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5日，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在2019中国ThinkBig新年论坛上做了题为《2019，是对2018做出反应的一年，并决定着2020年之后的走向》的演讲。特此刊发演讲实录，以飨读者。 关于刚刚过去的2018，我认为可以用一个关键词总结：出乎意料。也就是说过去这一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有的是我们开始就想到的，有的是根本没有想到的。而且2018年发生的这些事情，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很难从政策和技术的层面来做出反应，需要从更深层更根本的层面做出反应。 关于已经到来的2019，如果要进行预测的话，我认为是：高度不确定。中央给出的答案现在看来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2019年“高度不确定”这个特征会显得尤为突出。 所以从历史定位来说，我们可能正处在一个关键期：无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2019年可能都含有定调的含义：2019年既是需要对2018年做出反应、给出答案的一年，同时也决定着2020年之后的走向。 1 2018年发生了什么？ 大家都知道过去这一年特别是进入下半年，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和企业有关的贸易冲突，贸易战。所以经常有朋友会问：孙老师您认为什么时候会结束贸易战？ 其实本质上他想问的是整个国际环境，特别是中美关系什么时候会发生根本性的好转？但是这个问题真的不是很好回答，为什么呢？ 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对2018年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的理解，2018年4月份的时候，特朗普开始四面出击。从表面上来看特朗普好像四面出击，四处树敌，对于熟知孙子兵法的中国人来说，认为他在策略上至少是不明智的。但我们要问的是：这种现象背后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在当今世界上发生的不仅仅是贸易战这一件事情，我强调的是一定要看清楚现在世界上正在发生两件事情： 1、一件事情是与利益全球化相关联的贸易摩擦、贸易战。贸易战的事情至少表明过去这种全球化的模式走不下去了，因为全球化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元的大量输出来推动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是角色之一。 2、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以遏制中国为主要内容的冷战和准冷战的过程。将来冲突的焦点可能会更多地转向技术、市场、产业链、投资、金融，甚至包括安全、军事、政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是主角之一 。 如果你分不清楚这两个过程，特别是看不到第一个过程。你就很难理解美国和中国在打得不可开交的同时，为什么对盟友也是毫不客气，甚至痛下杀手。 如果你看不到这样一个过程，你就很难理解他在和盟友打的不可开交的同时，只要一转身对付中国他们又是坚固的联盟。所以这两个过程混在一起就会导致一系列的误判。 如果把这两个过程分开，你就可以看到整个贸易战的过程，可能会是起起伏伏，在这个中间出现妥协甚至停战都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你知道现在世界上不仅仅在发生贸易战，那这个过程就将会旷日持久。 所以我想这个分析这两个过程，对了解2018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更重要。 在当今世界格局上，中美关系回到过去完全没有可能，而这也同时意味着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甚至中国发展的窗口期已经改变。 这也就意味着，历史已经提前了十年，至少美国早觉醒了十年：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能继续按照韬光养晦，埋头发展的方式再搞十年，那未来美国对中国在经济上还真的没有办法。但是现在，一切都戛然而止了。 大家知道，美国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作为头号强国，美国的任何一个总统在执政之后都必须要做一件事情：为美国重新进行定位。这个定位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判断究竟谁是我的对手，谁是我战略上的敌人。 特朗普上台之后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穆斯林恐怖主义？俄国？中国？伊朗？叙利亚？朝鲜？...但是他一直拿不准究竟哪个应该是头号对手，甚至从他最初出台的政策来看，他将穆斯林恐怖主义作为头号对手，当时出台的政策都是针对穆斯林恐怖主义的。 但是当他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中国出来了一个《厉害了我的国！》。于是特朗普恍然发现，原来目标在这儿。所以，中国最后通过两年时间的努力，将自己弄成美国的头号敌人。 这就是从2019年开始我们需要面对的新环境和新问题。 2 这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首先可能意味着：因为国际环境的变化，新的变数和新的情况的出现，将中国本来发展过程中的逻辑打破了，继续走下去会非常艰难，会遇到一系列未可知的问题。 所以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我就在想：中国会不会进入艰难十年？如果中国进入艰难十年，我们思维应该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或许将会由扩张性思维转变为收缩性思维。为什么？因为中国发展本来的逻辑走下去相当的艰难了（持续20年的以房子为中心的阶段基本结束），按照发展自然逻辑来说，中国将要进入下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就是消费升级，而这个转变实际也是一个社会升级的过程。 有消费升级支撑的经济转型，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回望2015，大家可以回想一下，那时候全国的房价基本平稳，关心房价的人也比较少。这也就是说，当时的房价没有受政策影响，基本就稳到那儿了。 后来政策上莫名其妙的来两招：第一招房地产去库存，把一二线城市的房价翻了一番。第二招棚改货币化安置，把三四线五六线的城市翻一番，就这两招，把中国房价翻了一番。 各位可以想如果没有这两招房价可能基本上就稳在这儿了，把房地产慢慢边缘化，把经济引向实体经济和民生上来，现在的情况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 这也就是说，其实到2015年年底的时候，过去二十年以房子为中心的阶段基本上应该过去了，房地产应该进入一个正常的发展阶段：这个转型如果真正形成了，那么中国经济有可能就会形成新的动力，越过中等收入陷井，进入一个新的中等收入阶段。 然而不得不面对的就是：当前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就不得不把相当一部分精力用到应对这个上来。所以之前自然的经济发展过程，就会被打断。 特别是由于这样一个国际环境的变化，将来我们会面临一系列的陷阱： 1、军备竞赛的陷阱。如果冷战或者准冷战的过程发生，军备竞赛可能是当中必然的一部分。但是大家不知道军备竞赛是非常花钱的，一架B2轰炸机至少20亿美元，10架就1400亿人民币。 2、自力更生的陷阱。面对这样的情况技术封锁是必然的事情。有人豪迈地说在毛主席时代，封锁十年八年我们什么都有了，有的主流媒体还说这样我们可以赢得一个自力更生的春天。但是我们一定要冷静地意识到：自力更生一定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事，这个过程要要走很多的弯路，要浪费很多时间和资源。 3、选择陷阱。冷战是一种高度的敌对。这样意味着我们选择的余地会极大缩小，自己发展的路也会越走越窄。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意识到国际环境可能发生的变化，和在这个过程中相应逻辑的改变和突破。 32019年将高度不确定 2018年出了题目，2019年要怎么回答？这个回答和反应的过程就有极强的不确定性。 1、背景的不确定性。刚才我说的两个过程，无论贸易摩擦，贸易冲突、贸易战的过程，还是说冷战准冷战的过程，都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明确自己发展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将所有的底牌都放在和外部势力争个高低上？还是踏踏实实增进人们的福祉改善人民的生活，缩小贫富差距？我觉得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2、方向的不确定性。在这种不确定的背景下，是用一种强化市场的社会民间力量来应对？还是用权力的方式应对？换句话说国家应该朝什么方向走，从而去应对这样的挑战和危机，这个是高度不确定的。 3、体制的不确定性。最终究竟是人们期待的那种倒逼改革的方式，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利用旧体制的资源实现计划回归？在这些问题面前如何做出选择，实际上是高度的不确定的，而这些选择很可能会决定今后的基本走向。 4、政策的不确定性。我觉得这是2019年非常现实的问题，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中国发展的思路。 所以关于未来发展，必须要重新思考中国发展的大问题，中国的未来取决于国际上和平与合作环境的再形成，和国内以财富下沉为基础的民间动力的再造，如果以上这些问题不解决，靠技术层面和政策层面将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注：本文转载自“中制智库”公众微信号。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中国有精英教育吗？ 文：宋石男 当代中国没有精英教育。 　　什么是精英?按照古代中国人的说法，“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刘劭《人物志》)。精英不但拥有智慧，还得富含勇气。而按照17世纪法国人的说法，精英意指“精选出来的少数优秀人物”。精英是稀少的，而且是被精选出来的。 　　无论依照古代中国人还是17世纪法国人对精英的定义，当代中国或许有精英，但没有精英教育。 　　看上去，高等教育有精英教育的意味。但中国大多数高校已经是大众教育，2014年全国高考录取率约为74.3%，足以佐证。 　　少数录取率低的名校，如北大、清华，仍然不是精英教育，而是针对应试精英的大众教育。 　　北大、清华一类名校，主要只能通过高考来选拔人才。高考显然不是挑选精英的机制，而只是让应试精英脱颖而出的机制。应试精英中或许也有日后的精英，但它并不等同于精英本身。应试精英只能证明自己演算的能力、记忆的能力和按照章程完成任务的能力，他们无法证明自己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审美能力，当然更不能证明自己拥有出类拔萃的的道德勇气、坚如磐石的责任心和正道直行的价值观。 　　应试精英无法证明他们拥有这些珍贵的特质，多年的应试教育已经很大程度上摧残了培养这些特质的可能性。在应试方面越是得心应手，在其他方面就越可能相形见绌。我们的中小学教育是一种摧残性的体系，它不致力于培养整全的人，相反，它恰恰要趁你还没有成长为整全的人之前，利用你的不成熟和机械性来控制你。 　　升入高校之后，这种局面仍然不会得到扭转。应试精英进到名校，接受的只是大众教育与政治教育。大众教育意味着他们可以获得职业技能，通过对应的知识传授与实践训练，但他们无法获得通识与判断力。政治教育意味着他们会在惩罚与规训中习得服从的品性，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做一个中规中矩的好学生，但无法培育对尊严与权利的渴求，从而无法形塑精英所必须具备的道德勇气。 　　即使在北大、清华等名校，人们也只是学习怎样成为社会机器中一个更有效的齿轮，学习一大堆除了没用外没有任何缺点的东西，然后兴高采烈地进入社会，作为一个精巧的自利者而奋斗终身。无论在知识层面还是人格层面，他们都未能通过高等教育而变成整全的人。 　　然而，精英必须是整全的人。 　　在知识层面，精英需要具备通识。他不能仅仅学会从淘宝上购买钻戒就认为自己懂得了爱情的真谛。正如1946年华盛顿大学诺斯兰教授所言，具备通识的人，致力于个人的整体健全发展，包含提升生活的目的、提炼对情绪的反应，以及运用我们最好的知识来充分了解各种事物的本质。而在当下的大学，我们看不到什么通识教育的迹象。 　　在人格方面，精英需要培育自己的责任感与道德勇气。在这个层面，精英教育既要帮助年轻人成为独立的个体，拥有独特思想和个性化生活，又要使他们能适应公共生活，成为公民和共同文化的继承者。在当下的大学，我们同样看不到有什么苗头，来帮助一个人成为未来中国的脊梁与良心。 　　成为精英是一条孤独而艰难的道路。在中国的高等教育里，集体主义被强调，世俗功利被置于首位，从而背叛了孤独与艰难。 　　孤独本是人类命定之事。孤独是一个人渐渐湮灭的旅程，但在此旅程中，他多少会留下些什么，以使自己不至于那么孤独。一个人要成为精英，就得学会与孤独和睦相处，妄想战胜孤独就如同爬上一堵倒向自己的墙。如果在某种教育之下，一个人学会的只是如何在集体中与他人虚与委蛇并且抱团取暖，步调一致然后党同伐异，那么他是不可能成为孤独者从而成为精英的。 　　艰难意味着通过真正的思考和有价值的生活来发现自我，寻找时代的真相。艰难意味着康德发出的那条古老指令：“敢于去认识”。然而，在中国的大学里，多少人被迫卸掉了艰难地思考自由、追求自由、实现自由的重负，最终变成一块被使用多年的肥皂，磨掉棱角以便在社会上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正因如此，我们这个时代即使有精英，也不是任何教育制度所培养的，而是他躲过了命运中一次又一次可能使其萎缩、畏缩、猥琐的劫难，凭借自我教育这种最高等的教育，终于使自己成长为精英。再说一遍，我所说的精英，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而是一个整全的人，无论他是否拥有名位、金钱或权力，只要他具备通识与判断力，富含道德良心与公共责任，并将之付诸实践，那么他就是/才是精英。 　　杰弗逊对自然贵族(真贵族)与人为贵族(假贵族)的区分，或能增进我们对精英问题的理解。1813年，他给友人写信说：“在人和人之间有一些自然贵族，因德行和才能而优秀。还有一种是因为财富和家庭身世而成就的假贵族，他们既无德又无才……自然贵族是社会教化、信任和治理的宝贵的人才…………假贵族是良政的祸害，应该有制度防止他们得到升迁”。 　　自然贵族与人为贵族，或者说精英与伪精英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为了价值而活，后者则为了价格而活。这里讲一个故事，未必是真，但饶富意味。有人问亚里士多德：“你和平庸之人有何不同?”亚翁答：“他们活着是为了吃饭，而我吃饭是为了活着”。同样，精英吃饭是为了活着，而伪精英活着只是为了吃大餐。 　　中国没有精英教育，五花八门的伪精英教育于是招摇过市。近乎于相亲的商学院，近乎于行骗的国学班，以及近乎于精神病院的灵修培训，价格高昂，招牌闪亮，但无论它们如何标榜自己的高大上，仍然只是培养老鼠和弱智的学堂。 　　最近的例子是今夏一个“北大清华文化深度之旅”，其声称“全方位体验北大清华的优质课程，帮助精英家庭的孩子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10天收费29800元”。夏令营聘请北大清华名师授课，高考状元全程陪同，开设马术、高尔夫等实践课程，“以培养孩子的贵族气质和领导精神”。 　　要傻到什么地步，才能相信这就是真正的精英教育呢?

1792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以向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派马戛尔尼勋爵率团访问中国，目的是与清政府进行外交谈判，扩展英国对中国的贸易和交流。英国当然希望获取一些特权，因为当时的中国，通商仍然是一种特权，没有政府的允许不行。 经过近10个月的旅程，马戛尔尼终于来到了中国。1793年9月8日，马戛尔尼使团一行到达乾隆皇帝的热河行宫。虽然在觐见乾隆帝之前，曾因觐见礼仪问题双方发生争执，但乾隆帝对第一个英国朝贡使团因为仰慕他的天朝并前来恭贺他的寿辰，还是感到非常欣慰，马戛尔尼一行受到殷情的接待。随后，马戛尔尼以英王陛下的名义呈交了一份照会，并要和珅转呈乾隆帝。照会要求派使臣驻北京并扩大通商；要求将贸易扩展到宁波、舟山和天津；准许英商像以前俄商一样，在北京设立商馆；将舟山附近一处海岛让给英人居住和收存货物；在黄埔附近的长洲岛建筑一所医院，供水手疗养等。对这些要求，乾隆帝在给英王的两道敕谕中一一驳回。他认为英王派使臣驻京既属无益，且与清朝体制不符。他把允许西方各国来华贸易说成是“天朝”的一种恩惠最终，因为“天朝无所不有”，根本用不着与他国交易。马戛尔尼在北京及承德待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一无所获，被“优雅”地打发走了。 欧洲关于马戛尔尼使团朝觐乾隆帝的想象图 从今天的标准看，英国提出的这些要求即使不能说全尽合理，也不能说很过分。至少，英国人想在北京设个办事处，想扩大贸易区，没有什么过分吧？ 人们通常认为，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如果不做假设，我们很难理解历史。设想，如果清朝政府能以平等的主权国而非“藩属”对待英国，认真研究一下英国的要求，与其谈判达成一个对等的协议，同意英国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开放几个口岸，同时也要求在伦敦设立一个中国办事处，鼓励中国商人去英国做生意，之后的中国历史乃至世界的历史就可能完全不同了。 我们经常把当时的西方国家称作“列强”，既指他们的强大，也指他们是强盗。确实，中国的大门就是被这些“强盗”用“坚船利炮”打开的。但就我理解，这些列强最初来到中国还是希望按照市场的逻辑从事商贸和交流，并没有想用强盗的逻辑征服中国。如果当时中国的当权者能理解市场的逻辑，顺应全球化的大趋势，主动开放门户，改革体制，再有一个合适的外交战略，中国不仅不需要割地赔款，而且完全有希望与列强平起平坐，如日本的经历所显示的那样。但我们拒绝了市场的逻辑，最后被强盗的逻辑征服了。由此，我们有了现在所知道的这200年的中国历史。 近代中国的历史总是与英国分不开。事实上，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开始，已是一个公认的标准。1997年中国从英国手中收回香港的主权，被认为是雪洗了中国的百年耻辱。《博物馆里说中英金融史》一书从货币和金融市场的角度解读跨越200多年的中英关系史，对我们理解和反思中国的发展道路非常有价值，值得一读。 这本书让我感到美中不足的是，编撰者还是有太多的我们国人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情节，这使得他们在叙述历史的时候，时常会偏离市场运行本身的逻辑，甚至有点“阴谋论”的解读，这对我们理解真实的历史是不利的。举例来说，五卅运动后国人抵制外国银行，发生挤兑，一些中国的银行和钱庄暗中接济英、日银行。作者感叹道：“在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强烈爆发的五卅运动期间，中国的银钱业不仅不“响应运动”，而且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暗中频频接济外国银行。华资银行和钱庄的大力支持对英资等外资银行渡过难关起到了一定作用。”我没有办法推测，如果中国的银行和钱庄不接济，外资银行是否都会倒掉；如果他们倒闭了，对中国的金融和经济究竟是好是坏。但读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1989年政治风波后的情形，当时香港居民挤对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汇丰等外资银行也是出手相助了。其实，现代市场经济下各个利益主体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他们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维护市场秩序的稳定是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在，我们不能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理解这种现象。作者在叙述外国银行对中国金融机构的拆借、对中国政府的贷款等商业行为时，也存在类似的、我称之为“强盗逻辑的思维方式”。商人的利益与国家并不总是相同的，同一国家的商人之间也有冲突，这种冲突有时比他们与外国商人之间的冲突还要大。本书作者自觉不自觉地把英国的银行当做一个统一的行为主体，这是值得商榷的。 当然，这种“强盗逻辑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史的编写中是普遍存在的，因为国人至今仍然对我们在近代所受的屈辱耿耿于怀。我们虽然也怨恨自己的政府不争气，更愤怒于列强的不讲理。也许，只有中国真正强大了，我们才能心平气和地描述我们的历史，就像我们现在描述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一样。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近代中国所遭的强盗逻辑之苦，与我们的“强盗逻辑的思维方式”不是没有关系的。 金融博物馆告诉我们的是过去的历史，但目的是启发我们更理性地思考未来。强盗逻辑的思维方式有助于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但只有市场逻辑的思维方式才有助于我们的幸福！ 注：本文是作者为《博物馆里说中英金融史》一书所写的序言。

