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这两段历史一直在我脑中萦绕着，一个问题也不断出现：如果当年伏尔泰和他的启蒙思想家朋友们能够及时批驳卢梭的错误思想，那么，非理性的法国大革命还会发生吗？ 伏尔泰和卢梭的关系在他们俩死后，一直是研究他们的学者们极为感兴趣的课题，此课题也牵涉进大量的伏尔泰的朋友——当时的启蒙一代的思想者们。这些思想者们犯有五四一代中国学者的同样错误，没有及时地批驳仇富G.C的左倾思潮，导致这种思潮蔓延肆虐并对社会产生严重危害。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就是一个实例。 我有幸读到法国哲学家亨利.古耶（HenriGouhier1898–1994）的书《卢梭与伏尔泰——两面镜子的肖像》。有幸是因为，在我着急找不到英文版时，我欣喜地发现，中国学者裴程将这本法文书译成了中文，并于2010年出版，有六百多页之厚。这本书讲出了卢梭与伏尔泰之间交恶的不为人知的故事。看得出来，作者亨利.古耶是西方左派，他力求中立，但我仍能看出他倾向卢梭。作为读者的我，只探索书中大量的历史事实，作出我自己的思考、分析和判断。 当初，伏尔泰和法国启蒙一代的思想者们都没有预见到，卢梭的思想将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将与伏尔泰齐名，甚至影响更大。在卢梭一本本地埋头写书、出书时，伏尔泰却毫无前瞻性地傲慢地说：“让-雅克·卢梭只配被人们遗忘。”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1712年6月28日—1778年7月2日，享年66岁）是瑞士裔法国思想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作曲家，一生主要著作有：《论科学与艺术》（1749年）；《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3年）；《社会契约论》（1762年）；《爱弥尔》（1762年）；及其《忏悔录》、《新爱洛漪丝》、《植物学通信》等。卢梭对社会及后人思想影响最大的著作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 让-雅克·卢梭 卢梭性格敏感过激，终生穷困潦倒，生了五个孩子都因为养不起而送进孤儿院。他对伏尔泰由敬佩逐渐转为仇恨，在伏尔泰的不断讥讽、打击和孤立下，他于1760年6月17日给伏尔泰发出著名的信《我恨你！》 伏尔泰（法文：Voltaire， 1694年11月21日 — 1778年5月30日，享年83岁）是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著名学者和作家，本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法文：François-Marie Arouet），伏尔泰是他的笔名。他的代表作有《哲学通信》《形而上学论》《路易十四时代》《老实人》等。 伏尔泰 卢梭与伏尔泰俩人的性格截然不同，年岁相差十八岁，却在1778年同年先后去世。卢梭性格属瑞士人的呆板倔犟，不善交际，由于观点分歧，与启蒙一代的思想界朋友都断了交。而伏尔泰天性中有着法国人的敏锐灵巧、活泼感性，他既会写出一流的剧本，又会做演员表演戏剧，24岁就轰动法国剧坛，他的文采和魅力吸引着身边甚至欧洲的所有启蒙思想界的朋友和上层贵族。伏尔泰还很会做生意赚钱，办制衣厂办企业，属于巨富。他把自己的家建得像皇宫，还建有剧院，他和有表演天才的侄女共同组织戏剧演出团，经常在家举办演出和沙龙，招待欧洲各国来的二三百位朋友。 伏尔泰常用“哲学家”或“真正的哲学家”来称呼像达兰贝尔、狄德罗这些“百科全书派”的朋友，而且他也自诩是“哲学家圈子的朋友”，但他的真正抱负和兴趣不在哲学，而在诗和悲剧作品。从严格的哲学史角度看，伏尔泰算不上自成一体的哲学家。正如法国伏尔泰专家勒内.波莫 (Rene Pomeau) 所说：“伏尔泰没有固定的理论。他的‘思想’不过是一些他经常喜欢论及的观点。换句话说，是一个结构松散的整体，而且飘忽不定。” 伏尔泰的思想认识水平主要是在宗教神权批判上，对此他无疑是最彻底的。伏尔泰用以批判宗教神权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是崇尚理性、热爱科学。他号召“哲学家们”团结起来，“粉粹邪恶”。甚至以他文学感性的文笔说，天主教和加尔文教徒“都是用粪土和着腐朽的血浆捏成的。” 在神学批判上，卢梭自己承认与伏尔泰的分歧不大，而在科学与艺术的认识上，卢梭与启蒙思想者全体，也就是《百科全书》派所有人，有着巨大的根本性分歧。启蒙思想者一致认为，《百科全书》的根本信念是，相信科学和艺术带来的进步。而作为《百科全书》音乐编辑的卢梭，却认为科学和艺术会败坏道德（卢梭：《论科学与艺术》），这个巨大分歧使所有启蒙思想者们视卢梭为叛徒。但卢梭的这些偏见还不至于引发社会仇恨和暴乱，启蒙思想家们的集体失声，也还不算大的失责。他们的大失责是对卢梭仇视私有财产的观点的集体失声，卢梭这个关键性的错误观点，无疑是非理性的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基础。 法国启蒙思想者们显然不具备系统批判卢梭思想的能力。法国启蒙思想者们与美国革命一代先贤们相比，政治思想的深度与表达政治思想的文字挥洒能力都差了一大截。从他们的领袖伏尔泰对卢梭的零星片语的讥讽中，就可以看出他们对卢梭思想的整体的无力感。 当伏尔泰看到卢梭的《契约论》中的话：“果实人人所有，土地不属于任何人。”时，怒火中烧地说：“什么！难道种树、撒籽、圈地的人，竟然不能因自己付出的辛劳而占有果实？竟然有人拔桩添沟，大声疾呼：不要相信他（圈地者）的谎言？”“看看，公理何在？这么一个贼竟然成了给人类造福的人! 这就是所谓穷鬼哲学，让天下的富人被穷人偷抢一空。”这段话是伏尔泰仅有的最有力的反驳。从这句话也可以感到伏尔泰的技穷，而“穷鬼”在当时算是不礼貌的用词。 到1753年时，卢梭的名字在社会上已经沸沸扬扬，他把人民抬高到绝对高度的“人民主权”的口号受到人民热烈拥护，他的“私有制是人类社会苦难的根源”“恶的第一根源就是不平等”等激动人心的语录大大地误导了民众，增加人民的仇富情绪。 而此时伏尔泰对卢梭的只言片语的反击都属于人身攻击，包括揭露隐私和讥讽凌辱，连为伏尔泰立传的史家都感到汗颜，不得不承认这是伏尔泰笔下最黑暗的一页。他们认为，伏尔泰有关卢梭的论述都没有学术价值，只是18世纪的一段文坛纠纷的史料而已。 当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在1753年发表时，伏尔泰就已经意识到卢梭的笔力不错，极有煽动性。可伏尔泰却无力反驳卢梭的已成系统的歪理。他只能骂“这个无可救药的疯子”“让-雅克这个变节分子”，还使用一些无力的诘问“你凭什么信口开河，说贵族的祖先是诬赖？你知不知道，好心给你提供住处的蒙莫朗西就是一个不错的贵族？”还无趣地讥笑到：“一个宫廷大员、公爵的女儿到了十五岁，如果她情愿，就可以嫁给让-雅克订书匠的儿子，只要小伙子长得英俊，略知哲学即可。这就是我可爱的朋友为订书匠和法国贵族设立的完美的平等关系。”还粗俗地玩笑说：“卢梭应赶紧娶一个正宗血统的公主为妻。” 后来在法国思想界又出现一本攻击污蔑卢梭的小册子《公民们的感情》。当时，卢梭不大相信，大文豪伏尔泰会写出这样的滥文。卢梭觉得，《公民们的感情》的行文缺乏伏尔泰的才华，恶毒却又不如伏尔泰做得聪明。现代法国哲学家亨利.古耶却认为，足以一目了然地看出，《公民们的感情》的作者是伏尔泰。不过，有些现代学者认为它是伪造。 总而言之，所谓伏尔泰对卢梭“平等思想”的批驳，其实不过是一些毫无意义的情绪化攻击。我认为，伏尔泰这种无力感的主要原因是，他根本没有领会洛克，没有领会洛克的《政府论》的真谛，所以不可能有力批驳卢梭，这也是法国启蒙思想者们的整体问题。 洛克所谈的自然状态、政治的起源、社会契约、政府、自由平等、财产权，都被卢梭一一对应地针锋相对地做了自己的另行阐述和定义，卢梭对这些论题的阐述和定义都是反洛克的。当法国启蒙运动及其思想在人民中初步进行和普及时，当洛克思想初见成效地得到法国人民的认同时，卢梭却打着“人民主权”的骗人口号成功地误导了人民，把热情的人民引向仇富的泥沼。面对卢梭诸多思想的误导和肆虐，法国启蒙思想者们却无能为力、坐以待毙。 而美国的建国先贤们就做得好得多。美国之所以在民间没有发生法国大革命那样的非理性暴力，是因为美国没有出现误导人民的卢梭，却出现一大批正导人民的思想家，如潘恩、杰佛逊、麦迪逊、富兰克林、汉密尔顿等等。他们个个熟读洛克，麦迪逊在十二三岁时就熟读洛克了。上帝恩眷美国一点不假。 美国建国后发生过十三年的大辩论，始于1791年，止于1804年。这些先贤们为观点而激烈争论，给后人留下了不朽的思想篇章。美国获普利兹奖历史学家Joseph J. Ellis认为，这个时期，有八个关键性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是（以名字字母为先后排列）亚当.史密斯及其妻子艾比盖尔（Abigail）, 阿隆.伯尔（Aaron Burr）, 富兰克林，汉密尔顿，杰佛逊，麦迪逊，华盛顿。根据美国史学家，华盛顿并没有公开参与大辩论，且反对组党和两党之争。但是，他非常依赖汉密尔顿，到了离不开的地步，并给以汉密尔顿极大的权力，诸多大国策都出自汉密尔顿的大脑，华盛顿对汉密尔顿毫不掩饰的支持，使才华横溢的汉密尔顿如虎添翼。汉密尔顿是大辩论中的联邦党人领袖，另一派的民主共和党领袖是杰佛逊。而人品阴暗的阿隆.伯尔，对美国建国没有寸尺之功，他之所以被列于八人之中，仅因为他阴险卑鄙地杀死了阳光伟大的汉密尔顿。 美国建国头五年，对美国政策影响最大的建国先贤，非金融天才汉密尔顿莫属。三十二岁担任美国第一届政府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为美国的初创立下头等大功。他对美国经济的巨大贡献一直延续至今：建立了国家信用系统，建立了国家中央银行和关税系统，与英国建立友好关系。他的这些设想和实施连智力超人的杰佛逊和麦迪逊都不能理解，当他提出建立国家中央银行时，麦迪逊第一个反对，认为应该建立一些小银行。如果没有华盛顿对汉密尔顿的鼎力支持，汉密尔顿一系列天才般的金融设想绝无可能实施和成功。当时美国政府力量薄弱，国库空虚，外债累累，人民对这样岌岌可危的政府没有信心，担心国家存亡旦夕。然而，局面在短短几年内就出现改观，这个变化主要归功于汉密尔顿的活力和创造力。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杰佛逊与汉密尔顿对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憧憬和预见都截然不同。经济上，杰佛逊认为，要将美国建成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而汉密尔顿认为，要将美国建成一个以发达的工商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共和国。政治上，杰佛逊对人民高度信任，主张全民参政，加强民选的立法议会的权力，以制约行政部门。而汉密尔顿对人民和民主制度不信任，主张建立高度集权化的行政部门，以强有力的高度集权的政府制约民选的立法议会。杰佛逊那时不懂金融和工业，预见不到国家这方面的发展方向。可他却预见到了政府权力的各种危险，他的“小政府，大人民”的呼吁使他成为最伟大的建国先贤之一。那时的美国政府极为弱小，岌岌可危，所以，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是当时所有建国先贤们的共识，没有人会预见到，政府大了，腐败就会大，人民的自由就会相应小。杰佛逊的这个政治洞察力是超群的。可是，杰佛逊当时一点都不能理解汉密尔顿的作用，俩人谁也看不上谁，华盛顿对汉密尔顿明显的偏爱和依赖，更使性格本就张扬的汉密尔顿不可一世，招致诸多政敌和杀身之祸。 汉密尔顿出生在西印度群岛，出身极为悲苦，是私生子，11岁时母亲又去世，小小年纪就独自去伐木赚钱养活自己。他酷爱读书，把西印度群岛上所有的书都读尽。他自学写作，并经常给岛上的报纸投稿。一次岛上发生飓风，小汉密尔顿给报纸写了一篇有关飓风的报导，引起诸多读者的关注，最后他们发现，这篇文笔出色的文章竟然出自一个16岁的孩子之笔。岛上的富人都认为，不能让这位神童在岛上淹没，于是他们出资让小汉密尔顿去美国大陆深造。17岁的汉密尔顿来到美国，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只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四年的法律学业。他博学强记，拼命读书，每天花13个小时学习。美国独立战争一爆发，他就满腔热情地参军了，他从始至终参与了美国独立战争，并全心全意地忠于和热爱美国，后成为华盛顿的作战参谋。 汉密尔顿编撰的《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汇编了85篇文章成书，大多文章出于汉密尔顿之笔，另外两位作者是詹姆斯·麦迪逊（十几篇）和约翰·杰伊（五篇）。此书可谓理性表达的精品，是研究美国宪法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尤其重要的是，第51篇阐述了分权制度的必要，第84篇为美国后来建立《权利法案》埋下伏笔。 历史学家Joseph J. Ellis认为，美国革命一代所取得的成就，是共同努力的集体成就。美国革命能够成功，是因为这些建国先贤们的各不相同的个性和理念能够互补。他们是一群道德素养远远高于大众的精英。 美国革命时代的非理性插曲是，在持续十三年的大辩论期间，竟有一百六十多个思想精英为了观点而决斗死去。汉密尔顿自己就经历过十次以上的决斗，汉密尔顿的儿子就因观点决斗而死。而杰佛逊阻止了自己儿子即要参与的决斗。 传统决斗大多是因为女人和债务，而美国那十三年期间的决斗大多是因为政治观点。当人民心目中的“伟大的汉密尔顿”决斗而死的消息传出时，当人民得知，杀手竟是时任副总统的阿隆.伯尔时，全美国都震惊了。持续了十三年的你死我活的大辩论竟在那一天戛然而止，理性最终压倒了非理性。美国思想精英们用生命捍卫自己的观点，而把理性留给了民间，留下了他们光彩思想的篇章，换来了美国两百多年的国泰民安。 美国历史学家Joseph J. Ellis说：“我们现代人的倾向是去探索他们谁的观点正确，但我们应与革命一代先贤广为共享的，应是他们所代表的独立建国的创造精神。”他还说：“伯尔杀死汉密尔顿是美国革命一代中唯一的事件（only occasion），它使得政治分歧从暴力和死亡的形式中休止结束，没有向继续争论的方向发展。” Joseph J.Ellis还鲜明地评价了阿隆.伯尔和汉密尔顿两个人的性格。他这样写到：汉密尔顿将军，49岁，（身高1米67，笔者注）比伯尔年长一岁，比伯尔高一吋，两人都是矮个子。汉密尔顿有着天鹅绒样的蓝眼睛和红褐色的浓密卷发，与秃顶黑眼睛的伯尔相比，汉密尔顿像是一束有生气的闪亮的光束，而伯尔像是一个静止阴暗的阴影。汉密尔顿一生中从来没有躲避过挑战，他从小在逆境中长大，他把克服人生障碍作为提升自我的锻炼。…… 而伯尔，从人格定义的标准而言，不及格。 汉密尔顿被杀事件引发美国人民对伯尔的愤怒，时任副总统的伯尔连夜骑马逃往美国中部。那时的美国一遍荒芜，伯尔在中部的生活一定困难重重，还传出他通英的传闻并吃上官司，后来不了了之。 美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关键区别是：一个是理性的，一个是非理性的。非理性运动总是表面打着美妙口号，实际干着挑动仇恨暴力的邪恶。高喊冠冕堂皇的“平等自由”口号的非理性运动无一不走向暴力杀人，正如在法国大革命中被砍头的思想者罗兰夫人所说：“自由，多少邪恶假汝而行。” 非理性运动的疯狂参与者们认为自己代表正义，就可以不择手段，就可以挑动仇恨、暴力，就可以神化一个假冒正义的“精神领袖”，就可以把道德和理性踩在脚下。 在多数民众非理性的疯狂时刻，思想者更需具备理性、勇气和责任，及时站出来大声疾呼，制止非理性大众运动的肆虐。哪怕只一人也不可退缩，因为，总是极少数思想者先领悟真相和真理。 注: 本文转载自香港《前哨》杂志2018年4月号, 版权归作者所有, 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来源：新浪网 就像100年前看不起日本人一样，我们还迷恋在“买个越南小米做老婆”的YY中，殊不知现在发展已经向越南倾斜。 与逐渐老去的日本不同，总人口接近1亿的越南有近3000万精壮人口。 与无欲无求的菲律宾不同，越南有着坚韧的民族性格以及勃勃野心。 与在经济上同中国互补的美利坚不同，越南正从制造业上掏空中国。 与一蹶不振自顾不睱的北极熊不一样，越南的GDP一直在高速增长。 与固步自封和小孩习气的朝鲜不一样，越南政治改革已经走在中国前面。 "Made in Vietnam"正在动摇中国国本 自2008年以来，东南亚鞋业已经抢走“中国制造”近4成外贸加工订单，世界制造业格局正由中国向东南亚地区倾斜，而其中获益最大的就是越南。 中国改革开放36年来立国之本是什么，就是“中国制造”，失去了中国制造的中国将什么都不是，想靠房地产超越美国？想靠服务业复兴中华？不可能。现在"Made in Vietnam"正在吞噬"Made in China"的市场，如今的“越南制造”正在取代“中国制造”。 2016年中国珠三角制造业倒闭企业达到13%，原本在珠三角设厂的港资、台资以及大陆本土的制造企业纷纷开启产业转移的"候鸟模式"，"飞"向越南、柬埔寨、印度等东南亚国家。而越南拥有1亿人口，吃苦耐劳的人民，与中国相近国家制度、更利于迁徙的陆地面积，成为这些逃离制造业的首选之地。 美国日本与中国有着经济上的不同分工，而菲律宾这方面永远不可能是中国敌手，俄罗斯人民喝喝伏特加过日子就行了，唯有越南的发展方向，挖的是中国墙角，动摇的是中国国本。 TPP协议锋芒直指中国越南成最大的赢家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为史上最大贸易协议，涵盖世界经济规模约40%，美国估计将消除其他国家对美国制造业商品徵收的1.8万种关税，同时给予其他国家以更低廉的价格进入美国市场。 为什么仇恨美国的越南会鼎力支持山姆大叔主导的TPP，因为越南会成为最大赢家，协定可让越南经济增长在2025年前增长11%，同期出口将增长28%。美国及日本的入口关税减少，令越南的服务制造业受惠。TPP协议批准，签署国之间将取消关税，对像越南这种经济增长依赖出口发展中国家受益最大，越南将成为到2050年以前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Mizuho Research Institute发表的一份报告则称，在TPP签字国当中，越南是人气远超其他国家的增资目标地。 虽然中国人会说，没有中国的TPP不可能主导世界，但这一切只是自我评说而已。要知道，正是因为1999年中国加入WTO后，才迅速成为世界重要的一极。 越南政治体制的变革已经走在中国前面 当前，在时代因素和大环境的影响推动下，越南吸取了西方“民主选举”和“法权国家”等理念，建立一种符合越南情况的社{会主}义法权国家制度。 越南在这方面的革新，比中国走得更快更远一些，为未来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同时也使得它的意识形态越发向美国靠近，这也是近年来两国越来越亲密的原因之一，一旦美越两国的交流更多，它与中国会越走越远。在东亚大陆南端，如果出现一个韩国式美国同盟意味着什么？ 充沛的年轻人口，彪悍的民族性格 在美利坚200多年历史记忆之中，没有一场对外战争可以像越南战争那样强烈、持久、深入触及到灵魂。这个曾经遥远、贫穷而陌生的国度在10年内埋葬3万美国士民、撕裂了美国社会、动摇了这个民族的信念，最终美国不得不在道德与现实煎熬之中低头，可谓绝无仅有。 而在越南历史上，征服欧亚的庞然大物元朝，三次用兵都未曾征服小小安南，其顽强不屈最终维护了民族的独立，实在是值得脱帽致敬。在蒙古人辉煌的征战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一大败笔。 越南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不仅勤劳，而且确彪悍，而现在的青壮年达3000万之众，而我国的人口趋于老龄化，越南人口则相对年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越南会保持这种优势从而劳动力的竞争力增强。同时这种充沛的年轻人口+彪悍的民族性格，除了在制造业上保护竞争之外，一定会助长其野心，你永远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美国，一直被中国视为最大的对手之国；日本，也是中国警惕的军国之狼；而越南，却在不动声色之中发展、壮大。 可以想象，一个拥有1亿人口、民族单一、坚忍强悍、团结奋进、制造发达的现代强国，拥有着与美日韩菲共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利益，这样一个国家怎么可能不崛起？ 美国远矣，日本老矣，菲国小矣，唯有越南，其力不可度。

柏林洪堡大学 一 大学思想家洪堡认为，大学主要的任务是修养和科学。重温洪堡的教导，有助于对陷入泥沼的当代大学进行必要的反省。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洪捷先生，对德国的大学思想具有深刻的研究。陈洪捷先生认为，洪堡的大学思想，可以称之为典型的德国古典大学思想。洪堡就任普鲁士教育负责人期间，促成了柏林大学的创建。柏林大学在世界大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现代大学的传统渊源于柏林大学，柏林大学注重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德国一度成为世界学术的中心，岂偶然哉！ 洪堡围绕柏林大学的建立，在1809年—1910年间，写出《柯尼斯堡学校计划》、《立陶宛学校计划》、《文化和教育司工作报告》和《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普鲁士教育掌门人的身份和洪堡与生俱来的人文情怀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紧张关系。阅读洪堡文献，那种紧张可以说无处不在，以至于有意无意间，流淌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蕴藉。 威廉·冯·洪堡, 德国学者、政治家和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始人 洪堡认为：大学的核心是纯粹科学的研究，根据纯科学的要求，大学的基本组织原则有二：寂寞和自由。“自由是必需的，寂寞是有益的；大学全部的外在组织即以这两点为依据”。“每名成员如果能最大限度地认同于纯学术的观念，高等学术机构才可望实现其目标。所以在这一群体中，寂寞和自由便是支配性原则”。 陈洪捷先生指出：“洪堡虽然强调寂寞对大学的重要性，但对寂寞的含义并未作明确的说明。”洪堡对“寂寞”的含义，为什么没有作明确的说明？大概在洪堡看来，大学充满“宁静”和“寂寞”，这是大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言自明。 近代意义的大学，渊源于欧洲中世纪的修道院。世界史大家阎宗临先生指出：“自西罗马灭亡（476）至君士坦丁堡陷落（1453）——语之为中世纪，意义非常单纯，仅欲说明连接古今，承上启下而已。” 十字军东征，意大利文艺复兴，中世纪的两大关节都与大学的诞生有着紧密的关联。千年中世纪，充满着宗教氛围，这是一个政教合一、神权至上的时代。千年中世纪是欧洲历史十分重要的一环。当时的欧洲，若没有罗马教皇的“大一统”，也许就不会是黑暗的中世纪了，这只是近代欧洲人出于自大的一种浪漫想象。 依照这种“傲慢”的思路，在“黑暗”中世纪的中心地带——修道院，诞生近代大学，岂不是历史的吊诡之处！据说，早期的大学，往往由市镇的主教充当庇护人，教团司法官是大学的校长，神甫是教授，僧侣是学生。遥想当年，在政教合一的时代，世俗的力量，比如说朝廷，在教廷面前，不是一种独立的力量，没有能力干预大学事务，大学的神圣性，最早来自于神权，大学的独立性，其实，也来自神权，既然大学是一种宗教组织，那么，在王权面前，不必表示谦卑。也许，这是欧洲大学最早的一种初始值吧！当然，在文艺复兴时期，一些高门大宅由于具有经济实力，慢慢掌控了部分地区的教会，顺带把大学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总之，大学与社会之间，还有很大一块缓冲地带。具有超凡色彩的大学，才能成为象牙塔，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市民社会，没有足够的能量，不能对大学发号施令。“神学生”驻守着大学，在古老的修道院，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沉潜往复，从容含玩。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各个学院古色古香的老楼旧屋，无一不在暗示着，大学自身洁身自好，保持“象牙塔”的纯净。具有传统的大学，怎能没有一点老楼旧屋呢？ 古老的剑桥大学 在中国，寻找与西方辈分相当的“大学”影踪，怕是就要穿越到宋朝的书院了。伴随着西学东渐，传统书院被格式化，很快退出历史舞台，以至于现代中国高等学府，失去了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只是西方大学的简单移植。 北京大学所在地，是燕京大学的故地，别看燕京大学主事者司徒雷登是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聘请设计师擘画燕京大学，具有很深的悟性，总想着借鉴中国传统的园林之胜，整体上确实做到了古色古香，但对中国文化毕竟是模仿。燕园建筑，最遗憾的是没有显示出巍峨的气魄。当年，钱穆先生来到燕园，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毕竟是外国人设计的，临摹的很认真，欠缺中国古典园林的建筑意。不过，天地翻覆之后，北大在燕园“筑巢”，图书馆与“静园”仅有一路之隔，两相观照，建筑意严重不足的“静园”，反倒古色古香，尽显古典园林之美。1998年之前，尚未经过百周年校庆包装的北大图书馆，执行勤俭建馆的方针，一派寒酸破陋之相。 2003年9月至2004年6月，机缘巧合，在下做北京大学访问学者。骑着一辆二手自行车，穿行在未名湖畔，一种思古之幽情，油然而生。百年风云，涌上心头，临湖轩、斯诺墓、博雅塔、未名湖，不禁浮想联翩，穿越到了司徒雷登时代的燕京大学。随着燕京大学的消逝，北大师生也告别了红楼，来到燕园，一塔湖图（博雅塔、未名湖、图书馆）慢慢成为北京大学的象征。 燕园风光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多快好省方针指导下，北京大学盖了不少粗鄙不堪的房子，2003——2004年访学时，毗邻治贝子园、俗不可耐的第三、第四教学楼，无疑也是那个时代的“杰作”，从这里不难窥见大学品味的丧失。院系调整之后，燕园集中了邓以蛰、朱光潜、宗白华三位美学大家，不唯如此，燕园还是美学家的摇篮，涌现了李泽厚、刘纲纪、叶秀山等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未名湖畔进行美学散步时，面对如此不堪的新建筑，不知如何承受这份视觉的折磨？ 大学建筑乃大学精神的一种表征，大学丧失一股书卷和古意，大学师生的领地如此粗鄙，但是只要灵魂在高处，时时勤拂拭，还是可以克服的。以大学为扫荡目标的政治狂澜，不断冲刷和席卷着校园，大学师生又当如何自处？ 北京大学的围墙，相对完好的是西墙和北墙，这些历经沧桑的围墙和古色古香的西门，绝对是北京大学的“门面”，象征着一所学府的尊严。但，门墙再高，大门再厚，也抵挡不住政治风浪的侵袭，批武训传，批胡适、批胡风、反右、拔白旗、四清，无役不从，至于文革，北大则是“发祥地”。 北大保存完好的西门，乃燕京大学的旧物，后来建成的南门，与不少学校的大门雷同，不能与西门媲美，显示不出北大厚重的文化底蕴。1993年3月，主持工作的吴树青，力排众议，拆除北大南墙盖商场——据说这是北大“面向市场经济主战场”的正确姿态。自此大学沦丧为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奴婢，一仆二主。 欧美学府多散落在幽静的小镇，这是因为西方大学多渊源于修道院。哪里有修道院，哪里就有高等学府。中国大学虽说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但很快适应了中国土壤，展示大学的中国性格——具有一定的行政级别。 中国的行政级别划分古来有之，但在1949年之后得到空前加强，哪怕是和尚道士，也都有行政级别。县长一般为“处级”，偶尔也有“厅级”，像北京的密云、怀柔，属于“正厅”级。普通大学校长是正厅级，有一些985大学校长属于副部长级别，这样一来，只有将大学安置在省城和地级市，才不至于因为级别不够而受到担待！这一点，从985大学和211大学的地理分布，就可以看得出来。 2000年秋，张清华先生应邀在海德堡大学讲学，注意到一个有趣的问题：中国大学普遍设在大城市，欧美学府多设在边远小城。东西方有很多地方不一样，这是由历史和传统造成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具体来说，中国与欧洲之间，“宗教”、“城市”和“大学”三种文明的样式，迥然不同，判然有别。 中国学人来到异域进行学术交流，大概首先映入眼帘的，莫过于大学“居住方式”的不同——中国在“繁华都市”，西方在“穷乡僻壤”。针对西方“隐居的大学”，张清华先生发生感慨：中国的大学办得不是地方。 2003—2004年在北大访学期间，最亲切、最喜爱的还是那些略显沧桑的老楼旧屋。未名湖畔的博雅塔，百年大讲堂后身的燕南园，无声地诉说着燕园曾经的光荣与梦想、升腾与坠落、喜悦与忧伤。从燕园访学归来，发愿编辑一本有关大学的书——《守望大学》，多年过去了，这本《守望大学》的纸质打印本，还静静地躺在时间的河流里。编选《守望大学》时，师生切磋的乐趣自不必说，关键是做过一回“选家”，对大学的方方面面，诸如渊源与流变、制度与安排、理念与实践、历史与现实，有了绝非泛泛的思考。 比较而言，西方大学是自然生长的过程，中国大学则是文化移植的产物。西方大学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如何落地生根？这是一个绝大的问题。大学能否接上中国的地气？有朝一日接上了，日益中国化了，才可以说中国的大学，否则，只能说大学在中国。 省思西方大学移植中国的历史全程，不无遗憾地发现，中国文化传统，在大学的移植过程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还是不够多，这是不能苛责前辈的。一方面，晚清七十年，中国与西方的博弈日趋紧张，大学在中国的落地，伴随着自强运动的节拍。中国大学的设立，既然是富国强兵的改革措施，那么，首要的目标，也是完成富国强兵的使命。这样，大学的使用价值被放到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大学自身的价值，长期被忽视，以至于隐而不彰。另一方面，西方大学在中国落地，时间很紧，任务很重，历史没有给中国大学一个自由生长的时间和空间。试想一下，欧洲大学近七百年的自然发育，在遥远的中国，浓缩在一二十年完成，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中国大学的诞生，主旨不在知识的增长、真理的发现和学术的好奇，而是为了船坚炮利，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现代大学的使用价值，从一出生，便压过了它的价值。因此，不可能像西方学府或者中国书院，在幽静的地方盖房筑屋，荒江老屋之中，二三素心之人，抚素琴阅金经。 中国大学一出生，便设立在大城市，与变法相伴生，与国运相激荡，属于器物——制度——文化变革三部曲的有机构成。如此生态，如此格局，天然决定了中国政府“提携”大学的生态，大学在接受“提携”的同时，免不了受到政府过度的“干涉”，无一例外，每一次干涉，政府都认为没有超出必要的范围之内。无论是国立大学还是省立大学，皆依托于政府，既想获得政府的有力支持，还不愿意与政府距离太近，这样一举两得的好事，何曾有过呢？ 百年中国，曾有三位“大儒”建立了性格鲜明的“书院”，他们是马一浮先生在四川乐山创办的复性书院，张君劢先生在云南大理创办的中国民族文化书院，梁漱溟先生在重庆创办的勉仁书院。三位先生别有怀抱，秉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而创设书院，三大书院的人文理想，决定了其从一出生，就天然地成为现代新儒家的“三大基地”。虽然在艰难的国运中，三大书院命途多舛，但，马一浮、张君劢、梁漱溟三位先生对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一片赤诚，天地可鉴。 1949年，钱穆先生在滚滚的硝烟中，前往香港创办新亚书院，理念主旨与三大书院相似。这四大书院，都是有“魂”的，这个“魂”就是“中华魂”。为中国文化招魂，乃马一浮、张君劢、梁漱溟、钱穆先生的大事因缘。 马一浮、张君劢、梁漱溟、钱穆四位先生，既是书院的掌门，也是“现代新儒学”四大家，岂偶然哉！四位先生办理书院的指导思想，君子不器，体用不二。深悲大愿是入读四大书院的前提条件。既然有志于成为君子儒，受苦、受累、受辱（高王凌先生语）则是一种必要的磨砺。拈轻怕重，贪求名利，岂能担得起来弘扬儒学的重担子！ 反观设置在首都和省会的大学，就近方便获得政府拨款的同时，也免除了一种寂寞的心境。大学在西方是象牙塔，移植到中国，很容易来到十字街头，伴随着百年国运，载沉载浮。 欧美大学也不尽在小镇，哥伦比亚大学就设在国际大都市——纽约，该校与曼哈顿、联合国总部和百老汇毗邻而居，周围有很多咖啡厅、书店、酒吧。一所学府处于这样的城市，位于这样的社区，依照中国的逻辑，可谓纸醉金迷之地，温柔富贵之乡，如何保持一种“寂寞”的心境？置身纽约这种“巨无霸”城市，人声鼎沸，熙熙攘攘，拥有一份寂寞的自由，不会那么容易了…… 但是，哥伦比亚大学在如此热闹的地方，并没有丧失自我，也没有染上“喧嚣”的毛病。试想，没有寂寞的心境，怎么可能安静而从容地进行纯粹的科学研究呢？哥伦比亚大学有四所附属学院，其中两所为美洲犹太教神学院、纽约协和神学院。欧美大学即使没有神学院，也有一些老楼旧屋，令人难忘的，还有那些古老的教堂，以及悠远的钟声。 哥伦比亚大学 欧美大学是在西方文明的土壤中生长开来的，众所周知，深厚的宗教背景是西方文明的底版。既然教堂是大学的发祥地之一，那么，现代社会中，大学祛除了教堂的神性，建立了现代的理性，但，教堂也不妨成为大学抵御庸俗市侩的一种标志性屏障，有利于大学师生保持一种寂寞的心境。 大学的教堂是非常有趣的。也许通过教士的开导，面对圣母玛利亚进行忏悔，从而获得精神境界的提升吧！当然，大学的寂寞，并不仅仅表现为修道院的建筑，更多地体现在大学的心态。身处象牙塔的大学，还要面对现实世界，因为，欧美大学并没有围墙。 民族国家崛起之后，社会对大学寄予很大的期待。大学尽管往往脱胎于修道院，但相对于教会来说，大学依然是一种世俗的力量，象牙塔不是一个神性的国度，而是一个理性的国度。 大学正是生长在世俗与超俗、学袍与市镇、政治与经济、民族与世界、保守与激进的多元生态之中。在这种多元生态中，大学左冲右突，闪转腾挪，利用修道院的神权，抗击世俗力量的袭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又让大学浸染了很深的民族文化性格，以便抗击神权的裁判。长此以往，大学在统一性与特殊性之间，共性与个性之间，世俗与神性之间，保持了一种适度的张力。 大学师生面对世界，更多地保持一种宁静的心境。这种内心充实的心境，就可以说是“寂寞”。“寂寞”为什么重要？因为只有“寂寞”，才可以成为象牙塔的“定海神针”。 大学对于世界而言，展示的是一种理性的心境。大学的理性，要求知识分子面对这个纷纭的世界，进行冷静的思考。不是说，大学拒绝政治介入，大学介入政治，必然具有理性特征，体现大学的风格。大学教授即使身处十字街头，依然拥有象牙塔的理性，否则，大学就会异化成为一种政治组织。 纵览世界大学史，知名学府多为私立大学，不是偶然的。私立大学的经费来自校友的回馈或者社会各界的赠款，校友和社会各界在捐款的同时，不可能轻易改变一所大学的规矩。国立大学、省立大学，经费来自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在欧美地区，厘定了政府和大学之间的界限，政府不可能因为拥有拨款权，从而“越界”对大学进行不适当的干预。