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林炎平 ( 蒙特利尔 ) 如果我们相信他人，我们可以进行合作，但是也可能上当受骗；如果我们不信他人，我们不会受到伤害，但是我们也无从合作。相信他人可能受到他人的伤害，但是不信他人将受到自己的伤害。 相信他人可能会被欺骗而一败涂地，但是不信他人将会孑然一身且一事无成。因此我们宁可上当受骗，学会在怀疑中相信，在相信中怀疑，而绝不应该由于害怕上当受骗而不信他人。 那些把所有人都想象成魔鬼的人，每日生活在魔鬼之中；那些把所有人都想象成天使的人，虽不能生活在天使之中，但是至少远离了地狱。每个人都有魔鬼的一面和天使的一面。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看到这两面，能够批判他人和自己魔鬼的一面而赞赏天使的一面，我们这个世界肯定会逐渐减少魔鬼的成分而增加天使的成分。 正因如此，直言不讳的批判极其有价值； 正因如此，相信他人的善意给自己的成功带来了可能。 相信他人，但是不要忘记批判！批判他人，但是不要忘记欣赏！

​文：程予东 早上看到几张截图，内心有挥不开的悲凉。面对美国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他们的语言表述不尽相同，但是大多是持欢呼鼓掌态度的。尤为悲哀的是右侧点赞摁钮，数千人拥着这样的留言。 我惊颤着，测想他们这样留言的动机，一时间不能确言。但是，一般情形下，当我们对某个对象心怀仇恨的时候，总是渴望那个对象倒霉，这样我们的内心就受到了安慰。这种安慰兴奋得遏不住，就鼓乐相庆。以这样的心理推测，这些鼓掌叫好的人大概也是这般思维吧。 他们心怀怨恨的对象是谁呢？那50多个被枪杀的人吗？那500多受伤的人吗？那些都是普通人啊，普通到和我们在任何一个音乐节上遇到的人一样。你们和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他们也没有伤害到你们分毫是不是？我这样说，大概你们也是能够认同的吧。可是我们又有这样的逻辑推理，爱屋及乌，恨屋及乌。我们喜欢某个对象，连带着喜欢和他有关的存在，我们恨某个对象，连带着恨和这个对象有关的存在。这是怎样的逻辑呢？大概就是情感亲疏判断吧。我们运用这样的逻辑看美国，也看其他国家，比如一衣带水的日本。当日本发生地震的时候，多少人兴奋难掩。死的人越多越好，最好日本下沉。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能够说什么呢？雨果说：治人者的罪行不是治于人者的过错；政府有时会是强盗，而人民永远也不会是强盗。换言之，美国和日本政府有时会犯错，但是人民不会犯错。人民是无辜的。无辜的人民受到灾难让人同情、伤悼，这是起码的人道。如果你具备起码的人道，就不会对无辜受难的人无动于衷，就不会对杀戮人民的凶手鼓掌欢呼，你一定会心怀仁爱和悲愤。 我们背离人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作为一名草根老师，我不由得想到了教育。我们的教育缺少逻辑教育和人性关怀教育。逻辑是一种基础工具，教人如何正确地思考和表达。科学研究对逻辑的倚重自不必说，人生随时随地之言（与人沟通交流）与行（思考、处理问题），都离不开逻辑。说话没逻辑，即不能有效表达和传递自己的想法；做事没逻辑，就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缺少逻辑常识，尤其容易沦为被他人愚弄的对象。 世界上很多国家在中学、大学阶段，都是将逻辑作为一种必修的通识教育。在中国，作为通识教育的逻辑课，已经缺席了数十年之久。我们看世界的逻辑是怎样的呢？问站队不问事实，问动机不问是非，问亲疏不问道理。所以，网络上，喷子很多，谩骂满天飞。有人给出证据，那些喷子也不看的，就是谩骂诅咒，让你不得不怀疑，他们是别有用心的人。 逻辑教育缺失外，人性关怀教育缺失也非常严重。教育的核心目的是培养人独立思考判断和道德自觉的能力。道德自觉也可以叫道德自律。这是人性所在，良知所在。人性是什么？人性就是看到别人遭难你有同情心；看到老弱病残你有怜悯心；看到仗势欺人你有憎恶心；看到作威作福你有愤恨心；看到阿谀奉承你有羞耻心；在强权面前坚守正义；在邪恶面前拒绝沉默；在暴政面前不助纣为虐；敬畏自然与生灵，坚守善良正义，拒绝谎言欺骗。在这起残忍的枪击案中，看到一则散发着人性光芒的温暖留言，一个男子伏在一群学生上面为他们挡子弹，“他们才20岁，而我53岁了，我已经过了一个美好的人生。”给我们人性震撼的是我们憎恨的。2014年南京青奥上做体操的17岁日本小姑娘从木马上摔了下来，全场中国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笑声欢呼声。小女孩淡定的爬起来给嘲笑她的人举了三个躬，全场鸦雀无声…… 如果泯灭了人性、良知，人会成为什么存在？别人遭难和自己无关；老弱病残扭头不看；觉得仗势欺人者本领不一般；作威作福令人艳羡；阿谀奉承演得欢；强权面前腰杆弯；邪恶面前沉默寡言；暴政面前为虎作伥；损毁自然生灵，谎言欺骗，事实面前瞒、瞒、瞒。没有良知缺乏人性的学生考了很高的分数，读了高等院校，计算机好的没准儿程序植入病毒，化学好的食品里勾兑苏丹红……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逻辑教育教人思考和表达，是认识世界，参与社会生活的基础，缺乏逻辑教育造成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网络上诉诸口水，生活中诉诸暴力。这样的情形非常普遍。人性关怀教育是良知的基础，缺乏良知的人，添加给世界的多是冷漠无情。 没有逻辑和人性关怀的教育，我们的教育要走向哪里？

大陆移民：离开“逆淘汰”的社会 文：陆岩（蒙特利尔） 蒙特利尔的中国大陆移民近几年明显增加。作为较早出来的人，我理解他们选择移民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国内已经打下事业的基础，有很好的工作，物质生活也很不错。而移民对他们意味着是要放弃这一切，到国外从头开始。中国人又历来有很强的家庭观念，如果不是有非常必要的理由，有谁愿意背井离乡，远离父母和家人， 到大洋彼岸一个讲不同语言的国度， 经受文化的冲击和思念的磨难。 最近听了几个新移民讲述他们的移民故事，使我对他们有了更深的理解。虽然每个移民都有他们做出移民决定的具体原因，但综合起来看，主要是中国的社会现实使他们失望，使他们不适应。他们虽也谈到环境污染，谈到官场腐败，谈到社会诚信的缺失，但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忍耐的。而最令他们耿耿于怀的是社会对坏人的接纳和对好人的排斥。 在政府机关工作的讲到官场上如今是越贪越坏的人越得到提拔；国企白领谈到跟领导出行时不想干对不起老婆的事就被排挤；大学老师提到能当上系主任的是不学无术，善于陪酒的钻营者； 医生则说如今医学院毕业生要进医院工作，要先拿出十万至二十万给医院领导，不懂得上供者成绩再好也找不着工作；护士讲的是传染病暴发时，科主任故意让那些平时不会拍马屁的医生护士进隔离区看护患者；小学生的家长则无奈地说，老师对学生也是区别对待，哪个学生的家长不识相，那个学生就会被为难。 而这样的事在当今的中国大陆已见怪不怪。官场上的卖官粥爵已经渗透到军队中；台上讲反腐倡廉，台下是大贪官的案例层出不穷；善于逢迎拍马、欺上瞒下之徒官运亨通；反而是不想同流合污、做亏心事的人觉得自己不入流，处处受掣。至于那些不懂走后门、拉关系的君子，就更是什么事都处处碰壁。 生物界的流行规则是“适者生存”，不适应者会被自然淘汰。“淘汰”这个词用到人类社会通常是正面的意思，即好的留下，坏的出局。 例如球赛中指的是败下阵来的球队，学校淘汰的学生是指那些不及格者。而在当今的中国，能升官发财的大都是说谎话不脸红、能骗会拍的有心计者，卖假药、骗贷款的奸商大笔捞钱，造假学历、剽窃论文者大红大紫。而那些忠诚老实、认认真真工作、不会来事、诚实经商的人反而或被淘汰，或被边缘化。 这就使笔者想到了“逆淘汰”这个说法。 其实，“逆淘汰”在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之，屈原、岳飞就都是明证。但那时只出现在古代官场。可在当今的中国大陆，“逆淘汰”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道德、诚信都已被金钱、权力淹没。看看那些如今得到升迁者的面相，就能大致看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中国社会怎么会形成这种‘逆淘汰’的“时代大潮”呢？无可置疑的原因之一就是“官本位”。由于有权就有一切，人们就不择手段地往上爬。底层想翻身者也要想方设法接近权贵，而接近的途径无非是金钱加上投其所好。当官场上有相当数量的人都是这样爬上去的，那就形成了“逆淘汰”的“主旋律”，好人就不会再有机会。 文明古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实在令人唏嘘之余，也充满忧虑。我之所以对新移民们带着几分敬佩，就是因为我相信他们大多是不愿随波逐流，有自己的看法，是有思想、有追求的人。他们在国内的生活水平不一定比在加拿大低，可他们毅然选择离开“逆淘汰”的社会。 也许在加拿大的新生活开始时比较艰难，但他们看到的肯定不只是眼前，而是更远。我很赞赏一位新移民的说法，他说，移民就是把人仅有的一辈子当成两辈子过，不是很值得吗。

雷锋是个“可爱”的孩子 文 / 天马（蒙特利尔） 说雷锋“可爱”，第一是因为他做的都是“好事”，当然被人们称为“最可爱的人”；说雷锋“可爱”，第二是因为雷锋做的事太“可爱”：比如，在大白天打着手电宣称是夜读毛选，在当年中国的《人民日报》及其跌破眼镜的印刷技术上，老百姓估计要花很久才能认出照片上印的是人还是一只大熊猫。雷锋用大白天打个手电代替黑夜这办法还真有创造力，真高明！又比如，雷锋爱和你们玩捉迷藏的游戏，做了好事偏偏不告诉你我的名字，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的部队的编号，考考你们和我捉迷藏找我的能力；还有，雷锋手上戴一只瑞士英纳格手表，对着一双臭袜子要补上一千遍给你们看他是如何的节俭，哈哈，估计对这双袜子有特别的恋袜癖。更奇的是，雷锋春节不休息在大城市里满大街捡小孩粪便，居然一天能捡到300斤。那时候估计满城市里的孩子等着雷锋来，熬了10天的大便一天在门外解了送雷锋。哈哈，想想也真可怕，那时的城市怎会有这么多的门前屋后的大便，没有雷锋，还不臭气熏天，居然还是春节阶段！ 雷锋确实做了好事了，偷偷写在日记本上，偷偷告诉你我部队的编码。这些日记，这部队的编码，就是今后受表扬的最好的证据。雷锋很可爱，故弄玄虚，像一个孩子，等着妈妈对他的表扬！ 这个世界，做任何事，都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为了信仰，一种是为了认可。信仰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相信，不需要任何回报。认可是一种需要回报的行为。为什么说雷锋像孩子？因为孩子从出生起，是没有信仰的，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模仿大人，从大人的眼里，他慢慢地明白什么行为会被大人认可和受到赞扬，什么行为会被大人批评和谴责。小孩子从幼儿园起，就被教育要和别的孩子分享自己的玩具，甚至食物。大人教育他：只有你今天和另一个孩子分享了，明天你才有可能得到这另外一个孩子的玩具和食物。这就是回报。但是其实没有一个孩子天生愿意分享的。这种回报教育的效应，尤其是几个回合实践摩擦下来，小孩果真明白了这个道理：大人是对的，否则我就不可能玩他的玩具，要有回报，就得分享！孩子做什么事，都是为了一种认可。 信仰和认可，表现在工作上，便是有人选择自己最爱的事业为工作，有人选择最高薪高回报的行业作为自己的工作。表现在爱情上，便是有人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人结婚，有人选择能给自己提供最好条件的人结婚。这两大类里，最最不同的是当遇到挫折时，为了信仰的人和为了得到认可的人会表现出极大的不同，信仰本来就是一种真诚的感情，他不需要回报，也不需要外界的承认，是发自内在的热情。一个热爱自己事业的人，就是低薪回报，还是会非常高兴地做下去。 而为了认可而工作的人，他的一切行为的衡量是有条件而外在的。比如说一旦高薪变成0，或这个社会不再承认这个工作的重要性，这个人会认为一切努力都变成无用之功，悔都来不及啊。所以美国和西方文化中，一再强调，你最好去做自己有“Passion”的工作，而不是为了挣钱去做自己不热爱的工作。如果你有passion （激情和热爱）去做一件事，你将对一切结果无怨无悔。 雷锋捡粪是为了信仰还是为了认可？　有时发奇想，如果哪一天雷锋不小心捡的粪，粘上了墙上红色的大标语（粪不认字啊），被别人揭发雷锋是个破坏革命的坏分子，雷锋还会继续捡他的粪吗？回答是肯定的，不会！这粪带给雷锋的是耻辱，而不是光荣，哈哈，此粪已不是雷锋要捡的粪了！这分界线就出来了：如果说雷锋捡粪是为了城市卫生（信仰），雷锋应该继续捡他的粪：如果雷锋捡粪是为了表扬（认可），当然这个使之成为反革命的粪就是万恶的粪了。 雷锋是个好孩子，但是如果雷锋做这一切好事是为了一个信仰，他将真正成为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如果他真的是为了一个信仰，他不需要大白天打手电读毛选登报纸，他不需要捡了粪非要拿到秤上去秤出个几斤几两。所以外国人参观雷锋纪念馆，非常不解地问：既然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名，那么最后你们怎么会知道是他做的好事呢？外国人太愚蠢吧，他们就事论事，以为不留名就不可以留部队的编号，以为不留名就不会在日记上记下几斤几两的粪。这帮脑子不转弯的外国傻瓜！

