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这就是加拿大
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就是2020美国大选投票结果揭晓的日子。这可能是历史上最魔幻的一次大选：
美国人投票热情异常高涨，9300多万人提前投票，创历史记录；
国民警卫队已经进驻大城市，准备应对大选结果带来的骚乱；
现任总统特朗普曾扬言，就算选输了，也不会和平移交权力；
前任总统奥巴马对美国人高呼：这是你“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一次选举”……
此时，特朗普的对手拜登，正坚持“寻找回美国迷失的灵魂”的口号，为他和特朗普的终局之战，进行最后的摇旗呐喊。
那么，明天大幕落下的时候，到底花会落到谁家呢？
从现在各大美国主流媒体和权威民调的数据看，拜登的优势十分明显。其中比较保守的估计是拜登领先特朗普3%，而比较夸张的估计是拜登领先特朗普14%。
翻译成人话，这个数字就是“吊打”的意思。所以，当媒体的目光都在关注一贯手握流量的特朗普，我们不要忘了：这个名叫拜登的老男人很可能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
然而，拜登这个名字，和他背后的故事，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太陌生了。
跟金光闪闪的特朗普相反，拜登的一生经历了很多不幸。俗话说，人生最大不幸有三：少年丧父，中年丧偶，老年丧子。这三件事中，拜登竟然遇上了两个。
时间倒回1972年，年轻的拜登当上了美国参议员，成为美国历史上排名第五年轻的参议员，但他高兴不起来。因为就在不久前，拜登的妻子内利亚（ Neilia Hunter）在一场车祸中去世，给他留下一个襁褓里的女儿和两个年幼的儿子。
多年以后，拜登的两个儿子都成长为政界精英，尤其是人称“乔·拜登2.0”的大儿子。大儿子的名字叫做“博·拜登”（Beau Biden）。
博在34岁时加入了特拉华州陆军国民警卫队，五年后自愿随部队前往伊拉克。当时，博在自己的特拉华州甚至民主党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
2012年，老父亲拜登已经考虑“退位”，把大儿子博放到角逐政治权力的舞台中央。彼时的博，胸中也有了更大的政治意图：他想在2016年竞选特拉华州的州长，未来甚至想角逐美国总统宝座。
然而，就在博的政治生涯走向关键节点的40来岁，他患上了一种罕见的脑瘤，最终因医治无效去世。那一年是2015年，拜登73岁，白发人送了黑发人。
伤心欲绝的拜登在两年后专门写了一本书，讲述了儿子去世那一年他们的经历。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答应我，爸爸》（Promise Me, Dad），副标题是“充满了希望、艰辛和目标的一年”。
明天，美国大选就要决定胜负了。今天，我想卸下他们政客的面具，卸下党派的伪装，卸下那些口号和标语，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一看这个可能成为下一届美国总统的男人。
今天，我不关心政治，我关心的是——父亲。
2013年，44岁的博·拜登手里拿着一张医院送来的扫描片。此时的他终于明白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
三年前的一个早上，博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说不出话了，右半身完全麻痹，没啥感觉了。之后，博的身体倒也没什么大碍。只不过他在长跑途中，有时会感到一阵眩晕，他以为那是脱水造成的。
