家都觉无趣。比如说，这十几年里，越说越煞有其事的“文化问题”。“文化问题”在八十年代叫“文化热”，在九十年代叫“文化批判”，几乎呈经久不衰可大可久之势。之所以出现这一局面，原因多多。其中之一，中国知识阶层的结构是否存在一个文人过剩的问题？文人的思维特征是瞧不起工匠式技术思维，有问题喜欢向上走，走向云端，引出一个统摄一切的本源，然后再俯瞰下来，向下作哲学的批判或文学的抒情。这种文学化的哲学或哲学化的文学，构成大陆人文学科的先验氛围，而不是经验氛围，使得这一行当中人的思维方式迟迟不能向下着陆，挣脱中古束缚；而工匠式的经验性思维就比较笨拙，总是贴着地面步行，就事论事，局部问题局部解决，甚至是技术性地解决，轻易不敢把很多不相关的问题搅在一个大局里，然后发一通宏观议论了事。文人传统过甚，又喜欢追寻万物一源，就容易把这个“一源”定位在文人所熟悉的事务上，小如语言文字，大如文化方式，总得与“文”有缘，这样，他们从大学中文系学得的文化评论(多半是文艺评论)，以及由此形成的思想训练就统统派上了用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否因为允许讨论的问题实在太少？那么多人挤在这么狭小的言论空间，是因为再也没有一个话题像“文化”这样本身宽泛无边，同时又可以被讨论，必要时还可以被批判。这样一来，可就苦了“文化”，万喙啄一，啄得体无完肤，身上涂满各种文化人的口涎，不说臭不可闻，至少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了。以上两个原因，轻易不能说破。尤其是后面一个，一说破，大家脸上都挂不住，那么一个高尚的文化形而上，竟然还有这样一个形而下的安全考虑？　　世界历史上可能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要让“文化”承担那么多的东西。既有历史的，又有现实的，既有经济的，又有政治的，既有社会的，又有个人的。文化说多了，就出来两派：西化派认为传统文化不改造，科学无望，民主无望；儒化派认为，科学也好，民主也罢，都要从传统文化里往外“开”，不要说四个现代化，就是那第五个现代化也可以而且是只能从传统文化里“开”出来。　　我始终不能接受这个“开”字，无论是从西方文化里“开”，还是从中国文化里“开”。　　我们是否先想一下文化究竟有没有那种决定性力量？我的看法是，没有。文化、政治、经济这三大块，各自有不同的发生机制，如果硬要说哪个与哪个接近，我只能说政治这一块离经济近，离文化最远。与其说政治体制是从文化里“开”出来的，不如说是从经济里“长”出来的(当然不能离开人在制度层面的努力)；与其说政治体制是文人议论出来的，不如说是与文人习惯距离最远的律师或相当于律师的人讨价还价锱铢必较“抠”出来的，此其一。其二，一种文化并不必然地只能与一种政治、经济模式配合，而是呈开放性多种可能：在文化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既可忍受这样一种政治经济模式，也可接受另一种更为合理的政治经济模式，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不存在那种一旦文化如此，政治与经济只能如此，倘若变动政治经济如彼，先要文化改造成如彼的决定论闭锁关系。东亚如台湾等地基本是儒家文化，却出现与大陆不同的制度走向，已经说明了这一问题。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的现代转型是由几个知识分子关在书斋里搞文化工程设计，从“文化”里“开”出来的。沉溺于文化讨论，只能说明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面对另外两大板块尤其是制度层面的偷懒、无能与无奈。仅仅是偷懒、无能与无奈，倒也罢了，可笑的是，失败以后还要把比自己强横的一方说成是被自己所从事的文化决定着的被决定者，自己的躲避是对被决定者的高迈超越，是“深挖洞，广积粮”，是为未来的根本变动“建设”更为“深刻”的“基础”去了。这不是典型的精神胜利法，又是什么？顺便说一句，阿Q历来出在城里的知识界，而不是农村里的农民。　　再进一步，还可以想一下世上究竟有没有可以决定一切的东西，管它是叫“文化”还是别的东西？从思想方法说，西化派，还是儒化派，两种看法表面对立，但在内里却是共通的。他们都相信有一种世界图式，在这种世界图式后面，就藏着这个决定性的主宰因素，这个主宰因素制约着世界图式的每一个重大笔划，规范着世界图式的最终走向。这个主宰很久以前叫“上帝”，后来叫“历史理性”，在最接近我们的那一段行程里突然被改名为“经济”，由于“经济”这一字眼过于粗俗以及它后来在某些地方遭到了臭名昭著的失败，一部分学者嫌其不雅，于是约定俗成，又把这个决定者改名为“文化”。所以，西化也好，儒化也罢，表面吵得凶，其实都是决定论，只是以“文化”替代了“经济”、“历史理性”与“上帝”。两派人以对立的方式互相补充，都从对立的两端向当中那个双方看中的地方挤，一定要挤出一个文化决定论才善罢甘休。在文化决定论者眼里，文化问题没有最终解决以前，所有的社会改革都是不彻底的、没深度的，是盲人摸象；不讨论文化，而讨论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就像一群没文化的工匠，在工程师没有交给他们图纸以前就草率开工，太可笑也太可怜了。　　我不这么看。第一，我不相信有那个世界图式的存在，第二，更不相信文人手里摆弄的那一点文化，就是那个世界图式后面的决定性主宰因素。有一次，一个编辑在电话里非让我在文章名字后面注明职称之类的文化身份，我实在心烦，就随口报了一个“前管道工”职称。我以前是作过管道工，而且不止三五年，告别那一行当进入所谓的文化界，也还是甘心做一个“不彻底”、“没深度”、“没文化的工匠”。我和他们的区别在于，他们认为除了文化，其它东西都不值得改造，而我的看法相反，其它东西都可以成为讨论与改革的对象，唯有文化除外。被人们称作“文化”的那样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太大而且太空，始终在我们的身后，人们向前伸出无数双手，试图抓住它，每一双手抓回来却都是空的。文化确实像空气，人们每天都在呼吸它，却无从把握它。因此我始终弄不懂的是，人们怎么能向空气宣战，有什么必要向空气宣战？如果确实有某种主体宣称他能改造文化，而且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重建了一种新文化或摧毁了一种旧文化，那么他非神即兽，肯定不是人能干的事业。从思想史范围说，我近年来产生一个怀疑，难以释怀：从严复、胡适以来的文化讨论，很可能是个百年假问题？不能说毫无所见，但相比更应该着手的实际问题，那几代精英耗费于文化辩论的精力，实在得不偿失。三百年前黄宗羲说“有治法方有治人”，表面看来不深刻，缺乏哲理深度，属常识性思维，实际上是壁立千仞，顶破了几千年中国文人的习惯思维。他已经摸到了今天只有制度学派才摸到的一个关键点：制度本身能释放出强大的学习功能，能使整个社会行为模式卷入其中而不自觉。可惜这一突破性想法，太不合喜弄文艺、文化的中国文人的习性。到近代，在治法层面稍有挫折，就被胡适等改成“先有治人再有治法”，实际是先有“治‘文’再有治法”，去搞文化改造去了。后经丁文江斥责：不要上胡适之的当，他才有所悔悟。到了我们这一代手里，文化问题则弄得更不象样，不说在知识积累上没有超过前人，而且形成一种伪深刻的风气，什么事都得往文化上扯，不扯就显得没学问。前辈学者陷于这一“文化问题”，既有上述思想方法的严肃原因，也有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使然，值得认真总结。我们这一代继续扩大这一“问题”，恐怕还有一个在当下环境中产生的形而下的心理动机？多半人当然不自觉，但是不自觉的力量超过自觉的力量，形成集体无意识，更厉害。在这一集体无意识的作用下，大家都把只能讨论的问题冒充成必须讨论的问题，而且是决定一切的问题，越说越假，越假越当真，终于弄出一个“现实中不可承受之轻”，呈现一种内里萎缩外延肥大的文化痴肥状。戈培尔说，谣言重复千遍，自会成真理。他没有想到，文化问题重复十几年，居然也能成真理。这样一个可气又可笑的局面，大概只有等着童言无忌来解救了？恐怕是会有一天有一个不知轻重的小孩出来，冒叫一声“啊，皇帝身上没有穿新衣！”这个可怜的用泡沫塑料吹成的文化大气球才会“嘭”地一声彻底爆裂。说到法兰克福学派，很可能是这些年“文化决定论”的一个洋根源？因为仅从学理符号看，这一派人以“文化批判”见长，似乎比他们的上几代人深刻，超越了政治结构、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在诸种结构之下，打出了一口文化批判的深水井。在中国那些好谈文化问题的朋友眼里，能以法兰克福符号谈文化，自然比只会引用先秦古籍的人来得高雅而且时髦，又深刻了一层。　　我写过一篇《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试图说明任何一种决定论，包括文化决定论在内，推理越深刻，越违背起码的逻辑。现在想来，对文化决定论者，仅仅说明逻辑是不够的，还必须认真对待他们的每一个论据；仅仅反对本土出现的文化决定论也是不够的，还必须认真对待他们从外面搬来的洋根源。对那些喜欢引用舶来学理而不是中国古籍谈论文化问题的朋友，似乎有必要破一破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迷信。事实上，这十几年从外面引进的洋思潮，像法兰克福学派这样，拿来就用，用之不衰，跟进者日众，却始终没有受到与之平等的学术检验，确实罕见。这件工作早就该做，现在有《读书》杂志来做，当然是好事，但也晚了一点。　　我以为，法兰克福过来的这幅油画再深刻，也先不忙赞叹这幅画的内部结构。不妨退一步，设法获得一个广角视野，看看这幅画所在的西方批判理论发展史，究竟是出于上升通道，还是下降通道？　　站远一点看二百年欧洲社会冲突史，以法国为代表，可以看出一根社会冲突的下降通道。下降通道的第一阶段，是经济冲突，从早期工人毁坏机器到一七八九年攻占巴士底狱；第二阶段是政治冲突，从一七九三年雅各宾专政设置断头台到一八七一年蒙马特尔高地起义；第三阶段是文化冲突，从上世纪中叶波特莱尔《恶之花》出现至一九六八年学生造反五月风暴失败。十九世纪以来的批判理论家，经历几代人的变化，就是在这根下降通道中划出了一根批判理论发展史的轨迹，它可以上下踢腾，但无法突破制约它的上下轨道的限制。　　面对这根下降通道中的下降线，也有一些思想家力图作出向上的解释，葛兰西在监狱里构思文化批判，即认为向资本社会争夺文化霸权，要比马克思当年的政治经济批判还要厉害，已经抵临与资本控制的总决战。而我以为，对立一方已经在骂声中成长，从批判中吸取了营养，底部逐渐抬高，走出了十九世纪的百年大底，终于走上了一条逐级攀升的上行通道。这条被批判者的上行通道，与上述下降通道和下降通道中的批判理论，对位而立，是不能否定的基本事实。我们可以同情走下坡路的一方，就说从经济批判到政治批判，再到文化批判，矛盾继续存在，只是解决矛盾的战场一次接一次转移而已。但是，有一个基本事实不能否认：矛盾是按照有利于对方的方式解决，战场是按照对方限定的路径转移。我对葛兰西充满敬意，同情心也在批判者这一边，但我总觉得他有点一厢情愿。我确实欣赏对方的顽强，欣赏对方的上行通道走得漂亮，也承认自己一方的被动，实在是一浪低于一浪。　　一九六八年学生从街垒撤退，标示着法兰克福文化批判由盛转衰，也标示着一七八九——一九六八近二百年“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在西方已经成为过去。此后法兰克福人还在说文化批判，那已经是撤退以后撒在街上的一串删节号，虽有余韵，但更多的是无奈；说句不好听的话，那真是龚自珍所喻，将萎之花，惨于搞木了。此外还有不能忽视的一点，上代批判者多有革命气质，恩格斯还直接参加过巷战，到法兰克福一代，批判再激烈，也只是在书斋里撒豆成兵，关起门来指点江山，自我称雄。法兰克福人至今还在说他们是马克思的遥远后裔，但他们也该想一想，老祖宗是被法国警察驱逐出境的，而新后裔的胸前却挂满了法国政府奖赏的学术勋章，这两者之间，有着多么令人难堪的差异？故而我总觉得后代人的“深刻”深得有点可疑。我的比喻可能粗俗：前者是配以工人运动的铁锤，猛击资本结构的头盖骨，而后者只不过是拿起知识分析的绣花针，戳戳资本结构的下腹部。重锤与头盖骨，不失为一种危险的关系，重量级对重量级，故而十九世纪的历史远比二十世纪精彩；以针尖戳戳下腹部，尽管被知识分子解释得那样奥妙复杂，以至说是打出了一口深水井，比比马克思当年，实在是一种在学院中进行的知识谱系考古游戏，最危险的关系都已经释放。那口深水井，恐怕是避开岩层，打在流沙层上，是否有甘泉流出，我总是怀疑。你可以说是针刺，刺得真深呵；也可以说是在隔“腹”穿刺，针刺太短，已经够不着文化脂肪下的膏盲地段。脂肪太厚，批判苦短，那样的针刺，与其说是批判，又何如说是在文化脂肪上戳几个小麻点搔搔痒，甚至干脆说是在文化脂肪上跳舞，与资本结构远距离调情？因此，如果让我来寻找文化批判理论在西方社会冲突史上的地位，只能到比马克思、赫尔岑等人更下面的一段行程去摸索。从资本结构的头部一点一点往下摸，一直摸到那块柔软的下腹部，摸到那一大块文化脂肪，最后才会摸到在文化脂肪上打井的那几个针尖人物。在这些人物中，也有我喜欢的人物，如哈贝马斯。他能拒绝马尔库塞的“大拒绝”，还真需要一点保守主义的胆识。他谈出一番与西方社会主体结构交往沟通的道理，我不一定接受，但至少看出他有承认失败的勇气，没有把大失败说成大迂回，更没有把大溃退说成是深层掘进之后的大爆破，没有洋阿Q。　　沉痛一点说，塞纳河左岸来的左翼批判，一阵接一阵，已有二百年。先是经济批判，后是政治批判，现在又是文化批判，只有一样不变，那就是它们都是失败的记录，一串失败的记录缀成一根历史的下降线。这条路线的坡度是向下，而不是向上，是撤退，而不是进攻，是无奈，而不是深刻。所谓文化批判，很可能是把一支溃军带到了文化领域，去进攻一个比先前的攻击目标更不可攻克的目标。新目标叫“文化”，其实就是精神领域里的空气，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张口即能呼吸，闭口即能食味，谁都能抓上一把到沙龙里谈谈，一松手，则什么都没有。这样的精神总攻，连唐·吉诃德都不如，唐·吉诃德前面还有一架具体的风车；这样的文化批判，清风逐流云，实在是太配中国文人的胃口了。我无意贬低法兰克福学派，我只是想提示两个基本事实，一是法兰克福在西方历史长时段演变中的位置，二是中国文人好谈法兰克福的接受心理。西方批判理论发生那样一场长时段的蜕变，是受制于精神史背后更为复杂也更具悲剧性因素的历史背景，容不得轻慢。需要的是同情，是扼腕，甚至应该跟在他们的后面，指挥一支交响乐队，反复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为他们伴奏，为他们送行。然而，白事不是红事，暮云不是朝霞，总不能在人家办丧事的时候去当啦啦队，抢过挽联当旗帜？更不能兴高采烈，争抢人家的丢盔弃甲，捡到篮里就是菜。大概是在七十年代，李敖曾经写过一篇很辛辣的文章，题目似乎叫《给好谈文化的人治治病》。这个李敖，有很多地方不能让我接受，但是这篇文章却记忆犹新，至今不敢忘却。我以为，中国人若真想为中国文化好，在目前的情况下，最好少谈文化，至少不谈文化批判，先晾干文化问题里的水分，让那个文化痴肥症逐渐萎缩，十年以后，回头再说？

​文：高毅2005年的10月底，巴黎郊区有两名青少年因为躲避警察的追捕，进入了变电站，最终触电身亡。这一事件引发了巨大的骚乱，并且波及到了法国的其他地区和其他城镇。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在37年前的1968年5月，当时法国一共有一千万的学生和工人走上了街头，引发的全国性的罢课和罢工，后来那场运动被人们称作是"五月风暴"。其实如果追溯得更久远一些，无论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还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当时的巴黎也曾经到处都是街垒，到处都是巷战。那么法国大革命对现代政治产生了哪些影响，在一个民主政治相对发达的法国，为什么人们还是会愿意采取一种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法国大革命发生在十八世纪末，但是它对后来的整个世界历史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革命家列宁有一句名言，整个十九世纪，也就是给全人类带来了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其实何止十九世纪，整个二十世纪又何尝不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呢？为什么？就是因为法国革命所开启的是一个全球性的政治民主化的时代，法国革命的最终目标是要让全世界每个国家的人民大众都能真正成为自己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人，那么只要这个目标没有达到，法国革命的现实意义应该说就不会消失。为什么法国革命会产生这么大的世界历史性的影响，这就是它的彻底性，或者说激进性。在法国革命之前，也发生过两个很有名的革命，一个是英国革命，1640年的英国革命。还有一个是1775年的美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这两个革命意义都很伟大，对于现代世界的政治民主化进程都有奠基之功，可是我们从来不称这两个革命是大革命，就是因为它们不如法国大革命，来得那么激进或者彻底。实际上英国革命是很保守的，只满足于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的专横统治，让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获得了自由。资产阶级、新贵族是社会上层。而对于广大的下层民众，尤其是广大的小农，对于他们的自由权利，英国革命就丝毫不予照顾，这里就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平等，英国革命是不讲平等的。后来的美国革命要好一些，因为美国革命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理念，就是"人人生而平等"，比较关注平等的问题，但是美国革命它主要关注的其实还是一个自由的问题，这就是要摆脱宗主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自由。这两个革命，都基本上是停留在政治层面上，就是说它们只满足于解决政治制度的改造问题。一个目标是要建立君主立宪制，另一个目标是建立独立的共和国。一旦这个目标达到，革命就嘎然而止，不再继续搞下去。可是法国革命就远远不是这么简单，法国革命它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它同时还是一场社会革命，最后还发展成一场文化革命，在政治层面上，它要解决的问题是推翻波旁王朝的专制王权或者叫绝对王权。在社会层面上，它的目标很高，它要建立一个不仅人人机会平等，而且人人还大致上财富平等，就是一个没有大贫大富的，也就是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那种现象的一个大同社会，这是它的社会目标。它后来发展成文化革命，在文化层面上要把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培养成或者改造成一种具有爱国美德的、大公无私的那么一种新人，当时叫共和主义的新人。共和国的原则，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就是美德，所以他们非常强调美德，美德就是爱国，把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要大公无私。所以法国革命，它实际上是要对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要来一个彻底的改造。因此在法国大革命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很多在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当中都看不到的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新的现象。法国革命中出现的一个新词"旧制度"，把革命前的社会状态说成是旧制度或者是旧社会，这是法国革命区别于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情况。这说明法国革命者对革命前的法国社会是完全失望的，甚至是深恶痛绝的。而且他们百般警惕，唯恐把旧时代、旧制度的那个东西带到新社会当中来。这实际上是一种非理性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心态，把历史完全否定掉了，把过去完全否定掉了。这种心态，实际上在观念上构成了法国革命激进性的最主要的根源。法国革命者在平等的问题上，也表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那种执着，那种迷恋。比如美国革命《独立宣言》，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理念，就是"人人生而平等"。法国革命也有一个宣言叫做《人权宣言》，在这个问题上比美国的《独立宣言》要远远地跨出了一步。《人权宣言》说的是"人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在这里面加了"始终是"这么三个字。这三个字加进来意义就非同寻常，实际上它反映了法国革命者不仅承认起点的平等，同时它又比美国人多了一种对终点平等的关怀。那么这里面就含了一种未曾道明的理念，未曾道明的意向，就是说他反对贫富分化，一个人生下来是和大家一样，是平等的，但是一直到死，整个生命过程当中，他都应该是和大家一样是自由平等的。这个平等里实际上包括财富平等，包括着他不受人剥削，他不受人压迫这样一种关怀。英国革命没有照顾到下层民众的这个利益，尤其是英国小农的利益，它没有解放英国小农，没有给小农土地，它最后还通过议会立法，把小农的土地几乎全都夺走了，所谓"议会圈地运动"。英国的小农失去了土地怎么办呢？那只好去给资本家打工，当雇佣工人，所以当时的情况是非常悲惨。美国革命其实也没有注意到解决小农土地的问题，它后来想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是很晚很晚的时候，南北战争期间，由林肯总统来解决的，通过《宅地法》，这样使美国小农基本上都获得了自己的小块土地。可是法国革命很早就想到了这个问题，革命发生以后没几年，在1793年，它就通过雅各宾派的土地立法，让法国的小农基本上是无偿地获得了自己的小块土地。这也反映了法国革命者在平等的问题上，不仅他们通过《人权宣言》表现出一种对平等的强烈的追求，而且他们在实际行动上也真正地落实到了平等的这个原则。另外在法国革命的高潮的时候，还看到了英美革命当中都没有看到的情况，这就是法国革命者特别强调公民美德的培养，要使人人都要变成所谓的共和主义的新人。为此他们还采取了一系列的超常的举措，比如，它要人人都佩戴红、蓝、白三色徽，这是在当时是一种革命的标志；到处布置自由树，小红帽等革命的象征物，使人一抬眼就能看到一些革命的标志，革命的象征物。另外它还取消了先生、太太、少爷、小姐这样一类的称呼，所有的人不论男女，一律称"公民"，这样以示平等。提倡在人和人之间称呼，要称"你"，而不称"您"，"您"是在法国贵族社会常用的一个称呼，法国贵族社会从来不称"你"，都是称"您"，这是当时法国革命者所不能容忍的。另外他们还改掉了很多旧制度，带有旧制度色彩的人名、地名。在法国革命当中，他们还搞了一系列革命的节日。主要像7月14号攻打巴士底狱，8月14，8月10号推翻王政等都变成革命节日，拿来取代传统的宗教节日。他们还创制了一套新的历法——《共和历》，又称《革命历》，来取代统的《格里高里历》。这说明，法国革命到这时候就已经真正演成了一场文化大革命了。那么革命革到这个份上，当然就不可能是温文尔雅的了，事实上众所周知，在法国大革命当中充斥着很多惨烈的现象。比如有党派斗争，有革命阵营的分裂和互相欺压，有国内的反革命叛乱，还有国外的反革命干涉，还有像"9月屠杀"那样的暴民私刑，一群无套裤汉冲进巴黎的监狱，把监狱的犯人，普通的刑事犯人，拉出来胡乱地杀了好几千人，像这样的暴民私刑，然后还有革命政府，主要是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革命政府的恐怖统治，也是滥杀了很多无辜。所以法国革命时代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是血雨腥风，个人的自由受到了践踏，人民承受着惨痛的、惨重的生命和财富的牺牲，这些都是法国革命特有的现象。法国革命也因此常常遭到后人说它太不人道，太残酷了。为什么法国革命会革到这个地步？那都是由革命前法国社会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那个时候的法国，阶级矛盾尖锐，社会不平等的状况严重。英国自"玫瑰战争"以后，就没什么大贵族了，剩下一些小贵族。这些小贵族又被称为新贵族，他们相当平民化或者叫资产阶级化，像平民一样地去从事工商业，从事投资牟利这样一些经济活动。因此他们也很容易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王权的压迫。革命前的美国，居民主要是来自英国的移民，基本上都是在英国比较落魄的、潦倒的、穷困的一些人，他们之间关系是比较平等的，他们没有贵族，也没有特权，没有封建等级制度，社会关系比较和谐。可是法国革命前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法国在中世纪就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国家，大贵族比较多，封建割据的状态比较严重。当时法国的大贵族，一个个都是独霸一方的封建主，财大气粗，而且豢养了自己的军队，能和国王分庭抗礼，这样就导致了法国长期的封建割据状态。贵族和王权之间有矛盾，法国贵族只承认暴力的逻辑，而不屑于使用法律的武器来和国王、王权作斗争。这样就导致了法国始终没有能够出现像英国那样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一种约束王权的法律文件，因此也没有能够培养出，或者发展出自由主义的法制传统，也正因为法国的贵族只承认暴力的逻辑，后来法国的统一也只能用秦王扫六合的暴力征服的方式来实现。这种暴力征服之后形成的法国的绝对王权，也就成了欧洲最典型的绝对君主制，那就是这个王权特别强大，因为他把所有的大贵族都制服了。这样一种情况也为后来法国革命增添了许多困难，增添了许多难度。另外像中世纪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法国也是有三个等级的划分。三个等级实际上是两个等级，一个是特权等级，一个是非特权等级。特权等级就是第一、第二等级，教士和贵族。没有特权的就是第三等级，平民等级了。特权等级地位极高，权势极重，享有各种优惠，不仅基本上垄断了法国的政府、军队和教会的高级职位，而且还拥有大片地产，不用怎么纳税。长期地养尊处优，还使法国的特权等级养成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也是非常顽固的一个心态习惯，一种文化心态，就是他自认为血统高贵，瞧不起平民等级，拒不承认自己和平民等级之间有什么平等，即使有些平民他比较成功，当然人数比较少，他后来也做了大官，也成了富豪了，但还是被这些贵族，被这些特权等级瞧不起。法国的特权等级还表现出一个强烈的倾向，就是特别珍惜珍视自己的免税特权，顽固地反对当时一切税制改革，有一个叫做巴黎高等法院的机构出来阻挠，说这样不行，他也不说这违反祖制，他就说这种做法，让贵族和平民一样纳税这种做法，违背了人类的本性。因为人类本性是讲高低贵贱这个等级秩序，你如果让贵族和平民一样纳税，你就是破坏，违背了人类这种本性，所以行不通，所以他就拒绝批准这个法令，所以，所有的改革基本上都没有成功，那么这样就彻底地堵死了法国通过渐进的改良，来实现社会变革的社会转型的道路。可是在十八世纪末的法国，贵族还想按在中世纪那样，继续维护他们的特权已经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么经过几百年的持续的发展，法国的平民等级，尤其是平民的上层资产阶级，在经济实力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了，已经有了力量向贵族等级，向贵族特权说"不"了。那么这样一来，一场异常激进的革命也就在所难免。而人民大众一旦被动员起来，一旦冲上了政治舞台，这个革命也就小不了了。由于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人民主权的观念，也就是民主的观念，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扬，法国大革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民主的革命。可是法国革命有没有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实现政治民主化的理想的模板呢？很遗憾，没有。实际上法国革命者有没有把本国的革命做好，从来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革命太激进了，法国革命充斥着一种平等主义的梦幻，还有一种民族再生的狂想，那都是非理性的东西。同时，法国民族，法兰西民族还有一种特有的崇尚暴力的传统，结果它在革命当中，自觉不自觉地要诉诸专制的、专横的强制手段，最终损害了法国的革命事业。法国大革命，的确一贯地带有某种和现代民主格格不入的"专制"主义的气质。开始，法国革命搞的是"议会专制"，就是什么都是议会说了算，它通过的决议就是法律，那就立刻得到执行。但是后来需要动员民众的时候呢，法国革命又搞起了一种"群众专制"，这种群众专制就类似于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就是群众说什么是什么，群众要什么，要怎么干，那就随他去。法国革命当中盛行的这种专制主义倾向，不仅为后来的拿破仑专制，拿破仑个人独裁铺平了道路，而且严重地压抑了个人自由。个人自由是什么？个人自由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个人自由一被破坏，政治民主也就不复存在了。在看到法国革命这些失误的同时，不能因此就否定了法国革命的正当性。首先法国革命的激进性，它不是无源之水。大革命时代的法国人之所以那么强烈地渴求平等，追求平等，以至达到了不讲理性的程度，那无非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现实太少平等，太多腐败的缘故。在这种情况下，你没有别的选择。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不可调和。法国革命的这种激进性还有一种历史的功绩，也是不容抹煞的，就是对平等价值的执着追求。大革命不仅彻底捣毁了法国的封建制度，从而为以后人民主权在法国的实现开辟了道路。同时它还在世界历史的层面上，做出了一项英、美革命所不能企及的贡献，这就是它以空前的力度高扬了民主的正当性，这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这种小革命做不到的事情，只有法国大革命才做到了。事实上许多现代政治思潮，都是在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当中萌生的。这里边有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又称法兰西自由主义，还有民族主义，还有社会民族主义，同时还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很多基本的东西。甚至还包括了女权主义，女性主义。所有这些思潮，它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承认人民主权的正当性、合法性，因此它们都在不同的层面上，不同的侧面，对现代世界的政治民主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什么人们都说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是从法国革命开始的，而不是从英国革命或者美国革命开始的，原因就在这儿。英、美革命和法国革命各自都有自己的片面性，英、美革命的片面性在于，它是片面地倡扬了自由的理念，自由的价值，而法国革命的片面性就在于，它过于迷恋平等的价值，也正因为各自有自己的片面性，所以才有两者不可偏废的互补性。只有将这两个革命情况，这两个革命的思潮、思想、原则给它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结出正果，才能建立健康的现代民主政治。法国革命对法国社会起了一个很大的分裂的作用，法国革命以后，法国社会实际上就分裂成左右两大派了，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在法国革命史学上也是这样，也是分成左派的观点和右派的观点，两个不同的看法。后来我们中国，基本上很长时间只接受了它的左派观点。因为右派的观点也曾经来过，也有人翻译了一些右派的像马德兰的《法国革命史》，都是说法国革命不好的，有很多阴暗面的东西。但是这个书在1930年翻译出来以后马上就受到了批判，后来就消失了。中国人还是比较喜欢接受左派的观点，这和中国二十世纪特有的那种革命崇拜的心态是密切相关的。而二十世纪中国那种革命崇拜，实际上也是和二十世纪初，法国革命在中国的那种宣传是密切相关的。在西方的史学界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就是把这种希特勒后来称为纳粹主义，这种极权主义思潮，像斯大林这种极权体制都归纳到法国大革命的起源这里。提这种观点的看法就是孚雷，法国革命的修正派的一个代表人物，是一个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思考法国大革命》最近也被翻译成中文了。他对法国革命的观点相当尖锐。他认为法国革命不是像传统史学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阶级斗争，他觉得法国大革命主要是一种观念上的革命，或者一种政治上的革命，这种政治革命闹得特别地极端，法国革命最激进的雅各宾主义的理念，实际上构成了后来极权主义的根源。像希特勒、斯大林，那样一种政治体制。国家把什么都统在自己的手里，人民，个人，完全失去了自由的权利，是这样一种统治体制。他觉得这种极权主义的根源在雅各宾专政。但是这个观点也遭到另一派法国革命史学家的批驳，觉得这种观点实际上是非常片面的，完全忽视了法国革命特有的历史条件，历史环境，使它承担了很多它不应该承担的历史的责任。这种看法非常不负责任，不符合历史事实。

