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季羡林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曾在报上发表过这样的感慨。
10月12日，著名数学家、教育家，北京大学原校长丁石孙在京逝世，享年93岁。
尽管丁石孙先生的身上，有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等诸多显赫、闪耀的头衔与光环。
但当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有如雪片飞来的悼念与追忆，大多数都在缅怀他在北大的那段时光。
教师丁石孙 认真负责：带困难学生念课本，一个年级出了7个院士
1950年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后，丁石孙留校任教。两年后，院系调整转入北大数学力学系。
“对学生非常认真负责。”如今已是北京大学教授的赵春来，回忆起导师丁石孙仍难掩敬佩。 1954年，北大数力系招收了二百四十名学生，其中有高中生，也有工农速成中学的毕业生，成绩也参差不齐。
丁先生除了讲大课之外，还担任了一个“慢班”的班主任。部分学生因为缺乏小学和中学的系统训练，基础比较差，许多数学专业的问题不能理解，甚至看懂教科书也存在困难。
于是每次讲完大课后，丁先生晚上就把少数困难学生叫到办公室，领着他们像念课文一样念教科书。其中有些学生教科书看得实在吃力，丁石孙就逐字逐句地给他们讲解，直到弄通为止。
经过几年的努力，其中一部分同学慢慢赶了上来，后来到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搞数理逻辑研究的张景文就是其中之一。
对于基础好的学生丁石孙也给予了特殊培养。第二学年，丁先生组织“跑得快”的学生成立代数小组，每周活动一次。丁石孙定期从《美国数学月刊》上挑选一两篇论文让大家讨论，引导学生发散思考。丁石孙说：“这些同学很努力，思想相当活跃。”
在丁老师的培养下，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得到了提升，一年多的时间里，写成了不少小论文。学生们还办出了自己的刊物，专门发表研究成果。
提到教书的体会，丁石孙说：“教师有热情，才会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有一年元旦，学生给他寄了一封信，说在习题课上，丁老师的教学不仅仅给了很多专业上的指导，更极大鼓舞了同学们的信心——让大家意识到“这些题目原来我们的能力都可以解决”，在调动学生的学术积极性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除了上大课和习题课，丁石孙还负责起全年级的答疑工作。每周专门抽出半天的时间来回答学生们在学习上遇到的各种问题。
因为和同学们关系融洽亲近，大家都把丁石孙当作朋友来“咨询”。问题不限于数学课，还有生活问题，甚至恋爱问题也要来找丁老师问问建议。
这些努力使得北大数力系54级不但整体上学习较好，而且思维活跃，眼界开阔。后来这个年级涌现了胡文瑞、刘宝镛、王选、张恭庆、张景中、朱建士和周巢尘7位院士和两位卫星、导弹总设计师，在我国数学史、力学史、计算机科学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还有相当多的学生毕业后在各自工作中做出了突出成绩，成为了各行各业的高手。
2014年，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4级同学入学60周年聚会合影
2004年，在北大数力系54级入学50周年的同学聚会上，这些年近70岁的学生说，当年不仅是从老师的学问中，更是从老师治学的态度中学到了很多很多，要像丁老师一样“对待工作竭尽全力去负责好”。
校长丁石孙 平和民主：“没人认为我是校长，这是我很大的成就。”
1984年3月，57岁的丁石孙上任北京大学校长。
在就职讲话中，丁石孙说：“我只希望能够做到，下一任校长接任的时候，比我现在接任的时候，条件要好一点。这就是我的目标。”
丁石孙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在学生们的印象里，丁校长总是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或灰色衣服，骑一辆旧自行车，穿行在校园里。
他强调从严治校，但希望能给学生营造宽松的成长环境。有人想找他说话，直接把他的自行车拦下来就是。
“大学没有一定的规则和约束就没法进行管理，可学校的产品是人。个人的特点又不相同，如果我们总用同一个模式去要求人，往往是不成功的。这就需要我们在大规模生产中给他们的成长提供一定的自由度。”丁石孙后来如此回忆当时的治校理念。
为了了解学生们的思想动态，他公开自己家里的电话。学生提出的一些建议，在丁石孙看来，并不是无理取闹，有的还有助于他了解校园中存在的问题。
有一次学生直接打电话到他家，向校长“投诉”食堂的饭菜难吃。谁都没有想到，这位新任校长的改革就是从食堂开始的。
丁校长对学校食堂的饭菜质量专门组织了调研，发现缺乏竞争机制是主要问题。于是食堂改革从引入竞争机制开始：饭票各个食堂通用，学校根据饭票的多少给食堂补贴。
有了竞争，各个食堂的积极性都上来了，迅速提升了饭菜质量。过了两年多，北京大学的食堂在全北京市都可以说得上。
因为珍视同学们的想法，在其他人不以为意的食堂“小事”上，丁校长真切付出了努力。
丁石孙给北大带来的改变，不仅是吃饭喝水，更有涉及学术前途的重大变革。
一位84级计算机系的学生回忆说，进入北大不久，就意识到自己真正的兴趣在中文系，没想到大二那年北大就允许学生提出转系申请。一夜之间，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就变成了现实。在当时的环境下，堪称奇迹。