让权力在笼子里裸奔 文：林炎平（蒙特利尔） 如何看待和处置权力？中国、耶路撒冷和雅典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 中国把权力拥有者神圣化，其随即就成了神的化身，成了道德的化身。他不受任何约束，他就是最高主宰，而且，其人民也相信这点。于是，世俗变成了神圣。 耶路撒冷把权力归于上帝，让世俗的权力披上了神的外衣，但执政者仍然坚称是上帝的仆人。因此教会所代表的神权和国王所代表的世俗权力之间并不等同。亦即，神圣加冕于世俗。 唯有雅典其统治者的权力是由被统治者赋予的，并且，执政者的权力被分散给了不同机构，它们之间互相制约，并有着明确的不可逾越的界线，亦即所谓“笼子”。权力最初是被古希腊的雅典关进笼子里的。 正是这些关键的不同，诠释了人类社会三种不同的形式： 官本主义：以中国和古波斯为代表；在思想上表现为哲学和道德的联姻，“以德治国”即源于此； 神本主义：以耶路撒冷和后来的伊斯兰国家为代表，在思想上表现为哲学和宗教的联姻，宗教法庭即源于此； 人本主义：以古希腊和后来的西方社会为代表。在思想上表现为哲学和科学的联姻，民主政制即源于此。 “神本主义”的危害应该为后人所警醒，其造成了欧洲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之后数百年的黑暗。如此危害，今天仍然在一些宗教狂热地区继续。 “官本主义”的危害更不言而喻，中国漫长的毫无制度和道德进步的历史就是证据。而今天的北朝鲜更是一个保存完好的标本。 “人本主义”的直接政治成果就是自由平等和民主宪政。民主的核心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人本主义”，它同时顾及了多数和少数的利益和尊严。 这些不同理念，导致了截然不同的文化艺术形式。比如，只有古希腊文明中的神是裸体的，因为他们不必掩饰。他们身体之裸露，正如古希腊人思想之坦然。 或曰，古希腊的神没有裤衩。后来不幸被古罗马人遮掩上了“裤衩”（无花果叶），这样的遮掩正是从光明磊落的“人本主义”的古典文明堕落为遮遮掩掩的“神本主义”的中世纪黑暗的先兆。欧洲被耶路撒冷带来的黑暗笼罩了近千年，直到“文艺复兴”才逐渐重返光明。 而华夏更为悲惨，子民们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青天大人”和“大救星”身上。数千年来一败涂地，但至今痴心不改。国人对“以德治国”的热情，就源于“官本主义”的理念和传统。 “神本主义”至少坚信在神面前人人有罪，因此有着原罪的平等。但是在“官本主义”社会，官就是神，甚至官高于神，从而使得任何平等成为不可能。 中国历史，对于权贵，就是一部权力交替史；对于子民，就是一部青天大人盼望史，从“以官为本”沦为“以食为天”。 所谓“以德治国”和“以民为本”是“官本主义”的表象。“人本主义”社会是不需要凡事冠以“民”的，而只有在官民对立的社会，才需欲盖弥彰地冠以“民”。“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虽一字之差，却云泥之别，前者基于所有人的平等，而后者只是在一个官民对立的社会中官对子民的恩赐和粉饰。因此，“以德治国”只是“官本主义”社会中子民的意淫。 久而久之，子民们养成了一种独特的道德缺陷。他们既不能以“人本主义”所特有的自由平等原则对权势进行批判，也不敢以“神本主义”所特有的信仰对权势进行质疑，他们只好以“官本主义”所特有的怯懦对权势歌功颂德。他们对大救星的企盼有别于“神本主义”社会对上帝的信仰——后者最终还会让自己付诸行动，而前者只会跪求“青天大人”。他们对权势者的“以德治国”抱有异乎寻常的热情和期盼，而对于设立制约这些原本凡夫俗子的权势者的制度却不感兴趣。 于是，他们会用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把权势者打扮成道德和理想的化身，自己则匍匐于其下。这就是“以德治国”的最终结局。“神本主义”至少认为“神是完美的，但任何人都不是神”，而“官本主义”却相信“神是完美的，而权高位重者就是神”。只有“人本主义”直言“神和人一样，都有缺点，我们和神在道义上没有高低”。 “以德治国”最终必然导致道德破产。中国今天的道德破产不始于今天，也不始于毛泽东，也不始于马克思，而是始于汉武帝秦始皇甚至更早，然后巅峰于康雍乾，集大成于毛时代，病入膏肓于今天。任何对“以德治国”的想往都是对“大救星”的企盼，救星一定不会来，来的一定是灾星。 因此，我们应从最坏的可能去估计人性和权力。权力本身并无善恶，因此掌权者的善恶就是权力的善恶。权力越大，善恶的后果就越严重。人的本性希望他人对自己行善，而未必会制止自己对他人作恶。因此，当被制约时（法制），人的善良便容易体现；而缺乏制约时（人治），丑恶就常常毕露无遗。因此，被制约（笼子里）的权力常可行善，而被纵容（笼子外）的权力鲜不作恶。 也正因如此，把权势者的“裤衩”扒下来，亦即把权势者的道德伪装扒下来，是符合道德的。对那些自称“裤衩”里没有私利的权力，用任何方式把他们的“裤衩”扒下来都是合理。这就是为何重庆朱瑞峰的行为是值得称道的，至于他个人的品质和动机，那是另一回事，正如同台湾议会的打架不应被用来非难民主代议制。我们不能仅仅指望某种高尚的道德力量，而应该设计一种世俗功利的制约制度。 宪政就是用制度限制人性之恶，中国的宪政之路需要我们抛弃“以德治国”和“大救星”的神话。宪政对中国之重要和之困难都在于此。一方面，中国如无宪政则永远是一个奴才和主子的国度，而另一方面，由于充斥着奴才和主子使得宪政的实现格外困难。 如果必要，我不介意在走向“人本主义”时路过“神本主义”。“神本主义”至少比“官本主义”要好。但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人本主义”。 中国必须走上宪政之路：统治者的权力必须仅由被统治者授予并被明确界定——此曰“笼”；权力规则必须透明——此曰“裸”；同时，权力不能被供奉，而必须努力为全体公民服务——此曰“奔”。 因此，让权力在笼子里裸奔吧！

​文：辉格 海德沙龙2008年，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G. Carr）发表文章《谷歌把我们变傻了？》（Is Google Making Us Stupid?），告诫世人，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泛滥，正在剥夺我们的专注力，变得浮躁而浅薄，不再有深入阅读和独立思考的习惯，也逐渐丧失记忆力，最终将变成信息技术的奴隶；此文轰动一时，2010年作者又将其观点扩充为一本书《浅薄》，并以此赢得2011年普利策奖。也常听媒体业者说，微博时代，阅读碎片化了，媒体快餐化了，没人看书了，写长文章没意义了；然而，这些耸人听闻的哀叹毫无事实依据，就在卡尔文章发表之后的四年里，尽管手持终端迅猛普及，网络媒体渗透率不断提高，但图书出版、销售和阅读量也在快速增长，美国图书销量增长了14%；读者对长内容的热情并未消减，连抗拒多年的微博也终于接受了长文章。诚然，对于个人，卡尔的告诫是有益的，过于丰富的信息源确实容易让人分心，也可能占用过多时间；但人是善于调整适应的动物，每个人反应也不同，新媒体的总体效果，远非个别观察和体验所能把握；实际上，传播介质的每次重大革新，总会引来像卡尔这样貌似深刻的警世之语，却无不在事实面前化为其自身浅薄和缺乏想象力的证据。出现此类认知偏差，是因为这些观察者只盯着某个局部，缺乏系统性视野和统计头脑；常有人说50年代的小学生毕业生如何写得一手好字，算得一手好账，他没意识到，这只是说明，那时最有天份最好学的孩子也只有机会读到小学；那些哀叹电视挤掉了图书的人也没意识到，今天整天沉迷于电视的人，若没电视，八成是在搓麻将，蹲在墙根晒太阳，或围着火炉子搓手。新媒体确实产生了大量肤浅和碎片化的信息，但不是因为它挤掉了长篇深度内容，而是因为它成倍扩大了受众面，要满足这么多受众，其多数内容必定是肤浅和碎片化的，基于人类的认知局限，深度阅读只能是也从来都是少数人在少数时候能够且愿意做的事情；没有新媒体，或许有些人会多翻几本书，但那未必是深度阅读，因为不是所有被钉进书籍里的都是深度内容。图书业的规模经济对篇幅有特定要求，无论一个主题的适当篇幅是多少，要出版就得迎合这个要求，太短的拼凑成文集，太长的切割为多卷；顾炎武《日知录》煌煌32卷，其内容之碎片化与微博无异，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才六万多字，全部组织在一句话里，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不足百页，但通篇只谈论一个主题，两者的深度和对阅读专注性的要求，皆非普通长卷所能比；新媒体只是解除了对篇幅的无谓束缚而已。很多人大概想象不到充分利用互联网可以让阅读达到何等深度，为了弄清一个问题，你可以在一晚上读几十条维基，做上百次搜索，下载查阅十几篇论文，核实几十个数据来源，在过去，即便你能利用最好的图书馆，类似过程也要几周时间，只有专业研究者才会去做，而在今天，只要有足够好奇心和专注力，任何人都可以进行如此深度的阅读。很可能，在篇幅束缚解除之后，媒体市场会发生这样的分化：鸡汤手和段子手们在新媒体中找到更有利生态位之后，将退出图书市场，因为他们的目标受众不读书了，书籍本来就不是鸡汤和段子的好容器，原先只是没有其他选择才用，而这一变化根本不会减少深度阅读，因为鸡汤书和段子书再厚不会有什么深度。从印刷术、报纸、广播、电视，到互联网、智能手机、社交网，新型传播媒介始终在拓展大众的信息来源，开阔其眼界，让他们认识到生活还有更多可能性，从来没有人因为信息来源更多而变得更愚蠢、更不自由，只有一些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才会像比皇帝还着急的太监，每次都跳出来惊呼太多信息会让民众迷失堕落变蠢乃至丧失自由。自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的《娱乐至死》出版30年以来，历史已经证明他完全错了，乔治·奥威尔才是对的，自由的丧失，从来都是从信息源的剥夺开始，而这一剥夺必须依靠强制才能做到，动物庄园的建设者们，无不视新媒体为大敌，必欲除之而后快；不幸的是，今天仍有众多像卡尔这样的人，一遍遍拾起波兹曼的牙慧，以愚昧大众拯救者的姿态，攻击他们刚获得的新自由。

文字不过是思想之流 文：许锡良 杨绛先生曾经这样告诫年轻人：你们的问题就是想得太多，而读得太少。确实如此。年轻人读得太少，而做梦又太多。然而，钱钟书先生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读得太多，而想得太少，这种缺乏生命在场的海量阅读，终于使得钱钟书先生变成了活着的两脚书橱。钱先生一生博览群书，古今中外，几乎无不浏览，尽收眼底，然而，他提出了什么思想？创造了什么方法？给社会创造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但是，也不能够怪他了，那样的年代，能够活下来就不错了。如果有思想，有创造，那么他的结局可能是早早夭折。是中国社会环境把钱钟先生逼成了两脚书橱，虽然装了许多，却没有一样是属于自己的。按照叔本华的说法，钱钟书先生一生其实都是把自己的大脑当成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然而，中国人却视之为学问很大，崇拜得不行，而且有好事者还开发出了一门新国学，号称“钱学”，实在是中国人的不幸。 不要怪我的学问做得不深，我本来就没有打算做多深的学问。在一个常识都无法得到承认的社会，作为一个人文社会学者，你还能够研究多深的学问？在这样的情况下，把时间精力花在维护常识上，就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倘若无视常识而故意玩高深，玩深沉，其实那不过是换了种种说法的文字游戏而已。好的文字直指现实世界，并不需要在故纸堆里讨说法。如果古人没有说过的，我们就不能够说，如果古人说错了的，我们现在就不能纠正，如果前人不述，后人就不能够作，那么，人类社会还会发展吗？要相信古人总有一些东西，是不适用现在社会的，也要相信现在总有一些东西是属于当下社会的。 在中国，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尊重活着的人，不要总是拿死人与传统来压活着的人。活人受死人牵连太过于沉重，就无法过得轻松。而中国儒家的孝文化，正是准备拿了死人与传统来压活人的一套学说。中国人迷信传统与古人，是与孝道文化直接相关的。这一套东西的价值取向与思想情感，说白了就是走回头路。判断的标准就是越古老越好。这种价值取向与情感倾向很可怕，因为，他极容易造就一代代的怨妇，总是抱怨自己生存的时代不如过去。孔子就抱怨自己的时代是“礼崩乐坏”，远不如500年前的周公好。所以，他才会说“道不行，乘浮桴于海”，抱怨完了之后就是消极逃避现实世界。谁能够让时光倒流呢？中国二千多年时间里，都是在这样的怨妇情结中度过的，还能有什么发展呢？因此，我对此采用的态度就是尽量爱活着的人，努力批死去的人。人活着不易，无论批还是赞，总是难免带有利害冲突。然而，死人已经作古，他的所作所为，盖棺定论，应该为后人所批评。越是有名，越是影响大的人，越是要深刻地批评，死者不会回应，不会再伤害他，还因为，死者影响大，死得久，就越容易成为文化符号，这个时候对死者的批评，其实只是思想文化符号的批评，并不是针对那个自然人的批评。倘若对死人不加批评与分析的话，他的思想及所作所为，就可能会误导后人。中国要形成这样的风气，就是针对活人的批评要特别慎重，对死人的批评可以大胆放开。中国人似乎对古人，对死人情有独钟，喜欢用温情与敬意款待他们，而对自己活着的同胞，则喜欢残酷无情地给予打击。现在要反过来，宽容活者，反思死者。 如果一个人心中有上帝，他立即就会发现，一切世俗世界里的权威都不再是什么障碍，更不可能是什么不可跨越的顶峰。因为真正不可跨越的顶峰是上帝，因为造物主的原因，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孤本——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天下地上唯我独尊的一份子。除了对造物主及造物主的创造物——生命本身的尊重与敬畏，这个世界其实是任由我们去审察与思考的对象。越是敬畏上帝，尊重生命，越是有蔑视权威的力量与胆量。越是敬畏，越是没有恐惧感。 我为什么经常写点东西？因为这是证明我的生命的方式。生命是一刻也不会停止的，那么人的思想也不应该停止。不要总是一下笔就要写出终极真理来，那些文字本来无非只是此时此地的思想轨迹与点滴的思想花絮，随时记下来就是，有如河流奔流不息，没有什么目的，就是流动而已。写作过程就是一个人思想之流，记下来的就是在思想之流里舀到了一瓢饮而已。一个人思想枯竭之日，才是他停笔之时，其实，这个时候也意味着他的生命终结了。写作首先是面对自己的，是让自己阅读的，不要动辄想做圣人，总想“内圣外王”，给他人以特别的教训，板起脸来装B。 我们中国人，总是感觉学习多么痛苦，写作是多么痛苦，研究是多么痛苦，非勤奋与刻苦，无法度过这个人生的劫难。然而，我觉得应该有人去做出一个示范来，那就是还学习以快乐，还写作以乐趣，而研究的过程其实也是其乐无穷的。这些事情是多么修身养性的事情啊。除了这个之外，还要需要什么奖赏呢？中国儒文化把一切学习的事情当成是一种敲门砖，是获取功名利禄的工具，当然是感觉苦逼了。中国人在二千多年儒文化的熏陶下，颠倒了人类的本性，破坏了人类社会中许多自然秩序。比如，人天生有好奇之心，有创造的冲动，有丰富的想像力，有探究的欲望………然而，都被圣人文化扼杀了。人类社会还有市场交易与相应规则的制定，也被儒家圣人君子文化给取缔了。人类社会本来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存价值与生活幸福的，然而，却被儒家圣人文化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居金字塔顶端的几个圣人君主贤相便擅自为民作主，剥夺他们思考的权利，探究的权利与选择的权利，把人之本性中明明是主人的那些特质，变成了一个人奴性十足的动物。 “天赋人权”是多么好的思想学说，这个学说能够让最大多数的人获得幸福，然而，反对这个学说的，不仅有“天赋君权”、“天赋圣权”，还有“预付人权”。这些说法，无非就是告诉你，你什么也不是，需要圣君施舍给你，你才能够算什么。你就是一条狗，主人不施舍，你什么也得不到。“没有国家，你什么也不是”，这个说法正是这个逻辑的结果。因为国家本身是不会有自己的声音的，有声音的只能够是代表国家的圣贤君主帝王们，其实换个说法就是“没有圣人君主帝王，你什么也不是”。你的生命都是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不杀你，你就要学会感不杀之恩。

