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 | 狂的三种境界 - 蒙城汇

这类人的一个特征便是好指点江山，口出狂言。曾有人跟我说：“钱钟书的所有作品不及我一篇文章。”我吓一跳，敢紧刮了眼睛仔细看，只见他也就跟我长了一样的手脚五官，也没三个头六条胳膊，于是我虚心求教，问其为何如此说法，他开导我说：“你看他写了那么多书没什么用处，我的论文是有用的。”我又问他你读了钱先生的哪些书，“读了，什么《管维篇》啦，《围墙》啦，一点意思都没有。”他迫不及等地回答问题，我这才松口气而且有些遗憾，因为我平生怕见两种人，一种是天才，他（她）使我自惭形秽，另一种是精神病（当然不是住院的那些真病人，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最需要关心的一个群体），因为这种人浪费我们时间却没有任何教益。一个连钱钟书的书名都念不全的人也在否定他的价值，这是中国人民的“文革”余芳。这种妄狂实际上根本不配以狂名之，称之为妄已是客气万分，余皆不足论。

我们经常会看到或听到有些人对某一件事根本不了解便要发表其“高见”，这种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已多得不可胜数，在此我无暇尽举，仅取一二，以供笑资，（大家若有兴致亦不妨等我抛砖引砖）。比如说许多人喜欢批判神秘现象，说那是迷信，可是又有多少人是亲身观察过这些现象之后有根有据的批驳，又有多少人不是人云亦云毫无头脑的盲从。包括当年的鲁迅、叶圣陶在内，他们研究过神秘现象吗，观察过神秘现象吗？许多事情人们常常以为科学便能解释一切，这实际上本身便是谬见，科学若能解释一切科学便无需发展，相信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这是正确的，但是实验也会有失误的时候，科学也有限度，真正的科学是没有禁区的，对一切现象包括未知的领域都要有探索研究的严谨态度，而不能因为某些现象一时难以科学解释便斥之违背科学，妄下断语，这种态度才是真正的反科学，这才是迷信，同时这也是一种给人类带来不正见的妄狂。这种妄狂的一个典型特征便是无知，有时甚至是惊人的无知，无知的背后是一种拒绝智慧的成见，佛学上把拒绝智慧、真理称为“所知障”——有时某类知识太多会造成狭隘而固步自封，对于接受新知识形成障碍。蒙田有一篇题为《论有知识的无知》的散文，就是批评流俗中的妄狂。哲学家维特根思坦曾说过：“对于不可知的东西，我们只能保持沉默。”这反映了他对理性边界的把握，因为理性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它不可能解释世界的一切。

妄狂的例子是枚不胜举的，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过这种经历，但是真正能够反省自己的人太少，总以为自己是对的，这就很可怕。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便圣贤，也会有过，关键不在于有没有过妄狂，关键在于人是否时刻注意自己对事物的判断是不是有现实的根据而非纯粹理论的根据，如果爱因斯坦仅仅以牛顿的成就为根据，他就不可能有如此增进人类智慧的成就。所以我之所以对妄狂进行这一番评说，实在是因为不少人多年形成不用脑子的习惯，人云亦云太久了。只有自己独立思考并且能够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事物的人，才能在全民喊打倒的阵势下立定脚根。妄狂者还有一个特征便是他们判断一个事物常常自以为用了脑子，实际上他们往往是似用非用地在用脑子，明明是在一个格式化模式化的思维模式中三下两除二粗粗地用了一下脑子，便以为是自己独立思索的结果，于是不下判断则罢，一下判断就错，这是妄狂者最可悲的地方，纠正他们的最好办法便是用事实去说服他们，若事实也说服不了他们，那就不必再去说服，因为一个打定主意要自杀的人你是看不住的。

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在其名著《狱中书简》中谈到愚昧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并说愚昧不是智商问题，而是品德问题，这非常有道理，愚昧必然妄狂，倘若他们有了权力，作恶便是必然的结果，元朝军队攻城掠地之后，常常认为城市必须扫荡掉，在他们眼里，没有草皮的土地上不适于牧牛羊，这样的土地便没有什么价值。这只能说他们愚蠢得令人发指！也是妄狂是品质问题的典型事例。