后来，那种眩晕更加严重了，博的耳朵里似乎时不时就有一架大飞机飞过。“飞机引擎”的发动声，让他难以忍受。有一次，父亲拜登惊讶地发现，出门锻炼的儿子，正捂着耳朵痛苦地蹲在马路边上。
博以前去过伊拉克，经历过战争。他以为，这是“战后创伤综合症”。然而，这跟伊拉克没关系。
医院脑部扫描的结果是：博的脑部有一大团灰色的东西。至于那块东西到底是什么，医生们现在不好确定。听到这话的那一刻，博破口大骂：真他妈的！
那时候，博已经住进了位于美国休斯敦的“安德森癌症中心”（M. D. Anderson Cancer Center）。拜登的女婿、博的妹夫霍华德也正好在那里当医生。
中心的专家研究之后说，博脑袋里的肿瘤，有可能是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淋巴瘤”，这个还算好办，可以通过化疗和放射治疗“打掉”它；另一种情况是“胶质母细胞瘤”，要是这玩意，就非常难办了，开刀都不一定能根治。无论如何，手术是免不了的。
负责博的有两位医生：一位主刀医生，一位后期恢复医生。主刀医生在手术的时候，让博保持了部分清醒，同时给他看一些简单的图片：一只大象、一辆汽车等等。
这样做的目的是：如果博能辨认出大象、汽车，那么医生可以放心地把那部分肿瘤切掉；如果博认不出东西，或者不能说话了，那么医生就知道，这块肿瘤不敢随便切除。
手术本身进行得很顺利。好消息是：医生切掉了高尔夫球大小的一块肿瘤，术后的博也安然无恙。
然而坏消息是：肿瘤已经在脑部扩散，医生没办法一次性地把扩散的部分全部拿掉。
不久后，医院实验室那边传来了更坏的消息：博脑袋里的东西就是胶质母细胞瘤，晚期。
听到这两个消息的拜登，直直地瞪着地板，浑身无力。他攥着手里的十字架，嘴上不断祈祷：上帝啊，给我力量吧，给我力量吧……
基因检测显示，博真是倒了大霉：他缺乏一种能减缓肿瘤扩散的基因突变，反倒具备两种能加速肿瘤增长的基因突变。
这倒激起了博的斗志，他乐观地相信，自己能战胜病魔。
博并不是不怕死，他会偷偷跟弟弟亨特诉苦，把心里的真话告诉弟弟。他们兄弟俩无话不说。
但是在父亲面前，博经常说的两句话是：“一切都好，我一切都好”，“我要打败这玩意，咱们要一起打败这玩意”。
术后，医生让博回家，一边疗养一边观察。
医生交代：目前他们最关注的问题，就是脑瘤的发展情况——它是继续扩散恶化了，还是逐渐好转了；博每隔一段时间要回来做扫描，看扫描结果再议。
拜登偷偷把负责恢复的医生拉到一边，问他：现在我儿子要做什么？他怎么生活才合适？
医生说：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活得有目标一点，有盼头一点。
拜登说：我儿子想要竞选州长。
医生说：那就去吧，竞选州长去吧。
不久后，医院那边打来了一个电话，新的脑部扫描看起来很糟糕，博大脑中的癌细胞，正在新的地方快速增殖。
拜登的心一沉，从切除原始肿瘤那天起就一直担心的事情，还是来了。
最终，医生们可以确定的是：原来肿瘤的前后都新长出了肿瘤。问题是，前面新长出来的部分，主刀医生有把握再次去除；但位于后面的新增部分，他没有把握能安全地拿掉。
怎么办呢？医生们想尽了办法，最后提出了一个风险很大的方案：首先，主刀医生把前面的肿瘤切除；然后，另一位专家把一种特制的活病毒（名叫Delta-24病毒）注射到新增肿瘤上面。
Delta-24病毒治病的原理分成三步：
第一步，注射进去的病毒，会像一块狗皮膏药一样附着在一个癌细胞上。等到这个癌细胞被这种病毒物质填满，它就会膨胀、爆炸。爆炸会把病毒粒子甩得到处都是，这样附近的其他癌细胞也会粘上病毒。
第二步，随着癌细胞的分裂和复制，病毒也不断通过爆炸感染新的癌细胞。最后每一个癌细胞上都沾了病毒，就像在每一个坏人脸上都画了一个“标记”。
第三步，博自己身体的免疫系统虽然无法识别癌细胞，但是可以识别入侵的病毒。一旦每个癌细胞都被病毒“标记”，免疫系统就会大举攻击癌细胞，然后“吃掉”它们。
但是，这个方案的风险也很大：博的免疫系统也有可能反应过度，开始“吃掉”健康的脑细胞，造成脑损伤。