但是在中国，既然经费来自于政府，政府也就拥有通过拨付经费、人事任命从而对大学拥有全方位干预的权利。如此一来，寂寞而宁静的心境，也就不复存在了。 中国大学在移植的过程中，没有将寂寞的情怀引进过来，原因也很简单——中国大学的创设，原本就是民族国家富国强兵的“利器”，大学对国家境遇有着高度的敏感。北京大学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从好的方面说，北京大学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对于民族国家的成长，贡献独多且大，这正是蔡元培先生赢得声誉的原因。 “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蔡元培 蔡元培先生希望北京大学能够涵养一种精神品质、学术品格，蔡先生谆谆教导北大学生“为学问而学问”、“救国不忘读书”，但是，北京大学最终并没有服膺蔡元培先生的大学理念，反其道而行之——“读书不忘救国”。北京大学的传统，突出在“爱国”，使得北大成为一所高度政治化的大学。蔡元培先生具有中国大学保姆的作用，北京大学的这种传统，引起其他大学仿效，影响所及，“为学问而学问”的寂寞心境，一直没有在内心扎下根来。 回首往事，也许个别教授具有寂寞的心境，但是，中国的大学对政治和经济的敏感反应，导致大学与政治、经济、社会之间呈现高度紧张，不能保持适度的张力。即使拥有围墙，都不能让大学成为真正的象牙塔，更别说将围墙拆除了，十字街头近在眼前…… 大学与社会的互动中，唯政治和经济马首是瞻，独立品质成为一种稀有元素。要是在中国大学校园寻找“寂寞”的心境，怕是要失望了。放眼望去，映入眼帘的只是一味的“喧嚣”，大学在“喧嚣”之中，获得的只是一种同质化的时尚，至于大学自身，已经迷失在政治权力和市场经济的林中路。 二 如果说寂寞是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美好心境，那么自由便是大学的本质特征。身处十字街头的大学，之所以成为具有尊严的象牙塔，关键的因素在于——大学是自由人的自由组合。 在教皇眼中，欧洲最早的大学只有论证上帝存在的自由。说实在的，这不是一种自由，毋宁说是一种义务，如果任由此种情形长期存在，大学岂不变成了教会的附庸，神学的婢女？大学的诞生，与十字军东征有着紧密的关联，在长达二百年的征战中，天主教圣徒从穆斯林和拜占庭东正教徒那里，见识了天下之大，知晓了罗马文明之前，尚有一个希腊文明，希腊的发现，直接引发了文艺复兴。从此以后，真理的探寻慢慢成为守望在修道院神学生的一种自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人文主义的光芒照亮了欧洲，也点燃了大学这盏灯。“神学生”，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无所不言，无所不思，以至于有一天，没有什么能阻挡，大学对自由的向往。 回溯欧洲大学史，“教会”是大学的一大源泉，“行会”也是大学的一大源泉。最早的大学，既体现神本主义，也流淌人本主义。神本主义来源于“教会”，人本主义来源于“行会”。脱胎于教会的大学，一般存在神本主义、人文主义、科学主义，历史上“三种主义”长期博弈，相克相生，相辅相成，谁也消灭不了谁，谁也离不开谁。直到今天，大学也没有把“教堂”请出去，现代科学为信仰留下一定的地盘，正如历史上，信仰也曾为科学留一条生路。科学与宗教，有着殊胜因缘。 法国大革命的旗帜上大书：自由、平等、博爱。如果丧失了自由，大学还成立吗？在洪堡看来，自由是与寂寞相媲美的高等学术的两大组织原则。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自由是大学的本质。洪堡为了保证大学充分享有自由，从大学的外部生态和内部生态两个方面进行厘定。谢学友将大学的外部生态，称之为“大气候”，将大学的内部生态，称之为“小气候”，相比洪堡，更加简洁。 就大学的外部生态来说，显而易见，一个尊重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社会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大学师生拥有寂寞的自由，无所不言，无所不思，总有一部分言论不合时宜，不可能全部符合社会主流时尚，有时候，还与主流意见相悖。哪怕甘愿做政府的智库，也不能一味迁就政府，什么好听说什么，更不可能政府出题目，学者得出的结论，正好是政府喜欢听到的意见。智库失去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能力，也许需要追究的，不是申请课题和项目的研究人员的个人品性，更应该思考，少数人的权利是否受到尊重和保护，独立思考的基础之上，得出有悖时尚的言论，是否得到社会的宽容。 自由的敌人正是专制。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有迫害言论自由的习惯。苏联在生物学领域长期落后，德国丧失世界学术中心地位，不是偶然所致。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学术的中心，正是思想自由受到尊重和保护的结果。 中国大学史上，利用政治力量干预大学的学术自由，由来已久。这种情形，民国就有，于今为甚。可怕的是，持之以恒的干预，使得大学异化成为一种行政机构，权术胜过学术，某种意义上，学术已经成为“校园政治”的花瓶。只要具有“政治正确”，就可以获得课题，晋升职称，住上房子，得到票子。这种情形，所占比例不用有多高，只要有一点，就会鼓舞更多的人，依靠学术以外的力量，运用“政治正确”，分享“政治红利”。 如何将劣质的大学生态转换成一种良性循环？依托上级下指示、发文件，是不大可能的，依托于习惯看上级眼色的大学校长，怕是也不顶事。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劣性循环的一个推动力量。 这就需要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方兴未艾的博客、论坛、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为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提供了一种可能，比方说，杨玉圣主持的学术批评网，以及由燕南、天益演变而来的爱思想，还有一度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共识网，为学术共同体的发育成长，提供了一种可能。但是，要实现真正的学术自由，就大气候而言，难以说有多么乐观，但吾辈也不必悲观，抱有谨慎的乐观，不抛弃，不放弃，只要立志往正确的道路去走，路长些也没有关系，一步一步走就是了。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 从大学的内部生态，即“小气候”来看，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对大学师生非常关键。这种自由既受制于大学的外部生态，也受制于大学的内部生态。文明史上，“大气候”和“小气候”之间的关联十分有趣。如果抱有悲观的态度，“大气候”长期欠缺自由，“小气候”通过什么路径获得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此种情形长期困扰着大学，难道大学师生就不去追求自由了？ 蔡元培先生主持北京大学时，“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蔡先生所处的社会环境，不能说有多好，有时候还很糟糕。蔡元培先生有何神力，在军阀的眼皮子底下，把北京大学营造成思想自由的大本营呢？ 有人将当今社会生态与蔡先生所处环境进行简单比附，这恐怕不大合适，因为两者之间不大具有可比性。把蔡先生身处环境理想化到一定程度，那么，是不是当代校长穿越到民国，替换蔡元培先生，依然可以干的很好呢？为了突出蔡元培先生的功绩，从而不顾历史事实，将其神圣化，未免有“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慨叹。 制度安排和社会生态，的确至关重要。蔡元培先生能够发挥个人魅力，必然有相应的社会环境。有一种说法，认为蔡元培先生所处时代还比较粗糙，环境能够容纳教育家的个人魅力。言外之意，当今之世，制度定型，不能进行自选动作，只能依照规定动作，因此，大学校长的空间有限，天花板太低，难以展示自身魅力。 作为一位大学校长，面对一所具有深厚传统的大学，应该尊重大学的传统，在对传统的守持中实现大学的发展，而不是急于改变大学的传统，更不能任意摧毁大学的传统，因为，大学是一种长期的文化建设。如果一所大学正处于塑造传统的关键节点，一位真正的大学校长，肩负着塑造大学传统的光荣使命，择善而从，乘势而为，蔡元培先生正是在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来到了一所至关重要的大学——国立北京大学，蔡先生一生，乘愿而来，了愿而归。 大学的内部生态，由校长、教师、学生三方面的力量组成。大学校长对于大学内部生态的养成，至关重要。蔡先生来到北京大学，雍容脾气秉性各异的教授，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蔡元培先生传承了德国古典大学观，主张大学应该是纯粹科学的研究，蔡先生心中的纯粹科学，指的是理科，至于工科，蔡先生以为属于理科的应用，不够纯粹。蔡先生断然取消了北京大学的矿科，将有关系科的师生转往北洋大学。 蔡先生主张兼容并包，却不能包容矿科，此举非同小可：一方面，奠定了北京大学以文理擅长的传统，另一方面，工科一直是北京大学的短板。1946年北京大学从西南联大复员，回到北平，短暂设置过工科，但是1949年以后工科又被转往其他大学。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大学进入战国时代，抢滩占地。2005年，北京大学决定设立工学院，在谢学友看来，北大要祛除“蔡元培限制”，塑造工学传统，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谈何容易！ 蔡元培先生具有通才的视野，不受学科限制，伦理学、美学、哲学、民族学、历史学、文学、艺术，都为蔡先生所关注。不妨说，蔡先生也是一位具有浓厚百科全书情结的学人，遗憾的是，作为一代通人，采取断然措施，致使北京大学失去了发展工科的传统。也许，蔡先生独上高楼，比凡庸之辈，站得高，看得远，能舍才能得，北大舍弃矿科，或许更有利于树立纯粹科学的传统。 1949年以后的大学史，具有大家风范的好校长，屈指可数，凤毛麟角，但也不是一位都没有。匡亚明、朱九思、管惟炎、刘道玉先生，具有宽广的视野和开阔的胸襟。匡亚明、朱九思，属于政治家办大学，管惟炎的情况与竺可桢先生类似。有人把大学办不好的一部分原因，归咎于校长的工科出身。梅贻琦先生不就是学机电的吗？工科背景没有阻碍梅先生成为好校长呀！ 问题在于，不具有梅贻琦先生物来顺应、廓然大公的境界，一方面私心作祟，另一方面，对各门学科，欠缺通识。这样容易造成一种局面，通过申报课题、申报博士点、设立博士后工作站、争取基金和项目，让校长所在的专业成为重点学科，从而获得跨越式发展。但这种跨越式发展，往往是以其他学科受到摧残和冷落为代价。 当然，校园政治可没有这么简单。比如说，另外一个专业拥有一位中国科学院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那么校长就要对院士另眼相看。因为在大学校园里，院士是一种极其稀缺、特别昂贵的资源，只要打出院士的名牌，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一定灵光，大概只有中国大陆才可以看到如此奇异的景观——七老八十的院士，还在自然科学研究的“第一线”，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如此一来，学校里面没有院士的专业自然受到冷落，不容易得到基金和项目。杨振宁先生谦逊地说，自己早就退出了学术研究的第一线。反观大陆，还在宣扬八九十岁学者，如何老当益壮。 当然，老校长退休，新校长履新，受到冷落的专业或许会有翻盘的机会。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学科受到的是折腾，还指望着获得自由？在这种态势下，校长出以公心，拥有开阔的心胸就太有必要了。现实的情形是，与其由一位不具有公心和通识的专家担任校长，还不如由一位“政客”担任校长，各门学科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发展。 一位好校长对大学的自由发展非常关键。近代以来欧美通行的大学理念，一贯是自由教育。大学老师自由的进行研究，自由的讲课，自由的讨论。学生的学习也是自由的：自由的转系，自由的选课，自由的读书。既然大学培养具有优美常识的通人，那么与自由教育相匹配的就是由通识课、主修课、辅修课、选修课组成的相辅相成的系统。 近代伟大的教育思想家洪堡指出：大学的自由是针对国家而言的，因为在洪堡看来，国家是威胁大学自由的最主要因素。国家不是空泛的，而是由党派构成的政府政策来体现的，政府对大学自由的干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利用制定政策的便利，干预大学的学术自由；另一方面，直接在大学活动，出面控制大学。洪堡接着说，如果这种情形在大学出现，那么大学的自由便会荡然无存。蔡元培先生继承了洪堡的这一思想，坚信政府不能包办学术和教育。 “对自由的威胁不仅来自国家，而且也会来自这些机构本身，它们开始可能接受了某种思想，继而动辄压抑其他不同的思想。” 洪堡在这里出现了一种“迷思”，以为摆脱这种情形，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国家出面制止。一方面，洪堡要求国家尊重科学研究的特性，尽量避免对大学进行干预；另一方面，要求国家干预大学中有可能存在的门户观念和行会风气。国家与大学的关系设定中，国家被赋予的责任极大，但是权力极小。这样，要么由于国家尽量减少干预而出现放任自流，要么由国家出面避免大学里面的门户观念，从而顺理成章地对大学进行控制。所以，洪堡预设的大学与国家的关系，毋宁说说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生活中难以达到这种平衡。 学术发展史中，任何一所大学都难以避免“学阀”的产生，正如企业的发展和集聚，难免出现具有垄断性质的企业一样。“学阀”的产生，也是学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学阀”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没有自由生长的环境，怎么会成长为“学阀”呢？经过多年奋斗成为“学阀”，利用垄断地位打击异己，无疑会阻碍学术的成长。 “学阀”换一个名称，还可以称之为泰斗。泰斗的观点会受到极大重视，还不断强化。一位泰斗长期主持工作，即使泰斗处事公正，也难以避免压制异端学术思想的嫌疑。泰斗心胸狭隘，加以近亲繁殖，就会形成泰斗高高在上，门生众星捧月的态势。持有相反观点的学者与泰斗共事，就会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泰斗掌握学术资源，主持学术团体，编辑学术期刊，操控学术课题，长此以往，简直要成为一位“学阀”了。 1930年蔡元培先生为《教育大辞书》撰写“大学教育”词条：“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中指出：所不可不论者为自由探讨之风气。宋儒安定胡先生有曰，“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此语最当。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而已矣。 政治考虑的往往是现实问题，学术思考的往往是长远问题。大学教员自由表达学术见解，不受宗教或政党的拘束，这才可以说大学的外部生态是自由的，反之，则是专制的。蔡先生成为近现代学术文化保姆，实在是一种“偏得”。蔡元培先生1912年就任民国教育总长，明确教育不能成为政治的附庸。要是不具有深刻的文化自觉和高明的境界，恐难做到。 1916年底，中华民国政府任命蔡元培先生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以北京大学的特殊地位，不论采取何种教育方针，都会对大学的走势产生深远影响。蔡先生如何办理北京大学，学界关注，万人瞩目。令人欣慰的是，北大师生喜遇先生蔡，蔡先生很快就交出了一份流淌着温情的答卷。 蔡先生回首平生，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总结道：“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例如陈君介石、陈君汉章一派的文史，与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一派的文学，又与胡君适之的一派不同；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 1928年，蔡元培先生主持中央研究院，直至1940年在香港逝世。蔡先生主持中央研究院时，与主持北京大学时相比，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民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但蔡先生秉持的理念并没有与时俱进，还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给蒋中正捎句话——国民党不能包办教育和学术。 1928年，竺可桢应蔡元培先生之聘，就任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对于蔡元培先生无为而治有着深切体会。1936年—1949年，竺可桢先生就任浙江大学校长，这所竺先生主持的“流亡大学”，被李约瑟称誉为“东方的剑桥”，绝非侥幸所致。 竺可桢 竺可桢认为“大学的最大目标是在蕲求真理”，“大学无疑的应具有学术自由的精神”。竺可桢亲属中有不少政府高层人士，但竺先生坚定地认为，学术与政治总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 胡适先生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胡先生和前任蒋梦麟一样，深受蔡元培先生大学理念的熏陶和濡染，胡适担任北大校长期间，所奉行的理念不外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饮水思源，不能不对蔡元培先生以及蔡先生事业的继承者表达一份温情与敬意。 结语 回首已是百年身。从生态学的角度，通过对欧洲和中国大学史的梳理，阐释和理解大学，何以具有寂寞和自由？陈洪捷先生认为，洪堡的古典大学理念成为蔡元培大学思想的一大源泉，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成为大学中国化的一种有益尝试。梅贻琦、竺可桢、胡适，继承并光大了蔡元培先生的大学思想。 韩水法先生慨叹《世上已无蔡元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蔡元培先生被视为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这就出现了“蔡元培悖论”：既然是一座高峰，晚辈难以逾越，暗含了学习蔡先生的路上，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如此一来，就可能出现尴尬的局面：一边把蔡元培先生推崇为一代完人，一边对蔡元培先生的理念弃若敝履。 2008年初是蔡元培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2008年北京大学迎来一百一十周年，谢学友写了一篇纪念文章，记得题目叫做——《大学应有寂寞的自由》。 2018年初是蔡元培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2018年北京大学迎来一百二十周年，谢学友以一本小书，纪念蔡元培先生，小书的名字叫做——《叩问大学》。 注：本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 文 | 羽戈转载自 | 羽戈1982 批评胡适肤浅、浅薄，百年以来，代不绝人。就我所见，前有章士钊、章太炎、中经冯友兰、赵俪生，后如殷海光、林毓生、李泽厚等，还可以加上网络时代的一众英豪。这其中，有人认为胡适白话浅薄（章士钊），有人认为胡适哲学浅薄（章太炎），有人认为胡适思想浅薄（林毓生），有人认为胡适整个学问都浅薄（赵俪生、殷海光），有人认为胡适“政治见解、主张和观念都极其浅薄、无聊和渺小到可以不予理会”（李泽厚）；有些批评基于学术，有些批评基于意气，有些批评基于意识形态；有些批评发自心声，有些批评则属迫不得已。无论如何，浅薄，已经成为胡适难以摆脱的罪名。 且以林毓生为例。他批评胡适，一是自发，二属学术论争，故而其意见极具参考价值： 胡适尽管温文尔雅，但思想深度不够。在某种意义上，他内在的才智和精神都不足以使他胜任文化领袖的地位去对付当时中国社会因面临各方面的危机而产生的空前困难和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只因当时中国出现了文化解体，急需填补这种文化真空，所以那些简单的、能回答一切问题的答案，便显得引人注目了。（见《中国意识的危机》） 这样的论调，在《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中比比皆是，而且语气更直接、刻薄。 胡适浅薄么，抑或如一些辩护者所云，他貌似浅薄，实则深刻，他的甘于浅薄，正是一种深刻的表现？这里首先需要厘清概念：何谓浅薄，何谓深刻。须知，深刻不等于艰涩，不是说，写文章佶屈聱牙，令人如读天书，讲道理玄妙莫测，令人如坠云雾，便可谓深刻。深刻的第一义，在于通，倘若不通任督二脉，思想的深入必受阻塞、窒碍，不通而求深，如钻牛角尖，结局只能是偏执。同理，深刻不等于专业化。专攻有助于深入，然而并不能说，专业化必定深刻，有时过于讲求专业，反而导致一叶障目，在一叶之上追求深刻，能深到哪里去呢。 这背后，还有一个知识论的问题。吾国有句老话，曰“大道至简”，即人间世的智慧与真理，往往极其简单，只需一二言语，即可明白。故有“为道日损”的方法论，求道之路，不是做加法，而是做减法。这一观念，隶属反智主义的谱系，却非全无道理。如鲁迅所云：“世间许多事，只消常识，便得了然。”当道与常识相连，则与深刻无缘，反而要祛除深刻的藻饰，还原自然的本质。 明乎此，再论胡适。胡适被誉为通人，他的通，一是兼通，二是通达。由此可知，胡适拥有深刻的资本，他不是不能深刻，而是不愿深刻，这不是实力问题，而是选择问题。 这么说，并非往胡适脸上贴金，试举一例。胡适的自我定位，在于“开风气”。“我现在只希望开山辟地，大刀阔斧的砍去，让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功夫。”这是1922年2月26日，商务印书馆寄来《章实斋年谱》四十册样书，他写在日记里的话。此言还有下文：“但用大刀阔斧的人也须要有拿起绣花针儿的本领。”胡适费时半年，修成了章学诚的年谱，正是对“拿起绣花针儿的本领”的一种证明。所以说，胡适不仅能博大，还能精深，若一心深刻，还是能深刻起来。只是基于时代和志业的召唤，他挥动开山斧，而放弃绣花针。 除了学问浅尝辄止，胡适的文风，同样深受浅薄之讥。他的文字，往好了说，叫明白晓畅，往坏了说，则属索然无味。这自然还是有意为之。读胡适早年作品，可见其文采斐然，为什么后来归于平淡呢？这取决于两点：第一，他预期的读者，不是精英，而是民众，文章愈通俗，读者愈多；第二，“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所以我从来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浅显。”（不止作文，胡适写字亦然，“我生平不写草书，我就要个个字都叫人认得，我要对别人负责任。”）质言之，胡适写文章，生怕普通读者看不懂，因而极少使用典故、卖弄理论，正如有些人写文章，生怕普通读者看懂，因而故意遍布机关，设置微言大义。 胡适的文章浅，不是浅薄，而是深入浅出。深入是一种本事，浅出更是一种本事，深谙为文之道的人都晓得，后者更难，有些人能深入，却不能浅出。如高尔泰论辛安亭：“读先生的作品，才发现深入以后的浅出，硬是和一般的浅不同。深入易，浅出难。能浅出，才是真深入。这不仅是一种本领，也是一种襟怀。”以此反观胡适，可知他文字清浅的背后，正有一种深蕴。 胡适真正该受浅薄之讥的地方，在其政治著述。他没有受过政治学与法学的专业训练，缺乏深入的路径；其写作方式，不是皇皇巨著，而以时论为主流，其写作对象，不是学院，而是公众，正有浅出的必要。他一生所作时论，一言以蔽之，卑之无甚高论，常识而已（这正契合了他对民主的预期：民主政治是一种常识的政治）。诸如“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民主是一种幼稚园政治”，“宪政论无甚玄秘，只是政治必须依据法律，和政府对于人民应负责任，两个原则而已”等，都是政治常识，并无高深之义。这在一些人看来，的确浅薄了些。其实常识不仅浅薄，而且庸俗，假如阳春白雪，那便不能称之为“常”，而沦为少数人的禁脔。 那是一个常识严重缺席的年代，胡适的言论恰逢其时，浅薄不是弊病，而是药方。不独胡适如此，萧公权研究政治学，堪称权威，他写政论，何尝不是浅白如话，明澈似镜，那一本《宪政与民主》，不外乎常识而已。 大体而言，胡适的浅薄只是表象，实质则是不得不浅薄，或者“甘于浅薄”，有人说，这“恰恰是他的大智慧和大深刻”。退一步讲，浅薄的胡适，至今犹不过时，印证的不是他的浅薄，而是时代的浅薄。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社会学经典名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躲猫猫”、“打酱油”、“人肉搜索”……这类事件如今已成为热门甚至是流行词汇。在这些词汇的背后，积蓄着巨大的公众情绪的力量。而《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这本书恰恰是有力展示了大众非理性的充满变数的心理世界。本书的现实意义在于，揭示了无论是独立的个体还是群体，一旦他们处于暗示影响的状态之下，那么他们的思考功能就会彻底丧失。 但是本书的局限性也很明显，比如作者把妇女描述成软弱而沉默、不善推理也不可理喻的人，她们好冲动，缺乏道德，反复无常……，而且还带有一些种族主义的色彩，他把拉丁民族形容成“女人气”最强的民族。这些都是与我们的时代格格不入的内容。 节选一段《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的内容： 要想理解这种现象，就必须记住最近的一些心理学发现。今天我们已经知道，通过不同的过程，个人可以被带入一种完全失去人格意识的状态，他对使自己失去人格意识的暗示者惟命是从，会做出一些同他的性格和习惯极为矛盾的举动。最为细致的观察似乎已经证实，长时间融入群体行动的个人，不久就会发现——或是因为在群体发挥催眠影响的作用下，或是由于一些我们无从知道的原因——自己进入一种特殊状态，它类似于被催眠的人在催眠师的操纵下进入的迷幻状态。被催眠者的大脑活动被麻痹了，他变成了自己脊椎神经中受催眠师随意支配的一切无意识活动的奴隶。有意识的人格消失得无影无踪，意志和辨别力也不复存在。一切感情和思想都受着催眠师的左右。 大体上说，心理群体中的个人也处在这种状态之中。他不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他就像受到催眠的人一样，一些能力遭到了破坏，同时另一些能力却有可能得到极大的强化。在某种暗示的影响下，他会因为难以抗拒的冲动而采取某种行动。群体中的这种冲动，比被催眠者的冲动更难以抗拒，这是因为暗示对群体中的所有个人有着同样的作用，相互影响使其力量大增。在群体中，具备强大的个性、足以抵制那种暗示的个人寥寥无几，因此根本无法逆流而动。他们充其量只能因不同的暗示而改弦易辙。例如，正因为如此，有时只消一句悦耳的言辞或一个被及时唤醒的形象，便可以阻止群体最血腥的暴行。 现在我们知道了，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是组成群体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他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 进一步说，单单是他变成一个有机群体的成员这个事实，就能使他在文明的阶梯上倒退好几步。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即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他表现得身不由己，残暴而狂热，也表现出原始人的热情和英雄主义，和原始人更为相似的是，他甘心让自已被各种言辞和形象所打动，而组成群体的人在孤立存在时，这些言辞和形象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他会情不自禁地做出同他最显而易见的利益和最熟悉的习惯截然相反的举动。一个群体中的个人，不过是众多沙粒中的一颗，可以被风吹到无论什么地方。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人们看到陪审团做出了陪审员作为个人不会赞成的判决，议会实施着每个议员个人不可能同意的法律和措施。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委员们，如果分开来看，都是举止温和的开明公民。但是当他们结成一个群体时，却毫不犹豫地听命于最野蛮的提议，把完全清白无辜的人送上断头台，并且一反自己的利益，放弃他们不可侵犯的权利，在自己人中间也滥杀无辜。 群体中的个人不但在行动上和他本人有着本质的差别，甚至在完全失去独立性之前，他的思想和感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深刻，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在1789年8月4日那个值得纪念的晚上，法国的贵族一时激情澎湃，毅然投票放弃了自己的特权，他们如果是单独考虑这件事，没有一个人会表示同意。 从以上讨论得出的结论是，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这就是只从犯罪角度研究群体的作家完全没有理解的要点。群体固然经常是犯罪群体，然而它也常常是英雄主义的群体。正是群体，而不是孤立的个人，会不顾一切地慷慨赴难，为一种教义或观念的凯旋提供了保证；会怀着赢得荣誉的热情赴汤蹈火；会导致——就像十字军时代那样，在几乎全无粮草和装备的情况下——向异教徒讨还基督的墓地，或者像1793年那样捍卫自己的祖国。这种英雄主义毫无疑问有着无意识的成分，然而正是这种英雄主义创造了历史。如果人民只会以冷酷无情的方式干大事，世界史上便不会留下他们多少记录了。

