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汇丰银行深圳龙岗支行关闭，全因陷害孟晚舟？它在中国还能走多远？ - 蒙城汇

汇丰银行深圳龙岗支行7月24日关门。这家支行就位于华为总部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

与此同时，据人民网报道，北京时间7月24日上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ritish Columbia，简称BC省，或卑诗省）高等法院公开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案的证据材料。

公开证据表明，所谓孟晚舟案，完全是美国炮制的政治案件，其中，汇丰银行参与构陷（定计陷害，使别人落下罪名），恶意做局（设下骗局），拼凑材料，捏造罪证，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据银保监会网站7月24日消息，深圳银保监局日前发布关于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龙岗支行关闭的批复。《批复》称，同意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龙岗支行关闭。

《批复》要求，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应按有关规定妥善安排好支行关闭的有关工作，并做好宣传解释；应自本批复之日起的15日内将上述支行的《金融许可证》缴回深圳银保监局并对外进行机构退出公告，同时及时办理工商登记注销手续。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HSBC Bank (China) Company Limited）是目前在华规模最大、网点最多的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外资银行。

2018年12月1日，加拿大警方应美国政府司法互助要求，逮捕了在温哥华转机的华为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之后，美国向加拿大法院提交了一份起诉书，名字叫《案件起诉录》，起诉孟晚舟对汇丰隐瞒了华为与香港星通技术有限公司（简称Skycom）的特殊关系，从而误导汇丰继续向华为及香港星通Skycom提供银行服务。

香港星通是给伊朗提供所谓敏感通信技术的，这就等于汇丰通过华为，参与了香港星通给伊朗提供所谓敏感通信技术，因此汇丰连带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法案，汇丰面临美国的民事和刑事处罚风险。

此时，汇丰甩锅了：我们是无辜的，我们并不知情，是孟晚舟隐瞒了华为和香港星通的特殊关系，于是，美国人以涉嫌欺诈罪把孟晚舟告上法庭。汇丰暂时像一个局外人一样，摆脱了。

汇丰本身违反了美国伊朗禁运条例，但在面临美国处罚的压力和诱逼下，汇丰说，孟晚舟此前只交给汇丰“初级”员工一份PPT文件，来证明华为和香港星通在伊朗存在合法的商业合作。

据报道，在这份PPT里，孟晚舟用大量篇幅介绍了华为和Skycom在伊朗的客户、产品、合规要求、合规制度。其中特别强调过，在2010年7月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制裁伊朗法案后，华为很重视，不仅自身严格遵守制裁禁令，同时也要求合作伙伴必须合规，即不要做制裁禁令以外的生意。

孟晚舟在这份PPT中清楚地介绍，Skycom是华为在伊朗地区的合作伙伴，华为曾持有该公司的股份，孟晚舟也短暂担任过该公司的董事。但早在2007年，华为便出售了所持有的Skycom全部股份，2009年4月，孟晚舟辞去该公司董事会职位。

这也就是说，在奥巴马签署制裁伊朗法案以前，华为和Skycom就已经没有隶属关系了，剩下的，只是一个合乎美国贸易规范的、正常的、在伊朗业务上的合作伙伴。

所以这个案子并不是华为和Skycom为伊朗卖了什么，就算美国认为卖了什么，美国也拿不出证据，所以，案件核心落在孟晚舟到底欺骗了汇丰没有？加拿大联邦检察官Robert Frater在法庭陈述中指出，“欺诈才是本案的核心”。

所以，孟晚舟的律师团队强调，针对华为在伊朗的业务，孟晚舟已经向汇丰银行告知了所有必要的事实。接下来，汇丰需要做的事情是，核实和比对华为和香港星通是否在涉及伊朗的业务里有违反美国的伊朗制裁法案。

但显然，汇丰没有这么做，而是高高兴兴拿到华为的大单去赚业务费去了，直到孟晚舟被捕，汇丰即刻甩锅装糊涂。

就算是华为跟香港星通曾有特别关系，汇丰也是始终明白的。2011年的多封业务往来邮件都可以证明汇丰明白华为与香港星通的关系，因为华为曾把香港星通的财报发给汇丰，财报对香港星通的业务有着清晰的描述。

这家银行从一开始就清楚香港星通在伊朗的业务，也知道香港星通与华为的关系。华为和汇丰银行之间的往来邮件可以证明，上面还有汇丰银行的LOGO。所以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汇丰不能说孟晚舟欺骗了他们，或者说他们不知情。这些证据都在，是赖不掉的。

据了解，多年以来，汇丰处理香港星通的业务，都是与华为员工用华为邮箱进行沟通和联络。在汇丰内部，香港星通Skycom一直被标记为隶属于华为集团（Huawei Group），也就是说，华为与香港星通早于2009年4月，伴随孟晚舟辞去董事会职务而分离，但汇丰内部没有更改，这进一步说明孟晚舟没有欺骗汇丰。

但汇丰又拿出美国《引渡案件记录》的说法，仅仅汇丰银行的“初级”员工清楚华为与香港星通的关系，但这些“初级”员工没有将相关信息传递给汇丰银行的“高级”管理者。

华为作为全球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和《福布斯》全球500强企业，是汇丰银行全球流动性及现金管理部第17大客户，双方有着近20年的业务合作，如此的规模与时间长度，难以想象安排给华为的客户经理是个不懂汇报的“初级”员工。