拜登坐在医院里，满耳朵里都是那些“病毒”“肿瘤”“蛋白质”之类的专业词汇，神志已经开始飘忽。即使妻子（他的第二任妻子叫“吉尔”）的拥抱，也不能给他一丝暖意。
博反倒很乐观，他拍板定了：“一切都好，挺好的，我们来做这个吧！”
2015年4月2号，注射Delta-24病毒之后，拜登一家的心，全都悬到了嗓子眼。
好消息是，最新的扫描显示，新增肿瘤的边缘出现了坏死，这说明病毒起了作用，开始用它独特的方式抑制癌细胞扩散。
更好的消息是，不久后，医生明显看到了肿瘤崩溃消散的迹象。但与此同时，博的身体正在经历病毒造成的一系列副作用，他再次住进了医院。
博时常处在严重脱水的状态中，身体的钠含量低到危险的程度。他躺在床上，已经睁不开眼睛了，跟他说话，他几乎没有反应。在回答问题时，他能做的回答就是竖起大拇指，或者用微弱的声音勉强说一声“yes”。
更糟糕的是，博的身体非常衰弱，以致于吃不下东西。不久后，他就只能靠插管进食了。
那时候，博已经住在离白宫不算远的一家医院里，从白宫开车半个小时就能到。拜登白天在白宫上班，晚上就去医院看儿子。每次到了医院楼下，拜登喜欢先朝儿子的病房望一眼。儿子病房里灯的光亮，似乎能给他一点安慰。
一天晚上，拜登靠近博的病床，兴奋地说：“亲爱的，猜猜今天谁来我们办公室了？”博的眼睛虽然闭着，但拜登看得出他听见了自己的话。他揭秘了：“埃尔顿·约翰来啦！”
英国歌星埃尔顿·约翰，是他们父子俩的一段共同回忆。拜登的前妻死后，他开车送两个儿子去学校的路上，总是会听埃尔顿·约翰的那首“鳄鱼摇滚”。那时候博只有5岁，那首歌是父子三人一起唱的歌。
说着，拜登在床前开始轻轻地唱那首歌，歌词像昨天一样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没唱几句，拜登就流下了眼泪。博没有睁开眼睛，但透过自己的眼泪，拜登看到他在微笑。
5月下旬，博的情况有所好转。在护士的帮助下，他能保持五分钟直立站着。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能清楚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还频频点头。高兴的时候，他甚至跟别人碰拳头。
博的妻子得到了医生的许可，带他出去兜风。半个多月了，博第一次感受到了阳光照在脸上的温暖。
从注射病毒到现在已经七周了，大家感觉博开始爬出那个致命的黑洞。
博恢复了活力，又变回了以前那个健壮的博。他去湖边溜达，他开始跑步，他琢磨怎么用买来的小船带老婆孩子，还有弟弟一家去湖上玩。
直到有一天，拜登忍不住亢奋地冲着妻子大叫：“我看见博跑步了！我看见博跑步了！”此时的拜登一家，都充满了希望，胜利已经不远了。
但是，博的主刀医生、后期恢复医生和同样当医生的妹夫霍华德知道，危险还没有过去。
博的大脑左侧脑室，出现了脑脊液积聚，这会对大脑造成不小的压力。正常情况下，大脑可以再吸收和排出脑脊液，以保持适当的平衡，但博脆弱的大脑不能正常排出脑脊液。
医生猜测，可能是死掉的癌细胞堆积并堵塞了大脑的“排水通道”，就像路边排水沟被落叶堵住了一样。所以，医生做了个小手术，打开了一条通道，又隔三差五给博排一排多余的液体。
此时医生能做的，惟有观察，并希望博的身体能抗过这一关。届时不但博能痊愈，他的案例在医学上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可是，到了5月末，博的情况急转直下。他再次倒下了，没有反应，没有点头，没有竖起的大拇指，更没有击掌抱拳。博就像一具僵尸躺在那里。唯一给人安慰的是仪器屏幕上的那条线，显示博的心脏还在有规律地跳动。
拜登在心里祈祷，儿子出现的问题只是暂时的反复，将来一定会好起来，将来一定会好起来……
医生团队召集家属，开了一个重要的会。会上，医生并没有说目前的情况有生命危险，而是说：再等24小时或者48小时观察看看。
听到医生这么说，拜登一家都觉得还有希望。他们慢慢从会议室走出来，走向博的病房，心里的石头稍稍小了一点。
可能是因为自己走得太慢了，就在那条走廊上，拜登仍然能听到会议室里有人说话。他仔细一听，是自己的女婿霍华德，正在跟留在会议室的医生们争论。
