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4-613-1276
contact@mengchenghui.com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10:00-17:00
热搜: 房产 留学 医疗
此时此刻 有一个人的存在让党感到不安——徐晓《半生为人》 attach_img
有一个人的存在让党感到不安——徐晓《半生为人》 文:余杰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当我在遥远的美国得知徐晓第二次失去自由的时候,再次打开她送给我的那本《半生为人》,扉页有她的签名,时间是二零零五年十月一日。短短十年,却宛若隔世。二十一世纪初那几年,常在北京的饭局和座谈会上相遇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进了监狱丶流亡异国或天人永隔。我与徐晓的最後一次见面,是二零零八年包遵信先生的骨灰入土仪式,现场人太多,没来得及交谈。虽然仅有的几次会面我们都只有简短的交谈,但我对徐晓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那些多少带有异见色彩的知识女性,多半愤世嫉俗丶剑拔弩张丶尖酸刻薄,像是花木兰丶穆桂英和孙二娘,不易相处,一不小心就得罪了;徐晓却温和丶开朗丶柔弱,如同邻家的大妈,那是一种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後容纳百川的宁静。 我很喜欢徐晓带有自传色彩的散文集《半生为人》,这本书写出了八十年代改革之初中国知识界的时代氛围,经历了文革的疮伤之後,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成为主潮,“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直到八九枪声响起才戛然而止。那时,青年徐晓与北岛丶芒克等人一同创办先锋文学杂志《今天》,面对横逆傲慢的党国结构,“从不怀疑中产生了怀疑”,进而开始对自由和人的尊严的追寻。美学家高尔泰评价此书为一首忧伤的长诗,没有控诉,没有谴责,只是讲述了一个个智慧而横遭不幸的人,终於构成“弱者的胜利”。徐晓写道,“谁爱得越多,谁就注定是弱者”,但是“他们站在社会的边缘,与现实的喧嚣丶浮躁丶萎顿形成反差,这本身已构成了意义,并给社会提供了意义”。 当《今天》变成了昨天 徐晓在自序中说:“我想,恐怕大多数职业都是可以选择的,惟有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就像圣徒是被上帝选中的一样,写与不写,写什麽和怎样写,都是被规定好了的。”当《今天》变成“昨天”之後,历经沧桑的徐晓开始书写亡夫周郿英丶友人赵一凡和史铁生丶诗人北岛和芒克等人,这些在样板化丶同质化年代里鲜活而智慧的不幸个体,结集成为《半生为人》一书。 这本书让我想起帕斯捷尔纳克的《人与事》。那也是关於一群在匮乏的物质生活中过着昂扬的精神生活的人们的故事。帕斯捷尔纳克写他与文艺家们的交往,对於时局和文坛事件却欲言又止。在《人与事》写作之前,他就经历了马雅可夫斯基丶亚什维里丶茨维塔耶娃的自杀以及曼德尔斯塔姆和伊温斯卡娅的被捕,同样的命运随时可能降临到他头上。因此,他只用艺术观念暗示内心的疑惑与悲伤:“我认为艺术家和众人一样虽然有死的一天,但他所体验的生存的幸福却是不朽的,所以,在他之後经过几个世纪,其他人接近他个人的丶切身的最初感受的形式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许会根据他的作品对此又有所体验。” 这也是徐晓的信念。一九八五年,《今天》刚停刊五年,徐晓和诗人北岛丶芒克丶多多丶顾城等人一起到北大参加艺术节,发现大学生们对《今天》已茫然无知。徐晓感到深受伤害,她写道:“我甚至想走上讲台,讲述我们当年承担的使命和风险,我们所怀的希望和冲动。”因为,对她来说,《今天》“不是一段文学经历,也不是生活中的一个偶然事件,而是生活本身”。 书中最感人的是那篇写赵一凡的文章,那个曾因为思想罪而入狱的轮椅上的残疾人,那个“在所有陌生人面前总是腼腆得像个孩子”的知识分子,把他那间厨房兼客厅和卧室的小屋,打造成灰暗的北京城里一处明光照耀的文化沙龙。赵一凡才华卓异,更是爱人如己——“他没完没了地写信,邮票总是一百张一百张地买,一天发十几封信,信末签署的时间往往是凌晨两三点钟。他照旧把字写得又小又密又整齐,照旧每封信都留底稿,并且把底稿写在废纸的反面。他在信中乐此不疲地讨论共同读过的书,评价朋友们的创作,推荐报纸杂志上他认为好的文章和作品,甚至指出上一封信中的语病和错别字。最多的还是写信谈心。他会非常委婉地指出你的弱点,但又不让你感到自卑,无论你怎样沮丧,总能从他哪里得到鼓舞和安慰。”那个时代没有丰腴的物质生活——徐晓的那架破旧的自行车甚至在路上骑着骑着就散架了;但是,那个时代有一群执着丶单纯丶热情丶聪慧的人们,他们相爱,彼此温暖,他们写作,彼此砥砺,人与人之间炽热而纯真的关系,如同《广陵散》一样成为绝响。 美可以抵抗暴政吗? 徐晓不是政治层面的反抗者。多年以後,她看到纪录片《寻找林昭》时感叹说:“回想我的一些超出常轨的经历,其实都有点儿身不由己。和那些在政治上勇敢地作出选择的人相比,我常常感到惭愧;和那些在平庸现实中敢於自由表达的人相比,我常常生出羡慕。中国当代有林昭在,有王申酉在,有遇罗克在,有顾准在,谁还有资格夸张?”徐晓自认为是一个爱美丶爱自由丶爱独立思考的平凡女子,却不幸成为文革後期一场文字狱大案的受害者。 在《半生为人》中,有几篇文章讲述作者当年的狱中生活。与杨曦光丶廖亦武等人充满血腥味道的监狱文学相比,徐晓用一种富於诗意的方式描述狱中经历。即便写监狱管理者的时候,她也有意无意地忘却那些面目狰狞丶凶神恶煞的狱卒,而用温暖的笔触描述一名身穿“墨绿”衣服的队长,在她刚入狱时就递给她一双袜子和许多卫生纸。在暗无天日之地,亦有人性之微光。後来,这名狱警因为帮一名囚犯送出一封家书,而遭到同僚告密,并被清理出“无产阶级专政机器”。徐晓感叹说:“惟一向犯人露出笑脸的队长,本来就是没资格也没理由当狱警的。”幸好八十年代可以当个体户,“墨绿”队长後来做裁缝也过得红红火火。 徐晓也回忆了难友们如何在牢狱里苦中作乐:在暖气片上烤窝头,把仅有的一片肥肉放在咸菜中腌一天後夹在窝头中吃……即便在孤绝的环境中,她也在三教九流的女囚身上发现了她们对美的呵护。徐晓落笔的时候:“最终为把血腥和粗暴的细节删除了,也把荒诞和滑稽的故事删除了,惟独没有删除的是从那个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因为其中虽然凄婉,却飘散着丝丝缕缕的温情。”徐晓不愿成为像祥林嫂那样的控诉者,苦大仇深丶喋喋不休。她的文字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有一种俄罗斯文学中才有高贵与优雅。她如此定位这种回忆与书写方式:“有朋友曾说,我的写作美化了生活。为此,我曾想给这本书命名为‘美化,直至死’。与其说是想回应这善意的批评,不如说是无可奈何的孤绝。作为人,作为女人,作为母亲,当你在任何一种角色种都面临困境的时候,你怎样论证‘活着的正当性’?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作为悲剧的见证者,你怎样能够保持内心的高傲和宁静?” 这是一本诚实的书。徐晓没有过高评估自己和那群热爱诗歌的同道,她承认,这个群体“还没有足够成熟的人格,足够强大的精神力量,保持作为一个反抗者的姿态,并承担起‘新人’的使命”。当八九枪响丶九十年代商潮滚滚之际,很多人未能继续前行,甚至有人与当年的道路背道而驰。比如,诗人北岛在流亡多年後再也忍受不了寂寞,回国参加官方的诗歌节,戴上红领巾,「在蓝天白云下,给大家敬了个热情洋溢的少先队队礼」。年轻一代的诗人丶良心犯师涛对此的反应是,把北岛的诗集从书架上全拿下来。更年轻的评论家丶曾经在地下室背诵北岛诗歌的黎学文则评论说:“北岛这个曾经的文化反抗的符号与红领巾这个极权意识形态符号的叠加,当文化反抗者符号和体制的红色符号化身为一时,时代的荒诞和反讽瞬间定格。”这件事发生在徐晓入狱前夕,不知道她看到这些评论,心中有何感想?这两幅图画彰显了《今天》群体无可挽回的分裂,而分裂的瓷器是无法修补如新的:当柔弱的徐晓再度入狱时,流亡归来的北岛却系上了红领巾。何为荣耀,何为羞辱?何为胜利,何为失败?徐晓收入书中的那篇为北岛的《失败之书》所写的书评,已隐约地揭示出她心中的答案:北岛承认失败丶选择投降,徐晓却守护胜利丶继续抵抗。 四十年之後的中国,有了多大的进步? 早在一九七五年,徐晓就被控“反革命”罪名而入狱,原因是“搜集丶流传反动小说丶诗词;搞反动串联,恶毒攻击中央首长,攻击『批林批孔』”。而事实上,共产国家里特有的“反革命”一罪,直到一九九七年,才在中国刑法中被更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历史在近四十年後重演,六十岁的徐晓因同样的罪名,被当局逮捕。 坏人将好人关进监狱,这就是“中国模式”的真相。《半生为人》中的人物,好多都曾卷入北京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和山西的“张赵反革命集团”案件,而徐晓被徒有虚名地定为两者之间的“联络员”。徐晓写到了若干涉案的无名者,比如东海舰队的退伍士兵郭海,他的那些离经叛道的“反动思想”让徐晓大吃一惊。毛泽东死亡丶文革结束,当事人这才次第获释。而郭海的一名姓马的同事,因为古道热肠丶仗义执言而挨整,跳湖自杀。郭海出狱之後,与这位同事的遗孀结婚并一起抚养两个孩子。这个故事可以跟《赵氏孤儿》相媲美,徐晓叹息说:“如果整个中国平庸到只剩下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个人一定是郭海!” 徐晓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四十年後,她再次遭难的原因,有人说是帮助刚刚病逝的“六四黑手”陈子明张罗葬礼和印刷文集,有人说是参与立人乡村图书馆的一些活动。 旅居法国的学者赵越胜忧愤地说:“徐晓,不过以她无言的勇敢,鼓舞几颗迷惘的心灵,用她不倦的努力,浇灌几株初生的幼苗。她的侠骨柔肠惠及多少朋友。在黑暗降临的时刻,她燃起一支烛火,给黑暗一点光亮,给冷漠一点温热。如果这些作为危害了‘国家安全’,那这个国家是什麽?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是凶险残忍的斗兽场?是高墙圈就的‘动物庄园’?是践踏人类基本善的‘屠人场’?它是一九八四年的‘大洋国’,还是西元前二百二十一年的秦王朝?或者是两者中体西用的结合,以‘大秦’为体,以‘大洋’为用?” 徐晓的被捕,能不能唤醒那些“装睡的人”呢?那些“装睡的人”认为,刘晓波和许志永的被捕,是因为自不量力丶横挑强敌,说得好听一点是“求仁得仁”,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咎由自取”。那麽,徐晓呢?徐晓被投入监狱,意味着每一个寻求美善的公民都有可能被投入监狱。就连地产商任志强都感叹说:“那天一个朋友问:‘你会英语吗?’我说:‘不会。’他说:‘如今会英语的都很危险!可能危害国家安全。’” 在习近平时代,你就连“消极的不合作”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正如法国汉学家伊莉莎白所指出的那样,习近平要救共产党,就意味着要箝制批判精神,重新掌控对西方的论述,不让中国人民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传染。所以,当局要疯狂地对知识份子实施政治迫害。由此可见,四十年後的中国跟四十年前的中国相比,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毛的死亡并不意味着毛主义的终结,徐晓的再次被捕显示了“书生虽然无力造反,文字仍然可能惹祸”的事实。 对於近在咫尺的危险,徐晓早有预感。她说过:“当生活把你抛进火坑,你不得不在里面时,根本谈不上什麽坚强和勇敢。你有的不过是活下去的本能,别人所能承受的你也同样能承受。”《半生为人》是只写了“半生”的“半本书”,这一次的入狱,或许正如徐晓的啓蒙兄长赵一凡所说,“把坐牢看成是一种人生体验,是增加阅历的难得的机会”,那麽,等到徐晓从狱中归来的那一天,读者便有机会读到《半生为人》的续集了——这是我在悲愤中惟一的期待。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5-2-11 11:42 7512 0 2015-2-11
此时此刻 不该被遗忘的人:奥兰普·德古热 attach_img
不该被遗忘的人:奥兰普·德古热 文 / 倪志娟(中国大陆) 奥兰普·德古热 1791年,法国女子奥兰普·德古热写出了历史上第一部女权宣言:《妇女和女公民权利宣言》,在宣言中,她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呼唤:“觉醒吧,女人!”由此,引发了早期女权主义运动的大潮,也带来了自身灾难性的命运。 这个惊世骇俗的女子并没有什么离奇的生事和传说,她的父亲是一个屠夫,母亲是一个洗衣女工,她从小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唯一的亮点是她在成年后嫁了一个富有的老男人,使她很快成为寡妇,并有充裕的资金支持她的政治活动和写作活动。她没有写作的天赋,尽管她很努力地写,但她仍然没能如自己所希望的那样成为一名成功的作家。 她生命中全部的热情仿佛都倾注在她的社会活动中,当她同时代的富有女子如金丝雀一般被囚禁于寂寞的客厅时,她奔走疾呼于那些不可一世的男性政治活动家中,她激进的女权主义立场,以及温和保守的政治主张,和当时法国大革命的男权气息和极端的政治主张格格不入。虽然她支持法国大革命,但是她反对罗伯斯庇尔和他倡导的血腥政治,反对对国王和他的家人执行死刑。很快,她成为恐怖政治的打击目标。1793年,她被当作保皇党人推上了断头台。 读两则关于她的死亡报道也许可以引发我们的深思: “奥兰普·德古热,带着她与生俱来的狂热想象,妄想成为一个男人,妄想将自己的疯狂转变为一种自然的本性,她投靠了那些想要分裂法兰西的党派。她显然忘记了作为一个妇女应有的美德,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当革命将更多的权利赋予更多的男人时,奥兰普·德古热竟然厚颜无耻地提出妇女也应分享这些权利,她的同代人当然明白这一要求的荒诞性,她被推上断头台正是一个不肯安分守己的女人所应得的惩罚。” 这两则报道中反复强调了妇女应有的美德、合适的位置以及合适的角色,并且将德古热所要求的妇女权利称作是“厚颜无耻”的。那么,德古热究竟提出了哪些“厚颜无耻”的要求呢?众所周知,在法国大革命中,妇女是男性坚强的同盟军,在那副表现大革命街头巷战的著名油画《自由女神引导我们前进》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力量和贡献。可是当革命胜利后,新兴资产阶级颁布的《人权宣言》中一如既往地忽视了妇女的权利,因为妇女甚至不属于公民之列!妇女在大革命中的贡献被一笔勾销!为什么在男人参与战争之时需要女性的支持、奉献,而一旦革命成功,女性却无缘享受胜利的成果?为什么女性不能和男性平等地获得教育权、选举权、公民权等基本的权利?究竟是谁厚颜无耻呢?基于这种义愤,德古热模仿人权宣言写作了女性宣言,为妇女要求和男性同等的在公共事业和私人生活领域的权利,包括:选举权,就业权,对公共事务的发言权,平等的公民资格,私有财产权和教育权等等。在女权宣言中,她提出:“妇女生来就是自由的,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力,社会的差异只能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这种天赋的权力应当包括“自由、产业、安全、尤其是反抗压迫”。 她不仅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女性主义者,也是一个具有真知灼见的革命活动家。虽然在她的死亡判决书上一再强调她违背了女性的美德,但是,事实的真相是她恰好坚持了妇女(也是作为一个人)的真正的美德:慈悲,她支持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她反对法国大革命中毫无节制的血腥镇压,即使在女性的解放问题上,无论她的观点多么激进,她依旧充满仁慈地指出:“妇女在行使天赋权利时所遇到的唯一障碍是男人们施加给她们的无休止的、霸道的限制,这些限制应通过自然法和理论法加以改革。”她并不倡导极端的冲突和对立。可是,她的仁慈只是给自己带来灾难,最终被推上断头台。 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她在临死前说过些什么,而另外一个女权主义者,当时同样死在断头台上的玛侬·罗兰说了一句著名的话:“自由,多少罪行以你的名义犯下!”这个“自由”是有性别的,它仅仅是男性的自由,因而是虚伪的。 不要认为今天的世界就真的那么风和日丽,在任何一个场所,男性对女性的歧视都一目了然,且不说在出生问题上女性受到的歧视——多少女婴还没有来得及睁眼看一下这个世界,就被极不人道地置于死地——在成长过程中,在教育问题上,在就业问题上,在工作中,女性也时时受到这个充满敌意的男性世界的排斥。和谐的表象只是因为很多女性没有睁开一双“有性的”眼睛,女性已经习惯自身的次等地位,女性的不自信已经渗入到骨子里去了。 今天,我之所以写她,是作为一种悼念,我们的历史已经遗忘了太多的女性,如意大利女作家达西娅·马拉伊妮所说,妇女死的时候,她们是永远地去了,服从肉体和记忆的双重结束。长久以来,历史的书写逻辑服从于男性的权利,他们才能拥有编织语言的能力和选取历史事件的主动权,历史所铭记的往往是男性的英雄或符合男性历史原则的英雄,而女性作为他者被理所当然地遗忘了。比如同样是被处以火刑,我们记得布鲁诺,可是有谁记得中世纪那些被以异端罪名处死的无辜“女巫”?正是那些女巫行走于乡村城镇,帮助大量的妇女节育、避孕、顺利地生产,减少生理上的痛苦。我们记得法国大革命时期因为坚持真理被推上断头台的男性英雄,而对于德古热,除了些微了解女性主义历史的人之外,又有几人知晓?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女性(也包括男性,因为女性的进步是整个人类的进步),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她以及她那一代女权主义活动家的恩泽,是她们的觉醒以及以生命为代价的付出,才使我们今天可以和男性一样进入学校,接受知识,成为自明的人。有人把这种变革完全归之于技术的进步,这是不公平的,技术最终也要通过人和人的意念而起作用,没有两性平等意识主导的技术永远是盲目的,也将是男权式的。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5-3-7 21:31 4824 0 2015-3-7
此时此刻 简评戚本禹的《评李秀成》 attach_img
简评戚本禹的《评李秀成》 文:黄东黎(蒙特利尔) 忠王李秀成是太平天国重要将领,很有些名气,他究竟是一个什么人物?史学界对李秀成的评价一直 存有争议,主要集中在“英雄与变节”的问题上,而他的农民革命英雄占主导地位。1963年,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戚本禹发表《评李秀成自述》,说李秀成自述 是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他是一个投降清朝的可耻叛徒,从而引发了史学界一场激烈争论。 1964年8月戚本禹发表第二篇《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文章,这场论战忽然偃旗息鼓。戚本禹“定调”为何有如此权威?他的思想和论证能否站住脚?最近,我看了戚本禹2011年在香港出的《评李秀成》一书,两个世纪前的历史人物,今天被重启“旧瓶新酒”,我觉得对过去的“权威”评论,有必要提出自己的分析和观点,也是作一次商榷并研讨。 2011年版的戚本禹《评李秀成》 文革初的戚本禹 戚本禹在这本书里,收录了他的《评李秀成自述》和《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两文,附上说明和当年有关材料、李秀成自述原文,没有新的文章和学术观 点。戚本禹在书《序》中说,他1963年在《历史研究》发表《评李秀成自述》,认为李秀成是一个革命变节者以后,受到太平天国历史专家罗尔纲等人的反对, 罗认为李秀成从始至终对革命忠心耿耿。同时戚本禹文章也被中宣部领导周扬否定,批判他对李秀成“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接着,中宣部组织全国史学界名流开 会对他的文章“大规模围攻”。1964年春,毛泽东对李秀成的问题作了16字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 戚本禹说,毛主席这十六个字,掷地有声,有千钧之力。邓力群告诉他,不是忠奸的忠,是始终的终,意思是晚节不保。中宣部得知毛泽东肯定戚本禹批判李秀成的 文章后,一时慌了手脚,马上打电话通知各地,今后凡是歌颂和肯定李秀成的戏剧和文章都不要演出和发表了,批判戚本禹的文章也不发表了。 很快,戚本禹受到江青的接见。在中南海的办公室,江青告诉他主席的16字批示写在学术动态的材料上,批给中央领导传阅。江青说:“这可不是简单的表态呀,是大是大非呀,一场牵扯面很大的斗争呀!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叛徒呀!”江青还鼓励他说:“你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你要继续写文章。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 文革中的江青 戚本禹听了很激动,夏天写完批判李秀成自述的第二篇文章,发表前送请周恩来、 康生、江青、陆定一、陈伯达、田家英、周扬、吴冷西、关锋、邓力群等审阅。1964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的《怎样对 待李秀成的投敌变节行为》,这篇来势汹涌的文章发下来后,与他不同观点的文章不见了,人家都不写了,战场上没有作战的对象了。 为什么没了作战对象?戚本禹的文章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对手都被“炸懵了”。戚本禹说:“我学太平天国史,受了毛主席的影响,但写第一篇文章没有得到主席的授意,我只是毛主席秘书室的一个小秘书。当时党内对赫鲁晓夫背叛列宁、斯大林的行径正进行严厉批判,对革命叛徒的深恶痛绝左右着我的思想观,并激发了我的写作冲动。”这让人不难看出,戚本禹“古为今用”的思想动机和他背后的强势。 上世纪六十年代,戚本禹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任秘书,发表《评李秀成自述》以后,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先后提拔为处长、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戚本禹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代主任等职,可谓手握大权,红极一时。但他1968年即受到审查,被关在秦城监狱18年,直 到1986年释放。戚本禹出狱后,继续从事历史研究和一些写作、编辑工作至今,在香港一家图书公司出版了他的原著《评李秀成》。 文革笔杆子:戚本禹、王力、关锋 戚本禹说,学术问题不能离开世界观,研究历史也是如此。不 难看出,戚本禹的“不能离开”,正是用固定的“痛恨革命叛徒”的思想,以“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学术基础,评论古人。他学太平天国史也是“受了毛主席的影 响”。因此他的两篇评李秀成的文章,“革命”一词比比皆是,随处可见伟大的农民革命与反革命、革命英雄与革命叛徒、革命政权与反革命阶级、投降变节与革命 气节、革命理想、革命领袖、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毛主席说……等等,通篇充满浓厚的阶级世界观和政治色彩,这是在“研究历史”吗? 学术研究,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不能以固定的、“实用”的世界观,研究与自己政治思想“对味”的东西套用历史,借古喻今,更不能为权势需要而曲意逢迎。抛弃私心杂念,站在历史的大场景上以史料为基础,对史实进行全面、综合分析研究,从事物的联系中考证,不为其他左右,做出准确公正的结论,这是必须的科学态度,也是对历史及其人物的负责。在这方面,史学泰斗陈寅恪的风骨,治学精神,昭昭可鉴。我从下几个方面评析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 一、 太平天国是“伟大的农民革命”吗? 戚本 禹对李秀成的“定性”,是根据1864年清军攻破天京(南京)李秀成被俘后写的一个自述。他说李秀成在自述里美化太平天国的死敌曾国藩、曾国荃兄弟,赞美 曾国藩“恩深量广,且救世人之心”;“仁爱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丑化太平天国伟大的革命斗争是“误死世民”、“害民害众”、“世人之劫数”,攻击革命 领袖洪秀全,还表示要为清朝招降太平军余部。所以李秀成是革命的叛徒。 李秀成像(英国人绘画) 李秀成是不是“革命叛徒”,首先要搞清太平天国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运动?如果它不是“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这个运动的主要成员、后期的领导人李秀成就不是革命者,自然就谈不到“革命的叛徒”,其他问题另作别论。 历史是由人来完成的,要搞清楚历史,就要还原人的真相。 1864年5月,搅得大半个中国13年战祸的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快撑不住了,此时天京城外被曾国荃的湘军围得像铁桶一般,城内断粮已数月,太平军和百姓饥 饿难捱,以树皮草根为生,洪秀全想活也得靠食“咁露”(野草)度日。6月1日53岁的天王去世,有说是服毒,有说是病亡,反正他肯定绝望,自知城必破的下 场。一个多月后的7月19日,湘军攻下天京城,在天王府挖出洪秀全尸体焚烧,用大炮将骨灰轰出,这次天王真的“上天”了。 然而半年前,洪天王还享受着锦衣玉食、美女如云的奢华日子,他的天王殿和龙椅镶满了金银珠宝,光他头戴的纯金王冠和身上金佩饰加起来重达30斤,他所用的 物品连脸盆、碗筷、痰盂、夜壶都是黄金制作!抢占天京后,洪秀全建造了华丽的天王府,他拥有88个嫔妃,1000多个宫女专门伺候,整日沉溺琼楼花园之 中,一天也没出过大门。这位“革命领袖”的骄奢荒淫,比只有十来个后妃的“地主阶级”总代表咸丰帝厉害上百倍。 洪秀全的玉玺 史料记载:“东王杨秀清性尤淫纵,逼取民女未满17岁者36人为王娘,好杀人,奇酷之刑多为所定,出必前后拥护数千人,金鼓旌旗,轰雷耀日。尝造大床,四面玻璃,中贮水,蓄金鱼荇藻,枕长四尺二寸,可见淫乱之一端。” 太平天国各王也都争相占地建府修宅,尽显骄横奢靡。而恭俭宽仁、勤快节约出名的“反革命”头子道光皇帝,在“天国王爷”面前反倒像个自卑的老农。这样一群 土豪匪霸能带领农民革什么命?无非是推翻清朝,建立一个迂腐蒙骗的上帝教“天朝”。戚本禹盛赞洪、杨等王爷们都是“革命英雄”。原来“革命英雄”就是能够 享受纸醉金迷的生活,靠什么呢?自然是两个字“杀抢”! 说太平天国的“革命意义”,极“左”时代总爱渲染的是《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男女一样均分土地,“天下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女人尽是姊妹之群,天下无处 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一制度是出自中国古代《禹贡》和“大同”思想,没有任何实际操作性,是一个农业的军事共产模式,也从来没有实现过。太平天国反而 有森严的等级制度,大官、小官和士兵的待遇决然不同。如王爷、丞相等高官可以有众多王妃、三妻六妾,却规定普通官兵母子不得并言,男女不许说话,更不准交 往、结婚。谁敢违反天朝定律,轻则鞭挞砍头,重则“点天灯”,五马分尸。所谓的“均匀、公平”,完全是“天国谎言”。 “反帝国主义”,是过去罩在太平天国头上的一道光环,实际又是个谬误。首先,太平天国从建立之始,因为拜上帝教与基督教的“血脉”关系,其头目们就和洋兄弟们勾勾搭搭。洪秀全在天京与英国使者亲切会面,大谈与洋兄弟合作,他要一统江山。 1858年,英国军舰“李氏号”(Lee)经过南京,遭太平军将士误击,额尔金(火烧圆明园的英军首领)下令反击,洪秀全把发炮的军士斩首后,派人向英国人道歉,希望洋人兄弟帮他灭“臭虫”(满清)。他写打油诗示好:“西洋番弟听朕诏,同顶爷哥灭臭虫。爷排定定今到来,替力出力该又该。朕据众臣本章奏,方知弟等到天都。朕诏众臣礼相待,兄弟团圆莫疑狐。”洪秀全的“诏书”,让额尔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广西金田洪秀全塑像 此后,以洪秀全本人为首,一直对帝国主义洋兄弟十分看重,李秀成攻上海受挫,才与“洋鬼”结了仇。但1863年,慕王谭绍光等人仍然与驻苏州一带的英军统 领戈登通信,要求做买卖,搞军火生意。明白表示:“我朝系与清朝争疆土,与外邦毫无嫌怨。”所以,太平天国的“反帝”无从谈起。 天国的妇女“解放”了 吗?答案是否定的。太平天国确实不让妇女缠足,设有女营女官、女试,但除了洪秀全利用客家大脚妇女守卫王宫、强迫被占领城市的良家女子从事男子一样的沉重 劳役外,没有任何“妇女解放”的迹象,女科举也是昙花一现。在太平天国所有官书里,都不曾说过要男女平等。 洪秀全的《天父诗》,是太平天国不尊重妇女的“经典”。这位洪教主在宫中创作了500首歪诗,大多是管束、恐吓妇女的“天条”。录其中几首—— 14、右眼惑尔,则挖尔右眼。左耳惑尔,则挖尔左眼。 17、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 18、讲话有大声,六该打。有叫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喜欢,八该打。 123、几多因为一句话,五马分尸罪不赦。 378、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 洪秀全这些不像人话的“诗”,俚俗粗鄙,实在不值一看。可笑之余,不难明白他为什么10年考不中一个秀才,以他这种“革命思想”和文化水准,考20年也不会中举。 再看他对儿子的培养,历代帝王都很重视对继承人的教育,洪秀全一直没有给洪天富贵请老师,任幼天王在宫中“自由发展”,却在儿子9岁时就给娶了四个太子妃。今天保存下来的洪天富贵的供词、诗句,错别字连篇,文理不通,着实令人费解。 洪天富贵供词手迹 1864年10月,16岁的洪天富贵被清军俘获,他很快写了供词,包括太平天国官员名单、洪秀全的宫廷内幕等,承认自己有4个老婆,揭发其父老天王有88个“王娘”。11月18日,洪天富贵被处死前写了四首诗,其中一首写道:“如今我不做长毛,一心一德辅清朝;清朝皇帝万万岁,乱臣贼子总难逃。” 这是戚本禹赞美的“革命领袖”以及培养的接班人,如果戚本禹看过洪氏父子的诗,心里会是什么滋味?洪天王害人也害了自己儿子。 一个农村的穷酸读书人,洪秀全怎么忽悠起来干的“大事”?这要从根子上说。广东花县的洪秀全在家不务农,靠父兄打理自家几亩薄田和自己时不常教私塾度日。他屡试不第,快40岁了当官的希望已然破灭,他把失落怨气迁怒于满清“鞑子”。 洪秀全故居的卧室 当时的中国土地兼并、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朝两千多万巨额赔款,白银外泄,鸦片蜂拥入内,乡村农民和小地主阶层负担加重。《南京条 约》的“五口通商”,使一些城镇人也丢掉饭碗,更多的人破产贫穷。清政府和官员不思体恤,继续压榨百姓,中国满目疮痍,各种社会矛盾处于极其尖锐状态。又 赶上黄河、长江流域各省连年水灾旱灾不断,饥民遍野,到处堆满了“怨恨的干柴”。这些国内外的“大气候”,给洪秀全及太平天国日后的星星之火得以燎原创造 了“机遇”。 1850年9月的一天,洪秀全在广州闲逛时,偶然得到一本派发的《劝世良言》,这是中国基督教徒梁发写的书,主要鼓励人们信仰上帝,顺从基督,安贫乐道 等。洪秀全从一知半解的基督教中突发灵感,造出与基督教实质不同和相反的“新教”。他发誓,你满清看不上我,害得我不惑之年还混不进官场,我非搞出个样儿 折腾死你! 洪秀全返回村里,先借生病装神弄鬼,以天父的儿子下凡妖言惑众,传播上帝教扩大自己“内需”,广召教徒。洪教头在老家发展不顺,就与冯云山跑到广西传教,把基督教演变成“拜上帝会”,这个八卦比他科举考试要容易得多。 金田旧址 他们先后纠结了山民杨秀清、自耕农萧朝贵、小地主韦昌辉、乡绅石达开等人为骨干,到处演出“天父下凡”、“天兄附体”、“拯救众生”的双簧,蛊惑不明真 相,目不识丁的贫苦农民“洗礼”拜上帝。洪教主变成了上帝的第二子,代替天父天兄下凡,他还编造出一个上帝的“对头”——阎罗妖,把这个假想敌随时附会到 反对派和他要消灭者的身上。1851年1月洪秀全等人利用“上帝平台”,在金田打造兵器,集合几千教徒,开始了扫除儒家孔孟之道、诛灭清妖,大开杀戒的造 反。 洪秀全当了太平天国首领,不断发展教徒扩大队伍,率太平军攻陷福建永安城后,立即封王建制,从广西、湖南、湖北一路杀抢,占领南京,众王弹冠 相庆,大兴土木建造王府。享乐五年后,王爷们争权夺利愈演愈烈,洪秀全忌恨东王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指使北王韦昌辉受将杨秀清满门抄斩,韦昌辉因不满 翼王石达开,接着将石全家杀害,石达开带兵返回天京又将韦昌辉活捉并灭其门,两万多太平军尸横街巷,满城血雨腥风。杨秀清被杀后,洪秀全下诏分尸,然后投 入大铁锅煮成肉糜,集合众将士来吃“革命”老领导,又下令将韦昌辉“五马分尸”。 太平天国的暴虐令人惊诧,他们贯穿始终的狭隘性、残忍性、自私性、欺骗性以及宗派思想、享乐主义和低级趣味,不要说与中国几千年儒家的核心价值“忠、孝、 仁、爱、礼、义、廉、耻、信”格格不入,就连与太平军起家的“基督教”劝人向善、戒杀戒贪也一百杆子打不着。太平天国的革命究竟在哪儿?天国的精神又是什 么?很想恭听戚本禹的教诲,哪怕他多说几句让人信服的话、举出几个实在的例子,可惜都没有。 洪秀全与天王府图(法国人绘制) 从太平天国前期的残酷倾轧、政权腐败庸俗到中后期的到处攻城掠地,烧杀抢劫,连年发动战乱,再到彻底灭亡的14年间,内部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和生产力,造 成危机四伏,民不聊生。在外部,太平军在长江流域牵制了清朝几十万主力部队,使英法联军区区万人1860年打进北京,烧毁圆明园,威逼清政府签定屈辱的 《北京条约》;沙俄从1858年到1864年乘机强迫迫清政府签定《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侵占中国黑龙江以北、大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共 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太平军起到了促进清朝内外交困,丧权失地,加速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作用。 历史不是漂亮口号喊出来的,太平天国既没有平均地权,没有反帝反封建,也没有解放妇女,更没有人民平等自由,从任何角度上讲,太平天国都称不上“伟大的农民革命”,这是活生生的历史实事。 太平天国是披着宗教外衣,利用“拜上帝”邪教煽动无知和不满的民众,暴力推翻清政府,帮助其建立新的封建腐朽“天朝”的反叛运动。 二、 李秀成不是“革命的叛徒” 戚本禹在《评李秀成自述》中说“历史真相是不能改变的”,然而,真相的历史却被掩盖和改变了许多年。往往虚假的东西,要比真实来的容易许多,因为不用据实考查史料,深入研究论证,不需要对历史负责任,凭借权势和“随心所欲”就能蒙骗一时。 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太平天国灭亡了一个世纪,戚本禹却要为早已被推翻的政权“鼓与呼”,并且没有尊重史实地“造成舆 论”,把太平天国整个改变了样。这个政权一切封建迷信的、黑暗腐朽的、倒退与破坏性的实事,他都避而不谈,在他第二篇《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 中,更是把太平天国吹捧为“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伟大的农民革命”,洪秀全血染的王冠被他罩上“伟大农民革命领袖”的彩虹。戚本禹不提“伟大”的表现和作用,只是一味地高喊“伟大革命和伟大领袖”,同时造出一个“可耻的叛徒”。 李秀成自述手迹 戚本禹站在“两个伟大”的高度,审查出李秀成自述中对天国、天王不忠的言语。他写道:伟大的农民革命,被李秀成说成是“世人之劫数”,“乱坏世民”的“祸 害”;参加这场革命斗争的人是“乱星下降”、“作乱之人”、“不良不孝不义之徒”和“害民害众”的“众匪”。革命领袖洪秀全则是“不修德政”、“谗佞张 扬”,动辄要“椿砂剥皮”、“五马分尸”的昏君。 这是戚本禹给李秀成定性的主要依据,因为李秀成这些话,显然有悖戚本禹的“两个伟大”,至于太平天国是不是真革命他不管;洪秀全有没有昏君暴虐之事他不说;李秀成讲的是不是实事他不论;李秀成自述怎么没道理他不解读。总之,李秀成只要有戚本禹认为的“反动言论”,戚本禹就会随手挑出来,装进他安排好的“革命叛徒”笼子里。 对李秀成自述中“是以我心自愿,将国中一切呈供”这句话,戚本禹斥责:“这分明是出卖祖国,向敌人招供革命队伍内部情况,在李秀成的笔下,太平天国的革命已经成了社会的‘患害’,革命领袖已经成了‘众匪’头子。” 广西藤县李秀成的家乡 李秀成实话实说,戚本禹又把他提升为“祖国”的叛徒。祖国的含义是一个人祖先居住地的国家,太平军1851年4月抢占南京,号称国都“天京”,这块地方13年后便被清政府军收复,李秀成哪个祖先在围城里住过?就算国中之国的天京是李秀成的“祖国”,那么清朝统辖下的中国是什么?李秀成生长和其祖先居住的 广西藤县又是什么?难道都是外国和藩邦?戚本禹为了树立太平天国的“正统”,把李秀成彻底搞臭,不惜混淆“祖国”这一基本概念。就差再添上个“民族”字 样,李秀成就变成了叛变革命、背叛祖国、民族叛徒,罪名岂不更全乎? 罗尔纲是著名太平天国史学专家,他认为李秀成从始至终忠于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说李秀成自述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的“伪投”、“缓兵苦肉计”,戚本禹反驳说“这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没有共同之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罗尔纲曾一直为李秀成辩护,直到戚本禹手里亮了“尚方宝剑”才罢休。罗尔纲的太平天国“革命论”以及对李秀成的评价,也有“路线”的偏激和个人崇爱的拔高,我并不赞同罗老先生的一些观点。 罗尔纲 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稿》 但是,戚本禹在两篇“批李”的文章中,多次搬出马克思主义,都是些毫无实际、华而不实的大话来吓唬人。既然如此,就不妨看看马克思是怎么分析和评价太平天国的。 1850年,在德国的马克思得知大清帝国的广西发生太平天国起义,兴奋地认定“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必将给这个国家的 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马克思分析清朝因鸦片战争导致内外交困的深层因素,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即将爆炸 的地雷上,这个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革命和作用信心十足。 然而仅仅过了11年,1862年太平天国还没有灭亡时,马克思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 笔锋一转,毫不留情地指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 命,好像就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 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马克思 恨铁不成钢,从充分肯定到恶语诅咒,展现出马克思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洞察力。1861年6月29日,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翻译官富礼赐发表他的“游记”,详细记 述了太平天国王爷们醇酒美人的奢华享受,透露了这个“天国”里高层的狭隘封闭和腐化堕落。富礼赐的《天京见闻》刊出后,西方各国更坚定了太平天国不能成事 的看法。此文对马克思的影响也很大,他知错就改,展开了对太平天国的激烈抨击。 马克思主义自居的戚本禹,肯定知道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论断,尤其一针见血指出“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为什么在他的文章中一字没有呢?因为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魔鬼”说,与戚本禹的“革命”说有天壤之别,摆出来就无法自圆其说,这便是戚本禹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 比较马克思导师和一百多年后戚本禹学生的“太平天国论”,孰优孰劣不言自明。 