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良英：民主是普世价值辨析──与吴江先生商榷 - 蒙城汇

吴江先生在2009年8月21日《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慎言“民主的普世价值”》一文，否认民主是普世价值。文章引经据典，似乎头头是道，但定睛细看，不难发现，从基本概念的理解到历史事实的论述，都是经不起分析的。现择要评论如下。

文章开头定义“普世价值”为：“那种普天之下、普地至上、任何时候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适用价值的措施、行动等。”这里首先需要作两处文字矫正。一是“普地至上”，显系“普地之上”之误植。二是随后提到的“人的主权”，应该是“人的权利”。因为“主权”是指统治、管辖之权，“人的主权”，意义不明，而与“自由、平等”并列的，只能是“人权”，即“人的权利”。

认为“价值”是“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适用价值的措施、行动等”，这与当前热闹的关于“普世价值”争论双方对“价值”概念的理解如出一辙，而所有中文词典也都是这样解释的，应该是天经地义，无可质疑了。可是，在西方文献中，“价值”一词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涵义。“价值”译自英文value，只要查查普通的英文词典，就会发现，它除了通常为大家所熟悉意义“效用”（worth）之外，还有一个在当前中国知识界可以说是陌生的涵义：社会伦理道德准则（standards）。它通常用复数values。“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s）是指全人类都遵守的伦理道德准则，与“有适用价值的措施、行动”无关。

文中谈论民主制内容时只讲到“多数决定”，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多数决定＝民主。实际上，多数决定只是实现民主的一项措施。“民主”一词来源于2500多年前的希腊雅典城邦，希腊文democracy中的demo意为村社，是城邦的基层单位；cracy意为统治或主权。Democracy意为全体村社公民掌握城邦政权。它的实施主要是通过定期举行全体自由民参加的公民大会，由多数决定原则作出决定。

文章引述《南方周末》上胡文辉论文《中国上古多数决定原则的痕迹》（这是一篇值得一读的好文章）说“西周（胡文辉原文是西汉）则有裸露左右臂而决定多数的形式，按多数原则行事。”可是并未说明这与民主有何关系。中国古代某些君主在对重大问题作出决策前要征询臣民意见，在意见有分歧时，往往采纳多数人的意见。但是最后决定权始终为君主掌握，即主权在君主，多数决定仅供参考。民主则是主权在民，由人民自己当家作主。

文中着力渲染由多数决定可能产生的“多数暴政”，借以否定民主。“多数暴政”的论据是什么？不妨听听最早提出这一论点的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 1735~1826）的说法。它是美国开国元勋，是《独立宣言》起草者之一，并在大陆会议上提名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是敢于直言的激进民主派。可是十年后，他却转向贵族政治，主张强力政府。在1789~1790年间出版的两本著作中，他强烈地表露对所谓“多数暴政”的恐惧，断言“多数人永远而且毫无例外地剥夺少数人的权利。”并且说：“人类与其在民主制下过穷日子，还不如在君主制下过富裕日子。”（与此相反，2400年前，希腊哲学家原子论创立者德谟克利特（Democritius，前460~370）有句名言：“在民主制下受贫穷，也比在专制统治下享受所谓幸福好，正如自由比受奴役好一样。”）约翰•亚当斯不相信人是生而平等的，由于出身门第、财产和所受教育的不平等，人基本上是不平等的，因而主张官职应世袭，不应由选举产生。不过，在联邦宪法生效并选他为副总统（总统为华盛顿）后，他不再流露反共和主义的情绪。

对“多数暴政”的恐惧症还强烈地反映在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的成名之作《论美国的民主》，这是他1831~32年在美国的考察报告。当时正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非富裕世家出身的总统杰克逊（Andrew Jackson, 1767~1845）当政，已实现了重大的民主改革。首先是取消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限制、宗教限制，实现了成年男子一人一票的普选制。所有公职向公众开放，而不限于特定人选。托克维尔肯定美国民主制有强大生命力，对欧洲将产生深远影响。但他囿于贵族政治的偏见，对美国开始实行的普选制很不以为然。他受到过总统杰克逊的接见，但对这位平民总统并无好感。他无中生有地诅咒所谓“多数暴政”：“说在政治方面人民有权决定一切，这是一句邪恶的、极为可恶的套话”；以为“可以给人民代表的多数以完全的权力”，是一种“奴隶的语言”；美国“立法机构代表多数，并且盲目服从多数”；“行政权力是多数人任命的，是多数人手中驯服的工具”；“在美国，是穷人统治，富人总是害怕穷人的滥用权力”。但他还是承认：美国人是自由的，他们的精神是独立自主的，他们有信心并善于合作。既然如此，何来恐惧之有？