大人物的“痛哭” 文：黄东黎（蒙特利尔）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人生一世总有不顺与悲伤之时，哭，也就很难免，尽管它不是“常态化”。男儿有泪不轻弹，是指男人要比女人天性坚强，不容易掉泪。所以大男人的哭显得特别，而尤以大人物的“痛哭”，能引起人们惊异，甚至社会“震撼”。 前不久，微信群里有一个十分醒目的标题《蒋介石晚年痛哭评价毛泽东，感动全球50亿人！》，该文转载自“百事通”。不用说，这很吸引人，蒋介石和毛泽东斗了一辈子，水火不相容，他被打败逃离大陆反倒痛哭起老对手了。 此文开头：朝鲜战争后，蒋介石仰天长叹，对儿子蒋经国及毛人凤等军事将领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毛泽东的对手，盟国（美国）说我蒋介石不行，我看他们西方国家也是一群蠢猪。毛泽东是中国人的骄傲啊，中共有多少能者，我都不放在眼里……毛泽东打仗是艺术，各方面的领导都是艺术！蒋介石突然把声音提高了八度“是高超的艺术！要研究、学习毛泽东！” 接下来是：台湾首度解密蒋介石临终遗言，蒋介石说过：“毛先生才是伟人，我干了一辈子坏事，愧对国人，愧对毛先生。”蒋介石之将死，其言也善，他最后说：“没有毛先生，中华就四分五裂了。我死后，请把我灵柩朝北京摆放，我要向毛泽东请罪。” 文章未属作者姓名，短短的到此为止，并没有蒋介石“痛哭”的字样，文不对题嘛。不要紧，下面有“阅读原文”标记，点击后却无法显示原文，“百事通”是何路门神？我没必要去查找，因为看了这有板有眼的“导语”，就已确认它不是真事。但肯定有不少人相信，链接分享——蒋介石痛哭评价毛泽东是“中国人的骄傲”，忏悔自己“干了一辈子坏事”，“要向毛泽东请罪”，于是人们对老蒋的“深明大义”伸出大拇指，给“解密”的文章点赞，并且“感动全球50亿人！”作者不仅解密，还有数据统计，果真如此，那要谢谢“百事通”了。 还记得此前有一篇文章，说是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兴奋地把这一消息报告给毛泽东，没想到毛泽东面无表情的挥挥手，坐在沙发上沉思，没有吃饭，一天没出屋，后来竟独自失声痛哭。文章解释，毛泽东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是在想自己的这个老对手，怎么就先走了？ 哭，大多是伤心的流露，也有乐极生悲。毛泽东爱子毛岸英在朝鲜牺牲，身边人员回忆他没有掉一滴眼泪，风烛残年的毛泽东却为蒋介石的死而哭，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你能相信吗？但文章就是这么写的，大概是另一种“解密”，自然就满足了某些人的好奇心理。而后，才有了蒋介石“痛哭评价”毛泽东。 我又想起四五年前见到的一篇奇文，说1971年发生“9.13” 事件，蒋介石得知林彪机毁人亡后，伤心哭了起来。这无疑又是个“新闻”。林彪是中共名将，长征中率领红一军团披荆斩棘，一路突破险关，保卫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解放战争率四野抢占东北，指挥辽沈战役消灭几十万国军精锐，再率百万部队进关一直打到海南岛，为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立下盖世之功。建国后的文革中，林彪成了毛泽东的接班人。 对蒋介石来讲，中共副统帅林彪是叛徒，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他却为林彪之死而哭，令人匪夷所思。文章解释道：蒋介石是黄埔军校校长，林彪是他的学生，蒋介石认为林彪接班掌握大权后，会念及师生一场与他合作，实现其“光复大陆”之志，林彪意外身亡，蒋介石的希望破灭，因此伤心哭泣。如果这个逻辑成立，不是老蒋患了神经病，就是作者“一厢情愿”的梦想，不过是表明蒋介石不计前嫌，博大胸怀，知人重情义而已。大概是《作家文摘》转载的文章，所说的这件事不见出处，我也没记作者是谁，看后便当废纸扔掉了，事后觉得，应该把它留作茶余饭后的“聊证”。 毛泽东是伟人，蒋介石是不是呢？有点不好说。当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在宴会上举杯高呼“蒋委员长万岁”，毛泽东称过谁“万岁”？所以蒋介石也应该是伟人，后来毛泽东把这位前中国领导赶到了台湾，此一时彼一时。但他们都是世界级大人物，去世三四十年后，有人推出了毛蒋互相“痛哭”的杰作，不知是捧还是骂。 俗话说人有七情六欲，贫贱之家百事哀。平民百姓的哭，比起那些大人物，更让人相信，也同情，因为真实。却也不全如此，苏东坡可谓大人物，中国宋代的大文豪，看看他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这是苏东坡梦见早逝的爱妻王弗，凄怆不已，直抒悲怀，写下了这首沉痛感人，千古传诵的悼亡词。后人确信作者的“梦”是真实的，而不是假托的。 近代洋务派首领、晚清重臣李鸿章，也是家喻户晓的大人物。他师从曾国藩近30年，当闻恩师逝世，悲从中来，在给其弟书信中写道：“（曾国藩）谋国之忠，知人之明，昭如日月。生平公牍私函，无一欺饰语……中流失柱，滔滔如何？一朝仙去，不复归来，为公为私，肝肠寸裂！兄本为拟文哭之，无如一字落墨，泪寄千行……”。李鸿章的这段话，评述他认知的曾国藩，表达了对师长的深情厚谊，字里行间朴素真挚，颇为感人。他的“泪寄千行”，我认为是真实写照。 中国人讲顺其自然，凡事相信，凡事就少有自己的思想判断，但也喜欢猎奇，更善于“传诵”。这种习风下来，于是有文人墨客，不知从哪里弄来或者裁剪出种种隐秘，自以为得计而有益。更有无聊的人，不时搞出一些无聊的消遣，“痛哭”都成了一项炒作，也有不少写周恩来某时为某事的痛哭，标题显眼，却不知其真假与究竟有何用。诸如此类，许多人便去相信，或者甘愿受欺听之，还口笔相传，以致无聊的东西长存于世间。就像舞台上的变戏法，一套一套的，总有人会看的。 当下互联网时代，写东西比白纸黑字的书报来的容易，捧骂几乎没有成本，传播更方便，更快更广，什么揭秘、爆料、惊现、解密、震惊层出不穷，美其名曰“任性”。而不管这些是否真实，是否臆造，有无现实意义，有风即是雨，随帖的、点赞的、写评语的接踵而来，似是而非，不辨真伪，偏有人跟着闲聊，舍得花时间消遣。 从微信群看到“蒋介石痛哭评价毛泽东”，想到了这许多，对于一家之言的“猛料”，无论涉及什么方面，报纸还是网上的，都需过过脑子，融入自己思考，有必要就研究一下，不然干脆不看，也不致于轻易相信。人云亦云的“传讹”，更不可取，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先贤“公牍私函，无一欺饰语”，我们今天做起来还真难啊。

现在，成功学是一门显学。各种层出不穷的成功学大师、畅销书、课程迫不及待地要教人怎么成功。结果，社会上的成功人士没有增加多少，而陷入亢奋、焦虑、自卑的人却越来越多。粗制滥造、投机取巧、忽悠人的成功学就是一种毒药。 成功学把价值绝对的单一化，成功与失败成为二元对立的两种状态，成功成了有钱、有势、有地位的代名词，把越来越多的人引导向片面、扭曲的价值观。 在成功学的逻辑中，如果你没有赚到“豪宅、名车、年入百万”，如果你没有成为他人艳羡的成功人士，就证明你不行，你犯了“不成功罪”！助你“实现人生价值”、“开发个人潜能”、“三个月赚到一百万”、“有车有房”、“三十五岁以前退休”……成功学泛滥于职场和网络，上进人群迷失在多款提升课程和短期培训班里，成功学大师满天飞，成功学培训蔚为大观成产业。 个人奋斗很可嘉，实现自我很诱人，名利滋味很甜美。但一个社会结构中，成功人士不过1%，且离不开长期实干和机遇。若成功一学就会，且成王败寇，成功人士光荣，非成功人士可耻，那么，社会中99%的大多数还怎么活下去？生活中有许多美好事物和价值，是成功学课程所蔑视、给不了的和教不会的。 当全民成功变成狂热风潮，成功上升为绝对真理般的、人人趋之若鹜的主流价值观，成功学就是一粒毒药，而信奉成功学的人就沦为牺牲品。 1 躁动时代的成功迷梦 当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日记中写下近似谵语的成功梦想时，我们无从断定这种梦想虚幻与否；当众多的人沉浸在以“别对自己说不可能”之类的朴素箴言达到成功的迷醉当中，我们也无从判断这种成功捷径的可行性；当全社会都奉行着“豪宅、宝马、年入百万”的成功标准时，我们也无法知晓这种价值观的正确性。 我们唯一可知的是，我们全社会都在追求成功，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什么叫做成功。开发潜能、拓展人脉、身心灵平衡，执行力、细节、沟通、行销，感恩、励志、提升……我们用尽了所有的方法和词汇来表达迫切成功的心情。 毫无疑问，在当下的急躁情绪中，成功学讲师已然成功，众多追随者渴望成功，中国正在成功。 2 成功学的文本逻辑 卡耐基说拿破仑·希尔的成功学是“经济的哲学”。 拿破仑·希尔说乔治·克拉森的《巴比伦富翁》永远有它存在的价值，“因为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始终没有改变”。 汤姆·霍普金斯在人生征途上屡战屡败，最后一笔积蓄投给了“世界第一激励大师”金克拉的培训班。 “华人成功学大师”陈安之也是在遇到安东尼·罗宾之后，从此走上成功之路，因为“卖产品不如卖自己”。而张锦贵则被陈安之评论为：“张锦贵是唯一能令我感到有压力的华人讲师。” 只有成功学大师才能评论成功学大师，而圈外的人则要么举头仰视，要么敬而远之。 那么，成功学何以建立了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和话语体系？ 如果分析一下成功学的基本讲义和惯用词，你会发现，基本上就是人类世界已知的公理。 比如，安东尼·罗宾的“必定成功公式”： 第一，决定出你所要追求的是什么；第二，拿出行动来；第三，观察一下哪个行动管用，哪个行动不管用；第四，如果行动方向有偏则修改之，以能达到目标为准。 按照这些无比正确的讲义，理论上当然“必定成功”；但如果不成功，也只能说明你的行为有偏差，而不能说明这些公理不正确。 成功学善于比喻、善于利用生活细节说服人，用前些年流行的说法叫做“心灵鸡汤”，美国人则把这叫做“便利店哲学”，即为廉价、方便、随手可得但颠扑不破的正确道理，它们的文本基本上就是用高科技词汇和营销术语来表述的知音文体。 成功学也善于化用宗教内核，从美国发端的成功学无不浸透了清教精神，“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化作了“人人都有机会成功”。而在中国的成功学传播过程中，宗教话语变得更加神秘，“感召”、“奉献”、“支持”等似是而非的词汇和刻意营造的环境气氛让某些成功学培训笼罩了一层神秘主义的面纱，这或许是传授者的预设，也或许是受教者的误读。 除了善于归纳和化用，成功学也不能不说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沟通维度。成功学无一例外倡导打破陌生人隔阂，试图给中国人灌输陌生人的交往体验，许多培训课程都会号召素不相识的学员拥抱、使用热辣的话语相互鼓励，以他们从来没有过的方式进行沟通。 在课外，执着的电话问候、拜访、倾谈和换位理解，也成为成功学的标准手法。毫无疑问，习惯于中国传统沟通方式的人在成功学面前会被极大震撼，越执着于含蓄沟通或者越不善于沟通的人则越容易被夸张、外化的成功学表达方式所颠覆掉，他们会震惊、叹服、小心翼翼地尝试继而从中收获从未有过的精神快感。 但，这就是成功学吗？ 3 全民成功的时代 “华人成功学大师”陈安之的目标是“帮助全中国每一个人、13亿都要成功”，虽然这只是个概念化的说法，但我毫不怀疑众多民众对于成功渴望的狂热程度。 在大多数城市的周末或者傍晚，你经常会看到成群结队的西装、衬衣人士忙忙碌碌，他们在某栋写字楼的某间会议室里热诚地参与着某些培训、讲座、分享沙龙。在写字楼电梯里，我们也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对话： “林老师上次讲的什么课啊？” “如何在三个月里赚到1000万。” “天啊！我没有听到。” “不要紧，下星期还有一个分享会，林老师会和他的弟子一起来和我们分享心得。” 是的，这就是很多人在梦想的事情——通过一次培训或经验分享，就可以“在三个月里赚到1000万”，哪怕没有，赚到200万、50万也是物超所值。 我们何时变得如此渴望成功？又何时把成功简化为金钱的数字游戏？又是何时为这种成功目标定下了急切的时间表？ 就在20年前，我们也不会有这么迫切、这么简单粗暴的想法。那个时代的各种群体狂热虽然同样弥漫着似是而非的观点和莫名其妙的行为，但无不是以生活、健康等人类的生物本能为诉求，从气功热到各种健康疗法、从红豆杉保健到各种磁疗用具不一而足。用物质、金钱来彰显人的社会地位，是成功学这股热潮所引领并自我标榜的。 个人病就是时代病，个人梦想汇流在一起就是时代狂热。其实，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成功学。曾经一度，下海是成功的，考公务员是成功的，出国是成功的，读大学是成功的，海归是成功的，在如今买楼也是成功的，炒股更是成功的……在狂热面前，只有一个成功出口，其他都是失败。 当丧失了多元化的价值观，成功只能用一种评判标准来衡量的时候，也许有人成功了，整个社会却只能充斥着压抑和失败。 4 什么样的成功才叫成功 如果一个社会只允许有“成功/失败”的二元对立语境存在，这个社会是有问题的。事实上，本来就不应该用这种武断的二元对立模式来进行价值判断。 有人愿意成功向上、出人头地，这无可厚非；但也要允许一些人发发呆、做做梦，过点没有多少追求的小日子。每个人的性格、成长经历都各自不同，不是非得每个人都得走不是成功就是失败这两条路，在这两条路之间，还有N条路通向各人所理解的成功。 比如说，男人和女人的价值判断会有所不同。有调查显示，九成香港专业女性认为成功的定义是拥有快乐家庭，其余依次为能够发展个人兴趣、经济独立和健康；多数受访者并未将子女成绩优异、到了某特定年龄要在工作上达至某个薪酬或级别，看作主要的成功指标。给身边的人带来快乐，同时自己也得到快乐；如果机遇和运气都不错，有钱也不坏，但这并非体现成功的唯一方式——这个网友的看法颇具代表性。 “他是个彻底的失败者，一生没工作，情事不断还是个同性恋，花20年写了一本没几个人看的小说。但晚年回首人生，他发现那些难熬的日子才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因为那些日子造就了他。而快活的日子全是浪费时间，没有任何收获。”这是《阳光小美女》结尾的一段台词，说的是普鲁斯特。 什么叫成功，什么又叫失败，其实并不绝对。​

你穿的每一条牛仔裤都在毁灭我们的未来 文：李小丢 每一条平平整整叠放在货架上的牛仔裤，是以什么样的代价出现在你眼前的，你以前想过吗？大自然和人类又为了这些便宜的货物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一条牛仔裤引发的蝴蝶效应到底有多大？我们作为消费者该有的责任又要如何践行？ 若论时尚界最普及的一件单品，我想非牛仔裤莫属。牛仔裤已经远远超出了“时尚”的范畴，成为了人们衣柜中最常见的基本款，它也许是唯一一款打破了阶层藩篱的时尚单品，人们尽可以按照自己的消费能力在一线大牌、轻奢品牌、快时尚品牌店、连锁超市、批发市场甚至是夜市路边摊里买到不同价位的牛仔裤。售价一千块的牛仔裤和售价九十九元的牛仔裤在外形看来也没有太大的区别，水洗、刀割、破洞……最流行的时尚因素它们全都有。 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无论是昂贵的还是便宜的牛仔裤，都意味着罪恶。当你走进一家快时尚品牌人声鼎沸的卖场的时候，映入你眼帘的往往是在货架上堆积成山的牛仔裤，各种深深浅浅的蓝色看起来是如此地令人着迷，蓝色，本就是一种让人心情愉悦的减压色。但是当你看完这篇文章之后，你再看到这些蓝色恐怕就再也无法让你平心静气了。 带着这些疑问，他们从德国品牌Kik卖场里的一条9.9欧的牛仔裤开始追溯它的历史，找到了这条牛仔裤出生的地方——中国·广东·广州·新塘，在这个每年生产2.6亿条牛仔裤的小镇里看到的一切，彻底颠覆了他们对牛仔裤和时尚行业的认知。最终，他们将这些见闻剪辑成45分钟的纪录片，名为《牛仔裤的代价》，于2012年3月上映。 然而这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纪录片在国内一直没有激起太大的水花，几年前曾经有过小范围的讨论，很快也就不了了之了，四年之后，我在豆瓣电影本片的详情页上看到，只有不到一千人看过这部纪录片。 这部片拍的不好吗？不，我恰恰认为这部片拍得太好了，好的以至于让人感到害怕，因为我们可以对自己的无知心安理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宁愿没有人叫醒我们，让我们看到事实的真相。我将按照我归纳整理的思路来介绍本片，并非严格遵循片中的叙述顺序，希望更多人能看过我的介绍之后去完整地看下全片： 01一条牛仔裤=3480升水，一边在浪费，一边在污染 绿色和平 邱波摄影 新塘镇一家牛仔洗水厂排出的污水，这些污水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了蜿蜒围绕村庄的小河，而这些河水最终流向东江。除了纪录片截图，以下没有特别说明的，都是邱波拍摄的作品。 美国《时代》杂志报道过，2007年美国某品牌牛仔裤对其制作的一款牛仔裤所需的资源进行了一次评估，结果得出了一项惊人发现——牛仔裤几乎就是由水制成的，从棉田到棉布再到洗衣机，一条牛仔裤一生之中居然需要耗费3480升水，如果按成年人每天需摄入两升水来计算，一条牛仔裤的耗水量足以满足一个成年人接近五年的饮水量。 也许你会反驳说，棉布又不仅仅用于制作牛仔裤，如果牛仔裤如此费水，那么其他棉制品不也差不多吗？不，你错了，差得多了，因为其他棉制品衣物并不像牛仔裤这样，需要用很多化学原料来实现做旧水洗的效果。如果你不懂什么是做旧水洗，看下面这条牛仔裤，膝盖附近褪色的部分，大腿部的褶皱，还有某些款式中磨破的部分，都是人为刻意制造出的“做旧”效果。 丙烯酸树脂、粘合剂、漂白粉，酚类化合物，偶碳化合物，次氯酸盐，钾金属、偶氮染料，高锰酸钾，铬、镉等你叫得上或者叫不上名字的重金属原料都是让牛仔裤变得“时尚”的必需品。每生产一吨牛仔产品，会污染200吨水，更直观点说每生产1公斤，也就是3条牛仔裤，就需要200升的水。约有2500种化学物质会被使用在不同牛仔产品的染色和整理过程中。 新塘镇的牛仔纺织服装生意始于20世纪80年代，大敦村是最早聚集起一批牛仔裤生产企业的村庄之一。在卫星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大敦村附近的一条河流，在流入东江的河口处，黑色的河水和浅色的江水形成了鲜明对比。 绿色和平的工作人员正在新塘镇大敦村附近一条被污染的河流边调查。村民们反映说，排污严重的时候，这里的河水简直已经不是污水，而是毒水。味道恶臭刺激，如果不小心接触到，皮肤还会发痒甚至溃烂。 为了达到出口时的质量检测标准，牛仔裤的生厂商会通过反复的洗涤以使远在欧美的顾客察觉不到化学品的存在，一条牛仔裤出厂前要经过反复20次脱水打磨，然后磨破、漂白、重新上色。为了洗的尽可能干净，水里会添加大量的表面活性剂。之后这些污水基本上不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了水沟，最终汇入珠江。 然而这样的洗涤不过是走走过场，让牛仔裤“闻”起来不是那么刺鼻而已，实际上对人类的伤害并没有显著的减少，在皮肤出汗的时候，这些隐藏在牛仔布料中的有毒致癌物质便会被释放出来，和你的肌肤直接接触。浪费和污染了那么多水之后，达到的不过是个自欺欺人的效果，我真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 02牛仔裤背后的非法生产方式，血汗工厂摧毁的不只是工人的健康 在生产牛仔裤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人停机器不停的，工人们轮流上夜班和白班。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znemibh04TvjAibHYTEIA9KkQpO9qO8sgW1JdLy3zsIibVJ1pyWqRmX26uWgDic4GM6zulbzdjuq6YJg/0?wx_fmt=jpeg 忙碌了一整夜之后，一名工人终于可以休息一下。可悲的是，牛仔裤上的蓝色尘埃正无情地侵蚀着他们的肺。 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每月只能休息一天的高强度工作只是这份工作给工人带来的最轻度的伤害了。在穿着的时候都有可能会接触到牛仔裤上遗留的致癌物质，何况生产它们的工人呢？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只是迫于生计而无法选择。比如喷砂这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已经被明令禁止列为非法的牛仔裤处理工艺，在中国的工厂里却可以明目张胆地进行。 硅肺病就是以前说的矽肺病，矽肺是尘肺的一种，是严重的职业病。游离的二氧化硅粉尘通过呼吸道在人的肺泡上发生堆积，影响气体交换，最后人的肺泡失去作用，肺组织全部纤维化。用老百姓的话说，肺变成一个土疙瘩。卫生部专家曾讲过矽肺病人的灌洗治疗：把病人全身麻醉，往肺里灌水冲洗，洗出来的水是浑浊的，静置一段时间，水会分成水和泥沙两层。 目前，全世界没有能够治愈矽肺的特效药，患了矽肺等于判了死刑。 这个看起来有60岁的工人胡兴磊其实才刚刚40岁，他以前做的就是喷砂的工作，在他生病不断咳嗽之后，他换到了洗衣间工作，工资比以前低了不少，而且同样得忍受高温和臭气的煎熬。 还有些懵懂的年轻人，并不知道现在的劳动对他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下面这样的年轻人就像是牛仔裤工厂的食料，会在几年之后被吐出，成为体无完肤的残骸，上面胡兴磊的遭遇，就是他们的明天。 这种紫色的喷剂具有极强的腐蚀性，然而这个年轻工人在工作时不戴口罩，因为通风排气设备不好，车间里闷热的吓人，工人们不得不穿得极少，已经无暇考虑化工原料是否会粘到自己身体之上。 相比起致命的硅肺病，其他的粉尘、噪音污染，似乎都轻飘飘不值一提了。 03成本价4.3欧的牛仔裤，承载着消费者的妄想和订货商的贪婪 我之所以屡屡在文章中嘲讽以H&M和ZARA为首的快时尚品牌，因为它们要为牛仔裤制造的罪恶承担最大的责任。 它们的经营策略是用质次价低却紧跟流行趋势的服饰来不断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如果一条牛仔裤的售价是200欧元，中低阶层的消费群体也许一年只会购买一条，而且会将它至少穿上五年。但是人们现在可以在H&M、沃尔玛等卖场里买到9.9欧一条的牛仔裤，就算是进城务工人员，每个月也可以毫无压力地买上一两条穿穿。 在英国，人们如今拥有的衣物数量是30年前的4倍，每个人一年平均花费625英磅购置衣物，每年新购衣服28公斤，全国每年消费172万吨时尚产品。值得注意的是，每年有同等重量的衣物被扔进垃圾桶，尽管它们远算不上旧衣服。尽管中国只是个发展中国家，但是我想情况也差不多，越来越便宜的服装价格和越来越方便的购物方式是促使消费者过度购买的元凶，9.9欧一条的牛仔裤，就是“口红效应”在今时今日的最好体现。 大家都知道，口红效应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也叫“低价产品偏爱趋势”，简单地说，就是在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之下，诸如口红、香水、牛仔裤、电影票这类“并非必须的小小奢侈之物”就会成为消费者欲望的出口被大量消费，其销售额甚至远远高过于经济向好的时期。因为人的消费能力会被经济大环境所影响而下降，但是人的消费欲望是不会随着消费能力的下降而消失的。 买不起贵的，买一件便宜的也好，人就是这样来满足自己的。这种低价产品偏爱趋势的心态，同时也适用于当下消费能力不强，但是消费欲望旺盛的90后们，快时尚品牌里销售的牛仔裤，就和校门外格子铺里十块钱一瓶的指甲油，二十块钱一支的口红一样，既能满足他们的消费欲望，又能满足他们走在时尚前端的幻想。 现在舆论的趋势是嘲笑新富阶层对于奢侈品牌的无脑追捧，认为他们是“人傻钱多”，花几万块钱去买一件衣服一个包，真是浪费钱。但是我想告诉你们一个残酷的真相，当今社会真正的浪费，并非是高消费群体对手工制作的奢侈品的盲目追捧，恰恰是中低消费群体对粗制滥造的快时尚品牌的过度消费。 这就是牛仔裤市场的规则：人们想要便宜的裤子，却不想穿太久，因为几乎每周快时尚品牌都会推出新的款式告诉他们这才是现在最流行的，他们要尽快买新的，所以崭新的牛仔裤得要看上去像旧的，承受这个妄想风潮所带来的痛苦的是这里的人们和他们的自然环境。H&M之流将牛仔裤卖得那么便宜可不是为了做慈善事业，它们给到生产商的价格，每条牛仔裤不会高于4.3欧元。 刨除制作牛仔裤的原料、工人工资、厂租、机器损耗、各项税费，4.3欧元里还能剩下多少呢？我们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地一味指责工厂主黑心，难道远在欧美的订货商们相信4.3欧元能够买到一条无需经过有毒化工品处理的做旧水洗牛仔裤？我十岁就没那么天真了，我知道卖一毛钱一颗的糖吃到嘴里会把舌头和嘴巴都染得通红，而且那个糖，是发苦的。为无限降低成本的愿望买单的只能是质量，你想用9.9欧买到一条牛仔裤，不要指望它是精品，它不是垃圾，就是有害物质。 其实小工厂的工厂主们也想拿出钱来给工人加薪、改善工作环境、购买处理污水的设施。可是他们发现，一旦他们做了这些，势必会提高单条牛仔裤的造价，而订货商是不管你有多少正当的理由的，你只要涨价，他们就会迅速把订单转给其他不那么环保和人道的厂子里去，他们的理由非常冠冕堂皇：总归他们并没有违反中国的法律法规，在欧美不允许做的事情，在这里是没人管的。 中国加工业的现状就是，我们赚取的可能只是一个产品1%的加工费，但在我们的国土上，却留下100%的污染。 孩子从一家染整厂流出的污水中走过，而他丝毫不知，他淌过的污水会对人体健康产生潜在危害。 他们就是要一条成本价4.3欧的牛仔裤而已，至于这条牛仔裤是怎么来的，他们不想知道更不想管。前一秒钟还说这种生产环境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的德国厂商，后一秒钟听到记者问“是否可以多付一点钱，改善下工厂设备也给工人多赚点钱”的时候就暴走了：他说售价就算是相差一千倍的裤子，也是在这样的工厂里做出来的，而且他不认为他多给了钱，工厂主就会把钱多分给工人。 他说的也许是真的，并不是说售价100欧的李维斯就毫无问题了。总部设在荷兰的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组织”2012年公布过一项调查结果：该组织在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购买141件服装样品，检测结果显示，这些样品中，有89件被检测出NPE，占到总样品数的三分之二，并几乎涉及全部品牌。除含有NPE与邻苯二甲酸酯外，ZARA与李维斯这两个国际品牌中的两款服装又被验出含有致癌物质“芳香胺”。31件带有胶印图案的样品中有4件样品被检测出高浓度的环境激素邻苯二甲酸酯。 NPE在纺织生产中广泛用于印染和水洗环节，被排放到环境中会迅速分解成毒性更强的环境激素壬基酚。壬基酚对水生生物有强烈毒性，能够干扰内分泌系统并影响生殖系统。同时还具有持久性，难以降解，可以通过食物链进行累积。邻苯二甲酸酯可以通过手口接触进入人体，具有生殖毒性，可导致精子数量减少和雌性的不孕不育，对儿童和孕期妇女的威胁尤其值得重视。 另外大多数样品上都被检测出多种不同种类的具有潜在危害的工业化学品。根据产品标签，经化验的衣服产于18个国家。其中原产于中国的就有34件，而这当中有70%被测出含有害物质。 然而因为中国人力成本的逐年提高，已经有很多订货商将自己的订单给到了更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甚至计划未来在非洲设立新的工厂，这种迁徙无非是将在中国出现过的这一切搬到别处再上演一遍。也许只有到了在非洲生产一条牛仔裤的成本也不低于100欧的时候，问题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只是假装不知道。”大概所有的人，包括消费者，设计者，销售商，中间商，委托方，都是帮凶。我们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而沉默着，代价是付出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平衡，以及不计其数的廉价劳动力的健康和生命。这一切的一切，为的只是获取一条我们大概穿不到两年就会丢弃的牛仔裤，看过这部纪录片之后再看看自己身上的牛仔裤，感觉双腿沾满了工人肺里的尘和咳出的血。 整个悲剧里面谁是凶手，谁又是同谋？现在和未来谁将为它买单？不仅仅是牛仔裤们，任何一件流动的商品背后都有一个类似的悲剧。 也许我们已经麻木了，早已习惯了雾霾的天空，需要过滤才能烧开饮用的自来水，门前散发着古怪臭气却没有任何活物的小河，只有明天H&M又会上市什么新品才能激发出我们的一点点兴趣，也许这样的麻木也是一种幸福吧，无知者，是最幸福的。 如果你不想成为沉默的同谋者，那么你可以做的是： 从自己安全考虑： 不要购买廉价的散发着刺鼻气味的衣物，避免出汗时致癌物质直接和我们的皮肤接触，购买的新衣在穿着之前一定要先洗涤一次再穿。 出于环保考虑： 少购买快时尚品牌的衣物，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购买质量过关且耐穿的经典款衣物，减缓衣物换新的速度。少买做旧款式的牛仔裤，如果可以尽量购买原色款，买了牛仔裤也减少洗涤次数，自然晾干。 出于社会责任考虑： 建立一个自己的品牌黑名单，将那些媒体曝光过的质量检测不合格的品牌、使用血汗工厂生产商品的品牌列入这个名单里，减少光顾它们的次数。 注：本文来源：识装