而这个奇迹的实现，得益于校长丁石孙。
丁校长上任后不久就让教务处做过调查，发现北大理科各系毕业生当时仍在从事本专业工作的并不多。他由此意识到，本科阶段不应过分强调专业教育，而要拓宽学生的视野。学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兴趣，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
这位成功转系去读中文的同学，在毕业时，从图书馆往勺园走的路上，碰见了骑在自行车上的丁石孙校长。他说，那时很想拦住校长道一声谢谢——“感谢你允许北大学生转系。因为你的改革，让我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后来常常有人追忆，说“那时的北大就是心目中大学的样子”。人人心怀理想，觉得自己对国家、民族和社会承担着使命和责任，心怀热情和希望。
丁石孙只是笑笑：“我运气比较好，因为1988年确实是北大达到很高水平的一年。”他觉得，那种精神的魅力，是“不太容易消失的”。
“普通人”丁石孙 真诚谦逊：“我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教了四十多年书的老教师。”
“这是我最敬重丁校长的一点，他愿意耐心听别人把话说完。”曾在丁石孙身边做了十年秘书工作的刘圣宇说。
1998年3月初，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博士的刘圣宇，被丁石孙的好友——曾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的张景德带到了丁石孙的面前。
彼时的丁石孙已经卸任北大校长近10年，正担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希望从北大中文系中寻觅一个人来帮助自己操持秘书工作。
“我一个学生，要被带去见一个这么高职位的领导，当然有点紧张。”结果没想到的是，丁石孙在简单询问他学习工作经历和家庭概况以后，只问了一个文学层面的专业问题。刘圣宇当时觉得，这或许是丁石孙对自己的测试，“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丁校长或许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多了解我一些，拉近与我的距离。”
在回答那个文学专业问题的时候，刘圣宇讲了很多，也讲了很久，但数学系出身的丁石孙一直耐心听着，自始至终都没有打断，也没有表现出不感兴趣的神情。
丁石孙在与任何人谈话的时候，都会把话听完再来表达自己，不管对方说的观点他是否赞同，也不管对方说的话题他是否感兴趣。刘圣宇觉得，这不仅体现了修养，也体现出他的一种民主作风——尊重每个人表达的权利。
“他很真诚，既对别人，也对自己。”刘圣宇记忆里的丁先生总是真诚地和周围人沟通。“他很少会去谈论和评价自己不懂的事物，别人如果问起来，他就会真的告诉对方‘我不懂’，而不是去讲一些大而化之的空话。”
刘圣宇坦言，自己年轻时其实有些粗枝大叶。在担任丁石孙秘书期间，他也会犯一些丢三落四的错误。有一次，刘圣宇忘记了写一份材料，丁石孙只是摆了摆手，说“没事，来得及，来得及”。丁石孙常对外人说，人的能力有大有小，但只要他认真做了一件事，无论结果如何，都不要苛责。
刘圣宇担任丁石孙的秘书多年，却几乎没有料理过丁石孙的生活事务，因为“丁校长不爱麻烦别人，很多事情他都自己做。”即便当时已经身居副国级干部的高职，丁石孙仍只会对人说，“我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教了四十多年书的老教师。”丁石孙与学生合影
无论是作为北大的教授，还是作为北大的校长，丁石孙所传播的，是知识，更是思想和精神；而精神的感召力，更为持久，也更入人心。
1999年，丁石孙在文章中，这样阐述对“北大精神”的理解：“到北大以后，我从一些前辈学者的治学风格，从同事们为人处世的准则，从大家言谈中表现出的思想的自由与开阔，清楚地感受到北大精神的存在。”
丁石孙认为“科学与民主”、“兼容并包，求同存异”都是“北大精神”，但最为核心的东西就是尊重人，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自由发展。
这是北大的精神，也是真正的人的精神。
1992年，丁石孙先生在65岁生日那天留下了一份遗嘱，说：“对世界来说，我的死是一件极小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
山花落尽山常在，山水空流山自闲。丁石孙说：“我这一生是很平淡的，没有什么故事性。”可这并不影响他深深感动着我们。
而今，先生去世了。 但他还活在人心里。
那就是永恒。
中教君说 人物
“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如果你相信教育的力量，或许便赞同这句话。
于国家，于民族，教育是最需延续而不可中断的事业。教育不能衰老，但做教育的人却会老去。一代一代的教育家、贤师、名师，就像一座座山峰，既是教育途中一座座光辉的里程碑，也是一个个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更是一块块帮助教育行至高远的奠基石。
我们，铭记历史，要为每座里程碑镌刻名字，为每个山峰撰写史志，为每块基石梳理传记——记录所有属于过往但不该被遗忘的教育者。
我们，关注当下，要为每个坚守初心且锐意创新的人抒写年华——记录所有正在行进且不断反思的教育者，以及那些对教育有所启迪的各行各业探索者。
关心教育就是关心民族、人类的命运，而关注和教育有关的人，就是关注其中重中之重的一环。
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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