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万人，在香港进退两难

本文转载自：海外情报社

相信不少人和我一样，来到香港后，会对这样一个群体印象深刻：她们看起来普遍干净整洁，年轻瘦小，皮肤黝黑，有着南亚人的相貌特征。

她们往往三五成群，在金钟、中环、尖沙咀等繁华地带的过街隧道、天桥、马路边或者公园空地处，垫着野餐垫、纸板箱甚至废报纸，一坐就是一下午。

这些妇女们，是当今香港社会的一份子，也是香港外籍劳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菲佣。


● 周末聚集在城市绿地的菲佣们，©James Jiao / Shutterstock

大陆人对“菲佣”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电视剧里，甚至会有“菲佣是大户人家才雇佣得起”的错误印象。

事实上，在香港雇佣菲佣是一件相当平常的事情。2019年香港的月工资中位数是18200港币，法定最低工资为37.5港币每小时，而大部分菲佣的月工资不到5000港币（同年政府规定其起薪为4630港币）。

因此，对于工作繁忙，无暇顾及家务的香港家庭而言，家中两人上班，再雇佣菲佣料理家事，是一本万利的模式。

香港人通常经由海外雇佣中心申请并缴纳一定费用，便可以雇佣一个职业素质和个人身份都有保障的菲佣。根据香港法规，雇主需要提供雇佣对象的吃住和两年一次返乡来回的机票钱，算上这个，月支出通常也不会超出6000港币。

菲佣的工作时间很长，除周日和其他法定节假日，以及睡觉的时间外，需要全日工作，甚至节假日也可能在工作。

关于其工作内容，港人对其的英文称呼“domestic helper”（家政助手），或者官方用语“家庭佣工”，又或许我们可以更精准的描述：除了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照顾宠物外，菲佣还要负责看顾家中老人和孩子。

在香港，有些港人的童年甚至“菲佣更像是父母”。


● 在香港闹市区席地而坐的菲佣们，©Francesco Bonino / Shutterstock

为什么香港会有这么多菲佣？

菲律宾对外输出劳工始于上世纪70年代，由于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总统马科斯于1974年签署《劳工法典》并出台一系列政策，将对外输出劳力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以期缓解国内的经济压力。

起初输出的男性劳工较多，后来菲律宾女佣由于其高素质（包括其语言能力和受教育程度）和优良服务意识，逐渐在世界形成了品牌，反而比男性劳工更为出名了，而菲佣们为菲律宾带来的上百亿外汇，已经成为当今菲律宾国家GDP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二十世纪80年代，香港经济腾飞。伴随着妇女们走出社会参与工作的浪潮，菲佣逐渐填补了许多家庭内部日常所需的劳力。

1995年，新加坡和阿拉伯酋长联合国以谋杀为罪名，对两名菲佣判处死刑（阿联酋的刑事案件由于是该菲佣反抗雇主强奸而杀死雇主，最后改判其监禁、鞭刑和罚款），使得更多菲律宾女劳工转向社会环境更为宽松友好的香港。

于是家庭雇佣菲佣的模式在香港延续下来，甚至出现了不少家庭长年固定雇佣一个菲佣的形式。与此同时，其他国籍的家庭佣工人数也在不断增长，比如异军突起的印尼佣工。

截至2019年年底，根据香港入境事务处的统计数据，香港注册外籍家庭佣工近4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菲佣，约22万人。粗略地算，平均每12户香港家庭就有一户雇佣了菲佣。


● 香港官方的外籍家庭佣工统计人数

那么，在友好宽松的香港，“更像是父母”，甚至被部分家庭长期雇佣的菲佣，是否就都和雇主相亲相爱，和谐如一家人了呢？

我相信这样的情况一定存在，但是现实不会仅是如此。

研究香港菲佣群体的人类学家——陈如珍编译的书籍《许愿井的回响：香港外籍家务佣工诗文集》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我和雇主全家去麦当劳吃饭。雇主夫妇点餐时，我带着孩子找位子坐。我以为他们会给我点个套餐，没想到他们却叫我从小孩的儿童餐中拿一只鸡翅和一些薯条。

我看着他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低下头盯着自己的双脚，然后才说：「我不饿」。在他们继续享用他们的食物时，我决定暂时走到一边去。

在雇主家里，早餐一般是一块面包或者光是一些面条，午餐也差不多。当然更不会有任何的点心。运气好的时候，一天才能吃一次或两次米饭。”


● 人类学家陈汝珍参与编译，描绘了香港菲律宾籍家庭佣工内心世界的书，截图来自：issuu.com

这一类故事绝非孤案。香港法律规定，雇主必须给雇佣的家庭佣工提供膳食，法律同时规定了需要给佣工提供住宿，而实际上，睡在地板或沙发上的情况并不少见，更糟的则会睡厨房、壁橱、储物间、阳台等。

2012年，香港女歌手李紫昕被曝在厕所定做了一张“床”让家里的菲佣Lisa住，引发了香港舆论浪潮。这个例子虽然比较极端化，但是管中窥豹，菲佣与雇主的权力关系可见一斑。

囿于这种人身依附性的权力关系，哪怕是遇上了好的雇主，菲佣们也会划清界限：

“你知道，不管你的雇主对你多好。你还是应该要维持着适当的礼貌和距离。就好像小心的维护着两人之间一面看不见的墙。没有这面墙不好的。”

“再说你们也不是真正的家人。”


● 报导称李紫昕在马桶上架床，截图来自：star.ettoday.net

在香港部分人的社会认知中，菲佣的地位是低人一等的，外籍家庭佣工遭受着歧视和边缘化。

尽管菲佣似乎成为了家庭的一员，但是大部分雇主并不关心菲佣在家务活以外的个人生活，为了其工作能顺利开展，未婚菲佣通常不被允许谈恋爱。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在本国受过不错教育的女性，她在菲律宾的家人，她的兴趣爱好，她的想法都无人问津。

另一方面，回乡机票费用高昂，收入大部分寄回本国养家，加上自身来香港需要支付约14000港币中介费（很多菲佣都是借债来香港工作），大部分菲佣经济上比较拮据，也无从归国，由于平日繁忙的工作（工作时间通常为每天16-19个小时），甚至鲜少有时间利用通讯工具和家人沟通。

因此，周日一天的假日里，菲佣之间的聚会便成为了其心灵的重要寄托。而又由于她们没有自己的聚会场地，雇主也不可能为其提供场地，所以闹市区的空地便成了其聚会的场所。

菲佣们会在这天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吃点东西，聊天打牌，唱歌跳舞或者用手机和家人视频，甚至举办一些活动，比如之前的选美比赛，在这个比赛中，年轻女孩们自己动手设计服装，缝制衣服，评选选美皇后。


● 菲佣的存在也引发了本地社会学界和一些劳工组织的关注。图为选美比赛中的菲佣们，该比赛受到了香港学界与社会的关注及支持。截图来自：公众号“港中文人类学”发布的视频“陈如珍：在菲佣选美中，我看到很多”

当然，对于她们的周日聚会，有部分香港市民也提出抗议，认为其占用了公共用地，或者有碍观瞻。

菲佣们即使在香港连续工作满七年，亦不能申请“永居”，香港之于她们，只是一个暂时的落脚点。她们注定是这片繁华地的候鸟。

我每次路过天桥看到菲佣的聚会，总会想起故乡那些背井离乡、到全国各地打工的人们，菲佣与他们或许没什么不同，只不过走得更远，身在异国，既语言不通，又没有家人，或许更感寂寞。

最后，无论如何，希望她们能切实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也能得到作为劳动者应受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