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党国英
由阿兰. 艾伯斯坦著、秋风翻译的《哈耶克传》出版了，这对中国学术界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这本书讲述了一个伟大学者的思想历程。哈耶克的伟大在于，他不仅在观念上，也在行动上拓展了人类自由的边界。在人类思想史上，由杰出思想家树起的自由丰碑，已经最醒目地镌刻上了哈耶克这一光辉的名字。但是，在学术意义上，哈耶克留给我们的问题恐怕远多于他所解决的问题。在哈耶克热中，不要误读哈耶克是很要紧的事。
思考人类发展的大题目
自由是什么？这不是一个简单问题。哈耶克赞同这样的表述：“自由可以被界定为强制之不存在”（转引自传记235页）。哈耶克对确立自由范畴的贡献在于，他不是简单地从道德理念（他当然不拒绝道德理念）出发讨论自由的意义。受波谱科学方法论的启发，他建立了自己的知识分工理论，由此得出了对计划经济合理性判断的批评。知识的分工本身并不一定导致强制，但无视这种分工的制度常常产生强制。哈耶克的这种理论逻辑不是经典的经济学方法，所以，大家（包括哈耶克自己）都承认，在自由范畴的研究上，他不是一个经济学家，而是一个政治哲学家。
现代经济学家会用另一种方式讨论自由的意义，最终与哈耶克还是殊途同归。
人文学者的一切学问不外乎对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但这个说法过于抽象。具体看，人文学者要研究人的自由活动的边界问题。按照浪漫主义的逻辑，如果说人的最基本的价值是自由，那么，人来到人世就是一场悲剧，因为人注定要参与集体行动，而人一旦进入集体行动，就开始丧失自由。集体行动从家庭开始，到政治活动结束，人的活动总量扩张了，同时对人的自由的约束也增加了。不难理解，我这里说的约束，是指契约对人的约束。
尽管哈耶克的思想为反对政治专制主义和计划经济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表述清楚自由的实质。按照现代经济学提供的思路，我们显然不能把契约对人的约束看作自由的对立面。如果契约是公平的，那么这个契约对人构成的约束就不属于对自由的约束。自由的敌人是强制。契约如果是在强制的情形下成立的，自由便受到了侵犯。产生强制的原因有多种，它可以是信息不对称这样的技术性因素，但更常见的是暴力，特别是政府拥有的系统化的暴力。本质上，这些因素都可以归结为经济学家发明的“交易成本”这样一个范畴。施展暴力，特别是对社会弱势群体施展暴力，并强制进行交易；或者人们为了躲避强制而放弃交易，都是交易成本不节约的情形，后者的交易成本无穷大，以至交易不能发生。在这些情形下，弱势人群是交易成本的主要承担者。按照这个经济学的解释，自由实质上是平等地达成交易契约，而侵害自由则是依靠强制来达成契约。
哈耶克当然知道强制的意义，但他的目的在于说明强制具有某种非现实理性的性质。现实理性是有边界的理性，不是无所不能的广大的理性。所以强制必然给人类社会带来悲剧。哪怕这种强制的出发点是善意的，后果也不会有多大区别。哈耶克关于自由主义思想的精髓应该在这里。
即使哈耶克是从政治哲学出发来论述自由，其意义也十分重大。人类社会离不开集体行动，而一旦进入集体行动，技术因素造成的交易成本就要发生，政治强制造成的交易成本随着组织层次的提升也在递增。遗憾的是，几千年里人们不懂得这一点，到了近代，理性主义走到了极端，变成了浪漫主义，大大夸大了理性的力量，产生了哈耶克所批判的“建构理性主义”，这种建构理性主义的代表又是与大众隔膜的知识分子！哈耶克就这样在两条线上作战，一方面他要批判虚伪的政治家，另一方面他又要批判知识分子。批判政治家容易，批判知识分子则远为困难！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哈耶克，承担这样一个历史使命需要多大的勇气！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烫手的理性
批判理性，哈耶克不是第一个，但在经济学界，哈耶克对理性的批判似乎影响最大。但理性这个范畴是不应该被一指头掐死的，因为它在人类思想与蒙昧主义或浪漫主义的斗争中发挥过巨大作用，并推动了人类思想的进步。到现在，我还担心中国的自由主义不能适当对待理性这个范畴，把浪漫主义与自由主义搅和在一起，结果把理性主义丢了，而把浪漫主义当作自由主义供奉起来。
在当今中国，即缺乏自由主义，又缺乏理性主义。不要忘记，哈耶克反对建构理性主义的时代背景与中国当今现实很不相同。英国从启蒙运动开始，用理性主义反对蒙昧主义有200年以上的历史，慢慢地理性主义占了上风。如果说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可能出现极端理性主义，使理性主义变成了所谓“建构理性主义”，那么，中国的理性主义从来没有过任何辉煌。中国的计划经济与集体所有制并不是哈耶克所反对的那种理性的产物，而是强制基础上的浪漫主义的产物。
哈耶克自己也相信理性的意义，他在《自由宪章》中写到：理性无疑是人最宝贵的财富。我们的论证仅仅在于揭示，理性并不是万能的，如果我们相信理性可以成为自己的主宰，可以控制它自身的发展，则恰恰可能毁灭理性（转引自传记236页）。他在评价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政策时说，他们两位“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合乎理性的了。他们的雄心是比较节制的”（转引自传记368页）。不难发现，在哈耶克看来，还有一种自由主义理性；我则愿意称之为现实理性主义。