农村生活现状较为突出者是人口问题、土地问题、产业问题、婚姻问题、养老问题、大病问题和传统习俗的崩解问题。本文作者出生在陕北的农村，自幼在农村长大，外出求学及工作6、7年后又回到了家乡。参加招聘考试后分配至县里某部门上班，但对农村情况并不陌生。早几年前，他就想动笔写写老家农村的现状，但是觉得自己对农村问题的历史和当前政策把握的不全面，苦于思路的瓶颈和知识面及视野的狭隘，一直没有动笔。2015年8月，作者被县委组织部派往某村任第一书记，通过对农村进一步深入的接触、走访、了解，以及现今精准扶贫的全面启动，因为站的角度不一样，心里多了些“为什么”、“怎么办”。居之无倦，行之以忠。本文就是作者就当下的农村现状做一些浅薄的分析。值得每一个人阅读并深思。严格意义上来讲，我的农村生活是这样划分的，12岁以前，在村里读小学，彻底农村娃娃，念书，放驴，干农活；13岁至18岁，城里读中学，寒暑期及忙假，除了学校补课外，回农村老家，也干农活；19岁至22岁，南京读大学，寒暑假回农村老家，少干农活；22岁至24岁，外地工作，春节回农村老家，不干农活；25岁以后，在县城工作，经常回农村，不干农活。这么多年，自己作为一个往返于城市与农村的“候人”，不可谓不奔波，但这同时也给我这样城里的农村人，农村的城里人的双重感觉：以一个“乡下人”的视角来看现代城市生活，同时也以一个“城里人”的视角来看现代化冲击下的农村生活。就当下我的感觉，农村生活现状较为突出者是人口问题、土地问题、产业问题、婚姻问题、养老问题、大病问题和传统习俗的崩解问题。01人口问题1991年，我刚上小学的时候，一个班里有30多个孩子，1996年，我小学毕业的时候，班里只剩下9个孩子。这么多娃娃哪去了？大部分跟随大人流向城里，小部分流向外乡。父母未进城之前，我母亲在村里开个小卖部，租赁村委的办公房，在我的记忆里，每当黄昏的时候，村委跟前人言鼎沸，孩子、大人、老人，聚集在一块，好不热闹。大家都满怀希望，认为好日子就在眼前。人是活在希望中的，希望使人精神焕发，做起事来，劲头十足，认为前途光明，幸福感也就大大提高。而现在村子里所感受到的，似乎并没有这种充满希望的朝气，倒是处处显出暮气沉沉。以总人口在城里和村里的分布比例看，生活在城里占80%，生活在村里的占20%。现在村子里居住的有：70%的是70岁以上的老人，20%的是60岁以上的，5%的是50岁以上的,5%是50岁以下的。在村里，40岁以上都叫做年轻人，而自嘲是没本事的人。40岁以下的大都在城里。有的是因为工作而在城里。诸如我，通过高考等一系列考试等渠道，在城里有了稳定的工作，而彻底的居住在城里。有的因为生存而在城里。大部分年轻人通过自己的本事在城里打工赚的钱比种地或者放羊来的收入多，再者为了孩子的读书问题，待在城里。有的是因为面子而在城里。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了，一部分年轻人在城里没有生存的技能，但是死活要待在城里，因为面子，自己待在村里多丢人。有的因为城里而在城里。一些人待在农村，其收入要比在城里好的多，但是就不待在村里，挣死亡命往城里跑，为什么？因为城里的花红酒绿。有的成了混混，有的干起了偷鸡摸狗的事情，成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老幼相守的村子，人们谈不上有什么希望所寄，老一辈，既使无可奈何，也是习惯了自己的故土，幼的一辈，不过是暂时寄托在这里罢了，待到上学的时候，也随父母进城了。星散的人口，老龄的人口。精力是有限的，生命也是有限的，接二连三地，这一辈人开始凋零，大多都是劳动到最后，也就撒手西去，随着一座座新坟的出现，乡下，确实已经不是衣锦还乡的去处了。02土地问题自从上世纪80年代土地分包到户以来，村里农民满怀希望，满洒汗水的耕耘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在未实施退耕还林政策之前，村前屋后，沟沟洼洼，在陕北这块贫瘠的土地上面，能种的全部给种了，不留任何死角。每家每户对自己所有土地的地棱地界都了如指掌，不差一厘。而现在呢，土地出现无人耕种及耕种人老龄化问题。因为广种薄收，年轻人都不愿意种地，以至于现在村里的大部分年轻人都不知怎么种地，怎么劳作了，可以说许多人忘记怎么握䦆头了。为了不让土地荒芜，年轻人的父辈们只好劳作，所以现在村里种地的人大都是50岁以上的人。村子里六七十多岁的老人，很少坐在家里享福，只要有最后一点力气，都是坚持劳作，认为白日闲过，就是一种罪过。现在从上到下，都在呼吁并执行土地流转，怎么流转？政策许多老人接受不了。年轻人不种地，老一辈种地人的离去，再过十几年，有人都不知道自己家的地在哪块了。想象一下，老一辈已经凋谢，下一辈能否回归乡村，能否对种地有激情，假如不，将是一副什么样的乡村景象？村庄的衰落，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03产业问题产业关乎着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幸福感。现在产业就是两种：种植业和养殖业。先说种植业，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农民种植首先要自给自足，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所以种的比较五花八门，有糜子、谷米、荞麦、洋芋、玉米、豆子、葵花等，唯一的经济作物也就是洋芋和葵花了。我家种地时，每年都种十几亩洋芋和几亩葵花，除过成本，也就剩两三千元，能够基本维持日常生活开支，攒不了钱。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米、白面已走进农民日常生活中，所以地里除了洋芋、玉米，其他都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现在粮食价格提不起来，2014年种玉米，收成好点，除过成本每亩也就结余1100多元。如果收成不好，连这个数字都不到。如果家里有二三十亩地，每年的收入也就是2、3万元，除过人情门户等日常开支，也攒不了钱。再说养殖业，就是养羊和养猪。前几年，猪疯狂的时候，老家留在村子里的人，家家户户都养起了猪。投资2至5万元不等，建猪舍，买母猪，买饲料。但当猪出圈的时候，猪肉价格下跌，一算账，连成本都收不回。放弃，猪舍废弃。现在农民养猪也就是为了过年吃那点杀猪菜了。养羊，收入主要是卖羊、卖羊绒，卖的支撑是羊多生羊羔子，能卖羊的数量少于出生羊羔子的数量，这样才会新老更替，规模扩大，出现加法效应。如果每年出生羊羔子的数量少于能卖羊的数量，则是减法效应。养羊，每天都要有人起早摸黑专门照料，如果不成规模，养几十只羊，收入不抵幸苦费，只能说为了养羊而养羊。我二爸养羊的规模在200只左右，去年收入才3万多元，除过一年家里所有的开支，也剩余不了多少了，还好他无病无学生。看真知灼见，加博士微信CEOS911产业的单一、低收入和市场的变化莫测，让农民无所适从，也就逐渐失去对土地的兴趣了。这值得从上到下所有执政者的思考。04婚姻问题首先是钱的问题。原来结婚比较简单，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拉着毛驴将一个姑娘娶回土窑洞，幸福一辈子。后来演变成摩托车、手机、银手镯，开着机动三轮将一个姑娘取回楼板房，幸福半辈子。现在呢，钱、钱、钱，一个媳妇至少45万，才能娶回家，幸福一阵子。怎么算账？跟男方在城里要房子，要车子，要金银首饰衣服钱。村里一个人娶媳妇，女方要房子，暂时没有，抵成钱25万元。要车子，买，10万元。要金银首饰衣服及彩礼钱，10万元。所以现在流行一句话：“娶个媳妇，老子2分贷款，儿子1分5放款”。穷了老子，富了儿。我户家大哥，生了三个儿子，现在个个都20几岁了，都在谈对象，一涉及婚嫁问题，对方家长直接“刚崩”，因为没钱。对象谈了一个又一个，就是结不了婚。所以给儿子结婚的花费现在是农村人的一块心病，也是一大难题。再者就是情感的问题。我们知道，相对于乡土社会的稳定和静态而言，现代社会的最大特点是流动性：资本流动，物资流动，人口流动，情感流动……与流动性相关的就是，城市生活的“陌生人”处境：出门两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谁。所以进城的一些年轻人就敢乱作非为，没人认识，没人指指点点。依靠现在微信、陌陌等交流软件，搞婚外情，眼中金钱多了，心里感情就少了。许多农村夫妻在城里租房子，男人在外打工，老婆给孩子做饭，接送孩子上学。但最终的结果是，男人把老婆供出去了，把孩子供回家了。05养老问题因为我们国家养老体制的不健全，包括城里及农村的非体制内的大部分人，养老必须靠自己和儿女。病痛是养老的第一大问题。无病无灾，基本都是很好的，但凡有了大病，就很麻烦。说实话，在农村，大部分地方，老人得重病，就是等死。一者是钱的问题。虽然现在搞了合作医疗，报销比例有所提高，但是对于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若要治疗，必将家徒四壁，连基本的生活资料的购买都是问题，所以许多老人拒绝治疗，而作为儿女的也就默许了，这是很悲哀的事情。二者是久病床前无孝子的问题。有女儿的，老人还好点，女儿给老人清清洗洗，端吃端喝。没有女儿的，老人会殁的很快。亲情冷漠是养老的第二大问题。在农村，老一辈和他们的下一辈之间，确实有着空间上的隔离，要尽孝道，基本谈不上，老年人都是自食其力，哪怕八十多岁了。能够相忘于江湖，对于老人来说，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惜的是，子女辈还是念念不忘父母的那一点点财产，总认为自己从中分到的一份是最少的，而不问自己为老人做了什么。更有甚者，新起的房子，有人不愿意老人一起居住，认为不干净，在屋旁另筑小平房，算是父母的栖身之所，老人偶尔到正房里走走，还引得媳妇的大骂，甚至拳脚相向，理由只是踩了脚印在家里。我所任职的村子里，一个老人养了三个儿子，老人现如今80多岁，老大成家立业，老二光棍，老三城里瞎混。现在的状况是，老大的房子就在老人住的地方旁边，却对老人不闻不问，不管死活，老人和老二住在一起，是三间土坯房，老三管不了。老人经常食不果腹，不生烟火，我去了看了家里的状况，心里实在难过。老一代无法感受温暖，当生存都存在问题时，感情也许真的无法保障，造成老人对生活孤寂和无奈。亲情的冷漠却没有相关的法律来制裁，道德的缺失和沦丧，让人义愤填膺。06大病问题前不久，村里我的一个亲戚离开了人世。还不到50岁就得了脑梗，在银川的医院治疗后，病情得到了控制，但是因为昂贵的费用，后期中断了治疗，彻底导致半身不遂，最终倒在了抗争病魔的路上。虽然现在我国实行了农村合疗以及大病救助制度，但是对于真正得了大病的农村人来说，一是救助能否到位，到位多少是未知数，二是即使到位，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场大病，就是一个家庭的变革，少则几十万元，动则上百万元的医疗费用是沉重的负担，让原本小康的家庭彻底返贫，而且债台高筑，许多农村人不得不放弃治疗，慢慢的等待着死亡的临近。人死了，钱也没了。07传统习俗的崩解现代文明制度的冲击以及城乡一体化的逐渐推进，导致原有乡土体系的崩溃。农村的“三叩九拜”已不复存在，城里的冷漠、传统文化的缺失、西方文化的侵蚀，让城里的体系变得畸形，真正适合我国城里的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没有信仰，没有宗教，吞噬着靠老一辈人以“道义”维持的老本，让人匪夷所思。正所谓城里人不像城里人，农村人不像农村人，倒像电影《老炮》里六爷所说，怎么是个“二尾子”。比如说过年，现在许多人都在说过年没意思，没年味了。贴窗花没有了，手写对联没有了，三十晚上供奉土神爷和灶马爷没有了，三十晚上跳大神没有了，大年初一早晨给长辈磕头拜年没有了……说是古风怡然也好，说是陈规陋习也罢，反正是没有了。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联络，现在村里人也罢，本家也罢，还是亲戚，要想见面拉上几句家长里短，只能在红白喜事上了。不像原来，你借我家两袋洋芋，我借你家一升谷米，频繁的互动着。现在大部分都待在城里，大有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哪次我户家过事，大家聚在一起，都是村里人，但是许多比我小的，我却不认识了。就连我户家的侄儿，都11岁了，我问，你称呼我甚，他却不知道，是一件悲哀的事情。我在想，到了我儿子这辈人，不要说村里人认识了，本家兄弟之间的关系也疏远了。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老一辈人眼中的“家门自己”、“亲戚六人”、“庄邻院舍”的关系被现实彻底割裂了。所谓，乡音无改，客从何来，不过是每年都发生的故事罢了。在我看来，说到底，农村问题就是脑袋和步伐不协调的问题。有时脑袋快，步伐却慢。有时步伐快，脑袋却慢了下来。首先说脑袋，里面装的有制度政策、伦理关系、思想理念。伦理关系的问题是考验当今知识界能力的最大问题，也是在现实判断上割裂知识界的尖锐问题。思想理念，与人受的教育程度、后期学习息息相关。受教育程度低，知识结构单一，思维方式老化，有很多人把成功归类于机会主义、关系主义。对教育的漠视，对学习的鄙视，对读书人的冷嘲热讽不抵于一杯白酒时，何谈思想？何谈理念？不要让高等教育成为城里人玩的游戏，不要让农村人觉得投资孩子的教育是无法回报的事情，实行全面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逐步提升一代代人的素质，营造学习的氛围，是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再说步伐，跟随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教育、养老保障措施，产业的发展等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及民生保障措施，在我看来，较之脑袋是慢的，而且慢的不是一点，应了一句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产业方面，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农民对市场的判断不准，和脑袋合不了拍，也逐渐失去了在农村发展产业的兴趣。脑袋和步伐不协调，使农村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有的是单一的，有的是几个叠加。这些问题不仅困扰着农民，而且困扰着决策者。人在历史中，很难对自己所处时期的社会做出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判断。对于我这种出身于农村的人来说，现在的老家是故乡还是他乡，已经分不清了。但我不愿意看到小时候的那种乡村氛围消失殆尽的至无影无踪，也不愿意看到现在的乡村景象是小时候那样穷山恶水。随着国家的发展及政策的调整改革，农村也在经历着阵痛，逐渐调整着自己的状态随波在历史的河流里。我想，总体是向好的。你爱或者不爱，她在那里；你见或者不见，她已经住进你的心里。