再看中国近 代儒学大智者梁启超的评价:“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和平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 异。”与梁启超同为康有为弟子的欧渠甲,一直力主反清,但他坚信:“洪、杨与其党徒,起于草泽无赖,稍得土地,即以为安,封王数百,彼此争功。”他还指出 “洪、杨一旦得意(成功),其骄横无礼,贻害民众,恐有甚于满清者。”这些精辟之语,按照戚本禹的观点,那就是大逆不道,统统是反动派、反革命份子,也应该揪出来彻底批判、打倒。 梁启超 他说“太平天国与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 如上所述,太平天国不论从外表到本质,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封建腐朽加宗教的、虚伪残酷和破坏性强的、以暴力建立“洪家天朝”的集团,它没有先进的思想 理念和政治纲领,不可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可能创造人民大众的精神和物质文明财富,根本不是所谓“伟大的农民革命”。因此,李秀成作为不是革命集团 的重要首领,无论他在自述中说了什么,无论谁在别有用心地生拉硬扯,李秀成都够不上、也根本不是什么“革命的叛徒”。 三、李秀成自述是总结和忏悔而不是投降 戚本禹认为李秀成被俘后,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失去信心,表现出求生怕死,向敌人屈膝投降。主要根据还是李秀成自述中对曾国藩、曾国荃的尊重如“罪将一身屈错,未逢明良,今见老中堂(指曾国藩)恩广,罪将定要先行靖一方酬报”等语,以及李秀成提出自己出面招降太平军余部。 给李秀成这样的人物“定性”,如果仅抓住他说的一些“软话”和让余部停止抵抗,就断定他是“反革命”投降,这不符合辩证唯物史观原则。抛开自己的主观意 识,从历史真实背景及太平天国的性质、李秀成的经历和思想变化、太平军继续作战与停止抵抗的具体因素等,对李秀成进行较为全面的、客观的分析,就能得出正 确的结论。 苏州忠王府 (一)李秀成对个人和太平天国的总结 李秀成被俘后写的自述,不是一般的“供词”,他写了洋洋洒洒五万多字,大概有六个方面内容:1、自己加入太平军的经历和悔悟;2、金田起义和“天京事变”的历史;3、解天京之围及太平军作战情况;4、对洪秀全偏执猜忌、任人唯亲的种种不满;5、分析太平天国失败的几大原因;6、表达要为曾国藩收复太平军余 部的愿望。 李秀成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去世早,家中只有母亲和弟弟三人,他“种地耕山,帮工就食,守分安贫”,这样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怎么会参加“作乱害民”的太平军?李秀成回忆道:“天王密教世人敬拜上帝,将此之蛇虎咬人,除灾病惑教世人。是以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每村或数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从,亦有读书明白之士不从,从者俱是农夫之家、苦寒之家。” 当时西王萧朝贵带兵驻在李秀成家附近,“见村民的粮谷衣食等,逢村即拿,民家将粮谷藏入深山,也都被抢去”。李秀成回忆:“凡是拜上帝之人,房屋俱要放火烧之,家寒无食之故,而随他也。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后又有追兵,而何不畏。”李秀成就是千百人中“肯从”的一个人,此时房子已被烧掉,没粮食没钱,想回家又怕被清军抓捕,只有跟着天王“闹革命”了。他说:“我自幼不知分毫之事,迷迷懞懞而来,造成今日之患害,为人哪肯作不良、不孝、不义之徒乎!” 忠王府拙政园 太平军一开始就到处抢劫百姓财物,烧毁民房,诱骗胁迫善良朴实的农民入伙起事,攻城陷镇,哄抢银库粮仓,打家劫舍,割据一方,这不是土匪是什么?李秀成说:“自拜上帝之后,广西贼烽四起,年年贼盗纷张一出。” 这是李秀成的早期亲身经历、所述十分详实,不知戚本禹有何观感? 一条通向李秀成说的“众匪”之路,他为什么走了下去?除了“迷迷懞懞而来”之外,他在太平军中算得上是个“秀才”,凭着作战骁勇和高人一等的“情商”,他 由一个士兵以功勋卓著提拔到“地官丞相”、“副掌率”(副总司令),加上固有的“忠君”思想和表现,他被洪秀全封为忠王,成为太平天国的统帅。天王的赏识 提拔,自己的“高帅富”,李秀成不能不感恩报德,为洪氏“江山”尽职尽忠。 (二)李秀成对太平天国的认识及忏悔 戚本禹在《评李秀成自述》中说:“他(李秀成)对于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倡导的太平天国的革命理想,一直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 孙中山 一个人,对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感性到理性的认知。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早期对太平天国运动推崇备至,但是,随着思想渐趋成熟和对太平天国研究后,孙中山在《太平天国战史.序》中指出:“洪秀全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做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他得出结论:“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毛泽东年青时崇拜曾国藩,说他“收拾洪杨一役,是大手笔。”对于镇压太平军的胡林翼(清湖北巡抚,湖南益阳人,号润之),毛泽东更是钦佩他的文韬武略和做人为官之道,把他当成学习楷模,并把自己的字也改为“润之”。 而建国后的毛泽东转变了态度,肯定太平天国是农民革命运动,代表清政府的曾国藩、胡林翼自然成了反革命和刽子手。毛泽东和孙中山两人,对洪秀全及太平天国由推崇到批判正好相反,说明他们都经历了一个认识的过程。 青年毛泽东 领袖毛泽东 李秀成在太平军初期,尽管目睹过烧杀抢掠,但由于他生长偏僻山村,年轻不谙世事和拜上帝教的“洗礼”,他对太平天国的本质和未来是没有明确认识的,不然他也不会抱着改变命运的梦想加入太平军。但是,如果他“一直缺乏坚定的信念”,怎么能在此后的生涯中一展出色的指挥才能和屡立战功? “天京之变”后,李秀成才对太平天国和洪秀全逐渐有了新的认识。他自述道:“自杀东、北王,翼王出京之后,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主上专信同姓之重。”天国首领们相互猜忌杀戮,内部分裂,洪姓专权,人心思变,李秀成由此觉察太平天国前景不妙。 洪 秀全又是什么样子呢?“不理三日朝政,不开三日府门,閤朝文武因何而止免乎!”李秀成发出这样的叹息,他“屡启本力谏,与主力辩事理”,结果是“万不从 容,人无天理,非是人伦。”他的直言进谏,一再遭到洪天王的拒绝和严斥,不仅是李秀成自述,几乎所有记载都称洪秀全脾气暴躁,喜怒无常。 1861年太平军占据的九江、安庆等重镇相继失守,陈玉成战败身亡,太平天国形势急转直下。李秀成临危受命节制诸王,统领全军。此时他因军政问题与洪秀全矛盾日深,进一步看清其面目:“我主用人不专。信人之不实,谗佞张扬,明贤偃避,杰豪不登,故有今日之败。我久经力谏,数十封章,不从我谏。因自幼为民之时,不知天王欲图天下,骑上虎背,不得不由。”这段话集中反映了李秀成对“天王误国”的看法以及他的身不由己。 被复原的洪秀全宝座 李秀成接着说:“我生世亦未悉天命之先排,若人能先有先知,何肯违犯天命,逆天行事。”他又一次写道:“何人愿做不良、不义、不孝,何人而背井离宗、离亲别友、去戚离乡?此之机变作,实实无知。”这是李秀成对参加太平军的无知,自己背井离乡、“不良不义不孝”所表示出的深深忏悔。 他总结道:“世民随洪姓而来,作一路而至,即是云沙而已。今我天朝封万千之将,天王斩去万千宇宙,业已数尽国崩,观之是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李秀成通过“天国”实践,检验出自己的“逆天行事”,这些发自内心的话语,无疑也是他的反躬自省。戚本禹在“评李”中,对李秀成自 述不作全面分析和展示,凡是自述中不利自己观点的语言一概不采用,以极左思想迎合政治形势,借古喻今,先入为主,把李秀成的醒悟和反思扣上叛变的大帽子, 既体现不出他说的“科学方法”,也显失准确和公正。当时文化部周扬及有关学者批评戚本禹对李秀成“攻其一点,不尽其余”,是有一定道理的。 (三)李秀成并非怕死投降 戚本禹在第二篇《怎样对待李秀成投降变节行为》一文中,更严厉地“宣判”李秀成是投降。他认为,李秀成在被俘以前基本上还是坚持了革命斗争,但是李秀成的意志并不是坚定的。 主要根据来自曾国荃的幕僚赵烈文的记叙,戚本禹说,李秀成被俘当天受刑后,晚上赵与他谈话,态度和善,也曾力劝曾国荃不要给他上刑,意志不坚定的人,在绝 望中容易产生侥幸心理,李秀成或许认为官方的态度有了转变,于是大谈其在革命队伍“骑虎不得下”,“我家人心不齐”等等。戚本禹说的这些,完全是自己的臆 想。 曾国荃 书信手迹 戚本禹第二个根据,他在书中这样讲:赵烈 文问李秀成:“汝今计安出?”他说:“死耳”。但是紧接着又说“顾至江右者皆旧部,得以尺书散潜之,免戕贼彼此之命,则瞑目无憾。”“言次有乞活之意”。 我们把赵烈文这一段记叙连贯起来看,李秀成的“死耳”是无可奈何的,以散遣旧部来乞求敌人的宽赦,才是他追求的目的。有人只引述“死耳”的话来证明李秀成 有了“尽忠革命的立场”,对“死耳”后面的“乞活之意”却不去管他了,这不是断章取义吗? 戚本禹这种说法很有问题。李秀成回答“死耳”,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惟有一死!”,这应该是毫无畏惧的表示,陈玉成被俘时也曾说:“大丈夫死则死耳!”戚本 禹把李秀成的话和赵烈文的记叙夹杂一起,加上自己的“连贯”,就成了李秀成乞求不死的证据了。李秀成说得很明白,散遣旧部是为免遭残杀,戚本禹怎么不连贯 李秀成说的“则瞑目无憾”?戚本禹在这里却忘记了阶级斗争,绝对相信“阶级敌人”赵烈文,用他的一句“乞活之意”,来证明自己的“投降说”,究竟是谁在断 章取义? 第三个根据,戚本禹这样推断:曾国藩见李秀成之后,几声“汝亦好汉”、“可惜!可惜!”的长叹,已经使这个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将军热泪盈眶,因为击中了 他长期对洪秀全不满的隐痛。所以李秀成说:“若我主在邦全,我为此事,是我不忠。今主死国亡……天朝失国,今蒙恩待,愿代收齐报德。” 曾国藩及其全集 李秀成这句话明明是事后写在自述里的,戚本禹又把它“前移”到这个场合,紧接着下评论:“这些辩护词,多么符合这个由思想动摇而走上投降变节道路的农民革命将领的性格,多么符合这个被俘的军事统帅的身份。” 看到此让人不能不说:戚本禹的论调多么符合牵强附会! 李秀成由士兵到元帅,体恤爱护与自己出生入死的太平军,他被俘后十分清楚太平天国大势已去,他不愿尚存众多的太平军续延战祸,贻害百姓,再做无谓的流血牺 牲。他说:“我兵数十万众乱坏世民间,我不能卫国,其害民,皆我之最也。今国败尽,愿收齐人众,免我兵不可再坏凡民。”李秀成这个负有情理和道义责任的举 措,戚本禹说是向新主人讨好,首先为了自己,出卖自己的阶级兄弟。李秀成的《招降十要》,被他说成是“一套完全有利于反革命的计划。”甚至骂李秀成要当统 治阶级的“鹰犬”。 戚本禹这话说的真轻松,他是想让太平军坚持“流血斗争”,造成国内可持续性大乱,经济彻底崩溃,让清政府倾全力把太平军赶尽杀绝,外国列强再次趁火打劫,把颐和园、故宫都烧光了才符合他的“革命理想”?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被英法联军烧毁的中国圆明园 投降,是一种认输或无奈的选择,投降与接受投降都是有目的的。战争状态中的投降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有条件投降,一种是无条件投降。有条件投降首要条件是保证活命,反正是死就不会选择投降。无条件投降则是主动向敌人缴械,甘愿一切受罚。 戚本禹一口咬定李秀成投降,那么李秀成具备什么投降条件?李秀成出天京城躲避山乡时,有乡民好心劝他剃发才能逃走,他说:“我国破主亡,若不能出,被获解 送大清帅臣,我亦不能复活。”他坚决不剃发,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吴三桂就不同,他向清朝借兵抵抗李自成,在清军命令下剃发归顺,这是有条件投降。李秀成被 俘表示招降旧部,但没表示自己投降也没提保命的条件,反而说招降事能否办成,他都受“刑正国法”。曾国藩及清朝上层,也从未表示对他不杀赦免。所以李秀成 不存在有条件投降。 李秀成是突围出城,困于山乡后被俘的,他没有主动送上门,向清军无条件投降。1858年5月,太平天国北伐军李开芳部在冯官屯被清军围困,弹尽粮绝,李开芳只得亲笔写降表向僧格林沁投降,两千多士兵全部被绑缚到清营。李开芳以不死为条件的投降,结果还是被押赴京城凌迟处死,戚本禹却把他称为“革命英雄”。大渡河兵败的翼王石达开,绝望中把自己送入清军大营,还写了供词,他的这种无条件投降,戚本禹也没有任何“变节投降”之说,混淆是非之能事,窥一斑而知全貌。 石达开塑像 大渡河遗址 很难理解一个不存在投降条件,不惧死的人会投降,李秀成就是这样的人。 投降要有目的,李秀成已抱定自己一死,他没有为讨好曾国藩而提供和泄露太平天国更多机密,如分散各地的太平军具体情况,天朝“圣库”金银财宝的去向,侍王 李世贤、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的部署计划等。曾国藩认为李秀成有悔意而无诚意,其《招降十要》及“防鬼反为先”(防洋人)没有太多价值,他从没说李秀成 投降,对李秀成是不放心的,因而决定杀之。李秀成得知后,欣然谈定:“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图报!”他没有乞饶,没有抱怨,没有愤恨,到死 也没有剃发,这是真正坦荡无私,大勇大义的人格。李秀成如果真是投降,定能让曾国藩和清廷体验到他的“价值”,应该可以保全生命。被清朝重用的北洋水师提 督丁汝昌,就是太平军的投降者。 戚本禹多次把曾国藩所说“宛转求生,乞贷一命”当作李秀成投降的把柄,他又确信了他所谓反动透顶的“革命敌人”曾国藩的话。且不论曾国藩此言的真实性和其目的,按照戚本禹的推论,当年新四军军长叶挺在“皖南事变”的战场上,脱离自己还在抵抗的部队,主动走向国民党军而“被俘”,也应该算为了保命投降吧,请问戚本禹:你敢说吗? 但戚本禹敢拿古人说事,硬是给李秀成扣上投降的帽子。 我们看李秀成被俘当天,曾国荃命刽子手用刀锥在他身上乱捅乱割,面对鲜血淋淋和剧痛,他毫无所动,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视死如归。为了写出自己亲历的太平天 国,从7月29日到8月7日,他遍体鳞伤关在木笼里之中,忍受酷暑和伤痛折磨,在生命最后时刻奋笔疾书,以每天7000字的速度,留下一部五万多字的太平 天国珍贵史料,然后欣然赴死,实现了他自述中“死而足愿,欢乐归阴”的豪言。哪个“怕死乞活”的人有如此坚强的毅力和信念?李秀成的言行,不是特意“抹 黑”就能抹掉的。 四、李秀成是农民起义的悲剧英雄 从1864年太平天国灭亡、李秀成离世,迄今整整150年。风云变幻,政权更迭,李秀成的名字仍然被今天许多人所知悉。虽然现在关于他的评价已不再那么重要,围绕他的是非也没有争议和定论,但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李秀成与那个席卷半个中国的“天朝”一样,不会被历史所淹没。 李秀成宝剑 前几年曾播出过太平天国的专题片,广东的研究学者、南京大学教授都对太平天国运动持否定态度。至今苏、浙、皖一带太平军占领或经常出没地方的老人们,提起太平军还是一口一个“长毛”,这是他们祖上传下来的“叫法”。 太平军“三河大捷”旧址的古镇,1858年清朝巡抚李续宾带领五千清军,与包围他的十多万太平军浴血奋战,最后寡不敌众,知府、道员、总兵、副将等文武官 员及士兵全部阵亡。在李续宾自刎的河边,当地居民对采访的记者说:“李九帅(李续宾字如九)是好人啊,他从不欺负老百姓,长毛是坏人,到处打仗抢东西,祸 害人。” 三河古镇 许多现实的人民“情况反映”,比满纸尽是“革命精神”的空洞辞藻要生动,要可信得多。太平天国占领并“定都”南京不久, 他们就受到了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反感和唾弃。清人《金陵纪事》,从细节上勾勒出太平军的一些“怪异”面貌及活动:“贼皆黑瘦,相貌多犯杀,断不能成 也。初出示皆魔障语,专以天父哄人,以天条杀人。自夸十日破城,不是人做事,乃天做事。” “伪官自旅帅以上皆戴风帽,女伪官出行,亦有伞有锣,敲不歇声。贼多赤足,其胆皆泼,心多入魔,目直视若痰迷者。以天为父,以狗肉敬之,以耶稣为天兄,即 其师祖。以二三十字为讳,改丑为好,凡姓王着皆改姓汪或姓黄。以神庙为妖庙,毁神佛抛于水。掳来人皆使拜上帝,又曰‘拜祖’”。这就是一般百姓对太平军的“看法”。 李秀成召开军事会议图 太平军北伐在山西平阳时,守城清军开炮打死一个北伐军的执旗手,此人乃首领林凤祥同村乡亲,惹起他大怒。城破之后,林凤祥下令屠城,搜杀三日,把全城百姓无论男女老幼尽数杀死,尸体叠压狼藉。 士兵出身的李秀成,对太平军的“匪患”、“害民害众”是有较早认识的。他进入高层后对洪秀全倒行逆施的不满,更不是一天两天。正如他所说:“我在京,洪姓不敢逼人,不敢十分强欺城中百姓。我不在城者,其满城逢屋查过,有米银等物,任其取用,不敢与争。”连京城居民都被明抢豪夺,一个李秀成能起多少“除暴安良”的作用? 天京被围困的危机时刻,李秀成打开自家粮仓,赈济饥民。他数次奏请洪秀全,才被批准放饥民出城,不料洪秀全的王兄派人私设城门关卡,借机勒索饥民钱财,李秀成自述说“闻之甚怒,亲往视之,果有此等,当而杀数人,害穷人贼子”。 忠王府内李秀成塑像 明知道天朝是这样“乱坏世民”,李秀成还要守护到底,在天京城破的生死关头,他把自己的好战马让给幼天王,保护洪天富贵冲出城门,而自己骑的匹劣马与大队失散,以致最后被俘。他在自述中坦言:“虽天王气满蒙尘,误国失邦,我受过其恩,不得不忠,尽心而救天王这点骨血。” 上 贼船容易下贼船难。李秀成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擎天柱”,尽管他没有邪教徒的盲从,但他内心存有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各为其主”的理念,他的封建思想及其认 识的局限性,他的追求愚忠,在那个混乱的年代,私利纵欲横流、到处是烧杀掠夺、到处是卑污之人,这必然注定了李秀成的悲剧命运。 李秀成连环画 李秀成的反清,是跟随教主洪秀全疯狂报复式的、建立一个更加腐朽、愚昧、落后的“天朝”基础上的反清,也必然注定他充其量是一个农民起义的英雄。 李秀成的闪光点,是他宽厚和爱民的道德观,他在自述中说:“我今临终之候,亦望世民早日平宁。”他开府苏州时,对百姓实施一些宽松经济政策,他亲自统领的军队纪律也相对较严明。李秀成优待被俘清军,抚恤厚葬死节的清朝官员。甚至对败亡之际产生动摇的部下也宽纵为怀,显示出他过于宽容和对“弃暗投明”的理解。 戚本禹近照 戚本禹的评电影《清宫秘史》 李秀成这些人性化的表现,许多大彻大悟,当然在戚本禹的书里见不到,因为美化革命叛徒就丑 化了“革命者”自己。戚本禹出于本能,把黄巢、李自成也奉为“伟大的农民革命领袖”。盗亦有道,而这两个流寇、匪首的道德人品与李秀成相差甚远,他们的死 都和李秀成不一样,黄巢是败逃后绝望自杀,李自成是逃窜山中被村民“保安”抓住当贼砍了头。“大齐国黄皇帝”和“大顺国李皇帝”率众流窜作乱、残暴成性、 烧杀抢淫、骚扰民间,给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是不争的事实,也给后辈的太平天国洪皇帝树立了“革命”样板。 陕西米脂李自成老家的“行宫” 李秀成积蓄许久的话要说,而且是内心之语:“在家为民,何知前世之事,知者谁从。到此为官,军机在手,习久而知,知者避而不及,故惹今日之殃。”李秀成知 道的太晚了,所以“避而不及”。李秀成原是一个忠厚本分,颇有才气的人,如果他没有卷入“革命”,就不会走上一条悲惨的不归路,如果李秀成不写这篇自述, 就不会给某些后人高论他“投降”埋下伏笔,更不会死去150年后他的“革命叛徒”坏名还流传香港。 戚本禹在香港出版的《评李秀成》书中有一个附记,说明他在1964年写的《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文章,“是根据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秘书江青所传达的主席指示精神写作的,经后来中共中央理论工作小组的正式讨论、修改。” 从左至右:张春桥、 江青、周恩来、姚文元、毛泽东、戚本禹、王力、关锋、穆欣 现在我们知道了戚本禹写“评李”文章的起因,和他把李秀成打成“叛徒”受到的上层青睐,以及他标榜的太平天国及其洪秀全、杨秀清等头目的“革命史”,而在 当时即便是明摆着的谬误,也是无可争议的真理“神话”,就像他在文革到来时写的评电影《清宫秘史》和评《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样“给力”。 毛泽东的威望可了得,他曾看过瞿秋白在国民党监狱中写的《多余的话》,说:“我看不下去瞿秋白《多余的话》,以后宣传革命烈士,不要再宣传他了。”就这一 句话,便让死去多年、在刑场上唱完国际歌就义的瞿秋白被打成变节分子。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为此奔波申诉若干年,直到文革后才得以平反。 瞿秋白 《多余的话》让他倒霉了若干年 1964年,戚本禹秉承毛泽东指示写了第二篇“评李”文章,他由此走向仕途高峰,四年后便 一下跌入人生低谷,以他当时的政治地位,没有毛泽东的指示,他怎么也不会沦为阶下囚,两个“指示”基本决定了他一生命运。王力、关锋也同时出了问 题,1968年“打倒王、关、戚”的吼声响遍中国大地。如今,政治阴霾早已经过去,不知戚本禹47年后又出版原来那两篇文章意义何在,是叫读者再去品味他的《评李秀成》?是告诉人们那段极左思潮下的政治与学术的较量?还是表明自己是曾经的“胜者”? “历史真相是不能改变的。”——戚本禹说的这句话很对。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4-11-14 12:53 4064 0 2014-11-14
admin 在蒙特利尔说汽车 attach_img
我要说的汽车,是家庭小汽车,公交车和校车,我想说说来蒙特利尔后耳闻目睹的与汽车有关的人和事,及由此产生的联想。 开车人:在蒙特利尔{以下简称在这里},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车,这里的开车人都很自律,很友好。我从未见到开车抢道和闯红灯的现象。即使在只有两条车道的远郊,汽车拐弯时,车轮也不会“借角度”压中线,这里的开车人就是这么自觉,这么守规矩。国内唱在嘴上贴在墙上的“礼让三先”“宁停三分,不抢一秒”的“司机准则”,这里的开车人不唱不贴但都做到了。至于开霸王车,开疲劳车,酒后开车的现象,更是少而又少。这里的开车人热爱生活,每逢世界杯或有大的体育赛事,不少开车人都会把自己喜欢的球队的队旗或国旗插在车上,一时间,五颜六色的各种旗子随着车流“招摇过市”好不热闹,此情此景国内难得一见。 汽车喇叭:在这里,我几乎没有听到过汽车喇叭声,就好像这里的汽车压根就没有喇叭这个装置。在国内,“汽车的喇叭,就是司机的嘴巴”,嘀--嘀,有事没事都要按它两下,两车交会遇见熟人时,鸣温柔喇叭致意;上下班交通拥堵时,鸣凶狠喇叭驱赶行人和自行车;汽车停在社区大院等候,鸣焦急喇叭催人赶快下楼。司机只顾把喇叭玩得得心应手,那管它噪声扰民和社会公德。 汽车车牌:车牌是对车辆的编号,显示汽车的一些基本资料。这里买了汽车,很快就能办好车牌,汽车就可以上路了。在国内可没这么简单,车牌问题难倒了不少购车人,你买了车,也会因为办不了牌上不了路。有些城市实行摇号发牌,理由是“控制汽车数量,缓解交通拥堵”,看似简单的车牌,在管理部门的手里变成了创收工具,某大都市,每个月定额发放数千块车牌,一块车牌要卖上万元,近二十年过去了,车牌售价已涨到七万多,交通拥堵并未见明显改善;如果你想选择一块“个性车牌号”,可以,再接着掏钱吧。 拼车:拼车是一项环保和减少交通拥堵的可行措施,在这里受到全社会的推崇和鼓励。拼车可以走公交专用车道,有些大公司给拼车人好的停车位,或给予补贴,相比之下,国内对拼车的理念实在相差甚远,他们视拼车为非法载客,非法营运,更有甚者,一些管理部门还故意设下陷阱搞钓鱼执法,讹诈处罚车主。真是不应该。 停车场:这里的停车场很多,超市或购物中心门口都有大的免费停车场。在市中心停车都用咪表收费,省去了很多人力。在城区,有时也能找到免费停车的路段,不过,它会标识清楚,告诉你在某一个时段是免费的,其它时段则要用咪表收费了。如果你想省钱,可以把车子停得离市中心远一点,用经济杠杆调节,各取所需。你如果乘飞机短期出差,可以把车停在机场停车场,出行回来再驾车回家,非常方便。相比之下,国内停车场的建设远远落后于汽车的发展。路边哪里能停,哪里不能停没有明显标识,稍不注意,汽车就会被清障车拉走。有时停在路边或别人门前,车辆遭损坏导致闹纠纷的事情屡有发生。 买汽车:在这里,高中低档的新车,二手车都有,选择余地大,价格比国内便宜,在这里,路上跑的大多是欧美日韩汽车,很少看到MADE IN CHINA的车,我家买的是韩国“现代”,价廉物美,轻便省油,用了八年没出现过大的故障,韩国的汽车工业起步比中国晚,但它在全球的销量已欲与“丰田”和“大众”一比高下了。 现在,中国的GTP居世界第二位,《嫦娥号》已经载人登月,《蛟龙号》能够下潜5000米深海,中国有能力生产第四代,第五代舰艇和战机,真可谓能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为什么关乎民生的汽车不能进入国际市场?国人何时能看到“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中国车”的霓虹灯广告闪烁在纽约时代广场和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注:上世纪80年代,北京王府井曾有过“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广告,后因反自由化而被摘除〕 公共汽车:这里的的公共交通非常人性化,处处体现了“为您服务”的宗旨,公交车线路多,营运时间长,每个公交站点都有汽车到达的时间表,非常便民。上下班和上学放学时段还会增加车辆密度,除了上下班高峰乘客稍多一些,大多数时间公交车都很空。在凌晨和深夜,即便只有一两个乘客,公交车仍然按班次运行。各路公交车终点站的停车场,大多靠地铁附近,便于换乘。公交车厢内整洁安静,只有轻声细语,没有大声喧哗。 校车:在国内,常有校车出事导致学生伤亡的报道,事故原因多是汽车老旧或超载超速,死亡学生多是独生子女,令家长悲痛欲绝。在这里,校车都是好车,颜色和车型有别于其它车辆,校车由专门部门管理,由经验丰富的司机驾驶,当校车停靠路边接送学生时,后面的车辆都会自动停下等候,不会超车,更不会按喇叭催督。所有车辆经过有学校的路段,都必须减速行驶。 警察:这里的交通秩序好,交通事故少,也是严格管理的结果。交通安全从源头抓起,这里对考驾照的要求非常严格,之前,必须读完两本厚厚的有关交规的书,有的人交规理论考试及格,但路考经过三五次,甚至七八次才过关的不在少数。这里道路上的画线和交通指示牌都非常清晰,非常醒目,警察和警车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有时停在马路边,有时行走巡逻。遇见超速,未系安全带等违规车辆,开出罚单,执法如山,这里的警察“原则性很强”,执法不留情面。相比之下,国内有些城市交通秩序靠交通协管员维护,对肇事者的处罚有时是人情执法,只要找到门路“破财消灾”,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停牌:在这里,在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或社区的交叉路旁,都竖立了写有ARRÊT的停牌。无论前面和左右有没有车辆或行人,汽车看到停牌都会自觉地停下几秒钟后再继续行驶。有时候,四个方向都停有车,司机会根据先来后到次序,有秩序地通过路口,在这里只会看到礼让三先,没见过争先恐后,更没见过因为抢道发生口角或造成事故。 现场没有警察〔也没有摄像头〕监督,全靠开车人自己疏导交通,分流车辆,国内的朋友听我说到这件事,真感到有点不可思议,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场景时,由衷佩服停牌发明人的智慧,更加佩服开车人的职业操守,与其说这是一种交通意识,不如说是一种人文素养。 一滴水能折射太阳,有关汽车的这些人和事,展现了不同的社会风尚和管理水平。
最后发表: admin@ 2014-9-4 18:04 3647 0 2014-9-4
此时此刻 写在“记者节”——忆范长江 attach_img
写在“记者节”——忆范长江 文:黄东黎(蒙特利尔) 11月8日,是中国的记者节。记者是什么?是传播新闻的人、“无冕之王”、社会正义的维护者、党和人民的喉舌......当然置身于这个职场,还会有自己的感受和解读。 在这个节日里,我想起了一个记者,他是铁肩担当的俊才,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开拓者,很多人不知道他,也许有的记者也不清楚他,而正是有他才有了“11.8”的节日——范长江。 追忆这位前人的事迹, 要从上世纪初说起。1909年,范长江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县,他自幼跟着祖父学习文史知识,时常模仿祖父的腔调,抑扬顿挫地朗诵先祖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名句。后来范长江加入了贺龙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教导团,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1928年秋,范长江考入中央政治学校,“九一八”事变,改变了他的乡村教育理想。范长江清醒地认识到,抗日救国才是出路,他脱下校服,秘密离开南京,向北方发展。1932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范长江,广泛涉猎哲学、政治、经济等书籍,并学习英语,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 1933年起,范长江开始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撰写新闻通讯。由于他文笔精练、视角独特,引起了天津《大公报》的注意,总经理胡正之亲自出面,请范长江专为《大公报》撰稿。此时日本军国主义觊觎中国,范长江从一个记者的政治敏感意识到:中日战争必不可免,一旦开战,中国沿海一带不能久守,抗战的大后方肯定在西北、西南一带。他认为很有必要对这些地方进行考察研究。 《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及成名作 说干就干,范长江于1935年5月,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名义,开始了他著名的西北之行。他行程4000余里,历时10个月,沿途写下大量的通讯,真实反映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生活的困苦,对少数民族地区有关宗教传统、民族关系等问题作了深刻的记录。他还用写实的笔法,公开、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踪迹,字里行间倾注了对红军的同情和敬意。 范长江的通讯陆续发表于《大公报》后,在全国引发强烈的反响,《大公报》发行量突增。不久,这些通讯汇编成《中国的西北角》,该书被誉为“一部震撼全国的杰作”,各界争阅抢购,在几个月内连出9版,行销前所未有,出现了“洛阳纸贵”的盛况。 抗战时期的范长江 范长江与廖承志 “西安事变”发生后,范长江毅然决定涉险去西安、延安等地采访,“本人不惜一切代价,一探中国政治之究竟。” 当时西北对外交通完全断绝,情况非常复杂,范长江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在1937年2月2日傍晚,在乱军难民丛中,顶风冒雪,抵达西安。 他先后见到了陕西省主席邓宝珊、西安事变发动者之一的杨虎城,了解事变情况和西北的时局。留在西安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热情接待了这位来自绥远前线、冒着生命危险闯进西安、年轻的《大公报》战地记者。范长江采访后,连夜赶写的文章——《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发表,一时轰动朝野,惹恼了国民党上层,民众却争相购买阅读。 范长江(右一)在台儿庄前线采访 为深入了解陕北的情况,范长江要求去延安采访,得到周恩来的同意。1937年2月9日,范长江在罗瑞卿的陪同下到达延安。当天下午,红军大学(抗大)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范长江见到了朱德、博古、林彪、廖承志等人。晚上,毛泽东会见了范长江,对他的通讯报道给以充分肯定,并建议他立即回上海,利用《大公报》的影响,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中共方针政策。 范长江与沈谱(沈钧儒之女)新婚照 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范长江以笔作枪,写出了大量的战地通讯,这些文字一经《大公报》刊登,不胫而走,许多报纸纷纷转载。从此,他的通讯成为《大公报》的一大亮色,使该报名声愈振。他接连写出了《从嘉峪关到山海关》、《百灵庙战后行》、《忆西蒙》等名篇。范长江是除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外,第一个以新闻记者身份进入延安的人。他在上海《大公报》发表的《暂别了,绥远》、《宁夏进入记》等约三万多字的长篇通讯,积极宣传了中国共产党。 范长江与毛泽东 1939年5月,范长江在重庆,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抗战胜利后,中共和平谈判代表团从重庆迁往南京,范长江任代表团新闻处处长,成为中共对外发言人。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时任新华总社总编辑的范长江,带领一批“新闻兵”进入北平,接管国民党在北平的各新闻单位,组建起北平解放后的第一张党报——《人民日报》,范长江因此成为新中国党报的创始人。 1950年1月,范长江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社长。在建国后十多年当中,范长江还担任过新华社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务院科委秘书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党组书记等要职。 毛泽东写给范长江的两封信 1966年,正当范长江英年盛名,大有作为之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范长江遭到残酷迫害,被打成“反革命”,先被批斗关进“牛棚”,后又送往河南确山县劳动改造。在那里,他不准与外界接触,不能自由活动。他不但被逼迫天天干脏活累活苦活,还经常挨饿挨打挨骂,受尽凌辱。1970年10月23日,范长江难以忍受长期失去自由、折磨摧残的巨大压力,终于投井自杀。 呜呼,曾经意气风发穿行大西北、涉险赴西安、豪情奔延安、冲在新闻战场前沿、笔走龙蛇的报人精英,竟这样悲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范长江在工作中 范长江是中国新闻界的杰出代表,记者的楷模,1991年以他名字设立的范长江新闻奖,是中青年记者的最高荣誉奖,此时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21年了。 回顾以往,我也去过大西北,那还是1993年春寒料峭,我出差甘肃途中,偶然听到兰州发生一起特大贩毒案,涉及地方权贵与司法不公的问题。到兰州后,我向驻甘肃记者站站长了解情况,他告知,这个案子是“通天”的,多家包括中央媒体不能也不敢进行采访报道,最好我们也不参与,他还讲了一些利害关系。我有的朋友,也劝我不要捅这个“马蜂窝”。 我意识到正因如此,才是“依法治国”中需要反映的一个典型,便决心开展调查工作。我不顾好心人的劝阻,在冒着一定风险、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独自经过深入和多方面的采访,写出《高原,没有沉默》四千多字的通讯。4月23日文章见报,当地党政干部和读者一致称赞记者的勇气和伸张正义,纷纷给报社写来感谢信。这篇报道引起最高人民法院重视,很快派员到甘肃省复查,使该案得到公正的终审判决,广大干部群众拍手叫好。 1994年,西安工人马平安到洛阳探亲,因没带身份证,收容站将其关押强迫烧砖,被打无辜惨死,马平安家属在市、省、北京多方上访无果。我接到投诉后,认为不仅是人命关天,事件本身还暴露出人权、执法、监督、利益驱动、民意和稳定等更深层问题,应该认真搞清事实,促进依法还以公正,肃清社会影响。于是制定“由下至上”的采访调查计划,用一个多月时间,先后对西安市马平安的单位及同事、洛阳市收容遣送站、收容站开办的砖厂及被收容干活的人员、洛阳市民政局、区、市两级检察机关、洛阳市委政法委、河南省检察院、国家民政部等进行了采访。 我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掌握了充分的证据,排除重重阻力,于当年六、八月间分别在《民主与法制》和《南方周末》发表《死亡的震颤》、《死亡通知的背后》两篇长篇通讯,从不同角度,全方位揭示了这起案件的疑点和实质问题。在高层领导李长春看后并批示下,河南省检察院才得以进行彻查,终于使案件真相大白,有关部门三名责任人被绳之以法,死者冤情昭雪,家属得到赔偿。马平安之兄专程从西安赶到北京,赠送《护法使者》大匾。马平安案件轰动一时,比后来又出现同样的孙志刚“收容”致死案早了整整10年...... 作为记者,不但要有责任感,更需要正气和勇气。在新闻工作的生涯中,无论你得到了什么奖,受过这样表彰或那样的荣誉,而没有获得“范长江奖”,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我不会忘记,77年前——1937年11月8日,范长江与著名编译、出版家胡愈之组织发起,在上海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学会”,这就是中国记者协会的前身。范长江在会上发表讲话,他向当时出版的各种报纸、向来华采访的各国记者、向从南洋等地归来的新闻同行、向出入枪林弹雨的战地记者表示衷心感谢和敬意,号召全国新闻工作者团结一致,在抗战建国的旗帜下奋勇前进。这一天,也成为后来的中国记者节。 范长江故居 范长江有句名言:新闻必须是事实。他是中国记者的前辈、榜样,做记者,要做范长江这样的好记者,要像他那样不畏艰难险阻、深入实际采访、禅精竭虑,写出每一篇真实的、具有意义和人民大众欢迎的新闻报道,这也是我要讲的“故事”。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4-12-1 11:43 3430 0 2014-12-1
此时此刻 罂粟为谁而红 ——二战欧洲战场质疑 attach_img
