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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英国那些事儿
（特制的拘束衣，示意图）
此后近十年间，彬仔往返于医院和社区的康复中心，但效果不佳。有一次他跪在医生面前，求医生“给他打一针”，因为“活着实在太痛苦了”。
彬仔的母亲黄玉萍（音）不知道该怎么帮助儿子。她在一家日托中心打着最低薪资的工，不会说英语，也无力全天候地照顾他。
绝望的情绪弥漫在母子之间，黄玉萍自己也开始吃抗抑郁药，她说：
“那些日子，我祈求老天爷让我早点死，这样我就不用看到儿子受苦。”
这种情况到七年前才发生好转，那时黄玉萍了解到下东区有一个康复中心，接待的基本都是中国移民。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她替儿子报了名，如今的彬仔时常蜷缩着陷进椅子里，脸上的表情很难让人看清。
他总是显得闷闷不乐、百无聊赖，但每周五天，他都风雨无阻地出现在这。
七年了，彬仔再没住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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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仰仗于康复中心主任，玛格丽特·赖（Margaret Lai）的悉心照料。每当她见到彬仔出现烦躁情绪，就会给黄玉萍打电话，讨论如何处理。
黄玉萍说：“如果没有她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不会有现在的生活。”
赖主任在下东区开的这间康复中心，是为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中国移民而专门设计的。
这个不到五十平的小房间里，各色福字与中国结点缀其间，墙上是手写的标语，音响里传来几十年前的流行歌。
（康复中心的墙面）
这里常年收治着十几个病人，和彬仔一样，他们曾在医院与医院间辗转，最终在这里看到希望的曙光。
他们经常围着桌子打太极拳，学习如何管理情绪，和家人共处。
最典型的情景是这样的：赖主任在白板上写下“尊敬长辈”、“阅读报纸，跟世界保持联系”等建议，带着一群病人大声朗读。
赖主任最强调的一点，则是“守时”——其实就是按时看病吃药。
她用广东话问病人们：“如果你们错过了吃药时间，会有什么后果？”
“住院！”他们异口同声地答。
“你们想住院吗？”
“不想！”
“那应该怎么办？”
“按时吃药。”
（赖主任带病人们打太极）
考虑到在场的多数是中老年人，这一幕显得多少有些滑稽。然而对于这些身处异国他乡，无法理解纽约这个钢铁丛林的移民来说，这也许就是他们能找到的，最好的救治了。
可是，就连它也随时有可能倒闭。并且你已经找不到纽约第二家类似的机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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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主任身高还不到5英尺（1.52米），嗓门不大，但只要一开口，就能让所有病人都安静下来。他们都听她的。
但赖主任今年已经68岁了，早该退休了，只是放心不下这些病人才撑到现在。
（赖主任在办公桌前）
去年中心唯一一名社工辞了职，仅剩她一个人勉力维持。曾有病人求她每周七天都开门，她没同意，说自己该退休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病人们好像一下没了主心骨，语无伦次地说自己无法想象没有赖主任生活会变成什么样。
赖主任安抚道：“放心，如果不能确保你们今后还能得到良好的护理，我就不走。”
但她其实比谁都清楚，这个诺言靠她自己兑现不了。
中心始终缺一个会说中英双语的社工，招聘启事贴上去一年了，只收到三封简历，没一个符合要求。
招不到人最大的原因，还是薪资太少。
赖主任没有透露社工职位的具体薪资，但她明确表示，就连她自己赚的也并不比纽约的临床社工高多少，而后者的大约7.6万刀一年。
社工的薪资显然不会比赖主任本人还多，再考虑到纽约的物价......
（寸土寸金的纽约，示意图）
退一步说，就算能开出不错的薪资，能不能找到会双语的人才也是未知的事。
据曼哈顿另一家康复中心的工作人员伊莲·何（Elaine Ho）的说法，这种人才基本只能社工专业的留学生中找。
他们又不是美国公民，那就得为他们提供工签、绿卡赞助，这就是至少几千刀的花费，大多数非营利组织都负担不起。
由于招不到人，赖主任目前管着所有的事：带病人、填写政府监管机构要求的各种费心耗时的文件，以及最重要的，筹集资金，因为国家资金根本不够用。
这就要说到纽约对于精神病患的处置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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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美国精神病院虐待病人的各种丑闻层出不穷，民间于是发起了“反机构化运动”，意思是让病人回归社区的康复中心来稳定病情，而不必一直住院。
（过去精神病院的糟糕设施，示意图）
在如此背景下，赖主任开设了她的康复中心，但这里与其叫“康复”中心，不如叫“稳定”中心。
因为它的重点在于稳定病情，而非治愈，病患需要常年来参加活动。其实赖主任带的时间最长的一个病人，已经来了三十多年了.......