哈耶克反对建构理性主义，认为“没有任何人可以知道未来将走向何方，或应该走向何方”（传记128页）。但是，哈耶克自己也在构建社会。他在《通往奴役的道路》之前发表的文章《自由与经济制度》中说“我们可以‘计划’一个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并宣布长期不变的普遍的规则体系，它可以提供一个制度框架，在其中，每个人应该干什么及维持生计的决策，交给个人自己决定。……下面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财产权的精确内容和具体限制是什么，国家如何及何时强制执行合同，需要对待普遍原则一样予以深入的具体分析”（转引自传记148页）。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哈耶克也是要“建构”的，而且如果他来做议会议长，他会感到终身都不能完成自己的建构任务。
在理性的问题上，凯恩斯对哈耶克的批评是值得重视的。凯恩斯读了《通往奴役的道路》以后，要求哈耶克在自由与计划之间划出一条线来，他认为哈耶克没有划出这条线。事实上，在政治哲学上，哈耶克已经划出了这条线，因为他知道自由的敌人是强制，而强制是可以明确得到定义的。但是，在现实领域，哈耶克的确没有划出这条线。在1960年出版的《自由宪章》中，哈耶克事实上承认他不能划出这样的线。这本书要探讨“社会中人的人的强制降低到尽可能小程度的那种状态”，但他承认，他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完全取消强制，“强制只能减少，或使其危害尽可能地小，而不能完全取消”（转引自传记235页）。
凯恩斯对划出一条线的怀疑是对的。在实践中，在自由和强制之间应该划出的不是一条线，而是很多线，用这些“线”来屏蔽专制的危害。诚然，划线这件社会工程已经到了哈耶克的“扩展的社会秩序”领域，但不能认为“这种秩序不是我们可以理解的”（转引自传记364页）。微观经济学近几十年的发展都是在“理解”这种秩序，尽管经济学家不能去设计这种秩序。事实上，哈耶克自己也在努力这种秩序，他的经济周期理论就是理解这种秩序的结果。
要经济学家的哈耶克，还是要政治哲学家的哈耶克？
凯恩斯对哈耶克的评价在当时的经济学界乃至在当今经济学界很有代表性。从道德和哲学的角度，凯恩斯与哈耶克是完全一致的，但对哈耶克的经济学论点，凯恩斯是不赞成的。对哈耶克，需要这样一种“两分法”来认识。
其实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至今仍有影响，但作为一种学术思想，他的经济学却始终未能获得统领经济学主流的地位。奥地利自由主义经济学承袭了斯密的经济学传统。但哈耶克他们多走了一步，把价格理论扩展到了宏观分析领域，并提出了对经济周期的解释。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说它开辟了一个有价值的统一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方向。但哈耶克没有再做精细化的工作，而凯恩斯做了，于是凯恩斯受到喝彩，只是哈耶克认为凯恩斯又走过了头。后来制度主义经济学推动了微观经济学的深入发展，并避开了与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冲突，于是被所有经济学家所接受。就这样，哈耶克的经济学至今受到冷落。在哈耶克开辟的方向上建立统一的经济学，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哈耶克本可以是一个优秀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也本可以过一种富裕的经济学家的日子，但鬼使神差，他变成了一个政治哲学家，也因此过了一种不太宽余日子。只是在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才过的优裕起来。按照中国目前学院派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哈耶克“迷失”了方向。然而，人类社会幸亏有了这样一位迷失了方向的思想家。他的经济学本来可以做的更好。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说，哈耶克在1931年就“价格与生产”问题发表的讲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1932年，哈耶克的文章统治了伦敦经济学院学报《经济学》。但到后来，哈耶克逐渐离开了经济学，在思想界摆开了战场。这是因为他畏惧经济学已经具有的高度而选择了一条省力气的生活道路，还是看到思想界的工作更具有价值而感受到了一种“绝不能逃脱的使命”（转引自传记140页）？我们不得而知，但我更愿意相信后者。
当时的德国已经出现了纳粹主义，英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也有蹈向此途的极大可能性。哈耶克要为这场战争的真正的胜利做贡献，就是要防止英国再现悲剧。站在通观人类发展史的高度，哈耶克做出的判断是正确的，甚至说是悲壮的。在人类发展的巨大的转折点上，一种智慧技巧，一个数学模型是不能帮助人类的；耽迷于智慧游戏而不顾重大时代困境甚至是不负责任的。最终，哈耶克的伟大得到了证实：在经济学界，他是小人物；但在思想界，他是伟人，是经济学家也需要仰视的伟人。
作为当今时代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我在这一点上与哈耶克的心是相通的。中国的农村问题就像“格尔迪奥斯绳结”，用经济学家发明的“模型”是解不开这个绳结的。我们需要亚历山大的剑来砍开这个绳结，这把剑就是社会公正，就是权利平等。遗憾的是，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忙于用绣花针来装备自己，而把亚历山大之剑弃置不用。在我看来，哈耶克的思想正是锻造亚历山大之剑的熔炉。
谁爱护哈耶克？