罂粟为谁而红——二战欧洲战场质疑 文 / 林炎平(蒙特利尔) 每年在5月和11月,很多加拿大人和西方人胸前佩戴着罂粟花,以纪念两次世界大战的死难者。罂粟花据说是天堂里的花,以此纪念战争中死于非命者,应该是很恰当的。 很多人对二战的欧洲战场一无所知,他们的“历史事实”仅来自于好莱坞电影。二战绝不像战后渲染的那样泾渭分明:德国是恶魔,盟国是天使。 二战的结局对西方乃至世界是一场灾难。德国投降后,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会议上,丘吉尔私下嘀咕:“Did we kill a wrong pig?”(我们杀错了猪?)意思是不该杀的被杀了,而该杀的没杀——他指的是比纳粹德国罪恶百倍的苏联。其实,丘吉尔在战前就知道斯大林和苏联是什么东西。但是他有着利益集团的使命,在决意把欧洲拖入战争后,他随后竭尽全力把美国拖入战争,为此他兴高采烈。 本来二战是可以避免的,战前可以避免,开战后也有不少机会。1941年5月10日,德国的三号人物海斯(RudolfHess)独自驾机飞往苏格兰,试图寻求和英国的和解。但是丘吉尔居然把海斯关押了起来,一直到战后,直到1987年死在狱中。可见丘吉尔并不比希特勒更想要和平。海斯直到最后也没有被释放,甚至假释也没有,这令人怀疑盟国害怕海斯会抖露出很多对其不利的信息。 当时的美国根本不想参与欧战。美国著名政治家、共和党总统提名竞争者布坎南(PatBuchanan)如是说:“参加二战是美国的一个严重错误。” 他的2008年出版的著作更加清晰地阐述了他的观点:结局极其恶劣,本来可以避免。[1] 这结局是,东欧全部和中欧大部都划入了苏联集权势力范围。沙俄想做而没做到的苏联做到了,整个西方的处境比二战前更加危难。 战后西方和苏联都把苏联在东线击败德国取而代之称作“解放”,这实在是十分滑稽。如果必要可以听听波罗的海三国的人对此如何看待。苏联取德国而代之是一场更大的灾难。我在拉脱维亚的“被占领博物馆”所看到的是拉脱维亚人的看法,他们对苏联深恶痛绝,而德军当时把苏联赶出拉脱维亚却被看做是解放。 很多人一说起坏的榜样,就会举例纳粹,而不提二战中最为野蛮的苏联和日本。但是如果你知道了二战中各国军队的表现,也许会大吃一惊。 二战中德国军队的纪律是最好的,对平民的骚扰最少。在德国占领区,平民基本上都没有受到虐待。犹太人是一个例外,他们很多被遣送到集中营。人们总喜欢用那个犹太女孩安妮(Ann Frank)的日记来证明纳粹的罪行,但是,安妮不是被饿死或打死的,而是病死的。德国医生还给她进行了治疗。当时德国人自己也吃不饱,集中营的状况当然更糟,但是,安妮是病死的——她没有受到强奸,也没有受到毒打。 德国前总理科尔,他的太太深受德国人尊敬。科尔太太曾经的遭遇也许不为中国人所知,因为好莱坞不会告诉你,而媒体也懒得告诉你。科尔太太1945年才12岁,在德国被苏联占领时,她和母亲一起被苏联红军轮奸。轮奸后她被苏联红军从楼上的窗户扔了出去,还好没有丧命,但是留下了残疾,令她痛苦一生。 在德国东部被苏联占领期间,有200万德国妇女被苏联红军强奸。这样巨大的数字令人难以置信,但却证据确凿。[2]’ [3]苏联红军在其占领区对平民的暴行罄竹难书。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当时在东普鲁士(德国曾经的东部疆域)作为炮兵服役,他记载了亲眼所见的苏联红军把德国少女强奸致死的事实。他当时极为痛苦,对这场战争的残酷和对苏军的暴行极为不满,这也影响了他日后的观念。 几位我认识的捷克人告诉我,苏联红军占领捷克期间“强奸了所有的女孩子”。苏军暴行的普遍存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苏联在中国的暴行也如出一辙。在苏联红军占领东北期间,见到大姑娘就强奸。我上大学期间,在哈尔滨兆麟公园参观看到陈列着一位没有事迹的中共烈士。我好奇就追问了这个问题,才知道这位军官是在制止苏联红军强奸平民时被苏军击毙的。因此无法写他的事迹。 但是,这些罪恶在二战后都被刻意隐瞒了。隐瞒者不仅是苏联,西方也是同谋。当时西方政治家面临极大的道德质问:以这样的代价打这样的战争到底是为什么?就是为了让一个更大的恶魔去取代纳粹吗? 这是西方无法面对的,于是他们必须替苏联隐瞒这段暴行。苏联要把自己打扮成欧洲的“解放者”,而西方要把自己打扮成西欧的解放者。尽管西方和苏联势不两立,但在这个事情上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于是彼此涂脂抹粉。为了做到这点,必须要夸大德国的罪恶。随着苏联统治下的本国和东欧的情况急剧恶化,变本加厉抹黑德国也变得越来越必不可少。 “卡廷惨案”也被苏联用来栽赃德国。这个事件不是德国造成的而是苏联一手操办的。卡廷在波兰境内,德国和苏联几乎同时进攻并瓜分了波兰。德国对波兰的战役伤亡很大,但是德军没有因此用屠杀报复波兰,而苏联伤亡要小得多,但却把波兰军队中的军官2万人集中起来,把他们赶进了卡廷的森林深处全部射杀。后有美国情报人员向美国总统通报这个事件,指出是苏联干的。但是出于要利用苏联对付德国,美国和英国都选择了掩盖真相,把这个惨案栽赃到了德国头上。德国战后只能逆来顺受,不予争辩。但是历史学家对此质疑愈演愈烈。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他终于看到了这个事件的档案。戈尔巴乔夫回忆当时的感觉:我的头发和汗毛都树立起来,脊椎发冷,居然这才是事实。 戈氏是一位真正的男儿,一位对历史和人类负责任的人。他要求立即通知波兰方面。至此,卡廷惨案才得以还原真相。 盟军为了凸显自己的正义,于是就说解放了很多“死亡集中营”。后来发现,西欧境内的德国集中营都不是“死亡集中营”而只是用来关人的,苏联声称他们解放的是“死亡集中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为此我特地造访了这个集中营,去之前有一大堆困惑,去后困惑更甚。 在集中营的造访中,我发现几个无法用逻辑解释的事实。其一,苏联反攻时,德军从奥斯维辛撤退,奇怪的是德军是带着囚徒撤退的。由于囚徒行动缓慢,造成了德军的更多伤亡。这说明德国没有屠杀这些囚徒的意向,否则杀光快跑,何其简单?其二,集中营边缘处有三座巨大的圆形建筑,看了说明才知道这些是未完成的污水处理系统。二战后期奥斯维辛集中营人满为患,不仅有犹太人还有战俘,人多了污水处理不够用,德国就开始建造这些污水处理中心。但是没等完工二战就结束了。如果这只是一个用来杀人的集中营,还用得着这些吗? 奥斯维辛集中营撤退时,德军带着囚徒撤退的示意图。作者摄于奥斯维辛集中营 作者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门口,这就是一再在电视电影和纪录片上出现的大门,大门上写的是“劳动使你自由”。 奥斯维辛集中营三个巨大的圆形污水处理中心,没有建成,二战就结束了 德军当时把不少战俘撤回了西部,甚至到了柏林。但是他们没有屠杀这些战俘,在柏林失守时,德军没法维持战俘营的管理而释放了他们,而这些苏联战俘成了日后强奸德国妇女的“主力军”之一。 后来发现,二战最残忍的集中营是苏联支持下由一个叫Morel的波兰犹太人设置和管理的集中营,其残忍程度令历史学家这样说:“和Morel的集中营相比,纳粹的集中营就像是夏令营了。”Morel的集中营针对的是手无寸铁的普通德国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他们用残忍的方式强奸女人,包括小女孩;用残忍的方式屠杀德国平民。这个Morel后来逃到了以色列,以躲避波兰方面对其的战犯起诉。以色列仗着西方对此的心虚和忌讳,至今对波兰引渡Morel的要求置若罔闻。以色列的卑劣立场可以理解,一旦Morel被起诉,此人的罪行和审判就会广为人知,以色列的无辜形象便会轰然倒塌。 反观在德国占领区和集中营,几乎没有一起强奸妇女的事件。德国军人具有普鲁士军人和容克贵族传统,军纪极其严明,对强奸更加不予容许。 二战中军纪最差的是苏联红军和日本皇军,这两支军队以残忍和野蛮著称。而德国军队即便和英国军队比较也更加守纪律。隆美尔日记记载了当时欧洲战场和北非战场实况。日记中记录了英军中的非洲雇佣军肢解德国战俘的暴行,而德军对此极为不耻。[4] 苏联在强占领土上的恶劣行径比纳粹德国绝对有过之无不及,战胜国中只有苏联占领着他国的大片领土,其侵吞了波兰的领土,然后让波兰从德国划过领土作为一部分补偿。康德的故乡格尼斯堡位于今天立陶宛和波兰之间,当时被苏联占领,今天依旧被俄罗斯占领,成为俄罗斯的一片飞地——加里宁格勒。 纳粹德国时期,没有多少普通的德国人逃离德国,而在苏联治下的二战后的东德,却有成千上万的人冒着生命危险逃离东德。不少东德人为越过柏林墙逃往西德而被东德警方击毙,以生命的代价逃离故乡说明了什么?苏联治下的东德远远糟糕于纳粹治下的德国。 拉脱维亚的“被占领博物馆”中陈列的展品记录了这一悲惨的时期,拉脱维亚被苏联吞并,后在德国的帮助下摆脱苏联的统治,但是又被德国占领,后来又被胜利的苏联再次占领。问及对比德国的占领和苏联的占领,拉脱维亚人心知肚明,但是不能明说,因为说德国比苏联要好得多是“政治上不正确”的。 当时德军在进攻苏联的时候,每到一处都受到欢迎,比如在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等。在进入这些地区时,德国统帅部收到前方的报告:这里的当地人正在杀犹太人,我们如何应对?前方要得到统帅部的指令才可以行动,结果统帅部给出的指令是“不予干预”。见死不救,很不人道。但这和下令屠杀截然不同。二战初期,德军把苏联人赶出了波罗的海三国,图为拉脱维亚平民欢迎德军。作者摄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被占领博物馆” 二战中对整个战争和苏联唯一有洞察力的是美军上将巴顿。他当时认为苏联才是真正的敌人,而德国人是“Decent people”,他认为应该武装已经肯定战败的德国去共同对付苏联,一直打到莫斯科。当时西方是没有再打下去的民意和政治决心了。罗斯福根本不懂苏联,丘吉尔另有图谋。而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是一位和稀泥大师,正全力争取登上美国总统宝座。二战欧洲战场只好以西方的惨败而结束——整个东欧和中欧都拱手相让给苏联,这个结果比德国占领欧洲要糟糕百倍。巴顿对此极为不满,当时他指挥的第三集团军已经推进到距离布拉格不足100公里处,却被艾森豪威尔下令停止前进,让苏联接管布拉格。巴顿气得大骂这位他昔日的西点军校老同学。历史证明巴顿是对的,艾森豪威尔此后在其有生之年目睹苏联在东欧的暴行和西方二战后的步履艰难,追悔莫及。小布什前几年在位时发誓他绝不会学艾森豪威尔的软弱和妥协从而“后悔一辈子”。 巴顿的愤怒导致他扬言要写《我所知道的二战》(The War as IKnow),巴顿口无遮拦,其观点和官方的大相径庭。此书由于他的离奇车祸死亡而夭折。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本同名的书,但那是别人替巴顿整理出版的,里面巴顿的观点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枯燥的战场记录。[5] 如果巴顿有幸完成此书,他必定痛斥盟军的错误。盟军的罪恶在二战后被刻意隐瞒,比如盟军进行的德累斯顿大轰炸,这是对平民的肆意屠杀。本来德累斯顿完全没有军事意义,而纳粹德国当时已经没有翻盘的可能。为什么要在这样的时刻对德累斯顿进行地毯式轰炸?轰炸中,每炸死一位德国成年男人(不是军人),就要炸死5位妇女和儿童。当时的统计是25万人死于轰炸,后来被英国和美国“轻描淡写”成3万。 战后60年来纳粹的档案在苏联和美英的手中,但是他们都选择了不予公开,怕的就是其中内容和他们宣传的相悖。直到前几年,这些文件才得以公开给历史学家,从中居然找不到哪怕一条要屠杀某个族群的指令。按德国的系统,如果没有书面指令,什么都执行不下去。因此,这就意味着在历史上没有所谓系统的屠杀计划。 尽管在纳粹档案里没有种族灭绝计划,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在二战后期的确有另一个种族灭绝计划,这不是德国设计的,而是美国犹太人摩根韬(Morgenthau)设计的“摩根韬计划”。这个计划如果实行,将毫无疑问饿死数千万德国人,因此被称作种族灭绝计划。当时摩根韬是罗斯福当局的财政部长,位高权重。幸好接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没有采纳摩根韬计划,而是采纳了马歇尔计划——重建德国。 二战有太多的疑问经不起质疑,于是,只好不许质疑。二战的恶果之一是西方在战后也陷入了“文字狱”:如果质疑“大屠杀”事件,在德国是刑事犯罪,在很多国家都是罪行。为什么现在这个世界你可以质疑上帝,却不可以质疑一个历史事件?我们热爱源于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正因如此,我们对这些西方社会中的逆流更加深恶痛绝。 苏联过去每年都要大张旗鼓纪念二战的胜利。他们纪念的不是战争的教训,而是他们以此得到的辉煌。但是看看周围国家和人民对苏联的态度,我们就知道其胜利只是意味着别人的痛苦。当苏联最终从这些东欧中欧国家撤出时当地人们兴高采烈,足以说明当年所谓“解放”是何等名不副实。 又到了胸前佩戴红罂粟的时候了,请你理解它的意义,不是为了昔日的胜负,而是为了曾经的悲剧,以及,为了我们直面历史的勇气。 天堂没有假话,因此,天堂盛开红罂粟。 [1] Pat Buchanan, May 2008, Churchill, Hitler and the Unnecessary War:How BritainLost Its Empire and the West Lost the World. [2] Anthony Beevor [3] Eight weeks in Berlin [4] 隆美尔日记 [5] Patton, The war as I know.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4-11-5 13:38 3140 0 2014-11-5
此时此刻 读《极简欧洲史》 attach_img
读《极简欧洲史》文:亦远(蒙特利尔) 简要:作者从三大元素即古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教义和日耳曼蛮族入侵的融合来描写欧洲之所以成为今日欧洲。笔调轻松,取材精简,是了解欧洲历史的入门佳作。如果读者在看了笔者介绍觉得没讲明白或者产生疑问,那么笔者就成功了:请看此书。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11年出办澳大利亚社会及政治历史学博士约翰。赫斯特(John Hirst)的书《极简欧洲史》(TheShortest History of Europe)。到去年年底已经第12次印刷了。这本书得到中国学者钱理群,钱文忠和公孙策的联合推荐,后者还为本书写了推荐序。本书是台湾席玉苹翻译的,文笔流畅。如果能配上序者建议的欧洲历史地图就更好了。 这部欧洲史的确够短的,才12万字。作者试图回答一个问题:欧洲在现代跑了个第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于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特别是和共和国同龄的人们,在他们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真是对欧洲历史一无所知,笔者也是其中一员。在今天中国要重新站立起来的历史关头,我们这些人不由想知道欧洲的文明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为什么无论是万恶的资本主义还是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都是从欧洲起源的。他们为什么无论向右还是向左都跑了第一呢? 可惜笔者年龄日长,记忆日衰,大部头的欧洲史啃不动了,也记不住了。那天在三联看到这本《极简欧洲史》真是莫名高兴,好像是量身定著的。这本书分两大部分共八章,外加引言和结语。第一部分“欧洲,是个混合体”,第二部分“迈入文明”文字不多,却把欧洲历史从不同的角度说了六遍。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写法。作家不是从流水般的历史事件和五彩般的国家民族变换来叙述,而是纲举目张,抓住了欧洲发展的骨干。作者提出了三个重要的元素作为骨干: 然后作者一一作了反复的解释: 现代文明的源头是希腊,而希腊的辉煌时期并非单一的国家,而是众多的城邦。民主政治的原型就是在这些小城邦里萌生,尽管只是局限在男性公民而不包括妇女和奴隶。我们现在学习的几何是承袭希腊的。他们能把现实中的形状抽象为有定位无量值的点和有长度无宽度的线。并由此定义出园,平行线,再推理出各种形式的关系(角度)。据作者说,希腊人并不是为了生产的实际用途发明了几何,他们认为几何学是引导人类认知宇宙本质的一个途径。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好奇心。而我们往往习惯于这样的论述“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那么作者的说法对不对呢?笔者只想反问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生产斗争几千年,非常需要几何学,可为什么就没有产生几何学呢?人类自古就梦想登月,这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完全没有关系,只是源于人类的好奇心。而正是这持久的好奇心,终于在上世记六十年代,通过生产和科学实现了这个恒古的梦。 罗马人比希腊人更骁勇善战,在治国方面也高希腊人一筹,但是罗马人承认在其他方面希腊人比他们高明,因此不是摧毁希腊的文明,而是心甘情愿地卑躬屈膝,复制仿效。这显然使希腊的文明得到了发扬光大。(第11页) 世界绝大多数宗教都是多神教,中国的迷信里连黄鼠狼都是神,但基督教的前身是犹太的单神教。犹太人的宗教和道德密不可分,提出十诫,至今仍是西方的道德核心。而犹太人的法规也是由此衍生出来的。这和希腊罗马的宗教不同。看希腊和罗马神话,我们经常发现那些神常有失德之事,沾花惹草,勾心斗角什么都来。而犹太人耶稣是基督教的始祖,他把犹太人的道德教训转化成了宇宙大爱。虽然由于内讧,耶稣被罗马统治者犹太人处死,但基督教在大传教士保罗的带动下形成,脱开了必须先成为犹太人的教条,在三百年的时间,遍布罗马帝国。(第21页) 混合体的第三个要素是入侵罗马帝国的日耳曼蛮族。按照维基百科的说法:“日耳曼”一詞的語源尚無定論。目前最可信的理論認爲“日耳曼”一詞由高盧語的“鄰近”(*ger)和“人”(*mani)組成。日耳曼人是一些语言、文化和习俗相近的民族(部落社會)的总称。这些民族从前2千年到约4世纪生活在欧洲北部和中部。日耳曼人不称自己为日耳曼人。在他们的漫长历史中他们可能也没有将自己看作是同一个民族。在一些不正式的用法中,會將日耳曼人代指為現在的德国人。这本书里显然不是指德国。 中国古代把异族称为蛮夷。古罗马人,把文明形态低于自己的周边各族人,称作日耳曼诸蛮族。因为这些民族缺乏文字,崇尚武力,他们入侵罗马帝国,最终取代了罗马帝国。可见在历史上,无论是古代的欧洲还是中国,并不是落后就要挨打,却往往恰恰相反。 这三个很不兼容的元素如何混合呢?首先是罗马帝国的宽容,只要你规规矩矩不惹事,表示对罗马君主的敬拜,他们都可以让你高度自治,信仰你原来的宗教。只是一开始罗马人虽然宽待犹太人,却迫害基督徒。出现奇迹的是在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信奉了基督教,由此罗马帝国变成了基督教的天下,完成了三大元素的第一个连接。而基督教组织几百年的发展,有了和君主一样的教皇,甚至制定了自己的法律。教皇的地位随罗马帝王权力的衰落,逐渐和国王们平起平坐了,从而完成了三大元素的第二个连接:教会成了罗马人的教会。而这个教会并非如我们想象火被告知的那样摧残科学,而是把希腊和罗马的学术保存下来,尽管他们认为古希腊和罗马的伟大哲学家和道德学家只是触及了部分真理。这是第三个连接:基督教会将希腊和罗马的智识成就保存下来。 更令亚洲人惊讶的是,日耳曼蛮族虽然入侵,却只想抢占最肥沃的土地,而愿意承认罗马君主的统治权。最后罗马君主由于没有领地统治而走到了尽头,取代的是拥有武力却没有多少文化的蛮族首领的分治和战乱。为此国王必须依赖分封的贵族,而没有绝对的权力。这造成“并非所有东西都归国王所有”的概念,这是后来欧洲政府思维的基石。也许这和中国周朝的情况有些相似。但那时的“中国”缺乏一种“普世价值”的宗教,科学也没有达到希腊的水准。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从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的封建制度结束,走上了皇权至上的道路。 “对政府有所限制”对经济的发展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欧洲经济之所以能一飞冲天,成长速度非其他地区所能比拟,“商人有保障”是个关键。(第29页) 而蛮族的征服者接受了被征服者的宗教,完成了三大元素最后的连接点。如果读者觉得这不可思议,不妨想想中国的例子。中国所谓的汉族,其实是不断融合北方入侵民族,“五胡乱华“,鲜卑人,蒙古人直至最后的满族而形成的,习惯上称之为汉化了。满族统治中国最长, 被汉化得最彻底,以致本身的文字都被淹没了。但中国没有一个国教,北方民族只不过儒化了。 当然这样的三结合是个动态的,经历了几百年,在公元1400年开始了文艺复兴。所谓文艺复兴的起因或许可以说是由于一个古老的文化最终要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发展的累赘。那时许多学者游离于教会之外,向往希腊和罗马在创造这些知识时的世界样貌而意图加以拟造。(第37页) 表面上的复古其实是企图摆脱开基督教包拢万物的教义,使思想变得大胆开阔,天马行空。虽然文艺复兴的学者并非直接攻击基督教。 接着时势造英雄,修士马丁。路德破除了教会解释圣经的特权,用德语翻译圣经,使得人人都能阅读,成为自己得救的主人。这就是新教。新教认为行善积德虽然是应当做的,但不能因此得救。要得救必须崇信上帝,而只有崇信上帝,上帝就会让你得救。(第47页) 这样的“理论” 其实是把教皇控制的天主教会架空,因为崇信上帝就不需要崇信教皇。马丁赶上了当时的信息革命-印刷术的发明,使他一夜成名,教皇措手不及,无法把马丁送上十字架火烧。这就是16世记的宗教改革。(第48页) 十七世纪,是现代科学的发軔期,牛顿的力学证明是太阳,而不是地球才是天体系统的中心。这其实是否定了当年希腊的天文观,动摇了希腊学术的权威。 于是上面那张图就演变成为: 这就是欧洲的进步史。方框里标注的是主要的潮流。 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是用一些具体的史实来说明作者第一部分的观点。看看各章节的中文标题,就可以帮助读者理解作者的观点了: 第三章争战一千年 第四章民主意识,这样开始的 第五章有国王的民主,没国王的极权 第六章皇帝和教皇到底谁大? 第七章语言:从两种变几十种 第八章平民百姓的生活面貌 罗马帝国遭到三次大规模侵略:日耳曼蛮族,穆斯林和北欧维京人。然后欧洲趋于稳定,开始了欧洲的扩张:十字军东征,逐穆斯林出西班牙和哥伦布航海开始的殖民。这段历史说明欧洲的战争虽然融合了欧洲大陆,但和穆斯林的争夺却由于宗教信仰,或者说文化,而未能融合中东。笔者认为直到今天,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而殖民战争,二次大战之后基本结束,原来在非洲,北美,南美,亚洲和大洋洲的地区不是复国,就是独立成为新的国家。这些地区除了亚洲,在西方入侵之前几乎都没有形成国家。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1993年在《外交季刊》上发表论文《文明的冲突》(TheClash of Civilizations)似乎就是探讨这个问题, 尽管处于政治上的考虑,亨廷顿不想说得很明白。 民主国家是古希腊的发明。他们还发明了政治,这个词(Politics)是从希腊文城邦(Polis)衍生而来。 在古希腊,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即所有公民(平民和贵族的男人)齐聚一堂,通过辩论决定政策。这与现代的民主不一样。现代的民主是代议制,并不是所有公民都有权参与辩论,决定政策。他们需要通过选举代理人,由他们通过辩论决定政策。这样不但在人口几百倍于古希腊时具有操作性,而且可以避免平民因为知识的欠缺,目光短浅,做出可怕的决定。比如当年雅典公民表决,处死了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有一个名词叫民粹主义,用一句名言来概括就是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完全否定精英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当然代议制并不能完全避免这个弊病。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是靠民主选举上台的(只不过他们上台之后,废除了民主制度)。而一些特别的政策也需要有全民的表决,例如刚刚举行的英国苏格兰独立的全民公决。同样代议制也不是完美完善的民主,因此还需要辅以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示威游行自由和三权分立的互相监督。 封建这个词在中英文中含义是一样的,就是分封土地。欧洲这个制度一直保存到近代,而中国这个制度在秦朝就基本结束了。因此,在现代汉语里,我们使用的封建主义和欧洲的Feudalism不是一回事。 正是因为欧洲延续了千年的Feudalism,所以欧洲的国王和皇帝并不具备绝对的权利,他们必须和分封的贵族妥协。君臣见面要互相亲脸颊,以示平等,这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所以西欧自有王国开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就有不成文的契约关系,这个信念从来不曾完全消失。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国际礼节上,欧洲两国元首互相亲吻脸颊,就是古代这种表示平等的礼节演化来的。如果回顾上个世纪社会主义阵营元首的交往,因为苏联是老大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令中国领导人略显尴尬的举动。(第129页) 这样的弱势国王,自然会孕育出贫民的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没有得到允许不能进”的私有权概念,也同样生成了地方(当时是城邦)自治的概念。即使今天西方国家的国家元首和各省(州)和市(县)长官的关系都不是上下级关系。地方官员直接由当地选举产生,无需上一级行政官员或机构承认。 国王和国会一直是权力的两个方面,有合作,有斗争,权力也是此起彼伏,归根结底有相当的制约。这不是什么人设计的,是历史形成的。 作者还认为英国建立的自由国家的制度,是“奠基于对天主教的敌视,不是因为推崇自由原则才走到这个局面、”(第147页) 另一方面,欧洲的历史也使我们看到有没有国王并不是有没有民主的条件。英国是个君主制国家,可英国是民主政体。尽管《人类与人民权利宣言》是法国大革命的先声,是现代民主的奠基文件,法国大革命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可建立的是一个极权的政体,犹如一台绞肉机。在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时,西方对此有很多重要的反思,普遍不认为是一个成功的社会改革。 欧洲在走向近代,形成了大大小小十几个国家。但是教会是跨越国界的,尽管有种种教会之争,但是其基本教义仍然是一本完全相同的圣经,或者说一个主义。于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就在历史上反复提出:皇帝大还是教皇大?毫无疑问,皇帝,无论是直接执政还是君主立宪,都是世俗的,就是负责国家行政的。而教皇,尽管还在罗马城有一个小国梵蒂冈,但毫无疑问是企图控制人的思想的。可喜的是教会没有行政的权利了,政教分离,教会失去了强迫人们信教的能力而必须依靠“正义”来吸引信众了。拿破仑对此有他独特的贡献。(第180页) 当然拿破仑还有一个更伟大的遗产,那就是《拿破仑法典》(第178页)该法典基于个人主义思想和自由平等的观念,是近代民法的典范。其核心为所有权的绝对化、契约自由及过失责任等三项原则。《拿破仑法典》几经修改,至今仍在法国有效。法典规定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以及人身自由、契约自由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基本准则。 欧洲今天五花八门的语言来源于拉丁文和希腊文,均属于印欧语系,和中文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按照作者的说法来看,拉丁文在一定历史时期和中国的文言文有相似的地位,是一种精炼的官式语言,和民间的口头语言有相当的差别。由于拉丁文饶富词尾变化,因此能言简意赅,非常适合当座右铭。(第184页)。同样我们至今在很多成语中还是使用文言文,以致不少人并不明白这些成语的本意。 但这两种语言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字母一个是象形文字;一个是和字母的发音或拼音联系在一起,一个是发音和字体完全脱离。可以想见如果中文也是拼音文字,那么今天的广东话(粤语),福建话(闽语),甚至湖南话,四川话都会自成语种。其实粤语不但在发音上和普通话差别极大,就是在语法上也有很大的不同。普通话说“你先走”,粤语则说:“你走先”。今天的普通话并不是历史悠久的“话“,是元朝以后混合了中原,蒙古,满洲等语言形成的,反倒是粤语,闽语保留了古汉语的一些发音和词汇。例如闽语中的餸,在现代汉语中早就不用了。 那么统一的文字对统一有帮助吗?恐怕不一定。因为朝鲜和越南都使用汉字,却变成了独立的国家,反倒是使用不同的文字如藏语,维吾尔语和蒙古语的地区并没有脱离中国。今天,朝鲜和越南都废除了汉字,而中国的宿敌日本还在使用相当多的汉字,他们对现代汉语词汇的贡献远远超过中国本身。 本书没有涉及阶级斗争,谈到了阶级(Class)和地位(Estate)。笔者认为作者实际上使用矩阵关系来描述两者的。(第132页)作者用了一章来描述平民百姓的生活。根据他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古时期农民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能过吃饱就是莫大的享受。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是由于他们的起义和暴动,而是土地的所有权和生产的提高。 需要探讨的是这个词, Estate的翻译。其原意是一群人的意思。在欧洲封建社会,通常指神职人员,贵族和平民这三个人群。可是马克思不是这样来划分社会人群的,他使用的是阶级(Class)。中文“阶级”这个词是从日文翻译马克思著作来的,于是就没有一个贴切的中文Estate名词.(Estate还有一个房地产的含义,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本文作者认为上述的三个人群中都有明显的贫富之分,或者笔者用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三种人群中,都只有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与中国的社会很不一样。中国没有贵族,即便是有世袭特权的开国元勋和皇亲国戚,其后代也是级别辈减,刘备是东汉初中山靖王之后,到了东汉末却是打草鞋的个体户。而神职人员在中国社会基本没有社会地位,甚至是被嘲弄的对象。至于平民,应当包括地主。中国由于子女分家继承的传统,往往是富不过三代,贫富交替非常频繁。 笔者还要指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几乎密不可分。在1949年作为工人的绝大多数不是农民的儿辈,就是农民的孙辈。到了今天,绝大多数的工人还是从农村来的第一代,被称之为农民工。而八千万左右的共产党员中的大多数也还是农民。所以笔者认为中国社会现代的阶级划分有点照搬一个西方理论,没有符合实际。有一个名词是在中国几乎天天听到的,就是“中国特色”,可是社会结构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大问题上,却很少在主体论述上听到强调中国特色。 作者说:“这两场革命(英国的工业和农业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变迁是痛苦的。然而,世上第一个工业兼都会国家提出这样的远景:它将带领过去只够活命,饱受艰辛的平民百姓,迈向一种无可想像的富裕。”(第221页) 本书的结语就是开始的问题:欧洲,为什么可以抢第一? 作者提出的第一个回答是自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西欧再也不曾出现一个统领整片疆土的强大力量。“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属于国王”,这是欧洲自由和繁荣的基石。欧洲的历史演进泰半从奠基的这一刻起便已注定。(第224页) 为此作者对比了欧洲和亚洲特别是中国古代皇权的绝对性。记得李慎之先生对笔者说过:中国历史上独裁的程度是世界其他任何地区所没有的。 作者提出的第二个回答是“权力分散,遗产多元”。他认为欧洲在政治上虽然四分五裂,但仍是一个完整的文明,中世记以降就一直被称为基督教文明。表面看这和亚洲中原地区一直以儒家为文明的基础是相同的。不同点在于,欧洲的国王和教皇是“二权分立”互相既支持又制约,给思想的多元化留有空间。而中国对儒家的解释是皇帝的特权。可以说儒家是皇帝的驯服工具,结果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没有人敢说超越前人。 欧洲的权力不但分散,精英文化也是个大拼盘,与君权统治之间的系带并不牢固。所以为作者提供不少灵感的伊斯兰文化专家家帕特里夏。克龙这样来问:“欧洲究竟是跑了第一?还是怪物一个?”在她看来,欧洲毋庸置疑,不折不扣是个“怪物(Freak)”(第227页)英文这个词含有“非常特殊和出乎意料”的意思。所以更准确的翻译或许是:欧洲有欧洲的特色,无法复制。这倒吻合了中国的官方说法:不能照搬西方。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4-11-12 10:32 2887 0 2014-11-12
此时此刻 在硅谷电脑历史博物馆的所见所思 attach_img
在硅谷电脑历史博物馆的所见所思 文:亦远(蒙特利尔) 美国加州硅谷有十多个城市,其中一个叫山景(Mountain View),小城,是谷歌总部所在地,电脑历史博物馆也在这里。附近有著名的私立斯坦福大学和州立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那是造就硅谷人才的两个重要摇篮。今年八月的一天,外甥女带笔者和她父母即我的妹妹妹夫来该博物馆参观。 电脑历史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短的一段历史了。当然,人类在几千年前就有了数的概念,也一直企图用某些设备来协助人进行计算。人的手指是最早的计算工具,人类也为此最终采用了十进位。近年人们常常说数字化时代(DigitalEra),Digital这个字来源于拉丁文的Digiti, 就是手指的意思。 Computer的词根是Compute,意为计算,后缀加了er,物化,可能翻译成计算器更为合适。我们目前指的Computer其实是高速数字处理器,台湾在五六十年代就将其翻译为电脑。意指这种设备不仅可以计算,而且可以取代人类大脑的部分功能,寓有人工智能的意思。笔者以为,相对于计算机,电脑是更合适的翻译,因为今天其主要功能绝对不是计算,而是以提供多媒体的信息来加强人脑的能力。近年中国大陆也逐渐开始使用电脑这个名词了。 然而,在六七十年代,电脑这个词在大陆是不容许使用的。因为电脑涉及到意识这个大名词,据说辩证唯物主义无法承认除了人类之外,还有任何无生命的物质可以产生意识。1966年, 文革刚刚开始,著名的科普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就为了刊登一篇科幻小说而主动检讨。那篇小说是写贪婪的科学家发明和制造出来的机器螃蟹能够复制并不断进化为更先进的机器螃蟹。 该科学家最终被由此产生的巨型机器螃蟹杀死,因为机器螃蟹企图夺取这位科学家假牙上的金属作为制造下一代的原料。今天回顾,这还是一个很左倾的科幻故事。 站在博物馆众多机器人前面, 笔者不由回想起四十年前读过的这部科幻小说。估计原作者是苏联人。他提出了几个今天看来非常重要的概念:  机器人不必人形化(今天工厂的机器人根本不像人)  机器人应当有自我学习的能力(这才是人工智能)  提出使用太阳能  人类发明了机器人,却又对机器人的前途充满疑惑和恐惧 这位作者真是很了不起,可是这样的文艺在中国无法容身,在苏联也没有激起开发电脑的浪潮。苏联,终其一生,没有对现代信息技术,或者说数字化时代产生过任何举足轻重的影响。 信息技术的演变和历史上其他技术,包括用火、车轮、蒸汽机、电力的发明不同点在于,前面的技术都是部分代替人类体力工作的, 而信息技术却是取代人类部分脑力工作的。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个不同的基本点,还是用传统的观念去看待信息社会,那就不但不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反而会觉得信息技术带来不少麻烦,难以应付。 再深思下去,发现在信息演变(Evolution)这个人类历史最伟大的变革上, 无产阶级绝对不是先锋队,他们仅仅是被动地参与了一部分生产,而且这部分工作正不断被机器人取代。引领这场生产力发展的,是“五谷不分”的知识分子和贪图暴利的风险投资人(几个关键的技术/商品的弄潮儿偏偏又是集二身为一人,例如乔布斯和盖茨)。信息时代,产业工人不是更强大了,而是非常明显减弱了。就是汽车制造业和钢铁冶炼业, 产业工人也是所剩寥寥无几,被边缘化了。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始的八十年代初, 《光明日报》还在为全自动工厂是否存在剥削, 是否产生剩余价值而伤脑筋。 但在实用主义的美国,主流社会没有人搞这种空洞的理论,美国社会鼓励胡思乱想,半个多世纪以来,跌跌闯闯终于带领世界进入了信息时代。笔者兄弟姐妹四人,都是从七八十年代就吃电脑这碗饭,虽然没有一个成名成家, 却见证了这段社会历史的变迁。所以笔者很高兴外甥女知我所好,带我来此做一个回顾。 这个在1996年建立的馆从外面看起来不大,但进去感到还有扩充余地。一面大窗好像老式的荧光屏终端,外面摆放了几套喝咖啡的桌椅,不经意间显示出来IT(信息技术)人员特有的随意打扮风格。博物馆门票15元, 是个私人机构办理的,除了开放参观之外, 也是一个教育之地, 还欢迎外人参与, 发表看法。百闻不如一见。笔者企图通过拍的一系列照片,添上点感想,来介绍一下。 《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照片上的结绳叫奇普(Quipu或khipu),是3500年前位于今日秘鲁海岸的印加人一种结绳记事的方法,用来计数或者记录历史。它是由许多颜色的绳结编成的。和今天的电脑相比较,共同点非常突出, 就是信息储存。其实中国的算盘最主要的功能也是信息储存,使用者由此可以专心处理一个简单的计算而不至于把不同位的数据搞混。俗语说扳着手指头计算,也是说人类下意识用手指作为记忆储存。 美籍华人王安在电脑磁性储存上做出过贡献。他是江苏昆山人。1976年,王安推出了电子文字处理机。1978年,王安电脑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文字处理机生产商。但是王安用他的几个儿子来接班,而他儿子对于日新月异的电脑技术和研发管理缺乏理解和领悟,无法和公司三名有才华的电脑天才配合,迫使他们相继辞职,最终导致公司在王安1999年去世后破产。 而王安家族式的管理方法也从此走入美国企业管理的教科书,成为失败的经典。 其实王安很有可能引领信息潮流, 成为当时的乔布斯。笔者站在当年无人不晓的王安电脑前,不胜感慨。 这是笔者刚进入电脑行业使用过的打卡机。 在一张纸卡上有八十竖行,不同的位置打孔代表不同的字母, 数字和符号。打错一个孔, 就要重新来过,再用另一张卡重打。 读卡机则是利用气流来判断孔的位置,以此来识别字母。当然那时不可能有大小写的区别,符号也很少。 无论是打卡机还是读卡机都很大,和小型写字台差不多,是金属的。 当年伯克莱大学的电脑室也不过有二十台打卡机, 两台读卡机。学生和教授都要排队耐心等候使用。 这是卡片。输入数据成为一项专门的工作, 称之为DataEntry。以这样的方式输入数据是IBM的拿手好戏。IBM是国际商业机器的缩写(InternationalBusiness Machines)。他们就是在1911年开始生产打卡机来做商业统计起家的,比如上班的工时卡,统计人口的专门卡等等。 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 美国每十年必须进行一次人口普查。美国参议员如何选是和人口分布与数量直接挂钩的。但在十九世纪末, 美国人口已接近一亿,人工处理数据,在1900年也完不成1890年的数据统计。宪法的要求推动了机器处理卡片的技术。而IBM当时制定的很多输入和输出的规格至今还直接或间接使用在信息界。由于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坚持使用英制的国家,这些规则为其他国家带来很多不便。也可以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烙印吧。 数据公司(DEC,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和其他几个公司发明了直接输入,这是把输入和打印结合起来,一行行打印在纸上, 极大地提高了效率。图中的Vax电脑是八十年代最优秀的中型机,也是中国首次大量引入的电脑。图中所示, 尽管那时已经有了荧光屏,但控制主机的还是打字机式输入。其好处是输出输入都有记录,便于事后核对。 附带说一句, 数据公司在PDP-11系列和Vax系列电脑使用 VMS操作系统。 VAX是虚拟地址扩充(virtual address extension)的意思,使用当时最先进的32位集成蕊片。由此可以看出, 一个操作系统和硬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以笔者的实践经验,VMX是一个非常好的操作系统。笔者认为,DEC是以生产中小型电脑为主的企业, 在大电脑昂贵的时代,为中小企业提供了经济实用的产品, 这也是刚刚经济起飞的中国能够承受的,因此在八十年代欣欣向荣。但是随着微型机,即个人电脑的出现和功能的大幅度提高,中间电脑的需求开始消失,其优势不再。DEC被新兴的Compaq在1998年收购, 退出历史舞台。笔者七十年代开始使用PDP11-45,在硅谷工作时使用PDP11-70, 到加拿大使用PDP10(36位)和不同型号的VAX,包括Micro-VAX,前后约二十年, VAX也是笔者在中国参与援华项目期间向电力系统推广的机型。得知DEC寿终正寝,一方面扼腕, 一方面也领略了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高速和淘汰的无情。 这是在七十年代末开始使用的电脑输入/输出屏幕。 最有名的是数据公司的VT100。这个终端不但继承了IBM每行80个字符的常规, 也可以一键转换成132个字符。 配合其他一些特殊符号, 可以做简单的图形。是视窗(Windows)发明之前的输入/输出经典工具。在博物馆看见这个终端, 有老朋友重逢的感觉。 1981年IBM推出个人微机,有64K内存,仅有软盘读取器,价格却接近当时一万美金。其操作系统叫DOS,不能处理图形。经过短短几年,个人电脑价格大幅下降,性能显著提高,应用软件品种繁多,电脑终于进入寻常百姓家。 