​文：秋风谨以此文纪念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逝世13周年。杨小凯，原名杨曦光，澳大利亚华裔经济学家。他提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其中英文专著《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等，使他获得了世界级的成就和同行的推崇，曾两次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尤值一提的是，杨小凯作为一位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精神的学者，始终将对政治问题的关注和思考纳入其经济研究视野，特别是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更是专心致力于宪政科学研究，其研究心得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等著作里做了阐发。2004年7月7日，杨小凯去世，享年55岁。跟小凯的一位学生通电话，他说，小凯先生在临终前一直在阅读宪政方面的文献。可以说，这几年来，小凯几乎把全副精力用于宪政科学的研究，他几乎快成为一位宪政科学家了。从经济学到宪政科学，对于杨小凯这样一位经济学大家来说，是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过程。小凯的思考本来就是从政治问题、制度问题开始的，并因此在文革中历尽牢狱之灾。成年之后，杨小凯精研经济学理论。也许是巧合，更大的可能是刻意的选择，小凯在知识上的主要资源来自亚当·斯密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斯密《国富论》的伟大贡献在于劳动分工理论，哈耶克的主要贡献是知识分工理论，小凯的经济学主要是对这两个洞见的扩展、深化和细化。这两位大师都经历了从经济学到宪政科学的学术路径。不管是劳动分工，还是知识分工，都只是二位探讨宪政科学的一个预备性主题。因为，分工意味着合作与交换，而这就需要规则——主要是法律，及规则执行的体系，因而，必定需要转向对于规则如何形成、如何约束规则执行者的研究，这就属于宪政科学探讨的主题。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斯密在《国富论》中探讨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权力界限，从而在整个世界进入现代之初，就基于经济学的原创性理论设计了一个有限政府的模型。哈耶克则以知识分工、个人知识的有限性和默会性出发，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体系；晚年更通过对源于英国的法治制度的研究，较早阐述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普通法法治国”（其实，更准确的称呼应当是今天西方学术界正在讨论的“普通法宪政主义”，尽管哈耶克自己从来没有用过这个概念）理论体系。同样，小凯的宪政科学也始终以英国普通法传统下形成的自由宪政历史经验作为主要参照系。从方法论上，跟斯密、哈耶克的情况一样，经济学为小凯从事宪政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因而他在宪政科学方面的视野和见识，显著地不同于一般的政治科学家或法学家。后发劣势的路径锁入英国（及继承英国宪政遗产的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的经济学学者，尤其是关注中国命运的严肃的经济学者，必然会思考“后发”的问题。大量经济学家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看到的是后发优势。小凯则以经济学的逻辑提出“后发”问题，而以宪政科学的逻辑看到了后发的劣势。可以说，“后发劣势”这个概念是杨小凯宪政科学探讨的起点，由此，小凯逻辑地将自由宪政制度嵌入经济学的现代化研究框架中，并使其重要性压倒了经济增长本身，从而转换了关于发展的知识讨论的主题：从关注经济增长转向关注宪政制度的发育。小凯论证说，非西方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完全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落后国家通常倾向于技术模仿。然而，这样做的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可能导致失败。清朝的洋务运动以至于整个近代以来的中国，可能都是这样的例子：在某些阶段，由于能够获得廉价的西方技术或市场，因而能够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恰恰是这种短期内的成功会使人们看不到宪政改革的必要性，相反，会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从而产生一种“坏资本主义”。这种坏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官商勾结，权贵群体垄断政治，从而导致严重的贪污腐化。小凯曾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证明，坏资本主义有除政治之外所有商品的自由市场，但政府垄断的部门没有自由进入——虽然政府垄断部门的服务可公开自由定价，或间接自由定价（贪污受贿）。政治垄断使政府垄断部门的服务质次价高，产生的收入分配无效率、不平等，政府垄断部门或“政商”获得大量垄断利润，而其它部门因受剥削而收入低，因而限制市场容量的扩展，并危害经济发展。垄断政治的利润的常见形式就是贪污腐化。因此，经济增长本身没有带来社会稳定，反而激化了社会冲突。小凯通过对百年来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证明了“后发劣势”，他也通过对俄罗斯转轨与中国改革的比较研究证明了后发劣势的巨大代价。宪政规则改变对经济绩效的长期效应与短期影响并不总是一致的，它在短期内甚至可能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宪政规则的确立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如果认识不到经济改革仅仅是大规模宪政转轨的一小部分的话，对改革绩效的评估可能误入歧途。相对于几年前沾沾自喜于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一个冷静的劝告。近几年来的情况表明，在缺乏宪政框架的情况下所实现的不公平的财富增长，可能会让社会付出巨大代价。走向宪政秩序与法治打破后发劣势的出路，就是进行根本性的宪政变革。小凯的宪政科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对百年来几乎没有变化的发展模式发出警告，“经济改革只是宪政改革的一部分，如果忽略或回避经济改革与宪政改革之间的关系，落后国家期望经济改革得到的‘后发优势’最终将成为‘后发劣势’。”他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的市场导向改革最重要特征是缺乏宪政秩序和法治。”在《百年中国经济史》中他又说：“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市场，还需要宪政秩序和法治来保持个人权利并提供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衡。”而适当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打破政治垄断是宪政秩序形成的根本。“宪政秩序”、“法治”这些词汇本身，显示了小凯宪政思想的基本取向，也表明了一种难得的理论自觉。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曾长期停留于常识的介绍，以激发人们向往自由的激情，但却未能从理论层面上深入思考：什么样的制度才能够确保人们获得和享有自由。小凯则通过自己的思考，超越了这一局限，走上了宪政主义之路。小凯在北大教书时曾对北大学生说，你们北大老是讲民主和科学，现在应该讲自由和共和，也即宪政制度。小凯曾在多个场合辨析民主与共和的不同之处。民主简单地说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而共和或自由则是要保护和尊重少数。早期英国的成功就是一种共和制度、宪政制度的成功。有了这种制度才能限制当权者的机会主义——政策初一和十五不一样，这就是国家机会主义。只有限制住了政府的机会主义，经济才能发展起来——这是英国发展一个根本原因。小凯所说的共和，实际上就是宪政主义，它强调权力制衡，任何一极都不能压迫另一极，这样社会才有可能保持持久的稳定和发展。而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较接近，关心的是如何以权力制衡来保护少数，限制政府的权力，使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小凯警告说，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只讲民主不讲共和和自由主义，这个国家往往形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极，往往在革命产生暴君、暴君导致革命之间循环。而主流意识形态既有共和主义又有民主主义的国家往往是政治结构的三角或多角鼎立，国家比较安定。小凯先生的一生，一直在试图回答“中国往何处去”，也即：什么样的制度，才能够使中国真正走出治乱循环，给中国民众的创造精神以尽情发挥的空间。到了晚年——这是多么令人黯然的“晚年”，他自认为已经找到了，那就是宪政制度。两年前，我曾跟朋友说过，小凯可能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宪政科学家，因为他既有激情，又有健全的知识体系。可惜，造化弄人，斯人已逝，这或许正是宪政之路异常艰难的一个象征吧。

文：袁晓明​如果你是住在美国的居民，你怎样过的美国国庆节（七月四日）？去大街上观看国庆游行；在家里与亲朋好友一起烧烤；在晚上去观看国庆焰火；去电影院看国庆期间上演的好莱坞大片。国庆那天，孩子们都去朋友那过节，晚上，我与太太去电影院看了一部好莱坞的电影，看完电影后，坐在停车上看了附近城市燃放的国庆焰火，在同一个停车场上，还有许多人在那里观看国庆焰火。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就是在那停车场与我们一起看焰火的人，几乎都是移民的背景，即便他们自己不是移民，他们的上几辈也是移民，此外，在这些移民中，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域以及有不同肤色，所以，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美国是一个熔炉，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被这个熔炉融化了，就都变成了美国人。事实上，称美国是移民国家、熔炉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那都是一种表层的说法和定义，那不是对美国实质性的定义。更准确地说，美国是一个建立在理念上的国家（A Country Built on Ideas），这也就是美国例外主义的核心，这也是美国不同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的不同，也是在国家历史上有独特的意义。其他国家都是建立在地域、民族之上，比如，中国是建立在中华民族之上，并且，祖祖辈辈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之上，而政体却是另外一回事情。最初来到美国这片土地的移民，他们带来的是一套理念，他们在这一套理念之上建立起美国，而后来从世界各地来的移民也都是认可这样的理念，融入到美国的社会和文化之中。正是因为美国是建立在一套理念上的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人才可以选择做美国公民。如果是民族之上的国家，不同民族的人是难以选择成为那个国家的公民，即便选择了，也难以融入到文化和社会之中。那么，美国建立在一套什么样的理念之上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需要分享我们在国庆节看的那部好莱坞电影，那不是一部好莱坞动作大片，因为我的太太不会与我一起去电影院看动作大片，比如变形金刚，我与太太去看的是一部记录片，片名为《美利坚：试想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太太事先并不知道这部电影的内容，在我的强烈推荐下，她就与我一起去看了，她还真是喜欢这部记录片，而我们俩坐在停车场上观看国庆焰火的时候，来品味《美利坚》这部电影的味道，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美利坚》是印度裔美国人Dinesh D Souza出品。在2012年，Dinesh D Souza推出了票房极高的记录片《2016：奥巴马的美国》，意在影响当时的美国大选，遗憾的是，《2016：奥巴马的美国》的票房非常成功，但并没有对美国大选结果有多少影响，因为《2016：奥巴马的美国》意在阻挡奥巴马的连任当选，但奥巴马仍然以比较大的优势在2012年赢得大选。相比《2016：奥巴马的美国》，电影《美利坚》的政治性没有那么强，而重点就是在讲述美国是建立在什么样的理念之上，以及美国对世界的影响，Dinesh从一个艺术的手段提出这样一个假设，试想如果美国不存在，世界将是怎样？在影片的开始，Dinesh提出一个假设，美国的国父华盛顿在战场上被敌军的一个射手枪杀，美国没有获得独立，仍然是英国殖民地，从而一个独立的美国不会出现在世界。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美国，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会很容易想到，这个世界就没有互联网、就没有iPhone、iPad、就没有好莱坞的大片、就没有NBA、等等给我们生活带来巨变的科技和文化。更重要的是，在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希特勒、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就赢了二次世界大战，现在的世界会被强制学习德语和日语。西方被希特勒统治，东方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当然，这个世界幸运的是，华盛顿并没有被射杀，他成为了美国的国父之一，他们创立了美国，这是一个有美国的世界，从而盟军赢得了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在美国的帮助下，二次大战的恶者即德国和日本，成为和平的世界级经济大国。美国在社会制度上、经济上、科技和文化上，对世界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在美国领导世界之前，国家财富的获得，主要依靠掠夺，从而战争不断，胜者不仅赢得战争，而且获得财富，而败者则失去一切，恰恰是美国，创立并维护了一个全球合作、共同创造财富的自由经济体系，财富的获得不再是以掠夺为主，而是把财富的饼做大，大家来进行分配。试想，在殖民时期，殖民者获得了巨额的财富，但殖民地的人却仍然是极度贫穷。可以说，在过去的40年，人类历史上有了最伟大的扶贫功绩，那就是全球自由经济体制下崛起的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数亿的人走出来贫困，这就是自由经济与掠夺经济本质的不同。为什么美国对世界有这样的贡献？军事、科技、文化，甚至制度都是表象，归根结底是美国的建国理念，其实也是人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美国国父们在创立美国的时候，他们撰写了两个文件，这是美国建国的基石。一个是美国的独立宣言，另一个是美国宪法。在独立宣言中，明确了造物主赐予人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而宪法则是对这些权利的保护。事实上，生命、自由、追求幸福之权利的理念不仅是美国理念，而且在美国的推动下，逐渐成为了普世的理念，这应该是美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当然，好的东西都会受到攻击，美国理念也不例外。自美国建立以来，尤其是过去的半个世纪，虽然共产国际与美国理念竞争失败，而在美国的左派以及国外的左派从来没有放弃对美国理念的攻击。在《美利坚》一片中，Dinesh D Souza列出了左派对美国理念的主要攻击，并一一做了回击。最匪夷所思的是，今天，对美国理念的攻击来源之一却是美国白宫，包括美国最高领导。（编者注：此文作于2014年8月，应是指奥巴马政府。）如果你愿意更深刻地了解美国理念的诞生、对世界的贡献、遭受到的攻击，以及美国理念的将来，《美利坚》一片是必看的电影。并且，你会发现一些你也许不知道的事实，比如，在美国废除奴隶制之前，奴隶主不只是白人，还有许多的黑人奴隶主。

文：谢志浩 “是知灯者，破愚暗以明斯道。”——引自《燃灯者》　　 一　　 晚清七十年，依照李鸿章的判断，实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这个大变局，不仅要从中国看世界，还要从世界看中国。从农业到工业，从皇权到民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领域，都要求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并不自晚清始，高王凌先生认为，乾隆年间的诸种举措，其实，已经与世界有着同步现象。此种看法，无疑具有颠覆性。　　 很长时间以来，约定俗成：中国是被拉入近代化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专制的皇权制度、文字狱导致的思想禁锢、四亿人口的巨大压力，一直被认定为束缚中国进步的四根绳索。中国近代化的起步，究竟是乾隆年间还是道光年间，究竟是被动的还是主动，存而不论。　　 按照梁任公的说法，晚清开启器物—制度—文化的嬗变，晚清民国和新中国，百年中国，改朝换代，革故鼎新。这里面，史家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必然构筑属于自己时代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百年中国，五代史家，交相辉映，异彩纷呈。梁启超、罗振玉、王国维实为中国新史学的开山，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陈垣、柳诒徵、吕思勉、陈寅恪、胡适、郭沫若、顾颉刚、钱穆、傅斯年，发凡起例，蔚然大观；谭其骧、何兹全、周一良，第三代承前启后，薪火相传；章开沅、张广达、张光直、朱维铮，艰难时世，刮垢磨光；葛剑雄、葛兆光、高王凌、杨奎松、阎步克，运交华盖，孜孜矻矻，可为第五代之标杆。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思潮与流派，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侯云灏博士在《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与变革》一书中，分为新史学派、古史辨派、南高派、考古派、国粹派、食货派、守旧派、史料学派、生机史官派、生物史官派、战国策派、马克思主义学派，共计十二派。失之琐碎。特别是，视钱穆先生为“守旧派”，失之同情的理解。　　 1987年，唐德刚先生，发表演讲，当今具有世界地位的中国史学，大致有三大主流。第一是从往古司马迁到今日钱穆先生，这一脉相传的中国传统史学；第二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第三派则是现代西方中国史学。　　 王尔敏先生在《20世纪非主流史家与史学》一书中，认为20世纪中国存在两大主流史学派，俱创生于30年代前后。一个是科学主义史学派，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为大本营；马克主义史学派，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为领军人物。　　 科学主义史学派，从表面看，承袭兰克史学，其实，自有乾嘉学派“朴学”的内在理路，有着“汉学”的遗风；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并不仅仅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有着“宋学”的风味。　　 在“汉学”和“宋学”之间，有一个历史的钟摆。仔细思量，王国维、陈寅恪、吕思勉，一代史学巨擘，其实，并不固执一端，而是，慎思明辨，择善而从，执其两端，取其中庸，实为佳境。　　 秦晖先生，将“汉学”和“宋学”，转换为“问题”与“主义”，精辟地指出：回避“问题”的“主义”说教，是为空疏之学，缺乏“主义”的“问题”研究，可称饾饤之学。空疏之学与饾饤之学今后像过去一样仍会存在，但走出空疏化与饾饤化的“问题与主义”的讨论无疑是中国思想界的希望。笔者以为，同样是中国史学界的希望所在。　　 二　　 百年中国，第一代史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莫过于罗振玉、王国维先生，两位先生的学问合称“罗王”之学。两位老辈，眼里常含满泪水，因为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罗振玉王国维　　 新材料的出现，对新学问的产生，重要性自不待言，这一点，已成为学术史的共识。穿越时光隧道，回到清末民初，殷商甲骨、西北史地、流沙坠简，明清档案，这些新材料，要是没遇到，怀揣故国乔木之心，志在挽救礼崩乐坏，拥有远见卓识的罗振玉先生，新学问难道可以自然而然地产生吗！　　 罗振玉、王国维两位老辈，才是百年学术史上真正的“预流”，开启了无数法门。两位老辈心情是古典的，头脑是现代的。冷静的头脑和热烈的情感，在晚辈眼中，不够搭调，但在两位老辈那里，水乳交融，相得益彰。这一事实，也许在昭示着一个道理：任何真正的创造，必然是有根基的，这一使命，必须由亦新亦旧的人物成就。　　 第一代史家，生逢末世，振衰起敝，亦学亦政，只是在晚岁，梁启超、王国维两位老辈，才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落脚，成为学术体制的一员。　　 第二代史家，陈垣、柳诒徵、吕思勉、陈寅恪、胡适、郭沫若、顾颉刚、钱穆、傅斯年，大体上出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相对于上一代史家而言，多为学术体制内人物。陈垣长期执掌辅仁大学，柳诒徵任职南京国学图书馆，吕思勉执教光华大学，顾颉刚在燕京大学教书，胡适担任过中国公学和北京大学两所大学的校长，傅斯年执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钱穆先生创办新亚书院。　　 第二代史家群体，陈寅恪、郭沫若、傅斯年有游学的经历，但对学历都不是特别挂心，陈寅恪追求学问、不要学历的故事，更是成为佳话。这一代史家，也是亦新亦旧的一代。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尽管吃住在赵元任家，但是，对王国维先生，别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在第二代学者中，陈寅恪是老辈王观堂难得的知音。第一代和第二代史家，都遭遇了改朝换代。罗振玉、王国维可说是前清遗老，少壮派陈寅恪，则是遗少。很有意思的是，遗老王国维，遇到改朝换代，学术上，依然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可以比较的是，第二代和第三代史家，民国三十八年，遇到了另一次“改朝换代”，老辈学者，都要从头再来，适应新的意识形态。　　 第三代史家，谭其骧、何兹全、周一良，大体上出生于1912年前后，可谓“民国婴儿”。这一代与战争有着“不解之缘”，抗战和内战期间，这一代史家获得学术地位，1949年，渐入佳境的谭其骧、何兹全、周一良、王瑶、赵俪生、陈旭麓，在轰鸣的炮声中，迎来了新中国。　　 大体上，1949年，便成为第三代史家的分水岭。这之前，成就了一半，这之后，另外一半，能不能成，要看造化了。1949年，鼎革之际，第三代史家，除了傅斯年执掌的史语所，出走台湾。留在了大陆的，绝大部分，在长期的政治运动中，闪转腾挪，左处右置，到了1978年，流淌在他们身上的，精气神和真性情，日见其少，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他们遇到了全能政治的大时代。　　 三　　 笔者绘制学术地图，对于第四代史家，寄予的温情和敬意，可说最少。现在想来，不够公道。史学家的性格基因，既有超越性，又有时代性。　　 第四代史家，大体上生于1931年前后，可以称为“九一八的一代”。按照李零先生的说法，他们还是有些“童子功”，可惜生于忧患。第四代生逢国难，少小漂泊，上大学，赶上国共内战，国共鼎革，院校调整，批判武训、批判胡适、批判胡风、反右、反右倾、大跃进、四清、文革，桩桩件件，无一漏过，堪称“老运动员”，久经考验，沙场老兵。　　 第四代整体特征，无论与上面的第三代，还是与下面的第五代比较，都呈现着特殊的风格。　　 第四代史家，遭遇全能主义政治，受到意识形态的洗礼。谢泳有言：我们低估了主事者改造传统的能力。第四代史家知识建构的关键期，从生态到心态，从语言到知识，全方位受到集权政治的耳濡目染。　　 意识形态已经深入第四代史家的灵魂，使得这代史家，成为百年六代史家中，政治敏感度最高的一代，他们的学术，紧贴着政治。对部分第四代史家而言，学术与政治，完全可以“合二为一”。准备着，时刻准备着，成为“姚文元”式的种子选手，应招成为“姚文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不止是一位史学家的理想和追求。　　 主事者改造传统的能力，从大历史的角度，第四代史家与第二代、第三代一样，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第二代史家，既有郭沫若，也有陈寅恪。陈寅恪先生，文化世家的根底，自身强大的气场，无形之中，化解不少“意识形态”。文革过后，痛定思痛，才发现，举国若狂的年代，居然还有这么一位老前辈，坚守着中国文化本位，印证着那句话：人是思想的芦苇。陈寅恪　　 冯友兰、周一良，第二代、第三代很有代表性的大家，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梁效”的顾问，令海外华人诟病。他们都见证了文革结束，新时期来临，大家慢慢理解了冯友兰和周一良。冯友兰反省自己，有一段时间，没有做到修辞立其诚，而是修辞立其伪了，晚年的冯友兰先生，重新找回自我，海阔天空我自飞。冯友兰话说回来，哪怕知识界永远也不谅解冯友兰、周一良两位先生，冯友兰氏的两部哲学史和《贞元六书》和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在那里摆着，任谁也诋毁不了。周一良氏，毕竟是书生，1949年之前，依然有很好的学术成绩，比如《魏收之史学》。　　 第四代的幸运和不幸，是与新中国密不可分的。全能政治、意识形态和大批判，可以说是第四代史家成长的土壤、温度和空气。客观而论，“大批判”成就了不少第四代的种子选手。朱维铮先生，从不讳言，自己是罗思鼎小组成员。这是一种真正勇敢的态度。　　 第四代史家的特点，在两个方面，非常突出：第一个方面，具有极高的政治敏感度，立论很正大；第二个方面，从学术史上看，遗传性不高，变异性很强。　　 政治敏感度高，使得文章极易泛政治化，这是第四代与生俱来的，历史让他们生活在全能政治的时代，岂是第四代史家自身的“原罪”？　　 这就可以理解，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第四代学人依然习惯于打棍子，扣帽子，这是他们的长项啊！第四代，要是不这么干，才让人想不通呢！　　 第四代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在学术上“造反”了，一系列的大批判，第四代手到擒来，弄到最后，第四代很少能够懂得敬畏什么，比如传统。　　 朱维铮、袁伟时是第四代史家里面，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两位身上，体现着第四代史家的一般特征。　　 　　 朱维铮在复旦大学，曾受教于周予同、陈守实先生。周予同先生，尽管认为经学已丧失了活力，但，老先生对经学史依然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朱维铮从周予同先生习经学史，但对经学史，朱维铮已经没有老辈的那种情分，有的是纯客观研究。朱维铮既然对经学史都没有那种情分，所以，看待一代醇儒——马一浮，自然也欠缺一份温情。马一浮老先生，办复性书院，在朱维铮眼中，只是蒋介石的小点缀而已。朱维铮　 袁伟时先生内心，有着和朱维铮相似的理念。两位先生，致力于近代中国研究，朱维铮的《走出中世纪》、《走出中世纪二集》，袁伟时的《晚清大变局》、《中国现代思想散论》，有才气，有见解，可谓精彩纷呈。袁伟时　　 这一代进行传统文化的研究，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传统”在第四代史家看来，可以说是“封建”和“专制”的代名词，是现代化的“障碍”和“包袱”。　　 放宽历史的视界，就会发现，“传统”在袁伟时笔下，是笼统和模糊的。一旦走近，表面的肯定，转换为具体的否定。也就是说，在朱维铮和袁伟时这代史家心中，“传统”当然不比“现代”有价值。　　 新时期到来之后，第四代成为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带头人。有人说第四代是过渡的一代，其实，哪一代不是历史的过渡呢？哪一代也不可能长期占据历史舞台，关键看谢幕是否精彩。　　 谢幕，其实就是“知止”，明白自己的局限，才能寄希望于下一代，通过传帮带，薪火相传。第四代史家里面，华中师范大学的章开沅先生，大气磅礴，在学术传承方面，具有高度的自觉。　　 当代中国学术地图，章开沅先生带出了很好的团队。章开沅先生，不仅具有学术魅力，还有有非凡的人格魅力。章开沅带着马敏、朱英，师生之间，切磋琢磨，近代史研究的华中学派，很是让人羡慕。章开沅　 四　　 第五代史家，出生于1950年前后，葛剑雄、葛兆光、高王凌、阎步克、杨奎松是这一代史家中的佼佼者。　　 第五代成长史上，无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方面，都有着难以忍受的“饥饿”记忆。　　 “红卫兵”和“饥饿”，是第五代史家身上的两大关键词。这一代学者在政治化方面，和第四代学者，不相上下。也就是说，扣帽子，打棍子，本色当行，原本就是红卫兵。第五代比第四代，更加适应市场经济，“饥饿”情结，已经训练出红卫兵异乎寻常的“觅食”本领。　　 第五代学者，大多具有上山下乡的底层和草根体验，中国难得的政治黑暗和清明时期，都被他们赶上了。这一代，胸中常怀问题意识，业余喜欢与师友聊天，正好碰上大学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不大上“轨道”，历史正好选择了他们成为新知识、新学术、新思想的弄潮儿。　　 这一代人的经历，可谓悲喜交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赶上了“低指标、瓜菜代”，城市户口的要好一些，农村的孩子，忍饥挨饿是家常便饭。2005年，笔者在北京大学参加一次有海峡两岸学者出席的学术研讨会，放眼主席台，同一年龄段的学者，大陆学者不仅面带菜色，待人接物，似也不如台湾学者从容。细心想来，这就是“饥饿”给人造成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伤害吧！该学习的年龄，先是停课闹革命，接着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往事可堪回首！慢慢地，这些人琢磨出味道：主事者想出这么一招，并不是出于浪漫的政治想象，而是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问题。　　 痛定思痛，有识之士以为，取消大学招生，致使中国人才断档。笔者，倒是觉得，没有上山下乡，那么，沿着历史的惯性，只是批量生产第四代学者而已，有量的积累，不会有质的提升。事实是，有头脑的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上了一所别具一格的“早稻田”大学，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得出与文化大革命相反的结论。　　 第五代史家，整体上较第四代深刻，原因很简单，历史给了第五代十年的时间，进行思考。因为有了反省的态度，所以，第五代人，在七十年代初，执着地思考：我们是从哪里来的，现在处于什么状态，中国到底往何处去！　　 “七十年代开花，八十年代结果”，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有什么好奇怪的。第五代史家，习史之前，有着工农兵的各种历练，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如此特殊的际遇，可谓空前绝后。　　 老大不小的第五代，拖家带口，来到学府，成为“老童生”，得遇第三代学者，这是他们的格外幸运之处。老辈多已古稀之年，否极泰来，终于不用写检讨书了，重新焕发了学术青春。带学生，写文章，开会议，创学会，办刊物，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谭其骧与葛剑雄、周振鹤，程千帆与莫砺锋、程章灿，张岱年与陈来，王瑶与陈平原，赵俪生与秦晖，陈旭麓与茅海建，石声淮与傅道彬，张舜徽与张三夕，第三代带第五代，就在书房、客厅，权且当做教室，一块聊天而已。别小看聊天，此中有真趣！　　 八十年代，学府没有脱贫，才有坊间的议论：傻得像博士，穷得像教授。愣是不去，机关和国企，炙手可热的地方，住在憋屈的筒子楼，到底图什么呀？　　 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人生一乐矣！　　 五　　 绿茶兄来信，希望梳理青年历史学家，探讨他们的成长轨迹，不觉讶异：在我看来，一代史家，要到五六十岁，才算成熟，现在是不是有点早啊！静心一想，第六代史家，已然人到中年，再不梳理，他们也都开始变老了！　　 第六代史家，出生于1970年前后。“市场”和“电脑”是这一代人的关键词。1970年代生人，相比六〇后，少了些理想主义色彩，多了些现实主义的味道。1992年邓公南巡，吹皱一池春水，第六代很活泛，很自然地，接受了市场经济，不长的一段时间，就风生水起。　　 这一代人赶上了历史的巨变，不仅擅长经营自己，还拥有强有力的工具——电脑。作为与互联网共生的一代，第六代有着极为广阔的信息来源，他们的写作方式，比较互联网化。　　 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着从农业向工业和信息社会跨越的“三级两跳”，社会的急剧变革，使得文化的样式，发生着剧烈的嬗变。农业文明通行的“前喻文化”，通过互联网的普及，正在为“后喻文化”所替代。　　 第五代学者，就生活样式而言，绝大多数生活在“互联网的史前时期”，因为，这一代学者，学术研究过程中，信息的采集和加工，主要通过图书馆、资料室和私人藏书。也就是说，老派学者的成长，依托于北京、上海这样的文化中心，居住在人文底蕴深厚的城市，自然有着极大的便利。在小地方，图书文献方面，有着先天的限制。　　 网络时代的来临，读书人购书、读书的生态，发生了巨大的转换。秀才不出门，就知天下事，只有信息化社会，才能够真正做到。网络这种新生事物，走入“七〇后”的生活，并已形成一种心理积淀。第六代学者的成长，就有可能打破“大地方”对文化的垄断，笔者很期待，“小地方”能够涌现更多的大学者。　　  “七〇后”自身，也存在一个与生俱来的问题：网络时代的碎片化。“互联网史前时期”学术著作，所具有的确定性，随着互联网的到来，被彻底颠覆，并有进一步碎片化的可能，互联网时代的学术伦理，伴着阅读的碎片化，日益变得模糊不清。　　 互联网确实改变了中国的学术生态和格局，但，并不是说，传统路径就走不通了，其实，更多的时候，传统路径还是很给力的。　　 赵晓力、俞江、叶隽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论文指导老师分别是沈宗灵先生、李贵连先生、陈平原先生；付海晏，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导师是马敏先生；朱浒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导师是李文海先生；冯筱才毕业于浙江大学，导师是金普森先生；吴赟毕业于中山大学，受教于吴承学先生。吴飞硕士毕业于北大，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张晖本科、硕士毕业于南京大学，硕士指导老师是张宏生先生，博士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中文系。名师出高徒，老道理还是不错的。　　 比起第五代史家，第六代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短板”。第五代成为老童生，一门心思，要把失去的损失夺回来；他们的老辈，即第三代学者，也是这么想的。师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了“四化”，干劲十足。老辈要把一辈子的经验，传授给这些老童生，当时的学府，确有几分闲暇和宁静。　　 时下的学府，闲暇和宁静，已成前尘往事。第六代学者发育成长，与导师似已不大密切。成为学术掌门人的第五代学者，今非昔比，课题、项目、基金，基地、刊物、会议、答辩、访学，焦头烂额，目不暇给。最该用心的教书育人，反倒支应差事。　　 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不少读书人，已经把攻读学业，作为功利考量，只要跟对了“大牛”，吃香的喝辣的，滋润的很，应时得很！　　 像张晖这样，将学问视为安身立命之所，不说凤毛麟角，但也不会很多。汲汲于功名利禄之徒，充斥学府，是很自然的，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追本溯源，学术生态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大环境和小环境，学术规制这根弦，越绷越紧。评比、总结、职称，都是杀手锏，指挥着第六代学人，团团转。不要说十年磨一剑，就是三年磨一剑，都已经落后了。　　 张晖，这么天才的学者，竟然要一年磨一剑。身体原本就弱，岂能耐得住超强度的劳动！张晖，可说是第六代学者中，最早离世的一位。张晖《龙榆生先生年谱》，是张晖大三学年论文，深得吴小如先生好评。耿直率真的吴先生以为，国内名牌大学的博士也未必有这种水平，徒有虚名的中年学者也未必写得出，因为他们很少耐得住这种枯燥与寂寞，坐不住冷板凳。　　 张晖之死，带来的不该仅仅是追念，还应该反思学术评价和认定机制。量化机制，实在很害人。身上的绳索不能松绑，头上的利剑不能卸下，那么，第六代学人，就不可能获得宁静和自由，中国学术，则很难走出荆棘路。　　 第六代史家，理当秉承着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的信条，通过运用人类学，体悟地方性知识，增进文化自觉，进一步解释：中国何以为中国，世界何以为世界！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文：玛雅一多年前在纽约，跟法裔朋友皮埃尔谈到普鲁斯特跟圣修伯里，谈从前读过的法国文豪们对我的影响。他说他没时间读老普，但书里的开头几段是他们高中语文课的课文，能全部背诵下来。我过去对法国人是有点偏见的，对他们基本敬而远之。生活中遇见的法国人傲慢冷漠，自以为是的审美，让人神经错乱的爱情，我都希望离开得远一些。皮埃尔是一个例外，虽然上面的这些缺点他全部都有。若不是一个机缘，我们这样南辕北辙的人是不会碰在一起的。那时，我们同样爱上了现代艺术，跟他一起出入纽约各个美术馆跟沙龙。圣诞节他回法国，带回一个惊喜的礼物，居然是《似水流年》1913年的首版书。他说他到处去找有老普签名的，但没有见到。他的家族跟圣修伯里家族相关，我也因他更加喜欢《小王子》。我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心力跟体验深入老普的书。从前我喜欢味浓的食物，喜欢浓烈泼辣的大色块，浓墨重彩的情感，拉丁民族的舞蹈音乐跟诗歌。书放在高高的书架最顶层，每次小心取下来，摩挲这本书，感觉赠书人的温馨体贴，但法文的老旧书页，怎么看得懂？皮埃尔的审美很挑剔，精细微妙，我们是敏感碰上敏感，傲慢碰上傲慢，我敏感的是布料、气味、灰尘、天气、温度跟湿度，他敏感的是数学、器物跟艺术品，稍有不合意的就难过。他会因为长发、舞裙跟舞鞋发脾气，比如他只偏爱某种颜色搭配，喜欢某个形状的盒子，一般是棱角分明的器物，他只对某种艺术品情有独钟，某种器物的形状差一点点，都会让他不舒服。我们沟通用的是一种奇诡的心理密码，obsession是其中的一个数码，理解并不需要太多言语。尖锐的敏感不能承受沉重，折磨直到崩溃。那本首版书也在一次次混乱的搬家中遗失。我的沉迷继续往下，文字上我再也回不到语文老师的八股世界里，粗枝大叶的我越来越陷入细腻华丽的感觉跟艺术，由好奇心带引的沉沦，一直往下。我开始深入所有不明朗的情绪、心理、人物跟性别，游弋在捉摸不定的雌雄莫辨中，读深入了，连作家的性别也模糊了，有一次做梦，梦里的普鲁斯特竟然跟我的表姐混为一人，醒来还能感受他/她皮肤的温度跟纹理。到洛杉矶的某一天，在最污浊的洛杉矶downtown的唐人街里，路过一个狭小破败的老华侨书店，堆积满满的没有次序的书架上一眼看到那7卷本的大书，立刻买下来。真想不到在这样鄙陋的地方，书里的贵族竟然流落在臭鱼烂虾的唐人街，如我一样背运倒霉。痛苦打磨了心，磨成海滩上的细沙，捣研碎了，才开始浸润这句话：“Love is a reciprocal torture.” 在孤独的文化沙漠里，我开始体会”The only true paradise is paradise lost.” 纽约生活逝去的点点滴滴，残留下来的就是失眠之夜跟普鲁斯特的倾心交谈，繁复的文字一下子公开了密码。经历无情的背叛跟反复的情绪，时光把情人们的各种面目糅合在一起，变得浑浊不清，好像白内障的眼睛，爱恨情仇都失去锋芒。普鲁斯特的弟弟罗贝尔曾经说：“要想读《追忆逝水年华》，先得大病一场，或是把腿摔折，要不哪来那么多时间？”   这话只说到一个方面，不仅是时间，还要懂得爱情五味，长年被病痛囚禁在床的滋味。病苦让你沉沦或者飞升，慢慢地，苦的滋味丰富起来，有了甘草糖浆的甘甜。我再读老普是车祸之后，我定了一张床，就是那种医院里折叠起来能让你躺着看书的那种床。我那时也在担心是否也会跟Frida Kahlo一样再也不能从床上爬起来，谢天谢地，我没有断手断脚，手伤了，从前溜冰跳舞伤的膝盖也长久不愈。大灾大难，大病大痛之后，读书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普鲁斯特这杯酒，原本以为是夏夜甜甜的薄酒，没曾想却是一杯后劲最猛立刻就让人迷醉的苦艾酒。看似古典的美人，拒人千里之外，慢慢认识了，才知道她其实最单纯。老普是个话痨，他大概害怕晚年成为老年痴呆，不停地精雕细刻描述细节，仿佛一停下笔，那些记忆就要飞到其他星球去，他要赶紧用精细的刀工把它们刻成铅字，偏执狂一样地想留住所有的人跟事。仿佛一个收集狂，房间已塞得满满登登，却无论怎样细小的纸片都不让人拿去。他是记忆的守财奴，不让任何细节从指尖溜走，妄想通过记忆完全拥有从前的爱恋与悲伤。艺术上，我是最烦工笔画的了，生活里也最烦啰嗦絮叨的人，而现在他那种细声细气的语调，词语堆积的絮叨成了靡靡之音，反反复复重复一个mantra，渐渐把我催眠，忘记了身上的痛。我是急性子，看书从来都迫不及待想看到结尾。可老普的书，你无论如何做不到这样。因为下面一章跟这一章并无大区别。原本只想翻找刺激的段落看个大概，可翻来覆去他讲的都是细细碎碎的观察，就是跳到下一本，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老普说话很啰嗦，又喜欢用绕老绕去的长长的复句，一整页是一个句子，常会让人觉得他不知所云。读他需要走暗门幽径，曲径才通幽。细察他的文字带给你的感受，而不是对他的胡言乱语咬文嚼字。他的语言魔法跟乔伊斯是路径不同，但表达的概念是一致的，就是用弯弯曲曲的东西诱惑你进去，如果你有一种进入trance，被砸懵后那种晕眩的感受，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暗道机关必须渗透久了，才恍然大悟，而悟，不是正常人能够做到的，必须心心相印。印心，心对接了还不够，必须互相有点压力，感受对方招法的劲道。我是极简主义者。信奉爱因斯坦的名言：如果你不能把事情简单说明，那是因为你根本没弄明白。听不懂他絮叨的时候，我就用感觉去摩挲。很多人不喜欢他长长的句子，听不懂他想说什么，很可能还是病句多多，但如果你把那些句子当梵文来看，shanti shanti几次就进入了。我惊喜，原来文章可以这样写，漫无目的，随心所欲，愿意多长就多长，汪洋恣肆。语文老师又要说这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了，要是没有那些条条框框，我一早也是这样写字的。从前给家人的信就是这样写也写不完的。日记在被没收之前也会这样没完没了。被老师痛骂了，才有了痉挛跟拘谨。那么多年的写作约束，那么长时间的身体紧张跟痉挛，身体里一个个block都被老普消融得雪化冰消，笔下的字开始流出来。蚀骨噬心的文字穿透全身，我才知晓男性媚起来才是真正的媚气，出手绵软，却耐力顽强，感情投入跟分寸拿捏到多一分减一分都不行。那种柔和的感觉，仿佛流水涓涓，我不知不觉受影响，刚烈变得柔和，好像被一条条丝线缠绕，再大的情绪波澜都被熨烫得平整柔滑，浑身酥软。 文字不再是束胸衣，教条被打乱。我不必披盔带甲，就能纵横驰骋文字的平原了。 二老普是个励志大师。他那样病弱的人意志力跟精神却超级强健，无惧无畏，能有毅力跟身体来完成这样的巨著。男身女相的性格居然内功强大，面对痛苦，他说：We are healed of a suffering only by experiencing it to the full.  他坐在轮椅里跟一群体能健壮的同行作家马拉松赛跑，原本虚弱的身体，结果还是这个坐轮椅的坚持到了最后，并且遥遥领先于他们。英伦才子Allain De Botton曾写过一本书 How Proust Can Change Your Life ，普迷们该读读，非常有趣的另类励志书。由他为名字的心理学名词、哲学名词也出现了，还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心理测试。老普是个太极大师，巅峰推手，最擅长打棉花拳。他的魔力不是一下子就能感受到的。只有经过岁月渗透，慢慢浸泡入骨髓之后才恍然大悟。我籍由他的文字进入禅修、神秘主义，太极跟瑜伽，学习催眠术。原来一切都是相通的。他的书是我的船，老普在河岸的那一边等我渡河呢。他是大魔，他重来复去教我的就只有几个基本招数魔法。完了完了，魔法是不能告诉人的。人人皆知了，还是魔法吗？魔法一是“受苦”。 老普的父亲是法国天主教徒的医生，母亲是犹太富商之女。在天主教跟犹太教里，“受苦”是进入灵魂天堂的唯一路径。灵魂飞升/精神解放经由“苦”跟“虐”来完成。在他的魔法里，爱情在互相的折磨虐待中上升到顶穴，爱情是两条绞缠在一起的蛇，越是缠绕，越贴得近。魔法二是“沉迷”。老普说：If a little dreaming is dangerous, the cure for it is not to dream less but to dream more, to dream all the time.  痴迷，伤害，锁链，这些感受在后面的篇章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捆绑了施者与受者，最后分辨不清到底谁最享受了这高级的待遇。只有拥有、书写记忆的人成为最后的赢家，这是普鲁斯特的主题曲之一。魔法三是“封闭的空间”。在封闭的空间，没有他人言语的介入，想象独立开花，思想在密闭的烤炉里烘烤完整成型，身体各处都能觉知感受，第三只眼开始看到一般情形下看不见的东西。从前不能渗透的奥秘一下子啪啪啪全部打开了机关，通入幽深地穴。深入暗室的玄机之后，一切又回到原点的简单琐碎，了无新意。倒是从前的一点点影子开始越来越深刻清晰，惊讶自己从前执着的激情、热情、obsession都一个个飞到月球。这些文字越来越像一个长年的死囚犯有无限多的时间去回想从前，因他再也无法获得自由，靠咀嚼过往以生存。他被囚禁，也囚禁了读者，我们陷入他营造的反复回旋的时间魔圈。普鲁斯特是文学里的爱因斯坦。他以及同时代的乔伊斯改变了我们对于小说的定义。The time at our disposal each day is elastic; the passions we feel dilate it, those that inspire us shrink it, and habit fills it.  科学上的巨大突破也常常伴随着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的突破，物理学带动哲学的思考，文学启发了科学的想象，全都相通。两位文豪在文学上的突破跟爱因斯坦对时间的思考同步。人只有思考了时间才开始哲学。科学、艺术、哲学全部又融汇一起。 20世纪初的那几年很神，全世界几个超级脑袋全都在同一时间思考相对的时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在大约1905-1922年间，老普的创作也同时，1913年发表自费首版书。《尤里西斯》从创作到出版大概在1914-1921。几乎与《似水流年》同步。科学与文学不约而同地对时间的概念进行阐述。画家达利画出了奶酪一样可伸缩可弯曲的时钟。 MIT教授Alan Lightman 写了一本诗意的书，名字叫《爱因斯坦的梦》，我也从这本书里了解了相对的时间的概念。这个事情越想越玄乎的。他们怎么会在完全不同的领域里都往这个方向走呢？是什么诱发了他们的思考？不得不让人猜想，这世界上的确存在一种汇集的能量，我们至今还无法认知的暗流世界。能量汇集达到某个极限，就洪水一样开闸流向各个领域。普鲁斯特深谙这一时间分裂、聚合的奥秘的。时间片断可以任意剪辑、组合；时间还与心情、人物粘贴起来。这样的小说也改变了阅读习惯，尤其适合我这样乱糟糟乱翻书，没头没尾，风吹哪页我读哪页的懒人。从前的小说是戏剧的延伸，但那一枝杈已经渐渐走入电视剧，里面有人物、情节、冲突。这边这枝分叉是有关身体感觉、心理、时间、空间的，一个新的小说维度打开了。几乎每一篇普鲁斯特读后感都要提到那块让他开窍的饼干。我都要烦死了，但也不得不再提一次，他的这种感受就是佛教里的顿悟。忽然一下子，一切都串通起来。普鲁斯特常让我也有这样忽然觉悟的感受。不执着过去，未来，只关注当下。他的当下就是观察到的细节，他在书写中把过去拉回到当下，一次次来回品咂，他想抓住那些逝去的，得不到的。妈妈的亲吻也好，爱人也好，他用笔死死抓住，刻印下来。我最羡慕的是他有那样一个懂得他的母亲跟外婆，一家人都鼓励他的文学创作。这样的环境、文化熏陶怎么可能不出来一个文豪呢？时光流逝，爱情五味杂陈，伤害与被伤害的感官享受换位，连真跟假也换位了。在the captive这卷中，他写道：Time passes, and little by little everything that we have spoken in falsehood becomes true. 这句话不正是红楼里的那句“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法文版吗？亲情爱情、过去未来都抓不住，能握住的只有当下手里的这只笔。