做一个有思想的人 文：许锡良 记得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曾经说过：“无论就男性或女性来说，我认为实际上只能划分为两类人：有思想的人和没有思想的人，其所以有这种区别，差不多完全要归因于教育。”人有许多划分的方法，这里将人分为有思想的与无思想的，实在是抓住了人之为人的要害。只是有没有思想是不是完全归因于教育，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但是，无论如何，教育肯定是影响思想形成的最重要的原因。 那么什么是有思想的人呢？通俗地说就是“这个人有自己的脑子。”有脑子的说法是比较形象的，其实就是说，一个人面对人生、社会与世界有自己独到而系统的看法。其世界观与人生观的支持系统严密而强大。因此，有思想的人，内心一般都比较强大。一个人一旦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支持系统，就不容易轻易改变。但是，这不会是先天自然就有的，而是要伴随漫长的人生阅历，同时像卢梭所说的那样，要归因于教育。 好的教育，让人学会独立思考，从而变得有思想；坏的教育，给人洗脑，从而变得没有思想，只会一个传声筒，或者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让人学会独立思考的教育，不会将答案直接告诉学生，而是提供材料，提供不同的思想观点，然后让学生自己去思考，去选择。弄到最后也没有一个是标准答案，只要你能够说出自己的理由，只要你遵循逻辑与事实的原则，那么怎样看都是可以的。 有思想的人，就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那个独特而有灵性的生命。你的感受就是出自你的脑袋与你的独特感受，怎么可能让别人轻易代替？ 人的生命在茫茫宇宙中，其实很渺小、很脆弱。但是，如果你有了思想，你就会很坚强，很强大，而且会充满自信。不再会在乎外在的力量给你贴了多少标签。只要你内心里认定了的，即使千万人，也会发出“吾往矣”的气概。 因此，一个有思想的人，其实也就是已经觉醒的人。佛教里称为已经觉悟的人。觉悟，就是要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生命，来自哪里，现在如何，将要去哪里。康德在其名著《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到过人类理性的三个永久性问题（康德著，邓晓芒译，《纯粹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612页。），他认为这是我们理性兴趣集中所在。这三个问题就是： 1、我能够知道什么？ 2、我应当做什么？ 3、我可以希望什么？ 人一生中，其实也一直在这三个问题中挣扎。一个人活得明白还是糊涂，就要对这三个问题进行审察，然后作出自己的回答。康德说，第一个问题是单纯思辨的。第二个问题是单纯实践的。第三个问题，既是实践的，又是理论的。 一个有思想的人，一定是喜欢与有思想的人打交道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如牛顿所说的那样：与柏拉图为伍，与亚里斯多德为伍，更要与真理为伍。这也成为后来哈佛大学的校训。 人活着只是一张臭皮囊，如果除却了思想灵魂，其实什么也不剩下。因此，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区分，就是他们蕴藏在躯体里的思想灵魂。因此真正的朋友，也就是心灵伴侣。 一个人有学问不同于有思想。有学问的人不一定有思想，但是，有思想的人必定是有学问的人。因为思想必定要借助学问所寄寓与附着。否则，就成为无根之木，无苗之本。 学问家常常要求朝一个方向打一口井，并且要求要打出水来。但是，思想家不是这样的。思想家常常是能够对人类的历史开出长河的人。但是，人类的悲剧常常就在于，人们喜欢用打一口井的标准来要求开一条长河的人。他的见识总是远远超出了他所处的时代。因此，脱离庸众，为庸众所排斥，就在所难免。 因此，人类，自古以来，有思想的人的世俗生活并不是很完美。愤怒出诗人，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司马迁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曲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其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思想常常是专制的死敌。在自由开放的社会，有思想的人，常常是幸福的。在民主法治健全的自由开放国家，有思想的人常常有很大的声誉，受到社会的尊重，常常长寿，且无疾而终。 有思想的人，是天赋与教育的共同产物。人们在无限复杂多样的世界里,当然可以自由选择。这里又回到一个老问题：是做一个不满的苏格拉底还是做一头满足的猪更为幸福？有思想的人自然而然会得出他自己的答案。不过，有一点是必须强调的，人与一般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比一般动物多了一层思维的乐趣，发现与创造，有思想的人总是乐此不疲。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今天的争论 文：资中筠 对于“五四”精神有两种侧重点，一是“爱国”运动，一是“新文化”运动。本文要讲的是“新文化”运动。其实新文化本身就是从爱国而来，其目的是变革图强，振兴中华民族。 “新文化”运动不是从1919年5月4日开始的。狭义而言，是从陈独秀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开始，有一些人大力倡导新文化，并且与守旧派展开论战。广义而言，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在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中，有一些人意识到西方的先进不仅在于“船坚炮利”，而是全面的制度、文化，如郭松焘、王韬、严复，以及稍后的梁启超等人。远在1919年“五四”之前，废科举、倡新学就已经开始了。“五四”是承前启后的一个高潮，而且争论也达到高潮，各种观点表达得最充分。所以后人讨论中西、新旧文化就以“五四”为符号。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又有过几次关于中西文化之争，包括当前尊孔读经之风又起。其实今天弘扬传统文化所持的观点，差不多没有超越1915年开始的那场争论。只不过，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人可能在文化上危机感更强烈。 我从不讳言自己一向是新文化运动精神的捍卫者。现在不想重复历来关于“西化”与“传统”之争。只想就当前来自两方面的否定“五四”精神的论点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其一，认为“五四”运动反传统过分，甚至把当时的非孔与文革的“批林批孔”相提并论。把“文革”浩劫后的文化断裂归咎于“五四”的反传统。此说主要发源于海外华人学者，近年来也颇盛行于内地。 其二，认为“五四”受法国革命影响太大，而没有引进英美模式的渐近改良，使激进思想占上风，终于导向追随苏俄十月革命的暴力模式，以致我们现在还承其弊。这一派还认为文化改造并非中国的关键问题，关键是要建立宪政、民主制度，“五四”健将们致力文化革新是重点错了。照此逻辑，等于是把后来妨碍我国走向民主宪政之障碍归咎于五四运动。 当前影响较大的观点是第一种，所以本文也着重讨论第一种： 一、决不能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革”相提并论 由于“五四”期间有人提出过“打倒孔家店”，流传至今，把这句话概括为新文化运动的“口号”，这本已是极端简单化的以偏概全，又与五十多年后的“批林批孔”运动相附会，人云亦云，似乎“五四”应为后来的“文革”负责的罪名就成立了。其实这是经不起认真分析的。 第一，主要力量。“五四”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身受传统文化的浸淫，有很深的旧文化底蕴的饱学之士，决非盲目的批判和扬弃。在这个高度上，他们对外来文化就有判断力，知道如何取其精华。另外，他们是一批手无寸铁的读书人，无权无势，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智慧、良知和对民族社会的责任感。而他们的对立面是强大的政治、军事权力，和全社会的顽固习惯势力，因此需要大声疾呼，有一些语言比较激烈也不足怪。 第二，方向。五四运动反传统的方向是向前进的。当时为什么要反传统？因为顽固的旧礼教、僵化的思想和习惯势力如果不打破的话，新思想进不来，制度改革无从谈起，民族无法新生。今天我们可以从容不迫地来研究儒学，可以有各种诠释和理解。但是不应忘记，几千年的皇权专制是以孔孟之道为说辞的，种种罪恶也假此以行。前面提到，晚清的仁人志士已经意识到文化革新的必要性，“五四”只是代表一个高潮，成为“新文化”的符号，其方向是向科学和民主推进。 第三，客观效果。如果尊重客观事实的话，应该承认，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并没有断裂，而且无论是在道德伦理上还是在各个领域的建设中都有中西优势互补的成果。我国现代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实业，包括前几年举行百年校庆的许多著名中学和名牌大学，都奠基于那个时期。近年来关于20世纪上半年的文化、人物的研究和介绍方兴未艾，是大好事。那一代人所体现的人格、精神和学养以及他们对中华民族振兴的贡献，是存亡继绝而不是断裂。特别是那一代知识分子都经受了抗日战争的考验。以西南联大为代表（当然绝不止西南联大），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发扬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天下兴旺、匹夫有责”。从相当优越的生活条件跌到最底层，贫病交加，依然弦歌不辍，在艰苦卓绝之中坚持下来了，而且那个时候最出成果、最出人才，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道德的最高境界：“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同时又体现了新的民主、科学精神。他们这一代或两代知识分子，都经历过“五四”的洗礼，应该就是五四运动的产物和继承者。文化断裂了吗？如果在文化上沿着那样一条道路走下去，我们也许不至于陷入今天的困境。 第四，追求真理的言论空间。“五四”前后的思想辩论是无拘无束畅所欲言，可以说是在春秋战国之后最大范围的百家争鸣，没有外力的压制，也没有什么权威来“定于一尊”。它所起的作用就是打破迷信，解放思想，使其他选择都成为可以想象的。所以上世纪20～40年代复古与疑古，尊孔与非孔并存，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思潮都在中国的思想舞台上发出过声音，各有代表人物，包括自由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只不过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影响深远。 所以我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启蒙运动，其对象是上面的专制主义和下面的奴隶主义，作用是解放思想。“五四”精神概括起来就是承载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知识分子吸取外来文化之精华，以振兴我中华。 反观“文革”的“批林批孔”，在上述几个方面都是完全相反的。 首先，主要力量。“文革”是最高掌权者发动，服务于高层的权力斗争，是政治斗争甚至是政治阴谋的工具，全民被迫盲目追随，谁也不知道孔子和林彪有何关联，更少人体会暗中影射又是批周恩来，除了都叫“周公”。愚夫愚妇更少人知道其实那个古代的“周公”不姓周而姓姬。这是一场悲剧和闹剧，与“五四”的反传统风马牛不相及。 第二，方向。是进一步走向专制。“文革”本身一头是高度集权，另一头是被剥去理性的群氓，上下结合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批儒扬法”，树立的是秦始皇，宣扬“百代都行秦法制”。有一则我亲历的故事，类似“黑色幽默”：“批林批孔”初期，张良是被认为“反动”的，因为他代表“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势力”曾企图刺杀代表“先进的法家”的秦始皇。我一位同事因工作于此时出国，过了8个月他回国后发现在统一的宣传口径中张良变成了“好人”，因为他辅佐刘邦有功，而刘邦，当然还有吕后，是被肯定的“先进势力”。他惑然不解，问我怎么回事。我说：在你出国期间张良的思想改造好了！总之，那场荒谬的运动不是解放思想而是高度禁锢，反科学而归愚昧，反民主而强化专制，而且“在一切领域内实行专政”。与“五四”精神百分之百背道而驰。 第三，客观效果。那才是真正的文化的断裂，在“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不论中国的、西洋的、苏东的、古今中外所有新旧文化都被否定，只剩下一部“红宝书”，“八个样板戏”。一代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已经学到的文化则进行“去文化化”的清洗。历史完全被隔断。但是也不是完全“断裂”，继承的是皇权专制中最黑暗、最残酷的糟粕，国民性中最恶的劣根性得到张扬。“文革”使一代人受害，而“五四”使几代人受益。我们今天如果还有不绝如缕的新文化的一线传承，还是受益于“五四”前后的那几代人。“上山下乡”之后有幸重新上大学的一代人，赶上了受业于劫后余生硕果仅存的老先生们，应该体会最深。 第四，追求真理的言论空间。与“五四”时代的百家争鸣相反，“文革”时期思想专制和文字狱达到空前的程度（希望是“绝后”），一言丧命，屡见不鲜。这是许多人记忆犹新的，不必赘言。如果没有70年代末那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辩论，我国后来的三十年改革将无法启动，所以那场辩论应该可以算一次“再启蒙”。 因此，“五四”的反传统与“文革”的批林批孔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反的，根本不可相提并论。 二、“五四”与激进的暴力革命的关系 以导向暴力革命责备“五四”者，当然是见到暴力革命的负面后果，主张渐进的改良的。原则上，笔者并不反对。但是改良还是革命，取决于客观形势多种因素，并非少数人的思想倾向能决定的。 陈独秀在1915年时确实非常推崇法国革命以及整个法兰西对现代文明的贡献，可能有点偏爱，有点夸大，但总的没有错。毕竟，“人权宣言”是法国革命的宣言。“法兰西”对陈独秀的吸引力主要是“自由、平等、博爱”。后来他和李大钊等人又曾高度赞扬美国威尔逊总统，因为威尔逊主张公理战胜强权，并且尊重弱小民族的权利。但是1919年巴黎和会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没有主持公道，反而支持日本，令他们非常失望，而此时十月革命成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他们就转而接受了这方面的影响。应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打破思想禁区，为各种思潮，包括最激进的暴力革命，在中国传播提供了条件，但“五四”精神本身并不等同于暴力革命。是和平改良还是暴力革命决定在于统治者的态度和特定的形势，包括国际形势。这是另一个问题，非本文的主题。至少“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倡导集权和专制，而是相反。事实上那个时期已经有人主张中国应该先经过专制主义再实行民主，已为胡适等人所批驳。当时的骨干们后来在政治上走了不同的道路。对每个人不同时期的言行可以做出不同的历史评价，但是把后来中国所经历的一切负面的事物，从强制性的“思想改造”到“文革”的根源都算在“五四”头上是不公平的。 三、把力量用在革新文化上是否着力点错了 关于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本人已另有文章详述（见《随笔》2008年第2期“文化与制度，鸡与蛋的关系”）。此处主要谈与“五四”有关的问题。 文化保守主义者持所谓文化决定论，也就是“国情例外论”，主要就是以“民族特色”来否定平等、自由、人权、民主的普世性及与之相配的制度。认为“五四”批判传统实际是主张“西化”。而我华夏几千年辉煌文明自己另成系统，只需要继续发扬光大。实际上这些论点在民国初期的辩论中都已提过。现在又兴起，只不过多一些新的名词，包括从海外引进的话语。按这种逻辑，似乎在遭遇海外列强之前，中国以“三纲五常”为经，皇朝专制为纬的社会，本是和谐天堂，如今需要的不是进一步改革，而是回到从“五四”以来被贬低的文化传统。所以，否定“五四”精神说穿了，就是拒绝政治和社会向着现代民主、宪政方向转型。 另一方面的论点则认为“五四”健将们把重点放在革新文化，而不是着重在改变政治制度，是凌空蹈虚，着力点错了。文化是虚的，制度才是实在的。 实际上所谓“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在悠长的历史中，在一种制度下形成的、渗透到民族的血脉中的集体记忆，一种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行为模式。这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有很强的韧性，在刚性的制度变革之后还会长期存在。制度的变革和实施总是靠人来做的，即是人就有思想。中国的皇朝专制连同与之配套的政治文化在农耕社会达到很高的水平，所以欠发达的游牧民族以武力征服中原后，都被融化、同化。惟其设计周到、精致而坚韧，也就更难突破。所以直到19世纪中叶在代表工业文明的外来力量的残酷冲击下，才出现了“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才撕开了裂口，现代的平等自由思想、宪政、民主制度就是通过这个裂口从外面传进来的，这一事实毋庸讳言，也无需讳言。从晚清到民国致力于变革图强的仁人志士在改革制度方面没有少努力，并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他们到处碰壁，即使通过武装起义，建立了共和，仍然新瓶装旧酒，深感存在于国民中的旧势力、旧思想之顽强，所以才倡导新文化运动。今日之青年对那段历史已经陌生。不了解这种旧文化之顽固和由此生发出的种种反人性的罪恶，也就无法理解那一批原来受过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熏陶而又有机会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的打破枷锁、冲出牢笼的强烈要求。 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和《北京人》、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等大批文艺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正因为它们深刻而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旧式宗族的腐朽、没落、无望、旧道德之伪善、旧礼教之摧残人性，以及开始觉醒的青年冲破牢笼的挣扎和奋斗，这是“五四”精神在文艺作品中的体现。这些作品对一代人的启蒙作用影响深远，是怎样强调也不为过的。所谓“启蒙”，其对立面是“蒙昧”。就是让理性之光照亮为专制统治的愚民政策所蒙蔽的心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一旦拨开迷雾，承认客观事实，顺应人性，用常识判断，人人得以接近真理。“启蒙”有时表现为轰轰烈烈的“运动”，但其成效却不是一蹴而就，立竿见影的，因此采取急功近利的态度就会认为它“远水救不了近火”。事实上思想的启蒙与制度的变革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没有千百万人的思想变化，很多制度变革只能停留在表面形式，终至流于失败；反过来，一种新的制度的实施也有助于大众的思想的革新。 当然，“五四”那一代人也有其局限性，他们不可能预见到半个世纪以后中国可能发生的种种曲折和劫难，以及今天在全球化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例如现在有人认为当年只强调了“民主、科学”，而没有强调“自由”、“人权”；有人认为过分强调理性而忽视宗教的积极作用；有人认为对欧美民主制度的得失利弊探讨不够；另外，一种主张成为“口号”，就容易流于简单化，真理向前一步就会变成谬误，例如倡导“科学精神”不能等同于如今为人诟病的“科学主义”。我理解的“五四”精神不是凝固的，而是发展的。那一群代表人物自己的思想也不是一成不变，其后来的轨迹也有所不同。例如陈独秀晚年的反思近来也见诸报刊。 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极为丰富，可供有志者不断深入发掘。在我国进入艰难的社会转型的时期，进一步发扬“五四”精神仍是题中之义。我们可以不满足于当年的口号，但是不可否认，我们今天如果在某些方面走出了蒙昧，“五四”先贤们功不可没。而他们所遇到的阻力和挫折今天并未完全消失，因此他们所发出的呐喊，所倡导的精神，仍值得大力发扬。 注：本文选自《民主与科学》2008年第3期。

义和团、红卫兵和华人川粉 文：吴菊生此轮美国大选，精彩纷呈，就中国视角而言，当以大批华人深度介入最为亮眼。众多的来自大陆的华人第一代移民，以前所未见的勇气和热情，奋不顾身地投入其中，堪称美国大选的一道别具风情的靓丽景象。其间，令人诧异，大跌眼镜之处颇多，不胜枚举。华人川粉的疯狂表现已经让很多人联想到百年前的义和团，以及五十年前的红卫兵。他们到处串联，各种名目的“战斗队”如雨后春笋（美国各州都有此类组织），如潮涌来的传单乃至谣言，不绝于途（包括动不动搞个“十六条”跟文革一样）。也许，中国人“政治癫狂症”五十年一发作的时间周期又到了。不巧的是，这回选择了美国大选做为战场。我在网上看到一位朋友发了这样的帖子：“今年是文革50年。在这次美国大选下的华人社区里，我隐约看到了文革的影子。我们有个人 崇拜：In Trump We Trust!不管他有什么样的人格，不管他做过什么，不管他说过什么，我们义无反顾，他是真理，他是道路。我们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Clinton, Bush家族为代表的民主，共和两党的上层精英后台和Obama当局。他们正在把美国引到邪路上去。我们有反动文人：几乎所有的大牌正规媒体都是。他们竟然一面倒地不支持Trump.我们有红卫兵：华人社区里的川粉和他们的同盟军。这里“川粉”是他们骄傲的自称，有公开发布的“川粉动员令号”系列为证。我们有红袖章：红字白底的 “Chinese-Americans for Trump” T-Shirt；我们有串连夺权：我们呼啸而来，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微信群。我们满腔热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们有自己的宣传平台：微信就是我们的战场。我们有自己的草根理论家。我们的文章气势磅礴，耸人听闻，造谣传谣，只及几点，不顾其余。为达到我们伟大的目的，我们可以不择手段。我们有大标语：高速公路旁有我们的广告牌。天上时时飘过我们的誓言：Chinese Americans for Trump。我都有点糊涂了：我们是在文革时的中国，还是在二十一世纪的美国？我们是十几岁的懵懂少年，还是学有所成，有点资产，有点社会地位的青年，中年，老年？我希望我看到的只是一个影子，一个即将消失的幻影。”我不知道上述文字何人所写，但相信所有身历其境的华人朋友都知道，这种描写是真实可信的。我曾在一个美国微信群看到一幅图片，在一次川普本人出席的竞选造势大会上，一个华人女川粉站在川普身边，右手高举，打出标准的希特勒德国法西斯手势。在一个集体主义社会的土壤上，只要气候合适，很容易生长出这类“恶之花”—极端政治狂徒！这类华人几乎全部来自并且生长于中国大陆。在此我不打算细究华人川粉产生的具体原因（我的《为什么华人精英右翼多》一文已有论述），单单就这种极度夸张的表演，就已经让世人不免心生忧虑：难道中国人真的不适合搞民主？川普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通过左中右各类媒体的实况报道和无情“挖掘”，世人皆已知晓。他的名言之一：“我就是在纽约第五大道朝人群开枪，他们也会支持我”（可见此人之极端和狂悖）。当然，川普的这些话主要是对他的“白人支持者”说的。美国社会确实有一大批“怒气冲天”的白人中下层失意者，在二十世纪以来上演的全球化大潮中“失”去了很多。此中虽有资本的因素，但也不能排除其自身的不求上进。他们中有的人真的很“蠢”，受教育不够，大多高中以下，智商也确实够低，分不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唯一能煽动他们的就是那些夸张的种族主义言论和情绪，这在美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当年的“排华法案”就是如此来的，其后的三K党也是这种思路，川普不过是再次祭出这面旗帜。斯事而已，岂有他哉！可笑的是华人川粉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再不济的也是一个大学本科，硕士博士多如牛毛，且不乏博导教授之类。一个显而易见的“种族主义者”竟然博得如此掌声，令人叹为观止！政治智商低的真是没商量。看到一个数据可以说明问题：亚裔中川普支持者16%，但华人高学历川普支持者竟高达70%。这些华人川粉中不乏曾经的普（京）粉，在尊崇服膺强权强人这一点上两者是相通的。更有甚者，还有一些好事的华裔学人，给川普“戴”上了一顶“保守主义”的高帽，以便名正言顺、气壮如牛地支持其人。这种实用主义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良知”都没有了，谈主义还有用吗？华人啊华人，哪天你们不再把那些“主义”真当一回事，你们才能真正获得自由！需要强调说明的是，在整个亚裔族群包括华裔族群里，川普支持者是少数，全力支持他的华人第一代移民也大都属于在其母国受过完整洗脑教育的那一部分所谓“精英”。众多的来自全球各地的华人移民是反对川普这样的“种族主义者”的。中国“精英”跟世界主流精英的巨大差异说明了哪些问题？这种差异跟“喝狼奶长大”有什么关联？这些都只能留待以后去解答了。一百年前的义和团（包括红灯照—华人极端女川粉一如其先辈）最终没有得到好的下场，虽然他们“紧跟”西太后不动摇；五十年前的男女红卫兵同样没有好果子，虽然他们“紧跟”伟大领袖不眨眼；可以预料，今天美国大地上的华人川粉对川普大人的“忠心不二”也绝不会有令他们满意的结局（美国是现代文明社会，性命自然可保无虞），无论川普能否梦圆。寄希望于华人移民第二代！http://hx.cnd.org/files/2016/11/cp.jpg