第二种境界的狂是狷狂。孔子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这种狷狂乃是纯性情之狂，这种狂虽含有一定的精神力量，但是个人的个性张扬为其主要意旨，我们在历史上见得很多，我们常常说某人很自负，往往就是指这一境界的狂。这种狂很有个人魅力，常常让人觉得可爱，它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历代文人中有这种狂气的不乏其人，《舌华录》中载“习凿齿尝造道安谈论，自赞曰：‘四海习凿齿。’安应声曰：‘弥天释道安。’”在这里习、释（和尚）都是狂人。钱钟书先生早年便有狂名，一次其父亲钱基博先生驰书嘱其得空拜访章士钊先生，钱钟书先生回信说，就是隔壁住着太史公、韩昌黎，亦恕不拜访！钱先生曾说：“人皆谓我狂，不知我实狷也。”实际上，文人的狂也好，狷也罢，常常是一种性格的两面，就象硬币的正负面一样不可分。因为狷者有所不为，那就意味着另有所为，而不是什么都不干，只是他做自己愿做的，至于别人怎么说，他不在乎，明清石涛、金农、徐渭等人均在此列，这种狷狂性格的最明显特征便是恃才傲物，不从俗众，这种狂在当代亦不乏其例，只是有些人狂得不到位，落入轻狂小乘狂境，实为可惜。同时，由于狷狂之士多以才情见长，经世济民的担当之念甫重，因此，这种狂如果掌握好了分寸，便讨人喜欢，被人视为有个性，有真性情。若有人要编什么名人佚事，倒是绝好的资料。

但这种狂显然有弊病，这种狷狂的背后受小我局限，缺乏高格的精神力量，当遇到真正强大的邪恶势力时，就不一定狂得起来，到这种时候，能狷，能清高便算了不起了，因此这种狂少了一点底蕴，底气不足，狂情便缺乏厚重感。因此这种狷狂的境界若不能把握一定的度，便很容易滑到轻狂上去，一入轻狂便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随时都会被压制而难得狷狂，我们在50年的历史中已经见过不少本以狷狂名世，最后以低头认莫须有罪名告终的事例。

周作人曾以自己的文字傲视群伦，亦可算个狷狂雅人，但是日本人一进入华北，他就成附痈之蛆，“东启明，西长庚，老死不相见”，他与鲁迅势同参商，全国尽人皆知，鲁迅生前一直关心他，即使决裂了也在暗中关心，死前都在读周作人的文章，周作人却住在鲁迅挣来的房子里视兄长为寇仇，而解放后却以写回忆鲁迅的文字挣稿费过日子，其人格之可怜于此可见一斑。周作人的例子最能说明狷狂之境界的危险性，因为它以个人舒适，满足一己虚荣为己任，难以摆脱小我身执我见之束缚，一旦遇到邪恶势力，底气不足，无浩然之气的长期培养，自难与邪魔外道抗衡，因此这类狷狂之士，在安全时期、安全地带，尽显其狂，然一遇波折必然会收敛其个性，不再示狂，最多只能狷它一狷，倘若恶势力极其强大，连狷也不让狷，那就难说了，少数人不脱狷狂，成就大乘的雄狂高境，但更多的人则狷、狂皆无，把自己的人格给“捐”了出去，把自己给“诳”了。倒是平时从不显其才、狂，亦不极力显狷之人却以真狂现世，独秀群伦。最后的结局是可歌可泣、可悲可叹的，因为常常是浩然狂者肉身“兵解”，留下万世遗芳，而“捐诳”之人人格捐弃，精神死灭，却剩下一具吃喝拉撒遭人耻笑的行尸走肉。我这么说并不是完全否定狷狂者追求自由人格的意义，而是警示包括我自身在内的许多人要把握狷狂的度，不要总是以小我为限，应当放眼众生万物，若无浩然之气并且没有培育的意愿，不妨以平常心待人接物。追求自由、个性的张扬还要培育强大的精神力量作为资源养料，否则狷狂的境界永远不可能被突破而上升到真狂境界，不但不会上升，甚至下坠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性情往往最靠不住。光有性情，没有真智慧，至多加点小聪明的狷狂，永远不可能成就雄狂真果。

第三个境界是雄狂，或曰浩然之狂，乃最高境界的狂，是为真狂。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之狂，这种狂非常人所能具备，它有先天的非凡禀赋，同时还需后天的磨练砥砺，即孟子所谓的“善养浩然之气”，因此这种狂需得有底气，底气不足，一狂就漏馅，至多落个轻狂高傲之名，难得“大乘”高狂境界，这种狂人常常会在危机时刻、生死关头表现得光彩夺目，即如《孟子》所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梁漱溟先生在香港陷落，敌机弹雨之中安然打坐，人问其故，曰：“我尚有大业未成，不会遽死！”这不是跟死神谈条件，而是直截了当地蔑视死亡，在他眼里，我梁漱溟是何许人，哪那么容易死！这种气度，一般人别说达不到这个境界，便是要相信这种事，尚有狐疑难解的猜测，许纪霖先生说梁先生此狂乃狂出真性情，可是在我看来，说他狂出真性情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但在这里，性情尚在其次，其核心的关键性原因在于先生终生为民族之富强，国家之昌盛求济世良方，他之所谓大业未成，便指此而言。在他的狂气背后有一股淼淼然自遥远天际而来的巨大能量，我们称之为浩然正气的便是，唯其正，方显其浩然，泱泱无边。梁先生在50年代孤胆傲世更证明了他身上这股伟力。