文：聂作平故事得从一场棒球赛开始。这场棒场赛已经过去了两个甲子，当年的参赛者和观看者都已化作了泥土和腐殖质。人们之所以还记得它，乃是参赛队之一来自一个古老而陌生的国度。当这支参赛队队员的同胞们脑袋后面还拖着一根猪尾巴似的长辫子，还穿着长袍马褂，随时伸手打拱时，这些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已经在被他们的同胞看作蛮夷之地的美利坚生活了将近十年。十年里，这群来自中国的少年，三三两两地入住于新英格兰地区的美国家庭，并与同龄的美国孩子同窗共读。溜冰、跳舞、打棒球，这些新鲜的东西潜滋暗长地烙进了他们记忆的沟回。少年的经历影响巨大，十年过去，他们不仅已经习惯了美式饮食起居，也接受了美式价值观。几十年以后，当他们垂垂老矣，却仍然喜欢用一个当年的词语来称呼自已：BOY。是的，他们就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第一批由政府派出的留美幼童，是古老中国向现代世界主动迈出的重要步伐。按照留美幼童的始作俑者和灵魂人物容闳的设计，这些从十三四岁的孩子中挑选出的幼童，他们将在美国完成从中学到大学的学业。其目的，不仅是让他们成为熟练掌握一门西门现代技艺的新型人才，更在于容闳内心深处有一个美好的愿景：让这四批共计一百二十名留美幼童，通过在美国长达十五年的学习和生活，培养出从生活习俗到个人素质，从人生理想到价值观念都完全西化的一代新人，并通过这些新人去影响亿万同胞，以此挽救正在走向末路的万马齐喑的祖国。然而，在一个识洋文、用洋货，与洋人打交道都会被士大夫和普通民众切齿为汉奸的国家，容闳的思想无疑走得太过遥远，几乎一开始就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尽管留美幼童先后有曾国藩和李鸿章两位晚清巨擘的力挺，但随着曾的去世和李在政治斗争中的屡受攻击，终于，在首批留美幼童踏上美利坚大地九周年之际，一道旨令从北京通过越洋电报送达位于美国的留美事务局：所有幼童一律撤回国内。其理由是：“该学生以童稚之年，远适异国，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对这种语焉不详的说法，当时《纽约时报》一篇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清）政府认为这些学生花的是政府的钱，就应该只学习工程、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对周围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要他们无动于衷。这种想法是非常荒唐可笑的”。社论指出：“中国不可能只从我们这里引进知识，科学和工业资源模式，而不引进那些带有‘病毒’性质的政治上的改革。否则，她将什么也得不到。”于是乎，现有的在美九十余名幼童，分批撤离了他们已经熟悉并热爱的美利坚，启程回返已经因为分别久远而变得模糊的、如同概念一般的祖国。这些幼童，仅有两人大学毕业，其它一部分上大学，更多的还在上中学。这两个大学毕业的幼童，一个是詹天佑，一个是欧阳庚。后来，他们一个成为至到如今仍家喻户晓的工程巨匠，一个则毕生献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在途经旧金山时，幼童组建的棒球队应邀和美国屋克兰棒球队比赛，比赛结果：幼童队获胜。棒球乃美国国球，而中国人居然获胜，这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同时也说明，幼童们在美国的生活已经深入到这个国家和这种文明的骨髓。比赛的获胜对离别的忧愁和学而未竟的悲愤作了一次有效的减压。此后，随着中国的临近，在幼童们心中升腾起的，是对故国的热望和想象中的同胞们对他们的盛大欢迎。毕竟，他们抛家别亲，不远万里奔赴异国，正是为了改造这个积贫积弱的老大帝国。现在，他们终于拥有一技之长――虽然还远远说不上圆满，但祖国不正在渴望他们的归来和拯救吗？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尽管有所谓地球村的说法，但远隔重洋的美国，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仍是一个极其陌生，并因这种陌生而产生诸种隔阂与猜忌的国家。设若时光重回幼童留美时的晚清，在那种要耗上几个月时间才能渡过太平洋，才能抵达美利坚的漫漫旅程，和中国境内四处纷飞着洋人挖人心剜人眼制造大炮的谣言的背景下，把自己的孩子送往美国，简直比把一个美丽却白痴的女儿送进食人部落还可怕。幼童们留下了为数不多的照片。凝视这些照片，让人心中生出许多感慨。其中一张照片的背景是晚清著名的轮船招商总局，大门前，一群孩子头戴小帽，身着崭新的长袍马褂，他们几乎全都表情呆板，眼神里流露出胆怯和疑虑，仿佛是对即将来临的命运感到恐惧。同样是这些孩子，他们几年后的照片上，绸衣小帽变成了西装革履，长辫子变成了小分头，胆怯和疑虑变成了自信与达观。你很难想象，倘若这些孩子没有远涉大洋，没有去接受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文明的春风化雨，而是继续留在古老的中国，他们中的每一个个体，会发生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容闳在他的回忆录里说，这些留美的幼童们“终日饱吸自由空气，他们平时性灵上受到的沉重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便都和旧教育的规范不合。”当这些孩子的同龄人还在中国式的阴暗私塾里，随着冬烘先生的戒尺，摇头晃脑地大声朗读之乎者也子曰诗云时，留美幼童们接受的是另一种无异于霄壤之别的新教育。据容闳的侄儿、留美幼童之一的容尚谦晚年回忆，他们在美国的功课，除了一般的文化课外，还包括了音乐、油画、拳击和军事。此外，他还参加了校外的一个舞蹈学习班，在这个班里，他的舞伴包括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的两个女儿。留美幼童之一的梁敦彦，后来官至清朝外务大臣。他留下了一幅拍摄于留美期间的照片：西装，皮鞋，鸭舌帽，手里拧着一根欧美绅士最爱的文明棍，叉腰站在开满鲜花的原野上。那种精气神洋溢的范儿，你很难相信它的背景竟然是130多年前的清朝。同样是这位梁敦彦，他在哈特福德高中每年举行的毕业班学生演讲比赛中，以对俄国侵略野心的透彻分析而轰动一时，当地报纸专门为此作过报道。梁敦彦演讲的时间是1876年，斯时，绝大多数中国官员对梁敦彦演讲中提到的土耳其和俄国之间的战争，以及大变局下的世界格局，可以说完全茫然无知。就在梁敦彦慷慨发表演说的同一年，李圭参加了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世博会。会上，李圭巧遇了在老师的带领下，前来参观的留美幼童。对此，李圭在他的《环游地球新录》中有详细记载，字里行间，透露出这位最早与西方打交道的知识分子对留美幼童的赞赏之情：“幼童一百十三人……幼童聪敏好学，互相亲爱，见人礼数言谈彬彬然；有进馆方年余者，西语亦精熟……见诸童多在会院游览，于千万人中言动自如，无畏怯态。装束若西人，而外罩短褂，仍近华式，见圭等甚亲近，吐属有外洋风派”。1881年8月21日，美国各界为即将离别的幼童们在避难山教堂举办了一台晚会。幼童吴仰曾寄住的家庭主人玛丽·巴特利特在晚会上给吴的母亲写了封信，在这封信中，这个美国妇女认为：不论在学业，在品行方面，您的孩子一直努力上进。我们坚信他必将成长为一个有用的公民，去为他的祖国服务，同时让他的父母以他为荣耀。也许正是十年美国生活深植于心，当幼童们奉命回国之际，容闳的另一个侄子容揆选择了以逃跑的方式永远留在美国。在他以后的漫长人生中，他除了回国旅行过半年外，其它时间都居住在美国。他甚至非常意外地用一种毅然绝然的方式与他的祖国划清界限：他有七个孩子，他没有教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说任何一句汉语。容揆不合情理的举动，窃以为或许和他的同学们回到祖国后所遭受的冷遇与屈辱有关。幼童们在美的十年生活，变化何其深刻广大。当这些已然西化的学子回到祖国时，却意想不到地成了传统的异端和同胞眼中的另类。清政府之所以中断他们的学业，把他们全体急召回国，就在于卫道士们一再表示过的担忧：幼童们没把洋人的技术学好，反倒受了洋人思想的蛊惑。即便学成了技术，也将是满脑子叛逆思想的危险品。与其这样，不如连技术也不必学了。因此，当幼童们一旦被强行中止学业，立即动身回国，就注定了他们不再是一个被政府信任和重用的群体，甚至，他们已然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祖国的杂种。或者，祖国和他们的关系，套用奈保尔的话来说，“祖国，于我是一个难于表述的国家。”对此，有着先见之明的《纽约时报》早就断言过幼童们回国后将面临的尴尬：这些孩子已经学会了电报技术，而眼下中国政府还不准许在天朝圣国的土地上建设哪怕是一英里的电线。他们已经学会了铁路建设知识，而大清国刚刚拆除了国内惟一一条铁路线。他们深知公民的自由意味着什么，而他们要把这些危险的学问和念头，带回一个不负责任的独裁政府那里。果然，当幼童们甫一抵达上海，立刻领教了祖国的冷漠与警惕――其情其景，就像你热切地投入经年不见的母亲的怀抱，母亲却闪身一旁，命令仆人搜查你身上是否暗藏利器，企图行刺。十年弹指一挥。当年离家时的小小少年，如今已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扑面而来的祖国，却并非他们曾经想象过的热忱与盛大。当幼童们在上海登上祖国大陆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灰色而肮脏的城市，尤其令他们意外和伤心的是：“曾经幻想有热烈的欢迎等着我们，也有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的温暖的手臂来拥抱我们。可是天呀，全成泡影。”码头拥挤的人潮中，既没有前来迎接的政府官员，甚至也没有他们的亲友，他们的亲友压根儿就没被告知，幼童们业已远行归来。惟一一个上船来接他们的人，是一个蠢笨如牛的仆役，此人没有雇用马车，而是雇用了一些独轮车作为幼童们进城的工具。这样，当独轮车艰难地行进在从码头到城里的漫长道路上时，幼童们中国人的黄皮肤黑眼睛，和身上的被认为洋人才穿的西服，以及分头，都成为沿途市民围观取笑的绝佳素材。独轮车通过法租界时，有些车辆没有通行证，幼童们不得不下车自扛行李，徒步经过。幼童之一的黄开甲在写给他的美国家长巴特产夫人的信中抱怨说，“在中国士大夫眼里，这都是丢人现眼的事。”更令幼童们悲愤的事还在后头――他们难以相信的是，他们的祖国竟然把他们当作了囚犯。他们被一一点名之后，被一队手持武器的清军，押往上海道台衙门后面一个废弃了的书院关押起来。这所书院已废弃十年之久，墙壁剥落，门窗腐烂，经年不息的霉味四处弥漫，每个人的床就是两条板凳上摆一块木板。黄开甲认为，即便是土耳其人的监狱，也要比这所书院整洁舒适。次日，正值中秋佳节，一些已获知幼童们回国的家长，为久别的孩子备下了酒宴，但他们却被继续关押在求知书院，不准越雷池一步。在关押了四天之后，他们才又三人一组，由清军押着，前往道台衙门向道台大人磕头请安。去衙门的路上，两旁仍然是看热闹和奚落的人群――那就是他们发誓要拯救的亲爱的同胞。上海的屈辱遭遇只是一种暗示，即暗示着这些被祖国派往异国的孩子，他们已经不再被祖国所接纳。幼童们返国之初，曾天真地幻想，政府也许会幡然悔悟，再送他们出国完成未竟学业，他们的导师容闳也为此周旋于政坛大佬之间。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事。而且，更要命的是，不仅上海道台对他们充满傲慢与偏见，整个国家的肉食者们几乎都与上海道台同一个鼻孔出气。幸好，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还能清醒地认识到幼童们的价值，为此，这位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封疆大吏将大多数幼童安排到了他辖下的机器学校、天津水师和鱼雷学校。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幼童们回国直至大清灭亡的三十年间，绝大多数幼童都没得到过政府的重视和重用；少数一些幸运儿，也只能算是用而不重，任而不信。与其说这是清政府对幼童的鄙薄，不如说是一种业已因僵化而走向死亡的文明对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文明所培养出的人才的不信任。如同一位被抱养在外，长大后返家的孩子，孩子想改变家庭的贫弱，但父母却因看不惯孩子的生活方式与处事方式而怀疑他是回来争遗产的。因此，在幼童们的青壮年时代，尽管他们满腔报国之心，祖国却不可能信任他们。好比一个目睹母亲被人强奸的儿子，当他正要奋勇上前搭救时，却遭到了父亲不顾一切的阻挠。壮志未酬的悲怆与郁闷，乃是情理中的事。然而，就像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已的父母一样，一个人也无法选择自己的祖国――你可以改变国籍，你可以乔居海外，但你的祖国却是无法更改的，犹如祖国的英文名称所暗示的那样，那是命中注定的事情，如同血型，将伴随你的一生。因而，尽管不被信任，尽管被视为喝狼奶长大的异端，但当这个腐朽的国家需要他们时，幼童们仍然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回应了这个日薄西山的国家。其情其景，让人忍不住有种向他们大声断喝的冲动：你如此热爱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你吗？1884年7月，正当中法两国因中国的藩属国越南受法国侵略而爆发战争之际，驻守在福州马尾的扬武舰军官黄季良给他的父亲写了封情词殷殷的家书。自从1873年作为幼童赴美，被朝廷召回又到严复任教的福建船政学堂读书，黄季良与他在江南制局当差的父亲很少有见面的机会。当是时，这位年仅二十四岁的军官敏锐地意识到，随着法国军舰以保商为名进入闽江，中法之间的一场大海战迫在眉睫，自己作为一线军官，随时可能血染沙场。他在这封家书中，对未能侍奉父亲，感到“负罪实深”；对于父亲的教诲，黄季良表示时刻铭记在心：“犹记父亲与男之信，嘱以移孝作忠，能为忠臣即为孝子等语。”当此国家板荡之际，“男既受朝廷豢养之恩，自当勉尽致身之义。”黄季良担心，战争一起，自身生死难测，虽然为国尽忠，死而无憾，但未能与生父欢聚，却是人生之大憾。为此，他在这封信中，附上了一帧自画像。黄季良留下的这帧自画像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稚气未脱的青年，身着大清官服，双目炯炯，笔直地注视着虚无的前方。就在这封家书和这帧自画像寄出一个多月后，黄季良预言过的中法马尾海战爆发。仅仅半个时辰，福建水师就全军覆没――黄季良服役的扬威舰在开战后不到半分钟，就被击中右舷沉没。许多年后，我曾寻访过当年的海战遗址――即闽江即将汇入大海的马尾罗星塔下水面。虽然曲折奔流到此的闽江已经远比上游更为开阔，但当年敌我双方近二十只军舰在如此狭窄的海面拉开决战，几乎就等同于面对面的白刃肉搏。受制于人的福建水师在仓促之际迎战，再加上实力悬殊，败绩可谓必然。这场海战中，有六名留美幼童参战。其中，除了与黄季良同舰的容尚谦和吴其藻落水逃生外，包括黄季良在内的另外四名幼童，全都在激战中阵亡。在今天的马尾镇上，还有当年清廷下旨建立的昭忠祠，祠内的石碑，虽历经一百多年风雨，但七百七十二名烈士的名字依然清晰可辩。留美幼童的表现，也引起了他们视为第二故乡的美国的关注。美国驻华公使专门为此给美国国务卿写信：“在此次中法福州事件中，一批由美返国的学生，现在中国政府服务者的英勇表现是最引人瞩目……这些‘洋化’学生都充分表现了高度勇敢及爱国心。他们在美国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对其祖国做出重大的贡献。”是的，他们的洋化被同胞们视为叛逆并加以嘲弄，但关键时刻，他们仍然为这个时刻痛心着的国家冲锋陷阵。虽然祖国把他们视为杂种，他们却为这个国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既是生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宿命，更是东西方人伦皆通的赤子情怀。留美幼童肇始于同治年间，在这位因天花而夭折的年轻皇帝统治期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带来的是中国与西方列强短暂的和谐，加之已成心腹大患的太平天国被扑灭和洋务运动的勃兴，这一时期呈现出貌似蒸蒸日上的繁荣，史家称为同治中兴。几乎与同治中兴同步的另一桩必将载入人类历史的大事，则是中国的东邻――多年以来的学生和粉丝――日本实施了明治维新。如同中国一样，原本闭关锁国的日本，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也遭到了西方国家入侵，也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为此，明治天皇统治期间，进行了旨在脱亚入欧，追赶近代世界的改革。当明治维新使得这个从政治到文化，从饮食到服装，无不以中国为楷模的国家神奇地变得异常强大，并在短短二十年后，竟然以区区岛国的力量击败一个疆域以千万计的大国时，大清的国运却早已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和随后的庚子拳变而坠入风雨飘摇之际。曾经被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等精英寄托了无限期望的所谓同治中兴，事实上只不过是这个即将谢幕的王朝的回光返照。大清的失败与日本的成功，原因和理由是多重的，但从这两个同为东方古国的政府在对待各自的留学生的立场上，就能清晰地判断得出，到底哪一个国家将在历史的竞赛中获胜。日本向海外派出留学生，始于明治维新前夜。就在容闳紧锣密鼓地为幼童留美活动时，日本派出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耗时近一年之久，遍访欧美各国――代表团随行有五十多位青少年，他们在欧美各发达国家留了下来。在出发之前，明治天皇甚至亲自接见了留学生代表。而在中国，留美幼童们启程前，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最高官员也不过四五品。明治维修后，日本派往欧美各国的留学生数量激增，当中国才向美国派出两批幼童时，日本派出的留学生已多达一千人以上。更令人郁结的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参与这场战事的双方军官中，都不乏留学欧美者。但那场决定了近代史上中日各自国际地位的海战的结果我们早已牢记在心：中国如同马尾海战那样，又一次遭遇惨败。这场海战中，中方共有十一名留美幼童参战，阵亡三人，负伤一人。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吴应科，海战时，他是定远舰作战参谋，入民国后担任过海军右司令。一个叫泰勒的英国人时任定远舰中校顾问，他后来回忆说，海战时，“（吴应科）在硝烟弹雨中，他本可以藏身在炮塔之中，但他挺身屹立在甲板上，正当其时，他身旁的一位水兵被炮弹轰毙，血肉横飞惨不忍睹”。但是，尽管吴应科们如此英勇，却依旧无法改变失败的定局。就像再强大的愿力，也无法挽住一个国家滑向深渊的车轮。战后，吴应科因作战勇敢，被授予巴图鲁称号。但他愤怒地把政府颁发的勋章扔进了浊浪滔天的大海。甲午战败，老臣李鸿章满怀屈辱地担任全权代表赴日议和。多年以来，李鸿章常被加以汉奸和卖国贼之类的骂名，其实，作为彼时帝国最清醒与最开明的官员，他焉能不知这个肉食者们只知痛饮漏舟之中，高歌危屋之下的帝国已经完全不可救药吗？但除了割地赔款，难道这个罪孽深重的国家还有其它前途可言吗？与李鸿章随行的，有一位叫林联辉的留美幼童，在日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年迈的李鸿章如何在谈判中受尽折辱，甚至被激进的日本浪人行刺，差点就命丧异国。同样是到海外吸取过另一种文明养份的留学生，当日本留学生们高歌猛进，叱咤风云时，林联辉却只能在悲怆中为命悬一线的李鸿章包扎疗伤。比较中日留学生在各自国家的命运，或许会给我们提供以史为鉴的机会。留美幼童长时间被看作是夷人化育的异端和杂种，不重不用，或控制使用；而日本则当作国宝，当作改良民族素质的急先锋，尽力给他们以表现的舞台和实施才华的空间，他们为日本的脱亚入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此泾渭分明的做派，说到底，不过是中国希望留学生仅仅限于学习西方技艺，而日本则希望全盘西化。与清政府日夜担忧留美幼童会因身处异乡，在异族的文化背景下数典忘宗，甚至沾染上美国人的思想观念不同，日本从明治天皇以下，全体脱下和服，改穿西装，至于他们派出的留学生，更是无人对他们在异乡的思想是否合于传统是否离经叛道而忧心衷衷。清政府派出幼童留学也好，实施洋务运动也罢，其实质，都只是希望学习洋人的技术，至于洋人的思想，洋人的生活方式，必须视为可怕的超级细菌，全体臣民都得拒腐蚀，永不沾。大清的梦想一言以蔽之，就是张之洞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而，就像严复强力反驳过的那样：“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也就是说，把一种文明分为体与用两部分，只吸取它的用而抛弃它的体，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事实证明，严复的预言何其具有先见之明：只要西方技术而不要西方体制的清朝走向了穷途末路，既要西方技术更要西方体制的日本则迅速跳出困境，一跃而为列强之一。李鸿章算得上留美幼童的知音。甚至，当他临终之时，守候在他病榻前的，也有一位幼童，那就是前面说过的吴应科。但即便是李鸿章，也无法真正发挥幼童的作用，无法委之以重任。一则，李鸿章已年事渐高，二则，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多年宦海沉浮，不想授政敌以口实。真正重用幼童的是袁世凯。正是在袁世凯当政时期，幼童们异军突起：他们要么占据政界要津，要么驻节海外，要么成为新兴的电报、铁路、矿山和大学的开创者与集大成者。吊诡的是，被指斥为窃国大盗的袁世凯，他无疑是一个开明的改革派，他看到了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但这个热衷学习西方的改革派，最终却企图把中国重新拉回帝制的泥沼。这说明，传统中国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尽管有欧风美雨的横空出世，传统的胎记依然难以真正洗刷得干净。幼童们的黄金时期来得有点晚，但毕竟来了。就像房龙说过的那样：“凡是上帝触摸过的人，不管他遭到什么样的障碍和多么无礼的对待，他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显然，幼童们就是被上帝触摸过的人。当幼童们大展宏图之时，他们曾经效忠过、但对他们的效忠视若无睹的大清已经划上了句号。时代翻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天地一新的民国。或许可以说，是大清自已拒绝了这些满怀赤诚的拯救者，拒绝的结果是，作为拯救者的幼童们报国无门，而作为拒绝者的大清则轰然倒塌――这个日暮途穷的祖国最反动之处就在于：它宁愿选择死亡，也要断然拒绝来自另一种文明的急救。