乔布斯在1984初推出的个人电脑 Macintosh是首先使用了GUI(graphicaluser interface 用户图形交互)界面和鼠标的商品(GUI是著名复印机公司Xerox研发的), 苹果在此之前推出过Lisa,其实性能更好,但由于缺乏在其操作系统上运行的应用软件而被迫抛弃,尽管那时的投入已经超过五千万美金。 数据公司生产的便携式PC,体积和重量都大约相当于一台缝纫机。 这台微机有30M硬盘。1987年笔者参与加拿大政府援华电力规划项目, 曾经为中国电力系统提供这种便携机,当时笔者受雇的公司里还无法配置这样的高档设备。时过境迁, 数据公司已不复存在,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从那时到现在绝大多数微机(PC,即个人电脑)使用的操作系统是Windows,其实也是从DOS演变来的。虽然视窗有各种为人诟病的缺点, 但其界面的易用性,对结构开放使各种软件商能够开发在其上运行的大批软件而享誉全世界。当然也正是这种开放性,不但催生了无数模仿的电脑(克隆电脑), 也带来易被病毒攻击的危机。 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大批克隆电脑在信息化的大道上功不可没, 电脑厂商的激烈竞争明显地降低了电脑价格。相比之下, 苹果机是一个封闭系统, 至今没有仿制品,价格高,推广慢, 可病毒危害轻。 电脑的基本运作就是三个简单的逻辑。 第一个.NOT.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第二个.OR. 是两个条件中有一个满足就行,还有一个是.AND. ,即两个条件必须都满足才成。 这三个逻辑可以互相以串联和并联的方式组合,产生复杂的因果关系。 这里是用机械开关来表示,参观者可以自己拨动开关,看看期望的结果是否正确。 当年的电子管, 就是用电路来达成这样的逻辑关系,从而控制电波(检波)。所以上个世纪始到七十年代的电报,无线电,电视和早期电脑都要使用大批电子管,不但耗电,容易过 热,而且不稳定。后来使用半导体取代真空管,有了半导体收音机。当这样的二极管做到半导体晶片上,信息演变就开始了。大批量的二极管被集成在晶片上, 密度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低。发展之快, 只能用不可思议来描述。 这就是所谓的摩尔定律。 可控硅晶片。这是制造电脑核心中央处理器(CPU)的半导体材料。 文革后期, 中国也试图生产,并且广为宣传,生成每块晶体之后在大街上敲锣打鼓,向毛主席报喜。现代可控硅的生产相对容易,而且截面大到12吋,成品率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初期只有百分之几,国产的甚至低于百分之一)。著名的英特尔(Intel) 就是以用晶片为载体设计和集成高密度的电路见长。 硅谷之所以称之为硅谷, 就是那里还有不少这样的小公司专门设计集成电路的某些部分。到至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厂家能够超过Intel的水平。 有了设计, 还需要把设计的线路刻蚀在晶片上。由于高密度, 线路之间的距离已经要用纳米来衡量。 纳米是一米的十亿分之一, 是分子级的度量。可以想见,对这样的要求, 即便是样品也无法手工制造。 这对材料, 温度, 环境, 设备,测量,工艺,流程,管理都提出不可思议的要求。能制造这些设备的公司只有几个,全是美国公司,如Applied。其设备非常昂贵,一台可接近一亿美金。这些设备其实要和设计公司如Intel密切配合,否则设计的电路无法生产。可以想见,高精密设备无需多少工人,他们只是在维护设备而已。而且随技术的提高,对产业工人的边缘化不断提高。 无论电脑如何复杂, 其实都离不开这四个组成部分。在物理层面上, 今天的输入和输出尽管有多种形式, 却能结合成一体。iPhone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吸引人的手法之一就在于采用触屏技术把输入和输出巧妙结合。 对使用者来说,电脑有两个储存容易令人混淆。 一个是内存, 一个是硬盘储存。如果看上图, 内存在处理部分,简单比喻就是一个高效率的写字台。所有的数据处理都要搬到这个台子上做。如果台面不够大, 需要的文件就要搬来搬去,白白消耗时间。关了电脑, 内存就一片空白。这个写字台(memory)从一开始的64K到了现在的12G,甚至更大。1G=1024M, 1M=1024K, 1K=1024 Bytes 1Byte=8 Bits。Bit是电脑储存的最小单位,是1或者0。在1988年, 1M内存的价格是一千美金,比今天iPhone6还大。 现在2G内存条也不过几十美元,比四分之一的名片还小(略厚点)。 而硬盘储存就是最上面的储存部分,好比我们的书架,上面按一定方式(格式Format)存放收集来的信息。关了电脑,你的信息还在那里,除非硬盘坏了。由于硬盘技术,网络和通讯技术的发展, 硬盘又分内置硬盘, 外接硬盘,甚至不一定直接连到你的电脑上。 你的信息可以放在专门做信息储存生意的厂商处,他们会放在不同的地理和物理位置,精心保护。这有点云山雾罩,你不知道你的信息到底放在哪里了。 所以这叫云储存(Clouds )。 电脑语言Fortran的演变。 要把数据输入到电脑中, 早期就是使用电路逻辑来处理,需要人工不断地变更线路,无法普及。 于是开始有了人机对话的语言。 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几千种电脑语言了,和人类的自然语言不相上下。 图示的是一种用来解决科学计算的语言, 叫Fortran。 它在八十年代非常普遍,几乎每一个编程的程序员都知道。 这个语言也在不断演进,但是今天的年轻人几乎连这个名字也没听说过。相比起来,真有点像中文里的甲骨文。只不过不是三千年的演变, 是三十年不到的变化。 当年笔者在伯克莱读书, 学习电脑语言竟然可以满足大学对外语的要求,可见当年美国对程序人员的需求。 所谓超级电脑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今天任何一台二三百美元的电脑在三十年前都相当于超级电脑。 这些大型机开始以环形方式来组装, 是为了更好地散热和缩短部件之间的传递信息距离。目前超级电脑主要是平行集成核心处理器,相当于把成千上万个CPU集成 在一起。中国的天河2号在2013年6月荣登世界最快的大型机。全世界的超级电脑都是使用英特尔的集成电路并使用Unix操作系统, 只有天河二号是基于Linux的操作系统。 笔者在大学时就接触到当时的超级电脑, 一个是大学的CDC6400,还有一个是军方的CrayII(?)。为什么会使用美国军方的超级电脑呢?因为军方并不能完全利用这个电脑的功率, 就将剩余的计算时间捐给大学。这说明上世纪七十年代电脑网络已经开始出现和使用了,也说明共享,或者叫分享乃市场经济的属性。在1980年, 笔者在硅谷工作, 公司已经可以租用商业网路把全国的六个分公司连接起来,使用电子信件。八十年代初的《中国青年报》就刊登过笔者有关的文章。尽管那时电脑网路的速度还很低,在北美洲已经利用东西时差来出售大型机的CPU(计算)时间了。当时最方便使用的网络就是每个家庭都有的电话。把老式的电话压在一个设备上, 就可以利用电话在电脑操纵下发出的高频声音来传递信息。那个设备就叫调制解调器(Modem),现在俗称猫。1982年笔者有时就利用这个设备和VT52终端在家里办公,因为晚上用户少,电脑的速度快很多。 这是美国在七十年代初和八十年代初主要的网络示意图。有意思的是, 好像美国从来没有什么非通讯公司要搞自己的网络,七十年代社会需求就催生了专门的商业网路公司。而中国,虽然是计划经济的底子, 虽然说全国一盘棋, 但在九十年代,电力系统, 铁路系统还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网络。这很可能是小农经济的痕迹。 网络商业化催生了美国互联网的发明和迅速的发展。 互联网(Internet)始于1969年的美国,又称因特网。是美军在ARPA(阿帕网,美国国防部研究计划署)制定的协议下将美国西南部的大学UCLA(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StanfordResearch Institute(斯坦福大学研究学院),UCSB(加利福尼亚大学)和University of Utah(犹他州大学)的四台主要的电脑连接起来。这个协议由剑桥大学的BBN和MA执行,在1969年12月开始联机。其目的是把美国海外众多军事基地通讯联系在一起。这个网络一开始就不是局限在美国军方,而是同时提供给美国大学使用,得以不断提高。美国政府也从没有企图对此收取专利使用费用。1984年,美国司法部依据《反托拉斯法》拆分AT & T,分拆出一个继承了母公司名称的新AT& T公司(专营长途电话业务)和七个本地电话公司(即“贝尔七兄弟”),美国电信业从此进入了竞争时代。这是网络发展的法律基础,非常有远见。 蒂姆·伯纳斯-李爵士(Tim Berners-Lee),Berners-Lee,1955年6月8日出生),英国电脑科学家。他是万维网的发明者,麻省理工学院教授。1990年12月25日,罗伯特·卡里奥在CERN和他一起成功通过Internet实现了HTTP代理与服务器的第一次通讯。 万维网可以看成是互联网的一个具体应用,而我们今天在互联网(Internet)上的信息传播主要是通过万维网(WWW)来实现的。 李并不富有,但他无偿地将他的主意提供出来而不收费。万维网是私有的,这使得服务器和客户端能够独立地发展和扩展,而不受许可限制。2003年万维网联盟决定所有由联盟提出的技术都是无偿的,所有人都可以简单地使用。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李爵士提出,这样的一个世界性的网络不能有中心控制。这是习惯于一切服从领导的中国人不可能有的观念。这个无中心的观念非常重要,否则我们不可能看到如此分歧的世界会有一个不受国界限制的信息网络把全人类联系起来。笔者无法想象如果美国控制了这个中心,中国是否还能使用或愿意使用现在的互联网。 是的, 解析地址的巨型服务器主要在美国,但美国政府并不能控制这些服务器, 即便要控制,也只可能勉强做到限制某些访问而无法干涉其内容。 因此, 美国没有必要限制信息的流动。 非不为也, 是不能也。技术上的决定杜绝了控制的可能。 互联网的民间使用带来了真正的信息进化。电脑也就由计算工具过渡到信息工具了。 于是雅虎的搜索引擎应运而出,然后是谷歌。照片是谷歌通讯的设备。 谷歌代表今天最先进的生产力。其特点不仅仅局限于搜索信息, 而是于时俱进, 不断发展, 为各种业务搭建了一个信息平台。 这个平台又为苹果,三星等的智能电话所强化。其实智能电话,就是一个通过无线网路连接的超级电脑的智能终端,其本身也是个电脑。 传统的语音电话仅仅是其中一项并不突出的功能而已。 在今天西方大大小小的公司不使用谷歌是无法想象的事情。无论是设计人员,科研学者, 政府公务员,项目管理人员,股市众生,新闻从业人员,文艺作家导演,商业采购推销人员,历史和考古学家,学校教师教授等等都不可能离开谷歌。Google这个词已经开始有了动词的含义了。谷歌之所以在今天能够统领潮流,就在于谷歌提供的是手段,而不限制或干涉其内容。如何对待谷歌提供的内容,那是使用者的事,谷歌并不具备判断的能力, 也不会有人认可它拥有这种能力。 这是谷歌还在试验的自动驾驶汽车。自动导航不但是人们的期望,也是二次大战之后已经应用的技术。 首先是导弹, 其和火箭的不同就在于有一定的自我修正航向的功能。然后是飞机上的自动导航仪,目前基本上实现了民航机的自动航行。从安全角度来说,在正常情况下比人的驾驶更可靠。 轨道列车, 首先在机场和大型游乐场实现了无人驾驶, 跟着在城市也开始运行了。在台北就有无人驾驶的轨道车在闹市高架上运行。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国开始使用聪明导弹,这是比过去导弹更精确的武器,就是自我导航和在飞行期间不断自我修正航向。但是实现汽车无人驾驶,还是一个非常的挑战。 在过去数十年的时间里, 美国多次举办无人驾驶汽车比赛。现在谷歌利用其信息检索,地图处理的优势,把这个科学幻想的技术逐步实现了。 谷歌的自动驾驶汽车已经有70万公里的安全驾驶记录了,但到能推广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这些归根到底还是信息问题:信息的精确度, 信息的即时更新,信息的广度,信息的来源,信息的处理速度。 当然这还涉及到保险和法律的更新, 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国家允许无照驾驶(美国有四个州已经修改了相关的法律)。 这还关系到人们的心理承受程度。 比如美国旧金山的湾区高速列车系统是在1972年投入使用的, 当时已经可以做到无人驾驶了,单单为了适应乘客心理,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配备司机。 我们可以把谷歌对无人驾驶汽车的研究看成是虚拟商务走向实体工业。这是新的一场工业革命(Revolution), 不,更准确地说是又一场工业演变(Evolution)。 设想一下, 如果货运汽车能够自动驾驶(由于路线相对固定,多使用主干线,信息比较齐全,很可能首先实现),矿山/矿 井可以完全自动化,开采出来的矿物直接进入冶炼厂或装船出售。自动码头的货物可以在没有人的直接干预下将集装箱里的货物直接运送到工地,仓库和市场。这会 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反应?作为产业工人的主力,矿工和货运司机将彻底地边缘化,这对社会的结构将产生什么影响?剩余的人力资源做什么去呢?而从生产力角度 看, 商品的成本会大幅度下降, 效率会成倍的提高,跨国的贸易又会如何变化呢? 参观完了这个博物馆,笔者觉得不解的问题更多了, 先去吃饭吧。■ 更多精彩文章请见“此时此刻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thismomentpress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4-10-24 12:19 2810 0 2014-10-24
此时此刻 两百多年前的英国“自干五”和“砸锅党” attach_img
两百多年前的英国“自干五”和“砸锅党” ——从“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说起 文:杨光 一 “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出自18世纪英国诗人、散文家、词典编撰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之口。但此言并不见于约翰逊公开出版的作品,而是出自于詹姆斯•包斯威尔(James Boswell)所著《约翰逊传》。据该书记载,这句话是约翰逊在一次文人聚会场合讨论爱国主义时脱口而出的警句(当时伦敦文人圈有一个以塞缪尔•约翰逊为核心的清谈俱乐部,思想家爱德蒙•伯克、画家乔舒亚•雷诺兹、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东方学家威廉•琼斯等鼎鼎大名之士均曾参与其中)。约翰逊话音一落,即语惊四座,传记作者包斯威尔当时在场,亲耳所闻,印象深刻。 正如中国俗语“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把仁义道德和盗贼娼妓相提并论一样,塞缪尔•约翰逊把爱国主义和流氓恶棍联系在一起,乍闻之下,确有惊世骇俗、振聋发聩之效。这种说法对爱国者多少有些不恭,而对视爱国主义为崇高神圣之物者,则十足具有袪魅乃至解构意义。其它含义相近的格言,如“爱国主义就是积极地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杀人并被杀”(罗素),“爱国主义是他们脑袋里的蛆”(梭罗),“爱国主义是一堆易燃的垃圾”(美国作家Ambrose Gwinnett Bierce),则不仅都晚出于约翰逊,而且就震憾人心、脍炙人口、过目成诵的程度而言,也都远远不如塞缪尔•约翰逊这一句。比如在中国,极具讽刺性的“爱国贼”一词即脱胎于约翰逊的警句。前两年以打砸日系车、欺负本国日系车主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保钓爱国运动,亦让人惊觉这句二百多年前的英国格言依然具有一针见血的现实意义。 塞缪尔•约翰逊生前颇负盛名,但在盛产高才俊杰的英国,他并不属于那种跨越时空而声名不朽之辈。过世二百多年之后,他所作诗文早已无人传诵,所编词典也过时已久,唯一足以传世之作,似乎也就只剩下这句关于爱国主义的格言了。实际上,这句格言在英语世界之外的传播主要得益于法国启蒙哲学家让—雅克•卢梭和俄国革命领袖列宁的引用,所以,知道这句格言的人很多,但知道原作者姓甚名谁、何许人也的,可谓寥寥。 塞缪尔•约翰逊所处的时代正是民族主义逐渐兴盛、民族国家理念在欧洲站稳脚跟的年代。其时,“爱国”不仅相当时髦,而且相当“正义”,“不爱国”则不仅是一种道德上的污点,简直就是一种罪过,所以很少有德高望重而爱惜羽毛之士敢于向“爱国主义”泼冷水,何况是泼脏水。约翰逊没有把这句话写成文、录于书,是有其顾虑的。思其言,度其人,想必塞缪尔•约翰逊是一位胸怀普世大爱、超越时代局限、精神上早已淡漠了国家民族界限的全球性达人,即后来所谓国际主义者、人类主义者、世界主义者、大同主义者之类——如果我们这么想,那可就大错了。 其实,塞缪尔•约翰逊是一位颇为狭隘、顽固的英国优先论和英国中心论者。作为英国人,他怀有浓烈的民族自豪感,对英国简直爱到极致,爱过了头,以至于对任何外国都嗤之以鼻。比如说,他瞧不起英国的宿敌法国,旅居法国期间,塞缪尔•约翰逊对法国人不说法语而说拉丁语,其理由是,“一个(英国)人无论如何都不应该用一种半调子的语言来降低自己的身份”,他宣称自己旅居法国的唯一收获是基于鄙视法国的“更加爱国”。他也瞧不起当时正欲向母国争取平等地位的美洲殖民地,认为殖民地人民没有资格与英国政府讨价还价,“不配”在英国国会拥有代表,而“无代表,不纳税”的英国宪政原则也不适合于低人一等的化外之地美洲,至于殖民地的革命者谋求美国独立,则被他斥为狂妄叛逆之举。 塞缪尔•约翰逊 在约翰逊眼里,英国高于外国,男人高于女人,贵族高于平民,白人高于有色人种,这既是事实,也是真理。对于当时刚刚开始在北美殖民地和法国时兴起来的“人人平等”理论,他认为纯属痴人说梦,荒谬绝伦、不值一驳。他曾当面讥讽一位主张“人人平等”的贵妇:“为何不让站在你身边的仆人坐下来与我们共进晚餐?”妇人无言以对。塞缪尔•约翰逊认为,在世界各国中,英国最伟大、最辉煌,在各国君王中,英王乔治三世是“我所见到最有绅士风度的人”。对于攻击英国政府、诋毁英国国王,或者赞扬法国、同情美国的言行,雄辩健谈、妙语连珠的约翰逊多以机智警句或冷嘲热讽回应,他也写过《论爱国者》、《征税非苛政》等选举宣传小册子对批评英国政府、同情美国人民的意见予以严辞抨击。 这就怪了。这样一个人,按照当下中文网络所流行的人物归类标准,应该称他为“自干五”(“自带干粮的五毛”之简称)才对,考虑到塞缪尔•约翰逊获得乔治三世授年金300镑,称他为“高级五毛”似亦无不可,而在中文语境下,凡“五毛”无不以爱国主义为道德制高点,无不以诬诋对手“汉奸”、“卖国贼”为能事,照此路数,塞缪尔•约翰逊应该成为爱国者的典范,应该热烈赞美、深情讴歌爱国主义才说得通,他如何说得出“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这样与自己立场、身份大不相符的句子? 二 那么,塞缪尔•约翰逊所说的“流氓”——以爱国主义为最后庇护所的那个(或那些个)坏家伙——又是谁呢?他是泛泛而谈,还是实有所指?在约翰逊写于1774年的《论爱国者》中,他直截了当地点出了这个人名,这个爱国的“流氓”,就是《北不列颠人报》的创办人,因在该报第45期撰文批评乔治三世而被国王视为眼中钉、屡次施以政治迫害,却反而人气爆棚、众望所归,屡次高票当选为国会议员、又屡次被国会非法驱逐的传奇性人物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1725-1797)。 约翰•威尔克斯 在英国政治史上,威尔克斯是一位不可不提的重要人物,但严格说来,不是威尔克斯本人很重要,而是“威尔克斯与自由”的口号在英国宪政史上具有符号化、象征性意义。发生于1763—1770年间的“威尔克斯事件”作为英国宪政初期最重要的负面事件,暴露了当时英国政制的弊端,揭示了英国革命后所建立的尚不成熟的“三权分立”架构具有天生的脆弱性,存在着强势国王架空议会而重新行政集权的趋势,故此“威尔克斯事件”成为英国宪政整固的契机和议会改革运动的开端。从短时段看,“威尔克斯事件”让国王丢了脸,让政府和人民翻了脸,对英国当然是一种“负能量”,但从长时段来看,则是英国宪政成熟化的重要事件之一。 当时的英国政制正是孟德斯鸠曾大加称赞的所谓“三权分立”体制,国会、国王、法院分别是立法、行政、司法权力的代表(那时的英国国王不是虚君),但此时宪政体制尚不稳固,恰好乔治三世又是一位雄心勃勃、大有作为的强势君主,他一改本朝(汉诺威王朝)两位先王不问国事的传统,封官许愿,培植亲信,在议会里形成了一个“国王之友”多数派别,进而抛开辉格党,独揽朝纲,权倾朝野,以至于分立的三权大有重新集权于国王之虞。如果是这样,则英国宪政可能会夭折,英国革命的成果也就荡然无存了。 1763年,正当英国击败法国结束英法7年战争、英国成为欧洲霸主且逐渐崛起于全球舞台、乔治三世春风得意之时,威尔克斯在《北不列颠人报》第45期上针对国王在国会的演讲撰文抨击。国王大怒,下令查封报纸、搜捕报人,以威尔克斯为首的近50名嫌疑犯被抓。国王此举触犯了大宪章第29条,也侵犯了威尔克斯作为议员的言论豁免权,幸而英国的司法独立仍比较坚挺,没有像议会主权那样形同虚设,法官当庭释放了威尔克斯,并公开指责国王陛下政府的行为“是对人民的自由的大胆而公开的袭击”、“比西班牙宗教法庭还要糟糕”。威尔克斯名声大振,从此,“威尔克斯与自由”成为乔治三世时代英国人民反专制、争自由的响亮口号。 但乔治三世不肯放过威尔克斯,他操纵国会以威尔克斯曾经写过一篇色情诗为由斥其“品行不端”,并借此剥夺了威尔克斯的议员资格。国会还通过决议,指控《北不列颠人报》第45期“对国王陛下前所未有的极大傲慢无礼和侮辱咒骂”具有“诬蔑诽谤”、“煽动违法”和“进行反对国王陛下政府的叛乱”的犯罪性质。在政治迫害的威胁之下,威尔克斯选择流亡法国,英国政府则予以缺席审判并宣布他为逃犯。 1768年,流亡5年的威尔克斯返回英国,当选米德尔塞克斯郡议员,随后他向法院“自首”。英国中产阶级和下层人民为了捍卫威尔克斯的自由和人民的民主权利,发起了大规模的请愿抗议运动,持续数月之久。群众喊出了“无自由,无国王”(No Liberty, No King)的著名口号,将乔治三世逼到了墙角,支持与反对威尔克斯的街头群众相互斗殴,死伤多人。当年5月10日,数万群众聚集于圣乔治广场要求释放威尔克斯,乔治三世声称“我的王冠几乎决定于此”,他于盛怒之下命令军队开枪镇压,当场杀死抗议者6人,伤多人,史称“圣乔治广场屠杀事件”。 次年2月,国王授意议会以逃犯身份为由剥夺威尔克斯议员资格,但深孚众望的威尔克斯旋即在米德尔塞克斯补缺选举中以压倒多数高票当选,乔治三世宣布选举无效。3月,威尔克斯再度当选,下院再次剥夺其议员资格。4月,威尔克斯第三度高票当选,国会恶人做到底,干脆直接宣布威尔克斯的竞选对手合法当选。国王和下院的专横行为不仅侵犯了人民的选举权,更破坏了宪法的权威,同时使得威尔克斯作为黑暗政治受难者、人权象征、自由英雄的形象得以凸显。支持威尔克斯的人们成立了抗争性公民组织“权利法案协会”。老皮特、柏克等著名辉格党政治家也谴责国会的行为动摇了国本,“颠覆了宪法”。人民的怒吼、老成谋国者的规劝,都没能改变“威尔克斯事件”的最终结果。1770年1月,国会两院一致决议:拒绝请愿书,褫夺威尔克斯的议员资格是合法的。 约翰•威尔克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按照时下中文互联网上的流行称谓,应该叫他“砸锅党”才对。不错,这位威尔克斯议员端着体制的饭碗,在国会里上班,却拒不与以乔治三世为国王的英国政府保持高度一致,胆敢“呲必英国”,在报纸上尽情传播“负能量”,跟国会和政府唱反调,这不是“砸锅党”又是什么?当年英国的“乔治大大”跟当今中国的“习大大”一样,也曾经下定了决心:“你敢砸本王的饭锅,本王就要收你的饭碗”,所以千方百计迫害威尔克斯,结果惹恼了人民,惹出了轩然大波。 三 塞缪尔•约翰逊,一名英国老牌“自干五”;约翰•威尔克斯,一个英国老牌“砸锅党”。这两位两百多年前的英国古人,一个称另一个是“流氓”,自然不足为奇。让人多少有点意外的是,“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这句名言竟出自一位英国“自干五”之口,而被骂作“流氓”的那位英国“爱国者”却是一位“砸锅党”。这和我们中国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在我们这边,“自干五”是绝对不会把“爱国者”的帽子扣到“砸锅党”头上的,倒是“砸锅党”很有可能把“自干五”骂作“爱国贼”。 正是这个有趣的中英差别让我对约翰逊格言和威尔克斯事件感到了兴趣,感到有写一篇文章的必要。在两百年前的英国,“砸锅党”=“爱国者”几乎是共识,可见中英两国对爱国者、爱国主义的理解确实是颇为不同的。塞缪尔•约翰逊在《论爱国者》中写道,“爱国主义不一定要反叛”,“一个人可能厌恶国王,但依旧不爱国”,他这两句话是要表达骂政府、反国王的人未必爱国,但他的表述方式至少说明在当时的英国,像威尔克斯那样的“反叛者”、“厌恶国王”的人,不仅完全有理由以爱国者而自居、而自豪,而且也比约翰逊那样对本国赞不绝口、对外国不屑一顾的人更有可能被英国主流社会和英国普通人民视为真正的爱国者。但是,在中国人听起来,塞缪尔•约翰逊的话就显得非常奇怪了,因为在中国,如果你公开批评国家和政府、经常传播“负能量”,如果你胆敢“反叛”、“厌恶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被骂作“汉奸”、“卖国贼”、“洋奴”、“与西方反华势力勾结”,就已经是烧高香了,怎么可能反而被主流舆论视作爱国者呢——哪怕只是被人骂作“以爱国主义作最后庇护所的流氓”,也不大可能。事实正是如此,“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这句英国“自干五”嘲讽英国“砸锅党”的警句,在中国一向是被反过来用的,它成了中国“砸锅党”嘲讽中国“自干五”的佳句。 约翰逊格言和“威尔克斯事件”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除了关于言论自由、人权、宪政之相互关系的历史启示之外,关于爱国主义也大有教育警示意义:其一,讲“中国梦”的未必比讲“普世价值”的更加爱国;其二,“呲必中国”的“砸锅党”未必不比“颂必中共”的“五毛”、“自干五”更加爱国;其三,刘晓波、许志永、郭飞雄、浦志强们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贵的爱国者。这就是约翰逊和威尔克斯对中国当前爱国主义问题的几点启示。 本文转载自《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7期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5-1-9 11:11 2799 0 2015-1-9
此时此刻 中国之殇:贵族精神的消亡, 流氓意识的兴起 attach_img
中国之殇:贵族精神的消亡, 流氓意识的兴起 文:维杰 贵族被消灭了,流氓应运而起; 贵族精神消亡了,流氓意识得到发扬光大。看今天之中国,无处不流氓,礼义之邦成为名副其实的流氓大国。这个古老而文明的民族何以作贱到如斯地步? 中国传统贵族精神的概述 说传统贵族,是因为中国已经没有贵族,当今的中国只有平民与流氓。虽说还有极少数的人具有贵族精神,可毕竟为数极少,所以称不上是一个族群了。下面所说的贵族,都是指传统上的贵族。 很难概括出中国的贵族精神,因为中国的贵族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停地衰变,说不清楚哪一个时代的贵族精神可以代表中国的贵族精神。 笼统地讲,我就用三个贵族的典范人物作代表,来表述中国贵族精神的特质。 第一个典范是屈原。 第二个典范是陶渊明。 第三个典范是曾国藩。 这三个典范所具有的三种精神特质,可以概括出中国贵族精神的衰变。 【屈原所代表的第一种贵族精神】 屈原精神代表一种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 这种精神代表中国古代贵族所具有的精神,我们今天读到屈原的《离骚》,《渔父》等作品,仍能强烈地感受到那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这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激励那个时代的精英勤于求索,勇于求索,为中华民族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文明,中华民族所有的伟大思想几乎都是创建于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的贵族可以与欧洲同时代的贵族齐驾并驱,中国的古文明不比欧洲的古文明逊色,就是最好的说明。 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是人类追求文明的动力,正是靠人类中一代又一代的精英追求卓尔不凡,带领人类挣脱野蛮,走向文明。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是一种殉道的精神。这是人类高贵的一种精神,当自己信仰的道义遭到毁灭,宁愿选择与道义同时毁灭,也就是选择与道义永远同在。 【陶渊明所代表的第二种贵族精神】 陶渊明精神代表一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崇尚自由的精神,追求超脱物欲的精神,一种甘于自我放逐的精神。 对比屈原的精神,陶渊明的精神明显发生衰变,不那么强烈地追求卓而不凡,而是倾向崇尚自由;他不认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然而他坚守不为五斗米折腰,维护自身独立的人格尊严。要格守不为五斗米折腰,就要抽离体制的羁绑,那无异于就是自我放逐。在那物质极其贫困的年代,自我放逐就要忍受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折磨,时时刻刻面临生死存亡的威逼。毫无疑问,自我放逐须具备无比的勇气与忍耐力。选择自我了结,只需要一时的意气; 选择自我放逐就得忍受无期的折磨。 自我放逐其实是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表现出一种道不同不相为谋,坚守自己立场的精神。这是一种固守高贵的精神。其实,以他们的才华,只要他们愿意委身投靠,就可以轻而易举换来升官发财,享尽荣华富贵。然而,他们宁愿选择了自我放逐。这是对残酷现实的妥协,更是对权势的蔑视。 自我放逐的精神,在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几乎到了放浪形骸的境界。对比屈原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显然是一种妥协。然而,这种妥协并不是他们怕死。他们似乎是故意用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来表示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视权势如粪土,让权贵相形见绌,如骨在喉,寝食不安。这一点从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身上表现的最为突出,他被司马王朝处以极刑,从容赴死,慷慨以歌,视死如归,这显然比屈原的投河自尽表现得更为豪迈。 陶渊明的自我放逐,比起竹林七贤的自我放逐,显然又退了一步。陶渊明的自我放逐,不再那么强烈地表现出对权势的蔑视,更多的表现出对自然的陶醉与对自由的迷恋。这当然是因为残酷的现实,逼使陶渊明自削锋芒,换取封建王朝对他的容忍。 从屈原精神衰变到陶渊明精神,这是封建王朝的残暴所造成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创了屠杀民族精英的先河,残酷的现实逼使追求人格独立的精英不得不选择了自我放逐。 自我放逐,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更是一种高贵的选择。面对腐败而残暴的政权,不愿同流合污而抽身离去,宁愿自我放逐而过贫困的生活,换取精神上的自由与人格上的尊严。这种自我放逐,成为中国历代不甘委身投靠的精英不得不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这是对高贵品德的固守,这是另类的贵族精神。 【曾国藩所代表的第三种贵族精神】 曾国藩精神代表一种追求建功立业的精神,追求个人品格完善的精神。 这种精神代表中国历史后期士大夫的精神,这种精神归功于孔孟之道的熏陶。孔孟之道的核心是忠孝,一方面造就了士大夫忠于皇权的奴性,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士大夫个人严谨的品格。孔孟之道个人品格修炼的核心理念是: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成为士大夫追求的三种境界。曾国藩集三种境界于一身,成为封建士大夫的精神楷模,成为中华民族近代贵族的典范。 对比屈原。屈原的追求是在不受制于既定框架之下的一种不屈的追求,而曾国藩的追求则是在既定的框架之下一种自我完善的追求。那是因为屈原时代孔孟思想还没成为一种道,屈原的追求是在思想自由状态下的追求,所以他的追求表现出一种豪放的气度;而曾国藩的追求则处于高度的约束之下,不敢逾越雷池半步,依循孔孟之道从细微处抵达至高的境界。 对比陶渊明。陶渊明的追求精神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自由,宁愿自我放逐,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时代,虽说孔孟之道已经被推上霸主的地位,但还没有深化到民间,所以陶渊明对孔孟之道不以为然,在他的心目中,权力与孔孟之道还不如野地里的菊花,他对自然的陶醉远远超过对权力和物质的迷恋。当孔孟之道被历代王朝强化之后,孔孟之道成为中国人精神的主宰,中国的士大夫失去了人身的自由,更失去了思想的自由。所以不可能再有屈原类的贵族,也难以再有陶渊明类的贵族,唯有曾国藩类的贵族,只能在封建的体制之内建功立业, 完善自我了。 【三种贵族精神的衰变】 从追求卓尔不凡,到自我放逐;从自我放逐,到回归权势;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贵族精神的衰变。 从屈原的精神衰变到陶渊明的精神,是焚书坑儒残酷的现实,逼使他们放弃了追求卓尔不凡,而选择了自我放逐,为坚守高贵的人格,拒绝向权势委身投靠。这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对权贵的蔑视,正是这种无奈与蔑视显现出他们高贵的人格精神。 从陶渊明的精神衰变到曾国蕃的精神,民族精英不得不向权势低头,走入封建体制之内追求建功立业,来完成自己对世俗权势的追求。这种靠拢,失去了个人独立的思想与人格,但也不乏一大批在体制之内追求个人品格修炼的贵族,比如柳宗元,比如岳飞,比如文天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文天祥《正义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都是传统贵族精神的突出表现,他们都是在体制之内达到完善的人格。 贵族精神的衰变,实质上削弱了贵族精神的力量,也就局限了中国历史上的贵族对人类文明的作为,对比欧洲的贵族,中国后期的贵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明显大为逊色。 【与欧洲贵族的对比】 欧洲贵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从远古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道德信念,到中世纪的文化艺术,到近代的自然科学,到现代的民主机制,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思想,大多数都是欧洲贵族创建的。 特别是近代的欧洲贵族,创造了《君主立宪》,《独立宣言》,《人权宣言》,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创造了《我有一个梦想》,并将这些文明的思想付诸于实,创造出辉煌的历史,成为人类走向文明的里程碑。 中国的贵族,在秦王朝之前,可以与欧洲的贵族并驾齐驱,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文明。中国的古文明并不比欧洲的古文明逊色,就是最好的说明。然而秦王朝之后,中国不再产生任何划时代的思想,也就是说,中国的贵族不再对人类的文明作出重大的贡献。秦王朝之后所有的思想家不过学会了炒冷饭,炒孔孟之道的冷饭,这一碗冷饭长炒不衰,炒了二千多年,至今还有人靠炒这碗冷饭混成大师。 这就是中国贵族精神的衰落,从屈原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衰变成陶渊明自我放逐的精神,再从陶渊明自我放逐的精神走向回归依附权势。在残酷腐败的体制之内,在孔孟之道的框架之下,中国的精英变成了封建王朝的奴才,不可能再有屈原那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也不会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了。所以后期的士大夫,不可能产生新的伟大思想,只能在孔孟之道所赋予的人格意念上追求完善。 孔孟之道的四项基本原则:非礼莫视,非礼莫听,非礼莫言,非礼莫行。严重地窒息了中国贵族思想的生命力,注定不可能再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的贡献了。 那么造成中国贵族精神衰变的根源在哪里呢?在残暴的政权背后,是否有更深层的原因呢? 【导致贵族精神衰变的三大因素】 导致中国贵族精神衰败的因素很多,大致可以概括为三大因素:一是政权的残暴,二是文化的缺陷,三是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 【封建专制的残暴】 秦王朝焚书坑儒开创了毁灭人类思想的先河,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宋王朝的反诗,到明太祖的文字狱,到了清王朝,一个错别字杀万把人也是等闲事了。一代又一代的残杀摧残,是贵族与贵族精神衰变的最直接的原因。秦王朝实质上成为中国贵族精神衰变的拐点。 然而,为什么欧洲的贵族精神能与时迸进而发扬光大,而中国的贵族精神却日渐微弱了呢?难道说欧洲的封建王朝不残暴吗?我想早期的封建王朝残暴性不会相去太远。 我想深层次的根源应该是文化。 【中华文化的缺陷】 中华文化是一种奴性文化加谋略文化,这是一种内在有严重缺陷的文化。 奴性文化带来人格的缺陷。 奴性文化只能培养出奴隶与奴才,培养不出真正的贵族。贵族追求独立的思想与独立的人格,奴性文化培养出来的人,缺失独立的思想,就更不用说独立的人格了。贵族精神的境界是“富贵而不淫,威武而不屈”,奴隶与奴才只会匍匐在权贵的脚下苟且偷生,难以抵达高贵的境界。 谋略文化带来品格的缺陷。贵族精神最重要的信念就是诚信,谋略文化讲的是阴谋诡计,所以谋略文化与贵族精神背道而驰。 谋略文化信奉成则为王败者为寇,根本没有什么原则与道义,崇尚阴谋诡计,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种文化很难培养出真正的贵族,大致只会培养出阴险狡诈心狠手辣的伪君子。 这种文化注定了中国贵族身上软弱的一面和阴暗的一面。在中国很难有胸怀坦荡的贵族,更难找到宽容仁慈的贵族。象曾国藩那样,身处腐败的官场,能格守品格洁身自好,成为凤毛麟角,尤其难能可贵了。 【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 中华文化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是这种文化最致命的缺陷。 因为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中华文化实质上是各种思想的大杂烩,尽管孔孟之道占据霸主地位二千多年,但孔孟之道始终成不了一种宗教信仰。各种思想的大杂烩炒在一起,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什么子都有; 三字经,道德经,女儿经,易经,黄帝内经,也是什么经都有。 中国是全世界神仙最多的国家,中国人什么神都拜,似乎什么神都相信,又似乎什么神都不信,大致就是处于半信半疑之中。 因为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所以这种文化太多的自相矛盾,叫人无所适从。比如,一边说: 天道酬勤,勤劳致富; 一边又为杀富济贫而喝彩。一边叫人要“坦诚相待”,一边又叫人“逢人但说三分话”。一边叫人“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一边又叫人“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所以最后只能抱定“难得糊涂”的理念做人了。“难得糊涂”反而成为做人的最高境界。 【文化缺陷造成民族品格的缺陷】 显然,这种文化造成了这个民族品格的缺陷,突出地体现在两个层面上。 一是在个人的层面上,难以从这种文化中得到坚强坚定的道德力量。道德是一种共同的生活信念,缺失宗教信仰,道德很难达到信仰的境界。 什么叫信仰?信仰就是坚信不疑。缺失宗教信仰为根基的道德,大致只是在半信半疑中,所以会有“道德一斤值几多钱?”的国问。有人概括说:中国的道德大致不会超出三十里。那意思是说,在三十里之内,都是乡里乡亲,所以不敢做缺德的事; 走出三十里,大家都不认识,所以什么缺德事都敢做了。 二是在民族整体的层面上,也难以汇聚起巨大的正义力量。 一个民族是否能汇聚起巨大的正义力量,取决于两个前提: 一是作为民众的个体来讲,是否有强烈的正义感; 二是作为民众的整体来讲,是否有相同的正义观。这两个前提显然都需要一种坚定的信仰,个体通过信仰得到坚定不移的正义感,并获取不屈不挠的勇气; 民众整体通过共同的信仰,形成相同的正义观,这样才能汇聚成巨大的力量。 能担当起这两个前提的元素,唯有宗教。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痛感: 中国人热衷窝里斗。为什么会热衷窝里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缺失共同的宗教信仰。各人拜各人的神,各人都认为自己掌握真理,各人都认为代表正义,结果只能用暴力解决,宗姓与宗姓斗,党与党斗,派与派斗,斗得你死我活,斗得不亦乐乎。 文化大革命为同一种思想斗得你死我活,就更加荒唐不可理喻,那显然是把邪恶的思想当信仰了。 所以靠这种文化熏陶出来的贵族,注定了身上的懦弱性。 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意志极其坚强的贵族,但立足于这样懦弱的民族之中,个别人的坚强更是注定了悲惨的命运。就好比一只大象陷入泥潭里,奋力抗争只会加速它的沉陷,加速它的灭亡。 【从文学名着看中国贵族精神的缺陷】 读欧洲的文学名着,我们不难感受到欧洲贵族那种可贵的精神,诚信,道义,担当,勇敢,冒险,坦荡,宽容,凡是人世间高贵的品格,都可以从名着的里贵族身上读到。那种决斗的精神,那种身先士卒的精神,是中国贵族非常缺少的精神。我们从《基督山伯爵》里读到复仇的精神,也是一种不伤及无辜的精神。 我们从《泰坦尼克号》的悲剧中,看到了那种贵族精神的大爱,那决不是靠灌输阶级斗争的仇恨而产生的爱,而是靠宗教信仰赋予的博爱精神。船长可以淡定地指挥妇孺先逃生,最后他自己更拒绝登上最后一艘逃生艇而毅然决然地返回即要沉没的船舱,选择与邮轮一起葬身大海,这种殉道的精神,就是一种贵族精神。 对比我们的克拉玛伊剧院大火,“让领导先走!”,那是何等的悲壮与伟大! 转过来看我们的四大名着,《西游记》《水浒传》,主题就是宣扬流氓意识,造反有理,杀人放火,报仇雪恨。美其名曰:替天行道,实质上是因为没有给他官做,假如给他一个官做,便什么道义都扔了。孙悟空之所以大闹天宫,就是气愤于弼马温的官衔太小了。 《三国演义》虽然也算成功地塑造出刘备的仁慈,诸葛亮的忠诚。然而“桃园三结义”所宣扬的精神就是地地道道的流氓意识。不是以道义作为结义的根基,而纯粹是以个人的恩怨作为结义的纽带,这正是所有流氓黑社会结义的模式。《三国演义》更把一个集阴谋诡计于一身的诸葛亮,塑造成中国的智慧之神。诸葛亮除了贡献出阴谋诡计之外,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建树,《三国演义》把他当作智慧之神,把中国人引入了文化的误区,把阴谋诡计当作智慧。 欧洲人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中国人认定阴谋诡计就是力量。 《红楼梦》是一部真正描写贵族生活的名着。然而,我们从这本书里,读到了什么样的贵族精神呢? 只读到贵族的胭脂味,读到贵族的酒色情欲加无病呻吟的诗文,整个大观园就是纵情享受的乐园,除了勾心斗角,就是纵情享受。我们读不到一丁点的贵族精神,勇敢? 冒险? 坦荡? 担当? 宽容? 仁慈? 一丁点都没有。 我们可以从屈原的着作中读到追求卓尔不凡的贵族精神,但却不能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读到什么贵族精神了。文化的衰败,实质上也代表贵族精神的衰败。 【贵族精神短暂的觉醒】 然而,中华民族在上个世纪初,终于迎来贵族精神短暂的觉醒。那是因为历史的契机,让中华民族一度获得了生机。 那是新旧文明交会的时代,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失去了往日的强悍,被长期禁锢的思想失去了枷锁,得到了自由,因此获得了生机。那也是西方文明蒸蒸日上的时代,引发中华民族的精英蜂拥而出,走出国门去寻找救国之道。 中西文化就这样在机缘巧合之下,造就了新一代的文化贵族,中西文化的精华在他们身上得到完美的融合,造就出中西合壁的精英,他们即具有东方谦恭的美德,又具有西方平等博爱的精神,堪称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优秀的精英。 那是中华民族危难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追求新生的时代,因此成为中华民族人才辈出的时代,一度人才济济,让世人为之赞叹。那一代的精英,以他们卓越的学识与高贵的品格,让世人敬佩; 就连他们个人的生活情调,也让后人为之倾倒; 我们今天读到他们的传记,依然感慨万千。 那是中华民族贵族精神觉醒的时代,是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时代。 然而,悲怆的是新生的贵族旋即就被消灭了,象流星雨在黑暗的天空划过,只给人间留下闪亮的一瞬间。那是另话。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5-1-23 12:28 2775 0 2015-1-23