苏格拉底 在古代科学文化巅峰的雅典，哲学家苏格拉底被视为“最有智慧的人”，这个美誉来自被希腊人也包括苏格拉底本人所笃信不移的德尔斐神谕。然而这位哲学家却冷冰冰地回应说：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他向人们解释说：如果说他的智慧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话，那就是他知道自己的无知，而其他人虽然也与他一样的无知，但却不知道自己的无知。我们把苏格拉底式的智慧称为“自知无知”的智慧。 苏格拉底一生向所遇见的每一个人求教，对各色人物穷根究底地发问，其结果是到处戳破了在知的华丽外表下无知的败絮。他一生不倦的求知活动仿佛就是为了证明：人们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们的知识往往是靠不住的。 然而二千多年过去了，苏格拉底的见识，少有人理解；而苏格拉底的教养，仍鲜见后继者。 人们在潜意识里把人类知识的积累视为一个圆圈（已知域）在一个更大的闭合圆圈（未知域）内不断扩张的过程。根据这种观念，自然形成一种认识：所知越多，未知越少。但实际上，人类未知领域并不是一个闭合的圆圈，而是一个在水平方向和纵向深度上、甚至可能是无限维度上呈开放型的无限空间。人类知识的积累实际上是在这个无限广阔的空间里不断向更广阔的空间的延伸。无论对人类整体还是对每个个体而言，知识的增长都不仅意味着所知更多，也意味着面临的未知领域更大。这样，人类的认识活动便不断把人推向一个尴尬的处境：所知越多，越觉无知。所以，如果用“未知更多”或许比用“所知更多”能更准确地衡量人类整体或某一个体的知识层次。 进一步说，人类的已知领域也并不是人们想像的那样一个圆。因为人们尽管积累着实在的知识，但并未得到一个实心的、令人信赖和封闭的已知世界之圆。在我们假定的这个已知之圆内，大部分内容仍是不确定的。俯瞰人类认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残酷的事实：人们自以为天经地义的常识常常被证明是谬误和偏见；多数人的见解常常是错的；人类常误入歧途；而时代也常为谬见所统治。 人类知识的不确定性，需要我们时时警醒。我们已有的知识，是我们为探索未知领域而预设的前提。没有这些预设的前提，我们便无法摸索前行，但这些前提大部分仍属于半真理、假说、勉强的解释或是某种方便之说。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反思和检讨：我们假定为已知的出发点可靠吗？我们援以为依据的知识不需要修正吗？时时保持这种警觉，才使我们不致于在摸索中误入歧途或陷入泥淖。 科学精神就是怀疑、批判和不断自我扬弃的精神。科学思维方式的优长之处，也许就在于它具有内在的纠错机制。人类的认识史不仅是不断由未知到已知的推进，也是不断试错纠错的过程；它不仅包含着填充知识宝库的劳作，更需要清除库存赝品的智慧和勇气。 在人类思想史上，总是有人站出来，宣称自已彻底揭示了宇宙和人类的奥秘，发现了真正的“规律”等等。这种浅薄和狂傲只是给后人留下了笑柄。人类迄今还不到二百万年的历史，人类的文明史也不过区区数千年。想到人类或许还有的漫长的精神生命，以及人类认识能力和知识积累的加速度增长，我们没有理由对今天取得的任何成果感到得意。未来的人类回头看我们，也许如同我们看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一般。他们或许善意地承认我们比北京猿人进化了一步，但对我们的自信与傲慢只会一笑置之。 哈耶克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是当代少有的深得“苏格拉底式智慧”真传的学者之一。苏格拉底的基本观念：“承认我们的无知，乃是开启智慧之母”，被他作为理解和认识社会的首要条件。所以他提倡一种“无知”的知识观，而非“知”的知识观。 在我看来，哈耶克的主要贡献在于，他通过强调知识占有的“个人性”特征，阐明了在当代科学昌盛的条件下“无知之智”的特殊价值。哈耶克指出，人类的知识是以“分立的个人知识”的形式存在的，绝不存在一种整合过的“整体知识”。人类的知识以分散的、不完全的、有时是彼此冲突的信念形式散布于个人之间，没有人能把散布的个人知识整合为一个正确的体系。这样说来，所谓吸取精华，剔除糟粕，只不过是理想化了的主观目标，没有人能真正做到这一点。 “知识的分立特性”决定了，人类知识的总量越大，个人占有的相对份额就越小；也就是说，人类整体所知越多，人类个体的无知越被凸显出来。由于没有人能够完全整合人类的知识体系，也就意味着没有人能够完全吸取人类知识的精华。 那么，就需要我们以无知的态度面对他人，面对别种观点，别种生活样式。 人类个体化的生存方式使每个人在宇宙间占据着特定的时空点。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阅历和心灵体验，自己的人格特征、知识结构和社会地位，正因为如此，每个人对宇宙奥秘和人生真谛的认知和感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同时也具有不可替代性。 所以，具有无知之智的人，会以富于弹性的态度，不断反省自己，随时准备放弃自己原有的见解和信念；会以开放的胸襟，随时准备接受新的知识和见解，或以宽容的态度、同情的理解，对待他人的信念和生活方式。在与他人的交往和交流中，他会以低位姿态进入，以虚空的状态、零位状态、甚至负位状态进入。他习惯于以存疑的方式、有保留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见解，如果需要拿出一个结论，他提出的往往是暂时的结论、或然性的结论、有时干脆是没有结论的结论，从而敞开着继续探讨的大门…… 具有无知之智的人明白：正是对已知的执着——佛家称“所知障”——导致人们的偏狭和武断，带来世间的专横与不宽容。他们深知，知比无知可能犯更可怕的错误，且更难以矫正。多少无知和愚味的蠢行，都是在对错误或片面知识的执着中犯下的。他们清楚，当我们面对别种信仰、别种见解、异样的生活方式而将其视为怪诞悖谬、不可思议的时候，可能正映照着我们的无知和偏狭。所以，他们虽然坚持自己的信念，但也愿意倾听别种声音；尽管他们可能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但绝对尊重对方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 面对自知无知的态度，人们往往浅薄地赞叹其谦虚，或以为是为了博得谦虚的美誉而廉价的自我贬抑。人们不懂得，自知无知不是谦虚，而是诚实；不是廉价的自我贬抑，而是自知之明的自然表露；不是一个人的美德，而是起码的教养。 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和人类自信心的增强，自知无知的见识尤显珍贵；而在人类交往日益扩大、社会生活日益多样化的今天，只有培育自知无知的教养，人间才能有宽容和理解、对话与妥协、和平与和谐；人类生活才会减少无谓的内耗、倾轧甚至血腥争斗，步入理性化和人道化的光明境界。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各位下午好。很荣幸在这里见到尊敬的钱满素老师，她是研究美国文明的卓有成就的先辈。几十年辛勤地耕耘，让我们了解和理解真实的美国并从中获得教益。借这个机会，我对钱老师的工作和贡献表示深深的敬意并对她的大作问世表示祝贺！ 钱满素《美国文明三部曲》，一套书读懂美国！ 一、中国知识界何以误判美国、误判特朗普？ 研究美国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现代文明起源于西方，其基本要素都是西方创造的，但在西方世界，美国的贡献大约占一半以上的份量。现代一些关键的、重要的发明创造是美国人搞出来的。不单是科学技术，在现代文明的各方面，观念、理论、制度、规则等，美国都做出了巨大的开创性贡献，它是现代文明的开拓者和引路者。近百年来，美国也是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对世界格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20世纪人类遇到的两次文明危机中，美国对于拯救现代文明、决定人类走向，都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今天的美国文明已经显露出一些衰落的迹象，但这个衰落是个漫长的过程，在可见的未来，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的头号强国，甚至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超强的世界帝国。说中国的综合实力已经超过了美国，那是极富勇气的学者才能说出来的话。 这样，就需要我们全面客观地了解和深入认识美国。不然，我们就会非常被动。以特朗普当选总统为开端，中美关系发生的巨大变化，让那些根据教科书和主流媒体认识和判断美国的人彻底地懵圈了。绝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特朗普会当选，许多专家为特朗普上台而欢欣鼓舞，认为让这个二货当总统，是美国人送给中国的一个“大礼”。中国领导世界的机会提前到来了。没想到，特朗普对“中国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数十年来，我们一边参与全球化进程，一边在控诉和抱怨全球化，强调战后的国际组织、国际关系规则包括贸易规则，甚至全球化进程本身，都是美国主导的，美国从中牟取了巨大利益，而我们是受害者。于是，我们的诉求是要修改甚至推翻这套规则，在我们的参与下制定新的规则。没想到特朗普却出来说，是他们吃了大亏，现在是他们在不断地退群，不断地挑战或废除他们当初制定的规则，而我们的政府却成了这套规则的维护者。当特朗普政府反思对华政策，调整对华战略，正式将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时，许多中国人感到凌乱了，因为按他们的常识，美国不是一直都在遏制中国，甚至亡我之心不死吗？谈何调整？中美贸易战，按常规，中方的反应是抵制美货，但令许多人没想到的是，还有些东西，没等我们说不买，他却先拿不卖来作为对我们的惩罚。 这一系列凌乱的背后，是对特朗普现象的认识存在巨大偏差甚至倒错，而这些偏差和倒错基于对美国社会认识的大量偏见甚至无知。 中国知识界和媒体的误判，一定程度上也是受西方知识界和媒体误导的结果。西方知识界和媒体普遍敌视特朗普，给他安了很多的头衔。比如说他是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分子、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等等。这是激进左派和进步主义者依他们的标准做出的判断，也有政治斗争中妖魔化对手的因素。国内一些人就被他们忽悠了。种族主义是个吓人的大帽子，保护国家边界和国内安全、拒绝非法和可疑的移民，这是履行一项很平常的政府职能，有选择地接受移民，是各国通例，怎么就成了种族主义的罪证？特朗普是民粹主义者吗？我以为，他是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保守主义，他的对手激进左派或进步主义者才是典型的民粹主义。特朗普怎么可能是孤立主义或贸易保护主义？他怎么可能反全球化？大多数学者没看明白，开放是深入骨髓的美国精神，特朗普并不是什么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他是要重新调整全球化的秩序和规则。依美国的竞争力，他为什么要孤立自己呢？现在越来越清楚，特朗普是要一种新的全球化。他增加关税，你就以为他要搞贸易保护主义，其实这不过是个手段，他要通过这个手段摧毁对手的贸易壁垒。他声称他追求的只是“Free and fair trade”，即自由和公平的贸易。他在跟欧盟谈判时就亮出过最后的王牌，即双方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他不是随便说的，当他跟欧盟主席容克达成了初步意向之后，马上就发推特，喜不自禁：我们要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了。可见，这才是他真正的目标。他奉行“美国优先”原则也备受指责，哪个政府和领导人不是将本国利益置于首位？不然他就是卖国政府。他追求“让美国重新伟大”，这里的伟大不光是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还要恢复自信，承担起世界领袖的角色。这个“重新”表明，他是有样本的，我理解，他的样本就是自罗斯福到里根时代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角色。所以，他不会走向孤立主义，他追求的是传统保守主义的以对美国文明的优越感、使命感和超强实力为基础的霸权和领导地位。 由于对特朗普的认识有严重的偏差和倒错，面对特朗普的行为，就会感到凌乱，就会觉得他不靠谱、不按常规出牌、多变、大嘴巴，其实这往往反映的是观察者想像出来的特朗普与真实的特朗普发生的冲突。像特朗普这样目标如此清晰、意志如此坚定执着，不惜冒着巨大风险和顶着巨大阻力，也要履行竞选时的承诺、实现政治目标的政治家，恐怕是罕见的。他不按常规出牌吗？我倒觉得他的行事逻辑只是依据常识，纠正以往违背常识的做法，没有什么高深玄奥之处。 只有你深入特朗普的内心世界，把握他的价值和信念，也了解美国的问题所在，才能理解他的行为，才会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将会怎样做。 二、此多元主义非彼多元主主义 会议主办者确定今天的话题是美国的多元主义。特朗普遭人诟病的一点，就是反对多元主义。要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得清楚，多元主义是个含义复杂的概念。那么，特朗普是反对所有的多元主义，还是反对某一类型的多元主义？就像说一个人反对平等，这是非常含混的说法。可以说，所有的人都反对平等，也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支持平等。意思是说，平等有无限复杂的内涵，大概总有你支持的平等，也有你不接受的平等。多元主义也是这样。 我这里按多元主义的内涵，将其分为三个层面。 首先是政治多元主义（political pluralism）。这种多元主义是自由主义的表现形式，是集权政治的对立物，包括由分权制衡、联邦制和地方自治、多党制、媒体独立、思想言论自由、政教分离、公民社会和利益集团等形成的制度架构和法律秩序。这样一种多元主义在现代西方政治生活中扎根很深，特朗普并没有去触动它，对其中一些要素，比如各州的权力，他比他的对手更热衷于维护它。 去年3月在这里举行过王建勋教授的《驯化利维坦》一书的座谈会，那时特朗普刚上台，人们对他充满焦虑和担忧。特朗普经常怒怼媒体，在“限穆令”问题上与法院又发生了冲突。国内知识界一些人担心特朗普上台后，会破坏美国的自由民主、多元政治秩序，进而对全球的民主事业造成损害。我认为，这种担忧基于对美国自由民主、分权制衡的片面认识，也是对美国社会真实问题的误判，常常把自己心中的中国问题意识投射到了美国。 按美国宪法，对权力的制约监督不是只针对总统的权力，而是针对所有的权力。其方法之一，就是三种权力之间相互制约和监督。既有国会和法院制约总统，也有总统制约法院和国会，是三权之间的制约与平衡（check and balance）。所以，宪法授予总统权力对抗另两种权力。如果总统对另两种权力只是顺从，没有对抗，就是失职，就不能达到平衡。媒体与总统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并不是只允许媒体骂总统，而总统只能在媒体面前乖乖地当孙子，总统也有权批评媒体。媒体是巨大的第四种权力，也容易败坏，也需要受到制约和监督。特朗普在所谓“限穆令”问题上与法院的冲突已经解决。在他做出了部分政策调整后，联邦最高法院支持了他。媒体与特朗普的冲突仍在继续。媒体控诉总统损害了言论自由和新闻独立，特朗普指责媒体是“假新闻”，充当了“反对派”的角色，甚至说假新闻媒体是“人民的敌人”。目前特朗普针对媒体的言论或许有不适当之处，但还没有超出合法的界限。也就是说，并没有否定政治上的多元主义。 美国多元主义民主根基深厚，它不会毁于特朗普这样的政治强人搞集权和独裁，而只能由于过分民主、过分多元而导致民主效能低下、社会整合失败从而逐渐走向衰落。在美国，并不存在总统使用权力摧毁言论自由的危险，真正值得担忧的是，商业化媒体天然的民粹化倾向、媒体精英的普遍左倾，以及媒体严重越位、追求媒体治国，从而损害民主治理的效能。今天的美国需要更多的监督还是更多的权威？我以为是需要更多的权威。特朗普对媒体的攻击有时使用了过激的语言，但他在努力遏止媒体的不良倾向，其言行并没有超越民主与法治的框架。 多元主义的第二层含义，一般表述为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它承认多元文化共存的现实，在宪法共识的基础上，尊重各少数族群、宗教、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的特殊文化，同时它又坚持在多元文化格局中主流文化的主导性，推动各种文化融入主流文化。在最低限度上，它承认各种文化相互批评与竞争的权利。自由主义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必然带来社会生活方式、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多元化。这种多元主义在美国也是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的。在宪法共识的基础上，美国成了世界上对异质文化最宽容、多元文化色彩最强的国家。 对这种多元文化的尊重与宽容，是自由主义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特朗普这一派保守主义者所珍重的价值，所以，他不会挑战和损害这种多元主义。 但是，文化多元主义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一个临界点，以后逐步发展出它的极端形式，即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这个多元文化主义将重心转向对文化多元性价值的强调，认为文化多元化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为此，它极力贬抑主流文化，欣赏、推崇甚至崇拜各少数族群、宗教以及社会弱势和边缘群体的文化。这样，美国的主流文化受到了严重侵蚀和削弱，从而带来文明的危机和衰落。从这个角度看，多元文化主义是西方文明的败坏性因素，它的流行其实是西方文明的自虐、自残与慢性自杀的行为。 特朗普反对的正是这种类型的多元主义。他想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含义之一，就是停止这种自杀行为，让美国文明重振自信、重现辉煌。 特朗普的精神偶像安·兰德：你不能把这个世界，让给你所鄙视的人。 三、多元文化主义的谬误与危害 我这里只讲几个要点： 第一，多元文化主义走向了文化的相对主义，否定了现代文明的普遍标准，没有了是非、美丑、善恶、优劣、先进与落后、野蛮与文明之分，所有的文化在价值上都是同等的，都要得到同等的尊重和承认。结果必然导致落后文化不求进取，而主流文化失去自信和进取精神，带来文明的劣质化。 政治学家萨托利在批评多元文化主义时曾经讲过，如果各种文化的价值都是同等的，那就是对价值含义的破坏。价值是比较而言的，如果没有一般标准，没有高低之分，价值本身就不存在了。具体地说，文化或文明中的某些要素是没有高低之分的，属于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范围。但文化的核心是一套价值体系，它怎么可能没有高低之分？一个文化主张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另一个文化信奉男尊女卑、包办婚姻、一夫多妻，两者没有高低之分吗？自立、勤奋与依赖、懒惰的工作伦理可以等量齐观吗？由一套价值或信仰体系外化的生活方式，也应该由现代文明的一般标准来评价。有的文化要给女童实行割礼（即把她的阴蒂割掉），有的要妻子为死去的丈夫陪葬，有的只要强奸犯娶了被强奸的女子就可以免罪。这种两性关系模式、婚姻模式和文化习俗的背后，就是对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的否定。按多元文化主义观念，人家的文化如此，主流文化就要予以尊重和承认，不能用你的或你自称的现代文明标准来批评和否定它。 这样一来，维护和追求文化多元，就意味着放弃了现代文明的基本准则，也否定了主流文化融和其他文化的正当性，结果必然是各种落后的、反现代的、野蛮的文化拒绝进步，拒绝融入具备现代文明基本特征的主流文化，理直气壮地表现自己并寻求扩张自己文化的影响力。这样一来，不是主流文化融和异质文化，而是异质文化侵蚀主流文化，使现代文明向劣质化方向蜕化。 第二，多元文化主义片面追求社会的文化多元，将多元文化的现实变成多元文化的理想，以至于走向越多元越好、文化的异质性程度越高越受宠的误区。结果必然导致美国文化的碎片化或“巴尔干化”。 无疑，在一定的限度内，文化的多元性是有正面价值、值得追求的。但是，这种多元性要有一个限度。这个限度要从两个方面考虑：首先是量的问题，即各非主流文化占多大的份量，是否在主流文化所能容纳和消化的限度之内，是否会构成对主流文化的威胁；其次是质的问题，即各非主流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容性程度，及其与主流文化的异质性、相斥性或冲突性所达到的程度。 一个国家不是简单的政治法律共同体，不能只凭借外在的纽带联结起来，它需要有文化认同的基础。如果在一个国家中，一种或多种与主流文化异质性、相斥性相当高的文化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对这个国家的统一和内在凝聚力就会形成极大的挑战；而它如果引进了过多的非现代甚至反现代的异质文化成分，其现代文明的基础就会受到威胁。著名的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早就论证过，互相冲突的亚文化的存在，是一个国家走向民主的负面因素，多元亚文化压力相当大的国家，很难实行多元民主。有一些国家，若干异质性程度很高的文化并存、甚至没有一个主流文化，是历史上形成的无法选择的现实。这类国家的社会整合与政治治理都面临特殊的困难。 但美国的文化多元主义者相信文化越多元越好，甚至与主流文化和现代文明异质性程度越高越得到他们的欣赏和青睐。他们不是承认文化多元的现实，而是要通过运作身份政治，强化身份特征和要求，并不断细化身份（比如性别据说已经有数十种），人为地强化、扩大甚至制造（包括引进）一个文化多元的现实。据说美国左派把性别都搞出数十种了，在数十种之外还有一个“其他”，这个“其他”是让你自由发挥的空间，还可以搞出无限多的品种。 多元文化主义者对移民的态度就是这种追求的一部分。到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90%以上的人口是欧洲裔白人。近几十年，由于移民的迅速增加，美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2015年，美国小学入学的学生，白人儿童已经不到一半。预计到2045年，全国总人口中白人将不到一半。目前美国有约一千二百万拉美裔非法移民，这些非法移民生了约五百万孩子。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多元主义者仍然主张开放边界，慷慨接纳移民和难民。最近美国七百多个城市发生游行，游行者提出的一个诉求就是废除ICE(海关和边境执法局)。可见，多元文化主义者完全没有国家主权边界的意识。 今天还是民族国家时代，在这种国际政治格局下，外来文化的进入需得到本土民众的同意，经过他们的选择。这是他们的权利或国家主权。如果本土民众不接受某种外来文化，那么，这种文化的承载者只有两种选择：放弃移入这个国家，或放弃自己原来的文化、主动融入这个国家的文化。折衷派的文化多元主义者金里卡就认为，移民与原住民不同，他们来到一个国家，就放弃了他们的文化权利。但绝大多数多元文化主义者不仅主张敞开国门，还鼓励外来移民固守自己的文化，拒绝融入主流文化。 我们知道，文明是一个生命体，其文化是其灵魂或精神，其物质载体是具体的族群，即创造和传承这种文明的民族或种族。你不能指望别的民族传承你的文明。大规模的移民潮相当于一个文明的大换血。好的情况，是通过吸收异质文化（由异质族群承载）中有益的养份，或通过被文明水平更高的文化所同化，实现文明的提升；坏的情况，是吸纳的异质文化属于劣质文化，由此带来文明的倒退（比如文明民族被野蛮民族所征服的情况），或劣质文化异质性程度太高、其进入的数量和速度超过了主流文化的消化能力，从而带来文明的解体。 对于移民潮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特朗普这一派人忧心忡忡。他们担忧的不仅是恐怖活动、犯罪、福利负担和劳动力竞争等问题，更担忧的是鸠占鹊巢、美国传统的白人基督教文化的前途问题。他们甚至把大量移民的进入视为“软侵略”，但文化多元主义者对此却无动于衷甚至乐见其成。 多元文化主义对文化多元化的追求到了什么程度，我可以给各位讲两个故事。 2005年我到耶鲁做富布赖特访问学者，9月初与我同时在耶鲁报到的有一位塔利班政权外交部的高官哈希米。塔利班政权被摧毁之后，这个人到美军司令部自首，美军经过审查后把他放了。这已经够宽大了吧？接着有美国人出面帮他联系到耶鲁读书，居然被耶鲁录取了。哈希米说，我以为我要在关塔那摩监狱里度过此生，没想到还能到耶鲁读书。耶鲁的说法是，他的到来，丰富了校园的多元文化。的确是多了一元，可这是怎样的一元啊？是校园里有了一位极端伊斯兰恐怖组织的核心成员。他在耶鲁选了一门课就是“恐怖主义研究”。我想，课堂讨论时，同学们可以向他请教了。 前几年，有一个叙利亚裔移民青年申请斯坦福大学，他提交的作文是将“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或译为“黑人的命也是命”）写了一百遍。年龄大些的中国人都会想到文革中的那位“白卷大学生”，其实他比那位白卷大学生还过分。但和那位“白卷大学生”命运相似，斯坦福大学也录取了他。据说这个学生在别的方面还算优秀，可这样的论文如果落在我的手里，肯定是零分吧？记得文革期间，有学生写作文时满篇就写一句口号：“毛主席万岁”，老师不敢不给高分，“政治正确”啊！“黑命贵”在美国，就相当于文革中的“毛主席万岁”了。斯坦福大学对录取这个学生作过一个解释，其中一个考虑，就是增加校园的多元文化。 这样的多元化搞下去，就突破了适当的界限，带来平行的政治，将文化熔炉变成文化马赛克，国民整体素质下降，国家失去内在凝聚力，终致社会解体和文明的衰落。 第三，多元文化主义解构主体文化，甚至走向逆向歧视，瓦解国家的共同文化基础，带来主流文化群体的焦虑与危机感。这是西方文明的自残和慢性自杀行为。 西方历史悠久的多元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是在主流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宽容和尊重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文化，但多元文化主义却走向了极端。上个世纪60年代的造反运动中，传统的左派由搞阶级斗争转向搞文化革命，由阶级政治转向身份政治，将主要攻击矛头由阶级敌人转向主流文化。他们要求少数群体的文化得到承认，既承认其差异，也承认其平等。但这种承认却是单方面的，少数群体文化对主流文化只有否定，没有承认。 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引领下，解构主流文化成为时髦，少数群体的文化受到无原则的推崇。似乎只要是原来受压制的文化，就成为道德的化身，就可以享受无限特权；而对于主流文化，传统男性白人基督徒的文化，无论怎么贬损、丑化、攻击都没关系；文化融和、大熔炉的观念都被视为傲慢、偏见和种族主义而被抛弃。我可以侵蚀你，不许你来融和我。这就是流行于美国的政治禁忌，即“政治正确”。这种政治正确属于后现代主义观念，但它既保护后现代主义文化群体，也保护前现代或反现代的文化群体。在这种政治正确的支配下，欧洲裔白人、男人和基督徒成为带有历史原罪的群体，被要求不断地忏悔和赎罪。大学中的美国史和西方文明史课程陆续被取消，代之以女性、少数族裔、移民、同性恋者的历史。圣诞节祝福“圣诞快乐”在一些场合也成为不适宜的行为。任何令少数文化群体的一些成员不快的言行，都被视为对他们的冒犯。如钱满素老师亲身经历的，教师在课堂上只是简单地介绍一下统计学的事实，即黑人单亲家庭比例最高，都被视为对黑人的侮辱，是种族主义，从而遭到围攻。 以往少数和边缘文化群体受到压迫，但在争取他们平等权利的同时，多元文化主主义者采取了极端逆反的路线，在某些场合甚至形成了逆向歧视和逆淘汰政策，这相当于少数群体文化、弱势文化和边缘文化的“翻身得解放”。这个“得解放”是以“翻身”的形式实现的，即以前是你享受特权，如今轮到我来享受特权。以前我因身份受到歧视，如今我要因身份而被罩上金光。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将文化多元主义视为反欧洲文明、反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当然也是反美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流行，必然导致主流文化的严重危机和主流文化群体的焦虑和愤懑。特朗普表达的就是这些人的感受和诉求。 第四，这种多元文化主义日益极端化，按其内在逻辑，最终会否定文化的多元，走向一元主义。 这听起来是很吊诡的事情。本来，多元文化主义者是主张文化无限多元的，怎么会以一元主义为归宿？ 这是因为，他们的多元主张是有选择的、单向度的，即只承认各种少数文化和弱势文化的特权，牺牲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甚至将其变为弱势文化。这样下去，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主流文化这一元的衰亡。 多元文化主义继承了西方左派不宽容的传统和战斗精神，将其信条原教旨化，奉行越多元越好、异质程度越高越好的原则，将少数群体的文化罩上道德的光环，设置文化禁忌，即政治正确，压制任何对它的讨论和争议，哪怕是陈述一项为其所不喜欢的客观事实，也是对某个群体的冒犯。这本身即是一元主义的风格，是以一元主义的方式维护多元文化格局，受压制的是主流文化。 在多元文化主义驱动下的身份政治，落脚点为身份群体而非个人，其本身即具有反个人主义精神的整体主义倾向。更危险的是，在这种无原则的多元主义的庇护、鼓励和扶植下，反现代的文化迅速成长，不宽容的一元主义文化很容易坐大，后现代的文化日益瓦解主流文化，从而走向文化的马赛克、冷拼盘的趋势日益明显。这样的结局和乱象，就会使一元主义文化的社会整合方案最终成为容易被人接受的选择。由于创造和代表了现代文明的主流文化失去了自信和力量，导致最自信、最有进攻性的一元主义才能成为主导文化，从而结束文化多元的状态。 四、换位思考：特朗普反对的是你所支持的吗？ 在美国，以自由主义为根基的多元主义包括文化多元主义是根深蒂固的传统，人们不必担心特朗普会颠覆这种多元主义。特朗普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他所保守的传统中，就内含着政治和文化的多元主义。特朗普和他的追随者（除少数极端份子外）只是看到多元主义走向极端的恶果，要遏制这种倾向的发展。特朗普不是一般地否定多元主义，而是否定特定类型的多元主义。 如果你真正了解美国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是怎么回事，达到了何种程度，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你就会理解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面对的是什么局面，他们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显然，笼统地说特朗普反对多元主义容易产生误导，我们要问，他反对的是哪种类型的多元主义？准确的说，他坚守着传统的政治多元主义，也维护文化多元主义，他反对的是文化多元主义走向极端而形成的多元文化主义。 当我们追随西方左派媒体批评特朗普的时候，我们得问一下自己，特朗普反对的，是你所支持的吗？其实如果在中国推行多元文化主义，绝大多数人是难以接受的。比如学校里来了两个穆斯林学生，学校的食堂就不再供应猪肉；比如奥巴马厕所，生理上属于男性而心理认同是女性的，就可以上女厕所，还有更衣室、浴池；比如按种族比例分配上大学的名额，以及各种职位和机会;再比如，美国已经有一千多万以拉美裔为主的非法移民，每天还有大量的非法移民涌进来。加上合法移民和被大赦的非法移民，拉美裔美国人已经达到约五千万左右。非法移民的子女免费上学，一些福利待遇超过退伍老兵，有的城市公开庇护非法移民，加州给一百多万非法移民颁发了驾照，还任命非法移民做政府官员；有的政客要求全民医保覆盖非法移民；将被捕的非法移民与其子女分开，由联邦政府照管，每个孩子每天的费用是770美元，其生活水准超过美国公立寄宿学校；连“非法移民”这个词也属于“政治不正确“，得叫“无证移民”。特朗普要采取措施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把非法移民中有犯罪记录的、骗取福利的等几类人遣送回去。如果你觉得这是种族主义，排外的一元主义，那么，如果中国出现这种情况，你是什么态度？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按美国非法移民所占人口比例，如果中国有五千万非法移民，某个外来族裔在几十年中，达到总人口的近20%，也就是二亿多，你还主张继续开放边界，废除边境巡逻执法机构，接纳非法移民吗？ 我也问过日本教授同样的问题。日本老龄化少子化相当严重，到2050年就不足1亿人口了，其中三分之一是65岁以上的老人。但日本仍然拒绝开放移民，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不引进几百万中国人、几百万菲律宾人，几百万印尼人？中国人都知道，非法移民留在日本很难，以前过去的，基本上被他们清理干净了。其实，日本人很清楚，如果为了解决劳动力问题而大量引进移民，日本就不是大和民族的日本了。既然如此，为什么日本学者也普遍批评特朗普的移民政策是种族主义呢？我觉得，特朗普遵循的是常识，也是各国通例。他说，“我们是有法律的，我们是有国界的，请不要非法进入我们的国家。”“我们国家不是难民营。”“任何国家都会守护他的边界，我们终于做了所有国家都做的事情。” 美国左派批评特朗普的移民政策时，使用的是全球主义或世界主义的标准。这个标准其实与一般中国人的观念差距甚大。在美国激进左派的心目中，美国文明完蛋了无所谓，彻底碎片化了也无所谓，哪怕美国文明被置换成了墨西哥文明、玛雅文明都没关系。他们认为，这些人想来美国实现美国梦，我们应该满足他们。其实，如果拉美移民来得太多，只能把美国也变成拉美，两边拉平，不光他们的美国梦实现不了，连带着把美国本土人的美国梦也打碎了。 亨廷顿曾指出，在美国，精英群体远没有民众爱国，我以为，他们也没有民众对美国传统文化的那种感情。他们与各少数文化群体、边缘和弱势文化群体联手，共同瓦解主流文化。他们不要什么美国伟大，人类伟大就行。最近民主党的纽约州长明确表示：“我们不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它也从来没有那么伟大过”（因为美国历史上犯下过罪恶和有过压迫行为）。他表达的正是左派精英团体对美国主流文化的否定。亨廷顿曾批评美国政治精英，说一个国家的领导者解构他们所领导的人民，这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就和特朗普所代表的以欧洲裔白人基督徒为主体的民众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特朗普一派人是爱国主义者，为建基于基督教传统的、传承自欧洲的美国文明而骄傲。于是冲突就不可避免：一方要解构主流文化，推动美国文化的进一步多元化，对美国文明的命运漠然视之；另一方虽然承认多元文化需要得到尊重，但要维护欧洲裔白人基督徒的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担忧美国文明的前途。有人形容，两者之间发生的是“文化战争”，甚至是“软内战”。 所以，我想提醒各位的是，当听到有美国人批评特朗普反对多元主义的时候，我们得知道，多元主义有几种，特朗普反对的是什么样的多元主义。 五、特朗普主义与美国文明的前途 美国今后的发展前景如何呢？假如说特朗普失败了，左派继续主导美国的进程，那就是继续慢性自杀的进程，美国文明的慢性自杀。当然，这个慢性自杀是个漫长的过程，不要以为美国马上就完蛋了。百足之虫还死而不僵呢，何况一个伟大的文明？既然是慢性自杀，就是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还很享受，还很得意，因为这看起来是个高尚的行为，但到了一定程度，就无力回天了。 假如特朗普很成功，他能干满八年，甚至还能让他这一派人继续干一段时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缓和阻遏这样的进程。所以，不论特朗普这个人怎么样，他的一些具体做法有多少争议，我看到的，是他的基本思路和大方向，是要阻止美国文明的衰落。 当然，美国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很难改变，这个趋势就是由现代文明向后现代文明的过渡。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后现代的意识形态，这是它流行的基本环境。依线性历史观的思维习惯，后现代当然比现代要高级，但这个后现代却使西方文明失去竞争力甚至走向解体，多元文化主义就是西方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条件下，从内部成长起来的败坏性因素。 后现代主义流行的基础是现代化的成功。特朗普的现代主义路线如果非常成功，反倒使美国具备了继续向后现代文明过渡的条件；如果他失败了，在左派的主导下继续走后现代主义路线，美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就会下降，内部解体和文明衰落的过程就会加快。这样看，特朗普的行为，有如西西弗斯抵住从山上滚下的巨石，有人形容他是“最后的罗马人“。许多美国人意识到，只有像特朗普这样回调到现代主义立场上，才使美国具有发展的动力和国际竞争力。可是，如果他很成功，美国人又过上了富足的、有保障的好日子，他们又要玩起高大上的后现代主义。今后一段时间里，美国会在这样一个进程中反复调整。 也不排除特朗普的回调和左派之间发生严重的冲突，双方都不妥协，无法克制。甚至，发生严重的骚乱或内战也不是不可能。就美国内部两种人的价值观念的对立和冲突而言，我觉得不次于19世纪内战前的那种对立程度。内战前冲突的焦点，一个是州权和联邦权力的关系问题，一个是奴隶制问题，冲突最后是通过战争来解决的。要知道，并不是什么问题都能通过民主程序来解决，民主不是万能的。价值观的冲突达到一定程度，就可能突破民主的“博弈——妥协”的框架。当然，现代文明人类将战争的门槛提高了许多，在发达国家，大规模内战不易发生。但是，一种准内战、严重的骚乱是有可能的。很多西方保守派把大量移民的进入看作是“软侵略”或者“冷侵略”（cold invade USA）。他们觉得受多元文化主义支配的左派精英在出卖国家，毁灭白人基督教文明，他们绝不接受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新教徒）的美国被换血、被转换成别人的美国。而这些人同时也支持公民持枪的权利。 你可能觉得，特朗普的一些言行非常出格，撕裂了美国，制造了冲突，其实，如果不是特朗普上台，通过合法的手段对多元文化主义和进步主义的趋势予以遏制，美国真的就会走向更激烈的冲突甚至内战。 如果你了解美国社会的文化冲突，就会理解为什么特朗普这个人瑕疵很多，但仍有约一半的人支持他，最近他在共和党内的支持率达到近90%，这是相当高的支持率。特朗普说的一些看起来有些粗糙和极端的话，他采取的一些争议极大的行动，好像是极具个性的言行，其实它们代表着美国文化冲突的一方，即拒绝多元文化主义的一方。 注：本文根据作者在钱满素教授《文明给谁看》一书发布会（2018年8月29日）上的发言记录整理，来源：从道若云（微信号 CUPL20020830）。