在今天的中国，教育是人们除政治之外，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如果说政治更多意味着当下的生存，那么教育则似乎着眼于未来。人们或许可以忍受一个不自由的社会，但似乎无法忍受一个不自由的未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中产阶级大规模移民西方世界，对子女教育的关切应是促成这一行动的重要动力。不少继续生活在中国的家庭，也在公立学校的教育之外，寻求多样化的教育机会。人们对现行教育的强烈不满，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问题，都要求我们对何为教育进行深入思考。但在现有的学术体制中，更多的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性的层面上。而对教育的本质、自由与教育的关系，则明显关注不足。或者说，我们对教育缺乏一种总体性的反思。对此问题，也不是所谓的教育哲学所能解决的。正如有西方学者所指出的：“没有什么脱离作为整体的哲学的教育哲学。”[1]从这一角度看，在现有的学术体制中，“教育哲学”的存在，本身就是教育问题的一部分。在前现代社会中，教育是维持政治统治的工具，是政治教化的一部分。因此，在现代之前，教育本身没有独立的地位。只有在现代社会，教育才真正与自由联系在了一起，“任何取消社会阶级区别和号召所有人自由的社会，应当把教育构想为本质上是自由的，是为所有人的。”[2]在如下的讨论中，我们将以洛克、密尔的部分思想为基础，简要论及自由与教育的关系等问题。 一 本体论意义上的个体性原则，是与自由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弗雷格关于对象和概念的区分，在逻辑和语言的层面上，确立了个体的存在论基础。如果说没有个体在存在论意义上的优先性，自由的观念就无法确立。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对我们每一个体而言，首先即意味着自立。或者说，一个人在个体意义上的自我确立，即意味着自由。个体性自由的确立，是以个体生命的存在为前提。一个人如果连生命都没有了，也就无所谓自由了，尽管在笃信宗教的人那里，灵魂的自由最要紧。生命的保全既是个体的生存本能，但也更需要法律的保障。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尽管说个体的自由有其存在论上的依据，但在社会—政治层面，这一自由又是如此脆弱，而只有公正的法律才能为其提供强有力的保护。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谓的自由是法律之下的自由，这就要求自由的个体之间，不得相互侵害。而且，这里的法律必须是保障自由、维护权利的法律，而不能是有权势者打击他人的工具。一个人的自立，在洛克看来，还与财产权有关。事实上，即使仅从经验的角度看，我们也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一个在财产上享有自主权的人，无论在精神还是其他方面，他都可能享有更多的自由。与此相反，一个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体制或他人的人，在许多情况下，仅仅为了生存他就不得不放弃许多自由的权利。但在许多激进主义者看来，财产权的确立，似乎不过是对自私和贪婪的保护。而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才是最大公无私的，足以承当起“博爱”的美名。但正如王楠在《培育自由：洛克的教育哲学读解》中所指出的：“洛克对财产权的肯定完全不是对自私和贪婪的肯定。乐于与他人分享自己的东西是美好的品质，保护私有财产，本质在于尊重每个人应得的‘生命、健康、自由和占有’，避免个人的勤劳受贪婪和懒惰的侵害。”[3]从这个角度看，洛克强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恰恰是对勤劳这一美德的认肯。汉娜·阿伦特从概念分析的角度，对“财产”和“财富”进行了区分。她认为一个人拥有财产，在道德上是应得和正当的。而对过量财富的疯狂追逐，则是人性的贪婪所致，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应受到限制。洛克对于人性的贪婪，有深刻的批判，王楠在研究中指出：“人越发空虚浅薄，又越发渴望支配（dominion）和占有（possession）。他越是无法把握自己，就越是想要抓住在自己之外的人和物。”[4]从这个角度看，一个独裁者对权力的极度贪婪，以及那些生活在专制政体下的人们，之所以热衷于对他人的控制和对金钱的占有，其实都不过是自我的空虚所致。如此，则一种不良政体的存在及其运行，同时意味着生产出大量的病人。正因为洞悉到了这一点，洛克希望通过教育的方式，教会人们过一种完满自足的充实生活。而在这样的生活中，名誉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的名誉就是他的人格的规定，表明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一个人对自己感到羞耻或认为自己有信誉，来自他对自己名誉的评价，对自己人格的认识。”[5]而认识自己，其实是不容易的，对于小孩子而言，尤其如此。因此，按照洛克的意见，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一定要爱惜受教育者的名誉。或者说，只有当一个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他独立的人格受到充分的尊重和爱惜，他才有可能成长为一个爱惜名誉的人。一个爱惜名誉，对自己和外部世界，都有着独立判断的人，即真正的绅士。王楠指出：“真正的绅士，会用真正的名誉来衡量自己做得对还是不对，并产生相应的荣誉感和羞耻感。这种对名誉的爱，不是出于对荣誉的饥渴而汲汲于他人的赞许，那种欲望是虚荣（vanity），是内心空虚的体现。对虚荣之人来说，名誉只不过是穿戴在身上的装饰品，可以拿来向他人炫耀。但对真正拥有自尊的人来说，那是自己人格的体现。孩子对名誉的重视，使得他会主动接受他人赞许和责备的引导，逐渐用羞耻和信誉感约束和决定自己的行动。”[6]正如洛克所言，名誉是一种法，因此是一个人对自身的约束，也是他行为处事的尺度。而对荣誉的过度追逐，则是一种价值上的虚无和心理上的虚荣，事实上也是一种病。而且，一个人对权力、金钱和美色的过度看重，表明他不过是自身欲望的奴隶，因此根本谈不上什么自由。 二 现代人的一个基本特征，即接受教育的过程格外漫长。一般而言，一个现代人在学校度过十多二十年的时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现代社会的高度复杂性。也就是说，一个自然人要理解和适应现代社会生活，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知识积累。但即使如此，一个人在学校学习了十几年，可能记住了大量零碎的知识，但对于何为学习、学习为何的问题，却缺乏真正的理解。这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在中国的教育中尤为突出。关于学习问题，密尔在就任圣安德鲁斯大学名誉校长典礼上的演说中说道：“学习的目的不是掌握一些对将来工作起作用的知识，而是对关系到人类利益的所有重大问题有所了解。”[7]但在中国目前的教育中，无论是大学还是一般公众，都迫切地希望大学生在学习期间，掌握更多谋生的技术和知识。基于这一认识，大学开设了更多技术性的专业和课程。但这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技术性的知识，只有在具体的工作中才能学到。在大学课堂上对技术性知识的讲授，其实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纸上谈兵。而且，这样的知识很容易随着技术的革新而变得毫无用处。因此，在大学课堂上教授有利于谋生的知识，表面上看是为学生未来的工作考虑，但事实上，这既不利于谋生，同时也耽误了理论知识的学习。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如此，何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原理性问题的学习和探究上，从而以不变应万变？密尔就认为，教育所能提供的更多是一种宏观的视野，因此，“我们的目的是学习对自然和人生宏观的、正确的观点，并在心中牢牢铭记把时间浪费于实际不值得为之努力的琐屑事物实际上也就是怠惰。”[8]在生存论的意义上，人不断学习的过程，其实是从空虚中挣脱出来，不断走向自由充实的过程。王楠写道：“人学习和求知的过程，是脱离迷茫不定、把握到神圣真理的过程。经历了这个过程，人才能从虚无中摆脱出来，真正认识到自己是谁，在这个世界上该做些什么，获得人应有的规定性。这就是寻求知识和真理对现代人的意义。”[9]从这个角度看，学习的终极目的，仍是那句古老的名言：认识你自己。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只有在世界之中，一个人才可能真正看清自己。与此相反，一个闭目塞听、执着于自己的自大或自恋狂，既不可能认知世界，也很难看清自己。学习或求知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开放自我，追求真的过程。这里所谓的“真”，大致有这样两层意思。一是真诚，即求知者对所学习的东西，要有一种真切的关怀，一种求真的意志。二是真理，即相信有些东西确乎是真的，而且这样的东西必定存在。一种自由的教育，就应该鼓励受教育者说真话、求真理。而这样一种精神，恰是西方文明中最核心的力量。王楠就此写道：“坚持讲真话，就是承认、服从、信仰和追求这真理。人只有承认它，服从它，信仰它，追求它，才能够让它进入空虚的自己，与它相统一，成为真正的人。一切科学和哲学思考的预设是：真理存在。而以上帝信仰为基础的道德的预设是：道德是上帝为人所指出的通向拯救的真理。讲真话就是相信‘真’的存在，相信‘真’的存在才能追求‘真’。这种认‘真’、求‘真’和服从‘真’的意识，深深扎根于现代西方文明的精神之中，成为支撑它的核心力量。”[10] 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所谓真即是其所是，即让是的东西是，让不是的东西成为不是。这样一种追求，不仅有其伦理上的指向，且更多与知识论连在一起。从这个角度看，知识或学术就不是私有财产，而是天下之公器。王楠在“读解”中写道：“知识是要拿出来与他人相互交流、讨论的，是社会的共同财富。相互交流思想和知识，不应当是为了个人自己的利益，而应当是为了真理本身。所以，人们应当以诚实的态度、平实的语言、耐心的解释来向他人表述自己的观点，传达自己的思想，而不应当傲慢偏执，自诩握有绝对真理，借知识之名争斗不休，或在虚假的学术幌子下面谋求个人的利益。”[11]如此一来，在真理与自我的关系上，即意味着真理掌握我们，而非我们掌握真理。在如上引文中，作者特别强调人们在讨论知识问题时，应当使用平实的语言。关于这一点，有必要再说几句。关于语言，洛克曾指出：“在我们与他人的谈论中，语言的目的主要有三种。第一、是要把一个人的思想或观念让另一个人知道。第二、是要尽可能简易，迅速地达到这个目的。第三、是要传达人们对于事情的知识。”[12]洛克的意思很清楚，即语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思想或观念的交流。而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的，人们最好使用一种简易而有效率的方式。如此，平实的语言就应当是一种最优的选择。将这一理解贯彻于教育之中，则“不可给孩子的心智充塞一堆意义不明的词汇、逻辑不清的理论，让他们学会用浮华的修辞和论辩的技巧来满足自己的骄傲和虚荣。”[13]文：李文倩如果我们对知识抱有一种谦逊的态度，那么使用一种平实、素朴的语言来对知识进行表述，就应当是一种极大的美德。与此相反，那种表面华丽的措辞，不过是乱人心智。张中晓在《无梦楼随笔》中，曾对自己有这样的反省，即因早年读了许多诲淫诲盗的文学作品，反而对于自己的思想能力，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因此，一种自由心智的培育，应当使用什么样的语言，这一问题值得认真探讨。 三 现代学术的一大特征，即所谓分工，或曰分科治学。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有道理的，因为随着人类知识的高速度积累，任何一个人即使穷其一生，也无法穷尽人类知识的各个领域，更不用说要有所创造了。但对这样的一种趋势，如果以一种极端立场对待之，则是相当危险的。知识人蜷缩在一个个过分狭小的领域中，丧失了进行宏观判断的能力。如此一来，学者们在知识上的工匠化，必将使其无法成功培育一种自由思考的心智和能力。汉娜·阿伦特针对这一问题，在《论暴力》一文中写道：“许多领域都无休止、无意义地追求原创学术，而在这些领域，如今也只可能有渊博的学识，这种追求要么彻底的不相干，也就是著名的‘对越来越少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要么导致伪学术的发展，而它实际上毁灭了它的对象。”[14]密尔也曾指出：“根据我们已经有的经验可以知道，如果只埋头研究一种学问，对其他所有的学问与研究不闻不问，必然导致人类精神褊狭而误入歧途。这种情况下，精神内部孕育出对特殊研究的偏执，伴随而来的是那些视野狭窄的专家们都丧失理解、评判宏观事物及其根源的能力，并具有一种共同的偏执。我们不得不这么预测：所谓的人性，将越来越因只能熟悉细小的事物而渐渐萎缩下去，一旦面临重大的事物就不能适应了。”[15]应该说，汉娜·阿伦特和密尔所担心的情况，在今日之中国已相当严重。而这样一种对碎屑事务的无休止的迷恋，在一个没有学术自由的社会中，则会得到更多官方的鼓励。于是乎，学者们沉浸在细小的愉悦之中，并为此而洋洋得意。但整个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极度高昂的。公共言论空间的萎缩，使多数专家处于毫无见识的状况，但也正是这些人，凭借少量的专门知识，在他根本不懂的一般性问题上大放厥词。其所造成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这样一种学术现状，反映到教育领域，即过度的学科化。但正如密尔在“塞奇威克教授的讲义”中所指出的，大学阶段的教育，不应以培养学者为目标。他写道：“在大学生理应达到的教育阶段，可以把他们从个别科学的、细部的、一个个的微观考察中解放出来，升华他们的思想，教会他们将科学和人类文化视为整体，认清不同学科在前者中的位置和在后者中发挥的功能。”[16]而我们知道，这样一种知识论意义上的“解放”，是培育自由心智的必须。参考文献：[1][2]陈嘉映等译．西方大观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301、303．[3][4][5][6][9][10][11][12][13]渠敬东、王楠．自由与教育：洛克与卢梭的教育哲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79、20、41、41、103、75、111、110-111、119．[7][8][15][16][英]约翰•密尔．密尔论大学．孙传钊、王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6、26、24、112．[14][美]汉娜•阿伦特．共和的危机．郑辟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99． 

文：萧瀚 黄钟在他最新出版的《帝国崛起病》的自序中有这么一段话：“（我的理想之一），就是探究人之为人，在一个什么样的政体下才会面对权力而不显渺小……这本书，就是我追梦过程中的一个思想小结，虽写的都是他国故事，但我相信道不远人。” 这段话是理解《帝国崛起病》核心思想的基础。这本世界政治史学术随笔，通过最近几百年来世界上风起云涌、兴亡勃忽的帝国命运，及其与英国、美利坚联邦共和国的对比，广泛涉及制度设计、民俗文化、历史传统等全方面的历史过程，通过正反两类历史案例，阐述了一个似乎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把每个人都当人并认真善待，而不是把人当做国家工具的地方，才会是水草肥美、安居乐业之所，也才会是让人喜欢甚至热愛的地方，虽然它未必强大，未必耀眼。 这其实就是文明。然而，文明是个技术活。人类的大量历史证据表明，文明，尤其是政治文明，无论内政还是外交，至少在前现代是相当稀缺的。与此相应，帝国崛起的幻觉，反倒是人类历史上是长盛不衰的政治海洛因，其剧毒的性状有过无量数的历史佐证。它从人性的权欲中疯狂繁衍，结出各种畸形的政治毒瘤。对本国的横征暴敛和对人权的摧残，对他国的掠夺与屠戮性战争，便是吸食这一政治海洛因的结果。 《帝国崛起病》分别从三个方面探讨国家兴衰，即公民美德与制度以及国家兴衰的关系，政体与国家强弱是否相关，以及不同政体中人的生存状况。 公民美德与政治制度 共和国是一种对公民美德有较高要求的国体，正如帝国往往是一种扼杀公民美德的国体，不过，是否存在国王并非检验是否共和国的标准——“英国是个裹着君主制外衣的共和国”，而克伦威尔、希特勒、东条英机也并不称帝。 彰显政治人物政治品德的是他们如何对待权力，如何理解自己的职责，至于他们被称呼为国王还是被称呼为总统，虽然并非完全不重要，但至少没有重要到足以以此确定国体的地步——“（克伦威尔）尽管没有国王的头衔，然而他拥有的权力和威望使任何一位国王都望尘莫及。”《帝国崛起病》开篇“一个人和一个共和国”，耐人寻味地讲了一个关于共和国政治家的公民美德故事，一定程度上也是给全书核心思想定调。华盛顿领导给养匮乏的大陆军经过八年鏖战，取得了胜利，在此期间，他不但拒绝了薪水，还倒贴了自己的财产，胜利之后，立刻交出兵权——他甚至痛斥给他写“劝进表”当国王的军官。在回到弗农山庄享受了短暂的安宁之后，华盛顿二度临危受命，组建一个更合理更健全的联邦共和国。但在出任了两界共和国联邦总统之后，他坚决地终止了自己的权力生涯，从而给美国后续的掌权者立下了不贪恋权力的榜样，成为功成身退的现代辛辛纳图斯。 华盛顿表态拒绝第三届任期时的情景，由吉尔伯特•斯图尔特所绘 这就是一个政治人物的现代公民美德。黄钟说：“制度固然重要，政治家的品德也绝非无足轻重。共和国离不开美德。没有对政治美德的向往和践行，就没有共和国。一个心灵败坏，不信奉美德的民族，支撑不起一个共和国。”从英国议会如何控制国王钱袋到北美人民抗税独立，美国如何控制军权到美国如何帮助别国，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在形成制度的过程中，人的作用是多么巨大——虽然制度稳定之后，制度本身的力量更为强大，但人的美德是制度的起点，缺乏政治美德的人倘若成为制度的确立者，往往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书中作为反例多次出现的克伦威尔，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即使在英国这样一个拥有长期法治与议会传统的国家，克伦威尔这样的独裁者照样能成就其暴政统治。“创造怎样的世界”通过两个战败国德日如何解决夙仇以及如何处理与战胜国美国的关系，再次回到首篇的主题，即人对制度的形塑作用，当一个国家处于积重难返的劣质制度与劣质公民恶性循环之中时，外来的健康新鲜力量会给予巨大的协助力量。很难想象，没有“不要赔款也不要土地”的美国帮助，日本和德国要花费多大的代价才能从废墟中爬起来。 作为一种强烈对比，黄钟用大量篇幅讲述了与华盛顿、美国不同的另一面故事。举凡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日本帝国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这本书都用详实的史料，娓娓道尽其一步步既裹挟他人、自身也欣然前往地狱的过程。这些给人类带来过巨大灾难的政治罪犯们，因为独裁的权瘾与错误的帝国理想，在危机四伏的荣耀里用暴力和谎言推行自己的癔症、制造他人的噩梦。 黄钟在讲述这些故事时，也详细介绍了政治罪犯们所处的支持他们的环境。比如，“创造怎样的世界”篇里就讲到希特勒在兼并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时的举国若狂；“希特勒的军队”篇里则说，“在希特勒摧毁共和政体，建立独裁统治的过程中，国防军袖手旁观。同样的帝国崛起病症状也出现在日本帝国：二战初期，日本“举国陷入一种有如将鸡蛋当石头的、无根据的狂妄、自信之中”。 政体与国家强弱是否相关 一个国家会不会强大与权力安排方式的制度之间未必关系密切，民主的共和国和专制的帝国既可能成为周边国家威胁的强大国家，也可能弱小而未能成为国际祸害。在“宪法这头狮子”和“帝国崛起病”这两篇里，黄钟通过美国的有限对外战争与日本走向灭亡的两个案例表明，并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共和国就意味着一定不会产生帝国行为，比如当年的美西战争，黄钟强调两种不同政体的制度安排，差异体现在别的方面，这远比是否会发生帝国行为要深刻得多。 民主与专制这两种不同政体最重要的差异，是在纠错能力上，安排得当的民主制可以及时制止错误的帝国行为，能够为愚蠢的狂热降温，而专制制度则更依靠专制者的偶然行为，日本帝国没有获得这种偶然的止损决策，于是走向害人害己的灭亡之路。 黄钟用美国的对外战争（包括其侵略战争）和德日的对外战争中民间对待战争的态度，以及言论自由度来区分两种政体安排的差异，充分展示了权力获得制衡的共和国，与权力不受限制的帝国，特别是在战争中将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前者即使发生错误，也会因为权力受到约束而更容易获得及时的止损决策，后者则常常会在权力的偏狭恣意中走向毁灭。 其实，古希腊的雅典帝国，也曾因为堕落为民粹的伪民主制，而走向远征西西里的灭亡之路。美国作为一个共和国，其持续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人权得到长期持续增长性保障的副产品，而并非其刻意的结果。而且现在依然持续的强大也未必能顺延到未来的强大。 黄钟在讲述这些帝国兴亡盛衰的过程中，有意识地详尽展示不同政体是如何对待权力的。所有那些给本国和外国制造巨大灾难的帝国，都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疾病，就是权力缺乏分立与制衡。希特勒通过魏玛宪法的漏洞，利用凡尔赛不平等条约带来的民族仇恨心理，攫取了独裁权力，缔造纳粹德国；日本明治宪法的错误制度安排，使得军部趁机建立法外的暴力统治，直到它将半个世界推入火海。 与之相对的，是从华盛顿开始，美国一直孜孜以求将权力分散，并且创造相互制衡的权力体系，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没有任何一项权力能够获得独裁的可能性。尤其是将兵权成功地纳入到文官领导的权力体系中。 搞清楚在那些早已轰然倒塌的帝国废墟上最值得挖掘的是什么，远比研究其特定的倒塌原因更重要。其实帝国未必总是会如人愿而倒塌，正如黄钟总结的：“无论是专制、极权政体，还是共和政体，都不能确保凡是采用它们的国度就一定不会衰落或败亡。”“说只有民主共和才能造就文化强国，才能滋养出创新型科技强国，跟称只有专制极权才能成就文化强国，才能建成创新型科技强国一样，缺乏历史经验的支撑。”这样的总结很冷酷，但它符合历史事实。 可见，关于权力安排的不同制度，会使得一个国家沿着不同的道路行进，走向人间还是走向地狱，关键不在于它是否足够强大，而是要看权力分立与制衡设计是否足够优越，同时人民是否普遍地具有公民美德——不同的权力安排方式也意味着保护甚至提高/压制甚至摧残各种公民美德。 不同政体中人的命运 研究帝国崛起病的要点并不在于帝国会不会灭亡——共和国也会灭亡，共和国也未必时时正义，而是在于生活其中的人们能够过怎样的生活。可以说，黄钟讨论的帝国崛起病，其症状并不在于病人会死，而在于活着的时候是怎么活的，这是黄钟思考的核心命题“人怎样才能在权力面前不显得渺小”必然的逻辑结果。 在黄钟眼里，帝国崛起之所以是一种病，是因为它离开了一个国家本身存在的依据和理由，即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只是保障本国国民的人权，作为内政延伸的外交也同样需要服从这一准则，因此善待他国和抵抗外侮也是其必然的逻辑结果。在他讨论的这些德日苏等著名帝国崛起和崩溃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掌权者怎样地破坏制度攫取非法的无限权力，以及制度本身存在着怎样的重大缺陷，导致了政治罪犯们获得可乘之机，使得非法权力获得恣意运行的危险轨道，从而残贼人权——包括本国。 德日苏等兴亡如白驹过隙的帝国废墟，首先是本国国民的人权坟墓——虽然它常常埋葬的不只是本国的人权，其次才是一个帝国废墟。正如一个强大的共和国（共和国未必都强大），首先是因为人权得到了有效保障，国家实现了其初始和最终的目的：让人获得尊严，如德国现行基本法的第一条所昭示。对于共和国来讲，强大从来就不应该是它应当追求的目标，瑞士就从未强大过。强大、尤其是一时的强大，并不取决于制度，而取决于更多的要素，比如领土、人口、资源，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英国的两次分家”篇，黄钟通过讲述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战争、印度的独立运动经过，表明“由外国征服者强加给人们的和平，缺乏真正和平所具有的那种给人安慰和休息的特点。”英国虽然给予印度和平，但并没有给予他们尊严，虽然带来文明，却是以野蛮的手段实现的，这与美国战后扶助德日是相当不同的。“创造怎样的世界”篇展示了真正的共和政体如何带来和平与繁荣。纳粹德国曾经横扫欧洲，版图迅速扩大，一扫“一战”以来的抑郁阴霾，国民一度因为祖国的强大而扬眉吐气。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疯狂发动世界大战，德国落入最可怕的地狱之境。战后，在美国帮助下，吸取魏玛宪法的失败教训，重新制定新宪法的联邦德国，抛弃了仇恨，抛弃了帝国战略，在短短数十年里再次迅速崛起。而这一次的崛起与纳粹时代完全不同，德国不但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还完成了两德的和平统一，重新成为正常国家。生活在这样的德国，人民没有那种眩晕而虚荣的帝国荣耀，但有着切实保障的人权，德国人用不着像纳粹时代那样担心自己被盖世太保逮捕，不用担心被逼迫愛国。 日本在麦克阿瑟的正确引领下，走上了真正的宪政之路，这是一条通往经济高速增长、人民可以安全并宁静享受殷实富裕、国际交往正常而友善的道路。 人民幸福与国家是否强大无关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大量历史事实，《帝国崛起病》从正反两面提醒读者，一个人是否生活幸福，与伊所在国家是否强大并无必然关系，有时甚至可能是反向的关系。纳粹德国人、苏联人、帝国时代的日本人，不但无法在本国获得正常安宁的人的生活，他们的国家也在国际上遭受怨恨。曾经煊赫一时的虚幻辉煌，如一缕青烟消失。顽固吸食帝国崛起这一政治海洛因的人们，殷鉴未远，帝国面纱背后无尽的血污与如山的骷髅，时刻警醒人类什么是正常的生活。“我宁愿在英国擦皮鞋，也不愿意成为其他重要国家的大人物，因为我知道，在英国我才能得到宽容和公正的待遇。” 这段话出自撒切尔夫人的父亲、杂货店老板艾尔弗雷德·罗伯茨之口。黄钟在书中一前一后两次引用，第二次引用甚至是在书的最后一句，可见其对这段话的同理之向往。 我不揣冒昧的揣测，黄钟研究帝国崛起病的病例，探寻帝国崛起病的病理，无非为他自己，也为所有人求个“面对权力不显渺小”的可能。 注：本文来源于《经济观察》