义和团、红卫兵和华人川粉 文：吴菊生此轮美国大选，精彩纷呈，就中国视角而言，当以大批华人深度介入最为亮眼。众多的来自大陆的华人第一代移民，以前所未见的勇气和热情，奋不顾身地投入其中，堪称美国大选的一道别具风情的靓丽景象。其间，令人诧异，大跌眼镜之处颇多，不胜枚举。华人川粉的疯狂表现已经让很多人联想到百年前的义和团，以及五十年前的红卫兵。他们到处串联，各种名目的“战斗队”如雨后春笋（美国各州都有此类组织），如潮涌来的传单乃至谣言，不绝于途（包括动不动搞个“十六条”跟文革一样）。也许，中国人“政治癫狂症”五十年一发作的时间周期又到了。不巧的是，这回选择了美国大选做为战场。我在网上看到一位朋友发了这样的帖子：“今年是文革50年。在这次美国大选下的华人社区里，我隐约看到了文革的影子。我们有个人 崇拜：In Trump We Trust!不管他有什么样的人格，不管他做过什么，不管他说过什么，我们义无反顾，他是真理，他是道路。我们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Clinton, Bush家族为代表的民主，共和两党的上层精英后台和Obama当局。他们正在把美国引到邪路上去。我们有反动文人：几乎所有的大牌正规媒体都是。他们竟然一面倒地不支持Trump.我们有红卫兵：华人社区里的川粉和他们的同盟军。这里“川粉”是他们骄傲的自称，有公开发布的“川粉动员令号”系列为证。我们有红袖章：红字白底的 “Chinese-Americans for Trump” T-Shirt；我们有串连夺权：我们呼啸而来，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微信群。我们满腔热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们有自己的宣传平台：微信就是我们的战场。我们有自己的草根理论家。我们的文章气势磅礴，耸人听闻，造谣传谣，只及几点，不顾其余。为达到我们伟大的目的，我们可以不择手段。我们有大标语：高速公路旁有我们的广告牌。天上时时飘过我们的誓言：Chinese Americans for Trump。我都有点糊涂了：我们是在文革时的中国，还是在二十一世纪的美国？我们是十几岁的懵懂少年，还是学有所成，有点资产，有点社会地位的青年，中年，老年？我希望我看到的只是一个影子，一个即将消失的幻影。”我不知道上述文字何人所写，但相信所有身历其境的华人朋友都知道，这种描写是真实可信的。我曾在一个美国微信群看到一幅图片，在一次川普本人出席的竞选造势大会上，一个华人女川粉站在川普身边，右手高举，打出标准的希特勒德国法西斯手势。在一个集体主义社会的土壤上，只要气候合适，很容易生长出这类“恶之花”—极端政治狂徒！这类华人几乎全部来自并且生长于中国大陆。在此我不打算细究华人川粉产生的具体原因（我的《为什么华人精英右翼多》一文已有论述），单单就这种极度夸张的表演，就已经让世人不免心生忧虑：难道中国人真的不适合搞民主？川普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通过左中右各类媒体的实况报道和无情“挖掘”，世人皆已知晓。他的名言之一：“我就是在纽约第五大道朝人群开枪，他们也会支持我”（可见此人之极端和狂悖）。当然，川普的这些话主要是对他的“白人支持者”说的。美国社会确实有一大批“怒气冲天”的白人中下层失意者，在二十世纪以来上演的全球化大潮中“失”去了很多。此中虽有资本的因素，但也不能排除其自身的不求上进。他们中有的人真的很“蠢”，受教育不够，大多高中以下，智商也确实够低，分不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唯一能煽动他们的就是那些夸张的种族主义言论和情绪，这在美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当年的“排华法案”就是如此来的，其后的三K党也是这种思路，川普不过是再次祭出这面旗帜。斯事而已，岂有他哉！可笑的是华人川粉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再不济的也是一个大学本科，硕士博士多如牛毛，且不乏博导教授之类。一个显而易见的“种族主义者”竟然博得如此掌声，令人叹为观止！政治智商低的真是没商量。看到一个数据可以说明问题：亚裔中川普支持者16%，但华人高学历川普支持者竟高达70%。这些华人川粉中不乏曾经的普（京）粉，在尊崇服膺强权强人这一点上两者是相通的。更有甚者，还有一些好事的华裔学人，给川普“戴”上了一顶“保守主义”的高帽，以便名正言顺、气壮如牛地支持其人。这种实用主义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良知”都没有了，谈主义还有用吗？华人啊华人，哪天你们不再把那些“主义”真当一回事，你们才能真正获得自由！需要强调说明的是，在整个亚裔族群包括华裔族群里，川普支持者是少数，全力支持他的华人第一代移民也大都属于在其母国受过完整洗脑教育的那一部分所谓“精英”。众多的来自全球各地的华人移民是反对川普这样的“种族主义者”的。中国“精英”跟世界主流精英的巨大差异说明了哪些问题？这种差异跟“喝狼奶长大”有什么关联？这些都只能留待以后去解答了。一百年前的义和团（包括红灯照—华人极端女川粉一如其先辈）最终没有得到好的下场，虽然他们“紧跟”西太后不动摇；五十年前的男女红卫兵同样没有好果子，虽然他们“紧跟”伟大领袖不眨眼；可以预料，今天美国大地上的华人川粉对川普大人的“忠心不二”也绝不会有令他们满意的结局（美国是现代文明社会，性命自然可保无虞），无论川普能否梦圆。寄希望于华人移民第二代！http://hx.cnd.org/files/2016/11/cp.jpg

自由的教育 文：周保松 教育的目的，总是要将人由一种状态，带到另一种状态，带到另一种更理想更圆满的状态。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那个有名的洞穴的比喻，便是说教育的本质，是要将人从虚幻的洞穴中带出来，见到那象征善的理念的太阳。而康德在回答什么是启蒙的时候，也是要人勇敢地公开运用理性，将自己从不成熟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因此，讨论大学教育改革和通识教育，首要问题必然是：大学想培养什么样的人？我们希望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具备怎样的素质？ 回答这个问题，也便等于在回答什么是大学的理念。而一谈理念，则必然牵涉到两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一，人是什么？二，我们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既然教育的目的是育人，那么任何教育观都必然预设了某种对人的理解。什么是人的本质？什么构成人的幸福？什么潜能和德性，是人应该发展的？我们对人的理解，在最深的层面，决定教育的方向和意义。但人又离不开时代。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问题，和它面对的独特的挑战。谈教育的理念，不能和时代脱节。而在现代社会，教育不再是一小撮人的专利，而成了公共事业，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大量投入，因此社会不同群体必然对它有不同的期望。但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却常常充满张力。我们对理想的人的理解，和当下主流社会对人的理解，往往会有强烈冲突。以下我就此略谈我的一些很初步的看法。 在当今中国的大学，有两种对教育的主流看法。第一种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政治服务。它希望透过各种方式，灌输给学生某种意识形态，令他们接受某种对自我及社会的看法，从而完全服从国家的领导，并诚心为国家服务。这是一种集体主义和效益主义式（utilitarian）的教育观。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这种观点的流弊，有目共睹。它最大的问题，是完全漠视了人的主体性。它并不重视培养个体的独立人格和批判意识，而只是要求将人培训成满足集体利益的工具。它要的是服从，而不是人的理性能力的充分运用。这种教育观，违反了我们一个基本的道德信念：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追求和价值信仰，我们应该尊重个体的独立和选择，并鼓励他们发展自己的个性。 第二种观点则恰恰相反，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市场服务，也即要培养出能够充分为资本主义社会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什么是市场资本主义的特质？还是马克思的说法最为经典：“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又或者用龙应台最近的说法，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是“追求个人财富、讲究商业竞争，以‘经济’、‘致富’、‘效率’、‘发展’、‘全球化’作为社会进步的指针。”　可以预见，中国未来的发展，第二种观点将会逐渐取代第一种观点，并成为主导性的教育理念。 资本主义社会要的是这样的一种人：在市场中竞争力强；将所有人视为满足自己欲望的手段；懂得无限制地鼓励自己及他人消费；将人生中的大部分价值，还原化约为经济价值；人的尊严和社会认同，建基于个人财富的多寡；视自己和别人为完全理性自利的人；将市场和竞争合理化为自然而然的秩序，并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自然律。一旦接受这种观点，大学教育的目的，便只是要培养出一个又一个的经济人。 我不认同这种教育理念。理由很多，但说来也简单：资本主义这样看人，是将人贬低了，矮化了，扭曲了，是将人囚于重重的精神桎梏之中。它不仅没有提升人，反而将人向下扯。它不仅没有教人成为有德性的人，反而鼓励人将人最自私最竞争性的一面表现出来。它不仅没有教人要学会与人及自然和谐相处，反而要人将自己和他人及自然对立起来，使得人与人、人与自然，甚至人与自己，变得愈来愈疏离。更严重的，是它透过教育传媒广告和各种制度，以无孔不入的方式要我们相信：人本来如此，理应如此，不得不如此。 我们遂看不到其它可能性，遂失去想象的能力。 没有人会说经济生活不重要，没有人会否认资本主义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但人不能仅仅是经济人。人还有其它身份，还有其它的价值追求。而这些身份和价值，是不能也不应简单化约为经济价值的。而一旦这样做，很多活动原有的价值便会被扭曲以致消失。我们欣赏艺术，是因为艺术中有美；我们享受友谊，是因为友谊中有信任和扶持；我们皈依宗教，是因为宗教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安顿；我们探索自然的奥秘，是因为我们有求真的欲望；我们读历史，是因为我们想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追求正义，是因为我们想好好的合理的活在一起。同样道理，我们接受教育，是希望追求知识，陶冶性灵，实现人作为人的一些好的品质，培养德性，能对生活作出反省，并学会好好活着，且活得更好。 （但我们不必持一种本质论（essentialist）的观点，认为所有活动均自有永有地存在一种普遍性的目的。我不否认，不同社会不同时代，对于各种领域的活动的意义，可以有不同的诠释。即使在同一社会或传统，也可以有很多争议。我想这是正常的。我这里要强调的，是一个众多领域同时存在的多元社会的重要性。对于这个问题，最值得参考的是Michael Walzer， Spheres of Justice ，Oxford: Blackwell， 1983。） 我们的生活有不同领域，不同领域体现了不同的价值。一个真正多元的社会，不仅在于有多少东西可供我们选择，还在于不同领域不同性质的价值，能否各安其位，并受到好好尊重。帕斯卡尔（Pascal）对此有极为传神的分析： “暴政的本质，就在于渴求普遍的，超出自己领域的统治。强者、俊美者、智者和虔敬者，各在自己的领域领风骚，而不是在别的地方。有时他们相遇，强者和俊美者争着要统治对方，这其实很愚蠢，因为他们主宰的其实是不同的领域。他们彼此误解，谬误之处，便在于人人都想统治四方。” 一个以市场价值为主导的社会，危险之处，正在于商业社会运作的逻辑，会极其强势地入侵和摧毁其它领域的自主性，使得一切活动最后都只剩下工具性价值──以能否促进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为衡量标准。艺术也好文化也好，体育也好科学也好，通识也好专才也好，都要看它的经济效益和市场价值。所谓教育商品化的问题，说到底，是因为我们仍然相信教育不应只是一种商品，不应只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投资，而应有其它更深层更值得重视的价值，而这些价值，是商品的逻辑无法理解和容纳的。如果我们在讨论大学教育改革时，忽略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而只是一味不加批判地拥抱市场，一味用市场的逻辑去判断学术的价值和教育的成效，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会不会将是另一种形式的奴役？ 所以，回到我最初的问题：大学到底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 我的答案，是培养自由人。 我所说的自由，这里不是指人能不受任何外在限制，可以为所欲为之意。它更接近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更接近密尔（J.S. Mill）在《论自由》中所说的有个性（individuality）的人，也更接近康德笔下那些勇于运用理性，对公共事务作出批评的启蒙人。说到底，更接近苏格拉底那种终其一生，不断对人该如何活着，该如何活在一起这些根本问题作出反省批判的人。我相信，人的高贵（如果有的话），系于人有这种自我的价值批判意识。我也相信，这种意识愈得到发展，人愈自由。而人愈自由，才愈能知道自己想过什么生活，愈能感受到生命的天空海阔，也才愈能对既有制度作出反思，并令一个社会变得更多元丰富健康。大学教育大可以有其它的目的和功能，但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实在应该视如何培养出具备独立人格和价值批判意识的自由人，作为大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正因为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自由人，通识教育便显得尤其重要。要知道，通识教育的要旨，并不只是要文科的学生懂点科学，又或理科的学生识点艺术文学，而是体现出某种大学的理念。我们希望透过通识教育，拓阔学生的视野，令他们认识及欣赏生命中不同领域的内在价值，从而看到生活多一些的可能性，并有力量去抗衡那潮水般涌来的市场压力。我们更希望，透过对历史文化伦理科技环境等等的探索，提高学生的学养，令他们懂得反省自身反省社会，学会思考如何才能令自己活得更好（How Should I Live），以及如何才能和他人更好地活在一起（How Should We Live Together）。

