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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恐惧的知识人
文：萧瀚
体制最后的凯歌便是：你无论是抗击它还是参与它，你都会同样感觉到有罪。
1949年的一个夏夜，华沙，短暂回国逗留的波兰驻美外交官米沃什像往常一样出入上流社会的沙龙。人们喝酒跳舞，狂欢到凌晨四点才各自散去。几辆满载着犯人的吉普车出现在米沃什眼前，在夏夜的冰凉雾霭中，士兵和守卫穿着两层军大衣，囚犯们则只穿着单薄的夹克，瑟瑟发抖。
这一幕改变了米沃什的生活轨迹，两年后他以波兰驻法国大使身份出走，流亡法国。“那时我明白了我是谁的帮凶。”多年后，米沃什如是说。在《被禁锢的头脑》（乌兰、易丽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第一版）里，米沃什像一切诚实的作家和思想家一样解剖他在1951年之前的生活，他说：“正如许多东欧国家的人那样，我也曾参与过玩这种游戏：妥协让步，对外公开表明自己的效忠，为了维护某些价值实施一些计谋，采取一些复杂的步骤。”
谎言和暴力是极权统治的两大支柱，服从者所要服从的不仅仅是暴力，还有谎言，不仅仅是服从极权统治者的谎言，还要自己创造谎言并服从自己的谎言，比如你得相信自己是为了家庭才屈服于极权暴政——而关键是这并不完全是谎言，至少有一半是真的。于是，无论你离暴力有多远，也不管你是施暴者还是被施暴者，你都会被谎言渗透，沁入生活的每一个毛孔。对这个问题，米沃什的好朋友、在米沃什之后七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另一位大诗人布罗茨基有过更精彩的表述：
“如果一个人有头脑，他就一定会尝试着与这个体制斗智，采用各种各样的计谋，如兜圈子、同上级的私下交易、编造谎言、保持半亲戚式的关系。然而，这个人清楚地知道，他所编织的网是一张谎言之网，无论他获得了多大的成功，无论他具有怎样的幽默感，他都会鄙视他自己。这便是这个体制最后的凯歌：你无论是抗击它还是参与它，你都会同样感觉到有罪。”
于是，米沃什只好说：“当面对诸多丑陋时，我也曾倾向于闭眼不看，但求能让我安心寻求诗韵，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我所能做的一切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不得不出走！”这是在伦理上十分清晰之后，有着强烈自由意志的一个决定，它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甚至它也不是少数人的选择，而只是从比例上看微乎其微的极少数人的选择——即便在这么小的人群里，具体到某个人它也可能仅仅是一时的人格冲动。
我们所能探究的未必是什么勇气，而是米沃什所代表的可能具有某种知识分子典型意义的“对自己的忍无可忍”到底意味着什么。即便21世纪已经进入第十四个年头，人们对20世纪人类所经历的暴政却还没有足够清晰和理智的认识。在人力无法对抗的现代科技为组织化的技术支持下，以抢劫与屠杀为经济理论，以赤裸裸的谎言为意识形态，20世纪的极权暴政建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邪恶恐怖残酷和丧心病狂的奴隶制，其罪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性质和程度上，都远超过去两千年里非战争状态下人类作恶的总和。迄今能够清晰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还数量不多，即便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也一样——当年萨特们把斯大林供成宙斯的历史在欧洲左派知识分子中迄今尚未得以深入反思。没有在极权暴政之下生活过的西方人，很难体会被奴役者的痛苦，尤其是精神上的黑暗与灵魂上的焦虑，就像你永远不可能真正了解那些在婚姻中因为忍无可忍而杀夫的女人一样。于受奴役者而言，极权恐怖所带来的，绝不仅仅是浮萍托着秤砣的恐惧，更是船底朽烂无舵飘蓬即刻沉沦的自我否定。
由于现代科技以及官僚体制的精密与精巧化，20世纪的极权暴政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专制主义更深入地摧毁人们的生活，谎言和暴力如一张密不透风的网笼罩在人们的生活上空。个人的生活在这张大网笼罩下，伦理随之而鱼烂。
捷克作家克里玛曾经专门观察过暴政极权下人们道德堕落的路径，从谎言到盗窃，一落千丈。换句话说，极权统治所需要的谎言，不仅仅是统治的需要，它也是甘受奴役者以及无法反抗或不愿意反抗的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如前引布罗茨基的话，它的可怕在于无论你服从它的统治而心甘情愿地撒谎，还是为了反抗它你跟它周旋而被迫撒谎，你都撒了谎，极权的成功就在于它能让所有挺不直的腰杆上永远贴着猥琐的标签。
类似的情境可谓俯拾皆是：在那些充斥着谎言的无聊会议上说实话还是一言不发，如果必须发言怎么发？在必须宣讲谎言的课堂上如何给孩子们上课？在律师业务中是像普遍所见的那样做权力和金钱的皮条客，还是“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如果因为坚持原则，导致当事人不利后果怎么办？寻租性管制无所不在，在每一个制度的孔道里都插着贿赂的钢针或铁杵，你就不就范？
