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4-613-1276
contact@mengchenghui.com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10:00-17:00
热搜: 房产 留学 医疗
此时此刻 正在被抵制的圣诞节,养活了无数中国人 attach_img
​读书原为自己受用,多读不能算是荣誉,少读也不能算是羞耻。少读如果彻底,必能养成深思熟虑的习惯,涵泳优游,以至于变化气质;多读而不求甚解,则如驰骋十里洋场,虽珍奇满目,徒惹得心花意乱,空手而归。世间许多人读书只为装点门面,如暴发户炫耀家私,以多为贵。这在治学方面是自欺欺人,在做人方面是趣味低劣。 谈读书 文 | 朱光潜 01 历史愈前进,人类的精神遗产愈丰富,书籍愈浩繁,而读书也就愈不易。书籍固然可贵,却也是一种累赘,可以变成研究学问的障碍。它至少有两大流弊。 第一,书多易使读者不专精。我国古代学者因书籍难得,皓首穷年才能治一经,书虽读得少,读一部却就是一部,口诵心惟,咀嚼得烂熟,透入身心,变成一种精神的原动力,一生受用不尽。现在书籍易得,一个青年学者就可夸口曾过目万卷,“过目”的虽多,“留心”的却少,譬如饮食,不消化的东西积得愈多,愈易酿成肠胃病,许多浮浅虚骄的习气都由耳食肤受所养成。 其次,书多易使读者迷方向。任何一种学问的书籍现在都可装满一图书馆,其中真正绝对不可不读的基本著作往往不过数十部甚至于数部。许多初学者贪多而不务得,在无足轻重的书籍上浪费时间与精力,就不免把基本要籍耽搁了。比如学哲学者尽管看过无数种的哲学史和哲学概论,却没有看过一种柏拉图的《对话集》,学经济学者尽管读过无数种的教科书,却没有看过亚当斯密的《原富》。做学问如作战,须攻坚挫锐,占住要塞。目标太多了,掩埋了坚锐所在,只东打一拳,西路一脚,就成了“消耗战”。 读书并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选得精,读得彻底。与其读十部无关轻重的书,不如以读十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的书;与其十部书都只能泛览一遍,不如取一部书精读十遍。“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两句诗值得每个读书人悬为座右铭。 读书原为自己受用,多读不能算是荣誉,少读也不能算是羞耻。少读如果彻底,必能养成深思熟虑的习惯,涵泳优游,以至于变化气质;多读而不求甚解,则如驰骋十里洋场,虽珍奇满目,徒惹得心花意乱,空手而归。世间许多人读书只为装点门面,如暴发户炫耀家私,以多为贵。这在治学方面是自欺欺人,在做人方面是趣味低劣。 02 读的书当分种类,一种是为获得现世界公民所必需的常识,一种是为做专门学问。 为获常识起见,目前一般中学和大学初年级的课程,如果认真学习,也就很够用。所谓认真学习,熟读讲义课本并不济事,每科必须精选要籍三五种来仔细玩索一番。 常识课程总共不过十数种,每种选读要籍三五种,总计应读的书也不过五十部左右。这不能算是过奢的要求。一般读书人所读过的书大半不止此数,他们不能得实益,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而阅读时又只潦草滑过。 常识不但是现世界公民所必需,就是专门学者也不能缺少它。近代科学分野严密,治一科学问者多固步自封,以专门为藉口,对其他相关学问毫不过问。这对于分工研究或许是必要,而对于淹通深造却是牺牲。 宇宙本为有机体,其中事理彼此息息相关,牵其一即动其余,所以研究事理的种种学问在表面上虽可分别,在实际上却不能割开。世间绝没有一科孤立绝缘的学问。比如政治学须牵涉到历史、经济、法律、哲学、心理学以至于外交、军事等等,如果一个人对于这些相关学问未曾问津,入手就要专门习政治学,愈前进必愈感困难,如老鼠钻牛角,愈钻愈窄,寻不着出路。其他学问也大抵如此,不能通就不能专,不能博就不能约。先博学而后守约,这是治任何学问所必守的程序。我们只看学术史,凡是在某一科学问上有大成就的人,都必定于许多它科学问有深广的基础。 目前我国一般青年学子动辄喜言专门,以至于许多专门学者对于极基本的学科毫无常识,这种风气也许是在国外大学做博士论文的先生们所酿成的。它影响到我们的大学课程,许多学系所设的科目"专"到不近情理,在外国大学研究院里也不一定有。这好像逼吃奶的小孩去嚼肉骨,岂不是误人子弟? 牛津大学图书馆 03 有些人读书,全凭自己的兴趣。今天遇到一部有趣的书就把预拟做的事丢开,用全副精力去读它;明天遇到另一部有趣的书,仍是如此办,虽然这两书在性质上毫不相关。一年之中可以时而习天文,时而研究蜜蜂,时而读莎士比亚。在旁人认为重要而自己不感兴味的书都一概置之不理。这种读法有如打游击,亦如蜜蜂采蜜。 它的好处在使读书成为乐事,对于一时兴到的著作可以深入,久而久之,可以养成一种不平凡的思路与胸襟。 它的坏处在使读者泛滥而无所归宿,缺乏专门研究所必需的“经院式”的系统训练,产生畸形的发展,对于某一方面知识过于重视,对于另一方面知识可以很蒙昧。 我的朋友中有专门读冷僻书籍,对于正经正史从未过问的,他在文学上虽有造就,但不能算是专门学者。如果一个人有时间与精力允许他过享乐主义的生活,不把读当做工作而只当做消遣,这种蜜蜂采蜜式的读书法原亦未尝不可采用。但是一个人如果抱有成就一种学问的志愿,他就不能不有预定计划与系统。 对于他,读书不仅是追求兴趣,尤其是一种训练,一种准备。有些有趣的书他须得牺牲,也有些初看很干燥的书他必须咬定牙关去硬啃,啃久了他自然还可以啃出滋味来。 04 读书必须有一个中心去维持兴趣,或是科目,或是问题。以科目为中心时,就要精选那一科要籍,一部一部的从头读到尾,以求对于该科得到一个概括的了解,作进一步作高深研究的准备。 读文学作品以作家为中心,读史学作品以时代为中心,也属于这一类。以问题为中心时,心中先须有一个待研究的问题,然后采关于这问题的书籍去读,用意在搜集材料和诸家对于这问题的意见,以供自己权衡去取,推求结论。 重要的书仍须全看,其余的这里看一章,那里看一节,得到所要搜集的材料就可以丢手。这是一般做研究工作者所常用的方法,对于初学不相宜。不过初学者以科目为中心时,仍可约略采取以问题为中心的微意。一书作几遍看,每一遍只着重某一方面。苏东坡与王郎书曾谈到这个方法: 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次读之。当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并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一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若学成,八面受敌,与慕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 朱子尝劝他的门人采用这个方法。它是精读的一个要诀,可以养成仔细分析的习惯。举看小说为例,第一次但求故事结构,第二次但注意人物描写,第三次但求人物与故事的穿插,以至于对话、辞藻、社会背景、人生态度等等都可如此逐次研求。 读书要有中心,有中心才易有系统组织。比如看史书,假定注意的中心是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则全书中所有关于这问题的史实都被这中心联系起来,自成一个系统。以后读其它书籍如经子专集之类,自然也常遇着关于政教关系的事实与理论,它们也自然归到从前看史书时所形成的那个系统了。 一个人心里可以同时有许多系统中心,如一部字典有许多“部首”,每得一条新知识,就会依物以类聚的原则,汇归到它的性质相近的系统里去,就如拈新字贴进字典里去,是人旁的字都归到人部,是水旁的字都归到水部。大凡零星片断的知识,不但易忘,而且无用。每次所得的新知识必须与旧有的知识联络贯串,这就是说,必须围绕一个中心归聚到一个系统里去,才会生根,才会开花结果。 记忆力有它的限度,要把读过的书所形成的知识系统,原本枝叶都放在脑里储藏起,在事实上往往不可能。如果不能储藏,过目即忘,则读亦等于不读。我们必须于脑以外另辟储藏室,把脑所储藏不尽的都移到那里去。这种储藏室在从前是笔记,在现代是卡片。记笔记和做卡片有如植物学家采集标本,须分门别类订成目录,采得一件就归入某一门某一类,时间过久了,采集的东西虽极多,却各有班位,条理井然。这是一个极合乎科学的办法,它不但可以节省脑力,储有用的材料,供将来的需要,还可以增强思想的条理化与系统化。预备做研究工作的人对于记笔记做卡片的训练,宜于早下工夫。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12-27 19:08 1168 0 2019-12-27
此时此刻 我们只相信符合自己价值观的“真相” attach_img
​文 | 赫克托 · 麦克唐纳来源 | 《后真相时代》 你以为你在独立思考吗? 你以为的真相就是真的真相吗? 谣言、误传、10万+、阴谋论、道德绑架、病毒营销…… 后真相时代,人们往往以情绪宣泄取代实时分析我们该如何看,如何听,如何思考? 1 可口可乐与纳粹德国 2011年,为庆祝诞生125周年的重要庆典,可口可乐制作了一份 27 页的“简史”,题为“共享快乐的125年”。这份文本遍布美丽的插图和几十年来备具影响的广告,并为1886年以来的几乎每一年列举了一条事实。可口可乐的第二大国际品牌“芬达”在这份简史中出现在了1955 年:“芬达橙汁在意大利那不勒斯被引入,是公司分销的首个新产品。芬达风味饮品系列在1960年来到美国。” 奇怪的是,早在1940年,“芬达”就已经发明并广泛发布了,但是这份“简史”却对此讳莫如深,相反,1940年的记录是:“劳拉 · 李 · 伯勒斯(Laura Lee Burroughs)关于插花的小册子被分发给消费者。超过500 万份小册子进入了美国家庭”。 为什么要忽略如此重要的里程碑事件呢?也许,这是因为芬达是在纳粹德国发明的。 以1936年纳粹德国举办的奥运会为主题的可口可乐广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是可口可乐最成功的海外市场。不过,当战争导致贸易禁运时,德国的可口可乐分支机构无法进口制造可口可乐所必需的原料。所以,他们开始用乳清和苹果纤维等食品边角料开发替代性含糖饮料。“芬达”这个名字来自德语中表示“想象”的 Fantasie 一词。可口可乐德国有限公司的老板为这种饮料举办了命名大赛,让员工放飞自己的想象力。 新产品大获成功,1943 年的销售量接近 300 万瓶。当食糖开始定量供应时,一些德国人甚至用芬达作为汤类和炖菜的甜味剂。这是在艰难时期开展创新的有趣故事,但你不会在可口可乐的“简史”中看到它。 1941年,纳粹德国的芬达广告 2连可口可乐也不敢的尝试 国王们会做一些就连可口可乐也不敢尝试的事情。法国国王亨利四世(Henri IV)颁布的《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1598)的开头是这样的: 我们通过这项不可更改的永久性敕令确定和宣布: 首先,一方或另一方从1585年3月到我们获得权柄,在之前的困难中或者由于这些困难而做出的一切行动的记忆将被持续抹杀和遗忘,就像它们从未发生过一样。 这项遗忘政策的引入是为了避免毁灭性的宗教战争重新出现。在这场战争中,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胡格诺教徒)对抗了三十多年。亨利四世要求他的臣民忘记已经发生的事情,希望为这个饱受创伤的国家带来和平。在国王的命令下,所有关于这场战争的文件和回忆录都被销毁。与宗教冲突有关的谋杀和其他罪行被搁置不审。囚犯被释放。戏剧和诗歌对近年来战争的提及被禁止。战争时期的诉讼被取消,其书面记录和证据被销毁。皇家公诉人被要求对胡格诺派政治集会的任何举动保持“永久沉默”。“原谅和遗忘”并不仅仅是民间谚语,在17世纪的法国,它是实实在在的皇家命令。 这个通过遗忘促进和解的政策只取得了暂时的局部成功。身为胡格诺教徒的亨利四世在1610年被一名狂热的天主教徒拉瓦亚克刺杀。几年后,宗教冲突重新开始。1685年,路易十四(Louis XIV)废止了《南特敕令》,导致大批胡格诺教徒离开法国。事实证明,前一个世纪战争的记忆是不那么容易遗忘的。 版画《亨利四世被拉瓦亚克刺杀》 3教科书中被刻意遗漏的真相 强制遗忘也许不切实际,但沟通者可以引导我们远离那些不符合他们需要的历史真相。正像可口可乐的小册子展示的那样,要让历史符合你的当前意图,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漏掉使你感到不便的部分。对历史的忽略在学校教科书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决定国家课程的公务员和政客选择忽略国家历史中比较尴尬和耻辱的部分。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奴隶制和南方州随后对黑人的态度是美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曾获普利策奖的历史学家詹姆斯 · M. 麦克弗森(James M. McPherson)的说法,“南北战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自由州和蓄奴州对于国家级政府在还未成为州的领地上禁止奴隶制的权力存在无法调和的分歧”。 在废除奴隶制后,南方州颁布了臭名昭著的《吉姆克劳法案》,在所有公共场所将美国黑人和白人隔离开。这种隔离延伸到了学校、公共汽车和饮水器,而且一直持续到了1965年。在同一时期,三 K 党的白人至上主义运动对非裔美国人、犹太人和民权活动家发动了恐怖袭击。 臭名昭著的3K党 2015年,得克萨斯发布了新的美国历史教育指导,完全没有提及《吉姆克劳法案》和三 K 党。得克萨斯500万公立学校学生在新教材上了解到的事实是,导致60多万美国人丧生的南北战争主要是为了“州权利”而发起的。根据得克萨斯州教育委员会帕特丽夏 · 哈迪(Patricia Hardy)的说法,奴隶制是“南北战争的次要问题”。南方州最想保护的“权利”当然是买卖人口的权利。一本教材甚至委婉地说,大西洋奴隶贸易为南方州种植园带来了“数百万工人”。 一些美国学校历史课程对奴隶制和种族压迫的忽略和淡化将会产生持久的影响。由于州教育委员会的故意调整,我们的历史知识空白已经很严重了。皮尤研究中心2011年在美国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只有38%的受调查者认为南北战争“主要与奴隶制有关”。得克萨斯自由网络的丹 · 奎恩(Dan Quinn)说,“现在成长起来的许多南方白人相信,邦联的斗争是一项高贵的事业,不是为了捍卫一项奴役数百万人的可怕制度。”这种关于美国历史的歪曲印象只会使白人至上主义者获得力量,他们的仇恨和偏执在2017年的弗吉尼亚夏洛茨维尔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2017年夏洛维尔茨因白人种族主义集会引发的暴力冲突 以色列面临着关于巴勒斯坦人大移民的类似争议。阿拉伯人将这场移民称为“浩劫”。1948 年,当以色列建国时,超过 70 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离开或者被迫离开了家园。大多数人成了约旦河西岸、加沙、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的难民,这些难民及其后裔现在已经超过了 400 万人。以色列法律禁止他们返回家园,或者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其中许多财产被以色列犹太人接收。 多年来,以色列小学历史课本一直没有提及巴勒斯坦浩劫。2007 年,以色列教育部宣布,一组面向 8 岁和 9 岁学生的历史书将首次提及巴勒斯坦人的重大悲剧。全世界将其视作两个对立群体迈向和解和增进理解的积极举措。实际上,修改后的教材只是供以色列广大阿拉伯群体使用的阿拉伯语教材。希伯来语教材没有得到修改,犹太儿童仍然在学习另一个版本的共同历史。两年后,当新政府掌权时,阿拉伯语教材中提及巴勒斯坦浩劫的内容也被删除了。新任教育部长吉迪恩·萨阿(Gideon Sa’ar)认为,没有一个国家会把它的建立描述成一场浩劫。“在阿拉伯语官方课程中包含这个词语是一个错误。”他说。 从表面上看,不让八岁儿童面对关于国家起源的可怕故事不是没有道理的。遗漏并不是撒谎。不过,以色列教材对巴勒斯坦浩劫的忽略对于以色列阿拉伯群体具有深远影响,而且会影响以色列年轻犹太人对于历史真相的认识。如果孩子们不知道他们的曾祖父曾经强迫几十万人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那么他们可能很难对 400 万巴勒斯坦难民的持续困境产生同情。 巴以冲突 4真相是权力的刀刃 误导者可以通过忽略过去的罪恶回避批评,也可以通过忽略和淡化对手的成功来削弱对手。 小布什的众多诋毁者常常谈论对伊拉克的入侵和对卡特里娜飓风的迟钝反应,但很少有人回忆总统的艾滋病救助紧急计划。该计划始于 2003 年,是全球最大的应对单一疾病的健康计划。布什成功地从美国政府预算中划拨出了150亿美元,用于在五年时间里支持发展中国家对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和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此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有5万人能够用上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到布什任期结束时,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130万。布什还设立了12亿美元对抗疟疾的计划。布什在任期里为非洲提供的财务支持比其他任何总统都要多。他的前任之一、民主党总统吉米 · 卡特(Jimmy Carter)深受感动,对他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手提出了表扬:“总统先生,我想说,我对你充满了敬佩和感激之情,因为你为世界上最贫困的人们做出了巨大贡献。” 左起:老布什、奥巴马、小布什、克林顿、卡特 之前某位共和党总统对于环境的贡献也受到了轻视。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整个美国对于石油泄漏、化学品倾倒、有毒杀虫剂、辐射尘埃和原野的消失非常担忧,当时的总统认为自己需要采取一些激进措施。他引入了《国家环境政策法案》,要求联邦机构对于公路和电厂建设、土地使用许可证的颁发以及其他许多行动进行评估。他拓展了《清洁空气法案》的范围,将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颗粒物等空气污染物作为管理目标。他签署了《濒危物种法案》《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案》和《海洋倾倒法案》,并且提出了《安全饮用水法案》。最重要的是,他创立了环境保护局,这是世界上致力于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最有效的政府机构之一。 这位总统就是臭名昭著、备受诬蔑的理查德 · 尼克松(Richard Nixon)。 如果忽略是操纵历史真相最简单的形式,那么偏差选择可能就是最常见的形式了。我们每个人天生就具有这项技能——没有人需要在指导手册的帮助下在简历中强调我们过去最拿得出手的经历,而如果你问 12 岁的孩子放学后做了什么,他可能会强调他完成的作业,而不是他玩了哪些电脑游戏。 根据水门事件改编的电影《All the President\\'s Men》 5选择性的历史叙述:可能的误导 选择性历史叙述可能极具误导性。我可以像下面这样非常真实地描述某个历史事件: 重要技术被开发出来,尤其是在交通运输、餐具和个人卫生领域。民主制度蓬勃发展,许多人加入了工会,获得了选举权,社会变得更加公平。许多穷人的膳食得到了改善,他们变得更加健康和强壮。婴儿死亡率下降,人均寿命上升。酗酒人数有所下降。工作岗位,尤其是女性岗位有所增加,这增进了性别平等。我在谈论什么事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这场战争期间,飞机、不锈钢和卫生巾的技术得到了发展。在英国,全体男性获得了选举权,大约40%的女性也首次获得了投票权。德国、奥地利、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帝国崩溃了,这使更加民主的政府成为可能。许多入伍士兵的伙食比他们在家里吃到的食物更有营养,其中英国士兵“每天都能吃肉”。当数百万男性被派往前线时,弹药制造和农业生产工作被提供给了女性,充分就业使许多家庭实现了之前从未有过的生活标准。新的法律降低了酒精的消费量,减少了家庭暴力。英国工党政客、后来担任首相的拉姆齐 · 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对战争持反对态度,但他也表示,这场战争对于英国社会改革的作用比过去半个世纪工会和人道主义者所做的一切努力还要大。 不过,这些事实不足以完整地描绘一场导致 150 万人丧生的战争。 一战期间,女工们在生产巨型炮弹 英国首次试图加入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时,法国总统还是夏尔 · 戴高乐(Charlesde Gaulle)。戴高乐否决了英国的申请。四年后,英国再次提出申请,但是戴高乐再次提出了反对。在欧共体成员中,只有法国反对英国的加入。仅仅20年前,英国和美国军队牺牲了无数生命和财富,将法国从纳粹统治中解放出来。因此,法国的做法似乎极其忘恩负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甚至在伦敦为戴高乐及其自由法国军队安了家,并且提供了政治、军事和财政支持。没有英国,戴高乐既不能领导自由法国,也不能加入什么欧共体。 看到戴高乐如此对待一个曾经大力帮助他的国家,许多人感到愤怒,包括戴高乐的亲密同事、法国前总理保罗 · 雷诺(Paul Reynaud)。雷诺向戴高乐写信抗议。戴高乐给他寄了一个空白信封,并在信封背面写道:“如收信人不在,请转到阿金库尔或者滑铁卢。”戴高乐以这种方式说明了他的历史参考框架。他曾宣布:“我们最大的世仇不是德国,而是英国。”他对历史真相的选择使他的行为对英国和欧洲其他地区的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现在可能依然存在。 英法百年战争期间,1415年的阿金库尔战役,英军以1:3的劣势兵力,力克法国取得胜利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11-27 10:34 1403 0 2019-11-27
此时此刻 捍卫人的三个基本权利,哲学家因思想而永生! attach_img
​本文转载自:人文财经观察 人性具有堕落的倾向,人性也有升华的本能。思想家的目的,就是要给人一条线,线的这头牵着人性的堕落,线的那头牵着人性的升华。这条线会让人脚踏实地实地行进,恪守人的生命、财产、自由的底线,一步一步行进。 思想因永远能撞击出火花而传世,天才因奋斗的成果而不朽。那些永生的思想者,是因为他们懂得人性,他们知道人性在哪里闪光,他们知道人性在哪里失明。本期推荐一些盛名的思想哲学家及经典著作。 亚瑟·叔本华 在二百多年前,一个命运多舛的哲学家,为了整个人类荒唐改变的世界,为了清除世间那些恶劣的虚伪的东西,花了三十年的时间,写下了一本书。他就是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开创了唯意志论先河的叔本华。 亚瑟·叔本华(德文:Arthur Schopenhauer,1788年2月22日—1860年9月21日,享年72岁),德国著名哲学家。是哲学史上第一个公开反对理性主义哲学的人并开创了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先河,也是唯意志论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认为生命意志是主宰世界运作的力量。 叔本华是悲观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叔本华认为:“人生如同上好弦的钟,盲目地走一切只听命于生存意志的摆布,追求人生目的和价值是毫无意义的”。他认为因为人有意志,所以就会有欲求和渴望。而欲望只会带来痛苦。因为如果人有欲望而得不到满足,这是痛苦的。要实现任何一种欲望的过程,都要遇到无数的麻烦和困难,这也是痛苦的。 就算欲望最后实现了满足,也只是暂时摆脱痛苦,随之而来的就是无聊和空虚。何况人并不只有一个或少数的几个欲望,满足了一些,其他的也满足不了。旧的欲望刚刚实现,新的欲望又产生了。因此叔本华认为:“人的生存就是一场痛苦的斗争,生命的每一秒钟都在为抵抗死亡而斗争,而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斗争。” 本期推荐叔本华著作《叔本华论人生得失》,想了解叔本华的读者千万不可错过此著作,同时能在书中学到好知识。 《叔本华论人生得失》内容简介:人一生要做的两件事就是防患于未然和豁达大度。前者是为了使他避免遭受痛苦和损失,后者是为了避免纷争和冲突。 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欲望是人的痛苦根源,因为欲望永不能被满足。我们离理想越远,自然就会离欲望越近。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迷失在理想与欲望之中,将欲望的东西当作理想,这是因为它们有时实在太近,近到只有一线之隔,或者说欲望是感性的,而理想是理性的。 弗朗西斯·培根 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哲学家和文学家。他不仅在文学、哲学方面成就显赫,还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里同样建树颇丰。 他推崇科学、崇尚知识,一生追求真理。被誉为“法律之舌”“科学之光”,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其著作有《学术的进步》、《新工具》、《培根随笔集》、《培根论人生成就》等。其中《培根随笔集》是英国随笔文学的开山之作。本期介绍其作品《培根论人生成就》。 《培根论人生成就》精华绝世,字字珠玑,常识与经典融合,堪称传世思想魂宝。思想大师的深刻哲理、醒世箴言,是对人类文化的奉献与恩典。心灵奥秘的求索,灵魂深处的探究,是融入一生的智慧经典。 这部文丛,不仅涵盖了人类智慧的语言,同时也是人们立身处世的准则;虽然这些经典智慧,在人类各种语言中均有不同译本,被各国人们所推崇,其主要原因是使不计其数的人受益终生。 约翰·洛克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年8月29日-1704年10月28日)英国哲学家。在知识论上,洛克与乔治·贝克莱、大卫·休谟三人被列为英国经验主义(British Empiricism)代表人物,他也在社会契约理论上做出重要贡献。 他发展出了一套与托马斯·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不同的理论,主张政府只有在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并且保障人民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时,其统治才有正当性。 洛克是深谙人性的一位自由主义者。在政治思想史上,无论是自由主义思想还是人权思想,都有他的足迹。不但有,而且是鼻祖。洛克相信只有在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时,社会契约才会成立,如果缺乏了这种同意,那么人民便有推翻政府的权利。 洛克的思想对于后代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并且被广泛视为是启蒙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和自由主义者。他的著作也大为影响了伏尔泰和卢梭,以及许多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和美国开国元勋。他的理论被反映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上。 洛克从人性的底线出发,从人性的经验出发,来论证人的最基本的需要,分析政府存在的基本目的。人类从自然状态里走出来进入契约社会,必然把人的一部分权利交给政府,但人的三个基本权利不能交,即生命、财产、自由。政府存在的目的,不是追求政府的既得利益,而是为了公共福祉。公共福祉就是要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政府不得以任何名义侵犯。 洛克在其著作《洛克论人权与自由》中观点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在一个人没有损害另一人利益的情况下可以自行其事。他也提倡个人财产的合理性,认为个人有权拥有通过劳动所获得的合法财产。洛克提出的人所拥有的“自然权利”包括生存的权利.享有自由的权利以及财产权。 伯特兰·罗素 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1872—1970),是二十世纪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无神论或者不可知论者,也是上世纪西方一名、影响最大的学者和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之一,罗素也被认为是与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和怀特海一同刨建了分析哲学。他与怀特海合的《数学原理》对逻辑学、数学、集合论、语言学和分析哲学有着巨大影响。 1950年,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其“多样且重要的作品,持续不断的追求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他的代表作品有《幸福之路》、《西方哲学史》、《数学原理》、《物的分析》等。 罗素,一位在西方学界遐迩闻名和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一位令中国学人耳熟能详和不胜歆羡的西方学者,一位为人类文明留下历史足印和恒久价值的世界公民。爱因斯坦曾这样评价过罗素的作品:“阅读罗素的作品,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本期推荐其著作《罗素论人的理性》。 《罗素论人的理性》内容简介:一个人对父母要尊敬,对子女要慈爱,对穷亲戚要慷慨,对一切人要有礼貌。我们有力的道德就是通过奋斗取得物质上的成功;这种道德既适用于国家,也适用于个人。伟大的事业足根源于坚韧不拔的工作,以全副的精神去从事,不避艰苦。 恩斯特·卡西尔 恩斯特·卡西尔(Emst Cassirer,1874—1945),德国哲学家、文化哲学创始人。主要作《自由与形式》《神话思维的概念形式》《语言与神话》《人论》等。 在恩斯特·卡西尔看来,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人是创造符号,并以此创造文化的动物。人只有在创造符号的过程中才能获得自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卡西尔论人是符号的动物》从卡西尔的这一观点出发,剖析他的语言观,探讨他有关语言习得的理论对语言教学的指导意义。同时,本文也尝试从动态角度为卡西尔的符号哲学提供补充。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这是哲学家从事哲学的必经之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解释世界的方式,哲学家只是把这些思考形成一个体系。之所以有不同的方式,是因为每个人的世界观不一样。 悲观主义的叔本华、唯物主义第一人培根及其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的主要继承者约翰·洛克、自由主义者罗素、新康德主义代表人物卡西尔等,他们都是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著述家。其各自的思想对于后代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正如臧克家先生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所著作《有的人》诗中的那句话“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人因事业而不朽,有人因思想而永生。正如这些伟大的哲学家!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11-14 22:41 1422 0 2019-11-14
此时此刻 杜君立 |《大宪章》——马镫上的民主 attach_img
