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 vs 耶路撒冷——理性和蒙昧的数千年之争 - 蒙城汇

在人类的文明史中，地中海地区尤为重要。两河流域，新月沃土，尼罗河流域，都曾经涌现出最早的人类文明，因为那里最早进入了青铜时代，亦即青铜器被广泛使用的时代，这是人类进入文明的标志。

但是在今天，当我们提起文明，却离不开古希腊。这并非由于古希腊最早进入青铜时代，尽管她称得上最早的之一，但是两河文明和埃及文明都早于古希腊文明。古希腊之所以对人类文明如此重要，而且她的重要性独一无二并且无可替代，这是由于人类文明在今天得到弘扬的基因就源于古希腊。这些基因，决定了我们的现代文明，而它们是古希腊文明创造的，而且仅仅是由古希腊文明创造的。

今天我们在提起西方文明的时候也还经常会提到另一个名词，那就是基督教。由于今天的基督教世界直接和西方世界基本重合，而西方文明就是现代文明的代名词，因此基督教也就和现代文明如影随形。甚至有人把西方文明称作“基督教文明”。但是，这是一个误解。

在中国，有人为了方便，把西方文明的源头归于古希腊和希伯来，由此称作“两希文明”。有的中国大学甚至还把这两个概念合二为一，组成了一个“两希文明”专业。当然，在西方，并不把这两个文明相提并论，因为它们之间并没有共同之处。更没有大学会把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组成一个专业。西方大学把基督教放在宗教系，把古希腊放在古典系，它们之间风马牛不相及。西方大学这样的分法是对的，而很多中国人在西方得到的印象是错的。

我在这里，为了阐述方便，以雅典代替古希腊，因为雅典确实是古希腊的杰出代表；以耶路撒冷代表了希伯来和古代宗教，因为耶路撒冷确实也在宗教上有足够的代表性。当然，我们应该知道古希腊的很多哲学和科学并非源于雅典，但雅典是集大成者；而宗教也未必都出自耶路撒冷，但耶路撒冷作为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确实最具代表性。

雅典vs耶路撒冷，这是一个巨大的话题和研究项目，有很多领域可以归属于这样一个大标题下，这是无法在这里用有限的篇幅来表述的。我在这里试图从科学入手，阐述雅典和耶路撒冷的截然不同。我们暂时把所有和科学无关的放在一边，否则仅仅艺术就足以增加一倍的篇幅，而哲学和伦理就更加需要洋洋洒洒，如果这样，即便有康德的“三大批判”的篇幅也未必能够阐述清楚。

科学为什么产生在了西方？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对此我们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回答，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不对的。其中最典型的错误就是：基督教对科学的产生起了促进作用，于是科学产生在了西方。看看今天的基督教世界，确实在那里科学繁荣，而科学的再次发韧也源于基督教世界的意大利，因此这似乎给这种说法以一种显而易见的证据。但是，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导和错误。

这是两个完全对立的意识形态，它们绝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不同，一个在地中海的中间，一个在地中海的东端。它们的不同是本质上的。当希腊人的泰勒斯试图用理性寻找世界的本源时，犹太人已经决定不再研究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已经把所有的原因都交给了他们的上帝，而且认为他们的上帝已经对此作出了最终的回答。

然而，古希腊的泰勒斯第一次对世界的本源进行了不借助于神的探索，并且把本源从神那里夺了回来，交给了自然。他说本源是水。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是足够初级的。但是，我们必须理解，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他的意思是：不是神。

至于这个世界是否真的由某种物质作为其起源和最基本的构成，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类第一次有勇气不再依赖神灵而质问自己这个问题，并且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而耶路撒冷没有勇气这样做。这是人类第一次勇敢地把自己的思想从神那里解放出来，试图不再依赖神灵来解释世界，而是从另一个和神并不相关的角度来对世界进行理性的思考。泰勒斯要告诉我们的是：跳大神是不解决问题的，跳大神也不会帮助我们找到真理。这是人类第一次把真理和理性联系了起来，而不是把真理和神捆绑在一起。这就是科学精神的起源。