我们缺失了什么，我们如何面对？ 文：钱理群 本文是著名教育家钱理群教授为原深圳中学教师马小平编著的《人文素养读本》所写的序，该书后以《叩响命运的门：人生必读的102篇人文素养经典》为名出版。 我曾经说过：“不要看轻中学教师的意义和价值，更不要低估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他的生命力量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潜能”。我说这句话时，心里想着的，就是先后在东莞中学和深圳中学任教的马小平老师。近十多年，我有幸在全国范围结交了一批出色的中小学教师，马老师以其全球教育眼光，高瞻远瞩，思想深邃，而让我格外关注。 因此，2004年，当我得知马老师身患癌症时，是极为震惊的。后来听说他在住院期间，编了一本中学生《人文素养读本》，出院后就在深圳中学开设专题课，很受学生欢迎。这件事不仅让我大为感动，而且引发了我的思考：马老师为什么要拼将生命的最后一搏，投身于中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教育理想、理念和忧患？ 一 马老师在本书《写在前面的话》里，劈头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当代中学生最缺乏的？”——这大概是在重病缠身时，更让他魂灵不安的问题。这一问，却让我，以及所有自称关心中学教育的人们羞愧难言：因为我们早已麻木，不去作这样的追问了。 马老师的回答，更是惊心动魄：我们所培养的人才，并不缺乏知识与技术，“他们有知识，却没有是非判断力；他们有技术，却没有良知”，他们患有“人类文明缺乏症，人文素养缺乏症，公民素养缺乏症”。在我们的教育下，很有可能将出现有知识，有技术，但没有文化，没有人文关怀和素养的一代人。 我曾经从北大这样的重点大学的教育，反观为北大输送人才的重点中学教育，有一个让我出一身冷汗的发现：我们正在培养“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的利益成为他们一切言行的唯一驱动力，为他人、社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是指他们有很高的智商、教养，所做的一切在表面上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同时，他们又惊人的‘世故老成’，经常作出‘忠诚’的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最善于利用体制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利益，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因此，他们要成为接班人，也是顺理成章的”。特别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他们讲起“人文精神”也是头头是道，但这对他们来说，不过是炫耀的知识，而正如本书里的一篇文章所说，“人文知识不是人文素质”，必须让知识“渗透到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素养。” 这些“高能人精”的灵魂，已经被“权欲”和“利欲”所浸透，知识（包括人文知识）都成为他们获取权力和利益的工具和手段。而我们现行的人才培养、评价、选拔机制，是极容易，并且已经源源不断地将这样的懂得配合和表演的“尖子”选作接班人了。这是真正要危害社会，影响国家、民族的未来的。 问题的症结，正是在我们当下的教育。马老师在本书里，特地编选了爱因斯坦的《论教育》。这位世界科学大师尖锐地提出了教育是要培养“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还是“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的问题。他指出：“过分强调竞争制度，以及依据直接用途而过早专业化，这就会扼杀包括专门知识在内的一切文化生活所依存的那些精神”；“青年人的过重负担，大大危害了这种独立思考的发展。负担过重必导致肤浅”；“在每项成绩背后都有一种推动力”，不同的教育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应当反对向青年鼓吹那种以习俗意义上的成功作为人生目标”，而要鼓励以“每个健康儿童都具有的天赋的好奇心”和“乐趣”作为学习和工作的“最重要的动机”。 ——在我的感觉里，这里的每一点，都击中了当下中国中小学以至大学教育的要害，我们所推行的正是这样一种单纯的知识灌输和能力训练，而完全忽视精神（思想，情感，道德，品格）的教育，不能铸造学生的意义世界的教育，如马老师所说，这样的教育“甚至成了一种怪兽，吞噬了学生的天真和童趣，导致了美好如人性的丧失；应对各种考试成了教学的主要目的，掌握各种教学技巧竟然也成了教学的重要内容。文化的血脉断了，人文精神的核质也没有了”，“课堂里弥漫着空虚和无意义的气氛”，“人文意义的真空，生活意义的丧失”，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的“基本状况”。 爱因斯坦对教育症候的判断又提醒我们，这样的意义真空，在教育目标上的失误，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现代文明病的恶果。马老师在他的许多文章里都谈到，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带来对物质、科学、技术的顶礼，对竞争的膜拜，导致不平等的存在，随之而来的是以往上爬，成为“成功者”为目标的精英教育，实利主义、实用主义、消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泛滥，从而形成生态环境的危机，精神、道德的危机，教育的危机，有可能导致整个人类文明的腐蚀与毁灭。前述中国中学生的人类文明的缺乏症，人文素养缺乏症，公民素养缺乏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与发展的。 正是看到这一点，马老师感到的，不仅是民族文化的危机，更是人类文明的危机。他为之忧心忡忡，寝食不安——“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病，并且以很可怕的规模扩散着。如若现在不立即加以制止，人类的前途是十分危险的。“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曾提出过‘与灾难赛跑的教育’，即要赶在灾难尚未毁灭人类之前，把能够应对这种灾难的一代新人给培养出来。这是一个很紧迫的问题。“一位教育家说，我们留下什么样的世界给后代，关键取决于我们留什么样的后代给世界”。 正是怀着对国家、民族和对人类前途的双重责任感，怀着十分紧迫的危机感，这位普通的中学教师，在身患绝症的情况下，决定将生命的最后一息，贡献给中学生人文素养教育这一“和灾难赛跑的教育”工程，为它铺垫一砖一瓦。这是怎样的教育战略眼光；借用鲁迅的话说，这又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啊！” 二 接着的问题是，如何着手进行中学生人文素养教育？ 马老师编选了一本《人文素养读本》，并开设了相应的阅读指导课。从抓学生的阅读开始：这不仅体现了“意义的创造，必须回归日常的教育生活实践”（我将它称为“想大问题，做小事情”）的精神，更是马老师对中学教育本质与特点的自觉认识与把握。 马老师在书中选编了一篇《人是寻求意义的生物》（作者秦光涛），强调学校教育的作用，就是通过文化的传承，进行意义的引导，使学生在意义的追寻中实现自己，完成从自然人变成文化人，由自在的人变成自为的人的精神蜕变：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在教育中成长的本质。 中学生的成长的特点又在于，他们自身的意义世界尽管孕育着巨大的可能性，却并未成熟，他们还处于学习阶段，不可能接触广大的人生世界。这样，阅读，就成为他们和自身之外的世界相连接的主要渠道。 对中学生而言，每一个阅读的文本，都是一个他们所不熟悉，而又极有魅力的意义世界，经典的文本更是积淀了人类文明的意义成果。正是通过阅读，特别是经典的阅读，才实现了文化意义的传承。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小学教育的根本，就是为学生创造在阅读中寻求生命意义的环境，氛围，让学生“生活在书籍的世界”里（这是马老师最喜欢引述的苏霍姆林斯基的名言），阅读应该成为处于学习阶段中的青年学生的主要的生活方式，生命存在方式。 正是在这本《人文素养读本》里，马老师给学生打开了无数道宽阔的大门，通向一个又一个思想的高地，在那里，追寻人生的意义；讨论公民如何诞生，怎样用灵魂的力量抵御暴力；探讨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关系；追究人权、民主、自由、科学的价值和意义；思考如何唤醒沉睡的心灵，怎样诗意地栖居大地，让思想伴随我们生命到永远；研究怎样拯救因生态破坏而沦落的每个人的故乡，实现传统文化的更新与再生，又如何用“有温度的词汇”来表达我们自己……。 每一次阅读与讨论，都是生命的高峰体验，学生自身潜在的生命力量获得健康的引导和高强度的激发：所激发的是一种自信，对于人，对于人类文明，更是对自身的自信，以及一种渴望，这就是马老师说的，使自己成为主宰者，最广泛地吸取知识、文化、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以最大限度地充实、发展自己，并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最终建立起来的，是孕满生命意义的人的主体性。这是真正的精神与灵魂的洗礼；根据自己阅读本书的经验，我完全可以想象到，中学生们听了马老师的讲解，读了《人文素养读本》，必定是目光炯炯，精神焕发，思绪绵绵，神态自如，心灵自由而开放！ 马小平老师 “马小平老师，1956年出生于湖南湘潭，2012年在深圳辞世。历任湘潭一中、东莞中学、深圳中学的语文老师。他是一位值得我们尊敬并铭记的好老师。” 三 这同时也就回答了人们可能产生的疑问：中学生能够接受这样严肃、厚重的读本吗？ 这涉及如何认识青少年，特别是当代中国中学生的问题。 我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我们对自己的教育对象——这些成长中的中学生们，有真正的理解，正确的估价了吗？我们对中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等智力的潜能，以及他们学习语言的能力，是严重估计不足的。喜欢思考“大”的问题，包括人生、哲学的根本问题，这其实是青少年思维的一个特点，他们总是想大事，立大志，说大话，自有一种大气度。他们内心充满对未知世界的好奇，满怀“没有不可探讨的问题”的自信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这都是人们所说的“少年意气”，是应该竭力保护和引导，而绝不能视而不见，多方扼杀。马老师的《人文素养读本》正是建立在充分估计中学生的创造潜力的基础上的，实质上是对中国的年轻一代被压抑的创造力的一次解放。 我们还很少注意和研究当代中学生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他们的精神需求。这一代人诞生与成长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在享受物质生活水平提高这一经济发展的成果的同时，也感受到了由之带来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所产生的精神困惑；在一些更为敏感的孩子的心里，就自然会引发精神的饥渴感，对病态社会的病态心理的不满，从而隐隐产生突破现有生活的内在要求。 很少有哪一代像这一代年轻人这样，承受着如此巨大的精神重负：几乎从幼儿园开始，就面临应试的压力；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又要面对就业的压力。这样的压力下成长的艰难，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精神解放的渴求，恐怕是我们这些成年人所难以体会的。马老师的读本的成功之处，正在于他对当代中学生的精神欲求的敏锐把握，他也就因此和他的选文一起，走进了孩子的精神世界。 这是可以用他的学生的反应作证的。我注意到，本书特地选用了他的学生黄素珍的一篇文章；而我每次读黄素珍给马老师的信，总要引起莫名的感动：“您让我聆听到了一个真正的教师的生命之言。您的每个智慧的话语，都逼我思考。您让我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沉静下来。您让我摆脱庸俗，再次审视自己的灵魂，再次重检和重建自己过去的种种观念。或者说，您给我指出了许多道门，门还是关着的；而现在及将来，我都将努力去扣响每一道门，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去打开它们”。 是的，这是一个真正的教师的生命之言。《人文素养读本》的每一个字，都是由无数的前人，当代人，以及马老师自己的生命的血肉铸成的，它满溢着生命的智慧和力量。请也将你的生命投掷其中。然后，所有的人，作者，编者，读者一起，尽享生命的欢乐和自由！ 2011年7月28日 注：本文转载自爱思想网站。

飞灰照进现实 文：潘璐 莫妮卡·马龙（Monika Maron）的幼年是在频频的空袭警报和严重的物质匮乏中度过的，她出生的时间和地点——1941年6月的德国柏林——决定了她的人生将面临许多的坎坷波折和聚散离合。 1945年春天，战争终于结束了。刚刚走出战争阴影的德国不仅百废待兴，它面对的还有不同意识形态的激烈争夺以及在东西两个阵营之间逐渐形成的坚冰般的壁垒，柏林成为了冷战的前沿阵地，先是被英法美俄分割占领，后来又被柏林墙一分为二。中学毕业后，出于对父母的反抗和对工人阶级的崇拜，莫妮卡·马龙到了德累斯顿的一家飞机制造厂工作。但是一年之后，她离开工厂回到了柏林，在电视台做了两年导演助理。之后到洪堡大学学习戏剧学和艺术史，又在戏剧学院学习、工作了三年，后来到民主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周报》担任记者工作。对于这些往事，莫妮卡在《我写不出书来，但依然尝试》中写道： 也许是一种早年的经验，那些不愿或者不能说出来的东西，可以付诸纸上，而纷乱的思绪，一旦诉诸语言，就有了形状；那些自己身上多余出来的、讨厌的冗余突然显现为有意义的可能性。 莫妮卡·马龙自幼对文学和创作有着浓厚的兴趣，她喜爱海涅、毕希纳、卡夫卡、普鲁斯特、贝克特等。对自己喜爱的剧目，如布莱希特的《伽利略》《四川好人》，她能看上四五遍，而且常常是站票，要站上四五个小时。1975年，莫妮卡辞去报社的工作，成了一名自由作家；出于好奇和对远方的渴望，她甚至接受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的派遣，前往西柏林搜集情报，但她在递交的两份报告中拒绝说出相关的东德人员的名字，并对民主德国的现状颇多批评。八个月后她主动提出与国安部终断合作，后来还退出了德国统一社会党，这使她自己成为国安部监视和跟踪的对象。 对莫妮卡·马龙来说，这些数年之后被媒体炒作的沸沸扬扬的事件只不过是些插曲， 1970年代最后几年的主旋律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飞灰》的创作。由于书中揭露和批判的内容，《飞灰》无法在民主德国出版，1981年通过联邦德国的费舍尔出版社才得以面世。虽然西德媒体对《飞灰》的片面宣传令莫妮卡·马龙痛心不已，但这部小说也使她声誉鹊起，奠定了她在德国文坛的地位。 德文版《飞灰》 《飞灰》讲述的是女记者约瑟法·纳德勒的故事。约瑟法面临着双重的压力——一个压力来自于职业：她写了一篇关于B城化工厂及其老化的发电设备的报道，揭露其对居民健康的威胁。她应该坚持真相，还是屈从领导的意志，写一个可以发表的版本？约瑟法面临着抉择。另一个压力来自她的个人生活：她作为30多岁的单身母亲和儿子生活在一起，一方面害怕孤独，渴望着一个能给自己温暖和安全感的家庭，另一方面又害怕失去自由、受到拘束。与情同手足的好友克里斯蒂安坠入爱河，是幸福生活的开始，还是多年友谊的结束？小说围绕着这两个线索展开，莫妮卡·马龙把自己的外祖父母和母亲的身世以及个人的职场、情感经历糅合进来，约瑟法的身上显然有她自己的影子。 昔日的比特菲尔德 现今的比特费尔德 对东德情况有所了解的读者不难看出，小说中的B城就是当年东德的工业重镇比特菲尔德。这里临近褐煤产区，从19世纪末开始就集中了大量的化工、能源企业，环境污染随之而来。东德时期，由于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忽视设备更新，使得环境问题愈发严重。约瑟法的报导开篇就写着：“B城是欧洲最脏的城市”。在小说中描写的那些像“炮筒一样伸向天空的烟囱”，还有“每天一百八十吨日以继夜地不停下落的的飞灰”等景象并非文学的虚构，而是写实的。“还有这些刺鼻的烟雾，简直可以当做路标使用。请您一直往前走，直到闻到氨味，然后左转，直到硝酸，如果您感到嗓子和气管里一阵刺痛，那请您转身，并且叫医生来，因为那是二氧化硫。” 和严重的污染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轻视和淡漠。首先是政府：随着调查的深入，约瑟法发现污染并非不可避免，只要关停那个运转了七八十年的老发电厂，建立一个新的，就能解决很大的问题。但是政府并不重视这一点，一方面封锁媒体、隐瞒情况，另一方面把用于设备更新的拨款拆东墙补西墙，使得情况迟迟得不到改善；在新电场终于即将落成之时，上级部门又坚持旧电厂继续使用。B城的居民也对环境问题采取隐忍的态度。他们爱穿白色的衣服，经常擦窗子，以这些行为与污浊的环境进行着消极无力的抗争。对B城的采访使约瑟法震惊，她决心用一篇真实的报导把这一切公之于众。她不想把符合真相、一针见血的文字换成温和的、可出版的变种，“把真相掩藏在漂亮的句子后面”，尽管这一做法给她带来了麻烦——上司不但拒绝发表她的文章，还当作“反动”的证明拿来批判，鼓动党员大会开除约瑟法的党籍。 在党员大会宣布开除她党籍的当天下午，最高委员会决定关停B城的老发电厂。这是否会给约瑟法的生活带来转机？作者并没有交代，而是留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 文本终究只是虚构，当现实中的莫妮卡·马龙在30年后重访比特菲尔德，眺望曾经的烟瘴之地的时候，这座由矿山废料堆成的小山，如今已草木葱茏，成为一处景点。山顶上，艺术家克劳斯·布瑞建造了一件巨大的雕塑作品，称为比特菲尔德拱桥。这一座拱桥连接的虽然不是河流的两岸，但它连接的是过去和现在——过去的矿山废石堆变成了公园，过去欧洲最肮脏的城市成了一个生态型的工业园区。展现在莫妮卡·马龙眼前的早已不再是毒龙咽喉一样喷吐着飞灰的烟囱，而七个时区以外的我们呢？《飞灰》像是一座虚构中延伸出的桥，叩问着当下的我们：难道我们不正经历着同一场虚构般的现实？ ——选自《飞灰》译者序 《飞灰》 [德] 莫妮卡·马龙 著潘璐 译雅众文化 & 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飞灰》是德国著名作家莫妮卡·马龙的首部长篇，一部披露雾霾引起空气污染问题的勇气之作，在德国被视为第一部环境问题小说。本书描写了德国工业时期因雾霾引起环境污染问题，同时展现了个人与社会、感情与现实的纠葛和冲突。 无论是虚构作品，还是讽刺性杂文，莫妮卡·马龙都有着大师般的驾驭能力。她以亲历者的视角构筑人物鲜活的性格色彩，又以记录者的身份见证着德国历史的变迁。 注：本文转载自雅众微信公众号。

薛忆沩：我的秘密书架 薛忆沩， 加拿大蒙特利尔华语作家，主要作品：长篇小说《空巢》、《遗弃》、《白求恩的孩子们》（台湾版）和《一个影子的告别》（台湾版）；小说集《流动的房间》、《不肯离去的海豚》、“深圳人”系列小说《出租车司机》和“战争”系列小说《首战告捷》；随笔集《文学的祖国》、《一个年代的副本》和《与马可.波罗同行——读〈看不见的城市〉》。 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63-1976）中称赞笛卡尔清晰流畅的写作风格和出类拔萃的文学感觉，他认为有这样的开拓者，是近代哲学的幸运。《西方哲学史》将先驱的文风和美感发扬光大，这是哲学史的幸运。 作为哲学史，罗素这本书当然会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诗人拜伦值不值得单独列出一章来讨论？对威廉·詹姆斯的分析是不是太简略？对柏格森的评价是不是太草率？对马克思的批评是不是太苛刻？…… 但是，这不是一本传播知识的书，这是发表见解的书。它精彩的地方不是其中所包含的真理，而是其中洋溢着的偏见。读到拍案叫绝的时候，我会这样想，以真理服人其实只是学者的小技，以偏见迷人才是哲人的绝活。 罗素的史笔以朴实的用词和精致的逻辑为特征。他将英语中那些最基本的逻辑操作（尤其是对照和比较）用到了极点。可以说，这整部哲学史就是在琳琅满目又玲珑剔透的对照和比较中完成的。这种对比确保了文体的清晰流畅，将语言的美和哲学的美同时呈现给了读者。 罗素曾经宣称自己不会为信仰而献身，他认为信仰“有可能出错”。爱因斯坦与罗素是许多方面的同志。但是，在自己的领域里，他不遗余力地构造统一场论，旗帜鲜明地反对量子理论，至死不相信自己有可能出错。他和英费尔德合著的《物理学的进化》（周肇威译，上海科技出版社，1962）从伽利略开始一直进化到他出错的地方。他在最后一章总结量子理论的时候，忍不住还是对物理学的一条正确路线表示了自己的怀疑，险些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物理学的进化》关于理论物理学的看法，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需要《时间简史》之类的书来升级。但是，作为现代科普作品的鼻祖，它仍然值得一读，因为它画出了以相对论为顶峰的那一段物理学最清晰的进化轨迹。 这本书没有借用任何公式，除少量图示之外，所有的观点都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来陈述。“清晰流畅”同样是它的风格。“普”科学“及”大众是大科学家的功德，正如“还政于民”是大政治家的善举。 这是我最早读过的科普作品。它激起了我对这种体裁持续的热爱。我固执地认为，不管从事的是什么专业，我们都应该在个人书架上为科普作品腾出一个角落。读科普作品会让我们认识到人在宇宙中的卑微地位。这是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步。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包含了我们每个人一生的孤独。它从“许多年之后”开始，任爱情、死亡、空虚和欲望在一百年的长河中翻来覆去。而这“魔幻”的翻覆又总是带给读者“现实”的冲击。 马贡多的首领总是让我想起拉美世界里大大小小的“救星”。墨西哥诗人帕斯在《诗歌、神话和革命》一文中指出：专制者通常首先是以解放者的面目出现的。马贡多的历史提示我们，孤独在“解放”和“专制”的过程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马贡多在孤独中诞生，在孤独中兴盛，又在孤独中消亡。孤独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动力，也是导致历史倒退的重要原因。而孤独一旦与权力结合，它对人类生活的破坏性就将变得难以遏制。《百年孤独》对生活的洞见，使它成为历史的缩影。 如果说《百年孤独》是从时间上来容纳人类历史的努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张宓译，译林出版社，2006）则是从空间上来囊括人类处境的壮举。在这部可能永远也读不透的作品里，马可波罗向忽必烈描述了55座以女性的名字来命名的城市。忽必烈将信将疑，他不知道将他迷住的是真实的存在，还是那位威尼斯商人的想象。后者是他永远也无法用铁骑征服的。 与其说那是55座城市，不如说是55个哲学和美学的“范畴”。这些范畴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两面，总是“二律背反”。通过这种背反，想象变成了真实，真实变成了想象。这正好是历史带给我们的困惑。与《百年孤独》一样，《看不见的城市》也是一部人类社会的“通史”。 在索菲罗妮亚（第四座“脆弱”的城市），居民们只能靠不断的“革命”，靠“否定之否定”来消除无聊，延续历史。而在艾尔西丽亚（第四座“交易”的城市），“关系”的网络越来越复杂，最后完全阻碍了城市的生活，居民们不得不另起炉灶。而在阿德尔玛（第二座“死亡”的城市），马可波罗看到的都是死者的身影。他有了如下的发现：“一个人在一生之中通常会到达这样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一点开始，他认识的死者的数量超过了他认识的活人的数量。这时候，他的心灵肯定会拒绝接受更多的面孔，因为新的面孔总是戴上了死者的面具。” 英语作家奈保尔曾经说，个人的“语言”和“传统”是写作的两大要素。作为一个六十年代生人，七十年代给了我取之不尽的语言，而七十年代又是我用之不竭的传统。 与这种特殊的语言和传统有关的“文本”却极为有限。其中，毛泽东的诗词无疑是最奇特的一种。我经常设想：如果毛泽东不会作诗或者不好作诗，中国人七十年代的精神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对我来说，那些诗词不仅是启蒙教育的一部分（相当于眼下的《三字经》？），而且更重要地还是早年生活的路标。一句众所周知的诗词可能会与我七十年代个人生活中鲜为人知的细节密切相联：比如一阵恐惧，一阵得意，一阵狂想或者一阵羞涩。它指向记忆中神秘莫测的捷径。 现在我们不仅可以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那种语言和传统，而且还多半已经用形形色色的背叛“扬弃”了那种语言和传统。但是，我们的记忆仍然能够沿着那些特殊的路标迅速找到令我们迷惘的过去。这也许就是我们的历史局限性。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代中期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基本上抹去了个人崇拜的痕迹。书中共收诗词五十首，每一首后面都附有比较详实的注释。这些注释不时能引发一些新的思考。比如在“踏遍青山人未老”一句下有作者自注，称写作这首《清平乐》的心情与写作前一首《菩萨蛮》（“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心情一样：“又是郁闷的。” 这种对生存状况的“郁闷”正好是《百年孤独》中的典型心境。 如果我们信奉古典主义，布罗茨基的《小于一》就是用英语写出的最好的随笔集。这位三十多岁才开始接触英语的俄罗斯诗人，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语言的变节”，最后成为英语世界最优秀的随笔作家，这本身就是一个美学的奇迹。站在美学的制高点，布罗茨基用古典主义气息浓厚的随笔对极权政治进行了最深刻的剖析。 随笔集中的《论独裁》和《一座被更名城市的指南》揭开了极权政治和专制者的全部隐秘。随笔集的第一篇（《小于一》）和最后一篇（《在一间半房子里》）让我们看到极权社会中个人生命的悲剧。而关于俄罗斯三位最重要的现代诗人的随笔更是令人肝肠寸断，感悟到极权政治对美学的恐惧和无情。 如果有更多的精力，我们当然还应该翻开《论忧伤和理智》，作者的第二本随笔集。

欧洲的观念文：梁文道 1 割地的故事 正当中国为了南海问题和一些国家闹得不可开交，一大堆人要被逼着排队表态自己吃不吃肯德基的时候，我偶而看到了一个注定不会被太多人注意的国际花边新闻，原来芬兰在今年的12月6日就要庆祝它独立一百周年的大日子了，身为邻国，挪威打算送给它的邻邦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那是一座海拔一千三百二十四米高的山峰，正好就在两国边境附近，目前属于挪威领土，只要两国重划边界线，把它划给芬兰，那它立刻就会变成芬兰这个万湖之国的第一高峰了。这个想法来自一份挪威的政府测量师，他是个地质学家，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在考察国境北方的山脉环境时，发现挪威和芬兰的国界划得很不合理。一座大部份处在芬兰境内的山脉突出了一小块在挪威这边，而这一小块恰好是这座山脉的最高点，两个国家在这山脉上的边界则是一道与任何地质环境无关的抽象直线。他说：「这对芬兰来讲实在是太不公平了，目前它的最高点甚至不是一座恰当的山峰」。挪威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正在研究相关法律问题，一旦厘清，挪威首相表示，他们就会割让出大概0.015平方公里的土地。他们希望这个友善的举动，会让芬兰人觉得开心，巩固他们两国的关系。 我说这个故事不是为了影射甚么，我要说的就是欧洲。 这种新闻也只有发生在欧洲，尤其北欧，大家才不会觉得它是大事，才会把它放进一个茶余饭后的空档里头，当成某个地方的小狗走失三天之后回到主人身边之类的新闻花絮。因为在我们所有人的心目当中，北欧那几个国家就是这个样子，发达、进步、文明、友善，而且乐于以和平姿态介入国际事务，一个北欧国家主动把一座山峰割让给邻邦，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但假如它是发生在泰国和柬埔寨之间，发生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甚至是中国和任何一个邻邦之间呢？ 世界并不太平，尤其欧洲，人人都说它快完蛋了。英国公投退出欧盟，法国和德国遭遇几近无日无之的恐怖袭击，大量带着不同信仰的难民涌入这片大陆，更不要说从希腊开始的一连串足以推垮整个欧盟的债务危机了，这确实是个危机四伏的地方。或许是我太过天真，我始终觉得，越是在这种时刻，我越能欣赏作为一种理念的欧洲。 我是个念哲学的人，知道欧洲哲学总是伴随着一连串的现实问题，特别是在已知秩序面临崩溃的关键年代，就会有人提出一些也许得等到百年之后才有人懂得欣赏珍惜的重要观念。公元三世纪，西罗马帝国支解之势已成，圣奥古斯丁告诉大家不要只把目光放在俗世的帝国，因为还有一座能够透过普世教会体现出来的上帝之城。果然，在世上的帝国灭亡之后，是拉丁文和一座座的教堂与修道院分别在非物质以及物质层面勾勒出了今日欧洲的地景。 然后是宗教战争。现在的天主教徒与基督教徒实在无法想象，几百年前他们的先人怎么可能为了一尊圣母像或是一段经文的诠解而随意发生战争，放火把人活活烧死。如今游览德语地区，一切看起来古色古香，彷佛自天地初开就已经存在的城镇几乎都是十六世纪之后的遗物，因为此前的建筑大部份都毁于绵延数十年的教派冲突，不留片瓦。就是在这种时刻，笛卡尔和霍布斯绘出了现代科学和政治的基础原则，让人明白理性的思考是评断一切事物的准绳，建立在人民授权之上的主权国家之必要。 法国大革命爆发，家族治理的王朝天下宛如即将倾倒的大厦，革命战火燃遍全欧。很多人都必须抉择，自己应该站在什么立场，应该加入那一方势力，甚至是要不要逃亡。可是康德与晚他一辈的黑格尔却能抽离地把眼前局势当成一桩历史事件来思考，由此想象出世界历史的走向，乃至于一个覆盖整个人类的永久和平的理想国度。 最后是欧盟，我们天天在新闻上头看到它的坏消息，很容易就会忘记这是一场多么了不起的思想实验。这是一块直到二十多年前还被冷战分割的地方，一块直到七十年前还被仇恨和愤怒拖下地狱的战区，一个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彼此争斗、屠杀，并且以武力殖民整个地球的暴力发动机。且看今天受益于「伊拉斯谟计划」（Erasmus Programme）的那几百万「伊拉斯谟世代」年轻人，他们在阿姆斯特丹骑着单车，用英语和法语交谈，喝自己水壶里装的水，计划未来在德国一家企业工作，又或者回到葡萄牙开一家小公司碰碰运气。没错，他们的前途未必光明，欧洲有大把国家的年轻人失业率达到百分之五十。但我想说的是，你能想象这批人会同意为了宗教，乃至于任何意识型态和国境的纠纷而发动一场战争吗？他们会同意针对信仰、种族，以及性取向的所有制度与非制度化的歧视吗？他们会认为人类造成的气候变迁是一种左派揑造的骗局吗？他们能够理解美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想让特朗普当上总统的原因吗？ 这是现代国族主义的源生地之一，同时却又率先试着放弃国族主义。它是又一次的观念创造与冒险，但并不完全离地；因为没有国界，或者国界不重要的现实早就摆在眼前了。假如北欧的故事多少会因为北欧的独特条件而染上一层童话色彩，我们接下来再谈谈德法边境上的现实。 2 谁的雷司令 许多人以为「雷司令」（Riesling）这种葡萄酿的酒一定偏甜，这当然是偏见；更常见的误会，则是将它和德国划上等号，觉得这是德国专产的白葡萄酒。其实位处法国东部的阿尔萨斯地区一样有很好的「雷司令」酒，其中甚至不乏远比一般德国货更加出色也更加昂贵的名庄。假如我们在欧洲地图上面寻找阿尔萨斯，就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了，因为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根本就在德法边境，与德国那边的「雷司令」产区只是一河之隔而已。而酿酒用的葡萄，根本不用申领护照，也和现代主权国家的国界无关，真正决定它在什么地方落地生根的，就只是风土条件与耕种和酿制它的技术传统罢了。 既然说到传统，那就不妨再看一眼历史地图，阿尔萨斯简直就是个强权之间的战场和不断转手的战利品：「三十年战争」之后，它从神圣罗马帝国的属土变成了法兰西帝国的辖地；「普法战争」结束，它又被割给普鲁士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被法国「光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纳粹德国重新吞并这块历尽沧桑的宝地。二战终结之后，很自然地，它「回归」法国，直到今天。尽管主权随时变更，但酿酒的庄园却挺了下来，好些名庄甚至享有三、四百年的历史，要比号称「千年帝国」的政权长寿。尽管如此，管理这些庄园的家族到底还是会受到政治变动的影响。我就见过一个访问，受访的一个庄园老板口操流利法语，但他的父亲经过二战，所以年轻上学的时候学的是德语，战后却要学讲法文，而他的祖父，则是说德文的正宗普鲁士人。他这一家人祖孙三代，彼此沟通靠的既非德文也非法文，却是两者之间的阿尔萨斯地方方言。 阿尔萨斯的过去，就是欧洲历史的缩影，一段争战不断、血流成河的悲惨故事。它的「雷司令」酒，可说是乱葬岗里头长出来的果实，味道繁复，可堪陈年。名城史特拉斯堡是这个区域的首府，又有「欧盟第二首都」之称，因为它是「欧洲委员会」等多个欧盟重要机构的所在，见证了过去七十年的变迁，乃欧洲史上这段罕见承平岁月的结晶。今天在这座城市，主要的沟通语言当然是法文，不过德文一样通行，就连只能说英语的外国游客也不会遇上太大问题。除此之外，或许你还会听见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多种欧洲语言。 欧盟的问题太多，左右两翼都能各自找到一连串攻击它的标靶，这是人人都晓得所以也用不着重复的事实（比如它的集权，右翼会厌恶它伤害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左翼会抨击它剥夺了人民参与决策的政治权利）。可是身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东亚人」（我怀疑有多少人会和我一样有这种古怪的身份认同），看到今天的史特拉斯堡，今天的阿尔萨斯，以及今天的欧洲，我实在不能不钦佩欧洲人的成就。 欧洲不像美国；后者时常把自己表述为一个纯粹由观念所缔造的国家，所以才会有所谓的「美国故事」与「美国梦」，所以我们才会在前阵子的美国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头再三目睹他们怎样用一套观念去巩固己方攻讦对手。欧盟这场实验当然有它的观念根源，例如上次我罗列过的那些哲学论说。可是这些论说和观念并不协合，有时候还会彼此矛盾，无法形成一个宏大动人的叙述。可是欧盟好玩的地方恰恰也是这种矛盾，正如已故的德希达所言：「遗产永远不是被给予的，它永远是一项任务」，只能通过解构去分疏和批判其中种种相互冲突的可能性。于是「统一的欧洲」在观念上永不完整，永未完成，一直处在开放的争辩当中。 对于美国人而言，问题可能是「谁更能代表美国」，或者「什么样的主张才是真正美国式的主张」；至于「美国」本身，则从来不是问题。相反地，欧洲人要问的问题却是「欧洲」二字：「『欧洲』意味着什么」，以及「『欧洲』可以变成什么」。美国有一个神话般的建国时刻与一群备受推崇，半人半神的建国诸父；欧洲提出那些问题的背景则是近乎无始无终的历史现实。经历过数百年的宗教分歧与战争，他们好不容易地确立了现代政治俗世化的原则，而且比起美国还要彻底得多，以至为今日欧洲的社会共识。然而自从土耳其要不要加入欧盟的争论开始，到现在备受难民问题与恐怖袭击的困扰，欧洲人才发现自己又得重新面对宗教和俗世化的老课题。欧洲自有可以用来响应这种挑战的遗产，比方说宽容、平等，和自由；不过对这些遗产的解读却是矛盾的，而且挑战他们的力量并不一定会认同这些解读，随时会有把他们拖回古老的「西方vs东方」、「基督信仰文明vs伊斯兰文明」等黑白正邪大对决的危险。 说了那么半天欧洲，似乎早已假设有一个不仅只是地理疆域的，可以叫做「欧洲」的身份范畴；偏偏这还是个存有争议，甚且注定要争议下去的范畴；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是「欧洲人」呢？内部矛盾不断，彼此为了欧洲吵个不停的欧洲人究竟又认同些什么呢？过世没多久的意大利思想家艾柯曾经不满地说：「欧洲认同是很肤浅的」。可是，一贯戏谑的他又要补充：「谁晓得呢？也许『欧洲人』正在诞生」。他所谓的「正在诞生的欧洲人」，就是上次提过的「伊拉斯谟世代」与他们生下来的孩子。 英国公投脱离欧盟之后，伦敦有一大群支持留欧的青年上街示威，我注意到他们这些恋欧青年举的牌子上有这么一句口号：「我不是不列颠人，我是欧洲人」。我猜，这些和多半年纪比较大的「脱欧派」立场截然不同的年轻人里头，或许就有不少「伊拉斯谟世代」。受惠于欧盟其中一项最成功的政策，这批参与过「伊拉斯谟计划」的青年均有过在欧洲其他国家留学和生活的体验。过去只限于少数贵族和有钱人家子弟的「壮游」，现在是全欧洲大学生的权利。根据2014和2016年的「伊拉斯谟效应研究」（The Erasmus Impact Study），虽然「伊拉斯谟计划」可以为参与者带来更广阔的就业机会，但是许多学生的动机却是「认识新朋友」与「在海外生活」。换句话说，他们藉着欧洲成形的新现实，正试图丰富自己的社会网络和对世界的认识。又根据报告，这些去过其他欧洲国家，交往过其他地方的人的学子，会更加认同自己是欧洲人。 艾柯半开玩笑地把「伊拉斯谟计划」形容为「一场性爱计划」，其实他没说错，因为这个计划而相识相恋最后还要结婚的异国情侣已经超逾百万，再加上他们生下来的孩子，那就差不多是阿尔萨斯的人口了。阿尔萨斯人是在数百年的战乱中无奈学懂当欧洲人的必要，这些「伊拉斯谟世代」恋人却是自愿地把自己变成欧洲人。这种我们很少在耸人听闻的国际新闻上头读到的新现实，又会为欧洲开启一个怎么样的观念可能呢？