霍华德说的一句话，顿时让拜登汗毛倒竖。他听见女婿对医生说：“你必须告诉他们真相。”
拜登赶紧竖起耳朵，他又听见一位医生说：博的情况“已无回旋余地，他不会再康复了”（He will not recover）。“他不会再康复了”！这是拜登一辈子听到的最可怕的话！
那天正好是周五，博的妻子想在下周一把孩子们接过来，因为孩子们都很想爸爸。博的妹夫霍华德严肃地说：不，你现在就要把孩子们接过来！
2015年5月30日，拜登、拜登妻子、拜登妹妹、拜登妹夫、拜登弟弟、拜登弟媳、博的妻子、博的孩子、博的弟弟、博弟弟的妻子、博弟弟的孩子……整个拜登一家，谁也不敢离开医院。
所有人都守着博的病床，他们不知道博还能坚持多久。
晚上七点，博的妹夫霍华德和弟弟亨特下楼给大伙去买吃的。他们刚走，博的呼吸开始变得困难，然后他的呼吸变得很浅。随后，他的呼吸好像停止了，仪器显示屏上面显示他已经没有心跳。
博的家人赶紧聚过来，刚下楼的霍华德和亨特也飞奔回来。弟弟亨特走到病床前，弯下腰，亲了一下哥哥的面颊，又把他的手放在了哥哥的胸口。妹夫霍华德看了一眼仪器的显示屏。“看，博的心脏还在跳动呢”，他试图用这话安慰大家。
但是，跳动并没有持续多久。不久后，博就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拜登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在当天的日记里，他是这样写的：“5月30日，晚上7点51分，它发生了。我的上帝啊，我的孩子啊，我英俊的孩子啊。”
拜登的这本书，写于2017年，那时他75岁，还没想去竞选总统。他在书里这样写道：
“直到现在，我仍然记得（医院里）的每一步和每一个转弯：直走过去，穿过一个安静的大理石走廊，右转，穿过两个走廊的交叉口，然后左转进电梯，然后乘电梯到二楼。出了电梯，向左转，然后在护士站停下，跟值班人员说，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
即使贵为副总统，即使满身政治斗争经验，在命运和病魔的打击之下，拜登仍然脆弱得像一根稻草，保不住手里最宝贵的东西。
然而，谁不是呢？
恰恰是这种脆弱，撕开了政客的华丽外表，从西装革履当中，让他们透出了一点人味儿。因为那些光鲜亮丽，是属于个别人的；而这种脆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
当我们脆弱的时候，人类的悲欢是相通的。
时间快进到2020年的11月，美国大选的前一夜。此时，所有人都在关注明天美国大选的结果，所有人都在关心政治。
但与此同时，就在美国以及世界上的其他各个地方，正有无数个博一样的病人，无数个拜登一样的家长，正在跟死神做垂死斗争。他们很可能赢不了，因为他们太脆弱了。
但与此同时，就在美国以及世界上的其他各个地方，也有无数手握权杖的人，拒绝客观事实，拒绝救人水火，实名践行着“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他们手里的法宝，就是假装自己不脆弱。
此刻，往前走一步，就是共有共通的人性，还有未来我们共同的命运；往后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
在有史以来最魔幻的一次美国大选的前夜，我不关心政治，也不关心大选，我不想为特朗普或者拜登任何一方站台说话。
我想说的是：明天，无论谁坐上了美国的第一把交椅，他都应该醒过来，看到自己脆弱的一面，看到人类脆弱的一面。因为当我们脆弱的时候，我们是相通的，我们可以再造文明。
今夜，我衷心希望：人类的悲欢可以相通，人类的命运可以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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