灵活一些，再灵活一些 ——小议“双重国籍”问题 文：李莹 近年来，海外华人要求中国承认“双重国籍”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是感情因素，父母之邦，桑梓之情，同根连枝，实在难以割舍；另一方面也是实际需要，因为国籍的限制给海外华人回中国探亲、定居和创业带来诸多不便。就拿最常见的探亲来说吧，归国前要和老外一样在中国大使馆排队办理签证，回国后24 小时内要向当地公安局“报到”，呆满半年后必须出境再签，否则面临着最高每天5000 元人民币的罚款，真是费神费时又费钱。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承认“双重国籍”的益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有助于吸引海外人才。中国流失海外的人才越来越多。近三十多年来，大陆已有移民700 多万人；留学人员近200 万，学成回国的不到三分之一。现在，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国，第一大投资移民来源国和第二大移民来源国。目前， 在美国的华人已经突破400万人， 拿绿卡的只有53 万人， 有近350 万华人加入了美国籍。这其中当然有大量的高级人才。据统计，大陆在美国的理工科博士毕业生滞留率最高，达到92%。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相当一部分海外华人有意回国创业，但中国目前的“单一国籍”制却使他们成为被“卡”住的一代。1980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规定，凡“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现在看来，这部34年前通过的法律确有修改的必要。只要放开“双重国籍”，不花一分钱，大批人才就会携带着技术和资金回国——既利人又利已，何乐而不为呢？ 中国的周边国家已经走在中国前面了。越南在2009 年修订了国籍法，允许持外国护照、但未明确表示放弃越南公民身份的海外越南人获取越南国籍，以吸引更多海外越南人回国投资和人才回流。无独有偶，2011年1 月1日，韩国《国籍修订法》正式生效，允许海外高级人才、结婚移民者、65 岁以 上高龄海外同胞持有双重国籍。这些国家都意识到， 让海外人才放弃海外的一切，在本国和发达国家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二选一”，实在是强人所难，不如退而求其次，放松本国的国籍政策。 但反对承认“双重国籍”的大有人在，其理由也不容忽视： 其一， 中国在1955 前默认双重国籍，但此后一些东南亚国家怀疑中国向其“输出革命”，屡屡爆发大规模的“ 排华潮”，为打消这些国家的疑虑，保护当地华人免遭迫害，中国政府宣布废除双重国籍，并将之写入法律，延续至今。如果中国政府重又承认双重国籍，容易再度引起这些国家的猜疑，对当地华人的长远生存和发展是不利的。 其二，拥有双重国籍，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意味着人格上的尴尬。很多国家要求申请入籍者宣誓效忠；不要求宣誓的，从法理上讲这些国家也有权要求入籍者忠实于入籍国。但一个人能同时忠于两个国家吗？在大多数情况下或许可能，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恐怕就会左右为难了。 其三， 从法律上讲， 双重国籍可能会使犯罪分子逍遥法外或获得从轻处罚，因为不同国家不仅有不同的刑罚标准，而且审理程序也大不相同，这都有可能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看来， 是否承认“ 双重国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意见暂时很难统一。怎么办呢？可不可以不纠缠于国籍问题而另辟蹊径呢？答案是肯定的，只要在政策上增加一些灵活性就可以了。 中国政府完全可以放低中国“绿卡”的门槛。目前，中国“绿卡”标准之高令人咋舌，重在“设关立卡”而不是“绿灯放行”。自2004 年《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实施以来，上海浦东只有不到200 人获得“绿卡”，而在浦东创业的境外人才多达3 万5 千人，还有不计其数的海外人才被“卡”在国门之外。只要在“绿卡”政策上稍微放松一些，海外人才回国创业就会明显轻松许多。 中国可以向印度学习，出台类似“海外公民证”或“海外华裔卡”的政策。所谓“海外公民证”，是指原籍中国的华人可终身免签证回国，而“海外华裔卡”适合海外华人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可15 年免签证，并且两证都可享受除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以外的本地居民待遇。“两证”既回避了国籍问题，又解决了“双重国籍”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实为两全其美之策。印度在推出“海外公民证”和“印度裔卡”之前，仅拥有软件专业人才7000余名，而“两证”自本世纪初出台后，截至2006 年，这一数值接近70 万。美国政府官员甚至对印度《金融时报》表示，大批印度信息人才回流，可能将影响全球科技中心硅谷乃至整个美国今后的竞争力。印度的经验非常值得中国研究和借签。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中国政府在国籍和签证政策上所表现出的任何灵活性，都将是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福音。我们期待着这一天尽快到来。

焦虑的中国需要一场秩序重建！ 文：云禧 中国人的集体焦虑 当今中国最大的特征，就是进入政治焦虑、经济焦虑、信仰焦虑、生存焦虑等等全面焦虑期，上至政治领导人、各类精英，下至普通百姓，都缺乏安全感。 　　中国数十年的野蛮成长，没有能够建立有效的精神秩序、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在丧失精神凝聚力的背景上，丧失了基本的政治伦理、经济伦理和社会伦理。 　　于是，所有的权力、财富和荣誉都失去了合法性和可持续性，都经不起法律和伦理的拷问与推敲，因而全部失去了安全感。 　　当你把财产托付于股市，股市崩溃；当你把精神信仰托付于寺庙，方丈贪腐；当你把美好的念想托付于精英，精英们又丑闻不断。这就是今天中国的实际境况。 　　政治焦虑 　　当今，中国最缺乏安全感的阶层当属政治家，职位越高，安全感越低。当我们看到诸如周永康、徐才厚等家藏成吨的美钞、数十支枪支时，你会认为他们仅仅是贪婪吗？ 　　其实，他们最主要的是缺乏安全感。那么多人把孩子移民到美国，仅仅是崇洋媚外吗？其主要原因仍然是缺乏安全感。因为中国缺乏正当且安全的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和社会逻辑。 　　在中国的历史上，“腐败”与“反腐”从来都是封建王朝的政治手段。在以儒文化为基础的人治结构中，官员之间的制衡恰恰是“你腐败、我放心”，你能授我以柄，那就形成了政治制约的“投名状”。 　　发现了你的软肋，我才可以任用你，因为这样你才必须效忠于我，形成生死同盟。有的则是为了消除帝王对自己的提防，故意自毁名声、假作平庸，以求自保。如曾国荃、蔡锷等。 　　在人治的政治环境中，官员的权力来自于他的上级而非民众，所以他只需要对上负责，“忠君”意识成为主流。由于缺乏合法性和制度的保证，个人的兴衰荣辱，也都系于政治帮派之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中国，这些寄生于政治帮派之上的官员，每天处于极度的焦虑之中。 　　经济焦虑 　　中国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可以说是挖空心思，什么“一带一路”、什么“PPP”、什么“全民创业”等，频频出招，足见中央政府出于极度的经济焦虑中。但是，这些密度极高的经济号召，其社会的响应却很低，这些经济手段缺乏内在动力。而以往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地方政府的政府负债已达56万亿，再采用大规模负债的方式刺激经济显然不妥。 　　应该说引导民众创业是对的，但不能搞拔苗助长式的创业“大跃进”，尤其是“大学生创业”。因为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不足5%，当今城市的创业成本极高，一味鼓励所谓的“大学生创业”无异于杀鸡取卵，其95%的失败率会耗蚀多数家庭的资产储备，而每一个家庭的创业损失，实际都是国家损失。而且，中国主要的经济资源集中在央企和政府，并没有向公众开放，又如何能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呢？ 　　作为经济的主体，企业家无疑是当今最焦虑的群体。 　　许多企业家难以摆脱原罪的阴影：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中，按照完全合法的原则做生意很难发家，因为最主要的经济资源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中国的顶级富豪多是房地产或能源型产业的经营者，要获取这些资源，往往需要参与权力寻租。同样，如果不避税的话，按照正常的税赋企业可以存活吗？如果不超载，长途运输还能赚钱吗？也就是说，中国既没有形成民众公平共享的经济资源环境，又没有形成民众可以正常经营的政策环境，在此环境中的成功者，很大一部分属于官员腐败的共犯或违法经营者。政府为了保持经济的稳定，尽可能不动这些商界精英，但许多企业家难免原罪的恐惧和焦虑。 　　社会焦虑 　　首先，在中国股市上有大量的借钱炒股、代客理财类型的炒股者，此次股市塌陷之后，如果短期股市不能解套，无数家庭面临债务纠纷，大批股民陷入“股市焦虑症”。很显然，中国股市已被境内权贵资本和境外财团劫持，中国股市“欠安”！ 　　其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工资收入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社保金负担越来越高等等。在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的中国，民众居然还生活在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等生存危机的焦虑中。 　　其三，中国有近3亿徘徊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工阶层，这是中国真正的工业产业大军。在中国制造业总体下滑的今天，进城还是回乡，也是深深焦虑的事情。 　　其四，中国大学生的就业焦虑、发展焦虑。他们的父辈已经透支了他们的生存资源，破坏了生态环境，他们今天可以拿着iPhone手机逍遥于市，殊不知等待他们的是极度的资源匮乏和极度的生存危机。 　　 中国如何重建秩序 　　由于体制原因，中国政府习惯于将各类难题留给后人，一届一届地往后拖。但到了今天，对于本届政府来说，所有的问题已经再无推诿的余地了。很显然，小修小补的方式已经无法持续，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能依靠简单的对策论，而是必须进行整体性的全面构建。 　　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秩序。 　　重建精神秩序 　　精神秩序的创建，取决于中国未来构建什么样的价值取向。 　　此前的三十年，中国依靠激发人的物欲来驱动经济发展，但到了经济资源枯竭的今天，再采用“激发欲望”和“满足欲望”的凯恩斯经济逻辑驱动中国的发展已经走不通了。可以想象，一个把欲望当做信仰的国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在中国高歌猛进搞经济的三十年间，美国却悄悄地占领了中国青年人的精神领地，被美国文化武装起来的80后、90后已经在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的主导群体。国家高唱“中国梦”，但中国青年却在默默地营造“美国梦”。 　　那么，还有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可以重新号召和动员中国的社会力量呢？ 　　在中国，传统国学派、毛派、西方民主派等等，互不兼容且严重对立，导致中国难以找到精神秩序重构的接口。很显然，现有的意识形态理论已经不能解释中国和世界的现状，在当下世界，精神秩序的重建无法回避普世价值和普世文化的取向。 　　而真正实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并不是要闭守于自己的国粹文化，恰恰需要主动性地拥抱世界文化。 　　事实上，中华文化的基因，完全具备对接世界普世价值的接口，但被一家独大的儒文化遮蔽。如不能超越儒文化的局限，中华文化就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兴。另一方面，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恰恰需要西方文化的激活，意识形态重建必须启动第三方话语权，才有可能形成新的文化生命力。 　　重建政治秩序 　　在一个成熟的政治秩序中，可以选择平庸的政治家，比如美国的小布什等。但在中国政治秩序重建中，则需要伟大的政治家，因为政治秩序重建需要大破大立。 　　一个按照人治构成的政治网络，到今天都没有被完全打破，从结网到破网要经历三十年以上的时间。但是，会不会形成新的人治网络？中国政治秩序重建的切入点自然是法制，但长期习惯于依附人治的中国司法，能否真正进入法制的轨道，这是最令人担心的事情。 　　重建经济秩序 　　如果不建立经济秩序，再依靠拍脑袋的方式决策，一窝蜂地搞什么“开发区运动”“全民创业运动”等，都只会使中国陷入更大的困局。基于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目前尚有相当的经济存量，中国必须能够在3-5年内完成这些经济存量的合理转换，如果失去了此机会，中国将丧失前三十多年所有的经济积累。 　　重建经济秩序的切入点在“民生经济”即“安民工程”，而非大兴土木的基础建设和极度的刺激消费。简言之，就是将中国尚有的经济存量，及时地转移到民生经济领域，而非滞留在消费经济领域。这种选择的目的，是为了保住中国社会崩溃的底线，也是根本上“安民工程”“安心工程”。 　　不要再无节制地刺激中国人的梦想了，也不要妄称“中国崛起”，那会把中国变成一个疯子。中国经济进入世界前二位其实只是一个幻象，中国经济的实际质量很低，充其量只是世界金融的试验场，有一天浮云散去，你会发现留在中国大地的只是经济的废墟。 　　未来中国需要数十年的韬光养晦，扎扎实实地建立自己的精神安全体系、政治安全体系、经济安全体系和社会安全体系。 　　当然，无论是政治秩序重建，还是经济秩序重建，都涉及到如何对待政治原罪和经济原罪的核心问题，必须采取文明的方式，有效沉淀政治资产和经济资产，而不能采取武断的革命手法。 　　否则，中国的政治文明和经济文明建设就会重新归零，而不能累进和成长。 　　在此，真诚地祝愿吾国吾民安好！