瓦尔登湖，梭罗的湖 文：何怀宏 一 想为一本寂寞的书打破一点寂寞，此愿巳久，这本书就是梭罗的《瓦尔登湖》。 这本书在一八五四年出世时是寂寞的，它不仅没有引起大众的注意，甚至连一些本来应该亲近它的人也不理解，对之冷落甚或讥评。它永远不会引起轰动和喧嚣，在它成为一部世界名著之后它也仍然是寂寞的，它的读者虽然比较固定，但始终不会很多，而这些读者大概也是心底深处寂寞的人，而就连这些寂寞的人大概也只有在寂寞的时候读它才悟出深味，就象译者徐迟先生所说，在繁忙的白昼他有时会将信将疑，觉得它并没有什么好处，直到黄昏，心情渐渐寂寞和恬静下来，才觉得“语语惊人，字字闪光，沁人肺腑，动我衷肠”，而到夜深万籁俱寂之时，就更为之神往了。 那么，为何要扰它？扰这寂寞？ 书名：《瓦尔登湖》作者： [美]梭罗译者：王家湘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09年1月 二梭罗是个法国血统的美国人，只活了四十五岁。他的挚友，年长他十四岁的爱默森在他死后曾对其人格特征作过一番栩栩如生的描述：梭罗喜欢走路，并认为走路比乘车快，因为乘车你要先挣够了车费才能成行。再说，假如你不仅把到达的地方，而且把旅途本身当成目的呢？但他几乎一辈子没有走出过他的家乡--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及其附近的山水。他觉得他家乡那块地方包含着整个世界，他是能从一片叶子就看出春夏秋冬的人，他家乡的地图就在他的心里，那地图自然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固定的，而是活动的，云会从它们那儿带走一些东西，风又会把它们送来。 他曾在美国最好的大学（哈佛）受过教育，他也曾到当时荒凉的瓦尔登湖边隐居，像一个原始人那样简单地生活，他想试试一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能够简单到什么程度，想试试用自己的手能做些什么，他用很短的时间就动手造好了一个颇能遮风蔽雨的小木屋，这说明住房困难其实不难解决，即使胼手胝足用最原始的方式。如果我们现在变得这么难，那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出了点问题。他曾经试制过一种新型铅笔，可是，在这铅笔真的可以为他带来利益时，他却又不想干这营生了。试制成功了对他来说就等于说事情干完了，大量生产而牟利并不是他的事。他生前也出了几本书，当时都并不引人注目，他遗下的日记却有三十九卷之多，里面自然有一些人们不感兴趣的东西。不过，他这个人确实挺有点意思，还有他那个湖。 三 梭罗性格中最吸引我们的可能就是那种与我们的性格最不同的东西，就是他整个人的独特性。他也许比别人更多地逃脱了概括，逃脱了归类。梭罗生活得有时像个隐士，他可能时常觉得那山、那水比那人更与他相投，山川草木均是他的密友，甚至他的一个朋友也说他：“我爱亨利，但无法喜欢他，我决不会想到挽着他的手臂，正如我决不会想去挽着一棵榆树的枝子一样。” 真的，他生活得像一棵树--我们可以从树的全部意义上去理解这句话：它的伞样的形状，它不断迸发的枝条、它的蓬勃向上、它的扎进土壤深处的根须和承受阳光雨露的绿叶，尤其是它的独立支持和独立性，对于梭罗，我们可以像惠特曼一样说： 在路易安那我看见一棵活着的橡树正在生长，它孤独地站立着，有些青苔从树枝上垂下来，那里没有一个同类，它独自生长着，发出许多苍绿黝碧的快乐的叶子。 然而，我们还是可以说，这树又不是孤独的，寂寞的、与世隔绝的。它与世界的联系和作用是通过它隐秘而深刻的根须、通过大地进行的。通过大地，它不仅和它的同类--其它的树木联系着，也和青草、鲜花、阳光、雨露和整个大自然联系着。联系干吗非要互相蹭在一起？“人的价值并不在他的皮肤上，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碰皮肤。”不要模仿，而是表现你自己的独特性吧，你才配得上你的称号--人，你才可能和其他人发生一种真正的联系，才可能和真正伟大的大全和唯一发生一种联系。 四世界上有多少个窗口，就有多少种生活，所以，命题小说虽然难做，以“窗口”命题倒还不失为一个补救办法，就像前不久有人试过的。我们在大街上闲逛，特别是新到一个地方，有时会对某些窗口发生好奇：那里面在进行着什么呢？他们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呢？想来会和我们有些不同。有的窗口对这种好奇心是敞开和欢迎的，有的窗口则在黑黑的帷幕下摆出一幅莫测高深的面孔。 这是站在窗外，调换一下，站在某个临街的窗口里面，我们有时也会注意底下熙熙攘攘的人群，凝视着某个我们感兴趣的面孔，她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有时我们自己的生活过腻味了，我们更想知道和我们自己的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还有另一些人，他们过的是另外一种生活--比方在契诃夫的小说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想法变成了一种渴望、一种非常感人的东西--这正是契诃夫魅力的一个秘密。也许，正是这一种渴望和好奇，提供了我们第一节提出的问题的部分答案。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追求完美的艺术家，有一天他想做一根手杖，他想，凡是完美的作品，其中时间是不存在的，因此他自言自语，哪怕我一生中不再做任何其它的事情，也要把它做得十全十美。他一心一意，锲而不舍，目不他视、心无他想，坚定而又高度虔诚，在这整个工作过程中，他的同伴逐渐离开了他，都死去了，而他在不知不觉中却保持着青春，最后当手杖完成时，它突然辉煌无比，成了梵天世界中最美丽的一件作品。 做好一件事--这就是他告诉我们的。专心致志于你所做的事--这就是他告诉我们的。为什么要急于成功？如果一个人跟不上他的伙伴，那也许是因为他听到的是生命的另一种鼓点，遵循的是生活的另一种节拍。 人啊，不要用世俗的成功的眼光来看待每一个人吧。而你却要专心致志做好你要做的事--一辈子也许只是一件事。 而这就要使你的心灵单纯。生活越简单，宇宙的规律也就越简单，你要去弄清那些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这往往是大自然慷慨提供给每一个人的。不要以复杂的方式来解决简单的问题，不要以多余的钱和精力去购买多余的东西。 五 读《瓦尔登湖》中梭罗的流水帐就像读一首诗。他计算了自己造那间小木屋的支出，总共是花了28块1毛2分5；他也计算了他在一段隐居期间的饮食费用及其它支出，得出了收支相抵后的差额。我觉得，读这些看来枯燥的数字就像读一首诗。梭罗的手不仅拿笔，也拿斧子，梭罗的眼睛不仅看书，也看绿树、青草、落日和闪动着波光的湖水。他的脑子自然也在思考，是在接近思维之根的地方思考，在那里大概也埋着感觉之根、情感之根。 梭罗认为：美的趣味最好在露天培养，再没有比自由地欣赏广阔的地平线的人更快活的了。说梭罗是“大自然的挚爱者”也许还不够，他常常和大自然融为一体，他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他踏在地上的脚印常常是深的，那意示着一个负重者。他不把花从枝子上摘下来，但把汗洒进土里。 六 我们总是过于匆忙，似乎总是要赶到那里去，甚至连休假，游玩的时候也是急急忙忙地跑完地图上标上的所有风景点，到一处“咔嚓、咔嚓”，再到一处“咔嚓、咔嚓”，然后带回可以炫示于人的照片。我们很少停下来，停下来听听那风，看看那云，认一认草木，注视一个虫子的爬动。 我们有时大概真得这样，——就像战时英国为节约能源而在火车站设置的宣传牌：“你有必要做这一次旅行吗？”——我们要这样询问一下我们自己：“你有必要做这样一件事吗？”以节省我们的生命和精力。 人们总是乐于谴责无所事事，而碌碌无为不更应该受到谴责？特别是当它侵害到心灵也许是为了接纳更崇高更神圣的东西而必须保有安宁和静谧的时候。在梭罗于瓦尔登湖度过的第一个夏天，他没有读书，他种豆子，有时甚至连这也不做。他不愿把美好的时间牺牲在任何工作中，无论是脑的工作或手的工作。他爱给他的生命留下更多的余地。他有时坐在阳光下的门前，坐在树木中间，从日出坐到正午，甚至黄昏，在宁静中凝思，他认为这样做不是从他的生命减去了时间，而是比通常的时间增添了许多、超出了许多。 七 美国的十九世纪被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是独特的美国文化诞生和成长的时期，是继政治独立之后美国精神、文化从欧洲大陆的母体断乳而真正独立的时期。这一时期中以爱默森和梭罗等为代表的“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思潮尤其令人注意，爱默森的《美国学者》的讲演被人称为是"我们思想上的独立宣言"。 “超验主义”这一并不确切的戏称也许只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表现了这一思潮的一个特征，即崇尚直觉和感受，这一思潮更重要的意义是体现在它热爱自然，尊崇个性，号召行动和创造，反对权威和教条等具有人生哲学蕴涵的方面，它对美国精神文化摆脱欧洲大陆的母体而形成自己崭新独特的面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而梭罗比演说和写作更多地是实践和行动，在他的性格中，那种崇尚生命和自然、崇尚自由和独立的精神，和那种曾经在美国的开发，尤其是西部的开发中表现出来的勇敢、豪迈、粗犷、野性的拓荒者精神不是有着某种联系吗？ 八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哲学和著书立说联系到了一起，似乎非著书不足以立说，非立说不足以成为一个哲学家。可是，人们往往忘记了最早的哲学都不是写出来的，无论在东方、在西方。苏格拉底和孔子的哲学都只是门徒与后人对他们生活和谈话的笔录。而还有那些没有流传下来的呢？哲学是一种显示，有时是有意、有时是无意的显示，有时连显示都不是，甚至于是一种有意的隐蔽，那么，去注意人们的生活吧，要并不亚于注视书本。 梭罗也谈到过哲学，他说：“近来是哲学教授满天飞，哲学家一个没有。然而教授是可羡慕的，因为教授的生活是可羡慕的，但是，要做一个哲学家的话，不但要有精美的思想，不但要建立起一个学派来，而且要这样地爱智慧，从而按照智慧的指示，过着一种简单、独立、大度、信任的生活。”他做了他所说的，他比许多哲学教授更像是一个哲学家，一个具有古朴遗风的哲学家。他不单纯是从书本中熬出一点学问，他贡献给我们的是一种生活的智慧。 九 梭罗还有另外的一面，这一面也许在《瓦尔登湖》中并没有明白的展示，但不了解这一面就不能完整地把握梭罗的性格。这一面即不是避世而是入世的一面，不是作为隐士而是作为斗士的一面，虽然不是约翰·布朗那样进行暴力反抗的斗士，而是作为主张非暴力反抗的斗士，但他的看法似乎比前者更清醒、更深刻，看到了问题的更深症结所在。 梭罗反对美国的奴隶制度，反对美国对墨西哥的侵略，他对人类社会中他认为是恶的东西的憎恨程度不下于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他曾因拒绝交税而坐过监狱，一八四九年他发表的一篇著名论文《公民的不服从》（作为单行本出版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被人认为是历史上改变世界的十六本书之一，他倡导的"公民的不服从"（ civil disobedience）的思想对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印度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都曾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在他那里，有着某种隐士和斗士的奇妙结合。 十梭罗并不希望别人成为和他一样的人，因为他希望自己也不总是过去所是的人。他不执意要做一名隐士，他想隐居时，他就来了，他觉得够了时，他就去了。 他当然不会像李固《遗黄琼书》中指斥的那样以处士之名“纯盗虚声”，他大概也不会像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那样壮怀激烈地谴责不再隐居的人。他注重的是生活得自由，而不是执着于某一种外在的生活方式。 他明确地说他希望世界上的人，越不相同越好。但他愿意每一个人都能谨慎地找出并坚持他自己的合适方式，而不要简单地因袭和模仿他父亲的、或母亲的、或邻居的生活方式。他是一个天生的倡异议者，对每一个建议本能的反应是说“不”。而现在有什么人愿意做人中的黄蜂呢？人们更喜欢在互相恭维的泥淖中打滚。 他的善意和同情并不表现为顺从别人，他的坚定和明智也不要求别人的顺从。他要自己绝对自主，也要每一个人都绝对自主。可是一个人仍然可以这种意义上成为和他一样的人：即成为一个与任何其他人（当然也包括梭罗）不同的人，成为一个可以说这一句话的人—— 我是我自己。 十一 从一八四五年七月四日到一八四七年九月六日，梭罗独自生活在瓦尔登湖边，差不多正好两年零两个月。瓦尔登湖不仅为梭罗提供了一个栖身之所，也为他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精神氛围。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这块地方可能并不是我们现在正匍匐的地方，但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出发去寻找它。它不仅是我们身体的栖所，也是我们心灵的故乡，精神的家园；它给我们活力，给我们灵感，给我们安宁。我们可能终老于此，也可能离开它，但即使离开，我们也会像安泰需要大地一样时常需要它。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曾如此谈到这种心灵故乡的意义： “在出生的地方他们好像是过客；从孩提时代就非常熟悉的浓荫郁郁的小巷，同小伙伴游戏其中的人烟稠密的街衢，对他们说来都不过是旅途中的一个宿站。这种人在自己亲友中终生落落寡合，在他们唯一熟悉的环境里也始终孑身独处，也许正是在本乡本土的这种陌生感才逼着他们远游异乡，寻找一处永恒定居的寓所，说不定在他们内心深处仍然隐伏着多少世代前祖先的习性和癖好，叫这些彷徨者再回到他们祖先在远古就巳离开的土地。有时候一个人偶然到了一个地方，会神秘地感觉到这正是自己的栖身之所，是他一直在寻找的家园，于是他就在这些从未寓目的景物里，在不相识的人群中定居下来，倒好像这里的一切都是他从小就熟稔的一样，他在这里终于找到了安静。” 而梭罗是幸运的，他出生的地方就是他精神的故乡。不过，从他的祖先是从法国古恩西岛迁来而言，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寻找，一种失而复得。谁知道呢，也许他更其遥远得多的祖先（梭罗决不会以自己是美洲士著的后裔为耻的）曾冒死漂洋过海，而现在梭罗又重新找到了他的故乡。 十二 世人不断致力于占有更多的东西，梭罗也另有一种奇特的占有；世人纷纷地购进卖出，梭罗也另有一种奇特的购买方式。在他看来，如果你喜欢某处庄园，喜欢某处风景，你不必用金钱买下它，在它里面居住，而是要经常在心里想着它，经常到它那里去兜圈子，你去的次数越多，你就越喜欢它，你就越可以说是它的主人，就像一个诗人，在欣赏了一片田园风景中的最珍贵部分之后就扬长而去，那庄园主还以为他拿走的仅只是几枚野苹果，诗人却把他的田园押上了韵脚，他拿走了精华，而只把撇掉了奶油的奶水留给了庄园的主人。 这种购买付出的不是金钱，而是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它付出的是一颗挚爱的心，还有体力，它得到的自然也更珍贵。这种占有是不为物役的占有，也是一种不妨碍他人占有的占有。 瓦尔登湖，我没有去过，不知道那是怎样一个湖，不知道它今天是否变成了某一个人的产业，可是，我们不总是可以在前面的意义上说—— 瓦尔登湖，梭罗的湖。 注：本文转载自“十月文艺”微信公众号。

人生为做大事来——杰斐逊一生中的三个片段（下） 文：楚寒 十二 谈论杰斐逊不应该不提另外一件大事：创建弗吉尼亚大学。 弗吉尼亚大学存在于世已经将近两百年了，这所古老的、素有“公立常春藤大学”之美誉的全美一流公立研究型大学，是这位学者型建国之父研精殚思、精心设计的成果。这所大学两百年来的发展轨迹，深深地打上了其建校人创校理念的烙印。学者阮宗泽认为：“在美国历史上，还没有一所学府像弗吉尼亚大学这样，受一个人的影响如此深远。在世界上，也许更没有一所大学是创建人在75岁时用全副身心创建的。” 在我看来，也许还有更特别的。那就是，在人类源远流长的教育史上，那些著名教育家办学治校的宗旨无不从教育、知识、学术的目的入手，比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雅典城西北角创立的哲学学园，其旨在“讲学授徒”；又比如19世纪初德国教育改革家威廉•冯•洪堡创建的柏林洪堡大学，其创校理念是“研究与教学合一”、“现代大学应成为知识的总和”；再比如在北大校长任内革弊纳新、开“学术”与“自由”之风的蔡元培，就一直不遗余力地提倡“美学教育”，另外他十分强调“教育是国家兴旺之根本，是国家富强之根基”。相比之下，在19世纪初叶一手创建了弗吉尼亚大学的美国人杰斐逊，就显得有点与众不同了。晚年的他致力于在弗吉尼亚创建一所新的大学，主要并不是基于教育、知识、学术的目的，其着眼点仍在于“民主”和“自由”——他一生政治理念的两个关键词。正如他反复强调的，“教育是防止民主蜕化为暴政的重要手段”，同时，“只有由受过教育的人民组成的国家才能保持自由，教育为民主政治最可靠的基础。” 至于原因呢，杰斐逊是这样解释的：“在研究了欧洲政治发展史之后，我发现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中都有人类弱点的痕迹和腐败蜕化的苗子，为防止政府的腐败和暴政，必须让人民有监管政府的权利和能力。但是我看到，光有制度的完善和法律的约束，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和暴政，必须在教育上多下功夫。”、“应当普及和发展文化教育，实行思想、言论与新闻自由，使人民摆脱愚昧无知的状态。当人民的心智得到开发，具有了一定的政治素养、参政能力和判断识别能力，我相信他们就有能力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利，从而也就能够防止政府的腐败和暴政，从而让政治变得民主，人民获得自由。” 这番教育与民主自由之间的逻辑关系，说的真好。我觉得。 为此，我想偕同读者诸君一起回到两百年前，看看这位早已功成名就、如今身居高位日理万机的老人，怎样的去践行他一生的最后一项使命、最后一个梦想——创建弗吉尼亚大学。让我们一道看看这所誉满全美的公立大学怎样的从无到有，怎样的一步步按照其创建人的设想而最终成为州内最高学府乃至全美著名学府。 弗吉尼亚大学 十三 美国独立了，弗吉尼亚的宗教改革也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杰斐逊夙夜忧思的目光开始投向另一个领域：教育。 照常理来说，这样一位屡建功勋、仕途顺遂的政治人物，似乎没有必要再专门操心教育的事务了——那是教育专家的事。若就社会地位而论，如今年逾不惑的他已拥有全国性的知名度，官职已从州一级提升到联邦政府的层面，且前途被普遍看好，根本不需要靠教育事业的业绩来立身扬名，何况教育事业又是一件很费心劳神的事，但这个总是忙碌的中年人显然有着另一层次的思考。 “这个新的国家需要受过一定教育的公民”，这是杰斐逊常挂在嘴边的话，因此他的目光经常会注视这片土地上的座座校园，为教育领域的积弊忧心不已。早在1778年，当他还在担任弗吉尼亚州议员的时候，他就向州众议院提交了一份宣扬“教育平等”的关于公共教育的法案。这就是作为“美国公共教育的第一个宪章”而载入史册的法案——“关于更普遍地传播知识的法案”。 这份法案内含的“无差别教育权”的政治哲学精神，来源于《独立宣言》中那句“人人生而平等”的经典陈述。为此，杰斐逊一以贯之地坚持认为，教育的权利应惠及全民，无论贫富、性别、种族、信仰、阶级等身份的差别，所有公民皆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国家有义务为所有的人、尤其是无能力受教育的穷人家子女，提供正当的教育。 因此，在他拟定的这份法案当中，他殷切呼吁“建立广泛的公立学校制度”，比如属于基础教育的公立小学，应当为所有的男女儿童提供三年免费的小学教育。同时，法案还规划出了一整套涵盖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具体教育方案，包括学校建设、教学计划、教育方式等等。这套教育方案的目的，也是杰斐逊的良好愿望，在于发展教育普及教育，不断扩大受教育的对象，使全体公民都能有机会接受良好的知识的熏陶。 尤值得注意的，是法案中若干关于高等教育的条款和建议——无疑这是杰斐逊最为关注的领域。在法案中，他对自己的母校——威廉与玛丽学院（杰斐逊16岁时入读该校）——进行了一连串大胆的教学管理改革和学术改革。改革的内容，包括重新修订学校章程、改变学院的管理机构、改变教授职位的现状，直至成立全美各大学中的第一个选修制度、建立全美首创由学生自治的荣誉法则，等等。 按照这位教育事业热心者的设想，母校应当通过改革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州立大学”，成为培养人才的摇篮，而非如目前弊端重重的现状，比如学院每年仅招收100多名学生，导致一些优秀的学子或无法入学，或因为贫穷无法完成学业；又比如，他愤愤地说，学院真可谓十足的奴颜婢膝，只知道巴结权贵，学院的管理工作主要由政府官员——而不是教授负责；再比如宗教界人士对学院的影响过大，等等。 这些使人听起来不太舒服的刺耳声音，传递着一个毕业生对母校、对高等教育事业的拳拳盛意。 尽管杰斐逊提出的教育方案包括了小学、中学和大学，但他主要还是将目光盯在发展高等教育身上。因为依他之见，小学无需很多的准备工作和费用，随时都可以组织起来；中学教育则可依照私立学校的方式，靠收取费用来创办；而高等院校在北美没有什么经验可供借鉴，在这一领域大有用武之地。并且他认为，提高全民的思想素质就需要培养出一批优秀的高级人才，这样才能满足国家各方面发展的需要。如今首要的工作，是在弗吉尼亚创办一所新型的大学，以将自己的教育理念付诸行动。 1800年，是杰斐逊就任副总统的任期第三年，他开始酝酿在弗吉尼亚建一所新大学的计划。这年年初，他写信给当时著名的化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熟谙教育的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牧师，在信中他详谈了自己建校的构想。他想要建立的大学是一所新型的高等学校，它应该是一所“面非常广、自由空气浓厚和非常现代化的学府，使公众认为值得赞助，也能吸引其他各州的年轻人来共同分享一杯知识之羹，同我们亲如兄弟。” 1800年夏，他再次致函这位他打心底信敬的化学家，请求这位对教育、对治校颇有心得的学者帮他起草一份创立大学的计划。他在信中希望普里斯特利的计划，应该是“十分广泛，十分开明和现代化，因而值得用公款赞助，首要要有个完备的计划。” 这两封信后来被学者梅利尔•彼得森编入了《杰斐逊集》，才得以让后人读到，让后人得以了解到杰斐逊创建大学的思想脉络。其实还有更多的信件比这两封信更加深入地探讨过大学问题，真不晓得杰斐逊是怎样在那么纷扰的政治环境当中思考建校事宜的。据说他有时在白宫会用自己的薪金招待谙熟教育的学者，甚至还会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法国名贵葡萄酒，只为了向有识之士“取经”。长期的公职生涯他竟然没有积攒下一分钱，到了晚年他不得不为生计而忧虑、忙碌，看来他为了创办一所大学真是没有什么舍不得的。 杰斐逊的办校计划随着他于1801年2月当选总统、3月份就职而不得不暂且搁置。1806年，是他的第二届总统任期的第二年，尽管主持联邦政务，每天总有忙不完的公事，他还是在百忙中抽空向弗吉尼亚州议会提交了一份建大学的提案。然而，弗州议会并没有买这位从家乡走出来的总统的账。这份议案在州议会里宛如石沉大海，提案一事一直没有下文。 自从担任州议员时提出过一份教育议案之后，在杰斐逊后半生长期的公职生涯当中，因为陆续担任州长、民主共和党领袖、国务卿、副总统和总统，公务繁多的他实在腾不出时间、分不出精力来着手于教育事宜。 但创办一所大学，始终是萦绕在他心头念兹在兹的一大心愿。 十四 时机终于来临了。 时光来到1809年的3月21日，在他的继任者麦迪逊的总统就职典礼之后不久，杰斐逊带着他心爱的外孙、几大箱子的书籍，乘坐马车离开首都回到家乡蒙蒂塞洛。这年他已经66岁了，告别喧嚣纷扰的政治舞台，归隐宁静的家园，重新穿梭于熟悉的田间、农场、果园和庄园之间，创办大学的心愿如热血奔涌般不可抗拒地再次占据了他的心头。 过着安隐、静憩的退休生活，他庆幸，自己终于有机会一偿夙愿了。 现在他再也用不着操心那些烦人的政务了，除了操持必要的农场事务和家务以外，他可以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专注于教育的事了。以前在欧洲担任外交使节期间，他得以有机会对欧洲一些有名的大学进行实地考察，还在欧陆各国购买了不少有关高等教育的书籍，为此留下了大量的考察日记、读书笔记，更是带回来了汗牛充栋的书籍。如今的退休日子，他每天都会拿出大块的时间细细阅读、研究这些书籍、笔记和日记，真个是潜精研思，乐此不倦。此外，尽管过着隐居的田园生活，杰斐逊仍和外界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他与国内和欧洲的一些教育家、学者频繁通信，与他们交流、请教、探讨有关高等教育的种种。 如今，年逾花甲的他体力多少有些衰弱，精力也大不如从前，有时候在书房工作了大半天会感到神疲劳倦，头脑昏昏然的只想睡上一觉，便会局局促促地躺在椅子上休憩片刻。虽说体力精力减退，并且多种疾病缠身，但他的思维能力却并没有减弱，工作的勤奋也不减当年，视野的开阔、思想的敏锐、对现实的洞察甚而更甚于从前。在阅读了大量书籍、与国内外教育专家交流之后，这个过着退休隐居生活的高龄老人啊，竟然仍是慧眼独具，你来看看他晚年的思想结晶，他的高等教育观：“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一代比一代更改进、更完善，人类历史便是一部进步的历史。而这所有的进步，都依赖于科学、文化知识，尤其依赖于教育。每一代人都继承了上一代人所取得的知识，并且把自己所取得的知识及新发现加进这个知识宝库中去，再把这个知识宝库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样的累积一代比一代更丰富，这就无限期地一步一步增进人类的幸福。印第安人之所以过着悲惨的生活，就是因为他们顽固地崇拜他们祖先的所谓智慧，并且荒谬地认为为了追求更美好的事物必须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似乎在渴望返回吃橡树皮的时代。” “除了教育以外，还有什么能够使我们超越我们的土著邻居的状态？如果人类的生活，如我们所想象和希望的那样一步一步地得到改善和提高的话，教育应该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主要手段。教化和教育的普及是为了改进人类生活、促进道德和提高人们的幸福而最应该依靠的手段。教育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能够有利于民主政治的确立，防止当政者腐化堕落，而且对于每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都可以说是极其重要的。而且，我希望在当前把教育的好处扩展到人类广大群众的潮流中，可以看到人类幸福的巨大提高；而且这个提高将是无止境的。” “高等教育是要增进国家的福利和光彩，它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培养政治家、立法者和法官，因为共同的繁荣和个人的幸福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们；协调和促进农业、制造业和商业的利益，靠渊博的政治经济学见识给公众以自由发挥其勤奋的机会；培养我们年轻人的推理能力，扩大他们的胸怀，培养他们的道德，向他们灌输德行和秩序的戒律；用数学和物理科学教育他们，因为这些科学推动工艺发展和促进人类的健康，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总之，大学要培养他们思考和正确行动的习惯，使他们成为与人为善、自身幸福的榜样。” 这是一个老人留给这个国家的最后一份精神遗产。 这些阐述高等教育的观点大多写于19世纪的头十年，时至今日已经整整两百个年头过去了。即便在两百年后当今这样一个资讯昌明的时代读起来，也依然让人感到大有裨益。 1814年，已逾古稀之年的杰斐逊被任命为位于弗州中部的阿尔伯马尔学校的理事，他开始利用这块阵地来推行自己的教育规划。不久后，他拟订了一份详细的教育计划：“在州的中心和环境好的地方建立一所大学。讲授有用的科学的所有学科各个科学分支如何分类及需要多少教授，在超过十个的情况下，由视察员确定人选。” 那么，什么地方，才是“州的中心和环境好的地方”呢？关于这所大学的选址，是盘旋在杰斐逊脑海中多年的一个问题。 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开始征询并收集各种各样的意见，如今有多处可设立校址的地点摆放在他的案头。洛克里奇县的莱克星顿，奥古斯大县的斯汤顿地区均在竭力争取，而最具竞争力的，则是弗吉尼亚的东部历史名城威廉斯堡。杰斐逊在仔细研究了弗吉尼亚的地图，精心比较了弗州各地的气候、地理、人口状况、风土人情等情况，最终选定了自己任职的阿尔伯马尔学校的所在地、也是阿尔伯马尔县府的所在地——夏律第镇——作为新大学的校址。 理由是，这里气候宜人，有益于人体的健康，并且地理位置优越，处于弗吉尼亚的中心地带，比其他几处更接近本州白人人口的地区。因而从总体上来看，杰斐逊自信满满地说，这里比所有其他备选地点都有利于作为一所新大学的校址。 后来，州议会专门成立的创校视察委员会经开会讨论，接受了将夏律第镇作为弗吉尼亚新大学校址的提议。于是，寂寂无闻的小镇有福了。 十五 1817年，已是74岁高龄的“蒙蒂塞洛哲人”正式开始筹建大学。他研精致思地制订了一个既雄心勃勃又审慎周详的教育计划，这份计划将教育制度分为三大部分：初级学校、高级学校和大学，不用说，计划的侧重点在于高等教育——大学。 杰斐逊简略地阐述了初级和高级学校的计划，接下来就花了大量笔墨来谈大学的宗旨：“大学是最高学府，它应该由许多职业性学院组成，专门培养建筑师、音乐家、雕刻家、经济学者、科学家、园艺学家、农学家、医生、历史学家、牧师、律师及各级管理人才。”他想要创建的这所大学，应当是一个“讲授所有科学学科的学校，并且要达到人类头脑所能承担的最高限度。”——看得出来，他不想办一所仅限于地方一级的高校。 翌年，即1818年，在杰斐逊好友、创办大学的有力支持者约瑟夫•卡贝尔先生的推动下，弗吉尼亚议会终于接受了杰斐逊所提的创建一所大学的议案，并为此专门拨款15，000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州议会同时指定了一个“24人筹备委员会”，责成该委员会处理有关的建校事宜，委员会中除了杰斐逊、麦迪逊、约瑟夫•卡贝尔外，还有科克、时任总统詹姆斯•门罗等人。 杰斐逊当仁不让地担负起了起草“弗吉尼亚大学筹备委员会报告”的任务，以便借此机会将自己的建校理念尽诉其中。在这份洋洋洒洒上万字的报告中，这位博学多才的创校校长在课程设置上费了一番思量，他将弗大的学科领域分为10大类，包括古代和现代语言、纯数学、建筑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化学、动植物学、解剖学、医学、政治学、哲学、历史、法学、伦理学、文学和美术、修辞学、观念学等，学科之齐全，文理之兼备，在当时的美国高等院校中实属罕见。报告建议本校聘请10位教授从事教学事务，为此他希冀能以高薪从大西洋两岸延揽各学科第一流的学者，他还希望这所大学不但招收本州的学生，也能够吸引外州的青年学子前来求学，从而使弗大成为他们珍视的母校。 1819年1月，州议会正式通过成立弗吉尼亚大学的议案。两个月后，75岁的杰斐逊众望所归地当选为弗吉尼亚大学首任校长——他一生的最后一项公职。从此刻起，他将自家的庄园事务尽都交由孙辈处理，而将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大学的各项事务中去。这位须发皆白的校长已经顾不上身体的老衰，一股强大的精神动力支撑着他殚精竭虑，孜孜不倦。 他几乎包揽了创建学校的一切重要事务，比如勘查校址、决定馆址、设计校舍建筑蓝图（教学馆、教授公寓、学生宿舍等）、绘制图纸、调整和修订建筑设计、物色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监督工程进展、雇佣大理石雕刻师、雇佣砖瓦工和木工，以及各样琐碎、繁杂的学校事务。此外，他还派人到英国牛津、剑桥、爱丁堡大学等著名学府，四处物色欧洲的优秀学者来校任教。最困扰他的一大难题，莫过于建校资金的匮乏，州议会的那1万五千元拨款，对于一所高校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为此，他四处求爷爷告奶奶，一会儿请求州议会再拨出更多的款项，一会儿请求州政府从本州的一些基金会那里获得贷款，一会儿又发起了一个“募捐基金运动”，恳请社会各界对本校的捐赠，总而言之为了筹措建校基金，这位弗吉尼亚大学的“首席管家”搜肠刮肚想尽了一切招数。 上述这些工作日志，他记录得很认真，我们读起来很感动，为着一位高龄老人的办学热忱、事必躬亲。我想应该可以这么说吧，自从担任校长之后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完全就是为这所大学而活的。 如何执掌这所弗吉尼亚州内全新的高等学府，他想了很多，也想得最多。他以前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对于政府的服务职能——保障民众的自由和人权——深有体会，那么一所大学校方的服务或管理职能究竟又是怎样的呢？对待高等学府里的学生们，是不是要像对待公务员那样需要纪律严明呢，还是听任他们自由发展？抑或是，在“约束”和“引导”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对此，他思考的结果是，管理人数众多的青年集体的最好方式，的确是我还没有掌握的要务。但我有理由相信，对于品格的自豪感、值得鼓励的抱负和道德气质，是一个适当的大学管理体制所必须的。这一体制如果是建立在理性和礼貌基础上面，将更有可能会在我们的青年人当中，培养一种秩序和自尊相结合的精神。——也就是说，大学校方既要注重校内各项事务的“秩序”，又要兼顾学生的“自尊”。 但我想，最能体现这位创校校长自身特质的，莫过于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大学推行的自由教育、校政民主的理念。他试图在大学内营造一种浓郁的自由气息、民主氛围，进而培养出有自由民主思想倾向的学生。在这方面他有软的一手和硬的一手。软的一手是，学校鼓励学术自由和思想的自由，让每一个学生都可以自由地去他选择的学院上课，并且只能由他自己来进行选择。弗大的校政事务实行民主，大学领导层由教授选出，教授在校务上享有发言权、建议权乃至决定权，也即实现“教授治校”的大学管理模式。在学生中间实行教授指导下的“自治”，也即学生们的自我管理。在这方面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弗吉尼亚大学颇具特色、声名远扬的“荣誉制度”，也即要求弗大每个学生的每份作业、每篇论文及每张试卷，都要声明“我以一个弗吉尼亚大学的荣誉起誓，我没有从他处接受帮助。”，而这一制度的具体执行者是全体学生。依靠“荣誉”二字来鼓励学生的自我约束，建立学生的自我管理制度，两个世纪以来一直为世人所称颂，以至于有人说，杰斐逊留给弗吉尼亚大学最大的财富就是——学生的自治传统。 至于硬的一手呢，是让大学尽量免除不当的宗教限制和政治影响。他摒弃了其他大学聘请神学教授的做法，而根据宗教自由的原则，建议本校不聘请神学教授来校任教，在学科上也不开设宗教课程。另外，这位校长还要求教会和神职人员不得参与学校的管理，政府公款不得用以资助教师的教学活动。总之就是，要在大学里让“教育”与“宗教”和“政治”分离，既避免宗教势力对大学的桎梏，又警惕政治权力对大学的影响。这些做法的结果是，弗大成了美国第一所与宗教学说完全无关的大学，校园内以图书馆为中心，而不是当时大学普遍的以教堂为中心。在大学与“政治”分离方面，弗大留下的一个典型传统是，历任美国总统都不能主动到公立大学发表演讲，以防止公权力对大学自治和学术思想自由的干涉。今年8月我看到一则新闻，白宫原计划借用弗吉尼亚大学校园的剧场和图书馆广场，为奥巴马总统安排一场谋求连任的造势演说。但弗大以“学校的教学将因此受到干扰”为由婉拒了白宫的要求，让奥巴马吃了一次闭门羹。 要我说，这软硬两手不单只是校政管理上的行动，更是一种人格力量的倾注。这两手行动最后都无可避免地汇聚成同样的目的：让学生和教授成为大学的主人，让宗教和政治远离大学，让大学成为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大学”。 十六 岁月是一台公正的收割机，收获了一个老人多年来的辛劳和筹谋。1825年3月7日——杰斐逊晚年最难忘的一个日子——弗吉尼亚大学在经过数载艰辛的筹建工作之后，正式开学了！ 这是弗吉尼亚大学令人难忘的第一天，却是一个场面冷清、简陋寒碜的开学日子。来参加开学典礼的，仅有区区30名的新生。只见叶绿如洗的草坪上，有10个帐篷形状的亭子，师生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亭子里，或彼此交谈，或倾耳聆听。校园内的各项设施还不怎么齐备，提供给新生入住的学生宿舍设备极其简单，里面只有几张床铺和一排高高的书架，图书馆大楼的内部装修还没有完工，馆外墙立面装修的脚手架也是醒目得很，一座教学楼只好临时先用作图书馆。尽管如此，这场开学典礼的仪式却是庄重的，高雅的，有板有眼的，在场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欣喜的微笑，尤其是在典礼上致辞的那位最年长的校长先生，语调激昂得像个少年人，面容欢快得又像个孩子，欢喜的欣慰的心情溢于言表。 正如他在开学数星期后的一篇日记里所写的：“以创办和扶植一所教育我们的后来人的学校，来作为结束生命的最后一幕，我深感欣慰。我希望学校对他们的品德、自由、名声和幸福都起到有益而永久的影响。” 受杰斐逊之推荐，詹姆斯•麦迪逊后来继杰斐逊之后担任弗吉尼亚大学的第二任校长。 至此，他已觉可以无憾地走向生命旅程的终点。十七 1826年6月下旬，美国各地举办了形形色色的纪念活动，以庆祝下个月初即将到来的《独立宣言》发布50周年纪念日。这时，在家中卧床休息养病的杰斐逊，接连收到来自首都的请柬和信件，邀请他前去华盛顿参加庆祝活动。如今已届83岁高龄的老人身体已极度虚弱，患有严重的风湿病、腹泻病和泌尿疾病，连下床都非常的困难。他强撑着写完了人生的最后一封信，在信中对邀请表示感谢，但遗憾的是，自己现在连家门都出不了了。 数日后，他请来了自己的医生、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教授罗步利•邓格利森博士，向他询问自己的病情。自知来日无多的他，随即将一家人全都叫到了床前，留下一份遗书交给女儿玛霞，并与他的外孙伦道夫就后事做了安排与嘱咐。7月1日和2日连续两天病情恶化，无论白天夜里他都处于昏迷状态，间或会苏醒片刻。 到了7月3日，他就几乎一整天都昏迷不醒了。傍晚时分，他突然醒了过来，看见儿孙们全都守候在床前，随即缓缓问道：“今天是7月4号吗？”声音沙哑而又模糊。但显然，病榻上的老人思维还是蛮清晰的，他是想实现自己的最后一份心愿——在他起草的《独立宣言》发布50周年的日子，告别人世间。回答是：“还有几个小时。”数小时过后，午夜前夕。他又问道：“4号到了吗？”回答是：“马上就到了。” 7月4日中午1时许，昏迷数日的他血液循环渐渐地更加缓慢，手腕上的脉搏几乎已经没有了。蓦地，他又清醒了过来，再度问身边的亲人，“今天是7月4号吧？”这回的回答是：“是的，今天是4号。独立日。”只见他带着满意的表情微笑了一下，以极其微弱的嗓音喃喃自语了一句：“噢，上帝！”，然后，静静地闭上了双眼，再也不醒过来。 此刻他不知道的是，在他离世仅仅数小时后，他晚年通信最为频繁也是最亲密的友人、《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之一、同属“国父群”之一的约翰•亚当斯也溘然长逝，追随得那么急促。 这真的是个特别的日子，让他戏剧性地在自己最看重的一个日子去世。50年前，他起草的那份宣言传遍了世界，成为这个新生国度最重要的一个节日；50年后，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的他，以及他心目中“独立宣言最佳的辩护人”在同一天离去。真的是一天也不差。 也许，这是上帝给一个耄耋老人的特别恩典。上帝满足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愿望，让他没有遗憾地离开人世。上帝还知道这位中年丧妻的鳏夫太过孤独，所以特意安排他晚年的好友与他携手同行。尤其是，上帝怜悯这个老人长年累月的辛劳。这个娴熟的小提琴手，一生演奏了许多华丽的乐章；这个勤勉的美国人，一生干了那么多漂亮的事，他一定非常的疲累。现在，是该好好休息了。