人类天性中的愚蠢，还生出了另外三根新芽：野心、虚荣和骄傲。 虚荣和骄傲的差别在于：骄傲是坚信自己在某一方面拥有至高无上的价值；而虚荣是渴望别人相信自己具有某方面的价值，通常还伴随着一种隐秘的希望——希望通过唤起别人的确信，最终能使自己同样确信。 骄傲源于内，是对自我的一种直接的欣赏。虚荣则是渴望能从外界间接获得这种自我欣赏。 虚荣自负的人通常喜欢夸夸其谈，而骄傲自大者则多半沉默寡言。但是虚荣的人既然一心争取别人的认可，那么就应当意识到，就算自己的确有很好的谈资，但也许保持适当的沉默，比聒噪更容易获得他人的好感。 不是任何人都能成为骄傲的人，普通人只能做做样子，他们很快就会放弃扮演骄傲，回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唯有坚定不移地确信自身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和特殊的重要性，才会让一个人产生君临天下般骄傲的感觉。当然他的这份确信很有可能只是误会，或是性格使然，但只要他对自己的价值深信不疑，就无损他的骄傲。植根于信念的骄傲，就像其他形式的知识，已然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品质，而非我们的主观意识。 虚荣是骄傲最大的敌人，也是最大的障碍。骄傲的前提条件就是对自己的价值确信不疑，而虚荣则是为了博取他人的赞扬，从中获得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处心积虑讨好别人，四处逢迎。 骄傲常常引来诋毁和抨击。但我猜想，诋毁抨击别人的，多是那些自身没什么可骄傲的人。 考虑到大多数人的厚颜无耻，但凡具有任何长处或优点，人们就应该把自己这项优点牢记于心——如果我们善意地忽略自己的优势，与其他人过从密切，那么那些人肯定会把我们当做同一级别的自己人来对待。 我要特别提醒那些最卓越的人，卓越是一种纯粹的个人天性，不像勋章和头衔，时刻都要引人注意。要知道过分随和反而容易让人轻视，就像罗马人过去常说的，“愚人倒来教导智者”；或是像阿拉伯谚语说的，“若你纡尊降贵跟一个低贱的人开玩笑，他很快就会蹬鼻子上脸”；当然还有伟大的贺拉斯也在教导我们，“该你得的荣誉，就千万不要客气。” 当谦虚成为一种“美德”，愚人反倒获利最多——谦虚若是美德，那岂不是人人都得把自己说成是个傻瓜才行？谦虚实际上拉平了人们之间的差距，仿佛这个世界上就只有傻瓜似的。 最廉价的骄傲是民族骄傲，也就是所谓的“民族自豪感”—— 如果一个人号称为他的国家或民族自豪，那只能说明他本身并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否则也不会抓着那些千百万人共有的东西引以为荣了。 有个性、有见识的人，会更加清晰地发现自己民族的缺点，因为这些缺陷就暴露在他眼前。但一个可怜的傻瓜自身没什么可令他骄傲的，就只能把自己所属的国家、民族当作最后依靠，为其感到骄傲。他为自己的自卑找到庇护，随时准备拼死为其错误和愚行进行辩护，不分青红皂白，连其缺点也誓死捍卫。举个例子，倘若用一种理所应当的轻蔑口吻说到英吉利民族的愚蠢和偏执，你就会发现五十个英国人里也很难找出一个人赞同你，即便有那么一个，也只能说他大概刚好是个理智的人。 德国人没有民族自豪的情结。就像大家一致认可的，充分说明这是一个诚实的民族！但也有一些可笑的人——主要是那些“德意志兄弟”和政客们，装模作样地宣称为德国感到骄傲，曲意奉承、蛊惑人心，其实只是为了误导国民，多么的虚伪！他们甚至说德国人发明了黑色火药，我也对此持怀疑态度。 利希滕贝格 问：“为什么没几个人会冒充德国人？一般人似乎更喜欢冒充法国人或英国人，这是为什么？”我想也许这就是因为个性远比民族性更重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首先考虑个人的独特个性。既然无法在不涉及若干民众的前提下去提及国民性，那么就根本无法做到在高声赞扬的同时，还能保持诚实。在每一个国家，人类那些卑劣、刚愎自用、做作等都集中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民族性”或“国民性”。我们厌烦这个民族，赞扬那个民族，再转而追捧另一个民族，每个民族都在嘲笑别的民族，这不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注：本文选自叔本华《人生的智慧》，木云译，来自第一哲学家公众号。

文：林奇 《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今年好像挺火，像山歌一样，此起彼伏，这边唱来那边和。这是30多年前的歌了，在歌颂祖国的歌曲里，我比较喜欢这首。再早一点的，还喜欢电影《上甘岭》主题曲《我的祖国》。至于我为什么会喜欢这两首歌，以前没想过。现在想来，除了曲调优美，更主要原因是词作者想法很单纯。张藜是在广西出差，早晨推窗看到窗外时，写出的歌词。所以歌里有了山河、炊烟、村落、路上一道辙。乔羽是想起在江西看到长江时，于是歌里有了大河、稻花、白帆、姑娘和小伙。就是说，触动他们的都是美丽壮观的景色和勃勃向上的生活。即便在歌曲的升华部分，也只是歌颂人们的勤劳、友善、勇敢，表达对祖国情感上的依托。祖国，是指祖祖辈辈生存的国度，祖国不等同于国家和政权，是一种文化上的归属和认同。赞美祖国，不是必须，也不是任务，是一种没有政治含义的情感和本能。这一点，他们非常明确，所以只是深情赞美这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仅此而已，绝无以歌颂祖国为由头，最后拐到歌功颂德上边去之心。这才是赞美祖国的正确姿势。姿势正确，所以才有美感，才会被人们长期广泛接受和喜爱。当下，也有些赞美祖国的姿势让人感觉有点不大舒服。比如，“向祖国表白”这个说法和活动。 表白，原意是向人解释或辩白，现在更多是指求爱。如果按原意，我们对祖国解释辩白，难道祖国对我们有什么误解？简直莫名其妙。如果按现意，向祖国求爱，更是岂有此理，难道祖国不是一直爱着我们？而且表白过多，过于高调，也有跪舔之嫌。祖国不会希望自己的人民如此卑微吧。更有甚者，跑到国外，专门挑人多的广场，或人家政府门前，去高唱歌颂自己祖国的歌曲，挥舞自己国家的国旗。你爱谁是你的自由，但动不动就跑到隔壁老王家里对他高声赞美自己老婆，这算怎么档子事儿？建议尽快把这些人喊回来。他们不是赞美祖国，是在抹黑祖国。他们这样做，一是容易让人误以为咱们国家医疗条件不好，精神病患者得不到充分治疗；二是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和对比，想到如果反过来别人跑你家里如此折腾会不会被允许。你说他们这到底是赞美谁呢？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林中有奇谈

茅于轼 摘要：一个人一旦被上升到“圣”的高度，在中国人的心里，他就成了完美的、没有缺点的、不容质疑的神，他们不能接受“圣”会有缺点，不能接受“圣”的不完美。如果有人批评这些圣人，指出他们的不足甚至是错误，就会招来滔天的反驳与咒骂。 中国人很容易把人神圣化或者妖魔化。中国古代有那么多的圣人，至圣孔子，亚圣孟子，还有书圣、诗圣、画圣等艺术上的圣人。到了近现代，中国人又把开国领袖当成神来膜拜。而古代的一些帝王如唐太宗、康熙帝至今仍被许多国人神圣化、完美化。 一个人一旦被上升到“圣”的高度，在中国人的心里，他就成了完美的、没有缺点的、不容质疑的神，他们不能接受“圣”会有缺点，不能接受“圣”的不完美。如果有人批评这些圣人，指出他们的不足甚至是错误，就会招来滔天的反驳与咒骂。 同样，中国历史上也有那么多的被妖魔化的人，他们似乎是坏的不能再坏，坏的没有一点好，永远被人唾骂。 中国人的这种“圣”的观念对中国人的思想起到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思想被“圣”所钳制、禁锢，不敢批评“圣”，不敢越雷池一步，“圣”总是对的，总是最好的。谈什么突破？谈什么发展呢？就思想来说，我们几千年都一直生活在先秦诸子特别是儒家的阴影之下，不敢去探索阴影之外的光明，反而以为阴影里面就是最光辉的。直到近代，中国人才把目光投向了世界，但我们已经落后太多了。艺术上的圣人还可以接受，思想上的圣人，我们必须除去他们的光环。 现在，又有一些人打着儒家或国学的名号，又将中国的某些古代人物和传统文化神圣化，他们乱解经典，把错的也解释成对的，把黑的也解释成白的，千方百计地涂沫经典，让经典笼罩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总之一句话，“圣人”总是对的。笔者以为，这绝对是一个不好的苗头，这是思想的退步，更是对我们伟大祖先的污辱与亵渎，如果他们地下有知，他们只会感到痛苦。 地域攻击中，中国人容易神圣化自己，妖魔化别人。某些发达城市的人常认为自己城里人聪明、勤劳、素质高、能力强，而乡下人都是愚蠢、懒惰、肮脏，素质低下的；某个省或市的人认为自己这个地方的人正直、诚实、奉献，而某省的人则虚伪、懒惰等等。对于各个地域的人，中国人很容易形成脸谱化的印象，某地人高大强壮但愚笨，某地人都是小偷骗子，某地人小气，某地人暴躁，某地人大男子主义等，其实这些都是以偏概全，是片面的、极不准确的。许多南方人认为山东人大男子主义，而我作为山东人，我发现我的同学亲友当中绝大多数都不是这样，而且有相当一部人是怕老婆，做饭洗衣什么家务活都要干，还是高手。 中国人之所以形成这种“神圣化”、“妖魔化”的思维倾向，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国人的思辨力不足，这造成了中国人在评价人问题上的缺憾。中国人很难客观地、全面地评价一个人，甚至当他们为一个“坏”的形象翻案时，容易陷入另一个极端，矫枉过正，把“坏”完全又变成了“圣”。或者，当他们发现某个“圣”的错误时，又会把这个“圣”打入地狱，把他当成十足的“魔鬼”。中国人评价人很容易陷入片面化、扁平化、脸谱化的怪圈，很难接受一个人往往是美与丑、善与恶、稳定与变化的统一，是矛盾的统一，看不到并难以接受人的个性的多面性、立体性、复杂性。中国人评价人的这种特点正是由于其思维的简单化、片面化、表面化。中国文艺作品中对人物的表现也存在神圣化和妖魔化的倾向，形象经常会脸谱化、扁平化，不够丰满、立体、多面。 思辨力不足就会形成“二元”思维，在评价人的时候，往往简单地评价为“好人”、“坏人”，如同小孩子看电影，思维简单。实际上，大部分、应该说是所有人，都难以用“好”或者“坏”来评价，再坏的人也有好的一面，再好的人也有缺点。或者，他在某个方面很坏，在另一个方面却很好。或者，他今天很坏，但明天却很好；或者是以前很好，现在却变坏了。我绝不相信世上有没有缺点的人，或者是坏得没有一点好的人。人，就是这么复杂，不能简单地定性为“好人”或“坏人”，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一件错事就对其全盘否定，也不能因为他做了一件大好事就过度的美化与拔高。 关于人的复杂性，我们从一些演员身上就可以看到，周星驰在电影中这么搞怪，而在生活中，却是一个非常木讷的人。梁朝伟也很内向。演《武林外传》的阎妮，接受采访都会脸红，不善言谈。这就是矛盾的统一，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个性会统一到一个人的身上。 西方多数国家在这方面比我们要好得多，他们很少会去过度地神圣化一个人。丘吉尔在二战中领导英国人英勇地与德国法西斯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他无疑是功勋卓著的国家英雄。但在战后的首相选举中，他却败给了艾德礼。在中国人看来，这绝对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丘吉尔是中国人，在中国建立了那样的功勋，他会被神化成一个高大全的、神圣化的形象，会获得至高无上的荣誉，绝对不会在选举中败北。但在英国人看来，丘吉尔在二战中做的事情，是他作为首相应该做的工作，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他是一个人，一个做着与众不同的工作的凡人。工党领袖艾德礼用“实现全民医疗保障”这个最贴近普通人的施政纲领说服了选民选择他，而不是二战英雄丘吉尔。英国人民懂得，一个现代政府，最值得夸耀的不是赫赫战功，而是向国民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 华盛顿，我们都说华盛顿是多么伟大，他有机会成为一个独裁者，但他却没有。我从来不否认他的伟大，但我要说的是另一个问题，即他想做独裁者，也很难做到。因为美国人不会去神圣化一个人，并将之置于人民之上。在这块土地上，从来就没有政治神坛的立锥之地。美国人民不会把自己命运和希望，寄托在圣人的手中。他们敬仰华盛顿，却对权力始终保持着警惕，并通过各种方式避免国家陷入集权统治，美国没有独裁的土壤。美国人也很少去妖魔化别人，南北战争中，失败的南方军队也受到了尊重，在很多文艺作品中，并没有对北方军队给予比南方军队更加正面的评价。南方的将军在战后也没有受到审判，甚至还受到了尊重，南方军队的阵亡者纪念碑同样受到保护。 我非常欣赏诗人艾青的那句名言：上帝和魔鬼都是人的化身。一个人，首先是人，拥有全体人类共有的特点，然后才是自己的个性。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正确地认识和评价一个人。

文：邓程 一 随着钱仲联、杨明照先生的逝世，老一代学者终于全部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人们再一次发出沉重的叹息：完了，最后的大师消失了。 于是九斤老太的名言“一代不如一代”似乎再一次在高校获得了广泛的称誉。——老实说，它已经快要成为一句格言了。九斤老太生前恐怕是没有想到这一点，否则她会向鲁迅要著作权的版税的。 对于这个现象，人们有一个现成的答案：时代造成的，现在的人整天数理化，以前的人整天线装书，能比吗？ 确实，现代教育制度科目的重心向理工科倾斜，使得此后几代人的国学功底大不如前，这确实是文史哲学者功力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我有一个疑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光文史哲一代不如一代，而且其他社科院系也一代不如一代，尤其是，为什么理工类也感叹一代不如一代？”是啊，理工类也一代不如一代，这是最不可理解的，随着重理轻文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他们应该一代胜过一代才对。然而不，中国的大学再也没有培养过杨振宁、李政道，也再也没有出现过华罗庚、陈景润。 不可思议，确实不可思议。 在一间著名大学的博士生宿舍里，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某某先生真是圣人啊!你看他对自己的学生多好啊!他对学生的帮助真是不遗余力啊!” “是啊!” 沉默。所有的人都羡慕得流口水。 突然，有一个花白胡子的博士抬起头，恍然大悟地说：“行了行了，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你们知道为什么某先生对学生那么好吗？” “为什么？” 花白胡子一板一眼地：“因为那些学生都是蠢货。” 众人一愣，哄堂大笑： “哈哈! 酸葡萄酸葡萄! 你这是酸葡萄心理。” 话虽这么说，也引起了众人的反思。大家都想起了学术界的普遍现象：优汰劣胜现象。你要想成功地被学术界接纳，你首先得平庸。 这和传说中的官场何其相似! 如果你不平庸怎么办呢？至少你得比你的导师平庸。如果你不比你的导师平庸呢？那你就得装得很平庸。如果你没有装得平庸怎么办呢？你表现得总有一天会超过导师，你甚至于现在就显得比导师高明？ 那你就死路一条。 这就是为什么学界一代不如一代的原因。 二 熊庆来慧眼识华罗庚，华罗庚慧眼识陈景润。是啊，这是一个多么动人的故事啊!我们这个民族的茶余饭后充斥了类似于这样的故事。每个人对这类故事都津津乐道。这正是我们民族的悲哀，我们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少数人的高尚的品德和极其偶然的发现上。如果高高在上的权威人物没有熊庆来、华罗庚的品德和求贤若渴的动机呢？如果他们没有那偶然的发现呢？于是我们就煞有介事地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也。” 这说明我们的发现人才、保护人才的机制是多么的脆弱。 天才人物真的会自动成功吗？谁都知道,那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一个人只要基因是天才，那么他就一定会是天才的话，那我们就不用谴责文革对文化对文明的摧残了。不管天才地才，用老子的话来说，大器晚成。成材的过程是非常漫长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而且其对环境的依赖性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所以对于学术界来说，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发现人才，保护人才的机制，可想而知，是多么的重要。 三 我们当然希望“六亿神州尽舜尧”，可惜，最终我们发现，在经历文革十年的“斗私批修”以后，发现人们的“私”不仅没有被批掉，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们终于承认，品德高尚以天下为公的人总是极少数，而大部分普通人都是自私的，而且大部分人都是疾贤妒能的。普通人作为普通人生活，有点小毛病并无大碍，反而使人觉得更可爱，可如果这样并不怎么高尚的普通人掌握了生杀予夺的权力，那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了。 让我们重温一下发生在一个古代的强盗群落的真实故事吧! 林冲初上梁山泊求职，还带了柴大官人的推荐信，自己又有教授职称，还是长江奖励学者，以为到梁山泊当一个强盗应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了。然而王伦不这么想，他想：“我不过是一个落第秀才，本无才学，宋迁杜万又没十分本事，这林冲一来，我等怎么压得他住？”于是决定打发他走路了事。 看看，当强盗都这么难，遑论其他？《三国演义》中有一个情节，是《三国志》等正史里所没有的。那就是著名的周瑜与诸葛亮斗法，周瑜最终因为失败而气死，并发出 “既生瑜何生亮”的哀叹的故事。周瑜因此成为和王伦齐名的疾贤妒能的典型。人们论及此往往觉得这是对历史上真实的周瑜的不公平，是小说里编的。其实，正是从这里，体现了小说对人情世故的深刻考察和对人性的细微体认，这正是小说之所以区别于正史，它所以存在的理由。西方基督教认为人有七宗罪，排在最前面就是骄傲和嫉妒，从某种意义来说，嫉妒可说是人类的原罪。 四 中国当今的导师制正是打击优秀、压制异己、扶植平庸的制度来源和保障。 中国现今的研究生培养制度还是用的中世纪的作坊制，采取师傅带徒弟的办法。导师对学生负有全责，负责原材料的采购和产品的加工出厂的全过程。且不说这样会使学生的眼光尽可能的狭隘，而最可怕的还是导师的近乎无边的权力。在目前的中国，在任何一个领域，在任何一个行当，也不可能有研究生导师这么大的生杀予夺的毫无监督的权力。在这里，甚至于连舆论都是跟着导师走。导师不会有错，叫做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剥下导师与学生的关系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我们只看到主人与奴才的关系。而得意门生与失意门生的区别仅仅在于鲁迅的著名概括：一种是做稳了的奴才，一种是想做奴才不得而已。 原因很简单，这一切均来源于研究生导师的几乎无限的而且毫无监督的权力。我们先假定所有的或大部分的导师都是高尚的天下为公的人，于是放心把权力全部交给导师。然而，正如我们前面说的，这种假定是最靠不住的。在这种氛围里，研究生的命运完全控制在导师的手里。导师不满意这个学生，如果这个学生喜欢发怪论呢，可以说他是 “神经病”；如果学生有新观点呢，可以说他“不扎实”；如果学生很扎实呢，可以说他“没创新”。总之，用王朔的话来说，要毁你太容易了。反过来也同样。最可怕的是，论文答辩的能否通过，能否顺利毕业，也全掌握在导师手里.。研究生期间，学生对老师奴颜婢膝，胁肩谄笑，惨不忍睹！老师对学生猜忌刻薄，百般侮辱，莫此为甚！这种野蛮残忍的中世纪导师制维持至今，匪夷所思！ 毕业以后呢，无论毁誉你仍逃不出导师的掌心。最简单最常用的方法是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和关系给学生毕业求职的学术单位打一个招呼，或者推荐信里，或在各种场合宣扬这个学生桀骜不逊，缺乏合作精神，并且把这个学生的成绩一笔抹杀。可以说，导师可以轻轻松松把自己看不惯的学生置于死地。 同时，现在的高校普遍用一种莫名其妙的所谓“留校”制度，在文史哲，导师采取轮流坐庄的办法来留自己的学生。采取这种办法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人们通常认为，这种办法带来最大弊端是近亲繁殖，那就是学生与导师学术思路过于一致，缺乏广泛的接触，思维局限性太大。其实这只是皮相之谈。 留校制之所以是“一代不如一代”现象的直接根源，最主要的还不是因为近亲繁殖。最主要的还在于导师选择留校的接班人的思维方式的问题。 我们可以承认确有个别导师如熊庆来华罗庚希望自己的学生超过自己，我们也有“苏步青现象”，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大部分导师都是不希望学生超过自己的。谁不愿意自己天下第一？谁愿意一个刚刚认识的不相干的小后生超过自己？ 这就是留校的原则和标准：一个“优秀”的、比平均水平稍好、但是比自己稍差的学生，是留校的最佳人选。比别人好，比自己差，这就是一切。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在所有的学术单位，都不约而同地整齐划一地采用这种标准选择学术接班人。 在这样一种制度里，要想一代胜过一代是万万不可能的事。它的结果只有一个，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一代不如一代。而最早采取这种制度的人就一层层地被尊为至高无上的大师，无可逾越的顶峰。在传说中，在回忆录里，一个又一个宗师道貌岸然，无所不知，聪明睿智，比圣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还不仅如此。导师利用手中的权力，还可以轻而易举粉碎比自己强的人的学术梦想。资源在他手里，他一方面贪天之功，自命为人才的导师，人才要向他感恩戴德。一方面他利用各种权力，调动各种关系，把超过他的人置于死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导师=杀人犯。所谓木秀于林，风必催之，导师就是这种普遍的嫉妒心理的化为行动的执行者，导师就是那直接的催林的风。 五 许纪霖先生有一篇文章《“甘朱事件”的制度性反思》（《中国新闻周刊》190期，2004年8月2日），他指出：“博士培养制度，通常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欧式的单一导师负责制，考生从一开始就选定某一老师，从一而终。另一种美国式的导师集体负责制，考生考的只是某一专业，由该专业的教授集体指导，最后博士资格通过，再选定论文指导老师。”说得对。“欧式制度，有点像中世纪的收门徒，一对一指导，以心传心。招收学生，依据的是个人口味，考察是否能够培养成特定的‘那一个’。这当然只能由个人说了算，别人无权置啄。虽然导师权力不小，但责任更大。”“美式制度，洞察考生的，与其说是特殊的研究能力，不如说是一般的专业素质。因为是集体决定，必须讲究程序正义。招谁不招谁，由教授们组成的招生委员会，按照事先定下的游戏规则，共同讨论，集体决策。”非常精辟。“这两种博士招生培养制度，哪个更好，难有定论。欧式制度培养出来的学生风格鲜明，学有所承。美式制度让学生兼收并蓄，视野开阔。但也有各自的缺陷，前者继承有余，开创不足，而后者造就出来的，可能只是符合一般学术规范的庸才。”不过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这个结论其实靠不住。而且这种思维方式仍然是师傅带徒弟的思维方式。道理很简单，其实一切人都是自学成才的，所谓“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恰恰相反的是，在中国，变形的欧式制度，培养的才是真正的庸才。因为天才是一定要被中国化的欧式制度赋予导师的权力所扼杀的。 许先生还说：“中国过去博士招生有限，博导要由国务院来批，所以采取的是学徒式的欧式制度，导师选拔严格，学生学得认真，相安无事十来年。” 其实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建国以后的1952年院系调整是中国学术体制的一个重大转折。除了说得很多的我们已经很熟悉的专业调整，还有就是导师制从欧式美式混用到“一边倒”学苏联，全部改用欧式体制。 清华的国学研究院显然用的美式体制。举一个例子：《中国古文法》是王力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当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指导他撰写论文的导师有两位：一是梁启超，一是赵元任。梁启超对论文的评价很高，在论文的封面写的总评是“精思妙悟，为斯学辟一新途径”，文中还有“卓越千古，推倒一时”的评语。与此相反，赵元任是专挑毛病，最严厉的批评是“言有易，言无难”。王力显然超过了赵元任。赵元任面对王力的天才，显然从内心深处产生了要掐死王力的欲望。但是由于还有梁启超，赵元任只好酸溜溜的扔下“说有易，说无难” 的话了事。 “说有易，说无难”这一闷棍可以使人昏厥，但还不至于置人于死地。如果欧式体制，恐怕就难说罗。 六 何兆武先生说：“‘江山代有人才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 （何兆武《何兆武回忆联大七年》）影响学术进步的因素很多，人才的选拔，外部的物质条件，外部的管理，内部的管理，都对学术影响很大。对目前来说，中国学术界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外部的物质条件和外部的管理干预，而已经纯粹是一个内部的管理问题了。问题在于学界内部的学术专制，使学界几乎没有任何学术自由。 现在的学界学术腐败横行，学术水平低下。充斥在主流学术媒介的作品大都人云亦云，毫无创新，面目可憎。真可以说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学界高度的学术专制。一部分权威垄断了学术权力和学术资源，不同的声音就无法出现，即使出现了也进入不了主流媒介，人们也无法听到。权威们利用权力扶植亲信，排斥异己，打击新锐，压制言论，对不顺眼的小人物残酷迫害，围追堵截，穷追猛打。他们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为所欲为。 那么，面对学术界这么严重恶劣的形势，我们该怎么办呢？ 七 我认为，中国当前应尽快摈弃那种几千年不变的专制思维，把学术体制的核心——师徒制民主化，改为导师集体负责制。 导师集体负责制，即由多位学者组成导师组，负责一批学生的招生培养和毕业，有多方面的好处。由于是集体负责，权力分散，互相监督，在招生上腐败，权利交易的现象可以从根本上遏绝。在学生培养上，对学生中的中才而言，他可以开阔眼界，调整自己的方法和思路，广收博取，扬长弃短。对学生中的天才而言，就能有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而不用忌讳来自嫉妒或者不理解的压制。在学生的毕业上，同样由于权力分散，互相监督，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的杜绝徇私舞弊，为不合格者大开绿灯。一方面，天才学生又不至于由于导师的嫉妒而遭扼杀。这样学生质量一定会大幅度的提高。 还不仅如此。 采用导师集体负责制，还可以解决学界权力集中，资源垄断，学术专制的根本问题。学霸学阀控制学术界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自己的门生弟子进行控制。打击异己，培植亲信，然后这些亲信又被安插进各个要害部门。学术界就这样，被少数学霸逐渐控制，成了他们的私家花园，学术腐败也就顺理成章了。 好的制度激发人性的善，恶的制度激发人性的恶。采用导师集体负责制，既可以保护人才，又可以成全导师的道德文章，还可以防止学术专制，遏制学术腐败。中国未来学术之成败，在此一举。 注：本文转载自爱思想网站。

