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岁那年，母亲曾小心翼翼地来问我，想不想到美国去念高中、考大学。
那时我上高二，非常清楚班里有好几个同学即将远赴英国、美国、澳洲，不会跟我们一起升上高三了。我当时天然地把这股潮流解读为「逃避高考」，皱着眉头问母亲，我成绩又不差，干嘛要逃？母亲从不强迫我，于是只能叹气：「大家都说越早出去越好，语言也容易解决，适应起来还更快。」我不置可否。到我 18 岁的时候，终于决定去美国，母亲得意了：「你看你现在还不是想出去了？早两年还说什么『我干嘛要逃避高考』，那时候要是听了我的该多好。」但我内心深知这二者的区别。几岁出去，是不是自己的决定，有没有想明白可能会面对什么，有没有能力面对它们…这些种种，或许是一心想把孩子送出去的家长们根本不明白的。越来越多先富起来的中国家庭，正竞相把年纪越来越小的孩子送到国外。在 2015 年，一共有 4.3 万中国家庭用脚投票，将他们未成年的子女送到美国读高中。他们认为，这是他们能送给孩子的「最好的礼物」。而从此摆在面前的，是孩子面临的全球竞争，也是身后家庭的长期解体。
2016年暑期，一部聚焦“低龄留学热”的中国连续剧《小别离》热播。用该剧主演黄磊的话说，“这世间所有的爱都指向团聚，唯独父母的爱指向别离”。
然而别离后，父母们发现孩子们所面对的美式高中生活，远远超出了自己想象。
46岁的中学数学教师任娟，最初是反对“小别离”的。
她生长并工作于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内，是这个体制坚实的拥护者，笃信“国内的教育更扎实，管理严格，基础打得好”。她教出来的学生，考入国内重点大学的不少。
况且，让未成年的孩子独自出远门，本是父母的大忌。任娟的班上已经陆陆续续有学生在高一、高二的时候退学出国，当时她奉劝那些家长：这么小送出去，你真的放心？
对此，张芳却未曾有过犹疑。她在34岁那年才生下独生女儿，从那以后的生活重心都在女儿身上，为了女儿的教育和成长，她与丈夫几乎不惜血本：宁宁三岁时就随他们游历欧洲；从幼儿园到初中，一路都就读天价学区房护航下的北京名校；家里有宁宁自己的书房；配置了近十万元人民币的名牌钢琴；年年订閲十余本国内外新闻杂志；宁宁十二岁时突然想学法语，张芳马上花高价请回有法国文学硕士学位的家庭教师。
张芳与丈夫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家境优渥，她自己曾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修读硕士学位，丈夫的工作亦多与国际往来。他们夫妇决定践行西方民间的那句俗语，“Pay，Pray or Go away”。也就是说，如果希望将孩子教育好，要么花钱，要么信教（欧美很多一流学校是教会学校），要么搬迁，搬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旁边。
她曾为女儿能接受北京最好的教育，花掉了自己和丈夫几乎二十年工资的总和，在名校云集的海淀区购房。不过，当宁宁还在上初中二年级时，赴美读高中的潮流来了，宁宁班里已经有近半的同学开始准备申请美国高中。
公开数字显示，在2004年至2015年这十二年间，持有F-1签证（国际学生签证）在美国就读高中的中国学生，从433人增至4.3万人，增长将近百倍。
这一部分源于中国家长对国内应试教育的失望，社会阶层分化、上升道路狭窄，以及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促使家长提早做出让孩子“冲出国门”的选择。
一位留学中介机构的服务人员告诉张芳，去美国读高中是在美国读大学的敲门砖。美国大学每年的国际生招生数量有限，但想要跻身其中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