​ 无分国别,人类历史都是自由的历史。——克罗齐   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不起眼的细节决定了历史的走向,马镫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细节。 马虽然很早就被人类驯化并用于战争,但却一直没有马镫。马镫出现之前,骑兵虽然也具有一定的速度优势,却并不具有太大的力量优势,因此骑兵只用于侦察、通信、小规模突击和骚扰。直到公元8世纪,骑兵在西方的战争中始终只是配角。 马镫从中国传到欧洲之后,一支新型军队、乃至一种新的制度和社会结构冉冉诞生,这就是所谓的骑士时代。有了马镫,全速行进的欧洲骑士迅速成为一支不可阻挡的力量,他们就像堡垒和攻城炮一样,完全是军事工程学的产物。有200块钢板做成的盔甲和20万个小铁环联结而成的锁子甲保护,几乎任何刀剑长矛箭镞都难以伤害他们。这些马镫上的贵族武士不仅是力量和胜利的象征,也是自由和正义的旗帜。正是骑士和骑士精神不屈不挠的斗争,平民社会终于击败任性的王权,将权力这只野兽关入法律和文字的囚笼。  一、骑士的诞生  据传说,公元5世纪的英格兰有一位国王叫亚瑟,他在罗马帝国瓦解之后,率领圆桌骑士团统一了不列颠群岛,被后人尊称为亚瑟王。圆桌骑士据说有128人。所有的骑士都要发誓: 永不施暴,永不谋杀,永不叛国,永不冷酷。宽容需要宽恕的人,同情不能崇拜和臣服于亚瑟王脚下的人,那些可怜人的痛苦多么深!永远帮助女士、少女和贤淑的女子,即使以死为代价也在所不辞。为了世人的利益,英勇的骑士们只参加正义的战争。 所有的骑士都要遵守这个诺言,维护圆桌骑士的荣誉。所谓“圆桌”就是削去了棱角,也削去了人与人之间的高低贵贱。 关于这个美好的传说,人们无法考证它是否真实。虽然在如今的英国温切斯特城,仍然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亚瑟王的圆桌”。但这个直径5.5米“圆桌”其实是13世纪遗物。对英国来说,文字的历史不过1000年左右,亚瑟王完全是史前人物。或许“圆桌精神”其来有自,但至于骑士的出现则要晚得多。没有马镫,是不可能出现骑士这个社会阶层的。 虽然马镫最早起源于中国,但它最大的历史功效却出现在遥远的西方。对欧洲来说,很少有其他发明像马镫那么简单,而在历史上起过像它那样关键的触媒作用。马镫创造的新作战方式,在西欧造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这个社会由骑士阶级的贵族统治,骑士们被赋予土地,使他们得以一种新颖而高度专门化的方法来专职于战争。这种马上贵族也因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行为风格及社会风尚,以及随之而来的文明形态和思想格局。 欧洲骑士制度最早起源于加洛林王朝的法兰克王国,后逐渐推行到欧洲各国。被称为“铁锤”的查理•马特担任法兰克王国的宫相,他发动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军事改革,以采邑制加快了欧洲的封建化步伐。凡接受采邑者,须提供相应数量的全副武装的骑士为国服役,西欧的封建制度据此建立,也奠定了一个划时代的骑士制度的基础。 1066年的黑斯廷斯之战中,来自法国诺曼底的威廉公爵率领5000名诺曼骑兵,将英王哈罗德的撒克逊步兵打得一败涂地。胜利者把法国的这种中央集权的有效封建制度强加于英国。英国史书上记载:“哈罗德国王战死了,无数优秀的战士也牺牲了,法国人占领了这片流着鲜血的土地。” 此战以后,马镫使骑士成为征服的象征。征服者威廉成为英格兰国王后发布的第一条法令就是,臣服的盎格鲁—撒克逊有产者不得拥有骑士的装备。诺曼人不仅将法语作为英国官方语言,还使封建制度在英国从此落地生根。 马镫产生了骑士制度,国王通过这种制度,创造了一个强大的贵族阶级,以此来巩固他对农民的权力;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骑士作为一种暴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王的权力。这样,封建制度的社会和政治体系就诞生了。在封建制度下,没有一个人是至高无上的的统治者,国王、平民、领主和骑士都共守一种契约。马镫所引发的征服文化中,最典型的骑士莫过于大名鼎鼎的“十字军”。  二、十字军运动  中世纪是一个信仰时代,所谓西方文明正是诞生于中世纪。中世纪也是一个骑士的“英雄时代”,十字军运动拉开骑士文化黄金时代的历史大幕。 十字军无疑是中世纪最为高潮的一段历史。服从教会的召唤而加入十字军,被看成是骑士们的义务和骑士精神的标志。在漫长的战争中,宗教信仰的虔诚与狂热、骑士精神的勇猛与野蛮、封建与基督教及商业的扩张等等,都走向一个新的高潮。 十字军东征作为一次全欧洲性的重大事件,几乎欧洲所有的阶级都为这一行动而疯狂。教皇为了取得更多世俗权力而积极煽动,好斗好战的骑士们热烈响应,他们变卖家产踏上征途。理查王甚至抵押了整个属地与国家。包括德皇费里德里希一世和法王路易九世等,许多国王命丧东征途中。武力传教的十字军运动建立了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欧洲,这是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最有凝聚力的一次统一,马札尔人、日耳曼人、意大利人、爱尔兰人、西班牙人、挪威人、芬兰人都被纳入了一个基督化的欧洲文化中。 基督教虽然起源于亚洲(中东)而不是欧洲,但后来完全被西方化和欧洲化了。在一个统一的基督教身份之下,中世纪的欧洲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农民与贵族之间,贵族与君主之间,君主与教皇之间,这些互相纠结的矛盾使欧洲社会危机重重,因此整个欧洲迫切需要找到一个“出口”,以释放这种“紧张”,就这样,穆斯林就被当作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威胁和“假想敌”。 十字军主力的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在欧洲都拥有无数的田产,包括僧院、村庄和城市。这些上帝的骑士团的活动直接影响了欧洲历史发展的进程。未来欧洲建立起更多的骑士团,其誓约均用以强调和维持那种崇高的道德追求;骑士的规则往往也成为当时社会乃至国家间的一些通行规则。 200年的十字军战争打通东西方沟通的血色通道,阿拉伯数字、火药、代数、帆船、航海罗盘、火药和棉纸在这一时期陆续传入欧洲,使欧洲的商业、银行和货币经济发生了一场革命,并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第一次萌芽。 与中国一样,欧洲更多是一种文化概念。从地理上说,欧洲不过是亚洲大陆延伸出来的几个半岛,就像阿拉伯半岛与印度半岛一样。当狂热的欧洲骑士们义无反顾地从大陆的边缘进入亚洲大陆腹地时,几百年来,西欧人第一次接触到了比自己更为优越的文明——“世界”诞生了。 他们在东方,竟然发现了在欧洲已经消失了1000多年的古希腊文化的残存,以及医学和自然科学知识,阿拉伯的数字体系。欧洲人如获至宝,将这些古老的火种带回欧洲,最终导致了文艺复兴的出现。 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写道: 历史上,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曾被证明是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希腊曾经向埃及学习,罗马曾经向希腊学习,阿拉伯人曾经向罗马帝国学习,中世纪的欧洲曾经向阿拉伯人学习,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曾经向拜占庭学习。 从东征的那一天开始,偏居欧亚大陆一隅的欧洲就走上了一条世界主义的宽阔道路。对欧洲来说,十字军东征是一个起点。它推动着欧洲从一个黑暗的孤立时代走向开放的现代世界。贸易使货币和市场出现了,接着出现了城市和自由民。条顿骑士团在马镫上将基督教传播到普鲁士和波罗的海诸国,德意志成为欧洲的新生力量。  三、大宪章的来源  从人类文明的角度看,十字军运动最大的收获或许是“人权”的诞生。 1099年,十字军血洗耶路撒冷后,骑士们组织了自治性的耶路撒冷市政委员会。委员会明文要求,即使贵为国王,也必须服从耶路撒冷市政委员会的决议。委员会中的英国骑士从这里找到了反对王权的法律依据。 狮心王查理一世在十字军东征中死去,约翰成为英格兰国王,随后发起对法国的战争。在1214年布汶之役中,约翰战败,封建贵族乘机联合对国王不满的各方力量反对约翰王。1215年,封建贵族的骑士军队占领了伦敦,挟持了约翰王。在强大压力下,约翰于6月15日签署《大宪章》。其中一条承认国王只是贵族“同等中的第一个”,没有更多的权力。大宪章中最为重要的条文是第六十一条,即所谓“安全法”。根据该条的规定,由25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有权随时召开会议,具有否决国王命令的权力。 按照大宪章的精神,国家的权力就这样从国王手中转移到委员会手里,英国虽然保留了国王,但却走出了独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对权力的制约是史无前例的。“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大宪章》对骑士及自由农民的利益也有一些保障。第15、16条规定不得向他们征收额外的协助金及强迫服军役。 英国编年史作家罗杰•温德弗记录了大宪章诞生的一个细节: 他们全部都在圣埃德蒙的教堂里集合,并且从职位最高的人开始,全部在大祭坛前发誓,说如果国王拒绝准许这些特权和法律,他们就会撤回对国王的效忠,并且向他宣战,直到他在一部宪章上盖上王玺,确认他们一切的所求;并且最后一致同意在圣诞节过后,他们全体将一同去找国王,要他确认以上要求,并且同时应该准备马匹粮秣和武器,以便国王一旦企图违反他自己的誓言,他们就可以占领他的城堡,借以胁迫他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这份历史记载了这群骑士是以武力为后盾,朝着缔造和平协议的目标前进。如果宪章遭到破坏,骑士们有权以暴力手段强迫国王履约;并且可以使用武力,占据国王的城堡和财产。可以说,《大宪章》是从10个英国人中就有一个人断送了生命的内战坩埚里被锻造出来的。 事实上,英王约翰从一开始就没有接受大宪章约束的诚意,他只不过在武力之下,才不得不签署大宪章,特别是第六十一条,几乎褫夺了他作为国王所有的权力。这种自断其腕的权力自宫无疑只是权宜之计。在骑士们离开伦敦返回封地之后,约翰王立即宣布废除大宪章。即使与约翰王不和的教皇英诺森三世,也抨击大宪章是“以武力及恐惧,强加于国王的无耻条款”。 自从诺曼征服以来,英国本来是欧洲最具专制传统的国家,但具有多次民族融合经历的英国人又素来具有骄傲的公民精神。这些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方面愿意通过理性的谈判进行妥协,另一方面又敢于不惜以流血抗争来捍卫自己利益和权利。面对王权的一次次自我扩张,公民们展开一次次暴力反抗。 1258年,贵族骑士再次以武力逼迫反复无常的国王签署《牛津条约》,一个12人的委员会成为英国最高权力机构,并有权否定国王的决定和任命高级官员。1265年,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召开国会,贵族、教士、骑士和市民均有代表进入国会。经过3个世纪的反复斗争、较量、撕毁、再订、破坏和重建,在这种当时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权力格局,君主立宪渐渐趋于定型。其间,为这种权力的分配与再分配,英国发生过多次的动乱、起义、兵变、政变和内战。 1642年到1648年,由平民组成的“铁骑军”与国王军进行了长达8年的战争,最终人民将国王查理一世推上了断头台,英国在短暂的共和革命和斯图亚特复辟之后,1688年,英国人从荷兰请来了一位新国王威廉三世,这次没有流血的政变被称“光荣革命”。作为这场革命的结果,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标志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统治正式确立。 1763年,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的伟大进程,商人出身的首相威廉•皮特将《大宪章》称之为“英国宪法的《圣经》”。他在议会的演讲中,曾这样表达对个人财产权的敬畏: 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暴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房子甚至会在风雨中飘摇,但是英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不敢踏进这间烂了门槛的破房子。  四、宪政的起源  《大宪章》用拉丁文写成,后来被译为盎格鲁—诺曼语和英语,以方便贵族和平民都可以理解。开始时它被称为“自由宪章”,后来被称作《大宪章》。大宪章来自这样一种想法:政府和社会、自由和权利,可以用文件加以组织起来,而这份文件得以生效的,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枭雄、某一位皇帝(哪怕他多么仁慈),而是不变的文字。作为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文字的圣神力量拯救了权力下苦苦挣扎的大众。 在傲慢的权力眼里,没有什么东西被当回事儿,无论是人还是文字。人的尊严和文字的尊严只能靠武力来捍卫。有时候,信誉是被迫建立的。 《大宪章》的墨迹未干,约翰王就背信弃义地撕毁了大宪章,导致英国立即陷入内战。老天有眼,约翰在内战中一命呜呼。约翰王恰如其分的死亡使得《大宪章》得以重新稳固,新国王亨利一世当着骑士们的面,重新颁布了 “亨利宪章”。此后,大宪章这个权力的紧箍咒逐渐成为英国铁定的法律,国王已经很难将它完全推翻。它也成为英国人同意为国王加冕的协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1265年起,《大宪章》每年颁布两次,如此以来,它像圣经一样深深的烙印在每个英国人心里,人们把它视为一个贤明政府的福音,每当国王越轨,人们就会大喊“《大宪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英国作为一个国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拥有了成文宪法。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民主绝不会从天而降。可以说,人们争得的每一份公民权利都浸透着鲜血。暴烈的权力争夺使理性的英国人逐渐领悟,暴力不能解决权力问题,只有适当的妥协与和解才有可能结束暴力,而权力是无法消灭的,但必须用法律将权力这个魔鬼关入魔瓶。终于,英国创造了一个标志着现代政治文明的民主制度——君主立宪制。 英国宪政追根溯源,即来自骑士制度下的大宪章,其基本精神即王权有限和个人自由。这个文件是一个划时代的人权宣言:它在人类历史上首次确立了人权的基本原则,提出了保护个人的尊严、反对国王滥权的基本精神;它要求恢复人的权利,并制定一个宪法来保证这些权利。 英国大宪章所强调的人权中,不仅包括了人的消极权利,而且还包括着人的积极权利,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整个宪章代表了一项借由叛乱的形式所发出的抗议。它的力量主要在于,把人民针对任何自称具有无上权力的政府所作的挑战合法化。《大宪章》体现了一种代表人类最高理性智慧的契约精神,它以民众的力量将权力关进法律的囚笼。 君主立宪制大大限制了国王的权力,从此英国在人类史上率先与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分道扬镳。美国历史学家杰克•戈德斯通在《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一书中写道: 当时如果从英吉利海峡向大陆望去,从法国一直到土耳其再到中国,都是一片专制王权的海洋,我们就毫不奇怪英国人民一定会为他们能生活在一个拥有个体自由和权利的国度而感到庆幸了。而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社会,才在此后的两个世纪里产生了惊人的结果。 19世纪英国政治学家如斯托布斯认为,整个英国宪政史实际上是大宪章的注释史。在后来的历史中,《大宪章》巨大的影响力陆续扩展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南非,以及更多向往文明的国家,从而成为现在世界赖以实现民主转型的公民《圣经》。1956年,英国法官丹宁勋爵称《大宪章》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宪法文件,是人类用以反对暴君专制独断、争取个人自由的基础。” 对英国来说,《大宪章》就是法治精神的基石,也成为人类宪政的起源。到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起来革命,利用“大宪章”这一古老的文件为武器,同专制王权作斗争。即使后来催生美国革命的《五月花公约》和《独立宣言》,其实也是大宪章和这种民主自由传统的背书和延续。美国的联邦宪法和各州宪法都包含有《大宪章》的思想。二战之后,联合国正式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其实就是一部“全人类的《大宪章》”。  本文节选自《历史的细节》,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4月出版。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10-8 21:47 1394 0 2019-10-8
此时此刻 郑永年 |“贫”与“富”的未来 attach_img
大概从人类出现开始,贫与富现象就已经存在,所以几乎所有文明都把追求公平作为核心价值之一。不平等现象永远存在,但今天人们所见到的不平等,则是近代以后资本主义尤其是工业革命的发生、发展和扩散的产物。近代之前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因为技术水平落后,几乎所有国家人民的生活只维持在生存的水平,这是一种普遍贫穷的状态。    近代工业革命一方面大大促进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加速了不公平和社会的分化。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经济增长速度更快,同时几乎所有国家内部收入差异也越来越大,社会也越来越分化。这造成了今天民粹主义扩展到各国的局面,而且越是发达的国家和社会,民粹主义越是盛行。   没有一个绝对平等的社会,但如果一个社会过于分化,这个社会就失去了稳定的基础,社会冲突乃至内战就会变得不可避免。自西方发始的近代福利制度,无疑是人类应对极端社会不公平的伟大发明。   自近代以来,社会的稳定与福利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维持紧密相关;而社会的稳定又为资本主义的常态运作提供了有利的大环境。   如果把福利制度理解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资本主义创造财富,而社会主义分配财富。实际上,人们已经很难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来描述一些典型的福利社会了。   福利制度产生的背景各异 在欧美,福利制度的产生具有不同的背景和路径,包括自由主义模式(如英国、美国)、保守主义模式(如德国、意大利)和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如北欧国家)。但不管怎样的模式,它们都大同小异,所有模式都强调政府的作用,只是政府在收入再分配方面的作用大小不同罢了。不管怎样的发展途径,都是围绕着三者之间的关系,即“资本主义+民主+福利”。福利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也是为了拯救资本主义而产生的。在一些国家,福利制度的产生和民主并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在福利制度产生的时候,那些国家还没有民主。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保障制度(福利国家的核心)就产生在俾斯麦时代的德国。社会保障制度是德国保守主义的产物,因为俾斯麦看到资本主义动摇社会的根基,如果政府袖手旁观,社会就会动荡不安,资本就很难作为。促成福利制度产生的另外一个因素具有意识形态性。   近代启蒙运动之后,欧洲思想界逐渐发展出各种人权概念,一部分政治和经济精英把同情社会、赋权社会作为精英阶层的责任。当然,精英阶层也享受着不可与普通民众同日而语的政治权力。在当代大众民主产生之前,只有社会的极少数(即精英)享受政治权利。   民主的发展确实助力福利制度的加速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今天人们所体验到的“一人一票”大众民主,可说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二战之后加速,而到20上世纪70年代普遍实现。从经验来看,大多数国家的福利制度也是在这段时间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但不可思议的是,“一人一票”制度把政治权利赋予每一个公民,人们也因此得到不同程度的福利,但这并没有使得社会变得更加公平。在近几十年来,尤其是1990年代之后,在世界范围内,“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已经成为一个普世现象。也就是说,政治权利的充分实现,并没有赋予人们经济权利的实现。   最近西方出现一条轰动一时的消息,说包括投资家索罗斯、Facebook共同创办人休斯(ChrisHughes)在内的美国18位超级富豪,向2020年美国各总统参选人发表联署信,称美国政府有道德及经济责任向富人征税,以应付全球暖化,改善经济、医疗等问题,缓解社会问题,维持稳定,巩固民主。   的确,美国民主党选战已经开始,各参选人在不同程度上显现出社会主义的趋向,使得一些人把此视为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始。民主党参议员沃伦(Elizabeth Warren)提出了富豪税方案,主张向那些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人士一年征收2%税,对超过10亿美元者征收额外1%。她认为,这样做,10年可为国库增加2.75万亿美元。   不过,富人税并不新。财富税的设想在欧洲已经比较普遍,但这个想法从一开始就遭人质疑,因为富人是一个社会最有能力的群体,尤其是避税能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有15个成员国早在1995年设立富人税,但迄今只有瑞士、比利时、挪威、西班牙等四小国实行这一制度,法国、瑞典和德国等因为实施困难而取消。   富人的真正担忧 在美国,尽管到今天仍然有人甚至认为富人税不符合“宪法”,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支持这项税收。美国Hill-HarrisX今年2月发表的民调显示,74%美国受访者支持这项税收,包括65%的共和党人。   美国政治人物征富人税的想法和民众的支持,都是对今天美国社会现实的反应:在社会积累了巨量财富的同时,社会越来越分化,中产阶层萎缩,民粹主义崛起,社会呈不稳定趋势。   美国联邦储备局6月21日发表的美国人财富分布数据显示,美国人由1989年第三季度至今年第一季的资产分布显示,过去30年间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总资产值增加了27.2万亿美元,达到31.9万亿,增幅4.8倍;最少资产的一半人,总资产值由原来的7500亿美元升至约1.3万亿美元,只增加了78%。如果计算通货膨胀率,底层的财富一直处于萎缩之中。据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的统计,美国最富有的0.1%掌握全国五分之一的财富,相当于最贫90%的所有财富。   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的崛起,贫富差异和社会分化无疑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正如一些人所指出的,富豪自己主张征富人税,可能并不是因为这个群体突然“良心发现”,具有了高尚的道德感,更可能是因为这个群体害怕民粹主义的崛起破坏西方民主,从而影响甚至破坏他们自己的利益。   富人可以高调地显示他们的道德姿态,借此来减轻富人群体所面临的政治压力。要意识到,民主制度尽管确实增进了社会福利,但主要用来保护富人利益,否则就很难解释“政治上越来越民主,但经济上越来越不民主”这一经验现象。   不管富豪群体的动机如何,这个群体毕竟比例太小、太富,向这个群体征税可以缓解人们(穷人)的情绪,但从经验来看,富人税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当“福利”变成人们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的时候,福利制度就很难持续了。如果是权利,没有实现这一权利的就会努力去实现,权利不足的就会努力争取更多的权利,而要减少这个权利则是“开倒车”,是万万不可的。   如果“一人一票”的制度保障了“一人一份”的实现,那有什么机制来保障“一人贡献一份”呢?也就是说,当福利社会越来越贵时,谁来支付费用?富人可以到处流动(避税),穷人本来就没有钱,只好征中产阶层的税。   问题在于,在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下,中产阶层也已经捉襟见肘,而且规模在普遍萎缩。一个严酷的现实是,这一波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穷人,而是遭遇困境的中产阶层,或者由中产阶层下沉为穷人的社会群体。   解决贫富分化是严峻挑战 即使政府通过开辟新的税种(包括富人税、机器人税或互联网流量税)来暂时缓解一些问题,但从经验来说,效果不会太好。欧洲一些发达国家(都是人口较小的国家)施行“一人一份工资”的普遍工资制度,但这只是新版本的福利制度,或者原来福利制度的延伸。   对社会底层来说,普遍工资制度也可能只是现代版本的生计经济,即维持一个最低“体面”的生活水准。而对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普遍工资制度面临不可逾越的困难:钱从哪里来?毕竟愿意被征税的富人仍然是极少数。   从经验来看,如果说贫富分化是今天各国各种社会问题的核心和根源,那无论在应付“贫”还是在应付“富”方面,各国政府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看。   第一,技术与就业之间的矛盾。包括自动化、机器人、人工智能等在内的技术进步在加速。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技术的进步不可阻挡。人们所面临的问题并不在于技术进步本身,而在于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好处流向了极少数人,大多数人不仅工作被取代,更没有得到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好处。   在世界范围内,今天的经济形态是“独占经济”,而非“分享经济”。对大多数人来说,财富的来源不是通过政府税收而得到的“福利”,而是通过就业而得到的收益。没有就业就等于没有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机会。当机器剥夺了就业机会的时候,“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趋势就变得不可遏制。   第二,全球化与财富的集中。这里的矛盾犹如技术与就业之间的矛盾。全球化已经创造了巨量的财富。问题不在于全球化本身所带来的财富,而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被参与和主导全球化的极少数人所占有,而大部分社会成员所得不足,甚至成为全球化的受害者,即他们的工作机会因为全球化而流失,他们的工资水平因为全球化而下降。   全球化意味着资本和技术的流动,资本和技术流向了拥有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的国家和地区。不过,就业者是不能流动的。资本和技术流失对原来的劳动者的影响是明显的。如果考虑到对很多富人来说,经济全球化也是他们避税的最有效方法,情况就更为严峻。   第三,移民的挑战。移民往往是人口从穷国到富国的流动。穷人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富国实际上也是需要新移民的。一些学者认为,在一些国家,新移民实际上是变相的“奴隶制度”,因为尽管新移民提供了本地社会的诸多需要(尤其是从事低工资、劳动强度大的工作),但他们生活在“体制外”,得不到当地体制的保护。问题并不在这里。移民今天往往导致本地公民的不满,排外和反外是当代社会民粹主义最凸显的普遍特点。   第四,现存体制的挑战。现存体制并非建立在流沙之上,而是建立在各种纵横交错的既得利益网络之上,并且经过长期和平发展(即没有战争),既得利益已经变得牢不可破。尽管一些既得利益有时候也会“良心发现”(如上述富豪),愿意为社会多做一些贡献,但若真正动到他们的利益时,情况就会截然不同,他们会拼命抵抗。   这也就是当代政治“局外人”崛起的原因,即“局外人”通过有效使用社交媒体和“一人一票”而掌握政治权力。但是,迄今为止,没有看到任何一位“局外人”能够动得了既得利益。即使是被很多人视为“政治疯人”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尽管成功从“局外”崛起并且处处与建制作对,但没有人会认为他有能力动摇美国社会的既得利益;相反,特朗普越来越成为他所认可的资本利益的代表。   应当说,传统的“资本主义+民主+福利”模式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是成功的,至少较之其他制度更成功。但今天这一制度因为财富分配高度不均和社会高度分化,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现在看来,人们不会也不能够放弃这一制度,因为这一制度本身背后就是巨大的既得利益。   由此看来,这一制度如何转型升级、如何创造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如何寻找转型升级的中介(例如政治家),就基本决定了西方世界的未来,即使不是整个世界的未来。 注:本文转载自爱思想网站。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10-2 21:38 1334 0 2019-10-2
此时此刻 葛兆光 | 真相不明的历史, 总要有一个最后的底线 attach_img