为什么我们必须拒绝女克林顿？ 文：林炎平 2016年的美国总统竞选注定将载入史册。美国经历了8年的奥巴马政府，而奥巴马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无能和最具破坏性的总统。他是第一个当选为总统的黑人，这本身就证明了美国不存在系统的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但是在他当政8年后，美国的种族关系反而趋向更加激烈的冲突。他几乎在每次种族事件中都扮演了煽动黑人的角色，而由自由派把控的媒体总是把煽动黑人对抗社会打扮成反对种族歧视。 这仅仅是奥巴马所有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实，进一步消除种族冲突本来是他在任期内最应该做好的事情，也是他最容易完成的任务，而他不仅不为，反而倒行逆施。他的无能和自私，由此完全得到证实。 当然，这次总统竞选无关奥巴马，而是关于奥巴马可能的继任者——希拉里·克林顿。到底美国是否还要忍受另一个四年的奥巴马的无能缺德的后遗症？这是这次竞选的关键问题。女克林顿是奥巴马几乎所有问题的参与者和始作俑者，在外交和内政上不仅乏善可陈，而且败绩累累，隐患重重。 1）恐怖主义：女克林顿和奥巴马连RadicalIslamic Terrorism（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个名词都不敢说，还指望他们打赢反恐战争吗？明明恐怖主义就是在伊斯兰和穆斯林里面产生的，却不敢正视。知道女克林顿的竞选班子怎么对加州的穆斯林恐怖分子枪杀14名美国人的恐怖事件反应的吗？他们说“我真希望这个事件是白人干的。” 2）贸易逆差：美国和所有的贸易国都产生贸易赤字。这完全是政府谈判和政策的问题。这些协议都只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力。美国蓝领工人的工资在过去的8年里没有任何增加，而过去的8年是美国经济好转的8年，这种情形是说不过去的。 3）政府赤字：奥巴马在位8年期间，美国的赤字翻了一番，他任期内就制造了10亿美元的赤字。这是经济好转的8年，在这样的比较有利的大环境下，他居然可以如此增加赤字却没有增加基本建设或者服务，这是匪夷所思的。 4）外交灾难：IS是由于奥巴马的渎职才壮大到今天这个样子。本来，奥巴马只要在伊拉克维持一定的部队并有计划地撤军，IS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但是奥巴马执意要显示他结束伊拉克战争的能力和树立他反战的形象，不顾后果执意撤军留下真空，导致IS的形成和壮大。IS的主要成员都是伊拉克逊尼派的，是萨达姆的旧部。伊拉克战争本来不必要，但是如果不是奥巴马的撤军就不会有今天的IS。而女克林顿是奥巴马的帮凶。 5）班加西惨案：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的领事馆遭受恐怖袭击，美国驻利比亚大使Etevens等人被杀。女克林顿居然在事先有征兆的情况下不予理睬，事发当时居然不接紧急电话。事后她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她是国务卿，负责所有的对外事务。她却对自己的属下的安全毫不关心。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qsDN0TicwUfR8OGiaAia1kiatsfnheaMC0ZcRYO8oAxjWbo3TkU5nRuwN7eibtlKsoBnkrh5HPjicUUPg/0?wx_fmt=jpeg 6）医疗保险：奥巴马的医疗计划已经病入膏肓。保险费直线上涨，受保范围不断下降。这种医保是行不通的，看看加拿大就知道。你要到需要用到加拿大的医疗时才知道这种医疗计划有多糟糕。加拿大人看医生困难，遇到要动一些比较复杂的手术，不少现在不得不去美国做手术。等奥巴马的医疗计划全面落实，到时候也许不得不去墨西哥了。这种糟糕的情况甚至连男克林顿都说不能继续，但是女克林顿坚称她要继续推进这个计划。 7）税收问题：女克林顿居然要在中产阶级上继续加税。还许诺很多的免费服务给不工作的人，这些必然导致在努力工作的人身上加税。这是惩罚努力工作的人而奖励不工作的人。长此以往，美国很快将变成法国那样的社会：努力劳动者承受沉重税负，而不劳动者可以不劳而获。 8）犯罪率：美国在奥巴马就任之前已经连年犯罪率下降，但是经过奥巴马这几年的执政，近年来犯罪率重新上升。在90年代成功地将纽约的犯罪率大幅下降的原纽约市市长Juliani激烈地批评奥巴马政府的政策。纽约的Stopand Frisk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奥巴马居然想以种族歧视为由取消这一极大地降低了犯罪率的措施。黑人的犯罪率确实比别的种族高，那么他们在监狱里的比例当然就高，这怎么可以称得上种族歧视呢？NBA里的黑人球员就很多，难道NBA也要按照社会的种族人口比例分配球员名额吗？ 9）最高法院：去年保守派大法官Scalia去世，如果女克林顿上台，她将任命自由派的大法官。这将是美国的灾难。到底有多危险，设想一下男女共用的厕所即可。奥巴马下令厕所不按照实际性别分成男厕女厕，而是按照个人自认为的性取向随意进入。也就是说，一个男人可以随意去女厕所，只要他认为自己心理上是女性即可。如果你是女性，你投女克林顿的票，等到女克林顿上台你去女厕所碰到大摇大摆进来的壮硕男子将如何做想？ 10） BLM猖獗：这就是所谓的“黑人的生命也是生命”这一组织。名字如何我们暂且不理会，这个组织宣扬什么我们绝对要知道。他们居然声称要杀死白人警察，把白人警察当作火腿在火上烤。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恐怖组织，也是一个种族主义组织，但女克林顿却声称她支持这个组织。在美国，黑人骂白人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而白人稍稍批评黑人的问题便会被指责为种族主义。事实上，黑人谋杀受害者中的98%是被黑人杀死的，和白人没有关系，和白人警察更加没有关系。而白人受害人中的绝大多数是被黑人杀死的。因此抱怨的应该是白人，而不应该是黑人。但是，美国白人是不许指出这些事实的，只要你胆敢说出以上事实，你就是种族主义者。而你随便栽赃白人，你却不仅没有麻烦，还美誉为争取种族平等。这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美国已经在政治正确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了。什么是政治正确？世界上有两种互不相容的“正确”，一种是正确，另一种是“政治正确”。所谓“政治正确”就是以政治为目的把谬误和恶行打扮成正确。 11）克林顿基金会：这是一个极为阴暗的组织。克林顿夫妇一开始并没有想到他的基金会可以玩到这么大，但是随着奥巴马的上台和女克林顿就任国务卿，基金会开始了神一般的成长。到底谁是克林顿基金会的赞助者？这里是几个例子：卡塔尔赞助了100-500万美元，沙特赞助了2500万美元。这仅仅是中东的几个土豪政府而已，并不包括那些以个人名义（却有政府背景的赞助）。很多人称克林顿基金和女克林顿国务卿之间的运作关系是Payto Play，如果你捐款给克林顿基金会，你就可以见上女克林顿国务卿，如果你捐款数额大，你见得就快。也就是说，你钱打到克林顿基金会，这边国务卿就把你需要美国政府办的事情办了。沙特是谁？也许大家都知道在所有恐怖主义组织和活动后面都有沙特的影子，从本拉登到IS，都是这样。沙特自己拒绝接受任何一个中东难民，却承诺可以帮助欧洲建造清真寺，他们要让Minaret矗立在欧洲各地。知道什么是Minaret吗？就是清真寺的标志性清真塔。克林顿基金会何以在短短的女克林顿任国务卿的几年里筹集到几十亿美元？美国的历届总统都没有这样的能耐，难道克林顿就凭着莱温斯基的绯闻，还是他有什么特别的能耐？解释只有一个，女克林顿用她的公众职位和捐款者做交易：你把钱给克林顿基金，我就给你提供方便。克林顿夫妇是美国历史上最为腐败的政府官员。如果女克林顿当选为总统，她和男克林顿将把这种权钱交易更加发扬光大。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qsDN0TicwUfR8OGiaAia1kiatsaCY4MDrGyt9Ncia4E4SJ1IAws4EOIlzR4ZyiaBc1AIoicmNxs8M0bAKw/0?wx_fmt=jpeg 12）讲演费：女克林顿到处讲演，每次讲演所得数十万美元。在金融巨头GoldmanSachs的讲演就是一例，她许诺这家金融公司如果她当政将会如何做，当然是如何保证这些金融寡头的利益和开绿灯。一次讲演何以得到如此多的费用。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讲演的报酬是多少？一位英国科学院院士的讲演报酬多少？难道女克林顿比他们更有深度和广度？只有一个解释，这些讲演费不是讲演的价值，而是一种投资（这是仁慈的说法），其实是一种贿赂（这才是真实）。这是金融寡头压的宝，他们认为女克林顿有可能在他们的支持下获胜，这样他们的赌注就压对了。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遗余力指使他们有很大控制权的主流媒体黑川普挺女克林顿。 13） 缺乏可行的政策：女克林顿的竞选除了攻击川普个人，还有什么？为什么女克林顿阵营对川普的传言如此感兴趣而对川普的政策却很忌讳。理由很简单，他们相信他们无法不在挑战川普的政策时一败涂地，所以只好像花边新闻小报一样满篇都是川普的个人琐事。但是女克林顿自己的屁股更不干净。 14） 邮件门：女克林顿的邮件门比起男克林顿的拉链门更加恶劣。女克林顿为了躲开政府纪律，免得留下她使用公权力为自己的“克林顿基金”服务的记录，她居然使用自己的在商用服务器上的私人邮箱发送政府机密信息。然后她为了消灭证据，删除了35000份邮件。由于这些邮件中有不少属于政府高级机密，最近的Wikileaks披露，女克林顿居然贿赂FBI的高官，让他们改变对自己不利的邮件机密等级，从而使她脱罪。 https://mmbiz.qlogo.cn/mmbiz_jpg/tzWnkCFQTByqsDN0TicwUfR8OGiaAia1kiatjYV29IlAwl7Et5bOg5KqJ4GccBKiacCqdVoibfqUjz0NyspYoPjqVXsQ/0?wx_fmt=jpeg 15）媒体和资本：在美国，有两个因素是非常不民主但是却可以操纵影响民主的，这就是媒体和资本。这些自由派媒体为什么不约而同支持克林顿而黑川普，因为他们曾经投资了克林顿基金也赞助了女克林顿，如果女克林顿不当选，他们的投资就付诸东流了。看看这些媒体背后的老板，都是金融资本。美国已经几乎没有独立媒体，所有媒体在财政上都附属于金融资本。他们为了利润绝对会铤而走险。这就是为什么像CNN这样的媒体都赤膊上阵，连一点点脸面都不顾，去给女克林顿站台洗地鼓吹。为什么媒体不讨论两个候选人所倡导的政策，而是纠缠于川普的个人花边新闻？为什么媒体不渲染问题更多的女克林顿的花边新闻而只纠缠川普的花边新闻？主流媒体已经堕落为女克林顿的走狗。在2008年一些主流媒体，比如CNN，就是奥巴马的帮凶。今天它们是女克林顿的帮凶，完全成了女克林顿的喉舌。川普11年前的一段录像被主流媒体大肆渲染，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结果是川普在私人空间（更衣室）里和朋友胡吹如何追女人。川普只是在自己的私人空间和朋友胡吹乱侃，而男克林顿是霸王硬上弓真干。许多女人指责男克林顿性侵犯她们，而女克林顿对这些指责她丈夫的女人们威胁谩骂指责，无所不用其极。 16）奥巴马的执政记录：他积累的赤字等于他之前所有43任总统的赤字之和，失业大军达到950万人，领救济食品的人增加了1300万，800万人加入贫困行列。你希望让女克林顿继续奥巴马的无能吗？ 还需要更多的理由不投女克林顿的票吗？今天奥巴马支持女克林顿的言论正是美国不投女克林顿票的另一个理由。如果我们看看08年奥巴马和女克林顿争夺党内提名的时候奥巴马对女克林顿的攻击就知道，今天奥巴马对女克林顿的恭维是多么虚伪。媒体居然把奥巴马的老婆打扮成道德力量，让她出台挺女克林顿。奥巴马老婆俨然道德领袖到处讲演支持女克林顿，而她8年前这个时候却是到处奔波贬低这个女克林顿。我不知道这些媒体和奥巴马夫妇如何自圆其说，也不知道奥巴马老婆何以称得上道德，更不要说楷模。她做过什么值得这个头衔和可信度？难道美国人要这样一个蠢货的老婆来告诉他们如何投票？这简直是对美国人的侮辱。 如果你不喜欢川普也不喜欢女克林顿，这很正常，这说明你的道德标准很高，甚至连没有证据的恶行你也不能容忍。但是，如果一个人不喜欢川普却喜欢女克林顿，这就在逻辑上无法自洽了。女克林顿比川普恶劣得多，川普是嘴炮而女克林顿是真干，你怎么解释你对川普义愤填膺而对女克林顿无动于衷呢？拒绝女克林顿！投谁的票也不能投女克林顿的票！

加拿大的“土”和中国的“洋” ——我看加中两国城市的不同 文 / 拉拉（蒙特利尔） 如果看惯了北京、上海、深圳等中国大都市的繁华、气派，那么当你站在皇家山上的观景台俯瞰加拿大第二大城市蒙特利尔时，眼前虽然秀色可餐，你还是难免心生失望：就这么些高楼，还都那么“中规中矩”。失望之余竟也许还觉着点得意：咱北京可不逊这儿。 在蒙特利尔，高楼林立的市中心不过天安门广场大小，出此区域，某些街道甚至让你想起国内的“城乡结合部”。这地方真的挺“土”。窄窄的人行道是水泥浇筑的，断裂的地方留有明显的补痕，与国内越建越宽、配有几何图案造型、甚至光可鉴人的人行道不可同日而语；车道也是坑坑洼洼，“裂”迹斑斑，哪像国内的柏油康庄大道，光洁、标致；这里的许多商场，灯光昏黄、水泥涂墙，天花板还有漏水污渍，看上去年久失修，哪像国内的“巴黎春天”、“东方商厦”、“来福士广场”，标新立异、气宇轩昂；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这些国人熟知的快餐品牌，在这里的店铺，内部装饰、桌凳都透着陈旧的气息、几分“老大色衰”的无奈，但在国内的店铺，却都明亮洁净，装潢闹中带雅、舒适怡人，犹如打扮入时的妙龄女子，让人流连忘返；这里的居民住宅，多是两三层楼高，砖砌外墙，哪像国内动辄10多层，钢筋水泥，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层层叠叠；这里，车行至城市外围的高速公路，两边都是有如国内工业园区里才能见到的低矮宽大的建筑，它们大都是商场、公司，就像一个个方块码在一起，看上去单调乏味，叫人提不起兴趣，唯有感慨加拿大地广人稀，才能如此“奢侈”地使用土地。连高速公路中间的隔离带都有十来米宽，两边高，中间低，成“波谷”状，长满了野草。记得2007年我第一次坐车从蒙特利尔去往北面的拉瓦尔市，行在15号高速公路上，看着两边“平庸”的房子以及大片形同荒原的土地，感觉像下乡似的。不过，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有那刻与“老天爷”“亲密接触”的惊奇，天空从来没有如此让人觉得触手可及，大团大团的云朵犹如千军万马迤逦压境而来，这样的恢宏气势对生活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的人而言是文字上的想像。一句“野旷天低树”竟让我在西方找到了注解。 在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步伐驱动着物质文明的突飞猛进，漂亮的公共汽车、地铁、马路、摩天大楼、霓虹夜景让外国游人啧啧称赞，感叹中国二十年巨变的不可思议。“唯'物'主义”如“星火燎原”之势在神州大地上蔓延开来，不管是一线二线还是三线城市，市政建设的指标似乎就是看谁的楼房盖得高、奇，因此也就有了类似“大裤衩”、“生殖器”等地标建筑的出现，不一而足。与之伴随的却是人们“世界观”的越来越狭隘和扭曲，以为高楼大厦、不夜城代表繁华，以为豪华轿车、游艇、私人飞机代表尊贵，以为航空母舰、太空飞船代表实力，我们在物质上不断地向西方发达国家看齐，到如今有过之而无不及，却在精神层面上背道而驰，渐行渐远。“眼珠长了没？”、“找死啊！”在国内，我一不小心没留意到疾驰而来的助动车，就会招致骑车人恶语相加；行人过马路要急吼吼地跑，像在逃命，须知国内司机号称“马路杀手”，你敢气定神闲地走吗？还有什么“黑蛇”、“白蛇”、“眼镜蛇”，专谓警察、医生、教师等一众人，世道至此，什么高铁啦、磁悬浮啦，予人的感官享受又能深入到骨髓几分？去过中国的朋友会感慨祖国城市的崭新面貌，但他们可能不知道，那漂泊大雨一来，威尼斯就有了“山寨”版，甚至还可能演变成“水漫金山”的人间悲剧。中国的城市，缺乏给力的防洪排涝、预防自然灾害的健康完善的“中枢神经系统”，经不起风吹浪打、地动山摇。 蒙特利尔虽“土”，但这背后却有理性的经济成本考量、人民决断的参与。老百姓觉得道路修修补补即可，政府就不能大兴土木。“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理普天下人都明白，加拿大人可以监督政府是否把纳税人的钱花到该花的地方，而在中国，这还是天方夜谭。翻阅朋友家人相册，让我惊讶的是蒙特利尔这座城市的大部分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呈现出现在的模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居住条件还停留在半世纪前的水平。房屋结构、外貌被保留，内部设施却随着建材的革新和审美的变化“与时俱进”。鱼和熊掌的取舍，人们似乎在这里已做得得心应手，既合情理，又遵循经济规律。 同样记得第一次坐车从蒙特利尔去往河对岸的城市，行入尚普兰大桥不久，视野便豁然开朗，不仅是因为此处圣劳伦斯河河面异常开阔，更是因为前方的城市竟被淹没在一片浩瀚的林海之中，除了郁郁葱葱的树冠，几乎看不见房子，惟有临河的几栋居民楼和散落于林海当中的教堂尖顶突兀而出，这与隔岸我身后的蒙特利尔市区的现代化楼宇建筑形成巨大反差。城市地理仅一河之隔，面貌却有天壤之别，一个摩登霸气，一个小家碧玉，让我大感意外。望着眼前圣劳伦斯河远道而来的壮阔景色，我的脑海中顿时蹦出李白的诗句：“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嗨，为什么加拿大老让我想起先人笔下的大好山河呢？朋友在向我介绍圣劳伦斯河时的一番话至今刻骨铭心：在加拿大，我们有条名叫圣劳伦斯的大河，它的重要程度，她想了想后继续道，如同你们的长江，她流经我们蒙特利尔，你看，这就是她。我极目远眺，恰是水天一色，波涌云汉，江鸥疾下，浪逐琼花。那泓澄净的水体，岂是如今的长江可比？！听罢她言，我徒“空悲切！” “好山好水好寂寞，好脏好乱好热闹”是对北美和中国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的写照，我初识此话时也很有同感。据说有一部分移民因耐不住这里生活的寂寞和单调而选择回国。这背后是不是另有隐情我不妄加猜测，但是好山好水的背后是理性，好脏好乱凸显的却是盲动。在这样的寂寞和热闹之间，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寂寞，在寂寞中思考，在单调而波澜不惊的生活中感悟生活的真谛。