此时此刻 中港命中非一家,相生自始已相克 attach_img
中港命中非一家,相生自始已相克 文:粱基荣(蒙特利尔) 当三百多年前英国刚进入工业革命之时,探险船在发现中国和印度两国封建大国的存在后,对极需市塲和资源的她,俨如拾获贵宝般回国。当时的英国人对待两国的关係,当然不仅以旅游圣地来草率看待,因为稍一不慎,不只做不成生意,国家兴衰都在此一举。有时候,我们思考问题可以不同角度出发,除了以自身的正方入手,有时亦可以由对方的行动来看同一件事情。面对中印两个历史悠久的人口大国,英国人深知,除了仗依先进科技的硬件外,亦要有透彻了解国情和文化特性,才可针对性入手做到生意。因而,我们以这国度入手看看三百年前的英国人如何技巧地制定政策食这两个大饼。 东印度公司 首先,在印度的数百年大地上曾出现多个王朝,其中最出名的是由蒙古人子孙建立的蒙兀儿帝国(1526-1858),由沙贾汗下令筑建的泰姬陵更家喻户晓。而在这幅员变化极大的国度,不同政权曾以不同语言和宗教担纲。除此之外,地域领袖跟中央在各方面都有很多异化。因而印度人在自我历史观中,大一统的概念不强。况且,不同宗教各有各自对人性的倡导要旨和哲学意义。因而,英国人意识到,印度人根本无法自我团结起来,只要不跟各地区的宗教硬碰,印度人是可接受不同民族作管治者的,因而断定这偌大的国家可直接殖民化管治。另对,英国人亦发现,印度不同宗教之间的仇视,比对来自外地的英国人更甚。所以,英国人在仔细研究兼确定方针可行的盘算下,採用直接式管理的方法来成立股份合资制的东印度公司(1600-1858),在诸多商业范畴中制定专利来赚取利益,部份则分给区域领导,让生意模式穏定下来。而印度人对英国人的殖民化只作适度反对,直到今天,印度人之间的交谈亦多用英文。在两次世界大战时,由于英国自身兵员不足,亦是依赖这人口大国补充兵员。在大战后,亦正如英国人所料,印度要求独立虽然成功,但不久,积蓄巳久的宗教原则对立马上爆发,更陷入内战分裂成为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三个国家。 租界和买办阶层 相反,英使马戛尔(1737-1806)在觑见乾隆王时被要求三跪九叩,见尽天朝大国的气派时巳知,以历史角度思索,中国在秦汉开始,巳有国家大一统的意识,根本不想亦不需要跟外国贸易。虽然历史长流中偶有外族入侵,但外来政权亦要崇尚儒家文化才可站得穏。所以,英国人知道,以一个完全文化迵异不同的殖民政权,根本不能消化这样的一个大国。另一方面,英国人亦观察到中国政权对敌对派系的残酷,在中国这样複杂的官吏游戏中压注,随时一荣皆荣、一损皆损。同时,官商鈎结的贪污腐朽之极,令这封建大国毫无商业市塲制度和法治可言,全是人治。因而,在一往无前直接进入开闢商机和迀迴小心见步行步两者当中,英国人选择后者!有别于直接跟中国大陆各界交往,英国人在长江口和广东一带建立租界和买办阶层。由这地区产出来的人为英国人作中间人交易。何东家族和上市公司利丰,都是以这模式发迹的代表性名字。但这模式有双重意味,随了减低直接处理中国式问题的风险外,英国人在租界讲究効率和法治产生的结果,俨如置放一个可靠可信的夹万在一个开关无准的夹万侧,人性结果自然是赶快把珠宝由无准的搬到可信的一方。这样,能在中国鳄鱼潭发迹的权贵,碍于对自身安全的不踏实,自然想辬法,把财富搬到租界领域来。滙丰便是这世纪大茶饭的一个受益者,当年内里有大量军阀的存款!因而,英国人在香港和上海,尤如放置两个聚宝盘一样,把成个国家的财富都吸过去。但对于大陆,则长远像有个黑洞在前箝制一样。香港的繁荣,便是确立在这买办模式和租界繁荣之上。 数百年过去了,殖民地的历史的亦宣告结束,但近年中国彰显出来的腐朽问题比明清年代的更夸张。这十多年,国内较有身份和能力的人都和数百年前一样,尽快把钱调到香港或外地。因为大家都心裡有数:「钱调到外地才保証是你的,财富留在国内随时只是暂存」。如是者,在中国大陆未有自我制度改善之前,中港两地拼在一起,根本是两个只可容一个。近年,令人更忧虑的是,开关无准的夹万主人,在既无法自我优化亦无法改变人心归向之时,严捉中饱私囊拿的一伙是意料之是,但亦可会羞恼成怒出动大斧头把好的也砍到碎成一块块。今年中国开始严厉打击贪污,但这亦预示,她会以何种思维来对待「佔领中环」等行动,这些事件可能巳预示香港的未来! 本文作者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4-11-10 11:29 2767 0 2014-11-10
此时此刻 解读罗素 attach_img
解读罗素 文:左建龙(蒙特利尔) 提起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人们就会想到一连串与他相关且名副其实的学术头衔和称谓: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和世界和平运动的推动者;提起伯特兰·罗素,人们就会想到一长串由他撰写的学术专著和大众作品,它们思想深刻,涉猎广泛,除了数学、哲学和历史方面的名著外,他还写了许多关于政治、经济、宗教、婚姻家庭、教育、道德伦理和人生意义方面的作品以及三卷本回忆录;提起伯特兰·罗素,人们就会想到195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尽管没有一本小说或诗集,由于其在作品和社会活动中折射出的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之光,罗素荣获此奖。尽管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罗素的著作及其读者群体在二十世纪的西方知识界应该是名列前茅的,再加上他参与倡导的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无疑使他成为二十世纪西方最著名、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 在其漫长而又精彩的人生岁月中,罗素的性格特点以及发生在他身上的许多重要社会事件,既五彩斑斓、神奇迷人;又让人迷惑不解,感到不可思议。本文不想对罗素的生平和思想进行一番面面俱到的介绍,只想对罗素人生中的几个重要方面进行一番分析和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解释。这几个重要方面包括:罗素的感情婚姻生活、他的《西方哲学史》以及他的世界知名度。 首先我想谈谈罗素的感情婚姻生活。 罗素四岁时失去双亲,六岁时祖父辞世,所以罗素在1890年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之前,主要由祖母抚养长大,接受的是由各类专门家庭教师任教的私人教育。他的祖母在道德上要求严格,在精神上无所畏惧,她曾将“不可随众行恶”题赠给罗素。为了更好地培养罗素的人品,他的祖母在行为规范、学习安排、个人卫生习惯、家庭祷告等方面为罗素定下了很多清规戒律。尽管如此,其祖母对罗素的这种贵族式的定向培养并没有驯化出一个虔诚的清教徒,相反在性格上,罗素却坚定不移地走上了蔑视和反对各种权威的叛逆之路。罗素在道德上的叛逆集中反映在他对性关系和婚姻的观点上。在1929年出版的《道德与婚姻》一书中,罗素倡导试婚和离婚从简,对婚外性行为和同性恋持一种宽容的态度,拒绝将邪恶与性快乐等同起来等。罗素的这种性道德观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相当离经叛道,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招致了很多人尤其是宗教界人士的强烈反对。正是这种饱受争议的性道德观,1940年罗素被剥夺了在纽约市立学院任教的资格,而当时对于没有固定收入的罗素来说,这个教授职位是很有诱惑力的。1949年,《道德与婚姻》在美国出版发行,书名改为《婚姻革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欧美爆发了一场性革命,罗素无疑是这场革命的始作俑者之一。 罗素一生有四段婚姻,前三段婚姻的破裂都与他用情不专有关。罗素的性道德观在其感情婚姻生活中的表现就是滥情、杯水主义和纵欲主义。尽管有世俗的婚姻框架,但罗素依然风流成性,激情四射,到处拈花惹草,疯狂追求异性,所以他在婚姻关系之外和许多其他女性有染。在感情婚姻生活中,罗素着力追求的是性的狂喜和快感(感官刺激和肉体享受),道德伦理的约束和两性关系的其他美感显得苍白黯淡。在对待婚姻这个问题上,罗素没有萨特那么坦诚、真实和自然。萨特主张“存在先于本质”,强调人的自主选择和绝对自由。在他看来,作为一种世俗的制度安排,婚姻是对人的私生活领域的干涉,所以他索性不结婚,感情生活靡烂不堪。但罗素不同,他游离于婚姻和偷情之间:一方面他要享受婚姻的好处,例如妻子在感情上的陪伴、在家务上的承担以及在他著述活动中的帮助;另一方面他又对婚姻不忠诚,不愿接受婚姻的道德责任。在处理婚姻危机时,罗素是直率的,但这种直率中包含了很多傲慢、冷酷和自私的成份,这在他与第一任夫人艾丽斯的分手过程中表现得最明显。 谈论罗素的感情婚姻生活,我并不是想用一个阴暗的心理来刺探名人的私生活,也不是希冀从中挖掘出一些有娱乐价值的史料。罗素一生出版了七十多本书,并且撰写了上百篇论文和演讲稿,这样突出的学术成就可能与其丰富多彩的感情婚姻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在弗洛伊德看来,“美”植根于性冲动之中,人类一切审美活动都是围绕着性冲动而来,并从中获得“美的享受”。罗素对性关系的狂热追求,尽管很多情况下是不道德的,但却刺激了罗素的创作冲动和灵感,使其一生精力充沛,思维活跃,心态年轻,才思泉涌。罗素的婚姻家庭生活对其学术方面的成功也帮助巨大。罗素和其老师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奠定了罗素的学术地位,其写作过程长达十年,其间罗素殚精竭虑,辛苦异常,第一任夫人艾丽斯勤劳持家,悉心照顾,对于这部巨著的完成功高至伟,尽管当时罗素已经不爱艾丽斯了。在罗素的另一部重要作品《西方哲学史》的撰写过程中,第三任夫人皮特在研究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下面我要谈论这本书。 《西方哲学史》在西方知识界产生的广泛影响和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多少让人有点看不懂。在严谨和正统的哲学史家看来,这本书绝对属于旁门左道或奇端异类,它不注重对哲学家思想体系的全面把握和客观描述,而对哲学家的个人生平及其相关的政治事件和社会环境不惜笔墨。然而此书是罗素后期国际声誉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他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之一,其一版再版所带来的版税成为罗素生前最后二十多年的一项稳定收入。 在《西方哲学史》的美国版序言中,罗素认为“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在绪论中,罗素把哲学理解为“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罗素对哲学的这种宽泛界定,在他心中犹如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使他的《西方哲学史》创作大大偏离了传统哲学史的写作规范。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制定《西方哲学史》的初始写作大纲时,罗素可能雄心勃勃,想对自古希腊以来到他那个时代的重要哲学家的思想进行一番梳理和阐释,但可能由于学术资料和自身研究范围的局限,他无法沿此思路进行下去,所以他把研究视角扩展到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之外的很多东西,例如哲学家的社会背景、哲学家所处时代的政治文化宗教情况等,因此《西方哲学史》还被赋予了另一个更长的全名,即《西方哲学史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西方哲学史》中讨论的重要哲学家有四五十位之多,除了莱布尼兹,罗素对其他哲学家都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所以评述其他哲学家的哲学观点及其相关重大事件时,他对历史文献的选择和解释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对于那些他有一定研究或者历史资料翔实的哲学家,例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可以专辟几章详述;对于那些他研究不多或者与他的哲学兴趣相距甚远的哲学家,主要是那些感情派或意志派哲学家,例如康德、黑格尔和本格森,他基本仅用一章。罗素还把那些他认为深刻影响了当时哲学思潮的非哲学家,例如卢梭和拜伦,也包括在内。这些都与他对哲学的宽泛理解相关。 《西方哲学史》的写作方法是不正统的。当读完罗素对一个哲学家的评述后,人们还是很难厘清这个哲学家思想体系的精髓及其嬗变的来龙去脉,所以这种方法遭到了哲学界的批评。但是,这种“不正统”难以掩盖此书的匠心独运之处,也不影响此书在哲学史领域中应有的一席之地。作为一个哲学家,罗素主张对历史的评价应站在一个同情的立场,他说“研究一个哲学家的时候,正确的态度既不是尊崇也不是蔑视,而是应该首先要有一种假设的同情,直到可能知道在他的理论里有些什么东西大概是可以相信的为止……”,在解释其他哲学家时他是严谨的,尽量真实并且眼光独到。本书另一个吸引人的地方是其语言风格。对于抽象深奥的哲学问题,罗素没有采用“概念套概念”的传统阐释模式,而是采用了一种文学化的处理方法,其叙述娓娓道来,深入浅出,旁证博引,机智敏锐,文笔优美华丽,语言生动幽默,不失为一部哲学史方面的通俗读物。 想到《西方哲学史》的写作和成书过程,我脑海里就会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当大部分同龄人都在享受恬静安逸的退休生活时,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正在书房的一隅孜孜不倦,笔耕不辍;这个老人没有他的同胞邱吉尔那样幸运,他不可能雇用几个漂亮的女秘书帮他打字,因此写作八十万字的巨著,既是一场快乐的智力探索,又是一个繁重艰辛的体力劳动;这个老人像大雪中的青松那样坚韧不拔,像海明威笔下的那个“老渔民”那样意志顽强,他完成了这部巨著,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个人就是英国勋爵伯特兰·罗素。 最后我想讨论一下罗素的世界知名度。 由于在数学和哲学方面的超人天赋和悟性,罗素刚过三十岁就获得三一学院研究员职位,小有名气。后来罗素的名气越来越大,不仅享誉全球,而且长久不衰,这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中实属少见,有必要分析探讨一番。我觉得罗素的国际声誉和影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在数学和哲学方面的卓越研究为其早期的声名奠定了基础;1950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使其后期的国际知名度大增;1950以后一系列维护世界和平的重大行动使罗素的国际知名度达到了顶峰。 罗素在数学和哲学方面的建树主要体现在他的几个著名思想中:逻辑原子主义、罗素悖论、类型论和摹状词理论。这些研究成果基本都是在1916年7月罗素被三一学院解除教职之前完成的,它们出现在罗素这个时期的一系列著名论文和著作中,例如《论指称》一文和《莱布尼茨的哲学》、《数学原理》等书中。莱布尼茨认为,大量的人类推理可以被归约为某类运算,复杂的观念可通过模拟算术运算从简单的观念中推衍出来,而这种运算可以解决看法上的差异。罗素的哲学研究深受莱布尼茨的单子论、符号思维和形式逻辑等思想的影响。逻辑原子主义认为,世界和事物在人类的认识里是逻辑的,是由一个个逻辑命题构成的,这些逻辑命题又是由一些最基本的命题构成的,这也就是“原子”命题;与原子命题对应的是原子事实,它们分别构成了复杂命题和复杂事实的基础。罗素悖论被通俗化为“理发师悖论”,它表面上揭示了“理发师该不该给自己理发”这样一种两难境地,但本质上它发现了集合论中的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承认无穷集合,承认无穷基数,大大削弱了数学的确定性,导致了第三次数学危机。罗素的类型论是罗素本人试图解决罗素悖论的一种尝试,但由于它借助于太多的设定,而这些设定的有效性并未得到严格的数学证明,因而类型论被认为是不成功的。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在哲学意义上很好地解析了专名词与摹状词的特性和区别,因而被同时代的哲学家同仁摩尔认为“摹状词理论是很新颖的。这是罗素在哲学上最大的发现,比他后来所说的一切都更重要”。 在人类知识发展史中,能够同时在哲学和数学领域都有建树的天才人物寥若晨星。我们会想到西方近代哲学的奠基人之一笛卡尔,他同时又是解析几何的创始人;我们又会想到莱布尼茨,他不仅是十七世纪最伟大的理性主义哲学家之一,而且他与牛顿几乎同时各自独立地创建了微积分,况且他创设的微积分符号远远优于牛顿的符号;当然,罗素也是这样一位天才人物。罗素的哲学内容丰富,但形式相对粗糙。与他同时代那些“纯粹的”哲学家们,例如维特根斯坦、胡塞尔和杜威等相比,罗素的哲学并没有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但他被认为是分析哲学的创立者之一。罗素1916年前在三一学院的研究,主要是哲学方面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为其早期的显赫名声奠定了基础。被三一学院解除教职后,尽管没有在其他大学任教和从事专门的哲学研究,但他作为一个著名哲学家,1920年被邀请出访了俄国和中国;作为一个著名哲学家,他被邀请在哈佛、普林斯顿等著名学府和世界其它地方讲学;作为一个著名哲学家,他涉猎教育、宗教、婚姻、经济等方面的书籍得以顺利出版,尽管这些书多为糊口而写,没有太多的哲学价值。 罗素1950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无疑大大提升了他的国际知名度,尽管这一事件让很多诺贝尔奖分析评论家跌破眼镜。根据诺贝尔的遗嘱,诺贝尔文学奖应该授予“在文学領域创作出具有理想傾向之最佳作品的人”。所以自1901年以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般都是那些有成就、有影响的文学大家,如小说家或诗人,但罗素怎么也不能算一个文学家,他的众多作品中没有哪一本算得上是纯文学作品。在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授奖词中,它提到《西方哲学史》在罗素获奖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有人认为《西方哲学史》中表现出的简洁明快和机智敏锐的华丽文笔,使其更像一部文学作品,因而它是罗素获奖的主要原因。如果照此推理,我想很多著名学者都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仔细阅读授奖词,我们会发现罗素荣获此奖,主要是因为其在作品和社会活动中不断地追求人道主义、理想主义、言论自由和思想解放,被认为发扬光大了诺贝尔先生的思想。其实,这种授奖理由与诺贝尔文学奖的设立宗旨也大相径庭,不相吻合。当然,罗素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以哲学家的身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名人。在他获奖之前的1927年,法国的柏格森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纯纯粹粹、在当时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在他获奖之后的1964年,萨特也被授予文学奖,但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等原因,他没有认领这个奖项。尽管萨特也创作了很多在当时颇具影响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但他主要是以存在主义的哲学大师闻名于世的,其文学创作是对其哲学思想的阐释和演绎。为什么罗素会荣获195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1944年,罗素与三一学院改善了关系,重新接受了三一学院的聘请;1945年,《西方哲学史》的出版影响广泛,好评如潮;1949年他被选为英国科学院荣誉院士;1950获得“大不列颠帝国荣誉勋章”;再加上他对苏联式共产主义的持续谴责非常迎合西方世界的冷战思维;凡此种种,使罗素在当时的欧洲知识界耀眼眩目,声名显赫,以致于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也认为应该是时候给罗素颁发一项奖项,最后他们于1950年决定授予其文学奖。其实,如果诺贝尔评奖委员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任何一年授予罗素诺贝尔和平奖,我觉得要比1950年授予其文学奖自然得多,合理得多,因为反战维和的努力贯穿罗素的一生。下面我们要论述一下罗素在反战维和方面的活动。 罗素出身贵族,浑身充溢着高贵、优雅和傲慢的气质,但他有一颗热诚柔软的赤子之心,他对威胁人类文明的各种痛苦和灾难,如孤独、贫穷、暴力、战争、核武器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等,充满无限同情和深刻忧虑;罗素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学者,但他并未生活在象牙塔中,而是一个社会活动的践行者:执着于自己的政治理念和人道主义理想,并且总是付诸行动,不遗余力去实现它。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士,反对暴力、反对战争、反对核威慑是贯穿罗素一生的一根主线,这是罗素国际声誉和影响巨大的另一个主要原因,这也是我觉得应该授予其诺贝尔和平奖的主要根据。对于罗素在这方面的活动,我想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1914年到1918年,由于旗帜鲜明的反战宣传和抗议活动,罗素不仅失去了三一学院的教职,还遭受六个月的牢狱之灾。1955年罗素与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联合发表了《爱因斯坦---罗素宣言》,并获得世界各国很多著名科学家的签名支持,唤醒了人们对原子武器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重视。1970年一月底,罗素发表了谴责以色列袭击埃及和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声明,两天以后他就去世了。由此可见,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罗素还在为世界和平事业操劳呐喊。 罗素一生精力旺盛,著述甚丰,感情狂奔不羁,声誉长盛不衰。作为一个里程碑式的文化名人,罗素的个性有时是矛盾的:贵为勋爵,却对大众的苦难充满同情;对人类充满同情心,却对与他有感情关系的很多女性表现得很冷酷。本文无意诋毁罗素的私人生活或贬低其作为文化名人的巨大贡献,本文只想对罗素一生中几个重要但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方面进行一番解读。在其《自传》的序言中,罗素概括了驱使他一生的三种力量。他说:“三种单纯而又极其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那就是对于爱的渴望,对于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的痛彻肺腑的怜悯。”这种概括是恰当和客观的。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5-2-26 11:21 2727 0 2015-2-26
此时此刻 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 attach_img
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 文:高华 编者注:此文是历史学家高华为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所写的书评。该书在蒙特利尔多个图书馆都有收藏,感兴趣的读者不妨借来一阅。 一、引子:龙应台要说什么?    龙应台去年出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在台、港和海外的华人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作为一名近代史研究者,我读过许多探讨1949年前后中国历史变化的著述,我自己也曾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写过文章,但是龙应台的书还是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应该说,这是一部用散文的文体,以新的思维,对1949年前往台湾的一群中国人进行全新论述的重要作品。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复杂,场面宏大:从1949年200万大陆人渡海迁台,再到二战时期的德、俄战场和南太平洋战场;从“白色恐怖”对“外省人”的残酷迫害,到“本省人”对“祖国军”的期盼和失望,再到“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全书有家有国,以个人和家族的变迁,来折射时代和国家的大势走向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的基本特点。在我多年的阅读中很少见到两岸的历史学家有如龙应台这样,将自己的研究与人性关切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书中,龙应台满怀温情地写了她的父母槐生和美君千辛万苦,万里漂泊到台湾的故事;也写了一系列当年的小人物,在60年前背井离乡、生离死别、逃难、跨海、落地生根于台湾的故事。过去人们只知道国民党政权1949年被中共打败,被迫退往台岛;今天龙应台第一次向世人展现1949年庶民渡海迁台的画卷,里面由无数的个人和家庭组成,结合起来,就成了一部罕见的中国近代“南渡”史。   该书是写给台湾人看的,也是写给大陆人和所有中国人看的,全书的中心意旨是以普世价值观,来反思1949年由国民党政府的大失败而引发的国内一部分人群的大迁徙、大逃亡,“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龙应台在书中着力描述了被意识形态宏大话语长期遮蔽的一个个历史场景,讨论了一系列与1949年相联系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但是她不直接评判那场内战的是非功过,而是重点叙述那些内战的牺牲者及1949年来到台湾的人群,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尊敬:   他们曾经意气风发,风华正茂,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馁于荒野,暴尸于沟渠。时代的铁轮,碾过他们的身驱。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动荡,万里飘零。   她写道,当夜里她一人独对史料:   我感觉一种莫名的涌动,千军万马继续奔腾,受伤的魂魄殷殷期盼,所有温柔无助的心灵仍旧悬空在寻寻觅觅……(页16)   龙应台告诉人们,正是这批被视为是“失败者”的人群,“在跌倒流血的地方,重新低头播种”,“以失败教导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她并表示,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在我的印象中,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在台湾谈论“外省人”和“失败者”的关系,是十分敏感的话题,龙应台直截了当地提出以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这是极为罕见的,需要直面历史的非凡的勇气!许多年来,“外省人”是和贬义性的“失败者”一词相联系的,设想若非1940年代末国民党的大失败,当年的200万人怎么可能背井离乡,如潮水般涌向台湾?2003年秋,在台北的一次有关抗战史的学术讨论会的茶叙上,我亲耳听到当年参加抗战的前国军将领说:败军之将,何以言勇?方知时间虽已过去几十年,这个“败”字,还是这样使人刻骨铭心。   国民党之“败”于中共,也让它在台湾的一些反对者对打败国民党的中共倾羡不已,也学着运用马列毛理论来挑战国民党,只是以后越走越偏,居然走到“台独”的方向。近十多年,把“外省人”等同于“占领者”的“台湾自主性/主体性”话语,又成为新的压迫性话语。在“失败者”和“占领者”这两种强势话语的压力下,虽然许多外省老一辈的心中有诸多苦楚,但还是“隐忍不言”,直到这次龙应台的新书问世。   龙应台是饮誉华人世界的著名作家,然而她对书写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她写道:   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盖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页146)   龙应台开宗名义表明自己的叙述的有限性,显示了她的自信、真诚和科学态度。确实,她做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要在一本15万字的书里把所有与1949年有关的问题都阐述清楚,那是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对书中的某些内容与论断,不同的读者因关切不同而存有异议也是正常的。任何一本书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同样,《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例如有一些内容,无论是作为1949年大变局的近因还是远因,都间隔得较远,不一定和主题十分贴切等。只是这些瑕疵与该书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作为一名作家,龙应台已在做历史学家的工作--她不仅对众多的历史见证者作了口述采访和抢救采访,还查阅了台湾和大陆的大量文献资料。例如:龙应台查阅了著名的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办人刘绍唐于1951年出版的《红色中国的叛徒》一书,该书通过刘绍唐在林彪率领的解放军“四野”的一段生活及其出走香港的经历,反映了易代之际的社会和人心变化,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据我所知,该书早已绝版,许多专家都未必看过,龙应台却找到了。她所做的这一切努力,使得她的叙述更贴近历史真实。      二、他们为什么去了台湾?      对于研究近现代历史,又是出生在1950年代初的我,早就知道1949年是一道分界线,是把历史和人的命运分开的坐标线。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崩溃,蒋介石率领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逃往台湾。在我成长的那些年代,大陆每天都在搞政治运动,“深挖国民党残渣余孽”是每一次运动必有的内容,所以我对1949年去台人员,总是有很深的兴趣:他们为什么去台湾?他们是怎么去的?   1987年两岸恢复联系后,我曾当面听过一些台湾学者谈论他们当年去台的经历:   张玉法教授是山东流亡学生,他是先经澎湖,再去台的(在龙应台的书中,专门有一节叙述了他的1949年);   尉天骢教授是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子弟学校”的学生,1949年跟随学校经广州辗转迁台;   蒋永敬教授是从东北战场南下南京,再从上海坐军船,经舟山去了台湾。   2004年,我在台北,见到钱永祥先生和钱伯母,他说当年他母亲和他当国军团长的父亲是分别来台的,他的母亲一手搀着他的姐姐,另一只手怀抱着刚出生不久的他,在海南岛上了前往台湾的军舰。而钱伯母的去台路线,恰与龙应台的母亲美君一样,都是在海南岛登舰,目的地是台湾。   显然,他们和龙应台的书中所写的那些被抓的壮丁完全不同,他们有其“各人的理由”或“自由意志”,都是在内战的烽火中,自愿去台湾的。于是又回到那个最关键的问题,他们为什么去台湾?   1949年的国民党政权,前景一片渺茫,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以为蒋下台,在美国的支持下,可以在保存国民党原有架构下与中共“谋和”,实现划江而治;结果希望落空,美国对国府沉沦袖手旁观;知识分子大多留下等待新政权。   “山那边”的共产党则如日东升,气象万千,正紧锣密鼓准备开国。暂居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和“左派”知识分子纷纷北上,“青春做伴好还乡”。我从民国老报人雷啸岑的书中还看到,1949年10月10日,在香港的亲国府人士为纪念“双十”而举办的招待会上,出席者仅十余人,为首的还是民社党的伍宪子和徐复观等人,场面之萧条,可称之为“惨不忍睹”。在那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很不容易凑了一点钱,在香港办了一份《香港时报》,每天只印五千份,其中一半以上寄赠给在港避难的国民党前官员和香港的社会名流,那些人却视国民党政权为“过去式”,惟恐避之不及。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后,迅速占领首都南京和东方大都会上海,国府南迁,先广州、后重庆、再成都,最后于1949年12月10日迁往台北。国府南渡,与历史上的南渡完全不一样。解放军以席卷之势挥师南下,势如破竹,在许多地区就是一路收编国军,国民党没有任何喘息的空隙来站住脚跟,更别说在长江以南维持一个偏安的局面。解放军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就把在大陆的国军全部歼灭,时间之短,亦是罕见。   可就在这历史的转折点,有人却追随国民党前往风雨飘摇的台湾;也有人留下来观察新政权,但为时不久,也选择离开,其中有沪上名作家张爱玲,以及当时还没有名气的国军少校柏杨、小知识分子聂华苓、刘绍唐、傅建中等。   龙应台对“他们为什么去台”是虚化处理的,她当然知道其“因”,她说,在其后面,“早有埋得极深的因”(页195),但她就是点到为止。龙应台在书中选用了柏杨在迎接解放军入城的北京街头,流着泪,怒骂左翼青年那一段话:“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页192-193)   国民党很多事做得太烂,抗战胜利后,将“接收”变为“劫收”,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搞得天怒人怨,这都是事实。台大教授齐邦媛当年亲历“六一惨案”:国民党军警在武汉大学校园枪杀了三名“左”派学生,这是国民党的疯狂行动,有可能是地方当局的个别行为,未必是受最高当局指使。但从总体上讲,国府对教育是尽了心的,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为了给国家培育人才,对学生的助学贷款等于免费全给,当局办西南联大,办各省联中,也都尽心尽力,只是人性特点之一就是多关心眼下,国民党在战后的执政实在是乏善可陈,左翼青年把几年前国府的照顾忘得一干二净,也就很自然了。易代之际,社会快速变化,各种人因地位、处境不同而对新社会的看法、态度有异。