竞争既然如此激烈，那么从高中开始接受美国教育，从课业、语言和综合技能上比国内的高中生获得更多的训练，无疑能为未来申请美国大学增加筹码。而相比澳洲或欧洲，美国私立高中的入学门槛更高，有硬性的语言和成绩要求，也更吸引了一批成绩优异、家境优越的中国学生。
“早晚要去，不如早去。”张芳几乎是不经思索为宁宁报名了托福、SSAT（Secondary School Admission Test，美国中学入学考试）的培训班，僱佣了经验资深的申请顾问，嘱咐女儿全心投入申请当中。但同时，她动用人脉资源选好了一个“垫底方案”——北京一所名牌中学的国际高中部。如果宁宁这一次申请美国高中失利，那么三年后，她可以继续申请美国的大学。
留下来，还是走出去？这样的抉择，很快就降临到任娟自己头上。
儿子小亮出生于1996年，当时在北京的一家公立重点中学读初中，成绩中上，一直是班上的十名左右。因为是个男孩子，任娟希望他性格独立，所以小亮从懂事起就被要求自己睡一间房。任娟对儿子的判断是：他“性格偏内敛”，却很有自己的主见，“做事有分寸，可以明辨是非”。
初二暑假，小亮报名学校组织的美国夏令营，游览了自由女神像、NBA赛场、CNN电视台，小亮的目光停留在普林斯顿大学。那是一所没有围墙的校园，绿草如茵，鸟语花香，年轻学子和花甲学者并肩而行。旅行归来，小亮对任娟说，“妈妈我要到美国念书，不是将来，是现在。”
任娟在中国的内陆省份内蒙古出生、长大、结婚、生子。2003年，全家随丈夫工作调动来到北京，她在北京的一所中学谋得教职。那时的她连耐克（Nike）都不认识，只看见学生脚上“穿着一个个对勾”。直到后来，她和丈夫“在恰当的时机买了房子”，真正在北京交到朋友，站稳脚跟，享受到大都市的滋养，才感觉人生逐渐宽广。
小亮是家里第一个去过美国的人，他兴致勃勃地和家人分享美国的各种见闻。这唤起了任娟的记忆，她读过梁启超给子女的书信集和傅雷写给儿子傅聪的《傅雷家书》，这些大师教育子女，都选择了出国之路，而且硕果累累：梁启超的几个子女中，三名早年出国留学的孩子，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傅雷的儿子傅聪则成为中国最杰出的钢琴家之一。
任娟原本希望小亮妥帖地在国内读完高中，成年之后再考虑是不是出国留学。但此时此刻，面对走得更远、视野更开阔的儿子，任娟有些动摇了。“我在想，自己还是心太小，视野太窄。那地方（指美国）确实经济发达、文化前沿……有些东西还是要尝试的。”
当年14岁的小亮，个头长到了170多公分，正是生龙活虎的年纪，喜欢篮球和小提琴，痴迷科幻电影，对大千世界的各种新奇事物都跃跃欲试。任娟终于找到了说服自己让儿子出国的理由：“孩子就像一棵小树苗，小花盆里长不开了，就换个大花盆；大花盆里盛不下了，就要换一亩地。”
任娟的儿子和张芳的女儿，都如愿成行。孩子们离开家时，分别只有15岁和14岁。
任娟回忆当年送别儿子的情景，直感叹“分别的时刻来得太早了”，“毕竟母子一场，原本希望用更多的爱滋养孩子。”
张芳的女儿宁宁则在自己的日记上写道，“我的成人礼就是第一次坐飞机来美国。父母送我到海关口，我妈哭成一个泪人，我转过身就走了，直到起飞，才落下泪。”别人18岁独立，她14岁就独立，早熟了4年。
在外人看来，她们是颇有远见和魄力的母亲；在她们自己心中，这是一场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探险，且远远超出了自己可以掌控的范围。
小亮考取了位于美国马萨诸塞省的中央天主教高中，住进德国裔和意大利裔的美国家庭寄宿。宁宁则进入了华盛顿州的一所寄宿制男女混校，一年的学费就将近40万元人民币。
中国家长选择美国高中，通常会有几个考量：地理位置，以集中最多教育资源的马塞诸塞州最佳；平均SAT成绩，即美国大学入学考试成绩，越高越好；校友，越知名越好，最好有总统和诺贝尔奖得主；AP课程数量，也就是大学预修课程，越多越好。