加拿大的“土”和中国的“洋” ——我看加中两国城市的不同 文 / 拉拉（蒙特利尔） 如果看惯了北京、上海、深圳等中国大都市的繁华、气派，那么当你站在皇家山上的观景台俯瞰加拿大第二大城市蒙特利尔时，眼前虽然秀色可餐，你还是难免心生失望：就这么些高楼，还都那么“中规中矩”。失望之余竟也许还觉着点得意：咱北京可不逊这儿。 在蒙特利尔，高楼林立的市中心不过天安门广场大小，出此区域，某些街道甚至让你想起国内的“城乡结合部”。这地方真的挺“土”。窄窄的人行道是水泥浇筑的，断裂的地方留有明显的补痕，与国内越建越宽、配有几何图案造型、甚至光可鉴人的人行道不可同日而语；车道也是坑坑洼洼，“裂”迹斑斑，哪像国内的柏油康庄大道，光洁、标致；这里的许多商场，灯光昏黄、水泥涂墙，天花板还有漏水污渍，看上去年久失修，哪像国内的“巴黎春天”、“东方商厦”、“来福士广场”，标新立异、气宇轩昂；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这些国人熟知的快餐品牌，在这里的店铺，内部装饰、桌凳都透着陈旧的气息、几分“老大色衰”的无奈，但在国内的店铺，却都明亮洁净，装潢闹中带雅、舒适怡人，犹如打扮入时的妙龄女子，让人流连忘返；这里的居民住宅，多是两三层楼高，砖砌外墙，哪像国内动辄10多层，钢筋水泥，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层层叠叠；这里，车行至城市外围的高速公路，两边都是有如国内工业园区里才能见到的低矮宽大的建筑，它们大都是商场、公司，就像一个个方块码在一起，看上去单调乏味，叫人提不起兴趣，唯有感慨加拿大地广人稀，才能如此“奢侈”地使用土地。连高速公路中间的隔离带都有十来米宽，两边高，中间低，成“波谷”状，长满了野草。记得2007年我第一次坐车从蒙特利尔去往北面的拉瓦尔市，行在15号高速公路上，看着两边“平庸”的房子以及大片形同荒原的土地，感觉像下乡似的。不过，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有那刻与“老天爷”“亲密接触”的惊奇，天空从来没有如此让人觉得触手可及，大团大团的云朵犹如千军万马迤逦压境而来，这样的恢宏气势对生活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的人而言是文字上的想像。一句“野旷天低树”竟让我在西方找到了注解。 在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步伐驱动着物质文明的突飞猛进，漂亮的公共汽车、地铁、马路、摩天大楼、霓虹夜景让外国游人啧啧称赞，感叹中国二十年巨变的不可思议。“唯'物'主义”如“星火燎原”之势在神州大地上蔓延开来，不管是一线二线还是三线城市，市政建设的指标似乎就是看谁的楼房盖得高、奇，因此也就有了类似“大裤衩”、“生殖器”等地标建筑的出现，不一而足。与之伴随的却是人们“世界观”的越来越狭隘和扭曲，以为高楼大厦、不夜城代表繁华，以为豪华轿车、游艇、私人飞机代表尊贵，以为航空母舰、太空飞船代表实力，我们在物质上不断地向西方发达国家看齐，到如今有过之而无不及，却在精神层面上背道而驰，渐行渐远。“眼珠长了没？”、“找死啊！”在国内，我一不小心没留意到疾驰而来的助动车，就会招致骑车人恶语相加；行人过马路要急吼吼地跑，像在逃命，须知国内司机号称“马路杀手”，你敢气定神闲地走吗？还有什么“黑蛇”、“白蛇”、“眼镜蛇”，专谓警察、医生、教师等一众人，世道至此，什么高铁啦、磁悬浮啦，予人的感官享受又能深入到骨髓几分？去过中国的朋友会感慨祖国城市的崭新面貌，但他们可能不知道，那漂泊大雨一来，威尼斯就有了“山寨”版，甚至还可能演变成“水漫金山”的人间悲剧。中国的城市，缺乏给力的防洪排涝、预防自然灾害的健康完善的“中枢神经系统”，经不起风吹浪打、地动山摇。 蒙特利尔虽“土”，但这背后却有理性的经济成本考量、人民决断的参与。老百姓觉得道路修修补补即可，政府就不能大兴土木。“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理普天下人都明白，加拿大人可以监督政府是否把纳税人的钱花到该花的地方，而在中国，这还是天方夜谭。翻阅朋友家人相册，让我惊讶的是蒙特利尔这座城市的大部分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呈现出现在的模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居住条件还停留在半世纪前的水平。房屋结构、外貌被保留，内部设施却随着建材的革新和审美的变化“与时俱进”。鱼和熊掌的取舍，人们似乎在这里已做得得心应手，既合情理，又遵循经济规律。 同样记得第一次坐车从蒙特利尔去往河对岸的城市，行入尚普兰大桥不久，视野便豁然开朗，不仅是因为此处圣劳伦斯河河面异常开阔，更是因为前方的城市竟被淹没在一片浩瀚的林海之中，除了郁郁葱葱的树冠，几乎看不见房子，惟有临河的几栋居民楼和散落于林海当中的教堂尖顶突兀而出，这与隔岸我身后的蒙特利尔市区的现代化楼宇建筑形成巨大反差。城市地理仅一河之隔，面貌却有天壤之别，一个摩登霸气，一个小家碧玉，让我大感意外。望着眼前圣劳伦斯河远道而来的壮阔景色，我的脑海中顿时蹦出李白的诗句：“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嗨，为什么加拿大老让我想起先人笔下的大好山河呢？朋友在向我介绍圣劳伦斯河时的一番话至今刻骨铭心：在加拿大，我们有条名叫圣劳伦斯的大河，它的重要程度，她想了想后继续道，如同你们的长江，她流经我们蒙特利尔，你看，这就是她。我极目远眺，恰是水天一色，波涌云汉，江鸥疾下，浪逐琼花。那泓澄净的水体，岂是如今的长江可比？！听罢她言，我徒“空悲切！” “好山好水好寂寞，好脏好乱好热闹”是对北美和中国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的写照，我初识此话时也很有同感。据说有一部分移民因耐不住这里生活的寂寞和单调而选择回国。这背后是不是另有隐情我不妄加猜测，但是好山好水的背后是理性，好脏好乱凸显的却是盲动。在这样的寂寞和热闹之间，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寂寞，在寂寞中思考，在单调而波澜不惊的生活中感悟生活的真谛。

文：梁启超 ​ 每年八九月之交，都会有一大批年轻学子怀着对未来的憧憬迈进大学校门。上大学到底为了什么？100多年前梁启超先生在清华大学的一次讲演，或许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和启迪…… 为学与做人 梁启超 问诸君 “为什么进学校？” 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辞的答道：“为的是求学问。” 再问：“你为什么要求学问?” “你想学些什么?” 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诸君啊！我请替你们总答一句罢：“为的是学做人。” 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所以教育应分为智育、情育、意育三方面，智育要教导人不惑，情育要教导人不忧，意育要教导人不惧。 怎么样才能不惑呢?最要紧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想要养成判断力，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智识，再进一步，还要有遇事能断的智慧。假如一个人连常识都没有，听见打雷，说是雷公发威，看见月蚀，说是蛤蟆贪嘴，那么，一定闹到什么事都没有主意，碰着一点疑难问题，就靠求神问卜看相算命去解决，真所谓“大惑不解”，成了最可怜的人了。 学校里小学所教，就是要人有了许多基本的常识，免得凡事都暗中摸索。但仅仅有点常识还不够，我们做人，总要各有一件专门职业。这门职业，也并不是我一人破天荒去做，从前已经许多人做过，他们积了无数经验，发现出好些原理原则，这就是专门学识。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它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 做工、做商等等都各有他的专门学识，也是如此。教育家、军事家等等，都各有他的专门学说，也是如此。我们在高等以上学校所求的智识，就是这一类。但专靠这种常识和学识就够吗?还不能。宇宙和人生是活的，不是呆的，我们每日所碰见的事理是复杂的，变化的，不是单纯的，刻板的，倘若我们只是学过这一件，才懂这一件，那么，碰着一件没有学过的事来到跟前，便手忙脚乱了，所以还要养成总体的智慧，才能得有根本的判断力。 这种总体的智慧如何才能养成呢?第一件，要把我们向来粗浮的脑筋着实磨炼他，听他变成细密而且踏实。那么，无论遇着如何繁费的事，我想可以彻头彻尾想清楚他的条理，自然不至于惑了。第二件，要把我们向来昏浊的脑筋，着实将养他，叫他变成清明。那么，一件事理到跟前，我才能很从容很莹澈的去判断他，自然不至于惑了。以上所说常识学识和总体的智慧，都是智育的要件，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 怎么样才能不忧呢?为什么仁者便会不忧呢?想明白这个道理，先要知道中国先哲的人生观是怎样。“仁”到底是什么?很难用言语说明，勉强下个解释，可以说是：“普遍人格之实现。”人格要从人和人的关系上看来。所以仁字从二人。总而言之，要彼我交感互发，成为一体，我的人格才能实现。我们若不讲人格主义，那便无话可说；讲到这个主义，当然归宿到普遍人格。换句话说，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们的人格，和宇宙无二无别。体验得这个道理，就叫做“仁者”。 然则这种仁者为什么就会不忧呢?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曰忧成败，二曰忧得失，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成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所以《易经》六十四卦，始“乾”而终“未济”。正为在这永远不圆满的宇宙中，才永远容得我们创造进化。我们所做的事，不过在宇宙进化几万万里的长途中，往前挪一寸、两寸，哪里配说成功呢?然则不做怎么样呢?不做便连这一寸两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真真失败了。 “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肯做事便不会失败。所以《易经》说：“君子以自强不息。”换一方面来看，他们又信得过凡事不会成功的几万万里路挪了一两寸，算成功吗?所以《论语》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忧呢?再者，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便不会忧得失，为什么呢?因为认定这件东西是我的，才有得失之可言。连人格都不是单独存在，不能明确的画出这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家的，然则哪里有东西可以为我们所得?既已没有东西为我所得，当然也没有东西为我所失。我只是为学问而问，为劳动而劳动，并不是拿学问劳动等做手段来达某种目的——可以为我们“所得”的。 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得失可忧呢?总而言之，有了这种人生观，自然会觉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自然会“无入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教人做到“仁者不忧 ”。 怎么样才能不惧呢?有了不惑不忧工夫，惧当然会减少许多了。但这是属于意志方面的事。一个人若是意志力薄弱，便有丰富的智识，临时也会用不着，便有优美的情操，临时也会变了卦。然则意志怎么才会坚强呢?头一件须要心地光明。孟子说：“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又说：“自反而不缩，名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俗语说得好：“生平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 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这是第一著。第二件要不会为劣等欲望之所牵制。《论语》记：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一被物质上无聊的嗜欲东拉西扯，那么，百炼钢也会变为绕指柔了。总之，一个人的意志，由刚强变薄弱极易，由薄弱返刚强极难。一个人有意志薄弱的毛病，这个人可就完了。自己作不起自己的主，还有什么事可做?受别人压制，做别人奴隶，自己只要肯奋斗，终须能恢复自由。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情欲的奴隶，那么，真是万劫沉沦，永无恢复自由的馀地，终身畏首畏尾，成了个可怜人了。 孔子说：“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我老实告诉诸君说罢，做人不做到如此，决不会成一个人。但做到如此真是不容易，非时时刻刻做磨炼意志的功夫不可。意志磨炼到家，自然是看着自己应做的事，一点不迟疑，扛起来便做，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才算顶天立地一世人，绝不会有藏头躲尾左支右绌的丑态。这便是意育的目的，要教人做到“勇者不惧。” 梁启超 我们拿这三件事作做人的标准，请诸君想想，我自己现时做到哪一件——哪一件稍为有一点把握。倘若连一件都不能做到，连一点把握都没有，嗳哟！那可真危险了，你将来做人恐怕就做不成。讲到学校里的教育吗，第二层的情育，第三层的意育，可以说完全没有，剩下的只有第一层的知育。就算知育罢，又只有所谓常识和学识，至于我所讲的总体智慧靠来养成根本判断力的，却是一点儿也没有。这种“贩卖智识杂货居”的育，把他前途想下去，真令人不寒而栗！现在这种教育，一时又改革不来，我们可爱的青年，除了他更没有可以受教育的地方。诸君啊！你到底还要做人不要？你要知道危险呀，非你自己抖擞精神想方法自救，没有人能救你呀！ 诸君啊！你千万别要以为得些断片的智识，就算是有学问呀。我老实不客气告诉你罢，你如果做成一个人，智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是越多越坏。你不信吗？试想全国人所唾骂的卖国贼某人某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知识的呢？试想想全国人所痛恨的官僚政客——专门助军阀作恶鱼肉良民的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有知识的呢？诸君须知道啊，这些人当十几年前在学校的时代，意气横历，天真烂漫，何尝不和诸君一样?为什么就会堕落到这样的田地呀?屈原说的：“但昔日之芳草兮，今真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着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坏路上走。诸君猛醒！现在你所爱所恨的人，就是你前车之鉴了。 诸君啊！你现在怀疑吗？沉闷吗？悲哀痛苦吗？觉得外边的压迫你不能抵抗吗？我告诉你：你怀疑和沉闷，便是因不知才会感；你悲哀痛苦，便是你因不仁才会忧；你觉得你不能抵抗外界的压迫，便是你因不勇才有惧。这都是你的知、情、意未经过修养磨炼，所以还未成人。我盼望你有痛恨的自觉啊！有了自觉，自然会自动。那么学校之外，当然有许多学问，读一卷经，翻一部史，到处都可以发见诸君的良师呀! 诸君啊，醒醒罢！养足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保护好你的自由意志。你成人不成人，就看这几年哩！

造假的“敢为天下先” 文：黄东黎（蒙特利尔） 前年4月3日写过一篇《“中国式诈骗”令人发怵》，列举四十多种类型诈骗案例，五花八门，涉及的人员和范围甚广，提醒国人谨防上当受骗。造假，也是一种骗，有时被骗者损失更惨。中国从八十年代假货充斥市场，后来开展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一阵风过后“假劣”的东西又泛滥成灾，至今20多年愈演愈烈。 过去有说“除了人不是假的，都是假的。”现在连人都是假的，各地审查干部档案，发现造假很多，有人履历填的仅性别是真的。于是群众说：“年龄越填越小，工龄越填越长，学历越填越高，身份越填越假。”造假成了中国一项“专利”，几乎延伸各个领域，只说最近几件事，足以触目惊心。 金融造假——制造假币已有“辉煌”的历史，20年前，我曾接一个熟人的电话诉苦，她在一处小商摊位买东西，商贩找给一张面额50元的现钞，她随后到一家大商场购物，在收银台交款时这张50元现钞验出是假币，她好说歹说才退还，马上跑去找小商贩要求换成真币，那人死不承认使用假币，她想请我帮忙解决。我说这忙恐怕谁也帮不了，小贩转脸不认账，你又没有证据和旁证假币是出自他手……结果这位熟人气得直晕，也只有自认倒霉，那时50元还真当钱花。这种发生在身边的事，不过是一个假币缩影。 最近广东破获一起假币大案，从一个地下“印钞厂”查出两亿多元假币。山东三人合伙投入18万购买制造假币机器，将造出的16万假币出售时被抓获。所幸这些假币还未流入市场，更离奇是近日惊现的南京假银行，非法融资吸收公众存款案。这家“盟信经济专业合作社”于前年开业，伪造金融资质、特许经营证件，内部装修如同国有银行，大堂设LED显示屏、自动取票机和5个柜台，营业员统一服装，以高出银行几倍的利息引诱民众存款。假银行营业两年，吸金2亿多元，最终因嫌犯放贷投资失利，无法退还客户存款才败露。 “盟信”银行让200余人“信盟”后上当，损失惨重。其中一王姓商人去年将公司1200万元流动资金存入“盟信”，最后无法取回，血本无归。一名七十多岁老翁将100万元拆迁款悉数存入，以获取高息，不久诊断出自己患癌症，他多次去取钱只拿回10多万元，不够看病治疗，老翁哭天抹泪。这家假银行何能装扮得“天衣无缝”、在南京这样的省会城市光天化日之下行骗两年？虽然目前5名涉案人已落网，警方正追缉另两名逃犯，但众多受害人的存款却“肉包子打狗”了。 身份造假——在山西，有个70后的人叫冯朝辉，他靠买假学历、伪造档案，从农民变成工人，从工人变成干部，一路造假，又摇身变成山西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副书记、纪委书记。这个靠替人“铲事”捞钱、充当官场掮客的“纪委书记”，在2014年被双开时发现，原来党籍也是假的！ 1975年出生的冯朝晖，凭假农转工、转干后，2002年购买了伪造的北方交通大学专科文凭。2003年谎报自己是中共党员，报考了党校并“取得”本科文凭。2005年，冯朝辉花费32万元，在朋友的操作下，为其妻子马月霞伪造了黑龙江大学和天津商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证，并伪造北京人事局接收函，将夫妻二人户口迁入北京市海淀区，又顺溜成为“北京人”。 随着职务的升迁，冯朝辉在承揽项目、插手煤炭上不断“掘黑金”。2007年后，他一直在纪检部门任职，凭借吹嘘“北京有人，办得成事”，在山西官商圈里混成了一个“人们不敢得罪、甚至争相巴结的红人”。2014年，冯朝辉被查出索贿、受贿、介绍贿赂、资金来路不明共计1300多万元，山西省纪委监察厅给予冯朝辉开除党籍、公职处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个初中文化、只有“性别姓名”不假的农民，居然当上省直单位的副书记、纪委书记，动不动可以“摆平”对官员的举报，索贿受贿，让人不可思议。冯朝辉的假学历、假证明、假文凭、假党员，是他呼风唤雨的资本，而这些的来头，又是社会、学界、官场丑态的鲜活样本。 货物造假——北京秀水街市场，崛起于80年代，以经营“外贸服装”闻名。随着经营的扩大，十年前拆迁旧市场，建成“新秀水”商场，吸引了众多北京和各地顾客，老外也常有光顾。大批中国商人的进驻，陆续充斥外国名牌服饰、手表等假冒产品。“秀水假货”由来已久，许多人知道，却愿意去“碰运气”，买便宜仿制外贸货，还能砍价，自得其乐。 这里韩国的“产品”不少，也颇受顾客青睐。去年底韩国政府特许厅（类似中国专利局）、知识产权保护协会、服装产业协会等组成调查团，到“最大假货商场”秀水街进行实地考察，发现假冒名牌服装、韩国化妆品等商品随处可见。同行的协会成员对中国人的假货制造、流通速度无不咋舌，他们说：“首尔的品牌时装表演举办一个月后，中国市场就已有不少仿冒品了。”韩国方面发出提示，有意在中韩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后，进入中国市场的韩国企业要“谨慎”，呼吁提前制定对侵害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行为的对策。 韩国政府派团赴华“密访查假”，尚属首例，说明已引起国外官方和民间的高度重视。据媒体报道，有些防伪码制作公司为求获利，不按规定核查客户相关资格，以高于市价的收费给其制作假防伪码，并建立假的防伪码查询网站，为假货“转正”提供途径。记者经查发现，网上甚至有售整套防伪码系统，假货商办起来很容易，顾客则假货当真。 中国人确实有造假的“智能”，可以玩出无“成本”的变身术，能不费力地坐享其成，使老外们望尘莫及。无论是身份造假、金融造假、货物造假，都是为了私利，为了钱。“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人难免有贪欲，但要将其控制在正常范围内。不能贪婪心一上来，就心术不正，千方百计造假欺骗。就像中国的产品没有外国质量好，叫得响，可以自己潜心研制，发明创新，为什么非要仿造假冒别人的成果？ 先哲老子的做人治事，有句经典：“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这与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是一致的，他有仁爱，就必然有嫉恶和勇敢；他保守节俭，就必然能够彰显大方；他厚德谦让，就必然能够为天下先。 如今反其道，“敢为天下先”成了一句时髦语，不管什么都要尝“先”，似乎才豪气十足，称得上是范儿。殊不知中国造假没有一样符合老子“三宝”的正道，而其所以流于社会、危害民众，成为侵犯合法专利的“专利”，恰恰是缺少了行善不争，立法、监管的“敢为天下先”。造假早该休矣，始作俑者必须受到严惩。