▍文本:历史的玻璃还是屏障? 我们经常说,长平之战秦将白起坑杀赵卒几十万。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天宝末年的唐玄宗时代曾有马嵬之乱。后周末期,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做了皇帝,等等。如果我们熟悉后现代历史学的理论,则会发现这些话呢,其实都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我们漏了一个东西,我们应该说的是,根据《史记》的记载,白起坑杀了赵卒;根据《汉书》的记载,鸿门宴上曾经发生了项庄舞剑;据《新唐书》《旧唐书》记载,唐玄宗天宝末年时发生了兵乱;根据《宋史》记载,赵匡胤兵变后做了皇帝。 可是过去呀,我们常常忽略作为文字书写的史书,把它作为透明的玻璃,好像通过这些透明的玻璃,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历史。但是,我们忽略了文本的存在,在我们把它当成玻璃时,没有把它们当做一层隔障,这样一来,就忽略了这一层透明的屏障。可是,我们和“过去”之间,并不是透明的、没有任何障碍的呀,还有“历史”文本呀,所以,如果我们把透明的玻璃当成一个要注意的焦点,不是直接看玻璃背后的景象,而是定睛看这个玻璃,把注意力集中到文本上时,过去的玻璃就会变得模糊起来。这个时候,玻璃后面的“过去”,才经过玻璃的折光而呈现出来。这一点和说书人根据《三国演义》《水浒传》演绎出来的各种故事没有区别呀。说书人也可以说,根据《三国演义》,捉放曹如何如何;根据《水浒传》,宋江三打祝家庄如何如何等。过去传统史学,常常把连接我们自己和过去之间的历史文本给忽略了,人们常常是在直接地叙说,好像历史是个不言而喻的过去,历史与过去是等同的、重叠的。 但是,当后现代历史学要瓦解现代历史学的确凿性时,就特别凸显了文本。文本是后来人写的呀,这样,“历史”和“过去”就分开,历史只是文本对过去的描述。 海登·怀特被认为是后现代历史学的理论奠基人,他有三本书,一本是《史元》,metahistory是一个很怪的词,有人也翻译成《后设历史学》或者《元历史学》,还有两本是《论述的转义》和《形式的内容》。这三本书不完全是历史学,但对后现代历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怀特的理论,厉害的地方就是抓住了文本环节的重要性。我念一段他的话吧,他说,“我们所谓的历史,其实是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 这话怎么讲?有三点,第一,历史不等于过去,而是写作出来的话语;第二,历史必须首先被写作出来才能被阅读,通过阅读我们现在人才可以与过去发生关系;第三,历史在这点上与文学一样,并完全可以由文学理论所诠释。唯一的不同,是小说家创作(invent)故事,历史家发现(find)故事而已。这样一来,历史与文学的界限在逐渐模糊。所以,他提醒我们说,我们应该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被所谓历史的真实性所约束,小心翼翼地避免历史叙述所带来的指令性、指导性的引导。 ▍历史:真实还是虚构? 后现代历史学有很多聪明的地方,这就是他们的“洞见”。他们看到了很多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事实。比如说,你读《左传》和《史记》,就可以很容易看到一些虚构事实,这给后现代历史学提供了佐证,举三个例子。 比如,项羽霸王别姬,很有名的故事吧,《史记》记载项羽在帐中与虞姬生死离别,第二天项羽与十八勇士突围并相继死去。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没有人会获知虞姬与项羽离别之事的呀。很多人包括清代一些考据学家都认为霸王别姬的故事与司马迁对项羽的一种感情和要确立历史的连锁性有关。按司马迁的观念,历史是由秦到楚再到汉,楚有首义之功,所以要凸显项羽的意义,给项羽立了“本纪”,可能也根据什么传说故事写了这个凄楚的故事。 又比如,《史记》中还有张仪、苏秦列传,可是根据现在考古发现的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记载来考证,张仪与苏秦活动年代之间相差数十年,两人之间不可能发生像《沙家浜》似的智斗,但是《史记》把两人的时代放在一起,就有了六国和秦之间关于连横合纵的精彩智斗。 再比如,《左传》里面有刺杀赵盾的刺客鉏麑,他看到赵盾勤勤恳恳地早起准备觐见,于是长叹一声而“触槐而死”。那么,他死前的心理活动有谁会知道,又怎么会被记录下来呢?《左传》怎么会相信这种故事呢?在这些猜测揣摩之中,历史与文学之间有了密不可分的因缘。 后来,我觉得,可能在《汉书》以后,历史学的理性逐渐被确立,大家都要给历史与文学分工,说文学是虚构的,历史是真实的。历史被确立为真实的写作之后,就好像具有了真实的特权,要我们必须相信他。但仔细看,历史的事实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 ▍事件:事实与想象的历史载体 让我们再举几个例子。 如果我们相信史书所记载的唐代玄武门兵变,就会承认,李建成是很猜忌、很差劲的,李世民是很谦和忍让的,是被迫杀害他的兄弟的,也是正义的;而他们的父亲李渊,本来也是愿意传位给李世民的,只是受到了后宫的蛊惑和挑拨,所以李世民后来继承皇帝位子,他是合法的;不然的话,就没有后来的贞观之治,唐代也不可能延续三百年,所以是应当的。但仔细分析后,可以看出历史书在假借着真实与权威,掺进了很多自己的立场,编了一个圆满的故事。 李建成兄弟与李世民一样,也拥有皇位继承的合法性,李建成还是哥哥,为什么他们不可以杀掉李世民呢?为什么单单李世民是被迫的且是有道理的,是无奈之后才狠心地断手足之情。这其中显然掺入了一些政治与文学,并非完全按照真实的历史,像档案一样一一记载。 以前,傅乐成先生曾经写了一篇《玄武门事变之酝酿》,收在他的《汉唐史论集》里面,对这件事情已经做了重新分析。大概是去年吧,葛剑雄在《万象》杂志上面也写了一篇文章,也在重新讨论这一问题。我想,是后来对唐太宗作为英明君主的赞扬,强化了兄弟残杀事件的合理性,后来对历史本身的合理性认同,又支持了叙述的合理性,在这里历史不是像文学一样吗? 又比如,关于清代皇室,也有不少的争论。如顺治皇帝五台山出家之说就有各种描述;关于雍正是否改了传位诏书夺了十四皇子的位子,也有很多说法。特别是关于乾隆的出身,历史学家孟森曾有一篇《海宁陈氏》的文章,讨论乾隆是否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究竟是汉人还是满人。我们知道,如果历史改写成这样,爱新觉罗氏就成了汉人,后来是不是也就不需要反满,也不需要反清了?后来金庸写《书剑恩仇录》不就是这么写下来的吗? 这些历史,因为掺进了价值、想象和感情,有文学性叙述在里面,叙述出来的确实是一种“文本”。这是后现代历史学的一个洞见,它看到了历史中间的种种虚构、叙述、遮蔽和掩盖。顺便说一句,大家要知道,后现代的理论是从文学中学习而来的,文学总是想象力丰富且花样繁多。搞文学的人常能创造出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理论,对人颇有启发。 ▍史学两难:在文学传统与政治认同之间 怀特的思路,实际上受到文学传统的影响,如雅各布森(RomanJakobson)、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弗莱(NorthropFryer)等等。怀特受他们的影响,就逐渐生成了他自己关于历史学的理论,他的结论是:“过去不等于历史,历史只是一种叙述,叙述不见得能被完全理解,当人们理解时,可能已经不是真实的历史了。” 另一个后现代加新马学者詹明信,也曾经说“历史不是一个文本,可除了文本,历史无法企及”。你乍一听,这话对呀,过去是客观存在的,它虽不是文本,但除了文本,确实无法知道也无法叙述,可是,我们往往把“叙述”和“文本”当成真实的历史,史书仿佛是一层透明的玻璃,让你忘记它的存在。所以,后现代历史学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提醒人们,我们始终是在透过这层玻璃来看过去,这层玻璃就是历史文本,而文本就是人为的叙述。 这里面确实是有深刻的洞见。在我们习惯接受的很多历史叙述中,真的是有一些被后人构建的,比如说“炎黄炎黄”,就是炎帝和黄帝,作为中国人的始祖,黄帝、炎帝被发掘出来隆重地崇奉,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后人弄的,司马迁都知道这些话靠不住,所以“荐绅先生难言之”,不好说嘛。 可是,黄帝在晚清时地位越来越重要,被浓墨重彩地书写并被作为国民认同的形象。后来,为了顾及长江流域,又隆重推出炎帝。这是为了族群和国家的认同,硬写出来的历史。 台湾的沈松侨写了一篇《我以我血荐轩辕》,他分析黄帝传说的历史,就说黄帝故事的大量生产与晚清的国族认同有关,黄帝在古代就已被说到近于神话,可到晚清时又被浓重提出,连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很重视对黄帝的祭祀。直到现在,还大修黄帝陵、炎帝陵,官方和民众还年年去黄帝陵拜祭。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这都是后来希望强调国家民族认同的反映。 浓墨重彩的书写是干什么?是为了让它具有民族传统和历史认同的象征意义。这和明代的遗民故事一样,它到晚清时被描写得日益悲壮,其中有着反满的动力和压力。所以,如果我们认真清理和透视历史文本,你就会发现,有的历史会假借“真实”的权威,来影响和改造我们当下的思想,我们常被历史所谓的“真实”约束,以至于相信“历史的文本就等于真实的过去”。 应该承认,无论古代还是现在,由于意识形态、价值观、感情、思路方法、政治时势等因素,也包括历史资料的欠缺、丢失等等,历史真相的叙述总会受到影响。完全讲历史叙述的全面性和真实性是不可能的,我们说,“不在场的阴影笼罩着在场的”,“过去”和“历史”之间的距离实际上是很大的。后现代历史学将“文本”拿出来,追究并且质疑“文本”的真实性,使我们意识到文本不等于真实,这个意义是很大的。不过,大家注意,对历史资料的审查和解读,现代历史学和后现代历史学,表面一样,实际是不一样的。那么,对历史文本的考据,考据其真伪,审查它的内容,现代历史学和后现代历史学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无关真伪:后现代史学的“权力”原理 在中国,对历史文本的考察有很长的传统,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伪书通考》和《续伪书通考》。这两部书很有代表性,它们把过去相当多的文献都放在“真”还是“伪”的面前,考察这些文献的描述是真是伪、作者是真是假等等。这一传统在清代,形成考据学,考据学家对古代文献做了更多的研究,现代史学也继承这个传统。我以前是古典文献出身,在学校学的就是这一套知识和方法。但是,这些“辨伪”,和后现代历史学对文本的质疑并不一样,那么,后现代是怎样看待文献的呢? 首先,后现代历史学并不是辨伪。辨伪毕竟相信有真有假,是针对历史文本的可靠与否,这仍然是现代历史学的方法。 其次,后现代历史学不是变废为宝。在上一次讲福柯的时候讲到,后现代历史学也不是像陈寅恪那样指出“伪史料中有真历史”,陈寅恪是“将伪变真”,变废为宝,还是要找出“真实”来。 而后现代呢?是要揭发历史文本在书写中间,由于各种意图而被添上的各种色彩,然后它要把染上色的系列,一层层排列起来,成为历史描述过去的过程,要证明这个过程中是有“权力”的影响的,说明历史和文学一样,只是叙述出来的文字。 大家知道,在古文里,“伪”是人为的意思。荀子说,人是性恶的,“性善者伪也”,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人性恶,性善是装出来的。在后现代史学眼睛里面,所有历史著作的真实性,都是人为的,是“伪”的,造伪的动机可能透露出真实来。 上次我们讲过福柯,福柯就认为,这些书写的历史真实,符合了某个时代大家的共识,所以大家都接受它并承认这种真实,于是它就成了“真实”。大家承认的共识,就是一种“权力”,它确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而处在那个“常识”世界的人叙述的历史,渐渐就成为后来人想象中的真实,所以,“历史”就是写出来的历史,而历史就遮蔽了“过去”,我们看到的只是历史文本,而看不到帷幕后的东西。过去,思想史也好,文化史也好,对文献真伪考证时常常讲“去伪存真”,通过真实史料重新描述历史。后现代历史学不这样认为,因为这样一来,就等于承认了通过这些史料可以直接恢复和再现历史,所以不应该将重点放于“去伪存真”,因为“伪”的本身也是一种“真”,它是人为的构造,构造时流露了真实的心情。 应当说,这也是后现代历史学的洞见。历史里有真史也有假史,无论真实的历史还是层层积累的假史,小心翼翼地剥开它们,都会发现背后真实的心情,重新组织和发掘,就会看到一些原先看不到的东西。 小心剥历史的外壳,先是虚构的历史,之后有虚构者的心情和选择这些事件真实的想法,反映着一些价值取向,背后是一套用观念包裹起来的思想。就像买椟还珠,过去历史学家总认为我们可以找到那个“珠”,但后现代历史学家告诉我们那个“椟”,就是盒子也很重要,用什么样盒子包装反映了卖珠者真实的心理,这样你就把历史变成了史学史,变成了思想史,科林伍德不是说嘛,“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关于这一点,我在这里举几个有关中外交往史的例子,这些例子都很典型。 现在大家争论马可·波罗是否真的来过中国,并讨论《光明之城》的真假。大家能不能想想,这种关于真伪的争论背后,是否能说明什么?为什么很多人要坚持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为什么有人要相信《光明之城》的真实?有时候,你不必去讨论历史是否真的存在过某人某事,也许那是争不清楚的,但是,可以看看那记载这人这事的文献是否有某种思想和意图? 和这有关系的另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是从19世纪下半叶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在说的,中国人像法显、郑和发现美洲。最近,围绕一个英国业余学者孟席斯《1421年:中国人发现美洲》,还在争论。很多人都指出他那些关于古航海地图、关于沉船等说法都是不可靠的。其实,我们不必总纠缠在真的还是假的上面,还可以看看,这种争论背后,总是有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 为什么关于中国人发现美洲的说法,出现在晚清的积弱时代,又大盛于开放后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呀?它和当时的民族主义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郑和航海发现新大陆的说法出现在当代的英国呀?它和后殖民思潮、世界体系、大分叉的想法有什么隐约的关系呢?这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 后现代历史学有一个很明显的理路,先是瓦解历史学的真实性权威,动摇理性与科学的绝对性,然后进一步批判西方代表的“现代性”,然后是瓦解西方中心论,批判文化上的殖民主义,包括西方中心、男性中心、理性中心,对旧说法进行颠覆。 大家注意看,英国作家霍布斯鲍姆(E.J.Hobsbawn)编有一本书叫做《传统的发明》,这本书说了一个事情,就是很多“传统”不是客观存在在那里的,是历史积淀下来的,是当代人“发明”出来的。所以,当代欧美一些历史家,非常热衷于非洲大湖区的历史。比如大卫·勋伯伦(DavidSchoenbrun)研究东非大湖区土著在1890年到1990年的反抗历史,帕特里克·哈里斯(Patrick Harries)研究南非祖鲁人的历史,都有重建历史,作为政治动员力量和族群认同的意思。很多后殖民历史学理论也从这些研究中发展起来。其实,很多大湖区的历史记录是纷乱的,当他们要反抗殖民统治时,重新建构了很多历史,甚至动用殖民者的历史资料来重新编织土著悠久的历史。这些历史,不必一定是真的,但它支持着土著人对独立的争取,反映了他们两百多年争取民族独立的心情。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的真实与虚伪并非讨论的重点,对历史真伪的清理,属于现代历史学的范围,而不是后现代历史学的关注点。 ▍“历史研究者总需要一个最后的边界” 我并不能完全、甚至大部分认同后现代的观点。 我这人有些实用主义,什么东西先拿来自己用用,不好的话,也不会轻易地相信它,所以,有人说我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也许是表扬,也许是批评。这我不去管它,其实,我觉得所有的理论都有它的长处和短处,后现代历史学有根本的短处,这使它也具有很大的危险。 记得有一次与以前的研究生讨论,有人说,中国史学很早就有后现代的思想了,因为顾颉刚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了,讲历史是由层层积累的伪史构成的。好像台湾的杜正胜也有这一看法,说古史辨派的理论与后现代史学的某些方面事实上是相通的。顾颉刚先生认为中国古史全是一篇糊涂账,两千年来随口编造,其中不知有太多糊涂。经过两千年的编造成为一个系统,什么是系统?就是零星的散乱的知识的合理化与秩序化,而秩序化恰恰就是现代理性的一个特征。 顾颉刚说,“古史发生的秩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悖”,古史本来发生的秩序,和写作出来的古史所排列的秩序,恰恰是相反的。比如禅让,就是战国学者受到时势局势刺激后,在想象中建构的乌托邦,并不是真的,三皇五帝说,就是越古越晚出,因为要超过以前的传说,描写更古的帝王,所以就越说越古嘛。看上去,古史辨派似乎和后现代史学一样,要瓦解传统历史的真实性,重新寻找构成历史的知识与秩序,找出存在的古史观念是从何时何地因何事而来的。 顺便说一句,有人说,古史辨派与日本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有相同之处。这不一定对,日本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在日本人那里,是为了支持它对中国历史的瓦解,以减少华夏传统对日本的影响,是重建日本民族主义历史的举动。过去,日本对中国历史非常尊敬甚至当成自己的渊源,白鸟的工作,是要瓦解中国悠久的历史,以建立一个全亚洲范围内共同的历史的渊源。而顾颉刚先生及“古史辨”的学者是受当时的科学主义、清代的实证风气及流传下来的公羊学传统的共同影响,虽然客观上也有瓦解历史传统的意义,但和白鸟库吉还是不一样。同样,它也不同于后现代历史学,应该说,还是属于现代性的史学范围之内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古史辨派毕竟相信历史有一个本身的存在。他们的看法是,历史学的目的是要剥开层层包装的伪史而呈现真实的历史。可后现代史学是“无心”的,是“空心”的,认为所有的历史都只不过是层层的包装。古史辨派的重要原则,是“去伪存真”,后现代历史学则将叙述的历史和真实的过去分开,把过去的真实悬置起来不去讨论,而是讨论一层层的包装是怎样建构起来的。也就是说古史辨寻找“真实”如何,而后现代只是追问文本的“叙述”如何。 第二,正是因为以上的差别,古史辨派的中心目标是“辨伪”。剥掉的东西是随口编造的废弃物,它们与本真的历史构成了反悖,所以要寻找本真的东西,其他的可以甩掉不要。后现代好像对“垃圾”特别感兴趣,特别关注那些层层作伪的东西,它的主要目的是清理这一层一层的包装过程,好像马三立相声里说的那个止痒药,“剥了一层,又剥一层”,最后的秘方只是两个字“挠挠”。也就是说,当古史辨派把一些东西当做废物去掉时,后现代史学者将它们拣起来并做细致的分析。 第三,古史辨派的历史学方法基本上是针对“过去”的存在,“过去”是很重要的。他们在当时,确实瓦解了传统史学,而且与当时反传统的激进主义吻合与呼应,在广义上实际算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方面,他们有符合现代性的一面,使传统史学发生了松动,使旧资料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使历史的重写成为可能。他们讨论什么样的历史资料是真实的,将经、史、子、集各种文献放在同一个起点上,追问其真实性,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它仍然是在“六经皆史”的延长线上,把所有资料当做历史资料嘛,而历史资料是要求具有真实性的。可是,后现代则直接从“六经皆史”走到“史皆文也”,这是很不同的。 说实在话,我并不认同后现代历史学对真实存在的“过去”和书写出来的“历史”的漠视和瓦解。尽管这种思路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但是,我觉得,历史研究者总需要有一个最后的边界。佛教说“一切是空,空亦是空”,空到最后还有什么呢?后现代历史学说一切都只是叙述,但是,我们怎么能相信“过去”这个巨大的存在,只是一种被描述出来的东西呢?因此,对于后现代史学,我们需要问几个问题。 首先,历史学是否承认那个“过去”始终在制约着历史叙述的边界,是否承认那个真实存在过的历史始终在限制着历史的书写?我们不能把这个隐约的制约力一概抹杀,总不能面对着巨大的殷墟遗迹,说它只不过是一个叙述吧。历史在很多时候,的确是被叙述的。“横看成岭侧成峰”,不错,但毕竟还有一个山峰在那儿,否则又如何横看成岭侧成峰呢?特别是当我们做历史叙述时,过去存在的遗迹、文献、传说、故事等等,始终制约着我们不要胡说八道。如果是文学叙述则可以随便想象,文学是一个开放的天空,有什么不可以想象的呢?哈利·波特也可以被随意写的嘛。可是,我们能说夏、商、周是外星人搞出来的吗?所以,我们要质疑后现代历史学,是否承认一个曾经存在的过去,毕竟是在制约着和规定着历史叙述的边界,如果是这样,那么历史就不可能是文学式的“散文”。 其次,是否承认不同的“叙述”只是各个不同视野的历史观察。尽管后现代非常深刻地揭露出叙述和书写的意义,但它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种叙述和书写,只是代表了个人,只是某一个片断、某一个角度,它本来并不应当把这种叙述和书写放大,当做普遍性的东西。你看,后现代历史学在进行自己的叙述时,它也希望别人承认它是“历史”。这就有矛盾了,因为,你在强调历史只是一种叙述和书写的时候,应该承认它只是个人视野中的历史,不能宣称自己已经叙述了历史,甚至叙述了真正正确的历史,也不能强迫别人服从这种叙述。有人关于《中国思想史》采访我,我一开始就讲这是我个人视野的作品,我没有强迫别人接受自己书中的观点,只是希望读者可以了解我对思想史的理解和思路。 再次,接下来要追问后现代历史学的就是,它是否承认自己的历史书写也是一种权力,也是隐含了权力的话语,隐含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书写。而且需要追问,是否承认在某个阶段,权力话语下的写作,是有意义和必要的。比如安德森,他说国家只不过是“想象的共同体”,但这个想象共同体一旦存在,它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是否就具有了正当性与必要性? 最后也是最麻烦的问题,就是如果缺少了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不通过某种理性的构造,先确立一个秩序,历史能被叙述吗?缺乏了理性的秩序和框架,历史还是不是历史?历史本真的存在,可能是散漫的、漫无秩序的、庞杂的、丰富的,怎么能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如果没有一个理性的框架及历史预设的话,又怎么确定如何去书写、书写什么?历史如果真的可以被“拆碎七宝楼台,不成片断”的话,那么,什么是历史呢?我阅读后现代的著作,觉得他们真的是很聪明的,不经意地就可以瞄到一些历史的漏洞。就像下棋,不是按照定式一步步地来,而是有一些天才的想法,招数虽凌乱,却杀得对手毫无招架之力。后现代者真的有很多天才的想法,不过,它也常常给我一种感觉,就像南宋人说的,七宝楼台,拆成了片断,虽然绚丽多彩,却不知如何再重构一个新的七宝楼台,到最后自己把自己也给拆了。 所以总结一下,我们应当说,后现代历史学有很多聪明的地方,也有很多不明智的地方,就是我们说的“洞见”与“不见”。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6-13 21:16 1017 0 2019-6-13
此时此刻 张铁志 | 比人类所有恶加起来更可怕的是什么 attach_img
艾希曼在临终一刻,似乎总结出我们在人类漫长罪恶史中所学到的教训——邪恶的平庸性才是最可怕、最无法言喻、又难以理解的恶。在政治中,服从就等於支持。 比人类所有恶加起来更可怕的是什么 文/张铁志 纳粹军官色的阿道夫·艾希曼将上百万的犹太人送上朝向死亡的列车。 但艾希曼说,我无罪。 纳粹政权倒台后,他逃到阿根廷。1960年,他被以色列特工绑架,次年在耶路撒冷受审,全球关注。出生德国、流亡到纽约的犹太裔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接受《纽约客》邀请前往采访审判过程,在杂志上发表五篇文章,结集为《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平庸的邪恶》。 艾希曼认为因谋杀罪起诉他是错的:“我从来没杀过犹太人,也没杀过非犹太人,就这个问题来说──我从来没有杀死过任何人,我从来没有下令杀人。” 在狱中时定期探访他的牧师也说,“他显然既没有对犹太人恨之入骨,也不是个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他“个人”从未有任何反尤行为。” 连精神科医师一致认为他很正常;他对妻儿、父母兄弟姊妹态度“不只正常,还堪称为理想典范。” 他认为自己只是个守法的人,他的一切行为都只是在履行职务,而他在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偶然的,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取而代之:因此几乎每一个德国人都有罪。 汉娜阿伦特在书中描述他的最后陈述:“他从来没有憎恨过犹太人,也从来没有杀人的意愿,所有的罪行都是来自对上级的服从,而服从应该被誉为一种美德。他的美德被纳粹领导人滥用,但他不属於统治阶层,只是个受害者,受罚的应该是领导阶层。艾希曼说:“我不是那个被打造出来的禽兽,我是谬误的牺牲品。” 阿伦特同意。她说“艾希曼既不阴险奸诈,也不凶横,也不像理查三世那样“一心想做个恶人;艾希曼格外勤奋努力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想晋升,而我们无法认为这种勤奋是犯罪……,他并不愚蠢,只是缺乏思考能力——但这绝不等同於愚蠢,却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罪犯之一。” 的确,这是汉娜阿伦特在本书中要提出的:“艾希曼在临终一刻,似乎总结出我们在人类漫长罪恶史中所学到的教训──邪恶的平庸性才是最可怕、最无法言喻、又难以理解的恶。” 艾希曼不是恶魔,而只是小丑。 阿伦特真正要指出的不只是邪恶的平庸,而是其原因:艾希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没有思想能力(thougtless),而这就是平庸。在后来“思考与道德思量──致W.H. 奥登”一文中她说,“大规模犯下的罪行,其根源无法追溯到做恶者身上任何败德、病理现象或意识型态信念的特殊性。做恶者唯一的人格特质可能是一种超乎寻常的浅薄……是一种奇怪的、又相当真实的“思考无能”。 如果一个人毫无犯罪动机有可能做恶?我们的判断能力是取决於我们的思想能力吗?无能思考与良知的失灵,是同时发生的吗?阿伦特相信,思想能力,亦即判断是非与善恶的能力,可以酝酿出良知,因为可以确保人的道德完整性。因此,“这种脱离现实与缺乏思想能力,远比潜伏在人类中所有的恶的本能加总起来更可怕,这才是我们在耶路撒冷应该学到的教训。” 《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平庸的邪恶》在出版后引起很大的争议。首先,许多人认为艾希曼并非真是一个没有恶意的平庸官僚:早在1932年以前,艾希曼就已经参加了反犹太组织;在纳粹倒台后,他还在匈牙利参与了在欧洲屠杀最后一个犹太人的活动。尤其,艾希曼曾对同伴说:“我将高兴地跳进坟墓,因为500万个犹太人死了让我很极端满足。”对此,阿伦特说他只是在“吹嘘”。似乎,她对艾希曼智力和语言的鄙视蒙蔽了对他的判断。 其次,阿伦特在书中追究德国和波兰与纳粹合作的犹太人领袖──用阿伦特的话说,“犹太领导人的角色无疑是整个黑暗的故事中最阴暗的一章”,这让很多人批评她对犹太人没有特殊的同情,去批评受害者是非常无情的,尤其她曾和支持纳粹的哲学家海德格有恋情。 对於有人批评她不爱犹太人,她的回应是:“你说的很对──我并不被这一类的任何‘爱’所打动,原因有二:(首先)我这辈子不曾‘爱’过任何民族或团体──无论是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还是劳动阶级,我真正爱的只有我的朋友们,并且,我所知道和相信的爱仅仅是对於一个个具体的人的爱。” 著名学者Judith Butler诠释说,她的确不“爱”犹太人或“信仰”他们,而仅仅是“属於”他们。 总结来说,《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探照出邪恶的平庸性及其与人的思考能力的关系,这补充了她之前的巨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的关於恶的理论。在该书中她将极权主义界定为“激进的邪恶”(radical evil),会彻底改变人性,但在《艾希曼》一书中,即使人性本身没有改变,却依然能制造巨大邪恶。 不过,另方面两本书还是有某种共通性;《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强调极权主义的一个基础是个人在群体社会中的“孤单”(loneliness),因而激起对权威的忠诚:“只有当他属於一个运动,他在政党中是一个成员,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个位置。”因此,可以说探讨的是极权主义下个人服从的社会心理基础,而在《艾希曼》中则关注了人的缺乏思考使他把服从当作唯一目的。 (不过,虽说此书对恶的理论有重要贡献,但阿伦特却强调这本书其实只是一部对审判的观察报告,而非探讨邪恶本质的理论。) 《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的另个重要贡献,是探索极权主义下个人责任和罪行。 “艾希曼们”往往辩称自己只是一个小齿轮,只是服从法律和命令,而不能算是犯罪,并且如果他们有罪,人人都都可能有罪。事实上,战后的德国人的确背负着强烈罪恶感。在另本着作《责任与判断》中,阿伦特就说,战后在德国道德混淆的本质在於,那些全然无辜的公民确认他们彼此和整个世界都感受到罪孽,然而那些罪犯却少有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但阿伦特说,“没有所谓的集体罪恶或者集体的无辜,罪恶与无辜只有针对个人才有意义。” 她也认为法官不应该把这场审判视做是对犹太人苦难的审判:“如果被告仅仅是个更大议题的象征,我们就必须低头认同艾希曼及其律师的声明,亦即他之所以被绳之以法,是因为这件事需要一个代罪羔羊,不仅是为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是一个代罪羔羊来解释整场浩劫和其原因──反犹主义、极权政府、人类的原罪。” 而汉娜阿伦特在本书的核心主张就是,只要你参与了执行,你就要负起责任,就是有罪。 在本书最后一段她说,法官应该有勇气说:“我们关注的重点是你实际的作为,而非就你内心和动机是否可能无罪,也并非你周围的人是否有犯罪的可能。”“我们假设,你之所以成为这个大屠杀组织中的一个工具完全是出自坏运气,但这不影响你执行,从而积极支持大屠杀政策的事实。在政治中,服从就等於支持。”因此就要负担责任:“这就是你必须被处死刑的理由,也是唯一的理由。 本文来源:思想者博客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5-21 21:36 1027 0 2019-5-21
此时此刻 黄奇帆:中国实施“零关税”,会发生什么变化? attach_img
本文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4月9日,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先生在复旦大学做了一场主题为“新时代,国际贸易新格局、新趋势”的讲演,深刻分析了当下国际贸易形势,以及中国的发展与未来。以下为演讲精编。 今天要讲八个要点,大家只要记住我八句话,今天的报告内容就都在里面了。 世界贸易格局深刻变化 三四十年前,国际贸易中有70%是成品的贸易。你这个国家把拖拉机卖给我,我这儿把机床卖给你。总之,由一个国家做出来的产品,卖到另外一个国家去。 到2010年的时候,40%是产成品,60%的贸易量是中间品的贸易,是零部件、原材料各种中间品的贸易;到了2018年,70%以上是零部件、原材料的中间品。 这里面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世界上主要的贸易品,已经不是由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企业来把它生产出来,卖到另外一个国家,往往是几十个国家,几百个企业,生产的上千个零部件互相组合,形成的一个产品。 这个过程产生了服务贸易的飞速发展。在中国,最近10年,服务贸易每三年翻一番,全球服务贸易是五年翻一番,而货物贸易一般要十年翻一番。 整个生产力体系这方面的变化,正在影响和产生新的世界贸易规则。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企业组织、管理方式也发生深刻了变化 现在一个产品,涉及到几千个零部件,在几十个国家生产。所以,看世界的制造业,不是看单个的企业规模多大,而是看产业链的集群、供应链的纽带、价值链的枢纽,谁能把上千个产业链中的中小企业组织在一起,谁就是这个世界制造业的老大。 比如苹果,苹果手机里面,一共涉及到500多个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零部件。全世界有几百个企业,在为苹果加工零部件,涉及到几十个国家。 问题是,这几十个国家的几百个企业各个有专利,并不是说苹果发明了手机的全部专利,然后把专利交给了这些配套企业、零部件厂、中间厂,让他们为苹果来进行制造。 事实上,这个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零部件供应企业,各个有专利,各个有拿手好戏。他们的这些专利、拿手好戏,都是苹果不掌握的。但是苹果产生了标准,产生了纽带。所有供应链上符合苹果标准的各种各样的产品,你有创新、有专利、有各方面的知识,苹果就选择了你。 有人说核心技术只有我有,我不卖给你,你手机就停产了。 这话也没错。 假如高通不把芯片卖给苹果,那苹果不就瘫痪了吗?问题是苹果是世界使用芯片最大的户头。如果苹果不使用高通的芯片,高通就死了,是高通先死,而苹果还有其他的芯片可以选择。苹果只是遇上一点困难,而高通立马就死。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世界的产业链,产业巨头,产业竞争能力,不仅仅是核心技术的竞争,不仅仅是资本多少的竞争,讲资本,讲技术,更讲产业链的控制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产业链的标准十分重要,各种各样的专利发明,是围绕着这个标准,我发明了专利,但要符合你这个标准,你才会用我的专利。 “三零”原则的提出 第一个是零关税 WTO就是要推动自由贸易,降低各国的关税。税越低,越代表了一种贸易的自由化。中国的加权关税,去年已经降到7.5%。不过整个世界的贸易,已经降到了5%以内,美国现在是2.5%。 但这个低关税在世界贸易变化的格局中也不适应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你要收3%或者5%的关税。如果我生产了一个杯子,卖到你国家,你这个国家只是在我这个杯子价值上加5%的关税倒也不觉得有什么。 但是如果我这个产品,中间的环节有几十次要经过各个国家的海关,要跨越各个国家的国界。再加上铁路运输的费用,航空运输的费用的不断叠加,都变成了关税的一个基数。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大家发现,必须是零关税才能适应几十个国家,几百个企业共同制造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又从最终生产厂卖到全世界,零关税在这个过程是最合理的。 第二个是零壁垒 为什么要讲零壁垒?一个产业链涉及几百个企业,当几十个国家共同生产时,如果营商环境不同,一些国家准入,一些国家不准入,跨国公司的资源配置和布局就会很麻烦。 必须有一个大体一致的营商环境,几十个国家之间才能协同生产这个产品。现在讲营商环境要国际化,要公平公正公开化就是这个意思, 而且这个营商环境不仅是零部件加工厂,产业链上的物流企业、航空运输、仓储服务等都会受到影响。 第三个是零补贴 所谓零补贴,就是如果一个国家,为了争夺产业链,为了争夺企业到这儿来落户,有意给这些企业进行一定的税务补助。 这个补助会使得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国的布点发生扭曲。你如果一补贴,产业链扭曲到你这儿,对别的国家也不公平。如果大家都乱补贴,到后来也会出现问题。 “三零”概念的意义 “三零”是在上述背景下提出来的。原来,国家海关都是在国境线上收取关税,或者设置非关税的贸易壁垒。进入“三零”以后,海关就只需要统计进出口数量,管理走私和一些不允许的菜单。 对一般的制造业来说,“三零”就相当于国门打开,关税壁垒消除。各国互相约束,谁不符合标准,都可以互相抗议,互相监督。 中国做好“三零”,等于第二次入世 美国从2002年就提出“三零”的概念,在WTO和G7国家里提,希望到2010年,把关税降到5%以内,到2015年的时候,把这个关税降到零。 