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 真相不明的历史, 总要有一个最后的底线 - 蒙城汇

我们经常说，长平之战秦将白起坑杀赵卒几十万。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天宝末年的唐玄宗时代曾有马嵬之乱。后周末期，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做了皇帝，等等。如果我们熟悉后现代历史学的理论，则会发现这些话呢，其实都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我们漏了一个东西，我们应该说的是，根据《史记》的记载，白起坑杀了赵卒；根据《汉书》的记载，鸿门宴上曾经发生了项庄舞剑；据《新唐书》《旧唐书》记载，唐玄宗天宝末年时发生了兵乱；根据《宋史》记载，赵匡胤兵变后做了皇帝。

可是过去呀，我们常常忽略作为文字书写的史书，把它作为透明的玻璃，好像通过这些透明的玻璃，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历史。但是，我们忽略了文本的存在，在我们把它当成玻璃时，没有把它们当做一层隔障，这样一来，就忽略了这一层透明的屏障。可是，我们和“过去”之间，并不是透明的、没有任何障碍的呀，还有“历史”文本呀，所以，如果我们把透明的玻璃当成一个要注意的焦点，不是直接看玻璃背后的景象，而是定睛看这个玻璃，把注意力集中到文本上时，过去的玻璃就会变得模糊起来。这个时候，玻璃后面的“过去”，才经过玻璃的折光而呈现出来。这一点和说书人根据《三国演义》《水浒传》演绎出来的各种故事没有区别呀。说书人也可以说，根据《三国演义》，捉放曹如何如何；根据《水浒传》，宋江三打祝家庄如何如何等。过去传统史学，常常把连接我们自己和过去之间的历史文本给忽略了，人们常常是在直接地叙说，好像历史是个不言而喻的过去，历史与过去是等同的、重叠的。

海登·怀特被认为是后现代历史学的理论奠基人，他有三本书，一本是《史元》，metahistory是一个很怪的词，有人也翻译成《后设历史学》或者《元历史学》，还有两本是《论述的转义》和《形式的内容》。这三本书不完全是历史学，但对后现代历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怀特的理论，厉害的地方就是抓住了文本环节的重要性。我念一段他的话吧，他说，“我们所谓的历史，其实是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

这话怎么讲？有三点，第一，历史不等于过去，而是写作出来的话语；第二，历史必须首先被写作出来才能被阅读，通过阅读我们现在人才可以与过去发生关系；第三，历史在这点上与文学一样，并完全可以由文学理论所诠释。唯一的不同，是小说家创作（invent）故事，历史家发现（find）故事而已。这样一来，历史与文学的界限在逐渐模糊。所以，他提醒我们说，我们应该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被所谓历史的真实性所约束，小心翼翼地避免历史叙述所带来的指令性、指导性的引导。

后现代历史学有很多聪明的地方，这就是他们的“洞见”。他们看到了很多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事实。比如说，你读《左传》和《史记》，就可以很容易看到一些虚构事实，这给后现代历史学提供了佐证，举三个例子。

比如，项羽霸王别姬，很有名的故事吧，《史记》记载项羽在帐中与虞姬生死离别，第二天项羽与十八勇士突围并相继死去。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没有人会获知虞姬与项羽离别之事的呀。很多人包括清代一些考据学家都认为霸王别姬的故事与司马迁对项羽的一种感情和要确立历史的连锁性有关。按司马迁的观念，历史是由秦到楚再到汉，楚有首义之功，所以要凸显项羽的意义，给项羽立了“本纪”，可能也根据什么传说故事写了这个凄楚的故事。

又比如，《史记》中还有张仪、苏秦列传，可是根据现在考古发现的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记载来考证，张仪与苏秦活动年代之间相差数十年，两人之间不可能发生像《沙家浜》似的智斗，但是《史记》把两人的时代放在一起，就有了六国和秦之间关于连横合纵的精彩智斗。

再比如，《左传》里面有刺杀赵盾的刺客鉏麑，他看到赵盾勤勤恳恳地早起准备觐见，于是长叹一声而“触槐而死”。那么，他死前的心理活动有谁会知道，又怎么会被记录下来呢？《左传》怎么会相信这种故事呢？在这些猜测揣摩之中，历史与文学之间有了密不可分的因缘。

后来，我觉得，可能在《汉书》以后，历史学的理性逐渐被确立，大家都要给历史与文学分工，说文学是虚构的，历史是真实的。历史被确立为真实的写作之后，就好像具有了真实的特权，要我们必须相信他。但仔细看，历史的事实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