文中视卢梭为民主思想家的代表，指责卢梭，就是攻击近代民主。这种看法不足为奇，在我国已流传了上百年。人们习惯于把卢梭看作是民主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民主革命。我自己30年前也是这样看的。可是，在我系统地认真阅读了近代政治文明发展史文献以后，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继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之后，对公众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他满怀热情地宣传“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做人的资格”，并且大声疾呼“主权在民”。这些声音，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但是他的思想和人格却充满矛盾。他反对启蒙运动所尊崇的理性与科学，而主张以感情、道德、信仰来取代；他把社会上种种罪恶归咎于理性、科学和社会进步，而向往人类原始的自然状态。他虽然也强调人权，但他认为，众多人通过社会契约结合成一个集体时，“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完全转让给整个集体。”他把社会集体类比为生物有机体，认为它有自己的意志，即“公意”；并且认为，“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

卢梭这种以“公意”或集体“主权者”的名义可以随意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主张，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这就是他的狂热信徒、雅各宾派首领罗伯斯庇尔掌权时所奉行的恐怖政策（名为“雅各宾专政”）。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有将近4000人被送上断头台，连革命家丹东和和化学家拉瓦锡都不能幸免，最后罗伯斯庇尔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法兰西共和国也随着被葬送了。

何谓“民主”？最早也是最经典的表述是公元前431年雅典城帮首领伯里克利（Pericles, 公元前495?~429）在阵亡战士葬礼上所说的：“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时，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优先于他人负担公职时，所考虑的不是某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的真正的才能。”“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和宽容的；但是在公共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公元前384~322）称民主政体的标志是“自由”和“平等”；并且推崇“法治”，贬斥“人治”，认为人治就是“在政治上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在他的心目中，人是理性动物，也是政治动物。这些至理名言，对于今天中国知识界似乎有点陌生。

雅典人创造了彪炳千古的辉煌的人类文明，创造了顺应人性的政治制度──民主制。但他们没有形成个人权利（即“人权”）概念，没有认识到：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不可侵犯和转让的基本权利（生命、自由、财产、追求幸福），建立政府就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权概念出现于17世纪，成为现代民主理论的基础和前提。有了人权这个前提，“多数暴政”根本就不可能出现。

既然“价值”是指伦理道德准则，民主是政治概念，与伦理道德有何关系？知识渊博、思想深邃的亚里士多德早已解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政治学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且是最高的和终极的伦理学。并且认为自然科学是从事态出发，探索其原因；而政治学则是从一个目标出发，探索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这表明。“价值”概念在伦理学和政治学领域都可适用，但不能用于自然科学。

人在社会活动中，为了求生存、谋幸福，形成了对全人类（至少对文明人类）基本上是共同的是非、善恶观念和行为准则。它们构成了人类社会集体理性的基本内容，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理”。他们是超民族、超阶级的，因此成为“普世价值”。他们渗透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如人“不可说谎”；“不可损人利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心比心”等等。

上升到政治领域，体现于“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政治诉求中，向往“自由”、“平等”正是普遍人性的体现。同样，要求尊重个人权利（即“人权”）和实行“法治”，也是文明人类的基本诉求。由“自由”、“平等”、“人权”、“法治”作为基本元素所组成的政治制度“民主”，自然也是普世价值。

吴江文章最后用不小篇幅谈论腐败问题，可惜没有说到点子上。现在谁都知道，腐败根源在于滥用权力。早在1748年法国法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就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同千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由此他提出三权分立理论。

1887年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Load Acton, 1834~1902）说了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遗憾的是，目前所有中译文几乎都不准确，与原意有出入）不受约束和监督的权力必然腐败。这种绝对腐败不仅出现于掌权者身上，也绝对地出现于整个社会。

要杜绝腐败，必须使权力随时处于全体人民的监督之下，是权力的运作处于高度透明状态，首先是要受到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的监督。每个官员及其家属的财产都必须公之于众，这就是所有民主国家都早已实现并行之有效的阳光政策，而在我国却未见踪影。阻力何在？一目了然，毋庸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