以如今的眼光看，其实很难说这种治疗方式是合理的。
到2000年后，纽约开始以治愈病人，让他们回归社会为目标。到2010年拟定了一个叫“个性化康复导向服务（Personalized Recovery Oriented Services，PROS）”的指导方针。
此后PROS治疗下的患者就不需要每天去康复中心了，经过几年治疗，最终也能回归社会。
无论是从财政还是治疗效果上，PROS都显著比之前的“稳定”方案好很多。
（一次典型的PROS聚会，示意图）
所以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采用PROS，2005年全纽约州采用老方案的机构足有190个，到今天就只剩11个了，面向亚裔移民的更是只剩赖主任这一个。
问题是，无论PROS有多少好处，都得建立在一个基础上，那就是患者至少得明白治疗师在说什么，理解为什么他们最终需要独立生活、回归社会等等。
然而赖主任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呢？
这些老一辈移民，往往对心理疾病认识不够，又对“精神病”三字讳莫如深。不拖到发病绝不去看医生。
据赖主任聘请的客座精神科医生陈新林（音译）说，“当病情还处于早期或中期时，人们会尽量保守秘密，绝不说出去。”
“老一辈人还爱采用民间偏方，比如吃香灰喝符水.......他们认为自己是‘魇住了’，用偏方就能驱走鬼魂。”
（香灰，示意图）
“还有人根本没想到精神疾病这一层，认为自己是身体出了问题，拖到很严重才去看医生，这才发现是精神问题......”
要他们去参与PROS，向外人吐露自己的“秘密”，真是比杀了他们还难受。
这些病人也不是没有尝试过融入社会，可社会不想要他们。
他们不会说英语，唐人街也没有几个老板会容忍店里存在这样的风险因素。
几年前，彬仔曾经试着去唐人街的面包店应聘，不要工资。结果只干了半天就被老板发现情况，干净利落地遭到了解雇。
赖主任这间小小的康复中心，是他们除了家里之外，唯一能敞开心扉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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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访问的那天，有两名成员缺席了，其中一个是小丽（音）。她早上给赖主任请假，说医生增加了药量，她的头脑很乱。
赖主任嘱咐她做一些呼吸练习，好好休息，多喝水——像一个真正的亚裔长辈。
另一个人是阿文（音）。他独居，没人知道他的行踪，打电话也不接。
赖主任给他哥哥打电话，病人们在底下大声猜测，或许是发病了、住院了、迷路了，最坏的情形，是死了。
这事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前些年疫情导致线下见面中断，一名病人怎么打电话都不接。赖主任担心起来，给他家的楼管打了电话。
最后警察消防都来了，撬开门发现他躺在床上，已经没了呼吸。
（示意图）
这也正是赖主任坚持老办法的原因，她知道，如果不天天见面，就可能突然失去某个病人的音讯。
病人们猜着猜着，赖主任的电话响了，是小丽的丈夫打来的，说小丽出现了幻觉，被送到医院了。半晌没人说话，都惊呆了。
几分钟后，电话铃又响起来，这次是阿文的哥哥，说阿文已经找到，原来是发病了，大发脾气，拒绝跟任何人交谈。
就这样，大家还松了一口气，因为至少没人死掉。
记者问赖主任，如果这些病人永远面临着复发的风险，如果他们永远无法独立生活，她又该怎么看待自己这一生的工作呢？
赖主任回答：“他们取得的任何一点进步，无论多么微小，都让我欣慰。你只能以年为单位衡量他们的进步。”
接着，赖主任带领病人进入了他们最喜欢的环节：唱歌。她有个笔记本，里面记着84首老歌的歌词。
那天赖主任将笔记本递到彬仔面前，希望他唱两句。照他往常的性子，他会摇摇头，心虚似的瞟向别处。
但那天，也许是因为记者在场，彬仔将笔记本接了过去，慢慢地翻了几页。只听一个颤抖的男声在小房间里响起：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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