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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乏时代的汪国真
文：羽戈
汪国真先生的去世，对我而言，不是什么新闻。我原以为他早已不在人世。这话固然有些不敬，却清晰呈现了时间的残酷：汪国真的诗歌、余秋雨的散文与庞中华的书法，连同教科书的谎言、录像厅的幽暗与荷尔蒙的反叛，支配了我们风雨不透、营养不良的青春期，当我们的青春灰飞烟灭，汪国真们的幻象便烟消云散，此后，他们的作用，好似接头暗号，在黑夜与梦想的终点，唤醒健忘的我们，与记忆重逢。
汪国真崛起那一年，我还在读小学，对世事与未来一无所知。1990年，他出版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从而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抒情潮流。这个时代与1980年代完全背道而驰，正如汪国真的诗歌与1980年代的诗歌实在格格不入。事实上，汪国真的诗歌创作，始于1970年代末期，贯穿1980年代，那是诗歌的盛世，诗人的地位如日中天，他却无力脱颖而出，满天星辰璀璨，他却低若尘埃。直到十年之后，他才焕发自己的光芒。这与其归功于他的沉潜，不如归功于时代的黯淡。用古语来讲，即“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汪国真是1980年代的弃子，却是1990年代的宠儿。时代的断裂与沉沦，使他的命运无比尴尬。1980年代诗歌所表现的批判功能，对专制的反抗与对自由的召唤，构成了他所不能承受之重。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难说主动还是被动，他契合了1990年代轻逸、庸俗的审美口味，然而这却是一个转瞬即逝的过渡年代。当他的读者羽翼丰满，他便被无情抛弃。对他的冷酷，正是人类成长与时代进化的必然。假如一个人三十岁后依旧迷恋他的诗歌，他的诗歌流行超过十年，毋宁是一种更大的悲剧。
1990年代构成了汪国真的黄金十年。由此逆推，他最忠实的读者，集中于1975-1985生人。此前出生的人们，有智力拒绝汪国真，此后出生的人们，有选项排斥汪国真。我们这代人封闭、匮乏的青春期，恰与汪国真，以及余秋雨、庞中华等同行。倘能免疫，固然幸运，受其蛊惑，无可厚非。其实，不是我们选择了汪国真，而是我们别无选择。在狼奶与鸡汤之间，我们无所适从。
现在来看，汪国真的诗歌风格，几乎毫无深度和张力，注定了速朽。这甚至不能称之为诗歌，而是断句。1980年代的提前终结，导致诗歌集体休克，从此真正的诗歌，只能以一种哀歌的形式，潜伏于地下。地面之上，赞美诗茁壮成长。汪国真的诗，哪怕摧心剖肝，哀感顽艳，本质上却是礼赞，礼赞远方，礼赞理想，礼赞苦难，礼赞生命，礼赞国家和时代。他深知自己与时代的关系，这是一场公开的合谋，所以他们拼命在对方身上铭刻自己的烙印。他的诗歌无关政治，当他谈起诗歌理论，却满口“国家”、“人民”，这也难怪，他必须感谢国家，正基于国家主义的禁锢和规训，犬儒主义才能大行其道，他的诗歌才能拥有如此巨大的市场；反之，他以犬儒化的个人主义抒情，诱惑一代人陷入自由的幻觉，而回避了现实的肃杀和惨淡，间接实现与国家主义的对接。
只有赞美诗，才有资格充当心灵鸡汤。只有贫乏时代，才会对心灵鸡汤饥不择食。汪国真被视为心灵鸡汤写作的先驱，他的诗被称作“贺卡语文”、“心灵桑拿”。通过诗歌，他完成了对一个时代的按摩与麻醉。他的风靡一时，恰恰是时代贫乏的明证。
我们生存的时代，无论诗歌，还是心灵鸡汤，都遗忘了汪国真。不过究其实质，汪国真并未远去。单说诗歌，在我看来，这个时代的代表诗人，除了王兆山和周啸天，便数赵丽华和余秀华，前二人属于赞美诗人，可谓政治化的汪国真；后二人，赵丽华的“梨花体”，一度饱受质疑，质疑的声音，我们并不陌生：这是诗歌，还是断句？至于余秀华，其诗自然优于汪国真，不过她的成名，与世人对她的消费，正是一剂汪国真风味的心灵鸡汤。
诗歌与时代的关系，从来纠结。我们不能指望诗歌拯救日渐沦陷的贫乏时代，然而诗歌之为诗歌，绝不该止于对现实的临摹和颂扬，而在于呈现与现实的张力，以诗性的光辉，照亮世界的阴霾，以灵魂的歌哭，发掘生命的深度。如果诗歌不能阻止，反而加剧了时代的贫乏，以至诗歌本身便是一种贫乏，那么我们只能悲叹：诗歌死了。
诗歌先于汪国真而死亡，汪国真先于我们的激情而死亡。请不要嘲笑，我们用残余的激情，哀悼汪国真，同时怀念那个千疮百孔、不堪回首的青春。尽管汪国真对我们青春期的启蒙意义，远不及舒淇和李丽珍，尽管那个封闭、匮乏的青春，没有人愿意重来，然而他和他的诗歌，终究是我们成长的信物，证明我们曾经年轻，曾经迷失，曾经虚弱，曾经浅薄。如今，他们的死亡，印证了我们的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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