知名人士因社会影响大,人民政府出于稳定大局的需要,对他们多有安排,吸收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参加了各级新政权;这些知名人士可能比一般小知识分子更能接受新思想,更加拥戴新社会;而相比之下,小知识分子因地位卑微,不具统战价值,不少人甚至还失业,这批人反而对新社会有批评或保留,这才有柏杨在北京街头指斥左翼学生的那一幕,最后他们选择离开。   由是观之,当年去台湾的200万军民(内有63万军人,其他为公教人员及其家属),固然有一部分人是被抓的壮丁或被无奈裹挟去的,然而,不可回避的是,还有很多人去台湾是自愿选择的。他们不愿生活在即将开始的共产党的统治下,自愿追随国民党,投奔风雨飘摇、前途未卜的台湾。      三、死的都是农家子弟      大陆在1950-60年代出生的人,所受的基本政治教育就是战争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种;我们被告知,革命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革命战士应“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还有就是林彪在东北战场上的名言:“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要敢于牺牲……枪声一响,老子上了战场,今天就准备死在战场。”1960年代初,中共批判苏联的赫鲁晓夫,罪状之一就是“渲染战争恐怖”,中国还连带批判反映赫鲁晓夫“和平主义”错误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68年,北越派出黎德寿和美国在巴黎谈判,中国正值文革高峰,当时就影影绰绰传闻北越受了苏联修正主义影响,不敢再打仗了云云。   “革命英雄主义”要有具体的人物做典范。牺牲自己,为部队前进开辟道路的董存瑞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他曾被称为“中国的马特洛索夫”(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的战斗英雄)。当然各部队还有自己的“爆破大王”、“射击英雄”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各地广建烈士陵园,供社会各界,特别是年轻人凭吊瞻仰。   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的仗,但很少有什么思想政治动员,蒋介石对其部下说得最多的是鼓励他们杀身成仁(页178),1950年后才有消极性的“克难英雄”的评选活动,这也是当时因美援中断,国府军费极为紧张,为了克服军中的供应困难才发起的运动。台北有集中祭祀的“忠烈祠”,却未听说每年清明节组织大批青少年为国军阵亡将士陵园扫墓。   中共宣传、鼓动革命英雄主义,但不会在力量对比不利于自己时也主张打仗:1945年抗战结束不久,国共就开打,当时共军力量较弱,在一两年内,中共和左翼方面就一直高呼“实现国内和平”。然而到了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后,解放军已完全占领东北全境,还解放了济南、郑州等华北、中原大城市,对国军已占明显压倒优势,此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呼吁和平,就被视为是国民党的“反动走狗”了。张申府是中共创党元老之一,也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以后退出中共,一直以左派教授身份参加政治活动,是民盟的主要成员之一。此君却“书生气”或“怜悯心”太重,于1948年10月23日在储安平主办的《观察》上发表了《呼吁和平》一文,结果《人民日报》斥责张申府是“人民的敌人”,其妻刘清扬已到了解放区,宣布与他离婚,民盟宣布开除他的盟籍,建国后他本人则被打入另册,长期不准发表文章,也没有安排他任何职务,1957年还被打为“右派”。   所以,“反战”、“要和平”不是任何时候都正确的口号。庞朴回忆说,1949年设在济南的华东大学干训班的学员们个个欢呼共产党,可是同学中又普遍存在渴望和平、结束动乱的情绪,经过上思想大课和反复讨论,大家才认识到:“这样的和平的愿望,又很容易倾向于在事实上同情敌人”,“虽说痛恨蒋,未必不会冒出有利于蒋的思想和情绪来”(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6页)。这些未来的新干部们终于发现自己立场还有问题,于是纷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把思想端正了过来。   易代之际,通常都是血流成河,龙应台对长春围城造成大量民众饿死哀痛不已,也强烈谴责国军在山东战场下达造成“绝地”,“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的命令(页188)。她写了新一军将领孙立人、陈明仁对共军死伤的不忍,“看了敌人的尸体也不禁流下了眼泪”(页132-133)。她的笔下对国军多有同情,因为率领国军的都是前不久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抗日名将。   她再现了内战的真实场景:国共为争夺苏北重镇盐城,造成大量的伤亡。1946年冬,国军攻下盐城,发现周边的战壕里掩埋了700多具被冻僵的共军士兵的尸体,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书和亲人的照片(页259);而在同一城的护城河里,国军又发现有王铁汉的国军第49军3000多具尸体(页261)。   龙应台在书中描绘的济南战役后的一个场景和所引用的一位叫卢雪芳女子的话,尤其令人震撼。在解放军攻下济南后,街上走着一位浑身发抖的国民党伤兵,他的右眼、鼻子和上嘴唇都被战火削掉了,卢雪芳正在街上行走,看到这位伤兵,她的眼泪一下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位八路军士兵说:这就是给国民党卖命的下场。卢雪芳转身对那两位士兵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他?他算什么国民党?还不是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兵而已。”(页150)的确,如果不是被拉上战场,这位可怜的伤兵不就是一位在田里耕作的农民吗?龙应台引用一位国军给家人的信说,“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这句话饱含情感,令人感动:那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脱去军装的国共士兵,他们或在海峡此岸的家乡务农,或在台岛被派去修筑横贯公路,他们哪一个不是农家子弟?   龙应台在书中说:“历史往往没有声音。”在之前,也有人说,“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在几十年里,大陆的历史撰写中,国军抗战的史迹被抹去了,直到1980年代后才重见天日。在台湾,“2o28”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受难者直到1990年代实现民主化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尽管“朝代可以起灭,家国可以兴亡”,历史记述往往也是胜利者的专利,但是时代变了,价值观也会随之变化了,台湾自不待言,在大陆,也有一些改变。我认识的一位女学者原先研究1945-1949年军事史,几年前她对我说,不想再研究这一段历史了,“实在没意思,因为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这句话使我印象深刻。但是,从人文和人道的角度,全景性的对这段历史作出反思,在大陆和台湾,龙应台可算第一人。      四、1949年,重塑社会的关键年代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年年有饥荒,有灾难,1949年也如此。但是1949年不是普通的一年,它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一年,却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一般的王朝更替或改朝换代:这一次是天翻地覆,是政治与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快速、彻底的改变。   1949年11月27日,朱光潜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的文章,这是知识分子为适应新社会而进行思想改造的开端。一年后,江苏扬州中学的教师进行思想改造运动,这是一所建于清末的著名中学,曾培养了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一份1950年代初的档案材料写道,该校“178名教师有变天思想,怕蒋匪卷土重来的达59人,怀疑敌对苏联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有61人,存在同情地主的封建思想的有39人,比较显著的怀疑、反对镇反、认为杀人太多者达60人,崇美、恐美、亲美的达105人之多”(扬州中学各种错误思想的检查,江苏档案馆馆藏苏北行署档案,3001-短期-0079)。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份档案多少反映了建国初“宁左勿右”的思想,但如此多的知识分子有“变天思想”,并在建国后没几年就被划入另册,这也是令人吃惊的,更是那些知识分子没有想到的。   1949年,跟随国民党去台湾的是少数人,大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都留在了大陆,包括被共产党视为最具危险性的“阶级敌人”:地主和国民党“军、警、宪、特”。这些人在易代之际选择留下,等待新社会的到来,一方面是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另一方面也是相信共产党的《约法八章》。当然还有许多南方乡村里的地主,不知世事有变化,以为自己勤俭持家,老实本分,没有招惹谁,还可以像往常一样过日子。在一年后“镇反运动”中,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国民党残余分子及反共“血债”的前国民党“军、警、宪、特”和“恶霸地主”等,约71万人被镇压,和跑到台湾的那些人相比,他们成为引颈待戮的一群。   去台湾的人,虽然还生活在熟悉的历史文化的氛围中,但是台湾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那就是四处弥漫的白色恐怖。跑到台湾的200万军、公、教人员,居然有4千余人被当作“匪谍”,命丧马场町等刑场。几十年后,人们才知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共产党员,至多是左翼青年或左翼文学爱好者。这些所谓“匪谍”大多是“外省人”,他们千辛万苦到台湾,“自投罗网”,把命丢在了台湾!   国民党在大陆时代,国共有两次合作,以后虽然翻脸,但是毕竟不久前还是朋友和战友,不少国民党高官一时还拉不下脸面,许多人都保护过共产党员,例如:蒋作宾为被捕的廖承志做过担保;陈诚曾帮助过田汉在皖南事变后避难,杜聿明也曾保护过田汉在昆明不被骚扰等。共产党干部基本上则是“亲不亲,阶级分”,但这不能归之于党员和干部个人品德,而是党的严格纪律使然。在1947年的老区土改中,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区、县干部因“包庇地主家庭”而受到开除党籍等严厉的处分。因此在建国后,除个别外,很少与闻共产党高中级干部对那些即将要被枪毙的、曾帮助过自己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伸出援手。   1949年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成了惊弓之鸟,龙应台说:“很多残酷,来自不安。”(页90)这是千真万确的。那些国民党大官很少再出面保人了,在台湾,往往就因为读了一本左翼作家的书,就随意把人长期关在火烧岛。更令人发指的是,1949年12月,澎湖卫戍司令李振清把追随国府,千辛万苦带领八千山东流亡中学生到澎湖的山东联合中学校长张敏之(前烟台中学校长)及老师等七人全当作“匪谍”枪毙,造成千古冤案!这件事,过去未见史书记载。杭立武是当时的教育部长,为山东联中(由八所中学组成)撤退澎湖,亲自和澎湖驻军办有过交涉,但是在1980年代后期,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对他进行的口述采访中,他只是提到该校培养了多少人才,却对当年的惨剧无一字说明和交代。2004年春,我在台北第一次听尉天骢教授亲口对我说过此案,至今还记得尉教授在讲述这件事时的愤怒表情。去年,我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知道了该案的更多细节;今天龙应台的书让广大的读者了解那个年代“白色恐怖”的无耻和无法无天!   龙应台以外省人后代的身份理解、同情台籍人士在“2o28”事件中所蒙受的苦难和牺牲,又公正地提出外省人为1950-60年代白色恐怖的最大受害者。现在看来,当年的国民党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通过两大事件--“2o28”事件和“澎湖山东中学匪谍案”--实现了台湾社会氛围的转变,蒋经国等依靠白色恐怖,使亡国之君蒋介石的威仪重新确立,也使台湾的政局稳定了下来。以后国民党从“抓匪谍”中尝到了甜头,就频频运用“匪谍”的罪名来抓人。   在这个问题上,国共的路数完全不一样。在大陆,共产党采取公开的、大张旗鼓的方式,运用一切宣传手段,通过群众运动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镇反”和“肃反”运动;在制度建构方面,以“阶级分类”为依据,依靠单位、街道和公安部门三结合的方式,建立起社会治安网络,以监督“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1957年后再加上“右派”,统称“五类分子”)和一切“破坏分子”;国民党则专由特工部门负责,以暗箱作业的方式,在全岛各行各业密布“眼线”(即“线民”),形成天罗地网,重在制造恐怖,形成威慑。龙应台在她的另一篇文章中提到,1962年,她十岁的时候,曾亲眼看到穿着“黄卡其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枪”,到她就读的小学来抓一位数学老师,那位老师跑出教室,特务们紧追,最后那位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打开”,就死在学校操场的黄沙上,而所有的师生都不言语,好像没发生过此事一般。   龙应台亲眼所见的这件事,在那个年代经常发生。《万象》上刊载的一篇文章《稻田里的学校》也写到和龙应台在小学时所见到的几乎一模一样的抓“匪谍”案,这次是穿中山装的人来学校,把正在上课的外省籍老师抓走。恐怖形成巨大的震慑力,被抓者尤如人间蒸发,大家都回避谈论。显然,这就是国民党当局所要的社会效果:白色恐怖造成无边的社会恐怖和心理恐怖,使百姓彼此分开,就在百姓的恐惧中,党国的威权如日中天,无所不在。      五、白色恐怖,还是岁月无忧的日子?      1950-60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外省人”,龙应台的父亲龙槐生在大陆时代当过国民党的宪兵连长,去台湾后就做一个乡村警察,按理说不应是党国体制的“怀疑对象”,但还得写自传。齐邦媛的丈夫是铁路工程师,也被要求写出历史反省材料。相比之下,本省人的处境似乎要好得多,只要当顺民,政治上“安分守己”,不涉及左翼和台独,该干嘛干嘛,一般不会遇上太多的麻烦。   在“白色恐怖”下有没有正常的生活?应该说这是一种受到政治干扰的被扭曲的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百姓的日子还得过,居然还越过越好,这里主要的社会结构性的背景是,台湾不是单一由政府掌控一切的计划经济体制。1950年代中期后,在当局的管制经济之外,“市场”的因素也开始增长,小百姓依靠“市场”,总还能找一碗饭吃。龙应台的母亲美君设在高雄港的卖菜的小摊子,在她的经营下,1953年扩充为一家小店--“美君商号”,这也是大陆开始消灭私有经济、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年代。在当时一般人不会特别注意到这些,人们关心的只是美国对台湾给了多少经援,苏联给了大陆多少援助,而不知道一个社会的经济自由才是最重要的。再则,台湾没有如同大陆那样搞“群众专政”,“匪谍”的家属、子女虽然也受到歧视(龙应台的书中提到王晓波因母亲被冤杀,而受到学校老师的侮辱),但是总的说来,“匪谍”的家属、子女还不至于被普遍视为“不可接触者”,遭遇到“人人喊打”的境地,其子女还可以读书、升大学。   虽然身处白色恐怖的年代,也有人没觉得有什么压力,这里面既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万象》杂志有文章谈1950年代初某作者从大陆流亡到台湾,有幸在台大法学院读书,度过了他称之为“象牙塔里”的一段平静的求学岁月。在文章中,这位作者自称当年他是国民党外围组织成员,也是台大校园社团活动的活跃分子,还代表“中华民国”参加过出外访问的大学生代表团。显然,作者是当局信任的对象,他对1950年代的回忆是有其角度和立场的。   这种情况无独有偶,对大陆1950年代的社会生活,不同的人也是有不同的感受。例如:有许多知识分子在数十年后对“思想改造”持批评和反思的态度,有的甚至直接批评为“洗脑”;但是也有知名知识分子欣赏、怀念那段生活,把它称之为是“永远力量源泉”的“火红的岁月”(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4页)。   郑鸿生是一位本省籍批判知识分子,他生长在台南的一个小康之家,家境颇优渥。他在回忆他的中学时代时,很少提到那时在许多外省人心头上时刻存在的对白色恐怖的惊悚感,也很少提到一些外省人在回忆中通常会提到的1950-60年代初的困窘生活。他详细描述了他的味觉开发的过程,从台南的外省人的食物小店或小摊子,一路吃到求学的台北,从此喜欢上了外省菜肴和食物(郑鸿生:《山东白、四川菜与台南外省面--记一个府城少年在升平年代的味觉探索》,《万象》第12卷第1期,2010年1月)。   台湾的“戡乱戒严时期”是一奇怪的状态,它的高峰期应是1950年代的十年,1960年代后开始缓和,以后特务虽然还不时抓人,告密仍然盛行,甚至达到了普遍化和深入化,许多有“卓越反共表现”的“忠贞党员”都遭过“检举”,但是社会的紧张度已有所松弛。这个时期的台湾社会,已有一定的自由度,又被穿上紧身衣。龙应台成长在这一时期,她既亲眼见过穿黄卡其装的特务来抓她所在学校的老师,也和那一代人一样,“在和平中,天真而开阔地长大”。      六、省籍问题的症结      近十多年来,“台湾自主性/主体性”政治正确话语,在台湾学术、思想、文化领域不断扩大影响,这种思潮自有其历史根源,龙应台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将其抽丝剥茧,展现在公众面前。   龙应台在书中花了许多笔墨描述了台湾本省籍人士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困惑和迷惘,只是在我看来,有些已不属于“困惑”和“迷惘”,而是错以殖民国日本为认同对象!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日据时代的台湾青年以当日本兵的“军属”、“军夫”为荣,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积极报名参军,居然报名者高达100万人,而被录取的少数人莫不以为日本效力而自豪!我读到这一段,感到触目惊心,日本在台“皇民化”政策的推行居然如此“成功”,这是我过去没有想到的。我不由想起蒋渭水之弟蒋渭川对蒋介石说的一段话:台湾人敬畏而不怀德。蒋渭川是台籍人士,却说出如此贬损台人的话语,是在国民党高压下为讨好蒋介石而违心说的假话,还是他真实的想法?这些都不得而知了。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被台湾人民盼望的“祖国军”却形同乞丐,毫无文明举止,被称为“叫化子军”,再次让台湾老百姓失望,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日本兵就是战败了,也是军容整齐,威风凛凛。没两年,1947年的“2o28”事件,大批台籍精英被枉杀,让台湾百姓彻底领教了国民党的专横和残暴,从此省籍问题成了台湾本省人的一个难解的心结。   几十年后,台湾歌手罗大佑颇有深意地用日据时期台湾老一辈作家吴浊流的名著《亚细亚的孤儿》的书名,写出著名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唱出了台湾人在冷战时期对冠之以“红色”和“白色”的高压和恐怖的那种惊惧感和凄凉感: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真理   龙应台和罗大佑理解和同情台湾本省人在两蒋统治时期所受到的压力,写出了许多人都感同身受的那种无助感和无力感,这都是历史事实,但是若要说,国民党自台湾光复就蓄意打击台人,则与事实不符。国民党治下的中国和日本不在同一社会发展的水平上,1945年抗战胜利时,国民党不是没有装束整齐、兵员素质较高的精锐部队,只是他们远在印缅战区;国民党也不是不重视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他们在重庆早就设有专门机构谋划此事,只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1935年初,红军长征进入贵州遵义城,为使该城百姓对红军留下好印象,上级命令红军一律着鞋。国民党办事大而化之,太不认真,更不重视办事的落实,这是它的一贯风格。国民党军队和陈仪的长官公署对在日人长期统治下台湾民众的心理,没有兴趣去深入研究,更不会有的放矢去做收买人心的工作,加上不少官员存有贪污行为,态度又很骄横,在推行国语运动时过快过急,让百姓无所适从等,于是长官公署和“祖国军”在台湾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2·28”事件在客观上强化了国民党的权威,使台省同胞对国家的感情产生严重的疏离,但那时蒋介石并没料想两年后他会丢掉大陆,退守到台岛。事件后蒋改派文人魏道明做省主席,任命台籍人士丘念台为民政厅长,林献堂、杜聪明等为省府委员,其着眼点都是安抚人心。客观地说,“2·28”事件中蒋介石派兵去台湾镇压,不是他为退守台湾预做准备,而是国民党当局在整体中国的框架下的一次伴有大量滥杀行为的反共治安整肃行动。   省籍问题以后越演越烈的全部症结乃是“反攻大陆”不成,由统治合法性危机而造成,中央级“民意代表”为外省人占据,以后成为“万年国代”确是事实,但又事出有因。设想若无于右任、吴稚晖、王世杰、王云五、胡秋原等充任“立法委员”或“国大代表”,“中华民国”的“法统”又如何体现?蒋氏父子一方面堵住台籍人士参与高层政治的轨道,严密监视他们任何形式的结社活动,逼使他们走上经营私人经济的道路;另一方面,为了笼络人心,也给了少数本省籍人士省、县参议会议员等位子,20年后,终于开花结果。随着台湾经济起飞,台湾出现了大批本省籍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到了1970年代初,更有蒋经国“崔苔菁”,大量提拔台籍精英参与政治,台湾的政治生态终于发生重大的变化。      七、新价值从失败而来吗?      从“丢失江山”的角度讲,国民党、国民政府是“失败者”,这是无可更改的事实。熊式辉说,想起在大陆的失败,“切肤痛心,不敢回顾”。陈诚痛切反省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从他参与并领导的江西剿共战争一路反思,他声称:未能在1934年10月消灭朱毛红军,致使功亏一篑,遗恨千古。国民党高官的这些反省和反思,都是从“党国”丢掉大陆江山的角度出发的。   如今龙应台从民间的角度提出“向失败者致敬”,并坦陈: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台湾是不是失败者,齐邦媛教授就不同意这个命题,她认为国民政府、台湾百姓不是“失败者”,她说,如此看问题,是因为各人的“价值观”不同;第二,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中没有展开论述她的一个隐匿的命题,而在她的其他文章里都有所涉及,这就是1949年国府的失败与台湾以后开出的自由民主新价值的关系。   可是人们也会提出疑问,难道没有1949年国府的失败,自由民主的新价值就开不出来?证诸大陆时代,虽经战乱摧残,不是也有新价值和民间社会的存在吗?只是这些新价值最终挡不住左倾思潮的冲击而凋零。   当然,如果只是“思潮”是冲不垮手上握有数百万大军的国民党政权的,关键是在左翼思潮背后有高度组织化的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并得到广大农民及苏联的帮助和支持。而国民党与社会底层,特别是广大农民极为隔膜,又被普遍认为是贪污腐败,这就使得左翼的解释直逼人心,为共产党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国民党也因军事失败造成全局崩溃,最后被迫退守台湾。   龙应台在书中没有专门讨论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因”,但是它实际上已相当程度地涉及到这个关键的问题:书中引用一位被俘的国军军长对淮海战役的一段回忆说,国军打仗,老百姓“快闪”,“粮食也都被藏了起来”,而“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军服不同外,简直分不清军与民的界线”(页185)。   常言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位被解放军俘虏的国军军长或许只能按照共军的口径如此这般说,可是逃到台湾的前国军连长林精武也是这么说,那就说明他们所言都是事实了。在淮海战役中负伤逃亡的路上,林精武看到老百姓推着几百辆独轮车,“碰到河沟或结冰的路面,深陷的地潭,二话不说就把推车扛在肩膀上,继续往前走,走到前线去给共军补给。老老少少成群的妇女碾面、纺纱、织布,蹲下来就给解放军的伤兵上药,包扎。”(页185-186)   国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使自己尤如空中楼阁般的脆弱,最终难逃覆亡的命运。1949年初陈诚奉蒋介石命接掌台省主席一职后,痛定思痛,宣称以“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为治台之理念,从“三七五减租”着手,将社会基础夯实,开始新的出发。显然,台湾以后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是与其失败相联系的,龙应台不会为国民政府1949的大流亡而骄傲,她是为台湾人从失败后站起来,又开出新价值而自豪。   龙应台非常动情地描绘了以下几个镜头:   为躲避解放区土改和清算斗争冲击的豫衡联中五千名流亡学生,和同样原因逃离家乡的山东联中八千名学生一样,一边读书,一边南下流亡,到了宿营地,“背包一放下,学生们就开始升旗、唱国歌、读书、听课”。一位返乡不愿南下的同学留下的《古文观止》,“变成颠沛流离中的珍贵教材”。豫衡联中的流亡学生,带着这本《古文观止》,一路艰难跋涉,在广西和黄杰率领的国军第一兵团下的九十七军二四六团会合,在他们的保护下,于1949年12月13日,和黄杰部属一起退入法国统治下的越南,原来的五千多学生此时不到三百人。随后他们又和国军官兵被法国人迁往富国岛,在一场大火中,张子静校长抢救出的唯一物品就是这本《古文观止》。1953年,豫衡联中最后到达台湾的学生只有208人(页106)。   进入越南的国军黄杰部下三万多人在富国岛刚刚安顿下来,就建起“中山堂”和“中州豫剧团”……   也是在1949年,钱穆等离开大陆,到达香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筚路褴褛,创办新亚书院,中华文化的薪火,从中原大地一路南下到了香江之滨。   无庸讳言,1949年后的台湾,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是由一个专制主义的国民党党国机器严密统治的。一方面,两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另一方面,国民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思想、文化方面厉行禁书和“文字狱”,在这种背景下,怎么可能开出“新价值”?   历史的悖论也许就在这里:国民党吸取大陆时代“放任主义”的历史教训,以蛮横、粗暴的“一刀切”的方式,彻底清剿一切“煽动阶级对立”的1930年代左翼文学或社会科学,终于实现了它多年以来梦寐以求,在大陆时代一直没能达到的目标:台湾社会的面貌被高度同质化了,依照党国机器的设计并在它的一再努力下,“反共”成了台湾社会的主导价值,台湾社会也成了一个反共社会。   和台湾形成对照的是,1949年后,大陆成了“革命社会”,与台湾一样,大陆也禁绝一切“反动”读物,不断清理、淘汰图书馆的藏书,甚至街头的“小人书”的摊子也被反复清理。和台湾不一样的是,大陆是越到后来禁书越严,及至文革爆发,所有图书馆关门,在马、恩、列、斯、毛、鲁迅外,所有书籍都被禁。而在台湾,到了1960年代后,禁书的尺度大为松弛,出现了许多翻印本。大陆禁书对达到“舆论一律”的目标,居功厥伟,所以以后才会有狂热效忠于领袖的“红卫兵运动”。但是,大陆毕竟很大,无论怎么禁书,总有漏网之鱼;再则,1960年代初,大陆为“反修”而在内部出版的“灰皮书”、“黄皮书”,在文革中流传到社会,多少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实际起了启蒙的作用。   在禁书方面,类似台湾的还有新加坡。二战后的许多非西方国家在经济衰败的同时,还会受到世界性的左翼思潮的影响,大多会加剧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动荡。老练的李光耀为了截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加坡这个华人社会的影响,也是严禁左翼读物的流通。几十年后,当该国的中产社会已经稳固,当局又开禁左翼文学,此时那些作品已少有人问津,不再具有革命动员的作用了。   长期的禁绝左翼读物,使得台湾一些知识分子对某些左翼名著的社会作用充满不切实际的想象。我认识的几位台湾学者都对我说,他们在解严后如何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仔细研读,其潜台词是读了该巨著,也就可以了解中共革命了。我告诉他们,他们是被某些“匪情专家”误导了。在大陆的共产革命年代,除了非常少的党内学者和“教条主义者”,中共大多数领导和党的高中级干部是不读《资本论》的。中国的共产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到1949年12月,农民出身的中共党员有340.1万人,占党员比重75.8%,文盲共300.6万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他们所接受的就是毛泽东的若干重要概念,以及“打土豪分田地”,“保卫土改果实”,“翻身打老蒋”等口号。至于知识分子,与其说他们是被《资本论》吸引参加中共革命,还不如说他们是受了鲁迅和苏俄文学的影响才投奔延安和参加学运的。我的这番话让这些朋友多少有些失望,他们大概不会接受我的看法,作为学院知识分子,他们还会一如既往地去读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左翼名著的。   说到台湾长期的反共宣传,其间虽然有许多歪曲和夸张(“反共八股”),但是大陆在1950-70年代的一些执政方面的极左错误,被台湾方面利用,用来凝聚台湾的民心,并取得成效,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两蒋时代台湾对大陆的“心战”广播,对大陆的城乡青年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一些青年也产生了影响。君不见,文革期间,大陆“公检法”的宣判公告里,有多少“偷听敌台犯”,其中最多的就是偷听来自台湾的广播。一些城乡青年,其中不少还是工农子弟,居然按照台湾广播中提供的地址,给国民党敌特机构写“反革命挂勾信”,要求寄钱寄物给他们,最终都落入“公检法”的法网。文革期间,大陆对台广播也有影响,但是吸引的多为台湾左翼青年,对一般民众影响很小。大陆长期搞政治运动,搞株连,文革又大肆破坏文物典籍,把台湾民众吓坏了,蒋氏父子相应推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虽为官办,也有形式主义的流弊,但在台湾社会传播优秀典籍,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总比“评法批儒”,歌颂秦始皇,更易让台湾百姓接受。   今年春节前,CCTV四频道报道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位在台学习的大学生对台湾社会的感受。她说:“台湾人超好。”我理解她说的“超好”就是她在那儿感受到了一种在大陆生活中缺乏的,人与人之间的温良恭俭让的氛围,而这是去过台湾访问、旅游的大陆人对台印象最深的地方:台湾虽然很小,却充满浓郁的中国文化的氛围,与大陆相比,更有传统文化的底蕴!所以,我非常理解龙应台对台湾的深情和眷恋,我也完全读懂齐邦媛为什么会说出那么感性的话语:“天佑台湾”,“愿台湾在历史上长久存在”。无独有偶,这两位杰出的女性都是外省籍人士:龙应台于1952年出生于台湾,她的父母1949年来自大陆;齐邦媛于1948年来到台湾,当时她是24岁,从那以后,她已在台湾生活了62年。   如果说,新价值的孕育需要市场经济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追求“日新又新”的特质又推动了新价值融合、落户于台湾社会,那么战后西方思想、文化就成了新价值的直接的搬运者。   1949年后,台湾被纳入到美国冷战反共的轨道,受到西方战后思想、文化很深的影响。尽管自由主义思想在台湾长期被压抑,受打压,但始终是台湾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潜流,其长效作用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慢慢凸显。而在西方战后文化的影响下,1957年后,台湾的现代文学运动兴起;1960年代后,台湾一些人还引入了存在主义哲学,于是西方个人主义与两蒋的专制主义又形成张力。   走笔到此,我想起以前读的郑鸿生的《青春之歌》。他说,由于两蒋当局完全禁绝左翼读物,1968年,钱永祥等这些反抗党国专制压迫的青年知识分子,是从罗素、萨特还有一些欧陆的逻辑经验论者那儿吸取思想养分的。使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钱永祥等坐在台北的冰果室里,一边抽着烟,喝着热柠檬茶,一边在为他们的社团刊物《大学论坛》安排稿件。啊,热柠檬茶!多么神奇的物品!我敢肯定,1968年的绝大多数的大陆青年还不知热柠檬茶为何物!同样都是在思索着青年的出路,那个年代海峡两岸青年可以说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物质和精神世界里。相比之下,钱永祥等是幸运的,他读的是全台最好的中学--台北建国男中,以后又进入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如果他的母亲没有把他带往台湾,在1960年代的大陆,“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子弟”是不可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的,更别说考入大学,甚至还会因思想异端,被送上断头台--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人就是因为“离经叛道”而被处以了极刑。所以可以这么说,相比于“极左主义”,台湾的右翼专制主义还有其“柔性”的一面的:柏杨居然在台湾的牢房里写出他的名著《中国人史纲》,而丁玲因长期被单独监禁,不许阅读,是靠着背诵儿时母亲教给的古诗词才免于发疯的。两蒋父子从来没有认同过自由主义价值观,但是在他们的治下,台湾也从来没有切断过与美国的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沟通的渠道,于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潮,“随风潜入夜”,最终为新价值的孕育和成长提供了富饶的土壤。当所有这一切都聚合在一起,1987年7月,蒋经国宣布开放报禁、党禁和大陆探亲,台湾就跨过了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门槛。      八、千古兴亡多少事,不尽长江滚滚流      去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也是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六十年,六十年,这是两代人的时间,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就是短短一瞬间。   十月下旬,我在上海医院的病榻上,手术后的伤口疼痛,没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当我读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后一段,也是全书的点睛之笔,我的眼睛充盈着泪水,龙应台的几段话深深地触动了我。   龙应台写道:   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没一声“对不起”。   龙应台不回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将她对公平正义的立场和态度,完全无保留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分量之重,超过了任何宏篇大论。   几个月后,我还是在医院的病榻上,春节期间的医院十分安静,我再读龙应台的书,这次是在南京,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南京,是旧时国民政府的首都,也是中国历代建都最多的城市之一,石头城下,秦淮烟水,见证了多少王朝的兴亡和更替。然而,在这儿建都的王朝几乎都没有兴旺长命的,这就使得这座古城有一种凄凉落寞之感,白先勇笔下《台北人》中的南京,也有几丝愁苦的意蕴。   1998年,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回到南京总统府旧址。1946年初,他曾陪同蒋介石从陪都重庆回到这里,那时南京万人空巷,欢迎蒋委员长胜利还都。可是三年不到,蒋介石仓皇辞庙,再也没有回到南京。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他重归旧地,触景伤情,百感交集,想蒋氏去台后,“念念不忘光复大陆的使命”,却事与愿违,“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十年后,龙应台也回到南京,望滔滔长江,寻找她父亲经历的抗日的战场和已消失的、在日军侵占南京时关押过“八百壮士”的老虎桥监狱,造访城郊的外交九烈士墓和航空烈士墓,着眼点是恢复历史真貌和彰显人性。   六十年过去了,南京已高楼林立,长江上已建成三座横跨南北的大桥,中山路上的梧桐依旧,却不复旧时的静谧。就在总统府旁,建成了南京最大的仿民国建筑的时尚酒吧区“1912”,民国时代达官贵人的住宅区--江苏路上的洋房群,也被重新修缮一新,据说将作为城市的新的旅游亮点。那些和1949年相关联的地点:通往上海的下关火车站,已成为一个小车站,那个曾经挤满逃亡人群的小广场,如今只有几个老人坐在那儿晒太阳。城东的中山门,是1949年国民政府各机关从陆路逃离南京,南下宜兴、杭州的出发点和必经通道,现在已树木葱葱,成为沪宁高速公路的起点。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在南京,我看到一个远去的民国时代的背影。   岁月无声,江山有情,今天,经济成长了,国力强大了,和六十年前、三十年前相比,大陆民众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离一个自由和公平、正义的社会,路途仍然遥远。展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感受,如果说台湾的外省老一辈,从中读出“伤”与“痛”,那么在大陆的许多读者,则带着自己的关怀,已不全然是为了追忆历史,更是祈盼新价值成为福佑人民的灯火,从此照亮国族前行的方向。   家国六十年,河山千万里,“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5-2-2 11:25 2689 0 2015-2-2