作者 | 冯学荣来源 | 千字文华 曾有人说：“瓦特发明蒸汽机，是因为他有超人的天才和智慧”。可如果瓦特生在中国，他还是个天才吗？ 我们许多老百姓都会说这么一句话，“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甚至有相当多的经济学家也牙牙学语，将这句话奉为宇宙真理。 然而，很少人知道，这句话是错误的。 科学技术不是第一生产力，经济自由才是第一生产力。 为讲清楚这个问题，请读者们和我一起幻想一下：假设我是明朝一个对科技有兴趣的少年，观察力过人，看到蒸汽能产生驱动力，就知道只要给我一个锅炉，配上齿轮，我就能创造出能使车轮自己转动的机器。 可是然并卵。我从小就不会着手去做这项发明。 为什么？ 首先社会瞧不起。明朝时整个中国都认为读书考科举才有出息，经商是贱人，鼓捣“奇技淫巧”的异想天开的少年，更是不务正业，所有人都会鄙视我。 明熹宗酷爱木工发明，却只能偷偷地做 进一步而言，就算我冒天下之大不韪，发明了蒸汽机，进而使轮子自己转动，那也没有什么用，因为没人会买我的技术。为什么没人买呢？因为明朝没有专利制度，我会做，别人也可以学着做，对我而言，实现不了什么实际利益。因此我做这件事，并没有积极的意义。 再进一步，就算我用自己的蒸汽机驱动我家的独轮车，驾驶它去赶集，那也没有什么用，因为官老爷说我驾驶这个怪物招摇过市，使官老爷坐轿子的特权彻底失去了威严，官老爷会把我的机器没收了。 结果可想而知，我自己从小就打消了发明蒸汽机的念头，因为我无利可图。不但无利可图，我还要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你说我干不干？ 明朝的发明家成绩斐然，却因官僚压榨而难以成长 所以，中国历史上科技绝对不会发达，多少技术天才，只能埋没在人间。 然而，这个故事发生在英国，结局完全不一样，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人们以经商为志，以致富为荣，国家也有专利制度，专门鼓励发明创造，竭力保护财富，当时的英国，煤矿需要驱动器，轮船需要驱动器，各行各业都需要驱动力，这时谁发明蒸汽机，谁就能发财。 结果，是英国人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而不是中国人。瓦特发明蒸汽机之后，立马申请专利，后半辈子，瓦特发了大财，富甲一方。 为什么是英国人？因为英国人有经济自由，因为英国人保护私有产权。 科学技术不是第一生产力。经济自由才是。哪里保护人的私有产权，哪里就有科学；哪里有经济自由，哪里就有技术。 美国人伊莱亚斯·豪因为发明缝纫机而致富 科学技术不是生产力的原因，恰恰相反，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结果。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典型的倒果为因。 二战之后，德国分裂为东德、西德，两个地方在战后都留有大量科技人员，然而二者命运全然不同。西德人民因为拥有经济自由，仅仅用了二十年就从战争废墟中实现再次腾飞。东德却因为没有经济自由，越来越穷，人们最后竟然吃不饱饭，沦为德意志民族的耻辱，和西德形成鲜明的对比。 同样是德国人，同样具备雄厚科技基础，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表现天壤之别，这是证伪“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最有力的例子。 柏林墙倒塌时，东德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 反过来也成立。香港是个科技沙漠，从来就没有什么杰出的科技，然而凭借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自由度，竟然也实现了华人世界罕见的繁荣。 人类的历史十分清晰地告诉我们：有科技，不一定繁荣。没有科技，也可以很繁荣。关键在于有没有经济自由。科学技术不是第一生产力，经济自由才是第一生产力。我们所有的知识青年，应当牢牢记住这点基本常识。

文：姚国华 当代中国人的“大国梦想”、“大国情节”，如果不是世界上最浓烈的，也不会比任何民族淡泊。因为几千年来，中国是一个自生、自足、完整的文明体系，在周边世界里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几乎没有在文明的意义上遭遇过势均力敌的对手，人们习惯了天下中心的感觉，至今很多人说起小国家时仍旧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国面临西方强势文明的压力，国家的危机与民族的屈辱频频刺激着国人敏感的神经。然而，即使在割地赔款求和甚至亡国的危难时刻，仁人志士一点也没有放弃复兴国家的理想，反而强化了固有的大国情节。中国的国名不断地暗示着我们是“中央之国”，龙的图腾以及长城、黄河、长江等概念都被用来加强我们的自豪感，古老的哲学也不断给予我们自信心，崇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包括来自大漠的蒙古满清征服者也一再出现在舞台上映衬我们的大国之梦。今天，随着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范围和程度扩大，经济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的份额增长，尤其是奥运会在中国以轰轰烈烈地举行，我们的大国情节也空前高涨。 在西方却有另一种情形，他们的祖先早就知道世界很大，也许正因为这样，他们不把国家与世界相提并论，后者是上帝才能控制的。有些国家不仅不想做什么大国，甚至还有小国情节，也许是因为国家小，政府小，给人的感觉才更切近。人们努力经营自己的产业，细心打理自己的生活，精心修饰自己的花园，无需刻意迎合别人。有的小国宁愿牺牲巨大的经济利益而拒绝加入欧盟。他们生存的根基在自己的文化里，这种文化又扎根于几千年的欧洲历史和几百年的工业文明进程中，有普遍的宗教和理性秩序作保障。和我们十多亿人的翘首关注奥运不同，除非为了可观的旅游收入和广告收益，有的西方市民不喜欢这种吵闹的大戏去打扰他们。 与古代中国相比，与现代西方相比，我们的大国情节里所表达的自尊自强的渴望，其实深深地渗透着弱者的自卑，人们急于在全球化的主流世界里证明自己，赢得面子，摆脱一百多年来一再失败、不断被边缘化的窘境，获得进入世界中心的感觉。平常，我们好谈国家大事，即使小事也动辄要上升到国家政治上；我们闲谈国际时事，总也从离不开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家立场。因为，我们生存的古老文化根基被彻底动摇，我们的精神迷失了方向，除了少数精英有能力沿着某种阶梯直接进入国际舞台之外，绝大多数卑微的个体被外来文明造成的洪流冲得七零八落，前程只能寄托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里，这种沉甸甸的寄托就构成我们的大国梦想。 然而，我们的困难在于，僵化的农耕文明已经瓦解，传统的智慧随着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更失去了光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在进取之道行不通了。于是，人们被迫将目光转向世界先进国家，通过学习模仿他们来获得国家强大的力量。经历一百多年的反复摸索，今天人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终于在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摸到了大国崛起的门道：我们积累了堆积如山的物质财富，造成了高楼林立的城市，还积赚了天文数字般的外汇储备，中国人行走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走到哪里，哪里就充斥着廉价的中国制造，那里的人们就在谈论中国崛起或者中国威胁。 可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建立了能支配自己命运的内在根基呢？ 首先，支撑这一切成就的知识和技术不属于自己，只是机械地照搬来的，而不断提升和创造这些知识和技术的精神文化，并没有在自己的心中扎下根来，更没有成长为有生命力的大树。人们内在精神修养普遍匮乏，大多沉溺于动物性的消费主义追求里，而他们从事的也只是一些简单劳动和投机。其次，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结构普遍缺乏现代条件下必须的合理性依据，没有法治秩序，人际交往也就没有基本的信任机制，尤其是支配一切的政治体制仍然是官本位，利益集团恶性膨胀，社会公正难以实现，公民的权利无法保障，他们也就不可能成为现代文明的真正主人。 在现代文明里，所谓的大国、强国，并非是地域之大，资源之厚，人口之众，财富之多，武力之强，而是人民具有驾驭自然、社会与人生的杰出能力。生产力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能力，当然不是人的本能，也不是环境资源的赐予，更不是搭人家便车，投一时之机的机智，它是由人的智慧与相互的信任，以及合理的社会制度体系造成的。没有公民社会的内在进化，靠投机造成的富裕，其实是肥硕而已，靠炫耀显示的强大，其实是臃肿而已，靠排场赢得的面子，其实是虚名而已，都是稍纵即逝的。 现在中国流行“软实力”一说，其实是要表示我们的社会里业已荒芜并被严重透支的文化资源，这似乎是一种觉悟的迹象。但是，在普遍缺乏超越性的精神关怀，粗俗唯物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的背景下，人们喜欢发展那些看得见、摸得着、数得出的东西，并把这当作实实在在、过得硬的道理。“软实力”虽然也冠以实力之名，并不是人们的内心追求，与人本真的生存状态没有关系，终归只是工具性、依附性、辅助性的手段，目标还是要硬起来才算数，通俗地说，最后都逃不脱有用没用的检验。 文明的内在根基是人的文化教养，是民族的精神气质。因此，我们要从向往自己外在强大的大国之梦，走向争取自身内在充实的大国之智。 大国的智慧体现在哪里？首先，大国需要大学。真正的大学是一个民族智慧的摇篮，是人类超越性追求的精神象牙塔。近代文明的每个大国之所以能够创造各自的辉煌，都是要凭借一种智慧而不是仰赖一种机遇实现自己的超越，因此它们无一例外地都需要大学的文化奠基作用：意大利有博罗尼亚大学，西班牙有萨拉曼卡大学，葡萄牙有英布拉大学，荷兰有莱顿大学，英国有牛津剑桥，法国有巴黎大学，德国有柏林大学，美国有哈佛耶鲁，俄国有莫斯科大学，日本有庆应义塾，以色列有希伯莱大学。 其次，大学培养的就是大国所需要的文化精英。真正的精英不是权贵的代名词，而是具有超越性智慧的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在于拥有一种学历或从事某种世俗职业，他们不只是掌握某种知识结论，或有拥有一技之长，而且是具有宽阔的知识视野，博大的战略心胸，灵动的创造思维，深厚的文化底蕴，高尚的人格情操，健全的自由意志的人。他们以追求智慧为目的并以之为最高价值，与任何世俗政治或经济的利益集团保持距离，对于历史、现实以及外部环境保持独立的思想和判断，决不趋炎附势、苟同流俗。因此，他们代表社会的良知，他们维系着社会的理性，他们给社会生活带来源源不断文化滋养，带来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然后，文化精英引领的才是真正有自信、有教养、有作为的现代大国公民。现代公民不同于传统王权社会下的子民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里为生存而挣扎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应当是有独立人格，有理性思维，有自由意志，有合法权利的国家主人，他们不需要依附于来自身边的、政府的、外来的任何权力与权贵，他们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同时却能展开高度的分工与协作，保持社会的法律秩序与道德信任。而维系他们主体地位除了法定的权利，还必须有系统的公民教育。国家的文化教育体系必须超越于政治与经济的现实需要，必须首先给予每一个公民及未来公民基本的人格教育和思维训练，然后才是职业能力的培养。 然后，健全的公民社会才可能托起真正的大国政治。通常，我们认为政治有决定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力量，其实这只是权力之外的人们一厢情愿的误解，是传统官本位的思维延续，人们仍然企望来自全能政权的赐予，包括他们选择的自由。什么样的人民就催生什么样的领袖，这至少有片面的道理。过度膨胀的政治权力恰恰是公民社会不健全的必然结果，现实中的专制权力除了维系它本身的僵化秩序之外，其实是无所作为的，即使在一定程度上放松管制，如果没有公民社会的合理秩序形成，造成的社会混乱可能远远超过给人的合法权利，而秩序的恢复又需要重新加强权力。 最后，合理的政治制度才可能保障高效与持久的经济增长。流行的经济学家总是在经济里谈经济，却忘记了他们的祖师爷也不敢忽略的政治与文化前提，实际上经济增长从来不是孤立的技术、工具、人力、资源的作用，在这些直接因素的背后，宗教、道德、科学、法律、政治的作用具有持久而根本性的效应。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其实一直是由各级政府主导的，而政府权威是过去年代留下的政治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这些资源已经逐步释放殆尽，转化为市场上主要为少数人掌控的财富，然而健康的市场经济所需要新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教育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 经济、政治、文化构成三维一体的社会有机体，这个机体才是一个民族命运的内在根据，其中经济是肉体，政治是骨架，文化是灵魂。毫无疑问，人们的智慧与社会的文化是最具能动性的因素，因此，有一天我们能够把大国之梦转化为大国之智，我们的民族离真正的崛起就不远了。 少一点一厢情愿的大国梦想，多一点自立自强的大国智慧！