例如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偏远小镇Lakeville，连寄信都要另付偏远地区投递费，就因为镇上有一所非常著名的中学Hotchkiss School，每年高中入学面试那几天，镇上唯一一家小旅店就挤满了中国考生和家长，成为当地的大新闻。
但真实的美国高中生活是什么样，超越了任娟和张芳的想象。
“我一直以为去美国念高中很轻松，”直到小亮入学，任娟才发现每一次的考试成绩都算入GPA，而不像国内只有高考一锤定音。而且，“美国的孩子太能考试了，一点都不比中国孩子差，一次都不能松懈”。
“在天朝（指中国）的高中生需要操心的是高考成绩。在美帝（指美国）的高中生需要操心的是：
SAT1+SAT2+ACT+PSAT+TOEFL+AP+GPA+EC+Community Service+ Art+ Sports+ Essay+ Recommendation+ Interview+……我们真的很轻松是吧？”一位在美国东部就读高中的女孩在她的个人微博上这么写道。
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四年的美国高中生涯，要为申请大学做充足准备。很多学生都会在9年级（美国高中的第一年）就开始规划学业和职业发展，不断丰富高中阶段的课业生活。平日在学校拼成绩，周末拼社区贡献和课外活动，课余时间和升学顾问进行“头脑风暴”，是很多美国高中生的常态。
远在中国的父母，想尽办法提供自己想象中可能有效的支持：张芳在北京中关村的培训机构为宁宁报名了SAT（American College Test，俗称“美国高考”）考试培训班，一课时600元人民币，一期课要三万余元，就等着她暑期回国补习。
还有的家长舍不得孩子奔波，花大价钱从国内的重点大学聘请教授飞到美国给自己的孩子补习。有家长自掏腰包，让孩子到柬埔寨做扶贫活动，或者向学校捐款，就为了能在申请大学时写上“社会服务”的材料。
“钱是必须的，经济基础是必须要有的，”一家留学机构美国中学业务总监赵耀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说。
只是张芳没有想到，当年幼的女儿远在他乡，除了钱，她作为一个母亲几乎给不了什么别的。
送出国时，明明是希望孩子拥有更好的生活，更宽的视野，更多的选择。然而并非所有的孩子，都能如愿“出人头地”。
在这场失去保护的旅途中，失败案例屡见不鲜。
一位在加州唸书的小留学生对端传媒记者说，他在美国第一年的美术课作业，反覆画的是初中学校的校徽，是因为太想念国内的老师和朋友。在赵耀面对的案例中，也常见由美国寄宿家庭投诉中国学生“行为不端”，大多是违反家庭规定，在自己的小卧室里吃零食，或者吸烟，因为语言沟通不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摩擦，小错误变成大错误，最后导致退学、离境，甚至有的数年之内不能再入境美国。
更有2015年在洛杉矶爆出的中国小留学生虐凌案件，因缺失家庭教育和引导，在陌生的环境当中失去约束，三位刚刚成年的中国留学生获刑数年不等，美国当地的辩护律师形容这是“一场令人心痛的悲剧”，而一位犯罪者的父亲则在媒体面前擦拭泪水，表示送孩子出国的悔恨之情。
女儿启程去美国后，张芳也一度陷入抑郁。“明明自己也能教得好，为什么不把她留在身边？”她反覆问自己。
除了少数寄宿高中，大多数中国留学生的饮食起居都在托付给了美国当地的寄宿家庭。
有的中国父母要求中介机构帮他们寻找律师、医生这样的寄宿家庭，甚至强调“一定要白人”。“这样的家庭殷实，但也常常是冰冷的，”赵耀说，“吃的东西是冰箱里的冷食，因为工作繁忙，寄宿家庭的监护人没有时间做饭，也无暇和孩子聊天。”
况且，寄宿家庭能取代家庭教育吗？“坦率地讲，不能。”赵耀说。
一位在美国马里兰州陪读的中国母亲曾对端传媒记者说，选择接收寄宿学生的美国家庭除了希望体验国际交流文化的诉求，还有很多是希望弥补家庭的经济收入，她见过一些中国学生一日三餐都是冰箱里的速冻食品，不合胃口，也吃不饱，却承载着来自父母“要吃苦、要独立”的殷殷教诲，不敢轻易对国内的父母倾诉苦衷。
