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谁比我更了解这个伪君子，我们毕竟在一起生活了近二十年。当年我青春靓丽，获选主演电影《春苗》，经不起余秋雨苦苦追求，一朵鲜花插到了GS上。 婚前我也曾经被他儒雅的假象所迷惑，但婚后渐渐看清了他的本来面目。他心理变态毫无爱心，扫地专伤蝼蚁命，诱杀飞蛾不罩灯。他风流成性淫荡成瘾，私通专通女演员 乱搞只搞女学生。 他辞职上戏院长，不是因为清高不恋官职，而是因为他太风骚，表演系的漂亮女生纷纷被他潜规则，人家去上海市委告状，他干不下去了，只能一躲了之。 作为有妇之夫，他勾搭黄梅戏演员马兰，甘当余世美抛弃我们母女。如今他花心浮动，又与美女作家扯上一腿，闹得马兰发表声明打官司离婚。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流氓有文化。过去他参加四人帮的文革写作组，撰写颠倒黑白的大批判文章；现在他甘当无良文人，忽悠地震死难学生的家长；将来他在民族万一有难之际，肯定还会卖身投靠入侵者，含泪劝告同胞放弃反抗接受现实。 马兰在离婚声明里说：“总有一种虚伪让人鄙视，总有一种背叛让人心寒，总有一种淫荡让人百感交集。” 而我要说：总有一种禽兽穿戴衣冠，总有一种帮凶强挤眼泪，总有一种流氓自称大师。 余秋雨，你还有脸活着？
朱永嘉｜关于李红所写《我的流氓前夫余秋雨》一文的读后感
朱永嘉（1931-），历史学者，前上海市委常委。1931年生，曾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师从谭其骧、周予同等文史名家。后从事秦汉史、三国史、明史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兹有好朋友转来李红写的一篇《我的流氓前夫余秋雨》，读后不胜感慨。我已是87岁的老人，很少动情绪，对人间的个人恩怨我都抱谅解态度。但读了这篇文章，我难抑自己愤怒的心情。现在我把这篇文章转发在博客上。
我记得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抓以后，我去日本仙台访问，参加那里鲁迅展的开幕式，余秋雨是我点名他参加这次代表团的。为什么？因为鲁迅公园的鲁迅展是我与他一起参加审定的。余秋雨是胡锡涛介绍来写作组工作的。
那时他在文汇报，参加了写作批判斯坦尼拉夫斯基文艺思想的文章，那时他刚从戏剧学院毕业，被文汇报找来在那里写文章，在文字上有一点才气。这文章，是胡锡涛改定的，当时我们让他到文艺组来，想培养他一下。他在写作组，确实写过几篇好文章。
我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唯才是举，不注意对人品质上的考察和要求，只要不出什么大问题就可以啦，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抱着宽以待人的态度看人，往往只看人的优点，不注意他的不足之处，所以放松了品德修养上的要求。
作为当时的写作组领导我也从未在写作组谈过这方面的问题，在脑子里总认为个人生活上的问题要靠个人自觉，对生活上的事我从不干预。当然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名利可以讲，最多有机会可以个人署名发几篇文章而已，后来形势变了，名利上机会多了，他追逐名利的恶劣品质也有充分发展的机会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这样堕落呢？
写文章如果在行文上有一点错处，在分析问题上出现一些差错还可以谅解还有机会改正，但为人品德上的堕落则是无法掩饰也无法为人容忍的耻辱。由于那时他的那些品质上的问题还没有暴露，我一直很欣赏他。后来，我自日本回国即被隔离审查，那时写作组在被清查的过程中，他便说，自己是警备区周纯麟派去监视我的。我便感到他怎么能如此自污自己为人的品质。此事我没有计较。以后有人纠缠他与写作组的那一段历史，他否认了这一段在我身边的工作经历，我也表示理解。
今天，读到你的文章，深感此人忘恩负义，无耻透顶，品质恶劣。我还记得，赴日访问时在虹桥机场，你为他送行，两个人还那么恩爱亲切的场景。我只能坐得远一点，以免干扰你们的恩爱惜别。读了你这篇稿子，如果情况属实，只感觉他是一只禽兽，畜生而已。过去，我在文章中还对他留有余地，不想伤害他。但想不到我身边竟出了这么一个败类，这恐怕也是世上少有的无耻文人了。尽管，这些事都是写作组解体以后发生的，我还是承认自己有眼无珠，当时没有看清他的本质。为此我与他决裂， 特此声明。 朱永嘉 5月11日 本文来自：海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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