公元前五世纪初，伯里克利时代尚未到来，西方文明己走到十字路口。希腊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一个东方强国在不断进犯希腊。对于希腊人而言，东方是一个长久的威胁。这可以追溯到那个古老的故事：海伦被拐到特洛伊，希腊舰队为她而远征。希腊人认为，西方对东方的入侵所引发的东西方的对决是一场无休止的悲剧的序幕。东方和西方是天然的对手，可是，西方不可能最终战胜地缘广袤、财帛丰盈和人丁兴旺的东方。 现在，历史的下一幕开演了。荷马史诗中的角色被颠倒了，东方正在进攻西方。东方强国波斯正在向一个后援空虚的小国逼进。 所谓西方文明，即指当时的希腊。此时，埃及王朝已陷入无救的衰落；罗马正在蚕食意大利而无暇东顾。当时的第三大强国，迦太基及其属地扼守亚洲的前哨阵地，在本质上，他们的精神不属于西方，而属于东方。那时的希腊和波斯成了担纲历史的主角。希腊与东方，就像一个侏儒与一个巨人，但是，这个侏儒打败了巨人。每个希腊人都知道，这是希腊英雄主义所创造的奇迹。人们无须担心，在马拉松和萨拉米斯的战士决不会否认精神力量而求助于物质。当萨拉米斯的希腊人看到波斯舰队在溃逃时，地米斯托克利说道：“赢得胜利的不是我们。”精神力量战胜了一切最强大的物质力量，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佐证了精神的凯旋。 在那个时代的希腊人看来，最珍贵的财富就是自由，这是东西方之间的唯一差异。东方实行的是专制统治。所有的东方暴君们——在希腊世界不存在——的行为方式如出一辙，为了扫清通向王座之路，他们不惜流血丹陛，弑父杀子。不择手段的杀戮会收到篡权窃国的功效。他们的臣民生来就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当然无需再被降格为奴隶。亚里士多德曾代言希腊，把亚洲人说成天生的奴隶。据希罗多德的记述，一个希腊人对一个波斯人说：“你们不知自由为何物，一旦你们懂得了，即便手无寸铁，也会为自由而战的。” 在埃及、巴比伦、亚述、波斯漫漫数千年的帝国史中，自由是一个不明之物。直到盛业崩溃之时，自由的名字才能被他们所领悟。而希腊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与东方有本质的区别，这个孕育了自由的国度必将在西方世界留下永久印迹。 不用说，在拒绝服从制约这一点上，古老文明是相似的。夸张与无视分寸感是它们的特征。亚述鸟兽巨雕、埃及神庙、肖像和金字塔以及巴比伦空中花园，所有这些艺术品就是明证。俗不可耐的珠贝与黄金充盈了帝王的府库，不可思议的豪华与同样不可思议的污秽比邻而居，堆积如山的珍宝和破灭无助的众生判若云泥，东方式的生存总是被两极分化。 简直无法想象，一个人会指望在这样的环境中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在另一端，不受约束的自由势必会酿成一场毁灭人类的暴乱。无论如何，遵循有序法则才更可取。东方的专制之所以承袭不绝，在于它从不顾及理性与秩序。西方世界找到了从自由走向秩序的路径。这应归功于希腊人的发现。令人感到惊异的是，为什么这一理念首先植根于一个贫瘠而人口稀少的小国，却不是威赫一时的埃及或伟大的巴比伦?其原因就在于人的自由本性。希腊人宣扬自由，同时也稳妥地界定了自由的边线。 把握限度和分寸感就是善，这是希腊人的基本常识。言过其实则不是他们的本性。他们憎恶极端的事物，无序的状态会令他们感到不快。在希腊语中，诸如漫无边际和无穷无尽之类的词汇都内含着不良的义项。不仅凡人，还包括所有的思想家和艺术家都在紧紧把握着生命的真实。荷马史诗的神不是超自然的灵异，而是以希腊方式愉快生活的凡人。希腊人不需要玄虚与超智的东西。他们需要真理，从不认为逃避现实就能发现真理。希腊艺术中最优秀和几乎最全部的特征就在于从不超出现实的范畴。希腊的胜利女神没有翅膀，她是现实的化身。拒斥怪诞是希腊艺术家的天性，他们不断追求永恒，与一切反常或不测之物保持距离。不论是一座神庙、一尊雕像还是一只希腊瓶，他们的艺术创作极力要表达的要素是本质与普遍。亚述的艺术家只生产他们所喜欢的东西，而对本质与普遍置之不理。他们的那些可怕的肖像似天马行空，将适度感弃置一旁。而希腊艺术家从不渴求这种自由。他们遵从法则的约束。孟德斯鸠说过：“法则是一种必要的关联，它源自于事物的本质。”这才是希腊人的语言。他们受本能驱使去寻找那个必然的关联，那个将混沌引向秩序的线索，这是希腊人最大的特征。 帕台农神庙雕带上的少年形象并非是现实的拷贝；它既不脱胎于某个人的肖像，也不是纯粹的虚构物。它高于人的天然之美；不过，它又是活生生的男人或女人。它说明艺术家洞见到了美与真之间的必然联系。希腊的艺术家像他们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那样在探究那个根本的理念，它会给现实中的不和谐和混沌注入意义与秩序。希腊的艺术家发现了灵与肉的对立与融和，在后希腊世界中，这种对立关系表现得尤为紧张。希腊的艺术家找到了一种能让灵与肉相融合的表达方式，将人的神性与能激发灵性的人体之美结合在一起。 艺术家们与政治家们殊途同归。政治家发现了法与自由之间的必然关系。修昔底德记述了伯里克利说的一段：“我们是自由的民主政制，但是我们服从法律，尤其是那些保护弱者的立法以及那些试探人们廉耻之心的不成文法。”对成文法和不成文法的自愿服从使雅典人获得了自由，实际上，伯里克利在暗示，希腊人认为不成文法是最重要的。雅典作为世界第一个自治体具有深刻的现实价值。伯里克利和他的听众通晓法典中的大部分成文法，对于毫无犯罪冲动的大多数民众来说，反谋杀法和反抢劫法无异于形同虚设，鉴于违反不成文法不会招致判罚或监禁，因此它对每个公民提出了更直接的要求。对怀特海教授所称的非强制性条文的服从，对善、同情心和利他心的服从，对不可或缺的所有生活品行的服从，雅典人，当然，不包括沙漠中的隐士，将它们视为人类自由共处的基本条件而加以接受。比起不受约束的选择自由，法律所确立的行为规范是没有意义的。 希腊人渐渐找到了自由的含义。任何英语单词都无法表达希腊文sophrosune一词的涵意，而它却是希腊人最为珍视的品性。尽管它常被译为克己、自制，但它远超出这个义项。它正是对德尔斐两大神谕精神的界说：“认识自己。”和“任何事都不要做过头。”傲慢与目空一切是希腊人最为憎恶的两种品性，Sophrosune则与之严格对立。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Sophrosune本身的含义是，承认潜存于人类共性中的那种持中的美德，限制放纵，规避无节制的冲动，服从和谐与平衡的内在法则。这个希腊人最为尊崇的美德不是基于他们对中庸之道的偏爱，而是由于他们生命中的自主、丰赡以及灼热的体能使他们必须要把握一种修行精神，否则这些美质将自毁于无意义的暴力。 这就是希腊人的理想，自由不过是他们收获的果实。只有在自我确定的限度内把握自己，人方能获得自由，这一理念是希腊留给我们的遗产之一。借助sophrosune，希腊发现了人们如何自由共存，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自治政体。回溯到公元前六世纪，雅典盛世前的一百多年，大胆而富于远见的政治家梭伦奠定了全新的国家理念。梭伦选中雅典作为建国地，一个自由政制脱胎于世。在这个国度里，每个公民都积极参与国家事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她生机勃勃，从不拘泥于成规。新政所体现的非凡精神始终魅力无穷，激发起民众的政治活力，这成为雅典政坛的最显著特征。唯有雅典能够堪当大任，探索者的气质让雅典卓然于世。雅典长久地保持着这种气质。“除了谈论和吸收新鲜事物，雅典人从不在别的事情上花费时间。”圣·路加于六百年后写道。 雅典人随时聆听梭伦的新主张，追随他走上一条所有邻邦不曾涉足的道路。这个旷世实验不依仗兰尼米德列阵中的武士，也没有借助法兰西的恐怖主义和断头台，它在某个雅典独立纪念厅里悄然启动。只有在这个以雅典为首都的小小的阿提卡，新的理念才能够得以付诸实施。长久以来，雅典一直是思想和艺术领域的先驱。在地中海一端的希腊诸邦，科学诞生了。人们不仅探究宇宙，还以迥然不同的方式思考自身。无论如何拥有了雅典这样的城邦以及梭伦这样的先驱者，去争取人的合法权利才成为可能，也唯有雅典人能够跨出这决定性的一步。此时，其他的希腊城邦却在割据一方，各自称王。唯有在阿提卡，每个农夫、牧人、工匠才能成为参与政府事务和法律事务的公民。 在当时的世界，奴隶已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在雅典，很多人没有人身权，而奴隶则更是被打人另册。没有人会同情奴隶，那些奴隶得不到社会的认同。这一现象在东方和西方是相似的，使用奴隶而又无视奴隶的存在成为当时的一种生活方式。还奴隶以人权的言论并没有惊动梭伦，他的关于人人皆有政治与法律权利的新思想丝毫也没有惠及奴隶。奴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梭伦相信阿提卡最贫穷、最底层的公民完全拥有自治的权利和能力，可是，奴隶问题从没有进人梭伦大胆而富于建设性的头脑。把心满意足的奴隶主与关注下层民众政治参与权的政治家们相提并论，对我们来说并不难。主张人人自由平等的早期美国共和政制就曾认可了奴隶制的存在。在提及希腊的成就时，务必记住是希腊人首先认真地思考了奴隶问题。思考就意味着批判，而早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两千年，即公元二世纪末，广泛传播希腊哲学的斯多葛派曾公开谴责奴隶制是一个不可宽恕的错误。 至少雅典公民享受着真正的自由。在当时的世界上不曾有比雅典更自由的国家；也不曾有具备如此自由程度的国家。不到敌人兵临城下的重大危急时刻，言论自由在雅典就会受到限制。那些政治家和统帅们的失策和败绩被置于雅典的剧场中加以曝光，任人评判；甚至在公民大会开始时，代表雅典人最高权力的监选人都会发问：“有谁要发言吗?” 在一支被强敌所困的希腊远征军不得不拼死一搏的关头，他们的统帅会在出击之前简短致词：“你们生活在世界上唯一自由的城邦。只有在雅典，国家才不会妨碍个人的日常生活。”修昔底德记述了伯里克利的话——“一个人是可以被信赖的。”大约在1776年，一位与雅典心心相印的政治家曾说过：“不要干涉人类的自治。”毫无疑问，这时麦迪逊从未意识到他在以希腊的方式说话。甚至，他的内心深处也未必想到雅典和梭伦，但是，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优秀的会成为永恒的。这句话一旦被领悟就再不会失掉。即使在行动中被遗忘，它依然留存于这个或那个人的心灵深处，你不能肯定它不会突然变为行动，但你可以肯定，有一天它必将应验。 注：本文选自汉密尔顿著《希腊的回声》，曹博译。

https://img.huxiucdn.com/article/cover/201808/17/041041632727.jpg?imageView2/1/w/710/h/400/|imageMogr2/strip/interlace/1/quality/85/format/jpg 系列序：对于那些发生在非洲草原上的“礼崩乐坏”或盘旋于南美雨林中的“瓦釜雷鸣”，我们早已习惯——地球上那几十个婴儿死亡率超过1%、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美元的国度，只有在《战狼》或《红海行动》上映时，才会被国人啧啧称奇一番。 然而有一些在经济和发展上绝对不算落后，甚至居于世界前列的国度，它们或是地区性大国，或位列联合国五常，拥有值得仰视的辉煌过往。令人讶异的是，它们也曾经或正在经历震荡，甚至处于某种危机的前夜。 这些国家为什么也会遭受失败？我们又能够从它们的失败中得到哪些启发？ “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 今年2月24日，一组符合抖音用户想象的镜头出现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身体力行，向世人展示了“浪漫的土耳其”——他在演讲时亲了一口身旁6岁的女童，小女孩泪流满面。 https://img.huxiucdn.com/article/content/201808/17/041142223147.png?imageView2/2/w/1000/format/png/interlace/1/q/85 小姑娘哭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面对人群的紧张，可能是被领袖关怀而激动，当然也可能是身旁这位老爷爷的那句话——“她的口袋里装着土耳其国旗，如果她成为烈士，上帝同意的话，她的尸体会被国旗裹住。她准备好了面对一切，你是这样的吧？” 军事爱国，是土耳其历来的传统。埃尔多安正是在一场号召支援前线部队的集会上，遇到了这名6岁的红色贝蕾帽。这也是埃尔多安能够以总理加总统的身份，连续享国15年，并且很可能继续执政到2029年的重要因素——他是现代土耳其政局中，第一位能够掌控军队，而不是被军队政变的强人。 2016年7月15日，一次突如其来的军事异动，席卷了首都安卡拉、第一大城伊斯坦布尔。政变部队占领了媒体、政府机关、中心市场等要地，并对外宣布“土耳其的世俗原则被现政府破坏”。 人们原以为，这是历史的周期率——自国父凯末尔开国以来，土耳其军队一直扮演着世俗化保卫者的角色，每当政府向宗教神权方向开倒车时，军队便仗剑行事。在1960、1971、1980和1997年，部队几乎以每隔十年一次的频率发动政变，并成功迫使政府就范，甚至总理下台。 然而在埃尔多安面前，坦克第一次哑火了。随着埃尔多安的呼吁，市民们涌上街头抵制“叛军”，而亲政府的部队也迅速赶到，仅用了一天时间和265条生命的代价就平息了事件。 https://img.huxiucdn.com/article/content/201808/17/041142215464.png?imageView2/2/w/1000/format/png/interlace/1/q/85土耳其百姓向“叛军”挥起了腰带 埃尔多安敏锐地抓住了动乱的机遇，在全国开展了浩荡的清算活动。根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至少5万人因此遭到逮捕，另有15万人遭到开除或者停职的待遇。 在这场清洗活动中，首当其冲的是媒体，根据土耳其记者协会统计，在政变后土耳其政府撤消了至少777名记者的证照。数十家媒体被关闭，土耳其历史最悠久和发行量最大的《共和报》、《时代报》，均遭政府搜查接管。据国际组织统计，在2016和2017两年间，作为全球最大的新闻工作者监狱，土耳其共逮捕了154名记者，几乎比排名第二的东亚某大国多出一倍。 紧接着，土耳其政府以“资助敌对势力”为名，查抄并国有化了至少950家公司。据《纽约时报》称，“从小型果仁蜜饼连锁店到大型上市企业集团，土耳其政府篡取了大约110亿美元的公司资产。现代经济史上很少有这样系统性掠夺财产行为的先例。几千名被剥夺产业的高管们纷纷逃往美国纳什维尔、芬兰赫尔辛基等遥远的海外城市。另一些不那么幸运的高管沦为了阶下囚，成为了一场大规模监禁行动的受害者。” 当这些紧张时刻过去后，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挑战埃尔多安的权威。他所在的“正义与发展党”向议会提交了宪法修正案草案，并随后多次发动海外土耳其人投票支持。最终在2017年4月16日晚，土耳其修宪通过。 这意味着近百年历史的议会共和制被结束，总理一职被废除，总统则大权独揽。原有三权分立架构，整合为由总统指挥分配三大权力的结局。并赋予新总统直接组阁，任命两名副总统，制定颁布行政命令，直接提拔军官，甚至给予其连任到2029年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还给予总统干预司法，领导议会执政党掌握立法权和决定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时间等关键大权。 在土耳其前身的奥斯曼帝国时期，那些代表力量和权力的统治者，会被尊称为“苏丹”。自修宪并成功连任总统后，国际上对埃尔多安的称呼也逐渐从总统变成了“苏丹”。 经济增长就是执政合法性 为何埃苏丹能够执掌权力十几年，甚至可以动员人民保卫自己的政权？ 位于安纳托利亚这个贫瘠的高原上，土耳其的前身奥斯曼帝国，必须要依靠武力才能够得到足够的粮食。后来直到1990年代，土耳其依然是个经济负增长、两位数通货膨胀、贫苦人口数量超过千万的国家。 2003年，埃尔多安以总理身份登场。接下来的十年间，土耳其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3%，为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高增长率的国家；人均GDP从2500美元飙升到10522美元，离发达国家似乎只有一步之遥。 在经济全球化、各国央行量化宽松的好时光加持下。仅2006一年，土耳其吸引的外资就超过了1980到2000年这20年的总和，并正式启动了欧盟的入盟谈判。 土耳其人从没想到过，自己的国家还可以成为世界第十七大经济体，人均收入竟能达到1万美元左右。原本只能出口椰枣羊毛的国度，竟然成了欧美金主旅游的后花园，甚至近邻的石油富豪们，也纷纷来此投资办厂。“Made in Turkey”的服装，更是行销全世界。 这样的经济奇迹是如何实现的呢？ 埃尔多安曾告诉外国记者，自己最骄傲的政绩，是“把全国81个省全都变成建筑工地”。没错，土耳其是个不输中国的“基建狂魔”。从雄壮的大桥到宏伟的清真寺，再到全球最大的机场，埃尔多安将巨大的基建项目当作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连接欧亚两洲的八车道悬索桥、与博斯普鲁斯海峡平行的新运河、比美国白宫大50倍的新白宫总统府…… https://img.huxiucdn.com/article/content/201808/17/041142624749.png?imageView2/2/w/1000/format/png/interlace/1/q/85埃苏丹的家：世界最大的官邸，拥有1000多个房间 巨大的基建投入，推高了不动产市场。土耳其房地产总值自2009年至今翻了6倍，仅2015至2016一年间，土耳其房价就涨了13.9%，位列全球第一。 虽然埃苏丹执政这些年来问题不断，从恐怖袭击到民间抗议，从盟友反目到军事政变，但在支持者眼中，埃尔多安是一个民族精神复兴的化身，一个能够为人民争求世界荣耀的领袖。即便以最实用主义的眼光看待，除了埃苏丹，还有谁能把积贫积弱的土耳其，变成一个GDP全球前20的地区性大国？ 以至于“土耳其模式”也被华尔街纳入到了一堆美妙新词中：“薄荷四国”、“金钻11国”…… 欲望之渊 作为一个衣着朴素、经常去球场上踢两脚、在底层社会有强烈认同感的领导人，埃苏丹和家人却住在超级豪宅里，并被上千人伺候着。 同样，在他的治下，信用扩张和消费主义铸成了全民高杠杆的现状，甚至于有年轻人认为他并没有在搞什么“去世俗化”的举动。 然而欲望背后存在隐忧。土耳其大基建的资金基本都来自外国借贷，据估算，过去11年土耳其的建筑支出高达538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外国银行的借款。除了借外债，埃尔多安更是大开印钞机。从2003年至今，土耳其的广义货币整整增加了24倍，相比之下，中国也不过只有9.1倍。 通货膨胀之下，土耳其央行开启了提升利率的应对措施。这是任何具备基础经济学知识的金融机构，都会采取的对策。然而在2015年2月，埃苏丹认为央行没必要独立运行，随后土耳其检察机构起诉了时任央行行长。 随后，埃苏丹将自己的女婿任命为财政部长，并获得了任命央行行长的权力。这位苏丹终于得以贯彻自己的经济学理念——他认为利率是一种“剥削工具”，利率让穷人更穷，让富人更富。 实际上，为了给庞大的财政刺激项目融资，埃苏丹一直坚持实行低利率政策。即便通货膨胀率接近16%，并使经济面临外部冲击，埃苏丹也不为所动。 今年7月，土耳其通胀升至15%以上的历史高位，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紧张。当这种情绪在7月24日爆发导致里拉急挫时，土耳其央行却并未像市场预期那般调升利率。直到里拉暴跌，埃苏丹也并不认为需要做什么调整，而是鼓动他的人民扔掉美元，改用里拉。 https://img.huxiucdn.com/article/content/201808/17/041142023428.png?imageView2/2/w/1000/format/png/interlace/1/q/85苏丹的支持者用美元擦鼻涕 国际市场对苏丹的这一系列举动瞠目结舌，然而这与埃苏丹上台之后神奇的外交手腕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作为“奥斯曼帝国昔日在巴尔干半岛无上荣光”的追忆者，埃苏丹一直有个大国梦，有观点认为，苏丹意图领导“穆斯林世界”。 自国父凯末尔开国以来，土耳其一直寻求加入欧洲。然而由于亚美尼亚屠杀等人权问题、军队长期干政等民主问题，以及数量庞大的伊斯兰教众，土耳其入欧的梦想一直未能实现。当埃苏丹发现欧盟还是拿着有色眼镜看自己后，干脆也不装“西方那一套”，直接转向新奥斯曼主义。 https://img.huxiucdn.com/article/content/201808/17/041142037211.png?imageView2/2/w/1000/format/png/interlace/1/q/85埃尔多安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背后的人打扮成古代帝国战士 在历史上，土耳其曾经是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最为可靠的盟友，两国都并非阿拉伯国家，世俗化程度相对较高。然而2008年时，为了团结伊斯兰国家，埃苏丹不惜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与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展开激烈争论，最后愤然离席，以示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区行动的不满。 埃苏丹曾出兵打击利比亚，并派兵进入伊拉克、叙利亚，甚至在2015年11月击落了普京的苏-24战机，并且一直拖到2016年6月底才向俄罗斯总统道歉。他还是伊朗核计划的支持者……有人总结到，土耳其与美、俄、欧、以、伊等世界、地区主要大国都存在着矛盾，埃苏丹几乎以一己之力，把土耳其推到了历史上最孤立的境地。相比之下，弄跌个里拉，算什么呢？ 为了能够在一次又一次外部事件和自身误判中巩固权力，弥补自身的执政合法性，埃苏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大清洗”、“大反腐”。并且更加渴望经济增长，无法接受任何下滑。 毕竟从15年前至今，苏丹的支持率已经下跌了16%。

我们只知道一个诗人，世界历史是惟一的诗人——马克思 1914和1939年，德国发起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失败，失败中产生魏玛宪政；第二次毁灭，废墟中产生波恩宪政。令人意外的是，魏玛宪政是在本土未受威胁的环境下，自由选举产生，十年之后，全局崩溃；波恩宪政是在外部势力将本土撕裂，军事占领下的产物，却浴火重生，创造了战后世界的经济奇迹；40年后甚至覆盖东部新五州，最终解决了德意志梦想百年的全德统一问题。 历史如此吊诡，使得几乎所有社会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的阐释模式一筹莫展，瞠目其后。 德意志——欧洲的“问题儿童” 早在一百年前，德国的左邻右舍就惊呼这个民族是天使与魔鬼的结合，平静一些的说法，则称德意志为欧洲的“问题儿童”。 “问题”来源于它不幸的地理环境：内部山河切割，不易统一，境内存在的大小公国，曾经比一年中的日子还要多；向外身处中欧走廊，却敞开身躯，没有一条天然山河为国别疆界。这个“问题儿童”的出现，首先就在于它的这一令人不安的地理特征：没有缓冲，就没有安全。 “问题”还来源于它奇特的历史：日尔曼这一词语本身是罗马对北方蛮族的贬称，相当于中国南方人所说的“侉子”，却因为这一民族经罗马恩准拥有骑马征讨的特权，看不起法兰西、意大利所属的拉丁语系，更可蔑视中欧平原上更为散乱的斯拉夫流民(奴隶)，傲视群雄。相比英、法，它是最后一个走进现代历史的欧洲大国，却迟迟不愿挣脱中世纪共同体。 1871年1月17日，普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镜宫接受德意志皇帝皇冠的前一天，还在怨恨他的铁血宰相：“明天是我一生中最不幸的日子，我们要为普鲁士送葬。俾斯麦伯爵，这都是你的错！” “问题”还来源于它那些病态知识分子。在那个以浪漫主义而不是理性主义著称的反启蒙名单上，我们可以读到下列伟人：费希特——呼吁民族神秘起源并以此抵抗法军入侵；黑格尔——以日尔曼国家为世界精神最后终点；斯宾格勒——诅咒《西方的没落》；尼采——鼓吹超人意志；瓦格纳——放纵非理性澎湃热情；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并以此与纳粹合作。 “问题儿童”的心理障碍，纠集在因落后而羡慕西方文明，因羡慕而又生嫉恨。 普鲁士的道路 什么是普鲁士的道路？如果不拘泥于列宁当年的定义，这个概念还是可用： 一、崇尚铁血。纳粹崩溃后，法兰克福公共交通曾一片混乱，电车售票员佩戴前陆军中尉军衔，方能维持车厢内秩序。正如《第三帝国的兴亡》作者所言：这是一支有国家的军队，而不是一个有军队的国家。 二、文化优越论加民族主义再加种族主义。正如《大西洋评论》主编泽里希曼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所言：“那些经过充分启蒙的理智型的国家，会运用民主方式应对危机，美国是新政，法国是社民党和共产党的联盟，英国首先是政党大联合，其次是保守党执政，而崇尚反理智的德国人，去寻求了法西斯方式。”一个民族本身落后，却被它的知识分子创造出文化自恋的神话，集体记忆中恰好又有以往被欺凌的创伤，突然暴富立刻报复，这就是它最危险的时候。 三、以技术模仿而不是制度模仿，跨跃式崛起。英国之有幸，很容易成为后起国家实行赶超跨越锁定的目标；英国之不幸，是它的GDP很容易跨越，它的制度文明却很不容易模仿。德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即曾两次跨越英国：第一次是俾斯麦后期，第二次是希特勒时代。如此崛起，将技术模仿甚至技术创新的后发优势发挥到淋漓尽致，由此而遮蔽政治文明，成为制度层面后发劣势。两次跨越不列颠的是德国。 四、个人责任移交给国家、团体、集体等一切可以被称为父权的共同体，总之是移交给“社会”。德国的地理位置处于俄罗斯与西欧之间，德意志的社会传统也处于集体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 普鲁士道路具有超越一国疆界的普遍意义。此前人类只知道两类现代化模式，一是英美模式，二是法俄模式，从此出现一个异类：以此“道路”命名的德、日模式。连中国都受此诱惑，三十年代的南京政府即曾悄悄模仿过。 魏玛宪政几乎来自一个狂热下午的口误。1918年11月9日，德国命运戏剧性转折的一天： 上午11点，前方39名将领决定不支持皇帝，对革命进行镇压； 中午12点，首相擅自发布皇帝退位的消息； 下午3点，社民党党魁谢德曼在柏林帝国国会大厦的阳台上向群众讲话，结束时顺口说了一句：“德意志共和国万岁”。这就是魏玛共和的起源，后人称其为“没有共和者的共和”。 魏玛宪政生不逢时，一出生，就遭遇极左与极右政治势力的轮番蹂躏：1919年1月，同一个月里成立的就有“德意志劳工党”(DAP)，纳粹党之前身；斯巴达克同盟与极左派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宣布接管政权；不数日，左翼领袖被右翼“义勇军”杀害。国民议会畏惧柏林为极端政治裹挟，远避魏玛小城，选举社民党艾伯特为共和国首任总统。 7月31日，魏玛宪法通过，这是德国第三部宪法(1871，1848)，也是推翻帝制实行共和后的第一部宪法。回报它的是1920年卡普政变，工人组成鲁尔红军，纳粹组成褐衫党，极端政治继续在街头对抗。1925年艾伯特病逝，3月启动选民直接大选，7个候选人无人过半；第二轮再选，78岁高龄的兴登堡元帅颤巍巍登上了总统宝座。 政治光谱两极化年代，惟一有可能把这一民族带出乱局的，是拉特瑙主导政府的短暂半年。1922年5月30日拉特瑙出任重建部部长，希特勒于两个月后出任国家社会主义党主席。这两个人分别位于精神世界的两个尖峰：前者来自于文明教养，集三千年欧亚文明于一身，是德意志令人想到天使的这一面；后者则来自一个由小市民暗室、流浪汉收容所、军营行刑室所组合的阴暗角落，令人想到德意志还有魔鬼这一面。 拉特瑙风度翩翩，拒绝武装护卫，自由散步于菩提树下大街，6月24日遇刺身亡。几十万人自发参加葬礼，出殡结束后人群不散，黑压压的人群看不见尽头。几十万人默不做声，几十万人要讨回公道，这是震撼人心的力量，假如此时去扑灭那些极右分子，德意志还来得及。但是，社会民主党执政的魏玛政府却反而呼吁秩序和纪律。人群解散了，拉特瑙时代结束了，德意志最后一次自我解救的机会也丧失了。 瓦尔特·拉特瑙 1923年1月23日，法国急吼吼出兵占领鲁尔，“短见”即“短剑”，这一剑插入德国工业心脏，魏玛宪政应声倒地。政府号召全民“消极抵抗”，它自己则听任马克贬值，以逃避凡尔赛逼债。1920年1美元合40马克，至1923年底，合4兆2千亿马克，年底实行货币改革，又回到4点2马克。一来一去，减了12个0，德意志几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被洗劫一空。 马克贬值的另一面，就是纳粹党在国会大选的票箱中升值：1928年2.6%, 1932年37%, 1933年43%，加上盟党“黑白红”派的得票，刚好过半数。元帅哀求下士组阁，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接受组阁为总理，魏玛宪政寿终正寝。社会心理的崩溃，是比马克崩溃还要可怕的崩溃。如果说魏玛宪政是“没有共和者的共和”，那么此时开始法西斯肃清西方影响的道德运动，无论是水晶之夜，还是柏林奥运会，都是一场“没有革命者的革命”。 “革命”以恐怖维持，恐怖有二：一种是革命群众沉醉于胜利之中，犹如脱缰之马嗜血滥杀；另一种是国家机器胜券在握，精心策划，运动群众，借此产生骇阻威慑。民众一开始是畏惧，一旦同流合污，就不再有人愿意想起“畏惧”这两个字。以下摘自最新出版的《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哈夫纳1914至1933年回忆录》。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在描绘雪片莲、雏菊花和稚子放长假的欢乐、初恋时光、童话背景、烤苹果和圣诞树。它们在乖巧、温柔的叙述背后，在字里行间不断呐喊：‘你难道没有注意到，我们不受时间影响，回归内心世界了吗？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并没有任何事情对我们造成伤害吗？你难道没有注意到，我们什么事情没有注意到吗？请记住这一点，请务必注意这一点，我们向你提出请求!’” 什么是1945年5月，欧洲的“问题儿童”终于被欧洲打垮，枪声停止的那一刹那，柏林、德累斯顿、汉堡、科隆一片死寂。 占领当局最保守的估计，就算每天拉走1000吨碎石，柏林也要30年才能清理废墟完毕。为防止饥荒失控，美军占领区维持戈林元帅制定的统制经济配给制不变；伦敦工党上台执政，英军占领区倾向经济国有化，青睐左翼领袖社民党舒马赫，限制右翼基民盟阿登纳的活动；法军当局一如既往，只关心如何索取战后赔款，越多越快越好；在东部，苏军立刻建立起他们熟悉的计划经济，毫不客气。德国四分五裂，德国何去何从？ 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德国境内已经出现形形色色的地下反抗小组。但有一个地下小组不是游击队，不是反对党，而是一个经济学家的学术活动：弗莱堡大学三个经济学教授热切议论敌国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思想，其中一位就是曾经身患小儿麻痹症，却又神奇痊愈的艾哈德。 路德维希·威廉·艾哈德 1948年7月的一天，担任美英占领区经管会主任的艾哈德教授，进入法兰克福北郊原法本化学托拉斯公司大楼，应召与美军驻德长官克勒将军谈话。他擅自取消了占领军制定的配给制度，突然开放了自由市场，等着挨训。谈话开始时，将军责问教授，谈话结束时，艾哈德却说服了克勒，同意在西德地区实行亚当·斯密传下来的市场经济。 这场谈话是有双重幸运组合的，缺一不可。克勒来自美国佐治亚州，一直记得南方在南北战争之后遭受北军的蹂躏，并不断回想如果林肯能活到内战之后，失败的一方将会怎样？ 德国方面的幸运则来自一个好心的邮差。艾哈德参加了1944年7月20日谋杀希特勒的密谋——他应莱比锡市长的要求，起草了一份希特勒死后重建德国经济的建议书。盖世太保正在缉捕这位市长并在他家里守候，一个邮递员发现后，没有往市长家投递艾哈德的邮件，而是在信上注明：“收信人已迁走”，退回了发信者本人。他当然不知道他此时救出的一条性命，正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之父”。艾哈德明白，艾森豪威尔制定的战后德国4D计划：非工业化、非军事化、非纳粹化和民主化，前两项让德国返回俾斯麦以前的农业时代，仅仅是一个军官的意气用事；后两项具有建设性，但是它们却需要前提：首先在经济上非纳粹化，才能在政治上民主化；没有市场经济的民主化，比魏玛宪政都要脆弱。 在市场开放后没几天，市面上出现抢购，一位美国上校质问：“你怎么敢在普遍缺粮的时候放宽我们的配给制?”艾哈德回答：“上校先生，我并没有放宽配给制，我把它取消了！” 最初的反对不仅来自社民党的舒马赫博士，也来自英国占领当局。而当西德人迅速从瓦砾堆中恢复生产，很快把实际生活水平超过战后英国(这是第三次超过，是真正的超过)，英国人曾经想不通：“到底谁是战败者？”但是1949年之后，德国经济开始起飞，英国人开始对艾哈德刮目相看。《泰晤士报》发表报道，称路德维希·艾哈德教授是“亚当·斯密的顽强化身”。 德国之幸运，还在于阿登纳和艾哈德同时出现。阿登纳将艾哈德的市场经济换算为竞选语言——“肚皮政治”，成功击败令人敬畏的舒马赫，以73岁高龄出任联邦德国第一届总理。阿登纳喊出来的竞选纲领是：“和平了，保证每天有面包！”基民盟以经济重建为中心，获得1949年战后第一次选举胜利，并在1953年和1957年连赢两次。这14年至关重要，保证了社会市场经济与波恩宪政跨过了不可逆的临界点。 康拉德·阿登纳 在魏纳宪政与波恩宪政之间能够找到的人脉联系，也就这位前科隆市市长了。但是这一职务曾被两个权力剥夺：国家社会主义的希特勒，以及信奉国有经济的战后英占区长官。在阿登纳故居中有一幅历史照片，记录战后内阁首次向盟军长官汇报工作，所有人都退避在长官办公室地毯之下，只有阿登纳不卑不亢，毅然踏上了那块地毯。 1948年盟国建议，让西德境内十一个州的总理起草一份联邦式宪法。阿登纳全程主持了这一过程，历时9个月。次年5月，各州批准了这一草案。因国土分裂，法案不称宪法，而称“基本法”，又因定都于大学城波恩，称波恩宪政。波恩宪政对魏玛宪政既有继承，又有修正。魏玛的国旗是黑、红、金，在波恩得到了恢复；魏玛总统权力过大，比例代表制投票造成小党林立，议会动辄投不信任案以致内阁危机不断，所有这些弊端在基本法内都得到了明确限制。 德意志的新生从这里开始。1954年，美国《时代》杂志评选阿登纳为本年度新闻人物。1968年阿登纳去世，德国民众称颂他为俾斯麦以来最伟大的“首相”。此“首相”不是彼“首相”，阿登纳之后的联邦德国，波恩宪政屹立不摇，经济第三次赶超英国，这个给别人带来灾难，因而给自己带来加倍灾难的“问题儿童”终于在浴火中重生，创造了政治民主、经济起飞的战后奇迹。 洪荒年代？诗人与刽子手共同统治，玫瑰花与绞刑架交叉并立。 注：本文转载自作者的博客，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外人做垮了，干一届滚蛋，所有黑锅都是他的；干好了，所有的建制派都是支持者，各自捞到政治资本。 中美之间的贸易纷争已经打起来了，这是实锤，不是试探。美国已经撇开了中国，独自与欧洲和日本形成了零关税贸易区，双方互相给对方的进口产品增加惩罚性关税，如果这都不算打起来，什么才算？ 这也许还不是最糟糕的。美国通过和欧日之间的贸易协定，已经形成了对中国的包围，这显然不是短期的，而是持久战的思路。 这一切似乎都由来无自，都发生在特朗普上台之后。从克林顿上台的1992年开始，中美之间的关系一直不但是贸易伙伴关系，甚至是朝着“战略伙伴”的关系在走，无论是共和党总统还是民主党总统，这个趋势几乎没有变化。 美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吗？不是三权分立吗？不是有新闻监督吗？他们怎么能由着特朗普如此瞎胡闹而不加管束呢？特朗普下台，贸易摩擦就结束了吧？ 对于中美贸易摩擦的真实性存在幻想，或者认为这只是短期置气，这是一种在中国弥漫的几乎普遍误解，其中包括了大量的专家学者和企业主。 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读懂美国，包括中国很多所谓的国情研究专家。 民众 美国人不懂中国。 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中国人也不懂美国。 不要以为你看了那么多的好莱坞电影，或者是美剧，或者是天天听Katy Perry，你就懂美国了。你知道美国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是如何的？你知道他们的小区是如何运作的？你知道他们学校里老师和学生是如何互动的？你知道他们的示威游行是如何组织的？你知道他们的警察平时是如何执法的？你知道他们街头的免费报纸是如何派发的？