赵耀遇见的案例，有因为儿子不能很好地适应美国生活，成绩没有达到预期，身在国内的母亲就买一张机票飞过去，直接睡在寄宿家庭的地板上，或者没有预约就找到学校校长质问，引得儿子尴尬却又不理性自知，“孩子非常抵触妈妈在（美国），但妈妈就是不走。”
文化机构“中国三明治”创始人李梓新曾在一篇《中国式的中产陷阱，有多少是因育儿而起？》的文章中写道，中国家庭的“出路和愿景过分寄托在子女身上，并为之倾上所有身家和精力，并限制了他们自己的发展格局，回报几何，却很难预测。”
选择的对与错，似乎只能以结果来衡量。
“我想知道，孩子在行为上、思想上起了多少变化，比如有没有变得更独立，更自由，更懂事，更开朗，更豁达，更好学，更有批判性，更有创造力，更有国际范儿……”一位小留学生的家长非常坦率地说。“总之，就是想知道我花了钱，忍受骨肉分离之苦，抛弃了国内的人际网络，这些代价是不是值。”
赵耀坦承她接待过的留学生，普遍“负压过大”。 而中国父母“自身最该瓦解的，”李梓新在他的文章中写道，“是对每个孩子在标准化道路上出人头地的不切实际的热望”。
任娟和张芳的孩子，都正在以无法想象的速度在新环境中成长。
小亮在第一个圣诞节假期回国探亲，为妈妈任娟准备的礼物是一瓶名牌香水。他对任娟说，“在美国，身上的味道好，对别人也是一种尊重。”原本不施粉黛的任娟接受了儿子的建议，在和端传媒记者见面时，她特意喷了香水，涂了淡粉色的脣膏。
出国前只有40公斤的宁宁，足足长了6公斤，还长高了3厘米，“可能是美式汉堡薯条，再加上大量户外运动的成果”。她的做派也不一样了，过去无论春夏秋冬，都是一身笨重宽大的校服，现在她喜欢热裤、紧身T恤，也开始化妆和涂指甲油。
放假回国的一切都是宁宁自己搞定的，订机票、出海关、行李丢了报警、安排假期的行程、和哪些朋友见面、去看什么电影、吃哪家餐厅……“过去是女儿粘着我，现在是我围着她团团转，”女儿的手机屏幕上“花里胡哨，琳琅满目，全是英文”，张芳感到自己和女儿相比，“除了多懂些人情世故，基本没什么优势可言，甚至连个子都矮了半头。”
两位母亲觉得自己“跟不上了”。
小亮有了一套自己的成长理论——Life needs management，要进行自我管理，例如，选择专业方向要选择自己擅长的，而不仅仅是喜欢的。他原本在2015年秋天考入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建筑学专业，念了一年之后，又转系到计算机工程专业。
美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开始影响宁宁的价值观。她所在的中学是教会学校，校长也是神父，800多英亩的校园只有200多个学生，校长和老师同学吃住都在一起，熟得象是个大家庭。一次视频聊天时，宁宁和张芳聊起美国总统大选，进而谈到美国人眼中的“领导力”（leadership）。“跟随英明的决策者，也是一种领导力，”宁宁的话让张芳诧异，宁宁觉得自己在未来不需要成为一个拥有实际权力的领导者。
任娟回忆小亮在申请大学时，看到的只是儿子在视频对话另一端的情景。
“我知道他心理压力很大，他不说；我也不敢表现出自己心里很紧张着急。”小亮落选最心仪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又因美国东部暴雪而无法参加托福考试，不得不坐十个小时的夜车到纽约州一个偏远小镇参加考试，一家人在两地，心悬着，任娟却只能等待。
“那时候我就知道我什么都帮不上他，什么也做不了”，任娟说，“结果出来时，他只是很平静地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妈，我过了。’”
那时候任娟才明白所谓的独立，不是孩子独自在一个地方生活、学习，而是全靠他自己一个人去做出选择。
来自：美国高中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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