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大恶”索罗斯

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90岁高龄的索罗斯，尽管牙齿早已脱落多年，却依旧保持着苍蝇一般灵敏的嗅觉。

在败走香港的22年里，他一直心有不甘，蠢蠢欲动，伺机卷土重来。

另一面，持续近一年的街头骚乱，正侵蚀着香港的社会秩序与法治声誉。黎智英，戴耀廷等乱港分子极力煽动青年，为使香港社会动荡，从而动摇其金融市场。其背后金主，正是这位“金融大鳄”。



两次“金融乱港”，皆以败北告终。香港，成为了索罗斯“光辉”战场上的一个“污点”。

他怀恨在心，寝食难安，大有不搞乱香港就死不瞑目的魔怔。

甚至在写给《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中，也流露出他的恼羞成怒：

“我对打败当下中国的兴趣，超过了对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关心。”

祸港者，索罗斯

2019年9月5日，港交所电子交易系统（HKATS）出现严重故障，并从当天下午两点起暂停所有衍生产品市场交易。



对于毫无征兆的故障，港交所解释称：“交易系统软件出现问题所致”。

但很快就有消息人士透露，港交所此举是趁机“关门打狗”——时隔21年后，“金融大鳄”索罗斯卷土重来。

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实行浮动汇率制。以索罗斯为首的美国金融屠夫，随即发动金融攻击，前后投入数千亿美金做空泰铢。

而泰国官方仅仅坚持了不到十分钟就宣告放弃救市。泰国积攒十余年的经济成果，几乎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整个国家工业产业陷入停滞，工人大面积失业，无数人破产后选择了跳楼或跳河自尽。接着，索罗斯们一鼓作气，接连突袭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所到之处一片哀鸿。



尝到甜头的索罗斯，彼时又将目标瞄向了刚刚回归不久的香港。

自恃熟稔金融套路的索罗斯，为做空香港制定了“完美”的策略，并早早做下了“港府必败，带钱离港”的春秋大梦。

殊不知，特区政府早已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在获得中央全力支持的承诺后，决定与索罗斯打响一场金融保卫战。




1998年8月14日，香港特区政府投入1200亿港元进入股票和期货市场，平均每分钟接盘3.5亿港元，一天之内推涨期指600点，打击嚣张的空头势力。

其间，空头势力几度火力全开，特区政府则照单全收。激战两周后，恒生指数始终维持在7800点以上。

当闭市的钟声响起，一切尘埃落定。自此，香港成为索罗斯金融生涯中难得的滑铁卢。

尽管败走香港，索罗斯贼心不死，一直谋划着卷土重来。回到华尔街，他迫不及待地捐款成立“开放社会基金会”并自任主席，迅速成为协助西方势力搞“颜色革命”的金库组织。

该组织多次在报告中承认，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资助“人权网站”，开展“民主实践”，其中就包括香港。

不过，这仅仅是索罗斯祸港大棋中的开始。

2009年，索罗斯授命其子Robert Daniel Soros以1港元的资本在港注册成立SFM HK Management对冲基金公司。该机构办公室位于中环的国际金融中心35楼，“恰巧”正位于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楼下。

其背后之意，不言而喻。

另一步棋，索罗斯下的极为隐蔽。他试图选拔出自己在香港的“代理人”，继而控制多家NGO组织，以实现乱港的野心。

香港壹传媒创始人黎智英，就是索罗斯选中的“代言人”。



通过旗下的开放社会基金会，索罗斯不断通过黎智英等“白手套”向乱港暴动提供资金，以雇用人员、购买装备。

其目的就是为了使香港持续动荡，令香港金融市场大幅向下甚至崩盘，进而谋取暴利。

而索罗斯的另一名傀儡，则是扬言要在香港发动“野猪革命”的戴耀廷。

早在2015年，“开放社会基金会”就曾资助戴耀廷所在的港大法学院。其意图就是要渗透进香港校园，将港大打造成“颜色革命”的桥头堡。

多年的“苦心经营”，终于在2019年获得“回报”。

去年6月，香港发生“修例风波”，黎智英，戴耀廷等人暴乱祸港的行为，对经济的损害逐步显现。

包括大摩、摩通在内的外资投行集体下调香港经济预测，这都为索罗斯提供了可乘之机。

一心”雪耻“的索罗斯，自然不会放弃这个趁火打劫的机会。

他决心重施故伎。2019年8月，索罗斯先是利用港股下跌之机，大举买入空单建仓。而香港《大公报》则分析，索罗斯此次做空的规模，最少将会是98年的两倍。

但历史再一次重演。2019年9月4日，香港政府果断采取措施，令港股大幅回升，恒生指数的单日涨幅高达4.3%。

次日，当索罗斯试图大举抛出空单最后一搏时，却发现港交所电子交易系统，出现上文所提及的故障。

“精明”一世的索罗斯，自以为能将一众东南亚国家玩弄于股掌中，却没想遭遇了港府的“关门打狗”。

“金融屠夫”损失惨重，亏损高达24亿港元。翌日，港交所恢复交易，港股持续上扬。

颠覆者，索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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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祸港行径就可以看出，索罗斯的野心早已形成一种模式，即利用NGO，多方扶植颠覆他国的“颜色革命”，进而达到趁乱打劫的目的。