科技进步与普世价值 文：赵敏（蒙特利尔） 有关普世价值和社会公平、人民幸福、国家富强、世界和平关系的论证已经汗牛充栋。其实，普世价值与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也是唇齿相依。 由于在中国和加拿大都学习和工作过多年，最近几年又长期在中国出差，我一直比较注意观察和分析两地之间的各种差异及成因。其中包括探究为什么西方人总是在世界上领科学之潮流、执技术之牛耳，而中国人总是难以望其项背、老在后面紧赶慢追呢？ 我发现除了中国的科技发展起步晚、教育体制僵化等诸多众所周知的原因，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一个社会是否尊重和践行普世价值。具体地说，一个国家是否社会民主、思想自由、遵守法制、尊重人权，对科学技术人员的个性形成、人格锻造、自信心培养、创造力发挥，成才的环境等等，都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深刻影响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 只有社会民主，人人平等，形成公民社会，消除官本位，每一个科技从业者才可能是一个自信自尊的人、有着阳光心态的人、充满活力和创新精神的人、勇于进取且敢于担当的人。而在中国则常常看到另一种景象:在领导面前，工程技术人员毕恭毕敬，谨小慎微。很多技术问题无论巨细，都等各级领导来拍板定论，技术人员不愿也不能承担责任。不少技术人员以领导意志为准则，还有人为弄个一官半职而费尽心机。在那里，你看到的是很多技术工作者不同程度的尊严丧失，精神萎靡，权利敬畏和人格压抑。这样的科学技术队伍怎么能有科学创新的勃勃生机，和敢为天下先的独立担当呢？难怪最后基本上只剩下山寨和复制的能力。 在加拿大公司开会，如果领导迟到而座位已满时，是没有任何人会为领导让座的。领导只有自己到外面找一把椅子进来，否则他就只有坐在桌子角上或窗台上主持会议。因为在这里无论职务高低，人格和尊严是平等的。在社会生活中也几乎看不到任何政府官员前呼后拥、招摇过市。几年前在北京参加一个国际性科技会议，当一位高官到会时，我被其怪异的场面惊呆了：他不是一个人来到会场了，而是一艘由数百人组成的“大船”浩浩荡荡地开进来了。“船首”是若干保镖和众多摄影记者，“船舷”两旁是密集的随从和警卫，“船尾”是一大堆跟班和更多的保镖。旁边人都与他保持一种预先精心设计的距离，以便留出一个以他为圆心、直径约五米、并不断向前匀速移动的圆形空间突出他的领导人地位。而他走在这艘人形大船的中间，昂首挺胸、双目朝上、气宇轩昂、威风凛凛。那一瞬间，我产生了时空错位的幻觉，从二十一世纪的现实中倒退到几个世纪前的“某某王朝”：他换上了顶戴花翎，套上了织锦朝服，旁边人穿上了长袍大褂，“肃静”和“回避”牌开道，锣鼓和唢呐声齐鸣，一幅“奉旨出朝、地动山摇”的排场和气势。在忍俊不禁的同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真切地感觉到，这里距落后封建社会仅相隔咫尺，离现代公民社会还路途遥远。 另一方面，只有思想的自由、言论的无拘，异见的碰撞，辨争的启迪，才能充分展开科技人员想象的翅膀，完全释放科技人员创造的潜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认识和观察这个客观世界，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寻找其规律和奥秘。 只有在一个多维宽松、包容异质的社会环境里，科技人员才能张扬个性敢于创新，才能形成一种朝气蓬勃的科研氛围和生机盎然的科研能力。一个没有思想和学术自由、且学术屈从于权力的软环境，只能泯灭个性、桎梏心灵、鼓励平庸、呼唤单一。 其实，这也是之所以产生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因。 每当中国的同学朋友问我中国和西方到底有什么区别的时候，我都会说：在中国，每一个人都是人上人的同时又都是人下人。很多人在享受下级讨好谄媚的同时又对上级卑躬曲膝，最后都是一个不同程度心理扭曲和人格分裂的人。而在加拿大，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立于天地之间、被大自然拥抱的人。在这个社会里，他既不需要讨好谄媚，也不需要卑躬屈膝。他要做的就是持阳光般的童心，全身地投入到工作和创造之中。除了第一代移民的语言困难外，这里几乎没有任何障碍阻挡你施展才能，但有很多因素都可以激发你锐意创新。 我眼中的“盛世”标准不是基于引进西方技术、利用廉价民工、透支环境资源之上的GDP 总量。我觉得成为“盛世”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能够在人类科学技术的研发中贡献大约四分之一的原创或首创。到那一天，才可以当之无愧地说进入了一个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代。而遵循普世价值是实现这个目标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动力。

一 “良好生活”不是个僻奥的术语，是个普通词组。在伦理学传统中，它有点儿来历，来自希腊词eudaimonia。英语常把它译作happiness，中文再转译为快乐或幸福。Eudaimonia译作happiness，比较讲究的思想家更愿把它译作well-being。 快乐天然是好事，不过，过得快乐不一定就过上了良好生活。《西游记》里谁最快乐？好像是猪八戒最快乐。 《石头记》里谁最快乐？想来想去，也许是薛蟠。回到现实生活，一个小官僚，性格挺开朗，人缘挺好，能哄住上司，也能应付同事下属，做点儿公务，然后吃点儿喝点儿玩点儿拿点儿贪点儿。他过得挺快乐，却不算良好。听说，雷政富就蛮快乐，当然，他被抓起来了，不快乐了。 反过来，顾准、遇罗克，为真理为正义事业奋斗，却很难说他过得快乐。耶稣快乐吗？《复活》里的聂赫留道夫，忏悔之前过得挺快活的，后来跟着马斯洛娃去流放，不那么快活了。但也许那时他才过上良好生活。 Happiness有时译作快乐有时译作幸福，但这两个词的含义不尽相同。快乐多用在情绪层面上，情绪飘忽不定，此一刻你快乐，下一刻不快乐，再下一刻又快乐了。而且，当我们祝一个朋友快乐时，的确不止是祝他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情，还希望他拥有一份和他所处的环境、情境相配合的快乐，而不是那份被隔离出来的、简单心情上的快乐。 跟快乐相比，幸福得有那么一份稳定长久。有人只图一时快乐，但好像没有只图一时幸福的说法。幸福的最高境界好像是白头偕老，那是一年复一年的绵长生活。 除了长久，或者说，跟长久连在一起，幸福似乎还有某种伦理评价。居有所安，衣食不愁，身体健康，父母慈爱，夫妻和睦，子女出息，这可说是幸福的指标，或“外在幸福”。幸福还有内在的一面：老夫老妻过着幸福的生活，这不只在衣食不愁子女孝顺，也在他们禀性良善。幸福不只是“主观体验”，也不仅是各种幸福指数的集合，幸福靠人性中的美好来滋养。幸福的童年透着天真无邪，幸福的老年连着善良宽厚。我们有理由怀疑，卑劣的人能否感到幸福，或反过来说，无论卑劣之人感到什么，我们都不把它称作幸福感。没被抓起来的雷政富们快乐去吧，但我们不大愿意说他们幸福。 二 良好生活更多从内在方面着眼，幸福更多从外在方面着眼。良好生活更多与品格、灵性、有所作为这些更积极的内容相连。正如尼采早就洞知，在古希腊人那里，良好生活与行动不可分离，因此包含我们曾经谈到过的phronesis，实践活动中的明见。幸福跟什么年龄连着？跟白头偕老连着，跟童年连着，歌里唱到幸福的童年，但愿我们的孩子都有幸福的童年，哪怕他们的前景有点儿不妙。是啊，一旦公主王子过上了幸福生活，故事就结束了。成年男人当然有的衣食不愁有的缺衣少食，有的夫妻和睦有的家有悍妇，但在壮年身上，夺目的总是品性与识度，其他不足深论。相比之下，少年还未形成稳定的品性，老人身上，品性已经沉潜，我们也不再期待他大展宏图，于是，幸福不幸福就成了首要问题。 良好生活首先从品性、识见、作为着眼来看待生活。作为当然包括建功立业，但德修有进也是作为，依立功立言立德的古议，德修有进是优异作为中最优异者。所有这些，都跟成功学没多大关系。成功人士和不成功人士一样，有的过着良好生活，有的品格低下、灵魂干瘪。成功让优秀人物变得更加坚毅、从容、大度，而那些靠在浊世钻营得了官位得了钱财的竖子，得意张狂，变得更加浅薄低俗。 但在我们这个污浊的社会，谁能靠品格而不靠钻营取巧有所成就？古人说：有其人，亡其世，虽贤弗行矣。 我们今天的社会乌烟瘴气，怨不得大家要批评指责。但不要一味批评指责，更不要埋怨，尤须警惕因此习惯放松自己、放纵自己。谁应许过送给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要是有人应许过而你年幼无知相信了，你长这么大了还继续相信就是你自己的不是了。我不敢引用狄更斯的那句名言，说什么我们的时代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我只敢说，不管好坏，你生存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你要是有心好好生活下去，就得在这个社会现实里找你自己的良好生活。我认识不少真心诚意做事的人，多数做出了成绩，得到了一些回报。甚至，即使你做的事情是权力忌恨的，你固然会遭遇很多艰险，但多半会得到另类的回报。 我当然不是说，积德行善必会赚来各种幸福指数。在须摩提里也许有不移的果报，而我们的娑婆世界里，到处有偶然性，也难免明显的不公和悖谬。但也只有在偶然、不公和悖谬的世界里，才谈得上品性。如果一份品性定可换来这个世界的一份福报，那拥有品性就太合算了——你既得了品性又得了世俗好处，得了个双份。 三 耶稣宣扬一套新教义，法利赛人借彼拉特之手把他钉上十字架，文天祥正气凛然，慷慨赴死，遇罗克只是对红色对联提出异议，即遭残暴荼毒。耶稣、文天祥、遇罗克，他们过的是不是良好生活？良好生活的提法，着眼于不那么极端的人物，不那么极端的处境。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人的品性仍分成三六九等，但那里丧失了良好生活的任何可能。 文天祥杀身成仁，特蕾莎修女慈爱无边，曼德拉功彪史册，梵高完全自任于艺术冲动，这些大德大勇大才，我们界外钝根可望而不可即。但我们仍努力要过上良好生活。 我们不是颜回，他不改其乐，我们可能觉得苦不堪言。我们更不是耶稣，以一身尽赎人类的罪恶。我们有一点儿品格，有一点灵性，但远没有强大到单靠品格和灵性获得幸福，我们还想在最通俗的意义上过上好日子。 孔子关于君子的刻画，可引来做良好生活的图画，那生活的确令人向往。 后来，孔孟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对两千多年的中国士人产生了悠久而深刻的影响，不过，它不是惟一的图景，关于何为良好生活，墨子另有想法，庄子另有想法。西方传统中，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良好生活更是未尽相同于孔子所设想的良好生活，伊壁鸠鲁的图景又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更不说后来基督徒所欲求的。那么，我们该选何种标准来确定良好生活？也许都不够好，惟清静解脱心如止水才是最高境界？如果“心如止水”是个好词儿，心如止水就好。但浮士德、梵高，不肯一日安生，却也没什么不好。生机勃勃不是良好生活的要素吗？最高境界这话，说说也罢，九九归一还要依人依事依境而定。 古人关于良好生活的想法已经多种多样，更何况，斗转星移，今天的社会和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人的良好生活不可能尽同于古人。依我个人的观感，今人的良好生活跟日常生活、家庭生活、男女情爱有更多的联系，与此相应，何为良好生活这个问题，不只与男人相干；谁知道呢，论品格畅达、生活充实，女人说不定还超过男人呢。 四 哲学思考就事论事按理论理，在这个意义上，力求客观。但哲学道理，归根到底是跟我们自己相连的道理。我们可以根据某些标准确定什么是良好的导体什么是良好的绝缘体，这些标准跟我自己该怎样生活没什么关系。何为实在、何为知识、何为历史这些“哲学问题”则不同，寻思这种问题，总是跟我们自己有关系，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何为良好生活”这样的问题最明显——但凡面对这问题，我们免不了会想：我过的是不是良好生活？看看身边的人，会想：谁过着良好生活，哪种生活不那么良好？我和我们应当怎样生活？不妨说，只对那些自己在问这个问题的人，“何为良好生活”才是个问题。 那么，如果我不敢妄称自己过着良好生活，我有什么资格回答何为良好生活这个问题？谁有资格？也许曼德拉、特蕾莎有。但我想，这里不要纠缠资格，因为这里的问题根本上是每个人在为自己追问，而非意在为别人提供标准答案。即使曼德拉和特蕾莎也不能为我们提供标准答案，他们的生存提供了光照，好让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品格和境遇中追寻自己的回答。 注：本文选自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一书，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版。