甚至，你知道他们在酒吧里面是如何喝酒的？ 如果你不曾深入社区、教会、公司、NGO、学校……你所知道的，就是一个假美国。 所以，一样的，普通美国人，都不懂中国。他们所知道的中国，是媒体、书籍、影视、专家眼中的中国。 ▲美国媒体代表——时代华纳 不幸的是，美国的媒体要关心的事情实在太多了，law & order，首先是美国，法律和秩序，政治，社会，小女孩的失踪，辛普森的谋杀，超级碗的明星。然后，是犹太人，然后是中东，然后是ISIS……，中国，除非重大事件，基本上都在版面的后端位置。 中国人以为自己已经是超级大国了，在美国的报端，中国还是3版以后的新闻。 你进入到任何一家书店，在几百个按标签分类的书架上，中国大概占1/3个书架，往往还是和日本共享一个（值得安慰的是，韩国或者印度甚至连标签都没有）。而科幻小说或者是厨房技巧，一般都有两三个书架。 电影？很抱歉哦，主流影院的排片里是不可能有中国电影的，中国的大片，像《战狼》什么的，那根本是院线看不上的东西好吗。要找中国电影？去独立院线吧，就是小众电影播放的地方，一般几百个座位，拥趸还是有的，就那么一小撮。电视剧根本不用说了，只有华人的频道才有。 基本上这就是美国人了解中国的所有渠道了。相信所有的美国人对于中国都是如雷贯耳，但是你知道他们最熟悉的东西是什么吗？Chairman Mao（毛主席），Tao（道），Fengshui（风水）。差不多了。 但这没关系啊。2008年的美国人也就懂这些。那么是什么改变了呢？ 美国人所生活的局势。2018年的美国和2008年的美国不是一个美国。 美国人当前主要的心态有三个： 其一，反思全球化。 事情的变化就是从2008年开始的。次贷危机不仅仅是一个美国国内的问题，而且是全球问题。次贷危机戳破了克林顿-戈尔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也就是，试图依靠全球化的产业链分工，为美国奠定全球生物链顶端的位置，从而使美国享有全世界的贸易利益和科技红利。 可是这个全球化是一厢情愿的全球化，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全球化的参与者都在向上游游动，美国的资本外流和服务、制造业外流，使美国虽然在互联网经济和科技产业稳居世界顶端，但是下层失速，导致贫富分化加剧，中产阶级困窘。也就是说，下盘不稳。汽车、钢铁、服务业，这些基础产业快速崩溃，是和全面全球化之间相互矛盾的。 美国还没有强大到，或者说，从根本上，它的国家规模和人口规模，就无法支撑一个完全依赖互联网和科技的发展模式。托马斯·弗里德曼式的全球化祭师只看到了美国的一面。 只有右派的亨廷顿早就发出了醒世恒言，美国将不是美国人的美国。可是左派不听。于是美国人选了愿意听的特朗普。 反思全球化就是反思中国。所以，必须遏制中国。这不是上层的意见，这是底层那些失去了工作的普通人的意见。尽管他们也在享受从中国来的廉价日用品。但是没关系，廉价日用品也可以来自孟加拉、印尼或者智利。 其二，美国梦岌岌可危了。 什么是美国梦？两件事：一，美国是全球的避难所。任何人因为任何原因（只要不是作奸犯科），都可以来美国大熔炉，追求自己的梦想。二，只要有梦想，凭借努力、美貌、才能、创意……都能够在美国实现自己的毕生所愿。 所以你看，美国梦美丽而脆弱，因为它是有条件的：国家昌盛，社会昌明。可是当贫富分化如此剧烈、上层与下层如此分割、互联网与科技如此繁荣、全球化如此肆虐、经济如此脆弱的前提下，美国梦还有可能吗？ 美国梦本来是没有门槛的。《风月俏佳人》里面怎么说？《黑天鹅》里面怎么说？有野心、有手段、有梦想、有运气。可是现在是《社交网络》的时代，是《华尔街之狼》的时代，你得会写代码，或者进入华尔街，或者懂新能源新材料。 那就成了少数人的美国梦了。一个来自台山的洗衣工没有机会了，一个来自墨西哥城的汽车装配工没有机会了，一个来自加勒比海的农民没有机会了。 这是被互联网和科技劫持了的美国梦，只有5%的美国人的美国梦。梦就碎了。 普通美国人要争夺美国梦。 其三，回到马斯洛的第一层。安全在哪里？ 9·11只是一个开始。美国人早就失去了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既有经济的，也有军事的，还有社会的。中下层生活的下行，恐怖主义的盛行，美国军事力量的全面后撤，这都引起了美国人的恐慌。 美国不是一个好战民族。所以每一次对外的军事行动，在国会中通过的几率都不高。但是现实主义的美国人非常清楚，只有以战止战，拥有一支全球最强大最先进的军队，才能够获得安全。美国的军事战略，从根本上说，仍然是防御性的。这一点，哪怕是历史上最好战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他发表在《外交事务季刊》上的文章中，也是一再强调的。 可是，美国的军事存在，如今四面受到挑战，在东亚、在南亚、在加勒比海、在中东。美国人的确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安全感了。 非传统安全因素出问题也就罢了，在地缘战略安全这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已经形成了的框架，美国人都已经保不住了，他们怎么可能继续相信奥巴马-希拉里体系？ 我曾经说过，美国人和中国人在世界观上惊人相似，都是彻头彻骨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不相信人性，不相信天启，不相信国家。 但是美国人和中国人在心灵上有极大的不同。经过5000年王朝洗礼的中国人，早就已经失却了童真，但美国人内心中却隐藏着极其诡异的天真和诚实。他们相信表面上看上去的一切，就代表着你内心的真实意图。 当中国人自己说是超级大国的时候，他们就这么相信；当中国的媒体对美国一篇喊打喊杀的时候，他们就这么相信；当中国的产品像潮水一样涌进美国的时候，他们感到了害怕。 这就是美国人的心理。他们既担心自己梦碎，也担心强盗。 他们必须做点什么。 精英 美国是一个建立在精英治国之上的国家。新媒体吵吵嚷嚷，民主化如火如荼，年轻人四处挑战传统权威。 大家都说很好，这才是有活力的美国。可是他们还是相信精英治国。明星八卦风行水上，并不代表他们可以允许那些新媒体上的造反派动乱国家。 所以，他们自己从来不会假装特别懂中国，因为没关系，有懂中国的精英在帮他们做政策决策。这也是代理制的一种。 这是最令人不安的现实：美国的中国专家们已经全面对中国持怀疑论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成长起来的一批中国专家，包括费正清、菲茨杰拉德等，虽然对中国的体制颇有微词，但是基本上是持同情和友好态度的。1972年的中国破冰，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一批中国通对于中国长盛不衰的支持和热情。 克林顿体制之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中国专家也是如此，他们基本上都是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康奈尔这些东岸常青藤学校的东亚研究所高材生，也多是费正清、魏斐德等这些亲华派的嫡传。二战之后从中国出去的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杨联陞、许倬云、余英时这些名家，也都执教于这些学校，培养了一批对于中国文化和历史具有高度认同感的中国研究专家。 在过去的20年中，这些专家对于中国具有深厚的情感和专注的支持。他们基本上都认同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中美之间更加友善的合作，甚至与右派斗争，为中国争取更大的国际空间。 然而，现在风向变了。 易明（Elizabeth Economy）是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亚洲研究室主任。她是不遗余力的亲华派。一口流利的中文，曾经无数次访问过中国，在学界、媒体界和政治圈都有着许多好朋友。她甚至无数次地谈论中国的环境问题，目标是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重视环境的恶化。 但是易明现在却忧心忡忡，她担心中国现在的局势，将会毁灭掉以往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成就，关键问题是似乎中国具有了争夺世界领导权的野心。这已经使得中美之间和平相处成为泡影。 ▲哈佛大学 罗伯特·罗斯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军事专家，费正清的嫡传弟子之一。他一生中所秉持的观念是中国军事本身就是防御性的，长城就是这种心态的集大成者。长城战略就是中国的军事战略。因此，美国人不必担心中国成为侵略者。 罗斯在近期的文章中核心观念并没有变，他把责任放在了美国身上，认为美国给中国传递了要遏制中国的信号。但是连他也承认：中国当前的动作，已经是在亚太地区展开了与美国之间的争夺，这是双方关系的危险信号。 这样的怀疑论成为了中国研究专家圈子里的主流。那些原本的黄祸论者就不用说了（但我必须说，对于中国天生持警惕或者恐惧心态的专家，实在是非常少的，多数并非以研究中国作为主业的学者），连原本持中立态度的专家都开始普遍在质疑中国。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页上有一个专题，是关于“中国制造2o25”的，非常令人恐惧的标题是：《为什么每个人都讨厌中国制造2o25？》。一个严重依赖出口贸易、技术能力严重依赖别国、并且国内的经济增长有庞大的比例是依靠别国市场的国家，宣称要成为制造业的领导者，这件事情，总是令人惶惑的。 从精英的层面，他们曾经支持中国的原因，是因为中国要与世界和平相处，以全球化作为进步的平台，并且持续地开放，持续地改革，与世界的普遍市场规则和价值观接轨，加上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景仰，使他们成为了中国的拥趸。但是如果他们认为中国露出了獠牙，要成为他们国家的竞争者，甚至要成为世界的领袖，以超级大国自居，那么那个古老的问题就来了： 美国和中国在贸易问题上开打，你站在哪一边？ 你能站在哪一边？ 政局 特朗普是华盛顿的局外人。 所有的人都知道特朗普在华盛顿没有朋友。他是完全来自于商界的搅局者。这种情况其实在美国并不多见。 从里根开始到现在几乎所有的美国总统，都是建制派的。所谓建制派，就是认同党派的基本观念，并且在党派内作为某个领域、专业或地域的干部，进行过长期的训练。 所以谁是局内人？布什，戈尔，希拉里。 所有的建制派，无论是哪个党的，相互之间是有很多的渠道的，并且许多事情都是点到即止，留有余地。在面对选民的时候说一套，实际上台底交易多得很。大选的时候你死我活，大选之后就是觥筹交错。 这和中美贸易摩擦有关系？ 其实两党对于中国的忧虑和恐惧早就有了，并且早就形成共识。在农产品补贴问题上、在中国的政治风向上、在网络黑客问题上，两党之间的对华政策上，差异已经微乎其微。事实上，从2016年开始，针对中国问题的处理上，两党的鹰派都已经崛起了。这不是秘密，查查美国国会这两年的对华法案，就一目了然。 但是建制派，也就是那些局内人不敢做大动作，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美之间的贸易规模如此之大，经济互通格局如此之深，产业链绞杂如此之复杂，贸易纷争真要全面开打，对于美国到底是福是祸，谁也无法逆料，哪个党派出来挑这个大梁，干得好当然皆大欢喜，干不好就是满盘皆输。四年的总统大选是个硬指标，这么大的锅，哪个党的建制派都不敢扛。 特朗普这个泥鳅进来，诉诸的不是建制派，而是直接诉诸底层，把水直接搅浑。共和党建制派都反对特朗普，但没用，底层把特朗普拱上去了。 这一下两党的建制派都松了一口大气。这个锅谁都不用背了。特朗普干完总统就回去做生意，但建制派还要在这口大染缸里面混。怼中国这件事情，最好有个外部力量进来，那么两党形成的共识就有一个出口，大家都可以放手做。局外人做垮了，干一届滚蛋，所有黑锅都是他的；干好了，所有的建制派都是支持者，各自捞到政治资本。 这是美国政治的黑暗面？NO，这是美国政治的智慧之处。建制派守的是政治传统，保证整个美国政局不翻车，无论社会怎么激进，建制派始终按部就班；但是，革命性的力量总是从外部来，只要有足够多的政治支持（选民、院外游说力量、社团、小党派），那么建制派就会按照选民的意愿走。 ▲2017年2月28日，特朗普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 对华贸易摩擦的发生就是如此，两党已经在遏制中国上形成了共识，但是建制派不能动手；于是院外游说力量，包括汽车制造业、能源产业、农业、军部，全都有大量的游说力量在杯葛中国，过去几年的遏制对华法案，从反倾销、农业贸易、知识产权、网络黑客、技术外流，早就已经汗牛充栋，基本上都是一击即中；当这些政治力量累积到了一个临界点，特朗普上台所要做的事情，无非就是把这些积累的能量释放出来而已。 所以，根本就不是特朗普铁了心要做这个事情，是整个政局的力量要做这件事情。以特朗普那种cocky（狂妄）的性格，不是他干的，也要说成是他干的，更何况他要添油加醋把自己的强硬展现出来，因此，给外人的印象，就是特朗普非得要和中国在贸易问题上打一场战争。 事实上，特朗普在贸易摩擦的问题上，给国会提交的那些法案中，哪一个受到了阻滞？全都是高票通过。那些号称对中国友好的民主党议员，都去哪儿了呢？他们只不过仍然维持着建制派的矜持，要给美国未来和中国重启谈判的时候，留一条绿色通道。 不是特朗普要打这场仗，是美国的中下层民众，是整个精英阶层，是整个民主党共和党的政局，要打这场仗。特朗普是一个演员，他忠诚地，甚至夸张地演出了一场《单刀会》。 那么，这场贸易间的互怼真的有必要吗？真的要持续打下去吗？ 这个不是这篇文章要解决的问题。但是，2001年中国入世的时候，曾经有过一句话：越让步，越进步。 今天，还是对的。

文：李宗陶 著名戏剧家沙叶新先生于2018年7月26日5时去世，享年79岁。特发此文以表悼念！ 沙叶新，1939年生，江苏南京人，回族，国家一级编剧。1957年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1963年 7月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创作研究班，同年进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任编剧。1985年至 1993年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 1956年开始发表诗歌和小说。主要作品有多幕话剧《假如我是真的》《陈毅市长》《马克思秘史》《寻找男子汉》《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太阳·雪·人》《东京的月亮》《尊严》《幸遇先生蔡》《都是因为那个屁》《邓丽君》及新作《自由女》等，独幕喜剧《一分钱》《约会》《〈风波亭〉的风波》《论烟草之有用》等。另著有电影电视剧本、儿童剧本、短篇小说、政论、杂文及散文百余万字。 这只是沙叶新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与文化人、政治家、寻常人或深或浅或擦肩而过的一斑 回族，1939年出生于南京，后移居上海。1963年7月进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当编剧，创作《假如我是真的》、《陈毅市长》等剧,引起较大社会反响。 1985年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1993年辞职。此后创作颇丰，《幸遇先生蔡》2009年获学院奖。现为国家一级编剧。他曾经的名片上印着：“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长久的；某某理事、某某教授、某某顾问、某某副主席——都是挂名的。” 沙叶新瘦了好几圈，化名“少十斤”已难形容。他不再是那个“身高1.66米（晨间1.67米、晚间1.65米），体重曾达150多市斤”的宽人，不过，“黄皮肤、黄头发、淡褐眼珠、红色中国心”没有变。 两年前，他得了胃癌，胃被切除3/4，没有了贲门；在接受采访时，他偶有被食物返流困扰的迹象。沙叶新说，“我不怕死。怕也死，不怕也死，陆陆续续、前仆后继都死了，怕它作啥？” 搬家整理书，找出一本1947年版的巴掌大小书《左拉》，书页焦黄，书脊也颓，沙叶新自己用针线重新装订，再读一遍，依然感动。他用沙哑的嗓音为我们朗诵那些打动他的段落。 虽然很多作品难以和读者见面，沙叶新依然每天很认真地读书写作，依然“每天为你的事业流一斤汗”。受《契诃夫手记》启示，沙叶新也有“手记”的习惯。“听别人讲话，看到听到一个故事、一个细节，忽然情有所动，笑了哭了，或者陷入沉思，那就要停下来想一想，并且随时随地写下来，这是作家应有的职业习惯。”他的电脑里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想到就写下来”的文档—— “对死者以最大的浮华来赞美，对生者则漠视。” “思考即受难。”赶紧补充：“这是马克思说的。” “丧失底线、丧失底裤。” “‘集体主义’？集体是虚幻的、抽象的，最多只是一些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的集合。” 他正在构思文化系列中的“告密文化”和“崇拜文化”，关于前者，思绪纷纷—— “‘告密’可以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人的一盘散沙、窝里斗、大义灭亲、汇报制度、斗私批修，谁个人前无人说，谁个背后不说人，都和这个有关。” 沙叶新的社交半径颇大，跟他的性格为人有关。1990年代他与作家白桦、音乐家陈钢等8位沪上文艺界人士合资开过一家“三十年代大饭店”，兼做沙龙，办过许多文艺讲座和欣赏会。“钞票点勿清爽”（钱数不清楚）的沙叶新是称职的沙龙男主人之一，当年各地名流来沪，必到“三十年代”踩点。 沙叶新自称“书呆子一样”，直，轴。他会在正式的大会上对某人说：“你怎么拍马屁拍得这样恶心！”回族人的烈性基因此时可能在起作用。但他也很有人缘，凭的也是真和直——魏明伦当年还在自贡川剧团时，曾在沪上领教他的直，以及看手相的功夫。他敬重读书人，但他从没有停止过对读书人的批判。 他又是注意策略和方法的，以便自我保护、与人为善。譬如，受访后他打来电话，请记者不要写对某些人的批评，“以后如有机会，我会当面讲。” 每天吃5顿，少量多餐，锻炼3次，近2小时，包括八段锦、气功以及晚饭前做了几十年的体操。他的胃肯定在生长，他现在的胃口比切除手术那会儿好些了。 他对一儿一女的要求是“自立、诚实、有爱心”，其中“诚实”最重要。采访时，他揽过结婚40年的妻子，请摄影记者兼老朋友雍和为俩人合张影，前一天，是妻子的生日。“只有书和老婆，我是不外借的。”他在一篇短文里说。 沙叶新问余秋雨 沙叶新刚过完70岁生日。那天，好友们张罗了一个饭局给他祝寿。席间，某先生刚一就座，突然说：“沙叶新是坏人，我也是坏人，我们大家都是坏人。”接着解释：“在余秋雨先生眼里，我们都是坏人。”于是，有好奇者就向在座的一位先生求证：“我真的搞不懂，余秋雨这么斩钉截铁地说他不是‘石一歌’成员，甚至愿意拿出一年的收入来找举证人，到底有没有这回事？”那位先生淡淡道：“怎么不是呢？当时为了叫‘石一戈’还是‘石一歌’还推敲了一番。《朝霞》的负责人说，“才不要他的臭钱，告诉他，我们还没死！”席间还有一两位也是当年“写作组”成员或与之有过交际，都说：“办公室进进出出，都看到过他的。” 沙叶新与余秋雨是校友，后来，一个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一个是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彼此有些欣赏。沙曾聘请余担任上海人艺的理论顾问。余杰指出余秋雨“文革”期间参加“石一歌”写作组的文章引起波澜后，有一天，沙叶新问：“难道那些质疑你的声音，真的没有一点道理吗？”余秋雨答：“连你也这样看啊？”沙叶新觉得自己不便再说什么了。 再后来，余秋雨称沙叶新为“沙警官”，并列为“四大咬余专业户”之一；而沙叶新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误会了，我不咬人，也不专业，很惭愧。我也从来不希望提到他。” “文章好坏在其次，关键是人品。他做作，不诚实。‘文革’是他一块心病。他的书在港台卖得不错，如果当地人知道他有过那样一段经历，销量一定受损，这时惟一能保护他的就是权力。他得到权力庇护后，便能说出一串颠倒黑白的话。而往往因为说了一个谎就得说第二个谎。内心怀着极大的恐惧、圆滑、投机，他是一个典型。” 将这位典型和他代表的一小部分与上一辈人相比，当年的朋友们认为，前者德行缺了很多。“文化根基不够，所以没有什么大智慧。然后被路径选择，走红。然后胆小，贪婪，媚俗。撒谎那么多，不知道晚上能不能睡得安心。”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曾对大陆文化界“都不大要看这个人”抱打不平：我觉得余秋雨先生早期的散文还是不错的，但紧接着，他奉劝散文大师“多读点书”。 叫板姚文元 人物周刊：当年您跟姚文元在《文汇报》上打过一场笔仗，“反右”过后姚文元风头正健，怎么会允许一个在校研究生跟他商榷？ 沙叶新：那是1963年，氛围还相对宽松，就是因为“反右”的教训，反着反着发现不对啊。像每次农民起义之后，就会有让步政策。 当时我买了上海音乐出版社一本音乐评论集叫《克罗斯先生》，是法国印象主义的一个大作曲家德彪西写的。我不太懂西方音乐，但有时听完会流下眼泪，会感动。德彪西的文风有点奇特，后来看了钱钟书先生的文章我才知道他用的是通感，把视觉啊、听觉啊、嗅觉啊打通。 这本书在内容简介里说，德彪西的文章有“一种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后来姚文元写了一篇批判文章《请看“一种独到而深刻的见解”》。我看了之后觉得不对啊，他从音乐里听出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我听不出来。我就想办法搜集资料，写了篇反驳文章《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和姚文元商榷》。我是按正常步骤投稿的，登出来大概有半个版，自己也很高兴。 人物周刊：但后来您给《文汇报》总编写过一封信，检讨自己。 沙叶新：认错有3种：一种是事情的确错了，你也心服口服；第二种是事情没错，你屈从了；还有一种是事情可能没错，但你被外界搞糊涂了——当时的情形有点像这种：到处都是批判我的声音，出的集子有那么厚，我当时23岁，孤立无援，怕了，觉得自己错了。 一件“坏事”也常常变成“好事”。我后来听说，贺绿汀先生曾经打听：“沙叶新是谁？会不会是从法国回来的？”黄佐临先生那时候是人艺院长，说：“什么法国回来的，是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班的一个应届毕业生，在我们这儿实习。” 佐临先生当时反应是很强的。人艺有位老先生叫朱琨，他后来跟我讲，“小沙啊，那篇文章发表之后，院长从传达室拿了报纸到我的办公室，把报纸往我桌上轻轻一丢，说，“看，小沙的文章！”佐临先生平时是英国绅士派头，含蓄、幽默，很少这样喜形于色。 这件事可能影响了我的分配。可能上面觉得，尽管你的观点是错的，但理论水平不错，所以一开始我被分到上海市文化局某处，是黄佐临先生要的我，这才进了上海人艺的。他于我有知遇之恩，是恩师。我常说，人生在世有两件事你是没办法定的，一是出生你没法决定，二是这一路上你遇见什么人你没法决定，而这太重要了。 人物周刊：现在如果写回忆黄佐临先生的文章，他的样子是不是就在您脑子里？ 沙叶新：第一次见他是1960年，我有个同学写信给他，请教戏剧问题。我跟那个同学都是华东师大话剧团的，就跟着一道去拜访。印象很深的是他个子高高的，相貌堂堂，健步如飞，就是个睿智男人的样子。后来进了人艺，佐临先生话不多，像尊雕塑，让你肃然起敬。他不喝茶、不迟到、爱运动，不怒而威，身上有一股正气。 《假如我是真的》在京开座谈会，他不能去，我想是有意不让他这样重量级的人物到会讲话，以免尴尬。我临走前他把一盘磁带交给我，说，“你拿到会上去放，里面是我的发言。”这是他在保护我。 经过“文革”，我才认识到他已经被“工具化”了。“文革”后他说过一句话，“小沙啊，我觉得现在好像钱不够用了。”君子不言利，他怎么说钱？这让我非常吃惊。其实这说明他开始关注自己的权益了，已经“去工具化”了——这是个飞跃！ 人物周刊：黄佐临先生曾带您去北京拜访过一些戏剧界的前辈，比方夏衍先生。 沙叶新：那一次我是比较吃惊，原先我不知道他的腿在“文革”中被打残了，因为延误医治，短了半截，我觉得太残忍了。那是在南竹竿巷一个很杂乱的四合院里，已经不是一户人家了，据说还是部长待遇。夏公那时已经快80岁了，人很瘦小，养了好几只猫，记忆力惊人……我不知道怎样去评价，只能说他坚韧、不计较得失。 人物周刊：在那个年代，一些前辈做过一些事、说过一些话，您现在怎样来理解他们？例如您曾说曹禺先生是表态专家。 沙叶新：我在《“表态”文化》里说“曹禺先生也是一个表态专家”。“反胡风”他表态——我以前看过一本“反胡风”的批判集，收录当时很多大批判、大表态的文章：侯外庐的《胡风——反革命的灰色蛇》、曹禺的《胡风——你的主子是谁?》、于伶的《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赵丹的《我的愤怒已到极点》等等，光看这些题目就令人不寒而栗；“反右”他也表态，一直到自己在“文革”中被别人的表态打倒。 吴祖光说曹禺“太听话了”，巴金也劝他“少开会、少表态”，他在晚年终于觉悟到“表态”的卑下和危害，有过深刻的反省：今天你表态打倒别人，明天就很有可能被别人的表态打倒。像曹禺这样的例子不是个别的，只要我们的民主和法制不健全，那人人都不可能是安全的，包括曾经的国家主席刘少奇。 对文化界的这些前辈，我很少去拜访。他们中间有良知的人，言行都会影响我。比如说吴祖光先生，我有幸跟他出境访问了3次，近距离观察。他对我影响也很大。 人物周刊：吴祖光先生给您留下什么印象？ 沙叶新：他给我最大的感觉是自然。他的形象、言谈举止没有任何造作、卖弄的地方，丝毫没有要表现自己博学、睿智，或者勇敢、胆大。他在政协大会上敢出言批评毛泽东。这句话从他嘴里讲出来极不容易啊，因为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当年就是经他手在重庆发表的，当年他倾注了多大的感情啊！ 当年我读《毛选》，有两句是抄到日记本上的，一句是“让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还有一句是“有些人吃亏就吃亏在不老实”。我觉得祖光先生内心就是朴实和老实。 人物周刊：您收下过巴金亲笔签送的《随想录》，写过晚年的徐景贤，也提到过永不回头、最后服毒自杀的于会泳……上一代人跟你们这代人有什么不一样？ 沙叶新：他们有信念，忠诚。这一代人中许多出身名门，有一定西方文化背景，知识结构跟老红军不一样。 他们一生坎坷，到晚年两袖清风，所谓“两头清”。他们中的许多人到晚年能达到那样一种认识，已经很了不起了。 “四人帮”倒台之后，我见到过陆定一，当过宣传部长的人，感觉就是忠诚：我是党的儿子，无论妈妈怎样打骂，绝不能说妈妈的坏话。他们信仰并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东西，怎么能去否定？ 我跟朱永嘉先生见过一面，吃过顿饭。他写了一篇文章，说梦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一起过党的组织生活，每个人都有很长的发言，他都写了出来，很有意思。 我还听说他打算写回忆录，就对他说：“我希望你写一部真实的回忆录，而不是一本正确的回忆录。” 他说：“首先要正确，否则真实就没意义。”可见他还是坚持他以往的认识，我很敬佩这样的人，不随风倒，有自己的认识。 说真话是在治病、做好事啊 人物周刊：您这一生，把“说真话”看得很重，为什么？ 沙叶新：我得癌的时候跟医生讲：“我什么都能承受，你要跟我说实话。”医生很诚实，你生什么病，他诚实地告诉你，这本身就是一种尊重。好朋友跟我讲，少写点那样的文章，伤心伤神。他们没有想到我这么开心！一般批评人要咬牙切齿、横眉冷对，我不是，我就是看见你病了，告诉你病在哪儿。我相信你跟我一样诚实，所以才告诉你。这是在治病、做好事啊！我真是这样想的，所以讲出来我很快乐。另外我觉得自己可能说得比较到位，能说到点子上，而且是有感情的——就像一个医生，医术高明，但他不冷漠。 人物周刊：有一次您去北京开会，临走前妻子劝您少讲话，说您看出来的那些东西，别人不是没看出来，您说的那些东西别人不是不懂，而是他们都在演戏，就您当真。您觉得这话是不是也说到点子上了？ 沙叶新：我不敢说他们都在演戏。但有些人说真话，确实负担比较重，因此不大敢说。最近我重读这本左拉的小书，还是感动。他那时52岁了，已经非常疲倦，没人要求他继续战斗下去。（翻到标注“感动”处，念：）“一种使人想栖住家园，享受自己辛劳果实，想要以更年轻、更坚强的肩头负起这副担子的时候……无论如何，他已比他应尽的责任多付了不少。” 我不是政治家、批评家，我只是一个作家，本来应该回到书斋。我不喜欢什么“腐败文化”、“宣传文化”，为什么要由我来写？左拉，这位世界级的大作家，也有过这种想法，也有过犹豫和动摇，但他还是要写，写出自己应担当的道义、责任和良知。 当然，我和他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别人称我“著名作家”的时候、看到网上那些留言的时候，我真的会脸红。 诚恳相当重要，而且要理解。我能理解。不但尊重不说真话、不得不说假话和不得不保持沉默的人，也尊重来找我麻烦的人，我真心诚意地跟他们交流。 人物周刊：您1985年入党，当过9年上海人艺的院长。在9年的体制生涯里，您是否一直都说真话呢？ 沙叶新：有没有说过假话我自己知道。严格地讲，基本上没有。有次演讲我说，我厌恶谎言不见得我就不撒谎，下面一片笑声。一点不说假话不可能，善意的谎言就更是免不了的。 人物周刊：就您的经历，这30年在讲真话这个问题上，发言者的处境有哪些变化？ 沙叶新：当然好一些了。现在不会因为我说真话，就把我抓起来。领导上门来做工作，买点水果我也收，同时收敛一些，要不然他们也不好交待。像这次去香港书展，我就是想去看书买书。我主动告诉他们我不想演讲，也不想接受采访，我怕麻烦，也怕累。结果还是没办法，书展盛况空前，难以拒绝，广告也早就登了出去，我就只好讲了一场。 “沙老师你是名人啊，还为我做这种事？” 人物周刊：问两个跟你萍水相逢的普通人，一个是张泉龙，《假如我是真的》男主角原型。 沙叶新：（激动地）他现在在哪里？ 人物周刊：1983年你们不是在漕宝路吃过饭吗？ 沙叶新：后来就没联系了啊。一个蛮聪明的小青年，在“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口号下被发到农场。他有个同学是上海某局副局长，为了回城，他每次探亲都到这个同学家做家务，顺便也接接电话。他很聪明，听到找某个领导，姓名、电话、住哪儿、亲属关系，都记在心里。久而久之，脑子里就编好了关系网，最后冒充李达的儿子，要把他同学“知青张泉龙”调回城。当时一位老干部和一位著名歌唱家都上了当。 我和另两位同事到静安区公安局听了对他的预审，写成了话剧《骗子》，后来改叫《假如我是真的》，开始反响很好，不久被禁演。 张泉龙在狱中给我写过一封长信，因为我们这个剧是同情他的。3年后他放出来，当了一家公司的总经理，请我在漕宝路吃了一顿饭。他比原先稍微胖了一点，但没有掼派头什么的，我还去他公司看了看，办公室布置得蛮好。 人物周刊：另一个是陕西代课老师李小峰。 沙叶新：我之所以感动，想帮他，是因为他真实。他在乡里当代课老师，一个人，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13年里，一共教出134名学生，其中有4个考上了大学。可他自己一贫如洗，每月工资只有103元。就是这点可怜的钱后来也不发了。 他心里很矛盾很痛苦，他要生活呀，还要结婚呀。迫不得已，到西安打工，一个月赚1000元，他很开心，不想回去了，他也是人呀！后来出了工伤，才不得不回乡。回去那天，学生和家长来了一屋，送来玉米、鸡蛋和红枣，没什么话，光是哭，他也哭了，大家一起哭。他知道这个穷山村需要他，这些孩子需要他，下定决心再也不走了，即便没有工资，他也要撑起这个山村小学。他那时有严重的关节炎，体重年年下降，轻了20斤。 我看了报道就想哭！我给他寄钱去，一个月1000元，才寄了两三个月，他就来信，说他的事情传开之后政府重视了，很多好心人都支援他，困难解决了，他现在有300元的月工资，足够了，让我别再寄钱了。 那年过年，我寄了两箱糖果和巧克力去，还有一些文具，每人一份，一共24份。我想让孩子们过一个有点甜味的春节。后来他打电话给我说：“我会上网了，沙老师你是个名人啊？你这么有名，还为我做这种事。”我说你千万别说客气话。 人物周刊：您还帮助过别的什么人吗？ 沙叶新：有过，不值得一提。这些事以前我老婆都不知道。 人物周刊：寄钱不要通过嘉华阿姨么？您不是数目字管理混乱的人么？ 沙叶新：哎，我有小金库的。 人物周刊：您碰到乞丐会给钱么？ 沙叶新：常常碰到，我心软，怕看到，看到就难受，也怕受骗。有一次我在莘庄南广场碰到兄妹两个跪在那里，都十几岁光景。哥哥面前有一张西安什么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学生证。我一看，中文系的，心里一动，我也是中文系毕业哎。就跟他们谈了几句，他们说母亲在上海住院，没钱交医疗费，所以乞讨。我对那个哥哥说，你不是中文系的吗？我一定会帮你们，但为了让我相信你们，你能不能讲出国外的3个作家和国内的5个作家的名字？他不说话了，我心想可能是骗人的。受骗的感觉非常不好。我有时候想，10个乞丐，我给了9个骗了，但也帮到了一个真乞丐——可是要做到这点很难。 注：本文转载自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李宗陶。