从某种程度上说，哈耶克的思想产生于一个社会主义氛围相当浓烈的环境中。欧洲的社会主义与东方的社会主义不同，社会主义由它的发源地来到东方就变了味道，但这不意味着本原的社会主义就是美妙的东西。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在欧洲也显露出它的天然缺陷。传记作者写道：不管是在英国还是在欧洲大陆，大萧条都大幅度地增加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热情。整个西方社会成百上千万工人失去了工作，在人们心目中，资本主义已经失败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灭亡的预言是准确的，而像苏联那样由集体、国家控制生产资料，是实现经济稳定和高效率的最好途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哈耶克出版批判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书，其遭遇是可以想象的。在中欧国家，社会主义思潮尤其强盛；在德国知识界甚至到了排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地步。其实早在斯密以后一百多年里，德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境遇就相当糟糕，这有凯恩斯父亲写的书为证，那时间，谁如果宣传和信仰斯密的自由竞争理论，在大学里是找不到工作的。我甚至怀疑马克思当年的遭遇也未必比哈耶克更坏。马克思可以做共产国际的领袖，哈耶克做谁的领袖？看起来，自由主义者注定是少数派。
但是，哈耶克还是生存下来了。是谁眷顾了哈耶克？还是欧洲这个社会。欧洲社会有包容性，尽管它的知识界对社会主义情有独钟。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字，是他们帮助了哈耶克，成就了哈耶克。但真正眷顾哈耶克的是欧美社会的人文环境。
读这本《哈耶克传》，我特别关注哈耶克和凯恩斯的关系。我感觉，凯恩斯像中国的胡适。哈耶克是可以学的，但凯恩斯学不了。凯恩斯的贵族气质是天然的，哈耶克的贵族气则是外在的装饰。尽管哈耶克在初到伦敦时在罗宾斯的支持下拿凯恩斯学术观点开刀，但凯恩斯还是以礼相待。他只是在私下里向他的朋友表示了对这种笔墨之战的厌烦。凯恩斯甚至为哈耶克找房子，帮他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但哈耶克只是在二战期间对凯恩斯挂起了免战牌，其余时间总是在与凯恩斯较量。像凯恩斯这样的大学者，也就构成了哈耶克的环境，这个环境的特点是宽容。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未解之迷：观念的力量究竟有多大？
观念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哈耶克，也包括凯恩斯，给出了一个令知识分子高兴的答案：观念的力量是伟大的。是的，这本传记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似乎证明了观念的力量。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都信服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并通过实践自由主义而获得了经济发展的成就。
可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主导观念。遗憾的是，自由主义观念主导人类社会的的时间并不长。宗教的蒙昧主义和仗恃暴力的专制主义在更长的历史时期主宰着人类。一个时代选择何种观念来主宰社会，其原因还是要在社会本身去寻找。我们不能相信，如果哈耶克早出世1000年，人类社会就会完全改观。但是，哈耶克好像不相信这一点，他反对历史决定论。极端的历史决定论不对，完全抛开历史决定论好像更不对。
米塞斯说的不错，大多数人没有能力理解复杂的命题，但由此说他们“总是追随我们称之为受教育者的人们的领袖”，并断定观念的力量是伟大的，真是大可怀疑的。什么样的知识分子能作为人民的领袖呢？是自由主义者吗？如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能轻易做人民的思想领袖，自由主义还能被我们所珍爱吗？米塞斯的推理是，掌握社会主义思潮的是知识分子，而不是群众，所以，改变知识分子的观念就可能改变社会的轨迹（参考传记49页）。我对此深表怀疑。按我在中国农村的调查，相当一部分中国农民喜欢平均分配土地，其原因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他们需要这种方式求得降低生活的风险。我们的学者很难改变他们的观念。
但有时候观念的力量的确是伟大的。当一项变革的物质历史条件已经具备，而旧的利益集团还在利用旧的观念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个时候改变观念就将显示巨大的力量。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给欧洲带来了麻烦，物质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自由主义观念需要登堂入室了，撒切尔和里根才向自由主义招手了。
所以，我相信这样的命题：观念的力量在合适的时候是伟大的。当今中国，正是需要选择自己的主导观念的时候。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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