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志 | 比人类所有恶加起来更可怕的是什么 - 蒙城汇

艾希曼在临终一刻，似乎总结出我们在人类漫长罪恶史中所学到的教训——邪恶的平庸性才是最可怕、最无法言喻、又难以理解的恶。在政治中，服从就等於支持。

纳粹政权倒台后，他逃到阿根廷。1960年，他被以色列特工绑架，次年在耶路撒冷受审，全球关注。出生德国、流亡到纽约的犹太裔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接受《纽约客》邀请前往采访审判过程，在杂志上发表五篇文章，结集为《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平庸的邪恶》。

艾希曼认为因谋杀罪起诉他是错的：“我从来没杀过犹太人，也没杀过非犹太人，就这个问题来说──我从来没有杀死过任何人，我从来没有下令杀人。”

在狱中时定期探访他的牧师也说，“他显然既没有对犹太人恨之入骨，也不是个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他“个人”从未有任何反尤行为。”

连精神科医师一致认为他很正常;他对妻儿、父母兄弟姊妹态度“不只正常，还堪称为理想典范。”

他认为自己只是个守法的人，他的一切行为都只是在履行职务，而他在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偶然的，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取而代之：因此几乎每一个德国人都有罪。

汉娜阿伦特在书中描述他的最后陈述：“他从来没有憎恨过犹太人，也从来没有杀人的意愿，所有的罪行都是来自对上级的服从，而服从应该被誉为一种美德。他的美德被纳粹领导人滥用，但他不属於统治阶层，只是个受害者，受罚的应该是领导阶层。艾希曼说：“我不是那个被打造出来的禽兽，我是谬误的牺牲品。”

阿伦特同意。她说“艾希曼既不阴险奸诈，也不凶横，也不像理查三世那样“一心想做个恶人；艾希曼格外勤奋努力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想晋升，而我们无法认为这种勤奋是犯罪……，他并不愚蠢，只是缺乏思考能力——但这绝不等同於愚蠢，却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罪犯之一。”

的确，这是汉娜阿伦特在本书中要提出的：“艾希曼在临终一刻，似乎总结出我们在人类漫长罪恶史中所学到的教训──邪恶的平庸性才是最可怕、最无法言喻、又难以理解的恶。”

阿伦特真正要指出的不只是邪恶的平庸，而是其原因：艾希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没有思想能力（thougtless），而这就是平庸。在后来“思考与道德思量──致W.H. 奥登”一文中她说，“大规模犯下的罪行，其根源无法追溯到做恶者身上任何败德、病理现象或意识型态信念的特殊性。做恶者唯一的人格特质可能是一种超乎寻常的浅薄……是一种奇怪的、又相当真实的“思考无能”。

如果一个人毫无犯罪动机有可能做恶?我们的判断能力是取决於我们的思想能力吗?无能思考与良知的失灵，是同时发生的吗?阿伦特相信，思想能力，亦即判断是非与善恶的能力，可以酝酿出良知，因为可以确保人的道德完整性。因此，“这种脱离现实与缺乏思想能力，远比潜伏在人类中所有的恶的本能加总起来更可怕，这才是我们在耶路撒冷应该学到的教训。”

《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平庸的邪恶》在出版后引起很大的争议。首先，许多人认为艾希曼并非真是一个没有恶意的平庸官僚：早在1932年以前，艾希曼就已经参加了反犹太组织;在纳粹倒台后，他还在匈牙利参与了在欧洲屠杀最后一个犹太人的活动。尤其，艾希曼曾对同伴说：“我将高兴地跳进坟墓，因为500万个犹太人死了让我很极端满足。”对此，阿伦特说他只是在“吹嘘”。似乎，她对艾希曼智力和语言的鄙视蒙蔽了对他的判断。

其次，阿伦特在书中追究德国和波兰与纳粹合作的犹太人领袖──用阿伦特的话说，“犹太领导人的角色无疑是整个黑暗的故事中最阴暗的一章”，这让很多人批评她对犹太人没有特殊的同情，去批评受害者是非常无情的，尤其她曾和支持纳粹的哲学家海德格有恋情。

对於有人批评她不爱犹太人，她的回应是：“你说的很对──我并不被这一类的任何‘爱’所打动，原因有二：（首先）我这辈子不曾‘爱’过任何民族或团体──无论是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还是劳动阶级，我真正爱的只有我的朋友们，并且，我所知道和相信的爱仅仅是对於一个个具体的人的爱。”

著名学者Judith Butler诠释说，她的确不“爱”犹太人或“信仰”他们，而仅仅是“属於”他们。

总结来说，《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探照出邪恶的平庸性及其与人的思考能力的关系，这补充了她之前的巨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的关於恶的理论。在该书中她将极权主义界定为“激进的邪恶”（radical evil），会彻底改变人性，但在《艾希曼》一书中，即使人性本身没有改变，却依然能制造巨大邪恶。

不过，另方面两本书还是有某种共通性;《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强调极权主义的一个基础是个人在群体社会中的“孤单”（loneliness），因而激起对权威的忠诚：“只有当他属於一个运动，他在政党中是一个成员，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个位置。”因此，可以说探讨的是极权主义下个人服从的社会心理基础，而在《艾希曼》中则关注了人的缺乏思考使他把服从当作唯一目的。

（不过，虽说此书对恶的理论有重要贡献，但阿伦特却强调这本书其实只是一部对审判的观察报告，而非探讨邪恶本质的理论。）

“艾希曼们”往往辩称自己只是一个小齿轮，只是服从法律和命令，而不能算是犯罪，并且如果他们有罪，人人都都可能有罪。事实上，战后的德国人的确背负着强烈罪恶感。在另本着作《责任与判断》中，阿伦特就说，战后在德国道德混淆的本质在於，那些全然无辜的公民确认他们彼此和整个世界都感受到罪孽，然而那些罪犯却少有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但阿伦特说，“没有所谓的集体罪恶或者集体的无辜，罪恶与无辜只有针对个人才有意义。”

她也认为法官不应该把这场审判视做是对犹太人苦难的审判：“如果被告仅仅是个更大议题的象征，我们就必须低头认同艾希曼及其律师的声明，亦即他之所以被绳之以法，是因为这件事需要一个代罪羔羊，不仅是为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是一个代罪羔羊来解释整场浩劫和其原因──反犹主义、极权政府、人类的原罪。”

在本书最后一段她说，法官应该有勇气说：“我们关注的重点是你实际的作为，而非就你内心和动机是否可能无罪，也并非你周围的人是否有犯罪的可能。”“我们假设，你之所以成为这个大屠杀组织中的一个工具完全是出自坏运气，但这不影响你执行，从而积极支持大屠杀政策的事实。在政治中，服从就等於支持。”因此就要负担责任：“这就是你必须被处死刑的理由，也是唯一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