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哭了！约克区小学隐瞒10岁女儿的变性过程，还多次报CAS插手

来源：超级生活

多伦多北面约克区一对家长几乎要崩溃了，10岁女儿在学校宣布变性出柜他们竟然不知，学校老师还帮忙隐瞒，甚至报给CAS介入调查这对父母。
新冠疫情爆发后，朱莉(Julie)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21 年初，年仅10岁的她与世隔绝，无法与外界接触。她安装了 TikTok，沉迷于社交媒体，每天开始在网上花上几个小时。最终，朱莉“发现了 LGBTQ+ 社区”，并开始质疑自己的性别。“起初，我只是在思考我的性取向：泛性恋、女同性恋，也许是双性恋？”她后来在一篇个人文章中写道。最终，在视频中询问网友是否对自己的身体感到“焦虑和不舒服”，这引发了她对自己性别认同的质疑。“跨性别活动家们积极发布有关‘安全’乳房束缚的视频，以及睾丸激素如何让你感到欣快，以及它如何让你的所有问题突然消失。我越被这些视频洗脑，就越开始产生共鸣，”她写道。2021 年，在多伦多北面约克区上小学 5 年级的朱莉开始私下认定自己是非二元性别者， 2022 年初，她在班上宣布出柜。在约克天主教区教育局 (YCDSB) 一名老师的隐瞒帮助下，她的父母对女儿在课堂上使用“they/them”代词和新的男性化名字一无所知。直到 2022 年 6 月，她的父母才知道女儿在学校里悄悄发生的事情。当他们反对并要求学校领导让他们参与关于他们女儿的谈话时，学校打电话给儿童援助协会 (CAS)，CAS于是介入对这个家庭进行了调查。2023 年 12 月，朱莉意识到自己被社会潮流所左右，忽视了自己潜在的心理健康问题，于是决定不再变性。现在，她的家人发出警告，要警惕学校对家长隐瞒真相的权力。朱莉的母亲克里斯蒂娜说：“作为一名家长，那段时间对我来说非常糟糕，因为很多事情都在我背后发生。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怀疑有些事情真的不对劲。”母亲克里斯蒂娜当时表示，她不知道女儿所在的约克区天主教学校董事会允许孩子在未经监护人同意或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社会变性转型。克里斯蒂娜第一次得知女儿的社会转型是在朱莉开始剪头发并吐露她不再觉得自己“像个女孩”之后。这一发现让克里斯蒂娜和孩子父亲感到不安，父母认为老师未能告知他们损害了朱莉的福祉。他们最终要求与学校领导会面，据克里斯蒂娜说，之后学校管理人员同意停止使用they/them的代词，只用她的法定名字来称呼她。然而，克里斯蒂娜说学校未能信守承诺。暑假期间，朱莉的身体不适感愈发严重。2022 年 9 月，在开始上 6 年级的几周内，朱莉第一次开始承认自己是跨性别男孩。“我有点像假小子，”朱莉在一篇与《国家邮报》分享的文章中写道，她回顾了自己的童年和人生中这段令人困惑的时期。“我喜欢运动，我的朋友也是男孩，但我从未经历过性别焦虑。我喜欢穿裙子，做女孩让我感到很自在。”朱莉说，她 10 岁时就开始进入青春期，比同龄人早，她觉得自己像个被抛弃的人。“当时我朋友不多，班里的人欺负我，所以我当然想成为班里一个受同学喜欢的人，”朱莉说。她的身体不适与几位跨性别认同的同学同时发生。“不幸的是，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朱莉说。她使用了男性名字，并开始对开始睾酮治疗和接受双乳切除术感兴趣。
父母对朱莉的性别认同变化以及她对手术选择和激素疗法的了解程度感到震惊。“我很震惊一个孩子知道这么多，这些信息从何而来？”母亲说。朱莉开始经常穿束胸带，这导致她与父母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她的皮肤因此出现淤青，妈妈担心这会对女儿健康产生长期影响。然后，朱莉在2022年 9 月中旬离家出走，并因有意自残而住院。她说，朱莉在这段时间与医疗专业人士进行了很多谈话。朱莉写道，当她只有 11 岁时，她的家庭医生向她保证“束胸带非常健康”，并询问她是否有兴趣了解青春期阻滞剂。朱莉说，一位精神科医生警告她的父母，如果他们不确认她的跨性别身份，她可能会自杀。“在那个年纪，我无法有意识地决定是否接受医疗干预，因为这些干预有极高的危及生命的副作用风险，可能会让我永远无法怀孕，”她在文章中写道。“所有人都承认我是个男孩，从未试图挖掘可能导致这些自杀想法的潜在问题。”朱莉离家出走后，校长打电话给儿童援助协会CAS，转达了克里斯蒂娜对朱莉跨性别身份的反对，称她可能是“冲突的罪魁祸首”。克里斯蒂娜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学校给CAS打了的几次电话中，CAS至少进行了五次家访，学校将朱莉的挣扎归咎于母亲未能确认她的新跨性别身份。2022 年 10 月，在父母要求学校恢复用朱莉的法定名字称呼她后，CAS“收到了学校的后续转介”。朱莉再次试图离家出走，这家人最终达成妥协，聘请了一名治疗师，并勉强接受了同学们在学校用朱莉喜欢的任何代词和名字称呼她。然而，父母要求教育工作者继续使用朱莉的法定姓名。到 2023 年 1 月，父母仍在寻求学校的保证，以确保教师和管理人员使用朱莉的法定姓名，校长回应说，这样的要求给朱莉造成了“创伤”，而她“作为管理员的职责是支持我照顾的学生。”
在交流后的几天内，校长在五个月内第三次打电话给 CAS，分享了她对克里斯蒂娜育儿方式的担忧。随后的家访与之前的家访非常相似，父母讨论了朱莉的心理健康、自残以及对学校介入私事的担忧。有一次，CAS 员工在谈论朱莉时使用“他们”代词之前，先征求了克里斯蒂娜的同意。“妈妈哭了，说从来没有人问过他们，并感谢工作人员的询问。妈妈说工作人员用“they/them”称呼孩子是可以的，”CAS报告说。
在这次意外拜访之后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克里斯蒂娜询问校长为何联系CAS。据律师马蒂·摩尔（Marty Moore）称，在加拿大全国各地，如果家长在对孩子认定为不同性别表示谨慎或犹豫时，学校都会有类似反应。
今年早些时候，阿尔伯塔省、萨斯喀彻温省和新不伦瑞克省一起宣布了一项新的披露政策，要求在校儿童变性时需要获得父母同意。但安省没有加入。在整个 6 年级，朱莉的离家出走、定期自残和住院的模式一直持续着。朱莉说，她父母最初表现出的缺乏支持让她感到痛苦。

