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加拿大最高法院以4比3的微弱优势做出判决，同意警察在逮捕嫌疑犯时可以在无搜查令的情况下查看嫌犯的手机。在此之前，法律规定警察在逮捕嫌疑犯时，可以搜查他们的提包，以获取证据或者寻找可能隐藏的武器，但并没有权力搜查手机。
2009年，一个叫Kevin Fearon的男子抢劫了位于多伦多一家跳蚤市场中的一个珠宝摊。不久后，他被警察逮捕。因为Kevin的手机并没有设置密码，所以警察在逮捕他的时候查看了他手机中的内容，从中发现了一张手枪的照片，并且还有一个短信显示“我们干成了(We did it)”。警方依照这些证据起诉其持械抢劫。
虽然Kevin在法庭上承认抢劫，但他坚称所使用的是一把假枪，而且警察没有权力搜查他的手机。最终，法庭采纳了警方的证据，判Kevin持械抢劫罪名成立。但是法官也指出，如果Kevin当时手机是有密码的，警方在没有取得搜查令的情况下查看他的手机就属违法行为。这一案例成为最高法院周四判决的导火索。
四名支持警察有权力搜查嫌犯手机的最高法官认为，执法机关在第一时间对嫌犯手机进行搜查对于侦破过程极为重要，因为手机已经成为街头贩毒活动中基本和最重要的工具。而且，罪犯常常使用手机与同伙通信，从而躲避警方的调查，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罪犯甚至会用手机通知同伙赶来对抗执法机关。对被捕嫌犯手机的搜查，有助于警方及时发现同犯，并有可能在销毁证据前将他们逮捕。
在之前有关公民隐私权的判决中，加拿大最高法院一直比较谨慎。今年的早些时候，BC小城Lillooet的Andrew Wakeling上诉至最高法院，认为加拿大警察没有权利在取得法官允许前向外国提供监听记录，而且为了保护加拿大人的隐私权，必须将有关共享监听内容的信息告知被监听人。Andrew Wakeling是一名毒贩，他于2006年与他人合谋将46000片致幻剂药丸出口至美国。
在案件调查期间，警方经过法官同意，监听其电话通信，但是在没有得到任何法官允许的前提下，就将这些信息与美国执法部门共享。后来，Andrea Wakeling被引渡到美国受审。高等法院法官认为经过法官批准的监听是符合宪法的，而且执法部门如果认为这些信息对加拿大或者外国政府有利，可以继续共享这些信息，但却没有对这种行为是否符合宪法做出任何的判断。
此外，高等法院在涉及手机、计算机等储存大量个人信息的设备的判决中也倾向于最大限度的保护隐私。在一起案件中，警方持搜查令搜查一间大麻种植所，但最高法院的判决指出，他们不能搜索那所房子中发现的计算机和智能手机中的内容，除非执法机构得到法官的书面批准。在7月一个类似的案件中，高等法院认为警察在调查恐怖主义或者儿童色情图片案件时，在取得搜查令前不能要求网络供货商提供他们顾客的信息。
此外，今年夏天，美国最高法院也判决警察无权在取得搜查令前查看嫌犯的手机内容。在周四的判决中，加拿大最高法院虽然要求警方在搜查嫌疑犯手机时，必须详细记录他们的搜查方法和查看的内容，并且只能查看近期的和犯罪行为有关的内容，但这一个较为出人意料的判决，仍引来一些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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