人生为做大事来——杰斐逊一生中的三个片段 （上）文：楚寒 我已在上帝的圣坛前庄严宣誓，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禁锢人类心灵的专制暴政，我都将永远反对，并与之斗争到底。 ——托马斯•杰斐逊（1743年4月13日－1826年7月4日） 只要世界依然尊重美德、智慧和奋斗精神，他的品格就像是一座丰碑，向人们昭示着自由和人权战胜了暴政和贵族统治，自由的人们将会团结在丰碑之下，欢庆胜利。作为个人自由和人类尊严的一个主要使徒，杰斐逊长期以来不仅仅属于他的本国的同胞，而且也属于全人类。 ——节选自杜马•马隆著《托马斯•杰斐逊和他的时代》一 在群英荟萃的美国独立革命领袖和开国元勋当中，若以才学和智慧而论，无疑要数托马斯•杰斐逊独占鳌头，无人能够望其项背。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如果说华盛顿是在马背上打赢了一场独立战争，那么杰斐逊则是在头脑中思考了一场美国革命。 说杰斐逊是个希世之才，恐怕也不算过分。这个美国佬涉足钻研的领域之多、之杂，列举出来足以让人瞠目咋舌：除了为人熟知的政治事业以外，他同时也是农业学、园艺学、建筑学、地理学、气象学、词源学、考古学、数学、密码学、测量学和古生物学等学科的专家；在语言方面，除了自己的母语英语之外，他还精通法、意、西、荷、拉丁等五种语言，以及当时少有人懂的古希腊文；此外，他还身兼律师、政论家、博物学家、语言学家与美国哲学学会会长等多个身份；甚至在不少的公众场合，这个博学多才的家伙还是一个颇受欢迎的小提琴手。 这样一位堪称通才、杂家的合众国缔造者，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型建国之父，着实让一代代美国人自豪不已。在许多美国人的心目中，杰斐逊是历届总统当中天资最高、最多才多艺的一个。有一个故事可以佐证这一点：1962年，肯尼迪总统在一场白宫宴请整个西半球诺贝尔奖得主的晚宴上，对着满堂菁英致辞时，他言笑晏晏地说了这么一番话： “我觉得今晚的白宫聚集了最多的天才，以及人类知识最卓越的集合体。或许唯一的例外，是当年杰斐逊总统独自在这里用餐的时候。”他的话引来了全场一阵会心、温馨的笑声。 杰斐逊身上这种学者、学问家的气质，以及他对于学术和知识永无止境的兴趣，使得他十分看不惯官场上的繁文缛节、做张做势，更是厌恶政治舞台上的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也因此，他很不情愿置身于复杂的官场和污浊的政治圈内，即使日后投身政治，也是出于责任感不得已而为之，而不是志趣使然。 举个例子来说吧。有一次，杰斐逊在给好友唐纳德的一封信中吐露心声：“我宁愿幽居在一个很朴素的农舍里。每日粗茶淡饭，和我的书籍、我的家人以及少数老朋友一起生活，也不愿占据任何的显赫要职。” 对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在读杰斐逊自传的时候，就常常会为他的行为举止不觉莞尔，这个在77岁高龄写自传的老头从脾性上来说，更接近于一个单纯的“学问中人”，而不太像一个圆熟的“政治中人”。 然而事与愿违。出于种种原因，时代风云一次又一次地将他卷入了政治漩涡里头。我们都知道，杰斐逊的大半生在纷乱喧嚣、争权夺利的政界中度过，称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华盛顿圈中人”。从26岁那年担任弗吉尼亚州的下议院议员开始，在长达整整40年的从政生涯中，他担任过阿尔伯马尔县保安官、县皇家民兵总指挥、县安全委员会委员、弗吉尼亚州议员、第二届大陆会议代表、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主席、大陆会议驻法特派员、国会法律修订委员会委员、弗州第二任州长、联邦国会议员、驻法公使；最后一直做到了美国第一任国务卿、第二任副总统和两届的第三任总统；他指挥过阿尔伯马县的皇家民兵、骑兵和步兵部队；创建过民主共和党（美国民主党前身），并一度俨然是在野党领袖。放在英雄辈出的美国总统群像中打量，像他这样公职履历如此完整的政治人物，怕也是难得一见的。 这位对政治抱着“不感兴趣的兴趣”心态、位居权力之巅多次流露归隐之意的政治人物，却因为其政治生涯的贡献赢得了美国社会广泛的尊敬。两百多年来，杰斐逊被普遍认为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当中贡献最为卓著者及最具影响力者之一。在美国中西部的南达科他州，那里有一个很有名的“总统山国家公园”，园中专为杰斐逊雕刻的巨像高达60英尺，与另外三位总统——华盛顿、老罗斯福和林肯的头像——并列雕刻在拉许莫尔山的山巅上。而在首都华盛顿寸土尺金的繁华地段，更是专门辟出了一块面积不小的土地建了座“杰斐逊纪念堂”，以供世人永久的瞻仰。翻阅名目繁多的杰斐逊传记，在最具权威性的著作《托马斯•杰斐逊和他的时代》中，传记作家杜马•马隆充满敬意地写道：“华盛顿是独立共和国的主要象征，林肯是维护联邦统一的主要象征，但是杰斐逊在他的丰富而多彩的成就方面迈越了这两个人。在富兰克林和华盛顿逝世后，没有一个美国人在国际声誉方面堪与杰斐逊相伯仲。”另一位杰斐逊研究专家、历史学者梅利尔•彼得森在其《杰斐逊和新国家》一书中，对杰斐逊同样也作出了高度评价：“没有任何其他奠基人对于这个新世界的生活和希望所发生的影响，比托马斯•杰斐逊更持久、更大。在反对帝国的叛乱中作为殖民地的领袖而出了名，他体现了这个国家对于自由和开明的渴望。” 拉许莫尔山国家纪念公园总统雕像山，由左至右依次为华盛顿、杰斐逊、罗斯福及林肯的雕像，代表了美国建国以来130年的历史。 杰斐逊纪念堂杰斐逊获得美国社会、学术界如此仰之弥高的尊崇和礼遇，固然是实至名归。但很久以来我一向认为，这个人的流芳于后世，更多的应该不是靠他的学识广博、学养渊深，也不是因为他的位高权重、资历骄人，而是因为他的民主思想、自由理念。他对暴政、君主专制、贵族特权矢志不渝的反对和警惕，他对自由、民主、人权孜孜不已的追求和探索，他对民主政体、民众自由、基本人权的精心设计和竭诚捍卫，业已成为美国历史上一道最瑰丽的风景，也书写了他漫长人生中最光辉的篇章。 正如他为自己亲笔预拟的、嘱咐“一个字也不要多”的墓志铭里，列举了自己一生最感欣慰的三项业绩——均为在争取自由、民主方面取得的成就。在位于其故居蒙蒂塞洛的这块巍然矗立、通体洁白、无花纹的石灰石方尖碑上，镌刻着这样几行朴实无华的文字： “这里埋葬的是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的作者、和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建人。” 托马斯 . 杰斐逊墓碑文 以简要的三个短语，作为对自己一生事业的概括，却绝口不提自己当过8年美国总统这回事。显然，在杰斐逊心里面，上述这三件事比美国总统的工作更有价值和意义，也更有份量得多。从这个人为自己所撰写的墓志铭上，尽显一代政治伟人——哦不，我更愿称其为思想巨擘——的热诚，一派赤子风范，不由人不为之敬服。 我一直觉得，怎样书写自己的墓志铭，体现了一个人的生命深度和人格高度。杰斐逊所写的墓志铭，没有让我失望。 这三件大事，深值人类铭记。二 第一、二届大陆会议的陆续召开，这是北美革命从各个殖民地各自为政、到走向联合斗争的必然结果，也是北美独立运动的喜人成果。 从1774年9月到1776年上半年，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与烽火四起的独立战争同时进行的，是大陆会议会场内激进派与保守派的唇枪舌剑、激烈辩论、哓哓不休。最终，主张独立的激进派占了上风。时至1776年6月初，来自弗吉尼亚的代表依照本州指示提出了一项议案，并获会议采纳：“这些联合一致的殖民地应当获得自由，从此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但大陆会议需要起草一个正式宣言，以向全世界宣告一个新兴独立国家的诞生，并详细说明北美洲英属殖民地理应脱离大英帝国而独立的理由。 这一历史重任落到了杰斐逊的肩上。 这一天——1775年的6月21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开幕后一个多月的一天，一个来自南部的弗吉尼亚殖民地、长着一头金栗色头发的瘦瘦高高的青年男子，出现在大陆会议的会场上。他，就是本届大陆会议最年轻的代表，时年32岁的弗吉尼亚州议员杰斐逊。 杰斐逊何以成为代表？因为会议开幕后不久，身兼大陆会议主席和弗吉尼亚州下院议长的佩顿•伦道夫先生，被弗吉尼亚总督召回本州要他主持州议会，于是，由7名成员组成的弗吉尼亚代表团出现了一个空缺。顺理成章地，身为州下议院议员的杰斐逊，被州议会推选为本州代表，接替了伦道夫的代表职务。就这样，资浅州议员杰斐逊以“替补队员”的身份，首次亮相北美殖民地最大的政治舞台——大陆会议。 十天前，在他被推举为大陆会议代表的次日，一大早他就向家人告别，备车，启程，马不停蹄地北上奔赴大陆会议的召集地——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加入到一场划时代的、击如震霆的斗争中去。他自己也没有预料得到，这一趟行程将会使自己的名字烙印在一个新国家的出生证上，并且，他还是这个新生国度的助产士。 这是一趟远门。他乘坐在一辆四轮马车上，一路上颠簸地走啊走，这一路足足走了十个昼夜。这是他平生第二次离开弗州前往费城，而上一次因私事来到费城已是九年前的事了。眼下已进入初夏时节，天气有点溽热，闷热的空气中漂浮着一股带咸腥味的海风气息，又好似笼罩着一层如烟轻扬的霾雾，犹如他时刻关注的晦暗不明的时局。 一路上他风尘仆仆的脸上，交替出现沉思和凝重的表情，脑海中不断想起九年前去往费城的情景，想到这九年来经历的风风雨雨，想到两个多月前在圣约翰教堂聆听的那场激动人心的演讲——帕特里克•亨利先生的“不自由，毋宁死”，想到一个多月前莱克星顿传出的那一声枪响，想到几天前大陆会议刚组建了一支由乔治•华盛顿担任总司令的大陆军，想到近年来北美大陆抗英运动的风起云涌，想到自己即将赴任之后的种种公务活动。一种山雨欲来的预感攫取了他的心，每每想到这一切，他的心情就像潮水一样浩浩然汹涌澎湃，久久难以平静。 出席这届大陆会议的代表，除了杰斐逊以外共有65人，代表着北美洲大西洋沿岸的13个英属殖民地。这些代表都是些才识过人、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人，无疑均是从各个殖民地遴选出来的社会精英。他们当中有些人因参与北美独立运动早已闻名遐迩，其中有不少人是声名赫奕的活动家、革命领袖。在此之前，代表中的一些名字也为杰斐逊有所耳闻并且仰慕，但一直苦无机会得以谋面，比如塞缪尔•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等人。 这些代表们同样对杰斐逊怀有浓厚的兴趣。他们也都想看看，这个在一年前因出版《英属美利坚权利概观》一书而声名鹊起、誉满北美的青年才俊，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故当年轻的新代表杰斐逊一出现在会议会场，立刻引来了众人好奇的、欣赏的目光。说实在的，杰斐逊给人留下的印象还不错，别人对他的评价相当正面，“他看上去精明而又朝气，是个优秀的人才”、“他虽是大陆会议中一位沉默寡言的代表，但不论在各委员会或是在与人交谈中，都是那样敏捷、坦率、明朗而果断。” 赴任代表没几天，杰斐逊就被指派了两项重要使命：其一，执笔完成《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的宣言》；其二，在“对英国诺斯勋爵的和解建议的答复书”的写作班子里，担任总起草人。 在参加大陆会议的头六周，杰斐逊就在起草会议通过的这两份较为激进的文件当中起了中流砥柱、至关紧要的作用。这两份独立战争期间的重要文件，在各殖民地的报纸上广为刊载，使得他的写作才能、论战能力，他的文字的切中时弊、动中窾要，以及他对于北美事业的远见卓识、满腔热忱，为会场内外交口称誉。 就这样，杰斐逊以迅雷之势站到了北美革命者的前列，成为大陆会议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三 时序推移间，不觉来到了1776年——美国独立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 这一年，独立的观念在美洲大地上迅速传播，北美殖民地的抗英情绪日益高涨，各地的抗英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人民要求独立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此期间，来自英国居于费城的杂志编辑托马斯•潘恩出版了《常识》一书，对这股风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旷阔的北美大陆引发了巨大反响。——北美大陆正处于地火奔突的状态，或者说，已处于巨变的前夜。 到了5月，各州的大陆会议代表纷纷依照本州指示，在会场上接连提出要求独立的主张。首先是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接下来是弗吉尼亚、马萨诸塞等州的代表。 开会，休会，复会，再休会。每当大陆会议休会期间，杰斐逊就会归心似箭地返回家乡，回到他魂牵梦萦的蒙蒂塞洛去，那里有他日夜思念和牵挂的亲人，他那体弱憔悴的妻子玛霞，几个尚且年幼的孩子，他那年老体弱的母亲，亲密贴心的几个姐妹，还有蒙蒂塞洛那山清水秀、美不胜收的景致。 这一年多来他数度返乡，待到他再次回到大陆会议会场的时候，正是五月不热疑清秋的时节——1776年5月14日。 这一次来费城，为了工作便利，杰斐逊将自己的住所从旧居迁至离大陆会议会场较近的地方，一处位于费城第七大街与第八大街之间叫做“市场大街”的一幢公寓，房东是个有着德国血统的费城居民。他租借了公寓二楼的两个房间，其中一间作为书房兼会客室，另一间用作卧室。在这里，大陆会议的一些代表曾来此一起讨论问题、研究议案；也是在这里，杰斐逊写出了他任职代表期间最为重要、北美独立革命的历史性文献。 几乎是在杰斐逊来到费城的同时，弗吉尼亚代表团依照本州议会的决议，推举颇具演说才能的理查德•亨利•李代表弗州，向大陆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成立“全美13州联盟政府”的初步议案——“李议案”。之后于6月7日，理查德•亨利•李再次提交关于独立的决议案，也即，提议大陆会议尽快宣布：“这些联合殖民地理所当然地是自由而独立的国家，它们与大不列颠王国之间的一切政治联系应该完全取消。” “李议案”引发了与会代表尖锐对立而又持续热烈的讨论，支持的州有之，反对的州有之，犹豫的州有之。也有一些州的代表认为，照目前形势来分析，北美殖民地再度投入大英帝国的怀抱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就独立的时机而言，现在似乎还不太成熟。 对这一议案的争论一连持续了好几天，依然未有定论。在此情势之下，到了6月10日，大陆会议决定将辩论推迟一段时间，以便那些仍犹豫不决的代表有时间与他们的本州议会商议。与此同时，大陆会议又决定，为了避免丧失时机，先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在“李议案”的基础上拟订一份宣言，提前准备好一篇关于独立的宣言。原因呢？因为会议的讨论结果是：尽管对独立的议案仍存在着不同意见，但北美殖民地走向独立将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就各方面情况来看，现在正是合适的时机。 会议经过选举，成立了一个起草关于独立的宣言文件的“五人起草委员会”。他们是：托马斯•杰斐逊（弗吉尼亚州）、约翰•亚当斯（马萨诸塞州）、本杰明•富兰克林（宾夕法尼亚州）、罗杰•谢尔曼（康涅狄格州）和罗伯特•李维顿（纽约州）。 那么，该由谁来草拟这份宣言的初稿呢？已届70岁高龄的富兰克林尽管德高望尊，学识渊博，可是年事已高，加上罹患中风病，不时需要卧床休息，实在难以胜任这一差事；至于谢尔曼、李维顿二人，均是大陆会议上十分活跃和广受尊敬的活动家，虽然他俩均有法学背景，但俩人的文字写作功底不太深，自认无法担负起这一艰巨而又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起草任务。因此，他俩竭力劝说杰斐逊和亚当斯承担起此项重任； 这时，素来谦逊的杰斐逊找到年长他7岁、大陆会议会场上最为活跃的人物亚当斯，当面敦请亚当斯一肩儿挑起这一重任。没想到40岁的马萨诸塞州代表亚当斯，这位众人眼中“大陆会议的灵魂人物”却连连摆手加以拒绝了：“我不干，这件事应该你来做。”亚当斯口气决绝地回道。 杰斐逊不解地追问：“为什么偏偏应该由我来做呢？”这时，体型矮胖、脸圆眉浓、有着“圆胖先生”之雅号的亚当斯，慢条斯理而又语气笃定地解释道：“原因嘛，多着呢。第一条，你是弗吉尼亚人，这种事应该由弗吉尼亚人挑头，你们弗吉尼亚一向有反抗强权的传统；第二条，你知道的，我老是得罪人，人缘不好，要是社会上知道是我写的，各方面肯定会对我群起而攻之；第三条呢，我读过你的文章，你的文笔要比我高出十倍。”这下杰斐逊没话说啦，接下了这一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 接下来，从6月11日到6月27日，这半个多月的日子里，杰斐逊几乎是足不出户地将自己关在公寓房间里，专心致志于宣言的起草工作，整日以面伏案，执笔不辍。 四 这年六月中下旬的费城已经很热了，整个城区仿若一个大蒸笼似的热气腾腾而又使人觉着憋气，白天总是阳光灼耀、炎炎如焚的，夜晚虽稍稍降温却也总有一阵阵扑来的热浪。夏日的费城常有飙举电至的雷雨，隆隆的雷声和滂沱的大雨猛烈地震撼着大地，整个城区处于一片砰砰訇訇的咆哮之中。 杰弗逊从外面买来了一枝新的鹅毛笔、一摞稿纸、一瓶墨水，除此之外他还买了一张新地图和几瓶酒。在这个比往年提前到来的闷热的暑期，他几乎忘掉了周遭的一切，每天只想着手头的文字工作，只顾着埋首于自己亲手设计的折叠书桌面前，好像永不知疲倦似的。 每天，杰斐逊挥汗如雨地不停在稿纸上写字，时而运笔如飞，时而搁笔沉思，再不就是查阅资料，又或摘抄资料，有时也会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陷入苦思。这些日子里，公寓里的其他住户都感到热得受不了，可是杰斐逊却甘之如荠，有时连经常在耳畔嗡嗡营营的蚊子的声音都浑然不觉。夜幕降临后，案头台灯一圈昏黄的光晕笼罩着这位握笔的写字者：一个削瘦的双眸炯炯的男子，有着蓬乱的长发和一张呈露苍白的脸庞。  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 在这段伏案撰述的日子里，杰斐逊有时会感到一股万丈的豪情填塞胸间，有时又会有一股安捺不住的怒气涌上心头，每当此刻他就感到思如涌泉，笔翰如流，成群的句子词汇一股脑儿挤入、蹿动在他的脑海里，使他几乎喘不过气来。每当遇到这种文思充沛的时候，他就想着尽快写，拼命写，以使手中的笔跟得上自己奔腾的思绪。于是，稿纸上的许多字迹就像是一只只的蝌蚪在纸上游来游去，一行行，一排排，往左斜的，往右倾的，端的是笔走龙蛇，龙飞凤舞，有的字过了一会儿连他自己也辨认不出来了。“我有多少话要说啊！”他内心时常有个清晰的声音在呼喊。 有时候他一连工作了好几天，感到好疲累，困乏得只想一头倒在床上好好睡上一觉，但他晓得，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间，他必须工作！工作！于是他继续进行着手边的工作，过了许久，鹅毛笔陡然向纸上一滑，刹那间脱手而出，他感到双眼都困倦得睁不开了，他叹了一口气，挪开稿纸，把头趴在书桌上。“我就打个盹吧，就小睡一会儿！”他喃喃自语。 这是一段昼日昼夜、焚膏继晷的日子：紧张、宁静、充实，但同时，这段日子对于杰斐逊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场不无痛苦的煎熬。他十分清楚手上正在进行着的这篇文字的份量，因此不敢有片刻的懈怠，更不敢有丝毫的投机取巧。他也算是个文章老手了，在这之前就有多篇的佳作接连问世，却从不知写文章是如此的艰难。 多少个白天，多少个夜晚，多少个晴天和雨天，他端坐在书桌前苦苦思索，逐字逐句地仔细斟酌，反复推敲，每一字每一句都格外慎重，然后就是一遍遍的审阅，一遍遍的修改，一遍遍的誊写。等到一个段落定稿了，他的内心就充溢着一团莫大的欣喜，还有无限的满足感，这时他才蓦然发现，自己早已汗流浃背了，稿纸上也浸濡了一片淡墨依稀的汗渍。 一个风清月朗的夜晚，终于杀青了。微风从打开的窗户吹了进来，杰斐逊感到一阵神清气爽，他放下鹅毛笔，下意识地挺直了脊背，然后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气，感到浑身一阵说不出的轻松。他将摊放在桌上的一叠稿纸收拢起来，又再从头到尾将全文通读了一遍，最后缓慢地、郑重地、神情肃穆地，在首页的眉端处写下一行标题——独立宣言。 美利坚合众国最重要的立国文书，日后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件之一”，就此问世了。 独立宣言文本分为五个章节：序文、前言、控诉、谴责和总结。每一章节每一句话都沸涌着炽热的火焰。  《独立宣言》手稿 五 今天，第二届大陆会议的全体出席代表共同签署的独立宣言的原件，已被永久收藏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大楼，每天都要迎接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去年秋天我在华盛顿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大楼，当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端详着摆放在氮气金属罩里头、已经发黄的独立宣言纸张草本，首先想到的，便是两百多年前那个酷热的夏天杰斐逊深思苦索的目光，和书房里那副孤单的奋笔疾书的身影。 在那个酷热的夏天，那双深思苦索的目光想到的，并不仅仅是像大陆会议决议的那样，只是发表一篇声明，告诉大英帝国，北美殖民地要独立了，在宣言里说明一下北美要独立的原因而已。杰斐逊心头盘算的北美独立，是放眼整个人类社会追求基本自由的首次尝试，也是地球上的一个民族以人权理论建国的首次尝试。 对于发布独立宣言的原因，杰斐逊将之作为宣言的开头，也即序文。在这篇序文中，他开宗明义地直抒己见： “在有关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和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并在世界各国之间依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意旨，接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 北美大陆攻苦茹酸的移民历史，北美殖民地波澜壮阔的独立战争，北美人民争取自由的决心和勇气，在起草宣言时无时无刻不在激荡着杰斐逊的心思意念。启蒙时代的哲学，共和主义的思想，天赋人权的理论，政治平等的学说，自然法则，民族自决，主权在民，自然神论等等的此类观点，在那个酷暑如醍醐灌顶般启迪着杰斐逊的思维。因为此，他意识到这份宣言是要向世界也要向未来宣告：北美的独立不是阶级对抗，也不是民族解放，而是北美人民追求一种超越民族或国家的价值——天赋人权。 故而紧接着序文的，是前言，也就是日后被誉为“英语文字中最著名的一段话”：“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 这几段话是要明白了当地告诉世界：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才是最高主权者。原因是，人人生来即平等，人类拥有的权利是天赋的，并且神圣不可剥夺！ 端的是义正辞约，浩气凛然。读到这几段话，让我这样一个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的人感到既醍醐灌顶、热血沸腾，又仰屋兴叹、喟然长叹。 由这几段话推导出的结论是，既然大英帝国在北美的统治是背信弃义的暴政，就违背了人民建立政府的目的，北美人民就有权予以改变它，以建立能保障自身天赋人权的政府。今天，我们以各殖民地善良人民的名义，郑重宣布：取消对英国王室效忠的义务，断绝与大不列颠国家之间的一切政治关系，北美殖民地从此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随后，杰斐逊将完稿后的独立宣言手稿，呈交给了独立宣言五人起草委员会。手稿在其余四人手中进行传阅、讨论。读到这份格高意远、汪洋恣肆的宣言手稿，大家交口称赞，称赏不已，每个人都感到一股热流涌上了心头。五人当中最年长的富兰克林热情地拍着杰斐逊的肩膀，连声说道：“太好了，实在太好了！这是我生平读到的最好文章，可以说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诗，我看了浑身都热血沸腾。”亚当斯的喜悦之情也是溢于言表，不住地与杰斐逊握手，“我说的没错吧，这不，还是你完成的出色嘛。” 接下来，其余四人抓紧时间对文稿进行修改。他们均十分赞同文稿中所论述的思想精髓，对文稿的理性、严谨、简洁、以及字里行间所洋溢的激情更是赞誉有加。大家都认为文稿已接近完美，所以无须进行大幅度的修改，只是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方需要稍做些改动。在起草小组其他成员共同修改了几十处之后，杰斐逊据此重新誊写了一份修订版。 6月28日，杰斐逊倾注了半个月心血而成的宣告独立的纲领性文件，呈交上了大陆会议，随后摆放在了大陆会议每位与会代表的面前。一连数日，传阅，陈述，讨论，争吵，磋商谈判，激烈辩论。时至7月2日，代表们静静地鱼贯而入会议大厅，对宣言文稿进行最后的投票表决。结果是，在北美洲的13个英属殖民地中，有12个州的代表团投票赞成独立决议，唯有尚未获本州授权的纽约州弃权（7天后，获得授权的纽约代表团投票同意独立），会议通过了独立议案。 然而令杰斐逊感到痛苦的是，会议对他的原稿进行了幅度不小的修改，比如删掉了被认为有损英王尊严的一些颇为激进的语句。尤令他心痛的是，宣言原稿中那些激烈抨击北美奴隶制的精彩段落，以及涉及废除奴隶制度的篇章，在南部一些州的激烈反对之下，也被删掉了。 7月4日——一个将要载入史册、日后被定为独立日的光荣日子——大陆会议正式通过了《独立宣言》，并由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签字正式生效。5天后，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在纽约的驻军军营里宣读了宣言全文，官兵们全都激动不已。当晚，一队大陆军士兵和一群纽约市民涌向驻军要塞前面的广场，将矗立在那里的一尊英王乔治三世的铅制雕像掀翻在地，然后送到冶炼厂去熔化，铸造成了四万余发子弹。 1776年7月4日，北美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正式宣布北美13个殖民地独立。7月4日后来被确定为美国独立日。 数日之内，自由的钟声在美洲大地上一遍遍敲响，北美人民的欢呼声响遏行云，辽阔的新大陆被唤醒，大西洋汹涌的海水被激荡，独立宣言的庄严宣告如薰风般传遍北美传遍全球： “北美洲各殖民地取消一切对英国王室效忠的义务，它们和大不列颠国家之间的一切政治关系从此全部断绝，而且必须断绝，从此是，并且按其权利也必须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北美大陆的旧时代就此结束，人类历史一个新纪元的序幕就此拉开。而此刻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已将目光投向了下一段人生。