实际中,到2010年的时候,WTO的主要国家关税都降到了5%以下,达到美国设想的第一阶段。但最近七八年世界贸易“三零”走向,美国计划并没有实现。到2017、2018年基本上和2010年的关税平均度差不多。 这个主要是在WTO里面,讨论关税为零很难通过。因为零关税对发达国家有利,产业链的裨益跟这些搞农业的国家无关,而WTO有一票否决权,所以很难达成。 于是,最近这七八年,五六个国家形成一个贸易体的讨论就不断增加。 这给人感觉好像发达国家在进行双边谈判,抛弃WTO,把WTO边缘化了。这个概念有这种现象,但事实上我们平心而论,是因为“三零”这个原则的受益区域还是有一定范围的。这个范围的相关的国家和地区,比较可以认同产生共识,不相关的就不一定跟你有共识。 在这个意义上讲,FTA(自由贸易协定)是全球化发展中,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新特征,它倒不见得是逆全球化,它是全球化发展到更高级阶段以后必然的趋势。 去年, 去年日本跟欧洲的FTA谈判已经签订协议,将在今年下半年生效。叠加起来的经济差不多20多万亿,占了全球70万亿的1/3。 美国跟欧洲、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等自由贸易协定基本已经谈好了,等到了2020年,这几块叠加在一起,经济总量占全球54%,贸易总量占全球贸易的55%左右。 这个过程中,如果中国没有介入到这个自贸体圈子中,那等于我们进入了WTO,却又在FTA的范围里出圈了。 如果中国也进入了FTA,加上中国占世界经济16%的份额,54%+16%,就等于世界经济的70%,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贸易体了。 所以,以“三零”为原则纳入国际贸易体系,非常重要。 这个事情做的好,相当于第二次入市。会对整个中国在2035年成为世界的现代化的大国、2050年成为强国,奠定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实施零关税,会发生什么变化? 大家有时候感觉,一讲到零关税就是国门大开,外国货冲击进来,中国的农业会萎缩,工业也会萎缩,服务业也会萎缩,这种观点在90年代讨论也多得很。 到要进入WTO的时候了,早进好还是晚进好? 有的人说越晚进越好。让我们自己养的大一点、肥一点、强一点,开门了,不会受人家欺负。那么实际上,当时上海方面,就跟国家提了一个基本逻辑,就是进WTO,早进比晚进好,在这方面,提出了一整套的方案。 事实证明,WTO进去以后,我们不管是农业、工业、还是服务业,基本没有受到太多的冲击。 反过来,我们金融,出现了世界级的最大的金融企业。在2000年的时候,世界金融体系里面,中国所有金融机构都不要说前十位,前二十位一个都没有。现在前十位的银行里我们占五个,前十位的保险公司里面我们也占好多个。 讲这段话的意思,通过开放,我们得到的好处是多多。同样,如果关税归零了,会出现什么情况? 第一,现在的制造业,不管是机器设备,还是汽车产品,大家先看中国制造,中国每年进口的零部件占到了全球的60%,当工业品零关税时,我们的企业成本下降了,是最大的受益体。 第二,由于关税下降,生产的成本又下降,虽然中国有最大的产业链集群,但是这个集群里面,我们掌控纽带的,掌控标准的企业并不多。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很少。华为就是掌控标准,有3600多家大大小小供应链上的企业,比苹果多2倍。因为苹果只做手机,华为又做手机又做服务器、通信设备。 当“三零”变成零关税的时候,对于在中国形成总部,形成中枢,形成集团的龙头等各方面会有提升作用,这是第二个好处。 第三,通过这样的过程,对我们中国的企业,进一步走向世界,也产生好处。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分析汽车产业,现在国内的汽车厂一年生产2500万辆汽车。如果关税为零了,是不是会大量进口国外的汽车,冲击中国的汽车市场? 并不会。中国一年要消费2500万辆车,其中120万辆从欧美和日本进口,其他2400多万辆都是中国自产。在这2400万辆里面有1800万辆是外资企业的车,就是中外合资的车。有德国的、有日本的、有美国的、也有韩国的。在这个意义上,在消费地形成制造业,就近生产并卖掉,成本低、效益高,而且还没有关税。 哪怕不收关税了,但你从美国、欧洲这么运过来,物流成本多高。对于高档车的消费,那么原本100万辆的,也许可能翻一番,翻两番,变成四五百万辆。但几千万辆规模的,还是本土的企业。 本土企业无非是开放过程中,合资企业可能变成外资独资企业,但他不会把厂关掉,把美国的产品运过来。他不会做亏本生意。在这种意义上,不用太担心外国的汽车会来冲击我们的这种问题。 这个里面,就总的来说,关税下降,会促进中国的生产力结构的提升。促进我们企业的竞争能力的加强。使得我们工商企业的成本下降,有好处的。 零壁垒,中国企业走出去更方便 零壁垒,就是要讲营商环境的国际化,要讲市场的开放。如果我们签订了零壁垒,我对你没壁垒,你对我也没壁垒,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方便。 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是营商环境,主要是讲八个要素: 第一,准入前国民待遇。有的说同等国民待遇,这讲的是你的企业,我的企业都在这块土地上生成了。这两个企业一样的待遇。 第二,负面清单管理。负面清单管理我们有一句行话,叫“法无禁止都可为”。就是对这些企业必须要有负面清单,不能干的我定负面清单。我负面清单之外的你都可以干。 前几年我们政府就在搞负面清单,一搞就搞了三百多条,搞得企业什么都不可以做。这次人代会,总理在报告里讲,负面清单的条目要大大的约束减少,法无禁止都可行,企业的自由度就大了。对政府要有一句,“法无授权不可为”,也就是说政府别多动症,什么都想做。 第三,尊重知识产权。 第四,遵守有公平的规范的合理的劳动保障制度。 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的一套制度。 第六,竞争中性。竞争中性就是企业产生之后的同等国民待遇。表现在招投标的时候,政府采购的时候,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时候,在银行贷款提供资金的时候,这个时候,不同的所有制的企业,是同等国民待遇。不能有主观上、客观上的差异。 第七,就是政府要开放市场。开放市场就是我允许你企业成立,但不能让你做的事很有限。 比如以前,允许外资企业建立合资企业,股权比例不能超过25%。银行的股权比例不能超过50%。汽车的外资企业比例不能超过50%等等。现在可以让你70%、80%,乃至独资。这也就是开放一些领域。 第八,允许开银行了。但你这个银行有了之后,要在三十个城市或者三十个省开分行,健全发展。 另外,就是要开放一些原来比较不开放的禁区。 这次人代会通过了《外资投资法》, 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对我们以前不怎么开放的,或者嘴上在说开放,但实际迈不开步的那些领域,比如教育、卫生、文化、金融、服务贸易等更近一步开放。 跟大家说一个数字,就可以想象开放度是很弱的。2018年,外资金融机构资产量仅占中国的1.6%。医院也是,外资办医院,一般很难的。世界上一些好的医院,在中国建生产效力都很低。外资办学校,也是很少或者很慢,他们不是没积极性。 我们在这些领域还真不是担心人家来冲击我们。我们有太强大的壁垒和自卫意识,稀里糊涂中,形成非常大的保护体系。开放不在嘴上,而是很实质性的,把教育、医院、服务贸易,各方面内容纳入其中。但现在在数字贸易里面,有很多复杂性的壁垒。 比如说你搞了一个研究所,你让外资把研究中心搬过来,他说可以,我们的人搬过来,不可能把美国的书、资料统统搬过来,主要是靠网,如果五十个人在你这儿工作,每天都要跟美国的互联网接通,但你们这儿就要翻墙。 这翻墙我们是不做的,因为我们的人不能违法。你们中国人自己翻墙是你们的事,我们遵守法律绝不翻墙,因此我们也就无法来中国开研究所、研究中心。 就这一个,数据通信的自由,这是FTA讨论里面数字经济的第一条。 当然就是说数字经济里,还有游戏规则。中国有很多互联网业态发展的很好,但为什么发展不到美国去?发展不到欧洲去?也发展不到日本去? 这其实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投资问题,就是法治性的游戏规则不接轨。你到他那里,他那些事不许干,美国人的法律基本上有一个约定,互联网平台不得搞金融。 Facebook,七八千亿美元市值的平台,它没有金融;亚马逊也没有金融的;Google跟我们百度差不多的搞搜索引擎的,他也没有金融的,它就为一切金融服务,为一切企业服务,为一切市场服务,但谷歌就做它的平台,不跨界。 一跨界,这里面会乱套。我们这儿几乎所有的互联网都搞金融了,是你搞金融?还是你乱搞金融?比如说我们的P2P,一搞就搞了上万个,跟互联网结合在一起,穿透到全国各地。几年一过,几百亿的坏账就爆炸了。 数字贸易谈判,是以后跟日本、美国、欧洲,以及他们之间谈判的重点。当下,在零关税背景下,壁垒会成为各国之间认真计较谈判的重要内容。如果把这些事处理好了,壁垒的问题就解决好了。 零补贴,补贴要补在刀口上 第一,零补贴可以使得国家一年本来要补贴几千亿,现在可以省掉一两千亿,财政可以节约开支,少补贴。这是一个宏观上的好处。 第二,补贴的过程,经常会出现跑步前进、灰色交易。实际上少补贴,不搞这种补贴,这一类的不正之风、灰色的现象相对就会收缩减少。 第三,少搞这种补贴,可以倒逼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创新,自身更加健康。 第四,这种补贴,往往变成人多钱多干傻事。补贴盛行的地方产业结构一定过剩过烂,大家骗钱骗保。 一个电动汽车在补贴的状况下,在2014到2016年三年里面,全国搞电动汽车的法人做的规划,到2020年,这个规划加起来,是多少辆? 2000万辆。 规划2000万辆,实际上不会做到,但他就为了骗补奠定基础。事实上,前两年大家发现,这个电动车除了骗补产生一个大量的产业以外,没有真正形成多少好的电动车。 为什么?全世界的电动车的基本问题没解决,电动车的基本问题是电池、能源,这个电池充一次电跑400公里,用了一年多的时候,充一次电只跑一百多公里,两百公里,到第三年,基本上充一次电只能跑一百公里不到了。而换一个电池等于半辆车的价格,买得起汽车换不起电池。 再有,电池下雨天水一进立刻短路,车就废掉了。还有电动车容易着火,一撞肯定触电。事实上全世界电动车的基础还没有奠定,美国人说美国的,欧洲人说欧洲的,特斯拉这么有名,却根本没发明任何知识产权,就是把7000个五号电池串成一个大饼装了上去。 这种事情不是说你创新,就先扑上去。扑上去创新,让实验室去创,别在市场上搞,东西出不来,害了老百姓。现在我们汽车牌照十万块一个,摇三年也不一定摇得到,摇到还出十万。电动车牌照随叫随到,买了电动车套牢了,这个车不行。 所以说要看透,不能为了骗补就乱搞。还有光伏电池,等到补贴一取消马上行业就瘫痪。 补贴要补在哪儿?补在生态环保上。补在产业结构调整以后,下岗工人出现了,我补就业、补他下岗工人的生计。补在研发环节上,研发环节里国家补进去了,企业自己也出钱了,科研人员也下了很大的精力,这样产生生产力跟市场竞争中的补贴是无关的。 要把这个补贴补到刀口上。 中国应该怎么做? 我们国家在采取措施,中央也非常明确地积极的推进,通过贸易谈判,使得我们的国家跟世界贸易体系形成一个开放的、互利的、普惠的、包容的,而且是共享的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60条里,第七章第一段专门讲过中国进FTA怎么展开、怎么推进这方面的事。国家其实想的很长远。下一轮的国际贸易谈判也好,开放过程也好,是会和“三零”原则为基础的贸易格局密切相关的。 在这个工作推进的时候,有几点要把握好。 第一个,“三零”不等于全部归零,“三零”里比如说关税这方面,不是百分之百的商品全部变成零关税,他有一个阶段性和趋势性。 比如日本跟欧洲的贸易谈判,日本对欧洲的货物,有86%的品种实施零关税,但还有14%的品种,用15年时间,逐步归零。也就是说它有一个阶段性、趋势性,15年为零。 第二,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说15年以后,最终一万个商品里面,可能会有9500个商品变成完全零关税,但还有500个,哪怕是100年以后,还是有5%、6%的关税。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利用“三零”原则中的阶段性、趋势性和某种灵活性,变成国家和国家之间谈判,你争我夺、互相较量的一种筹码,我同意你这两点,你同意我那两点,最后贸易签订了,大家遵守贸易协定。 还有,“三零”的确是要实验的。为什么三中全会的报告在讲到FTA的时候,后面讲了推出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等等。因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神圣任务就是对全球的FTA贸易协定中的“三零”原则进行先行试验,就是要去做零壁垒里面的那8种投资环境。 试验成功了,别人去推广就有底了,国家跟国外签订“三零”原则的贸易协定就有底了,就等于可移植可推广到全国。因为FTA只要一签,就不是国家一部分的签协议,而是整个国家的。 我们现在有许多自贸区,连“三零”概念都没听到过,也没想过自贸试验区和国际上的双边自贸协定是什么关系? 大家可以到网上搜一下,看各地自贸区在干什么?一个自贸区120平方公里,往往在城郊结合部,“征地动迁,集中移贫”,实际上在造新城,没有三年见不到影子的。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5-13 21:22 1013 0 2019-5-13
此时此刻 卡尔·波普尔 | 自由与知识分子的责任 attach_img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出生于1902年7月28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一个犹太裔中产阶级家庭,毕业于维也纳大学。1928年,他获授哲学博士学位,1930年至1936年间在中学任教。1937年,纳粹主义势力抬头,波普尔移民至新西兰。他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即基督堂市)的坎特伯雷大学任哲学讲师。1946年迁居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讲解逻辑和科学方法论,1949年获得教授职衔。1965年,他经女皇伊丽莎白二世获封爵位,1976年当选皇家科学院院士。1969年从教坛退休后,他仍活跃于知识界。1982年,波普尔获颁荣誉侍从勋章。1994年9月17日逝于英国伦敦。 未来是开放的,由我们所有人决定。它取决于你、我、其他人,今天、明天、后天做了些什么。但是,我们能做什么,又受限于我们的理念与希望、我们的期盼与恐惧。未来要看我们怎么看待现在的社会、如何评估未来的开放程度而定。这意味着我们要一肩扛起巨大的责任,而在我们了解如下事实之后,我们的肩头将更加沉重:我们一无所知,或者这么说好了,与我们能做出正确决定所需的信息相比,我们知道的实在太少了,少到跟“零”没有什么两样。第一个了解这点的人是苏格拉底。他说,政治家(statesman)应该聪明——要聪明到知道他自己一无所知。柏拉图也说,政治家,特别是国王,应该聪明;但是,他的意思与苏格拉底完全不同。他的意思是:国王应该是哲学家,应该上他的学校学习柏拉图式的辩证法(Platonic dialectic,这的确是相当深奥、复杂的思辨训练)——更好的情况是,最聪明、最博学的哲学家,就像他本人,应该当国王,统治全世界。这个建议,柏拉图借由苏格拉底的口中说出,引起了相当大的误解。哲学家知道他们有能力当国王,固然是喜不自胜,但是,柏拉图与苏格拉底之间巨大的歧见,却在哲学辩论的迷雾中消逝。我想在这里再次解释两人的差异。对柏拉图来说,“政治家应该聪明”这句话的意思是把政治权力分给博学的哲学家;换句话说,政治权力应该掌握在受过教育的人们、知识分子或是“精英”的手上。苏格拉底的说法,其实跟柏拉图完全相反。他的意思是说,政治家应该知道他的了解有限,所以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态度要务求谦逊;他应该明白战和的重责大任放在他的肩上,也应该明白他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自知!”(Know yourself!)才是苏格拉底的建议;自知,承认你自己知道得并不多[1]。 这是苏格拉底的态度、苏格拉底的智慧。“自知!”知道你自己的傲慢!柏拉图的信徒很少能当上国王的,但是,他们经常以全知全能的角色出现,充当党派领袖。虽说,很多党派是孤家寡人的一人党;但是,几乎所有的党派领袖——特别是那些成功的、具有侵略性的党派——多半是柏拉图的信徒。这些领袖当然是最顶尖的人物、最博学多闻的知识分子、最聪明的精英,也当然是柏拉图认定的领袖的不二人选。 “该谁统治?”这是柏拉图政治哲学中最基本的问题。他的答案是:最好且最聪明的人!乍看之下,这种说法无可批评。但是这位最好、最聪明的仁兄,如果不认为他自己是最好、最聪明的人呢?如果他不愿意担负统治的责任呢?偏偏这种人就是苏格拉底心目中最好、最聪明的人。苏格拉底的信徒觉得,自认是最好、最聪明的人,一定会受到骄傲、自大的蒙蔽,结果变得既不好,也不聪明。[2] 很明显,“该谁统治?”这句话说得不好。但是,到了今天,这个问题还是以不同的形式经常被提起,答案基本上也还是柏拉图的标准答案。古代的答案是:军队推举的帝王,因为他能操控让他保有权力的势力。后来的答案是:上帝庇荫的合法君主。马克思也回答过这个问题:谁该有统治权力,拥有独C专政的能力——是工人还是资本家?他的答案是:有阶级意识的好工人,不能是贱民!他们不能再忍受欺凌与侮辱(不过,在我们世界的这个部分,他们已经不用再忍受了)。 大多数的民主理论家就是为了回答柏拉图的经典提问:“该谁统治?”他们的答案跟着历史演进而变化,他们思考的重点就在如何把中古时代的标准答案“(统治者应该是)上帝庇荫的合法君主”换成“上帝庇荫的人民”——“上帝庇荫”这块招牌被换掉了之后,整个概念事实上已经是“人民庇荫的人民”了。这非常贴近古罗马的vox populi,vox Dei——意思就是:人民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 我们发现,我们永远得面对柏拉图的问题:“该谁统治?”这个问题在政治理论即合法化理论(the theory of legitimacy),特别是民主理论中尤其重要。大家都认为,只要取得了合法性,政府就有统治的权力——也就是说,根据宪法,只要政府是通过大多数人或其代表选出,就拥有合法的统治基础。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希特勒就是通过合法选举上台的,而使得他成为独C者的授权法案,也是议会多数通过的。所以,单凭合法化原则是不够的。因为合法化原则,也可以回答柏拉图“该谁统治”的问题。我们要彻底改变问题本身才行。 多数统治(popular sovereignty)当然也是答案之一。但事实上它却是个危险的答案。多数统治对少数人来说,很可能是灾难。 40年前,我出版了一本书:《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在这本书里我建议用不同的问题:“我们要怎样才能制定宪法,让政府能够不流血更替?”取代柏拉图的问题:“该谁统治?”我的重点不放在选举政府的模式上,而是放在推翻它的可能性上。 “民主”这个词——在语源学上,意思就是“人民统治”——其实是相当危险的。每一个平民老百姓心里都清楚,统治者不是他,所以,他会觉得民主不过是个骗局。所有人都应该从学校里学到一件事:早在雅典时代,民主就是防范暴君统治的一种制度名称而已。独C政治是不好的,我们必须要流血,才能推翻这种体制;有时,流了血,还不见得能推翻。今日的独裁者依旧强大——1944年7月20日试图推翻希特勒的叛变功败垂成,可以让我们清楚看到这点。 但是,所有的独裁统治都有败亡的一天。所有的独裁统治在道德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民主的基本道德原则:这种统治形式可以通过不流血手段来更替政府。独C统治在道德上犯了错误,因为它迫使国家的每一个公民——违逆他们较好的判断,违逆他们的道德信仰——似乎只能维持缄默,跟恶魔合作。它剥夺一个人的道德责任,少了这一层,人就只是半个人,甚至于百分之一个人。它把想要肩负起责任的努力,转化成意图自杀的冒险。 从历史上看来,雅典民主,至少在伯里克利与修昔底德的心目中,强调的其实不是多数统治,而是不计任何代价避免独裁统治。这代价很高,也许是太高了,所以,雅典民主维持的时间不到100年。所谓的代价就是经常被误解的“流放制度”,在雅典,任何人无须犯罪,只要太受人民欢迎,就会被流放。几位善于控制人心的政治家,阿里斯提得斯(Aristides)[3]、地米斯托克利都因此遭到流放。如果把这段历史解释成:绰号“公正者”(the Just)的阿里斯提得斯因为太受人民欢迎,挡住了地米斯托克利的政治发展之路,所以才遭到流放,未免就有点儿无稽了。事情不是这样的。他的绰号证明他很受欢迎,太受欢迎了,流放制度先发制人,阻绝他往独裁的方向继续前进。他跟地米斯托克利遭到流放的理由都是如此。伯里克利心里清楚,雅典民主不是人民统治,这种事情不能存在。我们在修昔底德的记录中,读到了伯里克利的名言:“在我们这群人中,可能只有几个人有能力制定政策、具体实行,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要有评判的权力。”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不可能全部统治、全部当家,但是,我们要参与评判政府表现的工作,我们要扮演审判者的角色。 根据我的看法,选举应该是这么回事:我们不是让新政府合法化,而是评判旧政府的表现如何——投票日那天是旧政府缴成绩单的时间。 我必须要解释清楚,多数统治的民主与多数评判的民主之间的差别,并不是语言游戏,而是有实质效应的。人民统治的理念导致了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的施行。他们的看法是:当下流行的意见和不管多么小的党派,在议会里都应该有代表,所以,人民代表制度是一面人民的镜子,而全民政府也有几近实现的可能。我曾经看过一个很可怕的建议:设立一种新的机制,让每个选民都能通过一个选举按钮,在辩论相持不下的时候,直接遥控他选出的代表。这篇报道还说,民主就是人民统治,公民创制制度是好事情。 如果我们把民主界定为人民评判,那么情况就会迥然不同。根据我的看法,党派林立或在选举中选拔比例代表,并不是好事。党派林立会导致联合政府,结果是在人民审判之前没有人负责,因为所有的举措都是折中妥协的结果。这个政府究竟应不应该下台,变得很难判断;政府为了保持权力,当然会不断寻求小党的合作。如果党派不多,政府是多数政府,它肩负的责任就清楚得多了。我不认为人民的意见依照比例反映到人民代表上有什么价值(在政府里,人民的代表少得可怜),只会让政府丧失责任感,因为“反映”跟它的“原型”毕竟不是完全一样的。 但对人民主权最犀利的批判是它鼓动了非理性的意识形态,鼓动迷信。这是一种对威权或是对相对性的迷信:人民(或是大多数的人民)永远不可能错,他们的言行不会脱离正义。这种意识形态不道德,应该彻底铲除。我们从修昔底德的记录中得知,雅典民主(虽然我对这种体制的诸多优点,相当佩服)其实做出了许多罪恶的决定。它攻击了米洛斯(Melos)岛邦,屠杀所有男人,妇女与孩子被卖到奴隶市场。这就是雅典民主会做出的事情。 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中自由选举选出的德国议会,通过授权法案,让希特勒平步青云,成为独裁者。虽然希特勒并没有在德国赢得任何一场自由选举,但是,在兼并奥地利之后,他却赢了压倒性的选举胜利。 我们都会犯错,所有人民、各种团体都不例外。我之所以倡导人民有权力排除(推翻)现任政府的理念,主要是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避免独裁。就算是民主变成我支持的方式——人民审判庭(popular tribunal),也不是说,从此之后它就不会犯任何错误。丘吉尔开了一个深具讽刺性的玩笑,在此倒是别具意义:“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但其他的政府形式更坏。”综合来说,“人民统治式的民主”跟“人民审判式的民主”之间的差异,绝对不只是言语上的分歧,也不只是一种避免政府无法排除(也就是暴君统治)的制衡工具。差异也有实质上的内涵:就连对瑞士这样的国家都很重要。我明白在教育体系中的小学以及九年制的封闭中学(Gymnasia)都在灌输人民主权的有害意识形态,忽略了比较温和比较实际的防范独裁者上台的理论——我认为这种弊病必须立即更正,因为它在道德上说不过去。 我现在要回到我的出发点。未来是开放的,我们可以影响它的走向。我们的肩上因此有了沉重的责任,但我们却几乎一无所知。要怎么做才有正面意义呢?我们要怎么做才能避免远东的悲剧呢?我说的正是受到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的受害者和伊朗阿亚图拉(ayatollah)[4]压迫的受害者。我们要怎么做才能阻止这惨不堪言的悲剧呢?我们能做点什么事情呢?能预防什么事情呢? 我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可以。 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我所谓的“我们”,指的就是知识分子——那些对理念感兴趣、能读甚至能写的人。 我为什么觉得我们知识分子使得上力呢?就是因为这么严重的惨剧就是我们知识分子害的。在理念、原则、理论的大旗下,曾经导致过多少次大规模的人类灭绝悲剧——这都是我们的作品、发明,知识分子的发明所导致的后果。如果我们不再挑拨人民仇视他人——通常还是出自善意——单单这点就积了莫大功德。谁能说我们做不到? “十诫”中最重要的一句是:不可杀人!这句话几乎包容了所有的道德性。举个例子来说,叔本华在阐释他的道德原则时,就是以此为原点向外延伸。叔本华的伦理学其实很简单、直接、清晰:不能伤害他人,尽可能地帮助别人。但是,摩西从西奈山(Mount Sinai)托着法版下山,还没开口宣布“十诫”就先说了什么?他发现罪足以致死的异端——一只金牛——在百姓中接受崇拜。他顿时忘记不可杀人的诫律,叫道: “凡属上主的人,都到我这边来!”所有的利未人就都集结在他身边。他吩咐他们:“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命令你们每个人都佩上剑,从这门到那门,走遍全营,杀你们的兄弟、朋友和邻居。”利未人服从命令,在那一天约杀了3000人。(《出埃及记》,第32章) 也许这就是所有悲剧的开端。可以确定的是:自此之后,事情就是沿着这样的轨道前进——在圣地[5]、在我们西方,特别是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情况都是如此。在宗教史上,有多少迫害的悲剧假借“正统”的名义上演?后来——17到18世纪——其他意识形态的主题与信仰前仆后继:国籍、种族、阶级、政治或宗教异端种种,以残酷、恐怖的手段使他们的迫害得以合理化。 正统、异端之争孕育了一个小小的罪恶——一个我们知识分子最敏感的罪恶——傲慢的罪恶:总认为我们是对的,总爱卖弄我们的学识,知识分子的虚荣。这是很小很小的罪恶,当然比不上什么穷凶极恶的罪行(其实,在我们知识分子当中犯下罪行的人也不是没有)。我们有我们应该承认的罪恶。我们只要想想,纳粹的医生在奥斯维辛(Auschwitz)[6]集中营成立之前,不知道杀死了多少的老人、病人,就略知一二——借口就是所谓的犹太问题“最终解决”。 每一次,都是我们知识分子心生胆怯,骄傲自大,犯下严重的罪行。套用法国思想家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7]的话,我们对未受教育的民众有特殊的责任,但是,我们却背叛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发明、散布了民族主义,一如班达的描述,我们跟着最笨的流行走。我们爱炫耀自己,使用晦涩难懂的语言,目的无非是让人刮目相看——这种自恃博学、矫揉造作的语言,是我们从黑格尔的信徒那里承袭来的,而这种虚矫的身段,也把所有的黑格尔主义者拉拢在一起。这是一种语言的堕落、德语的堕落,但我们却夹在其间,相互攻讦。这种堕落害得知识分子很难进行理性的对话,总是说些笨话,总是在浑水摸鱼。 过去我们所造成的伤害,提起来吓人。现在我们有言论自由、创作自由,但是,我们真的负起责任了吗? 我有一篇文章提及柏拉图的乌托邦,我说:想在世界上建立天堂的人,都把地球弄成了地狱。但是,许多知识分子还是对希特勒地狱乐此不疲。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还把希特勒的地狱当作一种德国灵魂的勃兴喷发。那时的荣格住在瑞士,他当然用不着担惊受怕。但是在希特勒死后,他却忘记自己先前的著作,批评起深植在德国灵魂中的邪恶。丘吉尔、罗斯福和他们的《大西洋宪章》(Atlantic Pact),奠下了新世界的基础;但是,这却是1940年到1941年不列颠之战(the Battle of Britain)空军健儿血战的成果,他们经常面对几乎死亡的险境,并且为我们壮烈牺牲。希特勒死后,我们终于从他的地狱中挣脱,不再凋零憔悴,从此西欧生活在欧洲和平天堂中,生活在有史以来最好最公正的世界中。如果当时的斯大林愿意跟我们(西方)合作——通过联合国的折中协调——不只是在欧洲、北美,全世界都会获得和平,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也会是全世界计划。 但就在新福祉的基础在西方稳定下来、进展顺利之际,却有一股骚动在一旁冷言冷语,胡乱批评我们的时代、社会、文明以及美丽的世界。恐怖夸大的言词说,在我们追寻发展的时候,带来了毁灭与邪恶,毁掉了原本还很美丽的世界角落。这倒是真的,当然,所有的生命都不免面对危险。我想,我们终有一死。永远有危险,环境也一样,从生命初始的时候,就是如此。 在我们太阳系形成以来,自然科学、科技与工业第一次有能力为我们做点儿有益环境的事情,所有的科技专家念兹在兹的也是这个。但是,他们却背负了摧毁自然的罪名。同时,美丽的苏黎世湖、密歇根湖(名城芝加哥就在湖滨)几年来,都平平安安的,再也没有担心的必要。湖滨的生命靠着科技、工业获得保全,这还是太阳系自有生命以来第一次获得了这样的成就。 管理这个世界并不容易。每一种动物、每一种植物,甚至每一种细菌,都会影响一个族类的生活环境。也许我们的影响力比以前是强得多了,但是,任何一种新的细菌,一种新的病毒或是细菌的流行病,可能就会在几年之间让人类绝种。 要控制自然并不容易。我曾经说过,丘吉尔说:“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但其他的政府形式更坏。”丘吉尔有些话没讲清楚,我想补充一下。单就政府而言,民主绝对是很麻烦、很难操控的一种形式,因为政府很可能会被取代。政府必须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向你我、向所有人解释清楚。这种做法很正面,但是很难。我们都是陪审团的成员,我们要负责审判,但是我们却被流窜在世界各地的反宗教(irreligion)说法,带到歧路上。像黑格尔的危险主张——时代精神(Zeitgeist),就是一种流行(但愚蠢)的意识形态。这种谬论会指鹿为马,尽管事实就摆在你的眼前——会把我们带上歧路,忘却我们是陪审团的一员。 希特勒就是这些反宗教狂热分子(包括我在内)发掘出来的。所有事情在他们心里都是深信不疑的:这世界必须靠德国精神治疗,德意志至高无上(Deutschland,Deutschland,über alles,über alles in der Welt)!笃信这一套的希特勒把成千上万的赤贫青年、为了让德国独霸欧洲的勇敢年轻人拖进坟墓,连带让更多勇敢的敌人一起陪葬。这批勇敢的敌人以空前的勇气,拿起武器,捍卫自由与和平,义无反顾的精神,一如为了德皇、军阀、元首(Fuhrer)[8]拓展德国尊严与伟大的年轻人。 今天,我们应该重新评估这些事实。 德国的意识形态只是幻梦,勇敢的德国历史学家菲舍尔(Fritz Fischer)说得很清楚。说得再白一点儿,这根本就是谎言。西方的意识形态——尽管饱受贬抑,甚至有时候蒙上不白之冤——才是事实。西方为了和平奋战,也终于在欧洲实现和平。人类有史以来,和平,总是被战争摧毁。如今,西欧的影响力几乎称得上是无远弗届。 但是,不负责任的西方知识分子,还是把西方世界视为邪恶的表征。他们创建了一种新宗教,硬说我们的世界不公平,注定没落。他们经常引用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著作《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作护符,因为他们要标新立异,所以对事实视而不见。他们不理会证据,甚至连客观的历史都可以扭曲。 我不想再批评这些知识分子了。我宁可要求他们负起对人类、对真理的责任。我们的自由允许他们随意发表意见,侮辱这个自由的世界,把它丑化成恶魔张牙舞爪的地狱。这是他们的权利,但却不是事实。散布谣言是不道德、不负责任的,只会危害到丘吉尔与罗斯福规划的伟大目标。这两位大战英雄,一手促成马歇尔计划的施行,但却被肆意诋毁,黑白颠倒成这个样子。 我希望提醒你们,苏联已经承认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和平,也愿意承认更广泛的和平未必是痴人说梦,不见得没有希望。我们必须凝聚我们所有的精力,确保和平的可能性,不要让那些指鹿为马的谎言,破坏了这难得的良机。 在西方,我们如同置身天堂——当然只在一重天,还没有到七重天的境地。我们的天堂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所以,我们不要再诋毁丑化我们的世界;至少在欧洲,这是人类有过的最好的生活环境。事实是:我们对改革的现状并不满意——在美国尤其如此。 我们是善良、自制的民族。从双方在战场上的表现,就可以看得出来。谋求地球和平的基本条件已经出现。其中一个必要条件是:苏联与我们携手合作。如果它真有诚意,就有可能达成丘吉尔与罗斯福的理想——和平将从欧洲扩散到全世界。 这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头一次,苏联愿意与我们合作!萨哈罗夫,这位伟大、勇敢但寂寞的英雄说:我们不应该相信D裁者戈尔巴乔夫,他太有权势了。萨哈罗夫也说:苏联已在崩溃边缘;但是我们不希望看到苏联崩溃,这种情势可能会导致军事D裁——独C政权将会控制全球前所未见的庞大(虽然未必见得是最好的)的陆、海、空军。这会彻底毁掉和平的希望。 索罗斯虽然不见得比得上萨哈罗夫,但他对苏联也算是相当了解——曾经在《纽约书评》上发表过一篇重要的文章,分析这些危险。但是,他认为苏联人是真心诚意地想与西方合作。苏联人比我们更明白,知道哪里是天堂,哪里是地狱。 为了让双方的合作顺畅,我们要在心里先弄清楚我们的成就,取得了哪些进展。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客观评判我们的成绩,提供苏联适当的协助,协助他们裁军——当然,每个步骤,我们都要小心翼翼,以防万一。 这些可能性不再遥不可及,只要知识分子看清客观的事实,不要再跟以前一样,又把天堂整成地狱。 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一无所知,或几近一无所知,而戈尔巴乔夫的情况跟我们一样。为了向和平更挨近一步,我们必须放弃意识形态,特别是放弃单方裁军会威胁和平的偏见。我们必须小心地试探我们眼前的道路,以蟑螂为师,尽可能地谨慎,以达致真理。我们不再引用全能先知的理论,而这意味着,我们自己也需改变。 (1989年发表于Liberales Forum at St Fall University,此前从未出版。) [1] 见Xenophon,Memorials of Socrates,IX.6。[2] 见Xenophon,Memorials of Socrates,IX.6。[3] 阿里斯提得斯,指挥马拉松战役的名将。——译者注[4] 阿亚图拉,在伊朗等地伊斯兰教什叶派宗师的尊称。——译者注[5] 在基督教中,指的是耶路撒冷。——译者注[6] 奥斯维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最大的集中营,在波兰南部。——译者注[7] 利利安·班达,法国的评论大家、反浪漫主义领袖,这里指的是他的作品《知识分子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他在这本书中说,为了种族与政治原因,出卖真理与正义是道德上的叛徒。——译者注[8] 纳粹统治时德国人对希特勒的称呼。——译者注 本文选编于《20世纪的教训》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4-30 21:25 1062 0 2019-4-30