这些伟大的古希腊爱奥尼亚学派的哲学家在这条充满艰难险阻的道路上从此决绝地走了下去。阿那克西米尼，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他们把本源从水引申到了空气和火，以及别的物质。同样，他们的质问和回答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仍然是过于简单和初级的。但是，我需要再次提醒大家，那是2600年以前，那是那个所谓的人类文明“轴心时代”最初的发韧。

雅斯贝尔斯很慷慨地把“轴心时代”给予了古希腊和古中国以及别的地区。但是，在这个看起来相同的名字“轴心时代”下的不同地区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那时，在中国演绎的是女娲补天，而在古希腊则是奥林匹斯的诸神，它们看似相近，但是有着极大的不同。我在这里不准备阐述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的不同，而是强调，在希腊神话演绎到泰勒斯时代产生了对世界本源的追问，并且这些爱奥尼亚学派把思考的焦点从神灵转向了物质和思维。这样的思考的勇气和深度，在中国没有发生，而在耶路撒冷同样没有发生。

我们需要赞叹的是，在泰勒斯等之后，也是爱奥尼亚学派的以非所哲人德谟克里特提出了令世人2500年之后还大跌眼镜的世界本源之说。他说，世界万物是由原子组成的，所有的物质都是由不同的不可再分的原子组成。人类后来的2000多年就是不断证明德谟克里特的预言的过程。

在泰勒斯和德谟克里特之间，还有一位必须提到的哲学家，就是毕达哥拉斯。他把世界的本源从具体的存在中抽象出来，认为数才是世界的本源，而具体的事物只是数的规律的一些表象。我们今天有人喜欢给他们贴上各种不同的标签，比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等等，但这些都是不负责任的。

有趣的是，这些最初的自然哲学家，亦即今天意义上的科学家，实际上多处于爱奥尼亚，而不是希腊的本土。由于爱奥尼亚属于小亚细亚，因此我们甚至可以骄傲地说，科学的最初发韧是在亚洲，而不是欧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用“雅典”来代表他们也许不是很公正，但是如果考虑到这些爱奥尼亚城邦最初都出于希腊本土，特别是雅典所属的阿提卡，那么我们的标签也并无不妥。

在这个“轴心时代”的初始时期，在地中海东端的耶路撒冷什么和理性有关的都没做，而是沉浸在他们的一神教的信仰里，认为世界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而且命运早就注定，生活的一切已经在上帝的掌控之中。至于上帝怎么创造了世界，那就是教义（圣经）故事所描述的。当然，那个时候也没有我们现在所知的圣经。今天的圣经是后来才编纂成册的。

耶路撒冷痛恨理性，无论世界的本源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耶路撒冷都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他们有一个上帝，那是世界的本源，是他们的救星，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应该出人头地，别人只配做他们的侍者，因为上帝只爱他们。

而雅典则不同，古希腊人对神的崇敬带着相当的调侃和不恭。这在远早于“轴心时代”即已成形的《荷马史诗》中便充分体现。那些常见的由于功利的理由而对神灵的顶礼膜拜更多时候让步于由理性的勇气而激起的对神灵的质疑批判。古希腊人到处弘扬他们的神灵，所到之处都建造了极其辉煌的神庙，他们并不认为神灵只属于他们，而是认为神灵也属于他人。他们对他们的神灵并不顶礼膜拜，而是赋予神灵以他们自己具有的优点和缺点。他们又让他们的神灵之间彼此勾心斗角，把人间的一切龌龊也都赋予他们的神灵。

在这里反衬出古希腊人的胸怀，他们并不把神攫为己有，而是希望所有的人都和他们一起探索世界的奥秘。他们所描述的神具有宽容的胸怀，也有人类的缺点。古希腊的神显然彰显的不是神的胸怀，而是古希腊人自己的胸怀。因此古希腊人弘扬的神灵也不是什么不可理喻高高在上的神秘，而就是他们自己。

古希腊人继续从泰勒斯走到了毕达哥拉斯。古希腊人在寻找世界的本源，泰勒斯把世界的本源归于水，而毕达哥拉斯则更加抽象，认为数才是所有表象背后的实质。我们通常把泰勒斯到德谟克里特不公正地称作唯物主义者，而把毕达哥拉斯称作唯心主义者。这些划分是由于中国的马列主义影响，我们在这里可以不必在意。