如果我们相信史书所记载的唐代玄武门兵变，就会承认，李建成是很猜忌、很差劲的，李世民是很谦和忍让的，是被迫杀害他的兄弟的，也是正义的；而他们的父亲李渊，本来也是愿意传位给李世民的，只是受到了后宫的蛊惑和挑拨，所以李世民后来继承皇帝位子，他是合法的；不然的话，就没有后来的贞观之治，唐代也不可能延续三百年，所以是应当的。但仔细分析后，可以看出历史书在假借着真实与权威，掺进了很多自己的立场，编了一个圆满的故事。

李建成兄弟与李世民一样，也拥有皇位继承的合法性，李建成还是哥哥，为什么他们不可以杀掉李世民呢？为什么单单李世民是被迫的且是有道理的，是无奈之后才狠心地断手足之情。这其中显然掺入了一些政治与文学，并非完全按照真实的历史，像档案一样一一记载。

以前，傅乐成先生曾经写了一篇《玄武门事变之酝酿》，收在他的《汉唐史论集》里面，对这件事情已经做了重新分析。大概是去年吧，葛剑雄在《万象》杂志上面也写了一篇文章，也在重新讨论这一问题。我想，是后来对唐太宗作为英明君主的赞扬，强化了兄弟残杀事件的合理性，后来对历史本身的合理性认同，又支持了叙述的合理性，在这里历史不是像文学一样吗？

又比如，关于清代皇室，也有不少的争论。如顺治皇帝五台山出家之说就有各种描述；关于雍正是否改了传位诏书夺了十四皇子的位子，也有很多说法。特别是关于乾隆的出身，历史学家孟森曾有一篇《海宁陈氏》的文章，讨论乾隆是否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究竟是汉人还是满人。我们知道，如果历史改写成这样，爱新觉罗氏就成了汉人，后来是不是也就不需要反满，也不需要反清了？后来金庸写《书剑恩仇录》不就是这么写下来的吗？

这些历史，因为掺进了价值、想象和感情，有文学性叙述在里面，叙述出来的确实是一种“文本”。这是后现代历史学的一个洞见，它看到了历史中间的种种虚构、叙述、遮蔽和掩盖。顺便说一句，大家要知道，后现代的理论是从文学中学习而来的，文学总是想象力丰富且花样繁多。搞文学的人常能创造出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理论，对人颇有启发。

怀特的思路，实际上受到文学传统的影响，如雅各布森（RomanJakobson）、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弗莱（NorthropFryer）等等。怀特受他们的影响，就逐渐生成了他自己关于历史学的理论，他的结论是：“过去不等于历史，历史只是一种叙述，叙述不见得能被完全理解，当人们理解时，可能已经不是真实的历史了。”

另一个后现代加新马学者詹明信，也曾经说“历史不是一个文本，可除了文本，历史无法企及”。你乍一听，这话对呀，过去是客观存在的，它虽不是文本，但除了文本，确实无法知道也无法叙述，可是，我们往往把“叙述”和“文本”当成真实的历史，史书仿佛是一层透明的玻璃，让你忘记它的存在。所以，后现代历史学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提醒人们，我们始终是在透过这层玻璃来看过去，这层玻璃就是历史文本，而文本就是人为的叙述。

这里面确实是有深刻的洞见。在我们习惯接受的很多历史叙述中，真的是有一些被后人构建的，比如说“炎黄炎黄”，就是炎帝和黄帝，作为中国人的始祖，黄帝、炎帝被发掘出来隆重地崇奉，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后人弄的，司马迁都知道这些话靠不住，所以“荐绅先生难言之”，不好说嘛。

台湾的沈松侨写了一篇《我以我血荐轩辕》，他分析黄帝传说的历史，就说黄帝故事的大量生产与晚清的国族认同有关，黄帝在古代就已被说到近于神话，可到晚清时又被浓重提出，连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很重视对黄帝的祭祀。直到现在，还大修黄帝陵、炎帝陵，官方和民众还年年去黄帝陵拜祭。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这都是后来希望强调国家民族认同的反映。

浓墨重彩的书写是干什么？是为了让它具有民族传统和历史认同的象征意义。这和明代的遗民故事一样，它到晚清时被描写得日益悲壮，其中有着反满的动力和压力。所以，如果我们认真清理和透视历史文本，你就会发现，有的历史会假借“真实”的权威，来影响和改造我们当下的思想，我们常被历史所谓的“真实”约束，以至于相信“历史的文本就等于真实的过去”。