1789年7月，法国爆发了一场改天换地的大革命。这场革命开启了什么？200多年来学者争议不断。有人认为是人类追求自由的新篇章，有人却认为是血雨腥风的专制轮回——同样的史实，为何会得出完全相左的结论？阿克顿勋爵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博学的学者”，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又是如何？推荐翻译名家冯克利先生的一篇文章供您参考。PS：点击文内任一图片，即可购买阿克顿《法国大革命讲稿》。自法国大革命发生那一天起，便存在着褒贬之间的激烈对抗。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它是一场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大变局。然而，大多数争论也正是围绕这个共同点展开的。分析其中原因，这场开启现代革命史的事件，诚如托克维尔所言，“有着与过去的动乱迥然不同之处”。它并非改朝换代那样的周期性灾变，而是裹挟着大量的所谓“现代性问题”，其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因素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这使当时和后来的许多思想和政治精英认为，人类的全部历史，似乎就包含在这场大革命所承诺的希望之中。换言之，法国大革命不是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寻常事，而是关系到人类向何处去的大问题。过去受单线进步史观的影响，对于发生在二百多年前的这场大动荡，因其标举自由、平等、民主这些现代人极为看重的价值，大体上是肯定者多而反对者寡。近些年的风向则渐趋相反了——人类正在向后革命时代或执政党时代转变——想必与此有一定的关联。法国国旗三原色：“自由、平等、博爱” 政治、社会和文化思考的需要有变，史学叙事的调子也会随之而变，再次印证了“历史的科学性”靠不住的老话。记录在案的史实和文献固然是客观的，可是人的眼睛并非实验室里一动不动的显微镜，它喜欢随着自己的兴致，在漫长的历史画卷前四处打量，说不定会凝神于何处。用历史编纂学的说法，尘封的史实和文本好像仍在不停地“做着什么”，成为一个具有连续性、充满戏剧性和“原创性”的重构过程。它会随着时代布景——无论是历史的还是话语的——而变化，使单线的历史写作几乎成为不可能。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有感于此，曾把文本作者的后世遭遇称为“命运女神”（Fortuna），而法国人则称之为“分娩”（travail），当代法国革命史大家傅勒说得更妙，把它喻为“由现代殃及古人的传染病”。这种现象的一个具体反映，便是近年来重新思考法国革命的著作不断出现或被引进。张芝联等新老学者的大量文章自不待言，在专著方面，国内先有朱学勤先生那本被黄万盛称为“思想炼金术”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以及由王养冲等先生主编、力求摒弃过去苏俄史观影响的《法国大革命史》。在翻译文献方面，虽然我们依然看不到泰纳或梯也尔的汉译，但毕竟已有托克维尔《旧制度和大革命》、柏克《论法国革命》、迈斯特《论法国》和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等相继问世。当然，这其中尤其不可忽略的是阿克顿的《法国大革命讲稿》。阿克顿在1895年当上剑桥大学“钦定史学教授”后，便开设一门讲授法国革命史的课。他每周下午在剑桥三一学院开讲，一讲就是四年（1895—1899）。其间他对讲稿不时做些修改增删，但最终还是觉得它“非常粗糙”，取消了原定的出版计划。因此，直到他去世后的1907年，此讲稿才得以问世。拜秋风先生的译笔，我们现在可以一睹这位下笔一贯吝啬、说历史掌故比严肃的史学写作更为出色的史家的风采了。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阿克顿《自由与权力》 事关信仰的史学观过去读阿克顿时，便留下一个强烈印象。与许多现代史家有一显著差别，他的笔端总为宗教信仰留出不可动摇的位置。他相信历史并非纯粹的事实，而是有道德与信仰的法则贯穿于始终。史学要以记述历史真相为本分，但也是一门事关信仰的学科，必须承载起高贵的精神使命，它当以自身责任去弥补政治和法律规范的不足。它既要借助信仰以辨明善恶，又要为信仰提供经验的佐证，以完成传递宗教和政治真理的职守。这种史观显然是与他师承德国大史学家兰克有关。后人常将阿克顿与兰克加以比对，认为师徒二人一尚科学，一宗信仰，而信仰史学显然与现代人讲究科学精神不合，故后世多宗兰克而弃阿氏。这多半是受兰克的方法论所迷惑，并未充分注意兰氏是承继与创新兼而为之的。兰克虽为近代“科学的史学方法”的开先河者，在历史观念上却依然十分传统。兰克以史料的精湛运用而著称，但其视野仍囿于权贵精英和各国间的纵横捭阖，从不涉及对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分析。兰克曾分明说过，从国家的历史中，他看到的是“上帝的想法”，要在“每一个存在中寻找上帝的永恒因素”。就此而言，阿克顿的《近代史讲义》和这本《法国大革命史讲稿》的师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他把兰克更为看重的“民族实体”，置换成了带有普遍性的“信仰自由”。从这种史观出发，阿克顿给史家提出了两项十分苛刻的要求。一方面，他必须保持史学的尊严和自律，以审慎超然的姿态，高居于各种纷争之上，努力逼近史学所要求的正义境界：在谈论尤里安时，他当力求公正，使基督徒和异教徒皆能认可；他应当提供一个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皆可理解的路德，以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共同语言去描述华盛顿；用法国和德国的爱国者都能接受的标准去评判拿破仑。这种论调，显然与他那个时代如火如荼、并且至今余威犹存的“民族史学”大异其趣，符合此一水准的史乘我们也难得一见——想想如今中日韩三国的教科书之争，或可体认出个中三昧。拿破仑征伐欧洲 此外，史家又要做好“神启”的仆人，向世人揭示自由、尤其是信仰自由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在阿克顿看来，古往今来，人的欲望和感情使世间摆脱不了邪恶，惟有信仰的存在才使人类没有陷入绝望，惟有自由的壮大过程为人类提供了企盼于未来的勇气。故史家察既往之兴衰，当以铸造将来之法戒为主旨，切不可文过饰非，只去考虑人们所属的阶级、时代和环境，从“人生邪恶秘密的体验中编造出各种例外，让罪行消弭于群体责任之中”。这或可让我们想到中土的史家之言：“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令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刘知己，《史通》）。不过，阿克顿这种史学上的道德，并非只为让“乱臣贼子惧”，而是无分善人或恶人，意在警示整个人类弱点的。对阿克顿推崇备至的哈耶克便认为，阿氏“极严格地把普遍道德标准用于一切时代和条件”的做法，大概是他最不易为崇尚多元的现代人所接受的原因。今人在解释各种事物时，喜欢建立某种“模型”。阿克顿这种力求融信仰与真理于一体的做法，曾被韦伯称为能使个人成为神意之“容器”的“理性化伦理行为”，或可视为他解读历史的“模型”。最具洞察力的社会学大师——韦伯 自由和联邦按傅勒所言，对于法国革命这场能勾起人们复杂感情的大事件，只有精湛的史学技艺是不够的。面对这场革命，一个人必须表明自己的观点，他的研究免不了某种立场。这对于研究墨洛温王朝的人也许不那么突出，但对于1789年或1793年却不可或缺。因此，不管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者自觉与否，他都会变成保王党、自由派或雅各宾主义者，此乃使其历史叙事获得正当性的通行证。如果从这个角度为阿克顿笔下的法国革命史定位，则他不但是个推崇古典自由的保守派，而且是个联邦主义者（这鲜明地表现他在美国内战期间为南方所做的辩护上）。他判断法国革命之得失的一个重要坐标，便是先于法国大革命而发生的美国联邦主义立国原则。因此，讲稿的第一讲交待了作为革命先声的启蒙运动和柏克对它的批判之后，接下来便分析美国革命对法国的影响。在阿克顿看来，法国人的问题是，他们尽管受到美国革命的深刻影响，对美国的立宪过程却浑然不觉。以他之见，如果笼而统之地讨论美国革命，会把一些互相抵触的不同因素混为一谈。美国革命至少可分为两阶段。从1761年开始与宗主国的激辩，经过《独立宣言》的发表，直到1782年战争结束，美国人确实态度激烈，喜欢谈论抽象原则和极具批判性的普适理论，正是这些初期的东西引起了法国人的关注，并由拉法耶特、诺埃利斯、拉梅特这些后来成为革命领袖的人传播到法国。然而，法国人所体验到的美国，仅仅是杰弗逊和《人权宣言》思想大行其道的美国，而不是1787年以后进入了制宪过程的美国。剑是捍卫自由的最后手段，也是获得自由后应该最先放下的东西——《华盛顿文集》 其间有十来年的光景。也就是说，从独立战争爆发到着手立宪，要比法国大革命持续的时间还长，这足以使美国的政客们激情减退，坐下来耐心权衡利弊了。他们虽然依然保留着反抗暴政的理想，更多的功夫却用在了设计种种方案以防备不受约束的民主制度上。用阿克顿的话说，参加费城制宪会议的，都是审慎机敏之士，他们不喜欢走极端，他们“最令人难忘的成果，都是不彻底的办法和互相妥协的产物”。这些做法盖出于为美国人所有而为法国人所无的一种清醒认识：民主政体不仅有可能“虚弱无力和缺少智慧”，而且有可能专横无道。是故美国人选择了联邦制，只授予中央政府若干明确列举的权力，而由各州保留其他一切权力。十分推崇罗马帝制时代的阿克顿说，就像罗马人知道如何用权力分散让皇帝变得无害一样，美国用“地方主义”驯化了民主。在法国革命之初，诚然有不少法国人相信，联邦制是惟一能够保障自由的制度，但这种设想却没人听得进去，很快便被国民公会抛到了一边。不过，阿克顿并没有为此而苛责于法国人。他说，美国的宪法成效如何，只是后来才逐渐显现出来的，当时包括美国人自己在内的整个世界，尚未切实看到它的优越。美国人不断解释宪法的意图和内涵，提出修正案，再辅之以法官的各种意见书和公众辩论，才使得“美国宪法成为比最初的印刷文本更为厚重的东西”，其中那些最值得珍视的规定，都是以这种零打碎敲的方式发展出来。 当法国人迫切需要其他国家的经验指导时，这些发展的意义还根本看不出来。阿克顿这一番解释，其实同样可以从反面适用于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的缺失：罗列了一些有关生命、平等、自由、财产权的基本信条，但其“意图和内涵”此后并未得到司法实践或修正案的不断解释和充实，使之成为政治生活的有机成分，而是只作为空洞口号而存在。诚如今日法学家所言，宪法若没有司法适用的不断滋养，便很容易成为一纸空文。英国是另一个可供借鉴的国家，它依靠的是人们尚不熟悉的信念：“神学之争不会分散国家的力量，政见不同正是其繁荣昌盛的奥秘。”可是，对“七年战争”（1756－1763）耿耿于怀的法国，却不屑于以英为师，于是他们便只能自己去开创未来了。在从事这项事业时，他们不明白“一种势力应受另一势力制衡”；在政治这个古老而昏暗的世界里，他们夜半临池而不自知，想用一盏路灯就能照亮整座城邦。人们总会期望自己的后代回顾起祖先。保守主义是对过去的先知——【英】柏克 “消灭过去，保护未来”其实，在革命初期的制宪过程中，法国人仍有自救的机会。按法国革命所秉持的民主和契约原则，自由乃国民意志的统治，而这一原则在当时的法国仍存在着一种与传统接轨的古老解释：国民意志是体现在国民的习俗中，而法律是源于习俗，受制于习俗，人只能“发现”和宣布法律，而不能用自己的玄想去创制法律。然而非常不幸的是，曾在漫长的历史中培育出法兰西民族伟大力量的传统观念，如今面对的却是抛弃时代和地方影响、建立一种全新制度的“政治决断”。在法国革命者看来，过去的历史无非是不断损害、妨碍自由的记录。他们只知“这世界不应受羊皮纸和既有权力的统治，而应由清晰的理性来统治，它能化繁为简，拆除横亘于国家和民主制度之间的一切屏障，给予每个国民以治理自己事务的能力”。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果单纯追求普遍的善，必将损害分立的、大有区别的各阶级的利益，到头来法国会丧失一切阻止邪恶的手段。”革命者没有这种“平衡的智慧，因而必欲废止一切承诺，彻底摧毁一切历史积淀而后快。他们“缺少谋略，只有普遍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消灭过去，保护未来”。这种口号是我们所熟知的，它几乎成了此后所有革命的特征。它曾使华兹华斯写下“生逢曙色多佳幸，天堂极乐属少年”的不朽名句，使我们的胡风喊出“时间开始了”的豪言；使“革命”一词完全失去了英国“光荣革命”——“辉格党史学”为维护其声誉，才把克伦威尔的“清教革命”定性为“内战”——所指谓的古典含义，即波里比阿所说的正义与秩序的 “ 恢复 ”（revolutus）。革命摧毁了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也废除了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它东西——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用沃特金斯在《西方政治传统》中的话说，18世纪的欧洲人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成就超过了古人，文艺复兴以来对古典希腊罗马的谦卑逐渐消失，于是便有了这种“消灭过去，保护未来”的激情，从中可以窥见导致法国革命的思潮中的一个最突出特征。在当时很多“启蒙哲人”（philosophés）看来，只有现代才是有价值的，而现代并非由过去自然发展而来。伏尔泰唯一感兴趣的是笛卡尔开创的“理性时代”，达朗贝也表达过通通否定既往的愿望。伏尔泰的大弟子孔多塞不但认为“烧掉整个历史记载，就能使世界获得解放”，而且在其论述人类精神进步的大作中，勾画出人类发展的十个阶段，认为自己生活于第九阶段，接近于达到具有“尽善尽美能力”的第十阶段。这种相信人类历史贯穿着一个不断超越的有序计划的观念貌似历史，出于玄想者却多于真正的史实。它与其说是一种历史观，不如说是以终结历史为鹄的。换言之，它貌似动态的，其实却是静态的。这种哲学化的伪历史观，为后来的很多意识形态运动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正当性框架。因此，在阿克顿看来，那份“印出来不足一页的宣言”（指《人权宣言》）虽然“分量超过所有的图书馆，强于拿破仑的全部军队”，有着“笛卡尔式的明晰”，但它的最大问题却是严重缺少历史意识。为了消灭排他性的、不平等的封建特权，固然需要人人自由平等，一切财产都要受到保护的权利宣言。可是这些权利却是建立在过去的法律所不曾反映、人民也不熟悉的原则上；这些原则既不同于他们的历史经验，也不同于法国最强大时代的全部经验，它不是以传统、利益或任何悠久习俗作为基础；即将主宰未来的观念也“没有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意识中”。法国人丝毫没有意识到，脱离了传统的支撑，“如此毁灭性、无可抗拒的变革可能带来的后果”；他们“就像没有罗盘的船一样随波漂流，根本不知道会漂往哪儿”。同样基于联邦主义的信念，阿克顿认为法国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并不是巴士底狱的陷落，而是8月4日。就在这一天，法国的贵族正式宣布放弃了他们的特权。马基雅维利说过，打败法国也许不难，要保持和统治这个国家却殊为不易。他这里的所指乃是仍实行着贵族分治的法国。在阿克顿看来，正是贵族放弃特权的做法，使“有着古老自治传统的法国消失了，取代它的是一个实行民主制的法国”。上世纪法国革命史专家勒菲弗尔有一著名说法，法国革命并非一整体性事件，而是由几个革命所组成。其中之一是他深入研究的农民革命，但同样不可忽视的还有发生在贵族和资产阶级精英内部的思想革命。在革命之前，不仅文人墨客和附庸风雅的小资，而且在蓬马杜夫人——她是伏尔泰的好友——等诸多贵族沙龙里，都把启蒙运动的普适性理性学说作为新奇的玩物加以品赏，而这种普适理性与“山南山北各有自己的风俗”的状态是不相容的，此乃贵族放弃特权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不过，这种激进思想最初还算温和中庸，甚至起着辅佐传统的绝对王权的作用。当时有不少人认为，发现了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理性法则之后，改造社会的良方便是启蒙统治者，因为说服少数人总比启蒙大众来得容易。通过反对派、权力制衡和舆论之类的复杂机制进行治理，显然也违反理性主义的简省原理。这种学说告诉世人，只要权力至上的国家不为私欲所左右，它便可以完成进步的使命：“这将是一个改过自新的君主制时代。国王作为首席公仆，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去干人民自己无法完成的事情。改革运动最终将建立起很多昌盛的、明智的行政管理机构。”这便是当时相当一部分贵族“希望借专制之手停止专制的运转”的原因。这些二百多年前的精英谋略，即时人所谓的“开明专制”，反映着科学和启蒙原则同专制治理方式之间的亲和性，不但为后来的空想家圣西门（这便是哈耶克把他称为“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的原因）所继承，在今天的我们听来也依然耳熟能详。贵族自残、王权旁落、教士被逐之后，只受一个等级势力支配的法国政坛，便成了走马灯似的竞技场。议员任期一度只有两周，议长也频繁更换，而每次议长选举都即时反映着舆论的变动、派系的沉浮和个人声望的升降，“委员会制度”和巴黎的“区治”又何尝不如此？这意味着政坛上只有“帮派”或“俱乐部”，而没有柏克意义上的“政党”。在这种格局之下，决策和立法过程之无序和暴烈，是可想而知的。没有健全政党的议会政治，非但不能成为平衡广场政治的有效机制，反而本身也变成了广场政治。这两种政治之间的区别是，英国的柏克在西敏寺痛斥那些只知维护“议会主权”的愚蠢议员之后，可以安然回家写他的锦绣文章，而罗伯斯庇尔几天之内就能一落千丈被送上断头台，马拉则只能被刺死在自己的浴缸里，为我们留下大卫名画《马拉之死》中那一脸凄凉的神情。革他人命者，终究革了自己的命 超然的先知失去了旧制度法律与传统的全部约束，“革命原则”也成了杀人最方便的借口，遂使“经过批准或认可的杀戮”不绝如缕。伟大的化学家拉瓦锡给友人写信说，就算有些过火的事，也是出于对自由、智慧和宽容的爱。甚至美国的杰弗逊对于“很多罪人未经审判就被处死”的9月屠杀也认为，“我对于他们的无辜跟别人一样痛心，但当时必须利用人民的武装，……难道不正是某种程度的盲目，才以这么一点无辜者的血而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而阿克顿认为，这些杀戮是不能用任何原则加以辩护的，它们不能因为时局危艰和观念的对立而被神圣化。大革命期间的滔天罪行并不享有特权，它跟历史上任何罪行一样丑恶；共和派的暴行和他们指控绝对君主制犯下的罪行一样残忍，并不能因为他们是共和派而使其性质有变。阿克顿说，罗伯斯庇尔一生勤勉而简朴（20世纪又有两个类似的例子，一是日常生活严谨朴素的希特勒；另外一个，我出于礼貌不方便提他的名字），可他的血腥统治与路易十四或彼得大帝又有何区别？他的“牧月22日法令，可以让一切君主政体的残暴行径黯然失色”，因此只能把他打入“那群最可憎的人物之列”。当然，阿克顿对国王路易十六也毫不留情，“他密谋通过对他统治的人民带来大灾难、大毁灭，来恢复自己不受制约的权力……（他）在走向毁灭的时刻，内心依然盲目自满，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恶，对于他所浪费的机会和引起的痛苦懵然无知；他至死也不是一位表示悔过的天主教徒，而不过是一个死不悔改的国王。”把阿克顿这些话放在一起，可以得出的正反两面的含义便是，人民的反抗权是存在的，但是如果它突破了良知的底线，“解放”（liberation）与“自由”（liberty）之间可能就互不搭界了。自由，毕竟不意味着从道德中获得解脱。阿克顿很清楚，人们热爱和追求的最美好之物是信仰和自由，然而“获得这两者的道路上却沾满血污”，它们经常变成对屠杀的呼唤。历史上的最邪恶者，往往正是出现在追求这些美好神圣之物的人中间。这便是“历史学家们喜欢把那些经过涂脂抹粉的犯罪分子当作英雄一样崇拜”的原因：“执剑的强人后面，总追随着一群拿抹布的懦夫。先是犯罪者屠杀，随后便有一大群学者来为之辩护”。阿克顿不由感叹道，从人性的角度说，“如今的世界一点也没有比过去有多少进步”。我们不可以漫不经心地看待这些话，因为它并非只对欧洲人而言。今天的人们已经又把那些运动中的亡灵视为“成功者”，却几乎听不到有人替这些当年完全绕开司法程序而遭杀害的“成功者”说句话。他们似乎也被“懦夫的抹布”抹掉了。生活在自相矛盾中是会带来心理焦虑的，摆脱之道或为顺从道义的要求，表现勇于自我担当与反省的气概；或者忘却，这只需长时间的沉默就可以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 正是基于这种充满道德情怀的历史观，即我前面所言阿克顿的历史解释“模型”，他才坚持认为，“问题不在于哪个具体的阶级不适合统治，而是所有的阶级都不适合统治”。这句本该像他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一样广为流传的话却默默无闻，大概是因为它不像后者那样只针对当权的少数，而是如同古代犹太先知一样，意在提醒属人的权柄本身——无论它属于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固有的危险。他认为，这种从世事变迁中总结出来的“历史真理”，应当对人类思想享有正当的权威，同时他又提到法国19世纪大学者勒南（Ernest Renan）的警告：这种超然的精神，注定会在“肮脏而残酷的党派斗争”中化为乌有。可见，兼史家、天主教徒和簪缨贵胄于一身的阿克顿，对于自己身后的寂寥，是有所预感的——因为现代人已经不相信先知了。本文来源：千字文华

本文有感于德国心理学家马茨的代表作《情感堵塞——民主德国的心理转型》。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开放，这意味着：东德人民终于挣脱了“大集中营”的束缚。 然而，在狂欢背后，很少人意识到：东德并不是自发改变的，没有外部力量介入，这座监狱将依然稳固。换言之，一切是别人送来的，而非自发争取的。那么，为什么东德人不主动去把握自己的命运呢？ 在相当时期，东德转型曾被认为是一个典范：代价甚少，社会安定，没有暴力。然而，心理学家马茨认为，现实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大多数东德人虽然在身体上已走入开放社会，可他们的内心依然封闭。太多人借酒消愁，太多人精神崩溃，滥性、毒品、民族主义……由于找不到生存意义，许多人开始怀念过去，将曾经的监狱美化成天堂。 在马茨看来，东德转型不过是一次“神经官能症者起义”，在病夫治国背后，是人人都有病，在不知不觉间，他们早已被专制文化与制度塑造，早已丧失了成为正常人的能力。 人造心理匮乏的社会 众所周知，正常人是自由的，他们可以充分表达情感，使正常的欲望得到满足。然而，这在东德却是奢侈品，后者致力于用扭曲自然的方法来“塑造新人”，这种扭曲一以贯之、自成体系。 从婴儿即将降生开始，全世界准妈妈都可以选择在家生产还是在医院生产，可以根据喜好选择医疗服务。可东德不同，以关怀的名义，她们不得不进入指定医院，像机器那样被专家“检查”，孩子一降生，立刻被抱走，3天后才能母子团聚。恐惧就这样在幼小心灵中扎下根。 3岁左右，孩子们被强制送入幼儿园，他们撕心裂肺地哭喊，可大人们却觉得，这个“锻炼”有利于将来的“集体生活”。在幼儿园，孩子们被迫学习吃饭、排便、个人卫生、睡觉等，本能成了一门技术，人与天性被割裂开来。上学后，无休止的考试与训练，又彻底毁灭了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而在家庭教育中，父母很少与孩子沟通，只会说“不许大声喧哗”“不许乱扔垃圾”等，他们当然爱自己的孩子，可他们没受过爱的教育，他们的生活经验就是“挫折使人成熟”。 从受精卵到耄耋之年，从社会到家庭，在东德，绝不允许任何异端，哪怕是口吃、左撇子、戴眼镜、尿床之类，更不要说信教、和平主义者、持不同观点者，一旦冒头，他们将首先遭到身边人的嘲笑与敌意。一切正常的心理供给都被管制了起来，连性欲、幽默感、审美都不完全属于自己。 只有努力才能获得爱 长期压制的结果，是人人都患上了情感缺乏症：自卑、没有安全感、猜疑、失望和虚无。由于背离了自己的天性，所以东德人感到无依无靠，因此渴望依赖，企盼权威。 当他们还是孩子时，就不得不学习讨好大人。只有听话、取得好成绩、得到老师表扬等，才能得到父母的爱。总之，获得爱的前提是先付出，“无条件地奉献”后，才有可能免于暴力、呵斥与伤害，这成为他们今后融入社会的基础训练。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东德士兵会对穿越柏林墙的人们射出罪恶的子弹，为什么东德拥有如此多的秘密警察（据估计最多时达200万人，每6.5个东德公民中便有一人为秘密警察工作），他们主动出卖朋友、公然作恶，因为他们无法抗拒内心的恐惧，希望以此来获取安全感。 至于无缘加入罪恶游戏的普通人们，则用另一种方式抚慰自卑。他们偷公家东西，在上班时间干私活，走后门，为缓解日常生活的压抑感，他们拼命追逐蝇头小利。商店的服务员成了吵架高手，鉴于商品严重稀缺，顾客们只好忍气吞声，但转脸又会把怒气撒到别人头上。 东德成功缔造了一个互相伤害的社会，可麻烦的是，人一旦被异化，便只能在异化的环境中感到舒适，拒绝任何变革。 代偿机制扭曲社会 人的情感匮乏了，就会寻找代偿，因此对权力、成就、象征物产生巨大的渴望。 人饿了会吃，痛了会哭，可这个正常的过程总被中断，就会淤积大量的情感，一旦失控，后果难料，因此必须找到一个合理释放的渠道。 在东德，有太多“勤奋的人”“工作狂”“女强人”，他们没有个人生活，为了“事业”，不惜放弃家庭、亲情和健康，他们用“大爱”掩盖无爱的事实，像另一个人那样活着。当 “事业”让他们压迫、虐待、告密、说谎时，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承担下来，他们对于生命如此麻木，可谁要怀疑领导、历史和说教，他们立刻怒气冲冲，不惜做出最残忍的事。 用伪造情感替代真实情感，所以东德人集体患上了人格分裂症，他们在心理上始终无法突破“肛门期”，进入正常的“生殖器期”。面对环境污染、物质匮乏、精神压迫乃至空间逼仄，大家得过且过，可只要东德选手在奥运会上不断获得金牌，人们就会发自内心地感到快乐。 代偿的结果是撒娇，就像一个手被冻僵的孩子，却埋怨母亲：都怪你！为什么不给我戴手套？ 人人都觉得错在别人，都以“过得比你好”而窃喜，结果是社会空前衰败，成了一个“无意义地、低效率地，同时也是强迫性地对生命力进行浪费”的社会。 为什么没有人打破铁屋 牛马不知自己辛劳，猪猡不知自己肮脏，而人不同，他可以反省自己的环境与生活。可奇怪的是，东德社会却没有主动选择改变，为什么没有人撼动这个铁屋呢？他们真的没看出问题来吗？ 事实正相反，人人都感觉到有问题，在私下里，每个人都在抱怨，可在情感缺陷的大背景下，大家都是代偿性的假人，他们承担不了变革的使命。 以昂纳克为例，他大权在手，本可主动变革，可他的恐惧心理极强，他在传记中谈到了极端匮乏的童年，为抚平伤痕，他塑造出一个没有缺点的、不真实的“伟大母亲”，这其实就是过度代偿的产物。在“伟大母亲”阴影下，昂纳克婚姻不幸，因为没有女人能同样“完美”。对曾经匮乏的人来说，制造匮乏不是最大的满足吗？对曾经恐惧的人来说，能恐吓他人不是最大的解脱吗？齐奥赛斯库就最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才会到孤儿院去招募保安人员。 除此之外，野心家们沉溺于奉献，宁可把虚幻的爱当成真实；而追随者们习惯了被折磨，甚至从中找到了快感；反对派表面反对，其实是把对父母的怨恨转到体制上去，所以只有情绪，没有理性；空想家则用担负大众痛苦的方式，代偿内心的失落感…… 总之，他们都是铁屋子下的蛋，无法从根本上反对它。 不检讨过去，就会卷土重来 表面看，德国统一平静而不乏诗意。东德年轻人冲过柏林墙，与西德的年轻人们把酒言欢，但西德人不会明白，酒醒之后，东德人又会为自己的失态而深深羞愧。 这羞愧让他们不再思考，而是埋头赚钱，也不再检讨过去，以为一切与己无关。随着两德统一，东德人的代偿机制消失了，人们内心跌落入真空中，他们反而感到空虚、无意义和迷惘。 然而，不深刻检讨过去，就注定会卷土重来。东德人不应忘掉，正是一次次失败的屈辱，让当年的德国人集体陷入疯狂，所以他们选择了一个更疯狂的人（希特勒）来领导他们，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德国因此落入深重的苦难中。东德人更不应忘掉的是，绝大多数人，包括许多知识分子，都曾支持过柏林墙，他们赞美这个监狱，因为他们心中早已拥有了一座监狱，不拆散它，就算推倒了柏林墙，又有什么意义呢？ 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并不是改变一下权力秩序就能成功，它还需要在人的现代化方面做出更多、更艰巨的努力，否则，历史难免回潮，苦难还会重来。 本文来源：视界书房，作者不详，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我属于好闲逛的一路凡人，在酒肆、咖啡馆以及公众常来常往的其他场所，消磨了大部分光阴，因此有机会观察九流三教的人物，对于一个性好观照的人来说，比起审视艺术或自然的全部猎奇所得，倒是刺激得多的一项娱乐。不久前在一次溜达的时候，我偶然结识了五六位绅士，他们在谈什么政治上的事，你言我语，十分热闹；他们的看法相持不下，于是他们认为，最好由我断定是非，这样自然就把我卷进去，参与他们的谈话。 闲聊的话题五花八门，其中我们顺便谈到了欧洲几个民族的不同性格。一位绅士把帽檐儿向上一翘，俨然一副颐指气使的神情，仿佛他本人身上具有英国的全部民族优点，他振振有词地说：荷兰人是一群贪婪鬼；法国人是一班善于恭维的马屁精；德国人是醉醺醺的酒徒和兽性般的饕餮之徒；西班牙人是高傲自大而又暴戾的专横之徒；而论勇敢，慷慨，仁慈，以及所有其他的美德，英国人则为天下之冠。 这番议论颇有见识而且十分明断，于是举座称快，大家笑容满面──个个如此，除了鄙人，笔者力求保持严肃，把头依在手臂上，半晌显出若有所思的样子，好像我在想什么心事，看上去没有留意谈话的主题；希望这样一来，可以避免自抒己见所势必引起的不快，那样便剥夺了这位绅士想象中的快乐。 但是我的这位虚假的爱国主义者不想这么轻易地放过我。他并不甘心自己的见解竟无人反驳，非要人人表态以示认可；为此他冲着我来了，露出一脸难以形容的自信，问我是不是有不同的想法。我从不主动表明我的意见，尤其是在我有理由相信不会得到别人赞同的时候。因此，当我非说不可的时候，我历来奉行的准则是说出我真实的看法。于是我就告诉他，从我本人来说，我不会以如此盛气凌人的口吻冒昧说话，除非我己经周游过欧洲，十分仔细而又准确地在这几个民族采风问俗；或许一位比较公允的评判者就不会妄下断言；和英国人相比，荷兰人比较克勤克俭，法国人比较温和而重礼貌，德国人比较吃苦耐劳，西班牙人比较沉稳庄重；英国人呢，虽然无疑是勇敢慷慨的，同时也是鲁莽的，固执的，冲动的。顺境时容易趾高气扬，逆境时容易萎靡不振。 我一眼就能看出，没等我的回答说完，大家便开始用敌视的眼光来看待我，而我的话音刚落，那位爱国的绅士又不屑一顾地议论开了，说他极其惊讶的是，竟然有人心安理得地生活在一个自己并不热爱的国家，享受着政府的保护，而这些人在内心却根深蒂固地仇视政府。由于我这样正派地表明自己的看法，我便失去了我的同伴们的好感，他们可以借此对我的政治信条表示怀疑，一见这个情形，十分清楚，更和如此自以为是的人讲道理，那是白费口舌，于是我扔下我的酒钱，回到我的下榻处，思量着本质上荒唐可笑的民族偏见和先入之见。 在古人的所有名言中，能使笔者大为增光的，或者说能给读者带来极大乐趣的（只要是一个心地宽厚而慈善的人），莫过于那位哲人①的话，被人问及是哪一国人的时候，他答道，他是“世界公民”。能够道出同样名言的人，或者能够如此言行一致的人，在现代真是寥寥无几，难以发现！我们现在变成十足的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或是德国人，结果我们不再是世界公民了；变成某个特定地点的本地人，某个小团体的成员，结果我们不再认为自己是地球的普通居民，或者是包括全人类的大团体的成员了。 ① 一说是指苏格拉底，一说是指第欧根尼。 是否这些偏见仅仅盛行于最卑贱者中间呢？或许他们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们很少有机会改正自己的偏见，例如通过读书、旅行或和外国人交谈；然而不幸的是，这些偏见甚至污染着我们绅士的心灵，而且影响着他们的行为；我指的是那么一些人，他们完全有资格接受绅士的称号，除了带有偏见，然而，在我看来，不带偏见理应视为一位绅士的典型标志。不论一个人出身多么高贵，地位多么显赫，财产多么富有，倘若他没有摆脱民族偏见和其他偏见，我就要不揣冒昧地告诉他，他有一颗卑下庸俗的心灵，他不配真正享有绅士的身份。实际上大家总是发现，那些人最容易自诩民族优点，他们自身没有什么优点可以依靠；确实，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更自然的了：粗壮的橡树上盘绕的细枝藤蔓，只是橡树缺乏足够的力量支撑它，再没有任何其他缘由了。 万一有人强词夺理为民族偏见辩护呢？他们会说这是爱国之情自然的和必然的增长，所以消除民族偏见的同时会伤害爱国之情。我的答复是，这是彻头彻尾的谬论和错觉。民族偏见说明爱国之情的增长，这个说法姑且承认；可是要说这是自然的和必然的增长，我则绝对否认。迷信和狂热也是宗教信仰的增长；可是谁头脑发热地断称这两种高尚信念的必然的增长呢？不妨这么说，迷信和狂热乃是宗教信仰这棵圣树上的杂柯蔓条，而非它的自然的本身的新枝，可以把它们修剪掉，而毫不伤及树干：绝对不会，或许在剪恶清莠之前，这棵好树是绝不可能枝繁叶茂茁壮生长的。 我热爱自己的国家，又不厌恶其他国家的本地人，这种可能性是否极大呢？在维护国家的法律和自由的时候，我表现得极其英勇无畏，显示出百折不挠的决心，又不把天下其余的人鄙视为胆小鬼和懦夫，这种可能性是否极大呢？这是绝对肯定的；否则的话──可是我何必揣测绝对不可能的事呢？否则的话，我应该承认，我宁可选择那位古代哲人的资格，即世界公民，而不要英国人，法国人，欧洲人，或是任何其他的称号。 注：本文译者：杨自伍，选自《英国经典散文》，杨自伍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学者傅国涌 以往我们对“五四”的理解有很多误区，我简单地概括并列举一些：将“五四”单一化地理解成全盘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将“五四”政治化，认为“五四”使马列主义在中国出现，甚至还有一个极端的说法是“五四”导致了“文革”；将“五四”狭隘化，纯粹看作是1919年5月4日学生上街游行以及由此引发的学生和民众运动。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误解，比如说“五四”是不主张私有制的，“五四”只讲思想、不讲制度，那一代知识分子没有对制度进行讨论……诸如此类，实际上跟“五四”的真实面貌都有差距。 那是值得生活的、非常有魅力的时代 我所理解的“五四”不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事件，而是1919年前后那个时代，是五四时代。在我心目中，“五四”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只是一个较好的或者次好的时代。而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大凡追求最好的，收获的很可能是最坏。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最好，只有更好的、较好的、次好的。如果这么说，“五四”就是一个值得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时代。 我所了解的“五四”不是一个政治的“五四”，也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五四”，而是一个社会的“五四”、经济的“五四”，是一个全面的、多元化的“五四”。我留意过五四时代的经济史，发现今天讲的民营经济这些东西，在五四时代是天经地义、根本不需要讲的。今天的老百姓要创办一家私营银行，恐怕还有制度的障碍，但在五四时代，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有能力、有勇气，甚至不需要巨额资本，就可以注册一家民营银行。从1915到1925这10年间，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民营银行。最早的海归派之一陈光甫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本金只有7万元，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小的银行，但很短时间内就发展成了上海举足轻重的大银行。陈光甫后来被称为“中国的摩根”，在美国、欧洲享有很高的声望。所以，抗战时国民政府才会派他和胡适到美国去借款。作为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留学生，他没有资本，也没有显赫家世，白手起家创办银行，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创立了很多在金融业界可以成为标本的做法，包括一元钱起存——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事情，在90多年前的中国却是创举。 五四时代不仅可以随便办银行，更可以自由创立企业。另一个海归派、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回国后就创办了一系列的纺织企业。荣德生、荣宗敬号称“纺织大王”、“面粉大王”，尽管他们创业的起点是1900年，但他们的企业真正做大、起飞也是在五四时代。那一代民营企业家几乎都在五四时代发扬光大，成为各自领域的“大佬”。其实，什么私有制、股份制、民营企业等，都不是新生事物，在五四时代早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谈论“五四”是不能离开这个经济背景的——那确乎是一个社会经济多元化的时代，经济的多元化促进了思想的多元化。 回看“五四”不能只盯着北大师生 我们现在提起“五四”，往往只看到学生、知识分子，其实那个时代企业家的声音一点都不亚于知识分子——他们的声音大得很，而且更有实力。他们跟我们这个时代的企业家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个时代的企业家本质上还是读书人，无论是留学归来还是没有什么学历的，无论什么出身，他们都对国家和故土怀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感。