为何没有出现东方民主？ 黄卧云 一 公元前206年，抗击秦军的两支最大力量——刘邦的10万之众和项羽的40万大军——集结到了秦帝国首都咸阳附近，相距不过20余里。项羽的大本营就设在新丰鸿门。这天，总司令部正在等待一位特殊的客人——刘邦——的到来，项羽的亚父范增早已安排刀斧手布置好了口袋，到时只等项王一声令下就可以一劳永逸地不费吹灰之力解决刘邦。正在等待之际，刘邦率领一支百余骑的精干卫队来了，一下马就向项王谢罪，说，我没想到自己能先入关破秦，一直在等待将军的到来，您一定是误会了。项羽昨天就从项伯那里知道了事情的原委，看到眼前楚楚可怜的刘帮主，颇有几分歉意和心软，说，贤弟的左司马曹无伤告诉我你要称王，不然何至于此! 项羽被刘邦谦恭的表象蒙骗了，他哪里知道这个刘邦同他一样胸怀天下，是他最危险的对手。只有范增识破了刘邦的韬略，一个素来贪恋美色财货的人忽然变好了，志在天下啊。刘邦在项羽为他举行的招待宴会上遭遇了传奇般的项庄舞剑，然后利用上厕所的机会得以脱身而去。他回到军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处决了曹无伤。 鸿门宴的故事预示了此后楚汉争霸的结局，它千百年来在中国尽人皆知，对后人具有极大的警示作用。对于胜利，背弃就是信用，欺诈就是谋略，谎言就是智慧，而仁慈必定招致失败，相信对手只有自取灭亡。项羽在历史上从此也就永远定格在妇人之仁的失败者形象上。由于他放虎归山，4年之后只得自食其果，在四面楚歌声中他留下一首让世人唏嘘不已的悲歌《虞美人》，在乌江边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事情过去了2000多年后，到了1945年，鸿门宴故事重现江湖。中国人民的8年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共同抗日的中国两大武装部队立即转入楚汉争霸状态。8月28日，中共领袖和军事统帅毛泽东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一起坐飞机离开延安，到达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在8月14日，就是日本投降的同一天，国民政府主席和国军统帅蒋介石即向毛泽东发出邀请到重庆“共商和平建国大计”，此后又接连两次发出邀请电报。尽管有美国政府承诺保证毛在重庆的安全，中共中央还是担心重庆谈判是蒋介石安排的一次鸿门宴，它通告党内，蒋介石“请毛往渝，完全是欺骗”，而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目的也是为了揭穿国民党假和平的真面目。 重庆以盛大的宴会接待毛泽东。蒋、毛两大军事领袖虽然互相看不起对方，一个绝对坚持民无二主，一个霸蛮要出两个太阳，但在欢迎酒宴上却相敬如宾，毛泽东一度高举酒杯高呼“蒋主席万岁”，这一刻可能造成蒋委员长短暂的失忆，忘记了毛泽东是自己的对手。在10月10日国庆节这天，国共共同发表了《双十会议纪要》的公报，双方同意建立政治民主，统一全国武装力量接受委员长领导。同毛泽东的多次会晤之后，蒋介石更加确信国共的政治和解是不可能的，中国分裂已不可避免，他甚至产生过对毛泽东进行“拘留审判”的念头。这次为毛泽东挡剑的不是项庄，而是美国和苏联，是蒋介石慑于两大国的力量而不至于采取极端行动。毛泽东回到延安告诉他的同志，在重庆协商的声明“还只是纸上的东西”。双方都只是把谈判当作斗争的策略，目的在争取斗争主动权，至少不能在国际和国内舆论中处境很被动。双方都相信，只有战场上才能见分晓。1949年，就在共产党军队将要取得彻底胜利的前夕，毛写诗告诫全党要以项羽为前车之鉴：“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西楚霸王鸿门失败的教训两千多年来一直萦绕于人们心中。 二 欧洲。公元前494年，罗马共和国与邻近部族发生战争，紧急关头，平民却拒不听从元老院召集打仗的命令，发表宣言称如果不废除对平民不公正的法律，不增加平民在公共事务上的权力，他们将不再替政府卖命。一场内乱可能将就此爆发。元老院和贵族被迫做出让步，同意平民的要求，设立民选保民官。平民运用自己的力量进一步要求将法律以明文的形式公之于众，直接促成了《十二铜表法》的产生，人类历史上于是有了第一部成文法。 1700多年后的1215年6月，一个类似的场面出现在英格兰的尼米德草地上。一小群贵族在等待他们的国王约翰到来。英格兰贵族对国王没完没了的征税、征兵以便继续与法国国王的战争已经忍无可忍，于是决定用军事手段限制国王的权力，其时，国王在对法战争的失败更加坚定了贵族们的信心。贵族们准备了一个简单的文件要国王签署，其中最著名的条款有“任何自由人，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王国法律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国王一行策马而至。国王虽然知道这是一份城下之盟，但在看了文件后当即表示同意。这个文件就是如今闻名世界的《大宪章》。英格兰法律至上的基本思想通过《大宪章》确立为指导王国不可动摇的原则。 从罗马法律到英国宪政，构成了西方政治史的主要链条，这根链条一直延伸到现在。2015年6月15日，《大宪章》签署800年之际，英国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英国女王和政府首相出席了庆典，首相卡梅伦在演讲中称，《大宪章》改变了世界，永远改变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权力平衡。 三 鸿门宴的故事和《大宪章》的故事代表了两种相反的行为哲学或者说行为方式，一种是谋略的行为哲学或方式，一种是法律的行为哲学或方式。谋略的行为哲学以获取绝对胜利为目的，其行为不需要规则，更确切地说，它是反规则的行为。文韬武略是该行为哲学的理想境界，斗争取胜在于掩饰自己，乘其不备，出其不意。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使诈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包括语言上的欺骗和行动上的欺骗。伪装，伪善，越具有欺骗性越好。实则虚之虚则实之，是最经常的使诈手段，而实则实之虚则虚之，同样是欺敌之法。一旦对手知道你的真实企图，识破你谋略，掌握你的意图，你就会遭受重大损失。没有欺骗性，或欺骗失败，就是战术失败，也是战略失败。诚实是谋略的大敌，所有按规则的行事或者按照常规出牌，是将自己完全暴露在对方的火力之下。双方的协议和承诺，仅仅是为了某种临时性目标的达成，或出于某种需要。协议和承诺本身就是一种麻痹对方的欺骗行为，而并不是需要兑现的约束，一如刘邦对项羽的“承诺”。厚道的、轻易相信“承诺”的人必定上当。 我们再来看法律的行为哲学，它在每一个方面都与第一种行为哲学相反，它是以包容所有人的利益为目的，一视同仁是其最基本的准则。一视同仁就是包容，每个人享有相同的权利，我能有的利益别人也能有，别人没有的利益我也不能有。理性地对待自我利益，也就是理性对对待他人的利益，它不是追求绝对的自我利益的方式，而是追求合理的自我利益的方式。它抑制人们的贪欲。法律就是利益理性产物，所有人都受同样的法律约束。 人们不同的行为习惯、行为方式造就不同的政治。在法律至上的社会，政治也是法律行为，政治也在法治的框架之中。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只要看看它的司法状况就足够了，具有良好政治的国家，人民受到法律的公平对待，因此它的人民也普遍相信法律，国家受到良好的治理。在治理恶劣的国家，人民普遍不相信法律，因为法律没有在社会生活发挥权威作用，而是权力意志在发挥作用。宪法说到底是人民和统治者之间的契约，是两者相互之间的承诺，在没有成文宪法之前，这种契约和承诺就早已存在了，存在于社会习惯中。它不可能被随意解除。它也就是埃德蒙.柏克所说的，是现在活着的人、已经故去的人和即将出生的人之间的协议，而不仅仅是活着的人之间的协议。因此它具有不可违反的性质。成文宪法代表了国家的意志，它是国家承诺。当美国一位大法官说“我国曾对一项原则作出过深远承诺：对公共事务的辩论应当不受限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指的就是美国宪法。国家承诺是极其严肃、必须敬畏、不可违反的誓言，变更宪法、违反宪法就更是大是大非之事，除非轻薄之徒，随意变更宪法或违反宪法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在依靠谋略治国的社会，政治被称为是一门艺术。说是艺术，是因为它变幻莫测，难以琢磨，因人而异。艺术不需要规则，艺术与一成不变的规则和法律格格不入。每个人都可以搞一套自己的艺术，挥毫泼墨，存乎一心。政治艺术只不过权术的代名词，听起来显得高大上。艺术和权术都天然地反抗规则，厌恶规则，它们需要突发奇想。皇帝依靠临时的命令进行统治，这些命令很多出自于皇帝对各类奏折的批示。皇帝要花大量时间阅览奏折，随即批发各种最高指示，交给大臣和各级官员去执行。它们可能相互矛盾。审时度势是政治艺术的根本，时和势是不断变化的，皇帝根据朝廷的利益需要发布命令。皇帝从来不需要对臣民承诺什么，朝令夕改是由于时和势的变化。最大的时势变化当然是权力的移交——新皇帝上位，因此通常这也是改革开始的时候，新的皇帝要按照自己的想法管理国家，包括整顿和调整班子。皇帝不受自己过去的约束，也不受自己前任的约束，因此在政治艺术中，改革就成了一种常态。除了皇朝的利益是不变的，不可改革的，不可违反的，其他什么都可以变，都可以改革，都可以违反。皇帝依靠自己的智慧治理国家，无论贤与不肖，聪慧与愚妄，明智与昏聩，他们的自负都是一致的，他们无不是圣明的，伟大的，洞察一切的。他们就是法。这样的社会不可能建立起对所有人都适用的法律体系，因为，首先，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法，其次，皇帝不在法律之中，而在法律之上，法律之外，再次，极少有长期发挥效力的普遍规则。只有两条规则适用所有的人，且长期有效，一条是对父母尽孝，人类和动物出于本能都遵循的法则，一条是死亡法则，皇帝也没有找到超越于它之外的办法。 四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世界多数国家的都实现了民主制，如果在地图上用统一的颜色进行标志，那么便会看到在地球陆地部分连片的“民主色”相当可观。但如果我们退回到300年前，这个颜色就仅仅只出现在欧洲边缘的一小块部分。纵观历史长卷，它也只有几个小点，分别在希腊半岛、意大利半岛，再加上不列颠岛。也就是说，自由民主制度的出现是例外。今天民主在世界的大力扩张是其他国家广泛学习民主和复制的结果。供我们比对的三个样本也就是全样本不算多也不算少，十分有利于进行比较分析。 自由，民主，法治，宪政，资本主义，这些都在同一个社会出现绝非偶然，它们的关系不是彼此独立，而是相互联系，有了其中的一个，就有两个，有了两个，就有三个。它们有一个共同特性，就是包容竞争各方的利益，反映了这个社会的人们普遍具有的利益理性。自由是指每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这一自由是《大宪章》所肯定的自由，也是亚当斯密所指的自由，这位经济学家鼻祖发现的真理是，每个人自由追求个人财富对社会做出的贡献，远比那些声称自己为社会无私奉献的人的贡献大得多。 当不同阶级的人们以协商的方式协调他们的利益矛盾时，一种民主的和法律的解决方式就出现了。民主和法治制度是利益竞争和包容的产物，是对每个自由追求利益的人加以保障。梭伦对雅典民主的开创性贡献，是他平衡了富人和穷人的利益，一方面，他禁止借贷以人身作担保，把穷人从富人手中解放出来，使平民获得自由，另一方面，他以财产划分阶层，财产多的在公共事务中获得权力更大，保护了富人的利益。梭伦让平民和贵族彼此有了更多的包容，缓和了过去少数人奴役大多数、平民反对贵族的激烈的阶级矛盾，使雅典的民主政体更加稳固。在罗马共和国，罗马贵族包容了平民的利益才建立了稳定的法律秩序，其中一些法律具有永恒的现实性和普世价值。 资本主义产生于自由社会，也只有自由社会中才能获得健康发展。资本主义就是每个人自由追求利益的经济制度。自由放任时期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初期或者称原始积累时期，带有强烈的血腥和野蛮气息，它与奴隶贸易、血汗工厂、卢德运动等历史性标志紧密联系在一起。工人与资本家一度处于尖锐对立状态。资本的海外扩张是在帝国主义枪炮的庇护下开始的，它曾经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普遍反抗。但是，绝对利己主义的资本主义是没有前途的，靠通过拼命压榨工人来获取利益的资本家是没有前途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海外殖民地随着殖民地人民的觉醒分崩离析。资本家的最大利益必须依靠最大程度的调动劳工积极性，必须依靠技术进步。福特的汽车流水生产线早就证实了资本家和工人的双赢模式。资本家和工人不是天然的敌人，而是天然的盟友。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消除了血腥味，与国内工人运动的发展有一定联系，与本国民主法治制度的完善有一定的联系，但更主要的是资本主义内生动力使然。资本主义天然地具有利益包容性，它不仅在国内推动人们的普遍福利提升，还通过产业转移和技术扩散推动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发展。跨国公司向劳动力便宜的国家和地区产业转移和输出技术，实现了互赢互利。资本主义第一次使人类财富创造力呈现爆发式的显著增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普及之前，世界的人均收入一直只有很低的水平，且只有很少的增长。 能够发展民主的社会有一个共性，即把融入作为解决阶级冲突的基本方式，通过融入实现了阶级合作。融入就是一种合作状态，不是一个阶级接纳另一个阶级，而是阶级的相互接纳，平民接纳贵族，贵族也接纳平民，工人阶级接纳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接纳工人阶级。英国工人阶级对民主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争取普选权，通过获取选举权把自身融入到英国的宪政制度，反对按照马克思的建议建立自己的阶级专政。英国贵族对民主作出的最大贡献，是它始终包容来自不同利益的诉求，从自由民到资产阶级，到工人阶级。英国国王不仅以逐步放弃权力来适应社会各阶级的利益要求，而且本身就是英国自由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国人不习惯没有国王的自由，就像美国人不习惯有国王的自由。 五 中国是一个内战频繁的国家，内战一方面可能导致改朝换代，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国家分裂，频繁的战乱和政权变动成为阻碍建立稳定的法律体系一个显性原因。以最近这次战乱和政权易手为例，持续的内战和日本入侵打乱了国民党“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步走，没能及时兑现它实施宪政的承诺，而抗战胜利后在内战的炮火中开始的“行宪”随着国民党快速败退台湾而告终。 但战争只是表面的原因。历史上的英国也是战争频仍，除了同老冤家法国火拼不断，内战也没少，国王同贵族的战争，以及王室家族之间的王位争夺战，是英国政治的突出因素。贵族的重要职能就是打仗。贵族或者国会同国王的战争不是为了夺取王权，而是向国王争取权利，因而战争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抑制了王权。《大宪章》是国王在战争威胁下签署的。1688年，贵族把荷兰国王威廉的军队进入国内，赶走了专横的詹姆斯二世，从此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与英国和欧洲相比，中国的内战具有两大独特之处，第一，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反抗都是来自社会底层民众，主要是农民和游民。第二，夺取天下、建立政权是其最终目的。人们特定的行为习惯和行为方式是由特定的社会结构决定的。在权力高度集中的皇权社会，皇帝和依附于皇权的官僚阶级构成了统治阶级，这个阶级处于社会上层;在它之下，便是一个完全无权、也几乎没有财产的广大的农民阶级。官民两大对抗阶级在缺少一个强大的土地贵族阶级或中产阶级作缓冲的情况下，其对抗模式呈现如下特点： 首先，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只有一个权力中心，它必定也是一个权力通吃的社会，获取权力是人们向上流动、满足个人荣誉和野心的唯一方式，权力成为社会博弈的唯一对象。 第二，科举考试虽然面向所有社会成员，为所有成员提供了向上流动机会，但这种机会之门事实上只对很少的人敞开。人们不能依靠土地和财富获得权力，而只能依靠权力获取土地和财富。科举考试进一步强化了权力通吃的游戏。 第三，夺权对希望改善生存状况的底层民众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以夺权为目的的社会反抗同皇权及其官僚阶级的利益是水火不相容的，由于没有一个更加克制的有产阶级从中协调，冲突只能以最惨烈的形式进行，即战争的形式，且只有一个结果，成或者败，生或者死，两个阶级的冲突具有彻底性，残酷性，不妥协性，不包容性。 第四，贵族和农民、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那样的阶级合作不可能在皇权和官僚阶级之间出现，无论是贵族和农民之间，还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在利益上虽然有对立的一面，但更有包容和依存的一面，包容的一面超过对立的一面。而贵族与其土地上的农民近距离的生活和相处，在感情上的接近更加密切了两者间的关系。中国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则在利益上是绝对对立的，统治阶级可以对被统治阶级施舍恩惠，但双方不可能平等协商、达成协议和共同遵守。农民感受不到对皇权和官僚阶级的依赖，山高皇帝远只会让他们觉得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少的苛捐杂税，而皇权和官僚阶级的利益倒是完全依赖于底层生产者(农民)的税收，这种单方面的依赖使底层生产者更加容易走向反叛，而统治者只有镇压一途。官民之间是一种零和游戏，官之所得就是民之所失。 第五，战争是解决阶级冲突的唯一方式，但是由于官民两大阶级不能产生共存共享的利益包容制度，阶级冲突是永恒的。战争并没有消除冲突的根源，社会并没有达成永久性和平，战争仅仅是消灭了旧的压迫阶级，但没有消灭压迫本身，战争的胜负只是决定由哪一部分人来垄断社会资源和掠夺天下人财富。 六 ‍民主制度就是利益包容制度，自由，法治，宪政，也是利益包容制度，民治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自由、法治和宪政制度，自由、法治、宪政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民主制度。它们起源于利益各方的协商和协议的达成，形成于对协议的共同遵守。 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利益理性或者说包容理性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只要一个社会的人们或掌权者还抱着赢者通吃的信条，拒绝与社会利益各方达成利益共享协议，或者拒绝不折不扣地遵守已经达成的协议，民主和法治制度就不会产生。利益理性包括如下几个要点：1，承认他人的利益的正当性一如承认自己利益的正当性。2，通过达成协议、形成规则，来确立利益的共同分享机制。3，遵守承诺和规则。 中国缺少的就是这种利益包容理性。有官民两大阶级构成的社会主体，其利益不包容的冲突性质，限制了他们以理性地态度看待彼此。谋略政治是把社会治理始终看成军事行动，这是因为官民之间始终处于战争状态，即使在和平时期，在全面战争结束之后，局部战争也从未结束，官民只是暂时的休战。因此之故，维护社会稳定其实是一种准军事行动，半军事化行动，军事谋略在政治中自然延伸。在法治社会，政治则不需要任何韬略，它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护法治秩序。 把民主制度看成利益包容制度，那它对立的那种制度——专制制度就是利益排斥制度。经常有人预言民主制度的衰落，好像只有高明的人治才是医治民主弊端的良药。如果这个世界真有这么一天，抛弃包容所有人利益的制度而去选择排斥大多数人利益的那种制度，那这个世界的所有人，至少是大多数人就真是疯了，或吃错了药导致深度脑残，而且不可救药。