应该承认，无论古代还是现在，由于意识形态、价值观、感情、思路方法、政治时势等因素，也包括历史资料的欠缺、丢失等等，历史真相的叙述总会受到影响。完全讲历史叙述的全面性和真实性是不可能的，我们说，“不在场的阴影笼罩着在场的”，“过去”和“历史”之间的距离实际上是很大的。后现代历史学将“文本”拿出来，追究并且质疑“文本”的真实性，使我们意识到文本不等于真实，这个意义是很大的。不过，大家注意，对历史资料的审查和解读，现代历史学和后现代历史学，表面一样，实际是不一样的。那么，对历史文本的考据，考据其真伪，审查它的内容，现代历史学和后现代历史学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在中国，对历史文本的考察有很长的传统，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伪书通考》和《续伪书通考》。这两部书很有代表性，它们把过去相当多的文献都放在“真”还是“伪”的面前，考察这些文献的描述是真是伪、作者是真是假等等。这一传统在清代，形成考据学，考据学家对古代文献做了更多的研究，现代史学也继承这个传统。我以前是古典文献出身，在学校学的就是这一套知识和方法。但是，这些“辨伪”，和后现代历史学对文本的质疑并不一样，那么，后现代是怎样看待文献的呢？

其次，后现代历史学不是变废为宝。在上一次讲福柯的时候讲到，后现代历史学也不是像陈寅恪那样指出“伪史料中有真历史”，陈寅恪是“将伪变真”，变废为宝，还是要找出“真实”来。

而后现代呢？是要揭发历史文本在书写中间，由于各种意图而被添上的各种色彩，然后它要把染上色的系列，一层层排列起来，成为历史描述过去的过程，要证明这个过程中是有“权力”的影响的，说明历史和文学一样，只是叙述出来的文字。

大家知道，在古文里，“伪”是人为的意思。荀子说，人是性恶的，“性善者伪也”，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人性恶，性善是装出来的。在后现代史学眼睛里面，所有历史著作的真实性，都是人为的，是“伪”的，造伪的动机可能透露出真实来。

上次我们讲过福柯，福柯就认为，这些书写的历史真实，符合了某个时代大家的共识，所以大家都接受它并承认这种真实，于是它就成了“真实”。大家承认的共识，就是一种“权力”，它确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而处在那个“常识”世界的人叙述的历史，渐渐就成为后来人想象中的真实，所以，“历史”就是写出来的历史，而历史就遮蔽了“过去”，我们看到的只是历史文本，而看不到帷幕后的东西。过去，思想史也好，文化史也好，对文献真伪考证时常常讲“去伪存真”，通过真实史料重新描述历史。后现代历史学不这样认为，因为这样一来，就等于承认了通过这些史料可以直接恢复和再现历史，所以不应该将重点放于“去伪存真”，因为“伪”的本身也是一种“真”，它是人为的构造，构造时流露了真实的心情。

应当说，这也是后现代历史学的洞见。历史里有真史也有假史，无论真实的历史还是层层积累的假史，小心翼翼地剥开它们，都会发现背后真实的心情，重新组织和发掘，就会看到一些原先看不到的东西。

小心剥历史的外壳，先是虚构的历史，之后有虚构者的心情和选择这些事件真实的想法，反映着一些价值取向，背后是一套用观念包裹起来的思想。就像买椟还珠，过去历史学家总认为我们可以找到那个“珠”，但后现代历史学家告诉我们那个“椟”，就是盒子也很重要，用什么样盒子包装反映了卖珠者真实的心理，这样你就把历史变成了史学史，变成了思想史，科林伍德不是说嘛，“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现在大家争论马可·波罗是否真的来过中国，并讨论《光明之城》的真假。大家能不能想想，这种关于真伪的争论背后，是否能说明什么？为什么很多人要坚持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为什么有人要相信《光明之城》的真实？有时候，你不必去讨论历史是否真的存在过某人某事，也许那是争不清楚的，但是，可以看看那记载这人这事的文献是否有某种思想和意图？

和这有关系的另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是从19世纪下半叶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在说的，中国人像法显、郑和发现美洲。最近，围绕一个英国业余学者孟席斯《1421年：中国人发现美洲》，还在争论。很多人都指出他那些关于古航海地图、关于沉船等说法都是不可靠的。其实，我们不必总纠缠在真的还是假的上面，还可以看看，这种争论背后，总是有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

为什么关于中国人发现美洲的说法，出现在晚清的积弱时代，又大盛于开放后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呀？它和当时的民族主义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郑和航海发现新大陆的说法出现在当代的英国呀？它和后殖民思潮、世界体系、大分叉的想法有什么隐约的关系呢？这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

