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人有点傻。我女儿就是一例。小时候，保姆讲自己的孩子多么苦，她不假思索地拿出所有的零用钱。长大了，也没长进多少。在学校，没有人愿意做的事，她总要志愿一下。出门在外，稍微妨碍着别人一点儿，就一串加拿大式的道歉。邻居的老太是另一例。下大雪时，法律规定要清理自家门前的人行道。她一个老太太每次把一条街都清了。这儿没有居委会，也没有人给她一个奖状之类的。
不加思索又容易信以为真，这样的傻就会被利用。
上周，卡城最大的新闻是“假癌症、真捐款”。32岁的拉娜(LanaRovang)是一位有两个小孩的单亲妈妈。她没有什么好工作，送孩子入幼儿园的费用也不少。她就编了一个谎言，说自己有心脏毛病，并且已经是乳腺癌晚期，活不了多久。幼儿园的人一激动，又信以为真，不仅让她的孩子免费入学，还雇佣她为幼儿园工作。
拉娜肯定会说话，因为她的故事打动了幼儿园的同事和很多孩子家长。为表达与她同甘共苦，支持她化疗，他们自愿剃光头，戴粉红丝带，并很快为她募捐了2万加币。可是，大家发现，自己的头发都已经长出来了，拉娜的头发还漆黑明亮如旧，没有任何化疗的副作用。拉娜说去化疗的时间也是医院不开门的星期天。从同情到好奇，傻人心软头脑不笨，很快真相大白。许多人懊丧不已，特别是剃头变成“女汉子”的几位。
吃一堑，长一智?加拿大人似乎有不同的脑神经反应系统。拉娜的故事不是第一次。但她们没有消减人们的公益心。每隔几个月，我们的社区总有来敲门的少年。他们要么身穿童子军装，要么着运动装。来的目的只有一个：收取你们家可以变现的坛坛罐罐，塑料瓶、酒瓶、易拉罐等。用这种方式，孩子们募集去国外参加活动或比赛的费用。
未成年的孩子永远不靠谱。他们不知道何时来。你得把家里的坛坛罐罐洗干净了，单独存放，等他们来收。这其中的麻烦让我觉得还不如给他们钱省事。不过，每次他们来敲门，你也有机会看到平时难得一见的邻居，穿着睡衣，趿着拖鞋，在零下20度的天气里，把存在车库里很久的坛坛罐罐搬出来。看着少年们穿梭于门楼之间的身影，感觉到他们像纺机上的彩色纱线，在他们年轻矫健的奔跑之间，社区的关系交织到一起来了。
加拿大人的傻气可以传染的。上个月，我在上海写了一篇专栏文章，呼唤上海的小伙伴帮助我实现一个愿望：在寒冬腊月给辛勤的环卫工人送份热餐，递上一瓶热水。上海开弈集团的张玮一下子号召了9名年轻人，上街做“无目的友好行为”，向9名环卫工人表达他们的敬意!当以精明著称的上海人率先冒傻气，那会是一个怎样的城市?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原来暗语在这里!
有一点傻气的社区潜含着意想不到的好处。如果你查询谷歌地图，找罗赛托镇(Roseto)，你会发现两个一模一样名字的小镇，一个在意大利，另一个在美国的宾州。宾州的罗赛托居住着从1882年开始陆续移民到美国的意大利罗赛托人。一个偶然的机会，俄克拉荷马大学医学系的沃尔夫教授发现宾州罗赛托人有极其低的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出于科学的好奇，沃尔夫对小镇居民做了全面的医学调查。让他大吃一惊的是，小镇的居民健康指数远远高于美国人口，也高于其他意大利移民区。在《偏差》一书中，格拉威尔详细描述了小镇居民亲密无间的社区关系。他们之间相互友好、互相支持的社区生活方式极大地影响了各自的身心健康。关系友好，情绪稳定，身体健康。罗赛托移民自我营造了健康的风水。
社区关系影响个人神经和心理，这可不是无稽之谈。加州大学的邱奇兰教授 (PatriciaChurchland)研究发现，从动物到人类，群体友好关系与一种神经系统的荷尔蒙(Oxytocin)相关。从一开始就习惯相互照应的哺乳动物会刺激大脑生产这种荷尔蒙，并且一辈子受它影响。换言之，我们的行为影响大脑神经系统的“软件模式”;它又反过来影响我们的行为。由此可推， “一点傻”的行为激发“善意的软件”。
在卡城，拉娜骗捐成为广播中的热点话题。记者采访吉尔门(MarcGermain)，拉娜的雇主，问他应该怎样惩罚拉娜才合适。吉尔门回答：我告诉孩子们要诚实，我也必须诚实告诉你我的看法。拉娜对孩子们非常好，她是一个好雇员。她一定有什么难言之痛吧!卡城的心理医生也证言，有时，拉娜这样的人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获取同情和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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