甚至索罗斯自己也从来不避讳这一点，他多次公开承认自己的确通过这些“公益基金”从事干涉他国内政、架空他国政权、从事颠覆分裂活动，制造煽动群体事件的活动。



作为一个曾经被纳粹迫害过的匈牙利籍美国人，索罗斯平日总是不厌其烦地向世人讲述纳粹是如何可憎和可怕，然而他却忘记了最关键的一点：他所憎恶的纳粹，恰恰就是由一群比他更为古老的索罗斯们亲手制造出来的。而索罗斯则不过是在重复前人之覆辙罢了。

索罗斯最大的悲剧是，他用一生的时间把自己变成了他内心深处最讨厌的模样。

冷战后，以美国为首的的西方国家，在推动苏联的“政权变革”后，对独联体各国展开了新一轮的“体制改造”。

索罗斯基金会变成为美国向这些国家输出颜色革命的首要工具。

索罗斯及其基金会，虽然以非政府组织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但它实际上是为美国政府的政治目的所服务的打手，为自身的经济利益谋求庇护。

他将“开放社会”理念作为招牌，利用援助和扶贫装点门面，意图在那些他认为“不够民主”的国家掀起“民主浪潮”，策动“颜色革命”，实现政权更迭，最终为自己的金融投机鸣锣开道。



索罗斯和他的基金会，至少为这些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做出了如下突出“贡献”：

2003年，格鲁吉亚发生“玫瑰革命”，总统谢瓦尔德纳泽被赶下台，反对派领导人萨卡什维利当选总统。谢瓦尔德纳泽下台后曾向媒体愤怒地表示：

“有一位大使告诉我，索罗斯为发动’玫瑰革命’，拿出了250万到300万美元的活动资金。”

2004年底，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反对派领导人尤先科当选乌克兰总统。美国国会众议员保罗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作证时透露，索罗斯向乌克兰反对派提供了超过6500万美元的政治资金。



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举世震惊的“黄色革命”，总统阿卡耶夫被迫流亡国外。当然，索罗斯基金会在吉全国各地组建了许多“选民政治积极分子”组织，、深入到全国各地从事反政府、反总统活动。

近年一些深受其害的东南欧国家看穿索罗斯的诡计，纷纷向“颜色革命”说不。

俄罗斯2015年禁止“开放社会基金会”在俄罗斯活动，指责该基金会对俄罗斯联邦的根本制度以及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该基金会随后受到诸如罗马尼亚、匈牙利、马其顿、波兰等国家政府的抵制。

2018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指责索罗斯及其基金会“分裂和摧毁”国家。“开放社会基金会”随即关闭了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的办事处，停止了在土耳其的运作。
事实上，在败走香港的20年间，索罗斯不仅做空香港之心始终不死，也从未放弃对香港的颜色“渗透”。

2016年6月，DCLEAKS网站披露2500多份机密文件，其中就包括开放社会基金会东亚项目总监Thomas Kellogg曾提出研究如何影响中国外交，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就包括了资助乱港头目戴耀廷。



这一点，在开放社会基金会举办的香港影展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主题“中国下的香港”，内容围绕香港回归中国后的身份演变，一张公屋林立的九龙夜景照，将香港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归结于大量涌入的内地新移民。

另一幅拍摄观塘某工厂天台，则叙述了香港基层房屋短缺：内地投资者推高了香港楼价，同时内地新移民挤压了他们的生存空间。

这些图片都旨在激化香港与内地的矛盾，将香港资本主义发展产生的民生问题，怪罪于“一国两制”，或所谓“民主化进程的停滞”。



这些公共政策、教育文化活动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的思想，尤其是处在世界观、价值观塑造期的青少年们。

在索罗斯基金会大力宣传，和有意渲染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们，看到的不是祖国已经发生的进步、不是转型时期矛盾发生的必然性、更不是国家为解决矛盾做出的努力，而仅仅是国家与他们理想中的民主政体的巨大差距。

这些年轻人最终在“颜色革命”中举起了反政府的旗帜，为所谓“民主”而冲锋陷阵。

索罗斯在自传中提及，每当回忆起自己在父亲的带领下，惊慌失措地逃脱纳粹的控制时，总会提醒自己应当投身慈善事业。



但遗憾的是，他所贡献的“慈善”资金，几乎全都流向了颠覆组织。

一个经历过苦难的人应该尊重生命，热爱和平。毕竟这种感同身受的刺痛，一个正常人都不会想要将其再施加给别人。

然而，尽管经受过那样的痛苦，索罗斯依然义无反顾的投向了黑暗的怀抱，成为痛苦在人间的代理人和播撒者。

当年那个被父亲牵着手蹒跚而行逃离困难的男孩，最终成了他自己最厌恶的那种人。

在索罗斯的攻击下，更多脚步蹒跚的孩子，被迫在父母的牵手中逃离自己熟悉的家园，一路心酸和痛苦，死亡紧随其后。

而每一个这样蹒跚逃离的身影背后，都写满了索罗斯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