虚构的世界是怎样产生的，是否会终结？——从《人类简史》到《未来简史》 文：百亩林 促使我动笔写这篇文章的，是前一阵看到一个预告，《人类简史》作者、以色列新锐历史学家赫拉利即将要出新书：《未来简史》，卫报有篇书评《算法胜利，自由意志将终结》，这个把我大大地触动了。 说到《人类简史》，很多人熟悉。看过不少书评，每个人都从中读到自己能读到的，或想要读到的。刚翻开阅读时，平淡无奇，只当它是一本普通的人类学著作，读到第五章的时候，心里突然咯噔一下，像被猛烈地撞击了：嗯，这真是一本好书。阅读真正能带给一个人冲击感的时候并不会太多，记得我读《狂热分子》，看到霍弗对群众运动本质的深彻透视，或是戴蒙德在《第三种黑猩猩》中，将人类身上恒古的生物属性理性揭开……，这种感觉似曾有过。 人类生活在想象中：虚构产生一切社会秩序 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到底说了些什么？我们先来看他的一个提问。他说，《汉谟拉比法典》认为人生来就是有阶层的，它将人分为上等人、平民和奴隶；而在汉谟拉比去世3500年以后，美国《独立宣言》宣布，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同时不管是《汉谟拉比法典》还是美国《独立宣言》，都假以神的意志，声称自己说的是普遍且永恒的公平正义原则。那么问题来了，人生来到底是平等还是不平等？ 赫拉利的答案是，他们都错了。不管是汉谟拉比还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心中都有个想象的现实，想象着这个世界有着放诸四海皆准、永恒不变的正义原则，例如平等或阶级，但这种不变的原则其实只存在于智人丰富的想象力里，只存在于他们创造并告诉彼此的虚构故事中。这些原则，从来就没有客观的正确性。他说，为什么人类是这个星球上唯一可以进行大规模有效合作的物种？因为想象。人类的想象就是人类合作的关键，因为人类可以想象出一些故事，然后进行传播,只要所有的人都是相信同样一个故事，所有的人就会遵守同样的法律法规规则。除了生活在客观现实，还能通过想象产生一个虚构的现实，这就是智人成功的本质原因，而动物则不能。 读到这里，我们真的会如赫拉利所言，如鲠在喉。我们说《汉谟拉比法典》是虚构故事，并不会觉得难以接受，但说到天赋人权也只是虚构的故事，听来就有些刺耳。如果大家都发现人权不过是种想象，岂不是社会就要崩溃了吗？这，正是赫拉利所要说的“由想象所建构的秩序”。我们相信某种秩序，并非因为它是客观的现实，而是因为相信它可以让人提升合作效率、打造更美好的社会。集体、民族，国家、上帝、货币、金钱、公司等等，在这么多世纪以来，这些都是虚拟的现实，并变得越来越强大。经过几千年，不同地方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强了。正是因为这种联系，在21世纪的今天，不管是经济，政治还是自然，整个人类都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了一个共同体。 如果并没有天赋人权这种事，那么人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赫拉利认为，美国人的平等观念来自基督教，基督教认为每个人的灵魂都是由上帝创造，而所有灵魂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但是，如果我们不相信基督教那一套关于上帝、创造和灵魂的神话故事，那所谓人人平等究竟是什么意思？演化的基础是差异，而不是平等。每个人身上带的基因码都有些许不同，而且从出生以后就接受着不同的环境影响，发展出不同的特质，导致不同的生存概率。“生而平等”其实该是“演化各有不同”。而根据生物学，人也并不是“创造”出来的，自然也就没有“造物者”去“赋予”人类什么，个体诞生的背后就只是盲目的演化过程，而没有任何目的，所以“造物者赋予”其实就只是“出生”。同样，生物学上也没有“权利”这种事，只有各种器官、能力和特性，赫拉利说，如果你把人切开，会发现有心脏，有肾脏，有血，但是你找不到任何权利。鸟类会飞就是因为它们有翅膀，可不是因为有什么“飞的权利”。此外，这些器官、能力和特性也没有什么“不可剥夺”的问题，它们常常会不断突变，还可能在一段时间后完全消失。例如鸵鸟，就是失去了早期的飞行能力。所以，“不可剥夺的权利”其实是“可变的特性”。“自由”又是怎么回事？生物学可不讲自由这种东西，“自由”就像是“平等”、“权利”和“有限公司”，不过是人类发明的概念，也只存在于人类的想象之中。而“幸福”又是什么？到目前为止，生物学研究也没办法客观测量“幸福”，大部分的生物研究都只认可“快感”确实存在，所以，“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其实只是“生命和追求快感”。 是不是很酷？赫拉利因此说，美国《独立宣言》如果改用生物学、科学的角度来写，会变成这样：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演化各有不同，出生就有某些可变的特性，其中包括生命和追求快感。这让我想起李泽厚先生在他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关于人类起源的论述。李泽厚先生以“制造—使用工具”作为人类的起源，认为不是上帝造人，也不是基因突变，而是自己造出不同于动物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从而成为人类，即人类本身创造了自己。依笔者之见，人类由于发展出了理性，认识到如果只有原始丛林法则，每个人的安危都将受到威胁，即使最强大的人也没法保证自己一直会是那个最强者。出于对自己和后代未来的保障，打破这种丛林法则，互相承认各自的基本权利，就成为必然选择。可以说，人权是人与人之间互相承认和相互给予的，是人类理性的发展成果，人权自赋。 想象的社会秩序是如何被构建的：虚构与现实紧密竞合 人类社会由两部分组成，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自然界的秩序是稳定不变的，比方，四季轮换，太阳东升西落。赫拉利认为，由想象所建构出来的秩序总是有一夕崩溃的风险，因为这些秩序背后靠的都是虚构的故事，只要人们不再相信，一切就风云变色。为了维持想象建构出来的秩序，必须持续投入大量心力，甚至还得掺入些暴力和胁迫的成分。像是为了让民众不违反想象建构的秩序，国家就需要有军队、警察、法院和监狱不分昼夜发挥作用。然而，光靠暴力还不足以维持由想象所建构出来的秩序，还需要其他一些手段。 当然首先要有真正坚信如此的信徒。如果人们希望某个由想象建构出的秩序能维持久远，大部分的人（特别是大部分的精英分子）就必须真正相信它。他说，如果不是大多数中国人都相信仁义礼智信，儒家思想绝不可能持续了两千多年。如果不是大多数的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都相信人权，美国的民主也不可能持续了250年。如果不是广大的投资人和银行家都相信资本主义，现代经济体系连一天也不可能继续存在。如果士兵、狱卒、法官和警察根本不相信某个想象建构的秩序，他们又怎么会照办？他特别提到，在所有的人类集体活动中，最难组织推动的就是暴力活动。如果说社会秩序是由武力来维持，立刻就会碰上一个问题：那军队秩序是由什么来维持？想靠威胁来维持军队组织显然不太可行。至少必须让他们真正相信某些事情，不管是上帝、荣誉、祖国、男子气概，或是单纯相信金钱也成。确实如此，十字军为上帝，为荣誉而战；雇佣军为金钱而战；军队为政党的利益而战… 其次要有一座像监狱一样无形的高墙。不管是国家、集体和民族，还是宗教、民主和资本主义，都只是由想象所建构出来的秩序。而要怎样才能让人相信这些秩序？第一，对外的说法绝对要坚持它们千真万确、绝非虚构。永远要强调，这种维持社会稳定的秩序是个客观事实，是由伟大的神或是自然的法则所创造。如果要说人人不平等，不是因为汉谟拉比自己这么说，而是因为恩利尔和马杜克这两位神的旨意。如果要说人人平等，也不是因为托马斯·杰斐逊自己这么说，而是因为这是上帝造人的方式。如果要说自由市场是最好的经济制度，不是因为亚当·斯密自己这么说，而是因为这是自然不变的规律。第二，在教育上也要彻底贯彻同一套原则。从人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要不断提醒他们这套想象建构出来的秩序，要在一切事物中融入这套原则，不管是童话、戏剧、绘画、歌曲、礼仪、政治宣传、建筑、食谱还是时尚。读到这里，有没有很熟悉的感觉？人民从小唱红歌，看红色剧，戴红领巾，读虚构的红色历史…教育上的统一原则深入骨髓，伟大的虚构和洗脑。 赫拉利认为，为了做到让人类不发现组织自己生活的种种秩序其实是想象，使想象建构的秩序深深与真实的世界结合，人类还运用想象建构的秩序塑造自己的欲望。多数人很难接受自己的生活秩序只是虚构的想象，但事实是我们从出生就已经置身于这种想象之中，而且连我们的欲望也深受其影响。于是，个人欲望也就成为虚构秩序最强大的守护者。例如现代西方人最重视的那些欲望，都是建构在已经为时数百年的虚构故事上，包括浪漫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人文主义。我们常常告诉朋友要“随心所欲”，但这里的“心”就像是个两面间谍，听从的常常是外面那些主流的虚构故事。赫拉利举例说，许多人都很想到国外度假，然而，这件事有什么自然或是明显的道理吗？只是因为他们真正相信了浪漫的消费主义神话，它告诉我们，人生必须累积不同的经验，必须体会不同的情感，尝试不同的关系，品尝不同的美食。而其中最好的一种办法，就是摆脱日常生活及工作，远离熟悉的环境，前往遥远的国度，好亲身“体验”不同的文化、气味、美食和规范。我们总会不断听到浪漫主义的神话，告诉我们“那次的经验让我眼界大开，从此整个生活都不一样了”。钻石被誉为二十世纪最精彩的营销骗局，也同样源于“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的想象，一块能发出耀眼光芒的石头怎么就代表永恒的爱情了呢？这是一起典型的浪漫消费主义案例，但是它取得了成功。 为了实现想象建构的秩序与现实的竞合，还需要实现人和人之间思想的连接。客观事物的存在，不受人类意识及信念影响，它独立地存在，例如“放射线”。然而，想象的秩序却不一样，需要共同的想象。赫拉利说，就算假设借着某些超自然的力量，我让自己的欲望跳脱出了这个由想象建构的秩序，但我还是只有自己一个人。想要改变这个秩序，我还得说服数百万的陌生人都和我合作才行。原因就在于：想象建构的秩序并非个人主观的想象，而是存在于主体之间，存在于千千万万人共同的想象之中。他举例说，不论是美元、人权还是宗教，都是存在于数十亿人的共同想象之中，任何一个独立的个体并无力撼动这些概念。就算我自己下定决心不再相信美元、人权和美国，也无法造成任何改变。一如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的观点，他认为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民族甚至可以被理解为是人们追求情感归属的产物，因为在这种想象的共同体中，成员们彼此之间被想象成为“同道中人”，具有共同的社会利益和情感利益，因此才出现了许多甘愿为之去屠杀或是从容赴死的所谓的“民族英雄”。 虚构的社会秩序是否会被打破：数据主义可能终结人类的想象 智人经过几千年的努力把一个原始的采集社会塑造成现在这个样子，相当不易。那么如果想要改变这些秩序呢，也非常困难。赫拉利认为必须的得先用想象建构出另一套秩序才能替代它。正因为这些由想象建构的秩序是存在于主体之间，想要改变这些秩序，就得同时改变数十亿人的想法，这绝非易事。想要达到这种规模的改变，必然需要有复杂的组织在背后协助，可能是政党，可能是思潮运动，也可能是某个宗教教派。为了建立这种复杂的组织，人们就得说服许多陌生人再次共同合作，而这又得靠着他们都相信另一些共同的虚构故事才行得通。霍弗在《狂热分子》里说，消灭一个群众运动，必须用另外一个更具煽动力的群众运动去取代它，说得是相同的道理。 在赫拉利的论证逻辑里，我们可以发现，所有我们信以为真的东西，其实都是一时一地的局限。每一次我们以为自己打破了监狱的高墙、迈向自由的前方，其实只是到了另一间更大的监狱，把活动范围稍稍加以扩大而已。记得房龙在《宽容》一书的序言部分，亦虚构了一个故事，耐人寻味：有一个部落世世代代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山谷中，直到有一天，一位先行者，经历千辛万险，在山谷外发现了一个繁华的世界，他竭力鼓动部落走出去，拥抱新生活，却被视为叛逆而处死。斗转星移，部落的人们终于有一天醒悟过来，沿着这位先行者留下的路标找到新世界。然而，先行者已经尸骨无存，无以缅怀。房龙讲述的这个故事，同样揭示了这个道理：人类制定规则和观念，便当它自然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并可永世流传。然而所有当时永恒的正确观念和它建立起来的秩序，最终都会被突破，变成以前的对立面，最终从一个想象进入到另外一个。 身为人类，我们是否真的不永远可能脱离想象所建构出的秩序？我们回到文章开头说的赫拉利即将面世的新书《未来简史》。此书我还没有看到，卫报那篇书评《算法胜利，自由意志将终结写到，千百年来，人类认为权力来自神。然后，到了现代社会，人文主义才逐渐将权力从神转移到人。在过去几个世纪，人文主义一直将人的内心，将自由意志视为权力的最高来源，我们欣赏这样的人文主义的口号：“听从自己的内心，做真实的自己，相信自己，按照自己的心做你觉得正确的事情。”我们相信，自己的感觉和欲望是意义的最终来源，我们的自由意志具有最高的权力。然而，一个新的转变正在发生。正如神的权力由宗教神话合理化，人的权力由人文主义思想认可，高科技先知们正在创造一个全新的教条，数据主义正让算法的权力合理化。 何为算法？我们现在受到两股科学潮流的影响。一方面，生物学家正在破译人体的奥秘，尤其是大脑和人类情感。与此同时，计算机科学家正在给予我们前所未有的数据处理能力。当我们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有了一个外部系统，能监视我的情感并且比我自己更能理解我。一旦大数据系统比我更了解我自己，权力就会从人类转移到算法，“Big Brother”（指大型监控）将成为现实。在数据主义者看来，有了足够的生物特征数据和计算能力，这个包罗万象的系统就能比人类自己更好地理解人类。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人类将失去他们的权力，在政治领域，而像民主选举这样的人类活动将会过时，选谁由算法决定。在医疗领域，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医疗决定将不再是基于你对疾病或健康的感觉而做出来的，甚至也不是你的医生告诉你的预测，而是比你还了解你自己的计算机做出的计算。甚至最终，在个人情感领域，人们可能会授权算法来替他们做生命中最重要的决定，比如与谁结婚。你不喜欢这样？你想远离算法的能力范围，那就只有一条忠告：要比大数据更好地认识你自己。只有你拥有比算法更大的洞察力，以及对自己更深刻的理解，你自己的选择有可能是更好的，你才会有一定的权力留在手中，否则算法将接管一切。 当人类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数据被自动记录，当人类的一切选择由算法决定更加科学理性，当人类的自由意志已经不能操控自己的行为，那么，人类还有能力去想象并构建一套社会秩序吗？当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欺骗不了我，当所有人都明白，只有数据是真实的，世界一切秩序都是虚构的，那么是否会发现，人生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帝或真主安拉根本就是幻想出来的心灵麻醉剂，我们还需要宗教吗？当我们看出，天赋人权做为针对君权神授提出来的概念，也不过是假天之威来寻求下层民众支持的手段，是一个政治策略和口号，本质和君权神授是一样的逻辑时，我们仍对自由、平等笃信不疑吗？当我们发现，狂想通过消灭阶级、消灭差异、消灭多元而达到消灭国家的共产乌托邦，和推行弱肉强食的暴力法则纳粹法西斯主义一样，都是想象出来的，旨在用无限美好的愿景去诱惑起人们投身群众运动的狂热，我们是否还会相信各种思潮和主义？如果某些想象的共同体仍以某种貌似崇高的理想或目标来鼓动、欺骗，要求自己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生命，去成就他们的伟业，那么对不起，我会说no, 你们自个去玩吧。 那么，我们最后设想一下，所有想象都幻灭以后，什么将会主宰世界？——万物互联之网。人、物、机互联的万物之网可能变成新的上帝。所有这些为万物之网工作的人，都变成牧师。也许这个万物之网的存在，强大算法的存在，又给人类找到了全新的意义——上帝没有了，数据主义将成为新的宗教。 注：本文转载自“独立作家"公众号。

特朗普？还是希拉里？这10本书让你更懂美国 文：魏小河 今天，美国大选正式开始投票，这场年度大戏马上就要进入大结局了。入主白宫的到底会是希拉里还是特朗普呢？ 我当然不知道。 其实不知道的还多着呢。比如美国大选到底是怎么运作的？美国的民主到底有什么好？选出的总统对美国的影响会有多大？ 老实讲，除了电影、美剧、可乐和爆米花，很多人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并不多。我也是一样。下面，我找到几本关于美国的好书，如果想要立体的了解这个国家，请收好。 -------- 01 林达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作者：林达 共四本，分别是《历史深处的忧虑》《总统是靠不住的》《我有一个梦想》《如彗星划过夜空》。这套书应该可以算是90年代的畅销书了，林达以生动的书信体，写出了对美国的观察。关于美国的自由、民主，它的宪法，它的社会制度、种族冲突，都有细致入微的描写，可以作为了解美国的入门书。 02 民主的细节作者: 刘瑜 这本也是畅销书，很多人都看过了。刘瑜的文笔还是蛮好的，虽然都是专栏文章的结集，但可读性很强，通过这本书，可以对“美国的民主”有一些印象。 03 《论美国的民主》作者: [法]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这应该是关于美国民主最有名的一本书了。这本书虽然是一个多世纪以前的著作，但现在去读，仍然收获良多。托克维尔从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出发，探索美国的民主制度及其根源。当全世界对“民主”这一新奇的观念或制度仍然存在幻想、误解及恐惧时，托克维尔却以超越时代的真知灼见阐述了民主的是非利弊。 04 《以平等之名》作者：杨照 这本小书是杨照为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写的导读本，同一系列还有关于费城会议与《美国宪法》的《打造新世界》。杨照的这两本导读写得非常浅白，适合对美国民主制度了解不深的读者。 05 联邦党人文集作者: （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 詹姆斯·麦迪逊 / 约翰·杰伊 宪法是一国的立国之本，美国的宪法尤其如此。这本书是麦迪逊、汉密尔顿等为联邦制进行的辩护的文章的结集，今仍被公认为是对美国联邦宪法的最好解释。想要了解美国，不能不从源头开始。 06 民主的奇迹 : 美国宪法制定的127天作者: 凯瑟琳·德林克·鲍恩 这本重述了200多年前，美国宪法诞生的历程。“作者以小说的笔法生动地再现了那历史场景、个性各异的人物和尖锐对立的政见。”可读性很强。 07 美国人：民主的历程（美国人三部曲）作者: [美]丹尼尔·J·布尔斯廷 “美国人三部曲”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前国会图书馆馆长丹尼尔·J·布尔斯廷最负盛名的代表作，由《美国人：殖民地历程》、《美国人：建国的历程》和《美国人：民主的历程》组成，从殖民地初辟时代的美国写到20世纪60年代。可以作为通读美国历史的读本。 08 光荣与梦想[美]威廉·曼彻斯特 这本书是记者写历史的典范。本书从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上台前后一直写到1972年的“水门事件”，勾画了整整40年间的美国历史。细致入微的描写了这一时期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变化。 09 美国总统的诞生作者: [美]白修德 也是记者写的书。主要是聚焦在1960年的选举。由于作者密切接触每个相关党派和人物，掌握了1960年选举的很多第一手资料，在本书中，他详尽地记述了约翰•肯尼迪和理查德•尼克松之间的激烈竞争——从选前形势、竞选的筹备，到决定性的初选，再到有史以来的首次电视辩论，还有最后扣竞选冲刺。 10 美国种族简史作者: [美] 托马斯·索威尔 谈到美国，总是会谈到种族问题。历届美国总统大选的各方权谋都会在这个问题上大费脑筋，形成现今美国种族结构和种族政策的历史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本书用大量的史实、数字，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各个种族在美国的奋斗史、文化史，包括爱尔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犹太人、华人、墨西哥人、黑人、波多黎各人等。

复杂的美国大选，一本书能看透吗？ 文：转载自译林出版社微信号 11月8日，美国将举行第58届总统选举。选举人团将首先被选出，再由选举人团于2016年12月19日选举产生总统和副总统。希拉里和特朗普的对决终于接近尾声。无论如何，美国人将做出选择。 查尔斯·琼斯，总统制研究权威、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在《美国总统制》一书中，他从总统制被创造的历程开始，全面介绍了总统制的体系运作。 试想，你正处于开国奠基的时刻。谁来执掌国家大权？如何遴选掌权者？将会产生一个还是多个领导者？如何组建政府？政府能持续发挥作用吗？形形色色的问题摆在美国开国元勋们，如詹姆斯·麦迪逊、本杰明·富兰克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古弗尼尔·莫里斯、埃德蒙·伦道夫、罗杰·谢尔曼和乔治·华盛顿等面前，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最为卓越的政治思想家和公共事务实践者。 《独立宣言》五人起草委员会：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弗逊、本杰明·富兰克林、罗杰·谢尔曼、罗伯特·利文斯顿 Scene at the Signing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Howard Chandler Christy （《签署美国宪法》） 为什么选择“总统”，不是“总督”？ 为什么选择“总统”这个头衔呢？为什么不用在各州更为普遍的“总督”（governor）头衔呢？这一问题的答案显示了开国元勋们所面临的根本困境。可以理解，美国民众唯恐出现某个人像以前的英国国王那样行使行政权力的局面。实际上，《邦联条例》下的第一届政府并没有这样的行政机构。然而，在费城，开国元勋们已经达成共识：要想使治理更加有效，美国就需要一个行政机构。虽然在费城有与会者于不同时期提议使用“总督”这个头衔，但是，诚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它“令人回忆起殖民时期那些令人憎恨的皇家总督和特许领主”。 威廉·菲普斯爵士（1651—1695），第一位由英国皇家任命的马萨诸塞总督 “总统”这个头衔更加中性，盛气凌人感可能更弱一些；它源于拉丁语“主持”（praesidere），实质上就是“主持、负责或统辖”（to preside）的意思。并且，这也正是制宪会议、大陆会议和邦联议会的各位主席所履行的职责；他们就是在主持会议。 第一次大陆会议，1774年10月26日在费城召开，12个殖民地56名代表参加 美国的第一位总统榜样：乔治·华盛顿  如果有一个营造行政权力的正面形象的机会就摆在面前，我们很难期待有谁能比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做得更好。他也许曾被称为“不情不愿的乔治”（George the Reluctant），因为他曾经多次表示更愿意留驻弗农山庄而不是担任一国最高领导人。特别是，在那些热衷于从政者的熙攘声中，华盛顿并未恋栈，其不情不愿使他更加获得世人爱戴。 乔治·华盛顿（1732—1799），美国第一任总统，也是唯一的无党派总统 就在那里，他正襟危坐，主持着制宪会议；他的出席重新恢复了人们的信心，人们相信每次扩充的总统职权都会得到明智而审慎地运用。 南卡罗来纳州代表皮尔斯·巴特勒认为，“如果不是许多成员将目光投向华盛顿将军，视之为总统，并且根据对其德行的评价形成了关于应授予总统之权力的观点”，总统权力“可能就不会如此之大”。 乔治·华盛顿将军向国会交还大陆军总司令委任状 他就是那位击败英国人后毅然解甲归田的将军。“阁下”（His Excellency）并不是他想要的称号。当然，实际上，1787年8月6日，一个委员会曾经在向制宪会议提交的报告中纳入这一头衔，但是，有人提议将这一头衔移除——该提议获得通过。  白宫的建成  今天，前往华盛顿特区的访客也许很难相信，乔治·华盛顿就任美国首任总统之时这座城市尚不存在。1789年4月30日，华盛顿在联邦大厅阳台上作了就职宣誓，这个大厅位于纽约华尔街与百老汇街交汇处。然而，纽约并非行政首长的长久的就职地点。 纽约联邦大厅，约绘于1798年 1790年7月最终通过的《首都选址法》决定，沿波托马克河边划定区域设立首都，并授权华盛顿总统任命专门委员来确定具体地点。同时，政府将在1790年12月离开纽约迁往费城，直至1800年再迁往新址。随后，位于中心位置的崭新的“联邦城”（Federal City）将担负国家首都功能。 马里兰州划出了河东北部的土地，弗吉尼亚州则划出河西南部的土地（并未使用，这一部分日后被弗吉尼亚州收回）。华盛顿总统选定了具体地点，从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开始横跨波托马克河，与弗农山庄相距不远。他委任曾在大陆军服役、出生于法国的工程师皮埃尔·查尔斯·朗方少校来规划设计联邦城。 朗方的规划图 朗方的设计并未得到全面的采纳，并且华盛顿在中途解雇了这个容易激动的设计者（“朗方”在法语中是“孩子”的意思）。 华盛顿的樱花节 按照设计方案，最初被称为“总统府”的建筑既是居住地点也是工作地点。这座建筑也被称为“行政大厦”，在詹姆斯·麦迪逊和詹姆斯·门罗任期中开始被称为白宫。“白宫”这个名字的来源尚有争议。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1812年，它被战争的大火严重毁坏，重建后被粉刷成白色。 美国建筑师协会2007年发布的榜单中，白宫在“全美最受欢迎的建筑”榜单里名列第二 有趣的是，华盛顿从未居住在这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里。他是唯一一位从未在白宫居住的总统。当首位入住的总统约翰·亚当斯发现白宫透风、潮湿并且没有洗澡间的时候，华盛顿如果知道，一定感到庆幸。 现存的第一张白宫照片，摄于18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