毕达哥拉斯不再把世界的本源归于具体的物质，而把它归结于更加抽象的数。他依然是没有脱离物质的，所以称呼他为唯心主义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毕达哥拉斯的伟大在于，他提出了世界是由这样的一种安排而存在的。这个安排是按照一种规律，是一种数学的规律。无论是泰勒斯还是毕达哥拉斯都没有认为这个世界是某个拟人的上帝创造的。

有人说，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一个宗教团体，理由是这个学派非常秘密，信奉一种神秘的规律。毕达哥拉斯学派把行星运行的规则和音乐都理解为是这种规律的表象。泰勒斯和毕达哥拉斯最伟大的理念应该是认为这个世界是可以被认知的，并不需要神的干预。对于毕达哥拉斯定理（勾股定理）的证明可以被认为是毕达哥拉斯学派这种进取的勃勃野心。似乎他们在践行一个理念——“我们不需要神的干预”。我们看到毕达哥拉斯在这些研究中并没有涉及到任何神灵，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并不能干预他们的探索。

毕达哥拉斯对于音阶的理解和定义至今仍然是音阶的最准确的解释。（见我的另一篇文章）。毕达哥拉斯认为世界是和谐的，任何数都可以由分数来表示。也就是说，毕达哥拉斯走到了有理数，却否认有理数之外的数。但是，对有理数的反叛也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发动的。只是发动者是一位学生而不是导师。这位小师弟证明了根号2无法表达为正整数构成的分数。这对当时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信仰是当头一棒。但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显然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希腊继续走到了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欧几里德几何历经两千多年，至今依然原封不动地在我们的课堂上讲授。阿基米德在数学物理和工程上的成就至今还在影响着今天的社会。在古希腊人创造着这些惊天动地的业绩时，耶路撒冷还是什么也没干。

基督教其实一开始就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一个叫耶稣的人，试图在犹太人里传播他所发明的另类犹太教教义，他声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大家都必须听他的才可以得救。这当然会遭到犹太教本来的机构的反对。你成了上帝的儿子那我作为犹太教的权威怎么办啊？你不成了权威了？我的权威怎么办？耶稣最后被犹太人出卖，犹太人借罗马人之手杀了耶稣。如果没有彼得和那几个门徒的创造性市场开发思维，耶稣的事业也就这样灰飞烟灭了。彼得他们发现，这个生意在犹太人里面是做不好的，要开发别的市场，必须推广到非犹太人那里。于是奇迹出现了。基督教终于从犹太教里脱颖而出，独立门户，成了一个独立于犹太教之外向所有人开放的宗教。

几经坎坷，罗马皇帝终于为了自己的统治的需要，把基督教立为国教。当一个团体从被迫害者提升为统治者的搭档的时候，它会如何？它的所有恶习都暴露无遗。当时被别人迫害的情景变成了其迫害别人的现实。基督教对希腊的忘恩负义是罄竹难书的。

在亚历山大城，基督徒在他们的头领的煽动下，对非基督徒的希腊学者发起了残酷的迫害。一位古希腊女数学家西帕提娅被基督徒脱光了衣服用蛤蜊壳剜死。这些基督徒忘记了，他们的耶稣的门徒在耶稣被杀后继续寻找基督教生存的地方，Paul发现只有希腊世界可以容纳它们，特别是雅典。他在别的地方都被打得满地找牙，只有到了雅典，才被宽容。雅典人对Paul说，尽管别的地方迫害你们，但是我们不同，我们想听听你到底有什么要对我们说的。这是雅典的最高法庭作出的决定。这个法庭就是在雅典卫城脚下的Areopagus这个地方。由于雅典对言论自由的捍卫，在后世的1640年英国的John Milton出版了我们今天所知的《论出版自由》。而这篇檄文的原标题是“Areopagitica”，这个英文词其实说的是雅典的最高法庭的派生词，中文意译为“论出版自由”，可见雅典对言论自由的宽容和捍卫。