此时此刻 朱光潜 | 别事都可以学时髦,唯有读书做学问不能学时髦。 attach_img
​朱光潜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让我们听听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和翻译家朱光潜先生给青年们的读书建议吧。 谈 读 书 文 | 朱光潜转自| 公众号“东郊国书房” 朋友: 中学课程很多,你自然没有许多时间去读课外书。但是你试抚心自问:你每天真抽不出一点钟或半点钟的工夫吗? 如果你每天能抽出半点钟,你每天至少可以读三四页,每月可以读一百页,到了一年也就可以读四五本书了。何况你在假期中每天断不会只能读三四页呢!你能否在课外读书,不是你有没有时间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题。 世间有许多人比你忙得多。许多人的学问都在忙中做成的。美国有一位文学家、科学家和革命家弗兰克林,幼时在印刷局里做小工,他的书都是在做工时抽暇读的。 不必远说,你应该还记得孙中山先生,难道你比那一位奔走革命席不暇暖的老人家还要忙些吗?他生平无论忙到什么地步,没有一天不偷暇读几页书。你只要看他的《建国方略》和《孙文学说》,你便知道他不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个学者。不读书讲革命,不知道“光”的所在,只是窜头乱撞,终难成功。这个道理,孙先生懂得最清楚的,所以他的学说特别重“知”。 孙中山 《建国方略图》 人类学问逐天进步不止,你不努力跟着跑,便落伍退后,这固不消说。尤其要紧的是养成读书的习惯,是在学问中寻出一种兴趣。 你如果没有一种正常嗜好,没有一种在闲暇时可以寄托你的心神的东西,将来离开学校去做事,说不定要被恶习惯引诱。你不看见现在许多叉麻雀抽鸦片的官僚们、绅商们乃至于教员们,不大半由学生出身吗?你慢些鄙视他们,临到你来,再看看你的成就吧!但是你如果在读书中寻出一种趣味,你将来抵抗引诱的能力比别人定要大些。这种兴趣你现在不能寻出,将来永不会寻出的。 凡人都越老越麻木,你现在已比不上三五岁的小孩子们那样好奇、那样兴味淋漓了。你长大一岁,你感觉兴味的锐敏力便须迟钝一分。 达尔文在自传里曾经说过,他幼时颇好文学和音乐,壮时因为研究生物学,把文学和音乐都丢开了,到老来他再想拿诗歌来消遣,便寻不出趣味来了。 兴味要在青年时设法培养,过了正常时节,便会萎谢。比方打网球,你在中学时欢喜打,你到老都欢喜打。假如你在中学时代错过机会,后来要发愿去学,比登天还要难十倍。养成读书习惯也是这样。 《史记》 你也许说,你在学校里终日念讲义看课本不就是读书吗?讲义课本着意在平均发展基本知识,固亦不可不读。但是你如果以为念讲义看课本,便尽读书之能事,就是大错特错。 第一,学校功课门类虽多,而范围究极窄狭。你的天才也许与学校所有功课都不相近,自己去在课外研究,发现自己性之所近的学问。再比方你对于某种功课不感兴趣,这也许并非由于性不相近,只是规定课本不合你的口味。你如果能自己在课外发现好书籍,你对于那种功课也许就因而浓厚起来了。 第二,念讲义看课本,免不掉若干拘束,想借此培养兴趣,颇是难事。比方有一本小说,平时自由拿来消遣,觉得多么有趣,一旦把它拿来当课本读,用预备考试的方法去读,便不免索然寡味了。兴趣要逍遥自在地不受拘束地发展,所以为培养读书兴趣起见,应该从读课外书入手。 明 蒋蒿 《渔舟读书图》 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都没有一读的价值。你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你须慎加选择。你自己自然不会选择,须去就教于批评家和专门学者。我不能告诉你必读的书,我能告诉你不必读的书。 许多人尝抱定宗旨不读现代出版的新书。因为许多流行的新书只是迎合一时社会心理,实在毫无价值,经过时代淘汰而巍然独存的书才有永久性,才值得读一遍两遍以至于无数遍。我不敢劝你完全不读新书,我却希望你特别注意这一点,因为现代青年颇有非新书不读的风气。别事都可以学时髦,唯有读书做学问不能学时髦。我所指不必读的书,不是新书,是谈书的书,是值不得读第二遍的书。 走进一个图书馆,你尽管看见千卷万卷的纸本子,其中真正能够称为“书”的恐怕还难上十卷百卷。你应该读的只是这十卷百卷的书。在这些书中间,你不但可以得较真确的知识,而且可以于无形中吸收大学者治学的精神和方法。这些书才能撼动你的心灵,激动你的思考。 其他像“文学大纲”“科学大纲”以及杂志报章上的书评,实在都不能供你受用。你与其读千卷万卷的诗集,不如读一部《国风》或《古诗十九首》,你与其读千卷万卷谈希腊哲学的书籍,不如读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汉书》 你也许要问我像我们中学生究竟应该读些什么书呢?这个问题可是不易回答。 你大约还记得北京《京报副刊》曾征求“青年必读书十种”,结果有些人所举的十种尽是几何代数,有些人所举的十种尽是《史记》《汉书》。这在旁人看起来似近于滑稽,而应征的人却各抱有一番大道理。本来这种征求的本意,求以一个人的标准做一切人的标准,好像我只欢喜吃面,你就不能吃米,完全是一种错误见解。各人的天资、兴趣、环境、职业不同,你怎么能定出万应灵丹似的十种书,供天下无量数青年读之都能感觉同样趣味、发生同样效力? 我为了写这封信给你,特地去调查了几个英国公共图书馆。他们的青年读品部最流行的书可以分为四类: (一)冒险小说和游记,(二)神话和寓言,(三)生物故事,(四)名人传记和爱国小说。 就中代表的书籍是幽尔汎的《八十日环游世界记》和《海底二万浬》,德孚的《鲁滨孙漂流记》,仲马的《三剑侠》,霍爽的《奇书》和《丹谷闲话》,金斯莱的《希腊英雄传》,法布尔的《鸟兽故事》,安徒生的《童话》,骚德的《纳尔逊传》,房龙的《人类故事》之类。这些书在国外虽流行,给中国青年读,却不十分相宜。 中国学生们大半是少年老成,在中学时代就欢喜像煞有介事地谈一点学理。他们——你和我自然都在内——不仅欢喜谈谈文学,还要研究社会问题,甚至于哲学问题。这既是一种自然倾向,也就不能漠视,我个人的见解也不妨提起和你商量商量。十五六岁以后的教育宜注重发达理解,十五六岁以前的教育宜注重发达想象。所以初中的学生们宜多读想象的文字,高中的学生才应该读含有学理的文字。 谈到这里,我还没有答复应读何书的问题。老实说,我没有能力答复,我自己便没曾读过几本“青年必读书”,老早就读些壮年必读书。 比方在中国书里,我最欢喜 《国风》、《庄子》、《楚辞》、《史记》、《古诗源》、《文选》中的书笺、《世说新语》、《陶渊明集》、《李太白集》、《花间集》、张惠言《词选》、《红楼梦》等等。 在外国书里,我最欢喜 溪兹、雪莱、考老芮基、白朗宁诸人的诗集,苏菲克里司的七悲剧,莎士比亚的《哈孟列德》、《李耳王》和《奥塞罗》哥德的《浮土德》,易卜生的戏剧集,屠格涅夫的《新土地》和《父与子》,杜斯退益夫斯基的《罪与罚》,福洛伯的《布华里夫人》,莫泊桑的小说集,小泉八云关于日本的著作,等等。 如果我应北京《京报副刊》的征求,也许把这些古董洋货捧上,凑成“青年必读书十种”。但是我知道这是荒谬绝伦。所以我现在不敢答复你应读何书的问题。你如果要知道,你应该去请教你所知的专门学者,请他们各就自己所学范围以内指定三两种青年可读的书。 你如果请一个人替你面面俱到地设想,比方他是学文学的人,他也许明知青年必读书应含有社会问题、科学常识等,而自己又没甚把握,姑且就他所知的一两种拉来凑数,你就像问道于盲了。 同时,你要知道读书好比探险,也不能全靠别人指导,你自己也须得费些功夫去搜求。我从来没有听见有人按照别人替他定的“青年必读书十种”或“世界名著百种”读下去,便成就一个学者。别人只能介绍,抉择还要靠你自己。 明 吴伟 《树下读书图》 关于读书方法。我不能多说,只有两点须在此约略提起。 第一,凡值得读的书至少须读两遍。第一遍须快读,着眼在醒豁全篇大旨与特色。第二遍须慢读,须以批评态度衡量书的内容。 第二,读过一本书,须笔记纲要精彩和你自己的意见。记笔记不特可以帮助你记忆,而且可以逼得你仔细,刺激你思考。 记着这两点,其他琐细方法便用不着说。各人天资习惯不同,你用哪种方法收效较大,我用哪种方法收效较大,不是一概论的。你自己终究会找出你自己的方法,别人绝不能给你一个方单,使你可以“依法炮制”。 你嫌这封信太冗长了吧?下次谈别的问题,我当力求简短。再会! 你的朋友,光潜。 摘自: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4-23 21:07 1642 0 2019-4-23
此时此刻 任剑涛 | 日本文明何以能发展至此? attach_img
​ 对日本文明转型的基本判断 1996年左右,国内一本知名杂志刊登了日本一位著名汉学家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好像叫“小日本与大中华”,他分析这两个很有趣的概念。日本并没有抱怨中国人怎么一直叫他们“小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地位还没有达到世界前三位的时候,跟日本还有相当差距,日本当时是绝对的GDP世界第二,但是有的中国人依然叫他们“小日本”。许多人一直有点瞧不起日本,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但对于日本,我有两个大的判断。 第一个,我们要向日本学习的是他们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换的成功经验。自上世纪现代化理论流行以来,其实现代化理论的区域性反映就只在竞争一个命题——在原生的欧洲和次生的北美之后,全世界究竟哪个区域可能成为现代化的第三区域?在一次讨论会上,我没有举日本,因为我认为它不能代表一个区域,我举了南美和东亚。但实际上,如果将日本看为一个区域,那么可以说在第三区域毫无疑问只有日本完成了现代化。在此外的地区,南美在现代化转型中夭折了,亚洲四小龙在某种意义上也夭折了,亚洲四小虎也夭折了。在这点上,日本可以说是现代文明对接传统文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轨最堪为中国典范的国家。当然,成功之外,它也有它的教训。这是一个大的判断。 第二个大的判断是,日本人在现代文明的自身建构上发展非常迅速。且不说其农业向工业的转化,我去日本参观丰田博物馆后非常感叹,因为它的第一个展馆,跟我们的江南一带(指唐宋以后的江南)一样,有非常发达的手工纺织机作坊,那里陈列着一大排一大排各种纺织机,经线、纬线交织的那种手工织布机械……但参观到最后会发现,丰田拥有非常自动化的生产线,比如汽车可以在现场压模具,参观者按一个按钮,钢板一进去,不久就出来一个成形的汽车外壳。当然我们类似的博物馆也有很多,但基本上参观者不能手工操作。可以说,我第一次去日本访问时,感受是非常震撼的——中日原来同样都是农业国家,同样转型时间不长,为什么日本发展的那么好? 除以上两点外,我还要特别说一下日本在科学文明上的发展,日本现在雄居世界科技文明的前列。2001年日本人提出在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在其时基本上遭到我们嘲笑,认为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根本不可能实现。但十几年过去后,日本现在已经拿到了18个诺贝尔奖。因此,同样是东方的诗化文明,但日本已经转化为有精确知识的科学文明。 对日本文明的两点误读 就民族情感而言,一方面,日本跟我们世代友好;另一方面,因为战争的原因(日俄战争发生在我们的土地上,加之日本的直接侵华战争),我们对日本非常地愤慨,我们确实有理由对日本表示反感。但这并不能阻碍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日本文明何以能够如此成功? 我对日本文明完全没有深入的研究,但我关注日本的政治思想史,仅就此而言,我觉得对日本文明的认识有两个基本的误解是必须要纠正的。 第一,我们老说日本文明因为根基不深,是学习型文明,因此转型转得快。而中国是宗族型文明,渊源深厚,因此我们文明转变得慢。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一个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如果能够通过对外来文明的吸收,将之变成自身的主体文明,做得到学习、甄别、接收、创造和新生,那么就不能说这只是一个随时能够改变的学习型文明。相反,它是一个具有再生和创造能力的精深文明。 第二,我们在总结日本的现代文明转轨时,常常又太看重它的军国主义面相,以为日本完全是靠军国主义来振兴国家的,是军国主义让日本在迅速而短暂的华丽转身中,从传统的农业文明转化为现代的工业文明。事实并非如此,一个国家不可能这么简单草率地就能从一个文明转向另一个文明,也不可能简单地从军国主义走向现代文明。 在传统日本成长的晚期,军国主义确实占据了国家的主导地位,尤其是在所谓的昭和时代前期(在这个时期,法西斯主义在日本成长很快)。按照丸山真男这样一批二战后被视为中右(严格来说他们对社会主义还是非常亲和的)的日本思想家的总结,军国主义实际上是日本在自身成长中遇到困难后产生的一个副产品。 在现代文明转型中,军国主义有两个非常复杂的面相: 一方面,军国主义带有强烈的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自我修饰,日本人认为它从来都不是帝国主义,也不是军国主义,而是代表着亚洲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因此日本人对日俄战争的自豪之处,就是这代表了被压迫的亚洲国家打败了俄罗斯帝国主义。由于中国长期批判日本的侵略,所以把日本军国主义的这个话语面相搞忘了。可以说,日本人历来是把自己放在被压迫的位置,而来张扬它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 另一方面才是国家要现代发展,国家要追求强盛,要通过军事和战争手段让国家真正雄居世界前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日本的崛起只放在军国主义平台上来理解就有欠准确。中日战争的历史记忆,让我们很容易就把日本仅仅放在军国主义的平台上审视,以我们对日本的怨恨记忆来理解日本。 日本文明何以发展至此 作为一个政治学者看日本,我觉得在现代文明的转向上,日本起码有三个重要的经验。 第一,强迫打开国家大门的外来势力并不见得是要完全排拒和仇恨的对象。对日本来说,1853年也是悲痛记忆之年。佩里将军威胁日本人说,像他这样率领的舰队在美国本土多得很,甚至说有万千艘军舰可以来“伺候”你们。这把日本人吓坏了,认为美国几艘军舰就可以那么强大地轰开日本国门,因此如1840年签订《南京条约》的中国一样,也被迫同美国签订条约,开埠通商等。但在今天的横滨市,日本竟然有专门的纪念馆纪念佩里将军的黑船来航,感谢侵略者打开了国门。要注意的是,他们对侵略者的感谢是因为侵略者客观上打开了国门,而不是感谢侵略者的侵略行为本身。 因此可以说,日本人对现代文明具有区分能力:一方面他们认识到美国人的行为确实损坏了自身的国家主权,但另一方面日本人也觉悟到,如果不向现代文明打开大门,日本的国运可能从此逆转。佩里来航对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和1894年跻身全球第二波(第一波的现代化国家是原创的英国,第二波是欧洲的德国、亚洲的日本和北美的美国)三个现代化最成功的工业国家产生了强大动力。 第二,作为有主体意识的文明,日本有筛选和学习外来文明的再生能力。在古典时期,就一般的理论文明或者说精神文明来讲,日本人的确是引介了我们的儒学。所以日本的古典学主要是朱子学、阳明学,其发展水平也非常高。就今天而言,甚至包括整个宋明理学乃至于中国思想史,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日本总体的研究水平从低端上说绝不比我们低,从高端上说,其精英跟我们最高水平的研究也是绝对可以媲美的。 今天作为现代化第三区域中最像西方文明的日本文明,它虽身处于亚洲远东地区,但属于西方七国发达集团。然而若去日本看看就会发现,其传统文化的色彩非常浓厚,秉承传统的各种节日,气氛非常浓厚,仪式令人感佩。最关键的是,日本不仅以主体精神来学习华夏文明,而且在佩里将军黑船来航前后,日本就已经开始一个脱亚入欧的过程。发达的兰学,加上开放国门通商,使得现代文明全方位地进入到日本文化中。如果我们敢说“中国没有历史”这种福泽谕吉式的话,那要被骂死的。但日本在脱亚入欧时,福泽谕吉就说“日本没有历史”。而福泽谕吉恰恰是日本人推崇的启蒙之父。所以说日本人能够痛下决心,作为主体民族来学习西方文明。即使放在西方范畴内,日本今天的文明发达程度也是最高的之一,我们不敢说它一定能超过德国,但是大部分情况下说它超过法国、意大利是没有问题的。 日钞上的福泽谕吉 第三,日本人对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整合能力非常强。在我们的文明解读里,常常以为传统文明一转型就会死亡,而现代文明才能新生,这是五四运动中一批学者得出的过激结论。但日本人在迅速华丽转身、跻身西方文明最前沿时,并没有放弃传统,并没有因为说“自己没有历史”,也没有因为要脱亚入欧,就把自己的传统文明放弃了。相反,作为现代文明,它的东方特色强有力地推动1890年代的第一次崛起,同时也是1970年代在二战废墟上得以再次崛起的动力。 傅高义在《日本世界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一书中,就特别强调日本文明中的东方因素。比较管理的专家们认为,日本经济崛起的最典型原因就是它的东方精神——第一,终生雇佣,这只在东方国家才可能发生;第二是节俭精神,日本把它化为工业设计的精神,那就是极限设计。就安全性能和产品精细度而言,日本的水平最高,但其成本是全世界最低的。在这一点上,日本把东西文明融汇得非常好。从东方视角看,所谓的日本式管理,相当程度上融入了儒家精神,当然也有武士道精神及各种日本传统的东西。 (本文为任剑涛教授在闲谈系列“日本与传统文明的现代转向”活动上的发言,经嘉宾本人修订,标题为编者所加。)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4-23 20:38 1445 0 2019-4-23
此时此刻 善与恶之间的距离 attach_img
文:林铁 当我在跨界书店的推荐区看到《查无此人》时,好奇心瞬间被书名激起。而腰封上“被希特勒列入禁书名单的文学经典,纪念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推荐读物”的介绍则告诉我,它也许关系到某个生命的终结,甚至以突然消失的方式。然而,我猜到了结局,却没猜到结局如此令人毛骨悚然。 在银台付账之后,我坐在一张桌子旁开始读这本中英文加起来只有10万字的小册子。 1.什么事儿 美国人麦克斯与德国人马丁合伙在美国做生意多年,两人关系密切,情同手足,彼此的家人也都很亲近。1932年11月,马丁回到了德国,小说的全部内容就是马丁回国之后到1934年3月之间与麦克斯的12封通信。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两人从政见一致、亲如兄弟,逐渐到观点分歧、形同陌路,再到最后麦克斯用书信的方式借刀杀人。当麦克斯的妹妹格丽赛尔被纳粹突击队员追杀过程中寻求马丁庇护时,马丁将这位曾经的情人拒之门外,最终格丽赛尔在不远处的花园里被杀害,马丁清晰地听到“几分钟后她不再叫喊了”。这彻底激怒了麦克斯,麦克斯的复仇计划也由此开始——在那个德国人的每封信都会被审查的恐怖年代,他开始故意在写给马丁的信里加上一些内容,好让审查人员以为马丁与犹太人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虽然马丁在回信中苦苦哀求,但麦克斯并没有停止计划,在他接连几封信后,马丁终于成了“查无此人”。 我被狠狠震到的是,这部书信体小说呈现的是那种没有血腥的杀害,不着痕迹的反目成仇,你可以明显地感受到绝望,却看不到丝毫的撕心裂肺。 在小说的结尾,当看到麦克斯寄给马丁的最后一封被退回,信封上盖着“查无此人”时,我差不多在那个瞬间万念俱灰。在安静的书店里,我甚至分不清隐隐听到的嗡嗡声是来自冰柜电机的震动,还是自己的脑鸣。 2.为什么 是什么导致了这场悲剧?我在后来查阅那段历史时,似乎找到了答案。 就在马丁回国之后两个月,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纳粹党开始执政。那是一个全民被打了极端民族主义的鸡血,在为国家的复兴感到无比振奋,并且期待着跟随“伟大领袖”迈进“更好未来”的时代。这个时候,一个人的出现注定了马丁的命运--纳粹党执政之后,戈培尔担任了德国的宣传部长,直到1945年在德国战败前一周自杀。戈培尔被称为“宣传的天才”,“纳粹喉舌”,被认为是“创造希特勒的人”。美国心理学大师大卫·迈尔斯的《社会心理学》里有一部分专门讲“说服”,关于戈培尔,有这样一段话: “他曾经承诺,只要让他控制出版物、广播节目、电影和艺术,他就能够说服德国人接受纳粹思想。” 戈培尔的承诺在马丁身上得到了完全的验证。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马丁在返回德国之初,对纳粹党的作法有诸多不满,后来变得游移,最后彻底接受了他们的主张,并且主动维护他们。从善到恶的时间距离不到一年,虚拟距离只隔着一部宣传机器。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里,汉娜·阿伦特指出了宣传的作用。她认为在极权主义国家,群众由于缺乏自由交流的空间,已经丧失了由常识所提供的现实感,极权主义宣传利用逻辑演绎的强制性,为人们提供现实感的另一种替代品——“科学”的谎言。马丁正是被纳粹宣传机器炮制出的“科学”的谎言所蒙蔽,与良善、正义和真理渐行渐远,最终全身心地投入纳粹的怀抱。 3.还有谁 马丁的遭遇仅仅是那个时代众多德国人命运的缩影。美国作家克莱斯曼·泰勒说她之所以写这部小说,恰恰是因为她看到身边的一些德国朋友在二战前回到德国之后,“本来都是有教养有知识且热心的人,却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宣誓效忠纳粹,甚至拒绝听取有关希特勒的最轻微的批评”——在庞大的国家宣传机器的围剿下,普通人的独立思考和判断显得不堪一击。 坐在午后的书店,我瞬间闪过一个念头,如果我是导演,把《查无此人》拍成电影时会怎样处理?麦克斯收到“查无此人”退信的这个情节,演员应该是什么表情?那一瞬间麦克斯究竟是什么感受--痛快、解脱、欣慰、歉意、不安、纠结......? 当纳粹阴云在德国乃至欧洲上空笼罩时,身在万里之外美国的麦克斯竟然也没能幸免,他人性中恶的成分被彻底诱发出来--马丁毕竟不是杀害格丽赛尔的凶手,他只是出于冷漠(也许更多的是恐惧)见死不救,麦克斯就想置他于死地,并且知道复仇计划可能会殃及马丁的家人--他曾经亲切地称为“亲爱的、快乐的艾尔莎”和“可爱的孩子们,特别是英俊的小海因里希”。但他还是做了。如果说马丁因为生命消失而“查无此人”,那么麦克斯何尝不是因为迷失了心中的良善而“查无此人”呢? 把书合上,心情极其沮丧甚至有些心慌,为朋友间反目成仇之后无声的杀害,也为普通人不明就里甚至心甘情愿就当了“伟大领袖”的政治祭品。在那个年代,不是每个保持呼吸的人都可以被称为活着,因为很多人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我——查无此人。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3-27 21:02 1506 0 2019-3-27
此时此刻 金雁 | 读不懂的高尔基 attach_img
手头这本高尔基文集《不合时宜的思想》使我困惑不解。从历史学的角度我对高尔基及他那一代俄国知识分子的“艰难历程”已有所了解,而且在阅读之前我已知道在本书中我会读到一个“人道主义的高尔基”,甚至可能还是一个“自由主义的高尔基”,他既不同于此前那个“无产阶级的海燕”,也不同于此后那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御用大师。   但我真的开始细读本书时,我仍困惑了。我惊叹于作者对十月革命后时局与社会的深刻洞察,对以“革命”名义作恶表示的强烈义愤,对民主宪政理念的了解与坚持,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与思想自由的执着信念,对俄国人国民性的阴暗面及其在革命中的表现的尖锐评论与那些不幸而言中的预见。当然,对这一时期他不顾个人安危而挺身救助那些政治落难者的行为,对于他在布尔什维克驱散立宪会议之时发出的“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的严正抗议,就更是令人感到震撼了。   正是由于他如此“不合时宜”,以致最后他不得不走上出国漂泊之路。到这时为止,这个高尔基还是我们读得懂的,这个高尔基甚至与“无产阶级的海燕”也不矛盾——因为“海燕”在当年那个时代也是“不合时宜”的叛逆者,而同情弱者、维护正义、伸张人性、抗议强权等等“不合时宜的思想”也合乎逻辑地可以成为“海燕”的灵魂。毕竟,“海燕”也好,“不合时宜者”也好,都是在扮演社会批判者或“异见分子”的角色,都在充当社会的心灵与头脑、人类的良知与理性之象证,都是俄国传统所谓“知识分子”的典型品格。   然而十年之后他从海外归来,一头扎进了赞美斯大林体制的大合唱队列中,而且表现得如此“出色”:他已经不是一般地合乎“时宜”,而是在挥刀砍向那些“不合时宜者”;他已经不是一般地从异见人士变成了“无不同政见者”,而且还率先向异见人士、被怀疑有异见的人士乃至被指定为异见者以便其他无异见者可以踩着他的尸体向上爬的人士发出了血腥的吼叫:“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就是这个高尔基,回国后不久便领导写作了“俄国文学史上破天荒第一次颂扬奴隶劳动的那本可耻书籍”(索尔仁尼琴语)——《斯大林白波运河修建史》,当年的人道主义者这样赞美劳改工程:“对人的原料进行加工,比对木料进行加工,要困难不知多少倍!”至于高尔基在吹捧斯大林方面的表演,由于过分肉麻就不说也罢。   当然,曾有人解释说这一切都是强加于高尔基的。这种解释把高尔基的晚年几乎说得如同囚犯,甚至连他的死因也似乎不明不白:当年苏联大肃反时当局就曾宣称这位红色文豪似乎是被“人民的敌人”暗害的。而到了“解冻”时代也就有人请君入瓮,把暗害者的罪名扣到了斯大林当局的头上。   如果是这样,高尔基似乎也就没什么“难读”,可是严肃的历史学家好像很少支持这种说法,如同不支持说斯大林的暴政是由于他当了沙皇的密探一样。   因此我们只得承认,至少在没有证据前只能姑且承认,高尔基的确发生了难以解释的转变。   如前所述,高尔基从“海燕”到“不合时宜者”的心路旅程是不难解释的,因为这两者可以用人道主义精神串起来。如果高尔基并没有当过“不合时宜者”(如同改革前我们的印象那样),那么他从“无产阶级海燕”到“红色文豪”的历程也是不难解释的,因为这两者可以用“社会主义”信仰串起来。在前一种情况下,高尔基的形象就如同雨果《九三年》中描述的那个出于比革命更崇高的人道精神而放走了贵族的高尚革命者郭文。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他的形象就如同那笃信“贫下中农打江山坐江山”的阿Q式“革命”者。 然而从“不合时宜者”向“红色文豪”的转变,却委实令人费解,因为这犹如郭文变成了阿Q,其不可思议的程度,要远远胜于朗德纳克侯爵变成郭文,也远远胜于阿Q变成了赵太爷。关腱在于按人们通常的见解,信仰的改变乃至“阶级立场”的改变,都要比人格的改变容易解释。如果一个人原来虔信自由主义,经过深思后又改信了社会主义,或者相反;先信社会主义后信自由主义,那不会使人惊奇。如果一个人原先忠于“封建王朝”,在社会变动中重新站队,转而效力于“资产阶级共和国”,那也不令人诧异。但如果郭文变成了阿Q,那就如同普罗米修斯变成市井小偷一样令人难以接受了——尽管从“主义”的角度讲,也许普罗米修斯的“盗”火与小偷的窃财都可以解释为蔑视财产权的某种“主义”。    为了避免这种解释的困惑,许多人力图从“主义”中寻找“高尔基这两个极端(按:指“不合时宜”与御用大师)背后的一致性”,试图证明“正是那些促使他反对十月革命的因素导致他拥抱斯大林体制”。这些评论者还认为:“高尔基的这段曲折一定程度上在激进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朋友或同路人中颇具代表性,那些与革命时分时合,虽有龃龉但最终仍然认同的人为数不少,只是不如高尔基富有戏剧性罢了”。   我对此难以苟同。问题恰恰就在于那些人“不如高尔基富有戏剧性”。这个差别恐怕不是能轻易地“罢了”的。的确,同情革命但又嫌其“过激”,认同变革但又惊惧于其“代价”太高,赞成其宗旨但又厌恶其血腥手段的知识分子“同路人”在当时的俄国是不少的。他们的确与革命“时分时合”,但只要人格未被扭曲,就不会“合”得那么“富有戏剧性”。可以设想他们会为未来的彩虹而容忍眼前的血腥,但却未必会高声赞美血腥。而在此后的进程中他们也往往难以逃避在这二者间进行选择:或者因不肯赞美血腥甚至只因赞美之声不高而被“分”了出去,或者违心赞美而牺牲了人格——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已不能说“正是”那种高尚的人道精神“导致”这种赞美了。   更何况从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来看,他对十月之变的抨击已经不仅是非议其手段而认同其方向、同情其宗旨而担心其“过激”了。他指责布尔什维克的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而不是指责其为实现这一梦想付出的代价太大。他以《一月九日与一月五日》为题,把1918年对支持立宪的示威工人的镇压等同于1905年沙皇对请愿工人的镇压,显然,他在此并不是嫌对1905年惨案的报复太过激烈。   实际上,如果真是基于理想主义的认同使高尔基不计较手段的分歧而放弃了反对派立场,那么这应当发生在列宁时代才合乎逻辑。的确,即使反对十月革命的人也往往不否认革命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理想主义激情,而从列宁到斯大林时代,无可否认的趋势是这种激情在消退,而越来越让位于既得利益的实用主义。像孟什维克学者П.П.马斯洛夫、崩得首领Д.И.扎斯拉夫斯基以及一大批“同路人”作家如В.В.伊万诺夫、П.А.皮利尼亚克、А.Н.托尔斯泰等人就是基于这种“同路者理想”而在列宁时代完成了与革命从“龃龉”到“认同”的转折的。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样的转折已经很难发生了。这时发生的知识分子“忏海”潮与党内反对派的“归顺”风一样,如果不是迫于压力、卖论求生,或者是麻木不仁、随行就市,那就恐怕有更为形而下的成分。当然,不能说这个时代的社会一点理想主义色彩也没有,但这点剩余的“理想主义”若能感召高尔基并使其转向,他当初怎么会执意与列宁过不去呢?   或又曰,“感召”了高尔基的并不是理想主义激情,而是苏联建设的成就。“看到俄国成为一个有秩序的大工厂”,高尔基圆了“强国梦”,于是也就心悦诚服地抛弃“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那些价值了。但如果高尔基真是这样的“强国主义者”,他在斯托雷平时代就应当效忠沙皇才是,因为镇压了“一月五日”请愿者之后的斯托雷平的俄国,当年在经济上也同样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因此我认为,导致高尔基转而“拥抱斯大林体制”的,绝不是那些“促使他反对十月革命的因素”,甚至也不是那些当年使他成为“无产阶级的海燕”的因素。《不合时宜的思想》中译本封底有编者之言:“高尔基是一座森林,这里有乔木、灌木、花草、野兽,而现在我们对高尔基的了解只是在这座森林里找到了蘑菇。”   问题在于这“蘑菇”是从哪里长出来的?是在健壮的“乔木”上,还是在腐烂的朽木中?    在由“龃龉”而转变为“认同”的人中间,除了那些原来同情革命而后因“同路人理想”原谅了革命的血腥的人以外,还有其他种种类型。例如有人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不管什么“主义”、使用了什么手段,能使俄国强大并战胜仇敌就是好的。二战时期的白俄侨民中不少此类人士,当时甚至连过去的白军统帅邓尼金也向斯大林进表称臣,并请缨抗德呢。   还有的则是出于一种类似于“和平演变”“曲线改造”的动机,其典型便是以前立宪民主党人Н.В.乌斯特里亚洛夫为代表的“路标转换派”。   正如当年的斯托雷平改革使不少沙皇当局的反对派认为外部反抗不如内部推进,从而发表《路标》文集宣布改变路线与当局和解一样,1921年苏维埃政府放弃“战时共产主义”而改行新经济政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化,这也使该政权的一些反对派产生了改外部反抗为内部推进的想法,于是在白俄侨民中出现了《路标转换》文集与同名杂志。其中的乌斯特里亚洛夫等人更于1935年回国服务于斯大林治下,完成了另一种“从龃龉到认同”的进程。   高尔基的历程显然与以上这些人都不同。他的“转变”既不是出于“同路人理想”,也不是出于民族主义或“路标转换”意识,那么是出于什么呢?惯于从形而上的角度寻找“动机”的研究者们至今未能提供可信的解释。   然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形而上的层面钻牛角尖呢?在没有新的证据支持这些形而上的“动机说”之前,我们不妨设想:也许事情本来并不那么复杂?也许老百姓的思维方式比学者的思维方式更能理解这一切?也许我们的大文豪并非整天生活在形而上世界,他也会有形而下的考虑?也许从郭文到阿Q的转变并不是那么不可思议,只是可能不像“从朗德纳克变成郭文”或“从阿Q变成赵太爷”那样更有“思想史”色彩或更富于“学术”意义?也许高尔基的转变机制并不是个思想问题,而更大程度上是个人格问题?   其实并非“也许”,早在高尔基仍是“不合时宜者”时,他就已经在给前妻的信中透露了苦衷:他“对没有实际效果的文字抗议感到厌倦”了。高尔基不是鲁迅,不会沉醉在“绝望的抗战”中;知其不可,何必为之;悲剧难演,喜剧何如?考虑到“实际效果”,高尔基不得不“合乎时宜”起来。当然,也许他本来没想要“合乎”到后来那种程度,但这哪里由得了他!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在对党内反对派(或“反对派嫌疑人”)大开杀戒以前,已经先在“同路人”身上牛刀屡试。从沙赫特案件到“工业党”“劳动农民党”“孟什维克联盟局”等“地下党”狱,早已使“同路人”们谈虎色变,更不要说“不合时宜者”了。高尔基在这时回国未必是纯粹出于“思想史上的原因”,但他既然回来,以他的身份与当年的表现,能不把“时宜”“合乎”到最大限度吗?   当然,这样的解释容易招致的一种批评是:大文豪会如此屈从于权势么?试看他当年面对沙皇专制,是何等正气凛然!但关于这一点,索尔仁尼琴在他的著作中已作过有说服力的解释:那种专制比起“古拉格”来,是太小儿科了!在小儿科里经受了考验的人格如今发生了扭曲,并不是很奇怪的事。   于是,《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给人的感慨太多了。这本书无疑使高尔基作为一个深刻思想家的形象丰满起来,但它同时也使我们看到了一幅人格的漫画。如果没有这些思想,从“海燕”到“红色文豪”的高尔基给人的印象是个单纯的左派作家,犹如一个“苦大仇深的老贫农”,虽谈不上深刻,却有几分可爱的朴实与天真。而知道了这些思想之后,却不免使人在惊叹之余也倒抽一口凉气:我们还有必要煞有介事地反“左”吗?这些人原来什么都明白,只是我们这些受愚弄者显得太傻太憨了!   这不禁使人想起我国那场“批林批孔”的闹剧被戳穿后人们的议论。那时有南北二教授都在闹剧中出彩甚多,而南方教授早在1949年以前便一贯反孔,此时真戏真做,也不知他是否明白导演者的醉翁之意。北方教授则从来以孔门传人自命,此时却反戈一击,突然变成了最“合时宜”的反孔明星。闹剧收场,人言啧啧,也不知此二教授的悲剧,哪个更可悲些?   当然,无论是我们这里的二教授,还是人家那里的高尔基与其他文人,都并非历史浩劫的主要责任者,我辈发此感慨也不是要在人格上苛责前辈。但场间有句被说滥了的套话:做人难,做名人更难。笔者却想改为:做名人难,做“人”更难。难得糊涂,难得聪明,更难得真实!   本文选自《东欧札记二种》,金雁/著,东方出版社,2015年9月。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3-20 21:00 1476 0 2019-3-20