这种情感绝不是今天“抵制家乐福”那种情感，它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对这块土地的连带感，他们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块土地——这种爱国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画一颗五角星在QQ头像上。这些企业家今天看来更像读书人，他们的业余时间都爱看书。我发现这些做得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他们的休息时间，特别是晚上，常常是在做跟国家命运有关、跟文化有关的事，而不是跟娱乐有关的事。 回看“五四”，不能只看当时的北大教授们怎么想、怎么做，而应该把那个时代企业家想什么、做什么和北大的师生做什么联系在一起，才可看出那个时代更完整的面貌。 此外，我们不能只看北京这个政治中心在做什么，还要看看省会城市，甚至更偏远地方的人在做什么。“文学研究会”是在北大发起的，但在江苏苏州一个叫甪直的小镇，有一位小学教师叶圣陶，虽然生活在小地方，但他跟北大师生的精神生活是同步的，他也是“文学研究会”11位发起人之一——因为叶圣陶有个中学同学在北大读书，他们就可以这样连在一起。而北大学生也绝对不会认为叶圣陶是小学老师，没有读过大学，跟我们混在一起做发起人会有什么不得体。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这一切都感到很正常。 言论自由对五四时代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你想创办报刊就可以创办。当然那个时代也有压制言论自由、关闭报刊的事，但关了报馆可以再开，这在法律上没有限制。结社自由在那时也是稀松平常的。周恩来们在南开有觉悟社，毛泽东们在长沙有新民学会。如果过多地把目光局限在五四时代军阀统治的维度上，只看到军阀混战，只说外国压迫中国，可能会过于片面——包括上海的租界本身也是个悖论，租界在带来治外法权、国中之国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加先进的文明，带来很多新事物，比如说“律师”就是在租界里面先示范而后影响全国的。甚至一些非常细小的事，比如街道的整齐、自来水的出现、电灯的出现都是模仿租界。中华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之所以在中国产生，租界也是有贡献的，上海的租界保护了许多革命党人。 “五四”时当政的徐世昌恰好是文人总统，而不是一介武夫。在徐之前，黎元洪也好，袁世凯也好，以及后面的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张作霖这些人，确实都是军阀。虽然徐世昌是从袁世凯的幕府里走出来的，但是与拿枪者有所不同。在他当总统期间，正好是“五四”的黄金时代。文人政府当然比张作霖这些人要收敛，要更为节制。几乎家喻户晓的是，“五四”学生上街的手段是很激烈的，把赵家楼烧掉了，把章宗祥打了。这些事情在法律上都是可以讨论的，并不一定都是爱国行为了，而且曹、陆、章都是“卖国贼”这种说法也是值得讨论的事情。学生运动本身，就是“五四”上街这件事也是值得反思的。当时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后，一部分比较激进的学生直接往赵家楼去，然后放火、打人。当时北大教师梁漱溟就写文章说这样做是违法的，不能在爱国的旗号下为所欲为，爱国不是万能灵药，不能打着它的旗号做法律之外、人情之外、天理之外的事。 那个时代才能产生真正学贯中西的人 回到“棉纱大王”穆藕初。他在自己创业不久、赚的钱不是很多的情况下，竟然计划拿出一笔巨款，在经过“五四”洗礼的学生当中选五个人，赞助他们赴欧美留学，这完全是用民间的方式建立基金会。穆藕初委托蔡元培（以及胡适、蒋梦麟、陶孟和这些人去辅助）物色候选人，最后选出段锡朋、周炳琳、罗家伦、汪敬熙、康白情（他们在五四运动中都有突出表现，此时却被激进的学生们讥讽为“五大臣出洋”）。这五位学生回国后在学术等领域都有建树。 在五四时代，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是非常默契的。穆藕初到北京，都是跟蒋梦麟这些人游玩，而不是去跟达官贵人往来。企业家的心中有一种对知识的敬畏，对精神的敬畏。那个时代，传统的东西并没有失落，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承到1919年前后的那几年，不仅没有被反掉，而是有非常好的传承。中国文化温情、美好的一面，在那些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身上仍保留着，西方文化中进取、向上的一面，他们身上也有了。也只有那个时代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算得上学贯中西的人。 林毓生先生有个著名观点，认为“五四”是全盘反传统，是要打倒中国的传统文化。鲁迅讲“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胡适讲“中国百事不如人”，钱玄同讲“废除汉字”……这是老师一辈的一些言论，学生一辈的傅斯年、罗家伦也有类似说法，但在这些片言只语后面，仔细看“五四”的代表人物，老师一辈的胡适甚至那位“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恰恰都是熟悉传统文化的人，而且一辈子都没离开传统文化。胡适晚年致力于《水经注》的版本研究，鲁迅虽然叫别人不要读中国书，尽量读外国书，但他自己读的还是中国书多。弟弟周作人说鲁迅读得最多的是野史，所以鲁迅的精神资源很大一部分还是来自中国文化。 所以，不能只看这些人说过几句貌似很激烈的话，就断定他们是全盘反传统的。事实上，当时北大的学生有主张白话文、办《新潮》的，也有主张文言文、办《国故》的，校方都给予了支持。在北大，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搞自己的小社团，甚至在北大校刊上公开发表马克思主义社团的宣言，但北大讲其他主义的更多。任何主义，任何不同的思想、主张，都可以在北大同时并存。这就是蔡元培讲的“兼容并包”，它在当时不是一句空话，也不只是北大这么做。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也办了类似于《新潮》的杂志《钱江》、《双十》，但同时有一个反对白话文的学生凌独见一人创办一份杂志，就叫《独见》，背后也有一些老师支持，这本刊物全部用文言文，不带标点。 这才是真实的“五四”。那时没有游行示威法，上街集会、游行是天然拥有的权利——那个时代真正是“大社会、小政府”，北洋政府比较弱，政府越弱，社会越大，社会的空间越大，所以才会产生相对开放、相对宽松的时代。 后人回眸那个时代，总感觉隐藏着什么不同的东西，其中一个不同就是中国文化的根还没有被切断。胡适们虽留洋多年，但骨子里仍是传统的中国人，他们身上有中国文化的一面。我们不能狭隘地把中国文化理解为儒家文化、“四书五经”那一套。中国文化有很多侧面，特别是我们现在忽略的东西，比如说中国文化中非常强调地域文化，每个地方的文化都独具个性魅力。胡适就是典型的徽州文化的产儿，虽然有西方文化给他的滋养。鲁迅身上带有江浙文化特别是绍兴文化的印痕，包括一些负面的因素也是绍兴文化带给他的，但是他最有魅力的一面同样是地域文化带给他的。抗战、“文革”，一轮又一轮对文化的毁灭，对文化的伤害，到最后不但切断了几千年精英文化的根，也切断了草根文化的根，切断了地域文化的根，而地域文化恰恰包含一个人安身立命最需要的东西。今天的四川人、陕西人可能差异不大，但在50年前、100年前，其差异是非常大的。地域文化如果传承、延续下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抗大一统王朝的压榨，因为每个地方有它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连换王朝也换不了的一套文化、习俗等。 不幸的是这样一个时代很快结束了 如果说“五四”是全盘反传统，乃至导致了后面的“文化大革命”，这在历史的链条上很难找到印证。“五四”和“文革”之间没有任何可以连接的地方。“五四”强调的核心词之一就是独立的个人主义；五四时代最流行的主义是无政府主义，这是政府打压的对象。那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人品好，如巴金，再如三十几岁就病故的辛亥革命元老刘师复——他不要政府，干脆连姓也不要了，就叫师复。无政府主义在当时还是一股非常向上的思潮，青年毛泽东也曾被吸引。这股思潮只开花不结果，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它曾经的意义和价值。追求无政府主义的本身也是对社会公正的一种诉求，不是简单地去建立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天堂。五四时代，政治看上去甚至有点边缘，因为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人们就不太把政府说的话当回事，社会的价值评判体系并不掌握在北洋军阀手里，总统、总理、总长不代表真理。“五四”的最深的魅力就在这里——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不是合一的，而是分离的。人们跟政府之间，跟权力之间保持着一种相对游离的状态。我们还不能说那时已有了非常成熟的公民社会，但至少有相对独立的个人空间，有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从经济上看是这样，从文化上看是这样，从政治上看也是这样。不幸的是这样一个多元的、有各种可能性的时代很快就结束了。 若概括“五四”的特征，第一个重要特征当是社会的出现，或者说社会的解放。我们现在也讲思想解放、个性解放，但最本质的解放应该是社会的解放。只有社会解放了，思想解放、个性解放才不至于成为空话。真正的解放是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某个救世主来为你做主，来解放你。 第二个特征是语言的转换。虽然文字只是一个符号，一种表面的东西，但是它的背后是思维方式的转换。文言思维和白话思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维，文言相对更具有贵族性，是少数人拥有的权利，而白话就是口头随意说的话。一个时代选择一种语言作为主要语言，思维方式也必会随之相应改变。 第三就是价值评判体系的多元化。“五四”之前，中国已废除了科举，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整个价值评判体系还停留在科举时代，还是“学而优则仕”。只有到了五四时代，我们的价值评判体系才开始多元化。一个人上了新式学堂，留洋回来有无数不同的出路，可以去银行当职员，可以去工厂做工程师、做管理人员，也可以去学校做教师，可以做编辑、记者……不再是几千年来那种“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单一模式。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才会产生新文学、新思潮。 整个五四时代，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很有代表性，但我们常常忽略了《新青年》之外的其他刊物，比如1917年创刊、1925年停刊的《太平洋》杂志。如果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在我看来《太平洋》的价值不亚于《新青年》。《新潮》、《新青年》不讨论制度性的问题，只关注思想文化层面的东西，《太平洋》恰恰是以制度讨论为主的政论性杂志，在这上面发表文章的学者，包括北大教授王世杰、陶孟和、周鲠生、李大钊、胡适、李四光以及李剑农等人。关于分治还是统一，联省自治还是中央集权制的讨论，当时曾经非常热闹，《太平洋》上几乎每期都有这样的文章。 《新青年》上的随感，那些关于文化、思想的讨论和《太平洋》杂志上关于制度的讨论放在一起才构成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完整的思想图景：他们到底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如果我们单独把《新青年》拿出来说这就是“五四”，那我们看到的“五四”就是片面的。我个人有一个猜测，1949年以后我们对《新青年》顶礼膜拜，把它放大到足以遮掩当时所有报刊的程度，应该跟《新青年》后来的转变有关。1920年以后《新青年》变成了一本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杂志，所以它身上就天然地罩上了政治正确的光环，其他重要报刊却被慢慢地淹没、遗忘了。 他们是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 历史留下的遗憾是，五四时代那种多元的思潮并存，人们可以坐下来讨论、对话的社会气氛，在“五卅”之后激荡的民族浪潮中不可能幸存下来——加上两大国际背景：一个是红色思潮崛起，另一个是二战——比较片面、激烈的思潮逐渐占据上风。对中国来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占据青岛起，不用等到“九一八”，在这样一种民族危机的压力下，“五四”那种生活方式很难再维持下去了。所以，在“九一八”之前，胡适在学生中的影响要比鲁迅大得多，而“九一八”之后，鲁迅的受欢迎程度日趋上升。鲁迅其实从来没有抗日言论，没有写过什么抗日文章，他跟日本人关系非常密切，也是留日出身，但是他杂文里面民粹主义夹杂着一点民族主义的因素，对政府、精英的冷嘲热讽，加上他出色的文学才华，似乎代底层、边缘、弱势群体立言的平民立场，要比代表精英文化的胡适更能吸引中下层的青年学生。慢慢地在民族危亡当中，理性的声音就失去了主导权。“五四”那种多元的、开放的，试图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的路径渐渐处于下风。 “五四”当时确实有军阀混战，有各种不同的力量，但那套宪法、国会、内阁的框架已经搭起来了，也是事实。“五四”虽然有很多不足（任何时代都会有不足），但至少给每个人提供了追求梦想的各种可能性。蔡元培去世后，陈独秀写了一篇文章说，“五四”没有领导人，但在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是他和蔡元培、胡适三个人。这三个人基本上代表了三个不同的方向。胡适代表一条渐进的变革之路，蔡元培更大度一些，他是讲兼容并包的，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甚至能兼容左右翼。陈独秀是胡适的另一面，代表了以激进革命来改造社会的道路，当然，他到晚年也反思了，回到了没有踏上激进之路的前“五四”状态。中国最后选的是陈独秀的激进之路，陈独秀反思了，但别人沿着他的路走下去了。历史有很多的峰回路转，有很多的“之”字形，走来走去，这个历史又走回来了。 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 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理应比五四时代更好——当然，更好的前提是我们愿意付出多少努力。这里，我想借用米奇尼克的两句话来定位“五四”：其一，“我们不是为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而是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这个说法对今天的国人来说多么新颖，但是放在“五四”时代，他们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可以追求的。在90年前，他们“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早就是现实了。其二，“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而奋斗，不是为一个完美的社会而奋斗！”宁愿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奋斗，也要比为一个虚无缥缈的完美的天堂而奋斗更好。 地上建不起天堂，我们只能建设人间，生而为人注定只能做人间的平凡事。“五四”那一代人没有为天堂而奋斗，他们只是在实践他们自己的人间。

文：杜君立 王小波（1952年5月13日－1997年4月11日） 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金圣叹 据说，本雅明曾经梦想写一本完全由引文所构成的著作，通过把马克思的语录重新组合而写成，就像蒙太奇捕获形象那样，使所有的意义都将得到确切的保留，只是加以重新理解。我刚开始买书和读书的时候，就遇到了王小波。就像一个摘抄名言锦句的中学生，我甚至曾经试图编一本《王小波语录》。正如本雅明所想，用一篇几乎由引文构成的文章来纪念王小波，似乎可以让我看到一个不一样的王小波。 一 有一个选择题：两种职业，一个是一周只上一节课混吃等死的大学教授，一个是默默无闻只能靠卖文为生的“自由撰稿人”，二者之间，你会选哪个？相信大多数人会选教授，但王小波选择了清贫的后者。他把自由和思想看成一个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追求，而不是名与利。 米兰·昆德拉说：“真正的作家永远是一匹害群之马。”如果说余秋雨是文人中的政客，那么王蒙就是政客中的文人，他们都算不上是知识分子，王小波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说过，大学教授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王小波则进一步指出：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 宁可鸣而死，不可默而生。权利就是一种话语权，话语产生权力。有人说，通往地狱的路是由无数沉默者铺成的，沉默就是放弃权力和权利。王小波说：再不说话，人家都要把屎抹在你脸上了。于是王小波开始说话，“自从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 人人有权争胜负，无人有权论是非。如果说鲁迅是一个尼采主义者，那么王小波则是一个罗素主义者。1997年3月20日，王小波给即将出版的《我的精神家园》写了自序。22天之后，这个怀有一颗宁静童心的中年人飘然而去。王小波说：我泄露了上帝的秘密。在后王小波时代，这篇文章被编入普通高中语文读本。 王小波一直是我书架旁的偶像。在某种意义上，王小波是我的一个理想和梦想，是我精神的楷模。我如此喜欢他的智慧和性情，如此理解他的幽默和绝望。我是如此向往他清贫而宁静的自由：活过，爱过，写过；甚至，我希望能像他一样在未老之前死在自己的电脑边，而不是苟延残喘垂死挣扎地死在病床上……这才叫真正的人生，这才叫真实的生活啊。王小波用他安祥而短暂的一生，证明了一个人在中国如何最大限度地保留有趣的自己，而不是出卖无趣的自己。 “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优雅，收获到精雕细刻的浪漫；在一个呆板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起码是黑色的幽默。就是在我呆的这个社会里，什么也收获不到，这可是让人吃惊的事情。”如果说苏格拉底是愤青的鼻祖的话，那么王小波就是当代中国愤青的领袖，是中国一代白领的精神兄长，《我的精神家园》也是中国一代小资的精神家园。“朝闻道，夕死可矣”。王小波说：“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这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 深受王小波启蒙影响的作家连岳说：“王小波写的东西并不多，但足够证明我原来生活的形态与脑子是坏的。王小波说的是常识，这并不能降低他的地位，把常识说得好，反而是功德无量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启蒙，重要的思想，只有当它成为常识时，才更加重要。” 二 “君子谋道不谋食。”卢梭一生以抄乐谱为生；梵高生前几乎没有卖出一幅画；卡夫卡只是一个平庸的公务员；本雅明承认：“有很多地方我可以挣最低限度的钱，也有很多地方我可以靠最低限度的钱过活，但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同时做到这两点”。王小波生前只出版了《黄金时代》，书名还被篡改为《王二风流史》。即使这样，书也没卖出多少。王小波甚至考取了货车的驾照:“有一天实在混不下去了，就靠这个吧。”在自由的王小波背后，是李银河默默的支持，这就是所谓爱情。 王小波与李银河 正如卡夫卡所说：“任何一个在活着的时候不能应付生活的人都需要用一只手遮挡住笼罩他命运的绝望……但他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在废墟上看到的一切，因为他和别人看到的不一样，而且看到的更多；总之，虽然他在有生之年就已死去，但却是真正的获救者。”王小波生前，李银河对别人介绍说：他叫王小波，是我的丈夫，是写小说的。王小波死后，李银河常常自我介绍说：我是作家王小波的妻子。从生前的默默无闻、自费出书、像农民工一样背着自己的书到处兜售，到死后出版社热抢，书商将王小波的书作为摇钱树，甚至连他的情书都不放过。王小波似乎秉承了本雅明的精神和命运，如果说本雅明是“欧洲最后一位知识分子”，那么王小波就是“中国最后一位知识分子”。当那些生前声名赫的名流显贵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时，死后的王小波和本雅明一样声名鹊起，这既是一种王小波式的嘲讽，也算是一种本雅明式的历史公正。梁文道说，王小波是一种炒作起来的神话。我则认为，王小波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最残忍最荒诞的思想标签。 在一个前互联网的时代，王小波感叹，出书比写书难得多。他的愿望是他的作品可以拥有读者，这愿望竟然被作为遗愿实现了。作为一个大众写作时代的预言家，他在《白银时代》中这样解释一个人写作的原因：“假如你懒得做饭，可以喝生鸡蛋，喝4个可以顶一顿饭；假如你没烟抽，可以在床底下找烟头，烟头太干了就在烟纸上舔一舔。有一件事我不教你就会——当你百无聊赖时，就会坐在桌前，拿起一支笔往纸上写，也可能是写日记，也可能是写诗，但是不管你起初是写什么，最后一定会写小说。不管你有没有才能，最后一定能写好——只要你足够无聊、足够无奈。最后你还会变成这方面的天才，没有任何人比得上你——这可能是因为无聊，也可能是因为喝生鸡蛋，也可能是因为抽干烟屁。假如邻居打老婆，吵得你写不下去，你就喊：打！打！使劲打！打死她！——他就不会打了……” 王小波以他的才情、智慧、思想和诚意证明，真实的中国永远在民间，高高的庙堂之上，不过都是些毫无生趣的泥塑神像。王小波以他的生动伟岸创造出了中国文学最丰美的收获，让人们看到了民间思想的无限生命力，正如孔子曾言：“礼失求诸野。” 古来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王小波是个真正的名士和隐士，他推崇尊重，包括对人的尊重、对智慧的尊重。对经历过文革劫难和中国教育体制双重“锤炼”的当代中国人来说，王小波是现代文明和理性智慧的启蒙者。他在犬儒化反智化的当下，更显得像个彻头彻尾的异教徒。王小波以他的真诚和智性，刺穿了传统专制文化所谓道貌岸然的画皮——对专制思想来说，体现生命本质的人性从来都是洪水猛兽。 三 王小波始终对启蒙这个词保持着警惕。他蔑视一切权威和精英主义，始终保持着一种平视的平民精神。这种平民精神在中国作家群体中是独一无二的。即使出身卑微的许多“农民的儿子”，其“发达了”的精英姿态仍随处可见。李银河将王小波称作“骑士”，实际是褒扬他的守望精神，守望一个神圣的精神家园。“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王小波认为，这种诗意是建立在智慧和自由之上的诗意。 “智慧本身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高兴。”王小波以他的温存和得体，为我们打通了一条智慧的通道。 “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王小波为我们塑造了“一头特立独行的猪”，誓死捍卫自己的尊严与权利。后王小波时代，不乏有人做“王小波门下走狗”，这无疑是王小波所反对的，在王小波看来，独立与理性比什么都重要。拥趸与情感往往使人智力低下，狂热的粉丝与暴怒的群氓从来都是反智的产物。 “李卫公死了以后，红拂也不想活了，她想自杀死掉，但是大唐朝制度严明，一切都要纳入计划，所以她每天都要往各种衙门跑，给自己办理殉夫的手续。官员们对她很客气，对她的打算也很赞成，但是还是要她等指标……”王小波在《红拂夜奔》中如是说。 “我看到一个无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性的世界，但是性爱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王小波是一个追求有趣的人，有趣的人是会死的，而且会比无趣的人死得还快，因为活得太长本身就很无趣。王小波曾经讲过一个草泥马的故事，故事里有一个有趣的长工和无趣的地主。在后王小波时代，草泥马已经成为一种最知名的中国动物。 “立志写作在我身上是个不折不扣的减熵过程。……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学才能，我应该做这件事。”王小波说，这个世界自始至终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像我这样的人，一种是不像我这样的人。后王小波时代，也是一个韩寒时代。没有儿子的王小波殒命之际，与王小波同龄的作家韩仁均，将“韩寒”的笔名转交给了儿子。如果王小波是代表智慧的知识分子，那么韩寒则是代表名利的商业偶像。前者意味着寒室与失败，后者带来豪宅与成功，这就是中国的阴阳两界。在一个陷入思想与道德双重贫困的中国，一个“不像”王小波的韩寒被群氓奉为偶像，也被精英们奉为“公知”，他甚至为写作而感到“后悔”。 王小波无疑是中国最早开始电子化写作的先锋，甚至自己编写了电脑程序。他没有手稿，几乎所有的“遗作”，都在一台破旧的586电脑中。后王小波时代已经是一个彻底的电脑时代，但韩寒却要处处“晒”手稿，让人分不清作家还是书法家。造化弄人，这个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好，现实比写作更荒诞，因而也更黑色幽默。当“四两拔干片”与“破着头发”成为典故，“光明与磊落”无疑使皇帝新装臻于完美。 四 在生命的最后，王小波正在写一篇幻想小说——《2010》，他在小说中预言了一个2010年的中国：这个国家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数盲，一种是非数盲。数盲因为什么都不懂所以都成了统治者，非数盲因为能干只能做被统治者。“我对荒唐的理解是这样的：它和疼痛大有关系。我们的生活一直在疼痛之中，但在一般条件下疼得不厉害，不足以发人深省……疼痛的真意：你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轻度的疼痛是威胁的开始，中度的是威胁严重，等到要命的疼时，已经无路可逃了……”“我还要说，数盲把一切有危险的东西都拿走了，也就拿去了活下去的理由。等到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有最大的危险性——这是对他们而言。” 如今，2010已成往事。王小波早已在一个互联网前夜心痛地死于书桌，如同战士死于沙场。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长脑子是多余的”。作为一个生动清醒的人，作为一个文革炼狱的幸存者，王小波曾经热烈自由而坚韧真诚地活过——满怀慈悲与温柔：“强忍悲痛，活在这个世上。”即使生命如彗星般短暂，也是那些从相同年代苟活（像狗一样活）下来的、或沉默的、或装神弄鬼的犬儒们所不能相提并论。 如果说王朔是一个伪善的破坏者，那么王小波则依靠文学的真与美，解构了一个非人的传统，并且真诚地重建人性。王小波时刻提醒人们，理性与逻辑的重要。从现实的疼痛感来说，王小波之后的中国鲜有后来者。李银河说王小波是自由思想家，我倒认为他和海子是一样的人，只是一个诚实纯洁、不愿撒谎的孩子。王小波说的其实都只是一些常识，而我们都已经失去了这种本来的童真和勇气。在忘却现实的荒诞与疼痛之后，我们都沦为心灵与良知的叛徒。 王小波在《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说：“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没有了那只特立独行的猪，这个世界只剩下一个完美的动物庄园。 “文字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看的。”王小波是孤独的，王小波的孤独是喧哗和运动背景下的孤独，这种孤独既令人绝望，又催发希望，王小波的写作一直徘徊在绝望和希望之间，这种暖味是王小波的重要特牲之一，他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以及人的无限可能性。对于作为知识分子的王小波，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他的博学、才华和敏锐的理性思辨，正是这种来自思想的光华，留给了我们关于一个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巨大背景和思考空间。 “人间已无梁任公。”在《红拂夜奔》的最后，王小波颇为伤感地慨叹道：“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没有王小波的时代注定少了许多趣味，但人们迎来了互联网，这是一场草根的狂欢。在一个前所未有、物质丰裕的暴富时代，思想成为人类最后的奢侈品。人们面对思想和艺术时会问：这可以换来钱吗？欲望与成功的时代，名与利正横扫一切。王小波之后，中国不再有名士，但不乏沽名钓誉的犬儒与流氓。 15年来，王小波逐渐成为一个有关拒绝与思考的传说，他只在我们心中微微地坏笑——“人类宁愿死去也不愿意思考”（罗素）。4月是鲜花迷离的时节，非常适合怀念不在人间、不在中国、不在现场的王小波：“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阴茎倒挂下来……”

文：理查德-费曼 理查德-费曼，美國理论物理学家，量子电动力学创始人之一，纳米技术之父 这是杰出的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在美国科学院的一个演讲， 深入浅出、客观理性又激动人心。 这篇文稿翻译于弗罗伦萨，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刻。 近二十年前，我和妻子徐杨充满享受地翻译费曼的书，而书的最后一篇就是这篇讲演词。 那时我们还没有手提电脑， 两年中我们的背包里一直随身带着费曼的书和笔记本， 走到哪里， 写到哪里。 在我结束了一个在德国海德堡的合作之后， 游历意大利到了弗罗伦萨（又名“翡冷翠”， 好美的名字）， 这个文艺复兴的文化和历史集萃之地。 在弗罗伦萨城隔河的小山上， 米开朗基罗的第三个《大卫》带着世纪的勇气，静静地俯瞰全城。 雕塑脚下有个咖啡馆，于是我坐下来歇脚， 随手拿出费曼的书，打算翻译一些再继续旅游。可是当我写下几段之后， 就完全无法停止，费曼几乎就在我的面前。 整个下午， 我一气呵成翻出了整个篇章。 在结尾的时候天色已经黄昏；金色夕阳下的弗罗伦萨突然间全城暮钟如潮。夕阳、弗罗伦萨、《大卫》、费曼，大概世间不会有太多更让人激动，有几近宗教神圣感的瞬间了。 二十年后重读费曼， 依然掷地有声。 与诸君共享。 ——译者李沉简 理查德·费曼：科学的价值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认为科学会有利于每个人。科学显然很有用，也是很有益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参与了原子弹的制造工作。科学的发展导致了原子弹的产生，这显然是一个具有极其严肃意味的事件：它代表着对人类的毁灭。 战后，我对原子弹忧心忡忡，既不知未来会怎样，也更不敢肯定人类一定会延存。自然地，一个问题会这样被提出：科学是不是包含着邪恶的成分？ 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来问：当我们看到科学也可以带来灾难时，那么我如此热爱，并且毕生孜孜为之的科学事业的价值究竟何在？这是我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篇“科学的价值”，你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我在探索这个问题时的所思所悟。 时常，人们对我提出科学家应该多多关心社会问题，特别是要考虑科学对于社会的影响。人们似乎相当普遍地认为，只要科学家们对于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加以关注，而不是成天钻在枝尾末节的科学研究之中，那么巨大的成功就会自然到来。 我以为，我们科学家是很关注这些社会问题的，只不过我们不是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全职而已。其原因是对于这些比科学研究复杂千百倍的社会问题，我们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绝无灵丹妙药。 我认为当科学家思考非科学问题时，他和所有的人一样无知；当他要对非科学问题发表见解时，他和所有的门外汉一样幼稚。今天我的讲演“科学的价值”所针对的并不是一个科学课题，而是价值评判；这样看来，我下面将要讲的大概也是粗浅不堪的了。 科学的价值的第一点是众所周知的。科学知识使人们能制造许多产品、做许多事业。当然，当人们运用科学做了善事的时候，功劳不仅归于科学本身，而且也归于指导着我们的道德选择。科学知识给予人们能力去行善，也可以作恶，它本身可并没有附带着使用说明。这种能力显然是有价值的，尽管好坏决定于如何使用它。 在一次去夏威夷的路途中，我学会了一种方法来表达上述问题——一个佛祠的主持向游客们谈及佛学，最后他说他的临别赠言将使游客们永不忘却（我是真的从未忘却）。这赠言是佛经中的一句箴语：“每个人都掌握着一把开启天堂之门的钥匙，这把钥匙也同样能打开地狱之门。” 如此说来，开启天堂之门的钥匙又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分辨一扇门是通向天堂还是地狱，那么手中的钥匙可是个危险的玩艺儿。 可是这钥匙又确实有它的价值——没有它，我们无法开启天堂之门；没有它，我们即使明辨了天堂与地狱，也还是束手无策。这样推论下来，尽管科学知识可能被误用以导致灾难，它的这种产生巨大影响的能力本身是一种价值。 科学的另一个价值是提供智慧与思辨的享爱。这种享受在一些人可以从阅读、学习、思考中得到，而在另一些人则要从真正的深入研究中方能满足。这种智慧思辨享受的重要性往往被人们忽视，特别是那些喋喋不休地教导我们科学家要承担社会责任的先生们。 我当然不是说个人在智慧思辨中的享受是科学的全部价值所在。不过，如果我们社会进步的最终目标正是为了让各种人能享受他想做的事，那么科学家们思辨求知的享受也就和其他事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了。 另外一个不容低估的科学的价值是它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概念。由于科学的发展，我们今天可以想象无穷奇妙的东西，比诗人和梦想者的想象丰富离奇千万倍。自然的想象和多姿比人类要高明得多。比如吧，诗人想象巨大的海龟驮着大象到海里旅行；而科学给了我们一幅图画——天宇中一个巨大的球在旋转；在它的表面，人们被神奇的引力吸住，并附着它在旋转。 