但是基督教恩将仇报，他们对古希腊文明的迫害是令人发指的。他们杀害了西帕提娅，关闭了他们不喜欢的场所，捣毁了异教神庙，焚烧非基督教书籍，关闭柏拉图学园，大肆破坏了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最后还终止了奥运会。这一系列事件就是我们走进中世纪的序曲。耶路撒冷就是这样发迹的，它的发迹和欧洲步入中世纪黑暗同步。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耶路撒冷就是黑暗。当一种文化以理性为敌并占据上风时，带给我们的只有野蛮和黑暗。

在这个时期，耶路撒冷倒是没闲着，其进一步产生了另一个宗教——伊斯兰教。穆罕默德借用了很多圣经里的内容，加上他自己的解释，声称自己是先知，就发明了伊斯兰教。他的办法和摩西差不多，后者声称他在西奈山上见到了上帝，上帝告诉他如此这般，于是就成了众人跟随的领袖。前者声称他得到了安拉的旨意，要他领导众人，于是他就成了领袖。

基督教的历史充满着跌宕起伏和矛盾重重。这是一个和古希腊格格不入的文化，耶路撒冷和雅典势不两立。但是，这是基督教开始的时候。我们今天看到的基督教和原始的基督教没有什么相同之处，除了那本圣经。但是《圣经》是不重要的，而对《圣经》的解释才是重要的。这是我的一个重要的观点，而且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我的结论是：任何教义都不重要，而真正重要的是对教义的解释。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内部的争斗以及由此引发的战争都是，并且仅仅是，争夺对教义的解释权。

对于权力的争夺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而宗教则是需要通过掌握对教义的解释权来控制宗教。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伊斯兰世界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争。他们根本就是同一个宗教，用的是同一本可兰经，但是由于不同的机构用不同的解释权掌握了权力，他们之间的斗争哪里有半点穆斯林兄弟的影子？

让我们回到科学来。基督教本身和科学是没有丝毫关系的，其本质是容不得科学的。我们知道，科学的最本质的特点是批判和质疑。没有哪个宗教容得下批判，它们之间的差异只是对批判的打压程度的不同而已。

但是，今天的基督教是如何缓和与科学的矛盾的？基督教在这方面首先要感谢的是那些神职人员，比如奥古斯丁和阿奎那这样的重新解释了基督教教义的人。如果不是他们，基督教今天完全可以和伊斯兰教一样。

伊斯兰教在开始也是极其野蛮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伊斯兰教曾经有一段开明和自信的时期。那个时候，古希腊文明由于基督教的野蛮镇压而销声匿迹，却由于伊斯兰世界的开明，很多古希腊著作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后来在11世纪开始基督教世界有一个大翻译运动，说的就是把古希腊文献翻译成当时的欧洲语言。其中很多古希腊著作是由阿拉伯文献转译的，因为很多古希腊文原著找不到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在伊斯兰世界欢迎古希腊文明的时候，伊斯兰世界是繁荣昌盛的；当伊斯兰世界丢弃了古希腊文明后，就变得保守野蛮落后。当基督教世界迫害古希腊文明的时候，其统治的地区保守野蛮落后，而当其重新拥抱古希腊文明的时候，居然造就了现代文明。这就是文艺复兴和随之的工业革命。

古希腊文明真的有这么大的神通？谁欢迎她，谁就繁荣昌盛。是的，历史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今天的现实依旧这样告诉我们同样的道理。任何地方，如果秉承了古希腊的宗旨：科学、理性、自由、平等、公民，那些地方就繁荣昌盛，反之亦然。

这是为什么？这就是理性，和理性所表达的形式——科学。难道科学真的有这么大的作用？其实并不是这样。科学是一种态度，是一种生存的态度和生活方式。科学态度的本质就是崇尚批判和宽容批判。

耶路撒冷没有真理，有的只是偏见。只是他们把偏见包装成真理。伊斯兰世界在一开始和在拒绝古希腊文明的宗旨后，也是如此。有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大声质问：为什么我们的伊斯兰世界在过去的1000年里乏善可陈？