此时此刻 哈耶克最后的预言 attach_img
哈耶克最后的预言_文:先知书店 -历经七十多年的痛苦煎熬,垂暮之年的哈耶克亲眼见证了苏维埃的覆灭,并且终于让人们相信:人类的繁荣、幸福和尊严,来自个人自由,而不是乌托邦。但是,晚年的哈耶克对于人类的前途,却感到异常悲观。 恰逢哈耶克诞辰120年,世界越发难以平静。这位先知最后的预言,对每个人的生活秩序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被忽略的财富转移 货币(金钱),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被视为财富的象征和载体:个人财产以货币为尺度,市场交易以货币为媒介,企业经营以货币为目标,政府征税也以货币为对象……财富,意味着更好的物质生活、更多的自由选择,还意味着“驱使他人”的能力。 英国作家贝洛克说:“谁控制了财富生产,谁就控制了人类”。 那么,财富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呢?孟德斯鸠说,在公平的规则下,财富凝聚着勤奋、智慧和诚信等个人美德——毋庸置疑,财富从根本上是由每一个诚实劳动、公平交易的人,在市场中创造出来的。 但是,几千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甘愿以“诚实劳动和公平交易”的手段获取财富。人类历史充斥着贪婪的奴隶主、偷抢拐骗的罪犯、巧取豪夺的官僚……他们根本不创造财富,却一直掠夺他人创造的财富,试图控制他人的生活,并由此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冲突乃至战争。(参阅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 为了保护个人的财产,免遭他人控制,人类逐渐确立了边界明确的私有产权制度。从《旧约》的摩西十诫,到汉高祖刘邦的“约法三章”,都强调“要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每个人的财产”。 欧洲启蒙运动以后,财产权被视为“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并且,人类终于认识到:对私人财产和自由构成最大威胁的,是不受制约的公权力(参阅洛克《政府论》)。为了最大限度地制止腐败,人类建立了限制权力、遵守契约的现代政治秩序。 但是,对于保护私有财产,仍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长期被人忽视:铸币权。 亚当·斯密说:“我相信,世界各国的君主都是贪婪不公的,他们欺骗臣民,把货币最初所含金属的真实分量次第削减。” 历史证明了斯密的远见:从东方的汉武帝到西方的英国国王,从两千年前的王莽,到两千年后民国,直到最近的拉美委国,只要铸币权被垄断,就绝不可能抑制住超发货币的冲动。并且,由于这些货币是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强制流通的“法币”,因此百姓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无论“法币”贬值得多么厉害,他们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财产被稀释、被掠夺,直到通货膨胀引发经济萧条、压垮整个国家。 ▴ 杨小凯:银本位使中国侥幸躲过了大通胀,但是统制和法币最终埋葬了民国经济 可见,铸币并不会创造财富,恰恰相反,它往往是掠夺财富。 但即使如此,长期以来,国家垄断铸币权的现象,仍被人们视为“天经地义”。直到哈耶克在晚年的最后思考,终于打破这个“神话”。 ◎哈耶克:孤独的先知 在20世纪初,全世界的民族国家空前强大,它们肆无忌惮地滥发货币、持续输出通货膨胀,终于摧毁了自由市场,引发全世界的大萧条。这时,苏俄、纳粹奉行的乌托邦主义,却被当时的人们视为“救世良方”。在人类面临重大危机之时,很多学者去往美国,继续思考人类的政治和经济——哈耶克就是其中一员。 1944年,哈耶克以《通往奴役之路》向世人预言:消灭私营经济是通往奴役之路的第一步;乌托邦主义无视基本人性,只会带来匮乏、混乱和奴役,最终自我毁灭。多年来,这本书唤醒了无数乌托邦患者,鼓舞着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在东欧的红色恐怖时期,持有该书甚至会被判重刑。诺奖得主弥尔顿·弗里德曼,将这本书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著作”。 二战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思想主导了整个主流经济学界,各国纷纷滥发纸币、扩大赤字,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哈耶克饱受嘲笑和攻击,成为“孤独的反对派”、“资本家的走狗”。直到1970年代,欧美爆发“滞涨”危机,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苦,凯恩斯主义声誉扫地。在危难中,哈耶克的思想终于受到了重视,当市场的权利重新回到企业家手中时,英美两国的经济迎来了真正的高光时刻。哈耶克也因此摘取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 瑞典国王为哈耶克颁奖,同台领奖的乌托邦主义者缪达尔,质疑哈耶克的获奖资格 1989年,哈耶克出版《致命的自负》一年后,东欧政权纷纷垮台。随后,柏林墙轰然倒塌,超级大国苏维埃灰飞烟灭,累累罪行暴露在阳光下。历经七十多年的痛苦煎熬,垂暮之年的哈耶克,终于使人们相信了他终生持守的信念:人类的繁荣、幸福和尊严,来自个人自由,而不是乌托邦。 哈耶克战胜了凯恩斯,还亲眼见证了苏维埃的崩溃——事实上他本人就是乌托邦的掘墓人。这为他赢得了生前身后的美名。 1989年,哈耶克90岁华诞之际,撒切尔夫人写信向他致敬:“到本周,我荣任首相一职已达10年,很多人宽宏地评价我们的政府所取得的成就。但如果没有那些价值和信念将我们引导到正确的道路,并为我们提供正确的方向,我们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就。您的著作和思考给予我们的指导和启迪,是极端重要的。您对我们厥功至伟!”(参阅巴曙松先生为《货币的非国家化》所作的序) ▴ 哈耶克作品集 ◎如何挽救个人自由? 然而,晚年的哈耶克对人类的前途却是无比的悲观。他认为:个人自由正在灭失,因为乌托邦主义的冲动永存于人性之中,狂妄而短视的人类渴望建立“人间天国”,他们总是拥抱那些承诺“包办一切”的强权政治,甚至为此愿意牺牲个人的自由和责任。 哈耶克所引用的证据包括:欧美在战后的经济增长,远远落后于两次世界大战之前;对富人征收高税的民粹政客在全世界普遍受到欢迎,这极大地伤害了人们脱贫致富的热情,尤其是扼杀了公正与自由。(参阅艾伯斯坦 《哈耶克传》) 因此,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哈耶克一直在思考个人自由的实现方式,力图找到一种“不算太糟糕的经济制度”(包括货币、产权等市场规则)。 ▴ 多任总统因借鉴他的思想缔造繁荣,但他对政客的评价历来不高 通过分析历史上多次大萧条、大通胀、大失业,哈耶克发现了“铸币权被垄断”与“通往奴役之路”的隐秘关系:一旦赋予“法币”不可撼动的正当性,个人就无可避免地“在冠冕堂皇的旗号下被剥削”,“无论多低的通货膨胀,都会积累成全局性的大灾难”。 如何破除“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大规模失业—个人自由被剥夺”的周期性诅咒?哈耶克说,“首先要使个人免于滥发货币的强制剥削,破除对铸币权的垄断”。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再次凸显凯恩斯主义“货币刺激”的危害,也证明了哈耶克“货币非国家化”的先见之明。 那么,实行“货币的非国家化”,会不会形成市场垄断、乃至通胀掠夺呢?事实上,只要免于强制力干扰,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自由市场的本质是自愿、开放、竞争,人们在市场中的博弈是长期的、反复的。因此,私企发行的货币会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公民可以根据该企业的信誉、币值的稳定程度来自愿选择。就像其他普通商品一样:一家私企发行的货币,如果没了信用、失去购买力,人们便会毫不客气地抛弃它,改用其他私企发行的货币。 ▴ 先知书店独家定制,巴曙松作序 其实,市场与货币的历史比国家久远得多,货币在产生之初,本来就是以私人信用自由竞争的(例如毫不起眼的贝壳也可以充当货币);所谓“通货膨胀”,恰恰是国家垄断了货币发行之后才产生的。 哈耶克主张,货币的使命应该回归个人自由本身:只有铸币权真正掌握在私人机构手中,个人自由才可能得到最大保障; 对货币信用的选择自由,不仅是个人经济自由的切实保证,而且是制止通货膨胀、经济持续增长的不二法门。 这一天才的洞见无疑是石破天惊的,它几乎颠覆了迄今所有关于货币的“正统”观念,也成就了哈耶克最后一部经济学著作——《货币的非国家化》。英文版主编阿瑟·塞尔登叹服:“这项发明,也许是说给生活在后天的人听的”。 在该书出版前,哈耶克通常被视为反凯恩斯主义的斗士。此后人们认识到,由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哈耶克不仅是乌托邦主义的掘墓人,也为人类未来的自由列出了一份说明书。 本文原创:先知书店 转载自:千字文华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3-15 19:46 1456 0 2019-3-15
此时此刻 卡廷:一个瞒骗世界的谎言 attach_img
文:黄东黎 谎言,就是试图歪曲历史,而真相则需要不懈的斗争。 1940年二万多名波兰国家精英,被集体屠杀的卡廷事件,震惊世界。谁是惨案的制造者?因为罪行的隐瞒与反咬而“扑朔离迷”,半个世纪后随着苏联的解体,真相才得以大白。而由于遮掩,直到今天仍有“漏网”的刽子手,仍有数千被杀害的波兰人成为国家无名烈士。 2012年出版的《卡廷惨案真相》,由波兰卡片中心的学者、专家根据波兰和中欧历史资料撰写,中国外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译审乌兰翻译而成。我一口气将这本236页的书读完,因为相信它的真实。 卡廷事件的背景 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统治的苏联和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对波兰发动闪击战,占领波兰西部地区。9月17日,苏联从东部侵入波兰,占领寇松线以东的全部波兰领土。波兰人民和军队虽然英勇抵抗,由于腹背受敌,军队和武器装备处于绝对劣势,在两强打击下战败,国家沦陷。苏联占领波兰后,1940年4月将关押在克杰尔斯克(卡廷)、奥斯塔什科夫、斯塔罗别利斯克三个战俘营中的15000名战俘杀害,同时还枪毙了7000名关押在其他战俘营中的俘虏。这些被杀害的逮捕和俘虏的人员,绝大多数是波兰精英代表,国家政要、审判长和检察长、最高法院院长、军队中的军官和警官,及知识分子包括医生、律师、工程师、文学家、记者、教师、企业家等。 1941年希特勒与斯大林翻了脸,爆发了德—苏战争。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与苏联恢复了正式外交关系,但苏联一直拒绝向波兰提供任何失踪人员的信息。而占领波兰的苏联,试图扮演波兰的同盟者角色,利用波兰军民的抵抗,削弱德军。 1943年4月,攻入苏联境内的德国军队占领斯摩棱斯克地区,在卡廷森林发现了被屠杀的波兰人墓坑,德国随之对苏联进行抨击。苏联当局却反打一耙,声称德军占领苏联后杀害了这些波兰战俘,是德国嫁祸于人。二战结束后,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调查中,苏联无法提供证据将罪行归罪于德国,但成功地避免了法庭对自己的审判。为此,苏联坚持卡廷谎言:与杀害波兰军官事件毫无关系,德国要承担一切责任,从而使之成为一桩未了的迷案。 此后,波兰政府和国际社会针对苏联的说法多次提出怀疑并展开激烈争论,但苏联政府始终坚持既定的立场。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苏联和波兰组成由历史学家参加的联合委员会,对涉及此次事件的大量文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1990年4月13日,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对苏联进行访问,戈尔巴乔夫移交了卡廷及两处集中营的波兰战俘名单、档案卷宗。同一天,苏联发表声明,承认卡廷这些罪行的直接责任者是当时的内务部领导人贝利亚及其帮凶,认为这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之一。 苏联为什么对波兰人大屠杀 卡廷大屠杀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一、早在1793年,俄国和普鲁士(德国)即开始瓜分波兰,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分割了波兰。沙皇被推翻后,1918年波兰乘机独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俄罗斯敌视波兰的态势就不断增加。二、1920年,俄波爆发战争,在华沙战役中俄军战败,苏联多年内不得不放弃向西方输出革命,因此苏联对这个西部邻国更加敌视。三、1937至1938年苏联的大清洗运动,目的是镇压一切反抗布尔什维克,特别要打击居住在苏联的波兰人。仅在当时,苏联就杀害了11万获得苏联国籍的波兰人。 1939年9月,当斯大林与希特勒结成盟友后,为了保护和配合德国,斯大林向波兰发动进攻,目的之一是继续实施其毁灭波兰国家的计划。苏联与纳粹一样,早就制定好了将波兰“归为己有”。从苏联进攻波兰开始,就不断关押(或者就地杀害)认为有损于苏联利益的人,尤其是部队军官。苏联政府严重违背国际法准则,竭尽所能虐待被捕人员,也就为后来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坚持谎言埋下了伏笔。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对波兰发动进攻二战爆发,这是德军占领波兰 被捕的波兰军事检察长斯坦尼斯瓦夫,在一份供词中说:“被关押的军官觉得苏联会把他们送回大多数人出生和成长的波兰,从情感上说,只要能逃离苏联,让他们到哪里都行,甚至比苏联更糟的地方,比如说逃到德国占领区,毫无疑问,德国会较温和地对待波兰军官,德国人较之苏联人,可能更会按照国际法的惯例对待战俘。” 波兰人想的天真了,苏联人认为对关押的波兰战俘,最“省事”的办法是从肉体上将他们消灭掉。1940年3月5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内务部长)贝利亚专门就对2万余名以波兰军官为主的战俘实施枪决一事写出报告上交斯大林和苏共中央,随即获得批准。苏共政治局决定:由于战俘营关押的波兰人员,是苏维埃“顽固不化”的敌人,即对他们采取最严厉的惩罚措施——执行枪决,无须对其进行任何解释。审案时,不提起公诉,不出示侦查终结书和判决书,枪毙。 卡廷森林发现被枪杀的波兰军官遗骸 1940年4月初,处决波兰战俘的行动正式开始。被俘的波兰军人、官员等从三个战俘营带上汽车,秘密运往行刑地卡廷森林。行刑人员站在波兰战俘身后,用手枪对着他们的后脑开枪。掩埋之后,第二批战俘又被运到该地被同样处理。加上其他战俘营的行刑,共有22000名波兰人死于苏联当局抢下。 惨案的真相与法律 二战后至八十年代的波兰,被苏联控制在“大家庭”中,此时期凡是要求澄清卡廷事件真相的人,都被视为与苏联为敌。而波兰也一直被笼罩在卡廷谎言的阴霾之中。1989年到1991年间,在整个苏联集团发生变化后,不仅波兰民众和政府要求查清卡廷事件真相,许多俄罗斯人也积极帮助寻找卡廷真相资料,这对俄罗斯领导者产生了很大影响。随之卡廷事件大部分档案被解密,包括1940年3月5日苏共政治局作出的《关于枪杀波兰战俘的命令》,上面就有斯大林的亲笔签名。 俄罗斯调查卡廷事件活着的行刑人员,在审讯中,当时的苏联监狱看守证实:“波兰人被关进牢房时间很短,也就是一两天,就把他们带到内务部的地下室枪毙,是一批一批的。听到枪声后,我们就得马上进去,把尸体拖到另一个牢房。” 内务部管理处处长托卡雷夫供认:“我看见了真正的刽子手!他们拖出尸体,装上卡车开走了。一昼夜枪毙了三百人,太阳出来之后,枪杀还在继续进行……” 参与尸检的法医们说,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可怕的地方,尸体就像垃圾一样,被随处乱扔,尸骨、遗骸到处摞成堆。 被苏联当局杀害的波兰人 1991年末,苏联领导戈尔巴乔夫辞职后,向新任总统叶利钦移交卡廷事件秘密档案,他说:“看了这些文件,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1992年10月,俄罗斯国家档案局主席鲁道夫.皮霍瓦向波兰移交一号秘密档案时说:“发现这些档案文件,涉及政治谋杀问题,叶利钦总统希望彻底摒弃在俄罗斯与波兰关系中的谎言。” 1993年8月2日,俄罗斯军事检察总院专家报告结论:1940年4月至5月,关押在内务部战俘营的21827名波兰战俘被枪杀,其家属被流放苏联腹地——这是反和平、反人类的最严重罪行。这属于战争罪,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对此负有罪责。因为,是他们作出了对无辜的人们进行集体灭绝的决定。内务部的领导贝利亚、科博沃夫等和其他内务部及其官员,作为罪恶的执行者对此负有罪责……根据国际公约、国内立法规定,上述这些人要对违反法律滥用权力承担司法责任。在更广的范围内,这应该被视为种族灭绝罪。 民族的苦难,欺世谎言的破产 我很同情波兰这个民族,17世纪就被普鲁士、沙俄分割,独立后作为小国夹在大国之间不能真正自主。20世纪30年代中期,波兰面临两大敌人——西方的德国,东方的苏联。德苏都想让波兰顺从自己,否则就将其灭亡。波兰拒绝与纳粹德国“合作”,希特勒便诉诸武力,首先使用了“闪电战”,凭借空中优势和强大的机械化部队,使波兰陷入力量悬殊的战争,损失惨重。盟国英法却背信弃义,不出兵援助。人们不会忘记波兰骑兵自杀式的向德军坦克发起猛攻,被坦克炮、机枪扫射,履带碾压,骑兵前赴后继的英勇场面。而苏联又乘机从波兰东部入侵,与德国军队“胜利会师”。 占领波兰的德军和苏军会师 波兰被德、苏瓜分后,波兰人民和军队并没有被征服,他们从国家灭亡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抗击德军、解放祖国的抵抗运动。广大的波兰人民英勇奋战,牵制了35个师的德军兵力,一直打到二战胜利。波兰人民从惨痛的教训中得出结论:“如果我们不能自己救自己,那么谁都不会救我们。”而他们多年后才清楚,苏联从背后又捅了他们一刀。 1990年3月,波兰卡廷委员会致戈尔巴乔夫信中说:“卡廷惨案,使我们的人民遭受了致命打击,被杀害的人都是波兰共和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采取这种大屠杀手段,完全违背了人道准则和文明社会的法律。我们请求先生公布卡廷悲剧的全部真相。” 波兰记者阿巴里诺夫写道:“那个来自‘安全机构’的人当上总统后,关于卡廷事件的阴谋就再也不让说了。普京于2002年到波兰访问过……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叶利钦积极将‘特别档案卷’解密,那么今天这些档案就会被锁得严严的。” 电影《卡廷惨案》,是波兰电影大师、获得奥斯卡终身奖的安德烈.瓦伊达的作品。我没有看这部电影,不愿重见被谎言遮盖半个世纪的悲惨历史。 电影《卡廷惨案》枪杀镜头 谎言,出自个人是道德品质问题,而出自于国家层次且面向世界,性质就大不一样了。由此想到,去年俄罗斯运动员被查出服用违禁药,国际奥委会调查认为是国家行为,遂禁止俄国运动员代表国家参赛。普京为此辩解,称是某些国家的政治手段。我不知道所说的是不是事实,如今这个体育的“假”与当年政治的“慌”有没有必然性? 2010年4月7日,在卡廷惨案70周年之际,波兰总理唐纳德.图克斯到卡廷公墓参加纪念活动,俄罗斯总理普京也同时来这里参加纪念。 康纳的.图克斯在讲话中说:“我们记得对人类犯下的罪行,也记得试图消灭整个民族的罪行。我们将会永远怀念在这里留下忠骨的人们。伟大的俄罗斯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摘引他寄给诺贝尔文学委员会演说词的一段话”—— “暴力并不是孤零零生存的,它必然与谎言交织在一起。在它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结合。暴力在谎言中找到了它唯一的避难所,谎言在暴力中找到了它唯一的支持。凡是把暴力当作他的方式来欢呼的人,就必然无情地把谎言选作他的原则。” 图克斯说:“我今天在这里重复一下,一句真话能带动整个世界往前走。今天,我愿意相信,一句真话能带动两个伟大的、被历史痛苦分割的民族往前走……” 三天后的4月10日,波兰共和国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参加卡廷公墓举行的纪念仪式。当天早上,载着波兰代表团的飞机在斯摩棱斯克机场降落时坠毁,机上95人全部罹难。卡廷,波兰人再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故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准备的演讲,最后有这样几段话—— 卡廷悲剧以及与卡廷谎言的斗争,对下一代波兰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因为这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是我们记忆和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整个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这一历史教训涉及每一个人,也涉及每个国家,涉及人类文明的过去和将来。卡廷惨案将会让人们永远铭记,人们和国家都有可能受到奴役、被毁灭的威胁,永远铭记谎言有很强的欺骗性。 卡廷惨案同时也将会证明:人民和国家终会——甚至在最困难的时刻——选择自由和捍卫真理。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3-5 22:38 1595 0 2019-3-5
此时此刻 每一个伟大国家背后,总有一群鲜活的面容 attach_img
转自:大象公会 偷摸记录的伟大历史 1789年,是乾隆王朝的第五十三年。这一年中国过得比较平静,而在地球的另一端,西方世界经历了两件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大事: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首届国会的召开。 一个事件要想广泛传播,哪怕对历史本身影响深远,还是得遵循三个传播噱头:“女人、金钱和坏事。”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与典籍汗牛充栋,清宫里的弱女子们为争宠惊心动魄地相食相斫,早已成为电视常态。人们愿意为传奇故事驻足,多几番唏嘘感叹。而关于美国首届国会的专门著作则难以寻觅。 位于纽约的联邦大楼,1789年首届国会在此召开 事实上,首届联邦国会是美国历史上最富有成效的一届议会,在美国历史及人类政治文明进程中具划时代意义。它将宪法从一卷羊皮纸转变为强有力的政治机制和灵活的政治实践,将共和的梦想落实为有血有肉的现实。 然而,首届国会召开于风雨飘摇之时,奴隶制的幽灵始终盘桓在国会的上空,它将阶级矛盾、南北方、东西部、虚弱无力的联邦与各自为政的诸州,宪法与反宪法等问题纠缠在一起;国会内部也充斥着个人偏见和地区之间的不信任、内部交易,以及平庸之辈的怠惰。 混乱、偏见、敌视、不睦笼罩着国会中形形色色的利益团体。 如今的美国国会,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如今看来虽是一段浩荡的历史,华盛顿、亚当斯、富兰克林等美国开国元勋之间的对谈本来成为历史传奇,但事件时间跨度之大、涉及人员之众,以及会上的严密限制,则实在难以还原故事现场,幸亏有威廉·麦克莱,一位个性张扬、无视会议纪律的宾夕法尼亚议员。 当时“为了与参议院的议事原则保持一致,即讨论不对外公开,参议员们被公开禁止做记录,麦克莱没有按照要求做”,所以,“他的日记是唯一详细记录第一届国会方方面面的资料。”一个公然违反规定的普通议员,居然成为一个美国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上唯一的记者。 麦克莱是政坛老将,也是陈述高手。 国会初期的辩论,华盛顿没有参加,麦克莱评价他的回避,“就像遇到了校长的小学生,或者护士臂弯里的婴孩”。他如实记录了华盛顿在就职演讲上疲惫沧桑的状态,寥寥几笔,让两百年后的读者如临其境: “伟人感到很焦虑紧张,紧张程度超过大炮或滑膛枪瞄准他的时候,他身体发抖,好几次几乎读不出声音来,尽管可以想象他应该已经读了好多次。他把演讲稿换到左手,过了一会儿,又换回右手。当他说到‘全世界’几个字时,挥舞了一下右手,让人觉得很笨拙”。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 他讥笑亚当斯的虚荣和脆弱时说,他是“一只穿了马裤的猴子”; 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 领导了著名的美国独立战争,参与起草了《独立宣言》和宪法、一生都发扬踔厉、生命力极度饱满的富兰克林先生参加了此次国会,此时已81岁高龄。 国会开到1790年春,在奴隶制的问题上南北方议员争论不休,最后以保留奴隶制的南方取得胜利,华盛顿不无乐观地说,“奴隶问题终于结束了,将来也不大可能再引起麻烦了。” 就在他们弹冠相庆的时候,富兰克林又杀了个回马枪,“就算已经一病不起,他还是用辛辣的讽刺文学好好地嘲笑了一番他们的虚伪”,以一个虚拟的黑人奴隶主的口吻把杰克逊关于蓄奴制度竟然给黑人带来无穷好处的虚伪演讲重复了一遍,文中把被奴役的黑人换成了白人。 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 即使时隔两百年,读到这篇类似于恶搞一样的演讲,仿佛看到一个病得颤巍巍的老人家正咧着嘴满脸坏笑。老先生想以此举把奴隶制从社会结构中撕了下来再次提到国会议程,而这个时候距离他去世已经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历史的有趣之处就在这里,虽然当时议员们写了很多信,谈到很多问题,但是关于会议现场和议题的许多情况则提及不多,恰好是不守规矩的麦克莱为我们留下了上述最丰富的记录。 “吵架”定乾坤 美国首届国会,可以定性为“吵架大会”,“第一届国会充满了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个性、个人和地区间的不信任”,但是奇迹般地富有成效,“所有议员都担心失败,决心让政府运作起来,就算在深层次的原则问题上做出妥协也可以”。 《哥伦比亚》杂志长篇报道首届国会,1789年5月 在一片混乱与分歧中,各利益团体代表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妥协,《权利法案》《联邦税收法案》《司法法》《国家银行法案》相继签署,美国宪政运作机制在看上去极度无序中稳步向前推进。巨大的分歧与巨大的成功形成何其鲜明的对比,支撑着这种伟大的“求同存异”的核心理念,表面看源于各州议员普遍的认同——“我们是一个同舟共济的整体,当然有必要确保这台机器能够正常运作”。 穿透历史文本的表达,深究更深层次原因,则会发现经过近两百年漂洋过海白手起家的北美垦殖活动,经过漫长的商业训练,经过独立战争的洗礼,使得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的精神空间都被极大的拓宽,个性得到极大的张扬,一个个个体活得鲜活饱满,一个又一个真正的人被立了起来。 他们能来到这片土地上垦殖,这个事情本来就是欧洲的往圣先贤们前赴后继击碎反动的中世纪的桎梏,解放人的个性和自由思想而引发的系列成就之一。哪怕只有《五月花公约》、《基督教仁爱的典范》和《独立宣言》这样简单的文本,他们也能找到立国的精神依据,哪怕有的州没有批准新宪法,国会也要照样开。 1783—1803年的美国地图 乱归乱,吵归吵,甚至互相鄙视和攻击,这些东西较之每个人心中关于构建一个民族国家的伟大想象来说,都是表面的次要的,美国首届国会以一个历史的横截面证明了美利坚这个国家的兴起,是真正做到了“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 从整个美国历史看,美国是一个神奇的国家,历史很短。如果从1606年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颁发“弗吉利亚特许状”算起,有四百多年历史;如果从1787年制定联邦宪法和1789年首届国会召开、联邦政府建立算起,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这个国家把世界上文明古国几千年的发展历程浓缩在短短几百年之中,飞速崛起,从殖民地附属国一跃而成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大国,几经动荡,屹立不倒,以资本主义的狂飙,深刻参与并影响了“漫长的二十世纪”,并随时准备把人类的命运掌控起来。 现今的国会会议厅 如果确有可以从美国崛起的历史中照搬的东西,那就是美国首届国会的成功召开给我们的启示,个人活得鲜活、饱满,个性得以极度的张扬,如鲁迅先生所说,“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首届国会后二百年间的美国虽然动辄乱成一盘散沙,但是在多数历史时期国人能做到“自觉至、个性张”,混乱可能会持久,争吵可能会不休,有了这些鲜活的面容,国家的未来是不需发愁的。 这也是字里行间元气充沛、鲜活饱满的《首届国会》一书关于美国崛起的启示。 《首届国会——美国政府的创造,1789-1791》作者: [美] 弗格斯·M.博德维奇 译者: 濮阳荣 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3-5 22:33 1241 0 2019-3-5