后现代历史学有一个很明显的理路，先是瓦解历史学的真实性权威，动摇理性与科学的绝对性，然后进一步批判西方代表的“现代性”，然后是瓦解西方中心论，批判文化上的殖民主义，包括西方中心、男性中心、理性中心，对旧说法进行颠覆。

大家注意看，英国作家霍布斯鲍姆（E.J.Hobsbawn）编有一本书叫做《传统的发明》，这本书说了一个事情，就是很多“传统”不是客观存在在那里的，是历史积淀下来的，是当代人“发明”出来的。所以，当代欧美一些历史家，非常热衷于非洲大湖区的历史。比如大卫·勋伯伦（DavidSchoenbrun）研究东非大湖区土著在1890年到1990年的反抗历史，帕特里克·哈里斯（Patrick Harries）研究南非祖鲁人的历史，都有重建历史，作为政治动员力量和族群认同的意思。很多后殖民历史学理论也从这些研究中发展起来。其实，很多大湖区的历史记录是纷乱的，当他们要反抗殖民统治时，重新建构了很多历史，甚至动用殖民者的历史资料来重新编织土著悠久的历史。这些历史，不必一定是真的，但它支持着土著人对独立的争取，反映了他们两百多年争取民族独立的心情。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的真实与虚伪并非讨论的重点，对历史真伪的清理，属于现代历史学的范围，而不是后现代历史学的关注点。

我这人有些实用主义，什么东西先拿来自己用用，不好的话，也不会轻易地相信它，所以，有人说我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也许是表扬，也许是批评。这我不去管它，其实，我觉得所有的理论都有它的长处和短处，后现代历史学有根本的短处，这使它也具有很大的危险。

记得有一次与以前的研究生讨论，有人说，中国史学很早就有后现代的思想了，因为顾颉刚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了，讲历史是由层层积累的伪史构成的。好像台湾的杜正胜也有这一看法，说古史辨派的理论与后现代史学的某些方面事实上是相通的。顾颉刚先生认为中国古史全是一篇糊涂账，两千年来随口编造，其中不知有太多糊涂。经过两千年的编造成为一个系统，什么是系统？就是零星的散乱的知识的合理化与秩序化，而秩序化恰恰就是现代理性的一个特征。

顾颉刚说，“古史发生的秩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悖”，古史本来发生的秩序，和写作出来的古史所排列的秩序，恰恰是相反的。比如禅让，就是战国学者受到时势局势刺激后，在想象中建构的乌托邦，并不是真的，三皇五帝说，就是越古越晚出，因为要超过以前的传说，描写更古的帝王，所以就越说越古嘛。看上去，古史辨派似乎和后现代史学一样，要瓦解传统历史的真实性，重新寻找构成历史的知识与秩序，找出存在的古史观念是从何时何地因何事而来的。

顺便说一句，有人说，古史辨派与日本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有相同之处。这不一定对，日本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在日本人那里，是为了支持它对中国历史的瓦解，以减少华夏传统对日本的影响，是重建日本民族主义历史的举动。过去，日本对中国历史非常尊敬甚至当成自己的渊源，白鸟的工作，是要瓦解中国悠久的历史，以建立一个全亚洲范围内共同的历史的渊源。而顾颉刚先生及“古史辨”的学者是受当时的科学主义、清代的实证风气及流传下来的公羊学传统的共同影响，虽然客观上也有瓦解历史传统的意义，但和白鸟库吉还是不一样。同样，它也不同于后现代历史学，应该说，还是属于现代性的史学范围之内的。

第一，古史辨派毕竟相信历史有一个本身的存在。他们的看法是，历史学的目的是要剥开层层包装的伪史而呈现真实的历史。可后现代史学是“无心”的，是“空心”的，认为所有的历史都只不过是层层的包装。古史辨派的重要原则，是“去伪存真”，后现代历史学则将叙述的历史和真实的过去分开，把过去的真实悬置起来不去讨论，而是讨论一层层的包装是怎样建构起来的。也就是说古史辨寻找“真实”如何，而后现代只是追问文本的“叙述”如何。

第二，正是因为以上的差别，古史辨派的中心目标是“辨伪”。剥掉的东西是随口编造的废弃物，它们与本真的历史构成了反悖，所以要寻找本真的东西，其他的可以甩掉不要。后现代好像对“垃圾”特别感兴趣，特别关注那些层层作伪的东西，它的主要目的是清理这一层一层的包装过程，好像马三立相声里说的那个止痒药，“剥了一层，又剥一层”，最后的秘方只是两个字“挠挠”。也就是说，当古史辨派把一些东西当做废物去掉时，后现代史学者将它们拣起来并做细致的分析。

