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制度， 两样医院

一种制度， 两样医院

亦远（蒙特利尔）

中国和加拿大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在医疗上的制度是一样的，就是国有制。两国的大部分医院都属于国家，包括联邦（中央）和省市政府所有，医护人员相当于准行政人员，其雇佣，工资，福利，退休都不同于私有企业。可以说，中加两国的医疗部门具有相同的制度，是一种制度来管理的。

不幸中万幸，笔者今年在中国和北美都和医院有了亲密的接触，其中还涉及美国的公立医院。对此做个比较，应当有所启发。

2015年初，回国探亲，没想到八十岁的表哥突然瘫在床上，不知原因（不似中风）同样年龄的表嫂不知所措，在家中已经几天了。笔者闻讯赶来，建议马上去医院急诊检查。他们住在没有电梯的六楼。哪想到急救车上只有一个担架工，需要家属一块抬。表嫂八十，从天津赶来的二表哥和妹夫加上笔者年龄过二百，无能为力。最后找到下班的保安，总算抬到急救车上。救护车给出的理由是人手不够，令笔者觉得不可思议，毕竟需要急救的人能自己行走上下楼的不多，需要担架抬的是常态。

到了表哥合同医院，这是北京著名的骨科和烫伤专科医院。第一件事是付押金租病床。整个急诊大厅没有护士，需要家属推病床前后上下求诊，化验，付费，透视，打印。整个一个DIY。

最后表嫂无奈拿出表哥司局级退休证明，虽然令笔者脸红，但往返交涉几次后，终于同意在一个高干病房留住观察。于是我们三个老头，一个老太太，把表哥从急诊室推出了，再推一百来米才到病房。那时已经天黑，冷风刺骨，表哥躺着病床上，身上裹着家里铺在担架上的棉被，头上罩着笔者脱下来的夹克，四人齐努力，终于推上坡道，进了病房。

第一件事是找临时护理，那时已经九点多，茫茫中只好请了在现场的一个外地男人。他显然没有任何卫生训练。但无论如何，我们七老八十，筋疲力尽，十来个小时没吃饭没喝水的四人是无力承担守夜的职责了。

安置好了，值班医生很负责地向我们了解发病过程，谈论她对病情的看法和治疗建议。看得出来，医生有顾虑，怕治不好，家属不理解。笔者当下表示，医生治病不治命，关键是不要老人痛苦，对八十岁的老人，我们会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们希望知道发病的原因。

由于病人需要靠枕支撑，需要尿壶，需要防湿垫，医院告诉必须病人家属自行到外面购买。笔者不解为什么医院不提供，可以方便家属，收费就是了。回答是避嫌，避免说乱收费，真令人哭笑不得。再深入一步，是不是为了逼嫌，病人家属要跑到外面买注射器，药，甚至手术刀呢？

夜深了，大约接近凌晨。我们要回家了。没想到，一楼空荡荡，大门却锁了起来，出不去了。急切间看到地下室有灯光，赶紧下去找人。只见一位职工模样的人坐在一个宿舍样的床上。笔者道了声对不起，请教如何开门，那位男士说：“不知道。”“那么您怎么出去呢？” 男士回答地很麻利：“我不出去！”

怎么办？忽然看到楼梯尽头有一扇窗户可以拉开，外面隐约看到窗台还不太高，于是在笔者带领下，四老推推拉拉，竟然钻出了露台下的窗口，偷将出去了。好像自文革以来，这种“撬壁钻洞”的营生还是四十多年头一次。看来还是得了锻炼过的好处。第二天和朋友说起，几个人都扬眉质疑，觉得笔者提前步入老年痴呆症了。

这一天的近二十个小时，令笔者体会到做国人的艰难，幸亏表哥是过气的司局长，幸亏八十岁的表嫂还有我们哥们帮忙，不然，她一个人，叫了急救车也无法去医院，到了医院也无法去化验透视，被收留住院也推不过去，住了院，她也无路可逃。可是过几年独生子女的父母爷爷奶奶怎么办？

医院门口有大批医护用品商店，很多24小时营业。

两周前，笔者参加同事在拉斯维加斯的婚礼，然后和朋友开车到犹他州的Zion国家公园游览。不料下山时，右腿打滑，左脚前跄，顿时折断脚腕，行不得已。那里比较僻静，但还是断断续续有人经过，多过来询问是否需要帮助。这时过来两对老夫妇，说他们有三个大夫，坚持架笔者下山。看看实在走不动，一位健壮的老人决定背笔者下山，他太太说：他能跑马拉松，没问题。就这样，歇了三次把笔者背到停车场车前。我的朋友非常感谢，想请他们来卡尔加里做客。他们谢绝了。

朋友沿山路开行二百公里，才到了一个叫Page的小城。问到医院，赶去急诊。立刻有护士推轮椅出来把笔者接进去。简单问了病情，马上透视，无论护士，医生还是技师都非常和蔼，不停地安慰，讲笑话，使笔者安定下来。他们把X透视传到凤凰城的专家会诊，决定只给笔者打石膏，可以回家再动手术。