此时此刻 阎连科国际获奖的原因与张艺谋一样吗? attach_img
阎连科国际获奖的原因与张艺谋一样吗? 文:张英进 转载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澎湃新闻编者按: 中国作家阎连科今年荣获欧洲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之一卡夫卡奖,奖金1万美元。该奖由弗兰茨•卡夫卡协会和布拉格市政府于2001年设立,每年一次,历届获奖者均为世界级作家,其中耶利内克和品特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阎连科作为当代中国作家里被翻译成外文最多的作家之一,其富有现实感的作品能在西方站住脚,是因为满足了西方人的政治猎奇吗?就像张艺谋当年的电影一样?同样拥有浓厚的乡土情怀、民间智慧和虚幻的叙事活力,阎连科的作品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作品有何不同呢? 张英进教授近期做客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畅谈“阎连科与世界文学视野中的中国文学”。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摘录讲座精华,以飨读者。本文未经演讲者审阅。 张英进,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任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访问讲席教授,学养深厚,著述颇丰,已出版的中文著作有《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审视中国》、《电影的世纪末怀旧》、《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主编)等。 张英进教授近期做客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畅谈“阎连科与世界文学视野中的中国文学”。 中国形象在西方:高楼林立,还是乡土贫弱? 阎连科的小说显然符合中国形象在西方的认知传统。这个认知传统包括好几个因素:贫困的乡土中国、压抑的女性欲望、奇异的民间智慧、荒诞的独裁政治、畸形的市场经济、衰退的生态环境、恐怖的医疗事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实不单是阎连科,也不单只是小说,电影中也会出现这些因素。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张艺谋的电影在西方获得了成功,但后来也受到了批评,都是因为他的电影中也包含贫困的乡土中国、压抑的女性欲望和奇异的民间智慧这些元素。西方的读者和观众长期受到主流媒体和好莱坞电影的熏陶,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欣赏趣味几乎是定型的。我们必须了解到,虽然中国现在经济发达,新建的高楼比纽约还多,但是西方在大众文化概念上认同的还是那样的乡土中国形象。 阎连科最近已经有三部英文小说问世,也曾被译为法文甚至是罗马尼亚文。其中《受活》这部小说的书名很难翻译,所以他们最后译为Lenin’s Kisses,《列宁之吻》,又有政治,又有爱情,绝对吸引注意力。乡土和政治气味浓重的中文原著在英文翻译中应该是得到了不少的新拓展。 阎连科小说译本的读者会是谁?自然不包括原著的中文读者,也不是跨越中西的双语读者,而是完全不懂中文的西方读者,尤其是英语世界的读者。法语和德语的读者也很重要,但主要还是英语读者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这种阅读模式往往不会是超然的,往往带有猎奇心态,虽然富有人道主义的同情心,却也坚信西方道德与人权的优势感。换句话说,能够来看阎连科小说的人,对中国是持同情心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认为是超然。但是他们所带的同情心背后是坚信的西方道德优势。一讲到环境和人权问题,他们的优势感是绝对在的,没有这些的话他们不感兴趣。如果你比他好的话,他不感兴趣,比他差的时候,他感兴趣——这个机制一直可以回溯到早期好莱坞,甚至更早。 “在诺贝尔奖的角逐当中,中国同任何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永远不会是赢家” 那么,什么样的中国作家能够进入到世界文学的讨论行列呢? 这是一个与西方文化霸权息息相关的过程。这种霸权的表现之一即“承认的机制”,这是西方考量国别文学作家地位的机制。这个机制始于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因为他们往外扩张的时候偶尔会带东西回来,这表明他们对非西方国家的关心。但是它的长期运作又支撑着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经济和政治领域,结果使得西方中心的霸权地位持续渗透全球。 至于中国作家在国外获奖。我想奖项代表了西方文化机构对于世界文学的承认,不是说得奖的作品就好,不得奖的作品就不好。这些奖项只是中国的文学作品在海外影响的一个参照系。当然我们的媒体希望多炒作一些,作家也希望获奖,这和可以拥有更多的读者有关。如果刻意要为拿一个奖项而去写作,好像没有成功的例子。虽然评奖有一套它的传统,但不是说满足这个传统就确定能够得到。现在国内做的另一件事情是效仿国外也设立大奖,西方承认不承认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些奖项可以看作跨文化交流的机制。至于阎连科,我在开会的时候见过他,听过他的表述,看了他的小说和论文,我觉得他还是沉得住气的人,没有急于追求外面的奖项,还是属于埋头写作、出产量很高的作家。 在这套承认机制当中,最受大家重视的当然是诺贝尔奖。有关诺贝尔奖的讨论,国内已经有几十年了,在国外也有。我这里引用的是1980年代末两位美国学者的讲法:“在诺贝尔奖的角逐当中,中国同任何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永远不会是赢家。寻求瑞典人的承认最终使西方成为‘世界文学’的鉴定者。中国获奖的机会可能最终决定于,中国在一小群对中国的文化历史或政治知之甚少的欧洲人眼中作为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不仅对中国,对那些非主流的小民族国家,他们也是这个心态。他们不可能花大量的时间真正去了解我们的文化,这个机制我们必须要了解。所以每次诺贝尔奖揭晓都会引发争论。瑞典学院先后在2000年和2012年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两位华人作家,两次都引起多方的质疑和争论。我想讨论的是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和莫言与阎连科的异同之处,想从两个相仿的学术例证来探讨一下中国现代文学在西方的比较尴尬的定位。 看了阎连科的作品以后觉得非常沉重,而看了莫言的作品之后不会 如果说在当今的世界文学领域,高行健代表的是华语文学当中天马行空的哲理思辨和先锋精英的艺术形式,莫言代表中国文学浓厚的乡土情怀、民间智慧和虚幻的叙事活力,那么阎连科的创作显然更接近后者。两个人的背景非常像,出生于乡土中国,然后为了离开农村而参军,在军旅生活当中开始写作并成名。同莫言一样,阎连科吸取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因素,包括民间故事、民歌和方言等等,注重小说的形式更新和语言表达。所以两人的写作风格、经历和兴趣都比较接近。但是跟莫言相反,阎连科更勇于公开承担文学的当代责任,愿意经受压力,他的批判意识直指当今比较敏感的话题。 在这个意义上,阎连科的小说不属于高行健的“冷的文学”。“冷的文学”是区别于那种文以载道、抨击时政、干预社会乃至抒怀言志的文学。对阎连科而言,文学不可能超越政治,这一点上他不同于高行健和莫言。但是作家必须超越主流的现实主义,所以阎连科想超越的是文学的形式和创作概念。 在写作的方法上,和西方作家更愿意描述深刻的心理活动不同,我们国内的作家不愿意做太多的心理描述。他们不需要太深刻的心理分析,但也能表现心理深度,这可能是中国特色。阎连科追求叙事语言,他在写《受活》的时候就一直在想用哪一种语言风格来表述他的小说。在这一点上我们现在的作家相当成功,我个人的感受是看了高行健再看阎连科,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小说真好看。看高行健作品的时候,真有看翻译作品的感觉,因为高行健是最早推出现代派小说和现代戏剧的。莫言和阎连科都有深刻的负罪感,而莫言的负罪感远没有阎连科那么沉重。阎连科和莫言写作的故事也比较类似,经历也比较类似,但是看了阎连科的作品以后觉得非常沉重,而看了莫言的作品之后,不会那么沉重。 作家阎连科 阎连科鼓励作家回到个体,强调现实主义与生活和社会无关,只与作家的内心和灵魂有关。换句话来讲,他要强调超越主义的现实或超越的现实主义是要回到个体的内心和灵魂,然后重新定义“真实”这个概念,“真实只存在于某些作家的内心,来自于内心的、灵魂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强大的和现实主义的”。真正超越的现实主义是他追求的。 我认为阎连科在当代小说的颠覆性和批判性使他异军突起,这方面的成就绝对超越了高行健,也在相当程度上超过了莫言。仅仅题材的敏感而求轰动效应的书写接近于标榜意见立场、追求媒体炒作,只有超越现实,才可能在文学世界里颠覆现世的主流价值,开拓新的思辨空间,进而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我们有很多写敏感题材的作家,不一定写得好。我认为阎连科想通过“神实主义”重新推出一个创作的新的境界。这个境界是他近年小说的批判性指向的政治和商业的逻辑,而颠覆性是指又出人意料地演绎出政治和商业背后的逻辑。他的文学世界充满了荒诞的末世感,为歌舞升平的盛世喧哗留下极不和谐的无声的见证。 阎连科在《受活》的封面有一段话:“忘记是我们共同的罪恶,去认识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回家吧,那里有我们需要的一切。”阎连科对读者的要求就是以个体的经验想象回家的道路。这个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家,也不是很容易就能够回去的,是要经过努力的,这里的努力就是指写作和阅读。 什么电影能够代表中国形象? 当生活跨两种文化之后,我自己的观察就是:西方有一套固定的文化接受模式。如果我们只是批评他们的模式并不能解决问题,而是要慢慢地改变这个模式,让他们能接受新的东西。 文学之外,我也在思考什么样的电影能够代表中国的形象。我发现在张艺谋《英雄》之后的武侠片里,有大量的暴力场景,而它们上映的日期一般都是贺岁片档期,本应该欢欢喜喜。而这几年的贺岁片越来越悲,越来越有负罪感,越来越沉重,越来越血腥。2007年上映的贺岁片《投名状》中尸体如山,这就是我们春节期间大家去消费的形象。 还有《孔子》这部电影,本来可以很好,可以代表国家形象。但是观影之后,连国内的观众都无法产生崇敬的情感。这部影片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孔子能射箭,所以表现的还是他的武而不是文。然后这样的孔子形象拿出去,让别人得到什么样的信息? 现在大家都意识到了要改变西方对我们形象的接受,但是我们能生产出什么东西让人家先接受、能看能阅读、然后再认同?目前我们的文化产品没有能够让人家认同的。这里就出现了反讽,因为有了西方对中国固定的认同模式,所以产生了我们的创作者会主动根据认同的模式营造自己的创作。于是就出现张艺谋所创造的影响。《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电影中的灯笼还是中国式的,但后来到《英雄》的时候,那个灯笼就不是中国式的了,而是日本式的。因为张艺谋请的是日本的设计师进行包装的。而西方通常只有一个整体的亚洲概念,无法区分中国的、日本的和韩国的。 还有,以前华裔在国外发达之后都会投资电影,而影片描述的都是乡土中国。那么我们现在这些真正懂中国文化的电影制作者,不管是老一辈的还是年轻的,都仍在试图迎合这种乡土中国的认同模式,仍在生产西方人想看到的中国电影。如果不试图改变这个机制,而只是一味迎合,则只能是重复生产类似的东西。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剧照 电影《英雄》剧照 中国的确走向世界了,但困惑也越来越大 我不赞同“最中国的应该是最世界的,最世界的应该是最中国的”,而是“最中国的才可能是最世界的,最世界的才可能是最中国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整个趋向是走向世界,这几十年来我们是走向世界了,但是困惑也越来越大,世界并没有认同我们。这里必须要询问其中的原因。 因为我不做这方面的研究,只能讲一下我个人的观察。推出中国的符号才能走向世界是没错的,但问题是推出什么样的中国符号,怎样才能改变西方对中国刻板的认识。西方比较关注的还是关于人权的问题和个体的压抑(尤其是性的压抑)。“政治压抑必须用性压抑来表达”已经成为西方喜欢的固定的模式了,这类书在西方一致叫好,虽然学界不太认同。学界和大众读者有很大不同,学术界一般才是了解真实情况的。我很关心的是,我们现在最受关注的中国当代小说家是不是能够从中国传统小说中汲取营养,并能够从中转化出一种属于中国声音的现代性,让西方也可以从中看到中国小说的章法、技巧和独特性?而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符号的转换,从而把局面扭转过来。 《饮食男女》这部电影的成功也是个案,西方一直有这种偏地域性的电影,也有拍意大利和法国的,故事情节都类似,让观众看了就想去罗马,想去巴黎,想去台湾吃小吃。但这不是主流。 《卧虎藏龙》的成功是个例外,我至今也不知道它成功的原因。我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李安本来想表现的是中年人压抑和不可能实现的爱情——就是周润发和杨紫琼这一对——朋友妻不可欺,即使朋友过世了,两人情投意合,也不能和他的妻子在一起;但恰恰是章子怡代表的第二种爱情得到了西方年轻观众的认可,这其中可能有一定的普世价值。因为西方认同的是打破社会束缚,不顾贵族身份而去闯荡江湖。这非常符合他们的西部冒险精神。直至今天,《卧虎藏龙》在好莱坞还是非西方电影票房第一名。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4-12-30 23:01 2687 0 2014-12-30
此时此刻 我的三十年阅读史 attach_img
我的三十年阅读史 文:林贤治 我们这一代人的阅读,始于别无选择中的选择。    我们禁止翻译和阅读西方的许多著作,它们曾经被冠以形形色色的罪名。中学时代,我们就知道“禁书”的存在了。至于“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蓝皮书之类,在偏僻的县城不可得见,大约只有京沪等大城市的高干子弟及其朋友才有传阅的资格。“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陷于停顿,图书馆被劫洗一空。由于我遭到运动的冲击,一度打成“牛鬼蛇神”,恐惧中烧掉家里的大部分藏书,仅余一两百册,连同“马恩列斯毛”著作,及鲁迅著作一起,给自己在荒芜的岁月里阅读反刍。    当时年轻,对知识和真理怀有一种不可遏止的热情。每隔一段短时间,我都会骑自行车溜出县城,一面打听小道消息,一面求借书刊。《摘译》丛刊是那时读到的,青年思想者的《出身论》、《中国向何处去》是那时读到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也是那时读到的。借书、还书、借书、还书……那段往来于城乡之间的旅途,贯穿着一种莫名的神秘之感,至今难以忘怀。    大约到了1974年,报刊渐渐多了起来。此时,我因一个偶然的机会,戏剧性地变做了乡村医生。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一个人订阅了二十余种报刊,从《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到《历史研究》,从《朝霞》、《学习与批判》到《人民文学》,从中获取外部世界的各种信息。数年如一日,每到清晨,我便如同守着一个密约似的,走向村南小学的凤凰树下,迎候我的绿衣使者。    1981年7月,我被借调到省城做编辑工作。我欣喜于作为一个书籍的消费者,从此可以由自己将书籍制作出来奉献于社会了。    原出版社资料室藏书丰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里面居然拥有大批“皮书”。但是,资料室里一名改正未久的“右派”,总是带着一种审视的目光看我,态度很不友好。我对此一直感到纳闷,后来从报上看到大量“农民工”受歧视的报道,才仿佛有所悟。我也是“农民工”,没有工作证,不能像其他正式员工一样享受借书的权利,借书是需要“保人”的。我想,大约是提防我某日被解雇然后携书潜逃的罢?在个人阅读史上,这是一段难以磨灭的耻辱记忆。    上世纪80年代初,读者在书店排长队购书是一大人文景观,我亲眼见过抢购吉拉斯的《新阶级》的盛况,场面十分感人。这时,西方文学名著纷纷重版,长期被禁的一些苏联作品如《日瓦戈医生》、《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等陆续面世。“反面乌托邦”三部曲(奥威尔著《1984》、赫胥黎著《美丽新世界》,扎米亚京著《我们》)的出版,当时并不特别被人注意,经过时间发酵,至90年代其意义才显示出来。现代派作品的翻译呈勃兴之势,它们长于表现黑暗、危机和叛逆,出现在浩劫之后伤痕累累的中国,可谓适逢其时。1983年的“清污”运动,把现代派定性为一种“精神污染”,可见其潜在的影响力。袁可嘉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选目精当,在青年大学生中广为流布,我是最早在这里读到《荒原》、《二十二条军规》、《等待戈多》等作品,并由此出发,涉猎相关的各类书籍的。其间,购读的有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艺》杂志及《外国文艺丛书》,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及稍后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等。这些气派宏伟的丛书,让我认识了许多陌生的作家,使我对于20世纪世界文学地图有了一个较为系统的了解。    董乐山先生把80年代初期对西方文化的介绍称作“第二次西风东渐”。我以为,现代价值观念的引进是第一重要的,方法论尚在其次,虽然稍后腾起过一阵“方法论热”。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传播新知识、新观念方面,由包遵信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居功至伟。当时,除了商务印书馆重印的《汉译名著》,三联书店的《文化生活译丛》和《新知文库》,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编印的《西方学术译丛》,从西方直接移译过来的著作甚少,所以丛书甫一问世,即风行全国。这套大型丛书立足于中国现实及改革,具有明显的启蒙性质,行文也晓畅易读。我购读了其中的大部分,它们确实给我带来了许多新东西,像“熵”,此前就闻所未闻。还有好几部畅销书值得一提。是柳鸣九主编的《萨特研究》,最先带动我寻找西方现代知识分子,认识存在主义哲学;是房龙的《宽容》和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煽起我对思想史的热情;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也是那时候开始接触的;托夫勒的未来学著作《第三次浪潮》以它的冲击力,激发了我和同时代人对于改革的憧憬,以及一种躁动难耐的心情。总的说来,当时的出版物是有使命感的,严肃而活跃;置身其中,竟有八面来风的感觉。    由于“清污”时蒙受打击,郁闷中拟写鲁迅的传记。要写好这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谈何容易,这对于我的知识结构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可是,诱于鲁迅的人格魅力,我无法退让回避,终于决意投入高强度的阅读训练。我阅读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包括政治史、文化史、文学史。我不能不直接查找原始史料,翻阅发黄的报刊,如《新青年》、《语丝》、《新月》等等。我发现,历史果真被涂改得厉害。譬如在“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中,领导者大多是国民党人;譬如在《新青年》“内讧”期间,有关办刊的原则,鲁迅基本上是支持胡适而反对陈独秀的;又譬如,鲁迅并非“左联”的“盟主”,在后期实际上是被孤立被排挤的,诸如此类。鲁迅自称他的哲学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原信为“无治的个人主义”,也可读作“无政府主义”)的结合体,我得弄清楚这些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的资源,从源到流是怎样从西方到东方到鲁迅那里去的。鲁迅首肯“托尼思想,魏晋文章”的提法,就得读托尔斯泰,读尼采,读嵇康。要给鲁迅“定位”,还必须阅读他的同时代人,像陈独秀、胡适、周作人、梁实秋,都是始于这个时候阅读他们的文集。后来我化名给出版社编辑一套二十种的现代作家散文丛书《人生文丛》,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完成的。长达六年,围绕鲁迅取径阅读,不但拓展了知识面,而且可以因集中的阅读而增进对相关的社会和历史问题的思考。    80年代有过“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有过美学热和文化热,后来还有过“新权威主义”的聒噪,这些现象触动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神经,促使我随机作“介入阅读”。“异化”是个大问题,涉及众多学科,作为一种理论,很有实践价值,可惜最终局限于哲学小圈子,而且也如后来的“人文精神”问题的讨论一样无疾而终。美学是人类精神创造中最精微的部分,马尔库塞他们高度评价艺术的作用,甚至视之为人类解放的重要的指标。当时,高尔泰强调“美是自由的象征”,但我总以为距离现实政治未免太迂远,所谓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对于美学书,像我这种心浮气躁的人只是泛泛而读罢了。萨特说,文化大而无当;细化倒不难掌握,譬如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宗教文化、法律文化等等。不过,文化可以给人以一个开阔的视野是的确的。至于“新权威主义”,作为理论,表面上看是拿来的洋货,本质上同祖传的玩意差不多,正所谓“沉滓的泛起”。对此,我以为略知其详即可,并未深究。    1989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这一年,《人间鲁迅》三卷本写成出版。无论思想、情绪、阅读及写作意识,算是告一段落,也可以说是一个转折。    90年代最初几年,知识界的空气比较沉闷,出版界也相对显得岑寂。至中期,在意识形态及市场机制的共同调控之下,通俗读物(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引领潮流,媚俗现象比比皆是,各大媒体联成一气,推波助澜。差堪告慰的是,西方文艺及社科书籍未见衰减,反而有所递增。除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外,全国又有多家出版社涉足社科类译著的出版。比起80年代,这时的翻译,明显扩大至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以及思想史等范围。仅法律方面,就有三联的《宪政译丛》、《民权译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外国法律文库》,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当代法学名著译丛》,知识出版社的《人权译丛》等,一时之选,蔚为大观。近20年来,全国有影响的社科人文类丛书,有华夏出版社的《20世纪文库》,上海译文出版社的《20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三联书店的《学术前沿》,贵州人民出版社的《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知识分子图书馆》,吉林人民出版社的《人文译丛》,译林出版社的《人文与社会译丛》,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现代政治译丛》、《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世纪人文系列》、凤凰出版集团的《凤凰文库》等等。中央编译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及一批大学出版社,先后都有一些有价值的译著出版。    我藉此看到,在出版物的消长之间,一直隐含着两种力量的博弈。多年来,中国知识界基本上丧失了原创力,一时难以恢复;但是,这种近乎搬运工的工作,却体现了另外一种韧性的力量。总之一面在沦陷,一面在建设,历史毕竟在克服重重阻障中得以摇摆着前进。    80年代刚刚从风涛中遁去,“告别革命”的论调就甚嚣尘上了。90年代的一批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学者、大抵宣传市场自由主义而奉行政治保守主义,他们乐于充当宪政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反对激进主义,蔑视直接民主,无条件反对暴力;种种的理论与批评,包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在内,都同“告别革命”论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据说“新左派”是与之对立的,但也有明显相交的地方,鼓吹“国学”、“后学”的热心家更是如此。    知识界的演变,舆情的迁流,引起我对国家与权力、革命以及知识分子问题的特别关注。20年来,个人阅读大抵是环绕着这几个主题展开的。    革命事关重大,首先是制度问题。托克维尔把书命名为《旧制度与大革命》,着眼点就在于革命与制度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我写《鲁迅的最后十年》,关于国民党“一党专政”,说得还算通顺,就因为啃过一通政党史和宪制史;究其实浏览所得,亦不过常识而已。其次是社会的阶级构成问题,还有群众问题、文化心理问题、政治中的人性问题,等等。对于革命的认识,我认为,“冲突论”是很重要的方法论;政治抗争及社会运动作为革命的先声,有关的理论也很说明问题。因此,马克思、韦伯、勒庞、达伦多夫、科塞、蒂利等人的相关著作,是我感兴趣的。如果说他们的书是抽象结构构图,那么,像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加莱亚诺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等作为具体事态构图,更是火星四射,令人血脉贲张。    作为革命的案例,我曾比较读过一些英、法、美、俄革命的历史书,革命形态非常不一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暴力问题。学者们“告别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告别暴力,即“不合法”的暴力,而对于构成权力秩序的合法性暴力则是容忍的。暴力使用的程度如何,事实上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远的有民族文化传统,近的有现存制度、斗争情势,还有革命者的素质,诸如此类。坊间近几年出过几种专论暴力的书,如蒂利的《集体暴力的政治》,索雷尔的《论暴力》等,都没有像我们的学者这样一概否定暴力,甚至于为革命暴力辩护,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则辩护更有力。有关这些具体的革命事件的论述性著作,对我最有启发的,有潘恩的《人的权利》,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卢森堡的《论俄国革命》,戈登•伍德的《美国革命激进主义》。 至于从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及哲学角度对革命进行阐释的著作,近年也见陆续面世,但为数甚少。其中,阿伦特的《论革命》,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詹隼的《革命:理论与实践》,哈里迪的《革命与世界政治》,都是富于思考力的。以革命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也有博大、深邃的著作,如雨果的小说《九三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革命者本人的日记、书信、回忆录是我喜欢读的。我曾为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过一套《流亡者丛书》,那些作者中便有不少革命者。革命者有燃烧般的灵魂,像法拉奇的传记小说《人》,当年便很激动过我的心。    国家是一个大概念,也是一个庞大的实体,霍布斯称“利维坦”。我们讨论任何问题几乎都离不开国家,革命如此,艺术也如此。我对作为主权国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状况没有深究的兴趣,我所关心的,主要是国家内部的权力运作,以及它如何支配公民社会,如何影响人权、自由和民主的存在。在福柯的著作中,我特别看重关于权力的部分。他的权力无处不在的理论,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包括对边沁的圆形监狱的设计,以及同住者自愿服从的反应的描写。但是,他似乎更多地关注构成权力关系的组织形式、制度、策略和技术,而非现实的人,不涉及团体或个人实际上是处于支配或是被支配的地位。不过,据说后来他表示决心在他的词汇中废除“权力”一词,用“政府”和“治理术”来代替。的确,政府或统治阶级的权力是最具代表性的,正如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一书中说的,那些支配国家机器,主宰现代社会的不是“普通人”,而是极少数的“权力精英”。精英统治集团的品质、意向、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性质和命运,对于一个具有专制文化传统的国家尤其如此。上世纪30年代的德国和苏联,就是由于有了纳粹党及其领袖希特勒,才有二战及“大屠杀”的发生;有了斯大林的发动,才有了肃反和劳改营。鲍曼在《现代性和大屠杀》中指出,在野蛮的杀戮中具有一种“现代性”,这是最可怕的,它使整个杀人过程变得更有效率。阿伦特在其名著《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把纳粹德国和苏联并称为“极权主义国家”,以区别于传统的专制主义国家,要者也就在于它的现代性。我较早读到台湾出版的该书的汉译本,曾与大陆译者联系版权,方知台湾方面也不曾购得原著版权,便节选其中最重要的三章,编入丛刊《读书之旅》,出版后只剩下两章。十年过后,大陆版由三联书店出版,仍然是节译本。    关于德国纳粹时期的状况,关于大屠杀,除了作蓝皮书出版的著名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三卷本外,90年代又出版了一批译著。海南出版社出版的《第三帝国》系列丛书,计数十种,是相当有魄力的。希特勒传记已出版数种,在写法上,《解读希特勒》颇有新意。此外还有记录希特勒的追随者及大屠杀中幸存者的译本数种出版。关于苏联、共产国际、苏中关系,所见有数十种译著。我把斯大林、托洛茨基、赫鲁晓夫的多种传记也读作苏联的传记。苏联的一批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的论著及文学作品,如麦德维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以及曼德尔施塔姆等人的诗歌,是当年的“禁书”,有很强的可读性。还有编辑出版的档案材料,那是最坚实的历史的见证,如列维茨基编的《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1991年苏联解体后,档案解密,我国学者沈志华先后编译出版了大批档案,我以为是功德无量的。90年代后,我们还曾出版过几套“西方马克思主义”丛书,其中有不少关于苏联及国际共运的反思性、批判性著作;比起一贯反对共产主义的西方学者来,我以为别具一种理性的力量。    必须从专制和封闭中走出来,从“历史主义”的诓骗中走出来,这就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主题。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缺乏事实根据的演绎是空洞的;要想获得较为透彻的理解与阐释,我认为,唯有把它们置于历史的真实的困境之中。    对于知识分子,最早是从个体开始,然后扩及群体的一般的认识。有关这一社会角色的理论性著作,90年代以后陆续出版了若干种,我认为最好的当数科塞的《理念人》、班达的《知识分子的背叛》、曼海姆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还有新近出版的富里迪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所谓知识分子,应当具有相当的专业水平,这是无庸赘言的,但是,如果按照这些人的定义,仍须具备如下几个条件:一、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建立个人的文化理想,并坚持践行;二、独立性,或称边缘性、浪游性;三、永远持弱势者立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首先意味着独立于权势者之外,同权力保持距离甚或对立;再就是独立于金库和市场之外,独立于群众之外。在写作鲁迅传期间,我阅读过中国不少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文集、日记、自传和传记,确信鲁迅是唯一的坐标式人物。鲁迅说,中国没有俄国式的知识分子,其实所指是缺乏知识分子角色所应有的一种社会理想和担当苦难的精神。传记就是个案。后来看了一批外国知识分子的传记,主要是俄苏、法国和德国方面的,深深感受到一种“精神气场”的存在,知道什么叫“大知识分子”。    近20年,我们对于知识分子的议论颇不少,扬胡适而抑鲁迅不用说了,在西方知识分子中,亦见褒柏克、阿隆、海德格尔而贬卢梭、萨特,足见其间的思想流向。贬卢梭与贬法国大革命是一致的,贬萨特则往往跟萨特一度宣传苏联有关。萨特一生中确实犯过许多错误,但他从来不曾奉命行事,而是坚持独立的政治实践,一旦发现错误也都能在实践中自行纠正。这是他的伟大处。我读过一个被称为“道德侦探”的英国人约翰逊的著作《知识分子》,作者以正人君子自居,极尽私生活暴露之能事,将知识分子漫画化,其中就有萨特。无疑地,这是一部旨在消解知识分子职责的格调低下的书。我读过多部关于萨特的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萨特的世纪》,当是其中最有分量的一种。我也读过雷蒙•阿隆的回忆录,《知识分子的鸦片》和另外的几种书,觉得他是一个尊重事实的人,冷静的人。若拿两人比较,无论如何,我更倾向于错误的萨特。我从来敬重左翼人物。以前在班达的书中看到他说:“知识分子必须赞同左翼的理想、左翼的形而上学,当然对左翼的政治也必须有不同意的东西”;像罗蒂,在书中同样有寄希望于左派的话,“因为右派从来不主张变革”。这些话,使我读了感到兴奋。    “主题阅读”本可以使具有亲缘关系的各部分知识变得更紧密、更系统化;但是,由于“实用主义”外加“自由主义”的读法,知识的残缺就变得难以弥补了。譬如“国学”———姑不论这名词是否成立,所谓“经史子集”,也只是挑感兴趣的书读,《诗经》《庄子》没有问题,《大学》《中庸》则根本读不进去。二十四史没有读完,倒是取巧读近人做的通史或专史,以及《万历十五年》之类。诗文集浩如烟海,自然只好取半瓢饮,一读选本如《文选》、《古文观止》、《古诗源》;二是个人特别喜欢者,从屈原到秋瑾苏曼殊,亦不过二三十家而已。自忖所具备的古典知识,大约仅及从前的开蒙学童水平,根本不可以言学问。至于当代学术及创作,阅读多是出于对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偏好;作为文学编辑,或者这也可以算得是一种职业需要罢。    鲁迅在答《京报副刊》关于“青年必读书”的问题时,强调“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他的理由是:“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又说,“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都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这是身为“过客”的沧桑感言。鲁迅的书所以对我构成巨大的魅惑,也无非因为它像外国书一样,教我接近“实人生”。多读一点中国书,对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不问而知是有益处的;只是中国书作为同质的精神产物,最多可以供作传统文化批判的对象,却无法提供认识和批判的利器。这是我的认识,也是我近二十年多读外国书的原因。    鲁迅补充说:“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其实,仅就作文而言,我也以为外国书更丰富,可以提供更多的范本。中国诗文体制短小、含蓄内敛,少有汪洋恣肆、离奇变幻者。就说我所迷恋的海涅、马克思的政治及思想评论,广博、睿智、犀利而富于文采;赫尔岑的回忆录,时代和个人连为一体;尼采的闪电般的箴言体随笔,本雅明灵光四射的文论;巴什拉坩锅式的把科学、哲学和诗搅到一起,德勒兹狐狸般出没、浮云般聚散,这样的文字简直无法以旧有的文体命名,我们哪里有呢。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4-12-29 21:44 2677 0 2014-12-29
此时此刻 假相、偶像与偏见 attach_img