此时此刻 为了多一个人读奥威尔 |《1984》出版往事 attach_img
George Orwell(1903.6.25—1950.1.21) 作 者 / 徐庆全 康慨转载自 / 微信公众号”雅众“ 每一次纪念他的诞辰,每一次荣耀他的忌日,我们都会发现,乔治·奥威尔的预言历久弥新。他的警告如夏日的雷声,从遥远的地平线滚滚而来,在我们的窗外轰鸣:“老大哥在看着你。” 今年更是如此。不久前,中央情报局的前外包员工29岁的爱德华·斯诺登出逃香港,揭露出美国政府大规模监视公民通信的棱镜计划,之后他高度戏剧化的逃亡之路,以及由此而生的无尽争论,《一九八四》再一次唤起了老读者与新青年的共鸣。(编者按,本文最初期发表于2013年。) 奥威尔的大名遂在媒体评论中(尤其美国媒体)不断出现,催生了美国读者对《一九八四》的巨大需求,该书在亚马逊网上书店的销量因此暴涨百分之七千,成为第二畅销的经典小说,仅次于有当红同名电影支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而中国知识分子与奥威尔结识60多年,他的代表作品《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在中国传播近30年,不论现代或者当代随时代更替经历了不同的理解阶段。 https://mmbiz.qpic.cn/mmbiz_png/yXCSZt3icuKZrTciaWX2zhPRnSWyLmDlnstRSqPQgwXKicpj28hpzCAHFGwWn9kamADibAYuMrJyBuueiaGOHSSuMlg/640?他乡遭遇奥威尔 作为左翼知识分子,乔治·奥威尔没有到过中国也不曾去过他著名作品《一九八四》里映射的苏联(现已是前苏联),他到过离中国最近的地方是印度和缅甸,但不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对他的认知。 早在1940年代,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同英美苏等国组成同盟国,作家萧乾以《大公报》海外版的特派记者的身份被派往英国伦敦,当时的乔治·奥威尔恰巧也在英国,担任英国广播公司BBC远东部长,负责印度等东亚国家的广播任务。英国的出版社邀请萧乾写英文作品,其一就是《蚀刻》。 青年萧乾 萧乾在后来回忆中说:“《蚀刻》的出版,为我带来了不少朋友,其中特别应提一下的是《畜牧场》(即《动物庄园》)及《一九八四年》的作者乔治·奥维尔。他读后给我写了一封十分热情的信。当时他正负责对印度广播,并在组织一批关于英国及苏联文学的广播。那是1941年纳粹开始侵苏,英国由反苏突然转为一片苏联热时。他约我也做了有关中国文学近况的广播。他在信中说:“我要使他们知道现代中国文学是多么生气勃勃。” 奥威尔曾担任BBC远东部长 这之后,可考的在报纸上第一个公开介绍奥威尔的中国知识分子,应是钱钟书。他发表在1947年12月6日《大公报》上的一篇书评,评价的就是奥威尔一本名为《英国人民》的书。在二战期间,钱钟书曾携妻子杨绛留学英国,而且40年代的中国,已有很多的英文著作流传于市,而奥威尔的英文书,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并不难买到。 青年时期的杨绛与钱钟书 在这篇书评中,钱钟书写道:“作者渥惠尔即奥威尔的政论、文评和讽刺小说久负当代盛名。至于其文笔,有光芒,又有锋芒,举得例子都极巧妙,令人读之唯恐易尽。” 那个时候,那本让他之后成为不朽、出版于1949年的《一九八四》还没有写出来。而萧乾和钱钟书都提及了他的另一本寓言小说《畜牧场》(即《动物庄园》)——他的另一部反极权主义的小说,小说通过猪的起义与革命,以及后来在猪领导下各种动物的命运,昭示了革命在其实现之后的变异过程,革命并不能一劳永逸,相反,革命的最大问题恰恰在于革命本身。钱钟书也曾说过一句异曲同工的话:“革命在实践上的成功往往意味着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 《动物农场》漫画 https://mmbiz.qpic.cn/mmbiz_png/yXCSZt3icuKZrTciaWX2zhPRnSWyLmDlnstRSqPQgwXKicpj28hpzCAHFGwWn9kamADibAYuMrJyBuueiaGOHSSuMlg/640?在中国初识《一九八四》 1949年,《一九八四》在西方国家出版,逐步收到了广泛的赞誉与反响。这一年,新中国成立。曾在英美留学的知识分子,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开始重新渴望回到中国。 1950年,奥威尔告别人世,《一九八四》却在这个世界上慢慢地传播,留学生巫宁坤正在筹划回到已经建立新政权的中国,他也是奥威尔作品的读者。 多年以后,巫宁坤在回忆录《一滴泪》中谈到了当年这本书对他们的影响。巫宁坤写道:“1951年7月18日早晨,阳光灿烂。我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伯顿夫妇和政道前来话别。”而彼时,巫宁坤不仅读过《一九八四》,而且随行的行李箱中就有一本——作为科学家的李政道想的显然比他更多。 青年巫宁坤 《一九八四》出版后,奥威尔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经提到过他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我并不相信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某些与其相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还相信,极权主义思想已经在每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心中扎下了根,我试图从这些极权主义思想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其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巫宁坤的感受,让这句话感觉不到矫情。 那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奥威尔,少数知道的知识分子也不能读奥威尔。巫宁坤在课堂上让学生了解奥威尔,讨论《一九八四》。 在回忆录中,巫宁坤曾这样回忆学生们及自己的感受:“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手提式打字机上写讲稿,用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唇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进步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正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带回来的美国小说。” 沈从文夫妇与巫宁坤 学者刘绍铭在《生命·爱情·自由——重证《1984》的价值》一文中说:我第一次看《一九八四》,是念大三的时候(1958年底)。那个时候掌握的英文单词有限,悟力不高,看过了也就看过了,没有什么特别感想。后来在美国教书,有一门涉及“预言、讽刺、政治小说”,才再用心地再看了一两遍。 https://mmbiz.qpic.cn/mmbiz_png/yXCSZt3icuKZrTciaWX2zhPRnSWyLmDlnstRSqPQgwXKicpj28hpzCAHFGwWn9kamADibAYuMrJyBuueiaGOHSSuMlg/640?唯一一部“极度震撼” 第一位把《一九八四》译成中文的是翻译家董乐山。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开始陆续出版了许多灰皮书等内部读物,在这些书中,并没有奥威尔的作品。随着政治空气逐渐宽松,开始有人接触到奥威尔,这其中,就有董乐山。 董乐山1924年出生在一个开始没落的宁波中产商人家庭,排行老三,从小接受良好教育,自比巴金小说《家》中叛逆的觉慧,读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1950年考上新华社外交部。在翻译国际新闻电讯稿时,他就接触到了奥威尔这个名字,但无法读到他的作品,“不过从上下文来看,可以大概知道他是反极权主义的”。 董乐山 直到70年代后期。一个偶然机会,董乐山读到那本传世名著《一九八四》,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感觉:“我这一生读到的书可谓不少,但是感到极度震撼的,这是唯一的一部。因此立志把它译出来,供国人共赏。”1978年,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陈适五在外文出版局主持一本《国外作品选译》,专门刊登“某些有参考价值而篇幅过长或性质不合的材料,供领导及其他同志参考”,陈适向董乐山约稿,他选择了《一九八四》。 1979年4~7月,《一九八四》在《国外作品选译》分三期刊登,这是《一九八四》与中国读者的第一次见面。印数5000份,内部发行。董乐山得到的稿费是千字4元。 第一次刊出时,董乐山特意在《关于本书及其作者》的说明中解释:《一九八四》同札米亚金的《我们》和赫胥黎的《奇妙新世界》一起被称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这是与资本主义萌芽期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安德里亚的《基督大都会》的“乌托邦三部曲”相对而言的等等。 左图/由奥威尔的小说改编的电影《1984》剧照。右图/7月4日,美国波特兰市,反对者举着“老大哥已经知道得够多了”的标语抗议政府的监控计划。美国“复兴第四修正案”团体选择在独立日这天发起全美示威活动,抗议国安局(NSA)藐视宪法搜集情资。美国法律第四修正案规定,民众及其财产享有免受“不合理搜查的权利” 而第二期连载时,《关于本书及其作者》改成了“编者按”。此“按”比董乐山的说明简短得多,内容与说明大抵一样,不同之处是加了一句:奥威尔“是一个从‘左翼’转到极右翼的作家”,以及最后一句话强调:“为了知己知彼,本刊从上期起全文刊载”。 https://mmbiz.qpic.cn/mmbiz_png/yXCSZt3icuKZrTciaWX2zhPRnSWyLmDlnstRSqPQgwXKicpj28hpzCAHFGwWn9kamADibAYuMrJyBuueiaGOHSSuMlg/640?在中国的第一个高潮 1980年,一名正就读中国人民大学商品学专业的学生从《国外作品选译》中看到了《一九八四》,事后他回忆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不管怎么说,乌托邦和历史还有一点区别。前者未曾发生,后者我们已经身历。前者和实际相比只是形似,后者则不断重演,万变不离其宗。” 这个学生叫王小波。 王小波 80年代,花城出版社也找到董乐山约稿,他再次推荐此书。1985年,花城出版社出了内部发行版《一九八四》,直到1988年,作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出了公开发行版。 奥威尔在中国的传播迎来一个高潮。奥威尔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捧。 追捧的原因,王小波也有过不错的总结:“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他们推己及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该把理想付诸实现,构造一个更加彻底的无趣世界。”王小波反对这样无趣的世界,因此以奥威尔为师,进行小说创作,进行散文写作,他的作品从写作手法还是从细节描述上,都“很奥威尔”,甚至《动物庄园》中那只叫做拿破仑的猪,也会超越时空,成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黑铁时代》里,所描写的“黑铁公寓”也类似于《一九八四》里监狱式住所。 https://mmbiz.qpic.cn/mmbiz_png/yXCSZt3icuKZrTciaWX2zhPRnSWyLmDlnstRSqPQgwXKicpj28hpzCAHFGwWn9kamADibAYuMrJyBuueiaGOHSSuMlg/640?明白了就不走这条路了 出生于50年代的止庵,正是在1985年、他26岁时第一次阅读到了《一九八四》。何怀宏、刘苏里等人也是在这个时期读到这本书的。止庵记得,他读《动物庄园》更晚一点儿,他回忆说,“读《动物庄园》时,每每联想到早年读过的《联共(布)党史》。当下很感懊丧:假若起先到手的是这一本,而不是那一本,自己或许能明白得早一点儿吧”。 青年止庵 之后的28年,他不止一遍重读。而且只要有机会,他就向友人推荐这本书。有人问起对其影响最大的书,止庵想了半天还是举出这本《一九八四》。 新华社记者唐师曾比止庵小两岁,但他直到1994年,才借得了一本花城出版社于1988年首次在国内公开发行的《一九八四》。因为向朋友“显摆”,还弄丢了。直到6年后,他才从一个书商朋友手中弄到两本新的,还给当初借他书的朋友。 止庵仍记得,在最初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书的内容带给他的极大震撼。“尤其是那个开头。写打算去掉一个人,不能只从现实中去掉他,因为他在历史中存在,还要在历史上去掉这个人。温斯顿(主人公)的工作就是干这事。谁不行了,就奉命从过去的报纸、杂志、书籍,各种影像中删除这个人。我自己对历史一向很感兴趣,后来我发现,我们的历史竟然就是被温斯顿删改过的,真是一塌糊涂。举个例子,苏联文学我原来看了不少,但是读了一部《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之后,看到这书上写的我大多都不知道,而我知道的这本书上大多一笔带过,甚至连提都不提。这给我很大打击,我发现,我原来的整个的文化背景都是假的,实际上这个背景后面藏着一个真的东西,而我以假的为背景了…… 自1988年后至今,《一九八四》在广州、上海、辽宁等地经不同出版社不同译者,已出了近10个中文版本。 止庵认为,这本书真正的历史意义并不是预言的多么一针见血,而是在于:有个东西,当时大家虚幻地认为它是人类可能应该走的一条路,奥威尔告诉大家,这是一条危险的路。大家明白了,就不走这条路了。 注:本文原载于《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27期,作者:徐庆全 康慨。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2-28 21:17 1245 0 2019-2-28
此时此刻 杜君立:读书与读史 attach_img
俗话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读书是分年龄的,少年童真,好幻想,喜欢各种虚构、虚幻的东西,从童话、寓言到神话、魔幻、武侠、小说,乐此不疲;成年以后,随着阅历渐长,见惯春花秋月,对真实和真相更加敏感,因此历史便成为中年人的主要阅读兴趣。马克·吐温说过:“有时候真实比小说更加荒诞,因为虚构是在一定逻辑下进行的,而现实往往毫无逻辑可言。”    历史与读书的好处,是可以跨越时空,见识到很多杰出的人物,知道很多神奇的事情,体会到很多独特的感受。这在一定意义上,好像人的生命突然被延长到过去几百年、几千年,所谓“思接千载”;一些从纸上读来的感受,有时甚至比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更加真切、更具影响力。所谓“读史早知今日事,对花还忆去年人”。    对每一个有阅读体验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件令人着迷的事情。    “著书者,规久远、明全义者也”。知识作为财富之一种,古人著书,往往是留给后世,因此不惜倾尽一生心血。顾炎武认为,读书不多的人轻易写书,不是什么好事。他的《日知录》一经刻印,即洛阳纸贵;数年后,他发现《日知录》尚有诸多不足,又重新修订,花了几年工夫,从以前的8卷增改到20余卷。有人指出其中错误,他立即改正。有人问他最近又写了几卷,他说这一年多,反复琢磨,只写了十几条。顾炎武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还说:搞学问要“博学于文”,做人要“行己有耻”。    清人黄景仁写诗曰: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应当承认,自古写作著史者大多命运多舛,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是人生的“失败者”。韩愈在《答刘秀才论史书》中说:“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鲁、卫、陈、宋、齐、楚,卒不遇而死;齐太史氏兄弟几尽;左丘明纪春秋时事以失明;司马迁作《史记》,刑诛;班固瘐死;陈寿起又废,卒亦无所至;王隐谤退,死家;习凿齿无一足;崔浩、范晔赤诛;魏收夭绝;宋孝王诛死。足下所称吴兢,亦不闻身贵,而今其后有闻也。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    公元522年,曾经显赫一时的波爱修斯遭到囚禁,两年后即被处决。在狱中,波爱修斯写下了不朽名篇《哲学的慰藉》;他说,权力是恶人的帮凶。在中国传统中,历史从属于文学,而在西方,历史却是哲学的一部分,威尔·杜兰特就认为自己是“写历史的哲学家”。历史与哲学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都只是解释问题,而不解决问题。在一个哲学家看来,人无法与命运抗争,一个人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从对历史的追问和思考中得到慰藉。哲学家尼采悲叹“哲学被历史取代”,而爱克顿勋爵则说:“历史比哲学更容易说服人。”或许可以这样说,历史比哲学更能带给人以慰藉。 历史的视界    当下所谓的“历史热”,基本上仍未跳出以权谋为主的传统历史窠臼;换言之,尚未完全进入历史的“现代化”,特别是将平民大众的生活状态、社会经济文化的演进等,作为切入历史的新视角。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曾提出“新文化史”的概念,他认为历史至少应当包括以下七个层面:衣食住行所构成的物质文化史;宗教与性习俗构成的身体文化史;身份与民族认同所构建的群体表象史;民间记忆构成的社会生活史;制度与法律所构成的政治文化史;方言文字的传播与禁忌构成的语言社会史;地理变迁与文化交流构成的交通旅行史。    《历史的慰藉》这本书所收录的文章,正是基于这种“新文化史”的历史视角,叙述传统时代中普通个体所面对的自由、权力与生存问题。要是给这组文章寻找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以小见大,关注于普通人的生活本身,使历史展现出最亲近的温度,和最有趣的真实。在这里,无论是农民与土匪,还是优倡与官吏,他们各自都有一部悲喜交加的历史;一部关中史,既是一部乡土史,也是一部灾难史;一部戏曲史、一部上访史,或者一部盐史、一部钱史、一部茶史、一部商帮史,其实也是一部荣辱兴衰的中国史。    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就内容和观点而言,本书并没有多少历史创造;但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爬梳与整合,这些文章提供了一种最为精简集约的读史方式:各篇以不同的主题和角度,既独立成文,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独特而丰富的历史镜像;同时也有助于非专业读者“放宽历史的视界”,将历史从传统的政治史,进一步延伸到社会史、文化史、战争史、灾难史和经济史等方面,以此发现历史与每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文章大多数都出自本人的网络博客,以历史类为主。从网络博客转化正式出版物,其实也是从免费分享变成一种知识商品,这在无形中赋予一个写作者更多责任。在此,非常感谢爱思想等网站数年来的支持与厚爱。    我临近40岁才正式开始学习读书和写作,这比大多数科班出身的写作者要晚得多。从一开始,我的阅读与写作基本全部都基于网络。与传统媒体不同,网络媒体是一个极其草根和民主的平台,英雄不问出处,不需要关系、背景和出身,这种自媒体多少有些自娱自乐的味道,没人在乎你是谁,往往只关心文章本身。网络写作没有稿费,从而也就消除了人的功利心。这其实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写作,我手写我心,写到极兴处,便一发不可收,当我不再满足浅尝辄止的小作文时,就动了钻研的劲头,《历史的细节》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并陆续发在网上。    从网络到纸媒,从网络写作到著书出版,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同。我始终认为,写作唯一的意义就是分享。我始终坚信,每个人都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头猛犸象;茫茫人海中,像我一样的草根很多很多。事实上,互联网证明了我这种判断,这是王小波先生所没有遇见的。 历史的意义    对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儿子来说,童年、关中、乡土从时间、空间和文化上,构成我不可选择的出处和历史。很多年前,我还是“耕牧河山之阳”的小后生,村里的长辈教诲我说:如果你什么都不会干,你就只能做农民;如果你连农民都做不好,那你就什么都干不了。如今我发现,农活与写作其实很相似,前者要敬畏天地,后者要敬畏历史。    常言说,求人不如求己。向人问路不难,向人借钱则要难得多。按照圣人的教诲,君子谋道不谋食。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最艰难的事莫过于赚钱谋生,最容易的事莫过于读书写作。在这个字节化时代,知识与文字是最廉价的,甚至是免费的,特别是历史。    历史本身无关乎真理,也不需要创造,只要回到原本的真相即可。无论我们是否关注,历史一直存在,但它本身并没有多少“用处”——其实所有奢侈品都没有“用处”——我们既无法置身其中,它也无力改变当下。在历史面前,我们或是无心看客,或是匆匆过客。    如果说历史是传统的根,那么现代人无疑是丧失历史的新人类。对现代人来说,所有的历史都是乡土的,正如所有的“现代”都出于城市。与传统农耕时代相比,现代工业世界是超级暴富的时代。从表面上,当代人是历史上最幸福的;但另一方面,现代人的生存压力,以及所遭遇的恐惧与伤害并没有减少。失去传统道德和信仰的节制,欲望带给人们更多快感和满足的同时,也带来更多焦虑和危险。在精神上,当下的人们或许是历史上最痛苦的一代。历史是人类的童年,有些东西,只能从历史中去寻找。    微观史学家金兹堡曾说,历史学作为一门知识,我们仍处于幼儿期;社会下层群体的历史、私人史、社会变迁史等等,不过刚刚进入前奏,历史学刚刚起步。历史跟读书写作一样,给不了我们太多,唯一可给的,或许就是一点慰藉。其实,这就已足够,所谓“吾道自足”。    在这个一切都因过剩而廉价的时代,惟有时间和真诚依然珍贵。现代互联网技术无疑是信息压缩和信息传播的革命,但传统的纸书仍是知识和思想实现系统化的最佳解决方案。信息的碎片化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知识与思想的匮乏,而历史从来都是一个系统工程。    西风渭水寒林瘦,   走马岐山故园秋;   秦砖汉瓦今犹在,   青史残简几人留。   天意从来高难问,   著书只为稻粱谋;   旧雨青衫半壶酒,   相逢莫道人间愁。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1-28 22:16 1072 0 2019-1-28
此时此刻 秦晖:为什么这两年来有很多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 attach_img
导读:本文清晰地阐释了全球化最大的矛盾,有助于我们理解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等一系列现象,文章最独特是对于中美政府角色本质差异的解释。 “如果说以前中国改革决定的是中国的命运的话,那么现在,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还决定着世界的命运,决定着全球化到底趋向于一种良性的进步,还是趋向于劣币驱逐良币。” 本文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秦晖在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发表题为“21世纪的全球化危机”的学术演讲。 21世纪的全球化危机 作者:秦晖 01 这两年里最异乎寻常的两件大事 从两三年前开始,就是2016年,大家就开始感到,有很多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 第一件事,英国脱欧,这个事情出乎很多人意料。 第二件事,美国选出一个既不是传统左派、也不是传统右派的奇葩总统,这也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而且他上台以后提出的一系列主张也非常令人吃惊。不管是传统的左派还是右派,都没有想到过会这样。   到底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 以前我们经常讲,左派上台右派会骂,右派上台左派会骂。可是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这两件事情,好像都不能以我们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左右派来称之。 于是这两年出现了一个词用来描述这一类现象。这并不是一个新词,但是这个词在最近这几年用得特别广泛,就是“民粹”,populism。 以整体性的人民的名义侵犯个人权利和自由,并不仅仅是侵犯精英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又以街头运动、集体暴力破坏民主程序,以人民领袖的名义来垄断公共决策,这就被认为是民粹主义。 但如果我们看特朗普胜选的全过程,我们真的很难说,他的胜选和民粹主义有什么关系。 事实是,在资金、媒体支持都不占优势,在政界、商界、学界主流意见都不看好的情况下,特朗普以完全符合法定程序的民主方式登上总统宝座,粉碎了美国民主受金钱和媒体操控的神话,证明了美国的国家权力确实是人民所授,民主在美国绝不是虚伪的。 但是,不是虚伪的,它是不是好的呢?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我们可以说,特朗普的胜选在程序上确实体现了民主的胜利而不是民粹的胜利。 特朗普当选后的很多作为可能不正确,但迄今为止,没有权威意见认为他超越了美国法律所规定的界线,认定他有违宪的举动。 说穿了,人们对特朗普的当选以及对他当选之后很多政策的不满意,实际上是人们对美国现状不满意或者说是一种无以解释的愤怒或困惑的反映。 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等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一样,是在全球化走向出人意料的时代,人们对如今这个“乱了套的世界”不知所措的结果。 由于不知所措,所以他们对左派的主张失去了信心,对右派的主张也失去了信心,于是就选择接受了很多在常理上不可能被接受的东西。 特朗普的言行不正确,其实正是以往正确的言行效果不佳所引起的反弹。   02 历史轮回 全球化再次走到令人困惑的境地 为什么会有无以解释现状的困惑呢? 我们的话题就从特朗普当选到底是不是民粹主义,转向为什么全球化走向了当下这种令人困惑的境地。 其实历史上不是没有类似的现象。 1918年,一战刚结束,包括中国人比如陈独秀在内,当时的人们也是非常乐观的,但是后来变悲观了。一战后,几大帝国纷纷解体,整个欧洲地区出现了大片宪政民主国家,但到三十年代,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成为“民主失败”的案例,不是像沙俄那样变为左派极权国家,就是像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那样变成右派极权国家。 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有很多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 比如2010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原来大家认为那是阿拉伯国家实现民主的大潮,实际上演变为一场原教旨主义的大潮,成了“阿拉伯之冬”;比如2010年前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比如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 比如2018年的法国“黄马甲”运动(编者加)…… 这些现象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不管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还是英国脱欧,都使得西方原来的主流理念——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右翼的新自由主义——同时遇到挑战。 长期以来,西方是有左右之分的。 最简单地讲,在公共领域,左派主张福利国家,右派主张自由放任。右派强调市场竞争,这是最主要的,他们认为竞争能带来效率,带来经济的活力,面包做大了,所有人都会有面包吃的。然后左派认为平等更重要,所以需要福利国家来给大家提供社会保障。 像这样一些争论,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国家左右政党轮替的一个基本线索。大体上就是,左派当政一段时间,选民会抱怨福利国家养了太多懒汉,导致国家经济活力不足,然后就选右派上台。 右派上台后,搞自由放任太厉害了,大家又会把左派选上来。 可是,无论是特朗普当选还是英国脱欧,似乎都既不是左派的胜利,也不是右派的胜利。 他既仇恨福利国家,又反对自由贸易,在传统的西方左右派的划分中,你是找不到这种人的。 不论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还是英国脱欧,都是贸易保护主义和仇恨福利国家这两种东西的结合。 03 从皮凯蒂的书到特朗普当选 有些事情已不能回避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认为,西方从八十年代以来再度出现两极分化,原来已经基本解决的贫富差距问题又再重新强化。 皮凯蒂的书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他提出的问题完全是真的问题,反对他的基本上是传统的右派,他们认为皮凯蒂书中讲到的西方贫富分化的现状夸大其词,实际情况没有那么严重。总而言之,他们主要针对的是皮凯蒂所讲的事实。 从皮凯蒂的书到特朗普当选,我觉得有些事情已经不能回避了。 因为特朗普当选本身就和这些事情有关。如果不是美国穷人特别是白种穷人的强烈诉求,特朗普根本不可能当选。 但是,皮凯蒂本身是怎么解释他指出的贫富分化问题的呢?皮凯蒂等于没有解释。他的那一大本厚书,主要是要证明,西方的贫富分化很严重,但这种贫富分化到底是怎么来的,实际上他并没有做出论证。 他的论证依据的是一个很武断的公式,就是说,资本利润率通常情况下一定高于经济增长率。因此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国家不严厉地节制资本,那么这个社会肯定就会越来越不平等。 他说,为什么以前我们一度以为这个问题好像不那么严重呢,那是因为以前世界很多地方的经济都处在不正常的高增长状态,也就是所谓奇迹状态。如果增长率异乎寻常地高,那么就可以使上面的公式暂时不成立。也就是说,资本收益率一般来讲是高于经济增长率的。 但是皮凯蒂认为,这只是个奇迹,而奇迹是不能持久的。奇迹一过去,社会就回归正常,而这个正常在他看来,两千年以来都是不变的。 皮凯蒂对当代西方贫富状况的描述主要依据大量统计数据,我觉得完全是有道理的。但是他要证明两千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实际上没有任何根据。因为要找到两千年以来的统计数据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可以说就是一个假定。 他的这个解释显然是不行的。他的这个解释就等于说,以前的平等,或者说以前相对而言不平等不是那么严重的状况,纯粹就是因为高增长造成的暂时性现象。但是高增长是奇迹,而奇迹是不能持久的,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解决不了。   04 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不平等加剧 但我们也看到,实际上以前的高增长也不见得都会带来平等。 比如说,拉丁美洲在1970年前后也是处在高增长状态。那个时候中国媒体提到墨西哥奇迹、巴西奇迹,它们当时都是高增长。但是拉美的高增长伴随着不公平的非常严重的扩大。 很重要的一点是,拉美当时的高增长和东亚的高增长是不一样的,当时拉美执行的是所谓进口替代政策,它的高增长不是出口拉动的。 而出口拉动的高增长,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在世界各国吸引资本,招商引资,然后利用低成本的劳动力生产,再向世界输出大量的廉价商品。 