教育，孔夫子和乔布斯 文 / 天马（蒙特利尔）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俺不是教育学出身，没有学过任何有关教育的理论，凭着自己几十年的悟性，俺把教育的目的分两大类：（1）拷贝（2）创新。拷贝是基础，创新是教育的最终目的，也是人类赖以进化，从猴子到人，从地上爬到现在天上飞的最基本动力。 说到拷贝式教育，中国人万万不会忘记自己的老祖宗：孔夫子。孔夫子被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捧上了“圣人”的地位。孔子一直被中国称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创立的儒教，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基本国教”。如果说中国有一个宗教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绝对占主导地位，那么这个宗教就是儒教。但是，如果你把儒教思想狗熊掰苞米一样掰开来，呵呵，你会看到两层芯子：（1）作为一个自然人的基本仁义（2）作为一个社会人的三从四德。你仔细翻一翻儒教里的仁义，再去看一看现在这个世界到处宣扬的“普世价值”，你会发觉“Nothing New”（没有任何新鲜的）。其实人类最基本的爱，真，善，美，是每一个民族都有的。不是孔子原创的，所以这里，儒教的贡献不是创新，是拷贝。在教育中是最低级的一层，给儒教打分，分数不会高：因为这是拷贝抄袭的内容。而另一层，三从四德，却真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真正儒教的创新内容，在试卷里可以打高分！但是遗憾的是，这创新部分创出来的三从四德，却是中国文化中真正毒害中国人几千年的糟粕。三从四德，完全是儒教为皇帝服务，戴在老百姓头上的枷锁！那正是鲁迅《狂人日记》所写的：人吃人！孔子的哲学，是中国典型的官场哲学，孔子一辈子的目标，就是官本位，奔着想做皇帝的辅佐。中国大众几千年的官本位思想和对权利的膜拜，是有渊源的。 孔子作为儒教的鼻祖，他喜欢学生去“深刻体会”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他的问题，都是封闭式选择题。如果学生回答的和他的思路不一样，孔子让你再悟。哈哈，悟到学生某一天成为他肚子里的蛔虫，那就是他最出色的学生。所以孔子要摆“师道尊严”，学生是不可以挑战老师的。孔子要的是拷贝式学生，现今中国教育体制中的一大批高分低能学生，都是孔子的好学生。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君不见，孔子之后中国浩浩荡荡几千年的历史，竟“无一人是男儿”，胆敢超过孔子。悲哉，我之大中华，到底是孔子太强，还是孔子后人太弱？ 西方哲学家，从苏格拉底 、柏拉图 、到亚里士多德，这师徒三代，是一代胜一代，一代创一代的理论。因为苏格拉底没有像孔子一样给学生作封闭式选择题，他的问题，都是开放式问答题。他没有把自己树立在圣人的地位而不可超越。这就是教育的更高一个境界：鼓励学生胜过老师 ，鼓励创新，鼓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苏格拉底自己说：我不是智慧者（Sophist），我只是一个爱智慧的人（Philo-sophia）。苏格拉底最后以自己的生命来实现自己追求真理的承诺，其为了追求真理而藐视权威和孔子的一心奔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曾经看到一则新闻，是中国和美国最名牌的大学生在电视上PK。在真理、智慧、权力、金钱四个选择题中，大部分的美国学生首选了真理和智慧，而几乎所有的中国学生，选择了权力和金钱。其实这选择和孔子是一脉相承的。孔的教育和追求，是万变不离一个框架，这便是做官 ——其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权力和金钱，不是真正的真理和智慧。创新一定要挑战原来的权威。当一个学生成为权力和金钱的奴隶时，他必定是一个权力和金钱影子之下的拷贝者。 说到苏格拉底，令我想起大名鼎鼎的苹果教父乔布斯的一句话：我愿意把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这么夸张的一句话！乔布斯的一生，就是追求创新的一生。创新和中庸，那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听一听乔布斯的话： · 领袖和跟风者的区别就在于创新。 · 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难道还有其他原因吗？ · 你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为别人而活。不要被教条所限，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里。不要让别人的意见左右自己内心的声音。最重要的是，勇敢地去追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只有自己的心灵和直觉才知道你自己的真实想法，其他一切都是次要。 教育的本质，不是拷贝。否则今天大家还是北京山顶洞人。教育的本质，是创新，是在拷贝的基础上，举一反三，创新。但是几千年中国的儒教哲学，把国人的教育本质，限制在拷贝上。记得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美国一个幼儿园的家长，把一家幼儿园告到法庭，其母亲抱怨：我儿子在进幼儿园之前，我在纸上画一个圆，他可以告诉我，这是鸡蛋，这是太阳，这是电灯。但是进了你们这个幼儿园，现在他只能告诉我：这是零，没有任何别的答案。其母亲一怒之下，告这个幼儿园扼杀其儿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哈哈，听似一个玩笑，但是这是中国很多孩子的现状！教育，是一把双刃剑，一面，他可以总结前人的经验，让后代更快地拷贝，但遗憾的是，另一面，教育往往抹杀了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尤其在师道尊严的教育体制之下。所以给孩子们更大的空间，鼓励孩子创新，这才是教育的终极目标。

父亲节，一起来重温鲁迅先生写于近一个世纪前的这篇不朽之作。此文对于今天的父母而言，虽时代变迁，依然发人深省，不乏教益。我作这一篇文的本意，其实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总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但何以大模大样，用了这九个字的题目呢?这有两个理由：第一，中国的“圣人之徒”，最恨人动摇他的两样东西。一样不必说，也与我辈绝不相干；一样便是他的伦常，我辈却不免偶然发几句议论，所以株连牵扯，很得了许多“铲伦常”“禽兽行”之类的恶名。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但祖父子孙，本来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决不是固定不易的。现在的子，便是将来的父，也便是将来的祖。我知道我辈和读者，若不是现任之父，也一定是候补之父，而且也都有做祖宗的希望，所差只在一个时间。为想省却许多麻烦起见，我们便该无须客气，尽可先行占住了上风，摆出父亲的尊严，谈谈我们和我们子女的事；不但将来着手实行，可以减少困难，在中国也顺理成章，免得“圣人之徒”听了害怕，总算是一举两得之至的事了。所以说，“我们怎样做父亲。”第二，对于家庭问题，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二五、四十、四九)中，曾经略略说及，总括大意，便只是从我们起，解放了后来的人。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譬如早晨听到乌鸦叫，少年毫不介意，迷信的老人，却总须颓唐半天。虽然很可怜，然而也无法可救。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还有，我曾经说，自己并非创作者，便在上海报纸的“新教训”里，挨了一顿骂。但我辈评论事情，总须先评论了自己，不要冒充，才能象一篇说话，对得起自己和别人。我自己知道，不特并非创作者，并且也不是真理的发见者。凡有所说所写，只是就平日见闻的事理里面，取了一点心以为然的道理；至于终极究竟的事，却不能知。便是对于数年以后的学说的进步和变迁，也说不出会到如何地步，单相信比现在总该还有进步还有变迁罢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生命的价值和生命价值的高下，现在可以不论。单照常识判断，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了生物的意义。生物为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本能，最显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摄取食品，因有食品才发生温热，保存了生命。但生物的个体，总免不了老衰和死亡，为继续生命起见，又有一种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发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竟与这道理完全相反。夫妇是“人伦之中”，却说是“人伦之始”；性交是常事，却以为不净；生育也是常事，却以为天大的大功。人人对于婚姻，大抵先夹带着不净的思想。亲戚朋友有许多戏谑，自己也有许多羞涩，直到生了孩子，还是躲躲闪闪，怕敢声明；独有对于孩子，却威严十足。这种行径，简直可以说是和偷了钱发迹的财主，不相上下了。我并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人类的性交也应如别种动物，随便举行；或如无耻流氓，专做些下流举动，自鸣得意。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领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领，将来还要交付子女，象他们的父母一般。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个过付的经手人罢了。生命何以必需继续呢?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个体既然免不了死亡，进化又毫无止境，所以只能延续着，在这进化的路上走。走这路须有一种内的努力，有如单细胞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繁复，无脊椎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发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但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又恰恰与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我也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孙子理应终日痛打他的祖父，女儿必须时时咒骂他的亲娘。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况且幼者受了权利，也并非永久占有，将来还要对于他们的幼者，仍尽义务。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切过付的经手人罢了。“父子间没有什么恩”这一个断语，实是招致“圣人之徒”面红耳赤的一大原因。他们的误点，便在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利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殊不知自然界的安排，却件件与这要求反对，我从古以来，逆天行事，于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缩，社会的进步，也就跟着停顿。我们虽不能说停顿便要灭亡，但较之进步，总是停顿与灭亡的路相近。自然界的安排，虽不免也有缺点，但结合长幼的方法，却并无错误。他并不用“恩”，却给与生物以一种天性，我们称他为“爱”。动物界中除了生子数目太多一一爱不周到的如鱼类之外，总是挚爱他的幼子，不但绝无利益心情，甚或至于牺牲了自己，让他的将来的生命，去上那发展的长途。人类也不外此，欧美家庭，大抵以幼者弱者为本位，便是最合于这生物学的真理的办法。便在中国，只要心思纯白，未曾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发现这一种天性。例如一个村妇哺乳婴儿的时候，决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娶妻的时候，也决不以为将要放债。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进化。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纲”。倘如旧说，抹煞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乖剌的种子。有人做了乐府，说是“劝孝”，大意是什么“儿子上学堂，母亲在家磨杏仁，预备回来给他喝，你还不孝么”之类，自以为“拚命卫道”。殊不知富翁的杏酪和穷人的豆浆，在爱情上价值同等，而其价值却正在父母当时并无求报的心思；否则变成买卖行为，虽然喝了杏酪，也不异“人乳喂猪”，无非要猪肉肥美，在人伦道德上，丝毫没有价值了。所以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无论何国何人，大都承认“爱己”是一件应当的事。这便是保存生命的要义，也就是继续生命的根基。因为将来的运命，早在现在决定，故父母的缺点，便是子孙灭亡的伏线，生命的危机。易卜生做的“群鬼”(有潘家洵君译本，载在“新潮”一卷五号)虽然重在男女问题，但我们也可以看出遗传的可怕。欧士华本是要生活，能创作的人，因为父亲的不检，先天得了病毒，中途不能做人了。他又很爱母亲，不忍劳他服侍，便藏着吗啡，想待发作时候，由使女瑞琴帮他吃下，毒杀了自己；可是瑞琴走了。他于是只好托他母亲了。欧 “母亲，现在应该你帮我的忙了。”阿夫人 “我吗?”欧 “谁能及得上你。”阿夫人 “我!你的母亲!”欧 “正为那个。”阿夫人 “我，生你的人!”欧 “我不曾教你生我。并且给我的是一种什么日子?我不要他!你拿回去罢!”这一段描写，实在是我们做父亲的人应该震惊戒惧佩服的；决不能昧了良心，说儿子理应受罪。这种事情，中国也很多，只要在医院做事，便能时时看见先天梅毒性病儿的惨状；而且傲然的送来的，又大抵是他的父母。但可怕的遗传，并不只是梅毒；另外许多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也可以传之子孙，而且久而久之，连社会都蒙着影响。我们且不高谈人群，单为子女说，便可以说凡是不爱己的人，实在欠缺做父亲的资格。就令硬做了父亲，也不过如古代的草寇称王一般，万万算不了正统。将来学问发达，社会改造时，他们侥幸留下的苗裔，恐怕总不免要受善种学(Eugenics)者的处置。倘若现在父母并没有将什么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交给子女，又不遇意外的事，子女便当然健康，总算已经达到了继续生命的目的。但父母的责任还没有完，因为生命虽然继续了，却是停顿不得，所以还须教这新生命去发展。凡动物较高等的，对于幼雏，除了养育保护以外，往往还教他们生存上必需的本领。例如飞禽便教飞翔，鸷兽便教搏击。人类更高几等，便也有愿意子孙更进一层的天性。这也是爱，上文所说的是对于现在，这是对于将来。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假使古代的单细胞动物，也遵着这教训，那便永远不敢分裂繁复，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类了。幸而这一类教训，虽然害过许多人，却还未能完全扫尽了一切人的天性。没有读过“圣贤书”的人，还能将这天性在名教的斧钺底下，时时流露，时时萌蘖；这便是中国人虽然雕落萎缩，却未灭绝的原因。所以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日本近来，觉悟的也很不少；对于儿童的设施，研究儿童的事业，都非常兴盛了。第二，便是指导。时势既有改变，生活也必须进化；所以后起的人物，一定尤异于前，决不能用同一模型，无理嵌定。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第三，便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这样，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但有人会怕，仿佛父母从此以后，一无所有，无聊之极了。这种空虚的恐怖和无聊的感想，也即从谬误的旧思想发生；倘明白了生物学的真理，自然便会消灭。但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应预备一种能力。便是自己虽然已经带着过去的色采，却不失独立的本领和精神，有广博的趣味，高尚的娱乐。要幸福么?连你的将来的生命都幸福了。要“返老还童”，要“老复丁”么?子女便是“复丁”，都已独立而且更好了。这才是完了长者的任务，得了人生的慰安。倘若思想本领，样样照旧，专以“勃(奚谷)”为业，行辈自豪，那便自然免不了空虚无聊的苦痛。或者又怕，解放之后，父子间要疏隔了。欧美的家庭，专制不及中国，早已大家知道；往者虽有人比之禽兽，现在却连“卫道”的圣徒，也曾替他们辩护，说并无“逆子叛弟”了。因此可知：惟其解放，所以相亲；惟其没有“拘挛”子弟的父兄，所以也没有反抗“拘挛”的“逆子叛弟”。若威逼利诱，便无论如何，决不能有“万年有道之长”。例便如我中国，汉有举孝，唐有孝悌力田科，清末也还有孝廉方正，都能换到官做。父恩谕之于先，皇恩施之于后，然而割股的人物，究属寥寥。足可证明中国的旧学说旧手段，实在从古以来，并无良效，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的多受些人我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独有“爱”是真的。路粹引孔融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汉末的孔府上，很出过几个有特色的奇人，不象现在这般冷落，这话也许确是北海先生所说；只是攻击他的偏是路粹和曹操，教人发笑罢了。)虽然也是一种对于旧说的打击，但实于事理不合。因为父母生了子女，同时又有天性的爱，这爱又很深广很长久，不会即离。现在世界没有大同，相爱还有差等，子女对于父母，也便最爱，最关切，不会即离。所以疏隔一层，不劳多虑。至于一种例外的人，或者非爱所能钩连。但若爱力尚且不能钩连，那便任凭什么“恩威，名分，天经，地义”之类，更是钩连不住。或者又怕，解放之后，长者要吃苦了。这事可分两层：第一，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在这样社会中，不独老者难于生活，即解放的幼者，也难于生活。第二，中国的男女，大抵未老先衰，甚至不到二十岁，早已老态可掬，待到真实衰老，便更须别人扶持。所以我说，解放子女的父母，应该先有一番预备；而对于如此社会，尤应该改造，使他能适于合理的生活。许多人预备着，改造着，久而久之，自然可望实现了。单就别国的往时而言，斯宾塞未曾结婚，不闻他(亻宅)傺无聊；瓦特早没有了子女，也居然“寿终正寝”，何况在将来，更何况有儿女的人呢?或者又怕，解放之后，子女要吃苦了。这事也有两层，全如上文所说，不过一是因为老而无能，一是因为少不更事罢了。因此觉醒的人，愈觉有改造社会的任务。中国相传的成法，谬误很多：一种是锢闭，以为可以与社会隔离，不受影响。一种是教给他恶本领，以为如此才能在社会中生活。用这类方法的长者，虽然也含有继续生命的好意，但比照事理，却决定谬误。此外还有一种，是传授些周旋方法，教他们顺应社会。这与数年前讲“实用主义”的人，因为市上有假洋钱，便要在学校里遍教学生看洋钱的法子之类，同一错误。社会虽然不能不偶然顺应，但决不是正当办法。因为社会不良，恶现象便很多，势不能一一顺应；倘都顺应了，又违反了合理的生活，倒走了进化的路。所以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会。就实际上说，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其实早已崩溃。这也非“于今为烈”，正是“在昔已然”。历来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拚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我们试一翻大族的家谱，便知道始迁祖宗，大抵是单身迁居，成家立为；一到聚族而居，家谱出版，却已在零落的中涂了。况在将来，迷信破了，便没有哭竹，卧冰；医学发达了，也不必尝秽，割股。又因为经济关系，结婚不得不迟，生育因此也迟，或者子女才能自存，父母已经衰老，不及依赖他们供养，事实上也就是父母反尽了义务。世界潮流逼拶着，这样做的可以生存，不然的便都衰落；无非觉醒者多，加些人力，便危机可望较少就是了。但既如上言，中国家庭，实际久已崩溃，并不如“圣人之徒”纸上的空谈，则何以至今依然如故，一无进步呢?这事很容易解答。第一，崩溃者自崩溃，纠缠者自纠缠，设立者又自设立；毫无戒心，也不想到改革，所以如故。第二，以前的家庭中间，本来常有勃(奚谷)，到了新名词流行之后，便都改称“革命”，然而其实也仍是讨嫖钱至于相骂，要赌本至于相打之类，与觉醒者的改革，截然两途。这一类自称“革命”的勃(奚谷)子弟，纯属旧式，待到自己有了子女，也决不解放；或者毫不管理，或者反要寻出“孝经”，勒令诵读，想他们“学于古训”，都做牺牲。这只能全归旧道德旧习惯旧方法负责，生物学的真理决不能妄任其咎。既如上言，生物为要进化，应该继续生命，那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三妻四妾，也极合理了。这事也很容易解答。人类因为无后，绝了将来的生命，虽然不幸，但若用不正当的方法手段，苟延生命而害及人群，便该比一人无后，尤其“不孝”。因为现在的社会，一夫一妻制最为合理，而多妻主义，实能使人群堕落。堕落近于退化，与继续生命的目的，恰恰完全相反。无后只是灭绝了自己，退化状态的有后，便会毁到他人。人类总有些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精神，而况生物自发生以来，交互关联，一人的血统，大抵总与他人有多少关系，不会完全灭绝。所以生物学的真理，决非多妻主义的护符。总而言之，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帐，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但世间又有一类长者，不但不肯解放子女，并且不准子女解放他们自己的子女；就是并要孙子曾孙都做无谓的牺牲。这也是一个问题；而我是愿意平和的人，所以对于这问题，现在不能解答。一九一九年十月（原载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6卷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