我常常想这些奇妙的东西，这些从前人们根本不可想象，而如今科学知识使我们可以想象的东西。 曾经，我站在海边的沙滩上，陷入了这样的深思： 潮起潮落 无法计数的分子 各自孤独地运行 相距遥远却又息息相关 泛起和谐的白浪 旷代久远 在尚无生物的上古 眼睛还未出现 年复一年 惊涛拍岸如今 为了谁，为了什么？ 在一个死寂的星球 没有为之欣悦的生命 永无休止 骄阳弥散着能量 射向无垠的宇宙 掀动着大海的波浪 大洋深处 分子重复不变 忽然，萌生新的组合 它们会复制自身 由此演出了全新的一幕 愈变愈大 愈变愈复杂 生物，DNA，蛋白质 它们的舞蹈愈加神奇 跃出海洋 走向陆地 站立着 具有认知力的原子 具有好奇心的物质 凭海向洋 一个好奇者在好奇 我—— 一个原子的宇宙 一个宇宙中的原子 这样的激动、惊叹和神秘，在我们研究问题时一次又一次地出现。知识的进步总是带来更深、更美妙的神秘，吸引着我们去更深一层地探索。有时探索的结果令人失望，可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总是兴致勃勃而自信地深钻下去，发现无法想象的奇妙和随之而来的更深更美妙的神秘。这难道不是最激动人心的探索么！ 诚然，没有过科学研究经历的人大概不会有这种近似宗教的感受。诗人不会写它，艺术家也无法描述这种奇妙的感受。我很是不解——难道他们都不为我们所发现的宇宙所激动吗？歌唱家现在还不会歌唱科学带来的神奇美妙，科学对于人们来说还是在讲课中接受的，而不是在诗与歌之中。这说明我们还没有进入一个科学的时代。 这种沉默无歌的原因之一，大概是人们必须懂得如何读这种音乐的乐谱才能歌唱。比如，一篇科学论文说，“鼠的脑中放射标记的磷在两周中减了一半。”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是鼠脑中（你、我的脑子也没什么差别）的磷有一半已经不是两周前的原子了，它们已被替换了。那么我要问：“究竟什么是载有意识的分子呢？子虚乌有么？这些全新的分子能承载一年前在我脑中的记忆，可当时发生记忆的分子却早已被置换了！这个发现就像是说我这个体仅仅是一个舞蹈的编排。分子们进入我的大脑，跳了一场舞就离开了；新的分子又进来，还是跳和昨天一模一样的舞蹈——它们能记住！ 有时我们会从报纸上念到这样的话：“科学家认为这项发现对于治疗肿瘤是十分重要的……”。看，这报道只注重那项发现有什么可利用之处，而完全丢开了它本身的意义。而实际上它是多么奇妙啊！偶尔，小孩子反倒会意识到那些意义；此时，一个科学家的苗子出现了。如果当他们上大学时我们才教他们这些，那就太晚了。我们必须从孩童教起。 现在，我来谈谈科学的第三个价值——它稍稍有些间接，不过并不牵强。科学家们成天经历的就是无知、疑惑、不确定，这种经历是及其重要的。当科学家不知道答案时，他是无知的；当他心中大概有了猜测时，他是不确定的；即便他满有把握时，他也会永远留下质疑的余地。承认自己的无知，留下质疑的余地，这两者对于任何发展都必不可少。科学知识本身是一个具有不同层次可信度的集合体：有的根本不确定，有的比较确定，但没有什么是完全确定的。 科学家们对上述情形习以为常，他们自然地由于不确定而质疑，而且承认自己无知。但是我认为大多数人并不明白这一点。在历史上科学与专制权威进行了反复的斗争才渐渐赢得了我们质疑的自由。那是一场多么艰辛、旷日持久的战斗啊！它终于使我们可以提问、可以质疑、可以不确定。我们绝不应该忘记历史，以致丢失千辛万苦争来的自由。这，是我们科学家对社会的责任。 人类的潜能之大、成就之小，令人想起来未免神伤，总觉得人类可以更好。先人在恶魇中梦想未来；我们（正是他们的未来）则看到他们的梦想有些已经成真，大多却仍然是梦想，一如往日。 有人说教育的不普及是人类不能前行的原因。可是难道教育普及了，所有的人就都能成为伏尔泰吗？坏的和好的是同样可以被传授的；教育同样拥有趋善或趋恶的巨大能力。 另一个梦想是国与国之间的充分交流一定会增加互相理解。可是交流的工具是可以被操纵的。如此说来所交流的既可以是真实，也可以是谎言。交流也具有趋善和趋恶双重可能。 应用科学可以解决人们的物资需求，医药可以控制疾病——看上去总算尽善尽美了吧？可偏偏有不少人在专心致志地制造可怖的毒物、细菌，为化学生物战争做准备。 几乎谁都不喜欢战争，和平是人类的梦想——人们尽可能地发挥潜能。可没准儿未来的人们发现和平也可好可坏。没准儿和平时代的人因没有挑战而厌倦不堪，于是终日痛饮不止，而醉熏熏的人并不能发挥潜能、成就大业。 和平显然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如同严谨、物资发展、交流，教育、诚实和先人的梦想。与先人相比，我们确实进步了，有更多的能力了。可与我们能够成就的相比，所达到的就相形见绌。 原因何在？为什么我们就无法战胜自己？ 因为我们发现，巨大的潜能和力量并没有带着如何使用它们的说明书。譬如，对物质世界认识愈多，人们就愈觉得世界真是毫无目的意义可言。科学并无法指导行善或行恶。 有史以来，人们一直都在探究生命的意义。他们想：如果有某种意义和方向来指导，人的伟大潜能定会充分发挥。于是有了许多种对生命意义的阐述和教义。这些各自不同的教义有着自己的信徒，而某一种教义的信徒总是怀着恐惧的心情看待其余教义的信徒。这种恐惧来自于信念的互不相容，致使原本良好的出发点都汇入了一条死胡同。事实上，正是从这些历史上错误信仰所制造的巨大谬误中，哲学思考者们慢慢发现了人类美妙无限的能力。人们梦想能发现一条通途。 那么，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如何来解开存在之谜呢？ 如果把所有的加以考量——不仅是先人所知，而且他们不知而我们今天所知的——那么我认为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我们还是知之甚微。 不过，正当我们如此承认的时候，我们便开始找到了通途。 这并非一个新观念，它是理性时代的观念，也正是它指导着先贤们缔造了我们今日享用的民主制度。正因为相信没有一个人绝对懂得如何管理政府，我们才有这样一个制度来保证新的想法可以产生发展、被尝试运用、并在必要的时候被抛弃；更新的想法又可以如此地轮回运行。这是—种尝试——纠偏的系统方法。这种系统方法的建立，正是因为在18 世纪末，科学已经成功地证明了它的可行性。在那时，关注社会的人们已经意识到：对各种可能性持开明态度便带来机会；质疑和讨论是探索未知的关键，如果我们想解决以前未能解决的问题，那我们就必须这样地把通向未知的门开启。 人类还处在初始阶段，因此我们遇上各种问题是毫不奇怪的。好在未来还有千千万万年。我们的责任是学所能学、为所可为、探索更好的办法，并传给下一代。我们的责任是给未来的人们一双没有束缚自由的双手。在人类鲁莽冲动的青年期，人们常会制造巨大的错误而导致长久的停滞。倘若我们自以为对众多的问题都已有了明白的答案，年轻而无知的我们一定会犯这样的错误。如果我们压制批评，不许讨论，大声宣称“看哪，同胞们，这便是正确的答案，人类得救啦！”我们必然会把人类限制在权威的桎梏和现有想象力之中。这种错误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作为科学家，我们知道伟大的进展都源于承认无知，源于思想的自由。那么这是我们的责任——宣扬思想自由的价值，教育人们不要惧怕质疑而应该欢迎它、讨论它，而且毫不妥协地坚持拥有这种自由——这是我们对未来千秋万代所负有的责任。

文：蕾切尔·卡逊 本文选自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译者：吕瑞兰、李长生 。摘要：“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当时人们设想中的“控制自然”就是要大自然为人们的方便有利而存在。应用昆虫学上的这些概念和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科学上的蒙昧。这样一门如此原始的科学却已经被用最现代化、最可怕的化学武器武装起来了；这些武器在被用来对付昆虫之余，已转过来威胁着我们整个的大地了，这真是我们的巨大不幸。 从前，在美国中部有一个城镇，这里的一切生物看来与其周围环境生活得很和谐。这个城镇坐落在像棋盘般排列整齐的繁荣的农场中央，其周围是庄稼地，小山下果园成林。春天，繁花像白色的云朵点缀在绿色的原野上：秋天，透过松林的屏风，橡树、枫树和白桦闪射出火焰般的彩色光辉，狐狸在小山上叫着，小鹿静悄悄地穿过了笼罩着秋天晨雾的原野。 沿着小路生长的月桂树、荚蒾和赤杨树，以及巨大的羊齿植物和野花，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使旅行者感到目悦神怡。即使在冬天，道路两旁也是美丽的地方，那儿有无数小鸟飞来，在出露于雪层之上的浆果和干草的穗头上啄食。郊外事实上正以其鸟类的丰富多彩而驰名，当迁徒的候鸟在整个春天和秋天蜂拥而至的时候，人们都长途跋涉地来这里观看它们。另有些人来小溪边捕鱼，这些洁净又清凉的小溪从山中流出，形成了绿荫掩映的生活着鳟鱼的池塘。野外一直是这个样子，直到许多年前的一天，第一批居民来到这儿建房舍、挖井筑仓，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从那时起，一个奇怪的阴影遮盖了这个地区。一切都开始变化。一些不祥的预兆降临到村落里；神秘莫测的疾病袭击了成群的小鸡；牛羊病倒和死亡。到处是死神的幽灵。农夫们述说着他们家庭的多病。城里的医生也越来越为他们病人中出现的新病感到困惑莫解。不仅在成人中，而且在孩子中出现了一些突然的、不可解释的死亡现象，这些孩子在玩耍时突然倒下了，并在几小时内死去。一种奇怪的寂静笼罩了这个地方。比如说，鸟儿都到哪儿去了呢？许多人谈论着它们，感到迷惑和不安。园后鸟儿寻食的地方冷落了。在一些地方仅能见到的几只鸟儿也气息奄奄，它们战栗得很厉害，飞不起来。这是一个没有声息的春天。这儿的清晨曾经荡漾着乌鸦、鸫鸟、鸽子、鲣鸟、鹪鹩的合唱以及其他鸟鸣的音浪；而现在一切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的田野、树林和沼地。农场里母鸡在孵窝，但却没有小鸡破壳而出。农夫们抱怨着他们无法再养猪了──新生的猪仔很小，小猪病后也只能活几天。苹果树花要开了，但在花丛中没有蜜蜂嗡嗡飞来，所以苹果花没有得到授粉，也不会有果实。曾经一度是多么引人的小路两旁，现在排列着仿佛火灾劫后的、焦黄的、枯萎的植物。被生命抛弃了的这些地方也是寂静一片。甚至小溪也失去了生命；钓鱼的人不再来访问它，因为所有的鱼已死亡。在屋檐下的雨水管中，在房顶的瓦片之间，一种白色的粉粒还在露出稍许斑痕。在几星期之前，这些白色粉粒像雪花一样降落到屋顶、草坪、田地和小河上。不是魔法，也不是敌人的活动使这个受损害的世界的生命无法复生，而是人们自己使自己受害。上述的这个城镇是虚设的，但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可以容易地找到上千个这种城镇的翻版。我知道并没有一个村庄经受过如我所描述的全部灾祸；但其中每一种灾难实际上已在某些地方发生，并且确实有许多村庄已经蒙受了大量的不幸。在人们的忽视中，一个狰狞的幽灵已向我们袭来，这个想象中的悲剧可能会很容易地变成一个我们大家都将知道的活生生的现实。是什么东西使得美国无以数计的城镇的春天之音沉寂下来了呢？这本书试探着给予解答。*地球上生命的历史一直是生物及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地球上植物和动物的自然形态和习性都是由环境塑造成的。就地球时间的整个阶段而言，生命改造环境的反作用实际上一直是相对微小的。仅仅在出现了生命新种──人类之后，生命才具有了改造其周围大自然的异常能力。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这种力量还没有增长到产生骚扰的程度，但它已导致一定的变化。在人对环境的所有袭击中最令人震惊的是空气、土地、河流以及大海受到了危险的，甚至致命物质的污染。这种污染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恢复的，它不仅进入了生命赖以生存的世界，而且也进入了生物组织内，这一罪恶的环链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改变的。在当前这种环境的普遍污染中，在改变大自然及其生命本性的过程中，化学药品起着有害的作用，它们至少可以与放射性危害相提并论。在核爆炸中所释放出的锶90，会随着雨水和漂尘争先恐后地降落到地面，居住在土壤里，进入其上生长的草、谷物或小麦里，并不断进入到人类的骨头里，它将一直保留在那儿，直到完全衰亡。同样地，被撒向农田、森林、花园里的化学药品也长期地存在于土壤里，同时进入生物的组织中，并在一个引起中毒和死亡的环链中不断传递迁移。有时它们随着地下水流神秘地转移，等到它们再度显现出来时，它们会在空气和太阳光的作用下结合成为新的形式，这种新物质可以杀伤植物和家畜，使那些曾经长期饮用井水的人们受到不知不觉的伤害。正如阿伯特·济慈所说：“人们恰恰很难辨认自己创造出的魔鬼。”为了产生现在居住于地球上的生命已用去了千百万年，在这个时间里，不断发展、进化和演变着的生命与其周围环境达到了一个协调和平衡的状态。在有着严格构成和支配生命的环境中，包含着对生命有害和有益的元素。一些岩石放射出危险的射线，甚至在所有生命从中获取能量的太阳光中也包含着具有伤害能力的短波射线。生命要调整它原有的平衡所需要的时间不是以年计而是以千年计。时间是根本的因素，但是现今的世界变化之速已来不及调整。新情况产生的速度和变化之快已反映出人们激烈而轻率的步伐胜过了大自然的从容步态。放射性已远远在地球上还没有任何生命以前已经存在于岩石放射性本底、宇宙射线爆炸和太阳紫外线中了；现存的放射性是人们干预原子时的人工创造。生命在本身调整中所遭遇的化学物质再也远远不仅是从岩石里冲刷出来的和由江河带到大海去的钙、硅、铜以及其他的无机物了，它们是人们发达的头脑在实验室里所创造的人工合成物，而这些东西在自然界是没有对应物的。在大自然的天平上调整这些化学物质是需要时间的；它不仅需要一个人的终生，而且需要许多代的时间。即使借助于某些奇迹使这种调整成为可能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新的化学物质像涓涓溪流不断地从我们实验室里涌出，单是在美国，每一年几乎有五百种化学合成物在实际应用上找到它们的出路。这些化学物品的形状变幻不定，而且它们的复杂性是不可轻易掌握的──人和动物的身体每年都要千方百计去适应五百种这样的化学物质，而这些化学物质完全都是生物未曾经验过的。这些化学物质中有许多应用于人对自然的战争中，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二百多种基本的化学物品被创造出来用于杀死昆虫、野草、啮齿动物和其他一些用现代俗语称为“害虫”的生物。这些化学物品是以几千种不同的商品名称出售的。这些喷雾器、药粉和喷洒药水现在几乎已普遍地被农场、果园、森林和家庭所采用，这些没有选择性的化学药品具有杀死每一种“好的”和“坏的”昆虫的力量，它们使得鸟儿的歌唱和鱼儿在河水里的欢跃静息下来，使树叶披上一层致命的薄膜，并长期滞留在土壤里——造成这一切的原来的目的可能仅仅是为了少数杂草和昆虫。谁能相信在地球表面上撒放有毒的烟幕弹怎么可能不给所有生命带来危害呢？它们不应该叫做“杀虫剂”，而应称为“杀生剂”。使用药品的整个过程看来好像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螺旋形的上升运动。自从DDT可以被公众应用以来，随着更多的有毒物质的不断发明，一种不断升级的过程就开始了。这是由于根据达尔文适者生存原理这一伟大发现，昆虫可以向高级进化以获得对所使用的特定杀虫剂的抗药性，此后，人们不得不再发明一种致死的药品，昆虫再适应，于是再发明一种新的更毒的药。这种情况的发生同样也是由于后面所描述的这一原因，害虫常常进行“报复”，或者再度复活，经过喷撒药粉后，数目反而比以前更多。这样，化学药品之战永远也不会取胜，而所有的生命在这场强大的交叉火力中都被射中。与人类被核战争所毁灭的可能性同时存在，还有一个中心问题那就是人类整个环境已由难以置信的潜伏的有害物质所污染，这些有害物质积蓄在植物和动物的组织里，甚至进入到生殖细胞里，以至于破坏或者改变了决定未来形态的遗传物质。*现在，我们正站在两条道路的交叉口上。但是这两条道路完全不一样，更与人们所熟悉的罗伯特·福罗斯特①的诗歌中的道路迥然不同。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行驶的这条道路使人容易错认为是一条舒适的、平坦的、超级公路，我们能在上面高速前进。实际上，在这条路的终点却有灾难在等待着。这条路的另一个岔路——一条“很少有人走过的”岔路——为我们提供了最后唯一的机会让我们保住我们的地球。① 罗伯特·福罗斯特（1874—1963年），美国诗人。归根结底，要靠我们自己做出选择。如果在经历了长期忍受之后我们终于已坚信我们有“知道的权利”，如果我们由于认识提高而已断定我们正被要求去从事一个愚蠢而又吓人的冒险，那么有人叫我们用有毒的化学物质填满我们的世界，我们应该永远不再听取这些人的劝告；我们应当环顾四周，并且发现还有什么道路可使我们通行。确实，需要有多种多样的变通办法来代替化学物质对昆虫的控制。在这些办法中，一些已经付诸应用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另外一些正处于实验室试验的阶段，此外还有一些只不过作为一个设想存在于富于想象力的科学家的头脑之中，在等待时机投入试验。所有这些办法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都是生物学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对昆虫进行控制是基于对活的有机体及其所依赖的整个生命世界结构的理解。在生物学广袤的领域中各种有代表性的专家──昆虫学家、病理学家、遗传学家、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生态学家──都正在将他们的知识和他们创造性灵感贡献给一个新兴科学──生物控制。我们必须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我们的地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发明了许多新的、富于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方法；随着这一形势的发展，一个要反复提及的话题是：我们是在与生命——活的群体、它们经受的所有压力和反压力、它们的兴盛与衰败——打交道。只有认真地对待生命的这种力量，并小心翼翼地设法将这种力量引导到对人类有益的轨道上来，我们才能希望在昆虫群落和我们本身之间形成一种合理的协调。当前使用毒剂这一流行做法的失败使人们考虑到了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就像远古穴居人所使用的棍棒一样，化学药物的烟幕弹作为一种低级的武器已被掷出来杀害生命组织了——这种生命组织一方面看来是纤弱和易毁坏的，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惊人的坚韧性和恢复能力，另外它还具有一种以预料不到的方式进行反抗的秉性。生命的这些异常能力一直被使用化学药物的人们所轻视，他们面对着被他们瞎胡摆弄的这种巨大生命力量，却不曾把那种“高度理智的方针”和人道精神纳入到他们的任务中去。“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当时人们设想中的“控制自然”就是要大自然为人们的方便有利而存在。应用昆虫学上的这些概念和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科学上的蒙昧。这样一门如此原始的科学却已经被用最现代化、最可怕的化学武器武装起来了；这些武器在被用来对付昆虫之余，已转过来威胁着我们整个的大地了，这真是我们的巨大不幸。注：本文选自何怀宏主编“观念读本”之《生态》，杨通进编，三联书店，2017

文：杜君立 正如中国印刷术最早被运用于佛经，谷登堡印刷机的处女作便是基督教的《圣经》，这种42行本的《圣经》也被称作“谷登堡圣经”。从谷登堡开始，《圣经》几乎成为印刷机的唯一产品，因为中世纪的欧洲有无数狂热的信徒。但随着不同版本不同语言的《圣经》如雨后春笋般纷纷面世，却摧毁了一个由教廷和拉丁文一统天下的中世纪。谷登堡印刷机堪称上帝的杰作，传播福音几乎成为它唯一的功能。 在《圣经》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通俗读物，从几句圣徒语录的单页传单，到改编自圣经故事的各种小册子。文字和书籍前所未有地沦落凡间，从珍贵的羊皮卷变成了低廉的读物，从少数贵族和教士扩散到最广泛的社会各阶层，每个人都可以直接聆听上帝的教诲。 在中世纪，天主教是“罗马帝国的幽灵”。虽然没有军队和警察，从某种程度上，罗马教廷延续了罗马帝国对欧洲的统治。教会和修道院控制着欧洲三分之二的土地。正如教会保存了大量文字和书籍，教会也一直是谷登堡的重要客户和资助者。早在印刷《圣经》之前，谷登堡就为教会印刷了大量赎罪券；反过来说，正是因为印刷数量巨大的赎罪券的需要，谷登堡印刷机才得以迅速发展扩散。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倡导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创始人马丁·路德 1514年，勃兰登堡的阿尔贝特为了购买美因兹地区大主教的职位，以修建圣彼得大教堂的名义发行赎罪券，大肆圈钱。3年之后，即 1517年10月31日，身为教士的马丁·路德将批判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维腾堡教堂门口。这本是教士们内部进行学术交流的常事，但令路德没想到的是，仅仅半个月时间，这篇拉丁文文章就经过印刷机传遍了整个德意志，一个月内传遍欧洲。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就从这张“可怕的”传单开始。 《论纲》的核心就是反对教会用赎罪券敛财。“赦免之权只在上帝，教皇无权赦免任何罪债。”路德提出以真诚的信仰来取代虚伪的善功，“因信称义”，以《圣经》的权威来取代教会的权威，以上帝的恩典来取代教皇的专制。“唯独信仰！唯独圣经！唯独恩典!”路德本想点燃一根火柴暖和一下自己，谁知却点燃了整个森林。此后10年间，印刷出版的各种小册子多达600万本，其中三分之一为路德所著。“印刷业和印刷品更广的传播使辩论走出相对孤立的小空间，成为一场普遍的运动”。 路德时代的德国根本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正因为缺乏统一的抄书行会，印刷才得以诞生。当时德国每年流入罗马教廷的财产超过政府税收的20倍，《论纲》在德国引起广泛的共鸣，路德和德国贵族决意要摆脱罗马教廷的掠夺和统治，建立独立的国家教会，用本民族语言进行祈祷，这就是改变西方世界的新教运动。 之后6年，路德用德文翻译了《圣经》，用海涅的话说，“从一种已死的、已埋没在地下的语言，译成了另一种还完全没有出生的语言”；德语从一种蛮族语言变成了一种高雅的文字，路德也因此成为“德文规则的起草人”。德国人第一次看到用自己的母语写成的《圣经》，每个人都可借助德文版《圣经》与上帝直接交流。“这部路德译的《圣经》，通过新发明的印刷术，通过这种黑色的艺术，以成千上万的印数散布到人民中去以后；这路德式的语言在不多几年内便普及到全德意志，并被提升为共同的书面语言。这种书面语言今天仍盛行于德国，并赋予这个政治上宗教上四分五裂的国家，以一种语言上的统一。”在短短的4年间，路德编写了30 本书，总共印行了30余万册；德文《圣经》在两年中总共再版了80次，其中有66种是盗版。1513年，德国印行的图书只有90种，1518年增加到146种，1523年达到944种。随着印刷和出版逐步分离，新兴的法兰克福书展对整个欧洲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历史学家杜兰所说，“谷登堡使路德成为可能”。毫无疑问，没有比印刷更快更好更有效率的传教方式了。就连路德也赞叹道，印刷术是“神的恩典的最大和最极致的显示，福音的影响通过它得到传播”。 实际上，路德并不是第一个反对赎罪券的，但之前的反对者没有印刷机，结果在他们的思想尚未传播开之前便被教会烧死了。印刷这奇妙精微的新艺术，使每个人都求知若渴，同时不免惊诧于自己先前的蒙昧。因为路德，兜售赎罪券的人没有了，推销《圣经》的人随处可见。在漫长的中世纪，虽然人们无比虔诚地信奉上帝，但却没有多少人见过《圣经》；甚至说，《圣经》几乎跟“禁书”一般，任何争论圣经的人都将被视为“异端”而活活烧死。教会向来拥有对《圣经》的绝对阐释权，由圣热罗姆修订的4世纪拉丁语《圣经》是唯一的《圣经》。时过境迁，路德翻译的德文《圣经》等于打破了版本禁锢。 随着印刷《圣经》的泛滥，教会逐渐失去了对《圣经》的垄断，教会势力被大大削弱。一份1583年的《殉教者书》中写道：“教皇要么必须废除印刷，要么就得另找一个世界去统治；不然在这个世界上，印刷必定会推翻他。”经过多年的努力和抗争，罗马教会终于承认了新教（路德派）的合法地位，并且确定了“教随国定”的原则。 从权力角度来说，基督教最重要的教义是“我们应该服从上帝而不服从人”。“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打破了宗教僵化的连续性、传统对过去及对死人智慧的崇拜。这场运动摧毁了保守主义的巨大根基，并使得社会加速变化，独立思想开始出现。” 1611年，由54位学者翻译并由英国国王詹姆士钦定的《圣经》正式出版。1623年，第一本对开印刷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出版。前者包括1万个不同的英语单词，后者多达3万个，而现在英语常用词汇也不过2000个左右。因此，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英语的世界性地位正是由这两部印刷书确立的。这本没有任何注释的《圣经》成为文字世界无与伦比的利器，从英国内战到美国民权运动，《圣经》为反抗暴政提供了无尽的力量和理由。如今，每年由基甸基金会向全世界发放的“詹姆士王圣经”达6300万本之多。 新教革命中的阅读与启蒙 宗教改革是一场思想启蒙，也是一场阅读革命。因为路德的出现，“教堂的时代已成过去，印刷机的时代开始了”。 英国新教改革运动活动家约翰·福克斯在《殉道者》一书中写道：“上帝不再使用刀剑去征服他那地位显要的敌人了，他现在的武器是文字、阅读和印刷。”教堂是口语化的，阅读将宗教变成一种书面语文化；对每个人来说，信仰与思维发生了相互作用，信仰改变了思维，思维也改变了信仰。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宗教始终是印刷产品的最大宗主题。“直到1900年，宗教书籍的出版数量（起码在英国）才首次被其他书籍超过。” 文字与宗教一起，也成为欧洲君主制革命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助产婆。“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开始、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基督教会的分裂这三大历史事件，宣告了旧的大一统理想的终结。” 比路德稍晚几年，茨温利发布《六十七条论纲》，在瑞士掀起了宗教改革的狂潮。受路德和茨温利的影响，加尔文于1536年出版了《基督教原理》，并在日内瓦创立新教加尔文宗。“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神父”，具有极高识字率的日内瓦成为现代第一个“靠严格的自律，使个人自由和平等相结合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基础，是追求道德完美的共同奋斗”。 新教徒崇尚勤劳、俭朴和积极向上，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劳而获，更关注现世而不是来世；他们认为世俗义务是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而工作和劳动是人生最大的责任。“如此赋予俗世职业生活以道德意义，事实上正是宗教改革，特别是路德影响深远的一大成就。”恩格斯发现，“在路德遭到失败的地方，加尔文却获得了胜利。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一大批冒险进取、克勤克俭，对社会有着强烈责任感的信徒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精神代表。后来，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郑重指出，整个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正是源自这种宗教信仰。 与韦伯齐名的桑巴特在《犹太人和现代资本主义》中进一步指出：清教就是犹太教。与偶像崇拜的佛教不同，犹太教的“摩西十诫”中禁止“雕刻偶像”，这使得犹太人的上帝仅存于文字中，或通过文字而存在；这需要人们必须阅读，并进行最精妙的抽象思考，因而犹太人成为最热爱阅读的民族。作为一个长期以来漂泊不定、没有固定生活空间的民族，犹太人的生命空间是基于《圣经》而延续的。《旧约全书》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共同圣经。马克思说，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又还原为犹太教。关于犹太人，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说：“欧洲受犹太人的帮助颇大，尤其是德国人……犹太人的思想影响到哪里，哪里的人便会被教以更精密的分析、更敏锐的辩论，书写更清晰更精简。”犹太作家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说：“发财致富对犹太人来说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是达到真正的目的的一种手段，而根本不是他的内在目标。一个犹太人的真正愿望，他的潜在理想，是提高自己的精神文明，使自己进入更高的文化层次。”犹太民族对现代世界的贡献极其卓越，马克思于哲学、卡夫卡于文学、弗洛伊德于心理学、爱因斯坦于物理学、罗斯柴尔德于金融、沃克菲勒于商业，无一不是开创性的。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作为犹太人国家也是现代的产物。 韦伯说，“在近代的企业里，资本家与企业经营者、连同熟练的上层劳动阶层，特别是在技术上或商业上受过高等教育训练者，全都带有非常浓厚的基督新教的色彩。”社会学家默顿提出，新教精神也是英国科学的主要动力源泉，科学探索是“赞颂上帝”的最可贵努力。“清教主义和科学最为气味相投，因为在清教伦理中居十分显著位置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结合，也构成了近代科学的精神实质。”一份统计资料显示，虽然清教徒在英国占少数，但皇家学会68名会员中，清教徒却占42位。欧洲天主教徒总人口是新教徒的3倍，但在著名科学家中，清教徒人数却超过天主教徒。对于西方文化的“祛魅”而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至关重要，这为西方理性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应当指出的是，理性和独立作为新教的美德，与阅读密不可分。“新教徒们比天主教徒有更多的书，新教从业人员平均拥有的书是天主教相对应人员的3倍，这比例和商人、艺人及低级文职人员一样。在那些被划为‘资产阶级’的阶层中，加尔文派的书房比天主教的大9倍。” “在信奉新教的国土上，到处都开设了学校，他们花费大量宝贵时间阐释教义，但除神学外，他们也传授一些其他知识。他们鼓励人们阅读，从而促使了印刷业的蓬勃发展。”《比利时忏悔录》（1561）在加尔文信徒中不胫而走，书中写道，自然是“我们眼前一部最美丽的书籍，在这部书里，所有创造出来的东西，无论大小，都是向我们展现上帝昭示给我们的无形之物的字母”。 “人必须为真理而战。”印刷术被马克思称为“新教的工具”，其实它还是国家的工具、资本主义的工具和民主的工具。新教革命引发了一场全民阅读运动，并由此发展为宗教民主运动，每一个“上帝的公民”都可以通过阅读《圣经》来直接理解上帝，发现真理，而不需要任何权威专家和中间代理人。 与天主教徒相比，新教徒不仅拥有较高的识字率，而且具有更强的阅读能力，而阅读能力是现代人的基本标志之一。“新教教派之所以多如牛毛，盖源于这样一个观点：《圣经》所言绝对不会出错。”一个人的阅读取消了口语传播的教堂，使人在孤独中面对自我，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被激活。新教传播了关于自由、自治和平等的现代观念，并通过信仰建立了最早的公民盟约关系，这种精神经典地体现在《五月花号公约》中。在美国殖民地时代早期，每个牧师都会得到10英镑来启动一个宗教图书馆；清教徒对文字和书籍有着宗教般严肃甚至神圣的感情，“《圣经》是所有家庭的必读书，因为这些人都是新教教徒，他们和路德一样，相信印刷品‘是上帝天恩的最高表现形式，耶稣的教义将借此被不断推广’”。 伯兹曼认为，天主教有利于诉诸华丽的装饰、美妙的音乐和绘画，而北欧作为新教地区，比较注重词语，并发展出以文字文本为基础的现代民主政体：没有君主的神圣权力，没有神秘主义，仅仅几页纸的文本——美国宪法。换言之，美国宪法、独立宣言和圣经，这三份被广泛印刷的文件，构成美国的根基。 新教是一种倡导文化知识、倡导晚婚、婚姻生活、少要孩子、多受教育、期望长寿的宗教，新教对这一切都起到了促进作用。文明是知识、文化和制度结合的产物，……新教对欧洲的现代化进程总的来说贡献的是合适的文化，而英国新教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则是制度上的，它建立了立宪政体，以及一个非神权的、更宽容的教会，并使教会成为社会而不是国家的一部分。 19世纪的德国法学家吉尔克指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现代社会里，个人主权与国家主权并存：一方面，个人从家庭、宗族、地域和宗教如同的阴影下独立出来，成为社会基本单位和法律保护对象；另一方面，民族国家成为现代社会的权力中心。“加尔文与路德关于人的学说，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他们为这样一种观点奠定了理论基础：不能把人自身的幸福视为其生活的目标，人只不过是为达到其自身之外的某种目标的一种工具，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强大无比的世俗权威和规范、国家、事业、成就的附庸。” 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像 值得一提是，新教运动的压力迫使罗马教会不得不进行内部改革，“耶稣会”登上历史舞台。耶稣会试图重新恢复天主教徒的美德——清贫、贞洁、服从，他们创办大学和医院，投资工商业，研究科学，教育青年，传播古典文化，培养了一大批的思想保守，但信仰坚定的知识分子。这些不穿盔甲的传教士作为现代十字军骑士，不远万里，游走世界，出入宫廷，关注科学。利玛窦、卜弥格、汤若望、南怀仁、蒋友仁、郎世宁等，成为17世纪中国与西方交流的真正的“世界公民”。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年初，利玛窦写道：“在中国，通过我们的科学，就能收获累累硕果。”5月12日写信要求耶稣总会“派数学家并随身带科学书来北京”。 耶稣会作为最有学问的宗教组织，早在创立人西班牙的罗耀拉起草会章之际，就已经呼吁有系统地搜集、传递、出版各类信息。耶稣会发展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从1534年创设起，一直到1782年普遍遭到镇压为止，近250年间，共出版了5600种科学方面的著作，包括医药、地理、农学和自然史等。1735至1795年间，北京的耶稣会士总共翻译了400多种中文作品。利玛窦、白晋和殷弘绪等人写了卷帙浩繁的报告，寄给他们在法国的上级，促成首座全球信息网的诞生。 注：本文节选自杜君立《现代的历程》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