假相、偶像与偏见 ——重温培根,联想种种 文/言破空(蒙特利尔) 弗朗西斯·培根 培根说,四类假相阻碍人思维。(There are four classes of Idols which beset men’s minds. )Idol 汉译有偶像、假相、屏障等多种意义。在此暂取“假相”,读者勿拘泥。现不揣冒昧,略述一得之见并求教方家: 种族假相(Idols of the tribe):由人的本性而产生。人难免将主观意识,甚至意志与感情,混淆在对客观世界认识中,歪曲真相。而主观意识常和个人身世、环境紧密相关,故将它与种族联系。“种族”可解作社区、集团(党及其宗派)、阶层,甚至人种。因出身而有天生优越感,当属此类假相作祟。 洞穴假相 (Idols of the cave):因个人偏见形成。人作认识与分析时,会有不同的主观和片面,人人都在其所独特“洞穴”(性格、爱好、环境、教育、行业等)之中,难免坐井观天。 市场假相 (Idols of the market place):词语滥用而引起。语义(概念)含混不清,导致认识错误。一是原本不存在之物,却造出一些词来虚构其存在(或将来会存在,如“共产主义”),使人的认识发生错觉和混乱;另一种是人们交往中使用的有些语词,含义不明、模棱两可,导致人们认识有偏差,交流不畅。 剧场假相 (Idols of the theatre place):由于人们迷信权威与教条,崇拜历史和现存的一些“思想体系”,使认识僵化。由此认识和思想好比逢场作戏,人喊好,就跟着喊好。好在哪里?究竟好不好?反而从来不思考。 培根认为第三种最有害,因为词语常隐晦而蒙蔽事实,欲求真知灼见,勿诉诸口耳,而须直面事实。笔者认为,此说颇为精当,“市场”也很形象化,只是交换的非货物而是思想,使用的不是货币而是词语。 词语,无论政客密谋、商贾交易、情人幽会、泼妇骂街乃至领袖号召,都要使用,其污染程度超出货币。尤其常用词,难免言外之意,如暗指、影射、双关等等。故越是常用词,律师、法官等绝少使用。轿车、卡车、面包车,法律文书中一概作“运载工具”(Vehicle),正如实验报告或学术论文中瓷杯、玻璃杯等被代之以“容器”。 母语为中文者尤其须当心,独裁者与江湖术士最爱使用模糊不清词语蛊惑人心,搞些自己也说不清的“XX主义”之类。中文为此辈提供方便,有一段往事: 上世纪初,一比利时神甫在中国北方传教,能操国语与几种方言。被问及:中文是否表达含糊的语言?答:任何语言都能精确表达,也能含糊其词,端看说话者态度。倘若你不想把话说清楚,最好就用中文。诚哉斯言,难怪我们人生识字糊涂始,中文可以做到“你不说还好,你越说我越糊涂”。 儒教以名为教,这是古代极重要的观念。胡适认同冯友兰,说道:“名”就是文字,即写的字,“名教”便是崇拜写的文字的宗教,信仰写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以往写过字的纸不能当垃圾,有“字纸篓”收集焚毁。可以肯定的是,英语等拼音文字由音及义,可以不在乎形而沟通。但中文常是形、声、义,先看字形,再听读音。至于为了写出来悦目,读起来悦耳,更使代复一代耗费心血,甚至死到临头,仍不忘口占一绝。 二千年专制使国人含蓄内敛,不会得意忘形,见了方块字却得形忘意。譬如满街“打倒XX 主义”、“XXX 万岁”(这类景观在欧美看不到)就为之起敬、慑服,至于XX、XXX 究竟啥意思?懒得思想了。词语(形与声)原是思想的载体、包装,岂可舍本求末,买椟还珠? 中国环境污染,其实语言污染更甚。譬如称年轻女性,一律“美女”,不知是何用意。说话越来越短,一字千金,文句却越来越长,一反古文过简毛病。而当政者尤甚,因为有话语权,鼓唇舌、摇笔杆,“民主”变成“协商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句型冗长、拖沓,暗中布下伏笔,让人读得昏昏沉沉,潜移默化(有催眠术成份)。 如以“权力”、“法制”替代“权利”、“法治”(利用中文同音字多),不知不觉,你的就变成他的。这使人想起50年代,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各取所需”被改成“按需分配”,而正巧列宁还强调过,共产主义“社会就不必在分配产品的时候规定每个人应当领取的数量;每人将‘按需’自由地取用”(《列宁选集》第3卷第254页)。列宁言之凿凿,胆敢欺师灭祖?这同你的“权利”变成他的“权力”一样,你慢慢等着吧,等到共产主义,仍不能自取,要等人家分配。 笔者曾思索姓名次序的内涵,习以为常使人感觉麻木,不复思考而附和作跟屁虫,国人尤其,故而难出牛顿,这恐怕是钱学森未想到或者想到而未说的。另一位英国人瓦特,少年时问奶奶:为啥水壶盖扑扑跳动?奶奶回答:水开了。瓦特倘若到此为止,就不知蒸汽机哪年问世。 儒家有“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后人朱熹等也搞“格物致知”,然终归语焉不详。他们的意思似乎与培根学说略有交集,但鸡零狗碎不成系统,且表述欠清晰。切望热爱中华文化者,莫先入为主,堕入种种假相而不能自拔。 四假相载于培根《新工具》 ,中文版收在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内。不妨看英文,文字比小说清新易懂,与中文迥然不同,The New Organon,原作则为拉丁文。Organon,工具,源出希腊文。新,盖因亚里士多德著有《工具论》。有些人头脑里假相作怪,诋毁“言必称希腊”。其实,何止奥林匹克,古希腊为欧洲文明源头,在人类文明众多领域高擎火把,遥遥领先。显而易见者如建筑,美轮美奂。美洲有,欧洲则巴黎抄袭罗马,罗马抄希腊,更有隐而不显之学术思想,乃至民主政体、选举方法等等。爱琴海文明,与尼罗河、印度河、黄河流域文明不一样,大不一样。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5-3-12 12:10 2569 0 2015-3-12
此时此刻 托马斯·阿奎那:信仰与理性的调和 attach_img
托马斯·阿奎那:信仰与理性的调和 本博点评:理性和信仰在本质上不可调和,阿奎纳的伟大就在于他努力调和了这不可调和的。如果说他的800年前的前辈奥古斯丁引入柏拉图是为了小心翼翼地让理性成为基督教的装饰,那么阿奎纳就是明目张胆地让理性登堂入室。理性最终将彻底改变宗教,但是没有理性的宗教无法与时俱进。阿奎纳并非不知道这风险,而是他更相信亚里士多德是无法被永远拒绝的。对神的信仰无需理性,但是神学不能摈弃理性。阿奎纳面对已经堆积如山的古希腊文献,他知道抵抗是徒劳的,而与理性合作是必须的。他成功地抵御了美女的诱惑,但是他无法抵御亚里士多德和古希腊的美丽,因为他自己就是理性的。——林炎平 最初,一说到我们或许该向托马斯•阿奎那学习,会让人觉得很怪异。托马斯•阿奎那是中世纪的一位圣师,据说他在极度兴奋时会漂浮到空中,与圣母玛利亚相见。他热衷于解释天使们的所言所行。可是…… 现在,阿奎那依然有用武之地,因为他可以帮我们解决始终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怎样调和宗教和科学、信仰和理性之间的矛盾。阿奎那既是哲学家又是圣师。因为不愿放弃信仰也不愿愚信,他发展了一套新的理论来理解人类生活中理性的位置。阿奎那最杰出的贡献就是:他使西欧的人民认识到,不只是基督徒,任何人只要利用理性——上帝赐给人类的最伟大的礼物——都可以获得真理。基督教思想认为,非基督教徒在不信仰或是不了解耶稣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拥有智慧的,而阿奎那打破了这一思想僵局。他使人认识到智力是人所共有的,也使基督徒们认识到任何年龄任何地方的人都具有理解力。阿奎那对当今世界影响巨大,因为现在的人们不管教义或背景,坚持认为优秀的思想可以来自世界任何角落。 正被天使安慰的托马斯•阿奎那 1225年,托马斯•阿奎那出生于意大利的一个贵族家庭。他年轻时,曾前往那不勒斯大学学习。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作家创造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在那时被重新挖掘出来的,因为早期的基督教学者刻意回避了这些作家。在大学期间,阿奎那也受到了多明我会[1]的影响。与其它教派不同,多明我会是一个新型的僧侣修道会,它的会员认为他们应该住在外面的世界里而不应该住在修道院里。 在违背他家人意愿的情况下,阿奎那决定加入多明我会。传言,他的家人为了表示其对基督教的虔诚,绑架了阿奎那并把他监禁在他们家的一个城堡里。阿奎那写了很多急切的信给教皇,陈述他的理由,请求释放。然而,教皇政务缠身,顾不上理他,因此阿奎那继续被关押着,通过给多明我会的僧侣写信和辅导妹妹们消磨时间。据传,在这段时间,他的家人甚至派穿着低胸衫的娼妓去诱惑他,试图让他放弃做僧侣的想法,但是阿奎那却用铁条把她赶走了。 由于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后他的家人只好把他放了。之后,刚愎任性的阿奎那(在他家人看来)永远地加入了多明我会。为了继续自己的学业,阿奎那去巴黎大学继续学习。在那里,他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学生,但同时也是一个极其多产的作家,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他写了将近两百篇关于基督教神学的文章。他起的书名既漂亮又奇怪,叫《神学大全》和《哲学大全》。他也成为了一个广受欢迎和极具影响力的老师,最后,多明我会的领导人允许他在那不勒斯建立他自己的学院。就这样,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传播知识的事业中去。让人赞誉有加的是,甚至在他去世的时刻(45岁),阿奎那还在给《雅歌》[2]作注释写评论。他死后被天主教会封为圣徒,现在,他是教师的守护神。 阿奎那的其中一个主要的智力上的志向就是:弄明白人们是怎么分辨是非的。这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他有这个志向只是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想知道人们是怎样确定他们的行为能够使他们进天堂的。阿奎那意识到许多看起来十分正确的思想却不是来源于基督教徒。例如,他十分钦佩亚里士多德,但是这个人却完全不了解福音书上的真理。为了处理这种窘境,他就宗教信仰和理性思维之间的兼容性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证。 阿奎那知道,许多哲学家都是异教徒,但是这并没有阻碍他们拥有洞察力,因为,正如他所提出的那样,单靠理性,人们也可以成功地探索世界。为了解释单靠理性人们如何探索世界,阿奎那指出宇宙和它的一切动力都根据两种法则运行:“自然的法”和神圣的“永恒的法”。 对阿奎那来说,最关键的一点是,“自然的法”是“永恒的法”的一部分,利用独立的理性进行思考,我们也可以认识到这点。阿奎那拿耶稣的训诫举了一个例子。耶稣曾训诫其门徒说“要像你要求别人对你那样对待别人”。耶稣可能已经使这句话变成了一条特定的重要的法则,但事实上,它始终都是大多数社会团体的道德原则的奠基石。这是怎么回事呢?阿奎那指出,这是因为人们不需要上帝的直接干预就可以了解自然法则。只要通过仔细的推理,人就可以自觉地遵循上帝的意愿。阿奎那承认在少数情况下上帝只利用神法行事,超越了人类理性的界限,而且他举了先知的启示和天使来访的例子来证明。然而,大多数有用的知识都可以在自然法管辖的领域里找到。 攻占巴士底狱 阿奎那认为每个人都具有推断什么是真实的能力,这一思想带来了政治上的解放,因为不管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强者还是弱者都毫无区别的拥有这种判断力。他认为,奴隶应该服从主人,孩子应该听从父母,但是如果他们被要求去做违背自然法则的事,他们不应该服从命令。这就为道德政治异议说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至今,我们仍然在用抗议、非暴力抵抗、甚至反对暴君统治的正义革命的形式来延续这一传统。 阿奎那的思想出现在伊斯兰文化面临两难境地的时候。伊斯兰教同基督教一样,面临着如何调解理性和信仰之间的矛盾的问题。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伊斯兰教的哈里发[3]在西班牙、摩洛哥和埃及的统治扩大起来,由此促使许多新科学知识和哲学的产生。但是,由于严格的宗教领袖的影响日益扩大,到阿奎那出生的时候,伊斯兰教徒变得十分暴虐和教条化。例如,他们激烈地反对伊斯兰的哲学家阿威罗伊(阿拉伯名字叫伊本•鲁世德)。像阿奎那一样,阿威罗伊深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认定理性和宗教是相容的。然而,对此感到焦虑的哈里发——从不偏离上帝话语的字面意思——禁止阿威罗伊思想的传播,焚毁了他的一切书籍。 伊斯兰的哲学家阿威罗伊 阿奎那读了阿威罗伊的书,明白他和这名穆斯林学者在进行着同样的事业。他知道,伊斯兰国家日益渐增的对理性的偏激排斥会损害它曾经繁荣的理性文化。一定程度上来说,正是由于阿奎那的思想,基督教才没有经受像伊斯兰教那样愚昧的发展过程。 例如,将近四百年后,伽利略将利用阿奎那的作品来为自己正名,因为他追求科学知识的方法不在圣经里包括。我们今天的文化教育所重视的自由探索精神也是阿奎那的遗产:他提倡的思想方法正是我们今天所称的多元主义的早期形态。 虽然阿奎那是一个信仰坚定的人,他却因此设定了一个哲学框架,使得人们对宗教的怀疑不至于发展过度,而又有助于开放的科学探索。从个人层面来说,阿奎那提醒我们,智慧(也就是,我们需要的思想)的来源有很多个。智慧来源于直觉,也来源于理性;来源于科学,也来源于神启;来源于异教徒,也来源于僧侣:它同所有的这些不同来源的思想都意气相投;它只管吸收利用有价值的东西,毫不关心它们来自哪里。这听起来很简单,等我们意识到在生活里有多少次我们没做到这点时,就不觉得简单了:有多少次我们轻视来自一个看起来是“错误”来源的观点:这个来源或许是一个有着错误口音的人,或许是一份与我们的政治理念不同的报纸,或许是一篇文体太过简单或太过复杂的散文,或许是一个戴着羊毛帽子的老太太。 译注: [1]多明我会:多明我会(拉丁名Ordo Dominicanorum,又译为道明会),亦称“布道兄弟会”。会士均披黑色斗篷,因此称为“黑衣修士”。天主教托钵修会的主要派别之一。多明我会特别提倡学术讨论,传播经院哲学,奖励学术研究。当时在欧洲的许多大学里,都有该会会士任教。 [2]《雅歌》:是圣经66卷中很独特的一卷书,全书中心是讲男女间爱情的欢悦和相思之忧苦。全书很短,只有117节,内容深奥,体裁奇特,文字秀丽,富含东方色彩。 [3]哈里发:哈里发是伊斯兰政治、宗教领袖的称谓。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代治者”、“代理人”或“继承者”。 注:本文由weiyayun译自《哲学家邮报》,转载自“哲学园”微信公众号。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5-5-17 16:26 2497 0 2015-5-17
此时此刻 重建的历史:薛忆沩与《白求恩的孩子们》 attach_img
重建的历史:薛忆沩与《白求恩的孩子们》 文:怀素 薛忆沩的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2012年由台湾新地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将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痕迹的小说。这部小说具备了优秀作品的两个标准,就是内容与形式的相得益彰。 小说写了三个孩子和两个家庭,在特殊历史阶段,在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思想影响下的悲剧命运和曲折历史。它横贯中国文化大革命至今近四十年的跨度,或者可以称做“一个年代的副本”。作者站在中国“纪念白求恩”和西方“白求恩传”的两极,用哲学和思辨再现历史,重新阐述个人在历史中的错位和历史判断的双重价值。中国版白求恩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与西方版中骄傲任性,追求个人价值,把战争当做生命的驱动力的白求恩,作为同一个人在不同价值体系中被塑造的不同形象,在作者笔下有极富含义的注解。更重要的是,作者描写了一代人,不仅是中国人,还有加拿大人,在白求恩精神中长大,在精神上,他们是白求恩的孩子,但他们并不知道真正的白求恩是怎样的人。历史的双重标准及复杂,让这个时代显示出荒诞的合理性。可贵的是,《白求恩的孩子们》重建了一段特殊的中国历史。 薛忆沩 个性化写作与历史的重建 以个人生活再现历史的写作,可以上溯到乔伊斯。在《尤利西斯》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人命运和情感在历史中的再现。它不仅有历史的高度,还有文学特有的温度。小说不是历史,但它比历史更丰富也更复杂,小说是历史人性的解读。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小说就失去了它最本质的定义。薛忆沩小说最大的贡献,是他对一段特殊历史进行了历史学做不到的精彩描述。他打碎了一个时代的偶像,把神还原到人本质。他解剖了一个时代,让读者从一个个细节,重新触摸那个时代的体温。从某种角度上说,这是对历史的颠覆,同时是对历史的重建。 作者用我,扬扬和茵茵三个形象在不同时期对白求恩精神提出质疑,而这种质疑都在对利己和利人的定义上,比如扬扬的死,这个十三岁的孩子,在遗书中质疑了生活和偶像的关系。“为什么我的身边没有高尚的人”,“我要去找白求恩,他会好好照顾我的。”而茵茵,对生活的真实提出质疑,“我的生活像假的一样。”虚幻和真实,成为历史的奥秘,也是人生的奥秘。而我,带着生命的重负来到白求恩的故乡,我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人,他们此来,就是要还原历史的错位。 薛忆沩的文学创作,在不同时期受到加缪、茨威格很深的影响,而在《白求恩的孩子们》里,乔伊斯对他的影响至关重要。就如《尤利西斯》一样,作者在寻找他的精神之父,而白求恩,就是他的精神之父。作者用给白求恩写信的第二人称的亲近形式,三十三封信组成一个长篇,“一个女孩”,“一个演员”,“一个雕像”—— “一个”是所有篇章的定语,“一个”人或“一个”物组成的个性化历史,是文学中的“这一个”,也是小说中的“这一代”。 中西贯穿的大格局 构架工整,文笔绵密,是薛忆沩小说一贯的风格。在这部小说中,时间和空间,构成一个十字架,纵横缠绕,绵绵不绝。在空间上,从中国来加拿大的作者,与从加拿大去中国的白求恩,在这本书的书写中相遇,最终以精神上的父子相互理解,而所有具有意义的日期,都被钉在时间之轴上,一代人可能遇到的重大历史事件,改变人物生或死的前提。历史如此强大,个人命运在历史中虚妄缈小,却印证真实。 这部书有四条线索,杨杨一家的命运,我的命运,白求恩的命运,中国的命运。这是经线。而由时间,特殊的日期等数字的对照,形成全书的纬线。作者在谋篇部局上极为用心,显示出作者的美学格局,对立统一,相辅相成。我的加拿大和白求恩的中国,茵茵的死亡与蒙特利尔工学院十四个女生的命运,中国的白求恩的孩子和加拿大的白求恩的孩子——都在复调形式中展开。而分开的每一封信中都含有多重线索,使情节在有序中错综展开,引人入胜。薛忆沩曾说过,乔伊斯不厌其烦的细腻和一丝不苟的节奏,是他永远钟情的偶像,它“可以揭示人性的奥秘,传播语言的隐私,展示时间的魅力”。这也是薛忆沩小说呈现的特质。 小说描写了一段历史,一个家庭的毁灭,扬扬,茵茵和他们的父母。小说以扬扬母亲的死,一个预言家和前瞻者的离世而告结束。白求恩的时代终将消逝,白求恩的孩子们将成为历史的句号。 语言的逻辑与思想的逻辑 薛忆沩的文字拥有一种很特殊的风格。初初看来,感觉很西化。细细读来,才发现,这其实是作者最能表达思想的方式。 西方语言与中国文学的不同之处,是中文是灵动的情绪性表达,尤其是小说语言,追求的是描写的传神和诗化的神来之笔。而西方的语言,传承了拉丁语的结构严谨和定义清晰,它的介词和从句的使用,使语言表述的逻辑性很强,这就是我们通常概念中的欧化语言。 薛忆沩的语言就是这样严谨和逻辑化的语言。有人认为他的语言西化,或西而化之。这当然与他对西方哲学的喜爱有关,也与他的西方教育背景有关。 但在阅读中,我越来越感到,他的貌似西化的语言,其实来自他内在思辨的表达和理性的追求。从根源上讲,他的语言的形成是表达思想的结果。或者说,薛忆沩找到了表述他思想的最佳语言形式。薛忆沩本人酷爱数学,在文学创作之余,用解数学难题来休息大脑。他又极度追求完美,他的很多作品,都是重写之作。这样的个性在他的作品中均有体现。他的语言常常含有多重含义,这样的语言,并不能简单地的用西化来定义。我认为这其实是个性化语言,它与内容完美结合,在内容和形式上,形成个人色彩。 这实在是一种好的语言,正如何怀宏所说,它干净,温暖,美丽。它在表达中丰富而准确。有人评价说,薛忆沩的文字有“数学的精确和浓郁的诗意”,这是对薛忆沩文字准确的评价。也正是这样的文字,才有可能让“语言和故事达到平衡”。 哲学思想与多重的主题 《白求恩的孩子们》突破了薛忆沩早期写作中信仰的存在主义哲学。他的写作追求不再仅仅展现“他人即地狱”或者每个人生命中黑暗的部分、隐秘或荒谬。当然,这些因素还隐匿在他的书写中,却被另一种思想夺去锋芒。作者更多的,开始表达他对历史观的新概念,一种打破传说的真实,一个人性化的主题。同时,作者在精神上走到另一个高度,这就是悲悯,宿命和无常。比如扬扬母亲听到哀乐时的“疯话”:“又一个孩子死了”时,表达的悲悯。又如茵茵的命运与蒙特利尔工学院十四个女孩的死亡的对比(编者注:1989年12月,蒙特利尔埃科勒大专学校发生的枪击事件中,14名女生被打死,然后凶手开枪打死了自己。)——作者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大框架里,站在普遍人性的高度去思考。用这样的概念来诠释和表述的文字,自然更阔大而深邃。这是作者在学贯中西之后必然呈现的气度,这样的视野,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极为罕见。 把中国的命运作为世界的一部分,让小说的主题具有了终极关怀的意义。作者制造了一个思辨的迷宫,在大格局上,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开阔的思想,而从每一个细节描写,作者都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思辨和质疑,思辨无处不在,质疑亦然。 作者精神的探索,最终得到了宿命的结局。最后的章节,面对加拿大和中国交叉的世界,面对时间和空间的相对立而不能求其解,作者一度沉入宿命和生死轮回,一种对精神不死的探索,一种偶然与必然的神秘。比如,茵茵在金发女孩身上的复活,扬扬笔记本的丢失与其母亲的去世,结尾处的节奏更是急弦繁管,更加不可控制地的走向未知之境。人物在生命不能承受之下,世界不再因为他人的存在而荒谬,世界被一种力量控制,世界是宿命的,而我与白求恩的所有故事,都是因为注定的“必须”。 附: “必须”之谜——《白求恩的孩子们》代序 文:薛忆沩 你也许知道,白求恩一生两次结婚,两次离婚。他的两位前妻是同一个女人。在第一次结婚之前,白求恩曾经向他未来的两任妻子保证,他们的婚姻也许不会给她带来“幸福”,但是绝对不会让她感觉“乏味”。白求恩的这两次婚姻都以“无后”而终。 在与同一个女人第二次离婚将近五年之后,白求恩告别了他所有的情人(包括对他的思想和生活影响至深的那位著名画家,他的“小种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当然没有想到这是一条不归之路。他当然没有想到他与中国的结合是致命的结合,又是永恒的结合。他当然没有想到这种结合会使他成为在“新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那十年里耀眼的政治明星(他是紧排在四位伟大革命导师之后的最著名的外国人)。他更不会想到,与他的前两次婚姻相反,他与中国的结合将在那最黑暗的十年里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开花结果:作为“高尚的人”和“纯粹的人”,作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这位加拿大医生借助地球另一侧的剧烈社会动荡,用他的“精神”(而不是他的“精液”)孕育了数以千万计的孩子。这是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的奇迹。 我是这数以千万计的“白求恩的孩子们”中的一个。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为这种称呼而不安和激动。这种称呼出自一个疯女人之口。它根源于她惊人的发现。她发现了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不变的“身份”。这个疯女人是我一生遭遇过的许多疯女人中的一个。她的这一发现让我对“疯狂”充满了敬畏。 我一直想写下“白求恩的孩子们”的故事。但是,我恐惧它的真实。我知道,那严酷的真实会限制想象的空间和虚构的自由。所以我一直在推迟我的写作,推迟过去的重现,推迟意义的实现…… 直到我听到了那个噩耗,那疯女人的噩耗。那噩耗激起我的忧伤,又唤醒我的灵感。我突然知道了应该怎样写出“白求恩的孩子们”的故事。刹那之间,真实与想象因为那奇特生命的死亡而融为了一体。 现在,大多数“白求恩的孩子们”都还活着,而且都还生活在中国。他们中的一些人正主宰着举世瞩目的中国的命运。而我的这部作品中的三个主要人物既是“白求恩的孩子们”中的特例,又是他们中的典型。他们都已经离开了埋葬着白求恩的中国。他们中间的两个已经死去,一个死于那最黑暗的年代结束的前夕,死于自杀;另一个死于八十年代结束的前夕,死于“误伤”。而唯一幸存下来的人物是小说的叙述者。他背负着那两种死亡的包袱,在九十年代初,走了一条与当年的白求恩正好相反的道路:经香港抵达温哥华,最后定居于蒙特利尔。他正在这座白求恩生活过八年的城市里经受着异乡的异化。 我在白求恩的档案里无意中读到了他登上横越太平洋的客轮的当天给他的“小种马”的告别信。信中的第一句话给我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存在”之谜:为什么白求恩“必须”去中国?我的写作告诉我,我已经在接近那用任何其它方式都无法接近的谜底。 我们用不同的语言写作,但是这“必须”之谜是我们共同的资源。它肯定会激起我们同样的惊叹,会让我们的想象力突破语言的边界,为文学发现更广阔更奇异的空间。 白求恩是中国和加拿大的共同遗产。“白求恩的孩子们”也应该成为我们两个国家文学的共同记忆。 (本文摘译自薛忆沩给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一封信)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5-7-5 11:11 2473 0 2015-7-5
此时此刻 加缪的“百年孤独” attach_img
加缪的“百年孤独” 文 / 薛忆沩(蒙特利尔) 1942年夏天,在巴黎濒临沦陷的前夕,法国最权威的伽利玛出版社推出了一位二十八岁的法裔阿尔及利亚青年题为《局外人》的处女作。六个月之后,这家出版社又推出了同一位作者的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这两次互动的出版为二十世纪建立了一座文学的凯旋门。因此,1913年11月7日变成了文学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出生于1913年11月7日的阿尔伯特·加缪只在这个荒谬的世界上生活过四十六年。1960年1月4日,他乘坐小伽利玛驾驶的汽车返回巴黎。在距离巴黎大约一百公里的地方,汽车突然偏离方向,猛烈地撞到了路边的一棵梧桐树上,车身裂成两半。警察在当场身亡的加缪的外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张回巴黎的火车票,又在他的手提袋里发现了一份小说手稿(许多年以后,读者们将会知道,那居然是一部以寻找个体生命的起点为激情的小说)……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贴上“荒谬”的标签,正好回应遇难者专注的文学主题。 这荒谬的结局使这位到目前为止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第二年轻的获奖者成为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中最年轻的谢世者。他创下的这谢世的世界纪录应该是永远也不会被人打破的。 195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被认为具有强烈的政治用意。因为当时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冲突已经高达白热化的程度,将桂冠抛到一位法裔阿尔及利亚作家的头上似乎有利于冲突的降温。结果却适得其反:加缪的获奖不仅没有讨好正在谋求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也引起了法国知识界左右两派同样强烈的不满和反感。这时候的加缪已经因为与萨特的著名论争在法国的知识界备受冷落,而使他左右都不能逢源的主要原因还是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立场:他同情受压迫的阿拉伯人,但是却反对他们的武力抗争;他反对法国政府不人道的殖民政策,但是却坚决主张阿尔及利亚应该是法国的一部分。如此纠结的立场与加缪的出生有很大的关系。他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贫困法裔家庭,既带有很深的阿尔及利亚草根情结,又对宗主国或者说祖先的文化有强烈的认同。他的这种立场一年前就让他处于荒谬的境地:当时他专程去阿尔及利亚,想用他的文学盛名给冲突降温。结果,他一方面受到了法裔右翼分子的阻饶,同时又受到了阿拉伯左翼分子的监视。在一次集会上,他甚至听到了“处死加缪”的叫喊。这种经历成为了加缪的前车之鉴,所以在瑞典领奖的时候,他对阿尔及利亚问题避口不谈。而面对斯德哥尔摩大学学生们的质疑,他用母亲来抵挡。他说他的母亲仍然住在那里,他不得不为她的安全着想。与《局外人》对母亲的生死极为冷漠的主人公相反,《局外人》的作者对母亲充满了世俗的温情。 萨特应该说是加缪的伯乐。《局外人》刚一出版,他就意识到了它的巨大价值。刚刚完成自己纪念碑似的巨著(《存在与虚无》)的哲学家为那部处女作写出了长达六千字的书评,将名不见经传的阿尔及利亚青年与卡夫卡和海明威相比。但是,这两个对异性都极为着迷的男人(据波伏娃的记载,他们在一起谈论得最多的不是哲学而是女人)最后终于因为不同的道德观而分道扬镳。我一直认为,与萨特的论争和破裂是孤独的加缪命中注定的结局。那论争和破裂将加缪变成了法国知识界的局外人;我同样一直认为,萨特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谢绝其实是萨特与加缪的正式绝交,是萨特对自己发现的千里马七年前的胜出的正式回应。早已经从“存在”变成“虚无”的加缪再一次遭受了代表着主流的哲学家的抛弃。 加缪是一个天生的孤儿。当他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他的父亲就从世界大战的战场上走出了世界。而他的母亲是一个半聋的文盲,终生都很少开口说话。加缪的童年就笼罩在死亡和沉默双重的阴影之中。而他充满人情味的立场又让他总是处于“政治上不正确”的境地,让他成为法国知识界的孤儿。他的女儿称他完全就是一个“阿尔及利亚人”,他在那里度过了他短暂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他的《局外人》和《鼠疫》都以那里为场景,他的文字里经常透出他对那片土地的骄傲和热爱……但是,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还是将他作为“殖民主义者”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一百年后的今天,那里的学校仍然不教他的书,那里的书店仍然不卖他的书,他在那里的故居仍然只是普通的民居,而没有被“打造”成文学圣地或者旅游景点。 荒谬的死亡并没有中断加缪的孤独。他的名声在六、七十年代继续滑落。他富于人情味的思想继续被“继续革命”的滚滚红尘淹没。这就是为什么那部与他共同经历了最后的荒谬并且幸免于难的手稿要等待三十四年才与读者见面的原因。它在等待包括萨特在内的许多法国知识分子都热情支持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它在等待由几乎是清一色的法国留学生组成的红色高棉领导阶层的溃散,它在等待萨特一代左派的正寝,它在等待那激动人心的一九八九年,那以柏林墙的倒塌为标志的冷战的终止……1994年,《第一个人》终于在法国出版,并且立刻登上了畅销书的榜首。三十四年前那场荒谬车祸的遇难者复活了。天生的孤儿再一次成为了文学的宠儿。 年轻的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中义正辞严地为唐璜辩护。他自己就是现代的唐璜。他的一生是不断追求女人的一生。他与生俱来的孤独注定了他的这种追求。他的这种追求又加深了他与生俱来的孤独。对女人的爱是加缪生活的艺术,也是他对荒谬的反抗。而加缪在短暂的一生中得到了那么多女人的爱,这不仅是他本人的幸运,也是无数热爱他的文学的局外人的幸运。 在1959年最后的那三天里,加缪分别给自己在巴黎的三位情人写下了同样激情的信,表达对她们同样强烈的思念。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写下的不仅是情书,还是遗书。那些等待着他们下一次约会的女人在几天后的同一个时刻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同一条噩耗。那是她们一生中最大的噩耗。她们共同的爱人将自己无法忍受的“百年孤独”完全抛给了她们。她们要在那“孤独”之中度过她们各自平凡的余生。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5-3-18 12:08 2391 0 2015-3-18
此时此刻 假如没有卢梭 attach_img
假如没有卢梭 文:陈秀燕 读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时,我惊异于他的新奇的思想,却又常常假设,假如没有卢梭,是不是就不会有马克思,那也就没有列宁和十月革命,那历史上太多的革命事件是不是可以避免?假如没有卢梭,那么法国大革命是否可能有别的方式?假如没有卢梭,那么当下的文明是否不会让我想到枷锁,不会让我的心情如此失落?可惜,当我以今天的目光来审视历史的时候,恰恰证明这些历史已经真切地发生过。历史的洪流席卷而来,究竟是那些民众,那些英雄背后的平民造就的历史,还是英雄本身;他们是该青史留名还是“千古罪人”?何以,振臂一呼,就让那么多人前仆后继地流血。 一、暴力革命 作为《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基础,卢梭在书中的种种论证其实不过是为了论证暴力推翻政权的合理性。而卢梭这看似合理的暴力革命,其实不过是使人们留了血,放光了热情,换了人,又继续回到不平等状态罢了。 暴力革命是最为激进的方式,也似乎最容易激起民众的热情,进而参与到其中,但人们没想到的是,暴力革命之所以能成功,那么只能说明一点,新生的武装力量,要比旧的强大得多,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新生力量的控制权在少数人手中,当这个少数人终于以革命的方式推翻了旧的政权,建立新政权之后,人们亦只能祈求他是好的当政者,但是,又有多少当政者有“以独裁的方式结束独裁”的魄力和勇气呢?由头至尾,民众都没有主动权,民众又能享受到多少革命胜利的效果呢? 那么,回到中国现实来。我们同样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了封建帝制,然后呢,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国民众依旧在官僚的压迫下生活,而后,国共联手北伐,结果却迎来“四月政变”,再然后是国共的十年内战,最后终于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这么多的流血牺牲换来的和平不过十余载,而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又有多少人牺牲?!这漫长的历史,每每让我不堪回首,何以每次的留血牺牲换来的不过是片刻的安宁?或许,暴力革命的问题就在于暴力革命之后建立的政权,它的有效性和合法性都不高,以致当权者担心,今日我以暴力革命推翻他人,难保他日,别人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我。在这里,革命胜利之前是正义的,胜利之后就只剩下被镇压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暴力革命胜利后,个体的公民又能获得多少的自由和平等呢? 反观中国现状,中国当今社会,官民冲突越来越尖锐,以致很多人都担心是否会有流血事件出现,甚至有人期待这样事情的发生来拯救处于边缘的底层民众,殊不知,暴力革命的出现,最先受到伤害的就是底层民众。 假如在今天的中国,还有人想以暴力革命方式来对抗,并且多人响应的话,那我觉得这是民族的悲哀而非幸运。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政府已经不得人心,人民群众才揭竿而起;另一方面则说明,我们的教育并没有取得成功,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和伤痛已然被我们忘记。这两方面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二、文明 “人类的进步史就是人类的堕落史”“是否有人听说过,一个自由的野蛮人想过要抱怨生活,想过自杀”卢梭的这两句话,道出了文明的落寞。每一个生活在现代文明的人都感受过这种现代文明带来的副作用。文明是一把双刃剑,我想这应该是对文明最好的概括。我们受益于文明这把剑的一面,必然同时被另一面割伤。我们从原始的自然状态中逐渐脱离出来,克服了环境的恶劣,经过一代又一代文明成果的积累,我们得到了丰富的物质生活。可是也正是这些所得,让我们的欲望愈益膨胀,让我们越来越难得到满足。正如卢梭所说的那样,“他们利用空闲时间为自己创造了父辈未曾享受过的许多舒适条件,但这也给自己套上了未曾预料到的第一副枷锁”,于是追求享乐为我们套上了一层层的枷锁。 这些层层的枷锁,让我们困在了自己的世界中。 但是,这个文明的世界,是否真的是进步,面对这样的文明的落寞感我们是否要无力抗争?是,所以承认你的渺小吧。这样子,我们的内心不用受那么多的煎熬,为自己的灵魂找一个依托,找一个信仰吧,这样的灵魂,我们的精神才能有所依托,才能从枷锁当中寻求拯救。 三、自由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这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一句经典名言。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也处处可见卢梭对自由的歌颂。“当我看到生来自由的野兽受不了监禁,在铁笼的栅栏上撞得脑浆迸裂;当我看到成千上万赤身裸体的野蛮人鄙视欧洲人的享乐生活,忍饥挨饿,为了捍卫自己的独立,冒死抵抗火与剑:我就觉得,奴隶是没有资格谈论自由的。”这段精彩无比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卢梭对自由的珍视。 卢梭对自由的论述,在《社会契约论》里更加清晰。“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权利;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为了权衡得失时不致发生错误,我们必须很好地区别仅仅一个人的力量为其界限的自然的自由,与被公意所约束着的社会的自由。” “这个社会公约一旦遭到破坏,每个人就立即恢复了他原有的权利,并在丧失约定的自由时,就又重新获得了他为了约定的自由而放弃的自己的天然的自由。这些条款无疑地也可以全部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为了使社会公约不致于成为一纸空文,它就默契地包含着这样一种规定——唯有这一规定才使其它规定具有力量——即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这几段话,其实很清楚地显示了,卢梭的自由,其实是一种集体的,或者是人民意志的自由,而不是个体的自由;但是,这里就存在和暴力革命一样的困境,假如人民意志是绝对权利,而且个体自由得不到保障,那么谁掌握了人民的意志,谁就可以任意剥夺了他人的自由。同时,人民的意志又流于虚无,在那种情况下,既不是普选,网络又不发达的情况下,谁能代表人民的意志?这里,我们可以看看刘小枫在《丹东与妓女》这篇文章里面写的一段,罗伯斯庇尔与人民的对话: “法律是什么?”人民问。 “法律就是人民的意志。”罗伯斯庇尔回答说。 “我们就是人民,我们的意志就是法律。”人民回答说。(人民在下意识地背罗伯斯庇尔的语录,所以,这句话其实是罗伯斯庇尔说的。) 罗伯斯庇尔掌握了政权,就代表了人民的意志,那么个体的自由还有可能得到保障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这样的情况,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也是有现实意义的。当然,并不是说我们的情况和当时的法国大革命后的法国相似,也不是说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上面所说的情况。我想表达的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利用人民名义却做着不利于人民的事情,也同样存在因为强大的民意而对司法程序造成影响的事件。我们要真正追求个体自由,就不应该让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现在最应该要做的就是推进民主,只有推进民主,才能使“人民”不会流于虚无,才能让权力真正“为民所用”。 看完书,总觉得有点若有若无的失落感,是为那历史上留血的人儿,还是为我们现在国家的现状而担忧,或许都有,又或许是为历史推进的无力感而失落。我们从小的教育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有其必然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历史似乎从来不曾属于过人民,在历史上留名的只是那些伟大的历史人物,甚至希特勒这样的人物,而“人民群众”永远只是“人民群众”。而他们或许为着同样的理想献出自己的生命,却不能在今天得到我们的缅怀。历史就是这样向前走,正如时间这样一刻不停地往前走,而这些人儿终有一天还是会被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上;又或者今天甚至未来的美好光景,足以让他们永眠。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5-5-1 10:18 2350 0 2015-5-1
加拿大蒙特利尔蒙城汇华人微博Montreal weibo    加拿大蒙特利尔蒙城汇华人Montreal Facebook    加拿大蒙特利尔蒙城汇华人Montreal twitter    加拿大蒙特利尔蒙城汇华人Montreal Youtube    加拿大蒙特利尔蒙城汇华人Montreal linkedin

QQ- Archiver小黑屋手机版 加拿大蒙特利尔蒙城汇网

© 2014-2024  加拿大蒙特利尔蒙城汇网 版权所有   技术支持:萌村老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