这种高增长是外向型的高增长,只有外向型的高增长能带来基尼系数的降低,能够带来看上去比较平等的局面。 在这个时期,日本的确是这样的,东亚地区,包括中国的台湾省,包括韩国也的确是这样的。当然它们现在都已经超越了这个发展阶段,它们现在已经是输出资本、进口商品了。贫富问题也就重新建立起来了。 如果只是外向型的高增长,我们可以证明,它在国际上的确可以带来平等的改善。 道理很简单。从市场的角度讲,劳动和资本在一个利益的博弈中,到底谁能占优势呢?很大程度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取决于哪一种要素更为稀缺。 假如资本稀缺,那么资本在国际要素市场谈判中就占据优势;假如劳动力过剩,那么劳动力就不具备议价能力。但如果是资本过剩,劳动稀缺,就像我们前些年出现所谓的民工荒,当时我们的经济是高速增长,这就有利于劳动力在市场上提高要价。 我们向世界各国招商引资,把世界各国的资本吸引到中国,把中国的廉价商品出口到世界。把中国的廉价商品输出到世界,实际上就是把中国的劳动输出到世界。 有的人认为,这种要素的流动是不合理的,因为只有资本的流动,没有劳动的流动,这种流动是一种偏向。 我认为,所谓的劳务输出,在今天有国界的情况下确实很难大规模进行。我们国家现在也有规模很大的劳务输出,但是我们讲中国人输出劳动的方式,主要不是以劳务输出的方式,而是以中国廉价商品输出的方式。 简单一点说就是,我们做的廉价商品替代了人家的昂贵劳工。就是本来由它们的高工资工人生产的东西,现在由我们的农民工生产了。这等于是我们的劳动,通过商品贸易输出到了它们那里,同时它们资本跑到我们从这里。 为什么原来它们的劳工很有地位,原来它们这个社会能够维持高福利,能够维持强势工会呢? 那是因为资本主义经过两百多年积累以后,出现了资本高度过剩。它们的资本高度过剩,劳工就有谈判余地。 但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它们的资本跑到我们这里来了,那么对它们来讲,它们的资本就不过剩了,甚至于现在西方很多国家都出现了资本稀缺的状态。 资本不过剩,什么过剩了呢,劳动就过剩了。一方面它们的资本跑到我们这边来了,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商品把它们的劳动给取代了,它们出现高了失业率。 这样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特朗普现在要搞贸易保护,为什么他要为美国人争取饭碗。至于他的政策到底是不是能为美国人争取到饭碗,当然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问题。 在这样一个全球化过程中,一方面它们的资本外流,造成它们的资本不再过剩,另一方面外面的商品输入,造成它们的劳动不再稀缺。 这两个过程显然会使得,在各个要素持有者的博弈中出现不利于劳工阶层的博弈。那么在它们那边就会出现基尼系数的增加,不平等的扩大。 依据同样的逻辑,在我们这边应该出现一个相反的过程。我们搞外向型经济,输入资本,输出商品,应该使我们变得越来越平等才对。 而且在世界上的其他案例中,凡是处在外向型发展阶段的国家,包括日本,包括亚洲四小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它们面对中国大陆时是很自豪的。 它们认为它们实现了的所谓的民主、均富。民主我就不说了,说均富吧,当时它们的基尼系数是很低的。当时在台湾是国民党执政,当局说那是三民主义的功劳。 老实说,亚洲四小龙里的其他三个经济体其实都是这样,它们并不信仰三民主义。我觉得这和三民主义没有关系,纯粹就是因为它们当时的经济发展处在高增长阶段,这个阶段就是有利于平等的。 可是这里碰到两个例外。 一个是1990年以前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当时的南非大量引进资本,输出商品,但同时又是当时世界上不平等最突出的国家。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我们在过去三十年里实现了经济高增长,也是外向型经济,也是大量引进资本、输出商品,可基尼系数是在不断扩大,而不是在减少的。 南非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当然与种族隔离制度有关。 中国之所以也出现不平等加剧的趋势,简而言之,是因为中国在体制方面的一些弊病,使得全球化本来应该有利于中国平等扩大的一些功能不能够正常发挥。 全球化在西方那里造成了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在我们这里本来应该增加社会平等的一些功能,也没有真正能够落实。 所以全球化就变成了,无论在我们这里,还是在他们那里,都造成了不平等的加剧。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造成的一个困境。 全球化本身是一件好事,从理论上很多人都可以说得头头是道,逻辑上也是如此。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国家内部,要讲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分配,确实出现了分配不均的问题。 其实经济全球化是应该有利于改变这种状况的。我们也看到过这样一些现象,比如说, 民工荒推动农民工工资上升。 比如说,我们改革这几十年来,中国人的收入确实提高了,而且社会福利——我这里讲的是真正使分配向穷人倾斜的福利——在改革之后的三十多年中也在改善。 改革以前中国也有福利,但那种福利基本上是和特权挂钩的,基本上不是为弱者提供的福利,而是为强者提供的福利。城里人的福利比农民要高,干部的福利比工人高。越是初始分配占便宜的人,二次分配又再占一次便宜。我们的福利以前就是这样的。 那么真正有利于穷人的福利还是在这三十年里实现的,这都是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但这些好处本来应该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要明显得多。这些好处实际上是被压抑的,被压抑的结果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国家自己也是基尼系数上升,也是不平等在增加。 这样一来,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一个不平等加剧的现象。这就使人们感到非常担忧,也对21世纪本身提出了一个挑战。 05 原东德人抱怨的声音还是很大 我在2009年访问过德国。大家都知道,两德统一以后,东德地区人们的生活状况是有很大的变化,收入有很大提高,人权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统一也不是没有副作用,一个很大的负作用是,东德的制造业基本上就垮掉了。因为东德原来的国营制造业是完全没有竞争力的,两德合并以后基本上就垮了。 两德统一后,当时人们认为,西德有那么多的资本,应该去东德更新那里的制造业,东德那里低效率的制造业被淘汰后,西德高效的制造业就应该过去更新。 但是实际上,西德资本家不愿意到东德投资,他们更愿意跑到中国投资。 两个德国统一以后,东德也实行了西德式的高福利,工人也可以组织独立工会,所有一切都和西德拉平了。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西德资本跑到东德那里要做什么呢? 结果就导致东德那里的产业更新计划完不成,老是完不成,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东德现在虽然人均收入等各方面指标都比统一以前高得多,但是人们抱怨的声音还是很大。 很重要的一个抱怨就是,那里失业率比较高,而且老龄化比较严重,因为凡是年轻力壮的人都跑到西德找工作了。 由于人口老龄化,由于靠福利供养的人口增加,使得东德的人均收入至今为止还是和西德有一定差距。 这个差距并不是因为东德工人工资比西德低,而是因为东德的工作人口本身就比西德少,而很多年轻人去西德就业,福利供养人口留在东德了。 我们知道,福利制度有利于降低不平等,但是再怎么说,福利供养人口与就业人口之间的收入还是有差距的。这一点是东德人很不满意的。 你可以设想,那里的人现在并不是和以前的东德比,而是与现在的西德比,那么一和西德比,当然就很愤怒了。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你现在到了东德,如果你是一个旅游者,你的确会发现那里比以前要漂亮得多,以前那些高污染的地带,现在变成了高档住宅区。两德统一后,德累斯顿这样的城市,与其说更现代化了,不如说更古代化了,因为原来的工业都没有了,原来的教堂都修复了。 但是,老百姓还是有抱怨的声音。尤其是巨变之前的共产党,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党,现在的左派党的领导人,当然对现状很不满。 因为当年他们也是拥护统一的,但是统一使他们不再掌权,成了反对派。反对派总是要提意见的,他们的一些反对意见的确有理由充分。   06 不曾发生的“昂纳克寓言”   其中有一位是统一以前最后一届共产党政府的总理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 我在2009年访问德国的时候跟他谈过一次。他到过中国,对中国的经济成就非常羡慕。 我问他:你当年是不是可以采取类似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他想了想说:不可能,当时东德没有改革的条件。 我说:那你假如不改革、不变,会不会比现在好? 他想了想说:也是不行的,我们原来那一套肯定是失败的,继续搞那一套是没有前途的。 我又问:两个德国统一,是西德统一了东德,你作为东德总理,有没有想过,东德去把西德统一了,把西德吞掉呢? 他说:根本没有想过,我们原来那一套体制是失败的,用正常手段不可能统一西德。而且我们有1600万人,西德有6000万人,光是投票就投不过西德。 后来我再问:有没有第三种可能? 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那位东德最高领导人昂纳克,假如他把那个事情平息了,柏林墙没有倒,东德维持原来的铁腕制度,但是有一点不同:他去了西方的花花世界转了一圈之后,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完全可以用维持原来统治的方式去搞市场经济。 也就是说,柏林墙还是有,政府要抢谁的土地照样抢得到,想把工人撵走就直接撵走;农民的农会、工人的工会,谁都不能讨价还价;政府向西方提供任何民主国家都不能提供的最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这样一来会是什么状况呢? 汉斯•莫德罗先生根本就没有想过还有这回事。他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我告诉他,东德当年要是那样搞了,你就不会担心现在东德没有制造业了,因为西德所有的资本家会一窝蜂地把工厂移到东德,把整个东德变成一大片血汗工厂,把所有的东德人都变成农民工,然后生产大量的商品覆盖西德的市场。 这个时候,所谓的去工业化,所谓的失业问题,就都不会出现在东德,而是会出现在西德。然后西德人会抱怨,我们现在制造业没有了,工作机会没有了。 最重要的是,西德战后建立起的一整套以高福利和强势工会为代表的所谓社会市场经济,就根本不可能维持了。因为资本家跑掉了,你工人去和谁谈判呢?你工会还有什么谈判力量呢?资本家没有了,税基没有了,你的高税收、高福利怎么维持呢?整个就会发生严重的危机。 那么西德会怎么应付这个危机?照我看无非就是三种方案。 第一种,既然一体化带来了这样的问题,那我就重新把柏林墙砌起来。从西德的层面来讲,主要就是搞贸易保护,也就是说,我的资本不准过去,你的商品不准过来,我们还是各搞各的。 这实际上是去一体化。这当然是一种选择,但是这种选择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自由贸易也好,加强交流也好,本来是你西德提倡的。 现在你要是开始搞贸易保护,自己闭关自守了,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何况,东德可以搞柏林墙,谁敢翻墙就予以击毙,可以搞闭关自守,西德可以搞吗?假如有西德资本家要去东德投资,你西德可以把他抓起来枪毙吗?这条做不成,那怎么办? 第二条方案,西德要想与东德竞争,它就必须向东德学习。于是,西德就不能有那么高的福利,不能有那么高的工资,不能有那么强大的工会,是吧? 东德人成了农民工,西德的工人也要变成农民工,否则你就没有办法去跟东德工人竞争。你所有的这些都要向东德学习。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在体制上西德就被东德统一了。 但这种情况也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在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下,这样一些情况一旦出现,老百姓是很难接受的。 包括延长退休年龄、紧缩债务在内的很多措施已经引发抗议,比如说在希腊,欧盟要求它紧缩债务,一紧缩就引发抗议,闹得不可开交。 第三种方案,就是强行大规模削减福利,在西德引发的反应会比现在在希腊要激烈十倍,西德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动荡。 正常情况下,东德不可能统一西德,但一旦西德发生大乱,出现不可控的状态,东德用非正常手段统一西德并不是不可设想的。 我问莫德罗,假如真的出现了这种状况,一个极右派会怎么看?他说不知道。我说,你作为一个左派,是怎么看这种可能的。 因为如果这样演变的话,那显然是东德战胜了西德。 但这能说是社会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这能说是儒家文明诞生了西方文明吗?照我说,这就是不折不扣的18世纪的资本主义打败了21世纪的资本主义,血汗工厂打败了福利国家。 这种现象右派赞成不赞成我不知道,作为左派,你能赞成吗?莫德罗先生很诚恳,他说他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就一直说肯定不可能这样。 我最后和他说,我只是讲了一个寓言,这个寓言叫“昂纳克寓言”。因为这个寓言并没有发生,所以它只是一个寓言。这个寓言在德国没有发生,但是在德国以外的地方是不是也不可能发生呢?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我刚才讲了三种方案,特朗普实际上正常在做的就是第一种。他就是想要竖起一道柏林墙,至于能不能成功,我就不知道了。   07 左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 肯定出现赤字财政 上面说的是国际经济平等层面的问题。 在国家层面,我们知道,现在西方很多国家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国家能力危机。 弗朗西斯•福山二十五年前曾经很乐观,但是他现在忧心忡忡,认为西方国家出现了国家能力危机,就是说,有很多事情国家想办但是办不成。他到中国来,很羡慕中国,认为中国具备超强的国家能力。 所以他说,民主制度还是很可贵的,但是如果不能解决国家能力的问题,将面临严重的局面。 在我看来,国家能力无非就是两个含义。 一个是制度,就是说你这个制度是让你这个国家做得成事情,或者做不成事情。 第二个含义,就是财政。不管你是专制制度还是民主制度,你要做事都是要有财力的。 如果说它们以前是民主制度,现在也是民主制度,在制度上没有变化,但是在财力这个问题上变化很大。 现在西方各国普遍都是债台高筑,债务危机非常严重,因为给老百姓提供的福利太多了。它们的债务负担是刚性的,没办法维持。 债务问题怎么来的?讲得简单一点,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左右两派马上斗得不可开交。 左派说,都是因为你们右派讲自由太多,尤其是金融过度自由化,过度发放房贷,最终造成资金链断裂。 右派说,为什么会有次贷,就是因为你政府想让穷人买房子,用降低首付的方式实行一种超级福利制度;欧洲福利制度使穷人有房住,你美国还不满足,要让穷人不但有房住,还要鼓励他们也当房主,最终引发次贷危机。 争论的结果还是,左派认为自由搞得太多,右派认为福利搞得太多。 2009年,我参加过一次会议,当时我提出,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我说你们左右派在这里争得不亦乐乎,但实际上问题至少是你们共同造成的。 道理很简单,为什么你们的国家财政会形成那么大的一个债务窟窿呢?按照左派的理论应该实行高福利、高税收,按照右派的理论应该实行低税收、低福利。 无论是低税收、低福利还是高税收、高福利,理论上讲各有利弊,但是都不应该造成债务负担。实行高税收、高福利,你可以说是福利国家养懒汉;实行低税收、低福利,你可以说贫富分化很严重。 但是债务窟窿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因为你不管是高税收、高福利还是低税收低福利,财政都是可以平衡的。 讲得简单点,就是有多少税收,就搞多少福利。左派上台,你想搞高福利,你就必须搞高税收。右派上台,你想减税,首先要减福利。 可是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你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西方民主国家的老百姓对左派和右派的主张都是只喜欢一半的。 他们为什么会选左派呢?因为喜欢高福利。但是他们不喜欢高税收。所以左派上台,提高福利很容易,提高税收就比较困难。 为什么老百姓会愿意选右派呢?因为右派可以给他们减税。但是老百姓喜欢减税,并不喜欢减福利。 所以,右派上台减税很容易,但减福利很困难。那好了,左派上台福利增加,但税收增加的不多;右派上台税收减少,但福利减少的不多。这样,债务不是就越来越多了吗? 如果只有左派或者只有右派一家当权,也不会造成这种局面。不管是高福利、高税收还是低福利低税收,都不会这样。 从源头上讲,为什么左派右派的主张会造成这种结果? 很简单,民主制度下,左派右派互相竞争,都要讨好老百姓,那结果当然就是这样。要取消这一点 ,除非左派右派不再讨好老百姓了。 但不再讨好老百姓的话,还是民主制度吗?不是了。 比如说,假如左派右派都要讨好皇上,因为皇上总是既喜欢收费又不愿意承担责任,所以假如左派说皇上就应该横征暴敛,那么皇上肯定很高兴;假如右派说皇上就应该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让他们自生自灭,不必为他们太操劳而影响健康,那皇上也会很高兴。 但是你只要搞了民主,你就不能这样。倒不是说左派没有良心,在那种民主体制下,因为左派的手段要能实现,你就必须有多数的支持,右派的主张也一样。 通常我们说,劳苦大众支持左派,一小撮富人支持右派,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民主选举中,右派怎么得到多数票的支持呢? 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肯定就会出现赤字财政。假如说民主制度从来就是这样,从来就会造成赤字财政,为什么还能延续两百年,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呢?为什么以前会取得非常大的成功,为什么以前不是这样呢? 既想要最多的自由,又想要最多的福利,我把这种诉求叫做“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08 全球化背景下 国家能力会因债务不可控而恶化   什么是最好的政府? 右派说,最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意思就是说这样的政府能给老百姓最多的自由。 左派说,服务最多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意思是说这样的政府能给老百姓最多的福利。 其实我说,最好的政府是政府既不征税,又可以实现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左派右派都满意,自由最多,福利也最多。可惜这样的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不可能的。 以前的民主国家为什么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债务问题?很简单,就是以前在全球化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在一个孤立国家的财政系统内部,“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不可行性是很容易被国民认识的。 讲得简单一点,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既不想交税,又想高福利,那很快就会使国家财政破产。 国家财政破产,就会乱印钱,乱印钱就会发生恶性通货膨胀,老百姓就会觉得这不行了。 老百姓觉得这不行了,那么不管你是降低福利还是增加税收,老百姓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 老百姓,你不能说他们个个都是全知全能的精英,但也不是傻瓜,不会不撞南墙不回头。出现问题,他们体会到了,是会改的。 就希腊而言,我们现在说希腊人又想要福利又不愿意交税,实际上他们加入欧盟之前已经有这样的情况,但当时不那么严重。为什么不那么严重?因为以前他们没有加入欧元区,是要自己发行货币的,这个货币就是德拉克马。 历史上德拉克马曾经多次贬值,一贬值就是通货膨胀,希腊老百姓就知道,这么玩是玩不下去的。可是他们自从加入欧盟以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大家知道入欧以后他们用欧元,欧元是不会有通货膨胀的。所以他们不管借了多少债,都不会再有通货膨胀的问题了,他们就感觉不到债务问题的严重性。 这样,全球化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使一个国家的财政会通过经济的一体化向全球无限制透支,导致债务窟窿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会被掩盖住,使得人们遏制“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种诉求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弱。 希腊是一个小的例子。大的例子当然就是美国。美国的国债多,这还是次要的,美国的贸易逆差实际上也是负债的标志。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它买的多卖的少。 它买东西时给你一笔美元,它这笔美元其实就是它欠你的账。你拿了美元之后不再买商品,那不就是废纸吗?其实就等于是他欠你的。 你拿了美元不去用,还有贬值的风险,那么避免贬值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买美国的国债,美债最安全,而且收益率最高。 这个问题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所谓国家能力会因国家财政不可控的债务状况而恶化。那么好了,你可以说全球化导致了一个国家会向全球透支,但是你还要解决一个问题。 因为透支的本质是借钱,而不是抢钱——如果是抢钱就不会有债务,因为抢来的钱是不用还的。 而且,抢钱需要有霸权,但对借钱来讲,霸权是不管用的。因为借钱的前提是别人愿意借给你,美国这样的国家不去借钱,对方还会着急,还就是愿意借给美国。美国不去借钱,对方还不高兴。 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是全球化过程还有另外一极。刚才已经讲了,美国这种体制下,它的老百姓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但是在全球化的另一极,也有一些左派和右派,他们的主张都是从西方来的,但是他们的左派和右派玩游戏的平台和西方是不一样的。 西方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但在全球化的另一极,那里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政府,这一点和西方不一样。 那么由于那里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政府,所以那里就不存在老百姓既要福利又不想交税的情况。 恰恰相反,那里的政府想征多少税就征多少税,它给一点福利,你老百姓就要感恩,如果不给,老百姓也不能问政府要。这样,政府手中的钱就会越来越多。 全球化就在这两极中形成了严重的互动。 结果就是,一方的政府越来越穷,另一方的政府越来越富。但一方的政府越来越穷,不见得它的老百姓越来越穷;另一方的政府越来越富,不见得它的老百姓也越来越富。完全是两回事。 09 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 决定着世界的命运   有些人说,这二十多年来的全球一体化带来了一个趋同化的趋势。就是说,我们现在搞的其实不是纯粹的计划经济了,而它们也没有人说,它们搞的就是纯粹的市场经济。 如果要讲计划的作用、市场的作用,任何国家都有这样两种作用。如果要讲社会保障和经济效率,也没有任何国家说可以只要一样。但,是不是这两种国家就是一样的了?其实不是的。 不但不一样,而且还越来越不一样。 为什么?因为,市场经济在世界上某些国家那里,意味着政府权力不减,但推卸福利责任;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的权力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同时要维护老百姓的福利。因此这两种体制表面上看趋同,但实际上完全相反的。 全球化过程实际上使这种两种相反的特征都在不断强化。在一极,造成它们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小,但是责任越来越大;在另一极,造成它们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但是责任越来越小。这样下去肯定要出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我觉得也是很难逆转的。但是这里的确有一个全球化到底是劣币驱逐良币,还是良币驱逐劣币的问题。 全球化从理论上讲应该给所有人都带来好处,也的确给我们中国带来了好处。我这里讲的好处不只是说全球化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增长,我们在体制上也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至少在改革三十年以后,我们中国人无论是自由还是福利,从纵向的角度看都比过去进步了很多。 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是,西方的工会制度、福利制度出现了一定的衰败。我们中国人是把这些事情当作西方人的笑话看,还是把它们看作对我们也是一种威胁呢?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如果我们说,以前我们中国改革决定的是中国的命运的话,那么现在,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还决定着世界的命运,决定着全球化到底是趋向于一种良性的进步,还是趋向于劣币驱逐良币。 注: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1-27 14:42 1002 0 2019-1-27
此时此刻 徐瑾 | 奈保尔:一种洞察世界的方式 attach_img
一个作家归根结底并不是他写下的书,而是他创造的神话,而神话存在于保存者心中。——V.S.奈保尔 一 奈保尔是谁?  在最浅的定义中,他是布克奖以及诺贝尔文学奖的双料得主,生前就曾被评价为当今世界最好的作家。通俗的说法,他是一个靠写游记拿下诺奖的家伙,还有人说,这是一个殖民主义作家,他书中不乏第三世界的种种不堪。直到他去世,甚至还有作家一边纪念一边追问,作为离开故乡母语的人,他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乡愁? 其实,奈保尔早就回答了一切。奈保尔是出生在特立尼达的印度裔作家,足迹遍布世界,写过印度、南美洲、非洲以及伊斯兰世界。他说自己是一个双重意义上的殖民地人,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长大,被排除在英格兰和印度的大都市之外。他从南美小岛加勒比海来到英国,目的就是追寻文明。他早年求学牛津,成年后在英语世界以写作扬名,如今于伦敦离世,得其所哉。 对我而言,奈保尔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印度裔作家那么简单。他的价值不仅在于文学,更在于他提供的视角,他创造了一种奈保尔式的洞察——一种基于普世文明视角之下对于不同文明的审视。为此,他守卫文学,拥抱真实,不惮于激怒人。 “大多数人并不真的自由”、“非洲没有未来”、“那些听任自己变得无足轻重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位置”等等。这是典型奈保尔式判断,简洁有力甚至充满了偏见,但这正是奈保尔的过人之处,他刻薄甚至恶毒,但是说的不仅是真话,而是全是精确的真话,这不仅需要反抗潮流甚至道德勇气,更需要具有洞察力的观察。 二 我深信,理解或者悼念一个作者,最好的方式是读他的作品。奈保尔毕生以作品说话,对于希望了解奈保尔的读者,尤其是当下正逐步走出国门开眼世界的读者,正是时候重读奈保尔。 很多文学青年甚至小资,提到奈保尔都知道印度三部曲,但奈保尔真正成为大师的巅峰作品,必然是写伊斯兰和非洲的作品。这些区域发生的事,早在他书中一一被预言中,并不是他更聪明,只是因为他更诚实。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当欧洲人无法抵抗反殖民主义的力量,背负骂名最终撤离殖民地的时候,大家都欢欣鼓舞,但等待这些国家的,却无法避免秩序的真空——当白人为主的秩序输入者撤离非洲等秩序接受地之际,留下不仅是满目荒凉,还有战争和屠杀,看起来很美的民主也往往走上独裁甚至极端主义。最终不少国家难逃受害者的角色,过着智力上的二手生活,陷入精神上歇斯底里状态。从过去刚果蒙博托带来的混乱,到今天南非倡议没收白人土地的事,一一如奈保尔所洞见。 也正因此,奈保尔的游记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游记。如果仅仅把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和孤独星球之类旅行指南,一起打包进中产阶级印度自由行的旅行包,本来就是一个误读。 奈保尔看待世界的方式,按照很多人标准,带有很大偏见,很多地方政治不正确。但是谁知道呢,偏见或许即是洞见。对比他的写作,很多人写的只是伪书。 游记在人类文明史上历史悠久,人们依赖游记去探索未知世界,无论其中掺杂着多少真相与谎言,冒险与平庸,激情与偏见。我在写作关于日本游记新书《不迷路,不东京》中时候,多次想到奈保尔,也在书中直言,他是我这些年最喜欢(没有之一)的作家。 客居东京之余,我时常会想,奈保尔会怎么写日本?有意思的是,奈保尔不仅来过中国,也曾来过日本,同样是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邀请。但是他对这两个国家并没有书写什么。不写也许也不是坏事,因为进入他书中的事物每每少不了被揶揄一番。 可见即使勤奋敏锐如奈保尔,也并不是旅行所见即写。他倒是曾经说过,他关于亚洲的题材都已经写完。虽然奈保尔不写日本中国,但是他很好地示范了高质量的游记,是实地、知识以及观察的结合,是他对于人物与国家敏感洞见的结合。 三 我们已经处于一个朋友圈游记无处不在的时代,但是奈保尔的游记却有着难以遮蔽的价值,因为他的感受与眼界,无可替代。他周游世界,原点却始终来自他的家乡特立尼达,正是通过对比与映照,他理解了世界。 奈保尔几乎每本书都是游记,可以视为自传的延续与变体,他不压抑自己的愤怒与自觉,惯于书写当地的滑稽、挫折与受伤。但是正是这样的写作,让他展示的世界更为真实、饱满而独特。 这是真实的游记,其分量就如一位曾经的游伴与好友所言,奈保尔多年旅行,不仅经历了许多不同的文化,而且深入探索与吸收了不同的文化,他通过这种特殊的经历在书中“定义自己”——更为重要的是,“从来不给自己的见闻与感受涂粉”。 周日上海暴雨如鞭,抽打着城市。早上起来得知奈保尔去世的消息,我心情大坏,反复敲打的几行字也不成行——并不全是为他年高去世而难过,更多是为我们难过,我们的世界如他所言,真实地渺小与滑稽着,并没有准备好接纳他透视般的书写。 我读奈保尔不算早,几年前才开始系统读他,甚至有着到了舍不得读完他全部作品的地步。他改变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甚至希望有天写本他的书。 遗憾的是,奈保尔的世界,与我们的世界,或许始终存在着理解的不对等,这或许也是奈保尔始终没有在中国获得应该有的关注的原因。又或许,等我们能够更好理解奈保尔的时候,才能更好体会何为普世文明。
最后发表: 此时此刻@ 2019-1-22 22:54 877 0 2019-1-22
加拿大蒙特利尔蒙城汇华人微博Montreal weibo    加拿大蒙特利尔蒙城汇华人Montreal Facebook    加拿大蒙特利尔蒙城汇华人Montreal twitter    加拿大蒙特利尔蒙城汇华人Montreal Youtube    加拿大蒙特利尔蒙城汇华人Montreal linkedin

QQ- Archiver小黑屋手机版 加拿大蒙特利尔蒙城汇网

© 2014-2024  加拿大蒙特利尔蒙城汇网 版权所有   技术支持:萌村老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