基督教的经院哲学要做的是调和理性和宗教的冲突，重新解释圣经，把理性适度地带入宗教。这些神职人员是有远见的，他们知道，如果基督教离开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会变成野蛮的代名词。他们知道，仅仅靠圣经是不行的，必须要靠重新解释圣经。用什么解释圣经？这是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他们意识到，如果没有理性，基督教将没有前途，因此要靠足够的理性。但是他们也意识到，彻底的理性也是不行的，因为其结果必定是质疑教义。于是，经院哲学的全部努力就是如何让基督教教义不与古希腊理性相冲突，以及如何把古希腊理性纳入基督教的框架。这种努力，最终一定是徒劳的。但是，这个过程却使得基督教进步了。他们希望建造的大厦最终是注定要坍塌的，但是在建造过程中发明的工具和技术却泽被后人。

经院哲学的目的并不是要引入科学，而只是希望掩饰这种显而易见的无法自洽的说教。他们发现只有古希腊的学说和逻辑才是最好的装潢。我不客气地说，就如同一个人要装修自己的茅草房，结果发现宫殿拆下来的材料非常好。但问题是，一旦用这样的伟大材料装修茅草房，那茅草房还会存在吗？因此，他们不可能用古希腊所有的材料，原则是茅草房还必须有存在感。

我们今天赞美的基督教实际上是这些古希腊的装修材料，而原本的基督教却是里面的茅草本质。我们以为基督教和科学是不冲突的，甚至基督教还鼓励科学，实际上，那只是那些古希腊的材料有这些性质，他们并不来自基督教，而是来自古希腊。

基督教所引进的古希腊理性，才是基督教容纳科学的部分。当然，就是这部分也是不断遭到基督教制止的。今天我们极少有人相信圣经所描述的世界的历史长度。按照圣经，人类历史只有数千年，但是按照科学，人类历史要长得多得多。于是现在的圣经就会被重新解释。今天我们去教堂，极少有牧师会按照圣经来告诉你这个宇宙的历史只有6000年。他们会告诉你，圣经上所说的年代只是一个比喻，而这个比喻是不错的。这就是我说的对于教义的解释权。亦即，教义不重要，解释才重要。对教义的解释决定了宗教的性质，或者进步，或者落后；或者文明，或者野蛮，这些和教义本身关系不大，而和解释却关系很大。

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其实目的并非要增加基督教的理性，而恰恰相反。无论是路德还是加尔文都是反理性的。他们不喜欢经院哲学，他们要彻底砸烂重新解释了圣经的经院哲学，回到圣经去。但是他们的结果可以说是事与愿违。他们在事实上把本来教会拥有的解释权送给了信众。本来，他们绝不想把解释权送给信众，而是他们自己要从天主教那里夺回解释权，但是他们已经做不到了。新教的初衷是反理性的，但是其结果是剥夺了天主教会的解释权，同时他们自己也没有得到所有天主教被削弱的解释权。这样一来，信众的个人自由显然增加了。当自由被还给个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由此引起的进步。

我们看到，中世纪在科学上几无建树乏善可陈，而真正的科学进步是在文艺复兴后发生的。那么我们怎么可以说基督教鼓励了科学？如果基督教是鼓励科学的，那么应该在基督教控制最严密的时候对科学的促进作用最大，为什么反而是在基督教失去了对人们思想的控制之后而科学繁荣起来呢？

我们从天体运行的认知来看，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我们都知道哥白尼、布鲁诺和伽利略的故事，因为哥白尼学说挑战了基督教教义所鼓吹的托勒密体系而被禁言，而布鲁诺干脆被烧死，伽利略被禁言。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托勒密体系也是古希腊的学说。但是托勒密学说在古希腊只是一家之言，同时古希腊还有阿里斯塔克的学说。最早提出日心说的不是哥白尼，而是古希腊的阿里斯塔克。在古希腊，这些对立的学说是可以同时存在的。这就是科学繁荣的条件——容得下批判。托勒密学说在古希腊的这些学说中不是最科学的，但是比耶路撒冷的天地概念（天像锅盖在扁平的大地上）要好很多，只是由于它比较适合基督教鼓吹的天堂地狱的学说，就被放在了圣坛上，而别的学说就被贴上异端邪说的标签而打入冷宫。比如艾拉托色尼计算的地球子午线长度要比托勒密的准确得多，但是不被基督教会认可。以至于后来哥伦布按照托勒密的数值计算，出现了很大的误差，导致他以为抵达的加勒比海岛屿是东方的印度。当然，如果他采纳艾拉托色尼的数值，可能就没有足够的勇气向西航行去抵达东方了。