第三，古史辨派的历史学方法基本上是针对“过去”的存在，“过去”是很重要的。他们在当时，确实瓦解了传统史学，而且与当时反传统的激进主义吻合与呼应，在广义上实际算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方面，他们有符合现代性的一面，使传统史学发生了松动，使旧资料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使历史的重写成为可能。他们讨论什么样的历史资料是真实的，将经、史、子、集各种文献放在同一个起点上，追问其真实性，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它仍然是在“六经皆史”的延长线上，把所有资料当做历史资料嘛，而历史资料是要求具有真实性的。可是，后现代则直接从“六经皆史”走到“史皆文也”，这是很不同的。

说实在话，我并不认同后现代历史学对真实存在的“过去”和书写出来的“历史”的漠视和瓦解。尽管这种思路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但是，我觉得，历史研究者总需要有一个最后的边界。佛教说“一切是空，空亦是空”，空到最后还有什么呢？后现代历史学说一切都只是叙述，但是，我们怎么能相信“过去”这个巨大的存在，只是一种被描述出来的东西呢？因此，对于后现代史学，我们需要问几个问题。

首先，历史学是否承认那个“过去”始终在制约着历史叙述的边界，是否承认那个真实存在过的历史始终在限制着历史的书写？我们不能把这个隐约的制约力一概抹杀，总不能面对着巨大的殷墟遗迹，说它只不过是一个叙述吧。历史在很多时候，的确是被叙述的。“横看成岭侧成峰”，不错，但毕竟还有一个山峰在那儿，否则又如何横看成岭侧成峰呢？特别是当我们做历史叙述时，过去存在的遗迹、文献、传说、故事等等，始终制约着我们不要胡说八道。如果是文学叙述则可以随便想象，文学是一个开放的天空，有什么不可以想象的呢？哈利·波特也可以被随意写的嘛。可是，我们能说夏、商、周是外星人搞出来的吗？所以，我们要质疑后现代历史学，是否承认一个曾经存在的过去，毕竟是在制约着和规定着历史叙述的边界，如果是这样，那么历史就不可能是文学式的“散文”。

其次，是否承认不同的“叙述”只是各个不同视野的历史观察。尽管后现代非常深刻地揭露出叙述和书写的意义，但它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种叙述和书写，只是代表了个人，只是某一个片断、某一个角度，它本来并不应当把这种叙述和书写放大，当做普遍性的东西。你看，后现代历史学在进行自己的叙述时，它也希望别人承认它是“历史”。这就有矛盾了，因为，你在强调历史只是一种叙述和书写的时候，应该承认它只是个人视野中的历史，不能宣称自己已经叙述了历史，甚至叙述了真正正确的历史，也不能强迫别人服从这种叙述。有人关于《中国思想史》采访我，我一开始就讲这是我个人视野的作品，我没有强迫别人接受自己书中的观点，只是希望读者可以了解我对思想史的理解和思路。

再次，接下来要追问后现代历史学的就是，它是否承认自己的历史书写也是一种权力，也是隐含了权力的话语，隐含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书写。而且需要追问，是否承认在某个阶段，权力话语下的写作，是有意义和必要的。比如安德森，他说国家只不过是“想象的共同体”，但这个想象共同体一旦存在，它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是否就具有了正当性与必要性？

最后也是最麻烦的问题，就是如果缺少了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不通过某种理性的构造，先确立一个秩序，历史能被叙述吗？缺乏了理性的秩序和框架，历史还是不是历史？历史本真的存在，可能是散漫的、漫无秩序的、庞杂的、丰富的，怎么能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如果没有一个理性的框架及历史预设的话，又怎么确定如何去书写、书写什么？历史如果真的可以被“拆碎七宝楼台，不成片断”的话，那么，什么是历史呢？我阅读后现代的著作，觉得他们真的是很聪明的，不经意地就可以瞄到一些历史的漏洞。就像下棋，不是按照定式一步步地来，而是有一些天才的想法，招数虽凌乱，却杀得对手毫无招架之力。后现代者真的有很多天才的想法，不过，它也常常给我一种感觉，就像南宋人说的，七宝楼台，拆成了片断，虽然绚丽多彩，却不知如何再重构一个新的七宝楼台，到最后自己把自己也给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