然而，她说，学校管理人员从一开始就决定将她的父母排除在外，这大大加剧了她的问题。“因为学校对我父母隐瞒了很多事情，所以我尽量不把这些事情无意中告诉父母，”朱莉说。

“校长跟我谈过几次，她说知道我的情况很糟糕；我的父母没有尽到他们应该尽的责任，他们正在伤害我。如果我需要和CAS工作者谈谈，她可以随时帮我打电话。”妈妈回顾了朱莉六年级的时光，认为那是“我们真正的地狱开始的地方”。照顾女儿，同时应对法律和教育界，去医院，处理突如其来的 CAS 来访，这些都变得无所不包，压力也开始对她造成身心伤害。“我不得不辞去工作来应对此事，因为我一直给老师写信，老师和校长从来没有回复过，”克里斯蒂娜说。朱莉在 7 年级的头几个月里一直在为自己的性别认同和心理健康问题而苦苦挣扎。

转学到附近的一所中学后，克里斯蒂娜发现校长主动提出让朱莉使用男厕所和更衣室，而这一想法并不是女儿先提出的。朱莉在她的文章中写道，她对使用男洗手间感到不舒服，但她确实使用了男更衣室，因为里面有单独的隔间。安省教育厅长拒绝对此案发表评论，但一位发言人表示，学校不应该制定对家长保密的政策。教育厅发言人伊莎·乔杜里（Isha Chaudhuri）在一份声明中告诉《国家邮报》：“我们已经知道儿童援助协会CAS已经介入此案，对这一个别情况发表评论是不合适的。”“然而，我可以重申政府的明确期望，即教育局允许家长充分参与到孩子的生活当中。

我们希望各方之间保持透明，以确保每个孩子的安全和成功。”CAS儿童援助协会是一个代表该省大多数儿童援助协会的组织，该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虽然他们不能讨论朱莉案件的具体情况，但总体而言，该机构发现近年来与性别认同相关的电话数量有所增加。

“据悉，我们从成员机构那里听说，社区成员越来越多地就性别认同问题与他们联系，”发言人布莱恩·克拉克 (Brynne Clarke) 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在评估对儿童或青少年福祉的担忧时，儿童福利机构必须确保他们遵守凯特琳原则（Katelynn’s Principle），将儿童和青少年的声音和身份置于所有决策的核心。”
2023 年 11 月，朱莉的人生发生了转折，当时她的父亲带回家一本阿比盖尔·施里尔 (Abigail Shrier) 著作的《不可逆转的伤害》（Irreversible Damage）。这本书认为，许多年轻女孩由于社会传染而经历了快速发作的性别焦虑症 (ROGD)。

朱莉的父亲买了这本书给她，并警告朱莉，她不会理解这本书，会“被它触发”。尽管朱莉认为这本书是“跨性别恐惧症”，但还是出于好奇决定看一看这本书。“在阅读了关于变性者以及他们如何认定自己是跨性别者的内容后，我明白自己走错了方向，需要回头，以免伤害到我所爱的人或我自己，”她写道。不久之后，朱莉扔掉了胸束带，开始恢复女性身份。

她说，在她最初被认定为认定为跨性别者后，获得的很多掌声和支持，然而，在她决定放弃后，这些掌声和支持就不见了。当朱莉宣布她想恢复使用女性代词时，每个人都在问：“你确定吗？你确定放弃变性吗？

你确定你的父母没有强迫你这样做吗？”尽管她向朋友和老师保证变性是自愿的选择，但朱莉觉得这影响了她的社交生活。“我并没有失去任何朋友，但我最亲密的朋友似乎在疏远我。比如，他们不怎么跟我说话，他们是 LGBTQ”社区的一部分。

朱莉说，自杀念头一直持续到今年 4 月中旬，但自暑假以来，她的前景已经大大改善。她将自己持续的心理健康问题部分归因于同学不愿意用她的出生名字称呼她。本周，她将在一所新学校开始八年级的学习，她希望在那里结识“不了解我过去的”新朋友。朱莉最后说：“终于对自己的性别身份感到真正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