我们从伽利略制作的望远镜以及伽利略的观察和解释中看到了阿里斯塔克的影子，这些在耶路撒冷是根本看不到的。通过伽利略制作的望远镜看到了行星的不完美的形象，这被教会斥责为蛊惑，他们的理由也是足够充分的：我们都知道，一片放大镜就足以扭曲这个世界，而伽利略居然用了两片！去年（2015年）我到佛罗伦萨的伽利略博物馆，看到了伽利略制作的那些天文望远镜。在伽利略500年后，我见证了它们，而它们在当时见证了科学和宗教的刀光剑影。我站在这些望远镜前面，仿佛看到和听到当时宗教和科学的搏斗。一方是雅典，一方是耶路撒冷。一方是理性和对真理的追求，另一方是信仰和以真理自居。一方是永不停息的进取进取探索，另一方是从不妥协的固步自封。一方是坚定不移的质疑和批判，另一方是顽固不化的教条和坚信。

确实，制作望远镜至少要用两块凸透镜（放大镜）。当我们允许批判时，这一切都可以澄清，孰是孰非，都将水落石出。他们为什么不自己通过伽利略的望远镜看看那些伽利略看到的现象。他们不敢，哪怕他们看了，也赶紧扭过头去，大声疾呼“不是真的！”一片放大镜确实可以扭曲世界，但是两片放大镜合理地组合在一起可以看到我们不曾看到的世界。他们为什么不看看。这是一个多么容易证实的事情。但是他们坚决不看，就是看了也装作没有看见。

这就是宗教和科学的不同。科学的态度就是在看到有悖于自己理论的现象时，会进一步确定这个现象，如果是真实的，那么理论需要修正。但是宗教的信仰就是在看到这样的现象时，扭过头去，诋毁这样的现象，把脑袋埋在自己的信仰中。

苏格拉底和耶稣是截然不同的人，一个声称“我唯一所知，就是我一无所知”，而后者声称门徒们都必须听他的，他的教导不容置疑。基督声称，只有认识上帝，一个人才可以进天堂，才可以得到救赎，才可以不下地狱，而认识上帝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通过耶稣。他声称他是上帝唯一的儿子。似曾相识不？其实独裁和专断在东西方都是一样的，记得天子吗？就是那个皇帝自称的，他就是天的儿子，当然也是唯一的儿子，天无二日么！国无二主是也。于是耶稣就是无所不知。以无所不知对一无所知，耶路撒冷的狂妄和雅典的谦卑昭然若揭。

历史证明了，那个号称无所不知的，走进了黑暗；而那个自谦一无所知的，创造了古代最瞩目的文明和后来文艺复兴的榜样。如果我们把欧几里德几何和圣经做对比，前者今天依旧原封不动地在课堂上讲授，经过了数千年的质疑和批判。后者也同样在教堂里被宣道，但是数千年来不许质疑。后者一次次用牵强附会的说辞，蔑视考古学的证据和科学事实。一个允许证伪，但是一再被证实，一个不许证伪，然而漏洞百出。

宗教，正是在第一个条件上就无法通过。宗教在看到和自己的教义不符的证据时，必定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而宗教在第二个条件上也是无法通过的，他们绝对不允许质疑。而逻辑的缺失是更多的民族无法走向科学的原因。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如何对待证据，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判断价值的标准。任何一个宗教，都对不利于自己的证据深恶痛绝。在历史上当考古证据显示人类的历史远远长于6000年的时候，基督教的权威不是认真地审视这些证据，而是让信徒们不要去理睬这些证据。

对于质疑，宗教和独裁者都极为恐惧，不要说不敢提倡，而且是必须打压。当教义和权威受到质疑时，宗教权威和独裁政权都会不遗余力地进行打压。布鲁诺和伽利略在质疑日心说后受到的迫害便是证据之一。历史上这样的证据不胜枚举。