因此，无论是从银行审批流程、涉敏感通信业务，还是涉大客户业务等多个角度来看，汇丰高层都应该完全了解华为和香港星通在伊朗的业务情况。

汇丰不同区域、不同业务、不同层级的员工，包括“副总裁”和“高级副总裁”都在和华为直接沟通香港星通的银行业务。

2012年12月及2013年1月，路透社发表2篇报道，称华为通过香港星通Skycom在伊朗从事违反美国制裁法案也业务，包括转卖美国惠普的电脑设备给伊朗的电信运营商。

报道指出，除了华为，爱立信、诺基亚等电信商都在伊朗有贸易往来，只是并没有引起美国的关注。但路透社报道出来以后，汇丰开始担心了，频频邀请华为高管到香港沟通，因为毕竟汇丰曾因洗钱问题被美国活捉，如果再因为伊朗禁运问题而被美国拿到把柄，可能面临的麻烦更大。

虽然后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承认，没有发现华为有问题，但汇丰还是心虚，在路透社报道出来以后的2013年2月，将香港星通在汇丰的账户关闭了，以此想落个干净，汇丰与华为关于伊朗业务的合作，也就到此终结。

然而，世事难料，在美国通过加拿大警方拘捕了孟晚舟以后，虽然美国还没有证据证明华为和香港星通究竟给伊朗贩卖了什么，只是媒体报道的一面之词，但汇丰已经吓尿了，连忙甩锅给孟晚舟本人，声称孟晚舟欺骗了汇丰，令汇丰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了美国对伊朗制裁法案中，从而让美国以欺诈罪起诉了孟晚舟。

但孟晚舟的所谓“欺诈罪”，需要欺诈者存在“犯罪动机”，并产生“欺诈行为”对被欺诈者造成“确实损失”才可以成立。

美国在《补充引渡案件记录》中指出，孟晚舟欺诈汇丰银行，从而使华为获得了9亿美元的“高额”信用额度，汇丰银行的经济利益因此面临风险。

然而，孟晚舟律师团队指出，事实上，9亿美元的信用额度是在2014年4月30日，汇丰及另外8家银行共同提出的。其中汇丰提供的总额度上限仅为8千万美元。更重要的是，华为从未使用过这一信用额度，并在2017年6月取消了这一信用额度。

另外，在美国提交给加拿大的《案件起诉记录》中，美国指出汇丰曾违规为香港星通的涉伊朗业务提供过1亿美元清算，这一举动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金融制裁禁令。

面对美国这一确凿指控，背负着《暂缓起诉协议》的汇丰，如果没有合理解释，将难逃被美国没收金融执照，失去在美国的银行身份这一重罚。

公开资料显示，2012年，汇丰曾为墨西哥毒贩洗钱和资助国际恐怖主义行为遭到美国指控，当时很有可能在美国被吊销经营许可。汇丰不仅支付了19亿美元罚金，并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为期五年（2012-2017年）延期起诉协议。

协议到期前，汇丰同意在任何调查中配合美国司法部，“配合监控和持续合作”。2013年，美国司法部联同FBI（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联邦调查局）指定美国一家金融调查公司Exiger进驻汇丰，监控汇丰客户的全球汇款，并获取汇丰的一切信息。

2016年9月，美国司法部就是否撤回延期起诉协议、是否以刑事罪名起诉汇丰进行讨论。同年底，汇丰调查华为账户，上千人被美国司法部谈话。

据媒体报道，正是汇丰配合美国调查，将孟晚舟的PPT转手交给了美国，随即于2017年8月突然终止和华为长达20年的业务合作。

2017年，美国司法部合规监管员出具报告，显示汇丰合规仍有很大缺陷，对汇丰延期起诉协议能否如期关闭造成了巨大压力。

然而，美国检方最终出人意料地撤销了对汇丰的全部刑事指控，并结束了对汇丰的监管。既没有被美国起诉，也没有任何高管被捕，汇丰平安落地，结束了延期起诉协议，因此成为极少数被撤回指控的企业之一。

美国因为汇丰构陷了孟晚舟，放了汇丰一马，但中国的感受呢？

有人认为，除了关闭汇丰银行深圳龙岗支行，汇丰银行当然也可能会遭到中国的起诉，理由就是汇丰与美国政府勾结，打压华为。

汇丰银行，全称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简称HSBC）。1864年由苏格兰人、香港黄埔船坞公司第一届主席托玛斯·萨瑟兰德（苏石兰）在香港发起成立，资本额500万港币。

1865年4月3日在上海和平饭店底层租了一层办公室开设上海分行，随后，伦敦分行也于1865年7月开业。

二战爆发后，业务受影响，将香港总办事处迁往伦敦。战争结束后，香港的业务恢复运作，并取回香港总行营运权。当然，汇丰银行也是港币的三间发钞银行之一，另外两家分别是中国银行和渣打银行。

中国改革开放后，汇丰成为首家取得内地银行牌照的外资银行。目前在中国内地的32个城市设有26间分行和91间支行。

中国内地、香港，以及整个亚太区其实一直是汇丰银行的大战略，以2014年为例，汇丰银行的全球收益78%来自亚太，欧洲仅占3%。

直到现在，汇丰银行的收入结构依然变化不大。2019年营业收益达560亿美元，依然主要来自亚洲。

但就是这样一家生在香港带有混血特征的英国银行，在关键时刻，迫于美国压力，向中国民营企业华为背后捅刀，协助美国打压华为，真不知道今后它在中国的道路还能走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