无独有偶，马寅初先生也曾以80高龄，孤军奋战，充分展示了他的人格魅力，在举国无明，万马齐喑的肃杀氛围中，能够不趋炎附世，违背良心保持沉默已属难能，而梁、马两位先生面对邪恶，不计个人生死，不度一己荣辱，其精神其狂气堪为万世楷模。这种以死争狂的雄狂境界，须以浩然之气为底蕴，没有底蕴，就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光靠一时的性情绝没有如此风世之效应。那么这种底蕴，这种浩然之气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很“简单”，这种底气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以道义为己任，以良知为己任。中国古代有这种狂气的人历朝多在，在易水边高歌“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荆轲是真狂人，自称“狂人”的王阳明亦绝世雄狂，“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复生更是浩然真狂，历万世而不灭的“奇男子”（梁启超语）《翁文公日记》第三十五册：“谭嗣同……，高视阔步，世家子弟中桀傲者也。”陈叔通称“谭嗣同天才轶荡，为六君子中魅杰，未留身以待（指他慷慨就义），惜哉！”象这些狂人都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美好印象，他们的狂情除了充分地展示和张扬了他们伟岸的人格个性之外，最重要的在于他们给后世有经世济民宏大志向的人立下高标。这种浩然真狂在国外亦不乏其例，象布鲁诺、卡斯特里奥、托马斯.莫尔都留下万世狂名，这种为真理、为自由献身的狂是我们永远的精神源泉。这就是我说的最高境界的狂，是为真狂、雄狂、浩然之狂。

在历史上，真狂显现于人格光辉之中的并不限于原本成名者，真狂、浩然之狂、雄狂，在许多无名英雄身上焕发出耀眼的辉煌，象林昭、遇罗克、李九莲、张志新，他们以一介无名小辈的身份，敢于同周遭的黑暗搏斗，这当然在一般人眼里就是狂妄之徒，但正是这种狂气使他们的生命不再与黑暗合一，历史的黑浪在他们这群中流砥柱身上多少遭到了抗力，他们的生命是脆弱，但他们的精神在他们的狂气裹挟之中变得分外伟大和强大，他们的肉体被屠夫们凌辱、虐杀，但他们短短的一生走过了中国最黑暗的一段历史方显其明亮、灿烂，他们的历史是中国人的精神尚未全死，尚未死绝的一点可怜证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甚至比原已成名的英雄更了不起，因为在许多时候做英雄不一定很难，难的是做无名英雄，象蚂蚁一样默默无闻的冤死、屈死，在诽谤和谩骂、侮辱和迫害，在没有亲人甚至众叛亲离的死寂中被枪毙，试问天下有几人能忍受，忍辱方能负重，忍辱所需要的那种精神养源，绝不是凭借一点性情就可以得到的，没有泱泱无极的浩然之气，便没有甘为屈死冤魂的勇力。从这种角度来说，这一类人具有更加强健的精神力量，他们甚至可以被称之为圣人境界了。茨威格在比较左拉写《我控拆》以支持德累福斯与卡斯特里奥反对加尔文时，曾经说过左拉的安全系数远高于卡斯特里奥，因为左拉是名人，在他的背后有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就是全欧洲的读者，而卡斯特里奥藉籍无名，他的反抗加尔文比左拉更需要一股浩然之气的支撑。30年前的林昭也一样。我这样说并没有否定梁漱溟们的精神力量和人格意义，只是强调了历史上必定还有不为我们所知的雄狂之士，只因他们未能才名运播而被深埋在历史的满天衰草之中，向这些无名烈士致敬是为了给我们自己培育起一种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有菩萨心，菩萨愿，更要有不成菩萨道的至伟勇力！十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到地藏王菩萨那四句使六道震动的誓愿：“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时，我除了久久的窒息感之外，任何语言都难以表达我简单的感受！当然说到这儿早已扯远，因为这种境界是狂、真狂浩然之狂不能涵盖的。

二千年前，太史公忍辱雄狂，成就“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五百年前王阳明出佛入道，宏儒运化，自负狂名；一百年前，谭嗣同心负华严，血荐神州，雄风浩气充塞天地；30年前，傅雷、朱梅馥伉俪自绝于愚民，老舍沉湖绝世，造就了永恒的精神风碑，真狂雄狂，浩然之狂者茕茕孓立，留给我们无尽的反思和怀念。但是，能够摆脱妄狂，走出狷狂小我，迈向浩然雄狂崇高境界的人命中注定是遗世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