逻辑则是科学的另一必要条件。仅仅有质疑的精神和直面证据的勇气依旧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严谨的逻辑，从初始的证据和质疑依旧无法得到最终正确的结论。比如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人们从太阳东升西落的现象作为证据，得到了太阳围着地球旋转的结论。但是，这是不对的。因为如果地球是自转的，我们也同样会看到太阳东升西落的现象。严密的逻辑保证了从正确的初始条件开始得到正确的结论。如果没有了严密的逻辑，我们只能在一些最初的现象徘徊，而永远无法深入和推进。欧几里德几何是逻辑的典范。它仅仅从几个极其有限的公理开始，完美演绎了一部伟大的学说。欧几里德几何提供了一个伟大的典范，它告诉我们逻辑可以带领我们走到的深度，高度和广度。

早期基督教完全不具备这三个条件，而经过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等等神职人员改造的基督教已经不再是当时那个基督教，因为其在这三个条件上有限地但是瞩目地进行了改良。基督教的神学院在逻辑上走得最远，这当然是和其它两个条件相比。

按照波普尔的观点，数学还不能称作科学。他的理由是数学不具有被证伪性。这当然是他的一家之言。我从来没有同意过波普尔，我也同样不同意他对柏拉图的抨击。波普尔所说的“可证伪性”是非常可疑的。即便是按照波普尔的可证伪性，数学同样是需要接受检验的。比如三角形的三内角之和为180度，这在欧几里德几何里是可以直接用理论证明的，这在我们的欧几里德空间也是可以被实验证实的。但是在黎曼空间或者是罗巴切夫斯基空间里，这个结论将被证伪。

所以，数学阐述的结论是具有可证伪性的。比如抛物面的焦点问题，就是可以用平行光来照射一个抛物面来进行证伪或者证实。这是一个数学结论，也是一个物理性质，其可以用实验来检验。数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概率论更是和实验不可分割。赌场的所有规则都是根据概率论制定的，博彩规则也一样，我们每天都用赌局和彩票检验着概率论的结论。

那么我们是否由于宗教的教义错误而不需要宗教？Dawkins的看法当然是不要宗教，他认为历史上宗教并未做过任何好事，人类的进步都是摆脱宗教而取得的。但是伟大的物理学家海森堡并不这么看，虽然他认为宗教和科学真理无关，但是有道德意义。这是一种折中的说法，我并不反对，理由是今天的基督教表现出的社会进步意义。但是，基督教今天的进步意义到底和基督教的教义有多大的关系，我认为实际上是没有的。宗教的解释权决定了宗教的价值。今天的基督教和最初的基督教没有价值上的关系。

这些横向和纵向的比较非常可以说明问题：在时间上，只要是古希腊文明占据了统治地位的时期，社会就文明昌盛，反之则野蛮黑暗。在空间上，接受了古希腊文明的地区就是文明昌盛，反之则野蛮黑暗。这没有例外。因此，今天的西方，不是由于基督教而文明昌盛，而是由于古希腊文明的价值的广泛被认可，才使之然。比如日本和基督教毫无关系，只是在接受了西方文明之后，也就是接受了古希腊文明的价值之后，才成为一个文明的国度。

人类本不需要耶路撒冷，人类只需要雅典。但是耶路撒冷以一种历史错误进入了人类历史，我们甚至把文明的一部分冠以它的名字。这也不能仅仅怪罪耶路撒冷，这是人类的弱点。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和理性，因此我们走了中世纪这样的漫长弯路。这并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弯路，只是代价太大了一些。如果没有文艺复兴，我们可能依旧在这条黑暗的道路上。

我们可以看到，道德是具有地位的，于是宗教作为道德的衍生物，确实可能有地位。但是我们从古希腊的社会看到，没有宗教，民主照样运作良好。也许我们也会说，古希腊也是有宗教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古希腊的宗教和耶路撒冷不是一回事。雅典的宗教，对神没有恐惧，也没有教条。而耶路撒冷则不相同。

我相信，民主的雅典和他们对神的态度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对神的不恭，也许就是民主的精神起源。在雅典看来，没有任何权威是需要顶礼膜拜的。既然神都不需要被顶礼膜拜何况是人？这样的勇气足以导致民主的理念。既然我们人类都是同样会犯错误的，我们在这个理念上就是平等的。一个平等的社会是不可能有独裁者的，没有了独裁者，权力就在公民手里，这就是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