上石膏当然很痛，护士一边用力，一边不停地说：“对不起”，然后告诉笔者，她来这山里工作就是因为喜欢爬山。

在离开医院时，他们才询问笔者的医疗费用如何支付。笔者把医疗保险卡给了他们。这是笔者出行前买的医疗保险，一年中每次离开笔者居住的省30天内有效，是世界范围的。最高保险额为500万加币（大约400万美金）包括急救时使用救护车或直升飞机。保险费用是230元加币。

凌晨三点了，刚上了汽车，一架直升飞机正向医院停机坪缓缓降落，看来在山区，比笔者还不幸的人总是有的。

长话短说，两天后，返回加拿大阿伯塔的卡尔加里。安检，登机和过海关自然都有照顾。根据网上搜索，第二天是星期天，我的朋友开车把我送到省立的落基山景医院，据说骨科是其专长。

医院在山坡上，很大，但有一个匹配的停车场。我的车可以方便地停在急诊室入口，由医院护工用轮椅推进去，我的朋友再去停车。前台首先询问受伤经过，测量我的血压，脉搏和供氧，接受了我带过来的美国急救档案，再让我登记。从我的医疗保险和在其他医院治疗的记录，他们几乎找到了我所有的信息。

大约等了十分钟，我被推到X透视室。我注意到每一个参与的医护人员都会和蔼地与我核对姓名，生日，问题，并和我手上戴的信息带核对。石膏打开，这次是更全面地透视，很快医生告诉我，三处断裂，需要考虑动手术。他解释说，上螺丝钉固定可以减少关节炎并发的可能。在我同意后，护士立刻推我去病房，穿过曲折的走廊，上电梯，下电梯，到了八楼病房。笔者不由想起几个月前，我在噪杂的医院推着表哥到处找的情景。

进了病房，才知道这个医院为什么叫落基山景，因为一面墙的大窗户对着西面的落基山，白皑皑的雪山，窗前是一个大水库，树林刚刚发绿。病房是二人间，另一个病人当时不在。按照全民医疗保险，通常是四个人一间房，除非有雇佣单位或自己购买的附加保险。笔者虽然退休了，原来的公司不再承担责任，但年龄过了65岁，由省政府给买附加保险，因此可以有较好的条件。

从病房看出去，摄于手术后第二天早晨。这可不是高干病房，也不是昂贵的私立医院

晚上八点，护士说今天不可能动手术了，我们安排你吃饭，然后就要禁食禁水，明天动手术。住院部门有医生值班，有护士，有护理，也有清理病房的工人。分工清楚，态度不仅和蔼而且积极，每次来都要问长问短，和病人聊几句不相干的话题。有电视，有各种器皿，病人无需操心，更不会要家属跑腿买什么。

第二天快到中午通知笔者去手术室，有专门的护工来接。记得我表哥去检验，雇的护工说一个人推不动，表嫂只好按他的要求再雇一个他介绍的人。

到了手术室，接收的护士再一次核对身份，还询问是哪条腿，是否对任何药物过敏，目前服用什么药。然后麻醉师来，再一次核对，提出全麻和局部麻醉两个方案，并建议局部麻醉。笔者表示比较紧张，麻醉师微笑着说：“这个我们可以解决，我们先给你镇静剂。”

然后医生来解释为什么动手术，有什么风险，要求笔者签字。手术顺利，因为镇定剂，笔者其实睡着了。术后回到病房，及时使用强止痛药通过点滴输入，所以没有太大的痛苦。

第二天，笔者被送到理疗科，由一名娇小的理疗师耐心地教如何使用拐杖，轮椅，扶架，如何上下楼梯，如何使用马桶，如何淋浴。由她示范，然后在笔者身上绑上带子，由一位结实的小伙子拉住，叫笔者一遍遍练习。

然后理疗师开出一个单子，是笔者回家需要的轮椅等用品。她根据笔者的地址为笔者寻找就近的医护器材出租店，并通知那里按笔者的身材准备。尽管医生认为第二天可以出院，但理疗师认为只有一切准备齐全她才放行。于是笔者又多住了一天，多上了一次理疗课。

出院了，医生通知在拆线之后可以按自己的选择做七次免费理疗。免费？笔者听着有点迷糊，因为从受了伤到现在，横跨两个国家，全部的化验，医疗，器具，拐杖，住院，饮食，医药（包括平时吃的药）还没花一分钱。

中国和加拿大在物质条件上当然相差很多。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按人口一平均就原形毕露了。不过一个国有制度下的医疗体系，两个医院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躺在床上，麻药尚未全退时，迷迷糊糊觉得年初钻病房窗户好像是个梦，而值班护士一面为我上石膏，一面道歉却又历历在目。麻药消退后，想来想去，就是四个字：以人为本。如果这是真的，无论条件差不差，很多事情都可以改进。如果只是口号，七十岁推八十多的病人跑来跑去就不是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