如果问：中国人会思维吗？这个提问本身看上去似乎就是挑衅性和污辱性的。敢怀疑中国人是否会思维，本身就是对民族的极大污辱。谁敢说咱中国人不会思维？咱们不是世界上最聪明、最优秀的人种么？而且，你说中国人不会思维，你自己是不是中国人？如果是，你不也照样不会思维么？还配写什么文章！你这不是自打耳光么？ 然而无奈的事实是，咱们似乎就是一个不怎么聪明的民族。老芦下海之初，在《枫华园》上发了篇《论闭著眼睛嚷》（此文至今还在被人换了作者名字反复转贴，在其中我说∶ “一个民族只要干出‘大跃进’、‘文革’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该民族就能进入‘耻辱吉斯尼大全’而永垂青史。可我们干了这两件事还嫌不够，如今，又正是这浅薄的民族虚荣心亦即廉价爱国主义席卷风靡了海内外大多数华人知识分子，让他们在人民刚刚脱出饥寒之后又开始仇外鼓噪，号召内战！” 就是最狂热的爱国志士，恐怕也不能否认以下事实∶第一，无论是“大跃进”还是“文革”，都是史无前例的举世无双的蠢事。第二，这两件无比壮观的蠢事都得到全民族的狂热拥护与全身心参与。第三，在干了这两件蠢事后，竟没有几个人痛感我们是何等的蠢笨愚昧，纳闷当初是什么糊涂油蒙了我们的心，去认真找一下我们脑子里的毛病，让我们今后变得聪明一些，反而欣欣然地去重犯以前犯了一百次的错误，甚至越活越聪明，巴不得老美把核武库扔到咱们脑袋上来，以成全咱们“宁为玉碎”的骨气，更从此一劳永逸地治好咱们的蠢病。这当然也有道理──不管是什么顽症，“人死病断根”的话总是不会错的。 所以，任何一个良心未泯的人，无论如何爱国，恐怕也不得不沮丧地得出结论∶咱们确乎是不那么聪明。至少，没见过别的民族干出咱们那些聪明事来。而所谓不聪明，其实是说咱们不会逻辑思维，情绪过剩，理智不足。用这八个字来考量从义和团到今天的爱国壮士，那的确是度身定做的。该用脑袋的时候，我们用上了热血。就是这满腔沸腾的热血驱使三十年代、六十年代、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走上街头，干出了一桩又一桩事与愿违的蠢事，在使国家民族蒙受深重灾难的同时，还使得全民的智力和道德一天天烂下去。 这当然也不完全是现代中国人的错，从咱们的老祖宗起就不懂逻辑思维。除了墨子有点萌芽观念，诸子百家拿手的只是模糊思维。从《老子》开始直到鬼子们打进来，祖宗们就没有给我们留下一本像教科书那样编写得有条有理的学术书籍。《老子》、《庄子》和《四书》，其编写之混乱重复令人咋舌。直到鬼子进村了，咱们这才知道天下原来还有“逻辑思维”这玩意儿。连“逻辑”二字都得音译，“以字造词”都造不出来，可见国学中不但没有等价物，连个稍微沾得上边的东西都没有。当初严复译这个词，把它译成莫名其妙的“名学”，可见其捉襟见肘。 进口来的东西当然难养驯，何况咱们还没有日本人的学习能力，所以直到今天，咱们这些肖子孙还是没有多少长进。中国到现在也没有一本《福尔摩斯探案集》式的推理小说。而你若问一般人（哪怕是大学教授也罢）什么是逻辑思维，恐怕他只会说∶“那就是不要自相矛盾”。如果韩非子没给咱们留下“卖矛又卖盾”的寓言，恐怕咱们连这点认识都没有。　 一、概念不清 其实，逻辑涉及的是概念、判断和推理。一个人要会正确地思维，第一步就是要弄清脑子里的各种概念，而咱们的拿手好戏，便是把概念弄得如同梦中仙女一般模糊，这就是咱们思维的第一个毛病。 从老祖宗起，咱们就从不知道给出概念的逻辑定义，从来不会准确界定所讨论的概念的外延，使概念变成了一堆边界不明的气团。“道”、“仁”、“圣人”、“君子”、“小人”乃至后世的“理”、“气”等等重大概念，从来不曾明确地严格地定义过。凡国学和中医中出现的貌似“定义”的东西，如“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胃为水谷之海”、“头为诸阳之会”、“舌乃心之苗”等等，在逻辑学上都是一钱不值的。 概念不清的第一个后果，是我们不但热衷于奢谈某些连自己都莫名其妙的东西，而且还会为它们而激动，而疯狂，而大打出手。百家争鸣时，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荀子无不谈“道”，吵得沸反盈天，却从未想到他们心中的“道”可能根本不是一回事。到了伟大领袖，他老人家将此传统发扬光大，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问题不应该从定义出发”。因此他发动了文革来“反修防修”，直到十多年后中央《关於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才发现“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明确的定义”。为了莫名其妙的“反修防修”和“打倒走资派”，竟然有那么多的热血青年在武斗中送命，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黑色幽默。 然而事实证明我们就是专演此类幽默大品的大师。老芦自上网来经历了三大围剿，每次都是常识和愚昧的混战。壮士们不论打的是什么旗子，一律都是混“帐”（按∶此非骂人话，而是说他们心中的那本账太混乱），既不想想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政府”，这些概念之间有无重合之处与重大区别，也不想想什么是“民主”和“民主运动”，更做梦也不曾梦见这“爱国主义”究竟是一种感情宣泄，还是一种理性行为。我说∶“所谓‘芦笛现象’的出现，是这个民族的耻辱和悲哀”，决非危言耸听。咱们这种毛病已经深入骨髓，有时连我自己也会奋不顾身，跳进泥坑。前两天和人乱吵“文理优劣”，直到某先生出来大喝一声，才意识到所谓“文理之分”的模糊，可见问题之严重。 概念混乱的第二个恶果，是使得中国无法产生大思想家，既有的学问也无法深化。在这方面中医就是最好的例子。由於不懂给概念作精确的逻辑定义使“脏”、“腑”、“阴”、“阳”、“寒”、“热”、“虚”、“实”、“表”、“里”这些最基本的观念全成了不确定的无从捉摸的东西。概念混乱更使得起码的逻辑分类都无法进行。“三焦”既包括五脏六腑在内，本身却又是六腑之一就是证明。因为没有明确的逻辑概念，逻辑学的基本规律都没法应用到其中去，於是一门应该是科学的东西却成了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禅理，变成任由实践者个人凭悟性和灵感发挥的艺术。这就是中医永远无法用逻辑方法整理、从而学术化、现代化的根本原因。 概念混乱的最后一个恶果，是即使遵循正确的思路也会导出错误的结论。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这里“借头示众”，把前两天和某网友的争论拿来作个示范，请务必不要介意。他的基本思路是∶文学只是文字的艺术，因而是不能翻译、无从比较的，所以外国人无法欣赏中国文学，谁是中国最杰出的作家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决定。而作品的文学价值就是它的市场价值，所以谁拥有最多的读者，谁就是中国最好的作家。因为金庸拥有最多的读者，所以金是中国最大的文豪。外国人不欣赏他并不证明他不行。 这里的推理过程是缜密的，没有什么毛病，问题出在“文学只是文字的艺术”和“作品的文学价值即市场价值”这两个错误概念上。概念错了，便不免南辕北辙，车再好，马再快，离开楚国却只会越远。可见清晰、准确、正确的概念是正确思维的第一步，而我们中间似乎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 二、不证而论 咱们的第二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不懂逻辑学上的“充足理由律”，给出论点来往往不证而论，只有论点，没有论据。这里随便引两句《老子》∶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这里的三句话，每句都是论点，毫无论据，实际上是三个彼此毫无相干的结论。翻成白话就更一目了然了∶“古代善于实行‘道’的人，是去愚弄百姓，不是教育他们明白事理。聪明的人民是难以统治的。所以，用开发民智去治国只会坑害国家；反过来就会给国家造福。” 请看，这里哪一句话不是先入为主，强加于人？最后那句话用“所以”（“故”）引出，看上去貌似基于前面的论证的结论，其实只是与前两个结论并立的另一结论。比起西方那些“难治之民”来，中国百姓是最易治理的驯服工具，然而西方却不会像中国那样周期性地发生暴乱，可见“智民难治”的结论并不自动导出“以智治国是祸国”的结论。就算勉强把最后这个结论说成是由前面的论点引伸而来的，它仍然只不过是建筑在未经证明的两个论点上。愚民如果是暴民，又何尝“易治”？ 这种“不证而论”的传统在近代得到空前的发扬光大，伟大领袖在内部讲话中就断然表示过他不相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公婆各有理”。而人民似乎也毫未感到世上有讲道理的必要。於是中国便成了一个世上独一无二的实行“口号治国”的国家。我每次回国，都要震骇于国外见不到的那些巨幅标语，它们以上帝般的权威口气，不容置辩地命令或教育人民应该怎么去过日子。我们早已习惯于不加思索地接受这些毫无根据的命令，如同敬爱的林副统帅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古代，咱们埋头做忠臣孝子，在现代，咱们埋头“斗私批修”，同样的毫不踌躇，同样的无怨无悔，却没人问一声∶“什么算‘忠’？什么算‘孝’？为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为什么要‘痛打落水狗’？提出这些口号的根据是什么？难道它们是《摩西十戒》，不必说出理由何在？”　 三、乱用类比推理 咱们第三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乱用类比推理，从毫不相干的事物或自然现象中推导出人生大道理。这里再随便引《老子》作例证∶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按，此据马王堆帛书，下不注），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以其身后之。是以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为之争。” 这里由一连串的“是以”连接起来的连锁推论方式，本来在逻辑上就是毫无价值的。然而这一切推论，竟是从“水往低处流”这个自然现象中导出来的！因为江海位置低下，能纳百川，所以圣人为了爬上去统治百姓，就必须先伏低做小，这算是什么推理？就算“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成立，它与促使水流动的地心引力又有什么鬼相干？ 类似地，中医“理论”中的那些“天人感应观”也令人哭笑不得。自然界有的东西，体内似乎全有，“风寒暑湿燥火”无一不备。老芦是个“肝火旺”的人，哪怕泡在游泳池里也淹不灭这“三昧真火”。如果它一直这样熊熊地旺下去，恐怕到了六十岁那天就要“中风”，让手脚象风中的树叶那样抖个不停。而本人的“舌苔”其实就跟墙角长的青苔一样，只是颜色不同而已。如果体内“湿度”大了，舌头就长出厚厚的白苔来；如果体内“热”了，苔就给烤干了，如同青苔无法长在墨西哥沙漠中似的。我有时不免纳闷∶黄帝、张仲景、孙思邈他们当年怎么就没想出个体内的日月星辰来？ 这种病态联想，使我们像尼采笔下的“超人”那样，从此山的山巅一步就跨到彼山的山巅，在概念之间作狂野的“飞跃”。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早就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例子指出过这种“连锁推论”的荒唐。该“理论”从“个人”到“天下”层层放大，连续飞跃，毫无逻辑上的联系，却被读书人奉行了两千年，其间竟没有多少人想想∶一个人就算是修身修到活佛的境界，难道就会自动具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能力不成？两千年下来，似乎只有一个曹孟德敢于公开承认他愿意使用象陈平那样的“盗嫂受金”者来治国。 这个乱用类比推理乃至文学比喻的传统，至今仍在让咱们每时每刻发扬光大。这方面的问题，我在《明月何处圆？把酒问青天》已经痛驳过了，此处不赘。四、以“经典”作为论据 第四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以“经典”作为论据甚至论点的来源。中国的古代“思想家”，似乎离开了权威的话就写不了文章。老子没有权威可引用，便捏造个“古之圣人”出来。到了庄子，便虚构了一个“仲尼”，一会儿把他当神灵附身的巫师，借他的口来假传圣旨，一会儿又把他当批判嘲笑对象。孔子离了文王周公，孟子离了孔子，似乎都要害失语症。 到了后世，读书人的全部智能都用来“代圣贤立言”，全国人民两千年如一日地靠三四个死人的智慧讨生活。就连弄点闲情逸致的诗文歌赋，也要把它们变成王恺与石崇式的斗富，比赛谁家囤积的典故多。宋儒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如果孔子不生出来，古往今来的几十亿甚至几百亿人便统统没了脑袋。这种“吃死人大户”的千年“人民战争”，蔚为文明史上的奇观！ 哪怕是鬼子的大炮，也没能轰垮咱们这种吃祖产的败家子家风。敬爱的林副统帅真是吃透了中华文明的一位好同志。他仿照《论语》的方式，下令编篡了小红书，用“一句顶一万句”的格言治国。该同志虽然不幸魂断大漠，却忘了把这种“三八作风”随身带走。只要看看网上那些稍微认真一点的文章，不是引古圣人，便是引洋权威，这其中理由何在却忘了说。 五、以偏概全 最后一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以偏概全，乱作归纳推理，把个别的、一时的现象当作普遍的和永恒的。这样的例子，翻开《四书》比比皆是∶ “巧言令色，鲜矣仁。”此话当然适用于敬爱的林副统帅和“星宿派”（注∶见金庸《天龙八部》），但似乎并不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倘如此，西方从推销员到政治家就没有一个好东西，因为他们推销或竞选时没谁不巧言令色的，而国内那些晚娘脸售货员似乎可以据此坚持她们的“丰矣仁”了。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此话不知根据什么归纳而来。要让它成立，首先得定义何谓“祯祥”而何谓“妖孽”，在老芦理解，后者似乎是指那些气功大师们。然而此辈在汉武和明嘉靖之时极多，也没见人家亡国。孔子晚年，有人打到了麒麟，据说那是祯祥的象征，他老人家原该高兴才是，却吓得从此绝笔，不久便死了，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这是我在《四书》里能找到的最好的归纳，适用于大多数情况。错是错在那个“凡”字上，把话说死了，说得没有例外了。老芦天天开车去上班，这也算“凡事”之一吧。然而这种事我哪怕在梦游状态中也不会“废”，并不需要预先计划安排一番。相反，一场科研实验，无论事先计划的何等周密，却也不一定“立”，完全可能惨败。 这乱归纳的传统，到了伟大领袖便登峰造极∶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嫖娼，我们就要嫖娼，敌人拥护民主，我们就要反对民主。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归纳是成立的。不破了邪的、坏的，好的、善的确乎立不起来。然而如果把它推广到“破旧立新”上便大错特错了，因为第一，新和旧并不一定是水火不相容的，不破旧，不一定便不能立新。第二，旧的不一定就是坏的，新的也不一定是好的。 “诸矛盾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矛盾，解决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在微观上，办事自有轻重缓急，此论作为一种策略尚有参考价值，虽然解决了急事、大事不一定导致“缓”事、小事的顺利解决。例如我现在有吃饭和写文章这两件事要做。如果我饿得眼冒金星，文章显然是写不出来的，所以必须先去吃饭。然而胃里充足的食物只提供能量，并不提供灵感。“吃饭”和“写文章”这两个“矛盾”在本质上毫无联系。我就是吃了山珍海味也未必就能“纲举目张”而“一饭诗（矢）百篇”。在宏观上，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此论也确实成立。例如打仗，一旦突破了敌人防线的最薄弱处，对方也就溃不成军了。然而将此上升为国策，提出什么“以钢为纲”、“以粮为纲”就是笑话。试问国民经济中什么是纲，什么是目？有哪一个行业是可以忽略、哪一个行当又是重中之重？科学中又有谁是“万王之王”，必须优先发展？　 以上五种重大逻辑缺陷，使诸子之书成了格言集锦，而不是思想家的理论著述。它们当然是古老智慧和人生经验的结晶，但却不是逻辑上井然有序的思索推理结果。然而两千年下来我们却只为其中的智慧闪光而迷醉，看不到其思维方法的缺陷。“先天不足”（传统）加上“后天失调”（现代教育），便害得中国人成了不会逻辑思维的民族。 咱们的教育，实质上和当年八股文开科取士的应试教育没有什么不同。无论学哪一科，都是教你一套繁复的规矩，让你把这套东西操演得精熟，彷佛是教八十四式（？）武当长拳似的，而一个高材生的本事，就是拳来足挡，刀来棍迎，按师傅教会的套路“打出少林寺山门”。西方的教育是教你“万人敌”的本事，强调的是教会学生“the way of thinking”（思维方式），去想前人之未想，立前人之未立，而咱们却是教学生一套好拳脚，去应付考官想得出来的一切招数。 这种教育的结果，便是连数理化的高材生也不一定会逻辑思维。许多人学会的是本行里那套严谨的规矩，却不会融汇贯通，看出其中具有普遍性的思维方法，把它应用到别的领域中去，一进了社会人文领域便如同白痴，偏偏还要“挟理自重”，以为方程式便是洛书河图一般的东西。小芦在初中时即已攻读了苏联出的逻辑学教科书，而且是学校的平面几何状元，然而并未真正掌握逻辑思维的要旨。所以后来给“辩证法”风魔得迷迷登登的，成天琢磨“否定之否定”，死也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数乘上零被“否定”了，再乘上一个零还是零，并不会“螺旋式地上升”，向原来那个数回归。后来又短暂地狂热投入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文革，根本不去想想一个中国从未有过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又如何谈“复辟”。甚至在启蒙后，刚听到“基本路线”的“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时也并不觉得滑稽，没想起这“五十年内外”其实是个包括“一百年内外”的“开区间”。 因为不会逻辑思维，我们便成了“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什么都敢信，什么都敢说”的愚昧、幼稚、狂热的民族。不管是何等荒谬的名堂，一出笼便能风靡亿万人民，人人如痴如醉，个个似癫似狂。“大跃进”、“文革”不必说，什么“鸡血疗法”、“针灸治聋哑”、“饮水疗法”、“甩手疗法”、“磁疗”、“红茶菌”、“气功热”、“风水热”、“易经热”……实在是琳琅满目，蠢不胜收！至今我一闭眼，就想起当年某好友清晨起来愣灌下几升白开水，而未来的芦娘子在竹林中如中风魔，每日数千次地来回猛甩纤纤玉手。当然，比起后来那些在北海里抱著大树亲嘴“吸树精”、躺在地下“接地气”、参加张大师香玉的语言短训班学习“宇宙语”、“宇宙歌”的疯子们来，这实在也算不得什么。 为了使本民族稍微有些理智，我们的教育制度必须作根本的改革，废除那种制造工匠的应试教育，采取西方那种旨在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想象力、创造力的教育方法。为此首先必须将逻辑学开为所有学科的必修课。虽然西方现在已经停止教授逻辑，然而那是因为逻辑思维已经成了人家的深厚传统，不必再多此一举。但在中国这却是非补不可的一课。此外更要停止将学生造成解题机，以彻底摧毁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的野蛮作法。其实在这方面，伟大领袖早有合理的教导∶“启发式，废止注入式”。要引进西方那种让学生在课堂上自由讨论，由集体或个人搜集资料，在教师指导下主动研究，完成课题的教育方式。说到底，治疗愚蠢的良药是合理的教育，我觉得这是国家应作最大投资的项目，是咱们学习西方的重点。 中国人满脑子的原始辩证思维，缺乏形式思维，所以现代科技不可能从中国起步 注：本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台湾小游感怀 文：一沙（蒙特利尔） 我不算悲秋客，素不擅附风雅，但值此深秋时节，竟痛感“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凉。为了抚平枕边人心中一层叠一层的伤痕，老妻寄望于类似33 年前那次同样的时节、但意境相迥的“九天台湾环岛豪华游”蜜月之旅。 对这次的4天豪华台北旅游，我没有什么期待，只想满足一下怀旧的心理。想当年，从香港去台湾的游客，哪怕是粗茶淡饭、辛苦过日子的打工仔，只要能照足旅游公司的潜规则，随身携带指定的少量物品入境，如参茸海味、云南白药、华洋名酒、万金油、牛仔裤之类，但事先一定要剪掉或刮掉“中国制造”这4 个字，就连内衣内裤也不能掉以轻心，那么，就等于免费得到往返机票以及九天的富豪般的享受了。尤有甚者，这些港客中，只要身上还有足够的雄性荷尔蒙激素，随时还会饱尝飞来无边艳福，享尽宝岛超限温柔，“何日君再来”莺啼不绝于耳。当时，环岛无处不充斥着南宋偏安的情结，所见的民众，脸上没有多少笑容，即便是点头哈腰地接待豪气的港客之后。带团的导游比站错队的红卫兵更加愤昂，豪华盛宴中最扣人心弦的押轴合唱，场场都是令全台湾人黯然落泪的爱国歌曲“梅花颂”。 在淅淅沥沥的秋雨中抵达台北新机场入境大楼，眼前这位爽朗健谈的中年女导游，在短短的四天行程里，却把我从躲不开的哀思，抛进另一个欲理还乱的思索。对着我们这批中、老年港客，虽然素未谋面，但是，她讲话似乎完全没有什么避忌，一路上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台湾有哪些好的，她说，有哪些坏的，她也说，不卑不亢，很专业，非常自信，笑声朗朗的，没有一点八股味的宣传。她坦荡相告，自己出身贫困，靠自学成才，以大学的学历在此行已经纵横十多年。她有屡获口碑的事业，有幸福圆满的家庭，有丰盛的现代化生活，她们一家都是信佛的，自愿地从丰厚的收入中抽出一部分，捐给慈善机构。她感激老蒋，也钦佩小蒋，对李登辉的经济建设功绩不吝溢美，对陈水扁不无惋惜，只是多补白一句：活该！对台湾首富郭台铭更有一番极富人情味的好评。 无论是在骄人的101摩天大楼，在偏远的九份山城，在人头涌涌的故宫博物院，在三流九教混杂的士林夜市，还是在庄严肃穆的忠烈祠，在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舒畅的诚书屋，在熙熙攘攘的西门町，我细意观察南来北往的台湾人，果然脸上多是自然的笑容，言谈举止多是热诚的应对，与整洁简朴的市容，宛然一派和谐，印证了女导游娓娓所言：台湾老百姓正在享受着文明国家应有的优渥的教育、医疗和住屋等等的国家福利，而所有这些，并不要求台湾老百姓以当奴才为代价去换取；恰恰相反，在台湾当官的，面对着老百姓，往往是谦卑的，甚至是毕恭毕敬，稍一不规矩，就会丢掉乌纱帽、当阶下囚。 中正纪念堂 在参观中正纪念堂的前一天，她特地给我们出了一道IQ 题：既然蒋介石和宋美龄有一套完美设计的政治婚姻，还缠绵着几十年风雨同舟，至死不渝的夫妻恩爱，可是，为什么宋美龄始终拒绝和蒋介石同房呢？次日答案揭晓，在一幅幅巨大而珍贵的历史像片前，人群涌涌，她笑着说：因为蒋公年轻时与青帮为伍，染上了梅毒。望着我们这些啧啧称奇的游客，她还不忘向身旁巨大的蒋介石全身铸像打个招呼：你们看看，蒋公的样子多么慈祥！她好像是在与一帮老朋友侃大山，笑谈远方亲戚的老祖宗的风流韵事一样，无所谓要不要为尊者讳。是的，凡是与老百姓的切身有关的见不得光的假、丑、恶，老百姓都有权无情地曝光，无情地嘲讽，无情地赶尽杀绝。 短短一代人的人生道路还未走完，台湾人已经讨厌歌颂残暴的伟大，还随时唾弃卑鄙的光荣，棒杀荒谬的正确，诸如此类的随心所欲，绝对地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这种人文环境的反差巨变，对比不但可以是纵向的，也可以是横向的，而纵向对比的史料令人慨叹，横向对比的现实令人无语。两岸的族群，似乎都在装修家居，各自忙着调校自己喜欢的颜色。绿和蓝的纠缠，无论多么噪耳，都是空调机的嗡嗡，总会给他们换上新鲜的空气；红和黑的忽悠，无论是多么精明的算计，用地沟油捣鼓出来的蛋糕，不管它多大多美，总叫里里外外的人作呕。 一滴水，固然不能透视天空的阴霾和风暴，但是，灿烂的阳光肯定可以被这滴水珠映射出来。在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离我们越来越近的年头，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高唱入云的当下，从东海那边飘来的阵阵秋雨，会让我们看到什么？请允许我引用苏格拉底的一句哲言：“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文：辛允星 追剧半月有余，终于等到尘埃落定。认真欣赏《人民的名义》这部热剧，我最大的感受是两句话：负面人物被塑造得太真实，而正面人物则显得太虚假；在揭露社会现实方面“大尺度”，而在隐喻化解之道方面“很保守”。鉴于已有太多的网文围绕该剧发表各种各样的评论，我只好从“实”与“虚”两个方面对该剧作一个简单的对照性分析，尝试指出其创作之得失，并根据该剧所透露的微妙“信号”来推测中国政治未来几年的演进方向和可能后果。 首先，我认为该剧“较为真实”地揭露了当前中国政治生态环境之中所存在的诸多严峻问题，比如官场内部的裙带关系和帮派（山头）现象、公共权力寻租和官商勾结问题、国家政治权力结构中的“一把手”被监督难题、司法严重受制于行政权力和根本不存在法理上的制衡之现状，国家公务人员的“唯上”与“唯权”思想等等。具体来看，作为本剧故事线索的检察院在开展本职工作的过程中可谓是处处受到党政权力的干预，很难独立行使检察权，若没有所谓的“政治斗争”，剧中所描述的“反腐行动”似乎早就被“团结”的声音和内部干预停止了；而通过这一系列的情节展现，我们会发现：中国政治仍旧停留在“权治”状态，与“法治”的理想目标还有着遥远的距离，“权在法上”的现实丝毫没有得到改变。 同时，该剧还顺带揭露了一些“连带性”的社会问题，比如，社会阶层固化与流动受阻、社会关系网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女性的“身体物化”现象、各级教育部门的腐败和教师人群的功利主义思想等。据说，因为这个事情，妇联工作部门还提出了“抗议”，我真想对他们说：在众所周知的事实面前，就不要作无谓的“辩护”了吧？你最多质问周梅森——“中国社会处于整体性黑暗时期，你为什么专黑我们？”我认为这问题根本用不着周老师来回答，我可以用常识给出答案：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不可能展现全部社会现实，而只能从某些局部来揭示一些突出的现象；教育工作者在本剧中几乎是“全军覆没”，不也没人出来抗议吗？为了“照顾”下观众的小心脏，也不能让全部丑陋集中呈现嘛，所以，咱且稍安勿躁，等待其他作品带给我们心理平衡，“鲜活”的社会现实，还怕被“文化人”忘记？ 总的来说，本剧在揭示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方面确实显现出了“大尺度”的特征，其典型标志是其中角色人物涉及到的官阶明显高于之前的绝大多数类似剧目，直接承认官商勾结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权钱、权色交易已经渗透到中国的日常政治生活之中。然而，我认为该剧在塑造“正面人物”形象方面具有颇多“败笔”——侯亮平、陈岩石、沙瑞金、易学习这些人物显得“太纯粹”，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也正是凭借这一点，他们做到了“百毒不侵”、“无欲则刚”、“洁身自好”...这几乎就是中国传统的“清官”文化之鲜明写照！我之所以难以从这些人身上获得“真实感”，是因为自己从未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过类似的人物，甚至也未曾听说过“足以让我相信”的真实事迹。 透过本剧，我还发觉到了一种沉重的“隐忧”，那就是它所传达出来的政治讯息。剧中正面和负面人物的鲜明对比似乎在暗示：正面人物因为坚守信仰而“正义”，负面人物因为丧失信仰而“堕落”，因此，中国的反腐败政治大计将主要依靠“革命信仰”的重建来实现，这完全延续了中国传统“道德理想主义”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该剧虽然也通过汉东省纪委书记田国富等表达了“制度建设”的必要性，指出了一把手的权力需要接受监督，但很显然，在中国这个特别强调“核心意识”和军事斗争的国度里，同级纪委对一把手的监督难以真正落实。在这种情况下，道德重建必然会遮蔽制度创新，剧中角色陈岩石最大的悲剧就在于，他至死都没有认识到，他的信仰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不可能被广泛接纳，而沙瑞金的诡异笑容（即“心知肚明”）则传达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暧昧”前景。 进而言之，假如本剧所暗含的“政治信号”代表着中国最高政治当局的一些想法，那么，他们的执政理念可以概括为如下两点：坚守源于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改革开放就是要在这种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上推行具有市场化取向的各项经济与社会变革。显然，这完全符合最高政治当局几年前提出的“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说法，它延续着经济改革右转、政治变革左行的基本路线方针，是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政策的再阐释。众所周知，运用革命年代的意识形态“社会动员”方式来开展现代市场经济建设，这应该是人类社会很少被尝试过的政治创新，但我认为，这恰恰是最要命的“保守”思想。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历史已经证明，在这个思路指导下建设起来的所谓的“市场经济”一定是“权贵经济”加“国家资本主义”，而与真正意义上的、基于自由平等竞争而形成的市场经济形态可谓是南辕北撤，最终它也注定会因为违背客观经济发展规律而走向失败。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看似“大尺度”的同时，《人民的名义》实际上充满了“保守”的味道；它将自己业已揭露得淋漓尽致的那些“不堪现实”交给了革命信仰，交给了道德理想，交给了明君清官，却唯独忽略了“人性的复杂”，简化了“制度的必要”，忘却了法治社会的本质特性，从而给“清醒”的观众们留下了一笔“糊涂账”和无尽的忧心忡忡。马克思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意思：重要的不是解释现实，而是改造现实，这句话对当下的中国具有超强的现实价值，那么，如何改造现实呢？我相信这样一句话：一旦方向错了，不管你怎么努力，都不可能达到预定的目标！当然，领衔的“改造者们”也许在私下预定的“目的地”本来就与公开说到的“目的地”不是一个地方，若如此，这个民族的千年悲剧必将要继续重现了。 注：本文转载自爱思想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