焦虑是因为两难选择，除非你愿意成为一个自我鄙视的猥琐的人——最好是你的伦理意识彻底昏迷到连自我鄙视也完全消失无踪，否则你无法正常生活。如果你希望自己像个人一样活着，如《圣经》教导“不做害羞的事”，那么，你可能面临生活无着，甚至可能更糟。所以，你想好了“不做害羞的事”，那么你就要承受恐惧。只要是个人，就不可能不恐惧——你不知道自己会为此付出什么代价，但它会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你头顶，随时空降来取你首级，这就是恐惧。正如另一个极权者托洛茨基所精确断言的，（在斯大林的苏联）不服从者不得食。即使为了“得食”而服从，事后也常常让人痛苦难耐，有些人甚至哪怕权倾一时、声誉隆盛，依然会为了自己的苟且和作恶寝食难安。即使在允许私营经济部分存在的某些后极权国家，有些不服从还不至于带来完全“不得食”的后果，但它也常常给人带来诸多额外烦扰。
亚里士多德说，自由是伦理的起点，奴隶没有道德。在人类前所未有的奴役性制度暴政下，被全面奴役毫无自由的人们如何寻回自己的伦理意识？如何做一个能够对自己负责因而能够对别人负责的人？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里那句名言：“他们不让我⋯⋯我没法做一个⋯⋯好人！”几乎所有反抗极权的人们，对极权说不的最初动因都是对这句话的回应。被奴役者渴望自由地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作为一种伦理焦虑，人类历史上所有专制极权的反抗者都经历过，直到出现某件特殊的事件后，先前累积已久的伦理焦虑才被打破。
身为苏联作协主席的法捷耶夫不得不批判帕斯捷尔纳克，但批判之后第二天，法捷耶夫都要隔着篱笆对隔壁的这位邻居说：“鲍里斯，忘掉我昨天说过的那些话。”1956年5月，法捷耶夫自杀身亡；马雅可夫斯基，这位在街上高喊打倒蒲宁主义回家却朗诵蒲宁作品的“人民诗人”，最后饮弹自尽；高尔基的一生更是波谲云诡，因为写《不合时宜的思想》批评列宁托洛茨基政变而流亡，归国后又无法忍受自己，1935年罗曼·罗兰访苏时，看望这位被关在金丝笼子里的大作家后写道，“假如我和他单独在一起的话，他会抱住我长时间地无声痛哭。”
自杀是这些知识人在伦理焦虑到极致状态后灵魂的纵身跳崖，而米沃什和赫塔米勒的主动流亡也是伦理焦虑进入临界状态之后的自然结果。由于那些积极反专制反极权战士们的存在，人们注视的目光往往不会太多投注到流亡或自杀者身上，虽然这是更为普遍也与绝大部分人寻常生活更为切近的伦理焦虑，因为人们更容易关注那些直接反抗的英雄——这当然也是伦理焦虑的产物，成就英雄业绩的人们很少是处心积虑要去当英雄，更多是被逼成英雄的。
甘地在南非的头等车厢里因为肤色被扔出火车，促使他在南非首先开始了民族解放运动；瓦文萨因工运活动被格但斯坦造船厂开除，他在自传里说，“我生活中的新篇章正在开始”；哈维尔给胡萨克总统写的公开信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捷克的民主化转型事业，他说过写信的原因之一是为了摆脱自己的伦理困境；曼德拉在电车上不但被蔑称为“卡菲尔”，还被送进监狱，从此明确走向反种族歧视之路⋯⋯
这些案例除了说明历史上这些著名的破壁者出于某个机缘打破心理僵局，尤其表明在僵局破碎之前他们的伦理焦虑。他们都曾深深地焦虑于自由与奴役之中。然而，更多人苟活于自由与奴役之间的伦理秋千上，从最初的焦虑到习惯焦虑再到麻木，既不至于自杀，也不会反抗，而是通过被社会学家莫顿称为“对制度性规则的制度化对抗”的“潜规则”来实现日常生活的伦理回避甚至伦理解脱，尤其在对付明显不公正的规则时，以欺骗、捏造等方式蒙混过关，就成了绝大部分人不得不选择的生存方式，久而久之，不诚实的行为方式无声润物到包括亲情、友情等一切人际关系领域，灵魂彻底堕入深渊。
布罗茨基在其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小于一》里，写到他的人生第一个谎言：小学时填表隐瞒尤太人身份。这显然是诗人最早的潜在伦理焦虑：为了自我保护而隐瞒民族身份。这是何等的屈辱。骄傲如布罗茨基在写这一段时尽可能显得轻描淡写，但这只是一种写作匠心而已：他用不着将屈辱作为屈辱来表达。
就像一个人仰天望月不能就被当作昂头挺胸，将反抗制度性压迫的行动仅仅解读成政治行动，如果不是过于浅薄甚至庸俗，至少是不准确的。我更相信这些表面上的行动首先是伦理焦虑下的产物，其次才是政治性的，或者说，包括米沃什在内的甘地们最初看似很政治的行动，只是伦理焦虑下伦理自觉行动的派生物。
布罗茨基说：“我们阅读，并不是为了阅读本身，而是为了学习。”这话固然过于庄严，但我依然赞成他说“人是自身阅读的产物”——至少用在知识人身上是妥帖的。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甚至在自传中说，没有六年牢狱中的阅读他就不会有后来的成就。然而，知识人有各种各样的阅读偏好，就像吸烟者往往忠诚于自己偏爱的某种品牌，而与价格关系不大。博览群书者有博成刘小枫的，也有博成钱锺书的；诺奖作家里有叛国者汉姆生、希特勒崇拜者萧伯纳、通敌者庞德、斯大林崇拜者萨特，也有蒲宁、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纪德、加缪、布罗茨基、米沃什等更多反极权的人道主义者。
“一片叶子压于胸下，勉强成为世界/为了一口纯洁的空气/而过于纯洁，仿佛就是人间的罪/。”诗人多多的这句诗，或许可用于隐喻极权暴政下个人的，尤其是中国知识人的深刻屈辱，当这种屈辱感强烈到夜不能寐渴望喷薄时，便是破茧欲出的伦理蝶化的到来。真实生活，真实面对自己的内心，从而诚实面向外界，这是走向自由无可逃避的宿命，是知识人早该来临的世纪，如卡瓦菲斯的遥远吟诵：
“来临的日子站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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