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 “不得帮忙的不平”——浅谈鲁迅的屈原观 - 蒙城汇

屈原是我从小就熟悉的诗人，十来岁就看过香港拍的电影《屈原》，背诵过郭沫若译成白话的《橘颂》，尤其对他的历史剧《屈原》中的《雷电颂》情有独钟，曾反复吟诵那些大气磅礴的诗句，至今我还记得“但是我，我没有眼泪。宇宙，宇宙也没有眼泪呀！眼泪有什么用呢？我们只有雷霆，只有闪电，只有风暴，我们没有拖泥带水的雨！这是我的意志，宇宙的意志。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当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名句也是我少年时代就会背诵的。稍大一点，读了《离骚》、《天问》、《九歌》、《九章》，几乎能够找到的屈原作品我都读过，在我的心中，他一直是一个“虽九死其犹未悔”、忧国忧民的伟大诗人。

十多年前有人批评屈原，尖锐地指出屈原是奴才人格的典型，称他代表的正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性人格。这些观点当时对我来说不止是石破天惊，也使我开始重新审视屈原，虽然少年时代起形成的感情难以一下子扭转，但它教我从一个新的角度，以人性的尺度重读屈原和他那些流传了两千多年的诗。从此也就逐渐改变了我对屈原的看法。我为自己过去对屈原的敬仰感到羞愧，为作者深刻、锐利的眼光感到惊讶。

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

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似的境遇。（他们只不过批评）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鲁迅全集》第五卷115页）

其实，早在“五四”以前鲁迅就已指出屈原作品缺乏“反抗挑战”的精神，他在《摩罗诗力说》中说屈原的诗“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

可以说对屈原的抱憾与批评贯穿了鲁迅一生，直到他生命的晚年，在写于1935年的《帮忙到扯谈》一文里，鲁迅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屈原观：“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鲁迅全集》第六卷344页）

但鲁迅生前这篇杂文被官厅检查封杀了，直到他死后1937年7月才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公开发表。据鲁迅先生在文集《后记》中所说，此文经过官厅的检查，属于被“全篇防止”的两篇之一。“原在指那些倡导什么儿童年、妇女年、读经救国，敬老正俗、中国本位文化、第三种人文艺等等的一大批政客豪商、文人学士，从已经不会帮忙，只能扯淡这方面看起来，确也应该禁止的。”先生的话虽然隐晦曲折，不太容易明白，但我相信——这恐怕与他的屈原观也不无关系。

这是鲁迅对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顶礼膜拜的偶像屈原的最后评价，他以惯有的犀利、深刻的笔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觉，在他笔下，“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竟然和《红楼梦》里的奴才焦大一样，说焦大是贾府的屈原，也就是说屈原是楚国的焦大，焦大被主子塞了“一嘴马粪”乃是屈原式的“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光照文学史的《离骚》也只是表达了“不得帮忙的不平”而已。可惜长期以来一直未引起我们的注意，我的整个少年时代就曾陶醉于屈原诗歌的世界。

当然，鲁迅并没有一笔抹杀屈原的文学成就。1926年他在《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屈原与宋玉》中指出屈原“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鲁迅全集》第九卷370 页）对屈原和他的代表作《离骚》评价极高。他在同一年出版的第二本小说集《彷徨》扉页，引用《离骚》的诗句作为题辞：

1932年他的《〈自选集〉自序》再次引用“路漫漫其修远兮”这一诗句。可见鲁迅对屈原的感情也非常复杂，在《帮忙到扯谈》一文中他也说：“屈原宋玉，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对此他一生都没有改变，所以他才经常引用屈原的诗句，甚至作为小说集的题辞，以此自勉。

关于屈原的唯一史料来源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他是两千多年前楚国的贵族，曾任左徒、三闾大夫，在朝廷“与王图国事”而发号施令，对外“接待宾客，对应诸侯”。他主张联齐抗秦、内修法度、举贤任能，不容于当道的权贵集团，两次被楚怀王放逐，在湘江、沅水之间前后流徙九年，“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写下了抒情长诗《离骚》。楚国被秦灭亡前夕，他愤而投汨罗江自尽。据六朝时学者吴均记载，中国的端午节就是纪念他的：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也。（梁·吴均《五花丝粽》，见《续齐谐记》）

《离骚》共373句，2490个字，结构宏伟，语言瑰丽，想象力奇异，上天下地，纵横驰骋，但反复表达的只是屈原怀才不遇和对楚怀王至死不渝的忠诚，是一种“不得帮忙的不平”，他上下求索的是如何才能得到君主的宠信。这是屈原所表达的真实感情。

他以美人香草自喻，以恶禽臭草比喻那些陷害他的奸邪佞臣，只有他才是忠臣、君子，那些人都是奸臣、小人，只有他才是忠诚的。全诗一开头他就着力写了自己吉利的生日、高贵的血统、优美的名字，以此暗示自己人格的高洁。

从此，忠臣和奸臣、明君与昏君、善与恶就成为中国政治文化最基本的主题，中国读书人的最高追求就是做一个忠臣，是屈原塑造了中国文人（他们实在算不上什么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面貌。在古代到现代无数历史人物身上，我们都能够找到屈原的影子。甚至鲁迅先生从焦大——贾府奴才——身上也看见了屈原。他们的身份、地位虽然完全不同，但他们的人格特征却是惊人的一致，他们的悲剧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一贯悲剧，那就是我们在精神上一直是跪着的，屈原如此，焦大如此。我们今天又好到哪里去了呢？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把他对专制君主制度的绝对忠诚，对贪官、小人的刻骨仇恨，对昏君的抱怨和对人民的同情完整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卓绝一世”的《离骚》，当然有他应有的文学价值。

“虽九死其尤未悔”表达的是屈原对楚怀王的耿耿忠心，一旦得不到恩宠，他也只能投江自尽，这就是典型的屈原人格，中国古代愚忠的典范，他为所有文人士大夫树立了完美的人格榜样。鲁迅先生率先发现了这一秘密，六十多年过去了，而我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识还远远没有超越鲁迅的时代，超越先辈的思想，这是我们今天最最需要反省的。在人格上告别屈原，并不意味着全部否定屈原，正如鲁迅说的，屈原的诗是有文采的，他自然还应该有他文学史上的地位。